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角论文范文10篇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信仰/宗教

【正文】

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丰富的信仰思想，本文只从一个侧面初步展示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并揭示马克思考察信仰的独特视角。

一、从经济看信仰：马克思信仰思想的独特视角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经典作家从来不谈论和信仰问题。这种印象不正确。马克思的研究就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信仰问题。比如，马克思从研究和批判宗教的角度谈论过信仰；从批判旧和清算唯心主义哲学信仰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斗争和政治信念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人生信仰角度谈到过信仰；还从思想宣传的角度，以及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等也谈到过信仰问题。在马克思谈论信仰的各种角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至今往往受到忽视的一个视角，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信仰现象的观察和透视。这是马克思信仰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信仰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且是离经济基础比较远的意识形态现象，人们往往看不到它与社会的经济因素和经济过程之间的联系。所以，历来研究信仰现象的人，不论是一些神学家、宗教学家还是哲学家、文学家等，往往从思想人文的角度考察信仰问题，而通常并不注意进行经济分析。这就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信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独具慧眼，能够从经济角度去考察信仰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理论分工中，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因而，他在研究经济学过程中随时随地涉及到一些信仰问题，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新颖的见解。

经济学研究与信仰研究看起来天悬地隔，但并非如此。马克思不是就经济研究经济，而是从经济领域来透视整个社会。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经常地广泛地涉及到信仰问题并不奇怪。而且政治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性，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正是为共产主义信仰作了最有力的实证性的科学证明。而且马克思的有些经济学论述本身就是某种关于信仰的思想和论断，可以看作是从经济学侧面来阐述信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和信用制度问题的分析等等就是如此。另外，在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还时常看到一些关于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概念和提法，他引用一些宗教术语或关系来说明经济活动或经济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比如，用神学家的思维方式来比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就象神学家根据自己的信仰来把一切宗教划分为真正的宗教和臆造的宗教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信念把一切社会制度划分为天然的社会制度和人为的社会制度。他说：“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则都是神的启示。”①再如，马克思还用天主教与教皇的不可分离关系来比拟商品与货币的关系。马克思针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想废除货币而保存商品生产的天真幻想，讽刺说：“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②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信仰问题与经济问题有密切联系，他在自己的经济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信仰思想。

二、关于信仰现象的经济根源和基础

马克思注重从经济活动中考察思想信仰问题，揭示信仰现象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下面我们列举马克思的几个相关论断，并作初步分析。

1.神话：在幻想中支配自然力

神话是一个与信仰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神话作为一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是早期人类的世界观，数千年来人类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了庞大的宗教信仰体系。任何一种宗教世界观都是神话世界观，或从神话世界观发展而来。对神话进行研究，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揭示宗教信仰的秘密。马克思对神话素有兴趣，在波恩大学期间学习“希腊罗马神话”课程“极为勤勉和用心”。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材料中，也研究了古希腊一些哲学家尤其是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的神话观点。这些都为马克思后来对神话的论述打了基础。

马克思关于神话本质和作用的论述比较集中地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③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尤其是从人类生产活动的角度来审视神话现象，这就抓住了神话得以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人类的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逐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过程。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主动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是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人类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尽管人在与自然的力量对比上常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阶段，人们更多地是受着自然力的支配。但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人类在内心中也仍然希望自己支配自然力而不是受自然力支配。而当人们缺少实际上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能力时，就在想象中实现这个支配。

马克思上述神话定义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宗教下的定义，正好是相互补充。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④宗教作为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自然力和社会力）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显然就与神话相反。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自然力支配人还是人支配自然力的问题，那么宗教反映的是自然力支配人的事实，而神话则折射出人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宗教与神话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

其实，宗教世界观和神话世界观有差异，但并不完全不同。宗教世界观就是在神话基础上对神话的加工改造和利用。在人类历史上，神话的出现比系统的宗教世界观要早，因而以更为明显的形式表现出人类力图征服自然的要求和愿望，而随着从不自觉的神话创作到系统的宗教世界观形成，这种要求和愿望越来越被神学掩盖了，在宗教教义中，人们只能看到神的意志和要求，看到人对于神的皈依和崇拜，而看不到人类自身力图改造世界的要求了。因而，通过了解神话的本质作用和形成发展，也有助于揭开宗教信仰的秘密。比如，从神话中看到，宗教不过是从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分化产生出来的，这就看到了宗教的世俗起源，扫去了它的神圣光环。随着自然力（以及社会力）在实际上被人类所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宗教也会随之消亡。

2．宗教反映了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世界观是对他们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如果这种现实的关系是合理的而不是狭隘的，是明朗的而不是神秘的，那么这种世界观上的反映就是真实的反映，而如果这些现实的关系是狭隘的而不是合理的，神秘的而不是明朗的，那么对这些关系的反映就往往是幻想的，即宗教的。马克思写道：在古代，“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⑤。马克思认为，宗教正是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古代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狭隘性，现实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神秘性。随着这种神秘性的消失，宗教的反映才有可能消失。

3.基督教新教是最适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对于商品生产者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⑥恩格斯加以概括说：“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⑦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基督教是崇拜抽象人的宗教。基督教属于一神教，一神教的神是万能的，“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⑧。基督教对耶稣这样一个具有人的形象的神的崇拜更突出地体现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样一种抽象的人正是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从封建束缚中独立出来，但这些个人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社会联系，而是成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隔离。个人劳动只有作为抽象的劳动才是社会劳动，个人只有作为抽象的人才是社会的人。所以，就像抽象的人的代表（耶稣）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劳动的代表（货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是由于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原则之间有共同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货币的崇拜就像基督教中人们对基督的崇拜一样，是一种对中介者或中介物的崇拜。马克思写道：“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⑨“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货币的情况也是一样。”⑩在马克思看来，人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接近上帝，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样上帝也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和崇拜，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而且，由于基督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因而也进一步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就是说，不同的人可以由于都相信基督而成为基督教徒，从而彼此联系起来。

同样，货币在资本主义中是一个万能中介，它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私有财产与社会财富之间联系的中介，它在个人劳动面前代表社会劳动，在个人面前代表社会，同时在社会面前代表个人，在社会劳动面前代表个人劳动。这样一种万能中介物，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崇拜的对象。货币作为一种万能媒介，它的作用使它引起了人们的崇拜，成为人们心中的上帝。马克思指出：“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11]

马克思在讲到基督教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的宗教时特别强调了基督教新教，认为它是基督教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商品更为适合。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新教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这一问题正是西方一些学者的所谓“韦伯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西欧并在那里最先得到完备的，是由于西欧在宗教改革中首先形成了一种新教伦理，这种伦理引发了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很多人赞成。其实，首先提出和研究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新教之间关系问题的是马克思。而且马克思与韦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正好相反：韦伯是用基督教新教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产生，而马克思是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说明新教的产生。显然马克思的思路更为清晰，也更为正确。基督教新教作为适应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宗教，当然是更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形式。

4.信仰自由是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的角度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信仰自由，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在这里，“自由竞争”不是别的竞争，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的特点。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由竞争在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思想信仰领域作为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反映着社会的经济领域及其变动。统治于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原则反映到社会的思想领域中，反映到人们的信仰生活中，就形成了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因此，信仰自由的原则本质上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通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则。这说明自由竞争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在思想信仰的领域中也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一种说明，是马克思的视角创新和观点创新。在此之前，人们关于信仰自由的原则，往往是从抽象的人性和人的权利的角度来讨论的，是从思想的宽容、宗教的宽容以及个人权利等等角度谈论问题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原则。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考察社会的信仰现象和对待信仰问题的原则，得出了最深刻的解释。

三、商品经济中的信仰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察商品经济与信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以下几个问题中的考察，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指导。

1.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商品经济中的拜物教现象，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顾名思义，它们分别是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三者是一致的，逐步递进的。

马克思最先使用商品拜物教概念并对其作出科学分析。但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比喻性概念，马克思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把人们对于商品的态度称作拜物教的。马克思用宗教中的拜物教概念来比拟商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假象和人们对这种假象的迷惑和崇拜。他写道：“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2]意思是说，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独立存在的物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它与宗教中的拜物教相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3]

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性质相同，不过在形式上更集中、更突出和更耀眼。“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4]正因为如此，“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货币的奇妙手段。”[15]

货币拜物教是一种“盲目的信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粗糙的形式即贵金属崇拜，它是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另一种是精致的形式即对钱的崇拜，它是以形式出现的经济学的货币主义观点。“人民和政府的粗糙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紧紧抓住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并因此而相信贵金属的绝对价值，把对它的占有看作唯一现实的财富”。[16]“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仅仅在于，现代国民经济学是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本质的，因此，它就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它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糙的盲目信仰。但鉴于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同一个根源，盲目信仰的文明形式不能够完全排除它的粗糙的感性形式，因为遭到攻击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某个形式。”[17]

资本拜物教是货币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它表现在资本的各种形式上，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值的价值。”[18]“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19]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拜金主义的问题有深刻启示。首先，金钱崇拜是以商品崇拜为基础的，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及其特点，就可能产生对这些特点的拜物教形式的认识。只要有商品经济就有对商品以及货币的崇拜，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更为突出了，金钱崇拜也更为耀眼。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在思想意识领域积极地反对拜金主义，把这种错误倾向削弱到最低限度。其次，金钱崇拜很容易进一步发展到资本崇拜。因为对金钱的追逐迫切希望金钱的自身繁殖，而资本崇拜则正是表现出货币自身繁殖的外观。如果说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并不直接地表现出倾向，并不直接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崇拜和信仰，那么人们对资本的崇拜则直接就是资本主义信仰的一部分了。所以，对于金钱拜物教向资本拜物教的进一步的演化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2.信用制度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任

马克思对信用问题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揭示了信用和信用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揭示了在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念中，在对一国货币的信任中，体现着一种对于社会的信念。这信念可以说是人们社会信仰的一部分。

信用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信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值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20]在马克思看来，从贵金属到纸币，再到信用业，也就是说从货币主义到信用主义的转变，是一个进步，支撑这个转变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们对商品内在价值和货币价值的信仰。这种信仰其实就是一种隐蔽着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信仰。

马克思认为，不论资本主义如何进步，也不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仰的形式如何变化，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仍然只能是以物的形式和异化的形式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的天然关系，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马克思写道：“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这种假象所迷惑的圣西门主义者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信贷、银行业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与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因此，他们的理想是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但是，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21]

【】

①②⑤⑥[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98页、105页、96-97页、96页、89页、88-89页、111页、17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页。

④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66-667页、66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277页。

⑨⑩[11][16][17][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9页、19页、19页、20页、21页、21-22页。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篇2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不过分依靠资源来寻求经济增长，而是要在资源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并且要能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综合利用资源，让经济系统能够与整个生态系统相融合，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循环经济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并且要求在经济增长中综合利用资源，让经济能够融合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从而实现物质资源的重复利用。循环经济是一种高效、无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是遵循自然规律和能量流动方式的，其目的是资源循环利用，实现低污染、零排放，以此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而言，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人们能够以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促进人类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循环经济需要遵循如下原则：首先是要有新的经济观，不能超过资源的承载力，只有在承载力范围内实现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同时，循环经济要形成新的价值观，不仅要考虑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还要考虑到自然的修复能力，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以不断促进自然的和谐全面发展。在传统的工业中，人们的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这使得自然的负荷越来越重，因此必须要形成新的生产观，遵循3R原则，即资源利用减量化原则、产品的再使用原则、废弃物的再利用原则，力争做到排放无害化，保证生态的平衡。

二、我国旅游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旅游经济在体制上是不完善的，无法做到资源的高效运用，典型特征就是低投入、高利润。旅游景点一般是以国家垄断的方式进行保护的，这就导致了旅游市场的封闭性，阻碍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再加上旅游经济管理工作涉及部门较多，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合作，由于我国的旅游经济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各个部门合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制约了旅游经济的增长，间接影响了旅游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还存在经费投入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许多地区对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很小，导致设施配套不完善，景区主要的道路和绿化工作不到位，制约了旅游经济的高效运作。旅游开发部门也缺乏长远的目光，经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的发展，严重违背了循环经济的要求。再加上旅游相关部门缺乏创新理念，旅游产品都是以往的主题和方案，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导致游客的数量逐渐减少，使旅游行业信誉受损，与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三、创新旅游经济管理的思路

旅游行业综合性比较强，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与当地资源、环境、人文和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旅游经济要实现系统观创新，构建系统管理和控制的系统观，站在整体的角度来打造品牌景区，有效促进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融合，加强旅游行业的规划和融合，以系统为原则，促进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管理要实现经济观的创新，就要优化旅游业资源，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保证游客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体验，在不危害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实现最合理的经济利益，在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开发利用，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旅游经济管理还要实现环境伦理观的创新，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宣扬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基于循环经济的视域下要尊重生态环境，保护好生态系统。同时还要实现好生产观念的创新，节约生产，促进绿色生产，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帮助游客实现消费观念的创新，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减少消费上对环境的破坏，促进民众购买旅游循环经济产品。在循环经济视角下，旅游企业是产品形成和资源消耗的关键所在，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因此构建与自身企业相适应的循环经济体制是十分重要的，鼓励当地旅游产业控制好旅游设施的规模，禁止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减少旅游服务过程中的物质能源消耗，倡导展开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旅游经济管理需要重视经济产业链的循环，实现资源的可循环再利用，这也是旅游业内部分工的结果，同时旅游业还要建立起相应的废弃物再利用资源优化企业，保证旅游业的上游产业链和下游产业链能够得到相应的延伸，实现资源的充分高效利用。为了更好地实现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我们要构建完善的旅游循环经济体系，不断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出行，鼓励人们爱护环境，建立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将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变成全人类的责任。

作者:孟昱龙 霍婧媛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胡双.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J].经济视角，2011（02）.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篇3

辽宁省共有50多所高等院校，大部分开设了产业经济学课程，其教学模式均比较传统，以理论教学为主，辅之以少数课堂案例讲解、课外实践则更为缺乏。目前，辽宁省专门的产业经济学实践基地比较匮乏，产业经济人才培养缺乏与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辽宁省高校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学课时紧张与庞大的知识体系间的矛盾。

近年来，产业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发展迅速，不仅其研究方法和成果逐渐丰富，并且与其他经济学和管理学科在产业组织、厂商理论、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许多领域得到了较好的融合、交叉和渗透，使得产业经济学逐渐在拓展其研究领域的深度、维度以及研究视角。因此，除了产业经济学传统理论体系所涵盖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政策等核心知识体系以外，学生还需要具备扎实的数理分析基础以及相关交叉学科的理论基础知识，而这则需要充足的教学课时。近几年课程改革的总体趋势是适当控制课时数的同时增加开设课程门数，因此，缩减后的40学时或48学时对于产业经济学课程而言往往显得不足，辽宁省很多高校都面临着产业经济学课程紧张的课时与日益庞大繁杂的知识体系间的矛盾。

2.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脱节。

产业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科属性决定了其理论课堂教学中的知识只有与实践较好地结合，才能使学生有效地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产业经济问题。而目前省内大多高校的产业经济学课程仅限于理论课程。相比之下，其它管理类课程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生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管理类课程在设置时充分考虑了其管理学科的微观特点，在课程内容、讲授方式、考核方法等方面，充分将理论教学与生产经营实践紧密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与学”以及“教学与科研”形成良好循环，使人才培养符合社会的需求。产业经济学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脱节的原因主要归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对于其他经济学科，产业经济学课程理论体系相当繁琐，其知识跨越程度大、覆盖面广，以及本身的理论缺陷导致其在研究领域中的结论争议较多，从理论到实践的延伸与衔接被拖后；第二，各高校在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对课程实践环节未给予充分重视，对于产业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科特点的认识和开发不足；第三，产业经济学课程的任课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需要提升，科班出身的产业经济学教师仍为少数，从而造成对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接轨的理解不足。

3.教学目标与考核模式的冲突。

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标是是期望学生运用产业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前沿发展成果，分析当前经济社会的一些产业问题或现象，并尝试找出问题的解决途径。如今产业经济学课程的考核评价方式仅局限于传统的考试模式，缺乏对产业经济学实践能力的考核。在现有的课程考核体系中，学生成绩的评估通常是运用加权的方法，即学生的平时成绩占20%~30%，期末考试成绩占80%~70%的方式，二者累加。其中，学生的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和课程论文等方面的综合评估是教师评定其平时成绩的依据，在总成绩中占相对较低的比重。在这种考核模式下，笔试成绩更容易决定一个学生的最终成绩，从而使学生进一步忽视课程实践的重要性，背离产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

二、辽宁省产业经济学的产学结合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从产业经济学课程自身属性和特点来看，作为应用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产业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领域中产业组织、结构、管理、政策及其发展规律，这些与产业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目前辽宁省大多数产业经济学课程均以介绍基础理论为主，仅辅之以一些相关的研究方法，缺乏课外实践环节，使该课程的其应用性未得到充分体现，理论教学与经济实践体验之间存在的较大差距，使学生在听课过程中，容易感到枯燥、疲倦，缺乏对该课程的兴趣与热情。第二，从“产学结合”的自身特点来看，它是一种能够为高校和企业带来双赢局面的教学模式，它可将高校与产业部门（企业）各自的优势充分用于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培养适合企业发展、产业进步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该种教学模式的显著特点是能将行业的最新动态、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最前沿的理论发展传授给学生，同时把生产实践与传统的理论课堂教育环境相结合，以实践验证理论，以理论带动实践，进而达到快速培养高水平高素质人才的产学共同发展的目标，满足社会企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水平。可见，产学合作的自身优势将满足由产业经济人才供给不足引发的产业经济课程改革的要求。第三，从辽宁省当前经济发展进程来看，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新型工业化过渡期普遍存在的区域内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间产业发展不平衡，区际间产业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亟需相关产业经济理论对实践进行指导。相应地，辽宁省高校产业经济人才培养与产业对人才需求对接矛盾显得尤为突出，而辽宁省在该领域进行的研究和探索还比较滞后。因此，以产学结合教学改革的视角，从辽宁省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产业经济人才需求特点，提高辽宁省产业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教学质量显得迫在眉睫。

三、基于产学结合的辽宁省产业经济学课程改革措施

产学结合的产业经济学课程改革应确立以为企业服务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为目标进行教学计划的安排和课程的设置，将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需服务于社会对产业经济人才能力的要求，使企业参与教学过程，教导学生在工作过程如何思考及运用课堂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革：

1.设计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课件。

产业经济学的教材应反映当前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最新、最典型的产业案例和产业政策，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设计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课件的过程中应主动邀请企业参与，将企业所遇到的最新的关于产业方面的问题、案例及科研成果编写进教材，做到充实案例、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上制定教学大纲，编写并出版体系完整、内容新颖、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同时具有辽宁省地域经济特点的产业经济学案例教材,建立产业经济学试题数据库，不断更新和完善产业经济学教学内容。

2.建设产业经济学实践基地。

可由企业提供场地、资金、设备，参照国外的产业经济学模拟实验室，由高校和企业共同建设产业经济学实践基地。在实践基地教学过程中，高教教师可深入企业进行培训学习，同时，在企业内部选派骨干人员担任学科指导教师，负责协助建设产业经济学实践基地、开展产业经济学专业实践实训，使学生在实践基地接触最前沿、最实际的问题，真正达到“教、学、产”一体化。

3.高校、企业共同参与教学。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危机；人性失衡；理性反思

一、代表性的经济危机原因论

（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广大雇佣工人只获取能够勉强糊口的工资，结果造成大量的商品不能顺利地售卖出去，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1]。（二）熊彼特的经济“创新”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连续的创新活动或“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危机（波动）生成的根源。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引致了经济繁荣，为创新企业家带来超额利润，结果其他企业纷纷模仿，社会投资与信贷持续增加，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国民收入随之增长，经济走向繁荣。随着模仿在全社会的普及，新产品大量增加，价格下降，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也逐渐随之消失，此时社会投资下降，银行信贷紧缩，经济衰退成为必然[2]。（三）米塞斯的货币信贷扩张说。米塞斯认为，银行货币信贷的扩张会造成经济波动与萧条。他指出，银行货币信贷扩张不会立刻引致总体物价水平上涨，因为此时货币量的增加不会在同一时刻平均分配到每个人，新增的货币势必先流入到经济体系的信贷领域，之后才逐渐通过信贷进入投资与消费领域。而在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初期，企业家受利率降低与信贷扩张的利诱，就会增加他们的投资，最后导致工资和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而这又会进一步刺激企业家扩大投资，这时企业家需要更多的货币信贷来支持市场的繁荣膨胀。但工人及生产者的时间偏好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显著改变，公众的储蓄不足以支持银行业无休止地通过货币信贷扩张支撑这种近乎疯狂的繁荣，因此，货币信贷紧缩势必紧随其后，市场崩溃将不可避免[3]。上述经济危机原因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导致经济危机周期发生的这些原因充其量是直接的、表层的原因，那么它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人性是引致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二、人性与经济危机

从根本上说，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乃是人的欲望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们对财富价值的无限追求所造成的。“人”是一种复杂的事物，尽管人性复杂，但古今智者大都同意欲望是人性的基质的说法，尽管它可能还包含有其他特性。伯格森认为，人是生命意识之流，欲望之躯[4]。确实，人是一种生命状态，保全生命，维续生命是人的本质特性。而人的保全与维系生命恰恰体现了人的生命冲动、欲望冲动！弗洛伊德指出，欲望是生命之源，欲望被阻止、被压抑，生命就处于病态当中[5]。可以说，无欲望即无生命！在漫长的前工业社会，由于人们满足欲望的手段极其有限，如何保存生命就成了人们最主要的欲望。在实现保存生命的欲望中，人类文明缓慢地向前发展。而迈入工业社会时，世界面貌焕然一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6]资本主义生产力造就了以“庞大的商品堆积”为特征的富裕社会。由此观之，人的欲望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新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大发展，同时，人类欲望也创造了其自身。由于这一历史进程的作用，人们再也不必受制于物质的匮乏，维持生存的压力基本解除了，人的欲望也由保存生命演进为追求财富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财富价值欲望物化为资本追逐利润的社会化运动。资本的唯一合法性存在就是追逐利润，“赚钱”成了资本主义最响亮的口号！法律、意识形态甚至宗教伦理都为资本主义赚钱的合法性作注脚，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欲望汹涌之都。而资本运动一旦开启，它那逐利性的巨大张力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7]资本这种不计后果式的逐利性必然导致投资过度、错乱、信贷膨胀、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中断，危机将不可避免！经济危机真的不可避免吗？如果人性能够完善起来，危机能否避免？答案是肯定的。

三、经济危机消除的可能性

人性真的能够完善起来吗？显然有必要对人性进行考察。首先，人性由哪些要素构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认为，人性包括欲望、理智（理性）和激情，当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时，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正义的人。同时认为，通过教育人性可以得到改善。[8]苏格拉底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这只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通过分析历史上的诸多人性论观点和对现实人性的考察，笔者认为，人性主要包括欲望、理智和精神。欲望包括食欲、性欲和情欲，表现为饥渴与情爱，即人们所谓的“七情六欲”；理智包括推理性、反思性和调节性，表现为逻辑与思维，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性；精神包括德性、优性和神性，表现为真美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性是生命在应对“反生命”的伟大斗争中逐步适应环境演化而形成的，而且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演进。从人的“类”角度看，欲望是人性最基本的特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是生命延展的动力；理智（理性）是人性的协调工具，规范着生命合理地运动发展；精神是生命的高级化延展，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就个体而言，人性是失衡的。因为生命是世界上一种特殊的运动存在状态，而运动是世界的本质，运动的根源又在于系统的失衡性。由此可知，人性也是失衡的，或者说，人性是在失衡中发展的，只不过失衡的程度因人而异罢了。个体中，人性的三部分到底哪部分更强些，则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可能欲望强些，有的人可能理智强些，还有的人可能精神特质强些，这些人性特质呈现为此消彼涨、涌动不居的状态。正是这种人性的失衡才导致人们的行为各异。而由于欲望基质性的作用，目前状态下的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就成为必然了。理性发挥作用了吗？当然是，但是目前理性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平衡强大的人性欲望。但恰恰是因为人性的不平衡性才预示着理性进一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如果哪天人类理性足够强大，经济危机的消除当然是有可能的。那么，人类理性能否发展得更强大呢？是的。

四、经济危机消除的现实性

人性失衡导致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理性真的可以继续发展完善从而对欲望进行调控吗？理性是否具有历史的平衡性呢？答案是肯定的。根据上文，理性具有反思批判性。人类历史上理性确实发挥过很强的反思批判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前进，如启蒙运动和“后现代性”批判。西方启蒙运动在西方社会从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而这种作用主要是依赖于人类理性之反思批判性。正是由于启蒙理性反思批判宗教神学与封建压迫，推动人类开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正是启蒙理性对宗教神学和封建压迫的猛烈抨击，并重估人的存在价值，突出人的个性、自由、民主与平等，从而开辟了资本主义新文明。个体层面，启蒙理性重塑了人的生存方式。在资本主义新文明中，人们的生命与存在再也不是为了祈求彼岸世界的幸福，而是追求此岸生活的自我价值实现并充分享受现世生活。社会层面，启蒙理性构筑了以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社会契约与发财致富是新社会的代名词。这样，启蒙理性通过反思批判与重构，开启与推动了资本主义新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后现代性”批判也是人类理性反思性发展的现实性依据。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人类欲望膨胀而导致的全球化问题越来越多，生态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笛卡尔一声“我思故我在”，世界就进入“人为自然立法”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在人类强大欲望的推动下，资本无休止地追逐利润，把大自然和世间万物都当成发财致富的可利用资源，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轴。这种最大限度的开发、消费与排放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全球化生态危机。显然，如果任由贪欲导致的经济扩张主义持续下去，现代文明必将在全球化生态危机中灭亡。幸运的是，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人类理性又一次觉醒，突出的表现就是“后现代主义”以极具反叛性的思维和话语力量对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历史性的反思与批判。现代性追求人性解放，崇尚人的主体性，把“人”看作世界的中心。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因为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9]。后现代主义进一步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系统，人类只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而已，人与其他物种相互依存统一于整个生态系统之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世界是万物共同的家园。正如格里芬所言：“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10]，为现代社会危机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五、消除经济危机的有效之策

（一）个体层面，通过教育学习提升理性之力量“理性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它是哲学的对象或理想，而在于它是人生的需要。哲学家孜孜以求实现理性，不是因为理性能帮助我们构成一个绝对的哲学体系，而是因为‘理性的力量在人类的行为中提供指导’。”[11]确实如此，理性的力量在于对个人生活目的和价值的指导，表现为对生活实践的反思与批判。理性的实践反思可以帮助我们检视我们的思想、行动、知识与制度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才能过上一种合理性的生活。没有理性指导的生活将会导致个人私欲过度，甚至导致狂热与盲从。通过教育培育发展理性精神，就是要使得人们过理性的生活，在生活中追求卓越与高尚以及真美善的精神品质。理性的人就是过着合理性生活、追求高尚精神品质的人。通过教育学习提升理性力量关键在于培育人的反思批判性。现代社会教育的大众化普及，使得教育分层分类推进。一般而言，按照人性特质，前大学教育主要侧重人的通识教育，大学教育则侧重培育人的理性，而且对于理性培育和养成要大体平衡。但今天绝大多数大学教育偏重于理性的推理性调节性训练，忽视反思批判性理性思维的培育。显然，这种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个体无非就是一个按照“技术”路线刻板工作的人。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当下的大学教育应该转变办学理念，把培育学生的反思批判性提上议事日程，均衡地发展学生的理性。（二）国家层面，实施“合意”GDP经济发展战略现代社会虽然极大地富裕了，但基于物质匮乏时代下所实施的唯GDP增长政策，整个社会调动一切资源与手段进行高强度的生产，甚至为了生产而生产。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几乎都赞同增长才是解决贫困的最好方法，增长成了社会最重要的事。但是唯GDP增长政策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为了社会长期繁荣发展，必须扭转此种政策，实施“有意义的”GDP经济发展战略。此战略的基本要义是社会只追求“合意”的而非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合意”的经济增长条件下，社会更加关注人的生活幸福和生存状态，注重环境生态与人的和谐共存共在。唯有社会主流价值转向与重建，经济危机才可能真正消除！（三）社会层面，人们之间要倡导和保持合作,对破坏合作的行为必须予以惩戒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合作系统，没有合作社会也就消亡了。在合作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和经济绩效才能得以提高。由于个体的人的特质和能力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单凭个体的力量很难应付其所面对的世界，联合与合作成为人们必然的选择。马克思认为，人们面对一个不自由的世界，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能力之不足，通过集体的密切联合与合作来实现良好的生存空间、人们充分的自我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12]可以说，合作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只有广泛的社会合作，人们才能自由地生产和生活。因此，一个良好合作的社会是消除经济危机的条件和基础。

总之，个体层面看，需要着力提高大学办学质量，培育学生的理性思维，特别是不能忽视培养学生的反思批判性；国家层面，实施“合意”GDP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全社会进行良好的社会合作。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亨利•伯格森.创造进化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9][10]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张汝伦.历史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篇5

[摘要]以股抵债作为解决中国股市治理症结的重要工具,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创新,有着丰富的法学及经济学研究价值,亟待系统化全面规制。必须从微观、中观、宏观、极观各个层面,兼顾历史实然性和改革应然性,改变传统的不可谈判型契约安排之旧局;立足于变和运动之上的增量利益观,重视科斯定理所揭示的外部性与内部化,对控股股东课以平衡性义务和惩戒性义务;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利益博弈矩阵,以权利收益为一般等价媒质,运用经济法来弥补民商法、行政法的不足,确立起纵向公平与实质正义。

[关键词]股市治理;制度创新;股权分置;契约论;博弈论

一、问题提出:中国股市治理制度创新亟待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电广传媒”的一位小股东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引起轩然大波的起诉书,该案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起诉的对象是国资委,诉由是上市公司电广传媒“以股抵债”方案违反了《公司法》和《证券法》中关于不得抽回上市公司股本、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以及禁止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法律规定,违背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而该方案是得到国资委批准同意的,所以,该起诉书认为,国资委批准电广传媒公司方案的“不当行为”侵犯了该公司广大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1]此事件应当溯源到2004年7月28日,当时,为了解决中国股市治理结构中的“股权分置”之宿疾,证监会、国资委正式启动了以股抵债的试点工作,电广传媒公司成为首家试点单位。以股抵债被称为“中国股市治理的创新性工具”,被寄予厚望,监管层期望它能为解决我国股市的股权分置问题提供一条有效、有益的路径。[2]

这样一个对于中国股市治理具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创新,笔者从法学和经济学的双视角对其进行探析,发现它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经济法的缺位问题更为迫切。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一中国股市治理创新工具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将遭到极大的阻因,从而有可能使其偏离预定的目标价值取向。这种严重的缺位,也就是上述“小股东诉国资委”一案的深层成因。

仅从下面的几点初步分析中,就足以看出“以股抵债”多么亟待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系统化全面规制——

之一,证监会、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在法律内涵上不周延。

证监会、国资委对“以股抵债”的定义是:上市公司以其控股股东“侵占”的资金作为对价,冲减控股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冲减的股份依法注销。[3]从法学的视角,这个定义是大可商榷的。因为,如果从法律术语的解释规则上讲,以股抵债就是用股权来抵偿负债,是在债务人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被动清偿债务的一种变通方式,即以部分或全部股份作价,偿还相应的债务。也就是说,从法律上看,以股抵债只需具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一条件即可,而不问这个债务人是非流通股股东还是流通股股东、是控股股东还是非控股股东。也就是说,法律意义上的以股抵债的外延,适用于所有的股东。但是,证监会和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的外延,却只适用于非流通股的控股股东,而且还要以侵占上市公司的资金为前提,使以股抵债只能发生于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并且只能发生于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这就与法律意义上的以股抵债大不相同,限制了以股抵债方式的适用,还造成了非流通股控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机会不均等、结果不公平。

之二,证监会、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混淆了下位概念与上位概念之间的法律逻辑关系。

在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偿债方式中,如果以股东所持的本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抵债,则方式有两种,包括:(1)以拍卖股份的方式抵债,可简称为“以拍卖股抵债”,即先把股东所持的本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拍卖,再以拍卖所得的价款抵偿其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2)以定向回购股份的方式抵债,可简称为“以定向回购股抵债”,即不对股东所持有的本上市公司的股份拍卖,而是直接在该股东与本上市公司之间达成定向回购股份的协议,以双方商定的价格对这部分股份作价,并以该作价来抵偿其欠上市公司的债务。可见,在法律逻辑上,以股抵债是一个“上位概念”,它的下面还包括两个“下位概念”,即“以拍卖股抵债”和“以定向回购股抵债”。而证监会、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实际上仅仅是指第二种,是“以定向回购股抵债”,其不足之处在于,它犯了混淆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错误。

之三,证监会、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使用的不是规范的法律术语。

在法律上,债的消灭有其特定的原因,包括清偿、抵消、提存、混同、免除等[4],根本没有“冲减”之说。但是,证监会、国资委在对以股抵债进行定义时,却使用了“冲减”一词,这是不规范的。因为,“冲减”只是一个财务术语,并不是法律术语。况且,“冲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减持”(即曾经引起股指一路下探的“国有股减持”),使本就脆弱的广大流通股股东“闻减色变”,引发新的股市疑忌和恐慌。

之四,证监会、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在立法位阶上欠缺应有的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证监会、国资委所说的以股抵债实际上应是“以定向回购股抵债”,但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不管是《公司法》还是《证券法》还是《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此的规定都不够明确具体。《公司法》第149条只是粗略地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并公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24条、25条、26条的规定与《公司法》第149条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对股份回购方式的规定。可见,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我国对股份回购的立法比较简单粗略,除对股份回购的事由、回购方式作了规定外,对回购的资金来源、价格、比例、程序、以及违法回购的法律效果等均未涉及。

由于进行以股抵债的绝大多数都是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公司,而国有股从本原上来说是属于全民的,从严格产权的法理上来说,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股要进行以股抵债这样的大操作,应当由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立法机构(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立法,在法律程序和法律效力上才算正当。退一步说,这个权力即使交由具体的其它机构来代行,也应以相当级别的法律渊源表现出来。再退一步说,如果考虑到“前期试点”等因素,至少也应当以严肃、正式的部门规章来进行规范。但是,从2004年7月28日以股抵债被证监会、国资委提出来至今,几个月过去了,相关部门还没有有关以股抵债的规范性文件。这样一个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决策,相关部门采取的却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新闻发言人谈话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欠严肃的。一旦以股抵债的过程中发生纠纷,纠纷各方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诉讼活动中连具有足够法律效力位阶的法律规范都找不到!股市会因此而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

二、理论探求:对中国股市治理制度创新的法学和经济学双视角解析

以股抵债被称为中国股市治理的“创新性工具”,并非虚有其名。下面,笔者将从法学和经济学的双视角,对其进行解析。

从经济学的视角上看,我们要先从中国股市的宿疾症结开始分析。众所周知,中国股市与发达国家的股市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发达国家的股市更多地是一个“投资场所”,而中国的股市10多年来一直象个“投机场所”,上市圈钱、控股股东挖空上市公司、提款机现象、高管腐败、内部人控制,等等。[5]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距?究其根源,在于我国股市与发达国家股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上述这些“差距”。这个“差异”,就是股权分置。所谓股权分置,就是“股权分别设置”,也就是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不象发达国家那样同股同价、同股同权、同股同法,而是人为地区分为两种类型的股权,一种是非流通股权,一种是流通股权,这两种不同股权的价格不同、权利不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一般而言,社会公众所持的是流通股,在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只占较小的比例,无法在股东大会上取得多数表决权,往往只能“用脚投票”;而国有机构以及很少一部分民有机构所持的是非流通股,在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占据较大的比例,能够控制股东大会上的多数表决权,能“用手投票”,从而成为控股股东。

从法学的视角上看,“股权分置”是我国股市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一个“契约安排”。从法理上来看,这个契约安排是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不可谈判型契约”或称“附合型契约”,通俗点说就是“霸王契约”,是契约双方由于地位不平等而致的产物。在这个契约中,非流通股股东被安排在“强势地位”上,而流通股股东被安排在“弱势地位”上,在这个契约缔结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流通股股东只能被动地接受,只能对处于强势地位的非流通股股东已经单方决定的“霸王契约”进行“附合”,要么接受,要么走开(Takeit,orleaveit),而没有进行谈判、改变契约的可能性,也就是,这种契约具有明显的“不可谈判性”。

在股权分置的契约安排下,上市公司通过高溢价发行股份(包括首发、配股、增发等),使控股股东获得巨大的收益。控股股东利用手中的非流通股,以极低的价格(常常是流通股股价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就能轻易地取得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权。不仅如此,控股股东以如此低的成本取得控股权之后,还在利益分配上享受着特权;更严重的是,控股股东还利用自己对股东大会的控制,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全套机构都变成自己的“内部人控制”,从而为这些上市公司的高管滋生“道德风险”提供了“制度温床”。在股权分置的制度背景下,中国的上市公司普遍出现了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现象,上市公司成了控股股东的“提款机”。这些被侵占的资金,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控股股东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下面是一组惊人的统计数字:近半数的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或关联方侵占现象,资金被占用总额高达约1000亿元,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不堪重负,被掏空到ST、甚至PT的困境。在ST的上市公司中,70%存在控股股东侵占行为;在已经被PT的15家中,其经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股东的侵占行为。[6]

要解决中国股市上出现的这些制度性弊病和系统性风险,必须先打破股权分置的旧局。而要打破这个旧局,从法理上来看,就是要对中国股市的契约安排进行重塑,要把旧的“霸王契约(不可谈判型契约、附合型契约)”变为新的“平等契约(可谈判型契约、合意型契约)”。而以股抵债,则是多种方案选择中最具必要性、可行性、现实性、操作性的一种。

所谓“创新性工具”,是与中国股市治理的其它“普通工具(非创新性工具)”相比较而言的。就目前解决中国股市“股权分置”宿疾的工具而言,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一是现金还债,即控股股东用现金偿还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二是以资抵债,即用控股股东的资产来抵偿其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三是国有股减持,即把本来不流通的国有股转让出去,使之流通,从而消除由国有股一股独大所导致的股权分置问题;四是以股抵债,即用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来抵偿其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下面,笔者从法学和经济学的双视角,通过与其它三种工具的比较,来诠释以股抵债为什么能作为解决中国股市治理症结的“创新性工具”。

第一,与现金还债相比:现金还债解决的只是控股股东的债务清偿问题,只是微观层面的表象问题,而不能解决中观层面、宏观层面、极观层面的深层问题。

在对中国股市治理进行剖析时,由于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同,从财会的视角与从法律的视角所看到的结果是不同的。从财会的视角,看到的无非是控股股东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并欠账、逃账、赖账不还。但从法律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层面的问题之所在:在最直观的层面(微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的资金;在稍高一级的层面(中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控股股东侵犯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权;在更高一级的层面(宏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股权分置的宿疾根源;在最高一级的层面(极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不可谈判性、缔约双方的不平等性。

与这四个层面相对应,现金还债解决的只是微观层面上的表象问题,连中观层面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能解决宏观层面、极观层面上的终极问题。因为,即使我们假设控股股东有能力、有压力、有动力用巨额的现金去还债,那么,当这次所欠的债务还完之后,虽然在财务上,上市公司的应收债款的确是收回来了,但是,在法律上,由于股权与债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权利,那么,由于控股股东所拥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一点都没减少,仍然牢牢地掌握着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权,所以,就不可能从制度上、从根本上、从源头上禁绝以后不再发生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侵犯上市公司独立法人财产权之行为。

第二,与以资抵债相比:以资抵债解决的仍然只是债务清偿问题,仍没触及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不可谈判性、缔约双方的不平等性之根源。

实际上,现实中的大多数控股股东一没能力、二没压力、三没动力去进行现金还债,这种情况下,“以资抵债”作为又一种解决工具,就被提了出来。所谓以资抵债,就是在控股股东无法以现金还债的情况下,用其资产作为对价,来抵偿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这种方式曾在中国股市上兴盛一时,但后来也衰落了,原因有二:

一是,它虽然在表面上解决了欠款问题,而实质上却存在极大的隐患。大股东用以抵偿债务的资产不仅会缺斤短两,还可能是毫无盈利能力的劣质资产,如此一来,以资抵债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使上市公司背上了更重的包袱。况且,以资抵债也会对重组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7]

二是,以资抵债与现金还债一样,解决的只是暂时的债务清偿问题,而没有解决最根本的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不可谈判性、缔约双方的不平等性、意思表示的单方附合性等深层问题。这一次的债务用不良资产抵消之后,控股股东所拥有的股份仍然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和限制,仍然能够凭借自己对上市公司的多数发言权,继续操纵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继续实施对上市公司新一轮的侵占行为。只要股权分置的问题没解决,控股股东就有能力源源不断地侵犯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权。如此,就会出现“侵占优质资产→以劣质资产抵债→再侵占优质资产→再以劣质资产抵债”恶性循环的怪圈。

第三,与国有股减持相比:国有股减持虽然能解决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旧局之种种弊病,但它却是一种单方强行违约行为,不尊重市场规律,是强制取代市场,而不是弥补市场。

股市本身就包含着风险,这是各国股市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但问题就在于:发达国家的股市风险是“市场性风险、技术性风险”,是一种市场规律;而中国的股市风险除此之外,还主要源于“系统性风险、体制性风险”,是一种非市场化的力量所致。中国股市的绝大多数体制性风险皆源自股权分置,而股权分置又主要源自国有股一股独大,因此,国有股减持倍受各界关注。国务院2001年6月12日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是国有股减持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这种“理论上的美好预期”却遭遇了“施行中的残酷现实”——仅仅过了3个月,这项国有股减持方案就不得不紧急喊停,因为,在这3个月里,中国股市狂跌不止,人们“谈减色变”。[8]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按法学原理,解决不可谈判型契约(附合型契约、霸王契约)的方法是,首先,法律要赋予契约当事人(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进行谈判的权利,然后,方法有四种:(1)通过当事人协商,对已经履行的部分契约,分别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未履行的部分契约则不再履行,并解除原契约;(2)通过当事人协商,达成新的合意,并据此签订新的契约;(3)协商不成且又暂时未得到相关部门依“实质公平”原则进行干预的,暂时维持原契约;(4)单方强行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等法律后果。

按上述的四种方法,国有股减持方案属于第四种,是单方强行违约行为,没有尊重市场规律。因为,在实施国有股减持之前,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中明确承诺“国有股和法人股为非流通股”。从法理的视角来分析,这实际上就是中国“股市契约”中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条款,它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投资于中国股市的一个基本前提,社会公众对于流通股的投资收益的一切预期,都是建立在这一契约基础条款之上的。这一条款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双向霸王条款”,也就是说,它既包含了限制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规定(即流通股要付出远高于非流通股的溢价,常常高达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同时也包含了限制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规定(即非流通股不得流通)。要修改这一“双向霸王条款”,应当同时征得契约当事人(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合意,由二者通过谈判解决。但是,国有股减持却仅仅从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出发,单方改变这一中国股市原来的契约基础条款,却没有同时建立起新的合理的契约基础条款,是非流通股股东的单方强行违约行为。

第四,比较结论:以股抵债既能照顾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历史实然性,又能过渡到新的契约安排的改革应然性,实现中国股市新、旧两种契约安排的兼容对接。

解决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之宿疾,其关键在于如何同时既照顾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历史实然性、又能过渡到新的契约安排的改革必然性,实现新旧两种契约安排的兼容对接。那么,以股抵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以股抵债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现行股权契约安排中的一股独大问题,从而有利于在上市公司的股权行为中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现实中,在欠债量与控股量的关系上,存在着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欠债量大于控股量,第二种是欠债量等于控股量,第三种是欠债量小于控股量。在实施以股抵债之后,上述的第一种模式(大于模式)和第二种模式(等于模式)就意味着原来的控股股东不仅不再拥有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而且连一般的股东身份都会被取消,因为它拥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已经被全部用来抵债了。在这两种模式之下,当然也就不再存在股权分置的问题。而在第三种模式(小于模式)中,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是抵债之后原控股股东所掌握的股份已经不再占据支配地位,成了非控股股东,从而也不再存在股权分置的问题;二是抵债之后原控股股东虽然仍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它的控股地位也会明显减弱,从而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股权分置的弊病。

其次,以股抵债可以为建立股权权益公平分配的新契约安排格局提供一个必要条件。实施以股抵债之后,原控股股东所拥有的相当于债务量的非流通股被定向回购并注销,导致非流通股量大大减少,从而,上市公司股票的整体流动性就会随之提高,结果就会使尽可能多的股东权益能够按照统一的规则来分配。这样,以股抵债就可以为建立股权权益的公平分配新契约格局创造条件。

第三,以股抵债可以减少控股股东占款,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降低因为应收账款过大造成的上市公司金融风险。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控股股东长期侵占其资金,而又不能以现金或其他优良资产偿还,这就导致上市公司对其控股股东所享有的债权实际上是呆债、坏债、甚至死债,根本难以收回。以股抵债之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值和每股收益都会有所提高,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有助于摆脱经营困境、增强盈利能力。

第四,以股抵债之后,原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被取消或大大弱化,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就可以得到改善,原控股股东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操纵就会消失或受到很大限制,有利于防止出现新一轮的控股股东侵犯上市公司独立法人财产权之弊病。

总之,以股抵债作为中国股市治理的创新性工具,不仅能在相当的程度上解决债务清偿的“表象问题”,而且能解决中国股市契约安排旧局的“本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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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篇6

经济学中有关商品质量监管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总结这些理论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开阔思路，完善商品质量监管制度。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质量与市场机制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商品质量并不是理论关注的重点。因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按此假定，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市场，买方都拥有商品质量的所有信息，包括功用、风险因素等，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无法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掩饰商品质量上的瑕疵，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不会因为信息不完全而被误导，自然也就不会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伤害问题。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业可能拥有的信息优势，所以传统经济学更加关注在不同的市场类型中，如何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确定来揭示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商品是均质的，不存在质量上的任何差异，市场均衡水平所确定的价格就是刻画商品质量高低的唯一信号。而在现实经济社会更常见的垄断竞争市场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会通过广告主动传播商品质量差异的信息，同一行业内部商品之间的相似性让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充分，企业无法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约束在某个价格水平上与生产经营者实现均衡，而不同的均衡价格水平将对应不同质量的商品。在纯粹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行为有明显的市场支配力，价格可能会被企业操纵，产生扭曲。然而，处于市场劣势的消费者清楚地知道，高价格下商品的质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接受生产经营者制定的高价格。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质量更像是一个技术术语，因此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框架看，该学派实际上是通过价格信号来研究商品质量的。20世纪初微观经济学领域出现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对不完全竞争格局下商品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价格信号与市场支配力两个因素的经济含义。来源于/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1970年，在《旧货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车为例，首次用信息不对称解释了二手商品市场中的质量问题，从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全新领域。他认为，在旧货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拥有的质量信息是不同的，卖方显然知道更多的质量信息，而买方则知道的较少。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让信息劣势的一方——买方只能按照一个折中价格来购买并不清楚质量好坏的二手商品，但折中价格将会让实际质量超出折中价格水平的商品无利可图，从而“挤出”这部分质量相对较好的商品。这样，买方实际面对的必然是质量相对较差的商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将在旧货市场上演。随着买方意识到市场商品平均质量在下降并调低报价，市场中的另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商品将会退出交易。在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中，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向选择。以上情况循环往复，会导致旧货市场无法交易，出现市场失灵。

西方学者根据购买者对质量信息的可获得性把商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购买时通过观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质量的搜寻品(searchgoods)，第二类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获悉商品质量的体验品(experiencegoods)，最后一类是使用后也可能无法知道商品质量全部信息，因此购买之处主要是相信其质量的信任品(credencegoods)。显然，消费者在购买后两类商品时会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逻辑，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将导致的市场交易效率损失。可以设计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场失灵的机制。例如。卖方提供一份由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商品质量鉴定证明，主动揭示商品的质量信息；卖方提供质量承诺，对一定期限内可能出现的商品质量问题负责，如退货、更换合格商品、保修等，减小信息不对称可能给买方造成的伤害；在法律健全的国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调节来实现对不完全信息的矫正，恢复市场机制的作用。由政府监管部门介入信息不对称市场的运行，通过强制性法律来保护消费者和用户的权益，也是矫正以上问题的一个可行选择，这就是本文关注的商品质量政府监管问题。

三、商品质量的政府监管

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是政府介入市场商品质量监管的必要条件。按照规制经济学的理论，这种监管属于社会性规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环境等目的对某些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进行监督、管理。

1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无论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奥地利经济学，消费者权益至上或者说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均为考量商品市场是否具有经济效率的主要标准。按照这一逻辑。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质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损害将是政府部门进行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传统经济学考察消费者利益的主要依据是消费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与消费者的意愿支付价格的差来计算消费者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消费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没有涉及商品质量问题，是因为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潜在假设。在信息完全的经济世界中，理性的消费者必然会抵制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财产等带来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场机制会自动将影响消费安全的问题商品排除在外，实际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没有质量问题的。在此情形下，价格自然会成为消费者关注的唯一指标。由此而来的消费者福利问题也就成了价格水平的比较了。

现代经济学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论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标准依然是评价市场运行效率的主要指标。但与传统理论有所不同的是，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不仅包含消费者剩余的计算，还考察他所购买的商品质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会不会对其身体健康和财产造成伤害或有潜在风险。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质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要求对商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管。尽管质量监管的社会效益很难用明确的公式进行计算，但这种社会性规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法律法规是质量监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经济学领域中所讲的制度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可以确保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按照一定秩序进行，能有效防范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危害的机会主义行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为制度的规则既有市场自发形成的商业惯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刚柔相济，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

对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市场来说，通过法律法规这种正式的制度形式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是缓解市场失灵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关商品质量、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对所售商品质量负责，对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给消费者所带来的危害承担法定责任。这些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对商品生产经营者事前不负责行为的警示，也是对因质量问题造成危害后对其实施严厉制裁的制度依据，也是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来源于/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特征，加大了对问题商品责任人进行惩罚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违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商品质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会强加给生产经营者无限的质量责任。按照著名的汉德法则，只有在预防成本小于预防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包括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收益)，而生产经营者却未对商品采取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并对消费者带来危害时。他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研究中我们发现，各国政府都是依法对商品质量实施监管的。例如，1975年，美国颁布针对商品质量的《马格努森一莫斯保证法》(Magnuson-MossWarrantyAct)，对生产经营者的保证责任做了明确规定，要求生产经营者对有缺陷产品承担修复及更换的责任。这一法律与《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1979)、《产品责任法》(1982)等一起成为美国监管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基石。

3最低质量标准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本形式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念，政府不应过度介入经济运行，即使是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因为政府干预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从商品的企业生产、市场交易和最终使用或消费流程看，质量监管的重点在企业生产市场与交易的界面。换言之，在商品质量问题上，政府监管切入点不应该是商品生产者的内部质量监控，因为从监管资源的数量看，政府的力量无法覆盖所有企业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从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看，与商品质量相关的经济决策和技术决策都属于企业组织的内部事务，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质量监管的切入点应该是对进入市场的商品实行最低质量标准(MinimumQualityStan—dards)监管。即在商品进入市场销售时，监管者必须确保商品质量符合最低的质量要求，将不合格产品拒之门外。不合格产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产生的损失由生产经营者自行承担，这是市场约束的一个基本规则。

从商品的类别看，体验品和信任品应该是质量监管的重点。因为搜寻品的质量是外在的，容易观察到，消费者购买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对于体验品和信任品来说，如果没有最低质量标准监管，不合格商品将进入市场，给消费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体验品和信任品中，那些与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关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可能有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包括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风险防控远远比伤害成为事实后的经济补偿更为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最低质量标准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最低质量标准将不合格的产品阻挡在市场的大门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场现有商品的平均质量，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的商品支付高价，因此，提供优质商品的生产者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样，最低质量监管可以使买卖双方的福利状况都得到改善，是标准的帕累托改进。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如医疗、法律、会计等，也存在对服务质量的监管问题。与有形商品市场不同的是，由于专业服务依托从业人员而存在，所以，监管者对服务质量的主要监管之一是对从业人员的资格进行认定。通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获得执照或从业资格是进入这些专业领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从理论上讲，具有从业资格或拿到执照许可的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是符合基本专业水准或质量要求的。可以看出，专业服务市场的执照或从业资格监管与商品市场的最低质量标准监管可谓殊途同归。

4市场约束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和有效补充

虽然对于体验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来说，政府的质量监管工作非常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者可以包办一切。借助市场经济的规则，靠企业的内在机制来保障商品的质量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的基础。

首先，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有助于企业把质量控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因为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符合企业实现持续经济利益的内在目标。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质量标准下，不合格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是由企业自身承担的。利益独享和风险自担是企业进行质量控制时面临的同一个约束机制，它是驱使企业强化质量意识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对于追求长期繁荣的企业来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声誉机制是规范企业质量行为，确保质量安全的另一个重要约束。因质量引起的经济纠纷甚至安全事故。都会造成企业的声誉损失，损害企业长期培育的市场。而可靠商品质量给企业带来的社会美誉，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富有吸引力的价格。也有利于现有客户忠诚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优质客户。为企业带来更持久的业绩增长。

另外，在商品质量存在差异的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上销售商品的平均质量，广告、产品演示、试用等营销手段还可以让购买方获知更多的质量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知识经济学下的商品质量监管：一个理论延伸

在有关质量监管的经济理论中，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规制经济学都把监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而知识经济学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质量监管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知识经济学中，经济主体在生产、交易、消费时经常会面临相关知识匮乏的问题，因为该理论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类的经济决策有可能犯系统性错误。一个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经济行为可能重复发生，直至某一天人类通过学习发现了能够理解、纠正这种不当行为新知识为止。按照这种观点，即使是最负责任、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在商品质量问题上也会犯错误。例如，在现有技术和装备下，无法解决那些可能给使用者带来危害的质量问题，但消费者维持生命存续的强烈需求和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让这些商品提前进入市场；在现有质量检测体系下，无法在销售前甄别产品的某些质量瑕疵，尽管这些瑕疵不一定都变成事实上的危害；按照现有理论。可能误把一些有潜在风险的技术或因素看做是改善某些品质，或提高产量，获得更高经济效益的法宝，等等。从近些年来发生的众多质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问题的严重性一点也不亚于信息不对称问题。

源自生产者知识不足引起的质量风险，是商品质量监管中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中有太多的质量不确定性，同样也面临知识有限的监管者很难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对于这一点，担当市场商品质量监督重任的监管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监管实践中，应秉承审慎、预防的原则，设计相应的制度预案。例如。对于那些在现有技术和装备下暂时无法解决的质量隐患，监管者必须果断出手，将问题商品隔离在市场以外，绝不可因小失大；对于企业事后发现的质量瑕疵，监管者应迅速启动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小问题商品可能给使用者及社会带来的危害：而对于那些目前无法对是否有质量风险做出肯定判断的高新技术。监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质量风险监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善商品的某些品质，或有助于短期经济效益的提高。质量监管工作也应该摒弃短视策略，把消费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不让那些可能有风险隐患的商品进入市场，为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隐患。

知识经济学中的知识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对称假定在质量监管中的地位。尽管前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难度比后者更大，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巨大飞跃无疑会推进监管理念的创新，提升监管效率。

结束语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篇7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经济学历史与现状的介绍，批判了不幸福经济，分析了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疏离、对不幸福经济学的批判及幸福主义的回归。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

经济学在其初创期，承接哲学传统，注重伦理道德，具备价值判断，表达了对人本思想的关注，体现了对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

古典经济学的朴素幸福主义

古典经济学表现为一种朴素幸福主义，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1723-1790）、边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等都承继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表达了对幸福的关注，并赋予经济学浓厚的道德诉求和哲学思辨色彩。

在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主要阐述经济发展问题。《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哲学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思想的继续发挥。斯密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主张从经济关系中考察人的行为和情感，确定人们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

边沁则开创了功利主义思想，为古典经济学打下了哲学基础，并成为早期效用主义的理论来源。边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所获得的每一份财富都对应一份相应的财富，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越大时再增加等份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数量就越小，只有在人们获得财富的实际比例最接近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总量才最大。

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

古典经济学把幸福是自身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但是对幸福的研究却又始终与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古典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明确研究物质财富的目的是实现人自身的幸福和快乐，而且其对实现手段的讨论为新古典经济学乃至现代经济学对幸福这一终极目的的疏离埋下了伏笔。

新古典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以西尼尔和马歇尔为代表。西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如何实现财富增长，在对财富的研究中必须抽离掉一切难以量化的、与财富无关的因素。而马歇尔则进一步明确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研究的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与获取和使用福利的物质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部分”。而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则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不断被淡化。

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则以凯恩斯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了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应加强“需求管理”，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对冲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也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也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

对不幸福经济学的批判

财富经济学在物质匮乏年代有效解决了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的低层次需要，同时也弱化了人们对精神满足的需要，从而使人们一度误以为物质富足是实现幸福的唯一手段。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对人类幸福的促进作用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收入和社会财富不能等同于幸福，也不是幸福的唯一决定力量，更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发展目标。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财富经济学最终沦为了不幸福经济学，成为人们批判和反思的对象。

何塞•卢林贝格最早提出了“不幸福经济”的概念，指出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财富之间的替代效应，点明了现代经济学不幸福的本质。经济的富足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心灵愉悦。尼克松也说：“生活富裕者一生忙忙碌碌，聚敛巨大的财富，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并不比原来更快乐，精神上也不比原来更富有。……个人不可能从纯粹的物质主义中得到满足”，从而对只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不幸福经济学进行了反思。

幸福作为对合理欲望的正当满足，其影响因子是多方面的，人们追求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幸福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满足，经济学必须完成对幸福主义的回归。而最先明确这一点并作出实证研究的是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1974年伊斯特林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个人主观的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因而提出了“收入增长并不一定能导致幸福感提高”的“幸福悖论”。

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厘清了传统经济学不幸福的本质。西托夫斯基指出，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的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

而理查•莱亚德认为个人幸福应包含了“七大影响因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而国别平均幸福也可以用六个关键因素来说明：即可被信赖的人数比例、属于社会组织成员的人数、离婚率、失业率、政府品质，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程度。莱亚德对现代社会不幸福现象的批判和担忧被称为“莱亚德的忧郁”。

幸福主义的回归

对不幸福经济的批判有力地促成了对幸福主义的回归。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基础，明确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呼唤着幸福主义的到来。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丹尼尔•卡纳曼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卡尼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

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复归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因为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发展，物质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人们期盼的幸福并没有如期而至。这种社会现象被布瑞克曼和坎布尔形象地比喻为“享乐水车”。

二是与经济上的后工业化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上也出现了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后物质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逐渐成为欧美国家主要的社会价值取向，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合理替代。人们从热衷于经济增长、财富占有等物质价值开始转向关注于生活质量、生态环境、人权、自由等后物质价值。社会思潮的改变反映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使经济学在对物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更关注于社会收入差距、环境问题等非收入问题。

三是与信息化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出现了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幸福的主观性曾经使经济学家退而求其次，转而研究物质财富问题。但是，心理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以科学的方法测度主观心理感受，从而给经济学对幸福的复归带来了可能。而网络的发展也使得科学信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交叉提供了可能。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相互融合，为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心理学的基础，并赋予其浓烈的伦理学色彩。

幸福主义思想在21世纪初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的关注，2010年初温总理所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是对于幸福理念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亚当•斯密.国富论[M].华夏出版社，2005

3.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0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公司法效率公平经济学分析

在2005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对《公司法》的修订案，并于2006年1月正式实施，这次对公司法的修改及有关法律的一些规定，使得大众产生疑问：“公司法是否有必要具体明确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的职责”、“关联交易投票大股东应回避吗”等。

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公司法进行了分析。走在前面的是美国学者。20世纪中叶美国开始了“法和经济学”（LowandEconomics）的研究，许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进入这个领域，众多研究成果对法律的解释、制定产生重大影响。总的来说，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用经济学方法和观点研究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法经济学分析理论概述

（一）公司法释义

公司法是以公司利害关系者（股东、经营者、债权人为中心，有时包括职工）关系调整为重点的法律，是公司组织法，又是行为法，同时有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定。

公司法和一般民法的不同的特点是它有不少强制性规定，即有当事者合意亦不能排除之规定，如章程只能规定董事有尽职忠诚义务，不能规定除故意损害外不承担责任。当事者合意也不能排除的法律规定，在合同法中亦存在。但公司法中此类规定甚多。这一特点引起学术界关于公司法是私法还是公法的争论。

各国公司法都有上述共性，亦因多种原因有所不同。德国等部分欧洲国家及中国公司法中有职工参与制的规定，但英美公司法无此规定。这个差异与国家的社会政治历史有关，如德国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20世纪70年代德国公司法做出大公司监事会一半来自工会和职工的规定时，就业率就很高。

实际的经济及经济关系的影响亦很大。如实际存在的股权结构差异。欧日等经济体中金融和商业法人是最重要的持股机构，而美国机构投资者持股量大，前者股东重交易收益，后者重股权收益。因此欧日和英美公司法中股东保护的程度及股东力量对公司法的影响程度均有差异。法律理念和体系差异亦有影响。德日是重条文的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是重判例的海洋法系国家，由此引致规定差异。

（二）经济学判断法律合理性的原则及和法学的初步比较

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一直关心法律的规定，其观察视角是：法律的经济学意义何在？对人和企业有何影响？为达到目标怎样的规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合适的？过去经济学对法律的分析较少。除学科领域差别原因外，主要原因是：认为法是为明确产权和私人合同关系提供保证的司法裁判制度；假定企业是“黑箱”，除税收问题，经济学对其内部问题分析较少；只讨论与市场失效有关的法律问题，如反垄断法的问题。但后来情况和环境发生改变，有用经济学分析法律规定的需求，此外经济学理论及分析工具发展了，不再认为企业是黑箱。

经济学家研究法律的方法，其一，是将法律视为外生变量，考察法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如考察税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其二，是根据法的目标，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法的必要性和作用等。本文主要用后一种方法进行有关讨论。

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分析判断的原则及思维模式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法学家特别重视公平和程序原则，经济学家判断分析法律合理性时则更关注效率、合理判断及“合同”三个基本原则。

效率原则：从静态到动态。经济学家判断公司法合理性最基本的原则是效率原则，即能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剩余总产出最大化。经济学家亦重视公平原则，但较强调事前公平、机会公平，因为它符合经济学关注的激励机制原则，有利于通过激励提高效率。而法学家常常根据公正，特别是公平或平等原则考虑公司法的规定。后来一些经济学家还强调应当考虑各种规定对长期效率，或者说动态效率的影响。

合理判断原则：从理性到有限理性。经济学家通常假定经济人有合理判断能力，即：以自己能获得的信息为前提；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有能力合理选择。由此推论是，强调自己对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但法学家看法往往不同，他常质疑人的行为是否合理，因此法律中常有许多限制性规定。以后经济学家认识到当事人只有有限合理的决策能力，但并不认为因此在经济学上就有限制当事人的理由，因为限制也未必合理。

合同原则：重要性、不完备性和控制权。过去的经济学假定人们有合理判断能力，只要能明确产权关系，确保合同执行，一般任何交易都可以以合同形式提供法律保障。但是法学家未必完全赞成这种看法，因为有显著不公正的合同，应允许司法介入，纠正存在的“不公正”。以后经济学认识到由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多种原因合同难以完备，但合同不完备不等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一定合理、有效率。经济学家发现要说明企业的内在关系，仅用当事人平等的合同概念不行，还必须引入控制权概念。

（三）对效率和公正原则的看法

尽管学术原则或体系有些不同，但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许多方面仍能取得共识。如企业给员工与绩效挂钩的工资合同，业绩不同，工资不同。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般都不反对这个结果。

经济学家的效率原则是目标判断原则，而“合理判断”、“合同重要”原则是强调通过经济人的合理判断和市场（合同）行为能够获得更优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后提出的动态效率、有限合理判断、公司控制权理论，是对三原则的发展，不是否定。如果能有效率，即使只能进行有限合理的判断，经济学家也未必会反对合同的合理性及意义。经济学家的效率原则与法学家强调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包括事后公平）等原则有所不同。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表明，二者尽管可能确有不同之处，但其具体结论和结果亦可能相同或互补。

（四）用“企业理论”、“合同不完备”理论说明公司法的基本构架

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决策分工体系是：股东会控制董事会人选和进行有限的重要决策，董事会进行经营决策，管理者进行日常决策。为什么公司法有这些规定，并且其中不少规定是强制性的。法学家由于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较多，甚至有公司法到底是公法还是私法之争。一种解释是公司法既是组织法，又是行为法，涉及行为的不宜有强制性规定，涉及组织的因事关重大可有强制规定。

早期认为企业是黑箱，以后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以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长期交易关系为前提的，是对“市场”和“组织（企业）”根据交易费用选择的结果（科斯定理）。但这不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需要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因为市场上亦有信息不对称、有交易费用，市场交易仍可以长期持续。企业内即使存在信息不对称、合同不完备，亦可在不对称的范围内获得效率，合同亦应有效。信息不对称至少不是公司法应有强制法规存在的充分条件。

如果仅仅将公司法理解为当事人围绕公司财产权的合同集合，公司就只需要任意性的规定。由于合同合理性有限，司法判断合同的合理性也有难度，公司法的作用将很有限。

公司法要适应公司必需有控制权，并且控制权应给承担投资风险的股东的要求，就必需有与控制权有关的强制性规定，如关于董事责任、股东和股东会权利的规定。这样的公司法才能从法律上保障公司控制权所有人的意志能够得以实施，有利于解决合同不完备问题。如果合同合理完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作用不大。如果合同不完备，公司法就提供了解决合同不完备问题的手段。美国公司董事会权力来源，在理论上有股东授予和法律授予两种解释，但两种授予论都没能说明授权的经济关系制度基础和意义。现代企业理论对此给予了较有力的说明。

没有企业控制权理论，仅凭效率原则、合同不完备理论，不能解决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存在意义的问题。因为：合同不完备不等于无效率（如未按约出资未必一定影响公司经营），解决合同不完备亦有多种方法；法不一定能改善效率，因为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法难一一对应，法的实施靠司法，法院或法官也很难判断效率问题。

公司法不仅有强制性规定，还有指导性、任意性规定。因此综合地看，公司法的经济学意义将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其是公共品，是所有当事人可以共享的思想产品和资源；用法律标准形式降低合同成本，包括自愿的和强制性的合同成本；提供当事者交易的法律平台，有提升效率、强化激励（如对出资人的激励）的功能。

对公司法修改的经济学分析

（一）如何看待股东利益冲突问题

股东特别是大小股东间利益冲突的处理，是公司法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亦是难点。在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带来掏空上市公司等各种问题。有些部门为此提出“三分开”等措施，但仍无法有效解决。国外也有“一股独大”问题，有不少家族、大机构控制上市公司，如日本上市子公司中的10%-20%，其大股东有1/4以上股权。

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有利于母公司的商业交易、资产（包括股份）交易、项目安排及分红安排上。在探讨公司法如何处理大小股东关系的规定时，有必要对母子公司关系作经济学分析。母公司会吸尽子公司利益吗？存在这种可能。但吸收子公司利益未必无效率，关键在于条件及结果。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吸尽子公司的利益，因为这使上市变得无意义，对母公司通过上市子公司持续发展不利。

何谓分配不公平，“分配不公正”是否就无效率？有人认为分配不公正的标准是交易价格，但因有长期利益和当期价格不匹配问题，仅看当期交易价格未必恰当；是否只要价格合理即可，但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按独立交易商价格交易”未必效率高；为集团利益限制某些子公司的某些项目可能有些不公正，但未必无效率。

母公司过多介入子公司经营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这不是因为母子公司间有交易，而是因为：子公司因利益分配不确定，决策条件不稳，发展因此受影响，最终影响企业效率；方针不一、不稳定导致信用成本上升，影响集团的资源配置效率。如果开始就明确上市子公司就是母公司订单的加工厂，无其它承诺，股东则可接受，同时出台相应价格。

大股东有“道德风险”问题，使中国有关防止措施落后，有必要出台相应举措，但出台规定应考虑经济学依据及管制成本。设计相应防止举措，可以进行硬规定，但按效率、信息透明化、强化责任、事后救济入手设计措施可能更有效。

本文注意到在2005年公司法修改后第125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这一规定规范了母子公司之间或其他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但对于非上市公司并没有这一规定，所以这一修改并不彻底。实际上，对于非上市公司，也应该适用这一规定，给少数股东更大的经营参与权，要求与母公司交易必须经少数股东同意、向小股东公开信息。

在2005年公司法修改时，也有不少人建议在新法中列入“大股东投票回避制度”，但实际上一般的“大股东投票回避制度”使公司可能丧失集资功能，夸大小股东知识，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关键是发展完善独立董事独立评估制度，明确其责任。这是因为独立董事有责任、有义务能利用独立资源做独立评价，因此能有效率，而一般小股东无此能力。事实上国外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投票回避制度是有严格限制的。所以在新公司法中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为了更好地保护小股东的利益，2005修改后的公司法106条引入了“累积投票制度”，这使得代表小股东的董事能够进入董事会。所谓的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同样，为保护小股东利益，第7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实际上给了少数股东以大股东收购股份请求权，即在大股东实施侵犯小股东的举措而不能对抗时，允许小股东要求大股东收购其所持股票。这是事后救济措施，很有意义，并通过司法介入支持小股东拥有此项权力，但这里有一个股票定价难的问题。

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以上规定是事后司法救济措施，既保证决策效率，又有对滥权者的威胁作用。

（二）取消了原公司法中对外投资不超过净资产50%的限制

原来的限制规定存在很多问题：该限制降低效率，不能适应企业多样化要求，逼迫企业加大资本成本；诱使企业做假；监督管制成本高。过去日本有此规定，但日本也已调整。但也有人主张维持原来的规定，主要理由：股东担心经营者只经营壳公司；债权人担心碰到皮包公司。

从经济学角度看，取消限制更有利企业发展，这是因为：要相信当事人，包括股东的判断能力；有利于提升资本利用效率；主要应从信息披露角度防止可能的弊端。还可以采取一些法律和管理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强调大公司信息披露；引入法人格否认原则；引导债权人慎重交易；股东强化治理管理；股东通过母公司董事、监事对子公司加强监督，母公司监事或董事对子公司有调查权；实行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共同报告制度；要求大公司独立审计；在子公司盈利但长期不分红的情况下，母公司股东可通过母公司要求子公司分红。

（三）实行了更灵活的公司代表制度

旧公司法规定董事长是公司唯一法人代表。这样规定带来的问题是：董事长是唯一法人代表，违反董事会负责原则，不利于发挥董事会作用；一人代表公司效率低，公司代表是谁，是否一人，宜由董事会和投资者定；很多董事长是兼的，承担法人责任亦过重；对董事长授权虽有不能对抗善意第三者的约束，但仍有法律瑕疵，即公司可以被授权人越权承诺为由否认合同条款。从经济学角度看，唯一法定代表人规定不利于提升效率，不能解决公司内部混乱带来的代表混乱问题。

2005年修改时，有人提议新公司法可以考虑允许公司设多个法人代表，同时通过董事会决议登记或公司提供的文件公开信息，以防误导他人。

2005年修改后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这一规定，解决了董事长是唯一法人代表的问题，也为公司设立多个法人代表预留了空间。当然，在现阶段公司设多位法人代表一定要慎重，不然有可能给公司管理带来混乱。

（四）实行了更灵活的资本制度有利于提高资本效率

旧公司法规定，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一致，这一制度与国外尤其是美国相差甚大，资本制度包括资本注册、资本减资和回购、资本金调整时异议等制度。经济学家分析表明，美国的资本制度灵活，无明确注册资本下限限制，使公司一般能按投资机会成本是否等于边际股本成本判断投资可行性，这使其投资效率较高。

为了实行较灵活的资本制度，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从而降低了股东投资的风险。

参考文献：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篇9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会计信息失真的相对性和动态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由于会计制度不完善。产权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以及委托一关系所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最后提出从明晰产权、加强会计规范建设、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以及强化契约关系等方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这已是不争之实。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会计信息最基本的质量特征就是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决策及其后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使交易费用越来越高昂，最终导致交易的停顿，企业由于无法筹集到资金而纷纷破产，银行倒闭，失业率高，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整个社会将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中。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就是会计信息失真“催化’的结果。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存在十分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证券市场发育不良、社会交易费用高昂、企业难以筹集到足够资金而出现“贫血”，严重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进而在宏观上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发展。因此，研究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在最大范围内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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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篇10

摘要：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在金融深化过程中，有必要进行金融监管以及如何进行金融监管。基于金融创新的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特征、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

1金融创新监管的现实理由

现实中，由金融创新风险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金融机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金融创新是使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已经不在旧监管的框架之内。随着金融创新与证券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有别于传统资产负债的表外业务，有的甚至超过表外业务的一到二倍，成为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重要内容。

（2）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大量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由于大量衍生交易成本低，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用同样的资本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而且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能量，不断进攻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

（3）对发生金融系统危机可能性的影响。当代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加强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为主要表现的金融国际化趋势，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极易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从而削弱了金融体系抵御局部风险的能力，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2金融创新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由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又十分巨大，因而，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介入进行监管，以降低有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我们也将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的观点认为：在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等领域内，仅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无法保证其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效率的。

（1）外部性与金融创新监管。

外部性是指在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时社会成本或利益与私人成本或所得之间存在的偏差，也就是一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附加效应。它反映了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对其他微观主体非价格方面的影响，即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对他人来说，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效应通常我们称之为正外部性，又叫外部经济，负的效应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尽管从理论上如“科斯定理”所说私人会有走到一起协商消除外部效应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搭便车”问题难以避免，各方协商的成本太高，因此，人们偏好以加强管制的办法来消除外部性。金融创新领域的外部性，实质与金融创新的双面性有关。金融创新主体推出一次金融创新措施后，可以增加创新受众的福利，同时会给经济、金融运行乃至金融制度的变革带来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①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满足客户需要。②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金融创新产品为各种金融机构增加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间。③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金融市场是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交易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交易量也不断扩大。这样金融市场就日趋成熟，市场的有效性不断增加，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这就是金融创新外部经济的表现。至于金融创新外部不经济的表现也是多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产品创新的外部不经济。由于金融创新产品的高度虚拟性和高杠杆性，使得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规模急剧扩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利润的驱动下会积极的参与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倘若某家银行因从事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发生倒闭，由于公众的心理预期，因而可能在同业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其它金融机构倒闭。在经济政策方面则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发挥。②金融创新市场的负外部性。衍生金融市场运作的复杂性导致了交易价格的波动性和传染性。由于一些衍生工具的交易本身涉及到多个国家，本质上具有传染性，这样就使得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了远比衍生工具出现之前复杂的多的债券债务关系，一旦某一市场出现波动，便会迅速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甚至使市场交易主体和监管当局猝不及防。③金融创新加大了支付系统的脆弱性。由于金融创新在金融机构之间创造出远比过去复杂的债券债务链条，再加上达到天文数字的金融规模，使得支付清算体系的脆弱性更加严重，一旦支付系统发生故障，那么给金融交易带来的混乱不可想象，从而由此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将会十分严重。

（2）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

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人并不了解全部的与交易有关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也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策略行为或机会主义。特别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知情较多的当事人一方还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以衍生工具为主的金融创新工具市场也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中，交易者之间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在不同的交易者直接的分布是非对称的，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即具有信息优势的当事人为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条件，可能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一些扭曲的、虚拟的信息，机会主义将会导致契约风险或契约行为的不确定性。

因而，在做出决策时，必须依靠预测和判断，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包括金融创新产品市场也存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风险。

（3）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经相当高，然而并非不存在不完全竞争。某些交易所的会员与交易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为己牟利。个别大户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可能认为的操纵市场，使得衍生工具的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衍生市场的价格风险。另外，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一个垄断与竞争的悖论问题，即竞争是市场发生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在自然的竞争状态下，市场竞争往往最后导致行业的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垄断的一方则会在衍生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占据优势，破坏这个市场本身所需要的产品成本——价格结构，影响服务质量的提高，最终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增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总而言之，由于金融创新领域市场失灵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实施监管的必要性，从而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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