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范文10篇

证据范文篇1

一、审计证据的概念、种类、收集方式及质量要求

《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和新颁发的《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颁发（试行）》，两者对于审计证据的规定基本一致，但后者由于新，结合实际情况，对于审计证据作了更为科学、实际的表述。如：审计人员可以（《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为“应当”，但审计实践中一般只能取到复印件）收集能够证明审计事项的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等；不能或者不宜取得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的，也可以采取文字记录、摘录、复印、拍照、转储、下载（新增）等方式取得审计证据。上述审计法规以及规章，基本规定了审计证据的概念、种类、收集方式和质量要求。

（一）审计证据的概念及种类

审计证据是指“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获取的用以说明审计事项真相，形成审计结论基础的证明材料。”它包括书面证据、实物证据、视听或者电子数据资料、口头证据、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其他证据等6种。审计人员收集的审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和合法性。

（二）审计证据的收集方式及质量要求

审计证据由审计人员通过检查、监盘、观察、查询及函证、计算、分析性复核等方法收集。

其具体要求是：（1）审计人员在收集实物证据时，应当注明实物的所有权人、数量、存放地点、存放方式和实物证据提供者等情况。（2）审计人员在收集视听资料或者电子数据资料时，应当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电子数据资料的运行环境、系统以及存放地点、存放方式等情况。必要时，电子数据资料能够转换成书面材料的，可以将其转换成书面材料。（3）审计人员在收集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时，应当注明鉴定或者勘验的事项、向鉴定人或者勘验人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人或者勘验人资格等。（4）审计人员收集的有关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审计证据，应当由有关单位、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审计人员对证据提供者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审计证据，应当注明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原因和日期。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不影响事实存在的，该审计证据仍然有效。（5）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人员有异议的审计证据，应当进行核实，对确有错误和偏差的，应当重新取证。（6）审计人员应当对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和归纳。按照审计事项分类，按照审计证据与审计事项相关程度排序；对审计证据进行比较判断，决定取舍，剔除与审计事项无关、无效、重复、冗余的证据；对审计证据进行汇总和分析，确定审计事项的审计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审计结论。（7）审计人员经过批准可以对审计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和暂时封存账册资料等取证手段。

二、法律证据的概念、种类、收集方式和质量要求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具体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并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其中：（1）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作证人；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2）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侦查人员可以采取询问、传唤、拘传、搜查、扣押、逮捕等强制或非强制措施措施合法收集证据。对于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上述“证据”进一步做出了具体规定：（1）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制件。（2）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3）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只有经与原件、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真实的，才具有与原件、原物同等的证明力。（4）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以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提供证据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5）向有关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署名，并加盖单位印章；向个人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本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三、法律证据与审计证据的异同

法律证据和审计证据都为证明所查事实真相而存在，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特点，都是各自所属社会活动的核心。在种类上除法律特定种类外，大体也相同。而且新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在审计证据质量控制方面，也基本体现了与法律证据接轨的意图。但由于审计和司法两种不同活动的社会属性以及手段的差别，两者除了在主体、效力等方面的差异外，其可比的一般属性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法律证据为定罪量刑服务，证据直指犯罪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且有强有力的强制措施作保障，因而通常以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材料作为证据。即便采用账务证据，也要账务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并收集与之有关的其它证据，以便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而审计证据多为间接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上，除个别情况外，很少有既单一又直接，能全面地证明案件特定事实的账务证据，绝大多数单一账务证据存在证明不全的情况，很难满足证明犯罪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特别是涉嫌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证据难以取到。如审计法等法律并未对被审计单位的人员以及外单位拒绝审计、调查或提供虚假证明等行为做出给予相应惩处的规定，这就使审计证据难以达到充分、直接的要求，而向侦查人员做伪证却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二）取证标准不同。法律证据一般证明标准高、取证手段严密，如法律证据不仅要满足法律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形成一个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锁链，而且基本上都需要原物、原件，即便复印件也要与原件相符且来源合法，证人要有证明资格且与当事人无厉害关系等等。而审计证据多为证明“违法违规事实”存在，尽管在这方面也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但实际中往往达不到，也没有手段达到和形成一个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锁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或者审计证据准则自免其职，如准则规定：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不影响事实存在的，该审计证据仍然有效，但却于法无据；或者即便审计准则提出了要求，实际也做得很不到位。比如，审计证据多为复印件，审计人员往往只是简单复印签章，未注明“审计证据材料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证据材料原件的存放地点，审计人员认为必要时，被审计单位有义务提供证据材料原件的承诺。”以及保存上述原件的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上述复印件空白处加注“本件根据原件复印，原件已收回”字样，并加盖单位公章，使审计证据难以达到法律证据的要求。

（三）取证方法不同。法律证据不适用“重要性原则”，同时一般也不适宜采取抽样审查，而需实施详细验证，以对某一经济行为或事项的“是”与“非”予以明确界定，或对经济交易的具体数量进行核实，不仅要查实违法行为的性质，还要查明违法金额及社会危害程度，做到确凿和精确，而审计则可以通过重要性判断，采取抽样审计等方法取得审计证据。

由此可见，审计证据尚不具有法律证据所要求的直接的、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链，有些还不能被司法机关作为有效证据直接采信。但是，审计证据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和优势，特别在当前挪用、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不减，违规决策造成严重损失浪费、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等重大经济犯罪时有发生的时候，审计证据对审计机关促进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经济犯罪与其它刑事犯罪在客观表象上不同，主要在于经济犯罪大多没有犯罪现场和公开的、可见的犯罪结果。实践证明，利用职务之便等重大经济犯罪，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人是在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或者利用所掌握的经济业务知识和财务知识的前提下进行的犯罪，犯罪行为人大多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处世经验，作案前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作案后又往往找寻各种借口予以掩盖，因而形成了经济犯罪所特有的隐蔽性和诡秘性。但是，不管他们利用什么借口，采取怎样的手段，其犯罪痕迹仍会留存于记录经济活动的会计凭证、账簿以及其它会计资料中。审计机关正具有这样采集以账务证据为主体的审计证据的优势，易于发现揭露经济犯罪的案件线索。

因而，只要审计机关充分发挥优势，有效履行职能，在切实从严控制审计证据质量等方面下大气力，并逐步在审计手段范围内使审计证据与法律证据衔接，使经济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后，直接作为有效证据被司法机关所采信，就能不用进行过多的专业性较强的司法会计侦查，从而提高移送处理涉嫌犯罪案件质量，加快办案节奏，避免浪费资源，加大对经济犯罪的惩处力度，以促进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

参考资料：

[1]《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

[2]《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颁发（试行）》。

证据范文篇2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证据;行政证据;刑事证据

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章规定的很多罪名都与行政违法行为关系密切，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违法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不同。也就是说，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一旦发现行为人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比较严重，很可能就会转入刑事诉讼程序，由司法机关依法侦查起诉与审判。这就带来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之所以行政证据难以在刑事诉讼中运用，与二证据之间存在的多种区别是分不开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既明确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适用，即赋予了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也改变了以往“证据转化”的传统做法。［1］

一、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一)法理基础。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许多犯罪行为，可以在行政法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对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的行政违法行为。［2］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都是有违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行为，都是应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行为，可以说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虽然说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的行为与侵害的法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这反映出对某行为追究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联系。行政机关在社会治安管理与维护市场经济中发现违法行为后，就会收集一些证据材料，对行政相对人采取行政处罚或者强制措施。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在某些方面相同或相似，而且行政违法行为与某些犯罪行为具有内在一致性，责任追究上又有关联性，合法的行政证据既然能够证明行为的违法性，当然也能证明行为的犯罪性。这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奠定了法理基础。(二)现实必要。由于行政与刑事程序的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不可避免。21世纪初，我国颁布了有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案件移送的规范性文件，如2001年《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规定》、2001年《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这些文件中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规定不具体、不明确，加之它们的效力位阶较低，在实践中的应用也是有限的。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司法实践中的习惯做法是将行政证据通过一定方式转化为刑事证据使用，但仍缺乏转化的相关标准。行政机关的专业人员会运用专业知识在第一时间固定和收集行政违法行为的证据，这些证据对转入刑事诉讼程序后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追究刑事责任也非常重要。由于某些证据具有不可恢复性，事后不可能进行重新收集和扣押［3］，行政机关在对证据采取一定措施予以保全和固定以后，如果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不予运用，再重新收集已不可能。所以说，实践中的不同做法以及证据的某些特殊情况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提供了现实必要。(三)重要价值。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除了具有法理基础和现实必要外，还有重要价值，即降低经济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刑事证据比行政证据的要求要高很多，这种严格性会导致行政证据被拒于刑事诉讼大门之外。在将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以后，司法机关需要重新收集证据，这会导致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大量耗费。由于证据的基本属性相同，而且法律对证据收集主体与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行政证据随案移送到司法程序则既可以省略司法工作人员的相关工作程序，减少司法成本，又能提高诉讼效率。对不能再次取得的证据的使用，更体现了两种证据衔接的重要价值所在。

二、从立法目的角度理解

《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是第一次在法律层面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作出规定。此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细化了《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该条款字数不多，从表面字义上不难理解，但要真正在实践中运用好，需要从立法目的角度去理解与分析，真正明确其内在涵义。(一)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之理解。对“证据”一词的不同理解，使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理解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指将行政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也就是作为证据材料，尚需要将行政证据进行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才能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指行政证据具有刑事证据能力，对行政证据无需进行重新审查，即可直接应用于刑事诉讼。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是判断证据能力的基本尺度。［4］行政证据具备这三个属性，所以说它已具有证据能力。那么，从立法目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就是要解决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如果按照传统做法，由于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形式、收集主体、程序、审查方式、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着区别，行政证据难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需要经过转化才可以。这种转化既耗时耗力，又与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现实必要与重要价值相悖。第52条第2款规定的证据种类都是实物证据，客观性强、不易改变是实物证据的特征之一，对这些证据重新进行收集确实没有必要。“本款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指这些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再次履行取证手续。”［5］因此，“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赋予了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而第一种观点，将行政证据看作证据材料，一方面与《刑事诉讼法》第48条有一定重复;另一方面，行政证据转化后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不符合立法目的。赋予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也符合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立法目的。(二)对“等证据材料”之理解。在汉语使用习惯中，“等”字代表没有将事物列举全面。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在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中都是法定的证据形式，这或许是法条列举这四种证据的原因。以证据的表现形式不同，可以将证据分为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不难发现，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都属于实物证据范畴，所以“等”代表的是实物证据。从立法目的上来说，《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既是为了解决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也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相比，主观性较强，易受控制与改变。行政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很难保证程序性与合法性，对相对人来说存在不利之处。因此，将“等证据材料”理解为其他实物证据是符合立法目的的。(三)《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前的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进行转化的做法不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就像有学者说的那样，这种转化无异于主张非法证据可以通过转化方式“漂白”而间接使用，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宗旨和目的显然是相抵触的，可能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完全架空。［6］《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刑事证据收集主体资格，但结合其他法条的相关规定，除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被明确规定为取证主体外，行政机关可以比照国家安全部门、军队、监狱、辩护律师、自诉人等推定出在行政违法转刑事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可以收集刑事证据。［7］既然行政机关有刑事取证主体资格，在两程序衔接中，赋予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可以在刑事诉讼中运用，也就不存在违背非法取证问题。并且随着法制建设的完善，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越来越规范，其取证程序与方法手段也与刑事诉讼取证具有一致性，违法性职权行为越来越少，赋予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无可厚非。因此，第52条第2款的规定符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三、进一步规范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但文字内部仍隐藏着很多具体的操作细节，需要进一步厘清，然后予以规范。(一)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主体。《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的物证等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而刑事诉讼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与执行环节，行政执法案件转入刑事诉讼程序后通常也需要经过这些环节，这意味着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的这几个环节中都可以使用。［8］在不同环节，相关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监狱等主体都会使用行政证据。所以说，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主体是不一样的。但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法官才是实质意义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主体。［9］(二)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方式。《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可以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但其他实物证据的衔接问题还需要予以明确。如勘验、检查笔录等这些客观性较强的证据，其收集与使用也不会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相关权益，所以说这类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目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此作了相关规定。行政机关收集的实物证据可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予以补正或者进行合理解释;如果不能补正或进行合理解释，司法机关应依法不使用。虽然《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未规定言词证据的衔接使用，但根据学界的争论，有必要加以说明。基于言词证据的主观性较强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保护，言词证据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衔接使用的，但要考虑例外情况。比如对查清案件事实有重要作用的、以后难以取得的、能够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行政听证程序确认的言词证据，就不得不结合具体案件权衡是否允许衔接。(三)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监督。《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是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在法律层面上的肯定，但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一定不足。这不仅需要立法与司法解释予以完善，也需要加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沟通和检察院对衔接的法律监督。在实践中，检察院可以提前介入重大行政违法行为。［10］加强检察院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事后监督，一般情况下可以提出纠正意见，严重时排除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由司法机关重新收集。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若有违法犯罪行为，由监察机关依法调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结语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出现了许多亮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是修法时证据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指引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若要真正理解该法条，最基础的还是要从立法目的出发。在《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的现状下，相关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主体、方式、监督等相关的制度将会更加具体与健全。

［参考文献］

［1］高一飞，林国强．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据部分［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2(1)．

［2］张晗．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之证据转化制度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切入点［J］．法学杂志，2015(4)．

［3］陈宝富，陈邦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检察监督的必要性［J］．法学，2008(9)．

［4］刘品新．刑事证据疑难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49．

［5］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20．

［6］万毅．证据“转化”规则批判［J］．政治与法律，2011(1)．

［7］姜虹．从证据能力视角审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3(4)．

［8］黄世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问题初探［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5)．

［9］杜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规范研究［J］．证据科学，2012(6)．

证据范文篇3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其可分为两类：一是非法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及被害人陈述；二是非法搜查、扣押等非法方式收集的实物证据。这些非法证据能否作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争议颇多的问题。随着诉讼文明的发展进步和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各国对非法证据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并相继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

我国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相应的制裁在《刑法》第247条中体现：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1988年，我国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在禁止以酷刑等手段取证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已从正面意义强调了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正当性，反对并禁止采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然而，这只是一种对未然的非法方法的警示和预防，对已然的非法证据如何处理，《刑事诉讼法》并未作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也有类似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中，也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但不包括违法搜查、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上述规定均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但对非法物证能否采用及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能否排除却缺乏规定。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现状

我国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而这些显然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和文明化，助长了对口供的过分依赖，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司法实践中，非法采取强制措施、非法搜查、非法扣押等非法侦查手段的滥用，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损害了程序的严肃性，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制约法制化、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症结。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有一些“禁止”性的原则规定，但过于笼统，这样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纷争和司法实践中执行标准的不统一。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上剥夺被追诉人的沉默权，势必助长了司法人员用刑讯、威吓、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言词证据的行为。《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不但否认了被追诉人的沉默权，而且还让其承担了如实供述的法律义务。供述义务违背了无罪推定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强迫被追诉人自证其罪，可能得到实体的真实，但却会导致司法权力运作方式的错误，助长司法者“口供至上”的观念，法律也会因此丧失了程序正义。“在程序方面降低对被告人的法律保护程序，其危险在于对一切被告的法律保护都会被削弱”。

第二，对非法证据法律效力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这条解释，非法言词证据要被排除必须以“查证确实”为前提条件，那么，由谁去查证，以什么标准确定法律规定的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司法解释中没有具体规定。此外，如果控方无法“查证确实”，该言词证据是否能作为定案根据，司法解释也未给出具体回答。

第三，对非法实物证据未作否定和排除，以至于在司法实务中，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完全可以采用，在此，涉嫌者的个人隐私、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往往被忽视。

三、关于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问题分歧较大，还没形成统一认识。目前关于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1、采纳说。采纳说认为，非法证据如果具有真实性和相关性，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应当采纳。2、排除说。排除说认为，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和监督执法机关严肃执法的角度出发，非法证据应当一律排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衡量采纳说。衡量采纳说认为，执法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采纳非法证据，裁量的主要标准是调查取证行为违法的程度、案件的社会影响以及采纳非法证据的成本等。4、排除例外说。排除例外说认为，首先应当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在此基础之上方可确定一些例外。

笔者同意“排除例外说”，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进行价值权衡，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观，使得大于失。对于侵犯人的自由和人格尊严所得的证据应予禁用，但也不宜绝对化，应该设立若干例外情形，确保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国家必须根据传统法律文化、犯罪形势、法制状况等因素来确定刑事非法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标准，既要保证控制犯罪，又要保证保障人权，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根据证据的本身性质,从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方面加以考虑。

证据范文篇4

（）ХХ字第ХХ号

申请人ХХХХ（单位全称）因ХХХХ（申请保全证据的原因及用途），向我处申请对ХХХХ（保全标的名称）进行保全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的规定，本公证员与公员ХХХ于ХХ年Х月Х日在ХХ（地点）与鉴定勘验）ХХХ（性别、工作单位、职位、职称），对保全标的进行了ХХ、ХХ（鉴定、勘验、拍照），制作了鉴定（勘验）文件ХХ份，照片ХХ张，见证人ХХ（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住址）在场见证。

兹证明，与本证书相粘连的《ХХХХ》、《ХХХХ》（文件名称）为公证员、鉴定（勘验）人现场鉴定（勘验）所作，公证人员、鉴定（勘验）人、见证人的签名属实；保存于ХХХХ（具体地点）的照片ХХ张为公证人员、鉴定（勘验）人现场鉴定（勘验）所拍摄，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ХХ省ХХ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

证据范文篇5

在我国，公证证据的概念至今未曾真正建立。不同的学者对公证证据做出了不同的论述，有的认为公证证据是指用以证明与公证事项有关的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有的则认为，公证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公证事项真实性的客观材料，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特征。比较而言，第二种论述应更为贴切，因为其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公证证据的本质属性。笔者以为，依据以上表述并结合《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公证证据应具备以下法律特征：

1.公证证据的客观性。即公证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客观性是证据的基本属性。

2.公证证据的关联性。即公证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公证事项具有一定的联系。关联性是公证证据的本质。

3.公证证据的合法性。即公证证据不论是当事人提供还是公证机关主动核实收集，都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此外，合法性还包括公证证据必须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

4.公证证据主体的特定性。即只有经过公证机构的公证员收集、审查、采纳的证据才是公证证据。

二、公证证据在公证程序中的作用

从《公证程序规则》第27条及《公证法》第28条规定可看出：公证证明的顺利进行，依赖于真实、充分、合法的公证证据。公证证据是全部公证活动的主线，是公证的生命，其作用具体表现在：

1.公证证据是出具公证书的基础。一份不可推翻的公证书必然有相应的不可以质疑的公证证据做支撑。

2.公证证据是适用法律的基础。认定事实离开了有效证据的支持，适用法律必然错误，从而导致错证的产生。

3.公证证据贯穿于整个公证活动的始终。公证活动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对公证证据的提供、收集、审查和最终认定的过程。证据问题是公证活动的核心问题。

4.公证证据是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公证人员通过收集、审查、运用各类证据，对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做出最终认定，从而预防，减少了无效、违法的民事行为，充分维护了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三、公证证据的收集

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27条第1款和《民事诉讼法》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公证证据应包括如下七种证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勘验笔录，鉴定结论。(随着我国英特网的普及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及《电子签名法》的通过，电子证据也逐步成为公证证据类型之一)。按照《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收集证据的方法有：当事人提供，询问当事人和证人，调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现场勘验，进行鉴定等。但总体而言，公证证据的收集可通过两种途径进行。

1.当事人提供证据——举证

从《公证法》第27条可见：证明公证事项的真实性是当事人的法定义务，一般来讲，对过去时的，既往的，非亲历性的公证事项，应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其提交的证明材料应包括：(1)身份证明。(2)人代为申请的，委托人应提供授权委托书，法定人应提交权证明，其他人需提交有资格的证明。(3)需要公证的文书。(4)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证明材料及财产所有权证明。(5)与公证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2.公证机构调查收集证据——取证

核实权是国家依法赋予公证机构的一项重要职权。公证处在核实中应认真收集证据。公证人员核实收集证据主要包括：询问证人，调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现场勘察鉴定、委托调查等。对于现在时的，亲历的，即时性的公证事项，如招标投标公证、拍卖公证、开奖公证。取证既是公证员的法定职责，也是公证员的法定证明方式，公证员取证主要是制作现场记录，进行现场录音录像等，此时的取证是证明性质的。对于过去时的，既往的、非亲历性的公证事项，取证是公证员依照职权进行的补充核实性的调查工作，此时取证是查明和确认性质的，不是代替当事人举证，否则有违公证的中立性。

四、公证证据的审查认定及使用

收集证据是基础，正确的使用证据则是得到公证质量的关键。所以，公证活动中，把握“采证”这一重要环节至关重要。公证人员对所收集的证据材料，要进行分类整理，并运用证据学理论和实践工作经验，对所掌握的证据进行认真审查核实，分析判断，搞清所掌握证据的性质，证明力以及与公证证明对象的内在关系。从而查明事实真相，保证公证活动的顺利进行。

1.公证证明的要求

凭据《公证程序规则》第30条规定可知：公证的证明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证据学中，这种提法被称作客观真实说。其具体标准是：(1)该公证事项要求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公证事项确有必要的证据加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公证事项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2.公证证据、证据材料、证据资料的区分

证据是指经公证机构审查判断用来定案的事实材料，而证据材料是指一切可能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材料。证据材料是证据的来源，证据是从证据材料中提炼出来的精华。证据材料到证据的过程，也就是考量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过程。当我们从证据材料中提炼出证据后，对证据进行反映而行成的资料则为证据资料。证据资料是作为定案的根据，也就是证明的论据。证据材料——证据——证据资料——定案根据，这是公证证明的一般规律。

3.公证证据审查的重点

证据审查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证据和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公证人员的主观认识能否如实反映客观实在。如果能，就可正确查明案件事实。反之，就会发生错误。为了尽量避免主客观不一致的情况，公证实践中，公证员应重点审查以下证据：(1)证明当事人的人数、身份、资格和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证据；(2)反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相应的权利方面的证据；(3)证实需公证的行为、事实或文书的内容真实、合法性方面的证据；(4)反映需公证的文书内容是否完善，文字是否准确、签名、印签是否齐全方面的证据；(5)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充分性方面的证据。

4.公证证据审查应注意的问题

公证证据的审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公证案件单个证据的审查，另一方面，是对公证案件全部证据的综合审查。对单个证据的审查，着重把握好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即可。对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则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应当注意对各个证据与公证事项之间的关联程度，一般而言，原始证据的证明力高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的证明力高于间接证据。(2)应当注意对各个单个证据相互之间联系的审查判断。如果所有的证据协调一致指向同一事实，可认定该证据为真。如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则可以通过分析来判断矛盾形成的原因及证据事实的真伪，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3)间接证据的使用。间接证据与公证事项之间的关联性应当满足四个条件：一是间接证据必须在数量上形成足够的优势，二是间接证据必须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形成有效的证据链。三是各个间接证据之间，以及它们与公证事项之间不能产生合理因素以外的矛盾性。四是各种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体系，必须是排除了现有条件下的任何其他可能性，并且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满足了上述四个条件的间接证据材料，才能作为公证证据使用。

公证证明的顺利进行，依赖于真实，充分，合法的公证证据。但目前，我国的证据制度还很不完善，也远未形成必要的公证证据规则，从而使公证机构与公证人员的公证性得不到很好的保证，影响了公证价值的顺利实现。本文通过对公证证据诸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希望更多的法律工作者积极投入到公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逐步完善我国的公证证据制度，进而逐步完善我国公证制度，使其充分发挥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编.要素式公证书试行格式铺导材料[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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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显群，宁艳岩.律师与公证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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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谈者.办理公证中的证据问题[Z].2003.

[6]俆继军.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Z].2004.

[7]范光亮.证据与证据资料的区别和联系——兼谈证据客观性问题[Z].2002.

证据范文篇6

申请人ХХХХ（单位全称）因ХХХХ（申请保全证据的原因及用途），向我处申请对ХХХХ（保全标的名称）进行保全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的规定，本公证员与公员ХХХ于ХХ年Х月Х日在ХХ（地点）与鉴定勘验）ХХХ（性别、工作单位、职位、职称），对保全标的进行了ХХ、ХХ（鉴定、勘验、拍照），制作了鉴定（勘验）文件ХХ份，照片ХХ张，见证人ХХ（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住址）在场见证。

兹证明，与本证书相粘连的《ХХХХ》、《ХХХХ》（文件名称）为公证员、鉴定（勘验）人现场鉴定（勘验）所作，公证人员、鉴定（勘验）人、见证人的签名属实；保存于ХХХХ（具体地点）的照片ХХ张为公证人员、鉴定（勘验）人现场鉴定（勘验）所拍摄，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ХХ省ХХ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

证据范文篇7

关健词：证据法学事实信息理论理论体系

一、证据法学的混乱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我国的证据法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等原因，在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症结。笔者将从总的理论上的混乱和具体研究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两方面进行阐述，以达到了解证据法学研究现状的目的。

（一）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混乱。

证据法原理，也就是证据法的理论基础，在证据法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证据法学界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的新的理论观点，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也随之产生了诸多争议，综合可知该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认识论和价值论之争；二是“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三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能否作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争。

（二）证据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一个明确、成熟的基本理论和在以往的证据法学研究中存在新旧学说并存，各派观点林立的现象，致使诸多证据法学问题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这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证据的概念。

证据的概念是证据法学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在法学理论与诉讼实践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此，我国学者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讨，一直也存在若干的分歧。对于何谓“证据”，学者认识不一，总结各家观点主要包括“事实说”、“原因说”、“方法说”、“材料说”、“根据说”、“信息说”等学说。

2证据的客观性属性。

在以往的证据属性理论研究中，证据的客观性一直被强调为刑事证据的第一属性。卞建林教授在《证据法学》一书中写到：“一个证据能够发挥证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的作用，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对客观事实的正确反映，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证据具有客观性，才具有证明能力，如果没有客观性，则证据本身的存在尚且悬疑，当然无法发挥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的作用。”但是，现目前的理论研究中，不少学者对诉讼证据客观性提出了质疑。有的学者采取否认证据客观性的观点，张晋红、易萍两位教授在《证据的客观性特征质疑》中论述到，“从法律上要求用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符合客观真实实在是无法完全做到的；从理论上固守诉讼证据的客观性就难免与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形产生某种不协调，诉讼证据的客观性特征应予舍弃。”有的学者认为证据是主客观的统一，例如汤维健博士认为：证据当然具有客观性，不过对此要作辩证的、唯物的理解。不能认为证据就是纯粹客观的产物，是与主观性毫无关联的。对于证据的客观性既应当同证据的主观性相对立的背景下理解，又要同证据的主观性相统一的意义上理解。惟其如此，人们才能真正揭示出证据的本性和证据的功能。

3证明对象。

在刑事诉讼的证明中，证明对象也是学界争议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程序法事实能否成为证明对象？对于这一问题，学理上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三种。笔者认为，学理上之所以会出现以上争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对证据事实的概念得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将证据事实与证据、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等相关概念混为一谈的局面，以至于使得整个证明理论因缺乏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基础作为基点而变得不堪一击。

除此之外，证据法学中还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将不一一列举分析。综合上诉可知，证据法学在现目前的研究中的混乱局面，究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明确的、体现其最本质内容的理论基础。只有深入挖掘、探讨，找出其根基所在，才能开拓出。

二、事实信息理论及其理论意义

（一）简述事实信息理论。

按照一般的证据法学研究体系，刑事案件事实信息理论，可以分为证据理论和证明理论两部分。首先，证据理论就是：案件事实发生，必然会留下这一案件事实曾经发生和存在的信息，这也就是案件事实的事实信息。任何案件的事实，都会作为这一事实存在的信源，将案件事实的事实信息传输给一定的物或者人，为物所存储或人所记忆。只要有事实发生，就必然会有事实信息留存下来。即侦查机关收集到的证据，简单地说就是案件留下信息的载体，并通过人或者物的形式传递出来；其次，证明理论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就是人们发现和收集案件的事实信息，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整理、分析、判断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在此基础上，可推断出诉讼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原理（证据→事实信息→证据事实→待证事实），即在案件事实的证明中，第一步是收集证据，并且从证据中识别和提取能够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事实信息；第二步就是通过对证据中案件事实信息的正确感知和认识，得到事实判断这一证据事实。最后，通过已经发现和收集到的一个又一个证据事实，就可以正确地推断出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

（二）事实信息理论的理论价值。

事实信息理论为证据法学找到了一条科学的出路，将证据法学所有的分支凝结到了一条主干上——事实信息。明确任何事物都是会留下信息的，因此我们能说明证据其实就是信息的载体；留下的信息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会因人的主观意识而随意改变的，人收集、审查证据中的信息，只是人的主动活动，是对证据的一种判断、认识，并未改变证据客观性的本质；证据作为信息的载体，又通过人或者物的形式所表达，以此为标准可将证据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接下来，可以说明证明其实是对证据的认定和运用的过程，也就是由一个已经知觉和发现的证据所表征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信息去发现和判明待证案件事实的过程；待证事实即为证明对象以此类推下去。在事实信息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还能说明证据法学中的证明标准、证明力、证明规则等问题。事实信息理论以事实信息为起点将整个证据法学串联起来，以点到面，涵盖全部，有利于形成统一的、科学的、严谨的证据法学体系。

三、事实信息理论下的证据法学体系

（一）完善我国证据法学体系的必要性，借鉴外国的经验重构我国的证据法学体系。

1、我们深切的认识到，由于现行证据立法的缺失和粗疏，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既不能满足检察业务和审判实践的需要，也没有完全顺应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尤其是随着我国检察业务和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化，现行刑事证据制度的滞后性进一步暴露出来。司法实践中，在案件事实认定方面，对证据运用的混乱程度已经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刑事证据与证明的研究，是证据法学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也是现行检察制度和审判制度改革的必然，更是实现诉讼公正与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

2、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呼吁要修订和完善我国的证据立法，尽管大家在证据制度的立法模式上还有不少分歧，但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制定统一的证据法；第二种观点主张分别制定与诉讼性质相适应的证据法典；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就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专门问题分别制定单行证据法；第四种观点主张把证据规则纳入实体法作为刑法典的组成部分。但对于我国证据立法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的认识却基本一致。目前我国司法实务部门在理论界的推动下开始借鉴英美法系的经验，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开始了创制证据规则的尝试，但是还不够深入。所以目前的司法现状都迫切需要并渴望一个新的证据法学体系的呈现。

（二）构建事实信息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合理的证据法学体系。

事实信息理论是构建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尽管目前学术界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否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仍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都认可认识论为我国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主要的理由有：第一、尽管解决纠纷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以查明事实真相为必要条件，但是毫无疑问，查明事实真相却更有助于纠纷的解决。第二、尽管认识论不能解释所有的证据活动，但是离开了认识论却无法解释相当一部分证据活动。第三、从规范证据资格问题的证据规则来看，尽管许多证据规则体现了价值权衡与外部政策的利益，但不能否认，诸多证据规则仍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认识论目的。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无论是设立比较完整的证据规则还是制定单一或统一的证据法典都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要立足于本国的实情，反映现实需要，而且要顺应历史潮流的近期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它不仅要继承原有法的合理和可行之处，还有吸收国外有益的经验，特别要将人类文明发展共性的成果体现其中。即不仅要反映本土化，又要符合法治现代化的要求；既要考虑本部门法的特性，又要考虑该部门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与其它相关部门法的协调；既要考虑到理论上的自圆其说，又要考虑到确立的制度、规则和观念性文化的冲突以及其它相关因素的制约。因此，制定一部部门法，它必须是现实性与前瞻性的结合，是本土化向现代化的迈进，是部门法的自我完善及其与其它部门法的有机共融。既然在第一节中明确了事实信息理论和证据法学的紧密联系，那么在事实信息理论调整下的证据法学应当呈现怎样的新面貌呢？新证据法学巨大的变革性和突破性就将在事实信息理论的指导下让我们翘首以待。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证据制度的革新：

1、事实信息理论下的证据制度的性质设计。

对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定位，应当是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和完善的首要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出发点。明确了事实信息这个指导思想，否则立法就会走弯路。证据法的模式必须与诉讼结构的模式相匹配。才能够保证诉讼的效率性和正义性。

2、事实信息理论下的证据制度的形式设计。

以制定单行证据法典为突破口，选择刑事、民事、行政证据法合一的道路，将司法活动与执法活动中的证据问题统一起来考虑，实现诉讼证据制度与非诉讼证据制度一体化。合理安排证据条文的规定，延续证据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相结合的传统。注意证据制度逻辑上的连续性，协调不同层次证据法律规范的冲突，确保宪法、基本法律、司法解释与国际条约的统一。确保建立一个完整具有易操作性的证据制度。

3、事实信息理论下的证据制度的特点设计。

建立起证据运行各个环节一体化的刑事证据制度，同对抗式诉讼格局相配套的刑事证据制度，强化物证地位的科学化刑事证据制度。特别注意证人这一证据形式的运用，要注重通过证人收集案件的事实信息和其它证据收集的区别。

结论：在重构证据法学的过程中我们应始终坚持科学的事实信息理论的指导，这将是个漫长而充满艰辛的征程，最初必定会充满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声，但是我们一定会坚定信心不断的充实和完善事实信息理论，以无懈可击的完美理论来说服法学界人士的觉醒和共同努力，早日建立起世界一流的证据法体系，为更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资料：

（1）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修订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张晋红、易萍：《证据的客观性特征质疑》。法律科学，2001.（04）。20/（4）宋世杰：《诉讼证据法学》，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裴苍龄：《证据法学新论》，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6）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宋英辉、汤维建主：《证据法学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汪海燕、胡常龙：《刑事证据基本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证据范文篇8

（）ХХ字第ХХ号

申请人ХХХХ（单位全称）因ХХХХ（申请保全证据的原因及用途），向我处申请对ХХХХ（保全标的名称）进行保全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的规定，本公证员与公员ХХХ于ХХ年Х月Х日在ХХ（地点）与鉴定勘验）ХХХ（性别、工作单位、职位、职称），对保全标的进行了ХХ、ХХ（鉴定、勘验、拍照），制作了鉴定（勘验）文件ХХ份，照片ХХ张，见证人ХХ（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住址）在场见证。

兹证明，与本证书相粘连的《ХХХХ》、《ХХХХ》（文件名称）为公证员、鉴定（勘验）人现场鉴定（勘验）所作，公证人员、鉴定（勘验）人、见证人的签名属实；保存于ХХХХ（具体地点）的照片ХХ张为公证人员、鉴定（勘验）人现场鉴定（勘验）所拍摄，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ХХ省ХХ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

证据范文篇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从而确立了证据裁判主义。民事诉讼证据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载体，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仅限于摆在眼前的“呈堂”证据，再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取案件事实的相关信息，更不能因为证据不足而拒绝裁判。因此，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问题在整个审判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对证据的采信直接关系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是法院裁判的“基石”。

一、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和分类

（一）概念

什么是民事诉讼证据？这个问题，在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亦有学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是指用以确认案件客观事实的根据。凡是能够证明案件客观真实情况的事实材料，都是民事诉讼证据。

笔者认为，以上定义都是从世界可知论的角度出发的，都没有离开“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的束缚，因而不能准确反映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特征。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但这是说世界最终是可以被认识的，并不是说人的认识可以无所不能的，特别是诉讼活动，本身具有较强的时间性，法官不可能穷尽一切办法无限期地调查取证，以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据的证明标准，与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是不相符合的，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即法律真实。所谓法律真实，是指诉讼中依据证据证明的事实即为真实的事实。这种法律上认定为真实的事实，它可能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一致，也可能比较接近，也可能与客观事实相反。

故笔者认为，对民事诉讼证据应当下这样一个定义：民事诉讼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诉讼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

（二）分类

1、理论上的分类

（1）本证和反证：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出的用以证明其诉讼主张的的证据，称为本证；为了推翻对方所主张的事实而举出的证据，称为反证。

（2）原始证据和派生证据：原始证据是指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即“第一手材料”；派生证据是指传述转抄、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又叫传来证据。

（3）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凡是能够直接单独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叫做直接证据；间接证据是指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组成一个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的完整的证据体系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4）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言词证据是以人的陈述（包括口头陈述和书面陈述）为表现形式的证据（俗称人证）；实物证据是指能够以之查明案件事实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俗称物证）。

理论界对民事诉讼证据还有其他一些分类，不再赘述。明确上述分类，对于证据的审查判断有必不可少的作用。比如，在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的判断上，原始证据一般大于派生证据，直接证据一般大于间接证据，实物证据一般大于言词证据，等等。

2、法律上的分类

民事诉讼证据在法律上的分类通常称为民事诉讼证据法定种类。民事诉讼法以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为标准，将民事诉讼证据分为七类：

（1）书证。表现形式为文字、图形、符号等的证据。书证的证明力，来自于纸张等介质上所载的具体内容。

（2）物证。表现为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有形物品证据。

（3）视听资料。表现为以音像、数据电文等形式为载体的人力制品。

（4）证人证言。须注意的是，聋哑人的手势语言也是一种能理解的特殊证词。

（5）当事人的陈述。包括原被告及第三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和承认。

（6）鉴定结论。又称专家证言，指鉴定机构的专门人员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被鉴定人或物进行鉴定后作出的书面结论。

（7）勘验笔录。包括法官或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对现场所作的检查、勘验笔录。

二、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

（一）民事诉讼证据采信的意义

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是指法官对提交到法庭上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并决定是否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活动。这是一个自由心证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可见，心证公开是现代自由心证的基本适用条件。

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直接关系到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其重要意义显而易见。本文将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分为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据的可信性两个部分进行论述。证据的可采性审查主要是将明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予以排除，证据的可信性判断则是在可采性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判断拟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力。可以说，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其实就是一个“筛选”证据的过程。

（二）民事诉讼证据的可采性审查

民事诉讼证据的可采性审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1、证据的时效性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制度，对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和提高诉讼效率起到了较好的规范指引作用。举证时限制度是指当事人对其诉讼主张的举证证明行为限定在诉讼中某一时间段的一项司法制度。如《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由于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可以不组织质证，故对证据的时效性审查便首当其冲，凡是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对方当事人经法官询问后不同意质证的，该部分证据即丧失可采性，不予作为定案的依据。

但是，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查时应当持审慎的态度。特别是在审判实践中，少数审判人员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安排的证据交换日期在举证期限之后，就会导致很多证据材料超过举证期限提供，法官在采信证据时左右为难，采信与否都不好向双方当事人交待，极易造成错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人民法院排期交换证据之日不得早于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之日（即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当事人双方的举证期限不一致的，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最先举证期限届满之日为证据交换日，不能协商一致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证据交换日期，并顺延举证期限，无论如何，人民法院组织交换证据之日则举证期限届满（除非人民法院再次组织交换证据），即可避免出现当事人在人民法院组织交换证据时提交证据却已逾期举证的情况。

2、证据的关联性审查

所谓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与待证事实（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即以证据能够认定的事实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部分或全部）具有同一性。如果证据不能支持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则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证据的关联性审查，就是要排除那些与本案无关的证据进入实质性审查程序。

要引起注意的是，审查证据的关联性不能只孤立地审查单个证据，要结合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一并审查，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3、证据的客观性审查

在证据的可采性审查阶段，对证据的客观性审查只是形式审查，即只对那些明显虚假、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的证据予以排除。

4、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包括审查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和证据调取方式的合法性。

（1）审查证据形式的合法性

即审查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形式（在“概念和分类”中已述及），如单位证明是否有单位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等。凡证据形式不合法的，即丧失可采性

（2）审查证据调取方式的合法性

包括审查取证主体资格及证据取得的方式是否合法。

①审查取证主体资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查阅本案有关材料的范围和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的规定，调查权的主体仅限于人民法院及诉讼人。这就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法律赋予的调查权，当事人自行调查的材料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有人认为，这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当事人授权的诉讼人尚且享有调查权，作为权利之源的当事人反而没有调查权，这是不符合法理的。其实，诉讼人享有调查权并非来自当事人的授予，而是来自法律的直接规定，即法律授权。法律没有授予当事人调查权，是考虑到当事人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包括暴力取证、贿买证人证言等非法手段）调取证据以求胜诉，引发新的纠纷。所以，不赋予当事人的调查权，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秩序。

那么，是不是说当事人必须委托诉讼人调查证据呢？不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以下证据材料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一是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其实，当事人收集证人证言还可以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对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证人可以提交由证人签名的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

②审查证据取得的方式是否合法。

Ⅰ、证据取得的方式必须合法，包括证据来源及调取证据的手段和方法必须合法，人民法院及诉讼人调查取证还应当遵守法定的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收集调查证据，应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或盖章。”

诉讼人调查取证，也应当由二人共同进行。司法部1991年9月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人持乡镇法律服务所证明和乡镇法律工作者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调查一般应由两人进行，并制笔录。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核对无误后，由调查人、记录人、被调查人签字或盖章。”

律师作为人调查取证是否必须二人共同进行，律师暂行条例及律师法均未作明确规定，理论界、司法界也认识不一。有业内人士认为，律师调查取证也应由二名律师或一名律师和一名律师助理共同进行，以免在诉讼中特别是担任刑事辩护时处于不利地位，如有被指控涉嫌串供、提供伪证等危险。这是基于提高律师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认识。笔者认为，作为诉讼人，律师与其他法律工作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作为诉讼人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样的，故律师调查取证也应当二人共同进行为宜。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或司法部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以规范调查取证的程序。

Ⅱ、严禁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非法收集证据的情形有以下几种：A、伪造证据的；B、贿买、胁迫证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C、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应当注意的是，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将未经相对人同意秘密录制的谈话材料列入非法证据的范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淡化了这一规定，是非常人性和理性化的。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社会诚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在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时先经对方同意再录制谈话材料的成功率几乎为零。只有在秘密录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真实的证据。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对更为科学和合理，更易于操作。

但是，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的形式和调取方式的合法性，与证据的形成原因是否合法是不同的概念。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对形成原因不合法的证据一律不予采信，这是不正确的。如当事人双方未到法定婚龄登记结婚，结婚证是不合法的，但如果以结婚证不合法为由不予采信，当事人未到法定婚龄登记结婚的事实同样无法认定。这种欠缺法律效力的证据，一般并不因为诉讼而产生，通常表现为原始物证或书证。这种证据恰恰是认定不法事实的根据，不能概以证据不合法为由不予采信。采信证据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与案件的定性处理是两回事。在法律文书的表述上，应表述为“证据形式和调取方式合法”，而不宜笼统地表述为“证据具备合法性”，以免产生歧义。

（三）民事诉讼证据的可信性判断

民事诉讼证据的可采性审查和可信性判断其实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可采性审查过程中也包含了对证据的可信性判断。

1、对证据的真实性的审查判断

（1）对方当事人有无异议，是否举出了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

（2）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一是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智力和年龄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是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三是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四是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五是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2、对证据的证明力的审查判断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联系愈密切，证明力愈大；反之则愈小。如果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撑，则属于“证据不足”；如果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佐证而法院没有认定，则属于“事实不清”。人民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只能小于或等于所采信的证据能够推定的事实。故对证据的证明力的审查判断直接关系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至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对证据的证明力的认定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1）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2）只有本人陈述而无相关证据佐证，对方当事人不认可的，对该当事人的陈述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3）对合法取得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4）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5）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6）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7）对同一事实，当事人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不足以推翻对方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盖然性优势的原则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四）关于单一证据的部分采信问题

证据范文篇10

一、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初步确立，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好转，但在整体上并未有效地遏制住刑事非法取证行为。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可归结为“三难”。

㈠对“非法证据”的界定难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以及《规则》、《解释》等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人员采取“刑讯逼供以及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然而，欲准确地界定具体司法实践个案中某一特定的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却往往因不同的执法主体对此存有不同的意见，从而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统一适用。

㈡对“非法证据”的证明难

司法实践中，一方面，非法取证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较为严重地存在着；而另一方面，这些非法取证行为通常又极难在后续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等诉讼程序中被披露和证实，至于在审判实践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最终排除非法证据的个案则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对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的证明，除非因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实施刑讯并最终导致被刑讯人死亡、伤残等严重后果，或因侦破其他案件而抓获真凶致使案件真相大白，否则，即便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怀疑该“口供”系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收集所得，亦无法以确凿的证据证实该“口供”属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

㈢对“非法证据”的排除难

司法实践中，除极少数能够确切地证实公安、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取证的个案以外，法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非法证据的个案极为罕见。甚至有时在侦查人员明显违法取证的情况下，法庭最终亦未能排除侦查人员非法取得的相关证据。

二、导致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运用现状的原因

㈠因作为法律规范载体的语言在语义上的不精确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证据”界定难

由于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法律文本的载体——语言在语义上的不精确性，致使成文法意图借助语言加以确定的“非法证据”的外延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司法人员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难以对特定个案中的相关证据是否属“非法证据”作出明确、清晰的界定。而准确地界定“非法证据”无疑是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逻辑前提。众多的司法实例证明，相对于准确界定“非法证据”这一刑事司法的实践性需求而言，文本形式的法律规则有着与生俱来却又无法自主克服的局限性和僵硬性。实践证明，面对刑事司法实践中不同性质且违法程度各异的非法取证行为，以法律文本为载体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似乎难以独立地胜任其明确、清晰地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历史重任。

㈡因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逻辑结构的不完整性，导致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应然的可操作性，致使对“非法证据”证明难。

关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问题，哈特认为，法律规范由“要求人们去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第一性规则”和“以各种方式决定它们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运作”的“第二性规则”所构成。我国有学者将前者称为“实体性规则”，而将后者中的审判规则称为“实施性规则”，同时指出“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规则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结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现状及相关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实体性规则”是不完善的，而“实施性规则”则基本上处于立法空缺状态。

⒈就实体性规则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⑴仅仅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而未合理涵盖通过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侵入公民住宅、非法窃听、非法辨认和非法羁押取得的实物证据；⑵未合理涵盖通过非法手段间接取得的派生证据；⑶未合理区分违法取证行为的性质和违法程度以及相对人被侵害权利性质上的差异，而不现实地规定所有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均属“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非法证据。⑷《刑事诉讼法》第43条仅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没有明确地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

⒉就实施性规则而言，至少存在以下问题：⑴未明确地规定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者、受动者及裁决者；⑵未明确地规定启动者须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什么期限内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⑶未明确地规定对“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⑷未明确地规定裁决者据以作出裁决的方式（如是否要进行听证等）和期限；⑸未明确地规定申请者不服裁决时的救济措施。

㈢由于相关配套制度的缺位，导致司法实践中在具体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缺乏必要的制度性依托，致使对相关刑事“非法证据”界定难、证明难、排除难。

三、我国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规定

我国已于1988年9月批准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在禁止以酷刑等手段取证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彻底否定态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都对此有了一些相关的规定，这些规定为我国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的效力提供法律依据，但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各部门自己作出规定，其适用范围仅在本部门，具有临时性，而且这种规定显然是出于我国目前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司法力量薄弱、违法取证现象大量存在的客观状况，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决定。其次，这些规定都只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作了规定，而对非法获得的其他证据的效力未作任何规定。再次，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采取了绝对排除的原则，未免过于绝对化。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仅部分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全面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未确立。

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程序优先原则的体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我们追求司法公正的两大目标，现实中由于资源有限，两者往往发生冲突，而产生冲突时，选择程序优先是现代司法公正的要求。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惩治犯罪的必然要求。非法取得的证据，有可能客观真实，对此予以排除，体现了正当程序观念和程序优先原则。

第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积习。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将诉讼法视为保证实体实施的工具，忽视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如果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诱因，大大减少程序违法案件的产生。

五、设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英美，是其历史与民族传统、政治与法律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刑事诉讼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我们可以借鉴他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成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法制发展水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一）我国民族文化传统及短缺的司法资源对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

首先，从我国民族心理特征、法律文化传统来看，由于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我国公民已经形成了“温、良、恭、俭、让”的民族性格特征。普通民众对政府权力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和信任感，对国家机关打击犯罪分子、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寄托着较高的期望，而对犯罪分子，则表现出深深的憎恶和恐惧，对被害人则更多地抱以同情。在这样的背景下，适用类似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证据收集上的轻微瑕疵，而排除证据，放纵犯罪分子，能否为绝大多数公民所理解和接受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不足以支撑全面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实力较弱，国家财政对司法业务的支持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我国司法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二)设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本人认为，设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建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整体相融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考虑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性和内在协调性，应从诉讼制度的整体出发，切勿就事论事。保障公民权利和有效惩治犯罪是刑事诉讼不可偏废的两项基本原则，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有限资源内，实现两者较完美的结合。

其次，不能以证据的种类作为证据排除规则的标准。有学者主张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而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予以排除，其理由是物证的客观真实性比言词证据强，不会因侵权而影响其客观性。言词证据即以人的言词陈述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鉴定结论以及在询问或讯问时的视听资料。这类证据的真实性不仅受客观因素、陈述者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且还受陈述者的感受力、记忆力、判断力、表达力密切相关。因此，这类证是否真实可靠与人的因素影响较大。①本人认为，这种标准不可取，客观性是证据的重要特征，但不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一定都要排除，而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也不一定都要采纳。任何能够反映案件情况的客观证据，如果收集手段违法，都要有被排除的可能，才能禁止非法取证行为。“取证手段不能因证据的采纳而被肯定，对违法取证行为理应制裁。同时由于取证手段与证据本身不同，非法取证行为带来的危害与它所取得的证据的有效价值也应区别对待。”②

第三，将侵犯公民权利的严重性程度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与否的标准。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是为了保障采证的合法性。从其渊源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出现，是人们对当时警察在侦查活动中滥用权利、野蛮逼供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关注结果。用一支惯于违法的队伍去解决犯罪问题，已备受人们的困惑。现代各国之所以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出于对侦查司法人员，尤其是侦查人员违反刑诉法规定侵犯公民权利的一种制裁。

第四，可以对不同种类的证据设立不同的侵权严重性标准。一般来说，侦查人员在收集物证和言词证据上使用非法手段的主观故意是不同的。言词证据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因此虽然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在现实中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证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侦查人员对言词证据使用非法手段的主观故意明显，侵犯公民权利比较严重。由于物证客观存在，侦查人员一般是出于疏忽或紧急情况，如无搜查证、扣押物证时无证人在场等，对公民的权利侵犯比较轻微。如果因侦查人员的过失，而放纵犯罪，则也背离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因此，本人认为可以对言词证据规定相对较轻的侵权程度标准，对实物证据规定相对较重的侵权程度标准。

第五，对于以非法证据而传来的证据，也要以侵犯公民权利的严重性程度为标准。因非法证据而传来取得的证据，即“毒树之果”，是否予以采用，国际上有不同的做法。美国采用排除原则，但在判例中确立了“独立来源”及“稀释”两个例外，英国采取了“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在日本，肯定与否定派生证据的判例均有出现。本人认为是否排除还是应以侵犯公民权利的严重性为标准。对非法证据为线索而获取的证据，首先应看第二次获取证据的手段是否违法，其违法的严重性程度。如果第二次获取证据的手段违法，且已达到该种证据排除规则的严重性程度，则应予以排除。如果第二次获取证据的手段合法或轻微违法，则看作为线索的非法证据是否符合排除规则的侵犯公民权利严重性标准。在处理非法言词证据引出的实物证据，即“毒树之果”时，有两种观点：一是“砍树弃果”，其价值取向是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优于惩罚犯罪；另一种观点是“砍树食果”，其价值取向是惩罚犯罪优先于保护被告人的利益。③

关于“非法证据”的概念，在我国诉讼法学界争议较大,综合众多学者对非法证据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取得非法证据的主体是仅指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和审判机关中享有调查取证权审判人员，还是除上述人员外还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其他可以提供证据的当事人。

非法证据的取得主体主要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当中的侦查人员以及审判机关当中的审判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还有其他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律规定取得证据也是非法证据，但它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中所指的“非法证据”。最容易侵犯被告人权利的就是国家权力，“没有制约的权利就会滥用”，如果不对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的侦查权限进行限制，他们非常易于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就是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其他诉讼参与人由于没有这种权力，他的取证行为一般不会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如果其他诉讼参与人采用非法手段去获取证据，这种证据也是非法证据，不过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应根据法律的其他规定来决定该证据能否采用。

（二）非法证据的“非法”是仅指实体违法还是也包括程序违法

但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与完善，程序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程序性条款的增多说明了立法者对程序的尊重，在司法实践当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只有在程序合法的前提下，实体才有意义。中国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说“实体法犹车也，程序法犹轮也，车无轮不走，轮无车无附”，可见程序的重要。同时，正当的程序有助于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接受，从而有利于判决的顺利执行，有助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从而有利于增进法律的权威。因此，程序法也是法，违反程序法也是违法，违反程序法取得的证据也是非法证据。

（三）非法定主体遵循法定程序提供的具有客观性和相关性的证据材料是否是非法证据

非法定主体遵循法定程序提供的具有客观性和相关性的证据材料也是非法证据。当联防队员受公安机关委派去取证的时候，当司机或者其他临时工作人员受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委派去取证的时候，他们代表的已经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行使的是应该由司法人员行使的侦查权力、取证权力。并且，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眼里，他们和一般的司法人员没有区别。由于这些人大多不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又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培训，将法律赋予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力、取证权力交给他们行使，更容易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这对我们法治国家的进程是不利的。假如我们认为非法定主体遵循法定程序取得的具有客观性和相关性的证据不是非法证据，就会导致司法人员过多的委派其他人员去调取证据，这必然会侵犯公民的权利。

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取”或“舍”，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问题，它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目的的体现，是一个国家法律的价值取向的反映，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写照。法律价值取向的不同，政治文明程度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刑事诉讼目的，而刑事诉讼当中的一切制度原则都是围绕刑事诉讼目的展开的，非法证据的“取舍”也不例外——如果一国的刑事诉讼目的是保障人权，那这个国家在非法证据上的态度就是“全部排除”；如果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目的是打击犯罪，那这个国家就会将非法证据“全部采用”；如果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强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那在非法证据问题上他就会采用“部分排除说或者例外说”。所以，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应该采取如下标准：

首先，以侵犯人的生命权为代价而获得的证据应绝对排除。人的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只要侵犯了人的生命权，非法证据就应绝对排除。

其次，以侵犯人的健康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为代价而获得的证据原则上予以排除，即不允许其普遍使用。但在以下情况下应允许非法证据的使用。第一、如果放弃对非法证据的使用将危及到国家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第二、如果放弃对非法证据的使用将危及到公共安全；第三、如果放弃对非法证据的使用将危及到重大社会利益。除上述三种情况外，侵犯人的健康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而获得的证据应排除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