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范文10篇

转向范文篇1

关键词：消费研究范式；范式转向；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

在当代商品化社会里，消费无处不在。我们为整理文件而购买一盒燕尾夹，为消遣娱乐而花费不菲的价格购买迪士尼门票，为身份和体面而购买名牌衣服和包，为结婚而购买上好的戒指，也为好友相聚而购买可口的茶点。显然，以上这些不同的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购买燕尾夹，是为商品的功能性；迪士尼门票则是为了身心的放松、感官的享受；名牌衣服和包则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或不那么掉价；而戒指，则是一种符号或标志，告诉别人自己已婚了；好友相聚的茶点酒品则是一种满足人的社交和交流需求的媒介，使人融入特定的团体或社区。消费研究领域已有具体概念阐释上述各类消费现象，可分别称之为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区分性消费、符号消费和趣味性消费。这些不同的概念，表征着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蕴含着从实用观向体验观研究范式转向的思想。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观察，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回顾消费者研究领域中的实用观和体验观两种对立研究范式，探讨其哲学基础，以深入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其次，简述这种转向的历史演变以及这些趋势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对消费范式的梳理和述评，能帮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费理念，从不同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并为企业如何合理区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支撑。

一、消费的实用观和体验观转向

在当代消费领域中，依据对商品的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一是实用观，它关注商品的工具性或实用性功能，如订书机的功能就是把文件订起来；二是体验观，它关注产品所提供的享乐、游玩、审美、刺激、象征等愉悦品质的价值，如跑车、休闲、画展、跳伞等。实用观将消费对象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向性行为，以哲学中的实在论为基础，注重消费对象的实质属性。而体验消费观，则将消费目的指向人本身，愉悦人的情感，助其满足对新奇性、刺激性、情感性、回忆性以及象征性的需求。这种观点是自尼采伊始的人的转向的延续，即将关注重心回到人本身，以哲学中的意向论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人对消费对象的意义赋予和操纵。1.消费的实用观传统的实用观认为消费者对于产品价值的界定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强调产品实质属性的表现（Hirschman&Holbrook,1982），主要利用产品特性或产品效用方面的价值（Bettman,1979），认为消费者均理性地将产品作为实现其生活和工作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种目标既可以是一些实用性目标，如填饱肚子，御寒等，也可以是一些社会性目标，如赢得他人的承认、接受或羡慕、取得社会地位等。这种研究视角以个人或家庭为研究单位，强调个体理性，认为个人或家庭行动者具有自主性，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上做出消费选择。主要代表有“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Nicosia,1966）、“家庭决策制定模型”（Sheth,1974）、“信息处理模型”（Bettman,1979）与顾客行为模型（En-geletal.,1995）等。这些模型以系统性的观点，将消费行为视作一种解决问题的理性过程：先确认需求，接着处理信息，再评估方案，最后制定购买决策等。消费者在整个过程中均以理性人出现，将商品的有形品质及其实用性作为价值的主要形式（Hirschman&Holbrook,1982）。显然，实用观的工具理性消费范式留下了许多解释盲区（Sheth,1979），无法解释一些自目的性、满足情绪需要（emo-tionalwants）的消费现象，如各类趣味性的休闲活动、感官愉悦、白日梦、审美消费以及消费过程中想象的、情绪的和鉴赏性（appreciative）体验等；也无法解释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性、聚众性消费行动，如狂欢节、节日聚会等。为克服信息处理主导研究范式所预设的消费者工具理性的局限，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出现了“体验的转向”（ExperientialTurn）（Jantzen,Lindberg&Østergaard,2015）。2.消费的体验观转向Kotler和Levy于其1969年的著作《拓宽营销的概念》中，将体验消费现象纳入营销范畴。此后，体验和享乐性价值不断获得消费研究学者的认可。Kotler（1972）认为，“营销人员的责任在于创造有吸引力的价值”，而“价值是完全主观的，其值如何仰赖于消费者如何理解和认知该商品”，如同产品的物质实体一样，产品的美学和无形特征也可以产生消费价值，这也正是Hirschman和Holbrook（1981）组织的“消费者美学与符号消费”第一次营销大会的主题。消费者创造消费意义和价值的主体性开始获得研究者的认可，市场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产品如肥皂、豆类罐头和刀具等，参观博物馆或歌剧欣赏、冒险、游戏等亦成为合理的研究课题。不久之后，Holbrook和Hirschman（1982）发表了他们里程碑式的文章：“消费的体验方面”。Holbrook等人从精神现象学出发，以意向性认识论为基础，提出了消费的“体验观”。他们将消费者作为商品的感知者以及思考者（Addis&Holbrook，2001），而不仅仅是使用者；认为消费是一种伴有各种象征意义、享乐回应和审美标准的主观意识状态，以满足消费者精神上的需求（Hirschman&Holbrook,1982）。相较侧重消费对象实质属性的实用观，体验观强调消费者对于消费对象的主观、个人化的体验和感受，探求消费者对产品符号、美学、意象和幻想意义的反映，注重感觉和乐趣，关注消费对象的象征性品质，而非其有形的物理构成，重视对多感官体验的研究（Addis&Holbrook，2001）。体验观认为所有商品，无论多么平凡，都可以具有符号/象征意义（Levy,1980）。所以，像骑单车和滑雪活动等，消费者均可主观施加象征品质（symbolicqualities）于其上。可见，体验观扩大和补充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实用观消费模型。体验的转向表征了消费研究领域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研究焦点的演变，反映了对消费意涵认识上的转向。过去，消费一词一直被定义为消耗、浪费、挥霍，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损失，是对物质实体的消耗。体验观的转向，大大拓展了物的本体，物不再仅仅是其实质构成，还包括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体验视阀下的消费，正如波德里亚在其《物体系》所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二、消费研究范式的演变

体验的转向预示着消费研究范式的转变。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消费研究范式的转向既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当代科技快速更新的推动之功。过去300年来，人文主义主导世界，将人的生命、快乐和能力加以神圣化，将生命看作一连串的体验。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18世纪时，以城市享乐生活为特征的高度世俗化的性文化在各个阶层中蔓延，追求感官享乐的奢侈之风日益昌炽，对新教主义的勤俭节约伦理发起强有力的挑战。19世纪初，建构现代教育系统的重要人物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Humboldt）提出，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生命最广泛的体验中，提炼出智慧”，“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设法体验一切身为人的感觉。”人类史上，从没有任何文化如此重视人类的感受、欲望和体验，这为从旅游到艺术等许多现代工业埋下了其文化伏笔。然而，工业发展初期，物质极其匮乏，体验性、享乐性的消费只限于中上阶层。消费研究的主导范式仍为否定人的体验性、象征性和精神性需求的工具理性。二战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开始从大规模的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后福特主义过渡，进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所谓的后工业化的丰裕社会（AffluentSocicty），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心逐步从生产转向消费，开始走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时代，为体验经济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关注生活世界和情感需要，希望将人类从理性和技术中解放出来，重新审视消费和消费者的作用。与之相呼应，“消费文化亦不断从前现代的崇尚节俭、现代社会的注重享乐，向后现代的审美和个性化过渡，消费的地位越来越被强化（杨魁，董雅丽，2003）”。AlivinToffler于1970年即预言体验经济即将到来。体验时代，非物质形态商品在消费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Harvey,1989），消费意涵亦经历着从功能性到作为交流体系的嬗变（夏莹，2009）。Maffesoli（1996）以后现代部落主义范式对主流的个体主义、工具主义和理性主义范式提出挑战，强调社会团结、群体生活的自目的性和集体生活的非理性（不是无理性）。Cheetham和McEachern（2013）揭示的人与宠物间的互惠性，挑战了包括人类主体在内的所有事物的本质实在论，预示着对人与消费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向着关系本体论的方向转变。体验消费、趣味性消费、认同性消费以及区分性消费等概念的涌现，无不标志着消费范式从个人工具理性向自目的性、情感性、符号性，从一维至多维，从本质主义到关系主义本体论的转变。

三、物的象征性

随着消费研究范式的转向，学者们愈来愈强调“物”在消费过程中所扮演的象征性作用（Thompsonetal.,1990）。消费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获取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更关注物品的符号价值。个体在一个意义和符号构成的世界中不断发展，其核心就是消费者从物品所携带的意义中，取悦自我，建构认同，确认归属（Holt,1995）。正如波德里亚所言，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吸收过程，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了人与物品间的相互作用，而且也体现了人和集体以及世界之间的联系。消费范式的转向让我们认识到，一件物品绝不只是具有交换价值，也绝不只是从物质上生产出来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件，它同时也是铭刻某种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东西，不仅具有经济生命，也具有社会和文化生命。消费的实质功能在于它有意义。这使得企业必须关注和强调其产品的非物质层面或文化意义，关注消费者如何通过物的使用来确定意义，并根据消费者的意义需求和意义实践，设计针对性的产品和体验。企业或组织可通过讲故事或叙事的方式为企业品牌或产品创造消费者所认同的价值。早在1999年，未来学家罗尔夫•詹森就做出预测，21世纪，一家企业应具有的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创造和叙述故事的能力。Godin（2005）亦指出，任何形态的企业，不管是生产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或是提供服务，都必须创造出产品背后的故事。

转向范文篇2

关键词:平面，空间，平面设计，思维

一、平面思维和空间思维的释义

《当代科学学辞典》对平面思维是如此释义的:“平面思维是科学思维学研究的一个概念。也叫单面思维或非空间思维。这种思维要用图形表示的话，或是表现为平面上的一个定点而向周围展开，或是表现为向着一定方向延伸开来的直线，它不涉及认识对象的诸多方面，而只涉及认识对象的某个方面。”也就是说，平面思维是一种确定性的思维，其根本任务就在于保证思维要有一个明确的出发点，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思维对象或研究中心并在单一定向中活动。它是在一个二维的空间里对对象进行纵横两个方面的线性思考，尚未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尚未把握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所以很难对对象进行整体性、本质性的把握。与平面思维相对应的是空间思维。它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方位和不同角度去感知对象，并充分考虑了事物存在的环境，能跳出事物的本身。它将纵、横、垂三度三维空间或点、线、面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即将对象的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对象的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并且在事物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中去思考问题，因此也称“多元思维”、“全方位思维”。思维决定着行为方式、感受和需求。实现思维从平面到空间的转换，是设计师创造性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对平面设计的要求。

二、现代社会赋予平面设计新的发展空间

实现平面思维向空间思维转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体现在观念的变化上。后现代设计主张用多元、丰富来对抗单一的“纯粹”意义，甚至是跨界的交融，用活泼来消解统一，营造消费时代轻松幽默的生活氛围，自由尝试任何可能的风格并进行折衷处理，实现与大众的对话等。其次，体现在媒介的转变上。数字多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的纸媒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使平面设计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设计视觉语言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平面设计冲破传统的限域，在影像、声控等现代技术的支持下使平面向多维空间的转化更具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它不局限于仅仅是视觉语言表达，而是调动人的多感官参与，使信息更易传播和接纳。再次，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平庸的设计很容易淹没在多于牛毛的信息中，被人们自动过滤掉。因此，信息传达要清晰有效，新颖独特的设计才能延长视觉的停顿时间，使人获得明确而深刻的印象。因此，设计师只有适时转换设计思维才能迎接现代社会对平面设计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文章认为平面思维向空间思维的转换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中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一)从单一到多元———视觉形态的突破

“英文中的‘平面设计’这个词是‘graphicdesign’，它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调动所有平面的因素，达到视觉传达准确的目的，这是平面设计的真正功能，而美化则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1］但是，对于平面设计，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产生曲解和误读，将其思维局限在“平”上，限制了它的表现力。平面设计是视觉传达的设计，它的信息主要通过视觉形象进行传达。人们对设计作品的第一印象便是它的视觉形态，然后才会去追究其意蕴和内涵。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设计的表现形式，后现代的文化消解了传统设计观念，平面设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逐渐从平面向空间，单一向多元，静态向动态的交叉和综合方向发展。人们可以通过虚实的变化或形象的夸张、写实、阴影的塑造等手法使平面产生纵深感和凹凸感，获得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如被称为“德国视觉诗人”的设计大师冈特•兰堡在《S.费舍尔出版社招贴》等设计作品中追求平面外的视觉效果，恰如其分的把握视觉语言，让人一目了然，在设计上独树一帜。我们还可以还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将声音、影像等四维空间融入二维平面，甚至是通过触感设计来调动人与作品的互动体验。如2015年4月开始的“不朽的梵高”感映艺术中国巡回展，就是利用了多路动态影像和影院式环绕音响，将原本静止的画作从局部到整体以动态的方式呈现，并配以光影效果，使展览空间展现出美轮美奂的艺术氛围。展览馆还将梵高的名作《夜间咖啡馆》实景复现，并打造向日葵主题空中花园等。这种展示的方式颠覆传统观展模式，使观者身临其境地置身于梵高的世界，充分调动他们的所有感官参与，增强了人的体验与感受，拉近了人与艺术的距离。详见图1图1“不朽的梵高”感映艺术展部分作品展出效果(左一，《夜间咖啡馆》作品实景呈现)大家可以看出，现代平面设计已经朝着多元化的态势发展，注重人与作品的互动、交流与体验。设计的主体是人，设计作品要抓住人的注意力，当他看到时激起他的兴趣，并在想象中参与进去。这时，他不再在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其与设计作品的关系就从“我”与“他”的关系变成了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也即是作品不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能与人产生互动的关系。现代技术和观念的发展使平面设计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从单一到多元，既是设计形态的突破，也是设计思维观念的转换。

(二)从孤立到互动———空间形态的融合

海德格尔认为:“空间中多个要素属于空间但并非就是空间本身，而是各个要素在相互作用过程才构成空间的概念。”［2］平面则是构成空间的基本要素:面与面的叠加、围合、错落、组合构成了我们所能感知的现实空间。平面设计如脱离纸质媒介的限制，进入到空间环境中去，就意味着它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责任。它不仅要承载信息传达的本质功能，同时还要承担起重新塑造和规划环境的任务。平面设计适应性与载体依附性较强，如通过充满艺术张力的绘画、图案与时尚前卫的涂鸦等等，能在三维空间中创造无限的想象力，有着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平面设计可以拓展和丰富空间的层次，传达空间的内容，美化空间的环境。如中国建筑中漏窗、门洞的设计，产生对景、借景、空间错觉等艺术效果，能丰富空间的层次，扩大景物的深度、广度，使整个环境生动有趣起来。公共场所里导视系统的设计，通过字体、色彩、图形等元素的组合，形成适合具体空间且传达空间信息的系统。再如屏风的使用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就是塑造和利用空间的高明做法，它除了能够美化环境，也能分割空间、保护隐私等。可见平面设计是空间环境形态中很重要的组成元素。朱鄂在《设计中的设计》一书的译序中这样评价日本平面设计大师原研哉:“设计既感官又理性，他的设计不是纯粹的平面设计，而是以建筑设计为出发点来思考设计。虽然他做的是平面设计，但在他的理念中，即使是“平面”，也是立体建筑物的一部分，所以具有一种特别的气质。”［3］正如原研哉所实践的一样，他把视觉传达的信息之美，称为“visualogue”，也就是视觉的(visu-al)和对话的(dialogue)，即平面设计是利用视觉形象构建起与环境互动生成的关系。原研哉认为“人是一个积极的接受感觉刺激的容器”，在他的松屋银座翻新设计上应用具有关联性的触觉设计，把百货商店本身当成一个可以通过触摸而了解的媒介进行再设计。如外墙玻璃背面白色铁板上紧密而有规则地排列着很多白色突出的点，能够引发人的触感，上面巨型拉链的图形用拉开的程度来说明松屋翻新的进程，让人对此充满期待。外墙的平面设计既很好地传达了银座的现代感和高级感，又创造了一个能包容一切品质优秀的优质环境，这是一个横跨空间到平面实践的整体设计。原研哉做的正是修正传统的设计概念，不落陈规的视觉呈现，在于他找到了设计被需求的空间，并在其中设计。详见图2。

三、结语

文章分析了在平面设计中平面向空间转换的必要性和具体的表现形态。在平面设计创作中，设计师的任务是提高信息的品质，增强信息传播的力量和处理信息能力的尺度。“设计师的工作，并不是设计实践，在当前的环境中，为设计找到一个合适的场所，并对设计领域重新配置，对于设计师来说，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工作。”［4］设计是超越技能之上的，设计中的技术性要素固然重要，但设计不是靠技术的华丽堆砌，而是要将设计的思路和眼光放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把设计者关注的内容更多地转向设计的意图、材料、方法、观念上。设计师应平静而内观，围绕信息传达这一设计本质功能，通过自己的创意并切中主题的把握，带动人们的思考。因此，从平面到空间的转换，首先是一种思维的转换。这种思维是不囿于传统单一的思维模式，当思维在朝同一方向发散时，可形成丰富的内容，在朝不同方向发散时，摆脱思维定势的束缚，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体现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以新的角度看待事物，产生与众不同的观点的创意。因此，转换思维，用另一个视角看问题，将平面和空间通过媒介的相互结合，可以产生奇妙的化学作用。未来的平面设计不仅仅是表达内容的载体，也承担着为人们营造一个更为美妙生动的视觉环境的任务。

作者:王果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平面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10．

转向范文篇3

1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理想实践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施特劳斯称他是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绝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同时由于它所处的特殊社会转型时代，他也不同于他之后的近代政治哲学。他的政治哲学在政治哲学史上是一个分界点，下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他对权力、宗教和爱国主义的考量，来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他的政治哲学。1.1政治权力。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国家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证自由，保证自由国家的强大，以此来不断激发公民对于国家的热爱之情，从而让公民树立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政治权力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他从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探究政治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如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道德分离，从政治角度来对待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本身不受道德的制约，不接受道德的评判。这也就表达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权力的见解，政治目决定政治权力运用。在《君主论》最后表达的爱国主义情感，马基雅维利说说的权力是从人的欲望出发的，权力的目的是控制他人的欲望，限制他人随意支配和奴役他人的欲望。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现实，让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必须用绝对的权力控制住人们的欲望。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权力是极端重要的，君主的权力在于控制人的欲望，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秩序。行使好政治权力使公民获得最好的世俗生活。古希腊贤者们推崇贤人政治，他们把权力与善连接在一起，用道德来评价权力，权力最终指向的是人的至善境界。1.2宗教权力。在上文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论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理解政治权力的运用是他的政治哲学实践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测出他对宗教权力的理解也不会偏离于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应该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论李维》中对宗教的论述颇多，罗马人通过宗教对共和国公民和军队发挥的作用。而在意大利教皇对意大利各邦实行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教会并没有在意大利实现维护稳定和统一的作用，相反加剧了意大利的分裂和混乱。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理解，意大利各城邦都还受制于宗教权力，世俗权力并没有完全独立。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宗教权力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世俗权力应该和宗教权力分离，如此一来意大利各城邦才可以发挥出宗教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促进作用。1.3爱国主义。不谈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动机和欲求，我们发现马基雅维利对于祖国的热爱是难以企及的。爱国就是一种美德，公民的自由是以国家为前提的，国家灭亡之后公民也难保证自由。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特殊情感，应该不断强化。在《君主论》最后一部分的那段关于爱国主义的描述中，爱国主义就是要采用极端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马基雅维利指出最严重的奴役就是臣服于一个国家，爱国主义最高的表现就是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2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转向的影响及当代启示

马基雅维利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影响巨大，众多的大思想家都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作了相关的反思和总结。在马基雅维利以后政治不再从属于道德，笔者认为这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最大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把政治与道德分离开来，给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就使得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思想变的异彩纷呈。在面对不稳定的状态时，人们不应该遵守德行的制约，而是应该按照实际目的生活。面对意大利得四分五裂，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为了实现统一可以运用一切手段，他认为政治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政治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论证，它本身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合法性依据。马基雅维利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让他意识到政治绝对不是建构在道德基础上的，而是应该以人性恶为前提。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走向现实，是在世俗生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学更加深刻。政治与道德分离之后，政治获得独立，不再被道德评价。马基雅维利之后的大思想家有很多，在此笔者从马克思的思想与之做简单对比分析。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是从现实生活、从人性出发的，而马克思则从经济活动出发，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从经济活动出发论述政治的，这样政治就摆脱了道德，而经济活动遵守法律的制约也实现了与道德的断开。市场与政府是存在边界的，政府与社会也是有边界的。今天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哲学方面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也就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切都应该从社会关系出发。那我国政治哲学首要问题中的首要环节就是要建构世俗生活，没有现实的物质生活保障，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当前必须在以下几点做出努力：第一，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不断完善，逐步健全经济制度，有效的消除经济发展中资本与权力勾兑所获得的畸形财富。第二，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不断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将蛋糕不断做大。第三，健全法律体系，给予公民法律上规定的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公民行使合法权利。第四，不断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力度，切实落实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为人民服务的职责。笔者认为唯有如此，我国的人民生活水平才会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才会有更好的研究和发展空间。

作者:岳嵩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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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通危险警告灯开关时，8脚获得搭铁电位，闪光器控制2、3脚同时输出，则左右转向灯一起闪烁，此时由于有4脚直接接通电源，所以即使点火开关关闭，仍然可以开启危险警告灯。从前述的故障现象可看出，右侧闪烁频率正常，左侧偏快，故障并非是由闪光器损坏引起的，可是左后转向灯损坏却造成闪光频率变高，那是由于此车所装配的闪光器具有检测断点以加快频率的提示功能，这类闪光器现在应用于大多数汽车上。

2闪光器的闪烁频率

电热式闪光器是利用镍铬丝通电受热膨胀，断电冷却收缩来实现触点通断,弹跳式闪光器利用双金属片通电后膨胀弯曲变形的来控制，电容式闪光器则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原理进行工作,这几种闪光器基本已淘汰。而无触点闪光器因为没有继电器的拍合声,不能给予驾驶员清晰提醒,所以目前也很少在汽车上使用。现在比较常用的有晶体管闪光器和集成电路闪光器两大类。威驰车使用的闪光器属于集成电路式，多数是U2043B型，有8个端子，各个端子代号如图2。此类闪光器工作原理如图3，其中有一个脉冲振荡器（Pulsegenerator），两个比较器K1和K3，继电器（Relay），工作主频率由Rt和Ct决定，可用公式RCf1.5111Hz来进行计算。其工作特点：(1)闪烁起动条件：比较器K3参考8端子电位与固定接入的-5V电位进行绝对值比较，转向灯开关闭合，接通转向灯之后搭铁，端子8的电位绝对值小于5时，满足起动条件，脉冲振荡器工作；开关断开时，则其电位大于5，脉冲振荡器不产生脉冲频率，不闪烁。(2)正常闪烁：转向信号灯接通时，且满足起动条件，脉冲振荡器产生脉冲从端子3输出，继电器通电，其触头闭合，转向信号灯亮。闪烁频率一般为85±次/分。(3)故障提示功能：转向信号灯工作中，比较器K1参考R3电位与其固定介入的-81mV进行绝对值比较，若小于81mV，脉冲振荡器从端子3输出高频率脉冲进行故障提示，此时的闪烁频率约为主频率的2.2倍。R3的电位与接入转向灯后的电流大小有关，通过计算81mV/30mΩ=2.7A，就是当转向灯电流小于2.7A或功率小于32.4W时（电源电压为12V），R3的电位将小于81mV，闪光器以快速闪烁进行提示。可见，当某一侧的一个转向信号灯断路时，闪烁频率会变得偏快。

3解决改装LED后闪烁频率的思考

很多汽车在维修转向信号灯时，由于更换的灯泡比原装灯的功率小，也可能会造成闪烁频率变快的问题，而将转向灯用LED灯代替后更是如此。LED汽车灯，适合于汽车电子的各种照明应用，包括大灯（远光灯和近光灯），雾灯，尾灯，刹车灯，转向信号灯，白天行车灯，踏板照明灯，仪表灯，牌照灯，车门灯，车内照明灯，示宽灯，导航，娱乐系统，背光灯及指示灯等。采用LED灯比之传统灯泡，有明显优点，寿命长、耗能少，不易受震动影响等，其功率较小，一般为几瓦，在改装转向LED灯时，功率偏低必定会造成闪烁频率过快的问题，这需要合理正确的方法才可以解决。解决方法有两种：一是更换相应匹配的闪光器，但是现在汽车灯光控制采用电脑控制，若贸然更换闪光器，有可能导致灯光无法正常操作；另一种是根据功率要求进行调整，可以在正确位置上加入合适电阻，避免出现闪光器故障提示功能而快闪。以天津一汽威乐轿车为例，如图4，其闪光器为SGD172型，共8个端子，特点是有两个继电器，J1和J2。工作原理是:接通电源开K，转向灯开关K2打至左或右时，相应的脉冲振荡器控制继电器J1或J2的线圈工作，其触点相应的接通与断开，转向灯正常闪烁。接通危险警告灯开关K1时（K可断开），另个继电器同时工作，左右两边转向灯同时闪烁。此类闪光器也有故障提示功能，若某一转向灯损坏，导致功率下降，电流降低，闪光器起动快闪报警功能，其原理与前述相同。假设每个转向灯功率为10W，正常工作时要求一侧的总功率将近30W，而LED灯功率为3W，直接将转向灯更换后总共才9W，与闪光器要求相差太大，会造成快闪提示。而解决此问题的思路就是，提高转向灯电路的电流，可以并联增加LED灯的数量，提高功率和电流，也可以通过计算出合适的电阻、电容，更换在闪光器的RC电路（可对照图3）以降低主频率，RC震荡决定了闪光器主频率，快闪频率亦会降低。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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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学德育；道德教育；后现代转向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文化思潮，以其特有反基础、反本质、强调异质性、多元化等特征，深深地影响着文学、艺术、美术、哲学等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当代中学生的观念、思维和价值观也深受其影响，我国中学德育也因而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激烈震撼和冲击。因此，深刻剖析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实质，并借此反思当前我国中学德育的现状，对于培育当代中学生的道德素养、提高新时期中学德育的实效性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本来是指称一种以抛弃普遍性、背离和批判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移用于指称文学、艺术、美术、哲学等诸多领域中具有类似倾向的思潮；“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严格来说，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流派，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反思和超越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其主要理论观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强调反思与批判现代性。从哲学角度讲，现代性主要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理性原则和科学精神，主张用理性去战胜一切、衡量一切，而作为主体的人被称为自然界的立法者，被当作科学知识、政治价值和道德法规的最终依据，这也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但正是这种对理性主义的确信、对技术的滥用以及对自然的无节制索取，现代主义将人类引入歧途：人类走向异化，成为工具、技术的奴隶；色彩缤纷生活世界正被单调而线性的理性世界、知识世界所替代……人类在感叹和享受征服自然所带来的巨大便利和利好的同时，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强调非理性、反基础、反本质，其意义在于反对任何永恒的、先验的思想与知识基础，在于“不确定性”和“去中心”。正如柏格森所说，现代性所倡导的理性逻辑的框架只适用于僵死的无生命物质，对有生命的东西用逻辑的、静态的、几何的方法进行处理，必然“把他所有的一切本质的东西统统剔除”。在这个意义上，哈桑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摧毁”运动。如果说现代性的实质在于“上帝死了”、“作为主体的人(大写的‘人’)活了”，那么，福柯关于“作为主体的人死了”的论断则准确描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但我们要明确：后现代不等于反现代，后现代的“摧毁”是为了更好地“重建”，旨在厘清并剔除现代性对人类生活的不利影响，真正使人类成为一个“无优势”“非中心”的世界成员，使每一个体都成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他人友爱并存的小写的“人”。

2.提倡多视角、多元化的思维。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主流文化一直倡导康德式的“先天综合命题”，力图用人类理性和知识去“为自然立法”，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可实证性等特征也成为理性或科学的必备要素，人类关于世界、人生等很多观念和认识也因缺乏逻辑一致性、可证实等而被鄙弃，甚至被排斥在人类科学甚至真理殿堂之外。在现代主义看来，世界正趋于同一、确定和线性；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最终都会接受同样的价值、信仰、制度、目标、方向和实践。然而，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出现的后现代，强调世界自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肯定人认识的差异性，强调多视角、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正如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勒兹认为，只说“多样性万岁”是不够的……多样性必须被制造出来。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只能是多样的和歧义的，应该从多视角出发认识和理解世界。没有哪个人看问题的视角能够充分说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韦伯所说的“一切关于现实的知识都来源于某个特定的观察者，一切事实都是由人们建构起来的解释，一切单一视角都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后现代主义强调文本的多义性和解释的无限性，宣称“所有的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提倡“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号召“怎么都行”。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后现代主义其实质不是反现代，而是对现代性的扬弃和超越；后现代告诉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来就是鲜活而复杂的，现代性所张扬的理性、确定性只是生活世界的一种存在方式或者说解释而已。因此，我们应该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倡导思维的多元化和多维度。

二、后现代思潮对中学德育的冲击

1.对当代中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思潮在我国迅速传播，“解构”、“颠覆”、“否定”等字眼被大肆宣扬，显示出一种叛逆或另类的姿态。广大青少年的思想与道德价值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首先，他们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反教育，在信仰上存在着困惑与危机；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所强烈浸透着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使他们有着一种可怕的对人的生存意义本身淡漠和亵渎的心境。而后现代主义所蕴含的“建构性”意义却被置之罔闻。其次，广大青少年不再从单一视角、单一层次去理解世界，主张思维的多元、自我选择的自由。然而，由于思想上的不成熟，对自我的理解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一些青少年放弃了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放弃了道德原则，放弃了纪律约束；他们勇于藐视权威、看淡功利、不愿思考、追求享受，他们言谈失礼，故作幽默，又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再次，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学生对确定性的追求和道德体系的敬仰。他们开始对家长和老师的说教感到厌烦，开始讨厌枯燥乏味的书本知识，更藐视循规蹈矩的教育模式。他们喜欢盲目模仿、追星、沉湎于卡通、游戏和网上聊天；时尚、喜欢黑色幽默、喜欢寻求刺激。总之，一切跟着感觉走。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上述行为，已经警示我们：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在对自我意识的非理性曲解下，部分青少年已经在信念、意识、伦理、品行等方面出现了严重混乱，对当前学校德育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和诘难。

2.对现代德育模式的诘难。在现代主义看来，人是理性动物，人只有通过理性才可能认识道德，达于道德完善，成为真正的人。受陷于“现代性”的桎梏，现代中学德育把德育的基础放在了理性、道德知识的习得上，因此，本世纪的道德教育实际上就是道德知识教育、道德认知教育。在这种德育模式下，人们更加重视理性的作用，注重对道德概念、原理的理解和认识，提升了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却剥夺了学生笃行道德的权利和机会。针对现代德育的这一弊端，后现代主义主张将生活世界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将道德教育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主张德育方式多元化，提倡理解关心和德育对话。福柯宣称：我们必须拒绝这几个世纪以来强加于我们的这种常态化的道德模式，以提倡新形式的多元的道德。正如后现代教育学家吉鲁所言：“教育目的要从优势文化决定的解释中解放出来，肯定个人的经验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学生在批判能力的培养过程中，逐渐深入了解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认同自己也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他人。”因此，当代中学德育过程不仅仅是教育者把社会规范内化为中学生德性的过程，更是激活和唤醒受教育者主体道德意识的过程；既尽量追求具有普适性的社会规范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容忍异质性，引导中学生了解他人道德价值选择的差异性及其合理性，学会求同存异。

三、中学德育的“后现代转向”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哲学思潮，其本身合理性还有待商榷；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后现代主义绝对是有价值的。它反对现代思维方式的中心性、本质性、同一性，提倡非理性、多元化、异质性、开放性、宽容性等，为中学德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转向维度。

1.转变德育理念。现代主义主张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与绝对性，后现代主义则持反基础主义的立场，强调伦理规范的多元性、差异性与实效性。但两者之间并非决然断裂。一方面，多元且差异的伦理规范也蕴含着道德的基本原则，其价值也永恒不变。例如，公平、自由、孝道、尊重他人等伦理规范，并不会随时间的变迁或文化的多元而有所转化。另一方面，道德价值也应与时俱化，不能拘泥于形式，死守成规，在作法或实践上也应有所修正或改变。因此，中学德育的“后现代转向”不是转向现代性的反面，而是有所扬弃。具体来讲，就道德、伦理规范的价值而言，应该采取基础主义的观点，即具有同一性、普适性等特征；而从道德实践的层面来看，则应坚守反基础主义的立场，可灵活处理，条条大道通罗马即可。因此，中学德育不应只是道德知识的传授和具体美德的养成，而更应把德育的重点放在一般的道德精神培养上，即通过德育对话，给学生以智慧的启迪、情感的交融。这里的“对话”不是指内在的独白，而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之间的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是后现代意义上异质、多元而又平等的交流。

2.丰富德育方式。由于现代德育的理性化、知识化取向，当前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之间缺乏有效的中介作用，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是道德认知的巨人，却也可能是道德实践的侏儒。正如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学会关心：21世纪教育》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应建立一种“能适应所有人，而不是仅仅某些人的需要，使他们成为在21世纪创造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正和能更好生活的世界的积极参与者”的全新教育体制。为此，中学德育应在注重培养中学生对自我和他人理解的基础上，自发、主动地关心他人，鼓励学生与他人真诚沟通和对话，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设身处地的了解他人。因此，后现代转向下的中学德育应以多彩、本真的学生生活世界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从个体的差异性出发，建立开放、多元的德育方式体系，引导学生直面生活中的问题与困境；在面向事实本身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道德认识判断和选择能力，实现自我道德的提升。

3.调整德育课程。后现代主义强调多视角、多元化的思维，主张从个体的差异性出发建立一个多元的、开放的、无所不包的道德教育系统。一方面，中学德育要提倡素质化。中学德育要进行全方位的整合，优化教学目标，强化课程的设置，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评价方式以及道德实践的机会，并透过有效的教学策略，使学生能将价值内化(internalization)，作为其生活和道德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学德育应增加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内容，如环境道德、信息技术道德等，培养学生选择正确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能力和意识，增强中学生的综合道德素质。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其产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其所倡导的多元化、异质性、不确定性等方面是我们当代中学德育所欠缺的，可以有效地避免当代中学德育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走向绝对理性化、走向异化。当后现代主义本身也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德育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因此，当代中学德育应该在现代性和后现代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下寻求发展，这才是正确之道。

作者:刘德兵 单位:江苏省昆山陆家高级中学

参考文献:

[1]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英文版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2]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转向范文篇6

（一）二战后至1970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二战结束后至1952年，美国一直实行钉住利率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引发严重通货膨胀，最终使钉住利率政策被放弃。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采取控制贴现率及政府公债等手段来实施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约翰逊时期，采用提高贴现率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采用降低贴现率和买进国库券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治理衰退。1969年尼克松执政后，采取提高贴现率来治理通胀，反而使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为治理“滞胀”，又实施降低贴现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同时采取工资和物价管制。卡特执政时期,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钉住联邦基金利率改为控制M1的增长速度，来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秦嗣毅，2003）。在这一时期，美国货币政策表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以稳定物价与降低失业率作为目标，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利率处于中心地位，美联储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影响利率，而利率变动影响到总需求，从而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主要有两个变量指标：自由储备与短期利率，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再贴现率、联邦基金利率、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信贷量，以及通过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债券等；在货币政策效果方面，1960年代美联储进行的几次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整还颇有成效，但到1970年代中后期，美国进入“滞胀”状态，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效力则大打折扣，凯恩斯主义逐渐式微。（二）80年代：货币主义“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并不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是直接影响名义收入与支出水平，并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就业、产出与物价水平。1981年里根政府接受了货币主义思想，改变了以利率作为中心地位的思想，转而以货币供应量（初期是M1，后期是M2）作为最核心的中介指标，后期又把储备金总量作为最重要的中介指标。在这一期间，美国政府确立了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地位，强调货币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使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需要相适应。采取灵活微调的货币政策措施，同时，关注多个变量指标，充分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在这一时期，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治理通货膨胀成为美联储的首要职责。由于货币供应量与银行准备金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因此，美联储操作目标变成了银行非借入储备，通过调整非借入准备金，就可以实现某个设定的货币流通量增长率目标，依靠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到1980年代后期，货币供应量跟经济活动的关系越来越弱，美联储最后放弃了设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宋小梅，2004）。在货币政策效果方面，本阶段美国货币政策在现代货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起到较好地稳定币值和物价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环境。但是，由于受金融管制放松及金融创新的影响，货币供应量指标难以监测和设定；同时，资本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以及利率的大幅波动使得美联储依靠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的效果受到很大影响，货币政策效力被严重削弱。（三）1990年代：基于泰勒规则的“中性化”货币政策进入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其货币政策亦发生重大转变，从货币主义理论转向以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实施以真实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中性化”货币政策。中性化货币政策是指货币政策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灵活调整利率，使利率水平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能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1980年代后期，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却提高了利率的相关性、可测性与可控性。因此，从1993年开始，美联储不再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介目标,而改用真实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中介目标，尤其是利率中的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更是美联储首要关注目标。在利率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既通过微调主动控制调控的力度和分寸，也注意结构式的利率调控，既调控总量，也调控结构。同时，美联储将货币供应量变动范围、金融机构借入和非借入储备、消费物价指数、汇率、国际收支状况等变量也纳入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之中，增强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综合性（秦嗣毅，2003）。1990年代以来，美联储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一是逐渐降低法定准备率,而且很少动用这一工具；二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操作目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它成为最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三是1980年代以来联储贴现窗口的作用逐渐下降,再贴现窗口充当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宋小梅，2004）。美联储通过综合运用这些工具，使美国经济在90年代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同时并存的良性局面，实现了“持续的无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目标。（四）1990年代后期至2007年危机爆发前：先发制人的前瞻性货币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联储特别注重货币政策实施过程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的存在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发挥，为解决这一难题，美联储加强了对未来宏观经济的监测与预警，若发现有通货膨胀的迹象，就提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若发现通货紧缩的迹象，则提早采取宽松性货币政策。这样，通过实施前瞻性的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大大缩少货币政策时滞，力求将通胀或通缩消灭在萌芽状态（宋小梅，2004）。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与手段，以微调为主，每次调整幅度在0.25-0.5%之间，力求利率对经济既不产生正向也不产生负面作用；同时，努力提高政策的公开性与透明度。通过频繁会议纪要及向国会提交货币政策报告，阐释货币政策的意图与走势，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使货币政策效力得以大大提升。在2000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进入明显放慢时期，为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开始降息，一年之内连续11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降到1.25%。自此美国进入超低融资成本的时代，贷款唾手可得，使美国社会掀起了买房热潮，并使美国经济抵挡住了“911”恐怖袭击和一波企业会计丑闻的冲击。连续的降息刺激了信贷、消费与投资，使美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恢复，并保持低通胀状态，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2003年。但是，大幅度降息催生了美国的资产泡沫，为2007年的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2004年6月，美国四年来首次加息，到2005年8月，连续10次提高利率，这是1980年以来美国最长的一次加息过程，也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最高的利率水平。连续加息刺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引发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并随后演化为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

二、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

（一）货币政策工具由“常规”转向“非常规”2007年夏初，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危机持续发酵蔓延，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长期以来，美国实体经济存在诸多根本性问题，主要是消费和储蓄的严重失衡、高失业、高昂的国际收支和财政支出双赤字、制造业空心化、房地产泡沫、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足、金融伦理劣质化等。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显性与恶化，即使在把传统货币工具利率降为零的情况下，也收效甚微。面对这一情形，美联储转向了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依赖大规模量化宽松（QE），实施大规模定向资产购买计划。自2009年至今，通过四轮QE，大规模买入政府债券及各种形式的抵押债券，向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注入巨量流动性，以刺激借贷、投资、消费及出口，以图实现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目的。从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行四轮QE的政策取向来看，在美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依靠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常规工具对解决危机已没有明显效果。美联储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不得不从传统上倚重“常规”工具转向了倚重“非常规”工具。（二）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转向“无限”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向“无限”转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中涉及的货币供给量从传统的事先确定转向事先并不明确确定；二是货币政策实施期限从传统的有明确的实施期限转向并不规定明确的退出时间。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转变简单地归纳为“无上限、无期限”。我们具体来看看QE3就可明了这一转向。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推出的第三轮资产购买计划（QE3），决定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回避说明总购买规模和执行期限。同时，美联储还表示，如果就业市场前景还没有显著改善，美联储将考虑采取更多资产购买行动，未来的这些行动亦未明确其具体的政策内容与实施期限。无独有偶，2012年9月6日，欧洲央行也启动了无限量冲销式购债计划，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成员国国债，政策内容同样转向了无限。表明欧洲央行已经追随美国，选择放开手来印钞，“这是欧洲一个里程碑式的行动”。从本文第一部分对美联储半个多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考察来看，我们发现自二战后至2012年9月QE3之前美国历次实施的货币政策中，还没有哪一次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内容跟QE3一样如此模糊，既不明确具体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也不明确总供给量和政策退出时限。甚至在一项政策中还给出了未来将要实施的货币政策的空泛承诺。美联储货币政策在这两个方面转向“无限”后，给公众预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巨大的政策操作空间。这一转向背后的潜台词是，政策什么时候达到目的就什么时候停止，提供多少货币数量奏效就创造多少货币，政策的实施几乎不受相关金融纪律与法规约束。这使得货币当局为了实现政策目的，有可能孤注一掷，不用考虑本国其他方面的问题，更不用考虑给他国造成的冲击。同时，模糊的政策意味着货币政策相对于财政等其他政策工具对经济社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后果及效力更加不可预测。（三）货币政策职能由“支持经济”转向“服务财政”从1776年到2000年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一共积累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布什政府2001年到2008年的8年时间内积累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支出的双重扩张政策，导致财政赤字规模急剧扩大。在奥巴马政府的4年任期内每年的财政赤字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从美国财政赤字的积累来看，2007年危机之前，美国的财政危机还不是特别严重，其对货币政策的绑架程度还比较轻微，因此，货币政策的出台都是服务于传统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解决失业、通胀和经济增长问题。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据宋鸿兵（2009）的估计，目前美国内外债务总量已高达50余万亿美元，潜在社保与医保亏空更高达107万亿美元。而2011年美国实际GDP仅有13万亿美元，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税收总收入3.6万亿美元，美国的社保医保体系在未来将演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美国政府2007年之前的财政赤字，主要是外国人（尤其是中国、日本和中东资源型国家）为美国政府融资。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的顺差大幅度下降，美国政府出现了巨大的融资缺口。当财政部缺钱时，不太独立的美联储只能被迫购买公共债务，如果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美国政府便离“庞氏骗局”为期不远了，量化宽松的全部逻辑就在于此（黄元山，2011）。2012年底到2013年初，美国的“财政悬崖”再次到来。未来数十年美国的财政收支前景更是相当悲观的。因为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已于2011年正式启动，其人数达7700万，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进入大幅上升期，美国政府的社保体系将出现日益严峻的支付问题。更要命的是，这些“婴儿潮”们的退休帐户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已巨亏40%。由此产生的未拨备的隐性负债高达130万亿美元。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几十年中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宋鸿兵，2009）。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要解决美国债务危机，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奥巴马都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通过借助量化宽松，来获取巨额铸币税收入，为财政赤字融资，并释稀庞大债务，则是一种隐蔽而且较少阻力同时又经济快捷的一种方式。因此，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其说由美国的经济状态所决定，不如说由其财政状态所决定。美国在找到靠经济增长来做大蛋糕以冲销庞大债务之前，恐怕也没有其他什么可以选择的，量化宽松几乎是唯一选项。（四）货币政策操作领域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传统上，中央银行只在金融危机传导链的末梢———金融市场流动性的角度进行救助，通过控制利率（主要是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或者货币供应量（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国债）来灵活调节金融市场流动性。我们可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联储历次货币政策的实践看出这一点。例如，在1953—1954、1957—1958和1960—1961年三次经济萧退期间，联储采用降低贴现率、购进公债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在1955—1957年的经济高涨中采用的是提高贴现率卖出国债的紧缩性货币政策；1968年约翰逊政府时期采用降低贴现率和买进国库券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治理衰退；1969年尼克松执政后采取提高贴现率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里根1981年执政后，面对“滞胀”局面,实施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政策；1993年克林顿政府时期，不再将货币供应量而改用真实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2001-2008年小布什时期，通过频繁微调联邦基金利率来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秦嗣毅，2003）。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行使职能的领域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原来的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转向直接对实体经济进行干预。美联储认为，危机之前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本就过少，何况银行管道中的金融肿瘤———流动性陷阱广泛存在，央行调节货币价格（利率）的银行渠道已经失效或者至少失去了控制。因此，美联储选择定向资产购买计划（QE）。如QE1中机构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1.25万亿美元，“两房”发行或担保的债券2000亿美元；在QE3中，购买的全部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显然QE的目的是直接刺激美国房地产市场，将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下来，以消除经济复苏的障碍。此举尽管不会马上引燃经济，但它有助于缓解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这些政策动作鲜明地表明，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直接操控实体经济，通过压低长期利率，定向为房地产业融资，抬升房地产价格，刺激企业主要是房地产行业扩大资本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并借以增加就业，直接干预实体经济。如此大规模的定向干预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货币主义的政策范畴，走入了隐形财政政策的灰色地带（慕白，2012）。（五）货币政策效果由“降低风险”转向“放大风险”2008年美联储实施QE以来，不但救助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救助抵押贷款公司、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重要的企业法人等非金融机构；不但救助“缺乏流动性但具有清偿力”的机构，也救助“缺乏清偿力”的机构，更有濒临破产或实质上已经破产的“系统重要机构”；不但购买国债，也大规模购买机构债券、机构支持的抵押贷款证券，甚至是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商业设备贷款等资产支持证券，几乎所有的风险资产证券都有可能成为美联储货币投放的政策目标工具。美联储在这些政策方面发生转变后，其政策效果不但不会化解金融领域面临的危机，反而会在长期内放大金融体系的风险，把整个经济带入更大的危机之中。理由是：1、所有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都有可能获得美联储的救助，这会增强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信条，助长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客观上诱使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助长金融系统的风险生成。这样便破坏了金融市场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效率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2、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只是对风险进行了“时空转换”，即把金融机构的风险转移到美联储头上，把现在的风险转移到未来，这种转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反而放大了未来的危机。美联储量化宽松不过是在玩一个“烂账转移”的把戏，它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烂资产转移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最终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通货膨胀、债务重组赖账来把损失转嫁到全世界人民的头上，加剧全球经济失衡与运行风险（宋鸿兵，2009）。3、美联储量化宽松具有非常坏的示范作用，它是一个“以邻为壑”的极端自私的货币政策，它必然会引发不同经济体的货币发行体系竞相被滥用，因为其他经济体如果不宽松自己的货币，其他经济体将会遭受在出口、资产持有、债务清偿、汇兑方面的巨大损失。一旦量化宽松被其他经济体效仿，全球将会陷入不可逆转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中。

三、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背后逻辑

转向范文篇7

一、中美贸易摩擦转向升级及其特点

(一)反补贴日益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新的潜在威胁1991年，美国对华首次提起反补贴调查。当时的美国电风扇厂商对原产于中国的摇头扇和装饰吊扇先提起了反倾销申诉，其败诉后又于同年对这两类产品提出了反补贴诉讼。由于在1983年著名的乔治城钢铁案中就产生了美国的反补贴法不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判例，所以美电风扇生产厂商起诉的法律依据是中国不再是完全国家控制经济，而属于“混合经济”国家。最终，美国商务部裁定美国反补贴法虽不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但可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市场经济导向行业。但一个行业要成为市场行业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包括：被调查产品的定价和产量必须实际上不存在政府的介入；被调查产品的生产行业应以私有和集体所有制为特征；被调查产品的所有重要投入无论是原材料还是非原材料，以及所有计入商品总值的投入必须按市场决定的价格支付。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的电风扇工业并没有符合这些条件。

由于美国至今仍未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美国商务部对“市场导向行业”规定的标准非常严格，使得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生一起美国对我国征收反补贴税的案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不会在反补贴问题上产生摩擦，事实上反补贴已经成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的潜在威胁。2005年7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共和党众议员英格利希提出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其主要内容为：授权美国反补贴法适用来自非市场经济体(如中国)的进口。而且在2004年加拿大已连续对我国发起了3起反补贴调查，这开创了我国对外贸易领域遭受新的贸易壁垒——反补贴的先河。加拿大对其他国家所起的示范效应不可忽视。2005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在向国会提交的反补贴年度报告中，明确表示正在搜集我国的补贴政策和资料。经过一年多的争议和筹划，针对中国企业的反补贴调查，终于从美国国会议员的纸上法案变成现实。2006年11月20日，美国商务部公告，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平张涂布纸(CoatedFreeSheetPaper)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12月15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来自中国平张涂布纸对美国纸业造成实质损害。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裁判定“造成损害”后，美国商务部将正式启动极具争议的反补贴调查。

美国贸易法界以及美国审计署称此举与美国国内法冲突，美国商务部若启动调查，将面临诉讼。考虑到该案在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复杂性，12月15日，美国商务部通知，就是否可以将美国反补贴法适用于中国征求公众评议。通知称，1991年的对华电风扇和螺母反补贴案均未启动，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看到将反补贴法适用于被诉中国行业的合理基础”，所以，现在启动调查，也需要“重新审视其不将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长期政策……看是否现在可以将反补贴法适用于中国”。据法律专家分析，下一步还会有许多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加入公众评议，比如钢铁行业正致力于推动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

(二)知识产权问题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从1989年到1996年，中美共进行了四次知识产权谈判，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进入2l世纪后，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及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崛起，知识产权再次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

2004年下半年以后，美国商务部高层历次访华均提及知识产权问题。当年8月，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威廉姆拉什访华时，在新闻会上出示了他搜集到的盗版DVD和高尔夫球杆。9月下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空前举措，向美国各大企业机构和组织发信，要求提供中国盗版活动的细节和数据，并征询企业意见，作为次年“特别评估报告”的参考。多数企业在回函中称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没有重大进展。美国商会更直接要求将中国放入“重点观察国”名单，并诉诸WTO。

2005年4月，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推出对于中国的“301特别评估报告”，提出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程度达90%以上，给美国造成28亿～35亿美元的年损失，并宣布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美国高官不断指责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一方面要求中国在法律上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比如盗版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加大对美国版权产品的开放程度，并且威胁向WTO进行控诉。

苏珊·施瓦布自2006年4月接任美国贸易代表不久，即针对中美贸易问题做出了引人关注的举动。6月23日，她宣布为确保中国履行在WTO中的义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新设一个专门处理中国贸易事务的联邦办公室。与此同时，美国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监督办公室，以加强对外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行为的监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2006年《特别301报告》显示，共有13个国家在过去一年中存在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现象，中国再次被列在榜首。

同时，在美国国内市场上，美国动用关税法的“337条款”对侵犯了美国专利、商标权或版权等知识产权的企业和产品进行调查。自1972年4月4日发起第一起337调查始，到2005年美国共发起548起337调查，同期对中国大陆发起49起337调查，占美国调查总数的8.94%。自我国加入WTO后，针对中国企业和产品发起的“337调查”呈急剧上升趋势，涉案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

2004年全球立案26起，对我国11起，占42%。2005年全球立案2l起，针对我国10起，占48%。涉案产品的种类也不断扩大，从农用拖拉机、药品、电池到光碟控制器芯片、记号笔、集成电路产品，再到小型气象站及部件、音频处理集成电路、塑料食品盒及强化木地板等。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已不可避免地再次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

二、中美贸易摩擦转向升级的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日益融合也带来了摩擦的不断升级经济全球化在不断提高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度和开放度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利益的不一致性逐步显现出来，国家间的经济摩擦日趋激烈。中美由于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在贸易迅速发展过程中，两国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发生争议和摩擦不可避免。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将具有长期性，在此过程中各国之间产生的矛盾与分歧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得以迅速解决。如诸多因素造成的美国对中国贸易的持续性逆差，在意识形态上的歧视，制度对接与磨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使得中美贸易摩擦必然呈现出不断升级和形式多样化的特点。

(二)传统贸易救济措施效力下降，新手段更为有力对于传统贸易救济手段的反倾销，我国企业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从当初不敢应诉到积极应诉的过程，并已积累了丰富的应诉经验。另一方面，虽然美国现在仍未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该问题不可能一直悬而不决。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而且我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过程中也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待遇。因此，美国利用反倾销措施来压制我国产品的预期效果在下降。

随着我国企业应诉率及胜诉率的上升，美国必然从反倾销等传统措施转向更为有效的其他措施。反补贴调查涉及面将更加广泛，将是一个行业或数个行业，而且政府的行为也将成为调查规制的对象。“337调查”比反倾销打击面更大，处罚措施也更为严厉，因此也更为有效。如反倾销仅针对特定的产品，而“337调查”制裁结果不仅局限于特定行业的产品，而且可以延伸到其上下游产品。反倾销只是增加关税，并且有5年的时间限制，而“337调查”的排除令将永远禁止被诉产品进入美国，不论价格高低都会永远失去美国市场。如果美国进口商不顾排除令继续进口，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便可以命令，扣留并没收货物。“337调查”比反倾销更容易启动。反倾销要对国内产业损害或损害威胁进行评估，而“337调查”中，申请人无此项证明义务。被诉方在“337调查”时如果缺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行政法官可以根据申诉方单方面提交的证据作出裁决。“337调查”的应诉成本通常都在百万美元以上，是反倾销应诉成本的十倍到几十倍，使我国企业负担较重，美国企业使用这些手段来制造贸易摩擦获胜和获利的可能性较大。

(三)美国保护具有比较优势的知识产权产品，我国出口产品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产品是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所以美国不断要求我国扩大对其版权产品的开放程度和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以获取知识产权产品贸易的收益。知识产权产品占服务业出口比例的15%，对美国经济影响重大。据美国统计：电影、音像、计算机、传媒等版权产业其出口额占所有行业的第一位。知识产权产品无疑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产品，而要将这一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离不开对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而且近几年来由于许多因素，中国一直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将扭转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的希望之一就寄托在其优势产品上，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更多地转向知识产权领域也是不足为奇的。

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升级，高科技产品已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力。但许多产品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许多公司处于模仿阶段，缺乏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使得知识产权问题成了目前跨国公司压制中国公司发展的强有力武器。

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首次突破4000亿美元，达到4159.6亿美元，其中出口首次迈上2000亿美元台阶，占到全国外贸出口的28.6%。同期，我国对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20.4亿美元，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23.8%。然而由于我国的许多高科技产品缺乏核心技术，掌握着这些技术的跨国公司便以我国产品侵犯其专利为由，提出对我国产品征收专利费要求，这样其既能从收取的巨额专利费中获得经济利益又能以此来遏制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例如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DVD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在DVD的57项关键技术中，我们自己掌握的仅有9项。2004年发生的中国企业DVD专利费之争就使得国内厂家不得不为每台DVD机向国外厂商缴纳高达100元～200元人民币的专利费，而这笔费用占到了DVD机成本的20%～25%。

三、相关对策

(一)理性思维以“平常心”认真对待中美贸易摩擦，加强中美交流，增进相互了解要运用理性思维来看待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应充分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必然性及长期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的贸易政策都是在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间寻求一种平衡以确保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一种长期性趋势，使得各国对于贸易利益的争夺也将是长期的，作为矛盾表现形式之一的贸易摩擦将成为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的一种常态。在此过程中，随着我国与美国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我国国际经济竞争优势的不断增加，中美贸易摩擦出现转向升级的趋势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能幻想完全避免同别国的贸易摩擦，我们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少和缓和贸易摩擦。

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一些问题双方如果不能及时有效沟通很容易产生分歧，从而造成摩擦。因此，双方应加强政府间的协调对话及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通过对出现的分歧和矛盾进行交流磋商，最终达成互利双方的共识，从而减少和防止摩擦的产生。同时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仍存在戒心，不断企图打压我国经济的现实，我国政府仍应不遗余力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热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让其明白一个开放、繁荣的中国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只有中国经济发展了，美国才会有一个可靠的贸易伙伴，才可能获得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和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

(二)政府从宏观层面，以战略高度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1.密切关注摩擦新动态，按照WTO的相关原则，调整相关政策。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态，研究贸易摩擦的新形式，从而获取有效信息以利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可使用的手段呈现多样化特点。我国政府应密切关注这一趋势，在任何一种手段出现滥用的迹象前就把相关的信息通报给有关各方比如地方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以利于被诉主体积极应诉。

目前，中国补贴存在补贴面过窄、补贴方法比较单一、计划经济色彩浓等缺点，不符合WTO相关精神。面对反补贴调查威胁，政府需要进行自查，清理国内的补贴政策。根据WTO相关规则，补贴分为红箱补贴(禁止性补贴ProhibitedSubsidy)、黄箱补贴(可申诉补贴ActionableSubsidy)和绿箱补贴(不可申诉补贴Non-ActionableSubsidy)。其中，绿箱补贴放开，红箱补贴须严格禁止，大量补贴属于黄箱补贴，其条款规定也相对模糊。欧美等发达国家在WTO的许多贸易争端，都出自黄箱补贴的争议。

我国需要调整政府补贴运用的指导思路：将支持对象从注重对部分企业、部分行业和部分地区加速发展的专向性支持，转向有效支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将支持方式，从计划经济色彩较浓的行政性、指令性办法为主，转向符合世贸规则的基金性、前移性支持为主，在实现对经济发展扶持的同时，尽量避免摩擦。

2.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现阶段我国还处在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许多产品由于缺乏技术含量、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效应，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外贸发展的规模与效益极不对称。比如我国是电视机最大的生产和出口国，但是在电视机的40项专利中，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有18项，并且这18项都还是一些非核心的技术，缺乏出口竞争力。因此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路线，塑造自主品牌，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从而使我国尽快摆脱低附加值的国际分工地位，逐步向高层次、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分工链不断推进和升级，在更多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减少同他国产生贸易摩擦的次数。

3.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知识产权预警与保障机制。知识产权产品是美国的优势产品，我国则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在知识产权领域制造摩擦不仅能使掌握核心技术及拥有版权的美国跨国公司获取巨额的经济利润，还能从经济战略上遏制中国未来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就成为必然。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知识产权纠纷的应对机制，包括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和知识产权纠纷应诉机制；其次，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包括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体系及服务体系；再次，加快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包括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研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打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

(三)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坚决、有效、合力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1.积极应诉，有效应诉，积极配合，认真研究反补贴等新摩擦。不论遭到哪种方式的贸易摩擦，涉案企业都应当积极应诉，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否则将导致完全丧失美国市场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转向反补贴和知识产权领域后，贸易救济措施的惩罚力度比以前有所加大。而且，企业的应诉难度和应诉成本比以前也更大。在中美出现反补贴的新的摩擦形式时，企业在积极应诉的同时还要有效应诉，认真研究反补贴措施的特点，实施过程和可能后果。在遭到起诉后要及时地同其他涉案企业、行业协会和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寻求帮助，避免单兵作战。

2.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培育和增强知识产权竞争力。由于美国越来越多地运用知识产权问题在微观层面对我国企业和产品进行打击，所以我国企业需要相应地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产品出口前，企业应进行有关知识产权的调查，以确定是否可能涉及该产品或制造方法的美国专利。对有可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应通过更换非专利方法来避开侵权，或者通过签订相关协议从专利权所有人那里取得使用许可。

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谁拥有较强的知识产权竞争力，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我国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胜出，必须尽快培育起较强的知识产权竞争力。首先，要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创新机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其次，要提高专利意识，重视专利申请。我国企业不仅要重视在国内的专利申请，而且要重视在国外的专利申请。做好该项工作不仅能避免我国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产生知识产权纠纷，而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也将成为我国企业获利和竞争的有利武器；再次，重视发展品牌战略。未来的国际贸易已是质量与品牌的竞争，品牌资产已成为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我国企业应当进一步深化品牌经营的理念，运用科技创新来不断地树立品牌，发展品牌，最终培育起企业的品牌竞争力。

转向范文篇8

在进行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把社会学与艺术创作、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搞个明白。首先是艺术创作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能够向艺术家提供对社会的理性认识，艺术创作则能够向社会学家提供反映社会的图像和代表社会趣味和审美价值观的艺术方式。社会学对社会现象进行概念的描述与界定，艺术对社会现象进行图像的描述与界定，即使是使用文字的概念艺术，也只是图像的替代，甚至依然采取图像的方式，不然便不再是艺术的方式，而成了文学或哲学的方式。

艺术批评与社会学的关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与界定艺术作品，就像批评家戴上一块滤色镜，过滤掉所有非社会学因素，只考虑作品的社会学属性，而非套用社会学或社会学概念(在英语文章或标题中，通常只使用socialmeaning、sociologically，以表示社会学角度)。比如从社会学角度看齐白石的虾，虾就只能是水族中的“小小老百姓”，看莫奈的《干草垛》，干草垛就只能是植物中的“平民大众”，看文人画的“四君子”，这四种植物便只能是“精神贵族”，而色彩、构图、笔法等形式要素则被忽略不计。

艺术理论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分支，一个专门研究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支，如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相互影响，艺术在不同社会形态与历史时期的作用，艺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等。这是社会学的普遍性所要求的，也就是说，社会学必须解释属于其研究领域的一切社会现象及其内在关系，包括人与艺术的各种关系，否则其真理性便是不可靠的。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科建设中通常把社会学与人类学放在一个系，因此，艺术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是两个相邻学科。

从以上关系上看，即便中国当代艺术是有方向的，社会学转型也不成立，因为1、艺术不能转化为社会学。2、艺术批评的社会学角度只是艺术批评的方法或曰角度之一，与之并存和还有心理学方法、符号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女性主义方法，等等，而这些方法经常是互相交叉的，不是互相排斥的。十五年来，这些方法都被用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之中，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中有社会学的影子，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可交叉性，并不是什么转向。3、艺术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只能是转向艺术社会学及艺术人类学，但如果这样的转向是存在的，那么艺术理论的符号学转向、女性主义转向、语言学转向等等便也是成立的，这么多的转向而且是相互交叉的转向，不是“晕头转向”才怪！

对于熟悉上述方法及其交叉关系的人来说，进一步的解释是多余的。但我知道读者中可能有我的大二学生，估计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对这些方法不甚清楚的读者，因此举例说明一下这些方法的交叉关系。以女性主义为例，德。波娃的名著《第二性》就是体现的社会学的阶级划分与阶级关系。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菲勒斯中心论中的“菲勒斯”(男性生殖器)就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菲勒斯的派生物笔和炮，则分别是代表男人的文化征服与武力征服的隐喻符号，这又是符号学的东西；同时女性主义对男性和女性本质的界定又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相交叉。此外，菲勒斯中心和与之像对应的他者则具有《第二性》和与之对应的“第一性”相同的社会学视角。最后，作为他者的女性和作为中心的男性又与结构主义的“标注说”结缘，“标注的”(marked，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所说的特殊的)和“不标注”(unmarked，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所说的普遍的)，man(不标注的)可以代表人，具有包含、遮蔽、无视、贬低women(标注的)的意味。

近年来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美术圈注意力的吸引，主要是由于所谓“后工业社会”决定了“后现代”艺术，对于一个习惯于爱面子、攀比、嫦娥奔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后工业”和“后现代”肯定比“工业”和“现代”更有面子，更值得攀比，更具有嫦娥奔月、的意义。克隆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国没有这个科技水平和物质条件，那就克隆它“后现代”意识形态与艺术形态，从中得到一点自我安慰。在实际运做上，不过是拿来些社会学概念给作品贴标签，这种贴标签的方式，连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都不如。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好歹还有做一翻作品分析和描述，用“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的模式，证明作品的确反映了社会的某一方面，不能贴上“革命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等标签了事，彼时的评论家都知道对事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艺术创作则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而且分析都尽量贴近作品本身，对作品的描述尽量用词贴切。

实际上，“庸俗社会学”只是用扣帽子的方式来否定的词组之一，起产生时间也是之后，或者叫后时期。这时，人们只是否定了，但思维方式还是式，而方式又是中国集体起哄臭人方式延续，的具体运做是扣个诸如“走资派”、“阶级敌人”之类的帽子，然后一堆跟着哄的大字报和批斗会，于是某人就被“斗倒斗臭”了。“庸俗社会学”也是这么被搞臭和被哄下台的，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理性的学术审判，没有任何人负责任地分析不庸俗的社会学方法和庸俗的社会学方法的区别何在，我们只能猜测应当是指那种被用做国家政治工具的社会学。但这并不是社会学的错误，而是使用者的错误。

其实，社会学的方法论是中国美术界应用得最好的方法论，后来引进的方法论，要么飘在空中成为洋派的玄谈，要么生硬地贴到作品上，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签，与西装成为穿在中国农民身上洋标签没有任何区别，反映的都是中国农业社会为了面子往脸上贴金的集体情结。在社会学方法的应用上，栗宪庭应当是批评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有《重要的不是艺术》理论主张，还有从社会学角度对作品进行相当分析与描述的批评实践。但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绝不是“转型”转出来的，而是去“庸俗”的社会学。其实，以时代的“庸俗社会学”时代和至今仍未结束的“栗宪庭时代”的不庸俗的社会学相比，85时期的哲学、文化学热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远不足以作为“社会学转型”的前提条件。

转向范文篇9

中国的发展阶段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总要素生产率(TFP)。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TFP增长是负值，1978年以后明显为正值（见表1）。据此可以简单地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就中国而言，虽然实际的TFP增长显示1978年以前是中国以大规模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阶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第一阶段要到1978年才完成。表1中Maddison的估计是平均增长2.23%，表2则给出不同学者的估计，所估计的TFP增长大体上在3%到4%左右（见表2）。但是Young(2000)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被夸大了。根据他的计算，1978年到1998年中国的TFP增长只有1.4%。然而，即使接受Young的结论，至少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TFP增长亦是正值。如果说1978年以前TFP是负增长的，那么从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确实可以说是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

表1中国与韩国的基本增长情况（1952年－1995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

附图

资料来源：a要素权重与日本和美国的相同（原表中有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这里未引用），如果权重与中国相同，数字分别是2.16和1.80。Maddison(1998)，表3.10

如果大体上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在以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第一阶段，1978年以后是以模仿性技术进步为主的第二阶段，而韩国在1961年以前是第一阶段，196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并且现在已开始进入第三阶段，那么，相应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对中国来说就应当是1978年以前以进口替代为主，1978年以后以出口导向为主；对韩国来说就应当是1960年以前以进口替代为主，196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以出口导向为主，现在则以基本自由贸易为主。如果考察中国和韩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的话，大体上也正是如此。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和韩国都执行了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战略和政策。但是由于贸易战略和政策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去适应发展阶段，它也会影响发展阶段，因此，贸易战略和政策是否适当，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为了更好地讨论中国的情况，先简单分析韩国的情形。

首先，韩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大体上到上世纪60年代初就转向第二阶段应该没有问题，因为韩国的经济增长和TFP增长都从这时起发生明显变化，而韩国的贸易政策转变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并非突然一下子转变。韩国在出口方面的鼓励和进口控制方面的放松都是逐步的。

其次，韩国政府贸易改革措施在60年代是有反复的，但是反复之后总体上还是不断放松贸易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政府意识到不放松控制反而不利于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但到70年代，为了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韩国总体上的进口控制有所加强，从而被有些学者认为韩国又经历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阶段。但事实上韩国政府在进口控制加强的同时，对出口还有很强的鼓励，因此总体上应当还是处于出口导向的战略下。然而，这在贸易战略和政策上多少是一种倒退。政策不当加上1979年的石油危机，使韩国在1980年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的负增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70年代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并不完全符合韩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

最后，韩国于90年代中后期以人均GDP衡量已达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还不是最高的一类。韩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说韩国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与此相适应，韩国不仅已经基本实现自由贸易，而且还在努力通过开放服务、金融自由化、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措施把韩国建设成东北亚的金融中心和物流枢纽。

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仍应积极主动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而不能仅消极开放国内市场。

如果承认韩国大体上经历了这些发展阶段，并且其贸易战略和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对中国的讨论就可以韩国为基准进行。虽然如前所述，中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大体上是与实际的发展阶段相符合的，但是发展阶段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因为中国在1978年以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假设中国从1949年起也与韩国一样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阶段又会怎样？可能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可以做一些比较。

首先，如果以韩国为基准进行比较，中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点应当比1978年更早一些。韩国是在1961年开始转变的，按照Maddison的估算，中国1960年的实际人均GDP为878美元，与韩国1950年的876美元相若（韩国1960年为1302美元），因此，中国比韩国晚了大约10年时间。但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韩国1960年的人均GDP为79美元，中国为218元人民币，按改革开放前大体上1.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约为145美元；如果按改革开放之初的内部结算价2.8元人民币算，则为78美元，与韩国相似。另外，用劳动生产率来比较的话，按照Maddison的估算，如果以美国为100，中国和韩国在1950年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7和10，韩国比中国高3个百分点，或者说高30%，但是到1973年，两国分别是6和14，韩国高8个百分点，是中国的两倍多。这一方面说明，韩国6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比中国快，因而经济发展也比中国快，另一方面也说明，中韩两国在50年代的差别不是很大，至少没有10年的差距。因此，大体上可以判断，中国最快应当在与韩国差不多的60年代初，最晚也应在70年代初就可以向第二阶段转变。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和当时的国内外特殊条件，中国未能实现这样的转变，相应的对外贸易战略和政策也就一直维持着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

第二，即使是在第一阶段，中国其实也不必实施如此“极端的”进口替代政策，因为第一阶段的进口替代其实是为了帮助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起步。但是中国由于在50年代一边倒向当时的苏联，并且由于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使得中国事实上难以实行比较宽松的贸易政策以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和各种投入品。因此，很难说第一阶段的贸易战略和政策是与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吻合的，只能说，这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经济环境下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但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中国自1978年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后，贸易战略和政策也逐步转向出口导向，应当说是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并积极推动了经济发展。这在总体上与韩国60年代以后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后的发展相似。积极推动出口的政策使得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带动了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增长。但具体地看，两国还是有不少差别。一个差别是中国的国家大，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只是一般地说，中国的发展阶段在1978年从第一阶段转向了第二阶段，并且现在还处于第二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沿海和内地、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因此，贸易政策的转变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可能也不一样。另一个差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比韩国晚了近20年，但是中国的贸易改革进程相应地比韩国要快。以关税为例，中国2000年的平均关税率为15%，而韩国在1985年的平均关税率还有21.3%；中国的非关税壁垒覆盖率1991年－1993年是11.3%，而韩国在1984年－1987年期间为8.8%。与此相应的还有一个差别是，中国的贸易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进口壁垒的迅速降低是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密切相关的。中国不仅在谈判期间大幅度地降低了贸易壁垒，而且在最后加入的协议中进一步承诺，中国加入WTO后将加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较快地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而韩国在1967年加入GATT前的谈判没有中国这样艰巨，韩国加入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承诺。

中国未来的战略和政策

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第二阶段，与之相应的贸易战略应当是出口导向，那么中国加入WTO后，开始大幅度削减进口壁垒，同时也降低出口鼓励的力度，是否意味着中国将走向自由贸易，从而与发展阶段的要求不符？应当认为并不必然如此。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重点都转向自由贸易。

一方面，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贸易，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入关（加入世贸）以后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有政府干预的贸易战略和政策。中国加入世贸所做出的承诺也未超出大多数WTO成员事实上承担的义务。虽然中国加入世贸后确实有不少政策措施受到限制，但是并非没有措施可用，在鼓励出口方面，在引进技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仍然有许多政策措施可以采用，包括出口退税、关税结构、汇率政策、卫生检疫、技术标准等等。

另一方面，即使在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有一个从政府高干预的出口导向到低干预出口导向转变的过程。韩国曾经是这样（有过波折），中国在90年代的贸易改革也是这样，加入WTO只是继续加快这样的转变而已。我国在降低保护总水平的同时可以调整保护的结构；在降低鼓励出口力度的同时也可以调整鼓励的范围。

总之，由于中国还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仍应积极主动地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而不能消极地开放国内市场。在降低政府干预总水平的同时坚持低干预的出口导向战略和政策，而不应迅速走向自由贸易。

资料来源：王梦奎(1999)，第168页。HuandKhan(1996)；李京文等(1996)；Bosworthetal(1995)；翟凡(1999)

如果判断中国从1979年起进入一个以模仿性技术进步为主的发展阶段，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该阶段是否已经结束？中国何时进入、或可以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第三阶段？这里一个重要的指标是R&D的支出。中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为0.71%，1995年前后都是0.6%，直至2000年才达到1.0%。虽然缺乏上世纪90年代以前R&D支出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80年代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会超过1.0%。这一支出比重比发达国家平均2.5%以上要低得多。如果中国的R&D支出相对很低，而TFP增长较快，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主要利用国际技术推动发展，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处于第二阶段。

韩国的发展阶段

转向范文篇10

摘要：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灾难般的破坏。片面强调GDP增长，消耗大量资源、大量排污的‘恶’的发展模式，使经济与环境、生态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我国先后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在此前提下，十七大明确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表明了我国改变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决心。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中国党和政府率先将生态文明上升到战略目标高度加以建设。文明的生态转向无疑需要新的伦理支持，而环境伦理学将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伦理构建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尽管生态文明业已成为最热门的话语而凸现于我国学界，但是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理论资源，以及建设路径，尚待做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本文将从环境伦理视野对生态文明作一探讨，以促进我国生态文明观念的全面确立，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和特征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生态化构建。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核心的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体现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根本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替代和超越。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可见，不管是广义的生态文明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两者都把生态与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前者称之为文明的生态化，后者理解为生态的文明化。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文明始终是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核心的。因此，生态文明的伦理指向，就是要构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1]，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发展。

从环境伦理学视角出发，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至少涵指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确立。在以往的农业和工业文明阶段，自然生态不在伦理之中。生态文明使自然不再游离于道德大门之外，人要对自然环境讲道德。

二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由征服走向尊重。在旧文明阶段，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是文明而是野蛮，不是尊重而是征服、掠夺、破坏和践踏自然，将自然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或手段。在今天的新文明阶段，无论是文明的生态化还是生态的文明化，对自然应有的敬畏、对生态规律应有的尊重，对环境应有的珍惜，均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生态文明作为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文明，倡导人们在合理继承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用更加文明与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反对野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重视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努力保护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状态。从而使人类不再是自然的支配者、主宰者，而是与其它生物同属于自然这个大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管家”，其目的是使人更好地与自然协同进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生态文明意味着自然价值不仅要面向单一的个体，而且要面向多元的个体；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世代人的利益。

四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的行为应以适度为原则。无论是人口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还是生活和消费方式，不再是工业文明阶段数量的越多越好、规模的越大越好，而是人们在与自然发生交往行为时，遵循适度、简约、平衡原则，以自然环境的生态承载力为生态行为的道德底线。

（二）生态文明的伦理特征

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必然带有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时代特征。就其伦理特征而言，生态文明将向人们展示出许多新的伦理特点，笔者认为至少将呈现三大特征：

第一，社会伦理关系结构的双重性。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的伦理关系结构主要表现为人际伦理关系。而在生态文明时代由单一的人际伦理走向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伦理关系。当人们面向自然时，主体不仅要思考改造自然的行为是否符合人际道德，而且要考虑是否与生态道德相一致；不仅要追求生态的文明化，而且要力求文明的生态化。人们的行为只要缺少任何一种关系的制约，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鼓励和推进人类将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将成为生态文明时代重要的伦理特征。第二，人类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化。在生态文明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将持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人们普遍树立起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文化意识。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唯一具备主观能动性的生物成员，必须遵守自然生态规律和自然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的人们在改造自然中那种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理念，将得到真正实现。

第三，人类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遍化和自觉化。生态文明时代，环境伦理和生态道德将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生态伦理意识、生态文明意识得到广泛认同，生态文明行为由自发转向自觉。在思维方式上，生态有机整体意识和环境道德理念成为指导人们生态行为的生态理性。在生产方式上，人类自觉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方式，建立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在生活方式上，人类不再追求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追求高质量、低消耗，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同时也不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既能满足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生活方式。

总之，生态文明时代，伦理的绿化将成为社会的道德流行色。正如学界所说，21世纪将是生态化的世纪，21世纪的伦理、21世纪的文明同样烙上生态化的印记。

二、生态文明的理论资源

生态文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此举对于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有着转折意义。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地平线上，借鉴全人类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

（一）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被称为“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恒久的哲学命题，其中儒家、道家、佛家的生态智慧为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奠定了深厚的精神资源。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生物同类，因此人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顺从、友善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终目标，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其德”。儒家在主要关注人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生活与自然的依赖关系，因此肯定人道本于天道，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护其他生物的生命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在资源开发利用上，儒家强调取用有节，物尽其用，要求人们珍惜自然给人类提供的生活材料，崇尚勤俭节约，不浪费。

道家认为万物都是平等的，由此主张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反对把等级贵贱观念强加于自然界，即反对以人力加之于自然，追求返璞归真。这也是对道家“无为”的真实反映。虽然道家的“无为”思想在现代看来过于消极，但是却为今天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佛教对生态文明的最大影响是“尊重生命”。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生命不只是存在于生命体之中，同时也存在于无生命物中，宇宙的变化具有产生生命的力量。因此，无论无生命物还是有生命物，都存在于普遍的生命体系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由此可见，在佛教理论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主张善待万物与尊重生命。佛教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即人们要对所有生命慈悲，这就是佛教宣扬的“慈悲为怀”。

上述生态智慧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沧海一粟。深厚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以化解全球生态危机，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

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在西方源于工业文明时代一些重大的环境事件问题而产生，如“八大公害”等表现出的人口问题、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总体来说，生态危机的日益突出促成有识之士反思工业文明，当代生态哲学理论因此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当代生态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研究生态伦理问题，主要形成两大派别：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被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为这一理论将“人类”一词个体化、集团化，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少部分人获得利益的工具或手段，以致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因此这一理论遭到了后现代生态哲学的强烈批判。

非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划分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态哲学理论。生物中心论认为，凡是有生命的生物都是自然的主体和核心，也就是它把道德义务和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的生命。这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它承认了所有生命体自身的内在价值，在人与生命之间建立了伦理关系，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主宰自然界的伦理价值观。但是它依然忽略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否认人对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因此很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生态中心论正是在这样的伦理语境中，对生物中心主义予以了超逾。它将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二者息息相关。人类作为唯一有主观意识的生物存在，只有从道德上关心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才能做好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尽管评论不一，尽管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完善，但是，它所提出的对自然的道德关怀，对旧文明的批判，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对于后发现代化的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目标，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政策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劳动是人和自然的媒介，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2]。

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和生产资料，使人类能够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界。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根源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又依赖于自然界。从人与自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不断的矛盾与协调中。从历史上看，人与自然最初是对立的，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征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关系。因此，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以免遭到自然界的报复。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合一的生态观，以及未来理想社会“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双和解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理论上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调整。先后经历了从制定“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都为“生态文明”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有效的实践经验。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文明思想融合了中外古今的生态智慧，并从中国现有国情出发，反思社会发展模式，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主动承担起破解危机、拯救文明的重任。当然，生态文明的提出仅仅是问题解决的开始，如何找到一条可行的建设路径，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

（一）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3]，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归结为现存的一些思想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的确如此，正是民众长期在“人定胜天”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才会造成当下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确切地说，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的文化危机造成的。因此，转变人们以往无知无畏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唤醒民众尊重自然等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首要前提。

唤醒民众生态意识的方式主要是推进生态文明的宣教工作，使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如，在全社会发起生态文明的理论讨论，深刻领会生态文明的内涵；制作一系列的宣传画册，给民众以视觉和知识上的冲击，认识到以往对待自然的无理与粗暴，从而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实现生态文明价值观的自觉转型；开展生态文明宣传研究，加强宣教队伍的建设，避免宣教工作的盲目性与延迟性。如果中国13亿民众具有了生态意识，认识到自然的价值与权利，明白人类应对自然界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生态文明的建设也就有了可能，同时也才有可能实现人的生态文明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

道德原则是一种道德理论，一般以概念、范畴等抽象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一定的伦理体系。它们以理论方式反映着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形成的一定的道德关系，反映着社会对人们的一定的道德要求，以及以一定形式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需要新的伦理体系的支撑。环境伦理作为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革命的产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人类历史阶段，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完善而爆发的人类伦理观念的一场革命，其本质是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因此，生态文明伦理体系的构建，在环境伦理学看来，就是必须紧紧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为中心，建立适应生态文明的道德原则体系，即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生态道德目标体系、生态道德内容体系和生态道德实施体系，以及生态道德评价体系。在合理的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支持下，践行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调整生态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三）制定合乎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道德关系，是指人要以道德来制约人的生态行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时，不致破坏生态环境而危害人类本身。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制定人类的道德规范，寻求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社会约束与评价机制。

环境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软约束”，相对于法律规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和约束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始终起着有效的调节作用。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有序、协调发展，都离不开一定道德规范的整合和调适。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有赖于环境伦理精神和环境道德规范的引导和约束。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需要人们具备生态道德自觉，需要人们以生态道德责任感面对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需要以生态道德规范来评价和约束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活动和行为。

生态文明的道德评价标准，总体上说，凡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善的，凡是有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恶的。当然，自觉遵守环境法应当是生态文明的底线伦理标准，明确规定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积极践行生态伦理的行为可以容许有多种境界。其中最高境界就是“生态慎独”，即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有无监督，总是以生态道德规范自己，自觉兼顾人的利益和生态利益，自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繁荣，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尽心尽力。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