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后性范文10篇

滞后性范文篇1

教师的苦心仿佛已付诸东流，这种现象动摇着教师的信心，甚至使教师放弃应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对于加强德育是很有意义的。

一、品德形成滞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过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相互作用，和谐发展，达于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稳定的统一。只要三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三系统的和谐发展，最终导致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统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品德形成过程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从三个系统考察，学生获得知识，即使是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不等于学生的思想，只有当学生用知识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时，知识才融入学生的思想，或曰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们思考问题时产生的，问题本身和主体的价值关系不是纯然单一的，正价关系和负价关系同时存在，使主体产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双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和思想相联系的情感、意志和行为也同样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稳定的思想、情意和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主体获得不同体验，通过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比较和对认知与行为的调节，逐步走向集中和稳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别的什么，信念就是坚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稳定性，和信念相联系的情意和行为同样具有稳定性和集中性，这样主体的主观特征和自身的行为系统稳定地统一起来，主体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决定了品德的形成落后于知识的掌握，使品德形成具有滞后性。这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内部原因，即根本原因。

2．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对同一对象往往产生彼此不同的评价，甚至很难发现两个个体的价值观念是完全相同的，这是现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当然，只要社会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也就必然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对于这个群体的存在与发展，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因而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国际交往，经济上彼此渗入，产生了诸多“接轨”现象，不同的价值观产生激烈碰撞，使重视传统的国家努力昂扬民族精神。然而价值观念多元化业已成为现实。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于学生品德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使学生本来就分散、不稳定的思想，更加难以集中、稳定而形成信念。这是产生品德形成滞后性的外部原因。忽视或过分强调这个方面的原因，都会贻误德育工作。

3．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

任何品德的形成，都要经过实践炉火的冶炼，然而在我们的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因为教学是以知识为认识客体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通过学习知识来推动学生的发展。学生在教学中的认识过程是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教师主导作用下，通过教与学的相互作用，实现学习目的。因此，教学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环境。教学环境的特殊性要求将自身和社会大环境相对脱离开来，否则，教学就无法存在。因而在我们的教学里也就必然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这样在教学中，一方面是品德认识的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是品德行为的“匮乏”，结果是坐而论道。品德是在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又是通过行为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就没有品德的形成。只有使学生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行为系统相互作用，才能和谐发展，才能达于稳定的统一。在德育工作中，要克服认知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弊端，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的原则。

如果说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一般原因，那么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则是学校德育工作中，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特殊原因。

二、合理地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1．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品德形成的“滞后期”是指从学生获得品德认识始直到品德形成的时期。从认知系统的发展来看，“滞后期”包括知识转化思想和思想转化为信念的时间之和。

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不只是为了使教育者在理性高度上承认滞后的必然性，更不是为德育工作中的“无可奈何”的心态寻找理论根据，而是把最大限度地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地、合理地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品德形成的“滞后期”的长短，是一个弹性很大的量。首先表现在不同个体形成同一品德的过程长短不同；其次还表现在同一个体形成不同品德的过程长短不同。

“滞后期”作为一个弹性过程，向我们证明了如下结论：品德形成的“滞后期”是可以缩短的；但“滞后期”本身是不能消除的。

2．努力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品德形成的“滞后期”的缩短，意味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品德水平，实现德育目标，意味着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率。但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又是有条件的。

第一，提高德育工作者的素质

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中起主导作用，德育工作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学校德育工作的效率。要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德育工作者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有献身于德育工作的热忱，有透视、研究种种德育现象和把握本质的能力，能处理好一元导向和观念多元化这一矛盾的认识准备，有勇于创造，开拓新局面的探索精神，否则，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至多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第二，克服软化德育工作的不良倾向

在升学机制的作用下，不少学校的德育工作被严重软化。“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是人们对德育软化的通俗概括。在德育严重软化的氛围中，德育机构形同虚设，德育活动也只是走过场和应付上级检查，德育工作总结也有一套应变之术，把学校方方面面的“典型事例”都作为德育工作成果的佐证。

用“累累硕果”掩盖了软化德育的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只会延长，而难以缩短。“升学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为克服软化德育的倾向带来新的契机，我们应当努力实现这一转变。

第三，把握品德的三维结构

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是形成品德的三维结构。我们的德育过程要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过程，就必须符合三维结构特征的要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这一德育实践的三维性正确地反映了品德形成的三维性。但在现实的德育工作中，依然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偏爱认知，片面强调品德知识的传授，忽视必要的行为引导，甚至忽视情感的激发。坐而论道，也许能培养出品德的鉴赏者，但很难培养出品德的践行者。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德育课程的教学中。二是忽视认识引导，简单规范行为。学生在没有对行为意义产生内心体验时，就不得不接受行为要求，时常产生一种被教师强迫的感觉。这很难培养出自觉的品德践行者。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班主任的教育工作中。两种倾向虽各执一端，但它们之间是能够彼此互补的，然而由于教育内容不同、组织系统不同，往往班主任不知任德育课程的老师在讲什么，德育课程教师也不知班主任在干什么，即使彼此沟通，也难以充分互补。只有克服上述现象，德育实践结构才能符合品德形成结构的要求。

第四，突出学生在德育中的主体地位

滞后性范文篇2

教师的苦心仿佛已付诸东流，这种现象动摇着教师的信心，甚至使教师放弃应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对于加强德育是很有意义的。

一、品德形成滞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过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相互作用，和谐发展，达于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稳定的统一。只要三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三系统的和谐发展，最终导致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统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品德形成过程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从三个系统考察，学生获得知识，即使是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不等于学生的思想，只有当学生用知识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时，知识才融入学生的思想，或曰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们思考问题时产生的，问题本身和主体的价值关系不是纯然单一的，正价关系和负价关系同时存在，使主体产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双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和思想相联系的情感、意志和行为也同样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稳定的思想、情意和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主体获得不同体验，通过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比较和对认知与行为的调节，逐步走向集中和稳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别的什么，信念就是坚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稳定性，和信念相联系的情意和行为同样具有稳定性和集中性，这样主体的主观特征和自身的行为系统稳定地统一起来，主体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决定了品德的形成落后于知识的掌握，使品德形成具有滞后性。这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内部原因，即根本原因。

2．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对同一对象往往产生彼此不同的评价，甚至很难发现两个个体的价值观念是完全相同的，这是现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当然，只要社会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也就必然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对于这个群体的存在与发展，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因而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国际交往，经济上彼此渗入，产生了诸多“接轨”现象，不同的价值观产生激烈碰撞，使重视传统的国家努力昂扬民族精神。然而价值观念多元化业已成为现实。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于学生品德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使学生本来就分散、不稳定的思想，更加难以集中、稳定而形成信念。这是产生品德形成滞后性的外部原因。忽视或过分强调这个方面的原因，都会贻误德育工作。

3．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

任何品德的形成，都要经过实践炉火的冶炼，然而在我们的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因为教学是以知识为认识客体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通过学习知识来推动学生的发展。学生在教学中的认识过程是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教师主导作用下，通过教与学的相互作用，实现学习目的。因此，教学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环境。教学环境的特殊性要求将自身和社会大环境相对脱离开来，否则，教学就无法存在。因而在我们的教学里也就必然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这样在教学中，一方面是品德认识的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是品德行为的“匮乏”，结果是坐而论道。品德是在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又是通过行为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就没有品德的形成。只有使学生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行为系统相互作用，才能和谐发展，才能达于稳定的统一。在德育工作中，要克服认知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弊端，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的原则。

如果说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一般原因，那么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则是学校德育工作中，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特殊原因。

二、合理地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1．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品德形成的“滞后期”是指从学生获得品德认识始直到品德形成的时期。从认知系统的发展来看，“滞后期”包括知识转化思想和思想转化为信念的时间之和。

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不只是为了使教育者在理性高度上承认滞后的必然性，更不是为德育工作中的“无可奈何”的心态寻找理论根据，而是把最大限度地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地、合理地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品德形成的“滞后期”的长短，是一个弹性很大的量。首先表现在不同个体形成同一品德的过程长短不同；其次还表现在同一个体形成不同品德的过程长短不同。

“滞后期”作为一个弹性过程，向我们证明了如下结论：品德形成的“滞后期”是可以缩短的；但“滞后期”本身是不能消除的。

2．努力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品德形成的“滞后期”的缩短，意味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品德水平，实现德育目标，意味着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率。但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又是有条件的。

第一，提高德育工作者的素质

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中起主导作用，德育工作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学校德育工作的效率。要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德育工作者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有献身于德育工作的热忱，有透视、研究种种德育现象和把握本质的能力，能处理好一元导向和观念多元化这一矛盾的认识准备，有勇于创造，开拓新局面的探索精神，否则，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至多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第二，克服软化德育工作的不良倾向

在升学机制的作用下，不少学校的德育工作被严重软化。“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是人们对德育软化的通俗概括。在德育严重软化的氛围中，德育机构形同虚设，德育活动也只是走过场和应付上级检查，德育工作总结也有一套应变之术，把学校方方面面的“典型事例”都作为德育工作成果的佐证。

用“累累硕果”掩盖了软化德育的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只会延长，而难以缩短。“升学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为克服软化德育的倾向带来新的契机，我们应当努力实现这一转变。

第三，把握品德的三维结构

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是形成品德的三维结构。我们的德育过程要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过程，就必须符合三维结构特征的要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这一德育实践的三维性正确地反映了品德形成的三维性。但在现实的德育工作中，依然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偏爱认知，片面强调品德知识的传授，忽视必要的行为引导，甚至忽视情感的激发。坐而论道，也许能培养出品德的鉴赏者，但很难培养出品德的践行者。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德育课程的教学中。二是忽视认识引导，简单规范行为。学生在没有对行为意义产生内心体验时，就不得不接受行为要求，时常产生一种被教师强迫的感觉。这很难培养出自觉的品德践行者。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班主任的教育工作中。两种倾向虽各执一端，但它们之间是能够彼此互补的，然而由于教育内容不同、组织系统不同，往往班主任不知任德育课程的老师在讲什么，德育课程教师也不知班主任在干什么，即使彼此沟通，也难以充分互补。只有克服上述现象，德育实践结构才能符合品德形成结构的要求。

第四，突出学生在德育中的主体地位

滞后性范文篇3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东北地区;滞后性

Abstract:Inrecentyears,totransformthegovernmentalfunctionsintoservicetypehasbeenbecomingapoliticalgoalofreformevenacommonplace,behindwhichthegovernmentsatdifferentlevelstookdifferentlocalconditionsintoaccountwithrelevantsupportgivenforeachotherComparingtheactualityoftheNortheastChinawithotherdevelopedregionsinrespecttothetransformationmentionedaboveandanalyzingtheinstitutionalcircumstances,incentivemechanismandrestrictionfactors,intheregionitwasfoundthatthetransformationintheregionlaggedbehindotherplacesTherootcausesarethereforediscussedwithsomesuggestionsgivenAsaconclusion,thelocaldistinctivenessandappropriatenessshallbeemphasizedsoastobreakthroughthebottleneckformedintransformingthegovernmentalfunctionsintoservicetype

Keywords:servicetypegovernment;NortheastChina;lagging

近年来,有关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并已成为政府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之后,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着重强调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施行更是从法律层面上强化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倾向,这都说明建立服务型政府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既定目标［1］。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创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部门、服务型机关”的热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创建发展中的地区不均衡现象。我们注意到,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较好效果和较大影响的创建活动多集中于沿海地区和部分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与之相比的是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创建服务型政府活动方面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滞后性。为什么在中央的统一决策和号召之下,东北地区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那么导致构建结果滞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由于形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本文将研究的逻辑起点放在东北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差距比较方面,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环境、激励机制、制约因素等方面探寻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滞后症结之所在。

一、东北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的现实差距比较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通过法律程序组建的服务公民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政府。从形式上看,服务型政府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从理念层面上看,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场全新的职能配置、管理方法和运行模式的革命;从行为层面上来看,无论是从行为范围、行为方式还是行为效果,都要从社会公众需要出发,以社会和公众的满意为依归。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要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转变,这就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政府角色的定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几千年以来的管制行政的政府模式。但东北地区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政府总体上还处于管制型政府阶段,仍然以行政或审批的方式支配大量的国有和非国有社会经济资源,服务理念远未真正形成;官本位、权力本位现象根深蒂固,行政方式依然以管理和控制为主,将行政管理视为行政监管、行政管制的观念普遍存在;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等,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导致服务型政府在东北地区的建设状况总体并不令人满意。

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落后于东部和沿海地区,从表面上看,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方面。但从深层次上来看,其滞后的关键在于理念的落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思想积淀深厚,计划经济影响深远,加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东北的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还存在与服务型政府发展相悖的重官轻商、安于现状、封闭保守等落后观念,政府也习惯把发展经济作为唯一的核心职能,造成政府定位模糊,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反观东部沿海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权力的收缩和人民主权意识的增强,要求政府为社会、公民和企业提供服务的呼声高涨起来,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要求政府不只是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在此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地方各级政府逐步树立起现代政府理念,克服传统行政管理的束缚和影响,在行政过程中渗透顾客至上、有限政府的相关理念,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产业导向作用,在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政府结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通过政府流程再造、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健全公共决策制度等手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机制。上海、浙江、苏州、南京、青岛等发达省市在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些地区的先进经验为东北各级政府作出了表率,提供了经验。

二、影响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的制度环境

中国大多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是循着“小范围制度变通—局部突破—全国运动式推广”的发展轨迹。小范围的制度变通使微观主体在相对成本或者偏好的变化的情况下,主动地对原有制度进行调整。当这种变通的市场利益明显的时候,变迁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得到认可。地方政府和学者就开始营造舆论,影响更高一级的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制度便开始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一旦成功地意识形态化,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时,对其他地区来说,这种变迁带有很强的被动或者说强制性色彩(谢子平,2003)。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变迁也同样遵循这样的逻辑。对于东北地区而言,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东北这样一个缺乏以市场为价值理念、以创新发展为改革思维、以公平效率为行为准则的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制度环境影响着治理结构或机制的选择［2］,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以及可供调遣的体制内资源。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各地方的制度环境具有相似性,都面临着相互竞争的特点,这种竞争不仅仅只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还涉及到政府效能、政府管理水平的竞争,在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之后,制度环境更是纳入到更高层次区域竞争的范畴,并将其与执政合法性联系起来,通过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应该说,这种政绩合法性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3］,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提高,以经济增长获取执政合法性的边际效用日益降低。具体到东北地区的制度环境,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市场化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且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他市场主体、要素市场发育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活力差,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相当大的冲击。近年来,东北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大幅度下滑,总体经济出现不景气状况,使得以往封闭的资源开发系统的弊端暴露无遗,产业雷同、重复生产和产业结构失调的现象尤为突出,一批工厂破产,大批工人下岗,农村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批煤炭、林业等资源型城市的枯竭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更加严峻,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领域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大大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分散了政府精力,促使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须全力确保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增量的扩大来消化和防范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以财富的增长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没有实质上成为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实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同时,我国各地面临的制度环境是一种行政集权下的财政分权［2］,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财政分权,采取财政包干制,从而形成中国式的市场维护的联邦主义［4］。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仅仅解决了税权的划分,而对事权的划分仅限于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划分并没有明确,由此形成的省级以下的财政体制与分税制的设计初衷相差巨大。在收入划分上,从自身便利性出发,各级政府都是“层层抓大”,将大税种抓在自己手中,以至于下级政府最终面临财权日益上收、事权却不断下压的尴尬局面。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市场新角度进行分析,中国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一对矛盾,必然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只能采用经济指标考核下的政治晋升制度。由此,政治竞争引发了强烈的地方扩张冲动,各地方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不同于经济市场竞争,这是一种零和博弈。另从公共选择理论可知,政府官员同企业竞争者一样,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扩张个人控制权。综合起来地方政府官员有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就是向上晋升,即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获得个人控制权;第二条途径是向下深入,也就是运用行政权力更多地干预企业等微观经济社会主体和公民的日常生活;第三条途径就是横向扩张,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资源和经济社会规模的迅速增长。在东北具体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超大的特点以及国有产权实际归属利益人不明的属性,使得东北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更加方便于在所辖国有企业运用行政权力实现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服务型政府的实施可能反而会压缩政府及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损害部门利益。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加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同时,其行政权力还依旧习惯性地停留在一些不该停留的微观市场领域,甚至“武断”地发挥着影响,制约着政府职能内容、实现方式、职能划分与机构设置方面的重新定位,阻碍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三、导致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滞后的激励机制

为什么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没有取得预想中那么明显的成效呢?这需要研究东北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总体来说,地方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科层制官僚体系,金字塔的结构决定了各位官员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利益的,在这些官员中,最关键的是这些对政府行为有着决定影响的拥有决策权的一把手［5］,假设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在职业生涯中进一步升迁,或避免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的工资、地位、成就感以及其他待遇都是与其职位直接相关的［6］,在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政绩已经非常细致地纳入干部考核与晋升中。同时,现行的干部晋升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淘汰制”,官员自上而下地逐级晋升,一旦在某一个级别没有得到提升,就失去向更高级别晋升的机会。这种晋升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参加竞争的官员之间的优者取胜的相对标准来提拔官员;二是这种淘汰制还对年龄进行了限制,即某一类干部只能在某一年龄以下进行提拔。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干部在某一职位滞留过久而导致年龄超过了某一规定年限,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在某一职位停滞［6］。在这种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诱使地方政府官员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尤其是短期政绩。同时,在淘汰制加年龄限制的晋升制度下,官员也只能关注短期的政绩,即“站台式的阶段目标”,随着近年来干部流动的加快,官员在一个职位上任职的时间也进一步缩短,更加剧了官员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倾向。

在市场化程度低的东北地区,一方面,政府官员容易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惯性,将精力放在抓经济方面,期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从“市场失灵”理论中获取支持,使得东北各级政府更加向往垄断社会资源,并试图延续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来自“东亚模式”的现实依据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取得经济的显性发展,达成跨越式巨变,实现站台式的阶段目标,官员也才能在政治竞争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至于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造成的延缓市场主体的成熟、冲击市场交易关系、恶化市场发育的宏观环境等一系列后果,导致后发地区竞争力减弱,与领先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的长期不利潜在因素,由于出现的时间滞后性,并不能对官员的晋升产生实质影响。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创建服务型政府,由于受体制、文化、传统诸多因素的限制,属于一种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初见成效的时间跨度非常大,难以“立竿见影”和短期奏效,其绩效也难以测量。另外,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一制度变迁已经在全国属于没有多大创新意义的项目,在此方面即使取得成绩,对地方官员的晋升的作用也不比其他项目来得直接。对于东北地区而言,由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收益小而成本大,属于一种“投入大,产出低”的低效益项目,政府及其官员出于自身的考虑把精力放在“效益”更高的方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其次,由于东北地区作为后发地区,经济建设方面容易出政绩,在现有的干部激励机制下,官员之间会在政绩上进行竞争,这样就产生了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如果别的官员都把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那么他的最佳选择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淘汰。

最后,由于我国行政机关采用的科层组织的正规性和层级制,在地方官员中,晋升机会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员构成了公务员的主体,因此地方官员追求的扩充个人控制权的途径只好放在了向下深入和横向扩张上;由于东北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特性,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然充当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这就决定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拥有控制大量国有企业的权力。再加上我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地方资源的产权性质与公共选择制度约束失效,使得东北地区更有官员自我向下扩张控制权的便利和条件,以至于相当部分行政官员持有“没有必要对民众负责,即使为民着想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错误思想。驱动政府作为的激励不足,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东北政府内部缺乏必要的内源动力。

四、造成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滞后的制约因素

尽管由于特殊的体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东北地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但东北地区在此方面的整体性滞后,说明在制度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1社会约束

目前,虽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传已在全社会轰轰烈烈地展开,文件、通知也在各级政府层面上传达,但由于东北地区是计划经济及其观念影响最深的地区,形成以官本位和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行政文化,政府管理规章因人而异,对一些三资企业不能一视同仁,在税收征收、许可条件、收费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动辄就进行地区封锁,借评比、展销等活动上门拉赞助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发展经济和治理软环境为由规定执法禁区,对本地各类开发区和部分企业实行所谓的挂牌保护、封闭式管理的做法时有发生。在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东北地区政府追求部门利益的举动还十分突出,表现为某些政府部门或行业单位,依然凭借其行政特权(劳动用工人事权、资金审批权、技术改造审批权、产品价格审定权等),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收费,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吃拿卡要,为本部门、本单位人员的消费谋取经济收入。在政府内部,相当部分的工作人员对于“什么是服务型政府,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还存在疑问,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还比较茫然;对服务型政府宣传面也过窄,目前尚处在政府机关热、公民冷的状态。东北地区至今尚未形成“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宣传氛围,许多公民对公共服务型政府没有印象,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标准就更不清楚了。笔者在吉林、黑龙江、辽宁的部分省直单位调研发现,一些政府机关的领导、公务人员也说不清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内容,可见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影响有限。东北地区建设服务型政府本身没有让群众直接感到有多大变化,不能形成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再加上区域内跨国公司和外商比重很小,政府很少受国际规则的约束,社会、公民、企业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的呼声还不及沿海高涨,社会约束力不强。

2财力约束

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公共财政为基础。一方面,我国当前的财政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政府的政权组织和资产所有者两重身份在分配上尚未分开,这就使得我国财政公共服务性质的非生产性活动,时常以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等形式与统一的政府分配活动混淆在一起,因此,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各个省份的差别非常大。对于经济欠发达、民资不充裕、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大的东北地区,将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加以分离时,所遇阻力和压力非常大,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另一方面,东北经济相对落后,以吉林省和苏州市相比较为例:苏州市2003年GDP就达到了2800亿元,吉林省2004年才达到295821亿元;苏州590万人口,吉林省则有27085万人口;苏州2005年人均GDP6000美元,吉林省2005年人均GDP123171美元;苏州各级政府可支配资金210亿元,吉林省170亿元。可见两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很大。因此东北各级政府在社会服务的核心职能投入上,无论是对公共科技的投入,或是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还是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都未及时到位,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都遭遇到财力约束。

3责任追究缺位

东北地区一些部门权力和责任不相称,行政随意性大,加上程序法制建设不够完善、监督不力,致使东北地区政府公务活动中越权、侵权和不负责的现象时有发生。然而责任机制必须以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为前提,在现有的政府绩效评估的体系中,存在一种单纯“以GDP论英雄”的绩效评估取向,东北地区各级政府总体上还未从根本上突破中国管制行政几千年的传统,也未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角色和政府官员的角色。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时有把其简单化的倾向,也有什么都往服务型政府上靠的倾向,东北地区现有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中,并没有强化服务型政府的指标及其权重,造成有些政府机关领导把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当成权宜之计,缺乏对这项工作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存在责任追究缺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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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ontinolaG,YingYQ,WeingastBFederalism,Chinesestyle:thepoliticalbasisforeconomicsuccessinChina［J］WorldPolitics,1995,48:50－81

滞后性范文篇4

简而言之，教育的保守性即是教育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以及对人的本源的保持。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简称IT），指在信息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扩展人类信息功能的技术。一般说，信息技术是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为主要手段实现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和利用等功能的技术总和。其中，应用在教育领域中的信息技术主要包括电子音像技术、卫星电视广播技术、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通信技术、仿真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如果将这些技术很好地应用于教育中，必能促进教育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教育理念的保守性，信息技术并没有在教育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观之，它在教育中的应用明显存在滞后性。

二、保守理念使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滞后

受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应试教育理念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民的大脑中。实际上，应试教育的价值观与我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古代的功名教育，现代的精英教育。它培养的是通过教师反复讲授和高强度的题海战术，强记现成知识的学生，这样的学生缺乏自主学习、实践与思维能力。教学方式因遵循应试教育思想，也必然违背学生获取知识的科学规律，学生情感目标、技能目标的实现更无从谈起。为了考试录取率，教师往往弃先进的教学设备而不用，依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板书。许多学校投入大量资金购置的先进的多媒体设备仅仅是上级检查时的道具、总结汇报中的政绩，计算机辅助教学也只是偶尔出现在公开课上，当做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谈资而已。即便是有些教师认识到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优势，受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信息技术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也非常简单，无非是将黑板替换成屏幕，粉笔替换成鼠标键盘，板书替换成课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教学手段，丰富了教学信息量，信息技术作用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当然，除了上述大背景下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教师自身落后的理念也阻碍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在一些学校推广教育技术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以前师范院校毕业的教师没有受过系统专业的教育技术课程的培训，对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认识不够，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时候，又与积累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传统的教学方式有违，教师从原先的得心应手到现在信息技术面前的弱者，难免会对信息技术学习产生畏难情绪，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不高。也正因为这种畏难情绪的存在，相当一部分教师担心在学生面前显露弱势，失去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性以及对班级的控制力，更加令教师们远离信息技术。在教育技术的现实可行性上，一部分教师认为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方法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过程、教育手段、教育装备上有区别，并且对于教育技术对教育产生怎样的变革心存疑虑，具有不确定性，何况当前应试任务又如此之重，怕影响教学质量，得不偿失。同时，教育主管部门的推动力不强，学校内部条件不足，多数教师观念未转变，普遍存在观望心理，也造成了目前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滞后。当然，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存在滞后性，虽是事实，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味求新、求快，追前沿，将最新的技术应用到教育中去这就是好的。我们期望达到教育与技术浑然天成的一种境界，而不是教育中硬性加入技术的尴尬。目前，很多教师在应用新技术于教育时存在误区，总觉得视觉观感上要美轮美奂，吸引观众的眼球，能用的教学媒介尽量用上，并认为技术含量越高越好，课堂越活跃越好，而对教学效果却考虑得越来越少。长此以往，教师自身也会慢慢觉得，教育技术是比以前先进了，但教学效果却不明显，逐渐地对教育技术失去了热情，陷入“技术帮不上教师，教师不爱技术”的恶性循环之中。另外，教育技术的初接触者一般总会被信息技术所呈现的丰富教学形式、强大的技术功能所吸引，认为学习最新技术就是学习信息技术。但在实际学习中慢慢发现，你学习的速度永远也跟不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速度，最后渐渐地丧失了学习兴趣。最后，教师出于功利性的目的，将本是人性化的教育活动演变为学生与机器的“人机互动”，从而尽可能地控制教学过程，监控学生的学习行为，违背了教育的本意。这种功利性使得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大大滞后。

三、教学模式的传统性使其发展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原先的教师、学生、教室、讲台、课桌、书构成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教学的典型模式就是传授式，其结构是“讲—听—读—记—练”，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学、中小学以班级授课制为教学形式的教学模式依然没有大的变化。其特点是教师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机械地接受知识，书中文字与教师的讲解几乎完全一致，学生对答与书本或教师的讲解一致，学生是靠机械的重复进行学习。这种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片面强调灌输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压抑和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显然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虽然近代有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教学形式，如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的贝尔•兰开斯特制（也称“导生制”）；19世纪末杜威的设计教学法；1920年美国的H-柏克赫斯特在马萨诸塞州的道尔顿中学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人们通常称之为道尔顿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程序教学和机器教学。但是，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因素的制约，并没有改变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教学形式的教学模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它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展示了教育的强大功能。不仅为教学模式的新变革提供了物质、技术的可能，也为建立起更加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教学体系提供了想象到现实的可行途径。目前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有多媒体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教学、虚拟现实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能够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网络课程能够让学生实现选择性学习，内容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库能够实现人们对知识的无限挖掘。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学生不仅仅听到或看到各种信息，而且可以进入到学习内容中去；地理课将身临其境地感受世界风土人情；历史课将走入时间隧道，重温历史事件；实验课将真实再现遗传变异、原子裂变……总之，教学中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割裂，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脱节的情况，随着虚拟技术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的推广运用一去不复返。虽然这些信息技术已经在教学中展示了其优越的一面，但是大多数学校还在沿用传统教学模式开展教学，传统教学模式依然是当今的主流。它阻碍了先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大展神威，或降低其功效，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在现实中缺乏阳光和雨露，难以成长。没有系统理论的指引，没有实践的指导，一些新技术迟迟得不到用武之地，教育中的技术应用明显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四、教育管理体制的僵化阻碍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推广

一是从国家行政层面来说，教育行政部门交叉、职能重叠。国家设有教育部，下设基础教育司分管学生的学习、教材内容等，对教育技术资源施加影响，师范司(负责教师这一部分)也可以施加一定的影响。教育部下属又有中央电教馆，主管教育技术资源的开发和推广工作。同时又专门成立了以课程改革为主要任务的课程中心，这些分管教育的部门，或多或少地决定了教育软件资源的推广应用。二是我国教育技术软硬件的开发基本上是国家意识的体现，开发什么样的资源，如何开发，都是国家教育部统一计划决定的，各级学校只能服从安排。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开发教育技术资源的公司或个人如果申请不到国家项目，公司的生存都无法保证，更无从谈及良性发展。再者说，国家指令性开发教育技术资源虽然在内容上满足了教学要求，多样性、丰富性上可能就受到一定的影响。只有放手让市场参与教育技术资源的开发，用市场无形的手调节，才能出品一批优质教育技术资源。三是从学校层面来说，是否鼓励教师应用新技术，是否能使教师为开发教育技术资源所付出的辛劳得到回报，都是影响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的一些因素。我们对新事物的尝试、接受和推广，都应该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而且需要出台降低风险的政策，为其额外的付出提供保障和支持，那么教师才会放心地自我开发、自觉使用教育技术资源。Gunawardena(1992)指出，“我在远程教学时最大的挫折就是在远程课程计划和教学中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得到认可……远程教学必须对教师在任期和晋职方面予以回报，以鼓励教师进行远程教学并利用新技术和新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实验。还应该采取调整教师的授课量、提供研究助手或者给予物质奖励等其他激励措施来鼓励教师。”

五、结束语

滞后性范文篇5

关键词：环保型上市公司；滞后性；研发投入；经营绩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规模和总量在不断扩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之伴随的是环境问题日趋尖锐。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呈现整治速度远赶不上毁坏速度的场面。生态环境指标的恶化已经十分明显地影响着当前经济指标和预期经济趋向。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意味着必须要推进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资产化，使生态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坚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步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加环保产业研发投入。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技术的提高能够促使产业结构的完善与升级，而研发投入又是可以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要素。因此，有效合理的研发投入也变为企业竞争的关键。本文在对研发投入与环保型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也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需要多久才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发生作用，进行了论证。以环保型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样本选取的是沪市板块中的环保型企业37家。通过查阅这些公司2014～2017年的财务报表，搜集一系列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演绎、处置和剖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发投入滞后性的多元线性回归、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等研究方法。结合样本企业的经营现状、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推力，深入调查，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今天，在已有的研究结论基础上，做出突破性研究，填补相关理论的不足之处。

二、文献回顾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整理发现，相较国内学者来说，国外学者较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Sougiannis（1994）将研发支出作为自变量，继而将市场价值作为因变量。研究结果显示：每增加1%的研发支出，则将引起市场价值增加5%，且该影响是具有明显滞后性的。以Narin为代表的学者（1999）探究了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研发投入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呈现明显的促进作用。Jeffer-son等人（2008）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明显促进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国内学者梁莱歆和张焕凤（2005）以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索研发投入和经营绩效的关系得出了研发收益具有明显滞后性的结论。王烨等人（2009）把R＆D人员与资金投入作为指标来衡量研发投入，以及选取EPS和ROE等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经分析实证表明：研发投入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郭丹丹、冯国忠（2015）采用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研究，经各方比较发现研发人员、政府资助占比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比较强烈的影响。上述文献表明，大多数的国外学者以企业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实证，而大多数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通过分行业从而进行研究。企业在研发投入与综合绩效关系的衡量指标选取方面，许多公司选择了没能全面地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的盈利能力作为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而且发现研发投入的收益具有些许滞后效应。为进一步实证研究，本文拟以我国沪市37家环保型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选取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这三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以获得企业综合绩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假设、分析检验

（一）变量定义及指标选取1、选取自变量。本文选取研发费用绝对值作为自变量。研发费用包括企业在研发产品时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费、生产设备的折旧费、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研究人员的奖金福利、研发成果和知识产权申请费等。2、选取因变量。本文用资产负债比率衡量偿债能力、净利润率衡量盈利能力、存货周转率衡量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体现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参考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文献，研究小组决定采取资产负债比率指标。企业最终目的是盈利，所以进行研发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旧产品或开发新产品来占领市场，增加营业收入，所以本文选取净利润率指标。在企业的经营运行中，企业想快速获利就得加快资产流动性、提高偿债能力。要想提高企业的变现能力就要加快存货周转率。所以，本文选用存货周转率来衡量企业运营能力。以上各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巨潮资讯网和国泰安数据库中37家上市公司2014～2017年度财务报表。（二）选取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样本是沪市板块中的40多家环保型上市公司。但要排除以下情况：1、ST企业：因为在一两年内财务状况出现异常具有退市风险的企业，会影响样本的有效性。2、数据残缺的企业：因为缺乏数据的支持，无法得出有效结论。经过筛选，最终得到沪市环保型上市公司的有效样本数为37家。研究小组通过巨潮资讯网、国泰安数据库查阅这37家上市公司2014～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运用EXCEL软件整理，EVIEWS6.0软件处理企业研发费用、净利润率、存货周转率等数据，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三）研究假设1、研发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企业通过注入研发资金进行研发活动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以下提出几点假设：假设一：研发投入与偿债能力正向相关H1：研发投入与资产负债比率正向相关假设二：研发投入与盈利能力正向相关H2：研发投入与净利润率正向相关假设三：研发投入与运营能力正向相关H3：研发投入与存货周转率正向相关2、研发投入的滞后性影响。企业获取经济效益要经过诞生新想法到实际生产再到市场售卖的一系列步骤，具有时间长、见效慢的特点。梁莱歆和张焕凤研究表明滞后期之后，我国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盈利显著相关。王君彩、王淑芳对电子信息行业的研究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有滞后性影响。故本文提出滞后性假设：H4：研发投入对财务绩效具有滞后性影响（四）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是关于回归模型中响应变量与回归变量间函数关系的假设是否显著的检验。显著性水平在统计检验为0.005时，即P值＜0.5%时，通过检验；反之，假设不成立。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统计分析样本数据。37个样本的2014年的研发投入绝对数额如表1所示，2014年37家企业的研发投入额最大值为2，399，654，125元，均值为166，392，563.31元，中值为33，649，782.35元，最小值为0元，合计6，156，524，842.65元。从表1可看出企业研发投入支出费用最多和最少的公司之间相差不大，多数公司能达到研发投入的平均水平。（表1）（二）研发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实证分析。本文使用统计软件EVIEWS6.0检验研发投入绝对数额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滞后性和确定滞后期两个层面来探讨研发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以37家公司2014年的研发投入绝对额作为自变量，以财务指标：资产负债比率、净利润率、存货周转率为因变量，分别做2014年当期、滞后3年即2015～2017年的回归分析，来检验企业研发投入对其财务指标的滞后性影响。得到的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表2）由表2可知，以X表示2014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绝对值，Y2表示2015年企业整体的经营绩效水平，得到P值为0.8365，Y3表示2016年企业整体的经营绩效水平，得到P值为0.4682，两者均在0.5%显著水平以上，没有通过0.5%的显著水平检验，表明2014年企业研发投入值与2015年和2016年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Y4表示2017年企业整体的经营绩效水平，得到P值为0.0034，在0.5%显著水平以下，通过0.5%的显著水平检验，表明2014年企业研发投入值与2017年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研发投入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滞后性影响，经过滞后期，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正相关。

五、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滞后性范文篇6

教师的苦心仿佛已付诸东流，这种现象动摇着教师的信心，甚至使教师放弃应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对于加强德育是很有意义的。

一、品德形成滞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过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相互作用，和谐发展，达于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稳定的统一。只要三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三系统的和谐发展，最终导致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统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品德形成过程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从三个系统考察，学生获得知识，即使是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不等于学生的思想，只有当学生用知识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时，知识才融入学生的思想，或曰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们思考问题时产生的，问题本身和主体的价值关系不是纯然单一的，正价关系和负价关系同时存在，使主体产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双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和思想相联系的情感、意志和行为也同样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稳定的思想、情意和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主体获得不同体验，通过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比较和对认知与行为的调节，逐步走向集中和稳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别的什么，信念就是坚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稳定性，和信念相联系的情意和行为同样具有稳定性和集中性，这样主体的主观特征和自身的行为系统稳定地统一起来，主体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决定了品德的形成落后于知识的掌握，使品德形成具有滞后性。这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内部原因，即根本原因。

2．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对同一对象往往产生彼此不同的评价，甚至很难发现两个个体的价值观念是完全相同的，这是现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当然，只要社会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也就必然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对于这个群体的存在与发展，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因而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国际交往，经济上彼此渗入，产生了诸多“接轨”现象，不同的价值观产生激烈碰撞，使重视传统的国家努力昂扬民族精神。然而价值观念多元化业已成为现实。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于学生品德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使学生本来就分散、不稳定的思想，更加难以集中、稳定而形成信念。这是产生品德形成滞后性的外部原因。忽视或过分强调这个方面的原因，都会贻误德育工作。

3．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

任何品德的形成，都要经过实践炉火的冶炼，然而在我们的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因为教学是以知识为认识客体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通过学习知识来推动学生的发展。学生在教学中的认识过程是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教师主导作用下，通过教与学的相互作用，实现学习目的。因此，教学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环境。教学环境的特殊性要求将自身和社会大环境相对脱离开来，否则，教学就无法存在。因而在我们的教学里也就必然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这样在教学中，一方面是品德认识的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是品德行为的“匮乏”，结果是坐而论道。品德是在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又是通过行为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就没有品德的形成。只有使学生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行为系统相互作用，才能和谐发展，才能达于稳定的统一。在德育工作中，要克服认知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弊端，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的原则。

如果说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一般原因，那么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则是学校德育工作中，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特殊原因。

二、合理地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1．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品德形成的“滞后期”是指从学生获得品德认识始直到品德形成的时期。从认知系统的发展来看，“滞后期”包括知识转化思想和思想转化为信念的时间之和。

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不只是为了使教育者在理性高度上承认滞后的必然性，更不是为德育工作中的“无可奈何”的心态寻找理论根据，而是把最大限度地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地、合理地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品德形成的“滞后期”的长短，是一个弹性很大的量。首先表现在不同个体形成同一品德的过程长短不同；其次还表现在同一个体形成不同品德的过程长短不同。

“滞后期”作为一个弹性过程，向我们证明了如下结论：品德形成的“滞后期”是可以缩短的；但“滞后期”本身是不能消除的。

2．努力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品德形成的“滞后期”的缩短，意味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品德水平，实现德育目标，意味着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率。但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又是有条件的。

第一，提高德育工作者的素质

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中起主导作用，德育工作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学校德育工作的效率。要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德育工作者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有献身于德育工作的热忱，有透视、研究种种德育现象和把握本质的能力，能处理好一元导向和观念多元化这一矛盾的认识准备，有勇于创造，开拓新局面的探索精神，否则，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至多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第二，克服软化德育工作的不良倾向

在升学机制的作用下，不少学校的德育工作被严重软化。“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是人们对德育软化的通俗概括。在德育严重软化的氛围中，德育机构形同虚设，德育活动也只是走过场和应付上级检查，德育工作总结也有一套应变之术，把学校方方面面的“典型事例”都作为德育工作成果的佐证。

用“累累硕果”掩盖了软化德育的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只会延长，而难以缩短。“升学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为克服软化德育的倾向带来新的契机，我们应当努力实现这一转变。

第三，把握品德的三维结构

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是形成品德的三维结构。我们的德育过程要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过程，就必须符合三维结构特征的要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这一德育实践的三维性正确地反映了品德形成的三维性。但在现实的德育工作中，依然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偏爱认知，片面强调品德知识的传授，忽视必要的行为引导，甚至忽视情感的激发。坐而论道，也许能培养出品德的鉴赏者，但很难培养出品德的践行者。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德育课程的教学中。二是忽视认识引导，简单规范行为。学生在没有对行为意义产生内心体验时，就不得不接受行为要求，时常产生一种被教师强迫的感觉。这很难培养出自觉的品德践行者。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班主任的教育工作中。两种倾向虽各执一端，但它们之间是能够彼此互补的，然而由于教育内容不同、组织系统不同，往往班主任不知任德育课程的老师在讲什么，德育课程教师也不知班主任在干什么，即使彼此沟通，也难以充分互补。只有克服上述现象，德育实践结构才能符合品德形成结构的要求。

第四，突出学生在德育中的主体地位

滞后性范文篇7

，通过对西部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广泛的考察采访后，对如何做好西部大开发的新闻报道引发了较深层次的思考。

笔者认为，针对西部地区的封闭性、落后性、民族性等特点，必须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加强西部地区的改革成就性报道与现实滞后性报道。使西部地区人民既能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西部大开

发的希望，又能正视所存在的艰难性问题，从而鼓舞信心、正视现实，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胜利实施。

加强改革的成就性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不断取得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新闻宣传媒体，必须加大力度宣传这些成果，坚定人们对西部大开发的信心。

加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宣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将有一大批重点工程上马。对这些大型工程进行充分报道，展示党中央国务院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和决心，鼓舞人们的志气。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报道。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大多数自治州、县和民族乡都在西部。宣传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先进个人，应该成为西部新闻媒体乃至中央

新闻单位需要加强的一项工作。

加大先进典型人物、事件的宣传。先进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往往集中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同时，也会起到强大的宣传效应。西部地区要不断加大对先进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报道，以树

立榜样，扬本地两个文明建设之名。

加大本地优势特点的宣传。西部地区往往有着丰富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及独特的民族文化等特点。加强这方面报道，也会提高本地知名度，鼓舞当地人民。

注重现实的滞后性报道

在对西部地区改革的成就性报道的同时，还需注意另一面：即注重对现实的滞后性报道，以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西部存在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

打破封闭性。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西部地区交通、信息、观念等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宣传报道必须正视这种封闭，打破这种封闭，积极宣传外界先进的东西，介绍先进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对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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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性社会心理和墨守陈规、安于现状的状况作剖析、比较，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的思想解放。

加强扶贫。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较集中，加上这些地区的自然灾害严重，自然条件恶劣，因此，关注贫困人口、加强扶贫报道就成为西部大开发新闻宣传的一个重点。

革除陋习。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人们虽然有着各自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但也有着一些不良的生活陋习。我们在新闻宣传时，还应该既尊重民族风俗，同时又要对不良的生活陋习加以积极引导，注

重科学宣传，促进西部地区精神文明建设。

为了加强改革成就性报道并注重现实滞后性报道，还必须加大新闻宣传的内在力度和创造外部环境。

一、加大内在力度。这是指新闻单位的内在力度加大，既要提高认识，又要着力实践。

宣传的时效性和长效性。西部地区新闻单位自己必须对一个时期的成就性报道和滞后性报道，做到有选择、有重点，一个阶段要宣传什么，破除什么，要有计划地报道，要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将其

作为一项长期性宣传报道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西部地区文明的发展。

宣传的策划性和常态性。对西部地区宣传报道也需注重一个战役策划，不能东一榔头西一锤，使报道没有力度。

宣传的立体性和跨越性。必须加强多种新闻宣传媒体的合作，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协同作战，造成声势，产生影响，有必要还应与有关省、市、地的新闻媒体共同协作，跨地域报道，构成一

个宽广式的、立体式的宣传环境，共同对当地的成就进行报道，对滞后现象进行督促改进，以催人奋进和促人猛醒。

二、改变宣传外部环境。

加强西部宣传，需多方面努力改变宣传的外部环境。

新闻设奖和经济政策上的扶持。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新闻奖励和经济政策等多方面都应有所倾斜和扶持。此外，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新闻机构广告创收少，政府“断

奶”后生存艰难，在经济政策上也应给予扶持，以改变西部地区新闻单位硬件落后的状况。

自己宣传与外部宣传相结合。加大西部地区宣传力度，除了西部地区宣传新闻媒体树立全国意识，积极向外界宣传本地外，还要借助于中央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宣传和新闻机构的帮助。

滞后性范文篇8

一、品德形成滞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过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相互作用，和谐发展，达于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稳定的统一。只要三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三系统的和谐发展，最终导致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统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品德形成过程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从三个系统考察，学生获得知识，即使是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不等于学生的思想，只有当学生用知识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时，知识才融入学生的思想，或曰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们思考问题时产生的，问题本身和主体的价值关系不是纯然单一的，正价关系和负价关系同时存在，使主体产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双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和思想相联系的情感、意志和行为也同样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稳定的思想、情意和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主体获得不同体验，通过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比较和对认知与行为的调节，逐步走向集中和稳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别的什么，信念就是坚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稳定性，和信念相联系的情意和行为同样具有稳定性和集中性，这样主体的主观特征和自身的行为系统稳定地统一起来，主体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决定了品德的形成落后于知识的掌握，使品德形成具有滞后性。这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内部原因，即根本原因。

2．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对同一对象往往产生彼此不同的评价，甚至很难发现两个个体的价值观念是完全相同的，这是现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当然，只要社会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也就必然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对于这个群体的存在与发展，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因而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国际交往，经济上彼此渗入，产生了诸多“接轨”现象，不同的价值观产生激烈碰撞，使重视传统的国家努力昂扬民族精神。然而价值观念多元化业已成为现实。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于学生品德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使学生本来就分散、不稳定的思想，更加难以集中、稳定而形成信念。这是产生品德形成滞后性的外部原因。忽视或过分强调这个方面的原因，都会贻误德育工作。

3．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

任何品德的形成，都要经过实践炉火的冶炼，然而在我们的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因为教学是以知识为认识客体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通过学习知识来推动学生的发展。学生在教学中的认识过程是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教师主导作用下，通过教与学的相互作用，实现学习目的。因此，教学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环境。教学环境的特殊性要求将自身和社会大环境相对脱离开来，否则，教学就无法存在。因而在我们的教学里也就必然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这样在教学中，一方面是品德认识的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是品德行为的“匮乏”，结果是坐而论道。品德是在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又是通过行为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就没有品德的形成。只有使学生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行为系统相互作用，才能和谐发展，才能达于稳定的统一。在德育工作中，要克服认知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弊端，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的原则。

如果说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一般原因，那么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则是学校德育工作中，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特殊原因。

二、合理地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1．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品德形成的“滞后期”是指从学生获得品德认识始直到品德形成的时期。从认知系统的发展来看，“滞后期”包括知识转化思想和思想转化为信念的时间之和。

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不只是为了使教育者在理性高度上承认滞后的必然性，更不是为德育工作中的“无可奈何”的心态寻找理论根据，而是把最大限度地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地、合理地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品德形成的“滞后期”的长短，是一个弹性很大的量。首先表现在不同个体形成同一品德的过程长短不同；其次还表现在同一个体形成不同品德的过程长短不同。“滞后期”作为一个弹性过程，向我们证明了如下结论：品德形成的“滞后期”是可以缩短的；但“滞后期”本身是不能消除的。

2．努力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品德形成的“滞后期”的缩短，意味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品德水平，实现德育目标，意味着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率。但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又是有条件的。

第一，提高德育工作者的素质

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中起主导作用，德育工作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学校德育工作的效率。要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德育工作者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有献身于德育工作的热忱，有透视、研究种种德育现象和把握本质的能力，能处理好一元导向和观念多元化这一矛盾的认识准备，有勇于创造，开拓新局面的探索精神，否则，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至多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第二，克服软化德育工作的不良倾向

在升学机制的作用下，不少学校的德育工作被严重软化。“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是人们对德育软化的通俗概括。在德育严重软化的氛围中，德育机构形同虚设，德育活动也只是走过场和应付上级检查，德育工作总结也有一套应变之术，把学校方方面面的“典型事例”都作为德育工作成果的佐证。用“累累硕果”掩盖了软化德育的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只会延长，而难以缩短。“升学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为克服软化德育的倾向带来新的契机，我们应当努力实现这一转变。

第三，把握品德的三维结构

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是形成品德的三维结构。我们的德育过程要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过程，就必须符合三维结构特征的要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这一德育实践的三维性正确地反映了品德形成的三维性。但在现实的德育工作中，依然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偏爱认知，片面强调品德知识的传授，忽视必要的行为引导，甚至忽视情感的激发。坐而论道，也许能培养出品德的鉴赏者，但很难培养出品德的践行者。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德育课程的教学中。二是忽视认识引导，简单规范行为。学生在没有对行为意义产生内心体验时，就不得不接受行为要求，时常产生一种被教师强迫的感觉。这很难培养出自觉的品德践行者。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班主任的教育工作中。两种倾向虽各执一端，但它们之间是能够彼此互补的，然而由于教育内容不同、组织系统不同，往往班主任不知任德育课程的老师在讲什么，德育课程教师也不知班主任在干什么，即使彼此沟通，也难以充分互补。只有克服上述现象，德育实践结构才能符合品德形成结构的要求。公务员之家

第四，突出学生在德育中的主体地位

滞后性范文篇9

这些"滞后性"因素导致高校学生培养、行政管理、教学科研等对应部门无法顺畅地执行相应功能，更不能很好地实现最优化协同。

近年来，以复旦大学为前瞻的上海市部分高校大力试行大类招生制度，2011年起上海大学也将实行重大改革：高考后按大类招生，学生进校时无"专业身份"，入读一年后才确定专业志愿，学校则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统一调控，这一引入"市场机制"的招生培养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高校招生培养体制的"滞后性"，吹响了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号角，高校教育逐步实现向"嵌入式"教育的过渡。

"嵌入式"这一新的现代名词源于一种执行独立功能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其核心是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因为有限的存储空间及市场需求产生的软硬件协同的codesign设计方法，随着IT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所有带数字接口的设备都涉入其中，包括电子芯片、器件、存储器中的软件等，软件代码紧凑化。（《嵌入式应用与开发》吴延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高校教育时间上的有限性与空间上的局域性要求高校教育在坚持毕业生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的就业体制基本策略下，强调"软硬件协同"进行改革，进入"嵌入式"教育的时代，这一教育时代的特点就是以经济建设社会需求为导向，平衡高校硬件管理体制与软件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使其既相对执行独立功能又达到相互协同，从而实现高校教育系统的最优化。

高校实行大类招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学校"经济杠杆"与"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进行"嵌入式"教育，大类招生既体现了专业的市场化，又满足了学生的专业需求，实现招生体制的最优化。学生不受专业局限的视野，第一年全部接受通识教育，充分了解各专业特点，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学校则根据专业水平、师资力量等测算出各院系可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招生人数极限，当申请某专业的学生人数高于这一极限时，进行择优录取。当申请某专业的学生人数低于极限人数即全部录取，若选择人数过低，该专业甚至可能面临淘汰。对一些较为冷门需加"保护"的基础学科，学校则启动"经济杠杆"，通过全额奖学金等方式鼓励更多优秀学生入读。

在招生体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高校学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一触即发。在社会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强调利己主义和主体意识；受西方文化与道德观念影响，心理生理仍处于发展期的大学生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冲击和偏激价值观的同化。在新形势下德育工作必须具备人本性与开放性两大特点，对传统培养模式的"滞后性"进行改革和创新。大学生个性的发展包括能力、气质与性格三个主要方面，"嵌入式"教育模式改革就是要结合时代特征，以人为本，从指导思想、方法、结构等方面进行改革。首先，从教育的指导思想上，要推行以学生为本，废止传统的家长式和保姆式；从教育方法上，要推行因材施教，形式多样化教育，废止传统的居高临下式的说教；从教育方法的结构上，从说理传授为主指导学生逐渐形成学生的自我概念、自我评价与自我监督管理，从而指导学生进行职业人生规划。

高校"嵌入式"的管理体制主要强调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结合，最优化处理行政管理效率化目标与学术管理学术性传统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虽然目前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考虑了市场经济影响的因素，领导体制、投资体制等均呈多元化趋势，高校实现企业化管理，健全大学董事会、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但是高校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主要体现为强化官本位意识、忽略学术主体作用，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界限模糊、分工不清、相互阻碍。大类招生改革环境下逐渐放开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实现两者协调嵌入的前提，是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探索，"嵌入式"管理体制就是要在充分协调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基础上，建立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运作模式。

"学科是按学问性质划分的知识领域，是高校及专业性质分类的基本标准之一"，学科设置与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的重要联络点，在高校教学实践中，许多专业老师都意识到课程设置、专业参考书等学科设置方面与当今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滞后性，毕业生曾出现"零饱和"状态，即所学非所需。

从学科设置的角度来说，"嵌入式"教育模式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市场导向论也是我国现代高校就业体制的基本策略，学科设置与市场企业需求的脱轨是我国高校学科设置的主要问题，学科设置中"企业实习"课程设置比重的提高与"实习基地"的创立与推进将更有利于高校专业性教育目的的实现，在"一主多元"制的办学模式指导下，尝试大类招生制度下学科与对口企业的合作办学模式，定向培养，大胆创新，这一"嵌入式"模式对于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也有极大的指导和帮助，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矛盾。

滞后性范文篇10

(一)圣路易斯方程的提出和发展研究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关系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货币和实际产出进行回归检验。最早也是最简明的货币—产量回归模型，是由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局的Anderson和Jordan于1968年完成的。因此，产量对货币的这一回归方程在宏观经济学中就被称为圣路易斯方程。最初的圣路易斯方程，Anderson和Jordan(1968)最初选择基础货币作为货币行为变量，用名义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方程不能直接确定由货币引起的名义收入的变化是实际收入的变化还是价格水平的变化，所以就不能准确判定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2］Leeuw和Kalchbrenner(1969)认为，美联储无法控制基础货币中成员银行的借入储备和流通中的通货存量。同时，基础货币相对方程因变量名义GNP的变化不具有外生性;［3］而Davis(1969)坚持认为货币通过利率而非通过基础货币或货币存量影响产出，因此选择基础货币作为货币政策行为变量是不合适的。［4］Batten和Hafer(1983)将圣路易斯方程用来做跨国比较检验，该方程可以解释6个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对名义收入的影响，为该方程更广范围的使用打下基础。［5］(二)关于中国圣路易斯方程的实证检验国内学者对货币的产出效应认识基本一致。多数学者认为，货币供应量波动与产出波动在长期以来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影响。孙立(2003)根据圣路易斯模型构建包含货币政策变量和财政政策变量的基本方程，运用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检验两种政策对名义产出的影响效应。他认为适度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次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甚至效用更加明显。［6］郑超愚与张燕(2005)运用圣路易斯方程来建立中国财政赤字缺口与产出缺口的政策响应函数，同时描述中国经济波动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动过程。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或者具有适应自然经济波动的被动调整倾向，或者构成导致和维持经济波动的基本政策因素。在包含货币政策效应时，中国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有所增强，然而其反周期操作的超前干预能力减弱。［7］刘霞辉(2004)认为在中国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频繁的货币供给量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8］国内对货币供应量变动影响产出变动的传导机制研究。战明华与李生校(2005)利用1995－2003年的季度数据，通过构建多项分布滞后模型和VAR模型，来检验不同口径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由于M2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化不仅影响总需求，而且还通过投资影响总供给。因此作为广义货币供应量的M2对产出变化具有实质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持久性。［9］张茵与万广华(2005)发现货币波动只是被动适应产出和价格的变化。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价格预期的变动。预期变动不单强烈地影响真实产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货币波动。［10］本文认为应当重新估计和检验中国圣路易斯方程，利用季度数据和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来探究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货币产出效应的滞后长度。

模型、数据选取和技术说明

(一)分布滞后模型说明本文货币产出回归的计量基础模型采用分布滞后模型(DistributiveLagModel)。分布滞后模型主要用来研究经济变量作用的时间滞后效应，长期影响以及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用于评价经济政策的中长期效果，属于动态计量分析的范畴。一般的分布滞后模型:Yt=α+β0Xt+β1Xt－1++L+βmXt－m+μ模型形式上与一般多元线性回归相似，但因为滞后变量和滞后期长度难以确定，两者的参数估计有所不同。本文运用阿尔蒙多项式法来进行参数估计，在2阶阿尔蒙多项式，将滞后期长度取到4期。考虑圣路易斯方程的一个例子:ΔlnYt=C+aΔlnMt+a1ΔlnMt－1+a2ΔlnMt－2+a3ΔlnMt－3+a4ΔlnMt－4+bT+c1D1t+c2D2t+c3D3t(2)其中:Yt，Mt分别代表t时刻实际总产出和货币供应量，是模型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Mt－1，Mt－2，Mt－3，Mt－4分别代表t－1，t－2，t－3，t－4时的货币存量，以考虑货币对产出的滞后影响;C，T分别代表常数项和时间趋势，以解释实际产出增长中的长期趋势;D代表季节虚拟变量，以控制变量中有规则的季节变动。由于研究数据是季度数据，所以本文设计三个虚拟变量，来区别一年中的四个季度。(二)数据选取本文所采用的主要变量是实际产出和货币供给量，用实际GDP来代表实际产出，而采用流通中的M1和M2来代表货币供给量。样本时间区间为1994年1季度—2011年2季度，其中货币供给量的样本值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统计概览》。根据说明，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含义是:M0=流通中的现金;M1=M0+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而GDP样本值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季度数据库》。1994—2011年之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通过计算，得出以1990年价格为不变价的实际GDP。在换算过程中，通过计算当年的GDP平减指数，在把各个季度的名义GDP，折算成实际GDP。关于货币供给量的选择采用M2还是M1，国内外学者存在一定的争议。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M1更为重视M2。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的金融发达程度比较低，货币传导机制不畅，M1比M2对经济指标的解释力更强，建议以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在本文的实际计量中，将两者都纳入研究范围，寻找更合适的指标采用到模型中来解释实际经济波动。(三)计量技术说明圣路易斯方程变量的滞后期通常采用多项式分布滞后(PolinomialDistributiveLagModel)技术确定。在实际建立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时，最为关键的是多项式阶数的确定，既可以采用最小二乘回归也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Charfi和Guermazi(2012)在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基础之上，采用月度数据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方法(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来研究名义汇率传递对国内价格和货币政策的影响。［11］根据本文的实际情况多项式选择2次，滞后的阶数为4，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模型参数。(四)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的优点在于可以直观的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动态变化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不同口径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相关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M1与GDP的增长率波动方向基本一致，时间上也较为同步;M2与GDP的增长率波动方向不完全一致，且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较快增长，在1994年GDP增长达到高峰值，继而在1996年达到GDP相对水平高峰值后随即进入收缩阶段。然而，经济收缩趋向并未终止。在1997年中国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从1998年起经济增长减缓。从1999－2000年经济有所回升，但是在2001年之后经济增长仍然缓慢。从2002年后国内实际产出逐季加速，经济重新进入扩张阶段，延续了长达五年经济高增长的态势，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向全球蔓延之时。2009年中国实际产出增长速度达到谷底，目前正处在逐渐恢复之中。图1实际产出和不同口径货币增长率关系图中国经济波动的同时，不同口径货币供应量变动也不一致。在1992年前后经济出现过热的状况，自1993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于是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在此之后央行在1996—1997年连续三次降息，在1998—1999年又连续四次降息，这期间进行了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果说1996－1997年三次降息是当时物价回落后的自然回归，那么1998—1999年的四次降息完全是中央银行为扩大货币供应量而主动采取的重大货币政策措施。1998年中央银行取消贷款限额控制，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由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1998—2001年的货币政策顺应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缓解外部冲击的同时促进内需增加，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凭借自身的劳动力优势，迅速成为全球加工贸易顺差大国。央行在2001年之后连续五年的货币政策操作主要内容就是反流动性过剩。而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双高顺差”，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导致的由外汇占款的增加而引发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12］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之后，全球经济的萎靡，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回归。

检验结果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数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数据的平稳性。否则，两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回归的结果很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即在统计结果上表现良好，但是不能给实际经济以有力的解释。本文中所使用的季节数据，实际GDP和M1、M2在不经处理之前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在通过对GDP和M1、M2对数变化，在求出一阶差分值时，就变成了不含单位根过程的平稳时间序列数据。选择这个对数差分即变量的增长率，不仅可以满足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而且可以充分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二)圣路易斯方程模型检验结果本文首先采用不同的口径的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解释变量来与实际产出进行回归，运用多项分布滞后技术来分别进行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最小二乘回归。从表2的结果来看，检验的效果似乎并不够理想。结果显示，采用M2比M1能更好地解释回归方程。货币存量当期和滞后三期对实际产出有显著影响;而货币存量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四期和时间趋势项均不显著。经过对比和调整，货币存量当期、滞后三期组合与实际产出回归，相对比较显著;而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四期和时间趋势项均不明显。因此，本文决定用货币存量当期、滞后三期以及虚拟变量来回归中国的圣路易斯方程。回归结果如下:回归方程如下:ΔlnYt=0.2501－0.5041ΔlnMt+0.2731ΔlnMt－3(3)(16.5266)(－2.4464)(2.5490)－0.5815D1t－0.1403D2t－0.2053D3t(－64.0070)(－15.6343)(－22.2859)从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来看，货币存量当期和滞后三期与实际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经济关系。从模型回归系数符号本身来看，实际产量的增长同当期货币存量的增长呈反向变动，而实际产量的增长与当期货币存量的滞后三期增长呈正向变动。方程短期乘数是－0.5041，延期乘数是0.2731，长期乘数是－0.231。检验结果表明，货币存量前期的增加与实际产出的增加是正相关的，从长期来看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并非中性。货币的内生性和外生性的出现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同时货币内生性和外生性也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13］然而，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并非当期得以实现，通常经过两个季度的滞后才有所表现。当期的实际产出与当期的货币存量变动呈现负相关，说明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倾向于反向操作，奉行货币相机抉择政策的表现，货币政策在中国成为缓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综合来看，货币当局根据当季的实际产出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货币变动的实际效果要在两个季度以后才能显现。(三)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原因，那么其在统计上的表现是变量X应该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如果在变量Y的回归式中加入变量X的滞后变量，那么将显著增加整个回归的解释能力。从这一思想出发，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模型设定形式通常如下:Yt=∑aiXt－i+∑biYt－i+ut(4)Xt=∑ciYt－i+∑diXt－i+ut(5)检验的原假设是H10:∑ai=0与H20:∑ci=0。如果只有一个原假设成立，则表明X与Y之间存在一个单向的因果关系;如果两个原假设同时成立，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因果关系，检验所用的统计量是在约束回归与无约束回归所得残差平方和基础上构造的一个F统计量。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只对平稳变量有效，文中ADF法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经过一阶对数差分处理后均在不同程度上平稳，这是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前提条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实际GDP是M1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根据统计指标的定义，M1包含了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由于单位活期存款是M1的主体，因此M1变化主要反映了企业流动资金状况。而实际产出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而影响企业对货币的实际需求。从表面上看，只有在滞后两阶的情况下，实际GDP才与M2表现出一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考虑到货币对产出的影响的确需要两个季度的滞后期，这个检验结果与分布滞后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货币当局做出的政策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实际产出的响应。总体看来，货币供应呈现一定的内生性，货币供给在相当程度上由需求所决定。经济货币化进程的深入，货币需求不断增长，使我国的货币供应表现出内生性，满足了经济增长的要求。［14］货币的实际产出效应呈现明显的滞后性，但是这个时滞基本维持在半年到一年以内，一年半之后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这一特征表明，央行可以利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模型结论性评述

圣路易斯方程这种简单的货币－产出回归，其理论本质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社会总需求函数。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总需求函数表示为物价总水平与产品总需求之间的变动关系;总供给函数表示为物价总水平与产品总供给之间的变动关系。圣路易斯方程就是运用现代货币数量论来简单地推断出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长期增长的基本条件是一国经济增长率接近自然增长率。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经济基本上实现了较长期高速稳定的增长。刘金全(2009)估计中国的自然增长率维持在8.3%的水平，假设在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处于经济增长的长波周期之内，这就意味着在此期限之内，经济增长率仍将维持在自然增长率之上。预期中的增长轨迹符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15］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其目标的制定是十分重要。当然，理想的货币政策应该兼具双重目标:既能将通货膨胀稳定在较低水平，又能实现潜在资源的充分利用。双重任务使得货币政策应该不再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而是将通货膨胀为目标并将其维持在一定合理的区域之内。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目标和资源利用两者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从实际经验来看，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大多都是在单一规则和相机抉择中折衷选择。当通胀压力不大时，货币相机抉择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一旦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就会转向单一规则控制物价水平。欧阳志刚和王世杰(2009)通过估算认为，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调节区间为2.196%－3.123%，对经济增长率的调节区间为8.152%－8.183%。［16］这一目标域意味着当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高于调节区间的上限，央行应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调控目标，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率或通胀率低于调节区间的下限时，央行应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调控目标，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李雪松和王秀丽(2011)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效果较强但持续期较短，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果较为温和但持续期较长。因此建议央行在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时，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合理搭配使用。［17］从长期来看，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操作是反向操作。不同口径货币存量变动与实际产出在不同时间呈现不同方向的变动，货币存量当期与实际产出是反方向变动，而货币存量的滞后三期是同方向变动。货币当局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动，运用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波动的缓和化。［18］与中国的财政政策的加速器作用不同，货币政策的作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相当于减震器的作用。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可能因为货币政策存在的滞后性，致使其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加剧经济波动。中国货币政策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发生有着自我实现的机制。［19］以2007年的货币政策实践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政策滞后性不仅不能缓和经济波动，反而可能加剧经济波动。200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自2000以来的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始于2007年年初的食品价格上涨，在当年的6月和10月CPI两度达到6.5%，在11月CPI更是高达6.9%，创下了当年的纪录。面对空前的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逐渐从“稳健”转为“从紧”。一年之内，中国人民银行连续6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007年初的2.52%上调至年末的4.14%，累计上调1.62个百分点。然而，美国在2007年夏天的次贷危机，把全球经济带入经济危机的境地。长期以来，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也难以独善其身。由于货币政策的效果显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当“从紧”的货币政策遭遇已经开始下滑的经济时，可能加剧经济增长减缓的速度。事实上，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呈现逐季回落的态势，季度降幅在0.5%左右;从11.5%的增速降至2008年第二季度的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