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范文10篇

制衡范文篇1

监督、制约和制衡三个概念的区分涉及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和定位以及检察机关与其他机关的关系，是检察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近日，笔者拜读了蒋德海教授的文章《监督、制约两概念不应混同》（《检察日报》2008年4月4日第3版），受到一些启发，也产生了一些担忧。近年来，监督、制约和制衡这三个概念被滥用和误用的情形在一些论文和著作中经常出现，确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和辨析。

制约与监督的区别

对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来说，监督是本质性的、根本性的，制约是派生性的、从属性的。

高检院《关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高检发研字19971号）中曾就监督与制约的关系作了比较准确的界定和区分。从法律文本来看，监督与制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同时，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与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既有联系，又有质的区别，不能相互混淆和替代。监督与制约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是对权力行使的约束、限制和控制，都能起到防止和纠正工作中失误的作用，目的都在于保障执法和司法机关正确地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监督与制约的区别在于：

1．制约与监督的行为走向不同，制约是互相的，而监督是单向的。制约是由相关权力主体（机关、机构或个人）各自承担特定的执法任务所产生的，这种相关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各权力主体处于权力运行的不同程序和阶段，有前后之分，前后权力行使的结果形成互相制约；二是各权力主体在同一程序或阶段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通过共同参与和相互辩论对最终结果形成制约。譬如，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控诉、审判由于分工不同，职能的内涵各异，互相衔接，交互发生作用而形成互相制约的诉讼机制，这种互相制约以一方的存在作为另一方存在的前提。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特定机关、机构或个人的权力或者权利，譬如，诉讼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特定职权，对诉讼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和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正因为如此，在刑事诉讼中，只有检察机关才是监督主体，而并非互相制约的各方都互为监督主体。

2．制约与监督的影响范围不同，制约的影响在于它对上一个环节中权力行使的结果作出评判以及决定是否启动下一个环节的程序，而监督是对权力行使过程或者结果提出意见或建议。譬如，在刑事诉讼中，制约主要表现为一个程序结束向另一个程序转换时两个诉讼程序的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它的指向和影响主要是诉讼的结果。监督则不同，它存在于诉讼活动的始终，不仅包括对诉讼结果的监督，而且也包括对诉讼过程的监督。

3．制约与监督的效果或影响方式不同，制约对于受制约方是决定性的、负完全责任的，不要求被制约方作出积极的回应，受制约方要么接受制约方的决定，要么依法选择其他的程序或路径继续推进；而监督对于受监督方的决策和行为是督促性的，要求被监督方作出积极的回应，但不具有决定性，也不参与决策，因而不负决策和执行责任。譬如，在刑事诉讼中，对诉讼活动的制约是诉讼主体间审查、复核、退回程序等方式进行，互相制约的各执法主体都独立地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以自己的决定影响对方执法决策或行为的结果。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如果以提出纠正意见的方式进行监督，被监督部门应当执行；如果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要求受监督方重新考虑或审议并作出新的决策，但不具有强制性。互相制约关系随着诉讼程序的推移而自行得以解决。对刑事诉讼中违法行为的监督，是以违法行为得到受监督方自己来纠正而得以解决。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主要通过办案实现。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参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在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同时承担着侦查、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等职能。这些职能本身就体现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权，人民检察院正是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等具体工作中进行法律监督的，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是通过具体办案实现的，办案是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最有效的手段。同时，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又是一个独立的执法主体，在依法独立行使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监督刑罚执行等职权中，对审判机关、监狱机关、安全机关、公安机关等国家机关和诉讼的律师都形成一定的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关系是和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制度化体现，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并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方面的反映。对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来说，监督是本质性的、根本性的，制约是派生性的、从属性的。对于检察机关在国家政体和司法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监督是本位性的、主要的，制约是延伸性的、次要的。从检察机关与其他机关的关系来说，监督和制约都是职能关系，是程序性的权力，并不意味着也不要求检察机关与受监督方和受制约方之间存在政治地位的高低差别，检察机关的权威来自法律监督的质量和合法性以及法律的设置，而不是来自检察机关具有或必须具备某种较高的法律地位或政治地位。这是法律监督与其他监督的一个重要差别（其他监督可以或者需要有地位差别）。当然，在具体的诉讼程序和环节，监督和制约的任务和表现形式不同，其地位和作用要具体分析，不一定有主次、本末、高低之分。

制约与制衡的区别

分工制约是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原则，分权制衡是在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原则。

近几年来，“制衡”概念被滥用或误用的情况相当普遍和严重。有的作者没有注意“制约”与“制衡”的区分，有的作者有意地混淆这两个概念或者试图以“制衡”代替“制约”来解释我国检察机关在政体和司法中的定位。这个问题涉及社会主义政体与资本主义政体的原则界线。我国社会主义政体实行的是分工制约，而西方资本主义政体实行的是分权制衡。如果说监督与制约的区别只是功能性的、体制和机制上的，那么，制约与制衡的区别则是政体上的原则界线，十分重要，不容混淆。

分工制约是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原则，分权制衡是在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原则。因此，分工与分权、制约与制衡的区分首先应当放在两种不同的政体背景下研究。在政体意义上，分权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在组织和责任上的绝对划分。分工则是各种国家职能（不限于立法、行政和司法）在组织、人员和责任上的相对划分，并不排斥国家机关之间在部分职能上相互交叉、相互参与和相互配合。

从宏观的权力结构上说，分权与集权是两种不同的政体。简单地说，集权是一元化的权力结构，所有的国家权力都直接或间接地集中于或从属于一个机构（集体或个人）；分权是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各种国家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宪法和法律划定的范围内是互不隶属的、平行的、各负其责。因此，分权与集权之间的区别是显著而重要的，必须严格区分其政体性质和意义。当然，在管理的技术层面上或者在微观机制中，集权与分权的区分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流动性。譬如，管理学家法约尔曾说：“集权或分权问题是一个单纯的尺度问题，重要的是找到企业适合的尺度。选择集权还是分权，其尺度就是能否使总收益最大化。”这一解释淡化了集权与分权的性质和界限，撇开了政治原则，提供了一个评价它们的合理性的实用主义标准。对我们分析和评价分权与集权的是非也不乏启发和借鉴意义，但是，当我们研究和论述国家权力的分配和运行，特别是涉及国家政体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时，就必须严格区分分工制约与分权制衡，分工与分权、制约与制衡。如果把它们相提并论，不加区分，就可能犯理论错误，甚至政治错误。

对监督和制约，《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都单列词条并予以明确的界定和解释，对“制衡”却没有单列词条作出解释。从汉语字面上来看，制衡可能是制约与平衡的结合。从英译汉的角度来看，制衡是“checksandbalances”的汉译。Check有检查、制止、制约之义，balance则表示彼此之间的平衡、对称、稳定。制约与平衡（checksandbalances）是以区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为基础，并保证这三权中任何一方的任何错用或滥用权力都将受到其他一个或者两个方面的制约与平衡的政府原则。据《宪法辞典》（台湾民笙书局，1979）解释，制衡是政府机关在权力分立之原则下，各机关互相牵制，以保持权力之均衡的政府组织原理。制衡原理起源于波里比阿（Polybius）的代表作《罗马帝国的兴起》，在英国宪政史上经过了反复的理论争鸣和政治斗争，理论上定型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立宪实践中在美国政府结构中得到了最典型的应用。

美国宪政的制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有权建议、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有权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有权通过弹劾案撤换总统；参议院对弹劾总统案有审判权，国会有宣告惩治叛国罪之权，有建议、批准总统对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之权，有弹劾、审判最高法院法官并撤销其职务之权。二是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拥有有限的否决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总统有特赦权，有提名并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三是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宣布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无效；在总统因弹劾案受审时，最高法院的首法官担任审判庭主席。这样，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机关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制约和平衡。任何一个机关都不具有绝对优越的地位，都不能领导其他机关，也不能改变或调整三机关之间的基本关系。

制衡范文篇2

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国家财政权力、财政部门权力以及其它部门权力概念有关，准确理解定位这些概念对防止财政部门权力越限很重要。因此首先得研究这些概念。

国家财政权力是由人大财政权、政府财政权、司法财政权构成的。财政部门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因此，财政部门权力是政府财政权的一部分。所以，界定国家财政权力及政府财政权力是财政部门权力定位准确性的必然要求。

(一)国家财政权力定位

目前经常提到的财权、事权被用以描述国家的财政权力。.财权概念是从经济学范畴来界定，它表现为某一主体拥有支配财力的权力，包括融资权、获益权、财务预算决策权、投资权、等权能。而事权概念没有统一明确，大体上，我国主要指政府事权，“主要指每一级政府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责任”财权和事权构成财政权，财政权包含国家财政权。国家财政权是指国家通过公共选择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立法主体、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之间，按其法律预先制定的程序，确定的权责体系，它包含人大财政权、政府财政权、司法财政权。其中，人大财政权主要有财政立法权、预算审查权、财政议决权、财政监督权等；司法财政权主要有财政监察权、财政检控权、财政审判权等。而政府财政权主要有财政行政立法权、财政会计管理权、财政预算管理权、财政税费征管权、财政收支监督权、财政执法复议权及其他财政管理权。

多年来，通过多次的预算改革中，我国不断完善公共预算体系中的国家财政权力的界定。但由于我国宪法和法律没能具体规定国家财政权的权限、配置和运行方式，且财权理解受传统财政权定位的影响，目前国家财政权与政府财政权被错误地简单等同。因此，在国家财政权配置和运行过程中，我们对国家财政权的定位仍然不明确，造成了财政权责不称，政府财政权不统一。这严重影响财政权力的运用，使财政权力滥用成为可能。

(二)财政部门的权力范畴、界限

财政部门的权力范畴、权力界限，比较难把握。我们不能具体说财政部门到底有哪些权力、有多大的权力。但从上述国家财政权力界定可知做为政府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财政部门主要拥有的是相应的政府财政权，应该拥有财政会计管理权、财政预算管理权、财政税费征管权中的财政管理权、财政收支监督权、财政执法复议权中的执法权及其它财政管理权等财权。根据财权与实权一致原则，财政部门的事权应该由财会管理、预算管理、财政税费管理、财政收支监督、财政执法及其它财政管理等事权构成。但它的财权、事权的范畴界限应该被限制在与财政有关的领域。

在现在的公共预算体系中，权力结构重整使财政部门的权力与其在整个公共预算体系中的职能相对应。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财政部门自身的职能对上述财政部门的财权与事权重新整合找到财政部门的主要权力范畴。我国的财政目前担负着四个方面的职能，即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调控经济职能和监督管理职能。因此财政部门的财政权力可重新界定为资金分配权（预算决策权）、资金执行控制权、财政监督权。这些权力构成了预算体系中财政部门的核心权力。各个权力贯穿财政政策执行过程。在财政政策执行前需要进行财政预算，对资金进行合理分配，所以预算决策权是基础。在财政预算决策作出后，就进入资金分配执行（即财政支出）阶段。财政支出的目的是使其它部门的有效行政，财政部门的财政预算过程实质是财政部门通过财政手段有效控制其它部门的行政行为的过程，此时它执行自己的资金执行控制权。资金的分配、执行会因部门的利益追求而变得具有不确定性，再加上财政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的追求利益倾向，二者整合容易导致资金分配人为化，影响资金利用效率最大化，因此要加以监督，于是出现监督权。

二、公共预算体系中权力结构变化现状

现在的公共预算体系改革正努力重构财政权力结构，改变以往的民众监督不力、人大监督权力虚化、司法监督缺位、财政部门预算权力弱小而准预算机构及支出部门资金分配权力过大、党政领导掌握最终资金分配权的权力“碎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财政部门正逐步成为公共预算体系中的核心预算机构，预算权正逐步集中到财政部门的手中；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加大；司法机关的财政监督得到强化；公众参与财政预算监督，通过规范财政预算程序和运作方式，党政领导对财政的不合理干预的越权行为得以制约。

然而“在预算权逐步集中到财政部门的过程中，财政部门必须正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提升自身的预算能力，二是如何有效地规范自身的行为。除非财政部门能够有效率而且非常规范地用好目前已经获得的预算权力，否则，它要求更多预算权的行动将会面临各种反对与质疑。”对于财政部门的预算能力的提高，我们很有信心，但对于如何有效地规范财政部门的自身的行为，却是我们所不容乐观的。这种不规范的行为主要表现在财政部门因自身权力加大而有不当干预其它部门的行政事务的行为，也就说有不当干预其他部门的事权行为。为此我们得首先研究这个新的趋势。

三、财政部门权力的越位、错位、缺位是权力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一)新趋势的成因分析

财政部门的越位、错位、缺位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财政部门权力认识定位模糊。从财政部门的上述权力范畴及界限中，我们显然发现财政部门的财权与事权和其他部门的财权与事权存在交叉，使财政部门对自身的财政权力（财政财权和财政事权）的认识模糊不清，导致财政权力操作性的难度加大，出现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管的权力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财政部门对自身的权力定位认识不明确的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自身的财权与事权界限不清。财政部门的财政权力都是以“财”即公共资金为基础，它的财权和事权都是以“财”为中心。它的财权主要是指对公共资金的使用进行综合预算、调节、配置。因此其事权也被限定在协调其它公共服务部门共同预算、调节、配置所使用的公共资金上，当然在现在的公共预算体系中，财政部门的这种协调功能因自己逐步成为核心预算机构而正趋向权力集中。然而，目前，财政部门对自身的财权、事权的概念理解维度扩大，对自身的财权、事权概念界限从“财”随意延伸至其它范畴，尤其是对事权的随意曲解更为严重。常常把对“财”的预算、调节、配置理解成对其它公共事务的协调、控制，认为自己的事权就是公共事务的决策、行政执行与控制的结合体，明显超越自身的事权。这也是财政部门把自身的事权从“财”扩大到“财”外事务的表现。

唐国清：公共预算体系中财政部门的权力制衡另一方面对自身与其它资金预算使用部门的财权和事权关系不明。由于财政部门的财权与事权和其他部门（主要是党政领导和人大、其他准预算机构、各个支出部门）的财权与事权存在交叉（见图1），容易导致财政部门对自身的财政权力的界定模糊。

四、权力制衡的必然

财政部门的越权行为已经对各部门的行政行为产生了严重影响，但目前还没有引起政府部门、学术界的重视。所以这里我们要强调对财政部门的权力加以制衡。财政部门的权力既不要太大又不要太小，要掌握财政权力的运作效度。所以如何有效制衡预算权力集中后的财政部门权力，应当成为我们今后的研究课题。

对于如何制衡财政部门的权力。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一是具体界定财政权力中的财权和事权概念。完善公共预算改革的成果，提高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二是提高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只有高水平的财政业务人员，才能真正理解权力概念、真正依法实施财政政策。三是增加财政部门独立性，继续弱化党政首长在预算体系中的决定权。四是注重人大监督的实效性，继续加大人大的预算监督。五是进一步完善预算体系的民主性，使广大群众真正参与预算财政监督。六是避免由于部门利益竞争而带来的财政部门权力寻租。权力寻租欲望随权力膨胀会凸现，因此，控制这种欲望成了财政权力制衡的关键、难点。七是进一步增加支出部门的资金使用的预算、执行的透明度。公开能使支出部门理直气壮地监督财政部门，预防财政权力扩张。但我们说的强化在新公共预算体系下的支出部门对财政部门的预算权力的适度监督以制约财政部门的权力，不是回到以前的预算体系的权力结构中。八是继续完善预算的法制化、程序化。完善的法制、财政程序是制约财政权力的现实途径。

总的说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制衡财政权力实现公共财政法制化、财政调控公平化、财政体制科学化、财政监督民主化。以防财政部门权力的失衡，不至于过大或太小。

制衡范文篇3

为深入开展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构建工作，根据《中共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权力制衡工作的通知》（委办〔2009〕70号）文件精神，在年开展试点工作及年在设纪委、纪检组的单位进一步开展权力制衡工作的基础上，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决定在全县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开展权力制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开展权力制衡工作，目的是将决策、执行、监督等权力相对分离，形成一套互相制约、相互监督的权力运行工作制度和权力约束机制。通过制衡，规范权力运作，强化领导责任，防止权力被滥用；推进民主，增进团结，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和谐单位建设；落实惩防体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上保护领导干部干净干事，为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主要内容

重点是以正职不直接分管本单位财务、人事、基建工程、物资采购、项目审批、资产、资源等七个方面为主要内容，推行“集体决策，正职监管，副职分管，处室承办，专门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机制。

三、实施范围

全县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其他单位可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四、工作程序

（一）明确职责。权力制衡工作由各单位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正职负总责，分管领导根据任务分工各负其责。对未建党组织的法人单位，由上级党组织组织实施。

（二）制定方案。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权力制衡工作实施方案，重点明确财务、人事、基建工程、物资采购、项目审批、资产、资源等重大事项具体负责领导、监督管理的工作流程。对单位小、班子成员少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行政单位经县纪委同意、事业单位经主管部门纪检组织同意后可选择其中部分内容开展，但对未开展部分必须采取措施加强权力制约。各单位的权力制衡工作方案必须经部门党委（党组）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并报县纪委备案。

（三）建立监督组织。为了强化对权力制衡工作的监督指导，各单位要成立由单位法定代表人任组长，分管纪检工作的领导为副组长，相关人员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干部为成员的专门监督小组，切实加强对权力制衡开展情况的监督。

（四）健全制度。各单位要按照正职不直接分管的基本要求，对原有制度特别是对单位的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基建工程管理、物资采购、项目审批、公共资产、资源管理等制度进行清理、修改、补充、完善，确保各职人员履行职责有章可循。

（五）总结完善。各单位实行正职“七个不直接分管”后，监督小组要在本单位干部职工中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和建议，根据新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拟订改进措施，修改完善相关制度，确保权力制衡工作取得实效。

五、基本要求

（一）精心组织，加强领导。各单位要把深入推进权力制衡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松阳县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要点及责任分工》（松委[2008]16号）等相关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研究落实措施，明确责任，制定具体方案，营造氛围。各单位正职要按法定代表人的职责要求，做到放手而不撒手，不直管而强监管，照章办事，规范运行；要把握大局，强化领导，防止权力制衡简单地演变成权力转移。分管领导要正确理解权力和责任的关系，切实负起分管责任，在工作中主动向正职汇报情况，自觉接受正职的领导和监督。职能处室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严格按权力制衡的规范办事，确保有关事项透明、高效、廉洁。

制衡范文篇4

制衡机制瓦解“地下联盟”

《通知》的制定者充分考虑了企业国有产权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现状，赋予产权交易机构对受让方资格的最终确认权力，实际上对国有产权的转让方（或者背后的出资人）设计了制度层面的有效制衡，对受让方同样具有有效的制约。

鉴于我国企业国有产权管理的现实，产权分级管理，产权的链条相当长，国有产权出资人的约束力度逐步软化，不法的出资人与国有产权实际占有者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案例时有发生，国有资产流失难以完全有效的遏制。如果进场交易的企业国有产权的出资人与转让方联手，把转让信息通过地下渠道传输给“已经确认的意向受让方”，那么，买卖双方的“地下联盟”已经形成，他们的希望就是产权交易机构也加入地下联盟，使第三方作用消失完全融入买卖双方之中。

江西省产权交易所经历的一宗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案例就是一个佐证。2004年，某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的汽车运输公司部分国有产权转让的项目经过公开征集出让方以后，意向受让方分别为该公司领导层参股的公司和本省同属于运输行业的上市公司。显然，后者的受让能力要远远高于前者。但是作为出资人的地方政府却对预审条件增加了许多有利于本地意向受让方的条件。尽管省产权交易所根据3号令组织了竞价，但本地意向受让者因为有本地政府的支持，在竞买中无论价格多高都是志在必得，最终还是本地竞买人胜出。

如果产权交易机构有最终确定的受让人资格的权力，对当地政府和转让方就有一定的制衡；如果上级国资监管部门对下级国资监管部门能够实行垂直管理或者加大管理力度，出资人和转让方以及受让方三方“地下联盟”在制衡机制下就难以实现。

对产权交易机构提出更高要求

制衡范文篇5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县委《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办法》文件精神，认真完善监督机制，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二、工作要点

全面实行一把手“七个不直接分管”，即不直接分管本单位财务、人事、基建工程、物资采购、项目审批、资产、资源等七个方面内容。加强对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落实权力清单制度，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实行“集体决策，正职监督、副职分管，科室承办，专门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权力运行机制。

三、责任分工

在局党组领导下，局长负总责，分管领导根据任务分工负责具体实施。同志分管财务、物资采购、资产资源管理，同志分管基建工程，同志分管项目审批，同志分管纪检监察工作。

四、主要措施

（一）成立权力制衡监督小组

成立权力制衡监督小组，组织实施权力制衡工作。

（二）完善管理制度

1、加强财务管理

所有经费支出需由经办人经手、财务审核、监督领导监批、财务分管领导报批后予以报销。1万元以上，除县里有规定可直接列支，必须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后附会议记录方可报销。

专项资金支出按相关专项资金管理规定执行。

工作人员因公出差，凭有关出差依据、通知等报差旅费，差旅费报支按县政府有关文件执行。公务用车费用的结算，由局财务按县会计核算中心的规定报支。

公务接待按照规定执行，结算凭正式发票和菜单按规定报销。

参加在职学历教育，由本人向局党组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同意的，按照县核算中心有关规定，所有费用凭毕业证书报销。

2、物资采购（固定资产管理）

办公用品购置、印刷、业务联系等开支，先到财务室填写《物资采购申请（审批）单》，1000元以内的申请单由财务分管领导签批陈丽君统一采购，1000元以上申请单，由财务分管领导签意见后报局长签批，再由陈丽君和一同购置，需政府采购物资，按政府采购程序执行。

固定资产指单位单价在1000元以上的大宗设备列为固定资产。固定资产购入后由专门验收、登记管理。

固定资产的调拨、核销、报废、出售，必须由经办人员向财务室提出意见，说明情况，财务报局负责领导同意，并报国资管理部门批准后，予以处理，同时做好账务。

干部、职工因退休或工作调离本单位时，对其使用和保管的财产物资，应办理清点交接手续，并报财务室备案。

3、项目审批

项目申请应按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或项目指南的规定向主管部门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报标准文本、项目申报书及必要的附件，并按规定提供单位的组织形式、财务状况等有关情况。专项资金项目经上级批准立项后，必须严格按照审批文件执行。

4、严格人事制度。

干部的推荐、任免、使用、调配和奖惩等，要严格执行干部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由职能科室提出方案，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形成会议纪要，并按规定在适当范围公开。

5、基建工程管理制度

重大项目建设工程必须按照有关程序和要求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并严格按《招投标法》、《县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法（试行）》等执行；10000元以下的零星维修项目由分管基建工程的领导提出方案报经局长同意后组织实施；10000元以上提交局班子会议研究后组织实施，严格执行项目建设廉政保障制度，确保工程质量和工程安全。

制衡范文篇6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投资行为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中国的股权改革持有不同的意见，呼声最高的就是国有股的减持，但是学术界和实务界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不能1味的要求减持国有股，而要看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而学者们对股权制衡度对资本投资的影响也是存在不1样的观点。那么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股权制衡度与投资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股权改革，本文将以实证分析的方式探讨这两个问题。

1、研究假设

当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股权制衡度越来越低，不存在其它控股股东对控制权的分享时，上市公司倾向于对增加公司价值的项目进行投资。但是随着股权的集中，存在其他股东对第1大股东进行制衡时，就会出现投资扭曲行为，因为如果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与第1大股东相差不大时，他们对投资项目的选择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出于利己的目的，投资目标可能出现分歧，因此对控制权的争夺导致投资项目的选择就不1定符合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准则。另1方面，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对于减轻“大股东控制”和其掏空行为是有利的。从这方面来说，股权制衡度提高又会对投资科学化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我们暂且提出：

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股权制衡度的提高，上市公司投资容易出现扭曲行为。

2、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

在构建投资模型时，通常我们认为，企业的投资同时受到短期投资机会、长期投资机会、企业的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影响。为了控制规模因素，我们将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用其除以期初总资产的相对数表示。变量描述如表1。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选取了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制造业企业2001年～2004年的数据，剔除了PT和ST公司，数据缺损的公司以及在4年内股权性质不1致的公司。最终满足条件的上市公司共有359家，所得样本观察值为1436个。本文所有的数据全部来自于北京大学CCER数据库。

2.模型设计及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股权制衡度对投资的影响，建立模型：

回归结果见表2。

上表表明所有模型都是显著的，加入股权制衡度后，调整R的平方没有变化，说明股权制衡度对投资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是股权制衡度的系数为负，说明了随着股权制衡度的增加，投资有所减少。加入交叉项后，我们发现交叉项的系数为负，表明随着股权制衡度的增加，出现了投资扭曲行为，对样本的分组回归也得出了1致的结论，而非国有上市公司交叉项系数的绝对值比国有上市公司大，可能的原因是随着股权制衡度的增加，非国有上市公司对控制权的争夺更加厉害，导致更加严重的投资扭曲行为。

3、结论分析及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前面提出的假设是成立的，也就证明了理论推导是正确的。通过这样的结果，笔者建议不论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都要保证第1大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保证没有其他控股股东和它进行权力的争夺，在这种前提下，增加第2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形成对大股东的制衡。

参考文献：

[1]陈晓江东: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行业竞争性[J].经济研究,2000,(8):28～35

[2]孙永祥黄祖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J].经济研1999,(12):23～30

制衡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独立董事制度地域特色法律支持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中的制衡力量，中外在公司制度安排、选择方式和运作实践中走过了不同的历程。本文结合这些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试述建立一种有中国地域特色的独立董事制度。

一、独立董事制度的由来厦在中国的实践

在公司制企业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美国和英国。英美等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没有设立监理会，对董事、经理的监督主要依靠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社会中介机构和股东的投票选择权。但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膨胀发展，运营业务、经营规模呈巨型化趋势，对公司董事、经理的监督、约束，尤其是事关公司生存发展的重犬战略决蓑的选择，越来越需要进行事前、事中的监督和更多地听取外部专家的意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的一些上市公司开始大比例增设外部董事。在一些国际知名大公司，如摩托罗拉公司、阿科公司等，公司董事会的外部董事比例在3／4以上。所谓外部董事是相对于内部董事而言的，外部董事也叫非经营董事，是指非公司雇员的兼职董事。他们的职责是作为公司董事会成员，参加董事会会议，为公司决策、财务审计、业务控制提供咨询，监督内部董事和经理人员。而且要求外部董事必须对公司战略、经营和资源配置，包括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作出独立的判断．由此派生出独立于公司经营管理层的独立董事。要作出“独立的判断”，须符舍以下几个条件：(1)独立董事必须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不得由董事会任命；(2)独立董事必须具有5年以上的商事、法律或财务工作经验；(3)独立董事在过去3年内不是拳公司或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雇员。与公司没有1O万美元以上的交易。与公司雇员没有直系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4)独立董事在公司任职不得超过3年。满3年后，独立董事可以继续作为董事留任，但失去其独立董事资格。相关法律规定。独立董事有以下的特殊权力：(1)由独立董事批：隹的“自我交易”，法院可免除审查。(2)独立董事有权批准对董事因遭到指控所作出的费用给予补偿。(3)独立董事有权撤销一项由股东提起的派生诉讼。(4)独立董事不同意董事会大多数人作出的决定时，有权直接与股东联系，其费用由公司支付。

我国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始见于国内上市公司和在境外上市的公司。1997年l2月，中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首次明确在上市公司中“可以设立”独立董事。2000年l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市公司经理指引(草案)》中，提出在上市公司中至少拥有两名独立董事。2OO1年8月，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在2003年6月30日以前，上市公司董事合成员应当至少包括1／3的独立董事。从“选择性蒂款”到上市公司治理的必备条件，逐步形成了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制度安排。

二、独立董事是构建公司治理中权力制衡的重要力量

建立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独立董事制度，要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目前的公司制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不论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个普遍的特点是“一股独大”这是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家旋企业的基本特点和国情。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来客观、公正地借鉴、评价和推行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有效地规避当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弊端，对维护正常、规范的经济秩序具有现实意义。

国外公司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是其基本特点。而我国的基本特点是公司股权结构的“一股独大”、高度集中。因此，在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时，一定要面对这个现实。首先是独立董事的任免权问题；其次是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和任职资格；第三是法律授予独立董事的特殊权力。

1．独立董事的任免权应由公司监事会掌控。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基本遵循资本多数决原则。即股东大会上，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对公司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经代表多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就能形成决议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在“一股独大”的现实情况下。大股东往往利用这种绝对优势，迭到其操纵股东大会的目的，并控制投票权，从而操控公司董事会和公司经营班子。而会司监事会则处于弱势地位，对公司董事、经理的监督根本无法实现，成为一种摆设。

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需要时日．即使若干年后股权结构相对分散后。仍然存在公司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要解决问题，还得从实际情况出发，也毗是针对“一股独大”的实际。创建有中国地域和经济运行特色的独立董事制度。把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权与监督权分设，使独立董事制度成为权力制衡的重要力量。具体采说，就是公司走股东掌控股东大会、董事会厦执行层，公司小股东掌控公司监事会，并由监事会提名和任免公司的独立董事。这样就等于把公司股东大会中分出了两种对立统一的势力；一种是大股东度其同盟者。代表公司执政的势力；另一种是投反对票的中小股东．成为监督执政的势力。而后一种势力掌握的对公司治理中权力制衡的有生力量，就是独立董事。

由公司监事会任免公司董事的治理模式，在德国和瑞士等国盛行。这符合他们的国情的公司治理结构。而我们采取由公司监事会任免独立董事。是针对我们的国情，是对目前公司治理结构的修正和充实。

2．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和任职资格。英、美等国的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为2／3到3／4。我国的上市公司要求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为I／3，这个比例可以加大到1／2，因为相对经营董事而言，独立董事在执掌公司权力，信息获取等方面处于弱势。

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应该有明确的界定：(1)对独立董事能力的界定。必须具有5年以上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商务、法律或财务工作的经验。而且不能有无决策能力、损害公司利益、不能履行职责等不良记录。(2)对独力董事“独立判断”的公允性界定。在过去3年内与公司经营管理和管理层无直系亲属关系，无合伙人关系。无超过2【J万元的交易关系。(3)对独立董事任职年限的界定。公司独立董事任期3年。可以连选连任，但任职不得超过6年。(4)非经过特批，不得担任3家以上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3．法律授予独立董事的特殊权力。我国相关的法律，如《公司法》、《证券法》应授予独立董事以特殊权力。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独立董事有权撤销一项由股东提起的对经营董事的诉讼，使管理层可以利用董事制度来保护自己。二是独立董事在不同意大多数董事作出的决定时，有权直接与股东联系。让中小股东可以利用独立董事制度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三、独立董事制度的修正、修复功能和创新能力

我们在进行独立董事制度安排和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该项制度的修正、修复功能。现阶段，我们建立的独立董事制度．主要是针对“一股独大”所引发的弊端。经过股权分置。国有股减持等配套深化改革以后，股权结构将从高度集中逐步走向相对分散和高度分散。因此。独立董事的任免方式和公司治理模式，要考虑到公司的实际，可以允许选择方案随着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将来还会出现新的变化

独立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信息获取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要实现对经营董事、管理层的监督，履行职责还需要配套的制度采作为保障作为独立董事制度的补充，在公司董事会下设立专门委员会．并明确这些专门委员会必须由独立董事来掌管

1公司发展战略委员会．作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战略选择、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咨询机构，公司董事长为召集人，公司独立董事、外部专家为成员。所议事项，应作为董事会决策的依据。

2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和成员全部由公司独立董事担任主要职责是保证公司各项财务报表、信息披露的准确性、真实性，代表公司董事会拥有聘请或解聘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的权力。并负责确定审计范围、评审审计结果，监督公司内部会计核算程序，审核公司财务政策，监督捡查公司各部门的财务效果

3提名委员套由独立董事组成提名委员会，负责向董事会提名担任公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和任职责格；向股东走会提出董事会候选人员和资格审定办法

制衡范文篇8

关键词：和谐政府；社会制衡；中间机构；民情

一、社会制衡思想的内涵与缘起

所谓社会制衡，它是与权力制衡相对应的概念，最初表述为民主的社会先决条件或者是民主的社会因素，随后直接表述为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制衡，相对于国家权力制衡而言，被定义为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它是国家权力的外部制约机制。

社会制衡思想由来已久。19世纪法国的社会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对社会制约权力机制在政治民主的发展中，在公民社会的培育中，在政府运行的外部制约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了深刻揭示。托克维尔始终在寻求一种增强政府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社会制约机制，以此来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他认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来源于政治社团、宗教、陪审团、民情、法学家精神、美国乡镇精神以及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一个由各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团组成的公民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

继托克维尔之后将社会制衡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他认为：第一，在民主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在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的进程中，宪法规则都不是重要的，社会制衡才是有效机制，更具有基础性地位。他认为美国并非因为有了宪法才保持了民主，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基本上具有公民精神，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宪法才保持下来。“宪法之所以残存下来，只是因为它不断地受到调整，以符合正在变化着的对权力的社会制衡。”第二，社会因素是政府运行机制民主的先决性条件。他认为，政府运行机制的民主建构于多样性的社会之上，意见的多样性或目标冲突本身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意见的多样性一方面是由于选择的群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偏好强度的差异性。而构建一套规则或程序，不仅要考虑到人数，而且也要考虑到偏好的强度。可是，对于偏好强度问题，不可能通过宪法或程序性的规则获得解决办法，只有社会因素才能解决偏好强度的难题。面对冷漠的多数与热情的少数相冲突的问题上，为了保证每位公民正当利益不受侵害，只能求助于社会的因素。第三，多重独立的社会组织是政府运行机制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须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公民参与的最大化，改善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分散政府统治资源，越容易增加政府垂直统治的成本，势必导致政府将等级式的统治秩序推向扁平化，从而有利于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公民协助政府管理国家事物和社会事物，以此来确认、保障并实现公民自己的权利。

二战以后，社会制衡这种外部制约机制在整个权力制约机制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二、和谐政府构建与社会制衡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建设一个和谐政府。和谐政府的目标指向是构建政府组织和谐、政府生态和谐、政府关系和谐的政府和谐圈。政府运行机制和谐是政府组织和谐的核心元素。政府正是以一种与其生态环境互动反馈的特性和机制来实现政府自身的和谐；同时，政府也在以这种独特的互动反馈机制来为自己纠偏。政府运行机制的核心是政府权力运转，政府权力运转和谐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核心元素，而制约政府权力运转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即社会制衡，因此，社会制衡是构建和谐政府的可能路径。

社会制衡思想认为：分散的人民大众是最终的权力来源，这种分散的个别权力的结合形成多元的、竞争性的社会权力中心，它们与政府的等级式的社会权力体系不同，是平行的、竞争性的权力安排，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博弈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决策往往是调和这些掌控社会权力中心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需要的结果。多元的、竞争性的权力中心能够基于人民大众的权力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而对政府运行机制、对国家权力加以制衡。

同时，社会制衡思想的价值诉求是公平和正义。多元的、竞争性的社会权力中心追求正义必须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而公平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能存在，防止权力滥用的一个手段则是社会制衡。因此，通过社会制衡，以社会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逐步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合意，达到公平是追求正义的公平，正义是有助于公平的正义。这些价值诉求也正好是和谐社会、和谐政府的价值取向。

社会制衡注重加强公民意识，强调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和谐，实质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互动和谐，这种和谐状态有助于使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接受公民参与，符合公民需求，更有助于公民在了解、信任政府的基础上认同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进而形成和谐社会协调发展的向心力量[2]。由此看来，社会制衡思想，对于政府运行机制的和谐，对于和谐政府的构建，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理论任务，将为此提供有效路径。

三、和谐政府构建路径的两种社会制衡模式

(一)显性制衡——社会中间机构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

所谓显性制衡，主要指有形的社会中间机构，如公民大众、非执政党、利益集团和舆论媒介等对政府运行过程的制约与影响。

1、公民大众公民大众是一种间歇性的社会中间机构，它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不是经常性的，但却是最强有力的。公民大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公民选举。选举是公民决定政府、代议制机构任职人员的主要手段，也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方式。在不同国家，公民选举产生的机构和人员互不相同，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产生代议制代表，如议员、人大代表等。二是选举产生政府首脑。通过选举，公民可以间接地影响国会或人大的立法活动，制约代议制代表的立法行为，甚至可以间接约束政府首脑的行政活动，使代表和行政人员向选民负责。第二，公民直接投票表决。公民投票是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决策活动的一种方式，它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最终生效具有决定性意义。公民投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割立法权，是代议机构的有效补充。当然，公民投票不是取代代议制度，而是代议机构不能有效运行时的一种补充。二是削弱政党的作用。它使投票者不是从党派的立场和偏见，而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对某问题进行表态。三是促进政府运行机制民主，保证政府政策的合法性，并使其得到公民更广泛的支持。第三，公民群体性活动。主要是指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请援、上访等等。这是公民普遍采取的制约政府权力的手段。公民的这种群体性活动对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与政府的决策和执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压力，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立法和决策行为。

2、非执政党在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是在野党或反对党，但在野党又并非纯粹的非国家权力组织，而是执政党的预备队，它也不是唯一的非执政党，而是势力最强的非执政党。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执政活动的制约尤为明显，执政党的合法执政可以说就是因为在野党的存在而存在的，党派竞争异常激烈，这样就能有效制止国会中代表多数的党派为所欲为，从而防止权力制衡的缺位。在野党的存在，迫使执政党谨慎施政，它使“任何一个政党总是在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之间，或者说，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来回摆动。当它上台执政时，它是受着社会与反对党监督与制约的力量，当它在野时，则是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非执政党作为一种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因素，其发挥作用主要基于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提出议案。非执政党根据其选民的利益提出议案，为少数党派及其选民伸张正义，保护权益，防止一切议案都以多数党派及其选民为中心。二是通过辩论、质询等形式讨论立法机构的议案，追究政府活动的合理合法性和合意性。三是运用媒体力量和公众力量宣传、批评政府过失，对国家权力造成强有力的压力，促进政府运行机制趋近民主。

3、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影响、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促进政府运行机制走向和谐的核心社会中间团体。在西方，亦称作院外集团或压力集团，根据其目标，大致可以划分为维护本集团成员利益的、维护种族、民族或妇女权益的、促进社会公益的和实现社区、州乃至国际目标的等几种利益集团。这些非政府性中间组织既有盈利性中间组织，也有非盈利性中间组织。利益集团是政党组织的补充，其目标不在于执政，而在于通过影响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和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来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或促进本集团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利益集团影响、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通过选举和游说影响立法活动。在选举方面，利益集团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发传单、消息和发表评论等手段影响选民的选择，并通过捐助竞选、提供免费服务等方式影响立法委员的决策。在游说方面，利益集团直接接触立法委员或其助手，直陈观点和要求，争取立法委员的支持。第二，通过游说或施压影响政府的决策。利益集团可以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或进行游说，使其接纳自己的建议。第三，通过渗透和舆论影响政府的执政行为。利益集团有向政府组织渗透的倾向性，若能将集团成功地渗透到政府组织，将有力地制约政府行为。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舆论媒介评价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从而有效地对政府施加影响，进行监督。

4、舆论媒介舆论媒介犹如一把利刃，时刻制约着、监督着政府的行政行为，对政府提供了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鉴于其重要影响，新闻媒体被称作“看门人”、“议程决定者”；也被誉为“政府第四部门”、“人民的斗士”、“政府的批评者”，可见其对政府政策及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督是强有力的。就舆论媒介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它首先应该是维护和改进政治制度的，其次才是政府的批评者。

(二)隐性制衡——社会民情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

隐性制衡主要是指沉淀于社会及其人员之中的无形的社会民情，如信仰、传统与习惯、文化与心理对掌权者行使权力的制约都有影响。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民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因此，民情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风貌”，是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和。

1、信仰信仰融合了信念、认知、情感、良知、德性等各种内在因素。人们或许并不了解信仰究竟是什么，但他们大都认为自己是有信仰的，甚至当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对象全然不知或者仅是一知半解时，也毫不犹豫地、不加论证地接受了信仰。在人类生活中，信仰其实是一种常态，没有信仰才是偶然的状态。西方国家的信仰基本上是宗教信仰，在东方国家，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消极的迷信，严格地说，它仅是一种信念，而非积极意义上的信仰。信仰作为公民内化的社会因素，它对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制约主要在于它对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的影响上。第一，信仰宣讲良好的、同一的道德，节制公民的无限激情。一个拥有同一信仰的社会，容易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情操，树立公认的善恶标准，确立适宜的秩序和规范，使人民的行为有章可循，因而可以把漫无边际的想象力限制在某些范围内，节制公民的过度激情。在法律允许公民自由决定一切的同时，信仰却可以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因此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由于制度缺陷的原因，即使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也有可能因为信仰而受到节制。第二，信仰引导和教化民情，影响法制。社会由家庭构成，社会民情也源于家庭观念，因而信仰对民情的引导和教化，可以通过家庭中介来完成。信仰可以通过约束家庭而对政府发生制约作用。缺乏信仰的人喜欢用扰乱社会的办法来忘却其家庭的忧伤，而受到良好的民情熏陶的人则从家庭中汲取对秩序的爱好，然后再把这种爱好带到公共事物中去。第三，信仰塑造一种博爱的精神，使公务人员逐步具有一种公共人的观念。这使他们不把视野局限于个人或团体的狭隘利益当中，因而可以更为理性地在政府中行使国家权力。

制衡范文篇9

关键词:遗传资源;惠益失衡;知识产权;合理制衡

0引言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生物遗传资源作为生物科技研究的关键，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基础，关乎国家生物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由于蕴藏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生物遗传资源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匮乏而生物科研能力强的发达国家心怀不善、伺机攫取发展中国家丰富的生物遗传资源，国际上围绕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益争夺异常激烈，“生物剽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也引发了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较量和博弈。

1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失衡的表现以及危害

1.1遗传资源惠益失衡的表现

生物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者其他来源的且具有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随着世界从工业革命到生物技术革命的转变，化石燃料等工业原料逐渐被生物遗传资源所替代，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贸易集团利用某些国家对生物遗传资源存在法律真空，通过合作研发、低价购买、骗取盗窃等手段掠取发展中国家大量的遗传资源，以专利产品的形式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获取高额利润。发达国家借助西方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将生物遗传资源界定为一种纯粹的物质与其他天然物质并无区别，根据“智力成果说”将遗传资源排除在知识产权权利客体之外，认为遗传资源属于全球公域是人类共同遗产。另外，作为遗传资源提供方的发展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开发以及保存，其相应的权益不但没有得到保护，而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将遗传资源的衍生品可知识产权性推行为全球性的规范标准，收取遗传资源供应国高额的遗产资源衍生品使用费。提供生物科学研发原料的发展中国家，不但未能收取保存和提供遗传资源的应有费用，而且还使其原有遗传资源的使用权益受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限制和排除。“印度苦楝”就是一典型案例，印度苦楝是印度一种土生土长的树，它的树皮可以治疗痤疮等感染性疾病，嫩叶可做成抗菌消炎的牙刷，种子提出来的炼油可以被用作杀虫剂，后来美国格雷斯化学公司对苦楝树中的有效成分进行提取并向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申请了多项专利。

1.2遗传资源惠益分配失衡的不良影响

发达国家大肆进行遗传资源的圈地运动。发达国家的跨国贸易集团凭借着自身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的优势，对他国社区尤其是土著社区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基因提取和生物勘探，以冠冕堂皇的“移地保护”名义、“基因库”收集方式大肆剽窃他国的遗传资源。然后对该生物科技产品的“原料”进行开发、利用和商业控制，并将其研发成果或研制方法申请专利，以获得长期的垄断利益。发达国家将获得专利授权的遗传资源衍生品出售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获取高额的利润，知识产权制度逐渐沦为发达国家进行“遗传资源圈地运动”的工具。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将生物科技产品的方法技术创新纳入保护范围，而不保护创新之“源”的生物遗传资源本身，实际上已经严重侵害了生物遗传资源提供方的资源主权，使提供方对遗传资源衍生品的知识产权合理惠益无法得到实现，这既不正义也不平等。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生物遗传资源丰富，但是此类遗传资源在获取、开发、管理等法律保障体系方面仍处于真空状态，这无疑为发达国家攫取和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在反掠夺的斗争中，发展中国家尚未认识某些遗传资源实际或潜在的价值就进行滥捕乱猎、围湖造田、沼泽开垦、植被破坏等短平快开发，由于其生物技术水平落后不但没能在竭泽而渔式开发中提炼出新的专利技术，反而使生物遗传资源大量锐减。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贫困地区，受制于利益集团以牺牲遗传资源多样性为代价换取眼前微薄的经济利益，容忍发达国家肆意进行破坏性开发使得遗传资源的提供地陷入环境生态恶化，为了修复被破坏的生态投入大量资金又陷入新贫困的恶性循环。

2遗传资源惠益失衡的知识产权原因分析

2.1知识产权加剧生物剽窃行为的泛滥

生物剽窃是指许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学公司、生物研究所未经遗传资源所有国的许可或同意，窃取或者骗取其生物遗传资源的基因信息并在该基础上研制出生物科技产品，非但未与遗传资源提供国公平分享该遗传资源衍生品的惠益，相反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对其产品或研制方法申请专利获得长期的垄断权。例如死藤树是亚马逊流域许多土著人的神圣植物常被用于医药和宗教等多种用途，1986年美国科学家获得了美国专利局授予的死藤品种独占权;产自印度的香米是有香味的细长粒型品种，1997年美国稻米育种公司被授予印度香米在内的多种水稻系的垄断权。从以上案例可知，发达国家通过以专利权为中心的知识产权法等手段剽窃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在赚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同时忽视了这些遗传资源提供国在保护和开发这些知识所做的贡献，反而利用知识产权这一工具来限制遗传资源提供国的使用权。

2.2知识产权阻碍遗传资源提供者分享研发成果

生物技术公司在向遗传资源供应国提供相关产品或技术时收取高昂的使用费，使其难以承受其费用而无法使用该产品，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原有传统知识技术是天然免费使用的，但由于遗传资源利用者对其进行分离、提炼、改造后，研发出来所谓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品，限制了遗传资源提供方的使用权限。基于商业利益驱动性，许多生物技术的研发公司往往是趋向于开发市场潜力大、回报率高的产品，然而通常就是发达国家消费者所关注的领域，而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存必需品。例如生物开发对于抑制食欲、减肥药物等所谓现代疾病研究方向的投资，要远远大于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疟疾、肺结核等基础疾病的投资。

2.3知识产权限制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知识产权保护扩张造成了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例如当前大部分农业种子被极少数大型跨国公司所控制，这并不利于农业体系多样化发展的，这些生物科技公司既垄断了种子市场又控制了作物化肥，该公司必然将研制出最适应其农业和除草剂的植物品种，但是这会阻碍当地农民在轮作期种植其他不同的作物，导致其他不适应这种除草剂的农作物受到排斥，这种农业体系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发达国家研制出来新的农作物专利品种其目的在于扩张市场获取利润，促使其研制出来的极少数新的优良品种，并不为了更好实现生物多样性，而在于代替成千上万的传统作物品种，基于此关于品种必须具有一致性的要求促使培育者减少他们培育的作物品种内部的遗传多样性。

3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平衡的法律基础

3.1国际公约关于遗传资源惠益平衡的规定

3.1.1《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最为重要及核心的国际条约，其中第19条第二款是关于生物遗传资源技术的惠益分配，规定了每一个缔约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当在资金和技术上支持那些提供了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和土著社区，在公平的基础上优先保障发展中国家享有对其提供遗传生物技术所产生的成果和惠益。该条约还规定了缔约国之间技术和科学的合作、交流科学研究成果、资金支助和鼓励以及遗传资源取得的原则等，而且还设立了事先知情同意、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分享共同商定等重要的原则。

3.1.2《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四部分建立起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在第13条规定了多边系统内的粮食和农业植物资源的特性鉴定、目录清单、技术成果等信息都应当交流;有科研能力的缔约国对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对发展中国家改良品种的技术，其中技术的获取和转让细则规定了在多边系统中获取遗传资源的保存、特性鉴定、评价以及利用技术，应当按照公平和最有利的条件向提供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获取和转让。

3.1.3《波恩准则》

《波恩准则》其目的在于帮助遗传资源提供国和使用国有效实施获取和惠益分享步骤，是指导各国制定基因遗传资源获得和利益分享国家政策和法律，以及各地区之间分享协议签署和实施的原则。“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明确设立知情同意的主管部门，由知情同意的程序、起止时间、使用的具体说明以及所涉利益者的协商机制等部分构成;“共同商定条件制度”是指在缔约国在制订共同商定条件时应当考虑法律上的确定性、程序上的规范、谈判期限的合理以及协议条款的书面性。

3.2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的法理基础

3.2.1惠益分享原则

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原则是指基于遗传资源取得的利益，应该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原则。鼓励创造性劳动是知识产权制度设立与运行的重要目标，一般认为需要对产品进行了实质性的创造性劳动的主体才有资格分享专利权，进而认为在生物技术研发过程中遗传资源提供方只是提供了基础原料，并无进行实质性的创造活动，不应当享有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但这结论是需要重新考量，因为知识产权制度除了鼓励创造性劳动、保护智力成果之外，合理平衡知识产权相关人利益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知识产权制度并不排除非创造性劳动，对发明创造仅仅是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就可获得专利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专利法》规定了职务发明创造的成果归属，在职务发明中单位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创造，仅提供了相应的资金、材料和设备等非创造性劳动，却可以获得专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而遗传资源提供国在生物产品研发中提供了关键的原料，且这种“原料”并不容易到一般市场上得到，这使得遗传资源提供国的供应行为在知识产权研发中的贡献是无法替代，因此让遗传资源原材料提供者分享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无可厚非。

3.2.2关民共享理论

生物遗传资源与生物科技产品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根据经济法“关民共享利益”理论，利益应当在利益创造者和创造利益的相关贡献者之间合理分享，该原则在生物遗传资源领域的也同样适用。在生物科技产品研发过程中科研人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其对遗传资源衍生品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但遗传资源提供者的作用也不能轻视。遗传资源是生物技术和生物产品的创新之源、是现代知识产权权利之本，如果失去生物遗传资源的原材料供应，相关知识产权衍生品的研发也就成了空中楼阁，遗传资源重要性不言而喻。生物遗传基因的取得和利用只需要采集少量样品即可，生物技术研发更关注资源中的基因信息，而不是直接对遗传资源本身的利用，这一方面与传统矿物资源有很大不同。因此将“提供遗传资源”定位为一种普通“物”的转移是错误的，用物权的转移来界定利益分享是不恰当的。

3.2.3信息属性契合

信息属性成为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的契合点。生物遗传资源是一种特殊的信息集合体，所有生物信息遗传均包含特殊的遗传信息控制着有机体的发育，简而言之，正因为遗传信息的存在才决定了这些生物体作为遗传资源的价值与功能的存在，这些特性与知识产权的信息本质是一致的。现存遗传资源是由供应国或土著社区在长期保存、使用过程中积累和选择出来的知识经验，具有一定智力创造的选择性，而且无论是技术方案还是作品，知识产权客体本质都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性信息，蕴含巨大生物科技价值的生物遗传信息具有价值性、无形性、可复制性等具有信息的一般特点。综上所述，生物遗传资源具备知识产权客体的本质特征，可以将其纳入知识产权范围之内，授予遗传资源适度的占有权、垄断权是必要的，从而避免遗传资源陷入“公地悲剧”，促成各国在资源惠益分配上可以合理公平。

4在遗传资源惠益共享原则下对知识产权合理限制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环境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存在差异。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公平公正惠益分享，照顾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知识产权作为遗传资源信息获取以及遗传信息产品研发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在为正当的遗传资源商业化利用与保护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时，还从根本上承担遗传资源成果合理分享的重大责任，坚持遗传资源惠益公平公正惠益分享，应当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限制。

4.1研发知识产品前的事先知情同意原则

事先知情通知原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核心内容，“事先”即是对“遗传资源利用者在哪个时间段内告知资源的提供者”所给予的限制。“知情”遗传资源使用者应当首先向遗传资源提供国的主管部门作出该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的目的性质、步骤方法以及利益风险等。若遗传资源利用者未履行“事先”的告知义务，擅自开发或者私自窃取的遗传资源而研发的知识产品，则遗传资源供应国的主管机关有权不承认其研发产品的合法性。其次是“同意”原则，同意的内容上应当包括遗传资源的“开发获取”和“知识产品研究及惠益分享”，遗传资源提供方和研发方可通过商谈确定研发知识产品的成果以及商业利益的分配。

4.2申请专利权中的披露遗传资源来源制度

专利领域是生物剽窃案例的高发地，通过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可以协调与平衡遗传资源提供者与专利申请者的利益。披露制度要求在涉及遗传资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保护时，应该一并提交具有遗传资源来源地的证明，否则专利申请将被自动驳回。遗传资源的“强复制性”导致其难以追寻生物遗传资源的提供者，披露专利申请中遗传资源的来源地，既可以促进遗传资源专利人征得遗传资源提供者事先知情同意的主动性和共同商定的积极性，还可以从根源上杜绝和防范生物剽窃现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规定了，发明专利的申请人在向专利局提交的说明书中，如果未公开相关生物材料的来源或者是故意披露了错误信息的，将不授予专利或者撤销专利。

4.3获得知识产权后的惠益分享方式

建立公平高效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制度，改变遗传资源使用研发者的独占专利成果的境况。涉及知识产权方式主要有三种，知识产权权利共享、商业利益的分享、法定授权许可。遗传资源是生物知识产品研发不可或缺的本源性原料，若无遗传资源提供，后期的研发就成为无源之水，按“贡献程度原则”生物遗传资源提供国应当具备共享知识产权权利的资格;遗传资源使用方因基于利用遗传资源而研发的发明创造所得商业，需要考虑遗传资源提供方在其领土勘察、保护和保存遗传资源方面的花费，给遗传资源国的保护机构和社区居民可以按照份额分享商业性开发的部分利益;通过法定许可或者回授许可的模式也是限制知识产权垄断性的方式，根据回授许可条款，获得和利用遗传资源的一方应当就其专利发明给予遗传资源提供方以非独占的免费许可。

5结论

制衡范文篇10

(一)西方专家对劳动关系的内涵界定。理查德．海曼是西方著名的左派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他认为，劳动关系的核心内涵是报酬问题，它常常是引发劳资关系紧张、引起劳资冲突的根源。海曼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也对邓洛普等劳动关系专家的思想有所借鉴。他认为，劳动关系是研究工作关系的控制过程，它的主要特征是永不停止的权力斗争，压制与反压制、冲突与妥协、公开与沉默的斗争永远存在，这种斗争来源于劳动关系内部权力分配的不平等，雇主具有绝对的权威，雇佣劳动者难以获得平等的权力。劳动关系的中的平等是由雇主界定和评价的，雇主具有规则的权力，工人只有遵守的责任，这就是雇主所认可的平等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在我国转型期也即意味着“强资本，弱劳工”。对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运用了公共政策强制力和严格的法律限制了“伪工会”的产生、弥补了工会的职能缺位、以及设计采用了集体劳动关系。(二)国内一些专家对劳动关系的内涵界定。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广义上说，在城乡劳动的任何劳动者与任何性质的用人单位因劳动结成的社会关系都属劳动关系范畴。狭义上讲，劳动关系指依国家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建立的劳动法律关系，是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的劳动主体间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即双方当事人是受到劳动法律、法规规范的特殊的劳动主体。本文探讨的劳动关系是指狭义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因劳动活动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关系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经济利益引起的。劳动关系的“劳动”具有特别规定性，它专指为谋生而从事有组织、岗位相对固定、有报酬的集体劳动。社会义务劳动等无偿劳动不属劳动关系“劳动”范畴。劳动关系还受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影响。如我国国家公务员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约束，是受专门的《公务员法》规范，这和我国现行社会制度有关。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

“和谐”，一般指形容词，表示一种状态。词典解释是:“配合的适当和匀称”。和谐之谓，有共生与共荣之状，有相生相克之理，有平衡有序之道。它指一系列不同和差异的因素组合成一种美感的状态。和谐劳动关系指在现代经济中的就业组织、劳动者和政府三大劳动关系主体以及其它主体，如非政府组织、社会媒体、职业介绍机构等有差异的因素共同形成一种“生态圈”，达到“相生相克”，共生和共荣，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一种稳定状态。

三、和谐劳动关系制衡机制形成的背景

在当前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市场经济中各个主体利益交织复杂，多元化的劳动关系制衡机制尚不健全，“强资本，弱劳工”现象普遍存在。一些企业组织中新生代雇员流动性大常常并不都是因为工资低。有些是因为晋升机会少，公司给员工提供的职业规划和发展空间小，在公司感觉没有前途;培训缺少和进一步获得更高职业资格机会少;新生代不能容忍管理者和资方的掠夺性的管理方式，缺乏情感沟通和人性化组织氛围;新生代雇员希望获得组织公民角色，希望平等参与沟通;追求和谐与表达能力的集体劳动关系，建立集体协商谈判机制，增加谈判能力和表达价值诉求的话语权等。

四、和谐劳动关系制衡机制的构建措施

第一，完善我国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制度。构建资本与劳动的二元法律架构，其核心是改变公司资本主权单一化状况，使与资本相结合的劳动获得应有的尊严和法律地位，而不是仅仅作为资本的附庸。采用公司主权二元化才能根本改变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夯实劳资关系制衡机制和劳动权保护的法理基础。具体路径是完善职工持股制，完善、强化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等。第二，强化工会职能和职工代表大会地位。第一，工会要强化职能，避免“花瓶”的“伪工会”反复出现，加强“劳动基准的制定”、“集体合同制度”和“三方协调机制”的集体谈判机制功能，凸显工会的话语权，使集体谈判机制成为劳资关系制衡机制的主要方式。第二，提升职代会的地位，使其和股东会相当。股东会是货币资本的权力机构，那么职代会就可作为人力资本的权力机构。现代公司应树立劳动主权和资本主权平等的理念，规定职代会为职工的最高权力机关，与股东会平行平等，彼此没有依附关系，这也需要立法监察实施。第三，完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重构平等协商和集体谈判机制。把它作为制衡多元劳动关系的主要制衡手段，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和完善集体合同制度，从而促进企业劳动标准的落实，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发展，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第四，加强劳动争议机制的立法和实施监察。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8年5月1日起已经施行。完善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关键是健全工会制度和强化劳动者团体权，加大对劳动争议仲裁体制程序的改革，创新立法技术，并强化立法实施后的监察力度。

【参考文献】

［1］理查德．海曼，《劳资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第1版。

［2］托马斯．寇肯等，《美国产业关系的转型》，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第1版

［3］王兴化，《全球劳动关系的演变与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

［4］常凯，《劳动保障与劳动双赢:＜劳动合同法＞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