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范文10篇

知情范文篇1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经济运行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决定在很长时间内，企业的形式仅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而关于公司制度的实践和理论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以多数投资主体为主要特征的公司制度开始发展起来，并且越来越成为经济体制中的主力军。当然，我们要建立现代成熟的公司管理制度，就必须制订一套完整科学的公司法制度来规范公司制度的发展。现实的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公司法制度的建立决定着我们必须对公司法理论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使这种理论反过来指导和服务于现实的公司法的建设中去。但由于受到这种现实的国情的限制，中国的公司法理论和公司法的制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先天不足的感觉，这决定着我国公司法在对包括公司知情权在内的股东权的规范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甚至给人一种含混羞涩的感觉。而关于公司知情权规定的不足导致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解决股东对公司知情的相关问题缺乏有效的措施。

（一）我国目前有关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规定的情况。

在中国的立法体系中，关于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规定是由公司法来予以规范的。严格意义上讲，根据公司法的立法渊源，公司法应当从两个层次上去理解。第一个层次即为形式意义上的公司法，该公司法的界定标准是狭义的，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3年制定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个层次即为实质意义上的公司法，该层次是从广义上来界定公司法的范围的，即凡是有关公司制度的设立、规范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民法通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证券法》；国务院制定的相关配套的行政法规，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部门规章，如国家体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司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上述列举的相关公司法律规范，对公司知情权都有一些规定。如《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第111条规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地的经营提出建议和质询；第17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20日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以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公告财务会计报告。《证券法》第三章第三节对上市公司的持续性信息的公开作出了规定，如上市公司有义务公开公司的章程、公司的财务报告、公司相关人员等与股东权益相关的信息。此外，《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也对公司知情权作出了一些规定，如《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41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和会计报告，监督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第20条规定，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和证监会的一些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真实诚信的披露相关应当公开的信息，否则要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将公司知情权明确列为一种独立的股东权利。

（二）我国法律对公司知情权规定存在的不足。

上述介绍了目前我国有关公司知情权方面的立法状况。我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公司法理论发展的滞后和公司法立法技术上的不成熟，导致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知情权的规定缺乏规范的逻辑体系，同时对公司知情权的设置、内涵、分类、保护等方面均缺乏相关制度方面的建设，相关规定显得过于简陋。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公司法关于公司知情权的规定不明确，而且缺乏逻辑性。《公司法》在总则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这是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权的概括性规定。这种规定显得过于简陋，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代公司治理中，股东权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权利体系，除了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外，还应当包括公司知情权、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建设利息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股份买取请求权、转换股份转换请求权、股份转让权、股票交付请求权、股东名义更换请求权和无记名股份向记名股份的转换权、表决权、代表诉讼提起权、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提案权、质询权等。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权利体系，笔者认为公司法不应“厚此薄彼”，即将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列在公司法总则中规定，而将其他权利散落于其它各章中，例如，公司法在32条和111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进行了简单的设计。公司法的这种立法方式，忽视了各项股东权利本身的平等保护性，不利于人们从法律层面上全面的掌握股东权，容易使股东忽略自己享有的权利的保护和行使。权利的特点在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这是权利与合法权益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为明确和保护包括公司知情权在内的各种股东权利，必须在逻辑上从新设计公司法关于股东权的设置问题，即在公司法的立法结构中，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章中单独设立“股东”一节，全面细致的罗列各项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即明确规定股东享有某项权利，如明确规定股东享有“公司知情权”，同时在相关章节对各项权利的内容进行阐释。这样就能高层建瓴的明确各项股东权，以便于司法实践中对各项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其次，《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第111条规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法对公司知情权的规定过于简陋。表现在：1、该规定没有认识到公司知情权的内部分类，如，没有区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上市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之间的区别；没有区分多数股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公司知情权的区别。因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在股东人数、资本构成与来源、公司治理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样不同种类的股东之间的公司知情权就有较大的区别；同样控股股东与少数股股东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也不同。2、该规定没有明确股东行使公司知情权的条件。权利的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即法律要求权利主体合法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求权利人不得滥用权利。因此，这必须要求法律对行使权利的条件作出规定。3、该规定对公司知情权的权利内容规定的不够丰富。公司法仅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手段为“查阅”，而查阅的对象仅为股东会议记录、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等。很显然，从实现知情权的手段和对公司的知情对象上看，公司法的规定距离公司知情权的丰富内涵都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与国家体改委先前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相比，公司法的规定是一种倒退。《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第20条规定，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从此推定，该规定赋予的股东的公司知情权是全面的，根据此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知情，其实现权利的手段没有受到限制。相反《公司法》的规定限制了公司知情权的范围，与此规定相比是一种倒退。

二、公司知情权产生的现实和理论基础；

上述对我国有关公司知情权的立法情况进行了介绍，可以看到我国公司知情权的立法十分不成熟，因此深入研究公司知情权理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作为一种权利，其产生必然要有现实和理论基础。研究权利的本身，首先要寻找产生权利的根原，为这种权利的存在披上“合法”的外衣。

(一)资本的社会化与现代公司的飞速发展是公司知情权产生的现实基础。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现代经济的日新月异的进步，其背后的原动力即为资本，而通过资本的社会化的整合，资本的推动作用变得异常强大而有力，正是这种整合下的资本原动力促使着社会以全然不同以往的变化速度和规模飞速的前进着。早期的资本大多是通过暴力血腥的掠夺积累起来的，资本的控制主体为操纵国家政权或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的资本寡头手里，这种资本的特征是血腥，资本控制者为牢牢控制资本并攫取利益，常常“身体力行”亲自经营资本，并且恐惧外部资本的介入，常常对外部资本加以排斥，这种情况决定了资本主体的单一性和经营主体与资本主体的合一性。这种特征决定着市场中还没有现代意义上成熟的公司制度，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知情权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投资者来说，由于其对企业的高度控制和对企业的实际经营，其对企业的状况是十分清楚的，法律没有必要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象变成为市场竞争中最普遍的局面了。哪些资本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占有主动，其利用极强的资本实力，在材料、技术、人才和市场开拓方面均占有优势，并逐渐排斥、兼并资本实力比较小的企业。在这场竞争中，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要想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不被击败，不被兼并，就必须握有一个最至关重要的砝码-资本，因此获取足够多的资本便成为各个企业主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当然，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社会环境的变化，哪种充满血腥的掠夺式的原始积累的方式很显然已经不适合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融资要求。因此，各个企业主便不得不寻求新的融资方式。而在这场融资大战中，除了向银行贷款外，企业并购和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吸收他人入股成为市场经济中融资的主流。企业并购中合并和成立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实现了资本的社会化，即企业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于是以有限责任和资本社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公司制度便应运而生。资本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营利性，这一特征使得哪些拥有财富，但由于实力不够或者不懂经营的人，将财富投入企业中通过与他人联合组成公司，完成了财富到资本的转变。资本的营利性促进了现代公司制度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产生发展，并促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将手中的闲置资本投入公司中而成为公司的股东。这样，一个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其投资主体即股东的数量是惊人的，在这些众多的股东之中，由于其掌握的公司资本的数量的差距，其所享有的权益是不同的，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的影响是不同的，大股东通过享有的表决权对公司股东会的控制和利用董事身份对公司董事会的操纵，导致很多中小股东不能对公司的经营作出有实质性影响的举动，因此，很多中小股东的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便渐渐分离，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渐渐陷入模糊不清的状态中。由于投入公司的资本安全性和投资收益与自己密切相关，这些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的了解是十分迫切的。但由于中小股东“位低言轻”，在大股东对公司垄断经营的情况下，无法真正采取有效手段了解公司的内情。因此，中小股东为满足自己对公司知情的要求，同大股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强烈要求享有对公司知情的权利。资本的社会化使得社会中享有“股东”地位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股东权益越来越重要，他们的呼声越来越值得注意。同时，大股东的不受约束的垄断行为也严重危害社会和公司制度的发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股东争取对公司知情的权利逐渐被法律所确认，这样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便作为一种重要的股东权利产生了。

公司资本的社会化促使了现代公司的产生和公司知情权产生，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步，现代公司也以全然不同于往的速度飞速的发展着，公司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首先，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的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复杂，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面对着日益复杂的公司经营业务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管理和经营公司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于是作为公司投资者的股东必须要聘请专业的管理人才来经营和管理公司，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空间越来越大。随着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空间加大，这样不仅使原来无法参与公司经营的中小股东进一步远离公司的管理，而且使原来对公司亲自经营的大股东对公司的紧密控制愈加松动。公司的所有股东都面临着对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不知情的“窘态”，享有公司的知情权也逐渐成为大股东的要求。其次，现代公司的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发展，逐渐演变进化为上市公司，公司股东的数量大大突破以往的规模，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东少者几千人，多着上万、甚至几十万人。而且，随着国际融资市场的发展，股东往往超越国别和地域的限制。很显然，面对上市公司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众多中小股民为维护自己投资的安全和获取投资利益，必然要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这些中小股东对公司了解的愿望愈加强烈。因此，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向社会尤其是股民披露公司的经营信息，来满足广大股民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又次，公司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后，公司的社会责任感便愈来愈大，公司的有效运行可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即可以为职工提供就业机会、为政府提供税收来源、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但相反如果公司不能有效运营，却会给社会造成危害，有时这种危害是巨大的，如震惊世界的“安然公司”倒闭案，“巴林银行”倒闭案。这些案件均对美国、英国的相关产业造成深远的影响。透过这些案件的背后寻找原因发现，导致这些公司倒闭的主要因素在于公司的经营信息的封闭、公司长期处于没有监督的状态下。而监督公司的主体除政府等相关部门外，最有力的监督主体应当为公司的广大股民，因为公司的发展直接与自己的利益挂钩。但是，股民要想有效监督公司，必须要了解公司的内情，而现实中上市公司虚假信息、做假账的现象层出不穷，广大股民的信息知情权常常受到侵犯。出于公司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法律从股东的监督主体地位出发，也必须要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并加以有效的救济。

（二）公司知情权产生的理论基础。

首先，股东的公司主人翁地位要求法律赋予股东享有公司知情权，并决定公司知情权在股东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作用。公司作为一个享有独立人格、独立存在的经济法人实体，其合法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是由各个股东投入的资本。作为公司的投资者，股东才是公司真正的主人，其自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而设置公司的运行机制，而维护股东的相关合法利益的实现，法律或者通过股东之间的约定要赋予股东享有实现其利益的相关权利。这些通过法律设定和股东约定的相关权利构成一个权利体系，即股东权。股东权是一个包含诸多子权利的庞大权利体系，在这个权利体系中，股东作为公司的主人和从投资的获益性的根本目的出发，股东享有最直接的资产受益权。但是股东的资产受益权是法律赋予股东的一个宣示性的权利，其要真正实现必须要有其他相关权利予以保障，如股东有选择公司管理者的权利、有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决策的权利，有表决权、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提案权、质询权等等。但是，这些权利的行使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相关财务信息必须是清晰的，只有股东真正了解公司，才能正确的行使各项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如股东只有知道公司的股本构成的成分、比例后才能正确行使表决权；只有了解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公司有无重大担保后等情况后，才能判断投入资本的安全性；只有了解公司的成本利润率、股票的市盈率等相关财务指标后，股东才能对公司的利润分配情况进行决定，股东并以此决定为依据主张利润分配请求权，并通过对公司获利能力的分析，决定是否增加对公司的投资；股东只有了解公司的相关市场行情后，才能正确的选择管理者、决定公司的经营思路，才能正确行使提案权；股东只有了解公司的治理结构状况后，才能主张股东代表诉讼权、建议监督的权利。由此可见，股东权中的资产受益权的实现需要其他股东权的保障，而其他股东的行使和实现均要求股东必须对公司“知情”，因此，法律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是客观必需的，而且公司知情权在整个股东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是其他股东权实现的前提。

其次，股东法律地位的平等性要求法律赋予股东公司知情权。公司股东虽然在出资比例、对公司的实际影响控制上有较大的区别，但股东作为公司中的一员，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即股东的权利受到平等的保护。法律和章程不得因为股东出资的多少而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厚此薄彼，即不得对在公司中只保护大股东的利益，而忽视小股东利益的保护，相反，也不能“劫富济贫”，过分苛责大股东，而不切实际的对小股东加以保护。法律和章程在保护股东利益上必需恪守公正，要严格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设定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如我国公司法中同股同权和同股同利（第130条）、一股一表决权（第106条）、按股份分配剩余财产（第195条）的规定等。股东法律地位的平等决定各个股东无论“贫富”，均是整个公司大家庭中平等成员，其有权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平等的行使各项股东权。我们已经阐述过，公司知情权在整个股东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是其他股东权实现的前提，因此，股东地位的平等，首先要确认股东有权对公司信息进行了解和知悉，而且这种知情权的平等具有很大的绝对性，尤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无论股东的投资比例占多大，一般来说所有股东的对公司信息的知情权应是绝对平等的，即每个股东都有权了解公司的全部经营信息。这与其他的股东权的平等性有很大区别，因为其他的股东权的平等性具有相对性，一般仅指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是绝对平等的，但在权利的范围和影响力上是不平等的，如各个股东的投资份额不同，其所享有的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内容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出资越多，其所享有的表决权就越大，其能分得的利润就越大。因此，公司知情权最能体现股东的平等，同是公司知情权也是股东平等地位的本质要求。

再次，股东的利益的相对冲突性要求法律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股东通过出资或者购买股份（股票）组建公司或者加入公司中成为公司整体机构中的一员，整个公司在法律上和市场竞争空间中被视为一个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和经济利益主体。为使公司做大做强，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市场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各个股东要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同公司之外的市场主体展开激烈的竞争。为此，各个股东要对公司奉献，对公司的发展献言献策，为公司的市场、人才、技术、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需求贡献力量。这表明各个股东之间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股东为公司奉献，固然有一定的公司荣誉感，而最本质的根源在于股东本身利益的要求，换句话说股东是在为自己奋斗，因为，股东向公司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股东要借助于资本生息的天性获取投资利益。但股东要想得到投资利益，有一个前提是公司必须在市场中获取利益，这才是股东对公司奉献的根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在市场上获取的利益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无法得到任何利益。但股东获取利益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有限的公司利益和无限的股东欲望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各个股东之间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当然，股东在分享公司利益时固然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力求公平，如要按股分利。但在公司中，各个股东由于对公司的投资不同，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是明显不同的。这样，控制公司的股东便常常在游戏规则之内或者之外侵吞中小股东的利益。当然，大股东的明抢明夺必然要激起中小股东的强烈反对，因此，大股东采用的最多的办法是制定公司的虚假信息，隐瞒公司的真实经营信息来蒙蔽中小股东。这种获取公司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中小股东的利益即使受到侵害，其一般是毫不知情，或者是不知自己的利益究竟受到了多大的侵害。因此，公司中这种股东利益的相对冲突性必然要求股东要享有对公司知情的权利。

最后，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求法律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在现代社会中，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主体就是公司，一个国家的公司制度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这个国家经济水平甚至政治力量。公司的社会责任的问题越来越为广大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我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的研究必须要解决公司的治理问题，“一个成熟的企业家，是国家的财富”的说法反映出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问题。现代公司由于在经营理念不成熟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导致公司在创造财富的同时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比较典型如公司经营对环境的破坏，公司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和潜在股东（打算购买公司股票的人）利益的损害。要想克复这些公司经营的弊端，在加强政府监督的同时，必须强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不仅要设计出高效科学的管理体制，而且要强化公司的内部监督，最重要的是要加强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监督。中小股东在行使监督权的同时，必须要使股东首先了解公司，知悉公司的经营信息。因此，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求公司必需诚实守信的公布应当公开的信息，要求赋予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

三、公司知情权的产生渊源

首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是公司知情权产生的法律渊源，并且公司法是股东公司知情权产生的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关于公司知情权的法律渊源问题，我们已经在本文的开头部分阐述我国有关公司知情权的立法现状时对我国目前公司知情权的立法现状进行了叙述，对立法缺陷进行了分析。因此，在此就不赘述此问题了，只是在此从文章的逻辑和结构上阐明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是股东公司知情权产生的法律渊源。

其次，公司章程是股东公司知情权产生的法律外渊源。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讲，公司法是一部强行法与任意法的结合体。从法律的本性和公司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公司法在设计规范时，对有些问题的规定必然属于强行法规范，如设立公司的种类、公司的股东人数、公司的法律责任等。但是，公司的产生首先是由众多股东经过协议、磋商后产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要受到各个股东个人意志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法律必须给与他们一定的意识自治的空间，以协调个人意志与整个社会意志的矛盾与冲突，这要求公司法的规范要有任意性、倡导性等非强制性的特点；同时公司作为社会经济生活最重要、最为活跃的主体，数量众多、形态各异、从事的经营范围更是千差万别，因此，作为法律来说，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公司的条条块块均完全罗列，此外，市场经济千变万化，要求公司要能根据形势来规范自己的治理结构，以提高效率和公司竞争能力，这要求公司法必须给与公司意志相对自由的空间，不能僵硬的事事强行令之。上述分析表明，公司具有一定的契约性，公司法具有任意性。而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契约性和公司法规范任意性的最集中体现。公司章程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的情况下，经公司股东按法定程序合意制定，是公司这一具有独立人格的团体的大宪章，是公司治理的最高行动指南，其各条规范对公司的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其包含的各项制度应当为各个股东所绝对遵守。公司章程的制定，一般会包含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严格遵守公司法的强行性规范的规定，将其吸纳为章程条款，如股份有限公司应当设立股东会、董事会，股东的出资方式不能为公司法规定之外的方式；第二种是，在公司法的授权下，制定不违反强行法的章程条款，如公司法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在每届任期不超过三年的情况下，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本公司董事的具体任期时间，也可以规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第三种是，公司章程在不违反强行法的情况下，可以对公司法相关规定予以限制和扩张，如在章程中规定，股东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股份，对公司经理权予以扩张。我们在分析我国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现状时，阐述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知情权的规定过于简陋情况下，公司极有必要在公司章程中对此予以细致规范。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这一规定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公司股东在根据此条行使权利时往往受到限制，但也可能存在滥用诉权的情况，有关机关在解决此问题时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凡此种种的问题存在决定公司章程要对公司法规定予以具体化、明确化。如细致规范公司知情权的主体、行使的方式、知情权知悉的范围等。公司章程在完成上述使命后，便自然成为公司知情权的非法律性渊源。

需要注意的是，在规范公司知情权的两种渊源上，要平等对待，不可偏废。公司法作为法律来说，在规范知情权时要高层建瓴，规范科学。同时要对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予以克制，防止大股东或者对公司起实际控制作用的股东利用制定公司章程的优势，限制中小股东的公司知情权，近而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而公司章程要在公司法的指导下完善公司知情权的规定，使其适合本公司的本身利益和股东利益的保护。因此，科学完备的法律规范和公正、现实的公司章程的制定是股东享有公司知情权的必然要求。

四、法人治理结构下公司知情权的规范运作

从公司知情权产生的现实和理论基础推出法律赋予股东公司知情权的必要性，从现实对公司知情权的法律规范和产生的渊源出发认识到我国股东公司知情权在设计上的缺陷与现实中的无所适从，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总结的目的在于合理设计、规范股东公司知情权的体系。现代公司的科学运作要求公司必需完备的法人治理结构，科学规范的公司知情权体系的运作是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权利的规范设计、行使自然要从权利的主体、权利的内容、权利的行事方式、权利的救济等方面着手，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下的公司知情权的规范运作。

（一）公司知情权的权利主体问题探讨。

1、公司知情权的权利主体是公司股东，在我国的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的公司知情权的概念，因此，有些人会认为任何有权知悉公司相关经营管理事务的主体（如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公司监事等）均是公司知情权的主体。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从公司法的理论上讲，公司知情权的本质是股东权体系中的子权利，公司知情权的主体为唯一主体即公司股东，公司知情权严格来说应当称之为股东公司知情权，但由于在现代公司法的理论中，股东公司知情权简称为公司知情权已经成为一个约定成熟的说法。股东权按照股东行使权利的目的不同，分为自益股东权和共益股东权。公司知情权作为股东权中的一个基础性的权利，其具有共益股东权的特点，因为，股东在行使公司知情权的时要求公司公开或者纠正一些经营管理信息，这就客观上促进了公司管理的透明化，便于公司监督主体对公司展开必要的监督和促进公司本身的决策管理主体自省，以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促进公司的整体进步，使公司的其他股东受益。

2、按照权利主体的不同，探讨公司知情权的不同分类问题。

首先，按公司类别的不同，可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公司知情权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公司知情权。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的成立方式、股本来源、公司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别。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与资合的特点，并且，首先是人合，其次才考虑资合。其人合性表现在股东人数有限，公司的成立在于各个股东之间要综合考虑彼此的信誉的基础上，俗说“要合得来”，如果股东之间的信赖基础很差，或存在彼此的茅盾与隔阂，那么他们组成公司的可能性就不大。这种人合的特征使得股东之间一般要彼此宽容与忍让，要彼此尊重各方的权利，要求彼此都要诚信，这样股东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是迫切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出资比例差别远没有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样大，其股东的出资利益一般关系着他个人的全部财产利益的基础，因此，股东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规模一般比较小，而且各个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机会都比较大，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实现公司知情权要比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少数股股东容易一些。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分为上司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公司，这两种公司形式决定他们的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也是不同的。非上市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主要源于发起人和有限社会主体（一般为公司内部职工）的认购，股东数目有限，其股东享有的公司知情权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比较相似。但上市公司的股东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的股份均应在证券市场上合法流通，均为流通股，但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70%的非流通股（包括原发起人持有的尚未上市流通股份、非发起人持有的尚未上市流通股份）。因此，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就存在流通股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之分。同时上市公司股份之中既有记名股票也有不记名股票，因此，就存在记名股东与无记名股票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之分。关于这些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特征和设计问题将在探讨公司知情权的范围、实现等问题时予以讨论。

其次，按照持股比例的不同，可分为少数股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和多数股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一般来说，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对公司管理的权利的份额。持有少数股份的股东一般对公司控制力比较弱，其权利比较容易受到大股东的侵害，因此，他们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显得比多数股股东要强烈和迫切。相反，多数股股东对公司知情权的要求要弱一些。但是，在现代公司管理体系中，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的加大，董事会、经理等相关管理机构的权利越来越大，股东会的权利渐渐萎缩，大股东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多数股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同样不应当忽视。

（二）公司知情权权利内容?从知情权范围的层次上探讨。

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知情权的范围很窄，只限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这种范围的狭窄极大的限制了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但从公司知情权的本质出发，一切承载公司经营信息的载体均应当成为公司知情权的权利知悉范围。一般来说，这些载体有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财务会计报告、原始会计凭证、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的审计报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相关公司工商注册信息等。这里要重点探讨几个问题，第一、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知情权知悉的范围是否适当，第二，股东是否有权检查财务会计账簿，第三、对于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相关资料，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时是否受到限制。

首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知情权知悉的范围是否适当。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知情权的范围过窄。法律赋予股东公司知情权的目的在于股东能够全面深刻的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信息，近而为自己投资的利益分配和资本安全性判断提供合理的决策依据。在现代公司管理体制中，董事会的权力愈加膨胀，事关公司经营发展的很多决议都是由公司董事会做出的，而法律又没有董事会会议必须公开的要求，而且董事会的召开往往没有少数股股东，因此，少数股股东对董事会会议记录情况比自己亲自参加的股东会作出的决议的情况了解的愿望要强烈的多。这说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知情权的范围狭窄。同样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的审计报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相关公司工商注册信息也应为股东公司知情权的范围。

其次，关于股东是否有权检查财务会计账簿、凭证的问题。

公司的财务信息对于股东来说是最为不容易知悉的信息，记载公司财务信息的载体有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但是，在上述载体中，前三种载体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在加入控股股东的意志后，上述载体反映的信息往往是虚假的，股东在了解上述信息时，公司知情权的实现没有保障。而最能客观反应公司财务信息的公司资料是形成公司财务报告的各种财务会计账簿、凭证。这些帐簿、凭证客观直接的反应公司地情况，因此，从满足股东公司知情权的角度来说，股东应当有权检查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凭证。但是，我们知道公司财务会计账簿、凭证对公司管理、公司的管理机关等来说也至关重要，因此，要对股东检查公司财务会计账簿、凭证要求一定的资格、对方式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探讨公司知情权的实现时予以阐述。

再次，对于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相关资料，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时是否受到限制。

法律赋予股东的公司知情权，一般来说，股东有权知悉公司的一切信息，包括管理信息、经营信息。在这些信息中，往往会包含能够为公司带来利益、并且不为公众知悉的商业秘密。那么这些秘密是否应当为公司股东所知悉？对于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股东与公司联系的非常紧密，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来说，股东利用公司商业秘密的损害公司的可能性比较小，相反，如果公司受到损害，受害的主体范围也比较狭窄，因此，从社会价值比较的角度讲，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切财务信息都应当为各个股东平等知悉，如果有个别股东利用公司的商业秘密损害了公司利益，应当通过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来予以救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比较复杂，股东人数比较众多，尤其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其流通股股东不仅人数众多、持股比例小，而且转换频繁，每个股东与公司的利益联系比较小，不像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与公司那样联系的紧密。因此，作为与社会成千上百股民的利益相关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其商业秘密不应当为所有流通股股东所知悉，否则，公司的商业安全和经营利益将非常容易受到侵害。因此，对于非流通股股东的公司商业秘密的知情的资格要从其持股比例、持股时间上进行严格限制。非流通股东的知悉秘密的资格也应当从股权比例上加以限制。

（三）公司知情权的实现。

实现公司知情权必须平衡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即要充分保保护公司知情权，同时又要对股东行使公司知情权方式等问题加以明确，防止股东滥用公司知情权妨碍对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公司知情权的实现，需要股东的主动行使和公司的义务两个方面的规范，我们就从下面两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股东正确行使公司知情权的方式。

股东在知情权受到侵犯时，可以要求查阅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财务会计报告、原始会计凭证、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的审计报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相关公司工商注册信息。为防止股东滥用公司知情权侵害公司的利益，应当作出几点限制：1、在公司向股东公布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的审计报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后，股东没有证据表明上述文件是虚假的或者公司对上述文件进行过修改，股东一般不得主张对上述文件要求查阅；2、对于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规定必需向股东公布而又事关股东公司知情权实现的资料，公司对股东的查阅的次数要适当予以限制；3、股东查阅上述材料的地点应当在公司指定的地点，不得带出指定地点外，造成公司材料的不当泄漏。4、对于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东、无记名股票股东的查阅权要作出适当限制，法律应当规定只有这些股东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或者联合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并且连续持股达到一定日期，才赋予他们的查阅权。

股东在查阅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后，有充分证据证明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内容虚假或者公司没有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的情况下，其有权主张对公司的财务账簿、凭证进行查阅或者进行审计。公司的财务账簿、凭证数量巨大、对公司和相关主管机关来说意义重大，是公司最为重要的财物资料，应当安排专人保管，防止丢失。针对这一情况，要对股东的账簿、凭证查阅权进行适当限制。同时为了真正保护股东的公司知情权，在公司控制股东出具虚假的财务报、审计报告，或者公司不能形成审计报告的情况下，法律应当赋予其他股东有对财务账簿、凭证重新进行审计的权利，并由公司称承担费用，这样有助于打击控股股东故意侵害少数股股东权益的行为。

股东在行使查阅权和对公司账簿、凭证进行审计时有权聘请专业人士予以辅助。现代公司的经营治理结构非常复杂，公司的经营业务和财务信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股东一般紧紧依靠自己的了解和判断往往并不能真正知悉公司的状况，甚至不能看破控制股东设计的骗局，因此，为了应付这种局限性，真正保护股东的公司知情权，法律赋予股东有权聘请、选任专业人士辅助自己。

知情范文篇2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新闻报道等工作，对各级党委和新闻媒体提出了“改进会议新闻报道、少报官多报民”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新闻单位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所以要启动新一轮的新闻报道改革，是为了改进党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关系，从更深层次来看，也是想通过新闻改革来表达“领导知情权”，即领导干部通过媒体真实客观地了解社情民意的权利。

执政为民有个前提，就是要了解自己将要服务的人民，不仅要知道他们生活的幸福，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死活，如此才能针砭时弊制定出与进俱进的执政为民。那么，各级领导干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知晓民生疾苦呢？领导不能事必躬亲，除了到基层视察实地调研和听取下级汇报外，最直观和普遍的方式就是通过各级媒体的报道了解民意的实际情况，了解公众的想法，也就是，同公众一样，领导干部的知情权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这结媒体实现的。

在既有的新闻报道习惯中，领导的知情权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打开报纸一看，哇，全是自己的报告，自己的指示和自己的照片，非常忠实的记录员，一字不漏；打开电视一看，又是自己在做重要的讲话，或者是人民群众在以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对于自己讲话的拥戴；即便如此会议报道和领导人的行踪能够“满足”公众对于领导的知情权，又如何能够满足领导对于公众的知情权呢？

如果哪个记者的报道得到领导人的批示，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为什么呢？物以希为贵，有幸享受如此规格的报道太少太少了，为什么少呢？再追问一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类报道常常是记者深入民间调查真实反映现实问题的力作，并不是领导人太吝啬自己的笔墨，摆官架子，而是他们看到的这样的亲民的报道太少了，在自己的会议讲话后作批示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最希望通过媒体报道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情况，只有了解了，才会作批示着手解决。批示之珍贵表明值得批示的报道太少了，从另一个方面看，高层领导经常下基层考察也表明了他们对于许多媒体报道的不信任，他们要通过自己亲临现场来知民情。

知情范文篇3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年的实践证实。坚持走这条路，事业就大有希望，就会兴旺发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是人大工作的基础和要害。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治理国家事务，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解决，负有重要责任。因此，各位代表要密切联系群众，及时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把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带到会议上来，带到代表大会的议事决策中来。

有多方面的条件和保证，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但要发挥好参政议政作用，发挥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解情况、知情知政。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形势，要有比较全面的解。解的情况越全面、越真实，代表的审议发言、提出的议案和建议，就越有针对性，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解情况，有上情，也有下情。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包括视察、检查、调查，走访，广泛联系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这是下情。但同时又必须了解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情况。只有把上情和下情结合起来，才能从全局的高度，对报告提出审议意见，提出建议和议案。区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有关部门，联系代表、为代表提供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代表全面了解情况创造条件，进一步开拓渠道和途径。

知情范文篇4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建设民主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目标，控制政府权力，扩大公民权利，已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于是公民知情权逐渐被引入到各国法律中。在我国由于对知情权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对其性质认识还不一致，对其法律保护还不完备，因而，对其作进一步研究，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对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对知情权的历史考察

知情权，英文表达为，翻译过来称“知的权利”、“知悉权”、“得知权”、“了解权”等。将他翻译为“知情权”，既能表达英文原意，也能被公民普遍接受。其大致意思为，“知”即“知悉”、“获取”之意，“情”即“情报”、“信息”。知情权即为知悉、获取各种情报、信息之权利。学界对知情权的理解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说认为，它泛指主体知悉、获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的权利。如将其定义为“指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获取与法律赋予该主体的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狭义说认为，它仅指公民享有的知悉、获取官方的信息权利。有学者提出，知情权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知情权概念内涵表现出不确定性，这使知情权的概念难有一个界定。知情权思想的萌芽最早出现在一系列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中，尤其在关于国家行为应当公开的论述中。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8洛克在《统治论》中指出：“政府拥有的一切权力，应该完全服务于社会福利，决不允许任意妄为。权利实施必须通过明确、公平的法律。只有法律公开，人民才能了解自己的义务，遵守法律，社会才能稳定；同时，才能保证统治者不逾越限度。”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在阐述其构想的法律制度时提出：“实行普选，由人民选出自己的人执行国家权力。实行对公众公开，全部国民都有权知道自己的委托人的行为。”美国的托马斯8杰菲逊指出：“我们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要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失误，有必要通过新闻，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情报。”这些论述包含有知情权的理念和精神。知情权作为一个明确的权利概念及其制度要求，是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续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开始。美国新闻记者肯特8库怕在DE?F年的一次讲演中明确提出了知情权的概念，呼吁政府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让公民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政府应保证公民在最大范围内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并且建议将其推升为一种宪法权利。这对知情权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知情权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瑞典DGGH年颁布了《出版自由法》，确定了公文公开原则；DGIE年法国《人权宣言》第DF条规定，社会有权要求全体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但这些法律规定的公开信息的范围比较狭窄。二战后，知情权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许多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情权法律制度，知情权也被确认为一项基本人权。DE?E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F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导的消息的权利”；第?B条第D款规定，联邦议院的议会公开举行。美国DEHH年《信息自由法》赋予美国公民获得政府文件的法定权利；DEGH年《阳光下的政府法》明确规定了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公众可以观察会议，取得会议的情报。DE?I年《世界人权宣言》第DE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和不受干扰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DEHH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DE条规定：“人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知情权是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的一部分。以上可以看出，其一，知情权经历了从其思想萌芽的形成到权利概念和其制度要求的构建，再到被许多国家获得法律确认，最后成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知情权内容的表现形式，更多地没有采用“知情权”这一述语，而往往表现在发表意见自由、信息自由、情报自由之中。其三，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知情权不是仅仅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知情权性质的权利，如消费者和患者的知情权等。

二、知情权的权利属性

知情权是何性质的权利，学者提出了不少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并非宪法性基本权利，并非必然的法定权利；有的把知情权作为观念中的权利，认为知情权是积极权利、妥协性的权利、民主性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宪法性的权利。从知情权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可以看，知情权具有以下属性。!知情权是一项人权。把知情权看作是人权，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得到普遍地认可，被限制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就更谈不上知情权了。只是到了近代社会，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个体主义地位的确立，个人的利益需求才可能得以彰显，也才有可能把知情权提高到基本人权的地位。由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又是天然的平等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催生出人们对自由、平等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客观上也要求实现包括信息获得在内的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权利的行使者和所有者之间由于间接民主的规定性而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分离状态。因而，对权利的运行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就显得十分必要。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就是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和表现，而监督权力、控制权力无疑是对政府活动的相关信息的了解为前提。知情权成为一项人权，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发展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权利意识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知情权的产生不仅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且也被各国法律制度和国际人权法所证实。"知情权是一种宪法性基本权利。知情权在权利性质上属于哪一种性质、哪一位阶的权利，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知情权应属于宪法性的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通过宪法来确认；另一种观点认为知情权是一项引申权，它是言论自由权引申出来的，言论自由权本身就包含了知情权。笔者更倾向于前者的观点。权利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以致权利的种类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权利最初往往以一般权利的形态存在，甚至以主观权利的形态存在。当权利观念和权利类型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被认为尤其重要的那部分权利就必然诉求于法律予以的确认和保障，近代宪法应运而生，以此规范形式对那些具有重要地位并为人们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现代宪政国家都承认主权在民的观点，并在宪法中设计各种制度保障国民有效地参与民主决策管理，国民作为主权者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管理国家，就必须充分获知与国家管理有关的各种信息，否则就无法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进而参与国家管理，国民主权原则也难得以实现。可见，国民享有知情权是国民主权原则的前提，只有国民充分获取有关信息，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政治。民主愈发展，制度愈完善，就愈要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利。知情权是一种兼有公权利和私权利属性的复合性权利。公权利和私权利是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的一种划分，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民个人对公共事物参与的权利，称为“公权利”；另一类是由个人独自享有的权利，称为“私权利。”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具有明显的公权利属性。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的权利。人不仅个体独立存在，并且由个人组成共同体而存在，以社会共同的公共事物为基础而形成政治生活。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社会每一个体的参与，公共权利才能有序行使，否则，社会就难以正常运作。公权性的知情权，如宪法性知情权、行政性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等，它一般通过宪法、行政法律法规等公法予以规制，并借助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予以程序保障。其权利主体一般为公民，而义务主体则一般为国家机关，权利主体与义务之间在信息资源的占有上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信息资源基本上被控制在以国家机关为主体的政府手中。知情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具有明显的私权利属性。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所备的权利，在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中，通常需要对涉及自身的，而被其他相关部门掌握的如出生时间地点、既往病史、病例资料、各种涉及本人档案记录等情况、信息进行了解、知悉，法律应当对这种利益需求进行权利确认，这是个人信息知情权。它具有民法上人格权的性质，主要体现的是主体的精神利益。私权性的知情权即民事知情权，其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法律地位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对信息资源实质上占有的不平等才昭示了权利主体知情权的必要性。它主要通过民商法等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也可由宪法、诉讼法等公法来调整。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种个人权利、一种社会权利、一种具体权利、一项法定权利等不同观点。总之，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其权利属性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只要用动态的观点去分析客观现象，才有可能正确把握知情权的权利属性。

知情范文篇5

一、知情知政是代表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

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有多方面的条件和保证，但要发挥好参政当政作用，发挥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全面了解情况，知情知政，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形势，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平常所说的了解情况，有上情，有下情。上情是代表在闭会期间所必须充分了解的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情况；下情则是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包括视察、调查、走访，广泛联系群众所了解的情况。代表只有充分了解上情和下情，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从全局的高度，对人代会期间的各项报告提出审议意见，提出议案和建议。不可否认，对情况的了解越全面、越真实，代表的审议发言和提出的议案和建议就越有针对性，发挥的作用也就会越大。

近几年来，各级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一府两院”有关工作部门能逐渐认识到知情知政是代表发挥好参政当政作用的前提，积极为代表知情知政、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开拓渠道和途径。比如，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开展调研、检查和学习考察活动，为代表知情知政提供各项服务工作。政府根据代表的意见，将政府公报发到每位代表手中，让代表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时，采取直接邀请代表进行专题调研，为代表持证视察、检查有关情况提供服务等方式，为代表知情知政创造了条件。“两院”通过一系列措施，切实加强同代表的联系，为代表了解情况提供服务，如主要负责同志当面倾听代表意见，邀请代表旁听案件庭审，给代表寄送材料等方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代表知情知政渠道，使代表不仅了解本地的情况，也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更加全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更加深刻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同时，又使代表通过比较、对照，通过学习外地的经验，总结自身的经验，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道路，为审议报告、提出议案和意见建议打下了良好基础。实践证明,知情知政是代表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当前人大代表在知情知政、执行职务、发挥作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尽管各级人大、“一府两院”在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发挥代表作用方面做了不少富有成效的工作，但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一）代表的知情权不够落实，一直存在“会议代表”和“代表代表，闭会就了，群众有意见，自感责任小”的说法，不少代表由于缺乏对社情民意的了解，难以发挥作用。（二）虽然多数代表认识到不知情知政难以履职，但因某些主客观原因，却很少主动知情知政。（三）代表知情知政的渠道不够宽、不够畅通，一些代表，特别是基层代表甚至连一张报纸都难看到，知情知政的渠道和途径特别少，了解的情况不多、不深。（四）代表小组活动不够到位，从整体上说，存在不平衡，个别代表小组特别是乡镇代表小组的活动开展不够正常，效果不太明显；有的地方代表小组的活动制度不够健全，活动内容空洞，质量不高，流于形式；有的代表尤其是领导代表和企业界的代表，因事务较忙，参加活动较少。（五）代表当选后，与选民联系少，根本谈不上“和选民保持密切联系”，无法听取到选民的意见建议，难以代表选民的利益和意志参与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六）有的地方“一府两院”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的保障和服务不够到位，存在应付思想，不能很好地为代表参加有关活动、知情知政提供便利条件，甚至有的部门存在漠视代表知政权利的现象，一些代表持证调研和了解情况时难免遭遇到一些部门的人为阻碍，致使代表对“一府两院”工作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以上存在的问题从许多方面提出了必须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发挥代表作用的论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探讨。

三、积极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发挥代表作用的有效途径

如前所述，知情知政，是代表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离开这个前提，代表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切实履行职责，发挥好参政当政的作用。因此，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有关部门，要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高度，从依法保证代表履行职责的高度，不断拓展代表知情知政的渠道，改进为代表服务的各项工作，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一）各级人大常委会要根据代表法的规定，按照便于组织代表开展活动的原则，切实建立代表小组，同时建立完善代表联系选民、代表小组季度活动制度、评议工作制度、争先创优制度等代表工作制度；“一府两院”也要建立有关联系和服务代表的系列制度等，共同促使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逐步规范化、制度化，而且要不断丰富活动内容，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从而使代表通过参与活动，较好地知情知政，更好地履行代表职责，更充分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要建立完善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常委会视察检查活动、约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旁听法院案件庭审、担任特邀咨询员等有关制度。同时，大力推荐代表参与行风评议、勤政廉政监督及其他政务活动等，进一步拓宽代表获取社情政情信息的渠道，使人大代表及时了解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履行职权的情况和“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情况，及时了解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等有关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可参照广东省实行的“代表意见直通快车”模式，创造性地把现代资讯科技迅捷，网络互联互通的优势引入代表履行职务的工作之中，组织支持有条件的代表建立“社情民意，直通代表电子邮箱”，并与当地日报、电视、广播等新闻单位取得联系，通过新闻单位的影响力公布代表电子邮箱地址，构成代表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听取和了解社情民意的快捷通道，创新并拓宽代表履行职务的形式和途径，扩展代表听取群众意见的广度和深度。实践证明，这类形式和途径行之有效。如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为了确保每一份议案的高质量，第一个吃螃蟹，自费通过电视向广大市民征集议案内容；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人大代表周洪宇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公开了自己所拟的议案，并向广大网民征求建议、意见，均取得很好的效果。

知情范文篇6

知情权是直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登记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常被列为经济法范畴，因而往往招致一种误解：知情权为经济法上的权利。其实，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应属于民法上的权利，且属与现代民法上的权利。因为享有知情权的主体是消费者，义务主体为经营者，两者皆为民法上的主体，因而这种权利必然具有私法之性质，即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已与传统民法精神大相径庭：传统民法从自由平等的抽象人格出发，完全着眼于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强调对双方主体同等的保护。而知情权体现的是一种非平等的关系，强调给予作为弱者的消费者以侧重保护。这正如中国民商法学者梁慧星先生所言：“消费者权利与传统民法上的权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为消费者权利是以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基础的，其目的在于对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予以补救。”可见，消费者的知情权与现代民法精神相整合，属于现代民法范畴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知情权是专门针对保护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而提出的，是与消费者这一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确立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实质平等的法律人格的基础。因此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民法中人格权内容扩张的一个表现。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式

（一）政府直接提供及公益性社会团体的信息披漏行为

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对信息的直接提供能使消费者获得市场所不能提供的信息，是消费者实现知情权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国家与社会适度干预原则的具体体现。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最大优势在于他们具有一般个体消费者所不具有的能力去获取被经营者掩盖的真实信息，并向社会公布。因此国外许多国家与地区都规定了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对消费者的信息提供义务。

当然消协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的社会监督也应该是程序合法正当化，不能随心所欲，应该按照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认可的标准定期把商品或服务排一个队，按照公正的程序进行比较，不能厚此薄彼，并把相关的信息及时，准确告知社会公众，同时政府和公益性社会团体在提供信息是注意不能侵犯经营者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

（二）消费者自己主动收集信息

消费者主动去收集，了解信息，有利于激励消费者运用自身的力量去改变信息劣势，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正如李昌麟先生所言：国家保护，经营者自律，消费者觉醒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三大法宝。而消费者本人应是其自己利益的最好维护者。当然消费者主动去搜寻有关信息是消费者实现其知情权的一种方式但不应是主要的方式，同时消费者主动搜集信息也要注意不能侵犯经营者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三）经营者的自愿信息披漏行为

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经营者为了争夺消费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力的位置，使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能为广大的消费者所接受，以便使自己的企业能够生存与发展下去，越来越多的经营者会在法律规则或交易规则之外自行披漏一定量的信息。这种行为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值得法律肯定与鼓励的行为。如在SARS病毒流行期间，不少商业经营者打出了本店不以野生动物作为食品原料。本店提供分食制服务，本店每个4小时消毒一次等广告，主要向消费者披漏信息，做出承诺，以争取消费者的光顾。

三﹑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法律救济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实体性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明确规定，消费者应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征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抵制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后服务的费用的1倍。第50条也有相关规定：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做人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款，责令停止营业，吊销营业执照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上述保护性规定是比较具体的。这些规定主要侧重于民是与行政上的救济规定，并具有相当的现实操作性。这些规定为消费者的维权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程序性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1）与经营者协商和解；（2）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3）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4）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5）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一条文为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提供了程序法律依据。

（三）完善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程序立法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调解，仲裁诉讼等消费者之情权受损救济的程序性规定，但往往由于受害者的劣势地位，人数众多，诉讼费用昂贵及其他诸多因素，只是在中国阶段发生的许多损害消费者权利纠纷不易迅速解决。而根据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特点，美国的小额法院及集团诉讼制度可供我们参考：小额法院审理形式简便，诉讼费用低，纠纷解决迅速。而在集团诉讼中，当一个受害者起诉后，法院可发出通知，其他因该侵权行为而受害的消费者可来登记并在这项诉讼中得到赔偿，有利于迅速保护受害消费者的权益。

四、结语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知情权的规定体现了该法向消费者倾斜，给消费者以特别保护的原则，对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及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应进一步修改立法以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消费者运动与消费者权利[J].西安：法律科学.

[2]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20世纪回顾[A].梁慧星.民商法论从第七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3，03.

[4]鲁晓明.论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消费经济，2004，（3）.

[5]胡晓红.消费知情权的法律保障[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3，（8）.

知情范文篇7

随着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五种情形”作为试点工作的新的着力点，人民监督员知情权保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据统计,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每年都有80%以上的试点院“五种情形”的监督为空白。知情权是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的必要前提，可以说，人民监督员知情权得不到保障，“三类案件”的监督就不会有很好的效果，而“五种情形”根本就无法监督。保障人民监督员知情权有利于调动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热情，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案件质量和办案水平。因此，探讨人民监督员知情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就是指人民监督员基于特定的身份和地位，为实现对“三类案件”、“五种情形”的监督职能，所应当享有的了解和掌握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相关情况的权利和自由。

一、当前在保障人民监督员知情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1．缺乏法律的有效保障。

人民监督员制度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还没有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明确依据还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实施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和《规则》），缺少明确的法律支撑。就在这《规定》和《规则》中，对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也缺乏明确的刚性的规定。

2.缺乏坚实的服务平台。

虽然《规定》明确在各级检察院建立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作为人民监督员办事机构已三年多，但至今有的地方机构仍没有设置或人员不能到位，有的地方配置的人员素质不高或年龄太大，人民监督员缺乏很好的知情服务平台。

3.缺乏具体化的制度。

在《规定》和《规则》中，对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程序作了一些原则规定，但不是很具体，特别是“五种情形”方面，人民监督员制度设计者“考虑到在实践中知情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即使规定得再细，仍然很难一一列举，相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知情权。”①设计者的这种忧虑，直接导致具体化制度的严重缺失，可以说，眼下对人民监督员知情权的保障迫切需要具体化的制度和相关的配套措施。

4.部分人民监督员履职意识不强，缺乏知情的动力。

由于检察机关对人民监督员不参加监督活动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这使部分人民监督员，缺乏参加监督活动的原动力和约束力，常因各种原因和借口而不参加监督活动；有些人民监督员只满足当“荣誉监督员”，主动监督意识薄弱；有些人民监督员认为自己身份低，自感“人微言轻”，认为监督的最后结果还是由检察机关决定，说了也等于白说；有些人民监督员认为，自己虽然可以行使职权，但毕竟是由检察机关选任的，主要还是应服从“大局”等等。这些错位的角色观，使得一些人民监督员不愿或不敢履职，在监督过程中，或者一言不发，或者离题万里，无从谈起重视和保障自己的知情权。

5.认识上存在误区。

“五种情形”作为试点工作的新的着力点后，人民监督员知情权保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很多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对监督“五种情形”迫切需要保障人民监督员知情权形成共识，但却有很多人忽视了“三类案件”的监督同样需要保障人民监督员知情权。

二、保障人民监督员知情权的对策

1.立法保障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经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知政是参政、议政的前提，因此，知情权在我国宪法中是有隐含规定的。建议把“要保障人民监督员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作为原则性的规定写入相关法律，如《刑事诉讼法》等，在立法方面应当明确这一点。

2.机构保障

对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的人员及设施配置，体现了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重视程度，应该对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进行规范化建设，要充实力量，配齐人员，改善办公条件。切实保证工作有得力人抓，事情有得力人办。要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熟悉人民监督员制度相关规定和信息灵便的优势，及时地向人民监督员提供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各种信息。

3.制度保障

有权监督并不等于能够有效监督。知情权是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必须以知情权的充分保障为基础。如果知情权仅仅限于对宪法的解释或者是一般性、原则性的法律法规规定，而没有细化为具体化的制度，则仍然是一种抽象性的权利，实践中依然很难得到保障。因此，保障人民监督员知情权，必须要加快建立相关具体制度，细化各项具体要求和实施细则并落实。“而人民监督员监督‘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范围的确定是重点解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非常具有针对性，属于重点监督而非全面监督。”②既然是重点监督，建立相关保障人民监督员知情权的具体制度就是可行的。我们认为眼下在全面贯彻落实《规定》和《规则》的同时还亟需建立以下制度：

（一）定期通报制度

检察机关主动进行有关情况的通报，是人民监督员实现知情权的首要途径。考虑到人民监督员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也从节约及保密的角度出发，可以采用书面方式，创办《人民监督员工作简报》，每月送达各位人民监督员。在“三类案件”方面，要通报本月内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无犯罪嫌疑人提出不服从逮捕的、有无拟撤销和拟不起诉案件等，如果有，则要反映相关监督情况。在“五种情形”方面，要通报本月反贪、反渎、控申等部门受案和立案案件的数量情况，对应当立案而检察机关作不立案处理的，要及时向人民监督员通报原因；要通报本月职务犯罪嫌疑人在押人员的诉讼阶段、羁押时间和期限等信息；要通报本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搜查、扣押、冻结的时间、原因和过程；要通报本月是否有职务犯罪案件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情况；要通报本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是否有办案人员存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每月底可由一位人民监督员在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检察机关相关部门查阅了解职务犯罪案件的相关台帐、档案。

（二）告知制度

把对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告知作为办案人员的应尽义务确定下来，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告知，人民监督员有权对“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进行监督，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律师、监所部门等途径，向人民监督员反映情况，要求监督；侦查部门在执行搜查、扣押、冻结款物时，必须及时将人民监督员有权对“五种情形”进行监督告知犯罪嫌疑人家属。要制作职务犯罪嫌疑人告知书存档备查。

（三）旁听列席制度

一是邀请人民监督员列席旁听检察机关有关会议。增加人民监督员列席检委会会议、参加执法检查和立法调研活动等的人民监督员名额，并使之制度化。邀请人民监督员列席检察委员会会议，一方面可以对有关案件进行跟踪监督，另一方面，对人民监督员监督能力的提高也有好处。二是邀请人民监督员旁听办案。凡是检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都可以邀请旁听庭审，让其充分了解案件事实、证据以及法律适用等情况，便于提高监督水平。

（四）奖惩激励制度

要建立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一是对长期不参加监督活动、不提建议意见、不为检察机关办实事的人民监督员劝其辞职，逐步建立人民监督员资格自行终止制度。二是要把竞争机制引进人民监督员换届选举中，把好人民监督员选任关，做到优胜劣汰，好中选优，使各方面均较优秀的人选脱颖而出，同时要让那些优秀的人民监督员有连任的机会，激发当选的人民监督员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三是建立人民监督员述职制度。年终应当让每位人民监督员述职，对工作主动、表现突出的人民监督员给予适当奖励，让人民监督员自我总结、相互学习，调动人民监督员知情和履职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使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时有压力、有动力、有活力，改变人民监督员干不干事一个样的状况。

同时要增强检察人员的民主法制意识，使他们自觉尊重和维护人民监督员的合法权益，主动配合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从制度上强化对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保护，防止向人民监督员提供信息时存在片面性，要对应当让人民监督员知情却有意规避的情形设置预防措施。对侵害人民监督员权益的行为要进行严肃查处，对自觉尊重和维护人民监督员知情权的要鼓励。

（五）学习培训制度

要加强人民监督员的学习培训机制，检察机关可指派具有丰富办案经验、较强理论和实践水平的业务骨干，向人民监督员具体讲解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的工作流程，介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羁押期限等，详细讲解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各项规定等等。可以通过聘请专家、行家授课方式，不断提高人民监督员素质，增强他们角色观念，努力提高他们的履职意识和知情能力。检察机关还可经常邀请人民监督员就执法和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座谈、探讨，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活动，如开展视察、评议、执法检查、组织人民监督员到外地检察院参观学习、深入发案单位进行走访调研等，让人民监督员全面地系统地了解检察机关的有关情况，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监督能力，增强人民监督员发挥职能作用的积极性。尽管被监督者培训监督者的说法及做法于情于理上有些说不通，但目前的现状只能如此，当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委托同级人大常委会进行。

要制作专门的《人民监督员手册》作为工具书，让人民监督员学习查阅。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人民监督员手册》，对人民监督员来说就是很好的一本工具书。在手册中，要汇编常用的法律法规，要详细介绍了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责、内容、程序等，让人民监督员通过手册学习，能了解常用的法律法规，能了解检察机关各个职能部门性质、作用、办案过程及要求等。当前特别应当注意是在人民监督员换届后，要及时发放《人民监督员手册》，在有关法律法规修改后，对《人民监督员手册》要及时修订。要及时为人民监督员订阅《检察日报》、《人民检察》、《人民监督员专刊》等刊物，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园地。

（六）阅卷制度

应当允许人民监督员查阅相关的案卷材料。列宁说：“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有人用法律法规对律师、法官的阅卷限制来类比否定人民监督员阅卷权利，③我们认为，律师侧重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法官注重断案的公正性，而人民监督员的身份是监督者，“监督是旁观者的监视和督促”，作为案件最基本的载体----案卷，监督者看不到，是不是也有点幽默？当然，保密也是应当重视的问题，我们要注意协调信息公开与国家秘密间的关系，寻找知情权与保密权最佳结合点，人民监督员保密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法律法规作出规定。“允许人民监督员查阅相关的案卷材料,是他们获得案件信息最直接、最客观的方式，只有充分保障人民监督员获取信息途径的通畅和获取信息方式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监督员全面地掌握案件客观事实和证据情况，作出公正的评议，以促进监督的有效进行；同时，显示出检察机关真心接受人民监督的决心，避免监督的形式化。”④

4.经费保障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什么都干不成的。要尽可能保障人民监督员的活动经费，推行人民监督员经费的财政预算单列制度，逐步减少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和所在单位的依赖，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放下包袱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5.深化完善检务公开制度

要按照高检院2006年6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精神，在1998年“检务十公开”的基础上，充实和完善好13项内容。除了要采取传统形式，如设置专栏、制作挂图、印发小册子，开展宣传日、宣传周活动，召开新闻会或情况通报会，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宣传检务公开内容外，还要重视和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不断拓宽公开渠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检务公开”大厅、信息台、咨询台，设置电子显示大屏幕、自动触摸屏，在互联网上开通宣传页、网址等，便于社会各界和公众查询。要按张耕副检察长强调的那样，“对检务公开的事项和内容，要优先向人民监督员通报。”“必要时，可以请人民监督员旁听讯问、询问，听取有关人员陈述和律师的意见，有条件的要利用收听、收看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让人民监督员充分了解案情。”

知情范文篇8

一、内容和程序

（一）宣传培训。通过人口学校、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宣传图板、微机网络等宣传阵地和工具，采取举办培训班、面对面咨询、送宣传材料进家等方式，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和育龄群众开展计划生育法律法规、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知识教育。育龄群众在落实避孕方法前，应当接受至少1次乡级以上（含乡级）避孕节育知识培训。

（二）咨询指导。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进行面对面交流，针对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咨询服务，帮助服务对象了解、比较常用避孕方法的作用原理、适应证、禁忌证、优缺点，指导服务对象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避孕方法。

1、咨询室：有整洁、安静、温馨的氛围，可以单独面对面交流和私密性较好的场所。房间布置利于双方平等交谈，家庭化装饰。配备男女生殖系统挂图或者模型、避孕药具、宣传教材等辅助教具，备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身高和体重测量器等体格检查用品。

2、咨询人员：持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且《合格证》上载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咨询项目；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做到“严肃、亲切、认真、守密”，保护服务对象隐私；有一定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践经验，接受过咨询知识的培训，掌握语言与非语言表达能力。

3、咨询内容：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生殖生理心理知识，常用避孕方法作用机理、有效性、优缺点、副作用和并发症、禁忌证、适应证，如何正确使用其所选用的避孕方法，性病和艾滋病的预防知识，随访时间、地点等。对选用非长效避孕方法的服务对象，应当告之其正确的使用方法。

4、工作要求：与服务对象平等沟通，详细询问服务对象的月经史、生育史、既往史等内容并做好记录，向服务对象全面介绍可供选择的避孕方法，帮助服务对象作出选择，详细介绍服务对象所选用的避孕方法，告知服务对象避孕方法随访事宜。

（三）健康查体。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按照《常用计划生育技术常规》对服务对象进行必要的医学检查，为落实避孕方法提供依据。如需特殊检查，须征得服务对象同意。

（四）自主选择。服务对象在充分了解避孕节育知识和常用避孕方法的信息后，结合本人的身体情况，做出负责任的选择决定。如果服务对象因受自身知识等影响，无法自己做出决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应指导服务对象做出选择。服务对象在选择要落实的避孕方法后，签署避孕方法知情同意书。

（五）落实措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严格按照避孕节育常规施行手术或发放避孕药具，发放随访服务卡，告知注意事项，预约第一次随访时间。

（六）定期随访。按照避孕方法服务规范要求，定期随访，了解避孕方法的使用效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予以处理。随访的方式包括电话随访、上门随访、到站返诊等。

1、对施行放置宫内节育器者：由所在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的技术服务人员于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各随访1次，第6个月、第12个月的随访可以结合环情、孕情检查进行；以后每年定期复查。随访内容包括：了解主诉和月经情况，做妇科检查及节育器定位检查（尾丝判断检查、B超检查等）。如发现节育器脱落、带器妊娠、阴道流血、腹痛等异常情况，给予相应处理。

2、对施行输卵管结扎术者：由所在县（市、区）计划生育服务站的技术服务人员于术后1个月内随访1次，以后可结合生殖健康普查由所在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技术服务人员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手术效果、一般症状、月经情况、手术切口及盆腔检查及有关其他器官的检查。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技术服务人员在随访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县计划生育服务站。

3、对施行输精管结扎术者：由所在县（市、区）计划生育服务站的技术服务人员于术后1个月、3个月、12个月各随访1次，以后可结合生殖健康普查由所在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技术服务人员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手术效果、局部情况（输精管、精索、附睾、睾丸等部位），术后3个月的随访应做精液检查。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技术服务人员在随访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县（市、区）计划生育服务站。

4、对施行皮下埋植避孕术者：术后1周返诊。由所在县（市、区）计划生育服务站的技术服务人员于术后1个月、6个月各随访1次，以后可结合生殖健康普查由所在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技术服务人员每年随访1次。随访内容包括：了解主诉和月经情况，测量体重和血压，局部情况（淤血、感染、头疼、黄疸、乳房肿块等）。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技术服务人员在随访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县（市、区）计划生育服务站。

5、对使用避孕药具者：由村（居）计生专干或药管员每月随访1次。如发现药具不良反应，及时请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技术服务人员进行处理，更换避孕方法，并按规定逐级上报。使用避孕药具重点对象，由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药管员每月随访1次。使用药具重点对象包括：①当年有使用药具失败情况者；②有明显副反应者；③有精神异常者；④有重大残疾者。

6、对术中不顺利、体质较差、高危体征等特殊情况者，适当增加随访次数。

（七）保护性服务

1、孕、环情监测。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技术服务人员应做好孕、环情监测服务，针对育龄夫妻采取的避孕措施，每年进行2－4次的查环、查孕服务，对发现非意愿妊娠的，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2、紧急避孕。县、乡两级计划生育服务站积极为育龄群众提供紧急避孕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村计划生育服务室配备安全、有效的紧急避孕药，以避免发生非意愿妊娠。

3、生殖健康查体。县、乡两级计划生育服务站每年进行1次生殖健康查体，以及早发现危险指征，提高避孕方法的有效率。

4、指导放置宫内节育器者到期适时更换、取出宫内节育器。

二、实行知情选择应把握的原则

（一）双向知情的原则。坚持国家指导与个人自愿相结合，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要做到知服务对象的婚育情况和应选择的避孕方法；服务对象要做到知国情国策、本人的生育史、自身健康状况、3至5种避孕方法、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能力。

（二）自主选择的原则。维护服务对象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益，在双向知情的基础上，服务对象在技术服务人员的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避孕方法。

（三）长效为主的原则。向服务对象全面、细致地讲解避孕方法的优缺点，对已生育子女的夫妻，指导其选择长效避孕措施。

（四）服务对象满意的原则。向服务对象提供足够选择的避孕方法，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努力提高避孕有效率，降低非意愿妊娠发生率。

三、避孕方法的指导原则

（一）新婚夫妻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避孕套（男用或女用）；2、短效口服避孕药；3、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4、如果较早察觉避孕失败，可在3天内采取紧急避孕措施；5、阴道隔膜；6、阴道避孕海绵；7、宫颈帽。新婚夫妻不宜选用放置宫内节育器、长效避孕药、皮下埋植避孕术。

（二）生育过一个子女的育龄夫妻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放置宫内节育器；2、皮下埋植避孕术；3、长效避孕药；4、避孕套（男用或女用）；5、短效口服避孕药；6、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7、输卵（精）管绝育术；8、阴道隔膜；9、阴道避孕海绵；10、宫颈帽。

（三）生育过两个或者以上子女的育龄夫妻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输卵（精）管绝育术；2、放置宫内节育器；3、皮下埋植避孕术；4、长效避孕药；5、前述避孕方法。

（四）哺乳期的妇女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避孕套（男用或女用）；2、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3、放置宫内节育器；4、皮下埋植避孕术；5、单纯孕激素类避孕药；6、阴道隔膜；7、阴道避孕海绵；8、输卵（精）管绝育术。哺乳期的妇女不宜选用雌-孕激素复合避孕药。

（五）剖宫产术后的妇女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避孕套（男用或女用）；2、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3、放置宫内节育器（根据子宫恢复情况）；4、阴道隔膜；5、生育二孩或多孩的妇女施行剖宫产的同时，可施行输卵管绝育术；6、阴道避孕海绵；7、宫颈帽。

（六）更年期妇女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放置宫内节育器（无异常情况，可放置到绝经半年至一年内取出）；2、避孕套（男用或女用）；3、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4、阴道隔膜；5、雌-孕激素复合避孕药（45岁以下）；6、阴道避孕海绵；7、宫颈帽。

（七）两地分居的夫妻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速效探亲避孕药；2、避孕套（男用或女用）；3、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4、阴道隔膜；5、放置宫内节育器；6、皮下埋植避孕术；7、输卵（精）管绝育术；8、阴道避孕海绵；9、宫颈帽。

（八）高血压患者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放置宫内节育器；2、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3、避孕套（男用或女用）；4、阴道隔膜；5、阴道避孕海绵；6、宫颈帽。高血压患者不宜选用口服避孕药、避孕针剂、皮下埋植避孕术。

（九）糖尿病患者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放置宫内节育器；2、避孕套（男用或女用）；3、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4、阴道隔膜；5、阴道避孕海绵；6、宫颈帽。糖尿病患者慎用甾体激素避孕药。

（十）乳腺疾病患者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放置宫内节育器（不包括含甾体激素避孕药的宫内节育器）；2、避孕套（男用或女用）；3、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4、阴道隔膜；5、阴道避孕海绵；6、宫颈帽。

乳腺疾病患者不宜选用甾体激素避孕药。

（十一）慢性肝炎患者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放置宫内节育器（不包括含甾体激素避孕药的宫内节育器）；2、避孕套（男用或女用）；3、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4、阴道隔膜；5、阴道避孕海绵；6、宫颈帽。

（十二）生殖道感染者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避孕套（男用或女用）；2、阴道隔膜（阴道炎、子宫颈炎患者不宜选用）；3、口服避孕药；4、长效避孕药；5、皮下埋植避孕术。生殖道感染患者在生殖道感染急性期不宜选用外用药，炎症期可加用避孕套。

（十三）未婚者可选用以下避孕方法：1、避孕套（男用或女用）；2、阴道隔膜；3、阴道避孕海绵；4、宫颈帽；5、外用避孕药（栓剂、片剂、药膜、药膏/胶冻）；6、短效口服避孕药；7、如果较早察觉避孕失败，可在3天内采取紧急避孕措施。

四、各级职责分工

（一）省级

1、制定全省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指导意见；

2、建立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评估体系，对全省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评估；

3、做好全省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的数据汇总和情况分析。

（二）市级

1、制定本辖区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管理服务规范；

2、对本辖区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效果评估；

3、做好本辖区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的数据汇总、信息上报和情况分析。

（三）县级

1、制定本辖区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实施方案；

2、做好本辖区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的信息收集、情况分析和总结，并定期向市人口计生委反馈工作信息；

3、对本辖区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效果评估；

4、在规定范围内，为本辖区育龄夫妻提供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服务。

（四）乡级

1、负责本辖区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的信息收集、情况分析和总结，并定期向县计生局反馈工作信息；

2、负责本辖区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的宣传培训、咨询指导，为本辖区育龄夫妻提供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服务。

（五）村级

1、负责本村（居）避孕方法知情选择的宣传培训；

知情范文篇9

“知情权”一词源于英文“therighttoknow”，是有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在1945年1月率先使用的。面对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消极对待政务信息公开，任意扩大保密权限的官僚主义作风，库柏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上便无政治自由可言”，并建议将知情权推升为一项宪法权利。但在此之前，有关知情权的发展更多的体现为理论上的先行。美国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曾指出：国民有权知道其人的行为，立法机关绝不可随意秘密进行议事。对于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杰弗逊、麦迪逊等人也有相关论述，比如杰弗逊指出，政府的基础在于民意，要防止人民犯错就应该将关系其本身事务的全部资讯给予人民。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知情权运动”的推动下，“知情权”一词被广泛的援用并很快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权利概念。从瑞典1766年制定《新闻自由法》，规定了保障出版、阅览公文的权利赋予报刊转载公文的自由，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从无到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实行的制度。

二战以来各国日益重视此种权利的地位，在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肯定知情权的宪法地位以后，芬兰、美国、瑞典、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通过法律制度或司法实践对知情权的保障呈现出强化的趋势。现今未发现有论著设专门章目阐释知情权，对知情权的零散表述多为在表达自由的条目下提及知情权。而相关的立法例，也多是在有关表达自由的条款中进行表述。

2公民知情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和基本内容

公民的知情权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知情权涵涉范围十分广泛，它可以包括政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个人生活领域各个方面的知情权。宪法权利作为位阶最高的权利，应当概括公民各个领域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知情权不仅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还往往是实现其他权利的条件和基础。没有公民的知情权，诸如选举权等重要公民权利都无法实现。这样一种前提性的权利，应当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而且，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信息功能认识的深化、对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使知情权的意义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时代更加稳固了知情权的宪法权利属性。知情权是近代宪政中内在蕴含的公民应当普遍具有的权利，是实现公民其他主权利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权利，具有不可或缺性、不可转让性、不可替代性、母体权利的稳定性与世界范围内的共似性。从世界各国的实践中看，很多国家在宪法中直接规定或从宪法中间接推定公民的知情权。这都表明行政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知情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同时具备了积极权利的属性和消极权利的属性。一方面，知情权作为参政权中的一种权利，表现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参与权性质和正面的请求权性质。作为公法意义上的知情权，参与权的特性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参与体现在通过对义务主体提出知情要求，来达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权力的滥用的防止，从而达到公民参政的目的，所以具有防范性和防御性的双重特性。知情权所表现出积极性，由知情权行使的两个重要手段“请求”和“主张”所体现，是知情权的首要权利属性。另一方面，知情权也具有消极权利的性质，或者说具有接受权利的性质。在当今信息时代，国家是最大的信息掌握者，公民想要获得某方面的资讯，很大程度依赖国家对相关信息的公开。虽然公民可以积极的请求国家给予其相关的信息，但是对信息的公开程度的大小，控制权还是在国家的手里，公民只能消极的接受国家对信息公开的程度。所以，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国家对其掌握的信息的公开，公民消极的从国家那里得到信息。从这一意义上说，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是消极的，它的实现程度由国家信息公开的程度决定。

3知情权在中国的宪政实践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而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些规定也包含着公民知情权的内容，要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就包括了信息或情报的联系，人民要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发表“意见和建议”，就必须知道政府的有关情况，才能进行比较和判断。只有监督权利的设置，没有监督权利的行使是不够的，行使监督权的前提是国家机关要公开公共信息。只有实行信息公开，给公民以充分了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机会，才可能使公民有效地行使自己的监督权。除了以上提到的宪法条文，宪法对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等规定，也包含了知情权的内容。

除了宪法的规定体现知情权的理念外，现行的法律法规也确认了公民有知悉、获取有关信息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法律规范大都分散在各种法律文书中。《行政处罚法》、《警察法》、《证券法》、《价格法》、《土地管理法》、《档案法》、《环境保护法》、《统计法》等法律中都有关于行政公开的规定。2007年4月5日，国务院总理签署第492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明确，制定这一条例旨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该条例是我国一部针对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规，但是依然没有把公民的知情权确定为宪法的基本权利之一。与公民知情权的理念和相关法律法规相呼应，在有些行业、部门也出现了政务公开的实践。1999年开办的“政府上网工程”发展至今，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为了实行政务公开的一项最具影响力和透明性的举措。

目前，公民知情权实现的主要障碍是，掌握公共权利的机关或组织缺乏人民主权的宪政理念，把自己当成信息、情报的主任，垄断信息而不公开。这表现在：（1）漠视知情权。为政者把政务信息的公开看成是对老百姓的恩赐，是否公开，公开到哪一级别，公开到什么程度完全由为政者自己决定，如果有“胆大妄为者”申请信息公开，有可能被视为“犯上作乱”，扣上各种帽子。（2）暗箱操作式的内部文件大量存在。由于法制不健全，政出多门，许多行业部门从本位利益出发制定了大量的内部掌握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并未向社会公众公开，但往往又成为为政者行使权利的依据，成为有权机关处罚相对人的依据。（3）在保密问题上“宁宽勿窄”。（4）常常以“为了人民的利益”或“为了社会稳定”的名义，不向人民公开信息。

人民要管理“国家”、“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就必须知道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的各方面的信息。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我国80%的有用信息都由政府部门掌握，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这些信息往往被封锁在政府机关，民间很难得到和利用，所以国家机关主动地或应公众请求公开这些信息，以使人民“知”和“行”必须成为我国依法治理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否则，让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便是一句空话。

摘要：知情权，又称了解权、知悉权，是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获取、了解与法律赋予该主体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知情权同时具被积极参与和消极接受两种权利属性，是我国公民应具备的基本权利之一。但是我国宪法还没有对知情权予以确认，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未来应当明文载入我国宪法。

关键词：知情权；宪法权利；权利属性

参考文献

［1］李晓光，赵峰.公民知情权的宪法学思考［J］.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

［2］吴宁.知情权及其性质探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1）.

知情范文篇10

“知情权”一词源于英文“therighttoknow”，是有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在1945年1月率先使用的。面对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消极对待政务信息公开，任意扩大保密权限的官僚主义作风，库柏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上便无政治自由可言”，并建议将知情权推升为一项宪法权利。但在此之前，有关知情权的发展更多的体现为理论上的先行。美国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曾指出：国民有权知道其人的行为，立法机关绝不可随意秘密进行议事。对于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杰弗逊、麦迪逊等人也有相关论述，比如杰弗逊指出，政府的基础在于民意，要防止人民犯错就应该将关系其本身事务的全部资讯给予人民。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知情权运动”的推动下，“知情权”一词被广泛的援用并很快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权利概念。从瑞典1766年制定《新闻自由法》，规定了保障出版、阅览公文的权利赋予报刊转载公文的自由，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从无到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实行的制度。

二战以来各国日益重视此种权利的地位，在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肯定知情权的宪法地位以后，芬兰、美国、瑞典、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通过法律制度或司法实践对知情权的保障呈现出强化的趋势。现今未发现有论著设专门章目阐释知情权，对知情权的零散表述多为在表达自由的条目下提及知情权。而相关的立法例，也多是在有关表达自由的条款中进行表述。

2公民知情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和基本内容

公民的知情权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知情权涵涉范围十分广泛，它可以包括政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个人生活领域各个方面的知情权。宪法权利作为位阶最高的权利，应当概括公民各个领域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知情权不仅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还往往是实现其他权利的条件和基础。没有公民的知情权，诸如选举权等重要公民权利都无法实现。这样一种前提性的权利，应当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而且，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信息功能认识的深化、对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使知情权的意义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时代更加稳固了知情权的宪法权利属性。知情权是近代宪政中内在蕴含的公民应当普遍具有的权利，是实现公民其他主权利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权利，具有不可或缺性、不可转让性、不可替代性、母体权利的稳定性与世界范围内的共似性。从世界各国的实践中看，很多国家在宪法中直接规定或从宪法中间接推定公民的知情权。这都表明行政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知情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同时具备了积极权利的属性和消极权利的属性。一方面，知情权作为参政权中的一种权利，表现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参与权性质和正面的请求权性质。作为公法意义上的知情权，参与权的特性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参与体现在通过对义务主体提出知情要求，来达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权力的滥用的防止，从而达到公民参政的目的，所以具有防范性和防御性的双重特性。知情权所表现出积极性，由知情权行使的两个重要手段“请求”和“主张”所体现，是知情权的首要权利属性。另一方面，知情权也具有消极权利的性质，或者说具有接受权利的性质。在当今信息时代，国家是最大的信息掌握者，公民想要获得某方面的资讯，很大程度依赖国家对相关信息的公开。虽然公民可以积极的请求国家给予其相关的信息，但是对信息的公开程度的大小，控制权还是在国家的手里，公民只能消极的接受国家对信息公开的程度。所以，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国家对其掌握的信息的公开，公民消极的从国家那里得到信息。从这一意义上说，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是消极的，它的实现程度由国家信息公开的程度决定。

3知情权在中国的宪政实践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而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些规定也包含着公民知情权的内容，要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就包括了信息或情报的联系，人民要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发表“意见和建议”，就必须知道政府的有关情况，才能进行比较和判断。只有监督权利的设置，没有监督权利的行使是不够的，行使监督权的前提是国家机关要公开公共信息。只有实行信息公开，给公民以充分了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机会，才可能使公民有效地行使自己的监督权。除了以上提到的宪法条文，宪法对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等规定，也包含了知情权的内容。

除了宪法的规定体现知情权的理念外，现行的法律法规也确认了公民有知悉、获取有关信息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法律规范大都分散在各种法律文书中。《行政处罚法》、《警察法》、《证券法》、《价格法》、《土地管理法》、《档案法》、《环境保护法》、《统计法》等法律中都有关于行政公开的规定。2007年4月5日，国务院总理签署第492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明确，制定这一条例旨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该条例是我国一部针对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规，但是依然没有把公民的知情权确定为宪法的基本权利之一。与公民知情权的理念和相关法律法规相呼应，在有些行业、部门也出现了政务公开的实践。1999年开办的“政府上网工程”发展至今，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为了实行政务公开的一项最具影响力和透明性的举措。

目前，公民知情权实现的主要障碍是，掌握公共权利的机关或组织缺乏人民主权的宪政理念，把自己当成信息、情报的主任，垄断信息而不公开。这表现在：（1）漠视知情权。为政者把政务信息的公开看成是对老百姓的恩赐，是否公开，公开到哪一级别，公开到什么程度完全由为政者自己决定，如果有“胆大妄为者”申请信息公开，有可能被视为“犯上作乱”，扣上各种帽子。（2）暗箱操作式的内部文件大量存在。由于法制不健全，政出多门，许多行业部门从本位利益出发制定了大量的内部掌握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并未向社会公众公开，但往往又成为为政者行使权利的依据，成为有权机关处罚相对人的依据。（3）在保密问题上“宁宽勿窄”。（4）常常以“为了人民的利益”或“为了社会稳定”的名义，不向人民公开信息。

人民要管理“国家”、“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就必须知道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的各方面的信息。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我国80%的有用信息都由政府部门掌握，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这些信息往往被封锁在政府机关，民间很难得到和利用，所以国家机关主动地或应公众请求公开这些信息，以使人民“知”和“行”必须成为我国依法治理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否则，让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便是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李晓光，赵峰.公民知情权的宪法学思考［J］.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

［2］吴宁.知情权及其性质探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1）.

［3］何生根.知情权属性之学理研究［J］.法律科学，2005，（5）.

［4］杨海坤.宪法基本权利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