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力范文10篇

证明力范文篇1

1.电子证据证明力的界定

关于证明力的概念，我国理论界的表述有很多种，有的认为是“证据材料在证明事实方面体现其价值大小与强弱的状态和程度”有的认为是“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意义和作用”，虽然这些定义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归纳起含义，我们可以看出证明力应该是一种证据对于待证事实是否有实质性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到底有多大的问题。那么有关电子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就主要是认定电子证据同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以及电子证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待证事实，即产生证明作用的效果。

2.电子证据证明力与证据能力的区别

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两者很容易被混淆，因而对两者关系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对理解电子证据的证明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证据能力，是法律对证据资格上的限制，它涉及的是一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证据能力是从多个层面上反映证据特征的。某项证据只有同时具备了证据的基本属性，才具有证据能力。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是指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问题，即电子证据应具备何种条件才能成为诉讼中的证据。只有当电子证据具备了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才具有成为诉讼证据的资格。

电子证据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区别，首先在于证据的证据能力是可能性的范畴，证明力是现实性的范畴，证据能力是法律关于某一事实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作为证据加以调查的规定，而证据的证明力是法律关于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价值的规定。其次，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是一个法律判断的问题，即法律对于证据作了许多消极性限制，不需要也不允许法院自由判断，因而法律并没有留给法官多少可裁量的空间。而电子证据的证明力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这就需要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事实需要而对证据作出一个内心确信，法官掌握着很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二、影响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因素

1.电子证据的归类对证明力的影响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证据的种类里，只规定了七种，分别是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没有电子证据这一证据分类。于是我国理论界对于电子证据的归属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将其归入视听资料、归入书证，或是作为鉴定结论。而当中比较主流的观点是把电子证据归入到视听资料当中。

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电子证据在诉讼中充分发挥的证据作用或者说它的证明力被人为的降低了。于是当许多学者把电子证据被归入到视听资料中的时候，它也自然而然的被当成了间接证据，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是笔者认为，电子证据是否属于间接证据，并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区分不同情况对它的证明力进行考察。区分某一证据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要看他发挥证明力的证明机制，即是单独地证明待证事实、还是同其他证据一起来证明待证事实，直接证据由于它跟待证事实的内在联系比较直接紧密，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推出事件的真相，而间接证据只能通过佐证与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的方式来间接地证明待证事实。

2.电子证据的精确性与脆弱性对证明力的影响

电子证据一般都需要借助电子设备为人类感知，并且对系统环境有较大的依赖性，即使对电子证据进行截收、监听、窃听、删节、剪接，无论远程控制还是近程操作，一般用户都难以发觉和查清，因此人们一般都认为电子证据是十分脆弱的，很容易就对其产生各种怀疑。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子证据缺乏一个值得信任的可靠保障，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其与传统的书证做一个比较。传统的书证之所以有着很强的证明力，是因为它以物证为依靠。书面形式的内涵，不仅包括起到对文件内容的保存作用，因为如果仅仅是记录某一事件的内容，那它的证明力不一定就比电子证据要强。但是它却通过当事人的手写签名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物证痕迹来证明文件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正因为书证有了这样一种保障使其证明效果大大增强，人们也对此信任有加。

尽管电子证据的脆弱性导致我们对它的信任大打折扣，但同时我们不能否认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电子证据日益显现的精确性对这一特质的巨大弥补。

三、电子证据证明力的认定内容

明确电子证据证明力认定内容的范围。我们认定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绝对不能脱离我国传统证据法理论的基础和通行观点，还是要从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出发，但是必须明确证据三性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具体意义。电子证据的客观性是它的证据能力问题，但可靠程度则是它的证明力问题；电子证据的关联性是它的证据能力问题，但关联程度则是它的证明力问题；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基本上是它的证据能力问题，与证明力问题无关。

可见，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的认定主要是它的可靠程度与关联程度。另外，由于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外在形式的迥异，在评价其证明力时必须注意到完整性的情况，如果某一电子证据在形成后遭到增加、删减等修改则会影响其证明力。

1.电子证据的可靠性认定

可靠性是指电子证据的真实程度，它与证据证明力大小关系十分密切。它是电子证据的内在质量特征，它向电子证据使用者保证，电子证据与所要反映的事实是一致的，并且这种反映足以使人相信令人满意的。

关于可靠性的认定，通过正面直接认定的方法：这主要是要对电子证据的各个运行环节进行审查。尽管直接认定的方法可以深入到具体的运行环节，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困难重重的。由于法官相关经验的缺乏，因而在一些诸如要求判断科学性方面的环节就很难把握。再者，法官在审查判断时也很难将时间还原到各个环节运行过程中，去正面考察每一部分的可靠性。甚至，如果出现了了对数字技术制成的数码痕迹的伪造和变造，则除非具备非常苛刻的条件，计算机专家有时也很难辨识真伪。

正因为如此，可以借鉴侧面认定的方法。侧面认定就是将电子证据的可靠性的认定转移为对其他因素可靠性的认定，通过对其他因素可靠性的认定来推定某一电子证据具有可靠性的做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签名示范法》第6条第3款对电子签名可靠性的规定也属于推定的方法。该款规定：“就满足第1款所述要求而言，符合下列条件的电子签名视作可靠的电子签名：(1)签名制作数据在其使用的范围内与签名人而不是还与其他任何人相关联；(2)签名制作数据在签名时处于签名人而不是还处于其他任何人的控制之中；(3)凡在签名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更改均可被觉察；以及(d)如果签名的法律要求目的是对签名涉及的信息的完整性提供保证，凡在签名后对该信息的任何更改均可被觉察。”这就是将电子签名可靠性转移为四项条件，只要这四项条件满足即可推定电子签名具有可靠性，这四项条件是把判断电子证据可靠性十分抽象的标准简化成一般人容易把握的标准，并使得可靠性这一内在质量特征外化，仿佛人们用肉眼就能观察到。

所以，对于一项电子证据来说，只要它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是达到其运行的相关行业的标准的，该系统有防止出错的监测或者稽核手段且这种手段是符合必要的技术标准的，而且它的运行过程是正常的(如运行的各项指标有电子记录等)，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该电子证据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可靠性保障，应当推定其可靠性，当然这仍然是一种可以证伪的推定。

2.电子证据的完整性认定

由于电子证据的形式与传统证据相差很大，所以它的完整性也成为了电子证据证明力考察的一个特殊指标。它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电子证据本身的完整性，二是电子证据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完整性。

对于完整性的认定，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将电子证据与一个已知的原件样本进行核对或者根据事先约定的标准进行比对。这就是通过电子证据本身的完整性来考察，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8条第3款规定：“评定完整性的标准应当是，除加上背书及在通常传递、储存和显示中所发生的任何变动之外，有关信息是否保持完整，未经改变。”这里，电子证据的完整性是指数据电文的内容保持完整性和未予改动。

对电子证据完整性认识的另一种方法，是将认定转向对电子证据所依赖系统的完整性的认定。如加拿大《1998年统一电子证据法》就是采用间接推定的方法来认定电子系统的完整性的。它的推定条件主要有以下一些：(l)根据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而推定其完整性。(2)根据电子证据是由对其不利的那一方当事人保存的，来推定计算机系统的完整性。(3)根据电子证据是由第三方在正常业务活动中保存的，来推定计算机系统的完整性。

3.电子证据的关联性认定

这里所说的电子证据的关联性主要是指电子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对于证明力的影响，而不包括它是否具有相关性的问题。关联性应该说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一个电子证据在其本身的可靠性完整性上，由于其涉及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使得一般人很难把握。但是关联性，是从电子证据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内容来判断其同案件的关联程度，它与载体、与表现形式都没什么关系，因而关于电子证据关联性的判断方式与传统证据的关联性判断方式应该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在关联性认定问题上，电子证据并不存在什么特殊性。法官完全是可以根据经验法则、生活常识、直观判断、逻辑推理等方式结合全案，层层分析来考察电子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具有实质性意义，从而进一步从量的角度认定这种意义有多大。

参考文献：

[1]何家弘.电子证据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蒋平，杨莉莉.电子证据[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3]姜琳炜.诉讼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探讨[J].律师世界：法理与实务，2001，(9).

[4]李学军.电子数据与证据[A].何家弘主编.载证据学论坛(卷二)[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钱小平.电子证据之证明力分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4).

[6]孟淼淼.论民事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中国政法大学2007硕士毕业论文.

证明力范文篇2

1.电子证据证明力的界定

关于证明力的概念，我国理论界的表述有很多种，有的认为是“证据材料在证明事实方面体现其价值大小与强弱的状态和程度”有的认为是“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意义和作用”，虽然这些定义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归纳起含义，我们可以看出证明力应该是一种证据对于待证事实是否有实质性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到底有多大的问题。那么有关电子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就主要是认定电子证据同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以及电子证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待证事实，即产生证明作用的效果。

2.电子证据证明力与证据能力的区别

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两者很容易被混淆，因而对两者关系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对理解电子证据的证明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证据能力，是法律对证据资格上的限制，它涉及的是一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证据能力是从多个层面上反映证据特征的。某项证据只有同时具备了证据的基本属性，才具有证据能力。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是指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问题，即电子证据应具备何种条件才能成为诉讼中的证据。只有当电子证据具备了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才具有成为诉讼证据的资格。

电子证据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区别，首先在于证据的证据能力是可能性的范畴，证明力是现实性的范畴，证据能力是法律关于某一事实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作为证据加以调查的规定，而证据的证明力是法律关于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价值的规定。其次，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是一个法律判断的问题，即法律对于证据作了许多消极性限制，不需要也不允许法院自由判断，因而法律并没有留给法官多少可裁量的空间。而电子证据的证明力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这就需要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事实需要而对证据作出一个内心确信，法官掌握着很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二、影响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因素

1.电子证据的归类对证明力的影响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证据的种类里，只规定了七种，分别是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没有电子证据这一证据分类。于是我国理论界对于电子证据的归属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将其归入视听资料、归入书证，或是作为鉴定结论。而当中比较主流的观点是把电子证据归入到视听资料当中。

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电子证据在诉讼中充分发挥的证据作用或者说它的证明力被人为的降低了。于是当许多学者把电子证据被归入到视听资料中的时候，它也自然而然的被当成了间接证据，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是笔者认为，电子证据是否属于间接证据，并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区分不同情况对它的证明力进行考察。区分某一证据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要看他发挥证明力的证明机制，即是单独地证明待证事实、还是同其他证据一起来证明待证事实，直接证据由于它跟待证事实的内在联系比较直接紧密，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推出事件的真相，而间接证据只能通过佐证与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的方式来间接地证明待证事实。

2.电子证据的精确性与脆弱性对证明力的影响

电子证据一般都需要借助电子设备为人类感知，并且对系统环境有较大的依赖性，即使对电子证据进行截收、监听、窃听、删节、剪接，无论远程控制还是近程操作，一般用户都难以发觉和查清，因此人们一般都认为电子证据是十分脆弱的，很容易就对其产生各种怀疑。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子证据缺乏一个值得信任的可靠保障，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其与传统的书证做一个比较。传统的书证之所以有着很强的证明力，是因为它以物证为依靠。书面形式的内涵，不仅包括起到对文件内容的保存作用，因为如果仅仅是记录某一事件的内容，那它的证明力不一定就比电子证据要强。但是它却通过当事人的手写签名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物证痕迹来证明文件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正因为书证有了这样一种保障使其证明效果大大增强，人们也对此信任有加。

尽管电子证据的脆弱性导致我们对它的信任大打折扣，但同时我们不能否认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电子证据日益显现的精确性对这一特质的巨大弥补。

三、电子证据证明力的认定内容

明确电子证据证明力认定内容的范围。我们认定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绝对不能脱离我国传统证据法理论的基础和通行观点，还是要从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出发，但是必须明确证据三性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具体意义。电子证据的客观性是它的证据能力问题，但可靠程度则是它的证明力问题；电子证据的关联性是它的证据能力问题，但关联程度则是它的证明力问题；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基本上是它的证据能力问题，与证明力问题无关。

可见，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的认定主要是它的可靠程度与关联程度。另外，由于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外在形式的迥异，在评价其证明力时必须注意到完整性的情况，如果某一电子证据在形成后遭到增加、删减等修改则会影响其证明力。

1.电子证据的可靠性认定

可靠性是指电子证据的真实程度，它与证据证明力大小关系十分密切。它是电子证据的内在质量特征，它向电子证据使用者保证，电子证据与所要反映的事实是一致的，并且这种反映足以使人相信令人满意的。

关于可靠性的认定，通过正面直接认定的方法：这主要是要对电子证据的各个运行环节进行审查。尽管直接认定的方法可以深入到具体的运行环节，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困难重重的。由于法官相关经验的缺乏，因而在一些诸如要求判断科学性方面的环节就很难把握。再者，法官在审查判断时也很难将时间还原到各个环节运行过程中，去正面考察每一部分的可靠性。甚至，如果出现了了对数字技术制成的数码痕迹的伪造和变造，则除非具备非常苛刻的条件，计算机专家有时也很难辨识真伪。

正因为如此，可以借鉴侧面认定的方法。侧面认定就是将电子证据的可靠性的认定转移为对其他因素可靠性的认定，通过对其他因素可靠性的认定来推定某一电子证据具有可靠性的做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签名示范法》第6条第3款对电子签名可靠性的规定也属于推定的方法。该款规定：“就满足第1款所述要求而言，符合下列条件的电子签名视作可靠的电子签名：(1)签名制作数据在其使用的范围内与签名人而不是还与其他任何人相关联；(2)签名制作数据在签名时处于签名人而不是还处于其他任何人的控制之中；(3)凡在签名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更改均可被觉察；以及(d)如果签名的法律要求目的是对签名涉及的信息的完整性提供保证，凡在签名后对该信息的任何更改均可被觉察。”这就是将电子签名可靠性转移为四项条件，只要这四项条件满足即可推定电子签名具有可靠性，这四项条件是把判断电子证据可靠性十分抽象的标准简化成一般人容易把握的标准，并使得可靠性这一内在质量特征外化，仿佛人们用肉眼就能观察到。所以，对于一项电子证据来说，只要它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是达到其运行的相关行业的标准的，该系统有防止出错的监测或者稽核手段且这种手段是符合必要的技术标准的，而且它的运行过程是正常的(如运行的各项指标有电子记录等)，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该电子证据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可靠性保障，应当推定其可靠性，当然这仍然是一种可以证伪的推定。

2.电子证据的完整性认定

由于电子证据的形式与传统证据相差很大，所以它的完整性也成为了电子证据证明力考察的一个特殊指标。它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电子证据本身的完整性，二是电子证据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完整性。

对于完整性的认定，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将电子证据与一个已知的原件样本进行核对或者根据事先约定的标准进行比对。这就是通过电子证据本身的完整性来考察，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8条第3款规定：“评定完整性的标准应当是，除加上背书及在通常传递、储存和显示中所发生的任何变动之外，有关信息是否保持完整，未经改变。”这里，电子证据的完整性是指数据电文的内容保持完整性和未予改动。

对电子证据完整性认识的另一种方法，是将认定转向对电子证据所依赖系统的完整性的认定。如加拿大《1998年统一电子证据法》就是采用间接推定的方法来认定电子系统的完整性的。它的推定条件主要有以下一些：(l)根据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而推定其完整性。(2)根据电子证据是由对其不利的那一方当事人保存的，来推定计算机系统的完整性。(3)根据电子证据是由第三方在正常业务活动中保存的，来推定计算机系统的完整性。

3.电子证据的关联性认定

这里所说的电子证据的关联性主要是指电子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对于证明力的影响，而不包括它是否具有相关性的问题。关联性应该说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一个电子证据在其本身的可靠性完整性上，由于其涉及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使得一般人很难把握。但是关联性，是从电子证据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内容来判断其同案件的关联程度，它与载体、与表现形式都没什么关系，因而关于电子证据关联性的判断方式与传统证据的关联性判断方式应该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在关联性认定问题上，电子证据并不存在什么特殊性。法官完全是可以根据经验法则、生活常识、直观判断、逻辑推理等方式结合全案，层层分析来考察电子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具有实质性意义，从而进一步从量的角度认定这种意义有多大。【摘要】当电子证据独立的法律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认同的同时，关于它的认定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审判实践中对其运用。电子证据的认定主要包括可采性与证明力两方面，可采性赋予了电子证据法定的形式外衣，而它的证明力是关乎到电子证据的证明价值，是运用电子证据解决民事纠纷的关键因素。有鉴于此，本文在此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探讨。

【关键词】电子证据证明力认定

参考文献：

[1]何家弘.电子证据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蒋平，杨莉莉.电子证据[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3]姜琳炜.诉讼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探讨[J].律师世界：法理与实务，2001，(9).

[4]李学军.电子数据与证据[A].何家弘主编.载证据学论坛(卷二)[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证明力范文篇3

关键词：短信；证据能力；证明力

1短信概述

所谓短信是用户通过手机或其他电信终端直接发送或接收的文字或数字信息。短信是伴随数字移动通信系统而产生的一种电信业务，通过移动通信系统的信令信道和信令网，传送文字或数字短信息，属于一种非实时的、非语音的数据通信业务。

伴随着短信从手机扩展到小灵通及固定终端、从数字移动通信网扩展到固定电话网，人们对短信的认识也不再仅看作是数字手机的“专利”，业务形态在改变、网络要素在变化、信息内容在丰富，这一过程中始终不变的只有两点：一是短信的信息长度，始终是不超过160个英文或数字字符，或70个汉字，这与短信基于通信系统的信令网传送内容的机制密切相关。二是短信传递的方式——存储转发，当用户无法接收时，短信不会丢失，暂时存放在短信中心，当用户重新登录进网的时候，短信会迅速递交到用户手机上。

这些与生俱来的特点，使短信具备了传递准确可靠、迅速及时的优点，使短信具备了影响人们的习惯的基本条件。因此，短信走进法律领域也就成了一种必然。但短信能否成为证据，以及其证明力如何的问题却依然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论证。

2短信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

所谓证据能力，一般认为就是证据的可采性，但也有观点认为证据可采性与证据能力并非同一个概念。由于诉讼模式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证据能力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为避免过多论述，这里只将证据能力简单地解释为能否成为证据的资格。

短信要成为证据必须具备相关性和可采性。由于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取决于具体的案件情况，不能单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论证。而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需要满足3个标准，即相关性、可靠性和正当性。

短信操作流程决定了短信数据存储于SP的平台时存在着数据被改编的风险。这是技术上的漏洞，但技术上的漏洞只能说明短信有被篡改的可能。换言之，被篡改只是一种可能性，只会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力，而不能妨碍其可采性。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已有立法实践：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于1996年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9条第1款除了明确数据电文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外，还规定。在任何法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适用在任何方面均不得以下述任何理由否定一项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admissibility)：①仅仅以它是一项数据电文为由；②如果它是举证人按合理预期所得到的最佳证据，以它并非原件为由。另外，加拿大1999年12月制定的《统一电子证据法》第4条规定，输出数据形式的电子记录，如果已经明显地、经常地发挥作用，并且被依靠或用来作为存储在输出数据中的信息的记录，那么它就是符合最佳证据规则的记录。

我国在这一方面也有立法实践，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对数据电文的证据能力问题上就有重大突破。该法第7条规定，“数据电文不得仅因为其是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而被拒绝作为证据使用”。

因此本文认为，短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成为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事实上，实务中也已经这样操作了，如“梁灏英诉覃军勇名誉侵权纠纷案——短信息侵犯名誉权案”。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就是利用了一条短信作为名誉侵权的证据被法院采信，从而赢得诉讼的胜利。总而言之，短信不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有资格进人诉讼流程。

3短信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

3.1短信当属电子证据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的价值和功能，讨论短信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问题，必须先解决短信属于哪种证据形式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现行法律对其的适用，也涉及到对其证明力的判断标准问题。当前学界对短信这类电子证据的归属存有很多争议，其中主要的有两种：

(1)认为电子证据是视听资料。理由是：电子证据和视听资料储存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设备来反映；都是运用一定的科技手段制作、传播、识别和感知；易删改；易复制。另外，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将录音、录像、计算机存储资料等划归视听资料这一新的证据种类，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仍有许多学者支持将电子证据视为视听资料之一的主要原因。

(2)主张电子证据属于书证。根据是：电子证据和书证一样都是通过内容表达中心思想；我国证据理论和立法上都已经将书证扩大到数据电文形式；国外理论和立法也大多承认电子证据相当于书证。

本文认为，目前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短信属于电子证据，但学界对电子证据的归属存在不同看法。当前，许多人都建议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证据，本文赞同这种观点。本文认为，电子证据在证据保全、采集、审查和开示上各需要有独特的方法以及专业人员的支持，不同于一般的传统证据。并且，2005年4月1日生效的《电子签名法》虽然不是对电子数据文件的专门立法。但是它至少说明了数据电文是有别于书证和视听资料的证据形式，具有单独成为证据形式的可行性。因此，我们不妨大胆突破现有证据的表现形式，承认电子证据为独立的证据种类。

3.2短信可以作为原始证据

证明力范文篇4

很简单，因为刘翔有名气、有说服力、有影响力、亲和力、带动力与震撼力嘛!能给耐克公司带来更多的增值与市场效应，对不对?而我们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不能给公司增值，当然要付费喽!

各位：我们虽不是刘翔，但如果我们也具备他那种超强的名气、影响力、说服力、亲和力、带动力、震撼力，我们买鞋要不要花钱?不用!就算要花，因为我们影响力强、名气大、赚的多，那也是小菜一碟，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不要想尽办法，动尽脑筋，用尽心思让自己获取超强的说服力、影响力、亲和力、带动力与震撼力，让自己变得更碾成功、更富裕?要不要?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款化妆品叫SK11?听说过，对不对?我们买几支SK11的产品少则几千块，多则上万块，对不对?而刘刘嘉玲也用SK11的产品，她要不要花钱?不仅不用花钱，而且SK11公司还要给几百万的费用给她，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买几支产品要花几千、上万块，而刘嘉玲不仅不花钱，还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呢?

很简单，因为刘嘉玲名气、有说服力、有影响力、亲和力、带动力与震撼力嘛!能给SK11公司带来更多的增值与市场效应，对不对?而我们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不能给公司增值，当然要付费喽!

各位：如果我们也具备刘嘉玲的名气、超强的影响力、说服力、亲和力、带动力、震撼力，我们用SK11的产品还要不要花钱?不用!就算要花，因为我们影响力强、名气大、赚的多，那也是小菜一碟，对不对?

各位，如果两个人同时到一条街道上推销保险，一个是保险公司的专业保险人，懂得销售流程、懂得如何设计保单，而另外一个是对保险专业知识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的电影明星刘德华，请问两个小时下来，谁销售的更好?刘德华，对不对?为什么刘德华对保险知识一知半解却比专精的人卖得更好?

因为刘德华有名气、有说服力、有影响力、亲和力、带动力与震撼力嘛!平时花几千块见一面都不容易，演唱会一张票几百上千块也只能老远看看，今天花几千块不仅可以零距离接触、交流，还可获得同等价值几千元的保单，当然愿意啦，对不对?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也具备刘德华的名气、超强的影响力、说服力、亲和力、带动力、震撼力，我们销售汽车、保险、化妆品、保健品…容不容易，不仅容易，而且人们踊跃购买，忙都忙不过来，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不要想尽办法、动尽脑筋、用尽心思让自己获取超强的说服力、影响力、亲和力、带动力与震撼力，让自己变得更碾成功、更富裕?要不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乐市场是可口可乐一家独大，百事可乐还是一个小弟弟，名不见经传，但百事可乐公司的领导们下决心要追赶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他们想尽办法、动尽脑汁、用尽心思。有一天他们发现一个年轻人在电视上一出现，开始跳舞、唱歌，全世界电视机前的人就兴奋不已、激动万分，他的碟片一发就被抢购一空。

于是他们下决心请这位天王级歌星—迈克尔•杰克逊为百事可乐拍了一则广告：只见迈克尔•杰克逊一身亮丽的装扮开始在舞台上跳啊、唱啊，全世界的观众这时已是兴奋不已、激动万分，这时只见迈克尔•杰克逊突然停下来，喘着大气哈哈……，然后从后裤兜里拿出一罐可乐，‘啪’打开，然后咚、咚、咚一饮而尽、把罐子一扔，哇!!只见迈克尔•杰克逊比先前跳的更疯、唱的更狂!!全世界的歌迷更加群情激昂、疯狂不已!广告结束时屏幕上打出两句话：百事可乐、永恒动力!哇!!全世界的歌迷全部冲出去，把百事可乐抢购一空，百事可乐的业绩直线飙升!

各位，为什么可乐还是那个可乐，先前名不见经传，现在却疯狂抢购，因为他借助了一个超级有说服力、亲和力、有影响力、带动力与震撼力的名人迈克尔•杰克逊的力量，人们一见到百事可乐就想到迈克尔•杰克逊，就会情绪巅峰，同时把这种感觉寄托在百事可乐上，就会有强烈的购买欲望，对不对?迈克尔•杰克逊因此获得总价10亿美金的广告代言费!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广告喝的那一罐并不是百事可乐，而是用百事可乐的壳装的苏打水，因为迈克尔•杰克逊从不喝可乐!所以百事可乐从小弟弟到蓝色巨人是百事可乐变了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大?

所以所以各位要不要想尽办法，动尽脑筋，用尽心思让自己获取超强的说服力、影响力、亲和力、带动力与震撼力，让自己变得更成功、更快乐、更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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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耐克公司要找体育明星为耐克品牌做广告，产生更大的市场影响，他是找一群娃娃来，花十年、二十年把他们培养成世界冠军，再让他来为耐克公司做广告，还是直接花大钱请已经取得世界冠军的人来为他做广告，当然是已经成名的世界冠军嘛!刘翔\费德勒、小罗…，对不对?因为他要的是增加品牌影响力，提升市场销售份额，而不是要成为一个运动员的培训机构，更何况花了很多时间还未必能培养出来，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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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力范文篇5

应当根据具体行政案件具体分析，目前国内理论界关于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分为三类模式，主要证明标准为：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明标准、刑法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而产生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介于民法与刑法中间的明显优势证据标准。第一种为接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优势证明标准。何家弘老师认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都可以表述为“优势概率的证明”，就是在审查诉讼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基础上，评价双方证明结果概率，其中概率占优势者即可胜诉或得到有力的裁决。此种标准一般适用于涉及财产权或人身权的行政裁决案件。但是在适用中应当注意：第一，优势证明标准只适用于行政裁决案件，不允许扩大到其他行政案件，也不允许将非行政裁决案件当做行政裁决案件处理；第二，此种标准只适用于财产权和人身权争议，其他权利并不适用。优势证明标准一般适用于民事诉讼法领域，在行政诉讼中适用此标准的主要原因是作为行政诉讼客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多样性，既有公权力色彩较浓的单方行政行为，也有公权力色彩较浓的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正因为后者更多的参透了当事人的意志，才使得在诉讼中采用的证明标准更加类似和接近于民事诉讼。虽然行政裁决的客体是民事纠纷，但是此时的民事纠纷已非单纯的进入民事诉讼的民事纠纷，而是经过了公权力作用的民事纠纷。所以其证明标准比同等条件下进入民事纠纷的证明标准更高一些。第二种为接近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又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一般适用于刑事诉讼中，是行政相对人人身或者财产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件参照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适用的又一种更加严格的证明标准。行政行为本身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行政手段，既包括具有一般行政行为特点的行政处理行为，也包括接近于民事行为的双方合意行为，甚至还包括一些比刑事制裁更为严厉的行政行为。所以在行政诉讼中，也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第三种则是介乎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明显优势证明标准。明显优势证明标准是指在行政诉讼中，法庭按照证明效力具有明显优势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其主要内涵包括：（1）行政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要点明确、清楚、具有说服力，提供的证据相对于原告的证据具有明显的优势。这里所说的明显的优势是相对于民事诉讼上的一般优势而言的。（2）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不排除存在合理的怀疑，但这种合理的怀疑不是无限度的，应当是基本的违法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的合理怀疑。（3）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与其认定结论之间具有逻辑关系，即在行政诉讼中处于优势地位的行政机关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公民的违法行为，且具有一定说服力。（4）被告提出的证据达不到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时，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是行政诉讼中的一般证明标准。

二、建立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多元化”模式

鉴于理论界的通行做法，《证据法学》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作出规定：

(一)在此基础上,根据行政案件的性质,设定了三类证明标准。

(二)它的适用范围最广。这种标准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的特色。

(三)以优势证明标准和严格证明标准为补充。。

三、结语

证明力范文篇6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证据材料证明证明能力

一民事诉讼中证据材料（以下简称证据材料）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以下简称证据）

证据材料与证据尽管经常易于混淆且常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致于在证据这一概念下包含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种情形，使得“证据”一词，有时是指证据，有时又是指的证据材料。而正确地看待证据材料与证据关系的问题，无疑应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何谓证据材料

证据材料，亦称证据资料，有人认为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或者法院依职权收集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材料。”（1）也有人认为是指“凡是未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形式，统统称为证据资料，或曰证据材料。”（2）还有人认为“所谓‘证据资料’则被理解为通过证据方法表现出来或为人所了解知悉的内容，如证人和当事人本人的证言，鉴定意见（尤其是其结论），书证所表示的信息内容，对物品或场所进行检验或者勘验的结果，等等。”（3）总之，笔者认为以上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证据材料的含义，说明了证据材料其作为证据的内容，意味着一定的既知事实，而既知事实与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命题或待证事实间的关联性以及用来评估证据从而从已知推断未知作用程度的证明力或证明价值等概念，都直接与对证据材料的理解紧密相关。证明材料，对于考察诉讼中证明的机制和过程都非常重要。

（二）何谓证据

证据，有学者认为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请况的各种事实，也是法院认定有争议的案件事实的根据。”（4）也有学者认为“（一）从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方面看，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从证明关系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凭据，是用来认定案情的手段；（三）从表现形式看，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诉讼证据是客观事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5）

（三）证据材料与证据的关系

由证据材料与证据的概念可知，证据材料是证据的来源和初始表现形式，离开了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材料，证据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无从谈起。并且，证据材料只是为了证明待证事实命题而提供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中只有符合证据条件的，才能作为证据，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有的不具备证据条件，即不能作为证据而使用。对某些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证据采纳，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自然效力，再就是法律上的效力。自然效力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与客观事实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法律效力是法律证据资格的规定，是外加于证据材料的，属于证据制度之一。

不过，也有论者反对对证据材料和证据进行区分，“在坚持证据反映论的同时，笔者认为还应当坚持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同时反对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划分。证据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所有反映事实的材料都能构成证据。”（6）但笔者不赞成这种将二者混为一谈的看法。同时该观点与其“证据的证据力即证据的形式效力”的观点自相矛盾，既然其认为“所有反映事实的材料都构成证据”，又何谈“证据的形式效力问题”？

二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一）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以下简称证明能力），亦称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或称证据适格性，是指“具有可为严格证明系争事实的实体法事实之资料的能力。”（7）也有人认为“证据力（或曰证据能力）是指证据在法律上可作为定案根据的资格和条件。”（8）另有人认为“证据能力系指在诉讼上可容许作为证据的资格。凡属于可采纳的证据也可称之为适格的证据。”（9）笔者认为某种证据材料可作为证据的法律上的正当性或法律上的效力即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二）证据法上的可采性

证据法上的可采性，亦称容许性，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通常的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能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英美法中证据的可采性将证据分为可采纳或不可采纳，也可以称之为受容许的为有证据能力，无证据能力则不予容许。所谓某一证据材料可用为证明待证事实的能力，既是从证据的可采性上而言，也就是可容许或可被采用为证据的一种资格。所以，一般认为，证据材料证明能力即是证据材料的可采性。

（三）证明能力与证明力

证据的证明力（以下简称证明力），也称证据力，“系指证据材料作为证明待证事实上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具体而言，即审理事实的人对于外部原因的证据所发生的内部意识作用的力量，亦即依据证据事实对于待证事实所置信其真伪存否的力量和程度。”（10）换言之，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案情事实的能力，或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的价值或功能。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与证据的证明力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有：其一，证据能力是可能性的范畴，证明力是现实性的范畴，证据能力是法律关于某一事实材料能否作为证据的资格规定，只有具备证据能力的事实材料才能加以审查判断，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可能性，而证明力是证明案情的价值，具备了证据价值才能把可能性的能力转化成证明的现实性。其二，对于证据能力，法律上多加以消极的限制，对它的判断必须依据一定的证据规则，而对于证明力，多是允许法官自由心证，法律上的限制很少。其三，从诉讼程序上考察，设置证据能力的限制，有基于证据本身的需要，如排除、意见、传闻法则等，有出于诉讼外的基本政策的需要，如人权保障、特权权利的保护等，但意在保障证据的质量，确保法官对证明力的准确认定，有利于发现案件的法律真实，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法律屏障，一个证据材料，即使具备证据能力，如适格的证人的伪证言，但其不能真实反映案情，也就不具有证明力。

由此可见，证明能力与证明力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证明能力是证据证明力的前提条件，凡是有证明力的证据材料才能成为证据，才能有证明力可言；证据材料必须先有证明能力，即先成为适格的证据，或可采纳的证据，而后才产生证明力问题。从程序上讲，先是解决证据材料的适格性的问题，然后由法官自由裁量其证据价值。

三确立证据能力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能力直接影响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与法官的认证，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正确地适用法律，意义重大。

首先，规范民事证据能力，有利于证据规则的建立与完善。各国证据法中都有大量的规则就特定的材料能否作为证据及其证据的证明力。我国法官对证据认定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根本原因是缺乏证据规则的有效制约。因此，规范民事证据能力，有利于建立系统的严格的证据规则，以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其次，规范民事证据能力，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一般从两方面对于证据能力加以限制，一是对证据本身的禁止，二是程序的禁止。前者有对证据的种类、形式、来源等作出一般性的积极规定，以引导当事人有的放失进行举证、质证：后者则从消极方面对收集、调查证据的程序作出禁止性规定，以引导正当的取证程序。

再次，有利于保障诉讼的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实现诉讼经济。可以使当事人从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维护自身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尽量有效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能反驳对方、证明自己的适格的证据材料。从而加速庭审进程，提高效率。

另外，规范民事证据能力，也利于法官对证据的准确认证。在有效防止当事人提出不适格的证据材料，同时为法官的认证设置规则加以制衡，防止法官恣意裁量。

四当今世界关于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的法律规定

（一）英美法律中的有关规定

在英美法中，对证明能力是以证据的可采性的形式加以规定的，但法律上极少有积极的规定，一般是仅仅消极就有无证据能力或其能力受限制的情形加以规定。所以，不可采纳的证据反而成为英美法中证据材料可采性问题的重点。英美法重在证据能力，必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材料，方有合理的证明力，才能合理推断待证事实之真伪，故对于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以法律加以限制。概言之，不可采纳的证据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其二是应受排除的证据材料。

1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

所谓关联性，是指证据材料必须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以因此对证明案情具有实际意义。证据材料的可采性与证据材料的关联性紧密相联，并且关联性是可采性的前提条件。凡是某一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之后，才能产生该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质言之，凡是具有可采性的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而所有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却并非都具有可采性。关联性不是一项证据材料的内在特征，而是作为证据材料与本案争执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存在，对关联性有无的判断，是一个经验事实，可以依赖科学与经验加以自主判断。而证据材料的可采与否，则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应由法官依法定规则进行法律判断。即判断证据材料之关联性，有赖于人的生活经验与逻辑，而可采性之取舍，完全取决于证据法的预制规则。英美法中，之所以将证据材料关联性与证据材料的可采纳性加以区分，与其陪审团审判的传统有关。关联性与可采性的问题，如同陪审团审判制中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边界一样，构成了英美法中陪审团与法官的职能区分的一部分。

英国自18世纪后期，在诉讼中建立了当事人对等的辩论主义（即当事人主义）以代替纠问制度，自此各种证据规则，随之发展而来。为了防止陪审团、当事人因缺乏法律常识或采纳那些有碍于查明案件真情的事实和材料作为证据，或误用推理的经验规则，或者迷于被告的地位和经历，或惑于被告的巧辩，或导致有偏见或涉及情感度等，因而产生了各种不适格及排除规则。法官对于不适格的证据，即不予采纳其向陪审团提出以考虑其价值，以保障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英美法中的有无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除某些例外外），品格证据材料与证明归责行为之关联性。

第二，事后的补救措施与该事业有关的过失之间之关联性。

第三，提出和解或和解建议与请求承担之间之关联性。

第四，支付医药费或类似费用与承担责任之间无关联性。

第五，责任保险与疏忽行为间或不法行为间无关联性。

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一律不具有可采性。

2应被排除在外的证据材料

一般而言，与待证事实间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原则上都具有可采性。然而，某些证据材料即使有关联性亦应予以排除：第一，某些证据材料之证明价值微乎其微，第二，某些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极其遥远；第三，某些证据材可能会产生生多个争执点，使主要争议事实混乱；第四，某些证据材料可能会误导陪审团，或者诱导其仅凭感情因素而作出不恰当的决定；第五，某些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给事实认定带来错误的危险。此外，还有一些诸如公共政策方面的因素而将某些证据材料排除在外：第一，绝对排除的规则。第二，附条件排除的规则。在排除规则中，主要有：传闻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禁止反言规则，预防规则，司法裁决理由等证据事实排除规则，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的排除规则等。

（二）大陆法中的规定

与英美法比较而言，大陆法中关于证据材料的规则要少得多。大陆法因为出于职权主义的缘故而重在调查证据程序，对于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很少限制。凡作为证据材料，均具有理论上的证明能力。即在承认证据材料一般均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对于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而且，大陆法中的排除并非完全绝对排除，相对排除亦不少。

总之，大陆法系中关于证据材料证明能力的规则主要有：

1．直接规则。该规则是指在采纳证据时强调所有可作为证据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经过直接审理才能被采纳为证据。反之，凡是不能以直接审理方法进行调查的事实和材料在证明能力上就不具有可采性。

2．关联性规则。该规则是要求事实和材料之所以能被采纳为证据，其前提必须是它们在案件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

3．合法性规则。该规则要求所有证据的形成和取得必须符合法定要件和形式，否则，就不能采纳为诉讼证据。

4．任意性规则。该规则是指非在自愿的情形下取得的证据材料应被排除在外，使其不具有可采性。

5．传闻规则。此规则是指大陆法中原则上不排除传闻作为证据，只是要求证实其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

(三)中国法中的规定

中国法学理论上常见的关于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的论述主要有三点：关联性、真实性（或客观性）、合法性。但我国长期以来，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采用一种虚无主义的做法，其结果造成法院查证范围过宽，期限过长，效率低下。既未象英美法那样有较为严密、详尽的证据规则以及在证据规则中又有许多例外，其目的在于限定和约束陪审团、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自由取舍；也不象大陆法那样，作出较为详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从而为法官的自由心证的基础。我国未有完整、系统的证据法，只是以粗线条的方式制定了若干证据规则。由于条文较少，内容过于粗糙，并事实上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法官任意裁决的权力过大。

长期以来，我国的诉讼中事实上以真实性来取代合法性，如《民事诉讼法》的第64条第3款，第65条第2款，第69条等之规定都表明，法院审判时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是证据的真实性而不是证据的合法性。更成问题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真实性的定位上存在自欺欺人的所谓“实事求是”的原则，刻意寻求所谓的“客观真实”，而不是“法律真实”。

正因为我国民事证据法理论对证明能力一直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有关证据的立法、司法解释及实务中亦极少有系统的有关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更谈不上用其解释具体案例，所以，证明能力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作出了一些初步的规定，例如：（1）关于能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10条、11条、12条、20条、21条、22条、30条、55条等。（2）关于排除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34条、43条、53条第1款、第57条第2款等。（3）作为例外规则的有《规定》的第49条、53条第2款等。因此，造成了以下后果：第一，诉讼中当事人缺乏完整、严密的证据规则的指引、规范，导致举证的材料不适格，伪证、无关联性的材料多。第二，导致当事人进行质证时没有焦点，范围没有限制，在枝节问题上漫无边际、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第三，导致法官庭审中查证的证据材料的范围过宽，影响审判效率。第四，法官对证据材料认证的程序缺乏必要的制约。

五余论

证据问题是全部诉讼活动的中心问题，正如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所认为的：证据为正义之基础。证据材料（资料）存在于诉讼前阶段，只要是可能只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材料就可以做证据材料，但是，这些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最终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通过法律的检验和法官的认定。证据材料必须转为诉讼证据才具有法律意义。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能力的核心所在，证据材料只有同时具备合法性才能进入到诉讼中，成为真正意义的证据。特别是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式的改革使举证责任愈来愈倾向于当事人主义，这样更易于诱发当事人的非法取证行为，所以确立非法证据材料的排除规则等在内的证据规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必要借鉴吸收英美法系中内容详尽的有关证据能力的法则，以完善我国长期以来受大陆法系影响而过于原则、粗糙的规则。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材料必须予以排除。

注：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28页

2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6页

3王亚新著《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第165页

4同上，第228页

5同2，第45-46页

6主编《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7肖建国《证据能力的比较研究》中国民商法律网

8同上

9刘善春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55页

证明力范文篇7

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六十五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

（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

（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

（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人的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

（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第七十八条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

证明力范文篇8

举证是当事人将收集的证据提交给法院。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是不同的。在起诉阶段，当事人应当至少向法院提交符合起诉条件的证据材料。其他证据可以在起诉后向法院提交。《证据规定》对于举证的要求是：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并且当事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完成举证。这一合理期限由当事人协商或者由法院指定举证时限。逾期则产生失权的效力。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和页数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阅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二、质证

质证是指在法庭上当事人就所提出的证据进行辩认和质对，以确认其证明力的活动。质证是当事人实现诉权的重要手段，是法院认定事实的必经程序，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质证作为证明的重要内容，是贯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公开原则的具体化，是庭审活动的核心内容。通过质证，可以辩明证据的真伪，排除与待证事实无关的证据，确认证据证明力的大小。

质证的对象包括所有的证据材料，无论是当事人提供的，还是法院调查收集的，都必须经过质证。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放时公开质证。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1）出示原件或者原件确有困难并经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2）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的，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

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质证按下列顺序进行：（1）原告出示证据，被告、第三人与原告进行质证；（2）被告出示证据，原告、第三人与被告进行质证；（3）第三人出示主打民，原告、被告与第三人进行质证。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案件有两个以上独立的诉讼请求的，当事人可以逐个出示证据进行质证。

三、认证

认证确切地说应当称为对证据的审核认定，即法院对经过质证的各种证明材料是否具有证明力及其证明力的大小予以认定，确认其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一）认证的方法

法院审核认定证据包括对单一证据的审核认定和对若干证据的综合比较认定以及对全案证据的审核认定。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1）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2）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3）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支付宝（4）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5）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在仅对单一证据无法认定时，需要将若干证据综合进行比对，以确定其证明力。而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二）证明力规则

1、有完全证明力的证据。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1）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2）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3）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4）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5）对方认可的证据。

2、最佳证据规则。（1）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2）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3）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4）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5）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6）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

3、补强证据规则。补强证据是指只有在具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某一个证据材料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使用。依照有关司法解释，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2）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3）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4）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5）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证明力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区别修订

证明标准的同一性分析

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即同质的。在最初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处理公共行政事务而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其采用的证明标准的质量决定了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中证明标准的质量。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诉讼机关对引发行政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来决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时候，它们为查明事实所进行的证明活动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进行的证明活动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依托证据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是否越权或者滥权。

基于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前后一致性和所做出决定的公信力，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同一的。所以，理解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就等于理解行政处理活动和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比较的角度，本文更多的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理解行政复议中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设置的哲学基础

行政诉讼活动的核心是查明已发生的事实，分清是非，采用适用的法律。因此诉讼活动的基础是查明已发生的事实。但争议发生的时候，事实的发生时间早已过去；所有查明真相的活动都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复原，因为不可能预见到事实的发生从而通知执法人员在旁参观见证，尤其是刑事案件的事实的发生。所以，对于所有发生的诉讼争议（无论是刑事争议、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都是对过去事实的认定。那么，执法人员怎么认定过去发生了什么呢？通过事实发生时对外界造成的影响和留下的痕迹进行判断事实的发生方式、时间和地点等内容。之所以人们可以认识到一个事实的发生是因为发生的事实是客观的、是不受人们意识所制约的；“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因为事实的客观存在才使人们认识发生的事实，如果没有发生事实就没有人们对事实的认识，如果没有存在发生的客观事实而有对事实的认识那么这种对事实的认识只能是臆想。客观的事实在任何时候总是第一位的，这是整个人类认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所有诉讼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当事实发生的时候总会对外部世界（外部环境）形成影响和留下痕迹，人们通过对这种影响和痕迹的收集、鉴定、推理和判断来认知已经发生的事实，来拼凑发生的事实的真相。这种认知事实的方式的成功率受到科学技术、工作方式（譬如如何收集证据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不可能总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认知事实，所以对于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不应当是百分之百证明标准，即现在的诉讼法所要求的“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不现实的和没有理性基础的。人们可以把“客观真实”当作诉讼证明活动的终极目标（即执法人员永远的追求）但不是每一个案件的证明标准；在案件认知事实中所要实现的证明标准是低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的，人们把这种证明标准称为“法律真实”。“法律真实”是以人们的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案件的“客观真实”，但是这种以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真实”不等于绝对的“客观真实”。基于不同的诉讼活动的性质在不同的诉讼活动中“法律真实”具有不同的证明标准。

“法律真实”是一种以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对案件发生的客观事实的认知，那么这种主观的认知方式就具有不稳定性，采用这种主观的认知方式查明事实真相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的一些因素是不可预测不可防范的因素，对于此类因素只能自求多福没有方法避免。但是另外可以影响到主观认知过程的一些因素属于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水平越高则查明的事实真相（即“法律真实”）越接近“客观真实”，所以应该发展这些因素的水准来提升案件事实认知的可信性和公信性。通俗地表述，即在一个主观的认知过程中，通过对一些具有稳定性因素的改进来提升主观认知的质量。在这些具有稳定性的因素里面，科学技术水准的提高在功能上可以体现在使用科技手段促进案件争议事实真相的发现；执法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可以保障执法人员的专业技能和道德品质以此促进案件事实真相的可信性和公信力；证据取舍规则的功能在于把执法人员的内在对证据进行取舍的思维方式、取舍理由透明化公开化，使一般民众可以复制执法人员的思维过程和验证执法人员的证据取舍的结论，从而提升认定的案件事实真相的可信性和公信力；同时可以社会公众对此证据取舍规则的实践博弈来改进证据取舍规则的内容，避免“在同一规则下不同的执法人员对同一类案件得出不同的结论”的现象。设置证据取舍规则实质上是把一个主观过程即一个证据取舍的内在思维过程客观化外在化，以此来提升内部思维过程的质量。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设置的经济学基础

民法和行政法在某些思维方面是相通的，我们可以使用民法的研究思路来研究行政法。下面是笔者由竞争法所引发的一些对行政法的思考。竞争法维护的是自由低成本的经济秩序，在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社会主体使用资源的效率是最优的，可以达到最低的成本生产最合理的产品。从而维持一种简单、高效率、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证明标准、举证责任和证据的性质三方面结合在一起也是为了保护和维持公民的简便舒适有效率的生活。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合理的制度的演变，都可以在背后找到经济成本的原因，即可以证明出这是一种帕累托的演进。达不到这种帕累托演进的制度沿革，虽然也是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沿革变化，但是整体的社会效率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进反而倒退，即社会处于高成本、低效率的运转状态。在民事诉讼中，采用一般的普通的证明标准和诉讼双方分担举证责任的制度。一般的普通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即在对立的证据体之中，具有优势证明力的证据会被采信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通俗的表述是两类或者两个证据进行PK，证明力强的那类证据或者那个证据能被采信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即法院承认了这类证据或者这个证据所代表的可能性。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和诉讼双方分担举证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制度设计保证和维护了民事活动的灵活与方便性，也维护了民事权益是一种自己意志自由决断的权益的性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制度的设计是人类经过千百次博弈而形成的一种最优化民事行为模式的选择，维护了低成本、高效率、灵活且方便的生活方式。如果证明标准再放低，那么就会导致民事行为没有稳定性，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提出一些没有真假的民事诉讼，从而导致民事活动的萎缩和社会公众的自闭；如果证明标准设置的高一些（譬如采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那么对于民事活动的主体而言，为了增加自己在以后发生的民事争议中的胜诉的可能性，就要在民事活动中步步为营，时时刻刻注意收集证据，以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这种民事活动的模式肯定会带来民事活动的成本的增加以及民事交易的萎缩，从而导致社会在一个没有达到最优资源利用效率的模式上运行，没有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即没有实现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个体福利的最大化。

在行政诉讼中，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具有不同质性，所以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区别分类的：第一类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涉及行政相对人的最严格的行政处罚行为（譬如治安拘留、吊销营业执照等），对于此类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是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同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第二类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作出的确定民事权益的行政裁决行为（譬如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专利争议作出的行政裁决行为），对于此类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同的证明标准；第三类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成文法赋予的行政权而做出的行政许可行为、行政征收行为、行政强制行为和普通的行政处罚行为，此类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证明标准同样的应当保障与维护社会公众的简便、灵活和足够安全的生活方式。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公共服务的目的（即行政目的）而行使成文法授予的行政权做出的行政行为，为了保证行政机关做出此类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平性和维护社会公众生活方式的安全性，行政机关被赋予行政资源、行政权力和专业的行政人员进行公共服务的行为，所以行政机关有客观的基础资源收集证据并做出判断，这种优于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境的客观现实所要求的证明标准应当比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高些。如果在行政诉讼中对于此类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那么就会造成行政相对人自身生活成本的增加和自身生活的不利，因为时时刻刻要准备足够的证据防御行政机关的不利行为；同时也会使行政资源、行政权力和专业的行政人员的专业能力得到浪费，因为这些资源、权力和专业素质的配备就是要行政机关承担足够举证责任的。如果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反而是行政相对人承担过多的证明责任，这种格局显然是不经济的和不合理的。

证明力范文篇10

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即同质的。在最初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处理公共行政事务而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其采用的证明标准的质量决定了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中证明标准的质量。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诉讼机关对引发行政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来决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时候，它们为查明事实所进行的证明活动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进行的证明活动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依托证据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是否越权或者滥权。

基于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前后一致性和所做出决定的公信力，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同一的。所以，理解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就等于理解行政处理活动和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比较的角度，本文更多的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理解行政复议中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设置的哲学基础

行政诉讼活动的核心是查明已发生的事实，分清是非，采用适用的法律。因此诉讼活动的基础是查明已发生的事实。但争议发生的时候，事实的发生时间早已过去；所有查明真相的活动都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复原，因为不可能预见到事实的发生从而通知执法人员在旁参观见证，尤其是刑事案件的事实的发生。所以，对于所有发生的诉讼争议（无论是刑事争议、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都是对过去事实的认定。那么，执法人员怎么认定过去发生了什么呢？通过事实发生时对外界造成的影响和留下的痕迹进行判断事实的发生方式、时间和地点等内容。之所以人们可以认识到一个事实的发生是因为发生的事实是客观的、是不受人们意识所制约的；“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因为事实的客观存在才使人们认识发生的事实，如果没有发生事实就没有人们对事实的认识，如果没有存在发生的客观事实而有对事实的认识那么这种对事实的认识只能是臆想。客观的事实在任何时候总是第一位的，这是整个人类认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所有诉讼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当事实发生的时候总会对外部世界（外部环境）形成影响和留下痕迹，人们通过对这种影响和痕迹的收集、鉴定、推理和判断来认知已经发生的事实，来拼凑发生的事实的真相。这种认知事实的方式的成功率受到科学技术、工作方式（譬如如何收集证据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不可能总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认知事实，所以对于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不应当是百分之百证明标准，即现在的诉讼法所要求的“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不现实的和没有理性基础的。人们可以把“客观真实”当作诉讼证明活动的终极目标（即执法人员永远的追求）但不是每一个案件的证明标准；在案件认知事实中所要实现的证明标准是低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的，人们把这种证明标准称为“法律真实”。“法律真实”是以人们的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案件的“客观真实”，但是这种以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真实”不等于绝对的“客观真实”。基于不同的诉讼活动的性质在不同的诉讼活动中“法律真实”具有不同的证明标准。

“法律真实”是一种以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对案件发生的客观事实的认知，那么这种主观的认知方式就具有不稳定性，采用这种主观的认知方式查明事实真相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的一些因素是不可预测不可防范的因素，对于此类因素只能自求多福没有方法避免。但是另外可以影响到主观认知过程的一些因素属于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水平越高则查明的事实真相（即“法律真实”）越接近“客观真实”，所以应该发展这些因素的水准来提升案件事实认知的可信性和公信性。通俗地表述，即在一个主观的认知过程中，通过对一些具有稳定性因素的改进来提升主观认知的质量。

在这些具有稳定性的因素里面，科学技术水准的提高在功能上可以体现在使用科技手段促进案件争议事实真相的发现；执法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可以保障执法人员的专业技能和道德品质以此促进案件事实真相的可信性和公信力；证据取舍规则的功能在于把执法人员的内在对证据进行取舍的思维方式、取舍理由透明化公开化，使一般民众可以复制执法人员的思维过程和验证执法人员的证据取舍的结论，从而提升认定的案件事实真相的可信性和公信力；同时可以社会公众对此证据取舍规则的实践博弈来改进证据取舍规则的内容，避免“在同一规则下不同的执法人员对同一类案件得出不同的结论”的现象。设置证据取舍规则实质上是把一个主观过程即一个证据取舍的内在思维过程客观化外在化，以此来提升内部思维过程的质量。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设置的经济学基础

民法和行政法在某些思维方面是相通的，我们可以使用民法的研究思路来研究行政法。下面是笔者由竞争法所引发的一些对行政法的思考。竞争法维护的是自由低成本的经济秩序，在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社会主体使用资源的效率是最优的，可以达到最低的成本生产最合理的产品。从而维持一种简单、高效率、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证明标准、举证责任和证据的性质三方面结合在一起也是为了保护和维持公民的简便舒适有效率的生活。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合理的制度的演变，都可以在背后找到经济成本的原因，即可以证明出这是一种帕累托的演进。达不到这种帕累托演进的制度沿革，虽然也是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沿革变化，但是整体的社会效率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进反而倒退，即社会处于高成本、低效率的运转状态。在民事诉讼中，采用一般的普通的证明标准和诉讼双方分担举证责任的制度。一般的普通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即在对立的证据体之中，具有优势证明力的证据会被采信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通俗的表述是两类或者两个证据进行PK，证明力强的那类证据或者那个证据能被采信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即法院承认了这类证据或者这个证据所代表的可能性。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和诉讼双方分担举证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制度设计保证和维护了民事活动的灵活与方便性，也维护了民事权益是一种自己意志自由决断的权益的性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制度的设计是人类经过千百次博弈而形成的一种最优化民事行为模式的选择，维护了低成本、高效率、灵活且方便的生活方式。如果证明标准再放低，那么就会导致民事行为没有稳定性，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提出一些没有真假的民事诉讼，从而导致民事活动的萎缩和社会公众的自闭；如果证明标准设置的高一些（譬如采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那么对于民事活动的主体而言，为了增加自己在以后发生的民事争议中的胜诉的可能性，就要在民事活动中步步为营，时时刻刻注意收集证据，以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这种民事活动的模式肯定会带来民事活动的成本的增加以及民事交易的萎缩，从而导致社会在一个没有达到最优资源利用效率的模式上运行，没有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即没有实现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个体福利的最大化。

在行政诉讼中，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具有不同质性，所以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区别分类的：第一类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涉及行政相对人的最严格的行政处罚行为（譬如治安拘留、吊销营业执照等），对于此类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是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同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第二类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作出的确定民事权益的行政裁决行为（譬如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专利争议作出的行政裁决行为），对于此类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同的证明标准；第三类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成文法赋予的行政权而做出的行政许可行为、行政征收行为、行政强制行为和普通的行政处罚行为，此类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证明标准同样的应当保障与维护社会公众的简便、灵活和足够安全的生活方式。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公共服务的目的（即行政目的）而行使成文法授予的行政权做出的行政行为，为了保证行政机关做出此类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平性和维护社会公众生活方式的安全性，行政机关被赋予行政资源、行政权力和专业的行政人员进行公共服务的行为，所以行政机关有客观的基础资源收集证据并做出判断，这种优于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境的客观现实所要求的证明标准应当比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高些。如果在行政诉讼中对于此类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那么就会造成行政相对人自身生活成本的增加和自身生活的不利，因为时时刻刻要准备足够的证据防御行政机关的不利行为；同时也会使行政资源、行政权力和专业的行政人员的专业能力得到浪费，因为这些资源、权力和专业素质的配备就是要行政机关承担足够举证责任的。如果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反而是行政相对人承担过多的证明责任，这种格局显然是不经济的和不合理的。

那么，既然行政机关有同刑事机关相类似的物质资源、权力和专业的人力资源，那么对于此类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可以适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呢？如果适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那么在行政活动中行政机关就会被要求要有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这种证明标准会显然增加行政机关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并会导致一些行政服务功能的萎缩（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就不可以做出行使行政服务功能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情形会导致社会公众生活秩序的混乱，间接增加社会公众的生活成本。所以，为了公共服务的效率，行政机关在进行公共行政服务的时候就应当采用低于“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直观的表述，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标准是50%以上的证明能力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100%的证明能力才可以认定案件的事实；此类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75%以上的证明能力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

目前我国《行政复议法》中所确定的行政复议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在行政复议中采用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认为行政复议应该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即依据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质的性质分别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优势”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