经济史论文范文10篇

经济史论文范文篇1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经济史论文范文篇2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而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5]®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公务员之家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注释

[1]两篇拙作均见本书。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3]®《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该文简化，我是从凯恩斯原文译出。

[4]¯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第二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96－97页。

°前引熊彼特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及注3。

[5]我国计划经济原用苏联的物资平衡表，八十年代引进投稿产出法，曾用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后曾试用过索洛（RobertM·Solow）、乔根森（DaleW·Jor－genson）的增长模型和丹尼森（EdwardF·Denison）的增长因素分析法。现正结合优选法，建立自己的增长模型。这种广集众长的方法论精神，愿为我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取法；故略作介绍。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7]®拙文见本书。

[8]¯西斯蒙第（JeanC·l·S·d·Sismondi）：《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编。

[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出版，中译本高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卷第315－316页。

[10]CarloM·Cipollaedited,FontanaEconomicHistoryofEurope,1972－1976年出版，中译《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1992年出版。

[11]例见拙作《论二元经济》，载本书。

[12]­RobertM·Solow,“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ol.75,no.2.May1985.

[13]前引斯密书上卷，引语见第16、349、371页。

[14]­李斯特（Fredrichlist）：《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引语见第105页。

[15]®BrunoHildbrandNatual－Geld－undKreditwirtschaft，1864年出版。

[16]KarlBucher，DieEntstehungderVolkswirtschaft，年出版。

[17]­JosephSchumpeter，TheoriederwirtschaftlichenEntwicklung，1912年出版，通用1934年哈佛大学经济修订英文版。

[18]®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用英文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165、515页。

[19]罗斯托（WaltW·Rostow）：《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原分5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他1971年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所增加的。

[20]­希克斯（johnR·Hicks）：《经济史理论》，1969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引语见第9、58页。

[21]该学派称新制度学派（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因与五十年代兴起的以加尔布雷斯（johnK·Galbrai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neu－instiutionaleconomics）的中译名相同，我将它改译为产权制度学派。

[22]­DouglassC·North，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1981年出版。中译本《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本文引语见商务版第7、61、200、203页。

[23]诺斯在本书中提出衡量费用、信息费用、依循费用，费用，怠工和投机费用等词，在他文中也将运输、利息、市场交易等费用计入。后来他在本书改写中将交易费用分成两类，即制定契约所需费用和执行契约所需费用。见他的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m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p.27.

[2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58页。这里是用广义的交换即Verkehr，《选集》译“交往”。

[25]《资本论》第3卷第369、37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经济史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Alfred)和莫耶(JohnMeyer)①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格雷夫(AvnerGrief)、温家斯特(Barry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④。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⑤。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二、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⑥。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⑦。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natural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⑧，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⑨，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⑩。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⑾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⑿。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⒀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⒁，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三、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⒃，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实证迷信”⒆。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⒇。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注释：

①ConradAlfred,andJohnMeryer,1958,TheEconomicsofSlaveryintheAntebellumSou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6:pp.95—1301.

②Fogel,R.W.,andS.Engerman,1974,TimeontheCross:TheEconomicsofAmericanNegroSlavery.NewYork:LittleBrownandCompany;North,DouglassC.1968,Sourcesofpro-ductivitychangeinoceanshipping1600—1850,JournalofEco-nomicPoliticalEconomy,Vol.76,pp.953—970.

③North,DouglassC.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NewYork,W.W.Norton＆Co;North,DouglassC.andRobertP.Thomas,1973,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UK.

geUK.

④Grief,Avner,1994,CulturalBeliefsandtheOrganizationofSociety:AHistoricalandTheoreticalReflectiononCollec-tivistandIndividualistSocieties,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2,No.5(October):pp.912—950.

⑤黄少安：《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载《学术月刊》，2007(1)。

⑥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⑦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页。

⑩⑾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06、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⑿MichelZouboulakis，2005，OntheEvolutionaryCharacterofNoah’sIdeaofInstitutionalChange，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Vol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⒀⒁MichelZouboulakis，同注释⑤。

⒂Parker，William，1971，FromOldtoNewtoOldinEco-nomicHistory，JournalofEconomicHistory，31(1)：PP．3—141．

⒃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⒄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⒆林金忠：《“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载《学术月刊》，2007(5)。

⒇Solow，RobertM．，1985，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ol．75，No．2，May．

摘要：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计量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两大内容。它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新经济史学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的冲突。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使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变成了理论的附庸。这种冲突与两个学科叙事方式的不同有关，涉及两个学科关于“历史优先”还是“逻辑优先”的不同理解，更与新经济史学与传统史学所惯用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区别有关，反映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历史观上的分歧。为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应该放弃成见，加强交流与沟通。史学家应该从旧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学习使用更丰富的理论工具；经济学家也应该重视历史描述，以打破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实证迷信”。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Alfred)和莫耶(JohnMeyer)①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格雷夫(AvnerGrief)、温家斯特(Barry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④。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⑤。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二、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⑥。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⑦。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natural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⑧，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⑨，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⑩。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⑾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⑿。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⒀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⒁，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三、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⒃，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实证迷信”⒆。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⒇。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注释：

①ConradAlfred,andJohnMeryer,1958,TheEconomicsofSlaveryintheAntebellumSou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6:pp.95—1301.

②Fogel,R.W.,andS.Engerman,1974,TimeontheCross:TheEconomicsofAmericanNegroSlavery.NewYork:LittleBrownandCompany;North,DouglassC.1968,Sourcesofpro-ductivitychangeinoceanshipping1600—1850,JournalofEco-nomicPoliticalEconomy,Vol.76,pp.953—970.

③North,DouglassC.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NewYork,W.W.Norton＆Co;North,DouglassC.andRobertP.Thomas,1973,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UK.

geUK.

④Grief,Avner,1994,CulturalBeliefsandtheOrganizationofSociety:AHistoricalandTheoreticalReflectiononCollec-tivistandIndividualistSocieties,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2,No.5(October):pp.912—950.

⑤黄少安：《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载《学术月刊》，2007(1)。

⑥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⑦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页。

⑩⑾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06、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⑿MichelZouboulakis，2005，OntheEvolutionaryCharacterofNoah’sIdeaofInstitutionalChange，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Vol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⒀⒁MichelZouboulakis，同注释⑤。

⒂Parker，William，1971，FromOldtoNewtoOldinEco-nomicHistory，JournalofEconomicHistory，31(1)：PP．3—141．

⒃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⒄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经济史论文范文篇4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释：

[1]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郭树勇、郑桂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同上。

[13]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同上，第281页。

[16]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如：“吴晗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同上，第55-56页。

[23]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同上，第64页。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同上，第84页。

[28]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经济史论文范文篇5

一、研究概况

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专门研究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对象包括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发展观等;另一类则包涵在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之中。第一类，专门研究成果。这一类成果出现时间较晚，大部分都在2000年以后，且数量不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学术论文，还没有相关专著出版。截止2011年10月，CNKI检索主题“陈云”并含“经济发展思想”的学术论文只有4篇;“陈云”并含“发展思想”的22篇;“陈云”并含“发展观”的95篇。另外，武汉大学王元璋教授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史》中，有专门一章研究刘少奇、、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陈云部分有将近8000字的论述。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意义和启示以及比较研究等方面。如，张凤翱《陈云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四次重大思考》③，刘明松《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④，房维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陈云的经济指导思想》⑤，蒋永青《、陈云“一五”末期若干发展思路比较》⑥等。第二类，包涵于陈云经济思想研究之中的成果。由于经济发展思想本身内涵于经济思想之中，所以很多学者，尤其是较早期的学者，没有明确区分陈云的经济思想和发展思想。但是，从研究对象和结论来看，很多学者在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同时，已经研究了陈云的发展思想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并用或者混用了陈云经济思想和发展思想的概念。这一类研究实际开展时间较早，起步时间可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且成果颇丰。大约有超过一半的关于陈云经济思想的专著和学术论文，都涉及到了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在已出版的近50部关于陈云研究的论著中，包括论文集和传记，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有30多部。截止2011年10月，CNKI检索主题“陈云”并含“经济”的学术论文有1650多篇，继续“在结果中检索”并含“发展”的学术论文，结果有710多篇。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具体方面，大致包括陈云关于经济发展的国情论思想研究、国力论思想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研究、对外经济关系思想研究、战略思想研究等。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专著和传记: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①;金冲及、陈群《陈云传》②;李成瑞、朱佳木《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③等;优秀的学术论文:多收集在纪念陈云诞辰周年的论文集中，主要有《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④;《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⑤;《缅怀陈云》⑥;《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⑦;《陈云与当代中国(第一辑)》⑧;《上海陈云研究》⑨两部等。此外，在一些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论著中，也有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方面的论述，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瑏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瑏瑡;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瑏瑢;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瑏瑣等。从纵向角度来看，对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1980年11月、1982年4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卷和(1949－1956年)卷，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党内发行。“陈云研究的帷幕即从全党学习和宣传这两卷文稿开始。”瑏瑤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关梦觉《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初探———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札记》瑏瑥;王琢、黄菊波《国力论》瑏瑦等。1984年1月、7月和1986年6月，《陈云文选(1926－1949)》、《陈云文选(1949－1956)》、《陈云文选(1956－1985)》相继出版，陈云研究的材料得到大大丰富。

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得到大大推进。代表性著作有，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次决策和实施》瑏瑧;王梦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嚆矢———读〈陈云文选〉(1949－1956)》瑏瑨;陈光林、刘凤歧同名著作《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瑏瑩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由专题研究逐渐向总体研究过渡，由单纯经济理论层面研究向史论结合深入研究过渡。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头两年。1995年4月，陈云同志逝世，6月，《陈云文选》第二版1～3卷出版。2000年，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三卷出版。这部《年谱》除公布了许多新史料以外，还使研究者能够全面连续地把握陈云一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脉络，而之前研究者只能通过《文选》掌握陈云的主要思想观点。因此《年谱》的出版把陈云研究，包括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波《新中国经济战线的奠基人———缅怀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①;朱佳木:《陈云与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②;汪海波《对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③;李沛贤《学习陈云“国力论”的发展思想》④;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⑤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在资料越来越丰富的基础上，研究越来越全面深入，在专题研究和总体研究方面都有高质量的成果，并且更注重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中的一般规律及其现实意义。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至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理论界和社会上掀起了一个持续至今的研究发展观和发展思想的热潮，对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更多的关注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始自这个契机。有学者开始把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从他的经济思想中剥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如舒毅彪《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新论》⑥;刘明松《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⑦等。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习惯于在陈云经济思想原有的体系中研究陈云的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如程恩富、程言君《蕴含丰富科学发展观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⑧;王玉福、孟轲《试论陈云经济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⑨等。2005年适逢陈云百周年诞辰纪念，《陈云文集》1～3卷和《陈云传》上、下卷同时出版。《陈云文集》收录的是《陈云文选》以外的重要文稿，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陈云传》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编写出的翔实的信史。乘这几股东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仅2005年一年出版的论著就有近20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1000多篇，其中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论著近10部，论文100多篇，如曹应旺《开国财头陈云》瑏瑠;熊亮华《红色掌柜陈云》瑏瑡;周太和《陈云与新中国基本建设》瑏瑢;有林《陈云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瑏瑣;吴易风《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瑏瑤等。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学术论文:张卓元《陈云综合平衡思想的重大意义》瑏瑥;靳辉明《陈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瑏瑦;智效和《陈云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研究》瑏瑧;景天魁、何健《论陈云的社会发展观》瑏瑨等;专著:金邦秋《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研究》瑏瑩;王杰《欠发达板块的经济学大纲———陈云经济思想纵论》①;姜辉《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包涵发展思想的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质量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开始出现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成果，但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没有在实质上从经济思想中提炼出陈云的发展思想。

二、研究主要问题综述

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从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大致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

什么是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和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是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关于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专著出版，学术论文只有两篇③，其中也都没有直接定义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学者较多的论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必须与国力相适应④;第二，经济发展必须和资源环境相协调⑤;第三，经济发展要以效益为中心，搞好综合平衡，注意内部协调发展⑥;第四，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发展⑦。此外，还有学者论及: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⑧;为人民谋利益是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根本出发点⑨;经济发展的速度要适度瑏瑠;利用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瑏瑡等。赵士刚在论及“陈云经济思想的主题是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在”时，特别提出，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个本质，在经济发展方面，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力求从经济发展的动态着眼，处理好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的思想，以此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手段。瑏瑢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很多学者从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角度，阐述了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特点和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瑏瑣，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①。程恩福、程言君认为，陈云经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发展理念，陈云“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思想的萌芽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陈云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陈云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陈云的统筹兼顾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②有学者把陈云经济发展观的特征概括为:持续稳步、综合平衡、快速高效。③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主要在于: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有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④王家云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了陈云发展观中的十大关系，即强国与富民、先富与共富、计划与市场、国营与私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与重点、中央与地方、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速度与效益及改革发展与稳定，提出学习领会陈云发展观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提高执政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关于陈云经济发展国情论思想的研究

高度重视国情，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指出，陈云之所以能在我国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深谙我国国情。陈云“一直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明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即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国情，否则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⑥有学者提出，陈云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坚持从国情出发，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思想。⑦有学者认为，一切从国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陈云整个经济思想的基点。

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贯穿在陈云经济思想的所有方面。⑨陈云经济发展国情论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四部分内容:一是陈云对国情的认识有哪些;二是农业发展问题;三是工业布局问题;四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等。关于对国情的认识，一部分学者认为，陈云特别强调“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且不平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组织和安排社会主义建设。瑏瑠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分析和认识国情，要从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技术、生活、资源等方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状瑏瑡，要摸清摸准国情的各方面情况，研究的范围要广，瑏瑢以此作为制定国策的依据。概括起来，陈云对国情的认识主要有四点:我们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有很大比重;我们底子薄，起点低，安排人民生活的担子重;我们各地情况复杂，生产力分布不平衡。

经济史论文范文篇6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P.Torgasheff: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经济史论文范文篇7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P.Torgasheff: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经济史论文范文篇8

一

在交通设施建设中，全国主要路、河、桥，由政府投资建设。政府把修建路、河、桥，作为各级官员的职责，顺治元年、雍正三、七、八、十三年、乾隆十五、十六、二十六、二十九、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五年、嘉庆四年，分别下达修理、维护的谕令。【2】(卷932《工部·桥道》)道光八年重申：“各省要路桥梁，间有损坏者，地方官查勘应修之处，详报督抚奏明修理。”【3】（卷146，道光八年十一月乙巳，P．242）由于当时所建道路多为土路，修理起来较容易，各地官员大都能较好地完成。“惟良有司知道路、桥梁，皆王政之大，以时加意，无令病涉，庶有济焉。”【4】(卷19，《津梁》)康熙十四年，黄梅县受到洪水灾害，道路被损坏。知县李成林向黄州府申请修路，获得批准。府下拨银谷，李成林同县丞楼自新“分头督率，惨淡经营，仍捐赀，并设法募助，四阅月，工乃告成。”此役“共雇募人工四万有余，约工价一千二百两有零”。为使官道无坑陷之患，李成林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令民“运沙一斗，给粮一升”，不到一月，百里官道铺沙完毕。李成林得到政府奖励，纪功一次。【5】河道的疏挖，在道光年间是十分繁重的工程，当时黄河经常泛滥，堵塞运河、淮河，严重影响了官方漕运，商品流通的运道，以及农业生产。“近年例拨岁修抢修银两外，复有另案工程名目。自道光元年以来，每年约共需银五、六百万余两。昨南河请拨修堤建坝等项工需一百二十九万两。又系另案外所添之另案。而前此高堰石工，以及黄河挑工耗费，又不下一千余万之多。”【3】(卷145，道光八年十月乙未，P．226～227)

各地区的道、河、桥则基本上是民间（包括官员以个人名义的捐助）捐资修建。民间修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公买义路”；“捐地为往来通衢”；【6】(卷之10，《人物》)或捐廉、捐银修筑，并在道路旁边设有茶亭、路灯等设施。【7】（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贵州巡抚黄国材奏，7辑，P．390）【8】（卷11，《风俗志》）以陕西省桥梁为例，雍正时期共修建30座，其中官建只有一座。知县等各类官员修建的有11座，这中间可能包括官员用公款建筑，即政府出资的情况。即使把11座桥梁都算作政府出资，在全部桥梁中也不占多数。而民间投资自建、修建的桥梁占绝大多数。【9】（卷16～17，《关梁一～关梁二》）“与明代相比，清代民间捐修的数量明显增多。”“民间捐资恐怕已成为地方交通事业的主要力量。”【1】在各地方志中，普遍反映出这种情况，有的占该地区总数的一半以上。②

政府规定在各地的河流沿岸设立渡船，“以渡南北往来文报、差使”，史书称为官渡。渡船、渡夫、修船经费由地方政府支付，如有损坏，也由地方政府修补。乾隆“六年，更造一次，由司库给领银一百六十余两。嘉庆十八年，改由阳曲等十县摊捐。”【10】（卷39，《工制·水利五·通省官渡处所》）民间捐建的渡船，在一些地方志中称为“义渡”。四川万县“湖滩上义渡，乾隆初年张灿若募设。”“黄连咀、陈家坝、担子坝三处义渡，嘉庆年间陈大方、大中、杨学儒等捐设，历数十年就废。道光年间陈光烈、光党等，倡募置业，三渡复兴。”【11】（卷12，《地理志·义局》）因此官渡、义渡均不收渡钱。江西“至渡钱一项，除向系官渡、义渡不取钱文者仍照旧外，其余民渡，凡内河小港准取钱一文。”【12】（卷1，《渡船条规》）乾隆八年湖南也规定：“官渡渡夫不许需索钱文、米谷，民渡小船亦不许多勒渡钱。”【13】（卷2，《兵律·关津》，《江河渡口无论官渡、民渡，不许冒险多载。凡遇空手过渡，每人止许取钱一文，挑负货物、行李，每人取钱二文，多索从重治罪，刊刻禁约，竖立渡口》）对民营渡船，政府限定渡价、载人量，进行管理。从目前笔者见到的史料看，广东的情况与大部分省不同。广东全省的渡船，都向乘客收钱，政府向渡户收取渡饷。乾隆时详定章程：“各府州县所属地方，设立渡船。……征收渡租谷，咨报充饷。如有应设之处，先由该管州县勘明该地方实在情形通详，候奉批准。示召年力壮健，熟识风色、水性之人，承充渡户。一面取具供结，并铺户、渡邻保结。由州县加结申府，转缴藩司详院，饬府给帖开摆。不准一人兼承数支，网收渔利，及霸埠批租，私顶私摆情弊。”【14】（卷3，《户例下·税饷·各省渡饷》）有时也让附近村民摊纳，如靛行渡，“昔被豪右占踞。雍正元年，奉抚宪禁革，勒石永为官渡。其渡饷，归附近乡村摊纳。”【4】（卷19，《津梁》）

在交易设施建设中，设置市场进行交易，需要征收一定的商业税，因此城镇市场多为政府设置。集市也以政府设立为主，民间捐助设立为辅。各地乡村中的集市，有部分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也有相当部分是清代建立的，大概是先有民间自然形成的交易市场，后由地方政府承认，并对其进行管理，征收商品交易税。也有由政府强制官员捐资建立的集市，这类集市应视为政府行为。但与修建路、桥等设施不同，如果集市只占地而没有店铺等设施，也就不需要投资了，“在北方，村镇的定期市都是在道路上，或者和道路相连的广场上举行，为此特别建筑房屋，似乎都是没有的。”【15】（第3卷，P．96）“北方市集各有定期，边境之人络绎趋赴，各赁坐地，陈货于左右，交易者权其值而与之。”【16】（卷之1，《地舆志·集市》）

民间自行设立，或者由某人捐资购地设立的集市，被一些地方志称为“义集”、“义市”，但这些义集、义市并非全都是民间的捐助行为，也有地方政府的官方行为。③民间设立集市，有一人、一姓独自设立的，广东四会县牛皮墟，乾隆四年由“邑人龙彬业创设”。【17】（编2下，《墟市》）道光年间揭阳永兴市，由“桐坑乡林姓辟建”。京溪园墟由“长滩乡陈姓辟建”。下乡市由“林姓乡人建”。【18】（《实业志》6）也有一族人同共设置的，据《邹氏族谱》记载：“乾隆戊戌岁之十一月十八日始议，一唱百和，众心一齐，而十九日即起一墟，赴集如云。”“胜公子孙曾侄孙礼崇公子孙御祖”，“为本乡之水口新起公平墟，老少欢悦，但各齐心踊跃，各出自己粮田以作墟场，其建造店宇并小庄，皆照八股均派。”嘉庆七年又规定，“各人自造之店屋，各人自己递纳地租交众，及小庄租钱交众。”【19】还有居民共建的，琼山县永都市，“乾隆初年由永都西堡十七村居民，购地创建。”会文新市，“道光七年坡口屯、徐家屯、圣鹿都公建”。【20】（卷5，《建置志六·市》）民间设置市场要经过县、府两级政府的批准，“场市例不许轻设，如果该处为乡民贸易之要地，自应该约地方人等公同报勘”。【21】（P．201）如果民间设市取利，则属违法，政府禁止这类行为。【22】（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刘师恕奏，15辑，P．258～259）

货栈、铺房，基本上没有政府无偿投资建设的，地方政府作为经营者，或建铺房出租；或出租土地供民间建铺房。“查得张家口堡旧有市圈房屋，商贾贸易其中，岁征课银向供抚赏，于是檄行道臣程绍孔备查。该堡原额官房一百九间半，除披塌外，现在房一百四间半，每间岁该课银陆两，共银六百二十七两，见今催征。”【23】（顺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冯圣兆揭帖,A2，B1009）乾隆年间，巴县有租官地置铺房，缴纳地租状纸四张。某人租“官基空地，进深一丈，自置铺房，每年纳地租银陆两叁钱”余，按季缴纳。【24】（P．295～296）

民间出租铺面房屋，属于经营性，如乾隆二十八年，巴县城内临江出租铺面房四十一间，租银七百三十七两五钱；通远坊出租铺面房四十四间，租银一千零二十九两九钱；洪崖坊三十间，租银六百八十八两二钱；定远坊二十八间，租银七百九十二两四钱；临江厢二十二间，租银二百五十四两一钱；定远厢九间，租银三百零六两四钱。【24】（P．316～318）也有民间捐助的铺房。“齐齐哈尔官房二十间，墨尔根官房二十间，皆康熙雍正间兵力捐建，商贩僦居称便。”【25】（第1帙，上，西清《黑龙江外纪》）此外，还有亭、廊等作为交易用的建筑。广东顺德县悦来墟，“康熙四十七年，里人陈德送出己地建廊。”【26】（卷5，《建置略二·墟市》）乾隆初吴启贤在琼山县雷虎市，捐地“并建约亭。”【27】（卷5，《建置六·市》）嘉庆七年，南海县九江“填塘建亭，摆卖丝斤。”【28】（卷13，《建置略五·墟市》）。

旅店的开设，主要是民间的经营行为，捐助的情况很少见。政府对京师开设旅店的地点有严格限制，“奴才看得，九门之内地方，甚为綦重，且外紫禁地方，所关更加綦重，因天下各省之人来者甚多，于外紫禁城内外地方开下榻之店房者皆有。开店之人一心图利，不计善恶，只要见钱，即准留居，遂不辨不肖行恶之人，风气甚劣。奴才愚以为，凡人随意栖止，似属无益，且九门外关厢之地开店者甚多。内外相距又不远，若外紫禁城内外店房皆予查禁，闲荡之人、零星商贩皆令于城外店房下榻，则城内风气似可改观，且良恶之人亦不可妄加栖止。”【29】（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初六日赖温奏请查禁店房以端城内之风折，P．1008）

在保安设施建设中，地方政府设置巡船、巡役，保护往来行旅的安全。雍正十年，清政府命各省在“江河中流要处，一例设立巡船，官兵往来游巡。……遇有盗案，照海洋行船被劫例议处。”【2】（卷632，《兵部·绿营处分例》）乾隆时期规定，商人可以雇巡役，巡役由州县管束，并添给鸟枪。“巡役工食仍照例听该商给发”。【30】（《户例》乾隆17年）商人“雇募巡役，携带鸟枪”，随行保护。【31】（卷200，乾隆八年九月甲午，P．571）乾隆年间，江西“赣河一带塘汛亦已设有巡船，为卫护商船。”【32】（卷14，《文檄》，《禁乘危抢货檄》乾隆七年八月）湖南在沿河各属设立巡船，“大州县捐备小船四只，中小州县捐备小船二只。各派干捕二名。……水手、捕役饭工之费，令于州县自理词讼充公项内拨给。如有不敷，自行捐给。”【13】（卷8，《兵律·关津》，《近河各州县设立巡船分地拨役巡缉各章程》；卷4，《兵律·关津》，《衡耒交界河路设卡拨役巡查》，《郴属河道设立卡房拨役巡查》）嘉庆四年浙江订立“酌拟兵船乘便护送商船，以免盗劫”的章程，地方政府“出示晓谕，如有商船由乍浦、宁波出口，赴温、台一带销售者，即在各海口会齐，随同定海兵船南至海门收口。再俟黄岩兵船往南巡捕，随带至温州。其有欲赴闽省者，即由温州兵船送至北关山，俟闽省舟师巡哨至彼随同前往。南来者亦候过北兵船相随同行。”【33】（卷7，《臬政》，《浙省办理海口营务缉捕各条章程》；卷8，《臬政》，《缉捕章程》道光元年）道光四年，“孙玉庭等奏，酌设卡巡一折。江苏淮徐等属由桃源至邳宿一带，通京湖路，多系旷野荒郊，自应择要设卡巡防，以安行旅。”上谕“著照该督所请，（委员派兵巡防）……所有弁兵薪水等项之用，均准于骆马湖充公租息款内照数动给。”【3】（卷65，道光四年二月辛酉，P．33）。巡船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强制各基层官员捐俸设置，应该看成是政府行为。巡役的雇用和保镖，主要由民间的经营。官民自愿捐助的情况很少。

航行标志由官员、民间捐资建设的较多，在一些河段，还有少量滩师、梢公营业。救生桩、救生船，多由政府出资建立，民间捐建的也有，唯独没有政府或民间建造救生船取利的情况。乾隆四十年，在长江三峡江岸，忠州刺吏甘隆滨，沉铁治滩，并在折桅滩南岸的崖璧上，凿刻了“对我来”三个大字，导引舟船过滩。【34】（卷之1，《地舆志·山川》）乾隆五十六年，清政府谕令“各省州县刊刻新旧险滩名目，在两岸插立标记，俾免冒险行走，以昭慎重。”【35】（卷1，《地舆志·险隘》；卷8，《政典志·救济》）早在康熙年间，长江三峡所在的归州就设立了救生船，“康熙丙辰年分巡道李会生、知州邱天英设立……每处觅水手六名。每遇覆溺全活甚多。后又添……，水手工价照给。”【35】（卷8，《政典志·救济》）江西也设了救生船，“星子县康熙二十二年捐置田租，”供给水手、舵工工食，不敷“公项动支”。“雍正六年间议详，所有救生船水手、船头等工食，并添置家伙，与遇修造船只、奖赏闰银，……与南康府同知巡湖哨船水手工食，并各船所需铜锣、鸟枪、火药等项，请于解司地租银内拨给。……按年将支过银数造册报销。”乾隆时在“江湖最险之处添设救生船一十三只，其旧有船只，一并改造，于司库公项内动置。”【12】（卷1，《救生船条规》后《附载工食奖赏修造等银两运用支销款项》）雍正十三年，政府谕令四川省在奉节等县，“各设救生船”。【2】（卷939，《工部·船政》）同年湖南湘阴、巴陵、华容三县公款设立救生船，对所募舵工、水手，“动支三分公项银两，按季给发工食。”如果他们救出落水人，地方官就进行“捐赏”，如果不实力抢救就被处罚。【13】（卷2，《兵律·关津》，《设立救生船只》）乾隆元年政府又令四川设立救生船，“以防商民意外之虞。其所需经费准于正项内报销。务令该地方官实力奉行，毋得草率塞责。”【31】（卷30，乾隆元年十一月丙申，P．617）四年谕令南方各省设立救生船，“南方号称水乡，长江大湖，洪涛巨浸，每遇风浪骤发，人力难施，向有设立救生船之处，每年颇多救济。但恐经费不足，则为数无多，而稽查未周，则为善不力。”并“永远遵行”。【31】（卷90，乾隆四年四月乙酉，P．391）北方山西河津县禹门渡、陕西韩城紫阳两县、甘肃的一些县也都设立了救生船。【2】（卷939，《工部·船政》）

总之，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基础设施是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建设的。以下的实例说明了这一点。四川忠州神溪渡，在州城西南岸，为州与外部联系的大道。“神溪渡乃一郡之通津也。向有渡船，悉民间私置，各占日期，既需索行人于当下，复指派升斗于秋成。且或去或来，任其自便，渡者苦于守候，非一日矣。”“渡船皆系附近居民造设，以博蝇头，重载多装，不能早晚时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响应刺史的号召，捐资建立义渡。“南北两岸各泊船一只，每船用夫一名，常川守候。当令其丰衣足食，得专司其事。”渡船与渡夫的经费来源，用共同捐资的二百千钱买田，每年租谷九石来支付；另一方面州政府“又拨花林驿官基一所，每年有课银四两二钱。查废寺田地两分，每年租谷七石，共收租谷十六石，课银四两二钱，以此分给两岸渡夫。”义渡建立之后，州政府认识到，“尚如概禁民间小船，则义渡居奇，亦必肆行勒索。是未收其利而转受其害。”于是规定管理章程：“令义渡停泊两岸，往来渡者不得过八人，载一牛马，即减去二人，不许分文需索，亦不许拥挤迟延。或此船装载不了，暂候彼船再渡，以防不虞之虑。”对民间经营性小渡船，并不禁止，但规定：“止许每人索钱一文，每船载人二、三。如小船多索，许义渡扭禀，义渡违禁亦许小船告官，立法无弊，可垂永远。”【34】（卷之1，《舆地志·山川》，《张凤诰神溪渡义田记》乾隆十五年）

二

如上所述，对商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主体是政府和民间。政府投资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国家政治、军事、财政的需要。其次是稳定社会，减少和避免民间冲突。如地方政府对市场设立的地点十分关注，民间申请建立市场，地方政府核查实情，给予批准。若因设立市场而发生争端时，政府就不批准了。【15】（第3卷，P．98）这说明地方政府是把安定社会放在首位，发展商品经济在其次。当然有时亦有为商贾、行旅服务的目的，但是应该说其在政府整体目标中占极其次要的地位。康熙四十三年，山西汾河淤滞，只可纤行小船通行。皇帝上谕：“若疏浚河道，则于商贾、民人有益。”于是，山西巡抚噶礼遵命勘查河道，疏通淤滞，并“照习行湖广省、四川、辰州等河浅滩之鳅船、马羊船式样造小船，复行验试，必令通行。”【29】（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山西巡抚噶礼奏报小船已经制造完毕折，P．334）如果说政府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制订了某些政策，并投资进行建筑、维护、管理的话，其目的很难说就是为商品流通，为民众利益提供服务。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政府投资的结果是建设、修筑了路、河、桥、救生等设施，这些设施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利用，自然也起到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作用，所以又不能说政府没有对商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尽管其没有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意识。在清代，中央集权是国家政权的形式，专制体制是国家政权的本质。政府则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清代的政府以皇帝为首，由朝廷中央各部大臣、及各地方官员组成，行使国家权力，其职能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政府为了达到政治、军事、财政目的，制订制度，提出政策，进行建筑，维修管理，都很难离开经济。尤其一些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政府的各种职能又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很难与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分开。这些基础设施无论为了什么目的都是需要建设的，不然，政府就无法达到其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具体建设与管理，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例如：渡船服务供不应求，私人垄断局面时有发生，多数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官方服务、私人捐助和民间经营的方式。这些地方政府行使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不仅为商人经营活动创造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而且还可以使社会各个阶层人都能得到服务，缩小不同人群收入所存在的差距，以达到社会安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的政府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尽管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许多设施都不是由政府独家提供的。政府对治理河道的投入比较大，“估计康熙年间正常的河工费用支出，每年总有一二百万两。”乾隆三十一年河工岁修银380000两。【36】据汤象龙统计，清代前期的四种河工费用支出每年在320万两左右。【37】（P．187～230）另据百濑弘研究表明，政府对水利投资占财政的十分之一。【38】（P．743～846）应该说，治河经费还不能完全算作是政府为商品流通服务设施的投资，因为治河也在农业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而且这个统计也不能完全反映各级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支出的经费，是强制基层官员从俸禄中捐出的，并没有统计在内。应该说，政府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是不够的，因为专制体制下的政府为了达到其统治目的，形成了为自己服务的资源配置，这是专制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而使政府的某些制度产生缺陷，使社会资源配置产生浪费。例如：各地方渡船制度不统一。应该说，在地方政府财政有困难的情况下，完全实行官渡船免费制，可能难以做到，对乘者合理收费也属正当。然而，广东政府对渡户收取渡饷的做法，从制度上看，就是地方政府介入经营领域，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官员贪污创造了条件。（这里涉及到制度问题，将专题论述。）

从民间投入来看，人们的目的各种各样，有的为追求利润，建筑一些设施赢利，如民间出租铺面房，自造渡船，开设旅店经营取利，这种行为主要受市场机制的控制和影响。有的是为了作善事，得好名，或得到特殊好处等潜在利益，因为地方政府会为其树碑立传，留名青史。然而，应该看到的是，那些自愿捐资的人们多少会受到被政府倡导的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这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强调的道德基础是“仁”和“义”。“仁者爱人”，即以善之伦理道德，处理人际关系、社会事物。“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私利私欲行为，以达到仁的境界。在当时的中国，儒家、佛教、道教（也有一些佛教僧人、道教人士进行捐助活动），这些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的精神价值观，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使一部分官员、士绅、富商、宗教人士，比较忠于这种伦理观念，甚至达到了信仰的程度，以此为标准进行道德自律，把捐资、捐助看成是完善个人道德，达到“仁”、“义”最高精神境界的一种行为。因此，无论人们为了个人利益，投入资金的动机有多么不同，而他们捐助的结果是建设或修筑了路、河、桥、船、集市、货栈、铺房、旅店、航行标志、救生船等各种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无疑又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服务。所以在这里没有必要过多看重人们的动机，他们捐资、捐助的过程与结果应该比其目的更重要。个人捐资，是个人收入的转移，是个人从自己腰包里拿出一部分收入，进行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又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配置。这种普遍性的官民捐资、捐助情况，应该属于诺思提到的意识形态作用，它“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39】（P．48）可见，意识形态并非仅仅能起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它还有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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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转引自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2）：9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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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日）百濑弘．清朝の異民族统治に於おける財政經済政策【J】，東亞研究報，1943，20號；见郑永昌译文．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J】，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C】，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

【39】（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①政府下令在各省河段需要的地方设立渡船，原本是为传递政、军令服务的，后来乘船人渐多，其中商人占相当部分，所以本文将渡船当作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一种设施来论述。但是渡船与道、桥、河不同，并非完全是官方和民间捐助的免费服务，因为当时还没有道路、河道、桥粱收费制，所以也可以说渡船是一种不完全的公共物品。当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基本概念，指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其供给成本与使用效果，不因享用人数的增减而变化。公共物品在市场上难以交换，没有市场供给，就需要政府提供。

经济史论文范文篇9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P.Torgasheff: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经济史论文范文篇10

宋朝以后的各朝疆域都较宋时的中国大大拓广，可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同时，人口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终其全期人口未见恢复到宋的历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才重新超过南宋时的规模(图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过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应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以后，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等土地节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国普遍栽种，有助于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公正地说，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不同，元朝统治者承继的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因而主观上不但重视陆上贸易和海外贸易，而且重视手工业生产。但是从要素禀赋的变化看，元朝的人口锐减和土地锐增这种逆向变化会使土地和劳动反而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门，使中国很难自发向工商社会演进。难怪元朝统治者需要掠夺工匠，将他们当奴隶使用，或强迫他们轮流到官府服役。相对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经济原则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元朝要靠对工匠的强制来发展工商业，自然是一种大倒退(陈智超、乔幼梅，1998，PP．696—697；漆侠，1999上册，P.34)。同时，鉴于存在大批因长期战乱而荒芜废耕的土地，元统治者执行一条重农主义政策(黄仁宇，2002，P.174)，用军屯和民屯的办法恢复农业生产。军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将大批年富力强的兵士转化为农业劳动力。“民屯的劳动力一部分来自招募，一部分来自移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制编为‘屯田人户’的‘中产之民”’(陈智超、乔幼梅，1998，P.614)。这样做，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却导致人口，特别是作为城市中坚的中产之民流向农村，流向商品经济落后的北方。元统治者对民间经济的剥削和恐怖统治也是历代少见的(黄仁宇，2002，P.179)。所以，元朝统治者在主观上没有限制海外贸易，对城市的工商业则通过官府的直接控制，一心想予以扩大。但是元朝的要素禀赋以及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策，都十分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自我发育和完善，因而十分不利于中国走出农本社会。

明朝的要素禀赋使人口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同样十分不利于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演进，而且政府的政策对工商城市的进一步发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组织迁民。从苏、松、嘉、湖、杭前往临濠，从山西迁民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是几次最大的行动。尔后官方移民渐少，人口自发流动依然继续，犹以‘人稠地狭’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苏、松等地区输出人口为多”(陈智超、乔幼梅，1998，P.25)。尤其将江南居民或强迫，或自愿迁往农村，必然推延中国这块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向工商社会演进。虽然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带人口压力上升，中国社会再次产生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内在冲动。然而，明朝长期实行海禁，社会—经济体系十分封闭，海外贸易重新纳入了朝贡体系，使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垄断还是有民间参与，决定了为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没落，最终为英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海外贸易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需要很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必须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远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另外，海外贸易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周转的速度十分缓慢，有时长达几年，而且包含极大的自然或人为的风险。为了解决融资的困难并帮助化解投资风险，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并带动其他金融制度的诞生和完善。这种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核。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和各行各业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持续的。工业革命在市场机制能自由运转的英国发生，而不是在王权高于市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由王室垄断，既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金融制度的演进，又无助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对外贸失去兴趣，外贸因无成熟的民间力量的支撑而很快凋零(陈志武，2003)。所以，在实行海禁的条件下，中国向工商社会的演进是走不多远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虽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带又有向工商社会演变的内在压力，但是这种人口压力会不会最后冲破海禁和理学的束缚，使中国融入当时方兴未艾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过程再次为中国地理禀赋的巨大变化而中断。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图一)，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并巩固了对台湾的主权。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基础和内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向工商社会演进的江南一带，清朝的统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因而镇压也特别残酷。例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对昆山、江阴、苏州、嘉兴、宁都、海宁的屠杀，清军杀死总数达好几十万的人口，江南这块土地的元气无疑受到极大的摧残。

明清之后，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仍在。然而它们逐渐退化，既失去国际贸易的机会，又因全国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发展工商的机会。即使宋朝时一度成为工商兼外贸型的城市，例如开封和杭州，此时也已经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内生增长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术。中国社会丧失了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几个皇帝虽然被不少人歌颂为明君，其实他们并没有远见卓识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没有敏锐的目光看到主动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们的千秋功业只是使中国的疆域大为扩大，并将北方的蛮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国北疆威胁，使中华帝国在垂死之前获得一次难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压力再次升高时，世界的格局已经俨然形成，中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也已显著拉大。等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中国社会已经烂熟，全国上下对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几乎失去了辨识和沟通的能力。

由于华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带自古便能支撑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国虽较中东古文明的崛起时间要晚得多，但比起较不利于农耕的周边地区来，还是较早地出现了有文字、城市等为特征的农业文明。这种较先进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这一核心农业区。人口压力一般通过向西、向北、向东北，特别是向南的周边地区的迁移获得舒解。这种周边存在广大未开发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环境，使中国的文明日益壮大，并在古希腊文明衰败之后，在长达1400年间，在实用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但是，这种环境又使中国文明容易产生内在的惰性，因为不需太多的社会变革便能靠重复繁殖而自我延续。同时，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也十分不利于对真理的彻底探索和科学传统的形成。

中国的主要各朝都面临边患，唯有宋朝既未能像汉朝之驱走匈奴，唐朝之降服突厥，又不像清兵入关，短时间便征服全境，使明朝的中国无从获得制度创新的机会。南北宋与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国前后对峙将近300年之久。这些所谓‘蛮族’建立的国家，其实早已吸收汉族文明中的许多东西，与匈奴、突厥相比，自然更为先进。这种长期而剑拔弩张的南北对峙，既给中国的传统体制带来严重的挑战，也带来探索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途径的难得机会，使地理禀赋的改变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影响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获得体现。

果然，宋朝不但达到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态也有很大的突破，由军事—政治中心演变为工商和外贸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经商自由和外贸自由也较前朝为高。期间中国出现和农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对工商、军事和外贸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发明高潮。这说明，疆域相对人口的不利变化，使宋朝更有内在的压力和动力寻找农业之外的谋生机会，特别是工商和海外贸易的机会。

然而毕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社会试验，并不能像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有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现成的榜样和启示，因而可以自觉地作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以，尽管宋朝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拥有先进武器的宋朝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继起的各朝相比，或和世界同期国家相比，宋朝确实代表中国在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时期。但是，宋朝距离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仍很遥远。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学革命的前提外，还要有五大条件。对比这些条件，可以说，宋朝的地理禀赋较不利于中国继续因循守旧地走农本道路，因而有利于中国寻找新的生存、发展之路。当时中国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贸为导向的城市体系，出于税收的压力，政府给予民间较大的海外贸易的空间。在这三个条件上，宋朝似乎比后来的朝代更接近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宋朝仍面临许多障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则存在致命的弱点。例如，对逐渐勃兴的市民文化，传统儒学以禁锢人性的理学作回答。对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则强调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复农本社会和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这说明，即使宋朝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要冲出农本社会还面临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阻力。然而，最不利的是，当时的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科学革命尚未开始。即使宋朝有通过外贸吸收外来知识的愿望和内在动力，也无从分享要300年之后才会发生的科学革命成果。地理禀赋使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机会分享古希腊的科学传统。所以，要宋朝独立地发生科学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发生。宋朝发生的是实用技术的突飞猛进。

难怪李约瑟要感慨，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上文指出，由于地理禀赋的原因，古希腊这样超前的城邦文明只发生于巴尔干半岛。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公元后不久便沉沦于中世纪的黑暗，使中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欧洲于15世纪末重新发现古希腊的智慧与科学传统，中国便再次失去了对世界的领先。所以，对李约瑟之谜的回答似乎可以总结如下：首先，中东的古文明远远早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在希腊文明崛起后，西方文明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更走到世界的前列。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公元2世纪左右衰败后，至西方于16世纪重新发现古希腊智慧的整个1400年期间，是中国领先世界的时候。

但是，中国失去领先地位是一件事，衰败得如此迅速则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继宋而起的各朝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发生极大的逆转。结果是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带来的相对集中退化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门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对广布。成为对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面对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陆、陌生的文明，这种新的发展途径既有可能带来暴利，也面临巨大的风险，急需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和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因此，西欧有强大的动力复活古希腊的科学传统，使之发扬光大。此时，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重新回到传统的沿陆路扩散人口的老路上去。这条路中国几千年来已经驾轻就熟，对社会组织和技术并不构成太多的挑战，却造成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散。在当时的基础设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削弱，导致社会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国严重丧失城市的积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源泉。结果，连实用技术的发明也日趋沉寂。

发生于1776年的工业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实质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用专业化带来的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杰出经济学家的指引下，比较自觉地遵从这种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影响遍及全球。这说明，这场革命后地理禀赋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大大减小，因为再没有一个民族能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不受惩罚。然而，由于惯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环境的局限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处处皆是。

令人高兴的是，自1978年来，中国主动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使经济和社会日益变得自由、开放、充满活力，并使中国的东部沿海成为世界分工链的重要部分。然而，对中国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现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中国因此面临如下的两难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制度，以便让东部沿海获得更多的制度创新的空间，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链的较高部位；还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等等的过多忧虑，对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疑虑重重。换言之，究竟是通过彻底融人世界经济，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轨，以求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是拒绝彻底走出农本社会，限制农民进城定居，力保粮食自给，以发展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化为途径，力求避免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在笔者看来，前者不但能使东部地区沿着世界分工链更快上升，还能使中西部分享东部繁荣；后者只会使中国重陷低水平的、重复的分工怪圈。这一争论对中国能否顺利完成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任务，并在完成赶超任务之后能否再次像宋朝那样成为具有原创能力，并能占据世界分工链上端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研究宋朝社会转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有悠久的自给自足和孤立、清高传统的中国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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