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出范文10篇

支出范文篇1

财政支出绩效，是指财政支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它反映了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之间的比较关系，重点研究政府配置资源的合理性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按照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及其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多方面的控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是对财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投入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是发挥财政调控功能、提高财政资金安排科学性、促进财政支持社会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

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于规范财政支出，依法理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增加公共支出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二是有利于重点项目建设，对项目的运行及效率情况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促进项目管理，增强项目管理者对项目的责任感；三是有利于正确引导和规范财政资金监督与管理，形成有效的财政执法和监督约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获取有效的信息，使政府决策者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及短期行为，节约财政资金，缓解供求矛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随着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拥有了现实可行的条件。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同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仅要分析计算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投入和产出，而且还要计算分析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投入与产出，支出绩效既反映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效益，又反映为大量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财政支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远比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复杂。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2.1全面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财政支出类别多，内容繁琐，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外交事务、行政司法、科教文卫等众多领域。支出对象的广泛性、差异性决定了其绩效的表现具有多样性特征，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整体效益和局部效益等。要对财政支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必须对上述因素进行全面衡量，从多种效益的相互结合中得出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同时，由于不同类别的支出具有特定的功能，所追求的效益也有所侧重，因此，评价时，在全面衡量各种效益的基础上，也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别支出所产生的效益的特殊性。

2.2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原则。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看，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常用的有前后对比法、有无对比法、逻辑框架法、成功度法等。但无论何种方法，都有严格的标准、指标、程序和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必须设计一套统一的原则、制度、标准和程序，以此作为开展评价工作的基本规范，否则，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将失去衡量的依据，评价的程序和质量也会失去控制。但考虑到财政支出绩效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对不同类别财政支出的评价，可以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充分考虑其差别性，结合各自的功能特性，选择相应的指标和标准来进行。

2.3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原则。定量计算是通过选择一系列的数量指标，按照统一的计算方法和标准，评定财政支出的效益状况；定性分析是评价者运用其自身的知识，参照有关标准，对评价对象作出的主观评判。在实际评价过程中，支出执行的结果有的可以直接用定量化的指标和标准来计算衡量，如经济效益状况；有的则不能用定量指标、标准来计算衡量，如公众的满意度。单纯使用定量或定性的方法进行支出绩效评价，势必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如一些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支出由于投资数额大，时间和运行周期长，绩效的发挥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有的支出项目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但外溢效益显著，如果仅用定量指标和标准来衡量，显然不能反映支出绩效的真实情况。所以，在进行评价时，定量计算和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非常重要。

3.目前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

3.1保障制度缺乏。目前，《预算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对财政支出均侧重于资金投入的管理和监督，而对资金产生的投资效益则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缺乏法律约束和制度保障。

3.2绩效标准难以建立。绩效标准是管理部门或评价人员对实际效果进行衡量或评价的鉴定要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被评价单位或项目绩效高低的尺度。由于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的缺乏,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诚然，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绝非易事。与企业追求财富最大化相比，政府组织追求了太多的公共目标(经济的

、政治的、自由的、安全的、环境的、社会的等等)，且其中多数目标都很难衡量。也可说，公共支出目标的多样性和难衡量，是其评价标准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如何从科学角度,突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手段、认知和主观决策限制,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和完整的绩效评价标准，综合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政府绩效,是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的重要目标，也是当前开展绩效评价的难点。

3.3绩效预算未能实施。由于我国真正推行绩效预算管理还需要一个过程，在项目预算中缺乏科学的前期项目论证，中期记录也很少，有些还局限于先确定资金、再论证项目的现象；财政管理上合规合法性监督多，绩效关注少；部门和单位只管要钱,不讲绩效的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些问题不但使违规操作成为可能,严重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也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的深入开展。

3.4支出评价内容不完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不仅涉及项目过程审核和投资与回报的评价，而且包括各种宏观因素的评价。如投资的社会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自然环境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投资行为对行业、社会及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等。但目前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恰恰不包括这些内容，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不能达到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的目的。

3.5支出评价结果约束乏力。由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体系不健全，缺乏法律规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只是作为各有关部门项目建设档案保存，或作为有关部门加强新上项目管理的借鉴或参考，对于财政资金支出项目中的成绩、问题与相关责任，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环节责任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约束，不仅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权威性，制约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深入开展。

4.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思考及建议

4.1划分评价层次。根据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可以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四类：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

4.1.1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财政支出项目的效益。由于财政支出项目是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且项目支出内容十分广泛、项目间差异大、项目效益不确定性大，因此，对财政支出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对合理安排财政经费、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1.2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主管部门所属二级和基层预算单位的财政支出效益。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单位作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基层单位，其支出效益直接反映为财政支出的总体效益，因此是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4.1.3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财政部门，评价对象是各个政府部门（使用财政经费的一级预算单位）的财政支出效益。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的基础。

4.1.4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监督机构、财政政策研究机构等，评价对象是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益，是部门财政支出效益的综合反映。综合绩效评价对象具有整体性，其范围可以是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可以是某一区域内发生的财政支出。根据我国财政管理级次可将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进一步划分为国家财政支出效益综合评价、中央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地区（又分为省、市、县、乡四级）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

上述评价工作分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并且共同构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上述四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目的相同，四类评价工作都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为目的；二是层次分明，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单位评价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总和，而综合绩效评价又要以部门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为基础；三是差别显著，项目支出评价是具体财政支出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总体评价，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侧重于财务管理效率评价，综合绩效评价是一种政策评价。

4.2建立评价制度。

4.2.1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制定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办法、工作规则、工作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结果运用等一系列制度和规程，并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纳入财政管理制度范畴。

4.2.2要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在收缴环节，采取集中收缴方式，提高资金入库效率；在分配环节，分类细化预算指标，有助于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和评价，还可清晰地衡量预算分配环节的成本与效益；在购买环节，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可以取得规模效益；在支付环节，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是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有效途径。因此，财政支出各环节上都存在绩效问题，应该研究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都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4.2.3要做好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审计和财政监督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中职责和业务分工的划分等制度建设，从多个方面强化和推进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

4.3完善评价体系。

4.3.1建立分类体系。在探讨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之前，首先应当对财政支出内容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分类体系，作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起点和基础。考虑到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才刚刚起步，可以按财政支出的功能将单位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划分为经济建设、教育事业、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国防、农林水、政府采购等九个大类，并且根据评价工作的具体情况可以在进一步细分的若干小类下开展评价工作。这种分类的好处是，与财政日常管理的习惯相适应，简便易行，也便于基础数据的收集。

4.3.2设置评价指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循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统一与专门指标相结合、项目绩效监督与宏观绩效监督相结合的原则。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设置的目标就是形成一套完整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库，这种指标库的形成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更依赖于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健全。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层次，在财政支出分类的基础上，应分别建立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库。从指标的适用性角度考虑，各类指标均可划分为通用指标、专用指标、补充指标和评议指标四种类型。并且根据指标的性质不同，可以将各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划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

4.3.3制定评价标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是以一定量有效样本数据为基础，利用数理统计的原理进行预测和分析而得出的标准样本数据，用来衡量和评价财政支出的绩效水平。根据标准样本数据能够具体将评价对象的好坏、优劣、强弱等特征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量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根据标准的取值基础不同，分为行业标准、计划标准、经验标准和历史标准；按照时效性可以分为当期标准和历史标准；按照标准形成的方法可以分为测算标准和经验标准；按照区域可以划分为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此外，还可以分为政府标准、社会公众标准以及民间机构标准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是准确衡量绩效的尺度。在我国要全面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除要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指标体系外，还必须要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标准进行总体规划设计，研究指标与标准的对应关系，研究不同评价对象的标准选择，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整理各种分类标准数据，在条件成熟时要研究建立绩效评价标准数据库。标准并非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因此，如何建立和维护更新标准库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提高有关评价标准的权威性，财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可以效仿企业绩效评价，定期有关评价标准。一般来讲，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指标都可以表示为成本效益的比例，收益、成本的具体内容视不同效益指标而异；评价财政支出社会效益指标的标准往往由于支出项目涉及不同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而各不相同，为此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中，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指标的量化标准就成为一个关键环节。由于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在政府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目的不同，要衡量和判断这些支出的绩效须对应不同的评价指标，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标准则要根据评价的具体目标、组织实施机构、评价对象来确定。

4.3.4创新评价方法。良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目前理论界提出了成本效益分析法、最低成本法、综合指数法、因素分析法、生产函数法、模糊数学法、方案比较法、历史动态比较法、目标评价法、公众评判法等多种方法。其中，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价法和成本效益分析法已经被《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试行）》所采纳，应用到实践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中，社会效益评价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点内容，而现有评价方法中，能够简便、精准地评价财政支出社会效益，满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际需要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今后要倾向于深入研究公众评判法等适用于社会效益评价的基本方法，创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体系。

4.4编制绩效预算。绩效预算作为一种公共支出预算模式，是由绩、效和预算三个要素构成的。“绩”是指财政支出所要达到的目标；“效”是指具体考评完成目标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预算”是指为实现支出目标提供的财政资金数额。绩效预算是绩效评价的前提与基础，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在财政支出管理的各个环节中，笔者认为，从绩效预算编制入手开始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是应用绩效评价理念的一个良好切入点。编制绩效预算，就是要进行事前控制。财政与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都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运用成本——效益法，对重大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审查、组织专家论证、筛选，严把入口关。编制绩效预算可以起到事前监督的预防作用，解决了其他事中和事后环节监督管理上的不足，能够从根本上提高资金的绩效水平，加强预算制度的约束作用。

在具体的绩效预算编制过程中，要结合预算支出管理实际，在绩效预算的各主要环节加强制度约束。如结合部门预算的编制程序，各预算部门首先要进行自我评价，在这个环节需要对各部门明确支出责任，建立奖罚措施和资金追踪返还制度。各部门要对影响财政支出绩效的因素进行定义、识别、衡量和预测，并对要实现的目标进行评价，制定科学、合理的支出计划，在编制本部门支出预算草案时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价；在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审查环节，要建立严格的绩效预算审查制度，通过加强对预算支出绩效的审核、评价及综合平衡，对绩效差、不合法、不合理、不科学的部门预算支出计划予以调整；财政部门要建立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跟踪检查制度，在提出公共预算时要设有与该支出对应的效果指标；在预算执行的中期报告中要对比资金的使用与绩效，在决算时要报告最终的资金绩效情况，并对各部门的财政支出进行横向的成本效益分析，找出不同单位或部门项目间成本效益差异的原因，为以后支出决策提供依据。

4.5建立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形成一个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完备数据库是切实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技术保障。首要任务是克服制度障碍，打破各部门“有些过分的保密制度”，扫除“不必要的人为阻碍”，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信息公开、共享多个部门协同进行数据收集采集，针对各类支出项目的投入、效益与影响，进行必要的横向与纵向比较，保证绩效评价工作的持续、高效开展。在目前的收支管理体制下，财政部门获取各个部门全面详尽的资产状况、收支状况以及公共生产服务的基本信息尚有难度，因此亟需加强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分不同行业、类型的财政支出项目，将有关的信息或资料作为初始数据源，由点及面并扩展到其他评价项目，逐步扩大评价信息的收集范围，推动数据采集进入标准化工作阶段。制定相关数据采集标准和方法，建立完备的绩效管理信息系统、绩效考评基础资料数据库和项目监测系统，同时强对财政预算支出的分析。此外，还要发动社会力量，开展数据处理软件的设计与开发，以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

4.6设立评价机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工作主体，为了改变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零碎涣散，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状况，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真正形成对计划、决策、管理的监督和制约，应在财政部门建立专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对全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施统一管理。同时，在各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的绩效评价机构，按照全国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有关要求组织做好本部门、所属单位以及财政支出项目的具体评价工作。鉴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财政支出管理的监督作用，必须赋予工作机构及相关人员以必要的职权，如在信息查询、资料获取、独立取证以及行政处罚建议等方面给予一些特定的权力。

4.7评价结果应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包括：

4.7.1对项目支出资金使用单位报送备案的绩效自评报告进行核实和抽查。逾期不报送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的，视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没有达到。

4.7.2对跨年度实施中期评价的项目支出，在提交年度评价报告之前，财政部门不再拨付资金，并可以根据评价报告的结果，对长期项目资金作中期调整，以使项目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不按规定提交评价报告的，必须向本级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方可拨款。对绩效差劣的项目要进行通报，对同类项目下一预算年度不再安排资金。

4.7.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用以分析诊断单位内部的管理问题和部门的主要政绩水平，还可以判断财政资金配置的合理性。经报请本级政府同意后，可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实现信息共享，体现和增加公共支出公正性和透明度。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下年度安排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对绩效良好的项目通报表扬，对下年度的同类项目优先安排，以控制财政风险。组织、人事、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可以把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各自的管理视角，引入问责制，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4.7.4重点支出项目经过综合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可根据评价结果向本级政府报告，对后续资金拨付提出处理意见，经政府批准调整支出预算。同时，提请有关部门对重点项目资金进行重点审计和事后审计，加强对重点项目的财政和审计监督。发现项目单位、主管部门有虚报项目、工作量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或截留、挪用财政资金，或由于管理不善、决策失误造成财政资金严重浪费的行为，除限期追回被骗取、截留、挪用的财政资金外，还要根据《会计法》、《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并建议有关部门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5.结束语

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虽说节约的着力点是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但财政投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节约点”。放大这个“节约点”的功能和效应，不仅事关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持久开展，更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建设“绩效财政”的极端重要性，才能不断增加财政投资评审的客观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用好用足财政投资的每一分钱，获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财政投资超值回报。

参考文献

［1］陈志刚.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趋势［J］.中国审计，2003，（21）

支出范文篇2

一、文献回顾

公共支出规模研究得到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所指的公共支出为公共财政支出,即政府执行其职能的成本。

从国外看,大部分学者将公共支出规模增长归因于需求面因素,即人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如Musgrave(1966)、Peacock&Wiseman(1967)、Mueller(1989)、Dao(1995)等。随着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人们研究的视野逐渐开阔,不仅考虑需求面因素,同时融入供给面因素和政治面因素。供给面因素强调公共支出能力尤其是政府税收能力对公共部门规模的影响,如Kau&Rubin(2002)、Kenny&Winer(2001),Tridimas&Winer(2005);政治面因素强调不同的政府结构如官僚主义(Niskanen,1971;Oates,1985)、民主制度(Boix,2001;Lott&Kenny,1999;Mueller&Stratmann,2003)等。这些研究对解释公共支出规模增长提供了新的理论上的洞察力。

这些研究都不是针对中国情况进行的,且大部分研究暗含年度平衡预算的假定,没有考虑政府债务的存在。另一方面,政治面因素与需求面因素本质上是一样的。与发达国家成熟的政治制度不同,我国是一个在摸索中、追赶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共决策的作出首先是视现实经济发展需要而定,官僚主义等政治影响的确存在,但终究受制于现实需要,并作用于现实经济。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情况,将政治面因素分离出来是多余的。由此,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影响因素可以归为两个层面,即需求面和供给面,需求面因素驱动公共支出规模正向增长,供给面因素则对公共支出规模形成制约。

如此,在我国有关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研究中,大部分只能归为需求层面的研究,如牛增福(1998)、王雍君(2000)、杨继和刘柯杰(2002)、汤玉刚(2006)等,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结论也不统一。赵志耘(1998)、常世旺和韩仁月(2008)虽然指出公共支出能力即收入是制约公共支出规模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这个结论比较模糊,没有进一步分离收入来源,也未考虑政府赤字。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政府的举债能力,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分析。

二、公共支出增长的驱动与制约:理论和假设检验

根据已有的研究和对中国现实的考察,本文总结了几类决定公共支出规模变动的可能因素,包括城乡差距、城市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和人口规模,还包括影响税收能力的就业、代表征税方便程度的交通、政府举债能力等供给面因素。

增长的政治压力与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相伴,由此带来公共部门的膨胀(AdolphWagner,1883)。工业化会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的负面影响,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对政府消除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差距现象的需求更迫切。因此,收入差距是影响公共支出规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Wildaysky(1985)就认为越平等的国家,公共支出规模越大,降低公共支出规模可能会带来社会的更大不平等;Lott&Kenny(1999)、Mueller&Stratmann(2003)认为低收入人群权力增加导致了民主制度成熟国家公共部门的扩张的观点本质上与Wildaysky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本文用城乡收入差距来表示收入不平等现象,并预计城乡收入差距与公共支出规模之间呈反向关系。

本文的第二个猜想是公共支出规模可能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扩大。这里城市化指的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比重逐年减少,1952年农村人口占88%,到2008年,已经下降到54%,这意味着半个多世纪里大约4.4亿农村人口通过流动或就地城市化的途径转变为城市人口,2008年城市人口达60667万人。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了城市基础设施需要,也改变了传统的保障机制,越来越多的人被纳入到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保障网路中,从而公共支出尤其是转移支付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增加(Tussing&Henning,1974)。

市场化改革增加了对公共品的需求。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是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2008年我国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约为72%,市场化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诸如在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和经济稳定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失灵”需要公共支出来解决,政府与市场存在互补关系。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规模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市场化程度可能与公共支出规模呈正向关系。

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会影响公共支出规模。一般情况下,开放可能是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一个国家越开放,越容易受到外部的冲击,如输入型通货膨胀、失业甚至经济金融危机等,这就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支出消除开放对生产、就业和消费等方面的消极影响(Lewis-Beck&Rice,1985)。但是,开放也可能带来负效应,如阳光工程便于规范政府行为,外商进入要求政府提高工作效率等。在封闭条件下,政府可能有更多的干预行为,如国有企业、价格控制、贸易壁垒等,而在开放条件下,政府干预范围明显缩小(Garen&Trask,2005),这可能减少公共支出。因此,开放和公共支出规模的关系十分复杂,很难确定二者是正向还是负向关系。

本文还考虑了人口因素。Borcherding(1985)认为人口统计变量是影响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人口越多,对公共品的需求越大,公共支出规模越大。1978年我国人口96259万人,到2008年人口已达132802万人,增长了1.4倍,从理论上说应正向拉动了公共支出规模增长。

公共支出是靠税收来支撑的,对于供给面因素,首先考虑的应是税收能力。税收能力的提高是公共部门支出和结构的决定因素(Ward,1982;Ferris&West,1996;Becker&Mulligan,1998;Kenny&Winer,2001)。根据Kau&Rubin(2002)的分析,税收是由征税成本决定的。当征税成本减少时,税收增加,公共支出正增长,相反公共支出负增长。由于税收对个人而言属于劣等品,个人常常通过各种方式回避征税,因此,征税成本受政府扩大潜在税基的能力和税收规避成本的影响(Meltzer&Richard,1981)。我国存在严重的二元经济,农村劳动力供给无限弹性,改革开放后,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或女性由家庭主妇走向劳动力市场,由不易测度的生产力变为易测度的生产力,扩大了潜在税基。另外,公共交通状况的改善便利了出行,降低了征税成本。因此,本文猜想就业的增长和交通状况的改善应与公共支出正相关,二者有助于增强税收能力。

此外,考虑到公共收入中除了税收,还有部分是政府借债,因此,政府举债能力也是影响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政府举债能力作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分析

Bergstrom&Goodman(1973)曾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造公共支出规模模型,本文借鉴前人方法,构造模型如下:

lngt=?琢0+?琢1lndift+?琢2lnnt+?琢3lnopt+?琢4lnubt+?琢5rdeft+?琢6lnlt+?琢7lnrdt+?琢8lnmkt+u1t

其中,ln表示取自然对数,g是公共支出规模,用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百分比来表示;?琢0是常数项;dif表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城乡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间的差,以1978年为不变价格;n是年末总人口;op代表开放程度,以出口和进口总和占GDP比重来表示;ub代表城市化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rdef表示政府的举债能力,用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表示税收能力的指标有就业规模l和代表征税方便程度的交通状况rd,rd用标准道路里程来表示;mk表示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u1表示误差项;t是年份。

考虑到城市化可能受公共支出、农村居民收入状况和前一年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以及就业状况可能受公共支出、工资影响,本文还构造了另两个方程:

所谓城市化主要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影响城市化的第一个因素是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用fi表示。在我国,由于公共品供给非均等化,重城市,轻农村,加上城镇化战略的引导,农村居民收入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人有经济实力移居城市或就地城镇化。城市化还受公共支出影响,财政倾斜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吸引了更多的人移居城市。城市化是个累积的过程,受前一年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并带有明显的趋势,因此在方程中添加了城市化的一阶滞后项和趋势项。关于就业规模l,首先受工资影响,一般情况下,与工资呈正向变动,工资wg,用历年平均工资实际值来表示;公共支出g可能通过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影响劳动力供给l。u2和u3均表示误差项。

本文使用的是1978年~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每个变量的观察值均为31,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如下(括号里为Z统计量):

lng=211.259+0.192lndif-23.779lnn-0.416lnop+4.5lnub+

(6.5)(1.7)(-5.38)(-2.3)(7.01)

5.7rdef+4.454lnl+0.273lnrd+0.27lnmk

(5.46)(3.36)(0.53)(0.59)

R2=0.95

lnub=-13.345+0.025lng+0.048lnfi+0.692lnub-1+0.007t

(-2.63)(2.37)(2.05)(7.76)(2.64)

R2=0.998

lnl=10.469-0.389lng+0.237lnwg

(79.09)(-13.14)(19.98)

R2=0.96

估计结果显示,人口规模与公共支出规模呈反向关系,人口每增长1%,公共支出规模相对缩小23.779%,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反,说明我国的公共支出并未因人口增长的需求而扩大,这符合我国公共支出严重偏向城市、忽略农村,而农村人口又占很大比重的现实;开放程度与公共支出规模呈反向关系,开放程度扩大1%,公共支出规模缩小0.416%,说明在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积极适应国际化要求,增进了工作效率,同时压缩了政府作为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直接参与市场化运作的规模;城乡差距与公共支出规模呈正向关系,城乡差距拉大1%,公共支出规模扩大0.192%,这与前面的理论和假设检验相反,说明目前为止我国政府部门对城乡差距重视不足,这与我国政府还未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角色中转变出来的现实有关;城市化与公共支出规模呈正向关系,城市化规模扩张1%,公共支出规模扩大4.5%,说明城市人口的增加确实引起了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品需求的增加;市场化程度与公共支出规模呈正向关系,市场化程度增加1%,公共支出规模扩大0.27%,说明市场化带来的垄断、外部性和各种社会问题增加了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但在统计上不显著;交通状况改善便于政府征税,但在统计上影响不显著;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供给面的就业因素,就业提高1%,公共支出规模提高4.454%,就业规模的增长,增强了税收能力,对公共支出有正向影响,可见,税收供给能力的提高是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主要目的是考察公共支出的驱动与制约因素,为节约篇幅,只对公共支出模型估计的可信性进行检验,这可以通过lng的拟合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反映出来。从图1可以看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除了交通状况和市场化程度外,其他因素对公共支出规模增长有显著影响。首先,税收供给能力的提高是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表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增长带动公共支出规模增长267%;人口增长,反而使公共支出规模缩小了7倍以上,这可能是受制于税收能力,政府无力负担所有人的公共服务需求;再看对外开放因素,1978年,进出口总额只占GDP的9.7%,2008年遭遇次贷危机,也接近60%,对外开放扩大使公共支出规模缩小61.6%;城市化驱动公共支出规模增长414%;城乡收入差距也是驱动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是2.57倍,2008年扩大到3.31倍,驱动公共支出规模扩大48.8%。

四、结论

支出范文篇3

[关键词]政府支出模式和谐社会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到2020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和“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等赫然在列。当前，我国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增长与供给的严重短缺，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满足不了居民的需要，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为了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政府的支出模式必须实现从注重政府投资向注重政府消费转变。

一、从政府投资转向政府消费是政府支出模式的必然选择

作为财政支出的组成部分，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均是衡量政府活动的重要尺度。政府投资是指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投入资金转化为实物资产的行为和过程。政府投资一般具有开发性和战略性特点，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市场失效、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等。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消费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紧密相联，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可由政府消费来反映。统而言之，政府投资侧重于经济建设方面，政府消费侧重于公共服务方面。

理论分析表明，政府支出结构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主要侧重于经济投资领域，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政府投资支出比重相对较高，相应地，用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消费支出比重则相对较低。相反，处于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发达国家，政府支出主要侧重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消费，而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政府投资比重则相对较低。

形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处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政府需要承担不同的职能。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改善国民生活质量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为此，政府在公共支出中往往会加大经济投资的支出比重，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于制约经济增长的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相当落后，所以基础设施自然就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此外，能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也是政府投资的重要对象。在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非政府部门特别是民间产业部门慢慢地成长起来，此时，政府尽管还要对基础设施、支柱产业等经济领域进行投资，但这些投资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增长和壮大，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不断提高，进而对生活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居民在其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余，转而开始关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安全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需要。因此，政府在教育、卫生和安全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占整个政府支出的比重明显上升。换言之，政府职能从注重经济建设逐渐过渡到关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公共服务方面。

事实上，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调节机制完善、社会筹资能力强，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府投资比重总体水平是相当低的。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也仅限于基础设施、战略性物资储备等方面。政府支出的重点则是放在政府消费上，即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上。譬如，二战结束以后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以“从摇篮到坟墓”为特征的国家福利体系。而在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主要还是关注经济投资，政府把大部分财政支出直接投资于经济建设项目。相应地，政府消费明显不足，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没能得到较好满足。资料显示，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发达国家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6.2％，而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平均仅为11.6％。

近十年来，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在逐步加大，已初步形成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就业与社会保障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体系。但由于我国财政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居高不下，行政管理费支出不断增长，导致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不足且严重不均等。总体来看，我国公共服务的水平仍处于中下等收入国家行列。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的现状及横向比较

适度的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是政府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维护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政府对宏观经济实施积极调控的重要手段。经验表明，相对于政府投资支出而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主要依靠政府的消费支出来履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

1、政府投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国富民强和提高综合国力，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动员一切力量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势必导致政府投资水平的提高。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7年以来，我国政府投资率出现了较快增长。毫无疑问，政府投资率的这种较快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前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通货紧缩的双重不利影响，中央连续数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投资等的必然结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投资率与周边一些亚洲经济新兴体的投资率大体相当，但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率明显要高。譬如，1996年，美国的政府投资率为1.7％，德国为2.2％，英国为0.8％，意大利为1.3％，韩国为5.5％，荷兰为2.4％(1995年)，加拿大为2.2％(1997年)，巴基斯坦为2.6％(1997年)。。而1996年，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为2.7％，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也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

2、政府消费状况

我国政府在动员一切力量推进经济改革与建设的同时，实施了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一系列福利体制改革。然而，这些福利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减轻国家或国有企业的负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疏忽”了广大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消费率普遍偏低，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2006》，2004年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情况是：低收入国家为11％，中、低收入国家为13％，中等收入国家为14％，高收入国家为18％，世界平均水平为17％，而中国仅为10％。中国政府消费率与“G-7”国家的政府消费率相比，明显偏低，美国为16％、德国为19％、日本为18％、英国为21％、法国为24％、意大利为19％、加拿大为20％；较之“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17％)、巴西(19％)和印度(11％)三国也要低。与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作比较，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譬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而中国的政府消费率则基本上保持在14％左右。

卡拉斯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而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4％左右，明显低于23％的标准，也低于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尤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势必难以满足广大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

三、政府投资主导型支出模式不利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果断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无疑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型政府投资支出在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政府投资主导型支出模式会加剧经济波动、导致公共服务不足、拉大收入差距、破坏生态环境等，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

1、加剧经济波动，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

一方面，政府主导引发投资过热会导致投资品(如钢铁、柴油、电解铝、电力)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并波及消费品领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可能引发通货紧缩。这二者都将加剧经济波动。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凸显自己的政绩，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投资扩张冲动。比如，加速当地的城市化进程，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量征用农业用地以及大规模建设大学城、开发区等。为了满足这种投资扩张，地方政府向银行大肆举债，导致债务风险加大，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隐患。

此外，在政府财政投入总量一定时，大量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则必然意味着投入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减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将直接导致居民害怕风险波动，花钱更为谨慎，还会使低收入人群陷入困境，出现“有钱的不敢花，贫困的变得更贫困”的局面。这意味着消费渠道不通畅，反过来会抑制经济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从而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2、导致公共服务不足，且严重不均等

政府以经济投资为主导，必然导致对公共服务投入的不足。数据显示，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的增速慢于GDP的增速。事实上，从教育部、统计局、财政部联合公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的数据来看，2005年有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还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同时，我国教育机会不均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我国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99年以来长期徘徊在1.5％～1.8％之间，多数年份还出现了下降。同时，与教育资源一样，卫生资源配置也相当不合理、不平衡。据卫生部调查统计，目前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而城市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医院。优质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和大医院集中，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发展严重滞后。

1998～2005年间，我国社会保障经费支出年均增长29.4％。但无论是与国际上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相比，还是相对于广大居民对社会保障基本服务的需求，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还是相当低下的。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小，大量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并没有被覆盖。

3、拉大收入差距，分化社会各阶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落实到地方政府，往往演化为以GDP为中心，进而导致GDP崇拜。GDP崇拜的增长模式在实践中往往是“只顾效率”而“难顾公平”，必然导致社会各阶层出现严重分化：一些阶层由于拥有某些优势或权力，在资源生产和收益分配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影响力相对较高，成为强势群体；一些阶层由于自身条件不足，在资源生产和收益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他们的就业和竞争能力以及创造和积聚财富的能力都比较弱，生活水平差，成为弱势群体。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突出，基尼系数已高达0.45，且有继续增大趋势；2006年，城乡人口收人比为3.3：1，而1984年这一比例仅为1.8：1。4、破坏生态环境，危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消耗是紧密相联的。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大体存在着下列三种：第一种是经济增长与环境绩效“双优”，比如北京和上海地区；第二种是经济增长与环境绩效“双差”，比如西北地区；第三种是经济高增长，但环境问题严重，这种情形目前占大多数。2004年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虽然2003年我国取得了9.1％的高增长速度，但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中国的GDP占世界4％，却消耗了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其中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材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2007年8月，各个省、区、市公布的上半年GDP增长率数据中，13％、14％的增长率比比皆是。对此，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有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发展模式，其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扣除这方面成本后，实际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这种以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支持的GDP增长，尽管数字上令人激动，实际上却是竭泽而渔，最终必然会危害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以增加政府消费支出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政府职能决定政府支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因此，增加政府消费支出，为社会提供足量的、优质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1、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已经拥有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不足、覆盖面不广是一个不争的严峻现实。因此，政府必须调整和完善政府支出结构，扭转重经济增长、轻社会事业发展的传统做法，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通过改革政府支出政策，实现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让全体居民能分享到经济增长成果，从而不断化解社会矛盾和改善民生问题。但足，也必须要注意使公共服务支出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防止陷入“福利陷阱”。

2、增加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

教育公平是人的发展起点的公平，政府首先应增加教育投入，政府投入要保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接近100％；其次要规范教育收费，努力减轻农民的子女教育支出负担；再次是建立规范的教育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医疗卫生对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增加财政投入，用于疾病预防控制、基本医疗服务、医疗困难救助、资助低收入人群参加医疗保险；要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导，以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为载体，免费为群众提供预防保健服务，为群众提供低收费的基本医疗服务，建立和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运行的稳定器，也是弱势群体的安全网。目前，我国一部分人享受着过度保障，一部分人则几乎没有任何保障。这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诚然，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给全体居民提供高水准的社会保障，但应该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一种水平不高但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应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为重点，完善城镇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等保障体系。

4、着力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从保障公民基本生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应公平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现实情况是，政府支出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农村和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日益被边缘化，农民的医疗、养老、子女义务教育以及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等都缺乏社会保障，未能公平分享到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在国家现有的财力条件下，要分阶段、分区域地逐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短缺问题，着重建立和完善为农民提供的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5、切实帮助弱势和困难群体解决困难

支出范文篇4

凡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超过货款期限的利息和加罚的利息均不允许扣除。

在这种情况下：

房地产开发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扣除比例（％以下）允许扣除的利息费用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利息支出不得单独计算，而应并人房地产开发费用中一并计算扣除。在这种情况下：

房地产开发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十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扣除比例（％以下）

以上两类计算扣除的具体比例，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由此，纳税人可以根据上述公式进行筹划：将实际发生的利息支出代人公式（），然后与公式（）计算的结果进行对比，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应正确分摊利息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故意不按照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者干脆不提供金融机构的贷款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已耗费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多获得扣除。

例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一批商业用房，共支付土地价款万元，开发成本万元，假设实际应当分摊利息为万元，则：

房地产开发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扣除比例（按％计算）十允许扣除的利息费用（十）％（万元）

如果不能分摊利息费用，或者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则：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房地产开发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十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扣除比例（按％计算）（）×％（万元）

支出范文篇5

关键词：标准支出税、前后纳方式、现代支出税

一．支出税（ExpenditureTax）的概述

（一）支出税的历史

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Fisher）于20世纪初发表的资本所得理论中最早涉及到支出税相关理论。1942年美国财政部曾提议导入支出税，但遭反对没能实施。1955年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大学尼古拉斯•卡尔多（N•Kaldor）发表了《支出税》一书，分析了支出税在公平与效率方面优于所得税，并提出了具体设计和导入方法，受到了空前重视。几年后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导入了支出税，但因实际操作的不可行性很快停止了实施，标准支出税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缺点。上世纪70年代未，美国学者提出以“前后纳方式”弥补标准支出税缺陷的方案，为支出税实施寻找到突破口，支出税一度又成为发达国家税制改革的中心议题。

（二）支出税的特征

支出税的特征可以从以下角度把握：（1）支出税以消费为税基。可称为消费型所得税，或现金流量型所得税。支出税是以消费税基优势论为理论基础，为弥补所得税缺陷而设计的所得税替代税；（2）税基比所得税简明。以水池比喻，税基采用流出量而不是流入量，是市场评价的消费额，是实际消费能力而不是潜在消费能力；（3）注重效用。评价公平的基准应该是效用而不是收入，因为即使是等量收入也因人而异不能保证效用的同一性，消费税基比收入税基更能表明效用；（4）终生规划。消费税基优势论着眼于以利率为媒介进行长期的消费或储蓄的决定构造。是以人一生的合理消费计划，即将现在所得的一部份储蓄起来（节约现在的消费）确保未来的消费，或相反将未来所得的一部分以担保形式借入（节约将来的消费），以确保现在消费的行为作为对象。支出税税基研究的是人一生超长期的所得、消费和税负，与只关注一定期间（一般为一年）的所得和税负的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

（三）支出税取代所得税的理由

根据以下理由，可以认为支出税优于所得税，也比较容易导入支出税。（1）所得税的高税率和资产所得税不利于储蓄；（2）所得税的储蓄课税影响人们对一生的消费进行规划，而支出税允许扣除投资和储蓄，有利于人们合理安排一生的消费。在高龄化社会下，人们有必要根据自己一生的收入能力安排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时期的储蓄和消费；（3）支出税可以缓和及消除所得税制存在的固有缺陷；（4）现行所得税的一些课税要素与支出税相同，导入支出税障碍小。

二．支出税的类别与税基

根据计算税基的不同，支出税分类为标准支出税、劳动所得税型支出税（前后纳方式）和现代支出税。劳动所得税型支出税是为了解决标准支出税缺陷而产生的，现代支出税是标准与前后纳方式结合运用型。

表1支出税与所得税的税基比较

税类别

税基构成标准支出税

（标准方式）前后纳方式

（劳动所得税）综合所得税

劳动所得算入算入算入

资产

（储蓄）资产购入（储蓄）

资产所得：

资产转让：原值

利得扣除

算入

算入

算入扣除不可

不算入

不算入

不算入扣除不可

算入

不算入

算入

负债借入

返还：本金

支付利息算入

扣除

扣除不算入

扣除不可

扣除不可不算入

扣除不可

扣除

资产购入：包括银行储蓄

资产所得：利息、股红、租赁收入

资产转让：包括取出储蓄

（一)标准支出税

支出税税基是消费的资金泉源，而不是消费支出。税基=资金流入-非消费资金流出，既将现金资产作为消费资金源泉，税基包括工薪收入、资产和负债三方面（参考表1），计算采用资金流量法，比较容易理解。标准支出税税基计算：（1）工薪所得算入税基；（2）收入存入银行时可以扣除，取出储蓄时算入；（3）购入资产可以扣除，卖出资产变现时算入。避开了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资本利得课税的通货膨胀调整、折旧等复杂性；（4）资产所得算入；（5）如果规定住宅等耐久固定资产作为资产处理的话（也有主张住宅应该归类为消费），在取出存款（或借入资金）作为购买资金时算入，购买了住宅后可以扣除，算入与扣除刚好抵消，避免了税基异常膨胀；（6）负债在借入时算入税基，偿还时可以扣除。如果借入资金用于购买资产可以扣除，算入和扣除抵消，税基不会过分膨胀。（二）前后纳方式

标准支出税理论上容易接受，但实施困难。（1）税务机关必须掌握纳税人的资产（储蓄）和负债信息，如果得不到金融等机构和纳税人的配合就无法实施；（2）资产（储蓄）和负债的变动性极高，泉源征收难度大，需要依靠纳税人申报；（3）评估住宅等耐久财产的非现金推定所得十分困难。针对标准支出税的缺陷，1974年美国税法学者W.D.Andrews提出：即使将资产（储蓄）和负债项目从支出税中去除，税基（税负）也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所谓去除并不是非课税，而是将资产（储蓄）和借入的税基计算改成恰好与标准方式相反的前后纳方式（参考表1）。前纳的意思是提前纳税。在前后纳方式下购入资产（包括储蓄）改成扣除不可，相应资产所得和资产转让收入（包括取出储蓄）改成不算入。与标准方式相比，购入资产（或储蓄）时税基增大，等于提前纳税。负债的计算也与标准方式相反。借入资金变成不算入，同时偿还本金和利息变成扣除不可（等于后纳税）。采纳前后纳方式可以避开上面提出的三点实施困难。

前后纳方式可以避免纳税过分集中。比如在前后纳方式下，储蓄不能扣除，分期储蓄购房资金（集中性消费还包括：大额医疗费用支出、大学入学费等）等于分期纳税，防止税负过于集中，而从银行取出的购房资金不再算入税基，等于自动实现税负分散化。另外，购房贷款不算入，但偿还资金不得扣除，等于过后纳税，因偿还债务多是分期逐步偿还，所以后纳方式也可以分割税负。这种自动分割税负的功能，在累进税率下具有重要意义。

前后纳方式对资产（储蓄）和负债无需记录、申报和监督，具有构造简明，征税成本低，维护纳税人稳私权等优点，使支出税有了实施可行性。现代支出税导入了前后纳方式，是标准与前后纳方式的混合型。

与综合所得税对比，前后纳方式处理资产所得和债务利息支出的方法与综合所得税相反，不将资产所得纳入税基，也不允许扣除债务利率支出，所以前后纳方式已经不是所得税，只能称为劳动所得税或前后纳方式支出税。与标准支出税相比，前后纳方式完全脱离了支出税形式，仅在终生劳动所得等于终生消费上相同。前后纳方式是为了提高实施可能性，是标准支出税的特别措施。在前后纳方式下，纳税与消费之间存在时间上的不对称。比如工资存入银行未作为消费资金时，标准方式可以扣除，而前后纳方式不能扣除。从消费与纳税的时间不对称性看，全面采用前后纳方式的劳动所得税与标准支出税属不同类的税，但根据前后纳方式的产生理由，可以认为劳动所得税是标准支出税的变种，至少是与综合所得税不同性质的税。

（三)现代支出税

现代支出税导入了前后纳方式，是标准与前后纳的混合型。前后纳方式使支出税具有了实施可能性，但如果完全采用前后纳方式，就变成了劳动所得税，而现代支出税并不完全导入前后纳方式，因为标准支出税的一些重要基本要素应该保留。哪些项目应该保留，或改为前后纳方式，或干脆让纳税人自由选择成为现代支出税的核心问题。目前现代支出税对选择前后纳方式的提案大约分为两类，一是不予限制，可以自由选择；二是给予限制，规定项目。前者可以顺利实施支出税，但存在公平问题，而后者在实施可能性上存在问题。

三．现代支出税的分析

（一）避税与反避税

现代支出税如果允许纳税人在标准支出税的基础上自由选择前后纳项目，容易产生避税机会，影响垂直公平。

1．避税分析

支出税存在以下避税机会：（1）资本收益避税。标准方式因财产转让收入全额算入税基，财产产生的收益也自动算入了税基，不存在所得税课征资本收益税的复杂性。但前后纳方式因财产转让收入不算入税基，财产收益就没纳入税基，如果纳税人在资产项目上选择前纳方式的话，股份、不动产等财产收益就能避税；（2）利用税率预测避税。如果现在税率较高，未来税率还有降低空间时，转让资产（或从银行取出存款）采取在标准方式下购入资产（或用前后纳方式借入）可以扣除，如果将来转让时税率下调了就能减轻税负。相反如预测未来税率上升，采用前后纳方式购入资产（或用标准方式借入），现在纳税比未来纳税的负担轻；（3）纳税期限内两方式交叉交易避税。富裕阶层可以利用前后纳方式的短期资产操作减少避税。比如在标准方式下100工资算入税基，选择前后纳方式购入100资产（扣除不可）短期升值后卖出105（不算入），再以标准方式购入资产105（可以扣除），资产收益5避开了税收。当然只能是拥有高储蓄和借入能力的富裕阶层利用之法避税。

2．反避税的思考

针对以上避税方式，提出以下反避税思考：（1）尽可能缩小纳税人自由选择前后纳方式的范围，将可产生收益的资产列在标准方式之下；（2）将前后纳方式下的资产收益算入相反的税基；（3）对不得不列入前后纳方式下的资产，如：古董、美术品等资产设置特别资本收益课税制度；（4）对前后纳方式下的借入设置上限。

（二）遗产和赠与的外理

以上讨论是假定为终生所得等于终生消费，将储蓄也视为消费，但现实存在遗产和赠与，忽略资产转移有失税收公平。可以设置资产转移税或取消资产转移扣除加以解决。从常理看，遗产和赠与属消费资金来源，应该算入继承人的税基，而财产转移人等于放弃了消费，应该可以扣除。但如果允许扣除，可产生避税机会。因为在标准方式下购入的资产（或储蓄）可以扣除，如果该资产作为遗产或赠与转移时又可扣除，一代代转移下去，财产可以永远非课税化。为了防止避税，应该设置资产转移税或取消转移者扣除。

（三）支出税的特别优惠措施

支出税必须继承现行所得税的优惠措施，否则得不到纳税人支持。比如一些国家为了发展资本市场，将股份收益作为非课税优惠对象。导入支出税后，即使纳税人购入股份时选用了标准方式（可以扣除），在出售时（应该算入）也必须给予减税优惠，如果不将股份投资收益区别于其他金融资产收益，就不能体现政府扶持直接金融市场的政策意图。另外所得税实施的社会保障支出非课税以及支持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措施必须继续实施。可见，为了弥补所得税的缺陷而产生的支出税在现实条件制约下，仍然得保留所得税的“不公平”措施。如此一来，现代支出税方案也许仍是非现实性的。

（四）支出税的征管和避税

支出税不专门设置资本收益税，也就不存在折旧、通胀调整等麻烦，税收成本相应也减少，符合征税简明低成本原则。但在资产和借入上，支出税比所得税的征管更细。扩大前后纳方式范围，虽然可以减化税务，但为了减少避税现象，征管成本仍会增高，也就不见得优于所得税了。

因为支出税将资产买卖（储蓄的存取）和借入偿还都列入税基，纳税人的申报量比所得税高，工薪所得的泉源征收几乎失去意义，征税越依靠纳税人申报，逃税的可能性自然也越高。另外，支出税税基明显比所得税狭，为了获取等量税收，税率设置应该高于所得税，高税率会增强逃税心理。但不可否认支出税能将一部分“地下经济”纳入了税基，所以也许不需要提高税率也能取得等量的财政收入。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商学院财政金融系

参考文献：

支出范文篇6

一、不同借款对象的利息支出扣除规定

根据借款的对象不同，分为向金融机构借款、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和向社会及个人集资借款三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政策还规定对企业经批准集资的利息支出，凡是不高于同期同类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部分，允许在计税时予以扣除；其超过的部分，不准予扣除。

需要关注的是，在实际工作中会有一些企业寻求更灵活的借款方式，并利用税收政策或者钻税收政策空子来达到将借款费用税前扣除。比如一是通过关联企业关系，《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对关联企业借款利息税前扣除办法作了特殊规定：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另外根据(国税函[2002]837号)规定：对于集团母公司从金融机构统一取得的贷款，再转贷给子公司使用的，如能证明有关资金确系从金融机构取得的贷款，可不作为关联方贷款处理。集团公司统一向金融机构借款，所属企业申请使用，只是资金管理方式的变化，不影响所属企业使用的银行信贷资金的性质，不属于关联企业之间的借款，因此，对集团公司所属企业从集团公司取得使用的金融机构借款支付的利息，不受《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三十六条“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的限制，凡集团公司能够出具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证明文件，其所属企业使用集团公司转贷的金融机构借款支付的利息，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部分，允许在税前全额扣除。最典型的就是一些房地产企业，在现在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从金融机构贷款相对比较困难，就会利用这种关联企业关系，从集团公司或者其他关联企业取得借款，使借款利息得以税前扣除。二是通过向社会或个人集资借款，一般而言，这部分借款利息都高于同期同类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对高出的部分企业为了达到少交税的目的，往往通过将这超出的部分以工资或者费用列支的形式进行规避；另外这种类型的借款一般是私下协议，其利息支出很少有取得正式发票来入帐列支的，企业一般是以白条直接列支，甚而有之是通过小金库或者通过其它的洗钱方式来隐蔽支出。

二、不同借款用途的利息支出扣除规定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规定纳税人发生的经营性借款费用，符合条例对利息水平限定条件的，可以直接扣除。为购置、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在有关资产购建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应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有关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借款费用，可在发生当期扣除。纳税人借款未指明用途的，其借款费用应按经营性活动和资本性支出占用资金的比例，合理计算应计入有关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和可直接扣除的借款费用。另外，对对外投资而借入资金发生的借款费用经历了两个阶段：2003年1月1日前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84号)中规定?纳税人为对外投资而借入的资金发生的借款费用，应计入有关投资的成本，不得作为纳税人的经营性费用在税前扣除。?这一条政策后来进行了调整，从2003年1月1日开始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第一条执行：关于企业投资的借款费用，纳税人为对外投资而发生的借款费用，符合《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可以直接扣除，不需要资本化计入有关投资的成本。其中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国税发（2006）第03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中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

（1）开发企业为建造开发产品借入资金而发生的符合税收规定的借款费用，属于成本对象完工前发生的，应配比计入成本对象；属于成本对象完工后发生的，可作为财务费用直接扣除。

（2）开发企业向金融机构统一借款后转借集团内部其他企业、单位使用的，借入方凡能出具开发企业从金融机构取得借款的证明文件，其支付的利息准予按税收有关规定在税前扣除。

（3）开发企业将自有资金借给全资企业（包括分支机构）和其他关联企业的，关联方借入资金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未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准予按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数额内税前扣除。

三、对借款利息支出利息率的规定

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经批准集资的利息支出，以及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列支的利息在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允许在计税时予以扣除，其超过的部分，不准予扣除。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包括基准利率和浮动利率，因此，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和浮动利率。这里所称金融机构，是指各类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支出范文篇7

（一）目前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模式不够规范，有一定的制约性

我国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模式是行政审计模式，审计机关直接受本级政府行政首长领导，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这种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体制限制了绩效审计对政府各部门费用支出的使用进行更加进一步的审核以及监督，限制了审计机关审计职责，同时也限制了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与人大立法监督的深入结合。目前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模式不够规范，使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不能够有序的进行，对审计的有效性有一定的制约性。

（二）我国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队伍专业水平较低

目前，我国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良莠不齐，不足以保证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开展。由于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范围比较广泛，审计的标准以及方法也多种多样，因此，需要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相关工作人员具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不仅有丰富的审计专业知识，也需要熟悉法律知识，以及比较高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同时也需要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创新思维等。

（三）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技术和方法比较落后

由于政府财政支出绩效审计对象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审计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和复杂，所以政府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开展需要比较高的专业技术。伴随信息化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财政支出绩效审计也需要一些信息化技术来服务于审计。但目前，我国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技术和方法比较落后，导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更进一步发展成为瓶颈。

二、完善政府费用支出审计的策略建

通过前面阐述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内涵以及对我国政府费用支出审计现状的分析，从我国实际出发，总结出完善政府费用支出审计的策略建议，具体如下

（一）提高对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意识，更新审计理念

目前，虽然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开展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各级审计部门的重视，但仍然有些地方审计部门对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还没有正确的意识。因而必须更新各级政府以及审计机构对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理念。可以定期地对审计人员以及各级政府、社会大众进行一些专业知识的培训，以此来加强知识更新对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意识，更新审计理念，以便更好的开展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工作。

（二）完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审计执行细则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飞速发展，越来越需要建立完善、统一的法律约束机制，作为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保障。要想完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相关法律法规就需要多层次地健全法规，改变目前限制性条款较多而惩罚性条款较少的局面。因此，我国需要制定与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规则相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审计执行细则。同时制定完整的审计人员执业细则，从而提升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水平。

（三）健全现行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体制

我国现行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体制为行政型审计体制模式，这种体制却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因此对于这个体制进行健全是必然的。国家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绩效审计的主体，它是专职机构，应独立于政府机关，即保持其自身独立性。因此需要将行政型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体制转改为立法型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体制，需要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审计院，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样，审计机关与政府行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就可以改善现行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体制的内部监督现状，从根本上不再受政府行政行为的影响，使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外部监督。

（四）加强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支出范文篇8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巨大工程，只能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由财政起主要作用。1996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为700.43亿元，2011年农林水事务支出为9937.55亿元，15年来投资力度大幅增加。根据《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8.82%，1997年为8.30%，1998年为10.69%，1999年是8.23%，2000年是7.75%，2001年是7.71%，2002年是7.17%，2003年是7.12%，2004年是9.67%，2005年是7.22%，2006年是7.85%，2007年是6.84%，2008年是7.26%，2009年是8.81%，2010年是9.05%，2011年是9.1%。由此可得1996-2005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图。从图1.1中可以看出，从1996年开始，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曲折性变化，1998年是比重最高点，因为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从1998-2003年，农业支出比重逐步降低，从10.69%一直下降到7.12%，2004年，农业支出比重又上升到第二个高点，达到9.67%，但从2005年开始，开始下降，并在2007年低至6.84%，2008年开始新一轮的增幅，至2011年为9.1%。

二、我国农村公共支出问题

1农村公共支出规模不足。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最高点在1998年，最低点在2007年，虽然用于农业支出的绝对数一直在增长，但相对数却徘徊于7%到9%之间，这说明15年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以及农林水事务等的支出并未大幅增加，支出力度并未增强。

2农业支出结构不合理。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三地农业支出在地域结构上有明显不同，东中部降水充沛、水系发达、水量巨大，水利建设占农业支出比重较高，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干旱少雨、气候干燥，蓄水农田设施相对要求较高。在农业支出中，真正能惠农的农业科技发展缓慢，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在农业创新方面，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与生产脱节，农科教、产学研合作不紧密，政府投入相对不足。

3社会服务化的公共支出滞后。农村也面临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的“城乡二元”机制，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留守老人、儿童大量增加，社会服务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在公共支出方面，农村教育、农村医疗保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可持续的公共支出相对滞后。

三、我国农村公共支出问题的对策

1加大农业公共支出投资，加强投资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但是，相比其他财政支出，我国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变化不大，从全国视角来看，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发挥主导作用，为农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让农民的投资有所回报，期以更高积极性。

2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农村的发展也面临“政绩工程”，投资于能看得见的、见效快的、短期的项目，却忽视农民最基本的需求，不重视长远发展。基层农村工作应从实际出发，多调研、多思考、不能生搬硬套，只求短平快的发展，应该在现有基础上，投资长期的有益于长远发展的项目。同时，应当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特色发展特色农业，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3加强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培训。我国农业生产的改善主要依靠农业科技的进步。政府应该普及先进农业科技，为农民引入新技术、新品种，提供农业知识和科技的培训，并给予政策优惠。同时，加大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引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的科技化发展。

支出范文篇9

一、正确界定市场经济下公共支出的供给范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和分配关系都将出现不同于传统体制的各种变化，财政职能及其公共支出的供给范围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何认识和界定新体制下公共支出的职责和供给范围，不仅关系到财政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而且也关系到公共支出总量能否得到有效控制。

公共财政分配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因此，界定和规范公共支出的供应范围，其实质就是要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些事项应该由政府负责，哪些事项应该由市场负责，以此作为公共支出分配的依据。我国现有的财政供给范围和公共支出格局是从建国初期的大财政、供给制发展而来的，是建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它的最大特征是国家包揽的面过大，财政支出范围过宽，几乎覆盖到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各个方面，一些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被纳入财政分配范畴，而应由财政供应的事业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这种供给制的状况滞后于当前宏观分配形势的变化，也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政府的负责事项和活动范围主要是通过介入“市场失效”领域，运用财政分配手段，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不属于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和领域则一般应由市场去调节和供给。那么，什么是社会共同需要？从理论上分析，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只有由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二是私人部门和企业部门不愿干而又是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要的事务；三是只有政府举办才能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事务。可见，社会共同需要是指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必须由政府集中供给的事务，这是确定政府和财政职能的基本依据，也是界定公共支出供给范围的重要标准。

由此出发，今后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供给的范围需要结合改革的进程和财政职能的转变进行相应调整，有的支出需要强化，有的支出需要弱化，有的支出需要取消。首先，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责是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财力保障，但这纯属消费性的开支，必须进行严格控制。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财政需要着力强化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开支（如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但传统的“由国家包下来”的方式也需要改变，这些社会公共性开支在总体上应以财政供给为主渠道，同时要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适当开辟一些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再次，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投资范围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财政要逐步退出，以集中有限财力强化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的投资。在不同财政级次，公共财政投资还应根据投资规模和受益范围由各级财政分别供应。此外，有的公共支出如补贴等，则应进行清理、控制、逐步削减。

二、着力推进公共支出预算管理的制度创新公共支出预算是指政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给社会成员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所需开支的分配计划。公共支出预算作为政府的基本财政支出计划，构成了政府财政活动及公共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也决定了公共支出的流量和流向。当前我国公共支出预算管理体系仍存在诸多弊端，与市场经济要求极不适应，因此，着力推进公共支出预算管理的制度创新势在必行。这是我国下一步整个公共支出管理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从根本上约束政府盲目扩张公共服务、控制公共支出总量水平的关键途径。

——要实行部门预算，提高预算的透明度。部门预算是指一个部门的所有经费支出都按照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报表格式，编制统一的预算。《预算法》规定，“中央政府预算由中央部门的预算组成”。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功能预算编制方法，采用部门预算编制方法，将原来按功能划分的行政事业经费等全部细化到部门。所有的开支都要在预算中加以反映，预算中没有列出的项目不得开支，同时要求将各种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编制部门预算是公共支出预算通行的做法，通过编制部门预算，一是细化支出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的透明度，有利于防止支出预算分配和执行中的“黑箱操作”，便于立法机构对预算的审查和监督；二是强化预算的约束力，能够有效防止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现象，有利于提高预算管理水平。需要提出的是，实行部门预算，不是将政府预算支出切块分割到各部门，由各部门自由分配，而是要求更加详细地确定和规范部门及其下属单位预算支出项目和支出内容，更全面地发挥财政分配资金的职能作用。

——要实行综合财政预算，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就是要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统一管理，集中分配，建立统一完整的国家预算。从目前的政府性收支管理状况分析，实行综合预算，必须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对预算外资金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越权设立的或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二是要实行税费改革，将一部分具有税收性质、便于征收管理的收费纳入税收调控范围，实行“费改税”；三是将“费改税”的收入以及符合国际惯例、政府行政需要保留的规费收入，统一纳入预算管理。此外，还应改革现行预算科目设计，反映国家预算范围的变化。

——要实行零基预算，提高预算的准确性。我国过去长期以来支出预算实行基数分配法，这种方法虽然比较简单，但实际执行结果往往造成支出刚性增长，不利于财政宏观调控。零基预算，是以零为起点编制预算，对每一个预算单位的资金需求逐项重新审核，根据其人员编制和工作任务重新确定预算资金分配计划。零基预算和过去基数分配法的最大不同在于，摆脱原有预算基数和不合理既成事实的束缚，公平合理地确定预算支出，避免各个预算单位之间的资金苦乐不均。零基预算起源于美国，早在70年代末期，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全面采用零基预算的办法编制预算，之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陆续采用了零基预算编制方法，使其成为政府公共支出管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也先后实行了零基预算，尽管刚刚开始，处于起步摸索阶段，但这种改革思路值得充分肯定，而且在公共支出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提高了预算编制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利于促使财政资金分配的规范化、程序化，另一方面优化了公共支出结构，对确保地方财政的预算收支平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理论和实践表明，实行零基预算是强化公共支出管理的一种有效形式，这决不仅仅是预算编制方法的改变，而且是整个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制定规范化的零基预算改革方案，以尽快在全国普遍推行，这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支出的整体管理水平，提高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效益，将会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要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过去长时期一直至今，我国实行的是国库分散支付制度，即将预算分配给各部门和单位的年度支出总额，按期（中央部门按季，地方的部门按月）拨付到各部门或单位在银行开立的账户，由其自主使用。从实际看，这种支付制度存在较多弊端，其主要问题：一是支出过程脱离财政监督，财政部门只能依赖各支出部门的财务报告进行事后审查监督，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支出过程中的违纪违法行为。二是资金分散支付和储存，使用效率不高。由于单位资金都有个逐渐支用的过程，在预算资金按期拨付、由各单位分散保存的情况下，必然会使大量财政资金分散在各单位形成沉淀，而财政部门为应付短期资金需求，有时不得不向银行借贷或发行短期公债，从而大大增加财政利息负担。三是财政资金运行的信息反映滞后。因为财政资金大量分散于各部门、各单位在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无法全面了解整个财政资金的运转状况，难以对财经形势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因此，国库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国库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所谓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简单地讲，就是将政府所有财政性资金集中在国库指定的行开设账户，同时，所有的财政支出均通过这一账户进行拨付。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财政资金收付管理制度。据了解，包括美、日、英、法、加在内的经合组织国家都采用了这个制度。在我国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从收入方面讲，即意味着所有财政收入直接缴入国库，征收机关、执法机关目前设置的各种收入过渡账户以及各部门、各单位自设的各类预算外收入账户将不复存在；从支出方面讲，财政资金将在实际使用时从国库账户直接划入商品和劳务者的账户，有关部门、单位现有的各类资金管理账户则会随之取消。通过实行上述改革，其主要好处是：1.它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目前收入缴库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跑、冒、滴、漏现象，真正解决财政收入不能及时、足额入库的问题。同时还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财政预算外资金分散管理的状况。2.财政资金拨付一次到位，不需经过层层划转，会大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3.有利于实现对财政资金流向、流量的全面监控，进一步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切实提高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也称政府统一采购或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的需要，将财政的购买性支出通过公开招标、公平竞争和财政部门直接向供货商付款的方式，从国内外市场上为财政开支单位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行为。其实质是将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共支出管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一方面使政府可以得到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有效地节约财政资金，另一方面使财政管理从价值形态延伸到实物形态，从而改变过去财政支出一拨了之、管理粗放的状况，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采购制度在国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宏观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日益成为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强化财政约束、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据有关资料，国外政府采购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目前美国的这一比重为20%，欧盟成员国约为15%～20%，日本为10%.在东亚国家中，政府采购在GDP中的份额不等，但大体保持在5%左右的水平。因此，强化和改革我国的公共支出管理，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政府采购制度，这是公共支出管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强财政管理和监督、控制公共支出水平的现实选择。

我国目前各支出单位的采购行为是各自分头进行的，这种方式的弊端非常明显：一是政府采购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脱节，资金使用效益不高，财政无法实行有效监督。二是采购过程不透明、不公开，容易产生腐败，损害政府的形象。三是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为了克服上述弊端，今后，政府各部门的直接支出，包括各类办公用品、设备、公共设施以及政府所需的其它商品和劳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实行规范化集中采购，采用招投标方式，引进竞争机制。这样做的目的和作用，不仅仅在于控制和节约公共支出，而且有利于推动并实现政府消费行为市场化，是促进反腐倡廉和整顿财经秩序的重要配套措施。

支出范文篇10

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公共性决定了政府财政必须对其支持和保护。近年来,由于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中央财政、甚至许多省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保护程度明显加大。但是，对农业财政支出的运行却缺乏系统的管理，监督约束机制也不够健全，导致挤占、截留、挪用甚至贪污农业财政支出的现象时有发生，农业财政支出的运作效率不高。本文在回顾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制的基础上，剖析了财政支农支出监管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财政监督的经验，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框架构成，探讨了该体系的具体运行机制和相关配套措施，以期对我国政府制定农业财政支出的政策提供指导，保证有限支农资金的合理分配使用，保障农业财政支出的有效运行。

一、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现行财政体制框架下,我国农业财政主要支持农业、林业、水利、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反映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主要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财政支农支出监管是指政府和社会对财政支农预算的编制、审议、修改、批准到执行与执行中必要的调整的规范化管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管体制随经济的发展和财政制度的变革，先后经历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阶段(1950-1979年)、分级包干阶段(1980-1993年)和分税制阶段(1994年至今)。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制虽然在特定阶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供给制和单一行政管理的严重弊端，导致了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支农资金投入渠道多，但难以发挥整体效益。一方面,投入农业的资金除财政资金外,还有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发展改革委）、各有关部门分配和管理的资金(即条条下达的资金)；另一方面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看,支农资金分散在农财、农发、基建等多个职能科室。多主体、多渠道投入对增加农业投入总量具有积极意义,但从使用上看,各业务部门在分配安排资金时,按照各自的计划自成体系,集分配、使用、管理、监督于一身,与其他部门协调配合不够,给财政部门的宏观管理带来极大困难,导致支农资金投入分散,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问题突出,使得支农资金很难发挥整体效益。

（二）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目前我国支农资金往往被挤占、挪用。一些财政困难资金调度无力的地方，通常挤占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发放工资，弥补公用经费不足。有的以会议费、差旅费、业务费、考察费等名目繁多的非生产性支出挤占生产性资金，导致专款不能专用。由于农业建设周期性长,市场效率较低,见效慢,一些领导为了早出政绩,不惜牺牲支农资金来进行其他所谓出成果快的项目建设。

（三）财政配套资金不实。近年来,为了切实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关部委出台了许多财政支农资金项目,但要求地方能够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由于大多数地方财政困难,配套资金难以提供,但又不愿失去财政专项支农资金,于是地方政府往往采用虚构当地农村经济发展项目,虚增地方支农资金,套取中央财政专项支农资金,以达到将中央财政专项支农资金挪作地方财政他用的目的,从而形成了中央的专项资金基本上都能到位,但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低或不到位的现象。

(四)预算管理不够规范。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预算法》,但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却难以完全依法办事。一是法定预算程序过于单一、时间短,审议过程有的流于形式,编制预算权和支出责任分离,分配资金上有些随意性。有时地方政府为了快出政绩,往往压缩农业投入,增加二、三产业支出。二是缺乏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探索和建设中,对乡镇财政来说,大多还缺乏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办法,一般是通过专项补助形式进行的,而补助量的多少又没有以明确和严格的事权为依据,难以排除随意性,使支农资金不能得到保证。目前各级人大财经委没有真正发挥审议、监督预算的作用。

（五）财政部门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尽管国家对农业投资项目做出了招投标、工程预决算审核等一系列规定，但由于缺乏跟踪问效，部分建设单位千方百计编造理由以规避国家的规定，致使投资成本上升，效益低下。目前，拨付到农业投资项目的财政资金需要经过财政部门到项目主管部门再到建设单位最后才到施工单位，拨款环节多，手续繁琐，时间长，大大增加了在中间环节被挤占、挪用的可能性，项目资金到位率将大

打折扣。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上逐年增长，但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却逐年降低。在资金分配上存在“撒胡椒面”现象，资金使用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六）法律监督滞后。我国目前己初步形成财政法律体制框架，但财政支农支出的立法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不相适应，突出表现在现行有关对财政支农支出监管的法律规定大多散布在各相关的财政法律、法规或政策性文件规章之中，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迄今尚无一部完整的、具有针对性的对有关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职能、内容和手段等方面做出专门性规定的法律，这极不利于财政支农支出监管的组织和实施，严重影响了财政支农支出监管职能的发挥。

（七）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在多层次政府结构的背景中，政府间的财政支农支出关系由于过多的政府层次和过多的政府部门而表现出复杂性，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很难到位，财政调控手段不协调，从而导致财政支农支出资金运作中出现诸多问题。

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构建

（一）国外财政监督经验借鉴。各国因政权形式不同，历史制度传承性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采取的财政监督类型亦各有不同。综观国际做法，财政监督主要可以分为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财政监督等四种类型。立法监督是通过制定财政、财务管理、会计的相关法律，依法管理国家总预决算。审计机关和监督机关向国会负责。如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司法监督是按照宪法及其他专门法律审核国家财政预算决算、税收及财务等。而掌握执法的主体是独立于行政和财务之外的审计法院，具有司法性质，如西班牙。行政监督即整理财务行政和核实财政收支，检查处理违法行为。其特点是置于政府领导之下，隶属财政部或与财政部平行的监督机构，如前苏联、东欧各国、瑞士、瑞典、玻利维亚、冰岛等。日本的财政监督早期隶属于大藏省，1889年公布了《会计检察院法》，规定会计检察院隶属于天皇，独立于内阁之外，既不属国会，也不属内阁，与其他司法机构平行隶属天皇的专司国家财政预决算编制、会计财务的检查机构。以上财政监督类型各有所长，不能一概而论这一种是否比另一种更为优越。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许多国家也并非单独采取一种财政监督类型，而是几种类型兼而有之。

（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内容。本着系统性原则、效率原则、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法制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和国际协议原则，借鉴国外财政监督经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保障体系应该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的宏观监督、财政部门的日常监督和审计部门的事后监督组成，并以社会监督为补充、以法律监督为保障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保障体系。

1.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制定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全面保证《农业法》和相关财经法律法规的实施，依据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与财政支农支出相关的经济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按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财政支农支出活动的行为所进行的宏观监督。

我国《预算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中央和地方的预算和决算进行审查监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和下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进行审查和监督。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的审查监督主要是对预算安排进行监督，依法监督检查财政部门对农业投资的预算编制的有效性、合理性和预算审批程序的合法性。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把住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关，制定不违背国家基本法、适应地方需要的财政支农支出政策和监管制度，并拥有解释权。

2.财政部门的监督。财政部门的监督是整个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核心，主要目的是尽早发现问题并及时杜绝，保障对农业投资资金的管理水平，一般是在事前和事中进行监督，而且监督工作是日常不间断的。财政部门的日常监督主要应包括预算监督、财务监督、财政投资评审和财政部门的内部监督四个方面。

3.审计部门的监督。审计部门的事后监督是指由审计部门依法对被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评价责任，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审计部门在进行审计时，将财政、农业、林业等部门的财政支农预算支出项目与要实现的对农业贡献程度的工作任务量化指标挂钩，考核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逐步增加财政支农支出资金使用情况的透明度与公开性。

4.社会监督。社会监督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享有一定权利的公民、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等利用多种方式对财政支农支出从审批立项、投入运作直至最终效益评估等全过程

的监督，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监督和群众监督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经济监督是通过国家的授权，经国家批准的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对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或实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的企业单位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和审查。群众监督一般通过舆论监督，申诉、控告或检举，参政议政等渠道。

5.法律监督。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法规应包括规范财政支农支出监督客体行为的财政法规及相关的经济法规、规范财政执法主体行为的财政法律法规、规范财政支农支出监督主体处罚违法违纪行为的法规。但就目前而言，这三方面的法规建设都严重滞后，难以给财政支农支出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法律保障。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的立法有三个层次：一是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修订和尽快出台的有关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的法律，如《财政法》、《预算法》、《财政监督法》、《农业投资法》等一系列涉及到财政支农支出监督问题的根本大法；二是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制定的关于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的规定:三是地方性财政监督法规，如关于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管理的立法管理权等。财政支农支出监督法制的内容涉及到六个方面：(1)关于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机构、职责和监督程序的法律规定；（2）关于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监督的法律规定；(3)关于财政、农业、林业以及畜牧等与财政支农支出相关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监督的法律规定；(4)关于农业基本建设财务监督的法律规定；(5)关于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的法律规定；(6)关于对违反财政支农支出监督法规处罚的法律规定。

（三）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的运行环节。对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保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农业经济的各个方面，财政支农支出本身有着十分复杂的目标，许多目标难以表述和量化，并且随着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财政支农支出监督要体现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事前通过预测、计划和决策，控制财政支农支出的支出总量和支出结构;事中通过过程监督，确保各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等部门有效使用财政支农支出资金，防止不合理的农业投资;事后要继续加强对项目完成投入运行后的监督和评价。所以，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的运行包括:计划与决策、执行、评价与信息反馈、调节四个环节。这些环节各自分工，协同运作，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

三、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配套措施

（一）转变政府职能。我国入世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政府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按照wto开放的市场体系要求，政府的管理权限受到严格限制，政府职能要更多地转向营造农业投资环境和提供发展农业所必需的公共服务上来，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简化审批程序，规范审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