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后范文10篇

滞后范文篇1

一、*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的现实差距比较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通过法律程序组建的服务公民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政府。从形式上看,服务型政府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从理念层面上看,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场全新的职能配置、管理方法和运行模式的革命;从行为层面上来看,无论是从行为范围、行为方式还是行为效果,都要从社会公众需要出发,以社会和公众的满意为依归。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要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转变,这就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政府角色的定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几千年以来的管制行政的政府模式。但*地区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政府总体上还处于管制型政府阶段,仍然以行政或审批的方式支配大量的国有和非国有社会经济资源,服务理念远未真正形成;官本位、权力本位现象根深蒂固,行政方式依然以管理和控制为主,将行政管理视为行政监管、行政管制的观念普遍存在;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等,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导致服务型政府在*地区的建设状况总体并不令人满意。

*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落后于东部和沿海地区,从表面上看,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方面。但从深层次上来看,其滞后的关键在于理念的落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思想积淀深厚,计划经济影响深远,加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的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还存在与服务型政府发展相悖的重官轻商、安于现状、封闭保守等落后观念,政府也习惯把发展经济作为唯一的核心职能,造成政府定位模糊,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反观东部沿海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权力的收缩和人民主权意识的增强,要求政府为社会、公民和企业提供服务的呼声高涨起来,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要求政府不只是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在此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地方各级政府逐步树立起现代政府理念,克服传统行政管理的束缚和影响,在行政过程中渗透顾客至上、有限政府的相关理念,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产业导向作用,在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政府结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通过政府流程再造、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健全公共决策制度等手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机制。*等发达省市在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些地区的先进经验为*各级政府作出了表率,提供了经验。

二、影响*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的制度环境

中国大多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是循着“小范围制度变通—局部突破—全国运动式推广”的发展轨迹。小范围的制度变通使微观主体在相对成本或者偏好的变化的情况下,主动地对原有制度进行调整。当这种变通的市场利益明显的时候,变迁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得到认可。地方政府和学者就开始营造舆论,影响更高一级的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制度便开始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一旦成功地意识形态化,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时,对其他地区来说,这种变迁带有很强的被动或者说强制性色彩(谢子平,2003)。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变迁也同样遵循这样的逻辑。对于*地区而言,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这样一个缺乏以市场为价值理念、以创新发展为改革思维、以公平效率为行为准则的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制度环境影响着治理结构或机制的选择［2］,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以及可供调遣的体制内资源。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各地方的制度环境具有相似性,都面临着相互竞争的特点,这种竞争不仅仅只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还涉及到政府效能、政府管理水平的竞争,在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之后,制度环境更是纳入到更高层次区域竞争的范畴,并将其与执政合法性联系起来,通过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应该说,这种政绩合法性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3］,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提高,以经济增长获取执政合法性的边际效用日益降低。具体到*地区的制度环境,由于*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市场化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且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他市场主体、要素市场发育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活力差,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相当大的冲击。近年来,*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大幅度下滑,总体经济出现不景气状况,使得以往封闭的资源开发系统的弊端暴露无遗,产业雷同、重复生产和产业结构失调的现象尤为突出,一批工厂破产,大批工人下岗,农村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批煤炭、林业等资源型城市的枯竭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更加严峻,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领域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大大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分散了政府精力,促使*地区各级政府必须全力确保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增量的扩大来消化和防范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以财富的增长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没有实质上成为*地区各级政府实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同时,我国各地面临的制度环境是一种行政集权下的财政分权［2］,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财政分权,采取财政包干制,从而形成中国式的市场维护的联邦主义［4］。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仅仅解决了税权的划分,而对事权的划分仅限于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划分并没有明确,由此形成的省级以下的财政体制与分税制的设计初衷相差巨大。在收入划分上,从自身便利性出发,各级政府都是“层层抓大”,将大税种抓在自己手中,以至于下级政府最终面临财权日益上收、事权却不断下压的尴尬局面。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市场新角度进行分析,中国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一对矛盾,必然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只能采用经济指标考核下的政治晋升制度。由此,政治竞争引发了强烈的地方扩张冲动,各地方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不同于经济市场竞争,这是一种零和博弈。另从公共选择理论可知,政府官员同企业竞争者一样,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扩张个人控制权。综合起来地方政府官员有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就是向上晋升,即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获得个人控制权;第二条途径是向下深入,也就是运用行政权力更多地干预企业等微观经济社会主体和公民的日常生活;第三条途径就是横向扩张,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资源和经济社会规模的迅速增长。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超大的特点以及国有产权实际归属利益人不明的属性,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更加方便于在所辖国有企业运用行政权力实现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服务型政府的实施可能反而会压缩政府及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损害部门利益。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地区各级政府在加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同时,其行政权力还依旧习惯性地停留在一些不该停留的微观市场领域,甚至“武断”地发挥着影响,制约着政府职能内容、实现方式、职能划分与机构设置方面的重新定位,阻碍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三、导致*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滞后的激励机制

为什么*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没有取得预想中那么明显的成效呢?这需要研究*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总体来说,地方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科层制官僚体系,金字塔的结构决定了各位官员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利益的,在这些官员中,最关键的是这些对政府行为有着决定影响的拥有决策权的一把手［5］,假设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在职业生涯中进一步升迁,或避免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的工资、地位、成就感以及其他待遇都是与其职位直接相关的［6］,在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政绩已经非常细致地纳入干部考核与晋升中。同时,现行的干部晋升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淘汰制”,官员自上而下地逐级晋升,一旦在某一个级别没有得到提升,就失去向更高级别晋升的机会。这种晋升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参加竞争的官员之间的优者取胜的相对标准来提拔官员;二是这种淘汰制还对年龄进行了限制,即某一类干部只能在某一年龄以下进行提拔。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干部在某一职位滞留过久而导致年龄超过了某一规定年限,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在某一职位停滞［6］。在这种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诱使地方政府官员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尤其是短期政绩。同时,在淘汰制加年龄限制的晋升制度下,官员也只能关注短期的政绩,即“站台式的阶段目标”,随着近年来干部流动的加快,官员在一个职位上任职的时间也进一步缩短,更加剧了官员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倾向。

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一方面,政府官员容易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惯性,将精力放在抓经济方面,期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从“市场失灵”理论中获取支持,使得*各级政府更加向往垄断社会资源,并试图延续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来自“东亚模式”的现实依据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取得经济的显性发展,达成跨越式巨变,实现站台式的阶段目标,官员也才能在政治竞争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至于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造成的延缓市场主体的成熟、冲击市场交易关系、恶化市场发育的宏观环境等一系列后果,导致后发地区竞争力减弱,与领先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的长期不利潜在因素,由于出现的时间滞后性,并不能对官员的晋升产生实质影响。另一方面,*地区创建服务型政府,由于受体制、文化、传统诸多因素的限制,属于一种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初见成效的时间跨度非常大,难以“立竿见影”和短期奏效,其绩效也难以测量。另外,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一制度变迁已经在全国属于没有多大创新意义的项目,在此方面即使取得成绩,对地方官员的晋升的作用也不比其他项目来得直接。对于*地区而言,由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收益小而成本大,属于一种“投入大,产出低”的低效益项目,政府及其官员出于自身的考虑把精力放在“效益”更高的方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其次,由于*地区作为后发地区,经济建设方面容易出政绩,在现有的干部激励机制下,官员之间会在政绩上进行竞争,这样就产生了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如果别的官员都把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那么他的最佳选择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淘汰。

最后,由于我国行政机关采用的科层组织的正规性和层级制,在地方官员中,晋升机会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员构成了公务员的主体,因此地方官员追求的扩充个人控制权的途径只好放在了向下深入和横向扩张上;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特性,*地区各级政府必然充当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这就决定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拥有控制大量国有企业的权力。再加上我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地方资源的产权性质与公共选择制度约束失效,使得*地区更有官员自我向下扩张控制权的便利和条件,以至于相当部分行政官员持有“没有必要对民众负责,即使为民着想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错误思想。驱动政府作为的激励不足,构建服务型政府在*政府内部缺乏必要的内源动力。

四、造成*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滞后的制约因素

尽管由于特殊的体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地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但*地区在此方面的整体性滞后,说明在制度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1社会约束

目前,虽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传已在全社会轰轰烈烈地展开,文件、通知也在各级政府层面上传达,但由于*地区是计划经济及其观念影响最深的地区,形成以官本位和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行政文化,政府管理规章因人而异,对一些三资企业不能一视同仁,在税收征收、许可条件、收费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动辄就进行地区封锁,借评比、展销等活动上门拉赞助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发展经济和治理软环境为由规定执法禁区,对本地各类开发区和部分企业实行所谓的挂牌保护、封闭式管理的做法时有发生。在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地区政府追求部门利益的举动还十分突出,表现为某些政府部门或行业单位,依然凭借其行政特权(劳动用工人事权、资金审批权、技术改造审批权、产品价格审定权等),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收费,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吃拿卡要,为本部门、本单位人员的消费谋取经济收入。在政府内部,相当部分的工作人员对于“什么是服务型政府,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还存在疑问,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还比较茫然;对服务型政府宣传面也过窄,目前尚处在政府机关热、公民冷的状态。*地区至今尚未形成“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宣传氛围,许多公民对公共服务型政府没有印象,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标准就更不清楚了。笔者在吉林、黑龙江、辽宁的部分省直单位调研发现,一些政府机关的领导、公务人员也说不清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内容,可见*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影响有限。*地区建设服务型政府本身没有让群众直接感到有多大变化,不能形成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再加上区域内跨国公司和外商比重很小,政府很少受国际规则的约束,社会、公民、企业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的呼声还不及沿海高涨,社会约束力不强。

2财力约束

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公共财政为基础。一方面,我国当前的财政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政府的政权组织和资产所有者两重身份在分配上尚未分开,这就使得我国财政公共服务性质的非生产性活动,时常以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等形式与统一的政府分配活动混淆在一起,因此,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各个省份的差别非常大。对于经济欠发达、民资不充裕、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大的*地区,将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加以分离时,所遇阻力和压力非常大,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另一方面,*经济相对落后,以吉林省和*市相比较为例:*市2003年GDP就达到了2800亿元,吉林省2004年才达到295821亿元;*590万人口,吉林省则有27085万人口;*2005年人均GDP6000美元,吉林省2005年人均GDP123171美元;*各级政府可支配资金210亿元,吉林省170亿元。可见两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很大。因此*各级政府在社会服务的核心职能投入上,无论是对公共科技的投入,或是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还是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都未及时到位,*地区服务型政府都遭遇到财力约束。

滞后范文篇2

一、外商投资企业党建工作滞后之原因剖析

外商投资企业党建工作出现乏力、滞后现象的阻力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以下各种阻因而成的“合力”作用。

（一）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部环境因素制约

这包括企业的软环境与硬环境的双重制约作用。就软环境而言，外商投资企业一般按国际惯例经营管理、采取较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对企业员工有一种“高约束力”。生产节奏快、闲暇时间极少，也使党组织开展活动的时间选择难以把握。就硬环境而言，外商投资企业一般不允许，也不情愿为党团组织的活动提供场所、活动经费、必要设施等。因此，党组织开展工作的空间难以确定。在时、空均较难争取的企业环境中，党建工作缺乏赖以依托的“载体”。

（二）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长三角”地区作为目前全国乃至世界经济领域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东西方文明交融冲突的热点地区，也是西方文化、尤其是价值观“侵蚀”较普遍的地带。置身其中的企业员工，包括党员干部，极易淡化党建观念，据此“地缘”因素，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就较为不易，乏力现象相形之下就愈为明显。

（三）中、外双方工作人员认识上的偏差及思想上存有疑虑

外商投资企业中党建工作要开展，不可一厢情愿或一意孤行，而是要中、外双方达成共识。而此间，中、外双方工作人员，特别是中、高层决策圈内的双方人员起关键作用。但就目前而言，这个层次的中、外人员在党建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识偏差和思想顾虑。一是中方党建工作人员的认识偏差和疑虑：一方面，认为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不必设立党组织，更无从谈发挥企业党组织的作用，何况又是外商投资企业。另一方面，“核心”与“中心”的模糊悖论。按《党章》要求及《公司法》等一系列中央规定的法律、法规或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企业中党组织仍然要发挥政治领导的“核心”作用；外商投资企业中亦不例外。但有的人认为企业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经济组织，外商投资企业更是以追逐利润、效益为“中心”任务，对政治领导“核心”作用比较反感，提倡太多必然降低或扰乱“中心”的地位，甚至引起戒心。因而，党建工作中产生“核心”与“中心”因模糊认识而形成的悖论。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党的组织领导，“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可有可无状态。二是外方工作人员的一些认识偏差和思想疑虑：一方面，认为国际惯例中，一般只允许工会等群众性组织的存在和活动，而极少有党、团等政治性组织的存在并开展活动。况且，目前中国亦无法律规定必须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组建党团组织。因此，外方态度不明朗。另一方面，部分外商担心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会削弱他们直接指挥生产经营工作，占用生产经营时间，从而影响企业效益。

（四）党员队伍的不稳定性，增加了党建工作的难度

与其他非公有制企业比较起来，外商投资企业员工的流动性更大，情况更复杂。在外商企业中就业的党员具有时间、空间及心态等各种不稳定因素影响。一是党员就业流动性大、不便管理；二是党员人数少、分布广，成份复杂；三是雇佣思想浓重，害怕被“炒鱿鱼”，不敢暴露党员身份，心态不稳定、患得患失。

（五）党组织工作方式、方法欠妥

许多同志喜欢沿用原有国有和集体企业党建工作的一套做法，形式主义的东西偏多。热衷于开会、搞“几比”、“几学”、“几抓”等务虚工作；并且找不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最佳结合点。因此，党的活动缺少吸引力、党组织缺少向心力。

以上种种，是目前外商投资企业中党建工作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导致党建工作疲软与乏力的主要因素。为了加强党建的力度，改变党组织“贫血”的乏力状态，需要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探寻一条新的党建之路。

二、加强外资企业党建工作力度的对策

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其根本目的是把握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保证监督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维护中外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此，必须按照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向性”目标，本着“既有利于生产经营，又有利于党的建设”的原则来开展各项工作，把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的特点，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建设力度：

（一）分类指导组建，明确工作侧重点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性工程。要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不同类型，分类指导组织建设和工作的侧重点。一是对于以中方为主的合资、合作企业或是由中方单独承包，中方经营管理为主的企业，党组织的建立与企业的开办同步进行。其工作侧重点是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参与讨论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二是对于中外均股、双方共同管理的合资、合作企业，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应在中方党员干部与外商搞好合作共事的基础上进行。其工作侧重点，党组织除发挥思想政治上的领导作用、工作上的协调作用外，着重要起保证监督作用。三是对于外商独资及中外合资并由外资控股的企业，有关部门应在与外商多接触、交流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待机设立党组织，以消除外商的思想疑虑。其工作侧重点，要针对外方在生产经营中居主导地位的现实，着重做好党员的教育管理，以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外方的信任，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外商的投资稳定心理。按照分类指导，明确侧重点的原则，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二）创新党组织运作方式，增强可操作性

外商投资企业的性质及其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党建工作无法像国营和集体企业那样直接与生产经营活动相结合。这就要求创新党组织的运作方式，找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活动的结合点，从而产生工作的切入点。运作方式的创新主要围绕这几点：一是在组织设置构架时，不设专门性的党务机构，不设专职党务干部，党组织领导成员实行兼职化，一般由中层以上行政管理人员兼任。这样既精简机构，又便于开展工作。二是在制度建设上，建立党员定期报告制度、党组织定期与外商沟通制度、流动党员追踪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适合企业特点，与企业性质、企业制度相协调一致的制度化建设。三是在活动形式上，要善于借助企业文化活动的载体及工会等合法群团组织，寓教于乐，拓宽工作渠道。以分散、小型为主，减少花时大、内容空的规模型活动。四是在活动内容上，要围绕“一个中心”，把握“四点”。即活动开展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中心，把握生产经营的特点和难点、职工思想中的疑点和生活中的热点，以此为活动的主要内容题材，达到党组织工作的归宿点。总之，创新运作方式要做到四化即党务干部兼职化，活动内容与形式多样化，活动时间业余化，组织生活制度化，以此来提高可操作性。

（三）理顺隶属关系，优化管理模式

外商投资企业党员流动性大，单位更替频繁，因而组织关系极为复杂，难以统一管理；因此，迫切需要理顺党员组织隶属关系，规范和优化管理体系。为此，也必须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管人与管事并行的常规体系，以有利于党组织开展活动、有利于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有利于上级党组织加强管理为原则，坚持以属地管理为主、行业管理为辅，建立适应企业内外部环境特点的管理模式,明确隶属关系，理顺管理体制。新的管理模式目标选择主要有四种：归口管理、属地管理、指定管理和挂靠式管理。如新北区对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管理，采用分级管理的方法，即区管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由区经济发展局党工委负责管理。镇或街道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由所在镇、街道党（工）委负责管理。

（四）注重培养和选拔，争取数量与质量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党建工作未能真正有效铺开，很重要一点是其中党员的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因此，注重培养和选拔工作，也是争取党员数量与提高质量的重要一环。做好这项工作，主要是采取“输血”与“造血”同时并举：

首先，筑好“输血”管道。就是从企业外部向企业内部输送党员、优秀分子的道路要畅通。这可以结合企业招工工作同时进行。在中方协助外商招聘员工时，可以物色那些技术强，业务精，同时又是党、团员的人优先录用。此外，也可由有关部门推荐，选派得力的党员干部到外商投资企业任职，增强党干力量。

其次，增强“造血”功能。在外部“输血”的同时，要提高企业内部的“造血”功能。即外商投资企业的党组织要注意从员工中培养、选拔优秀分子，作为后备力量。扎实有效地推行党建“带三建”工程，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形成党群工作的合力。已建立党组织的，以党带工团；建党条件暂不具备的，可以工会为突破口，先建工会，带动建团，再从优秀团员和工会干部、成员中选拔，培养发展新党员。也可以办各类培训班，培养既精通企业经营管理，又熟悉党务工作的“双料人才”，借以提高素质。

滞后范文篇3

教师的苦心仿佛已付诸东流，这种现象动摇着教师的信心，甚至使教师放弃应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对于加强德育是很有意义的。

一、品德形成滞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过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相互作用，和谐发展，达于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稳定的统一。只要三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三系统的和谐发展，最终导致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统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品德形成过程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从三个系统考察，学生获得知识，即使是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不等于学生的思想，只有当学生用知识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时，知识才融入学生的思想，或曰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们思考问题时产生的，问题本身和主体的价值关系不是纯然单一的，正价关系和负价关系同时存在，使主体产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双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和思想相联系的情感、意志和行为也同样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稳定的思想、情意和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主体获得不同体验，通过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比较和对认知与行为的调节，逐步走向集中和稳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别的什么，信念就是坚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稳定性，和信念相联系的情意和行为同样具有稳定性和集中性，这样主体的主观特征和自身的行为系统稳定地统一起来，主体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决定了品德的形成落后于知识的掌握，使品德形成具有滞后性。这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内部原因，即根本原因。

2．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对同一对象往往产生彼此不同的评价，甚至很难发现两个个体的价值观念是完全相同的，这是现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当然，只要社会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也就必然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对于这个群体的存在与发展，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因而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国际交往，经济上彼此渗入，产生了诸多“接轨”现象，不同的价值观产生激烈碰撞，使重视传统的国家努力昂扬民族精神。然而价值观念多元化业已成为现实。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于学生品德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使学生本来就分散、不稳定的思想，更加难以集中、稳定而形成信念。这是产生品德形成滞后性的外部原因。忽视或过分强调这个方面的原因，都会贻误德育工作。

3．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

任何品德的形成，都要经过实践炉火的冶炼，然而在我们的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因为教学是以知识为认识客体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通过学习知识来推动学生的发展。学生在教学中的认识过程是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教师主导作用下，通过教与学的相互作用，实现学习目的。因此，教学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环境。教学环境的特殊性要求将自身和社会大环境相对脱离开来，否则，教学就无法存在。因而在我们的教学里也就必然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这样在教学中，一方面是品德认识的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是品德行为的“匮乏”，结果是坐而论道。品德是在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又是通过行为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就没有品德的形成。只有使学生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行为系统相互作用，才能和谐发展，才能达于稳定的统一。在德育工作中，要克服认知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弊端，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的原则。

如果说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一般原因，那么教学中存在着认识脱离实际的基因，则是学校德育工作中，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特殊原因。

二、合理地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1．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品德形成的“滞后期”是指从学生获得品德认识始直到品德形成的时期。从认知系统的发展来看，“滞后期”包括知识转化思想和思想转化为信念的时间之和。

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不只是为了使教育者在理性高度上承认滞后的必然性，更不是为德育工作中的“无可奈何”的心态寻找理论根据，而是把最大限度地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地、合理地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品德形成的“滞后期”的长短，是一个弹性很大的量。首先表现在不同个体形成同一品德的过程长短不同；其次还表现在同一个体形成不同品德的过程长短不同。

“滞后期”作为一个弹性过程，向我们证明了如下结论：品德形成的“滞后期”是可以缩短的；但“滞后期”本身是不能消除的。

2．努力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

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品德形成的“滞后期”的缩短，意味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品德水平，实现德育目标，意味着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率。但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又是有条件的。

第一，提高德育工作者的素质

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中起主导作用，德育工作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学校德育工作的效率。要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德育工作者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有献身于德育工作的热忱，有透视、研究种种德育现象和把握本质的能力，能处理好一元导向和观念多元化这一矛盾的认识准备，有勇于创造，开拓新局面的探索精神，否则，缩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至多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第二，克服软化德育工作的不良倾向

在升学机制的作用下，不少学校的德育工作被严重软化。“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是人们对德育软化的通俗概括。在德育严重软化的氛围中，德育机构形同虚设，德育活动也只是走过场和应付上级检查，德育工作总结也有一套应变之术，把学校方方面面的“典型事例”都作为德育工作成果的佐证。

用“累累硕果”掩盖了软化德育的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中，品德形成的“滞后期”只会延长，而难以缩短。“升学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为克服软化德育的倾向带来新的契机，我们应当努力实现这一转变。

第三，把握品德的三维结构

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是形成品德的三维结构。我们的德育过程要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过程，就必须符合三维结构特征的要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这一德育实践的三维性正确地反映了品德形成的三维性。但在现实的德育工作中，依然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偏爱认知，片面强调品德知识的传授，忽视必要的行为引导，甚至忽视情感的激发。坐而论道，也许能培养出品德的鉴赏者，但很难培养出品德的践行者。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德育课程的教学中。二是忽视认识引导，简单规范行为。学生在没有对行为意义产生内心体验时，就不得不接受行为要求，时常产生一种被教师强迫的感觉。这很难培养出自觉的品德践行者。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班主任的教育工作中。两种倾向虽各执一端，但它们之间是能够彼此互补的，然而由于教育内容不同、组织系统不同，往往班主任不知任德育课程的老师在讲什么，德育课程教师也不知班主任在干什么，即使彼此沟通，也难以充分互补。只有克服上述现象，德育实践结构才能符合品德形成结构的要求。

第四，突出学生在德育中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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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健美操文化传播的现状

健美操在我国广泛流行于年轻女孩当中，并深受年轻女孩的喜爱。健美操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强健体魄，更由于其动作的艺术系和建设性，可以对人体起到拉伸和塑型的作用，运动过程中可以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同时，健美操运动又是一项集体运动，集体中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个集体中，他们团结协作，同时相互鼓励，互相学习，互相熏陶，在潜移默化中互相影响。健美操所包含的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肢体美等精神文化会让处于这个群体中的人不自觉地感知和接受，并最终融入个人的修养和气质当中，形成个人自身的良好精神品质。

1.1物质建设对健美操文化传播的影响

物质基础对文化的传播起着决定性作用。场地、器材设施是健美操文化的载体，是健美操文化传播的硬件设施，也是加强素质教育和高健美操教学质量，以及增进学生身心健康的物质保证。《学校教育工作条例》对学校教育在体育教学方面，关于体育场馆器材设施的配备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健美操场有2个设施比较齐备的健美操场馆，以及多个比较平整的室外场地；器材设备方面，现有3台CD播放器，一个14m×14m的专业健美操垫，4台环绕音响，1台多媒体视频播放器，另外，包括镜子、哑铃、踏板、健身球等器材。根据表1可知，哈尔滨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拥有的健美操器材设施比较齐全。其中，镜子是健美操教学的基本设备，用于自学、互相学习和自我动作规范，每次训练中都会使用。踏板使用的频率也相对较高，主要用于训练运动员的平衡能力，而垫子、哑铃、健身球等偏向力量训练的器具，使用频数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场地以及设备的完善，是健美操文化能否传播的基础条件之一，对于健美操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1.2服饰对健美操文化传播的制度建设现状影响

标准服饰是健美操文化传播制度建设中重要的环节之一。服饰的款式反映了人们的情绪、意志，而服饰的色彩也同样会影响人的心理反应。因此，规范服饰款式与颜色是提高健美操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知道，哈尔滨师范大学体育系中，90%的学生认为根据课堂内容选择不同风格的服饰是很有利于提高课程质量的，但实际仅有20%的学生会因为不同的课堂内容选择不同风格的衣服。如表2所示，有很大一部分学生仅有健身操服，而其他风格的衣服很少，且也不愿意购买。

1.3精神培养对健美操文化传播的影响

健美操是一项具有标准化评分的体育运动。评分的依据在于动作、表现力以及团队精神这3个维度。首先，动作分的评定标准在于动作的正确和熟练性、动作的幅度和力度、动作完成的难度系数；其次，根据过程中流露出的情感是否具有感染力对表现力进行评分；最后，通过各个成员完成动作时在时间、空间、表现力上的一致性对团队精神进行评分。要想提高健美操运动质量，必须反复练习，加强团队合作训练，并且留给学生足够的创编空间。

2健美操文化传播滞后的原因

2.1场馆设施落后

我国健美操文化传播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场馆设施的落后。除了少部分专门的体育院校之外，大部分高校与健美操课程相配套的教学设施也极其简陋，甚至延用十几年前的录音机，学生对健美操的学习只限于对教师的模仿，学习模式被动，更无相应的设备对自身动作进行规范，导致学生视觉冲击及思维创造力得不到发展。

2.2受制客观因素

我国健美操文化传播滞后还受客观因素的限制。健美操文化传播除了受音乐选择、场地及器材、环境、服饰、网络及多媒体的运用等设备影响外，也受人数、政策干扰、资金、时间等的影响，还受健美操训练员自身专业素质、认知、重视度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虽然有的高校健美操的硬件设施基本满足需求，但是设施使用率很低，这主要是由于健美操运动员自身对设备应用的重视度不高或者无法正确应用设备。此外，有的体操运动员虽备有相应的服装，但对服装的重视度不高，除非商演场合，平常训练时着装都为普通运动服。

2.3偏离文化内涵

我国健美操文化传播滞后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教学或者学习过程中偏离了文化内涵。健美操课堂需要教师认真对待，也需要学生内外一致，以思想支配身体活动。健美操教学的目的除了规范标准动作、培养学员团队合作精神外，还应给学生留有创编的空间，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除了训练动作的规范，还应通过健美操运动充分表达内在思想，做到身体与精神的充分统一。健美操的文化内涵不仅仅是简单的动作重复、规范和统一，更应该有灵魂的表达，最终让观众产生共鸣。

3相关的方法建议

3.1完善场馆设施

完善场馆设施是健美操文化传播的必要手段之一。教学场馆设施除了是健美操课堂开展的必备条件外，也是健美操文化的载体。完善健美操场馆，一方面应从高校入手，因地制宜，对闲置的场地进行利用，或建立新的场馆，也可对闲置场馆进行改建，另一方面，需引入新型教学资源，包括多媒体设备、投影仪、音响设备等。场馆设施的专业建设，不仅从外在上对健美操文化进行了充分表达，更利于提高健美操学员对健美操运动的重视。

3.2改善因素影响

提高健美操运动者对于健美操文化的重视度，有利于促进健美操文化的传播。首先，应使健美操运动者正确使用健美操相关设备，提高设备的使用率；其次，通过理论课程讲述等方式，让健美操运动者认识到健美操文化的内涵，加强其对文化的理解；再次，通过健美操视频展示方式，让健美操运动者从视觉上直观感受服饰在健美操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加强他们对健美操服饰的重视度；最后，健美操教学者应有意识地对课程进行规划，增加互动教学，鼓励学员的主动创造性，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

3.3培养创新精神

健美操文化的传播需要增强健美操运动者对文化内涵的认知。健美操运动需要运动者内外一致，除了对动作熟练掌握外，也要注重主题思想的表达，还应与团队紧密配合，同时积极创新。因此，首先，健美操运动者必须对动作进行反复练习，熟练每个动作，包括动作的细节；其次，健美操是团体运动，需要团队成员鼎力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主义；最后，健美操运动并非一味的动作模仿和复制，它还注重在展示过程中因地制宜，变革创新。

4结语

健美操文化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传播艰涩的现状，主要是场馆设施落后、受制客观因素及偏离文化内涵的原因所致。但可以从完善场馆设施、改善因素影响及培养创新精神等方面来改善健美操文化在我国传播滞后的现象，以此来提高健美操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力，使其便于向世界输出，通过世界的认可，来使国家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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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靖.吉林省大学生健美操运动员同伴关系、教练员领导行为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D].东北电力大学,2020.

[3]南浩浩.历届甘肃省大运会竞技健美操比赛乙组成套难度动作发展特征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0.

[4]郝桉莹.试论健美操文化对大众锻炼的影响[J].当代体育科技,2018,8(9):202-203.

[5]裴婉.健美操文化及其价值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7,7(28):246-247.

滞后范文篇5

论文摘要：针对现有文献在解释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引入利益集团理论。从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角度解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仍然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明确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1.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论不容置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偏差确实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历史原因：但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调整产业发展战略的偏差。扩大对轻工业的投资比重，轻工业发展步伐加快。从理论上说，轻工业的较快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但现实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偏差无力解释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然滞后的原因。

12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论现有的户籍制度论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问题的解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还只是停留在表层。并没有深入说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户籍制度能够如此顽固地坚持着。以至于持续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1.3农村劳动力素质约束论劳动力素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缺乏解释的是为什么农村教育始终落后于城市。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根源又是什么?

1.4土地制度约束论现行土地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单从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其解释力度不够

二、基于利益刚性角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目前国内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问题的解释或着力于以上的一个方面。或综合以上符素进行分析，但其解释都有一定局限性笔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恨本原在于城市集州的利益刚性

2.1利益集团的一般理论，所渭利益集州是指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并试图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政策、立法、行政管理等活动，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团体，但它本身不以控制政府、掌握权力为目的。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日益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已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城市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就是在政治集团逐渐对压力集团有所反应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公务员之家:

滞后范文篇6

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要先行。但西部地区不论是从基础设施的硬件——交通到基础设施的软件——文化、教育、卫生，还是从城市基础设施到农村基础设施，乃至于影响到西部投资环境的治理污染方面的基础设施都明显滞后，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整体战略的实施。滞后的基础设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的硬件——交通设施建设滞后

交通是基础设施中最为基础的设施，它不但是西部地区内部之间要素进行有效配置的前提，而且还是西部加快和外部沟通的重要桥梁。据估算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公路里程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82个百分点。但目前西部地区交通设施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路网密度低，二是通达水平低；“两差”：一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二是出海条件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①交通运输路网密度低。2000年，全国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85.41公里／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只有834.91公里／万平方公里，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3%，东部的18%。交通运输网密度低，最终影响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延缓了西部发展的进程。②道路通达水平低。据统计，目前西部地区尚有680多个乡镇未通公路，占全国未通公路乡镇总数的85%，滞后的交通成为阻碍西部地区信息勾通，要素流动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瓶颈。③道路等级低，质量差。2000年，在西部地区53.3万公里的公路中，等级路为43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80.7%，而全国平均为85.6%；西部地区高速公路总里程数仅为东部地区的42%，二级以上公路里程只占全国二级以上公路总里程的21%。此外，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和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道路的质量差。④出海条件差。一个地区离出海岸的远近和出海成本是成正比的。按各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或自治区首府）到最近的主要港口之间的最短铁路运输距离计算，东部和中部的平均距离分别为167公里和909公里，而西部则高达到2052公里，分别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的12.3倍和2.3倍。除内蒙古以外，西部地区离出海口的距离都在1300公里以上，其中重庆、四川、云南、青海和新疆的距离则超过2200公里。⑤建设资金不足。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地区间的分配来看，西部地区远远小于东部地区。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只占全国总投资规模的18%左右，同时国家对西部地区交通建设的政策性支持力度也明显不足。⑥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实施沿海开放战略以来，中西部地区一直作为东部地区的资源供应地，市场化程度很低，大部分省区的自我发展机制还未形成，自身投入的资金也明显不足。

（二）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的软件——文化、教育、卫生方面建设滞后

表一：东、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软件的比较

地区高等院校大专教育平均文盲卫生机构人卫生机

／十万人率(%)员（万人）构／千人

全国104149506.72559.14.3

东部49756815.8251.24.7

西部201293813.1116.62.2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有关数据整理

由表一可见西部地区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软件建设方面明显滞后于东西地区，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当前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西部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由表二可见，西部城市在供水量、人均生活用水量、实有房屋建筑面积、供水能力、铺装道路面积、用电量等指标上都远远低于东部城市的水平。城市竞争力是衡量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又是城市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基础。西部地区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难以使城市化的极化作用和辐射作用有效发挥，从而无法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滞后主要的根源是投入的不足，建设部门2000年的统计，全国城市基础设施（不含电力和通讯）投入1437.5亿元，其中西部十省区总计为185.5亿元，占全国城市基础设施投入的12.9%，抵不上一个上海市（194.3亿元），与广东省基本持平（181.6亿元）。

表二：东、西部城市基础设施比较

项目东部西部西部为东

部的%

城市供水量（亿吨）134.947.8923.60

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吨）91.974.781.28

实有房屋建筑面积（万m2）38.4629.6577.09

供水能力（万吨／日）1.130.7557.69

铺装道路面积（万m2）9.215.9464.5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有关数据计算。

（四）西部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表三：东、西部地区农村乡镇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覆盖率比较（单位：%）

项目全国东部西部

供水站覆盖率20.732.38.2

汽车站覆盖率33.241.632.7

发电站覆盖率22.721.824.6

电话装机容量覆盖率93.499.187.9

程控电话覆盖率84.297.370.1

文化站覆盖率76.886.365.6

图书馆覆盖率15.227.77.7

影剧院覆盖率32.842.425.2

小学覆盖率76.872.088.5

中学覆盖率85.797.270.2

职业技术学院覆盖率17.925.511.8

通电村97.4102.189.5

通邮村91.6100.875.5

通电话村48.475.819.3

通公路村88.793.179.8

通自来水村17.733.59.2

注：按行政村委员会数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调队，200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第173页、177页和第179页。

由表三可见西部地区农村乡镇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覆盖率也低于全国和东部的水平，西部地区要发展，占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的农村的发展是前提，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西部农村现有基础设施现状难以适应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改善西部农村基础设施滞后的格局显得尤为迫切。

（五）西部地区环境的基础设施滞后

表四：东、中、西部地区工业污染强度比较

项目东部西部全国

工业废气排放量（立方米／元）35.93.6

二氧化硫排放量（吨／亿元）363968478

工业烟尘排放量（吨／亿元）196812352

工业废水排放量（吨／亿元）508760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吨／亿元）1.54.72.4

注：污染强度按单位工业GDP的污染强度计算；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西部地区在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的都远远高于全国水平和东部地区，使得西部地区的污染程度最为严重，严重影响到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西部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加大对污染的治理、环境的改善，是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改善整个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加快西部开发的应有之举。

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要先行。明显滞后的西部基础设施显然难以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加快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

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对策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延缓了西部经济的发展，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瓶颈。我们要充分认识基础设施建设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并加大投入力度，加快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在速度上不是越快越好，在规模上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同经济发展相协调，并考虑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协调发展。当前西部大开发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存在着双重的问题：既滞后，又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因此，我们要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总揽全局，协调发展。

（一）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应理顺的关系

针对西部大开发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出现的争投资、争项目，盲目上马，重复建设的一些情况，必须加强宏观引导，实施科学管理。当前要正确处理以下六对关系：

1.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促进经济发展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不能将二者本末倒置，而要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既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也不能超越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目前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出现了非对称格局，一方面是原有的基础设施的水平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是西部大开发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些地方又出现了盲目上马的过热现象，如车流量小、经济落后的地区热衷于建高速公路。因此建议：(1)有关部门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进行充分论证，使基础设施建设在速度、效益、规模上同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规模相协调；(2)完善项目审批手续，合理把关，科学管理，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应成为政绩工程，而应切实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2.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要同时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既要防止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片面追求社会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也要防止相反的倾向。当前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着相反的两种倾向：一是在项目论证中存在着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二是在实际运营中存在着过分地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如高速公路在论证时多从社会效益角度考虑，即使车流量少、经济落后的地区仍然上马，但一旦投入运营就追求投资效益，提高收费标准。由于收费标准提高，导致了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减少，投资回收期延长，而为了缩短回收期，再提高收费标准，结果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为此建议：(1)在项目论证时，除军事等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特殊基建项目外，各种基础设施项目都要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即使公益性项目也要考虑经济效益，否则会变为“公害项目”。要计算出投资回报率和投资回收期。(2)基础设施的收费标准调整要依据《价格法》，经过价格听证会的论证，兼顾基础设施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并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的承受力。

3.已建项目与拟建项目的关系。一是要考虑二者的协调发展问题，拟建项目要与已建项目相配套；二是要考虑在充分利用己建项目的基础上，上马拟建项目。当前在西部地区存在着已建项目未充分利用，又盲目上新项目的现象。如有些地方已建的机场未充分发挥作用，又新建机场；有的地方高速公路的密度大，利用率小。为此建议：(1)建立健全基础设施效益评估制度，对已建项目的利用程度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考虑新建项目；(2)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构，加强规划与协调，统一决策，改变目前国务院各部委、省市各厅局分头决策和多头管理带来的弊端。

4.基础设施建设内部各类项目之间的关系。既要协调基础设施中的硬件项目水电路、邮政电信与软件项目文化、教育、卫生之间的比例关系，又要协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的关系，同时还不能忽视公益性环境治理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前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着重硬件轻软件、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为此建议：(1)建立基础设施项目体系制度，从总体上把握各类项目之间的内在比例关系，实行科学管理；(2)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范畴，明确将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卫生、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以及其他公益性项目列入基础设施重点建设的范畴，加大投资力度。

5.基础设施建设中各投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应多元化，同时应协调好各投资主体之间的关系。但目前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政府投资多，民间投资少；中央政府投资多，地方政府投资少；内商投资多，外商投资少。因此建议在基础设施建设主体方面加大“三个比重”：(1)划分政府与民间的投资范围，加大民间投入的比重；(2)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投资范围，加大地方政府的投入比重；(3)划分内资与外资的投资范围，加大外资投入的比重。

6.基础设施建设中重点与一般投资领域之间的关系。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必须处理好重点与一般，近期与长期的关系。在近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领域应包括：(1)水电路：水资源开发、水利设施及江河湖海的治理，电网、邮电通信、广播电视，公路（含高速公路）、铁路、机场、航空港、海港与码头：(2)教育、文化、卫生设施重点项目；(3)农村基础设施、农田草牧场、生态环境项目；(4)城市设施建设、开发区建设；(5)原油、天然气、核电等能源开发项目；(6)饮水工程、天然气管道、污水与垃圾处理、绿化、美化等公益性项目。

（二）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

1.加大国家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先行。但西部地区由于自身条件较差、实力薄弱、历史欠账较多，仅仅依靠民间的资本和西部地方政府没有实力解决这一问题，因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必须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来完成。国家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投资领域应包括：跨省际的公路、铁路干线；大江大河的治理及重大水利工程和饮水工程；邮电、通信、广播、电视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骨干通道；非盈利、非商业性开发与经营的重大公益项目；生态环境治理重点项目；重点机场和口岸建设。

2.积极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多元化。(1)根据陕西的成功经验，对部分基础设施实行股份化集资，商业化运营。既拓宽资金来源，也提高运营效率，减轻政府负担；(2)鼓励地方集资搞基础设施建设，如地方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等；(3)放宽外资的准入条件，采取优惠政策，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更多地引进外资。

3.合理运用经济杠杆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一是适当调整盈利性基础设施的收费标准。基础设施中盈利性项目收费标准低，影响了地方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价格听证会的论证，对其中的一部分提高收费标准。二是推进基础设施资本市场建设，如设立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加快基础设施行业企业的上市。

4.进一步完善价格运行机制，采用支持性价格政策筹集建设资金。一是继续允许西部地区修建二级收费公路，鼓励外资和社会资金投入西部公路建设；二是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扩大以收费权为核心的经营权质押政策的实施范围，鼓励外资和社会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三是积极疏导西部电网电价矛盾，鼓励对西部的电力投资；单独核定西部地区各电网输配电费用，鼓励电力生产企业与用户直接签订购电合同，降低用户电费负担，适当降低东西部地区之间骨干电网联络线的输电费用，鼓励“西电东送”；四是对新建的水利工程供水项目，实行补偿成本、合理回报的水价政策；五是对没有征收污水处理费的西部地区城市，要求尽快开征污水处理费，对已经开征的城市，要求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尽快达到补偿合理成本略有盈利水平。

5.坚决贯彻和落实“受益者负担、投资者受益”的原则。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责、权、利相结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中央政府将适当放宽限制，允许外资和私人投资开发原材料和能源，特别是鼓励他们加快西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开发建设；另一方面国家将重点矿藏资源划定保护范围，将那些保护范围之外的矿产资源的开发经营权下放地方，调动地方政府和群众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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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鞍钢：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2)。

滞后范文篇7

关键词：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财政补贴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表现

(一)我国保险业整体发展迅速，农业保险却渐趋萎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总体发展迅速，但是，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却非常滞后，特别是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出现渐趋萎缩的尴尬局面。在保费收入方面(表1)，总保费收入由1992年的378.0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4318.1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2.5%，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却由1992年的8.17亿元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3.96亿元，年均负增长5.9%；在经营主体方面，我国保险市场主体大量增加，商业化保险市场已经形成，截止2005年底，共有保险公司82家，财产保险公司40家，但是，除了2004年后相继成立的数家地区性农业保险公司外，长期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势单力薄；在险种方面，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例，农业保险由原来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30个险种(张祖荣，2006)。相对于整个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来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二)农业风险损失日益严重，农业风险保障却日趋减少

我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化程度较低，人口城市化速度缓慢。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农村总人口仍然超过7.5亿，接近总人口数的60%；2004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仍高达15.2%(美国约为2%)。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额年平均达1747亿元，近年来自然灾害损失更是呈上升趋势，据国务院新闻办2006年1月5日的消息，2005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42.1亿元。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最为广泛，而农业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却最为薄弱，因此，农业更为迫切地需要保险保障。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灾害损失，我国农业风险保障却日趋减少，1992年农业保险赔款达8.15亿元，而2004年仅2.87亿元(表1)，不到农业灾害损失的1%；农业保险承保面占可保面的比由1992年的约5%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2%(庹国柱，李军，2005)。保险保障的不足，给恢复生产与灾后重建带来极大的困难。

对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学术界多归于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方式，即缺乏政府的支持。本文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既有外在因素，即缺乏必要的法律、经济、行政等政策支持；更有内在因素，即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

农业保险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虫灾、疫灾等，具有风险单位大、区域性强、发生频率高、损失规模大、可保性差等特点。因此，农业保险经营有其独特的技术要求，普通财产保险经营技术难以奏效。但由于我国开办农业保险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还非常落后。主要包括：

1．农业风险监测。农业风险监测包括农业风险的识别、度量、预测、预警以及信息统计与管理等，是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环节。科学监测农业风险不仅有利于直接控制和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而且也是其他农业保险技术(如定价、定损、产品开发等技术)有效运用和发挥的前提与基础。我国农业风险监测技术非常落后，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例如，由于没有建立自然灾害全程动态预报警报系统，致使防灾防损变得十分被动；由于没有建立灾害损失信息的统计分析与管理系统，以致农业保险定价所要求的历史风险损失资料难以满足。农业风险监测技术落后，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

2．农业风险区划。由于农业风险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因此，开展农业保险必须进行风险区划。风险区划是以农作物历史产量、气候条件、土壤及地形地貌、农作物种类、水利及其他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等为依据，按照区内相似性和区间差异性的原则，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标的所面临的风险划分为若干不同等级的区域，目的是保证同一区域内的风险程度基本相同，使投保人的保费负担与其风险责任保持一致。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都客观存在着风险的区域性差异问题。风险区划是农业保险经营特有的重要技术之一，它不仅是科学厘定保险费率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合理界定保险责任，减少逆选择的主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曾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风险区划，无论是单一风险责任险还是农作物一切险，都划分了严格的风险等级，从而形成科学的费率分区。但是，风险区划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大的工作，我国风险区划技术非常落后，进行风险区划的实用指标体系尚未建立。目前除了山东德州对农作物单一责任险和陕西泾阳县对棉花一切险进行过风险区划外，其他地区的风险区划几近空白。

3．农业保险定价。首先，保险定价以科学的精算理论为基础。我国保险精算人才奇缺，现代精算理论及应用研究十分落后，而农业保险领域的精算技术则更为原始。其次，为使保险价格与其风险水平保持一致，农业保险定价必须以风险区划为前提，但我国尚未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风险区划。再次，由于有关农作物和畜禽生产的原始记录和统计数据很不完整，长时间的、准确可靠的农作物及畜禽的损失数据资料难以搜集，耕地面积资料也很不准确，由此计算的平均保额损失率与真实的损失率偏差很大。因此，农业保险费率的厘定和应用既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又缺乏必要的现实依据，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保险费率相对较低，管理成本又高，致使农业保险连年亏损。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我国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一直存在高风险、高赔付的特点，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4．防灾减损。完善的防灾减损体系是有效的保险体制存在的前提——如果潜在损失过大，保险公司就不得不收取投保人难以接受或无力承担的保险费，并对承保条件加以严格限制，使保险难以成立(孙祈祥，锁凌燕，2004)。由于农业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大、覆盖面广、经济损失严重，因此，农业保险中防灾减损更为重要。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防灾减损技术的应用。我国农业防灾减损技术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用地管理不科学、防御工程设施落后、灾害预警预报服务体系不健全、气象卫星等高科技的应用水平低。

5．定损理赔。农业保险的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在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对于特定风险保险，定损时还要从产量的损失中扣除约定风险之外的灾害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技术难度大。目前，我国不仅对灾害发生频率及强度的测定、灾害损失程度的测算等很不准确，而且没有制定统一赔偿标准，理赔中出现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据统计，我国农作物保险中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占保险赔款的20%以上，牲畜保险中更为严重(庹国柱、李军，2005)。

6．产品开发。农业保险产品开发是指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出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或改造老险种，以期达到合理配置农业保险资源、增加有效供给。它不仅涉及保险、精算、金融、法律等理论，还涉及栽培学、畜牧学、气象学、灾害学等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是一项综合性“知识工程”。我国在农险产品开发方面人才匮乏、技术落后，集中表现在产品数量少、质量低，产品单一，缺乏针对性，真正根据农民收入水平、风险状况设计的产品少之又少，难以满足农民的保障需求。

7．再保险。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是一种有效分散和分摊原保险公司风险损失的重要方式，它对保险公司加强风险管理、拓展业务领域、提高风险保障能力的风险保障能力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农业风险单位大、灾害损失关联性强，容易形成巨灾损失，保险公司难以独立承担与消化。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再保险的依赖更为强烈(张祖荣，2006)。我国保险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再保险市场很不成熟，农业再保险尤为薄弱，无论是技术，还是能力，都远不能满足处理农业巨灾风险的需要，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主要采用普通财产保险技术来开发与经营，忽视了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关键因素。

(二)农业保险经营缺乏政策支持

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表明，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带有明显的公益性，它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农业保险的开办，不仅对于管理农业风险、保障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宏观作用。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在法律、经济、行政上给予政策支持。但由于我国一直实行以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制度，发生农业灾害时由财政拨款救济灾民，而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很少。

1．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表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美国、日本、法国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是在开办农业保险前先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和完善，以保证农业保险健康有序的发展。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是，我国自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规。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这是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最根本的环境因素。

2．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农业保险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给予农业保险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费用补贴以及再保险支持。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很少。除上海等少数地区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仅限于免交营业税，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农业保险几乎是纯商业性保险。国内外农业保险实践证明，由于农业保险高风险、高费用、高赔付的特点，没有政府经济上的支持是不可能持续经营的(庹国柱，李车，2005)。

3．缺少必要的行政支持。开展农业保险离不开政府的行政支持。首先，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民缺乏风险与保险意识，需要基层干部进行宣传引导；其次，农村广阔，农户分散，农业保险的展业承保、防灾防损、定损理赔等环节都离小开政府特别是乡镇、村政府的支持与协助；同时，基层干部更了解当地农民的生产经营状况及风险损失情况，有利于配合保险公司防范逆选择与道德风险。再次，开展农业保险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如，与防灾减损、灾害救济等有关的政府部门)、保险公司、投保农户之间的关系。由于政府在这些方面支持不力，我国农业保险实践中出现很多混乱与纠纷，有的地方甚至指责农业保险为“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阻碍农民投保，或者发生灾害损失后，要求保险公司多予赔付，严重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公信力，削弱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抑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简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提高农业保险经营技术水平

1．充分利用现达的科学技术，包括气象卫星技术、通讯卫星技术、网络媒体技术等，建立农业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高农业风险监测水平，夯实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

2．根据我国气候、土壤、地形地貌等特点以及灾害发生的历史数据资料，合理划分风险区域；在严格风险区划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的多档次费率体系，减少逆选择。

3．借鉴国外经验，创新保险产品，特别是开发新型的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区域产量指数保险等多功能高新理赔技术产品，减少道德风险，降低理赔成本。

4．健全防灾减损体系，牢固树立“以防为主，防救结合”的观念。实行积极的用地管理、建立必要的防御工程、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避免或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加强灾后管理，控制灾害事故蔓延，减少灾害损失；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人工降雨、人工防雹等为防灾防损服务。

5．建立健全的再保险机制，有效分散农业风险。针对某些特殊的巨灾风险如洪灾、飓风等，建立由政府管理的巨灾基金，条件成熟时成立国家专业的农业再保险公司；建立多层次的农业风险转移机制，逐步完善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

(二)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1．积极推动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尽快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从各个方面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予以规范和规定，把农业保险发展纳入法制的轨道。尤其要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以及政府的支持作用，以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与短期性，保证政府参与和推动农业保险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孙秀清，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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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DVD压缩碟的出现为例，分析了企业不采用新技术，进行创新的原因，以及在技术、市场创新等事关企业发展命运方面应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创新能力企业DVD压缩碟

一、DVD压缩碟现象

早在1999年，我国正版音像制品企业在企业内部，研究运用新制定的MPEG4压缩技术国际标准，试生产过压缩碟。然而这项颠覆传统赢利模式的技术，并没有为我国音像企业所采用，反而使得我国整个音像行业都处在极度恐慌之中。DVD压缩碟为何使音像企业如此惊慌？

DVD压缩碟又称万能DVD或HDVD，1999年1月形成国际标准，采用MPEG4压缩技术。以前只能借助一些播放软件在电脑上播放，局限了其传播范围。从2004年开始，DVD压缩碟解决了兼容性问题，使得其具有了音像出版物的特征，从专业软件消费群进入大量普通音像制品消费群。DVD压缩碟具有容量大、兼容性强、清晰度较好、进入壁垒和生产成本低等特点，一张压缩碟可以容纳10集电视连续剧或8部故事片的内容。所以，这张轻巧的DVD压缩碟它能够在短短两个月内，兵不血刃地让中国音像业至少10亿元的财富化为泡沫。

对于非法使用MPEG4压缩技术生产盗版音像制品应该严厉打击。但是，如此价廉物美、深受消费者欢迎的新技术，为什么没有被为正版音像企业采用，却被盗版光碟生产企业发现、生产和收获价值了呢？本文拟以此为例，分析企业抑制创新和创新滞后的原因。

二、企业创新滞后的原因

1路径依赖使企业抑制创新

表面上看是正版出版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所采取的对抗行动，实际上它是对新经济模式或者新游戏规则的拒绝，使得在这场技术创新的市场较量中全面败北。目前音像业的游戏规则是：发行商靠发行碟片的数量收回其购买音像发行权的投资，批销商靠每张碟片的批零价差计算利润，出租商亦是如此。当MPEG4压缩技术1999年成为国际标准时，我国正版音像制品企业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并在企业内部试生产过压缩碟。但在现行游戏规则条件下，采用压缩技术，势必会使整个音像制品碟片数量减少和行业利润大幅度降低，也就是说，该技术会颠覆传统的赢利模式。所以，即使在“音像SARS”面前，谁也不愿意主动去改变游戏规则。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示，不参与DVD压缩碟的生产，能想到的办法也只有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全力打击盗版和呼吁公众支持正版。

实际上，包括音像企业在内的我国许多企业都普遍存在着技术和市场创新的“路径依赖”问题。即当一项技术创新从发明到应用，直到技术成熟后，报酬递增现象出现，从而形成自我强化力量，促使应用现有技术获得好处的参与者排斥新技术，依赖旧技术。正版企业对传统盈利模式的投资和经营所产生的既得利益，会牢牢“锁定”技术经济模式创新的选择路径和步伐。而作为技术和市场创新的新进入者比市场垄断者有更多的创新激情，成功的技术和市场创新使新进入者成为垄断者。成功的技术创新也使垄断者保持新的垄断，因此原市场垄断者从创新中获得的收益比潜在进入者少。通过技术和市场等创新，新进入者可替代垄断者，但垄断者只能代替自己，所以这些已经成为垄断者的企业都不愿通过创新打破游戏规则。

2缺乏创新精神是创新滞后的根本原因

企业家不仅需要具有创新精神，而且需要市场潜在盈利机会的敏感，在一些传统市场领域，可能对市场潜在机会的敏感应该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如果说创新是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过程中，而对市场潜在盈利机会的敏感，就是对技术、原料、工艺和商业组织的盈利性应用，否则任何“高科技”都不能转化为所谓的“产业”。

从正版企业知道并在企业内部曾试生产过压缩碟这一点上来看，目前包括音像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家们，缺乏企业家特质，不仅没有形成崇尚创新的价值观和创新精神文化环境，也没有形成“以创新驱动增长”的新模式。

由于创新不仅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新技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暗礁，企业家们总结发现“领先半步是先进，领先一步是先烈”，所以多采取跟随或模仿战略。当面临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时，他们能想到的只有求助于有关部门全力支持和呼吁公众支持正版，而不是通过技术、市场和渠道等创新和开拓赢得竞争。然而先进的颠覆性技术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它不仅颠覆了现有行业的既得利益，也必将最终导致音像制品行业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从来就是推出新技术，新技术淘汰旧技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从来都是痛苦的。旧技术的拥有者因为已经获得市场优势，成为这种技术的既得利益者，会竭力反对新技术拒绝推广新技术，而新技术的拥有者则会补充以至淘汰旧技术，分享甚至取代原来技术拥有者的市场优势，这是市场竞争残酷性的体现。这一过程尽管无情，却保证了整个社会技术的不断进步，给消费者提供了越来越实惠的产品。

三、我国企业走出创新滞后困境的途径

1争做市场的领先者

20世纪的中国多数家电业走过的是一条“比着葫芦画瓢”的模仿和跟随的道路。就连松下幸之助在创业之初也给自己定下了“只仿造、不发明”的章程。如果说在传统经济形态下，企业的模仿和跟随战略还具有一定的效力的话，在摩尔定律发挥作用的十倍速时代，使得其市场地位、产品地位与被模仿者之间产生了清晰的差距，而当你拿着模仿的东西去和别人在同一个舞台竞技时，赢的机率将是很小的。

2明确创新变革的永恒主题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董事长诺曼奥古斯丁说：世界上只有两类企业，一种在不断变化，另一种被淘汰出局。我国企业如果不加快速度变革和创新，必然被突然变化的大环境所吞噬，企业为了永续经营，必须变革。电子巨头索尼的掌门人出井伸之把互联网和宽频称之为划破制造业天空，是导致“恐龙灭绝”的两颗陨石。例如：网络点到点的传播方式，颠覆了许多传统实体企业关于渠道和财务体系建设的陈旧观念。从客户解单、技术研发、生产制造、物流体系、结算体系完全是按点到点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进入人们生活，实际上给传统传媒产品带来了一个新市场，音像企业必须跟上数字时代的步伐。

3树立创新变革的理念

德鲁克说过：“当前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一场软件、更不是一场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所以说，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无形的，这些‘对手’在我们思想和灵魂的深处。”对于企业来说，决策者意识到市场发生了变化，却“不愿变化更新”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切失败，归根到底是理念和思想方法的失败。如果我们能够在理念和思维方式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则无论竞争对手多么强大，最终一定能够战胜它。实际上，在大变革的时代，真正的竞争优势就是：必须以变革应对变革，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来自比竞争优势更快的变革，否则只有死掉，成功就是这个概念，今天做成功了马上抛弃它，重新开始，一定要重新开始。建立新的产业游戏规则

企业竞争使用的四种成功方法包括：建立优势层、松动的砖头、合作和改变规则。改变规则就是拒绝遵从行业领导者制定的“游戏规则”，建立新的游戏规则。依靠改变游戏规则在竞争中崛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瑞典的宜家公司、诺基亚公司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等一批成功的公司就是拒绝遵从传统的游戏规则，建立新的竞争游戏规则，从而取得竞争的胜利。

现在竞争的速度和程度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竞争变得越迅速，竞争者所拥有的优势也越短暂。管理大师盖瑞汉默在《领导革命》一书中说道，21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不连续的世纪，因此，任何一个竞争规则都将无法被长期“占有”。它只会被打破，然后不断被新的游戏规则所取代，每一次被打破的过程，就是一次革命的过程。企业任何引以为傲的竞争优势，都可能转瞬即失。按常理企业成功之后产生一定的惰性，惰性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将过去的“优势”发扬光大更是顺理成章，可是偏偏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的因子，稍不留心，游戏规则就会被更改了，企业转眼又要去面对“死亡的幽谷”。

DVD压缩碟的出现，有可能促使音像企业建立市场潜在盈利机会的敏感和创新精神，打破原来僵化的体制，创建新的市场赢利模式，将技术创新开发、市场创新和渠道创新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上。正版音像出版企业如果能够盯紧市场和技术演化的蛛丝马迹，把握住未来的走向，打破前面的成功模式，重新调整策略，尽快实现新压缩技术的产业化，甚至重新架构组织和企业赢利模式，赢回失去的市场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

4全面考量竞争对手

如果问一家我们的企业家：“对于你来说，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出一连串自己的竞争对手企业的名字，市场经理们常常为强大的同行而担忧，他们认为这些同行中的佼佼者，是阻碍自身发展壮大最主要的“敌人”。

根据波特的竞争理论，在每个行业中，竞争不止是在原有竞争对手中进行，而是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潜在的行业新进入者、替代品的竞争、买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潜在的行业新进入者是行业竞争的一种重要力量，这些新进入者大都拥有新的生产能力和某些必需的资源，期待能建立有利的市场地位，所以是最重要的竞争力量之一。最终才是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这五种基本竞争力量的状况及综合强度，决定着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从而决定着行业中最终的获利潜力以及资本向本行业的流向程度，这一切最终决定着企业保持高收益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黄勇.DVD压缩碟吞噬五成正版市场[N].经济参考报，2004

2.梁发芾.DVD压缩技术不是非法技术[N].南方周末，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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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11年黑龙江省GDP总量，在全国31个省区的排名一直保持在13～15位。①但是根据学者金雪军和田霖(2004)的研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前，黑龙江省在全国31个省区的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为第18位，在从强至弱的7个梯次中属第5个梯次［2］。张健(2008)以2006年度金融数据为基础，选取黑龙江省、辽宁省、陕西省和浙江省作为实证分析样本，使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得出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指数最低的是黑龙江省，甚至落后于GDP排名在其之后的西部省份陕西省［3］。马婷(2011)通过指标计算全国27个省区的金融竞争力指数，结果黑龙江省的金融竞争力在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的排名分别为23、27、27、27、26位［4］。这表示2004—2008年期间，黑龙江省的金融竞争力在全国横向比较中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退步现象。另外，根据综合开发研究中心(CDI)从2009年起每年一次的“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黑龙江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哈尔滨在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四年的金融竞争力排名分别为24位(参评城市24个)、21位(参评城市29个)、28位(参评城市29个)、25位(参评城市31个)。其中，2009年排名指数得分仅为17．85分，与排名第一的上海的得分100分相差悬殊。

二、黑龙江区域金融创新发展迟缓的成因:统计描述

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从根本上说，对一个区域金融创新成果的需求能力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该区域的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以来，黑龙江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非常低，自1995年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的排名从未超过第28位。2009年、2010年、2011年黑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566元、13856元、1569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4609元、5253元、6114元，排名徘徊在全国倒数第二至第四的位置，仅高于甘肃、青海等省。①黑龙江省人均收入增长相对滞后，导致金融创新能力不足。2．金融业产值低区域金融业产值是区域金融创新的基础。黑龙江省金融业产值占黑龙江省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占黑龙江省GDP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32个省区中占比仅略高于1个百分点(详见表1)。3．金融相关比率总体不高，并呈现阶段性波动金融相关比率③是金融资产价值除以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的价值，区域金融相关比率标志着该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是影响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2004—2011年，黑龙江省金融相关比率逐步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的绝对差距却从0．8个单位逐渐拉大到近1个单位，并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状态(详见表2)。4．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贷款余额偏低一国金融机构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贷款余额的多寡，是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发展强弱的关键性因素，并且两者之间呈正相关性。从全国横向比较来看，黑龙江省其他存款性公司存贷款余额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巨大。以2011年末数据为例，黑龙江省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总量与东部10个东部省市比，仅高于海南省，存款余额约相当于广东省的1/6，贷款余额仅为1/8。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黑龙江省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的衰弱。近年来，黑龙江省其他存款性公司各项存款和贷款虽然在数值上存贷款均有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黑龙江省的存贷款余额基数较低，所以，目前黑龙江省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贷款余额水平仍是保持在较低水平。5．贷存比总体下滑贷存比是衡量一个地区存款总量转化为该地区投放的贷款总量的比例。黑龙江省贷存比由2004年的75．39%下降到2008年的50．61%，下降幅度高达近25个百分点，2009年后虽有所增加，但直到2011年仍仅为60．77%，远未达到2004年水平(详见表3)。这说明黑龙江省的信贷资金不断外流，黑龙江省本已有限的金融创新发展依托资源———存款资源不断外流，严重阻碍了黑龙江省的金融创新能力的提高，对其进一步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构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同时也说明了黑龙江省金融创新资源的供给不足，降低了黑龙江省金融创新供给能力。6．金融机构聚集度差，缺乏创新主体2009—2011年，虽然有中国进出口银行、韩亚银行、锦州银行、昆仑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东亚、广发等银行相继入驻黑龙江省，但黑龙江省各类金融股机构数量及资产总额与发达省份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以2011年数据为例，黑龙江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机构、外资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类型的金融机构分别为76家、329家、1950家、5家、31家，资产总额分别为1355亿元、3057亿元、1961亿元、16亿元、46亿元，而金融创新相对活跃的浙江省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机构、外资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个数分别为568家、638家、4078家、27家、76家，资产总额分别为15317亿元、9340亿元、10925亿元、346亿元、321亿元。①黑龙江辖区的法人证券公司只有1家，外埠证券公司本地分公司只有3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虽有3家，但2家已经暂停营业，无法入基金公司，只有外埠基金公司哈尔滨分公司1家。辖区内有期货公司3家，但正常经营的期货公司只有2家。②无论在金融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的各类金融股机构数量上，还是在资产总额上，黑龙江省与发达省份均存在较大差距。7．金融市场发育迟缓，直接融资比例低黑龙江省目前己基本建立起(包括多种传统金融交易品种在内)金融市场体系，但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市场还未被纳入这一金融市场体系之中，黄金市场还未建立，外汇市场、投资基金市场的运行构架规则仍不规范，市场规模还太小。当前，黑龙江省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过低。黑龙江省自2003年起，连续7年无新增上市公司，2013年5月末，黑龙江省A股上市公司仅为31家，其中沪市公司23家，深市公司8家，而中小板公司和创业板公司只有3家;国有控股公司18家，民营控股公司和外资公司分别只有11家和2家。上市公司境内总市值1842．43亿元，在沪深两市的2491家上市公司中，占比只有1．09%。2006—2011年黑龙江省非金融机构部门债券和股票融资在总融资量中的占比分别只有2．7%、10．6%、6．2%、3．3%、11．6%、8．8%，在证券市场累计募集资金额满足不了黑龙江省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调配资源的需要。①8．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佳根据《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08－2009)》公布的全国各地区(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结果，上海综合评分为0．922，排名第1，黑龙江省综合得分0．320，只相当于其得分的1/3，在全国30个省区中排名第24位。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分中，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和大庆市分别排在第82和86位。可见，黑龙江金融生态环境不佳，并且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黑龙江省金融生态环境比较落后，金融部门只是单纯的融资部门，没有被作为新产业、新经济增长点来看待。黑龙江省长期忽视信用环境、法制环境和舆论环境建设，造成缺乏金融创新的精神，金融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的供给匮乏，使黑龙江省金融创新的供给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金融创新需求者，即金融机构客户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接受度也不高，进一步降低了黑龙江金融创新产生的需求拉力。

三、黑龙江区域金融创新发展迟缓的成因:理论分析

滞后范文篇10

公众责任是指公共场所的经营人在经营公共场所时由于过失等侵权行为，致使在该公共场所的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受到了损害，依法应由责任人对受害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于责任者的行为损害了公众利益，所以这种责任称为公众责任。公众责任保险又称为“普通责任保险”或者“综合责任保险”，它是责任保险中独立的、适用范围极其广泛的保险类别，是承保被保险人或者其雇员在从事所保业务活动中，因意外事故而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害（例如疾病、残疾、死亡等）和财产损害或灭失，依法应由生产、经营管理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这种民事赔偿责任可以是侵权责任造成的，也可以是合同（契约）责任造成的。

公众责任保险是对公众责任的保险，由于经营方常常因疏忽或是意外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影响当事人经济利益及正常的经营活动顺利进行，公众责任险正是为适应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转嫁这种风险的需要而产生的。公众责任保险可适用于工厂、办公楼、旅馆、住宅、商店、医院、学校、影剧院、展览馆等各种公众活动的场所。公众活动场所特别是企业或大型会议、赛事、展览等的组织者投保公众责任保险已经是一种国际惯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公众责任保险的推行，以保障公民和消费者在公众场所的安全和权益。

公众责任保险所承保的危险，限于被保险人因为一次事故或保险期间的任何事故对社会公众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若希望以责任保险转嫁其对雇员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另外购买雇主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包括场所责任保险、电梯责任保险、承保人责任保险等险种。

我国公众责任保险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无免赔额规定，但对第三者财产损失则一般规定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额，即无论受害人财产损失程度如何，免赔额以内的损失不是由保险人负责，而是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一般情况下，公众责任保险像其他财产保险业务那样制定固定的费率表，对赔偿限额很高或者是高风险的行业应该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情况逐笔制定承保方案和确定费率。保险期限一般为一年的时间，费率多为年费率。保险费按每次事故或者累计的赔偿额所适用的业务种类费率计收。

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现状

我国责任保险虽然起步较晚，但国家对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还是比较重视的，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要求外，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11号文件和公安部《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以及1995年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公安部《消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都已明确规定：“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游乐园、宾馆、饭店、影剧院、歌舞厅、娱乐休闲等公共场所都必须参加火灾和公众责任保险。”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险种的发展却很不理想。据《中国消费者报》分别对北京、兰州、郑州、深圳、武汉等一些有影响的大型商场和娱乐场所调查分析，除极个别单位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外，90%以上的经营者对投保公众责任保险不感兴趣。据国家保监会统计，从2001年至2003年4月底，保监会共受理各保险公司备案的各类责任保险253个，责任范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2002年，全国责任保险保费收入36亿元，占财产保费收入4.6%，到了2005年上半年，我国的责任险保费收入为23亿，占产险比例的3.4%，其间从未超过5%，基本上是处在徘徊状态。

在发达国家，责任保险费收入一般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20%以上，其中美国的各种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占非寿险业务的40%至50%，欧洲一些国家的责任保险费收入占整个非寿险保费收入的30%以上，日本等国家的责任险保费收入约占非寿险保费收入的25%至30%。

我国公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业内专家认为，导致我国公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众认识和接受程度不够

目前，保险业对公众责任险业务的宣传力度不够，国内公众对公众责任险知之甚少，对公众责任事故往往缺乏足够的维权和索赔意识，发生民事损害纠纷时，一些受害者不知道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有的受害者知道通过法院向企业索赔，但因举证困难、时间耗费过多等种种原因放弃索赔而“自认倒霉”，因为即使诉讼获胜往往得到的赔偿也比较有限。经营者对自己应对社会公众承担的责任没有清晰的认识，对公众责任险的转嫁责任风险机能缺乏了解。加之公众责任事故的发生率并不高，大部分公众场所业主存在侥幸心理，有些宁可独自承担风险，也不愿因投保而增加经营“成本”，且一旦出现大的公众场所事故，主要依靠政府出面做善后的抚恤处理，根本不知道运用保险管理风险和转嫁风险的保障机制和手段。

（二）保险公司积极性不高

责任保险虽然是财产险的一个险种，但与传统的财产保险相比，开办时间短，所占比例小，公众责任保险不仅标的分散，保费低廉，而且风险大。在技术、管理上对保险公司的要求较高，加之前面提到的公众接受程度不够，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都不愿意花大力气在公众责任险上，导致了我国的责任险种较为单一，产品开发速度相对较慢，创新力度不够，在险种开发和创新方面后劲不足。在设计产品时无法将所有风险都考虑在内，加上保险公司自身的技术条件落后以及责任险经营情况不理想，因此，保险公司对发展公众责任保险的积极性也就不高。

（三）相关法律法规落后

在我国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将责任保险分为法定责任保险和一般责任保险。而我国现阶段，有关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很不健全。《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费等费用、该条只是规定了要赔偿，但并没有说明赔偿额。误工费、伤残补助费、精神损失费怎么计算，也没有实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使法院在审理人身损害案件时有据可依，但具体的赔偿标准还不明细，根据各地经济状况与消费状态不同，赔偿金结果就相差很大。如同样是由花盆飞下伤人事件，深圳市一名受害者得到10万元的赔偿金，而哈尔滨市市民仅得到1万元的赔偿。有些行业也通过立法部门颁布了行业的法律法规，如《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但与责任保险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多，特别是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界定还没有统一的明确的规范标准，国家保护民事责任受害方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

（四）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不够

保险业整体税负偏重，营业税率高于交通、建筑、通信等行业。保险业虽与银行业同样执行5%的税率，但银行业税基为利息收入，保险业则为保费收入，以至影响保险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的提高。加之政府引导力度偏弱，相关部门与保险企业的协调配合不够，发展公众责任保险缺乏有力、有效的推动机制。

发展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受害人及时得到补偿

当公共场所如公园、旅馆、影剧院、歌舞厅、网吧、运动场、商场、医院、学校等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时，由于经营者经济实力、赔偿态度的不同，以及事故原因认定的复杂性等因素，往往导致受侵害人不能及时获得经济赔偿。而如果经营者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当意外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在事故责任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可以使赔偿有所保障，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如2004年5月法国戴高乐机场发生的坍塌事故，事故中2名不幸遇难的我国公民的家属分别获得了至少40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受害者能够快速得到如此高额的赔偿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这是因为机场投保了公众责任险。正因为有保险公司在背后支撑，事故的善后理赔才会顺利快捷。

（二）有利于保险公司扩大保源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市场主体多元化，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责任的利益主体，必然需要通过投保来化解和转嫁无处不在的各种风险，保持经营管理的稳定。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保险经营的依据是大数法则，保险的覆盖面越广，就越能分散风险。因此，发展公众责任保险对保险公司来说也非常有利。

（三）有利于保障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经营者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责任风险。如果每一次责任事故的风险都由企业自身完全承担，很有可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如2003年重庆市开县发生“12.23”特大井喷事故，为补偿因毒气泄漏而造成周边群众无辜死伤和财产损失，事故直接责任人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东钻探公司仅首期支付赔偿款就高达3300多万元，这无疑将企业拖入了效益的深渊。但如果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经营单位只需交纳少额保险费就可将日常经营中的大额无法确定的巨额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避免因生产责任事故的发生而导致破产或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四）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负担和压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而在我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发挥的作用很小。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在事故处理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财政负担很重。近年来，由于一些生产经营者经济能力有限或有意逃避责任，常常在发生重大、特大责任事故后躲藏逃匿，把灾后救助和事故善后全部推给地方政府。在一些行业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不正常现象，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发展公众责任保险后，政府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建立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利用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效地转嫁风险，辅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和压力。

（五）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五大执政能力之一，这充分说明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通过大力发展我国的公众责任保险，引入风险分摊机制，由企业、保险公司等共同编织一张公众责任事故的安全“保险网”，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加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都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公，维护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促进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步伐。

发展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对策

（一）加强社会宣传力度

全社会对保险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有限，更谈不上利用保险管理企业和个人风险。因此，保险业必须充分认识宣传的重要性，加强宣传力度，在社会上大造声势，以新颖的形式（如宣传册、产品推广会、企业交流会等）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大力宣传责任保险，引起社会共鸣，提高社会公众维权意识，强化责任人的法律意识，培育全社会的维权意识和风险转嫁意识，为推动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开展公众责任保险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公共社会管理行为，反映了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发展公众责任保险，政府责无旁贷，积极发挥引导和推动作用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有关政府部门应提高对公众责任保险的认识，给予理解和支持，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建议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公众责任进行强制保险，或者在税收等方面对其提供优惠便利条件。但同时也要加强监管，确保保险公司依法合规经营，防范风险，为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促进与实现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人们可能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风险是依据法律的规定，所以说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础。对公众责任险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快相关法律的研究，对缺少法律调控的领域，尽快制定法律，弥补空白，建议国家应制定《公众安全法》，并将投保公众责任保险作为“安全许可”的重要条款写进法律，实行公众责任强制保险。如我国不妨把综合性公众场所如商场、酒店、娱乐场所等是否投保了公众责任险、是否具备消防设施一样，作为准许其营业的一个硬条件。同时应明确责任并应对民事赔偿责任的具体额度予以细化，以保证相关案件有法可依，为促进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打下基础。

（四）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当前进行公众责任保险产品的创新，主要在于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进行产品创新，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不同地域的需要，积极开发有特色的、符合投保人需求的公众责任险产品，重点开发那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的产品，尽快推出一个产品链，先通过市场方式进行推广，以典型案例争取社会认可。同时也要注重承保标的风险管理，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为保险能够发挥其功能提供最终保障。

（五）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责任保险是高风险、高技术性的领域，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首先，由于公众责任保险涉及法律法规的内容比较多，条款的制定有其特殊性。为了准确地把握责任保险市场的需求，合理控制风险，在设计险种时，需要了解相应的法律法规、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以制定合理的条款。另外，有条件的公司可以挑选一些资深的核保人员派送出去进修法律专业，培养出既懂法律又懂保险的专业人才，以利于险种开发和风险控制。其次，精算人才对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和风险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应尽快培养和储备一批具有保险、法律和相关业务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建立责任保险人才库，为大力发展公众责任保险、推动业务稳步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简化小额案件诉讼程序

设立专门的小额请求法庭，使小额索赔能够及时、合理得到补偿，为责任保险的迅速理赔处理创造条件，使老百姓更乐于接受和欢迎责任保险。因为对于小额索赔，如果用既有的法定程序去审理，则势必会因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繁琐耗时，造成众多受害人放弃对应权益的追求，也会对保险公司的理赔处理产生意见。因此，针对大量小额赔偿纠纷案件，有必要建立小额请求法庭，用简单方便、收费较少、时间较短的起诉、应诉、调查、审理、判决的程序和方法，及时有效地处理这种小额纠纷，并很快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发展公众责任保险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只靠哪一方面的努力都是不够的。笔者相信，通过政府、保险行业和公共场所经营业主的共同努力，在实现公众责任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前提下，我国的公众责任险一定会有更快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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