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范文10篇

最大范文篇1

这些年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在学习与实践中认识到，我们“打天下”时的“最大优势”（密切联系群众），如果演化为我们“坐天下”后的“最大危险”（脱离群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缺少一种有力的监督机制，缺少公开、透明、批评和激励。而新闻舆论监督，恰恰是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一个有效途径。

其实，早在1950年，邓小平同志在西南新闻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后，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这三方面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的有效途径，是人民群众行使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包括山西省长治市在内的一些地方党委，在实践中不断寻找能发挥“最大政治优势”的支点———新闻舆论监督。并通过“支点”的稳步前移，得以用“最大优势”去化解“最大危险”，从而使“脱离群众”这一最复杂、最危险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党的十六大报告及时总结基层创造的经验，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是一种反比关系。“最大优势”消，则“最大危险”长，反之亦然。而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则既可有力地拓展我们的“最大优势”，又可有效地降低我们的“最大危险”。在“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的此长彼消中，凡是“最大优势”发挥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就会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险”不断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就会不断上升。凡是“最大危险”不断销蚀并蚕食“最大优势”的地方和部门，党内民主就会遭到践踏，党内监督就会流于形式，家长制现象就会蔓延滋长，党群关系就会不断削弱，干群关系就会极度紧张。凡是注意用“最大优势”去化解“最大危险”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就会尽心尽力当好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好务；就会懂得到基层≠深入基层，见群众≠深入群众，发现问题没解决≠深入人心；就会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及时体察群众情绪，真正关心群众疾苦；就会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会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正确处理“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的关系，就必须充分认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舆论监督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会收到低成本而高收益的效果。实践证明，新闻舆论监督促进了“最大优势”的发挥，避免了“最大危险”的出现，帮了忙却没有添乱，转变了作风却没有影响团结，加强了党和政府的影响力并推动了改革和经济的发展。

最大范文篇2

一、两个“最大”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关于两个“最大”的重要思想，是依据时展和时代特征以及国内实际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决定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只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工人阶级又是全体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因而，单靠先锋队而没有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群众拥护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根植于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生命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无所获。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

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重视人民群众作用。列宁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1]他还指出：“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2]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3]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指出：“人民，只有人才，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个政党要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实现历史发展的目标。“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4]1929年4月在一次讲话中还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树立争取群众的观念，要象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保持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他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压倒。[5]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6]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同志则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指出：确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利，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惠、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利，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利。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许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7]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必须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化对人民群众作用的认识，特别强调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建立后不久就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以后，同志反复强调这个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论述得更多，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要求。1998年7月17日，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决不能高居群众之上，而要始终置身群众之中，时刻心系群众，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他还说：“敌对势力从外部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真正可怕的是脱离群众，自己毁了自己。”他要求干部：“任何情况下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千万不要忘记群众，千万不要脱离群众。”2000年10月11日，他在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001年9月26日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同志关于群众的思想看，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大致轨迹是：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到“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创造社会主义”，从“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从“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到“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从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品格。

二、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这个执政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它是讲政治的根本问题。曾经说过：“什么是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它是掌握和实践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指出“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也就真正掌握和实践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政治”。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它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实现党的先进性的关键。共产党永葆青春的关键，就在于她建立在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不坚持阶级基础，无以立党；没有群众基础，党就缺乏生机活力和凝聚力。二者是互相联系，相得益彰，它们的结合就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它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代表”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但也不是并列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第一个代表是前提和基础，第二个代表是旗帜和方向，第三个代表是根本和目的，前两个代表归根到底是为第三个代表服务的，都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展现了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政治优势，这就体现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质。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向全党提出的政治要求。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才能更好地组织群众，团结带领群众，把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才能把现代化建设搞上去，才能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这已被我党的历史所证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与群众结成鱼水关系、保持血肉联系，把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人民群众成为我们党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成为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积极组织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顺利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谱写了一曲曲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凯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和领导群众积极进行改革开放，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进行改革，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历史实践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依靠全体人民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也要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实基础和力量源泉。

三、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这个结论，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的重要论断，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10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综观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之本，无产阶级政党什么时候很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兴旺发达，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什么时候脱离群众，就会在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出现裂痕，这个裂痕如不及时弥补，就会最终导致党的先进性丧失，从而失去其执政基础。

当今世界，一些原来执政的政党在历史的变革中纷纷下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共同的，就是丧失民心，违背民意。苏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据1990年苏联一个“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这充分说明，人心向背，决定政党的兴衰和政权的更替，群众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要吸取这个历史教训。

在现代政治中，任何一个政党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都难以维系政权。在西方，政党赢得选举是获取执政地位的唯一途径，要赢得选举，就要赢得群众。因而，尽管不同性质的政党对群众的态度不同，但是，尽可能多地争取群众的愿望却是相同的。可以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政党与群众有了一种自然的联系。无产阶级执政党作为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代表，要巩固其执政地位，更加需要不断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其群众基础。

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人民群众充分信任下执政的，而且执政以后，党联系群众的面更宽了，条件更好了，党群关系理应更加密切。但是，由于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一些人对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逐渐淡化，沾染上官僚习气，因而，对于执政党来说，履行党对群众的义务和责任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因此，列宁曾严肃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8]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履行党对群众的义务和责任，紧紧依靠群众，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当前，“三个代表”思想深入人心，深入基层，党的阶级基础更加巩固，群众基础更加广泛，党群关系总体上是好的。但是随着权力的增大、地位的变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有所滋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主观主义、脱离实际，滥用权力、独断专行，文牍主义、公文旅行、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现象还相当突出，一些领导干部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不讲民主、不讲科学，只对上级领导负责、不对基层群众负责。官僚主义的滋生蔓延，妨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影响了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长此以往，就会扭曲党的形象，影响党的威信，疏远人民群众，必然造成党群关系紧张，造成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看不到主流，悲观失望，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丧失警惕，不下大气力加紧解决，更是危险的。

四、发挥“最大优势”以避免“最大危险”

发挥“最大优势”，避免“最大危险”，首先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党的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永远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在任何时候都要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党的干部有了这种政治觉悟和深厚的群众意识，才能有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其次，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十六大报告强调当前“特别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根本，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党的大敌，也是党在作风方面群众反映很大的两个问题，同志要求我们痛下决心，把这两股歪风刹住，越快越好。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形式主义的要害是贪图虚名，不务实效，劳民伤财。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这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必须痛下决心，坚决刹住这两股歪风。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做起，破除“官本位”思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不图虚名，不搞虚报浮夸的假政绩，不搞劳民伤财的达标升级活动，不搞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坚持重实际，求实效，坚定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谋群众之所需，扎扎实实地解决好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各种紧迫问题，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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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就业政策是导向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经济的高增长，未必就会带来高就业。就业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符合实际的创造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在当代，发达国家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都把提高就业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以求经济与就业双增长。我国做为经济不够发达、人口众多的国家，也必须树立“双增长”新理念，适时确立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一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应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相结合的方针；在产业政策上，要坚持扩大内需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发展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相融；在资金使用上,要尽量调动民间资本投入的积极性等。二是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就业是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急需加快建设促进就业的法律体系。要抓紧出台《促进就业法》，为促进就业奠定法律基础；要认真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用加快发展的办法促进就业；要完善《劳动法》，稳定劳动就业关系，尽量避免或减少失业下岗人数；要加快制定《社会保障法》，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等。三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改善创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重要职责，成为促进就业的责任主体；把就业指标与GDP、财政等经济指标一并列入各项政府的重要考核指标，列入干部政绩的重要考核内容；要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促进就业工作，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全力支持、企业密切配合，全社会共同努力扩大就业的工作格局。四是要出台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上出台支持促进就业的具体办法，让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企业受益，为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人员提供政策支持等；要制定统筹城乡就业的有力措施，促进协调发展。

扩大就业岗位是关键

广开就业门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促进就业的治本之策。一是现有企业，要通过做大做强自身，以减缓职工下岗失业的势头，并增强吸纳新劳动力的能力。据现有数据表明，企业每投入100万元可提供就业岗位为：重工业400个，轻工业700个。二是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其发展经济和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自贡市作为国有企业独大的老工业城市，近三年改造后，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占GDP由28.5%上升到49.5%，就业人员占全市城镇从业人员由15%上升到25.7%，说明发展非公经济是促进“双增长”的明智选择。三是中小企业成为推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力量。1999年，美国2/3的就业岗位是由小企业创造的，德国中小企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68%。2001年，我国工业小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75%。按最低计算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具有40户中小企业/千人的水平，而我国只有6.4户/千人的水平，按此发展，那么，我国就会产生5000万个中小企业，提供4.5亿多个就业机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就业空间狭小的局面，因此，我国应把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作为推动“双增长”的基本国策，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局面，以开创广阔的就业天地。四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该产业具有投入小、见效快、吸纳就业多的特点。我市下岗失业人员在第三产业实现再就业占75.5%，城镇失业人员在第三产业实现就业占59.3%。据统计，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2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水平，如果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增加700万个就业岗位。五是大力探索发展社区服务，构建社区就业广阔平台。社区就业潜力大，发达国家社区就业份额为20%—30%，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就业份额为12%—18%，而我国只有3.9%，如果提高到12%，就大约可增加200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社区就业要成为扩大就业的突破口。六是积极开展劳务输出，允许区域间流动性竞争就业。从我市目前来看，劳务输出达52万人，年收入达24亿元。

加强就业培训是催化

要把加强就业培训作为促进就业的催化剂。紧扣就业这项“民意、民心、民生”工程，落实“抓培训促就业”的思路。主要实施：一是强化政府培训引导，落实好“就业准入制度”、“劳动预备制度”，实施好“再就业培训合作计划”、“创业培训计划”。创造良好就业培训环境。二是加大培训投入力度。增加财政投入，解决好就业培训资金乏力问题。三是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大力开展职业教育，要针对“4050”大龄下岗职工、女职工、技能低的下岗职工等进行适应性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四是建立培训基地，构建就业培训网络，形成以就业训练为主、再就业培训基地为补充、其他培训力量参加的就业和再就业培训模式。目前我市已建成10个劳务输出培训中心及6个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基地，以长短结合方式重点开展择业观念、面试技巧，打工技能以及普通话、粤语、英语等基础知识，以提高素质，增强其就业竞争力。五是启动创业培训计划，实现培训、创业技能、小额贷款配套的培训扶持一条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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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

49岁的XXX是XX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XX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

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2004年9月15日，XX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

“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续成为XX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

和2004年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XX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

4万多下访官员身负3项重任:一是调查处理尚未解决的信访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访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当地政府部门人士是这么介绍的:此次大规模下访使XX官员群体真实地体会到了上访者的诉求与痛苦,并深刻反思了问题的症结,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

2005年1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获悉XX4万官员下访第一阶段工作暂告一段落，即飞赴郑州采访。

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出在哪儿

“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总体要求只有这一句话。

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国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召开4天后,前省委书记便作出批示,要在解决突出问题方面有切实举措,力争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显成效。

9月5日，有关实施方案获得通过;9月10日省委作出动员;9月15日，4万多官员全部到位，奔赴下访地。

“从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开常委会，从决定组织3级官员下访，到9月15日，4万多下访官员下到农村、厂矿，仅用12天时间。”

XX省政府副秘书长、XX省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联席办)副主任朱孟洲,向记者介绍了4万官员下访决策的出台过程。

因此，XX组织4万官员下访的决定，是在中央高层下决心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

2004年前，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在省信访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华说，这10年，可能是全国所有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

“从全国来看,从总理到省委书记都在亲自批阅群众来信，从中央到省委对信访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体、批评之严厉、责任追究之坚决也应该说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全国的信访总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促使省委决策4万官员走下去，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动因之一。”

李新华认为，信访绝不是XX的特产。国家信访局公布的全国信访总量的连年递增是现实的。XX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确实存在大量改革“欠账”，而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积累，这是XX信访量增多的大背景。

“事实上，作出4万官员下访的决策对XX省委、省政府来说是一次挑战，省委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因为，官员下访很可能造成信访量的继续上升和反弹。”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决策过程中,前省委书记请常委们首先讨论,能不能组织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反应?当时便有常委表示，下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好，会带来更多的难题。

李新华说，“特别是在省、市、县这3级，很可能会‘按下葫芦起了瓢’。省委常委会在讨论时，对此也有过争论。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2004年12月，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一到XX，就听取了省联席会议的工作汇报，并对官员下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

3个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为省直机关700多名下访干部做了出发总动员。

“今年(2004)7月以来，全省信访量持续攀升，省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40.8万件(人)次，上升25.9%，这么多的信访案件，反映了这么多的问题，涉及这么多的人，不抽调大批干部下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吗?”

“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形色色，关系网重重叠叠，群众反映问题常有阻力和困难，不组织上级机关干部下去明察暗访、督办督查，能打得开局面吗?”

支树平对参加动员会的官员发问，“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多数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这些问题大都是基层应该解决也有能力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群众常常为一个问题反复上访呢?”

这也是4万下访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

“为什么群众要向上反映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干部没有负起责任来。老百姓有了问题，乡里解决不了，当然他就会把希望寄托在县里甚至省城和北京。”XX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安东在驻马店市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作出如此表述。

在这次下访行动中，安东担任驻马店下访工作大组的组长。1月12日中午，安东在省城开完第一阶段下访总结会，立即赶回驻马店市研究督办没有办结的4件上访案件。

安东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截至目前，省联席办向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交办的赴京到省上访案件131件，已经圆满办结了127件。

“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解决上访的关键是什么?是每一级官员都要负起责任!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

安东正在思考撰写一篇论文,主题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他说,制约是一种机制,就像一轮扣一轮的齿轮,你动,他也动;影响群众解决问题的原因,实质上是官员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空间太大,可松可紧。

“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

XX省高院副院长安东的腰扭伤了。

“确切地说，安副院长的腰是在给老百姓鞠躬时，一下子弯得太猛了，就扭伤了。”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荆伟告诉记者。

“什么是下访?一要下去，二要见到当事人。不是简单地对案件下结论。关键在有没有查清事实真相。”安东不留情面地批评干部。安东坦言，老百姓的淳朴情怀令他感动。

“我要给老百姓鞠这个躬，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有的司法机关办案时发现抓错了人，把人放了，老百姓还去送锦旗，去感谢，我们的干部也还收下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事实上应该做的是检讨，不是收锦旗。”

从2004年9月15日下派到驻马店市担任下访工作组组长，3个多月来，安东过问了全部131件北京和省里交办的案件。他在听汇报时常常出其不意地提问题，他担心自己会被骗。

“事不解决，人不能回去。”安东在审签报结案件时，要求“暂缓结案、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就有50多件。

原籍XX新蔡县、现居新疆的王会臣1957年因为砍了自家坟地里的4棵树,竟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1982年,王会臣被改判无罪后,开始上访要求给予经济补偿。但按照当时国家的有关规定,王不属于国家经济赔偿对象。下访组在未与王见面的情况下,认为其为无理诉讼,准备报签结案。

安东在审签时提出，处理这个案子，不能简单地拘泥于以前的规定和结论，而是要考虑到王会臣确实被错判并服刑，并为此背井离乡这一事实。他几次到新蔡县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协商，要求县有关部门一定派人到新疆与王见面，并从实际出发给王适当的补助。

在安东的督促下，新蔡县筹集资金派人千里迢迢赶赴新疆，给王会臣做解释工作，送去了5000元补助金，并在王的XX老家给其正名，还其清白。

70多岁的王会臣为“争一口气”上访几十年，当新蔡县领导奔波千里代表当地官方向他道歉，并送来救助金时，他老泪纵横，表示以后决不再上访。

安东对此评价:下访工作组督办案件，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点一滴地重树党和政府的威信、化解矛盾的过程。

“上访农民不是洪水猛兽”

XX省委宣传部法规政策研究室主任、平顶山市下访工作小组组长XXX是一个认真的人。

在汝州市处理一起案件时，他要见当事人，乡里劝他不要见，见了就会出不来，会被围上。XXX坚持了3次，在做了“一切后果自负”的保证后，乡里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假当事人见面。

谈了不到5分钟，XXX将其当场拆穿。汝州市委书记闻听后公开点名批评了这位乡领导，第二天，村干部陪着XXX终于见到了上访户孙宝金。

“我们完全没必要把上访农民想成洪水猛兽，实际上他们是讲理的，有时就为了二厘地、几块砖，甚至邻里孩子打架上访，但如果没人理，可能会造成流血冲突。各级官员常常把农民反映的事当成‘小事’，可是为了这些‘小事’，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又有多少人在忙?又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如果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百分之一的耐心，问题也就解决了。”XXX说。

洛阳下访工作大组组长、XX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院长杨柏林已经是第二次下到村里了。2002年4月12日到2003年4月13日，杨柏林曾在XX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火叉村驻村扶贫一年。

“9月15日工作组到洛阳。一周后，就有群众找上门了。很多人点名要见杨柏林副检察长。”洛阳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李剑伟告诉记者。

有人对组长接访提出异议。杨柏林表示,上访者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人听他说话,我们的干部已经习惯了听领导做报告，现在，是老百姓给我们“做报告”，必须听。

洛阳市孟津县的王秀兰，因为宅基地问题上访多年，杨柏林静静地听她讲完自己的道理，找出法律法规，逐条给她解释:哪儿占理，哪些要求没理。

王秀兰听完痛哭流涕:“我上访了三四年了，就是村干部也没听我好好讲过5分钟，更没有人给我解释法律，不是推就是撵。没想到你这么大的官还能这样听老百姓说心里话，要是干部都像您这样，我早就不上访了!”

“杨检在洛阳下访期间，发过3次火。都是因为干部推诿拖沓扯皮，不解决问题，‘踢皮球’。”联络员李剑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经济账和政治账

历史上“汝人善诉”，汝州在2000年之前的上访量一直排在XX省前10名，在省城、北京都挂了号。2000年之前，汝州市委、政府几乎推不开门，每天都有上访者围堵，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几乎把一多半的精力都放在解决信访问题上了，还是上面批，下面骂，汝州的官不好当。市里最初把解决问题放在千方百计降低进京进省上访量上，在省城、北京都派驻了信访工作组，常年驻扎，主要任务就是拦、接上访群众。”樊占营对此并不讳言。

樊告诉记者，从汝州到北京接回一个上访者，平均要花费1000元人民币，每年，汝州用于接访的费用支出就达十几万人民币。这还不包括群众上访所花费用。

事实上，此次XX4万干部走下去，在下访成本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

4万干部走下去，吃、住、行、通信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些费用基本由地方财政负担。《瞭望东方周刊》从XX省联席办了解到，仅生活补助一项，由省直机关干部由原工作单位补助，标准为生活补助每天10元，通讯补助每天10元。

每天20元的补助显然是杯水车薪,但省直机关723名干部下访3个月的数加一起算账则不可小视,至少需要130万元人民币。

按照省委指示，各市、县抽调的下访干部的补助，原则上参照过去驻村工作和艾滋病查访工作队员的标准执行。但即使按最低每天10元的补助标准，这4万多人下访3个月的支出也是令人咋舌的。

“这种成本付出是值得的。”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对此评价道。

“改革开放25年来，巨大的改革成本并非是全部由政府承担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群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党和政府实际上对此是‘欠账’的。”

李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改革中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害问题，必须正视。在利益调整过程中，最苦的还是弱势群体。XX省委的做法也是为中央减轻压力，从维护稳定大局和赢得民心角度来说，很难用金钱和数字来衡量。”

信访难题难靠一次下访彻底解决

1月14日，《瞭望东方周刊》在XX省联席办了解到，3个多月来，XX4万官员下访，多年信访积案和疑难问题得到了处理，大量的社会矛盾得到化解。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截至2004年12月底，中央交办和省排查出的16148起信访案件，已结案12783起，结案率79.2%。其中，中央联席办向省交办的1143(扣除重复交办)起，目前已经审定结案1048起，结案率为91.7%;

省向各省辖市交办案件1664起,已结案1514起，结案率为91%;各省辖市排查出的4146起案件中，已结案2840起，结案率为68.5%，县(市、区)排查出的9195起案件，已结案7381起，结案率为80.3%。

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认为，更重要的收获是，通过干部下访，解决了一批涉及信访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4万官员下访,的确不是一次常态的执政样本,对此,采访中各级官员们并不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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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背景

1、最大诚信原则的落实已成为时代难题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不和谐问题也日益显现。不和谐的原因是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风险是因为竞争。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本身不是把对手击败，而是比对手领先。但当前保险竞争主体越来越多，却没有一家是又快又好稳健经营的领跑者，几乎全都成为恶性竞争的追随者。恶性竞争就好像一个险恶的漩涡，大家都往里跳，谁都迷失了方向。这是因为产品同质化和费率市场化，导致可供竞争主体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恶性竞争的结果是行业内相互抵毁，违背价值规律高抬手续费、降低费率。

保监会从今年四月开始在广东、湖南试点打击三高：高回扣、高返还、高手续费，以维护市场有序和行业形象。同此，“诚信危机”已成为道德伦理之外的商业景观，“失信”已经是中国社会中很普遍的现象、很危险的事实、很可怕的后果。人们惊呼保险不保险。

2、失信惩戒已成为热门话题

对于诚信危机的出现，尽管已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但终究不能被道德伦理所接受、不能被人们良知所接受。从法制建设的角度、从风险机制建设和行政方面的态度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在今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为了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为实现保险业做大做强，保险监管已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为三大支柱的监管体系框架.其中之一就是市场行为监管，其核心内容就是诚信有为、失信惩戒。

3、诚信建设已成为共同主题

商品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品质问题要求当事人能否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在法制建设机框架下自控、在伦理价值下自主、在风险机制下自省，否则导致契约品质问题出现。尤其是保险业，由于契约的附合性和射幸性，更容易诱发这问题的出现。诚信体系建设已成当务之急，诚信建设评价标准已纳入监管的常规检查内容。人们普遍认识到：今天的诚信、明天的市场、后天的品牌。

二、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目的

1、解决保险经营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一方对自己的认知远远高于另一方对他的了解。保险经营尤其如此，对于保险人而言，投保人转嫁的风险性质和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能否承保与如何承保。然而保险标的是广泛且复杂的，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保险人却远离保险标的，而且有些标的难以实地勘查，而投保人对其保险标的的风险及有关情况却最为清楚；因此，保险人主要也只能根据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是否属实来决定是否承保、如何承保以及确定费率。于是要求投保人基于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告知义务。对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一般难以理解与掌控，对保险人使用的保险费率是否合理、承保条件及赔偿方式是否苛刻难以了解。因此，投保人主要根据保险人为其提供的条款说明来决定是否投保，于是也要求保险人基于最大诚信履行其应尽的此项义务。

2、解决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

由于保险合同是附合合同，保险人应履行其对保险条款的告知与说明义务。另外保险合同又是典型的射幸合同。由于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较少的保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标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因此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已远远高于其所收的保费，倘若投保人不诚实、不守信，将引发保险事故陡然增加保险赔款，使保险人无法承担而无法永续经营，最后将严重损害广大投保人或被保人利益。

3、基于保险产品特殊性的需要

尤其是寿险产品它是无形产品，是将无生命的产品赋予生命的意义。永续经营永续服务是其特有的职能，诚信便是其生命意义的组成部份。

4、满足客户购买的心理安全需求

保险是客户不需要时购买为需要时使用，寿险购买的还是一份期望、一份尊严、一份生活品质。特别需要保险人用诚信满足客户的心理安全需要，以减少客户的心理成本。

三、最大诚信原则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最大诚信原则产生初期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为了平等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现代立法已予修订，即最大诚信原则同时适用投保人和保险人。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增加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所以，保险诚信原则运用的主体应当同时是保险活动当事人即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同时涉及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目前，虽然《保险法》对当事人双方的诚信行为提出了法律要求，但保险理论的阐述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较为全面，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关系人的要求则不够，而在现实中保险公司存在的诚信问题较多，它产生的负面影响辐射较广。

一般理论认为，最大诚信原则由三条重要的法理组成，一是告知，二是保证，三是弃权与禁止反言。最大诚信原则主要针对投保人或被保人而言，为了保持合同的公平原则，后来才产生了对保险人具有约束力的自动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这一内容明显与社会现状相违背。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投保行为规范是保险活动的开始。新《保险法》对投保人这一主体在该环节的诚信要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必须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合同是典型的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就是告知。实践证明，保险人危险负担的有无或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保人能否恪守诚信原则。因此，为避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就首先要求投保人在合同订立之前，如实、准确、无保留地向保险人告知其投保标的的一切重要情况。其次，投保人必须履行通知的义务。《保险法》第22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另外《保险法》有关投保人应按合同的约定交付保险费、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规定也体现出法律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

诚信原则对保险人也有明确规范要求。《保险法》第106条、第131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工作人员、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应自觉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不得“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得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归纳起来，《保险法》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客户如实告知义务，二是对保险合同内容如实说明、解释的义务。

1、诚信原则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对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一是造假问题屡禁不止。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现象在保险经营过程中屡见不鲜。保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打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甚至开展专项打假活动。尽管如此，造假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惜赔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保险公司理赔手续繁琐，服务不到位，个别案件拒赔不合理，客观上表现出惜赔现象，在客户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中形成投保易、索赔难、收款快、赔款慢的恶劣印象。三是误导问题并未根治。由于营销机制的不完善，营销员误导问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实质上并未得到解决。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在一些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投资意识较差的客户中，误导、欺瞒现象并不罕见。

（2）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道德风险防范困难。近年来，我国保险知识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有的人在了解保险后竟打起了骗保骗赔的主意，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现象屡见不鲜，骗赔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2、不诚信行为的原因分析

（1）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影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信息数据采集困难，数据开放没有明确规定，信息资料数据库建立滞后，信用法规缺乏，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薄弱的社会信用基础势必影响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阻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现实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及不完善，高速发展的保险业带来许许多多新现象、新问题，有些问题是直指诚信的，比如回佣，为了争夺客户资源造成遵纪守法遭受了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了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制约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制度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必要信息采集制度缺失。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削弱了诚信的制约机制。人性弱点是天然存在的，商务领域仅仅靠道德良心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刚性的信用管理机制，管理者就不得不为人的素质及品质伤脑筋，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对于投保人来说，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投保人无法掌握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只能道听途说地片面了解保险。

（4）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陈旧落后不利于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目前国内一些保险公司的经营思想仍停留在盲目扩大保费规模上，上级公司对下级的考核体系突出强调保费收入、完成保费收入指标。为达目的，在竞争中任意抬高手续费、降低费率，弱化对营销员的诚信教育等，无暇顾及公司的社会形象、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5）保险营销机制不完善困扰着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保险营销员的数量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绝大多数，这支销售大军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寿险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然而，现行的营销机制随着市场的扩大，其弊端也日益暴露，主要表现为缺乏对营销员的保障制度，缺乏长效激励制度，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提取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诱发营销员产生背信弃义、误导欺瞒客户行为。

四、贯彻最大诚信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保险业的顺利发展，需要加强保险活动当事人的诚信教育与体系建设。现实中，人们感到社会缺少诚信，并不是诚信内容和法律规定不存在，而是缺少对诚信行为的激励和保护。尽管国家在加强法制保障、加大诚信宣传、加大失信惩戒、考核保险诚信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并没有对诚信行为起到有效的保护和推动作用。为此，必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1、把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契机，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建设保险业诚信体系，必须结合现代化社会信用意识，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展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国家六部委曾于2003年9月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恰逢其时，应把握契机，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的诚信体系建设，一方面为全社会的信用建设做出贡献。

2、加强保险诚信法制建设，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在诚信方面已经加强，对失信惩戒的力度也在加大，已经出台《保险营销员管理办法》，行业自律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度也在加大。但在如何站在维护行业的整体诚信形象方面、政府机关职能部门如何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加大惩戒方面的具体措施尚未出台，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并加大惩戒尺度。

3、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

一是要建立刚性的诚信管理制度。对经营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有制约制衡机制，用制度保证诚信得以实现。二是要建立信息采集及披露制度。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个人诚信数据的管理制度，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道德风险无法规避。对保险人的信息披露已取得初步成效，尤其是营销员持证上岗规定的出台，建立保险营销员专用网络，强化了营销员的诚信行为，但各保险公司之间还应建立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平台，如公众网站，现场常设咨询台等。

4、结合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大诚信宣传教育

保险行业应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友爱”的要求，联系客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员工进行诚信有为教育。

5、改革保险公司营销体制，为保险业诚信体系的建设注入活力

目前，各保险竞争主体的营销体制普遍采用保险人制。保险营销员处于“城市边缘人”的尴尬地位，无法在社会中树立诚信形象。同时由于首期高佣回报的利益冲击，使一些营销员没有将诚信植根于保险职业的生命之中，见利忘义。如果采取职员制营销，改变营销员身份，将会大大提高诚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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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非常态”的执政样本,河南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通过这种官员与百姓及“土地”的密切接触来破解执政难题。

河南省委前两任书记XXX、XXX上，均以干部大规模“下访”、“驻村”等执政方式试图求解河南的难题。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自2001年6月起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底，河南省在3年之中先后派出了3批驻村工作队。

3年驻村，河南省、市、县(区)3级机关从正厅级到副科级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几乎有一半人参加了驻村工作。范围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

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民众上访的成因在于体制不顺，而能够动员如此众多的官员下访，实际上是依托体制性的优势来化解体制性的劣势。

此种模式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有争论，但不争的事实是，部分上访者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而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多久，而“上访”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何时才能消失?

“幸运者”

9.6万元。一分不少。

胡平看着这堆钱有些发呆,坐在炕上一遍遍地数了一下午,好像做梦一样。一个月以来,和胡民一样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还有遂平县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

2004年2月7日春节前，乡邮政所的储蓄代办员魏秋生失踪了，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全乡5个村66户村民的68万元储蓄款。

这一年春节，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有一位老人闻听自己的养老钱被代办员“拿跑了”，大年初一要跳井。

半年后，县公安局经过网上追逃，终于将魏秋生捉拿归案。然而，68万元已被其挥霍一空。胡平被骗走9.6万元，转瞬间成为贫困户，而当地邮局却以没有钱为由推脱。

悲伤过后，66户村民推选出4名代表，开始了上访之路。很快，在工作组的协调下，驻马店两级邮政机构作为赔偿主体，给予了足额的赔付。

“实际上，俺们就到县里去找了一次，县领导和下访工作组倒是来了村里好几次。”胡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4年9月18日。河南省民政厅正厅级巡视员、省驻南阳工作组组长鲁献启带领省直机关下访工作组到南阳的第三天，就自带干粮冒着小雨到了南召县云阳镇陈沟村七里湾村。

鲁献启想看看这个村71岁的上访户张国俊。之前，鲁献启听说“老张头”竟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风餐露宿21天，带两包老鼠药到北京上访。

“我想看看什么冤情驱使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骑20多天的自行车跑到北京?”令鲁献启难过的是，71岁双耳失聪的老人要的就是有口饭吃。

老人一生未娶,极其贫寒。4年前,他在失去劳动能力后,要求南召县云阳镇政府五保供养。但该镇声称财政困难,致使张国俊老人五保供养的要求未能及时解决。

为此，4年来，张国俊老人先后多次分别到县、市、省和北京上访，要求落实五保待遇。

因张国俊老人听不见，鲁献启就打着手势或写纸条，询问老人上访的情况和要求，临走时，鲁献启把随身带的500元钱全给了老人。

经过鲁献启的协调，3天之后，下访工作组和镇政府又来到张国俊老人家里，与他签订了五保供养协议，并送去了衣被等生活用品。

“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

胡平们和张国俊是千千万万不幸的上访者中的“幸运者”,因为前者是集体上访,能够迅速受到重视,后者则是遇到了鲁献启,他们最大的幸运是赶上了官员下访行动。

类似的事例在河南此次官员大规模下访中还有很多。不少官员对一个属于中国的“传统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的老百姓很容易满足。

2004年12月6日一大早，长期上访的杨君俭、任秀枝、刘秀珍等6人第二次来到洛阳宾馆。他们这次不是来诉说“冤情”，而是给洛阳下访工作组组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柏林送锦旗:杨检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爱杨检。

杨柏林和下访联络员李剑伟坚决不收，杨君俭就拿出了“缠访”的功夫，不收锦旗就不离开工作组一步。

“我们知道,送锦旗是老百姓表达对官员感激的一种方式。但这面旗我们不能收。其实,这几个人反映的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我不过是认真听了一下他们反映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一些政策解释工作而已。”

令杨柏林震惊的是，“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他们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个理儿，就是一句暖心的话。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

此后，杨柏林所在的洛阳下访工作组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给群众解决多少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下访干部必须要走下去，最主要的是听:给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

“我们接待过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再去上访。”洛阳下访组联络员李剑伟说。

检讨为政之心

“面对这样的老百姓，你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好?”鲁献启感叹。

“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又丧失劳动能力，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按政策一年500元钱。但干部宁可花大钱，不想花小钱;宁可花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到北京到省城领上访户，也不愿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多少‘大钱’?这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更是干部作风问题!”他尖锐地批评道。

一个事实是，因对交通事故处理结果不满而成为赴京老上访户的宝丰县上访人王某，其户口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到北京接她就花了6万多元，县里因她去北京上访多次受到中央和省里的批评。

遂平县信访局局长马世发算了一笔账，无论从经济成本还是从政治风险，抑或从人心账上来分析，干部下访解决上访群众问题的成本付出，都要远逊于群众进省进京上访后再处理事件所付出的成本。

鲁献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和记者反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基层群众上访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我们到底还缺什么?”

“我从下去那天起，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缺什么?缺财力吗?每年全省各市县区用于到省城、北京接访的钱算来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缺人力吗?很多县市从领导到普通干部全员抓信访，这次更是组织了4万多干部下去督查问题;缺时间吗?缺监督吗?也不缺，各市、县委都有4大班子，市县常委就十几个，除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在运作，还有人大、政协的监督;缺考核机制吗?信访问题已经纳入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之中。”

“缺什么?我认为，缺的是一些干部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和宽容的爱心。有的干部对上不讲真话，对下不办实事，欺上瞒下，这才是最大的危险。”鲁献启直言不讳地批评部分干部中的不正之风。

2005年新年，河南省会郑州的数家传媒热烈讨论的另一命题是“中部崛起──河南应该怎么办?”

“这次下访，决不仅仅是如何解决老百姓的上访难题，实际上对官员群体来说，这更是一次检讨。检讨的是为政之心。东北在振兴，西部在开发，东部在腾飞，河南应该怎么办?确切地说，河南的官员应该怎么办?”河南省联席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

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

“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目前，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危险。”鲁献启说。

制度反腐专家认为，“凡是‘最大优势’发挥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就会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险’不断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就会不断上升。

而河南官员下访的过程正是试图通过‘最大优势’来化解‘最大危险’。这种方法就是在短时间内调集大批官员，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这种动员能力则是传统体制的一大优势。

可以说，河南省委将“干部驻村、“官员下访”这种传统体制派生出的办法的优势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早在2004年6月29日，河南省委副书记支树平就代表河南省高层宣布，“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抽调机关干部开展‘联县驻村帮扶’工作，在年初派出38个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的基础上，再选择73个省直单位和11个中央驻豫单位，抽调210名干部组成84个工作队，派驻到37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5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进驻84个特殊困难村帮助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河南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说。

在中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国企改制后遗症、下岗失业者数量增加、农村发展投入不足、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保护等问题，在河南也普遍存在。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孟洲介绍，在下访工作第一阶段总结时，河南省委联席会议主要讨论的也是这一类问题

“我说过‘上访’不是河南的特产，但河南的上访量近几年来一直排在全国的前10位也是事实。河南在改革开放25年来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遗憾与耻辱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李新华说。

如果说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传统体制的劣势不适应社会转型而造成的,那么河南省委显然试图用传统体制的优势破除传统体制的劣势。然而,有不少问题,却不是仅靠下访或下访能解决的。

“危险倾向”与长效机制

在《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过程中，河南省联席办官员也表示，“一些案件处理起来难度很大。”

实际上，更多的下访工作队员是在处理种种繁冗复杂的上访问题时体味到“走下去”的苦涩和不安的。而最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则是“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矛盾。

刘国明认为，在下访与上访不同主体的利益权衡中，“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如果摆不正，下访干部和地方领导中一样会出现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匆匆结案的做法。这更会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墙，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造成上访量的增加。

“这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刘国明说。

官员下访与百姓上访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关系。一方面群众看到中央、省里重视社会稳定、下大力气抓信访了，主观上便会认为，时机终于到了，问题应该解决了。但是由于政策缺位等种种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目前无法解决。

“而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下访干部也解决不了，希望随之破灭，意见就会更大，上访就会更多，反映问题就会更加激烈。”刘国明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这也是河南4万干部下访还没有结束,当地却出现了新的赴京赴省上访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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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例颁布后,关于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和交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争论不会停止。其实，河南4万官员在下访过程中，就带着一个探讨如何建立信访长效机制的任务。”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无疑，在新信访条例颁布之前的争论之声,不只来自北京,在全国信访工作领域,这种争论早已经存在,而“取消信访机构”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实。

“解决信访问题,不仅是扩大还是削弱信访机构权力的问题,而且是信访之外的权力运作、权力模式、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

一位接受采访的权威人士是如是说，他还认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

向实务迈出了大步

从事信访工作20年的李新华称，“新颁布的条例有几点进步。一是对信访主、客体双方的规范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二是对信访问题的责任追究以及受理、监督都有了规范，而过去，信访权力说大大得不得了，说小小得一点没有;第三个进步是在制度化建设上有了新的规定。”

令李新华振奋的是，新颁布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采纳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如，建立政府信访信息网络，畅通民众信访渠道;向社会公布信访机构的通讯地址、电子邮箱、投诉电话、传真和信访接待时间等;推进依法信访进程等。

《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南采访时接触到的持实务态度的官员，大多和李新华有着相同和类似的观点，无疑，高层在做信访问题的最后决策时，这些基层官员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

“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信访洪峰,信访量连续11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10多年,各级信访部门只起了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有些具体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李新华这样认为。

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过去一年多来，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访协调制度，解决群众的实质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稳定。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信访局了解到，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批示，国家信访局抓紧了研讨信访工作的新思路。

2004年5月，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在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大信访工作格局。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04年8月起，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信访局就着手研究《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形成了修订草案后，曾先后两次征求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31个省、区、市的意见，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赴辽宁省沈阳市、辽阳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个基层单位的意见。

李新华认为,国家信访局提出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以及《信访条例》的修订,有助于改变信访部门“无为”的状态。

“现行的信访局机构职能太弱，权力太小;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这就逼着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派干部去驻村扶贫，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决信访问题呢，这其实也是一种行政救助的手段。”

仅有《信访条例》是不够的

不久前,李新华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写就了《现阶段中国信访制度创新的争议与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层提交了对现行信访制度改革的建议和看法。

“面对连续11年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条例本身还存在着局限，还摆脱不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信访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李新华说。

“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修改草案)》凸现了法治化的趋向。”从事了13年信访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新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信访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范围(第六条),但确立信访职权并非单纯赋权,只是政府责任更为加重，这与本届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

依法信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但在当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实践中，仅有一部《信访条例》显然是不够的;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访人依法信访观念淡薄，信访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

也正因为此，在此次大规模干部下访工作中，河南省直机关抽调的723人中公、检、法系统中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抽调了110名干部。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参加了国家信访局就修改《信访条例》组织邀请的3次专家讨论会，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个多月前。

“新条例变化还是有的，也有很大进步。但仔细看仍缺乏‘硬碰硬’的权力，解决问题的手段仍然不充分。信访部门还是转办、交办、催办、督办，仍未摆脱‘无力’状态，这与信访部门的法律地位没被确认有关。”

讨论还将继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非常关心信访条例的修订。实际上，于建嵘也是最早看到修改草案的人之一。在国务院审议《信访条例(修改草案)》的前一天，即1月4日，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汪永清约见了于建嵘，就《信访条例(修改草案)》的一些问题交流了意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月23日，于建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的第3条、第40条、第46条特别提到了关于信访人合法信访权益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信访人的信访权利必须得到宪法的保障。根据于建嵘所在的课题组调查，到京上访告状者，30%-40%的人告的是其在信访过程中受到打击迫害的问题。”

于建嵘认为，信访制度改革事关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智慧和勇气，更要有举重若轻的境界;关于信访的讨论并不会因为《信访条例》的修订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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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题的提出

现在，我国筹谋性国有资产已近7万亿元，山东省有近3000亿元。总量巨大的国有资产组成了国有经济生长的富厚底子。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长、国有企业改造深化和经济布局调解的须要，国有资产运营中的标题越来越展现出来，重要表现在：

（一）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国有产业归社会成员配合全部，但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克不及单独占据或使用国有企业资产，当局代表社会成员使用全部者权利，由于政企不分，又缺乏对国有资产有用的绩效考核机制和监视制约机制，这就导致国家对国有资产的全部权是虚置的，难以落实到具体的资产上，形成了“出资人”缺位的标题。在这种“缺位”的情况下，企业既不克不及负盈也难以负亏，既不克不及形成有用的勉励与束缚机制，也难以形成生长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国有企业的这种情况，在上市公司中同样存在。在这种资产被视为“无主”或“无本”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使企业的筹谋办理者现实上代替国家使用资产的全部权，出资人所应享有的占据、使用、收益和处置惩罚等性能，都是由筹谋者在越位代行。企业通常不是凭据资产全部者即国家的意愿来推进资产运营，而是凭据企业自身的优点或筹谋者小我私家的好恶来决定筹谋要领和方向，决定收入分配。企业筹谋者首先体贴的不是全部者——国家的职权，有许多筹谋者搞“短期举动”，该摊的用度不摊，该提取的基金不提，该投入的不投入。据视察，现在许多企业对“两则两制”划定的企业应摊用度，应提取的技能开发费、折旧等，摊提紧张不够，还有许多企业长年不举行配置更新投入，企业配置陈腐，牢固资产净值率不停下滑的标题相当突出。而另一方面，一定导致虚增利润，多提人为、资金等，致使企业有形成“空壳”的趋向。同时，“内部人控制”也对国有资产的运动重组形成了拦阻。

字串9

（二）国有资产运营屈从不高。国家性子和社会制度决定了我国国有资产运营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大目的。社会效益侧重反响在国有资产能够有用地控制百姓经济的命根子和大部门主导产业部门，提供社会大众产物和须要的社会保障服务，以及提供就业等。经济效益是指国有资产要同别的情势的资本一样寻求利润和回报，实现保值增值，以最小的国有资产到达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凭据天下第五次清产核资的数据，国有企业户数和资产总额在产业、交通邮电、商贸企业中的比重分别为26.2％和51．3％、4.4％和11．6％、42％和18．3％，可见国有资产数目虽然巨大，但配置疏散，战线过长。这种结谈判布局的不尽公正，又影响了国有资产经济效益的发挥。据分析，现在我国筹谋性国有资产，底子上处于三个“三分之一”的状态，即三分之一因筹谋不善处于亏损，在筹谋动态中流失；三分之一因产物产业布局差异理致使生产本事紧张过剩，在闲置的静态中流失；只有剩余的三分之一能够真正盈余产收效益。

（三）国有资产控制力不强。由于长期筹划经济单方面寻求“一大二公”，以及对公有制实现情势这一底子标题相识不清等历史缘故原由，形成了我国国有资产散布的独立情势，在国有资产控制的范畴，险些很少有其他社会资本存在。纵然在近几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长和国有企业改造步骤加快，不停探索公有制实现的多种情势，国有资产与社会资本的融合及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控制有所增强，但仍没有到达应有的程度。重要表现在：一是国有资产使用资本市场调治社会资本本事不够。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统计，停止1999年末，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为1803亿股，占总股本比重达62％左右。从山东看，3000亿筹谋性国有资产上市的仅300亿元左右，而国有资产就占到150亿元。这分析，现在在上市公司中，天下和山东分别以62％和50％的国有资产，调治38％和50％的非国有资产或社会资本，而在成熟的国际市场上企业通常可以用20一30％的资本调治70－80％的其他资本。H是国有资产吸附社会资本的本事显着不够。现在，一方面投资不够，另一方面社会储备方向很强。仅我国住民储备就高达6．8万亿元，对这么一笔巨大的资金，还没有议决发挥国有资产的上风和潜力来引导，化为投资和斲丧。三是社会牢固资产投资仍以国有单元牢固资产投资拉动为主。1978年以来，国有单元每年完成的牢固资产投资不停占全社会牢固资产投资的70％以上，这也是投资不够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缘故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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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理解两个数的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的意义。

2.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初步了解两个数的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3.掌握求两个数最大公因数的方法，能较熟练地求出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

4、培养学生抽象、概括的能力。

教学重点：理解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的意义，掌握求两个数最大公因数的方法。

教学难点：理解并掌握求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

导入

1.提问：什么是因数?

2.写出16和12的所有因数。

提问：你是怎样找一个数的因数的?

二、

教学实施

1.教学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

(1)根据复习题中写出的16的因数、12的因数，你发现它们的因数中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这些相同的因数中最大的几?老师出示集合图。

指出：1、2、4是16和12公有的因数，叫做它们的公因数。其中，4是最大的公因数，叫做它们的最大公因数。

组织学生同桌互相说一说：哪些数是12和16的公因数，哪个数是它们的最大公因数。

(2).完成教材第80页的“做一做”。

教师画出集合图，让学生独立写一写，再说一说哪几个数写在左边，哪几个数写在右边，哪几个数写在中间。

2.找两个数最大公因数的方法。

师：我们已经能够求一个数的因数，也学习了最大公因数的定义，那么你能不能找出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呢?例如(出示例2)怎样求18和27的最大公因数?

(l)学生先独立思考，用自己想到的方法试着找出18和27的最大公因数。

(2)小组讨论，互相启发，再在全班交流。

先分别写出18和27的因数，再圈出公有的因数，从中找到最大公因数。

方法二：先找出18的因数：①，2，③，6，⑨，18

再看18的因数中有哪些是27的因数，再看哪个最大。

方法三：先写出27的因数，再看27的因数中哪些是18的因数。从中找出最大的。

27的因数：①，③，⑨，27

方法四：先写出18的因数：1,2,3,6,9,18。从大到小依次看18的因数是不是27的因数，9是27的因数，所以9是18和27的最大公因数。

观察一下，两个数的公因数和它们的最大公因数之间有什么关系?

(3)完成教材第82页练习十五的第1题。

请学生填在教材上，说一说是怎样找的。

追问;这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是几?

(4)完成教材第81页的“做一做”。

学生先独立完成，独立观察，每组数有什么特点，再进行交流。小结：求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有哪些特殊情况?

当两个数成倍数关系时，较小的数就是它们的最大公因数。

当两个数只有公因数1时，它们的最大公因数也是1。

板书设计：

最大公因数

16的因数：1、2、4、8、16

12的因数：1、2、3、4、6、12

16和12的公因数有：1、2、4。

它们的最大公因数是4。

教学反思：

响应网友将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提早到第二单元教学的建议，今天我教学了最大公因数。

【对教材编排顺序改动的个人思考】

教材将公因数、最大公因数与约分编为一节，将公倍数、最小公倍数与通分编为一节。这样的调整，是为了分散教学的难点，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知识的迁移，降低学习的难度。[引自于《教参》]

但这两部分知识与第二单元因数、倍数的联系密切。提早教学，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因数和倍数的概念。在找因数的过程中，能够强化2、3、5的倍数特征。刚掌握的分解质因数也能在新知的学习中体会到其应用价值。

这种改动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我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校五年级仅我一人改变了教材顺序，这样正好与其他班级进行一次横向比较，看看这样的改动到底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对教材例1改动的个人思考】

教材例1创设了用整块方砖铺地的问题情境，是想通过求方砖的边长及其最大值，抽象出公因数、最大公因数的概念。这样，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引出概念，增加了感知事实的效果，同时使抽象的概念变得非常具体、直观，学生摸得着，看的见。[引自于《教参》]

但在教学前测中，我发现没有校外培优经历的学生完全无法将此题与因数建立起联系。尝试拼摆需要准备大量教具(边长是2、3、4、5厘米的正方形纸片若干)，且花费的时间也不少。怎样才能在一节课内完成概念及方法的教学呢?对，直奔主题。在复习完找因数以后，我直接请学生观察这两个数的因数中有什么相同点，从而引出“公因数”。通过找其中最大的公因数，顺利地引出“最大公因数”。概念的教学由学生观察得出，学生很快就理解了。

难道例1就删掉了吗?不是。这样与生活联系密切的习题是教材的精华，应该充分利用。我准备将它放在第二课时，通过此类练习，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学习的价值，以此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对练习的一点想法】

81页做一做中有这样两组题：第一组：“4和8”、“16和32”;第二组：“1和7”、“8和9”。题目要求学生找出它们的最大公因数后，还要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教参》中说明，第一组题应该发现“两个数成倍数关系时，它们的最大公因数就是两个数中较小的那个数”;第二组题应该发现“他们的公因数只有1，所以它们的最大公因数都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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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学生掌握公约数、最大公约数、互质数的概念．

2．使学生初步掌握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的一般方法．

教学重点

理解公约数、最大公约数、互质数的概念．

教学难点

掌握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的一般方法．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说出什么是约数、质因数、分解质因数．

2．求18、20、27的约数

3．把18、20、27分解质因数

二、探究新知．

教师引入：我们已经会求一个数的约数了，这节课我们学习怎样求两个数公有的约数．

（一）教学例1【演示课件“最大公约数”】

8和12各有哪些约数，它们公有的约数有哪几个？最大的公有的约数是多少？

板书：8的全部约数：1、2、4、8

12的全部约数：1、2、3、4、6、12

学生交流：发现了什么？

学生汇报：8和12公有的约数是：1、2、4

最大的公有的约数是：4．（教师板书）

1．总结概念：8和12公有的约数，叫做8和12的公约数．

1、2、4是8和12的公约数．公约数中最大的一个叫做最大公约数，4是8和12的最大公约数．

2．阅读教材，理解公约数、最大公约数的意义．

3．反馈练习：把15和18的约数、公约数分别填在下面的圈里再找出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二）教学互质数【演示课件“互质数”】

1．5和7的公约数和最大公约数各是多少？7和9呢？

5的约数：1、57的约数：1、7

7的约数：1、79的约数：1、3、9

5和7的公约数：17和9的公约数：1

5和7的最大公约数：17和9的最大公约数：1

教师提问：有什么共同点？（公约数和最大公约数都是1）

教师点明：公约数只有1的两个数，叫做互质数．

2．学生讨论：8和9是不是互质数，为什么？

强调：判断两个数是不是互质数，只要看这两个数的公约数是不是只有1．

3．分析：质数和互质数有什么不同？

（意义不同，质数是对一个数说的，互质数是对两个数的关系说的．）

4．反馈练习：学生举例说明互质的数．

（三）教学例2．

求18和30的最大公约数．

1．用短除法把18和30分解质因数．

2．教师提问：根据结果能否知道18和30的约数各有哪些？怎么想的？

明确：根据分解质因数的方法可以求一个数的约数．

3．师生归纳：18和30的约数，要能整除18，又能整除30，就必须包含18和30公有的质因数．最大公约数是公约数中最大的，它就必须包含18和30全部公有的质因数2和3．2×3＝6，所以18和30的最大公约数是6．

4．教学求最大公约数的一般书写格式．

启发：为了简便能不能边分解质因数边找公有的质因数？

（把两个短除式合并）

18和30的最大公约数是2×3＝6

5．反馈练习：求12和20的最大公约数．

6．小结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的方法．

①学生讨论．

②师生归纳：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一般先用这两个数公有的质因数去除，一直除到所得的商是互质数为止，然后把所有的除数乘起来．

③教师说明：做短除法时，除数通常是这两个数公有的质因数，并从最小的开始除起；也可以用一个合数去除，只要能够整除这两个数就行．

④反馈练习：求36和54的最大公约数．

三、全课小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研究了用什么方法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及相应概念，（板书：最大公约数）它是为以后学习约分做准备的，希望同学们知道知识间是有必然联系的．

四、随堂练习．【演示课件“练习”】

1．填空．

（1）（）叫做这几个数的公约数，其中（）叫做这几个数的最大公约数．

（2）（）叫做互质数．

（3）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一般先用这两个数（）连续去除，一直除到所得的商是（）为止，然后把（）连乘起来．

2．先把下面的两个数分解质因数，再求出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12＝（）×（）×（）

30＝（）×（）×（）

12和30的最大公约数是（）×（）＝（）

3．判断．

（1）3和5是互质数．（）

（2）6和8是互质数．（）

（3）1和6是互质数．（）

（4）1和44不是互质数．（）

（5）14和15不是互质数．（）

五、布置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