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设范文10篇

预设范文篇1

关键词：预设；语义预设；语用预设；语义学；语用学

一、预设问题的开始

对于预设的研究始于哲学领域，哲学家们关注的是指称和指称词语的性质。当我们表达“Janehasfourticketsforthefootballmatch”以及它的否定“Janedoesn’thavefourticketsforthefootballmatch”时，如果命题“Janeexists”都成立，那么它们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系。弗莱格（GottlobFrege）可能是第一个使用presupposition来描述句子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的。他在《论意义和指称》中提出预设是一个命题肯定与它的否定都保留的东西。他认为，当事情被断言，那么说话者所使用的简单或专有名词是有实质意义的，即实际对应存在其实体。如果实体不存在就是“预设失败”（PresuppositionFailure），是不完美的语言。

1905年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在他的文章《论所指》中指出，处于句子主语位置的词可能有所指，也可能无所指，都是有意义的。他指出句子主语有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之分。像句子“ThekingofFranceisbald”从逻辑关系角度来看，其主谓关系明显不成立。因为现在法国根本就没有国王，这个句子是假命题。同时他认为该句子的否定形式“ThekingofFranceisnotbald”，不是Frege理解的那么简单。他强调由于否定范围的不确定性，可以形成两种理解：“ThekingofFranceisnotbald；hehadafullheadofhair.”和“ThekingofFranceisnotbald；thereisnokingofFrance”。

罗素的观点在1950年遭到斯特劳森（PeterStrawson）的强烈反对。1952年他给预设下的定义是“如果S’是S具有真值或假值的必要条件时，S预设S’。”斯特劳森认为句子像“ThekingofFranceiswise”（斯特劳森使用“wise”而不是“bald”）包含了一个预设“thereisakingofFrance”以及一个断言“heiswise”，他认为预设和断言是两个相互补充的概念。他批判罗素混淆了预设和断言的区别，错误地以为“ThekingofFranceiswise”包含了两个断言，即“ThereisoneandonlyonekingofFrance”和“WhoeveristhekingofFranceisbald”。因此他认为，如果ThekingofFrance这个人不存在的话，“ThekingofFranceiswise”有无真值的问题并不存在。

直到现在学者尚未放弃对预设的研究。有关预设的观点众多，基南（1971）认为在自然语言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彼此独立的预设：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预设可以分为两大类：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但它们不是完全彼此孤立、完全不同的。

二、有关语义预设的探讨

语义预设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预设的，它与特定的词、短语、语法结构等等有关。这些产生预设的语义特征，称之为预设触发语（presuppositiontriggers）。卡图南（Kartunnen）总结了31种预设触发语，其涉及大部分的语义预设现象。例如：

Mary’schildrenareasleep.预设：Maryhaschildren.

TomHankshasstoppedbeatinghiswife.预设：TomHanksbeathiswifebefore.

Ifyouhadtoldmeaboutit，Iwouldnothavecriticizedyou.（预设：Youdidn’ttellmeaboutit.

ItwasTiffanywhobrokethatvase.预设：Someonebrokethatvase.

WhileCindyisreadingEnglish，herbrotherenteredtheroom.预设：CindyisreadingEnglish.

例题中TomHankshasstoppedbeatinghiswife，其中动词stop引导出预设“TomHanksbeathiswifebefore”。虽然他现在不这么做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以前打过他老婆，还有可能是经常打老婆。利用某些语法结构导出预设的，如分裂结构、所有格、主语从句、时间状语从句等等。像“ItwasTiffanywhobrokethatvase”中“Itwas…who…”结构引出预设“Someonebrokethatvase”。Karttunen（1973）着手处理复杂的复合句的预设问题。总的来说相对而言，语义预设是永恒的，独立于语境的，它要么是真要么是假，具有明显的语义特征。

列文森（Levinson）提出了如下定义：

AsentenceAsemanticallypresupposesasentenceBif：（a）AB（b）~AB（1983：175）。

简单地说，如果在语义上句子A或它的否定都能使句子B成立，那么句子B就是预设。从这个角度来看，预设是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学者们一般把“否定测试”作为鉴别和定义预设的主要标准。在现实中，有些预设现象无论是从语义学还是从逻辑学上都无法得到另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它们还与非语言因素有关。

三、有关语用预设的探讨

不同于语义预设，语用预设试图从语境，说话者和听话者的信仰、背景知识、心理状态等角度来分析预设。语用学理论认为预设是说话者、言语、命题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因而语用预设可以认为是说话者的预设或语境预设。其实语用预设理论依赖于弗莱格-斯特劳森的观点。斯特劳森认为预设是说话者而不是语言表达本身有所指，是人利用语言进行所指。（Chapman，2000：60-61）。1974年Stalnaker在其发表的PragmaticPresupposition中明确提出预设（Presupposition）具有语用性质，进而语义预设真正意义上地实现向语用预设研究的过渡。越来越多的语言爱好者和研究者开始研究语用预设。尽管各个学派对语用预设的看法各异，但是归结起来有如下共同点：

第一，语用预设是说话者陈述观点时做出的假设或前提条件。

牛津英语词典（1988：1357）中给预设的定义是“预设是你认为正确的、并且使用在你所表述观点开头部分未经证实过的事实”。Stalnaker认为，当说话者假设或相信P，或假设和相信他的听话人假设和相信P，或假设和相信他的听话人认为他正在做出这些设想或相信这些设想时，A的命题P就是特定语境下说话人的一个语用预设。（何兆熊，2003）同时他认为首先是人，而不是句子、命题或言语行为有或产生预设。语用预设是说话者陈述观点时做出的假设，是说话者在表述观点时，对听话者状态的假设。简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预设是说话时假定对方已知晓的信息。例如：

X：AreyougoingtotheUMEtonight?

Y：Yes，andMarkwillgowithme.

在这个对话里有至少以下几个预设：X和Y都知道theUME是广州国际电影城，有一部现在正在热播的电影，电影播放的时间以及Mark是何人。像这种预设是言语片段以外的信息提供的，不过这些预设从对话本身是很难推理出来。如果Y不知道theUME的话，谈话也不会这么顺利地发展下去。

有时，说话者表现得好像某些命题是和听话者的已知信息，即使他知道并非如此。此时说话者的意图是想要间接的表达一个命题，并且通过预设的办法以至听者能够接受他间接表达的信息。这时预设就作为陈述观点的前提条件或前提依据而存在。例如：

周老二的姐姐今年又开了一家大酒店。

从这句话中听话者很容易明白：存在周老二此人；周老二有姐姐；周老二的姐姐开过大酒店；周老二的姐姐今年开了一家大酒店。从这四点来看，“周老二有姐姐”既充当了被表述的客观事实，又作为其他事实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即是句子内容的一部分，又成为句子预设的一部分。可能听话者并不知道周老二还有一位开大酒店的姐姐，但是说话者相信他的听话者会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没有说“周老二有一个姐姐，她已开了一家或几家大酒店，今年又开了一家。”

第二，语用预设是言语行为的合适性或真实性条件。

一些语言学者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着手研究预设。他们认为预设是在特定语境下，句子使用的“正确”、“可接受”或“得体”条件。当被预设的信息适合特定的语境，并且听话者也知道该信息，那么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就是“真诚的”、“可接受的”。当预设信息与语境不符，或者说话者认为与句子相关的预设不是真的，此时说话者的被认为是“不得体的”或“不真诚的”，而不是说了一句“既不真也不假的话。”预设是言语行为的合适性或真诚与否的必要条件或真实条件。

奥斯汀（Austin）是第一个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研究预设的。他认为如果句子中处于主语位置的特定描述（definitedescriptions）的预设不被满足，那么发出该句子的言语行为是没有意义的，甚至让人感到不愉悦。Levinson认为“语用预设最好应描述为说话者和在特定语境下使用句子得体（合适）与否的关系。Keenan指出，“有许多句子要在受文化制约的条件或语境得到满足后能使这些句子的话语能为人所理解。这些条件自然应该被称为这些句子的前提。一个句子的话语的前提是该句子的语境合适性”。（Keenan，1971）因此，当你说“Takethebaggagetothelivingroom”时，如果言语行为要符合合适条件的话，以下几个预设要成立：存在所说的行李；说话者希望把行李放到卧室；听话者有能力把行李放到卧室；说话者有权力指使听话者这么做。如果你是A酒店的员工，你对来入住的客人说“把你的行李放到卧室去”，你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你没有权力指使你的顾客这么做，相反你应该为他把行李放到他入住房间的卧室去。因此，如果上例中的任何一个预设不成立的话，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就是不合适的。

第三，语用预设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共享的知识或共同的假设。

另外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语用预设是共有知识。从广义上说，预设涉及的内容是特定文化、传统、世界观和特定历史时期内使用特定语言的人们所共享的普遍常识性假设，几乎涉及所有共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群。Kempson认为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交谈中有一整套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共有的事实，即集体共享知识。如果说话者的知识库构成的命题集是Ki，听话者的知识库构成的命题集为Kj，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就有一套共有知识，即Ki和Kj的交集Pi。Pi就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共有的、无可争议的知识，是不言而喻的东西。

通常交际双方只有在说话者和听话者共享某些知识的情况下，交流才会顺畅地进行。同时，语用预设作为共有知识总是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这是因为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共有知识不是静态的，它会随着人们交流的加强，其共享程度也越来越高。最后，语用预设作为共有知识具有“易蒸发性”。“易蒸发性”指某一预设受语言或非语言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消失。从非语言因素来说，如果具体的语境如社会文化语境发生变化，预设就可能蒸发。有效理解话语的关键就是对预设的确认。例如：

“……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准中大奖，赌钱准赢。”（《围城》，钱钟书）

“……MrFangsaidthatifthewifeisunfaithfulandhasanaffair，thehusbandissuretotakefirstprizeifhebuysalotteryticket，andheissuretowinifhegambles.”

在中国，谈起乌龟或王八，言外之意无人不晓。而在英语国家它是长寿的象征，根本不会和我们一样有同样的预设。所以译者在英语翻译里看不到乌龟的影子，被译者有意删除了。绕过这个“乌龟”这个预设触发语，避免产生不同的预设也不无道理。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预设不能孤立地从语义学或语用学来研究。不借助于一定的语用条件，很难就一些预设现象做出解释。但是单纯考虑语用因素，那么很多预设问题都带有不确定性而难以捉摸。所以，预设就要从语义学和语用学共同来研究。因为预设既要受到语境的制约，与语用条件密切联系，又与一定的词语、结构、句式息息相关。预设理论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和开拓的领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涉猎，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Chapman.S.PhilosophyforLinguistists:Anintroduction[M].Routledge,2000.

2、Levinson.S.C.Pragmat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3、VanderSandt.R.A.ContextandPresupposition[M].CroomHelm,1988.

预设范文篇2

关键词：预设；语义预设；语用预设；语义学；语用学

一、预设问题的开始

对于预设的研究始于哲学领域，哲学家们关注的是指称和指称词语的性质。当我们表达“Janehasfourticketsforthefootballmatch”以及它的否定“Janedoesn’thavefourticketsforthefootballmatch”时，如果命题“Janeexists”都成立，那么它们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系。弗莱格（GottlobFrege）可能是第一个使用presupposition来描述句子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的。他在《论意义和指称》中提出预设是一个命题肯定与它的否定都保留的东西。他认为，当事情被断言，那么说话者所使用的简单或专有名词是有实质意义的，即实际对应存在其实体。如果实体不存在就是“预设失败”（PresuppositionFailure），是不完美的语言。

1905年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在他的文章《论所指》中指出，处于句子主语位置的词可能有所指，也可能无所指，都是有意义的。他指出句子主语有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之分。像句子“ThekingofFranceisbald”从逻辑关系角度来看，其主谓关系明显不成立。因为现在法国根本就没有国王，这个句子是假命题。同时他认为该句子的否定形式“ThekingofFranceisnotbald”，不是Frege理解的那么简单。他强调由于否定范围的不确定性，可以形成两种理解：“ThekingofFranceisnotbald；hehadafullheadofhair.”和“ThekingofFranceisnotbald；thereisnokingofFrance”。

罗素的观点在1950年遭到斯特劳森（PeterStrawson）的强烈反对。1952年他给预设下的定义是“如果S’是S具有真值或假值的必要条件时，S预设S’。”斯特劳森认为句子像“ThekingofFranceiswise”（斯特劳森使用“wise”而不是“bald”）包含了一个预设“thereisakingofFrance”以及一个断言“heiswise”，他认为预设和断言是两个相互补充的概念。他批判罗素混淆了预设和断言的区别，错误地以为“ThekingofFranceiswise”包含了两个断言，即“ThereisoneandonlyonekingofFrance”和“WhoeveristhekingofFranceisbald”。因此他认为，如果ThekingofFrance这个人不存在的话，“ThekingofFranceiswise”有无真值的问题并不存在。

直到现在学者尚未放弃对预设的研究。有关预设的观点众多，基南（1971）认为在自然语言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彼此独立的预设：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预设可以分为两大类：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但它们不是完全彼此孤立、完全不同的。

二、有关语义预设的探讨

语义预设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预设的，它与特定的词、短语、语法结构等等有关。这些产生预设的语义特征，称之为预设触发语（presuppositiontriggers）。卡图南（Kartunnen）总结了31种预设触发语，其涉及大部分的语义预设现象。例如：

Mary’schildrenareasleep.预设：Maryhaschildren.

TomHankshasstoppedbeatinghiswife.预设：TomHanksbeathiswifebefore.

Ifyouhadtoldmeaboutit，Iwouldnothavecriticizedyou.（预设：Youdidn’ttellmeaboutit.ItwasTiffanywhobrokethatvase.预设：Someonebrokethatvase.WhileCindyisreadingEnglish，herbrotherenteredtheroom.预设：CindyisreadingEnglish.例题中TomHankshasstoppedbeatinghiswife，其中动词stop引导出预设“TomHanksbeathiswifebefore”。虽然他现在不这么做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以前打过他老婆，还有可能是经常打老婆。利用某些语法结构导出预设的，如分裂结构、所有格、主语从句、时间状语从句等等。像“ItwasTiffanywhobrokethatvase”中“Itwas…who…”结构引出预设“Someonebrokethatvase”。Karttunen（1973）着手处理复杂的复合句的预设问题。总的来说相对而言，语义预设是永恒的，独立于语境的，它要么是真要么是假，具有明显的语义特征。

列文森（Levinson）提出了如下定义：

AsentenceAsemanticallypresupposesasentenceBif：（a）AB（b）~AB（1983：175）。

简单地说，如果在语义上句子A或它的否定都能使句子B成立，那么句子B就是预设。从这个角度来看，预设是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学者们一般把“否定测试”作为鉴别和定义预设的主要标准。在现实中，有些预设现象无论是从语义学还是从逻辑学上都无法得到另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它们还与非语言因素有关。

三、有关语用预设的探讨

不同于语义预设，语用预设试图从语境，说话者和听话者的信仰、背景知识、心理状态等角度来分析预设。语用学理论认为预设是说话者、言语、命题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因而语用预设可以认为是说话者的预设或语境预设。其实语用预设理论依赖于弗莱格-斯特劳森的观点。斯特劳森认为预设是说话者而不是语言表达本身有所指，是人利用语言进行所指。（Chapman，2000：60-61）。1974年Stalnaker在其发表的PragmaticPresupposition中明确提出预设（Presupposition）具有语用性质，进而语义预设真正意义上地实现向语用预设研究的过渡。越来越多的语言爱好者和研究者开始研究语用预设。尽管各个学派对语用预设的看法各异，但是归结起来有如下共同点：

第一，语用预设是说话者陈述观点时做出的假设或前提条件。

牛津英语词典（1988：1357）中给预设的定义是“预设是你认为正确的、并且使用在你所表述观点开头部分未经证实过的事实”。Stalnaker认为，当说话者假设或相信P，或假设和相信他的听话人假设和相信P，或假设和相信他的听话人认为他正在做出这些设想或相信这些设想时，A的命题P就是特定语境下说话人的一个语用预设。（何兆熊，2003）同时他认为首先是人，而不是句子、命题或言语行为有或产生预设。语用预设是说话者陈述观点时做出的假设，是说话者在表述观点时，对听话者状态的假设。简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预设是说话时假定对方已知晓的信息。例如：

X：AreyougoingtotheUMEtonight?

Y：Yes，andMarkwillgowithme.

在这个对话里有至少以下几个预设：X和Y都知道theUME是广州国际电影城，有一部现在正在热播的电影，电影播放的时间以及Mark是何人。像这种预设是言语片段以外的信息提供的，不过这些预设从对话本身是很难推理出来。如果Y不知道theUME的话，谈话也不会这么顺利地发展下去。

有时，说话者表现得好像某些命题是和听话者的已知信息，即使他知道并非如此。此时说话者的意图是想要间接的表达一个命题，并且通过预设的办法以至听者能够接受他间接表达的信息。这时预设就作为陈述观点的前提条件或前提依据而存在。例如：周老二的姐姐今年又开了一家大酒店。从这句话中听话者很容易明白：存在周老二此人；周老二有姐姐；周老二的姐姐开过大酒店；周老二的姐姐今年开了一家大酒店。从这四点来看，“周老二有姐姐”既充当了被表述的客观事实，又作为其他事实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即是句子内容的一部分，又成为句子预设的一部分。可能听话者并不知道周老二还有一位开大酒店的姐姐，但是说话者相信他的听话者会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没有说“周老二有一个姐姐，她已开了一家或几家大酒店，今年又开了一家。”

第二，语用预设是言语行为的合适性或真实性条件。

一些语言学者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着手研究预设。他们认为预设是在特定语境下，句子使用的“正确”、“可接受”或“得体”条件。当被预设的信息适合特定的语境，并且听话者也知道该信息，那么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就是“真诚的”、“可接受的”。当预设信息与语境不符，或者说话者认为与句子相关的预设不是真的，此时说话者的被认为是“不得体的”或“不真诚的”，而不是说了一句“既不真也不假的话。”预设是言语行为的合适性或真诚与否的必要条件或真实条件。

奥斯汀（Austin）是第一个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研究预设的。他认为如果句子中处于主语位置的特定描述（definitedescriptions）的预设不被满足，那么发出该句子的言语行为是没有意义的，甚至让人感到不愉悦。Levinson认为“语用预设最好应描述为说话者和在特定语境下使用句子得体（合适）与否的关系。Keenan指出，“有许多句子要在受文化制约的条件或语境得到满足后能使这些句子的话语能为人所理解。这些条件自然应该被称为这些句子的前提。一个句子的话语的前提是该句子的语境合适性”。（Keenan，1971）因此，当你说“Takethebaggagetothelivingroom”时，如果言语行为要符合合适条件的话，以下几个预设要成立：存在所说的行李；说话者希望把行李放到卧室；听话者有能力把行李放到卧室；说话者有权力指使听话者这么做。如果你是A酒店的员工，你对来入住的客人说“把你的行李放到卧室去”，你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你没有权力指使你的顾客这么做，相反你应该为他把行李放到他入住房间的卧室去。因此，如果上例中的任何一个预设不成立的话，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就是不合适的。

第三，语用预设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共享的知识或共同的假设。

另外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语用预设是共有知识。从广义上说，预设涉及的内容是特定文化、传统、世界观和特定历史时期内使用特定语言的人们所共享的普遍常识性假设，几乎涉及所有共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群。Kempson认为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交谈中有一整套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共有的事实，即集体共享知识。如果说话者的知识库构成的命题集是Ki，听话者的知识库构成的命题集为Kj，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就有一套共有知识，即Ki和Kj的交集Pi。Pi就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共有的、无可争议的知识，是不言而喻的东西。

通常交际双方只有在说话者和听话者共享某些知识的情况下，交流才会顺畅地进行。同时，语用预设作为共有知识总是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这是因为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共有知识不是静态的，它会随着人们交流的加强，其共享程度也越来越高。最后，语用预设作为共有知识具有“易蒸发性”。“易蒸发性”指某一预设受语言或非语言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消失。从非语言因素来说，如果具体的语境如社会文化语境发生变化，预设就可能蒸发。有效理解话语的关键就是对预设的确认。例如：“……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准中大奖，赌钱准赢。”（《围城》，钱钟书）

“……MrFangsaidthatifthewifeisunfaithfulandhasanaffair，thehusbandissuretotakefirstprizeifhebuysalotteryticket，andheissuretowinifhegambles.”

在中国，谈起乌龟或王八，言外之意无人不晓。而在英语国家它是长寿的象征，根本不会和我们一样有同样的预设。所以译者在英语翻译里看不到乌龟的影子，被译者有意删除了。绕过这个“乌龟”这个预设触发语，避免产生不同的预设也不无道理。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预设不能孤立地从语义学或语用学来研究。不借助于一定的语用条件，很难就一些预设现象做出解释。但是单纯考虑语用因素，那么很多预设问题都带有不确定性而难以捉摸。所以，预设就要从语义学和语用学共同来研究。因为预设既要受到语境的制约，与语用条件密切联系，又与一定的词语、结构、句式息息相关。预设理论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和开拓的领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涉猎，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Chapman.S.PhilosophyforLinguistists:Anintroduction[M].Routledge,2000.

2、Levinson.S.C.Pragmat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3、VanderSandt.R.A.ContextandPresupposition[M].CroomHelm,1988.

预设范文篇3

语言和文化一样是社会的产物，是生活在该社会的人们世代沿袭下来的符号体系，萨丕尔说：“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它是一种文化功能，不是一种生活遗传功能。”在人类学中，文化指的是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受全体成员制约的全部生活方式，很明显，按照文化的这种概念来看，语言就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唯一的凭其符号作用而跟整个文化相联系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交际一词在英语里是communication，含义比较复杂，其基本的含义是“与他人分享共同的信息”。交际活动的本质就是把单个人联络在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中。人是社会的动物，单个人必须通过交际活动同他人结成某种关系，构成社会才能很好地生存下去。这里我们把交际定义为：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这里指人与人之间，不指组织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社会文化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交际不等于沟通。发出信息，对方懂了，这是交际，也是沟通；发出信息，对方莫名其妙，这不是沟通，只是交际——不产生效果或产生反效果的交际。在不同民族之间，这种事例屡见不鲜。语言交际是跨文化交际中信息交流的重要形式，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者的外语知识掌握得不够，或交际者不了解异族文化的特点，或者说文化背景不同，经常会在交际中出现语言运用上的失误，造成交际的失败或交际冲突。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指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包括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之间和同一文化体系内部不同亚文化之间，本文指前者）的交际活动。当一种文化信息必须被另一种文化加以解释时，跨文化交际就发生了。

所谓语用预设，主要是说话人主观上的一种预设，指语言交际活动需要满足的恰当条件。基南（EdwardL.Keenan）指出：“有许多句子的言语要得到理解则要求先满足某些文化方面的条件或情景。因此，这些条件也就自然地被称作该句子的预设。如果它们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所说的话语不是无法理解，就是不按原意来理解的。”这些条件比如：

（1）参与者的地位及其关系种类。

（2）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及其辈分关系。

（3）参与者和句子中所提及的个体之间的地位、亲属、年龄、性别、辈分的关系。

预设也可看作是话语跟使用语境之间的关系，说出一句话就其语境来说是合适的。如法语的“你真讨厌”预设“听话人是动物、孩子、社会地位比说话人低或者跟说话人关系很密切。”

总之，语用预设涉及说话人、听话人和语境三个方面。因此预设关系不能单靠语义分析，必须联系说话人、听话人和语境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会话的含义。

语用预设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两个：合适性与共知性（何自然，1988：111）。

第一，合适性。所谓合适性是指预设要跟语境紧密结合，是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如：

（1）请把那扇门关上。

（2）儿子，把房间打扫一下。

要实现以上请求就必然要求例（1）预设那扇门是开着的，例（2）预设房间是脏的，母亲知道儿子有打扫房间的能力等。如果说（1）时门是关着的，那么发话人就不可能发出上述言语行为。同样，如果要求打扫的房间刚刚打扫过很干净，或者儿子的年纪还小，尚无打扫的能力，那么说（2）就毫无意义。

第二，共知性。语用预设必须是交谈双方所共知的。预设是谈话双方或一般人共知的信息，它与语境紧密结合，预设明确，则说话人说出来的话，受话人可以根据语境和预设做出不同反应。

语用失误是跨文化交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位中国教师给日本学生讲完“龟兔赛跑”的故事后，让学生谈谈感想，一个女学生说：“我是多么愿意做一个大乌龟呀！”让老师听后哭笑不得。产生这种交际失误的原因是共知预设不同。这位日本学生语句表达本身没有问题，这当中主要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观念、文化习俗上的差异。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日本，乌龟都是耐力、长寿的象征意义，所以日本学生会说出“愿意做一个大乌龟”（意即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学习）的话。中国教师听后所以有哭笑不得的感觉，是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文化心理来理解日本学生这句话的。从语用预设的共知性的角度来看，乌龟在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另有象征意义，用来暗指妻子有情夫的男子。这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员在交际中，由于语用共知预设不同所造成的交际障碍，这种语用失误在不同民族间的人员交往中随时随处可见。

从广义上来说，任何语言环境、交际背景都属于语用预设的广义范畴，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沟通时，不能忽视语用预设的共知性的要求，否则不但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还会引起交际上的失误。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3]姜枉琪.当代语用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预设范文篇4

预设（或称前提）一般分为语义预设（Semanticpresupposition）和语用预设（Pragmaticpresupposition）两种。语义预设建立在真值条件基础上，绝大部分是由语言本身所引起的。如John’sbrotherisill.无论这话真实与否，前提“Johnhasabrother”一直存在，此预设由属格“’s”而来。可见语义预设是语句命题本身所拥有的一种意义，是静态的、抽象的。但在具体的话语交际中，语句总是与具体使用相联系，处于一定的语境中，因此从单纯的语义角度来研究预设显然是不够的，有必要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研究预设，这就构成了预设的语用研究。语用预设是指“那些对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关系”（何自然，1997：68）。语用预设把预设和说话人联系在一起，与语境密切相关，是动态的、具体的。语用预设一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何兆熊，2000：281）：（1）语用预设是说话人对语境所作的设想。说话人对自然语言环境有他自己的理解，有一些设想，并基于这些设想展开话语交际，语用预设是话语产生的背景信息。（2）语用预设是一个言语行为的必要条件。说话人在实施言语行为时预设了那些能使此言语行为恰当实施的必要条件。（3）语用预设是交际双方所共有的知识。语用预设还表现在说话人会预设他认为对方也拥有的知识。语用预设的这种“共知性”（mutualknowledge）是交际得以成功的基础，没有这一共同拥有的背景知识，话语交际就不能顺利进行。由此可见，语用预设绝大部分是由非语言因素引起的，跟语境密切相关，与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与交际双方的关系密不可分。总体而言，语用预设有两个基本特征：合适性（appropriateness）和共知性（mutualknowledge）。具体而言，还有主观性、单向性和隐蔽性。语用预设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在话语交际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它在话语交际中能起到怎样具体的作用呢，下文将作详细探讨。

三、语用预设在话语交际中的作用

1.改变、否定语义预设。

语用预设不仅比语义预设更灵活，而且能进一步改变甚至否定语义预设。如：

（1）Policeman：Wheredidyouputthemotorbike?

Suspect：Ididnotstealanymotorbikeatall.

警察的问话里有一个语义预设“Yougotthemotorbike.”（你手头有这辆车），在审讯语境下，这无疑意味着嫌疑人“偷”了这辆车，这是警察故意设置的语用预设，目的是诱使嫌疑人承认并说出其所在，只是对方察觉到了这一用心，直截了当地推翻了这一语用预设——“我根本就没偷过车”。既然没偷，当然不知其所在了。因此，语用预设在特定的场合中可改变语义预设所含的意思。

语用预设涉及说话人的态度和意图（何自然，1998），说话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巧妙地预设不利于对方的事态，再加上预设的隐蔽性，听话人不易识别说话人的别有用心，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其设好的圈套。听话人要识破对方的意图，则要透过其语义层面的普通预设来把握其真正的语用预设。语境中的语言因素和语境中的非语言因素都可导致语义预设的改变或否定。预设对语境因素的这种敏感性表明了其语用性质（何兆熊，2000：297），因此很难把它作为一种纯粹的语义关系来研究，必然要从语用的角度来分析。

2.消除语句歧义。

许多语句从单纯的语义学角度看往往不止一种解释，存在语义歧义，但在一定的语境中，交际双方拥有共同的相关背景知识，往往不需要额外的解释就能使意思唯一确定，说话人对共享的语境知识的预设简化了交际言语，而交际对方完全能理解说话人的“不言而喻”。如：

（2）Thetallmanandthewomanleft.

从语义角度看，这是一个歧义句，tall只修饰man呢还是修饰两者man和woman？事实上双方都明白当时在场的只有man是高个子，因此不可能产生理解上的歧义，也就不需要刻意的解释和说明了。可见，正因为说话人预设了这一相关背景知识，他才如此“模糊”、“简略”地说且确信对方不会产生歧义理解。因此，语用预设可解释语句歧义是如何消失的。

3.提供话语连贯的纽带。

许多语句从语义角度来看是互不关联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却频频出现，且交际双方都能顺利进行交流，这是因为双方都拥有对此话语合适性条件的语用预设，正是这些预设为看似互不相干的语句提供了联系纽带。如：

（3）John：What’sthetime?

Mary：Thepostmanjustarrived.

表面看，Mary的回答与John的发问风马牛不相及，但John却得到了答案：邮递员每天10点来学校取邮件，因此大概是10钟左右。此例中，Mary预设了相关背景知识，并认为John也拥有此知识并能据此作出相应的推理而得到答案。因此对共同拥有的背景知识的预设保证了话语“意义”上的连贯，使交际顺利完成。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双方基于相同或相似的认识环境，包括语境知识、背景知识和常规关系等，在交流时会寻找最佳关联点。为了寻找这个最佳关联点，说话人会对听话人的认识状态作一番充分的估计，并根据所做估计对可以进入话语信息流的事实或事态作恰当判断和选择，断定哪些是对方熟悉的、已知的背景信息，哪些是有待对方了解的断言信息。对已知背景信息作为预设，大大精简了话语，又保证了最佳关联性，确保了交流顺利进行。因此恰当预设不仅可以解释话语表面的语义歧义为何在实际交流中不会引起歧义，还解释了表面上互不相干的话语为何是内在连贯的。

4.产生幽默等特殊效果。

如上所述，语用预设具有合适性和共知性，说话人会根据不同交际语境进行合理预设，并认为对方能理解、顺应自己的预设，从而达到良好的交际合作效果。可有时候，交际对方明明懂得说话人的预设，却故意曲解或置之不理，由此产生一些特殊的效果，如幽默。

（4）Girl：Ifwebecomeengaged，willyougivemearing?

Boy：Sure.What’syourphonenumber?

上例中，女孩钟情于男孩，希望男孩送她一枚订婚戒指（ring）。女孩的这点预设任何人都能懂，男孩自然明白女孩的心思。可是他却对其故意曲解，把ring当作电话，把女孩的预设扔在了一边，言外之意他根本就不想谈论此话题或者甚至对对方不感兴趣。

也有的时候，说话人对对方的共享知识作了错误的估计，致使听话人作出错误的预设推理，从而制造出幽默效果，如：

（5）Mother：pleasegotothestoreandbuymesometomatopaste.

Son：Why，arethetomatoesbroken?

母亲的意思是让儿子买番茄酱，儿子却把“paste”理解成了浆糊。母亲高估了儿子的理解能力，使得儿子错误地认为是番茄破了需要浆糊，儿子推理的预设与母亲的预设完全对不上，幽默效果因此产生。因此，有时候说话人自认为作出了合理的语用预设，偏偏听话人不理解或故意曲解，有意无意地改变了说话人的预设，与说话人的预设“牛头不对马嘴”，语言就变得滑稽可笑，幽默就产生了。

四、结语

话语交际受众多因素制约，从语用预设的角度进行研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总的说来，语用预设对话语交际起到制约和引导作用，是话语理解的先决条件和推导会话含义的基本依据，巧妙运用语用预设能起到幽默等特殊的效果。鉴于预设本身的复杂性，笔者主张预设研究应是多角度、多学科的全面综合研究，期待与广大同仁一起努力。

论文关键词：语用学语义预设语用预设

论文摘要：话语的产生和理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单纯的语义角度来研究这个过程显然是不够的，而语用学则提供了一个较为科学的角度，因为语用学研究的是交际双方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话语交流。本文从语用学里的语用预设角度入手，通过分析其特点探讨了语用预设在话语交际中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预设范文篇5

摘要：语用预设具有合适性和共知性。而具体使用中则有单向性，主观性和隐蔽性。广告语中语用预设的使用反映了广告者在价值、态度、信念、等方面追求与消费者相同或相似之处，从而达到说服性目的。关键词：语用预设；广告语；语用策略0．引言广告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国家经济、企业发展、市场开发、对外贸易和人民日常生活无一不和广告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来说，广告语言属于劝导说服性的语言。因此，广告撰写人尽可能地采用一切语言及非语言的技巧来实现广告宣传的目的。作为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预设现象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经常被广告撰写人用来增强广告的说服效果。本文探讨广告中大量存在的语用预设使用情况，以便从侧面了解广告制作者的语用心理。1．语用预设的特征语用预设，也叫语用前提，是指“那些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还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关系。”(何自然，1997)它以实际的语言结构意义为根据，依据逻辑概念、语义、语境等推断出话语的先决条件。语用预设一般被认为是言语交际双方都已知的信息，或是根据言语上下文的语境至少可以推断出的信息。因此在交际中有些信息会被看作已交际的一部分无需陈述出来。语用预设的两大特征合适性(appropriateness或felicity)和共知性(mutualknowledge或colBinonground)。首先，“所谓前提的合适性，就是说前提要与语境紧密结合，前提是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预设是受语境制约的，预设是言语行为先决条件。例如：“好空调不分国界”(空调广告)这则广告的语用预设可表述为：我们生产的空调是地道的国产货，却可以与外国货相媲美。或这种空调在我们生产国的销路很好，出口到你们国家销路也会不错的。因为它是好空调。其次共知性是谈话双方所共同知道的信息。根据何自然的论述，预设的共知性有三种情况：第一，预设是谈话双方或一般人共知的信息。第二，预设的共知性要通过说话人的语言暗示出来，并得到听话人的理解。第三，预设的共知性有时只指说话双方的共知事物，第三者不了解前提而只是领悟语境是不一定能真正理解说话双方的内容的。2．语用预设的使用特点(11语用预设的单向性所谓单向性是指语用预设是发话人在谈话中自已单方向做出的，并没有与受话人进行协商，预设的内容在被听话人处理之前它只相对于说话人而存在。语用预设的单向性与语用预设的共知性并不冲突，语用预设的单向性是针对语用预设本身而言的。而语用预设的共知性是相对于话语理解而言的，是话语理解的基础。语用预设必须为交际双方所共知，至少要为双方所接受，说话人的意图和意思才能为听话人获得。例如：“A：WhatkinkofmanreadsPlaybov?”在这则杂志广告中，语用预设是“有一种人在看《花花公子》杂志”，这是为言语交际双方合作的先决条件，是为语用预设的共知性。同时这个预设是A单方面做出的，在为B所领会接纳之前，只相对于A存在，是为语用预设的单向性。f21语用预设的主观性语用预设具有主观性，是带有断言性质的语境假设，本身并不具备必然的真实性或正确性。语用预设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或在句内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会被取消，这就是语用预设的可取消性。这种特性“取决于说话人的态度和信念”。(何自然，1997)例如：“A：法国国王是个秃子。”这句话的前提是法国有一个国王。这是一个存在，是说话人主观上设置的预设，但事实上，法国是个共和国，现在已经没有国王，因此并不具备真实性。但它是一个主观预设，是说话人认为是真，听话人也认为是真的一个断言。有具体的语境中，这种预设就会被取消。f31语用预设具有隐蔽性。语有预设是隐藏在话语的背后。它不属于话语的基本信息，而是附加的信息(即言外之意)，这种信息作为语用双方共同的背景知识，它可以不在话语表层明言，而隐含在言外，因而具有隐蔽性。例如：“A：Haveyoustoppedbeatingyourwife?”这句话隐含的预设是你过去是打老婆的。如果贸然回答“yes”，其实就等于认可了这个预设的断言，中了对方蓄意下的圈套。3．广告语中语用预设的分类广告具有的说服性性质使其与社会心理息息相关。成功的广告商或广告厂家会使用各种方式手段来把握利用大众的消费心理来影响消费者，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购买行为。成功的广告会让消费者从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喜好、精神状态等方面对广告产生共鸣。实现这一目的的因素包括具有说服力的相同价值观，态度的强化，信念的变化及知识的更新等。而这是与广告中的语用预设相对应的，所以，可将广告中的语用预设作如下分类：，(11事实预设事实胜于雄辨，广告应当真实，不能是虚假的，真实是广告的生命。广告主尽量摆事实以让人信服，因此我们会看到广告商让某行业权威人士代言，摆出令人难以抗拒的事实，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顾客心动，取得信任，达到广告的目的。如：有飘影，更自信。(2)信念预设广告对消费者施加影响的目的在于改变他们的态度。广告语经常采取的一个较为深层次的做法就是从根本上动摇消费者的信念或看法。广告中的语用预设就体现了广告制作者的这种策略。如：好空调，格力造。这时的语用预设为：好空调是格力制造的或格力制造的空调是好空调。这一预设改变了人们以往崇尚外国产品的看法，试图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3)状态预设这类预设一般有两种：一是预设过去不理想的状态，二是预设改变后的理想状态。如：“这个夏天我再也不用担心了”(某卫生巾广告)这里的语用预设是：以前的夏天我担心。今年夏天状态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个产品我不担心了。状态预设借助状态的改变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41价值预设能够让消费响应。从而改变其态度和行为的一个有力手段就是让广告和消费者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在广告中，力图用合乎情理的语言来影响消费者，让消费者动心，产生购买欲望，这就是广告商的目的所在。例如：“Ifpeoplekeeptellingyoutoquitsmokingcigarettes，don’tlisten．they’reprobablytryingyouintoliving．”这是美国癌证协会的戒烟广告。这里的语用预设是：不抽烟才是生活。该广告以反语形式说出。是一种幽默的规劝。这一点与大众对香烟的价值观是一样的，那就是吸烟有害健康。广告者用生动合理的语言诉诸大众的价值观，能产生很好的劝说效果。4．结论广告是一种极具策略性的交际行为。本文对广告语中语用预设的使用情况的探讨进一步论证了广告用语的策略性。广告用语中的预设分为事实、信念、状态、价值等几类，其中状态类预设频率最高，这与消费者希望改变特定不良状态的心理是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广告制作者对消费者心理的良好把握。语用预设具有单向性、主观性以及隐蔽性。恰当运用这些特性是广告策略性产生的根源。

预设范文篇6

关键词：养老住宅；预设性养老；前瞻性设计；隐形辅助设施

1背景介绍

目前我国居民养老模式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为辅。居家养老根据其居住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混合型养老模式和独居型养老模式。前者有人照看，后者无人照看，因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为解决此类问题，目前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设计改造较为流行，但改造过程耗时耗力，其成果也往往引发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不适感。预设性养老理念的提出，一改养老住宅服务对象年龄，从老年年龄阶段提前到中年年龄阶段，能更有效地减缓中年人在步入老年阶段后产生的生理不适和心理落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2预设性养老的概念及设计方法

预设性养老即以中年人为主要用户群体，通过分析中年群体的心理、生理、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特征，提前考虑其在老年阶段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大到空间、小到产品（特指居室内部用品），多角度统筹为其进行预设性养老设计。在此总原则下，预设性养老住宅是针对中年人随年龄增加、身体技能下降等情况，预先设计的特殊空间构造或预留特殊设备位置的养老住宅。其空间内部产品不仅能满足用户的现时需求，还拥有“看不见”的辅助功能，在老年阶段时自然而然地使用，消除了普通助老产品的消极心理暗示，减轻用户步入老年阶段后产生的心理落差。预设性养老设计跨越用户较长的生命周期，其设计方法较其他住宅设计具有特殊性，过去的设计思路是“用户沟通→现场调研→设计→成果”，预设性养老则是逆向操作以舒适养老和体面生活的设计成果为起点来审视设计的合理性，是顺向和逆向相结合的双向思考过程。

3恒大金碧天下别墅内部空间预设性养老改造实践

3.1恒大金碧天下别墅预设性养老设计的必要性

该住宅未来将满足5位用户使用，常住人口为52岁男业主、50岁女业主、75岁男方母亲和短住的19岁屋主女儿。特殊拜访人员为使用辅助器械的女业主父亲。可见，该住宅以中老年用户为主，因此，应采用功能上既可满足男方母亲现下、男女业主未来的养老需求，又可从形式上消除养老住宅助老产品的消极心理暗示，减轻用户心理落差的预设性养老设计。

3.2恒大金碧天下别墅用户需求

预设性养老设计以人为本，在设计伊始，笔者对用户进行充分调研，了解用户的基本情况。该家庭中年人为身体机能完善的高净值群体，有在家办公、交际、种植和烹饪的需求，中年女性家务操持时间较多。家中老年人身体功能有不同程度退化，但视力、听力和行动能力尚可。留美的业主女儿未来定居尚不确定，加之该别墅并非该家庭的唯一住宅，因此可较少考虑业主女儿的需求。在设计风格上用户偏爱现代欧式。男业主身高170cm、女业主身高159cm、男方母亲身高152cm。笔者综合用户数据、使用需求和人体在衰老过程中身高会有不同程度降低等因素，再根据人体工程学中用具的尺寸推算方法，得出不同产品的尺寸限制（见表1）。

3.3场地现状

恒大金碧天下小区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太平镇太平新区，规划建筑面积近100万m2，周边依托湖山，建有购物中心、健康会所、海洋馆、疗养中心等配套设施。小区内部步道绕湖布设各种中小型活动场地，是预设性养老实践的极佳地。该套住宅位于二期工程中心地带，为联排别墅边套，坐北朝南。建筑共3层，室内总面积为261.99m2，1层使用面积116.50m2、2层使用面积为70.08m2、3层使用面积为75.41m2。

3.4问题及改造措施

1）门廊与玄关门廊长宽基本相等，其面积为6.2m2，有两节台阶共10mm高差，未设置无障碍入口。玄关呈狭长状，面积为5.9m2，大门距墙体仅1.4m，高度为3m，进深过窄，给人以压迫感。改造措施：与物业沟通中得知，用户可自行调整房子的内外部空间，因而将门廊空间一分为二，空间就可合理满足门廊过渡和玄关置物的需求，并于入口处加设1.2m宽的坡道，方便残障人士进出。2）餐厅和厨房餐厅与厨房相连，餐厅总面积为21.3m2，厨房总面积为6.2m2。餐厨面积过大，占1层总面积的23%，且餐厨位置长度达7m，操作动线过长不便使用。改造措施：适量减小、调整该区域面积。3）楼梯与老人房楼梯为长宽基本相当的回转楼梯，中部有1m×1m的楼梯井，面积过大，占地有10.24m2。紧靠的老人房仅9.7m2，面积小无法预留介护区域，且距卫生间较远。改造措施：重整楼梯、老人房空间，考虑其养老住房的特殊性需求，加设介护人员居住空间，该空间还可作为储物间使用。4）卫浴空间卫浴区域外窗面向邻屋墙体，面积仅3m2，无法满足1楼公共使用需求，而且干湿未分离、通风采光不足。改造措施：改变卫浴空间位置，使面积扩大满足需求的同时，距老人房直线距离更近。5）3层空间3层空间为套间，包含卧室、书房、卫浴、衣帽间以及大露台。空间过大，易引起空旷孤寂之感，且无法满足夫妻晚年分房而居的需求。改造措施：在保留空间原始功能的基础上，增设房间和洄游路线，满足用户分房不分楼和便于活动的需求。

3.5辩证推导空间合理性

整合用户需求和空间问题并提出设计方案后，以舒适养老和体面生活的设计成果为起点来审视设计的合理性。以1层空间为例，从空间平面、表现形式和用具多方面探讨该空间的合理性。空间平面可从视线设计、通风采光设计、无障碍设计、储物设计和前瞻性设计等方面探讨。视线上的设计可使用户从各角度观察居室空间内部和他人的活动情况，及时避免危机状况的发生，又可增加其心理上的安全感。无障碍设计的核心是保证室内行动的无障碍化。通风、采光的推导可提高空间使用的舒适感。对有念旧心理的中老年人而言，合理的储物空间设计可保证家中不断增长的置物需求。前瞻性设计作为预设性养老设计的核心特点之一，需划分为中年隐形辅助和老年补充辅助2个阶段，通过综合空间尺度、材料寿命、隐形辅助产品的设置及辅助器械安装位置的预留，共同打造出具有前瞻性的预设性养老空间（见图3）。该套方案以图形分析得出该空间具有视线无遮挡、空间无障碍、通风采光合理、储物空间充足和全屋由隐形辅助设备、家具组成的辅助行走系统等功能。在形式上，预设性养老设计充分尊重用户心理，选用其偏爱的简欧风格。用具上以表1为衡量标准，外观上以简欧形制装饰，完全消除适老产品的消极心理暗示。综上所述，该空间满足预设性养老设计要求。

3.6内部空间改造设计要点

预设性养老设计的根本目的是延长中年人在自宅的养老时间。大至居住空间的外部环境，小至居室内部环境以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产品，都以人为衡量尺度，从各方面对预设性养老设计要点进行整理。1）以中年人为本原则设计作为手段，其目的是为满足人的不同需求。从预设性养老角度，即以中年人为核心，探讨其特有的生理、心理、生活和行为习惯，提出预设性养老设计方法。中年人在老龄化过程中，生理上的五感、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的退化直接影响中年人对周围环境和内部产品的认知和使用。同时，中年人心理上逐步出现念旧情绪，社会角色（退休）的转变和自身认知能力的衰弱会引发中年人的孤独、过度依赖他人和不稳定的情绪，严重者易怒乃至出现抑郁和焦虑现象。受教育背景、成长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年人群体间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会形成特有的生活和行为习惯。因而在设计伊始，设计人员需充分调查用户特有的生理、心理、生活和行为习惯，掌握相关数据，力求为用户打造中年使用舒心、晚年生活安心的养老空间。2）环境的前瞻性设计原则设计者需“往远看，往前看，有长远的眼光，能够想到还未发生的而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摔倒是居家养老生活中老人致伤、致残乃至死亡的第一“杀手”，对于预设性养老住宅而言，空间内外环境的无障碍化可直接保障中年人的养老生活品质。设计者可从地面抹平、“软”标识预警、设定洄游路线减少不必要活动和助老产品等多个方面进行处理。部分使用频率较高的空间，除满足用户日常使用需求外，还应针对老年人机能衰退严重时的情况，在尺度上预留特殊介护器具的安装、活动位置和介护人员操作区域。此外，此类空间的可被察觉性、应急报警系统的安装和通畅的应急搬运通道也是保障用户安全养老的要点。3）产品适用性原则室内产品在预设性养老住宅的指导下，外观上满足中年阶段用户的需求，具有常态化、生活化、多功能化的特点。使用上多考虑老年用户的便捷性，以身体机能要求更低的拉或推替代拧和扭的方法，则更适于机能退化的老年人的使用。功能上应具备隐形的助老功能。因时间横跨中年、老年阶段，对产品从使用的多样性、材料的持久性、易于维修和更换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同时，因使用者的年龄较普通居老住宅使用者年轻化，认知能力尚可，可适当增设智慧养老产品。

4结语

从中年人角度出发，整合预设性养老理念和设计方法，在恒大金碧天下联排别墅方案设计过程中，总结基于预设性养老理念的室内空间设计策略。分析研究看出，预设性养老需综合环境前瞻性和产品适用性两方面因素，为用户打造横跨中年到老年阶段的养老空间。

参考文献：

［1］王友广.中国居家养老住宅适老化改造实操与案例［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

［2］徐恒醇.设计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殷陈君.人体工程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4］周雨婷.预设性养老的住宅空间设计研究与实践———以恒大金碧天下冯氏联排别墅空间设计为例［D］.昆明：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2019.

预设范文篇7

关键词：媒介框架、受众框架、框架作用、预设判准效应、政策评估、核四

壹、前言

媒介预设判准（priming）及框架（framing）作用是继议题设定功能（agenda-setting）之后，检验媒介内容与阅听人认知图像与态度之研究。有关此二项主题之研究不仅代表八○年代末迄今媒介效果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也显示效果研究从早期观察阅听人态度变化转为认知层面的影响后，重新以更细致的概念描绘媒介内容对阅听人态度的影响。

此一细致化倾向同时反映在媒介内容的分析方式与阅听人影响的内涵。在内容分析方面，研究方向已从议题「量」的分析转为「质」的分析。比如，议题设定功能及预设判准效应皆强调媒体在不同议题的报导量对阅听人的影响，但框架研究则旨在分析媒体呈现议题的方式对阅听人的影响。而在影响内涵上，也从议题设定对阅听人重要议题排序认知的观察，进一步观察此一认知对受众政治评估的影响。

比如，预设判准效应即指出，议题经大量报导后，可成为阅听人评估政治人物表现的依据；框架研究也发现，当议题以不同框架呈现时，可影响阅听人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属。虽然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更能揭露媒介讯息对阅听人影响的政治意涵，且有关此二项媒介作用的影响也已累积许多实征发现，但许多研究并未详述二项作用形成过程的心理机制（Price&Tewksbury,1997）。也由于过去对此二项媒介作用的运作过程较乏系统性的理论解释，研究者对稍早提出之媒介议题设定功能与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相关性遂有不同看法。

提出议题设定之McCombs与Shaw（1993）认为，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皆为议题设定的延伸，因为前二者的运作过程也都与重要讯息的传递有关，只是议题设定传递的是不同议题的重要性，而框架作用则在传递议题内不同特色的重要性。

因此，McCombs与Ghanem（2001）指出，原来提出的议题设定功能可称为第一层之议题设定，而框架作用则为第二层之议题设定。反之，Kosicki（1993）认为，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在理论与实征观察上皆有别于议题设定，并非后者之延伸，因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皆发展自认知心理学观点，二者所检视之媒介效果也与原来之议题设定不同。而Price与Tewksbury（1997）则认为，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三者皆与讯息之启动与使用有关，但预设判准效应涵义较议题设定广，议题设定实为预设判准效应之一例；至于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之别，则在前者与讯息的近用性（accessibility）有关，后者则与讯息的应用性（applicability）有关。Price与Tewksbury（1997）对于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看法，源自心理学记忆结构之联结网络（associativenetwork）理论。他们认为，过去以此三项媒介作用为主题的研究，除Iyengar等（Iyengar,1989,1991;Iyengar&Kinder,1987）曾尝试解释其心理机制外，其它研究着墨不多。而Iyengar虽曾指出，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对阅听人的影响与讯息之近用性有关，却并未区分二者运作过程的差异。

因此，Price与Tewksbury（1997）遂借用心理学之记忆联结网络概念发展一构念（construct）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进一步区分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的心理机制。由于此模式对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的心理过程解释较完整，被认为不仅是唯一能充分解释预设判准政治效应的模式（Roskos-Ewoldsenetal.,2002），也是从认知观点阐述框架效果及其运作过程的代表作（Pan&Kosicki,2001）。Price与Tewksbury（1997）的模式至今仍未被充分验证，因此，该模式中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对个人实际进行相关评估时的影响仍有待厘清。

而曾以框架为主题的研究者也指出，在媒介框架对个人层面的影响方面，多数研究均假设媒介框架可直接影响个人层次的反应，至于其间的运作机制，比如阅听人本身所使用的框架在媒介框架与个人反应之间是否具中介作用，或者，针对一新闻议题，阅听人是否采用媒介框架能否影响其政策立场等问题，至今仍缺乏了解（Scheufele,1999）。因此，进一步探究框架作用的形式、运作过程与影响层面仍为政治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McLeodetal.,2002）。

本文目的即希望藉Price与Tewksbury（1997）提出之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以实例探讨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的相关性，以及媒介框架在个人层次之运作机制与可能效应。本文认为，Price与Tewksbury（1997）提出媒介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三者皆与讯息之启动与使用相关的说法，有助于统合三个不同媒介作用概念。

但媒介预设判准效应内涵若欲涵盖媒介议题设定功能，源自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原文priming之中译须还原为「预示作用」。Priming一词有「预示作用」及「预设判准效应」之译法，本文认为，此二项名词内涵略有不同，前者范畴大于后者。传播研究中，priming可视为媒体讯息启动记忆联结网络相关构念之作用，惟因此而产生的效应则因观察焦点而异。

当媒体对一议题进行大幅报导时，可能增加受众记忆网络相关构念启动的可能性，若因而影响受众对外在世界重要议题的排序认知，则产生媒介议题设定现象；而若影响受众对政治人物等的评估依据时，则称为媒介预设判准效应。

因此，媒介议题设定及预设判准效应皆可视为是认知心理学之预示作用在传播效果领域的观察。另外，Price与Tewksbury（1997）虽以讯息之「近用性」与「应用性」区分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他们也认为相关构念在长期启动后，原来产生的短暂近用性可发展成习惯近用性，但他们却并未进一步说明此过程的实际效应。本文认为，在实际运作中，当某些特定框架经媒体长期而重复呈现后，对部分受众而言，这些媒介框架的作用可能同时具有应用性及近用性。

亦即，这些受众不仅可能运用媒介框架认知议题，也可能进而以这些框架作为评估政策时的依据，而后项作用即具有预设判准效应的内涵。比如，若受众采用媒介报导一议题时经常使用的框架作为相关评估的依据，媒介框架即具有预设判准效应，而此一结果应有助于了解框架在个人层次之运作及效应。

为观察媒体报导一议题的框架可能产生之长期效应，本研究以核四案为例进行相关分析。2000年5月政党轮替后，陈水扁政府为实现竞选承诺，开始推动核四停建政策。经同年9月经济部建议停建及10月行政院宣布停建，核四案即引发政坛一阵风暴及媒体关注，相关报导持续至2001年2月行政院决定复工时期。由于核四自停工至复工前后长达110天，议题本身又具争议性，有各种不同论述观点，因此适于观察媒介框架较长期的发展及其在受众政策评估方面的可能效应。

贰、媒介预设判准与框架概念

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为本研究的主要概念，以下重点说明过去相关研究，并指出本研究可衔接及厘清之处。

一、媒介预设判准效应

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为Iyengar等人（Iyengar&Kinder,1987;Iyengaretal.,1984）研究媒介议题设定功能时的发现。此一源自心理学的概念，建基在人们对复杂现象有限的认知能力及进行判断时常运用直觉的假设，而直觉仰赖的要素之一，即为当时最可得或近用的信息。当Iyengar等将此概念运用于政治判断时，媒体被视为主要近用信息的提供者。媒介之预设判准效应即指，媒体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可影响受众进行政治评估时的依据。

也就是说，当媒体愈注意一议题而忽略其它议题时，受众愈有可能将对该议题的认知纳为评估政府、总统、政策或候选人时的考虑。以Iyengar与Kinder（1987）的系列实验为例，他们让实验组观看强调一特定议题（比如国防议题）的新闻报导，而控制组则观看内容与国防完全无关的报导，之后并请两组观众分别就总统在国防等议题及整体施政的表现进行评估。

结果发现，实验组观众在总统整体表现的评估上，国防议题的评估所占比重较控制组高出两倍以上。这指出，观众由媒体接收国防议题相关报导后，确实较容易以总统在该议题的处理方式作为评估其整体表现时的依据。除实验室的证明外，以社会调查法进行的相关研究也陆续提供实征支持。比如，Krosnick与Brannon（1993）、Iyengar与Simon（1993）分析美国全国性选举研究资料，也都发现新闻媒体报导的议题可影响受众对当时总统的支持度。

有关预设判准效应在政治范畴的作用，过去研究主要以政治人物表现，特别是总统表现作为政治评估的对象。不过，Iyengar与Kinder（1987）指出，预设判准效应不仅见于受众对政治人物的评估，也可发生在对政府或其它政策的评估。Price与Tewksbury（1997）也认为，预设判准效应涉及的是信息的近用，但并不限于某一特定信息，因此，讯息近用性产生的效应也可发生在其它政治议题的评估过程，只是这方面研究过去较少见。

另外，过去研究大多藉由比较不同类型议题在媒体的报导量，或是由媒体是否改变所关注议题，来观察受众是否因此增加或改变评估政治人物时的议题比重。但是，却无针对单一议题呈现的方式进行分析，以了解是否强调某一框架的报导，也能影响受众评估相关政策时的依据，进而形成另一层次的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希望弥补此一环节。同时，由于过去研究也指出，媒体报导不同议题时所隐含对政治人物的正负向评估，也可能连带影响依不同议题考虑政治人物表现时，受众最后的评估方向（Pan&Kosicki,1997）。

因此，本研究也推论，媒体针对一议题强调的不同框架，也可能隐含对议题相关政策发展方向的评估，进而在受众依媒体提供之框架进行政策评估时，影响其立场。

二、框架概念与作用

框架研究可溯自心理学及社会学，前者如Minsky（1975）、Kahneman与Tversky（1984）等认知心理学者，视框架为记忆中之认知结构（或称基模，schema），为人们据以了解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若经启用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判断。后者如Goffman（1974），则主要从互动层面强调框架协助人们分类、组织及解释外界信息的功能。不同领域对框架概念定义不尽相同，以传播领域而言，由于传播除牵涉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也包含主体对此过程的讯息解读与处理，因此，可将框架定义为「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臧国仁，1999:32）。

框架过程牵涉信息的选择、强调（Entman,1993）或重组（臧国仁，1999），而经选取排列的素材则可建构问题的焦点、原因、评价和解决方式（Entman,1993）。但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信息被排除或忽略，不在框架涵盖范畴内，所以框架不免有其局限性，此即Chung与Tsang（1993）所指，框架所隐含的反面意涵。

在媒介研究中，框架指的是解释事件的核心想法或角度（Gamson&Modigliani,1989）。它既是记者报导事件时运用的策略，能协助其迅速组织或包装信息使大众了解（Gitlin,1980;Tuchman,1978），也是阅听大众赖以建构事物真实的工具（Gitlin,1980）。框架被视为是分析媒介文本对受众建构真实时可能影响的利器（Gitlin,1980;Tuchman,1978）；研究者也大多同意媒介框架可一定程度地框限受众对外界事物的认知（Entman,1993;Pan&Kosicki,1993）。

不过，受众并非全然接收媒介提供的框架，Neuman等（1992）即指出，受众也能主动检选、分类及组织外界信息，并建构具个人意义的议题内涵。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框架研究应注意受众主动诠释文本的过程（Pan&Kosicki,1993;Gamson,2001）。

有关媒介框架研究已累积可观文献，大致可分四类型：

一是框架内涵及理论的探讨（例如：Chung&Tsang,1993;Entman,1993;Pan&Kosicki,1993;Scheufele,1999）；

二是媒介框架来源的研究（例如：臧国仁，1999；Zoch&Turk,1999）；

三是媒体报导内容的框架分析（例如：Entman&Rojecki,1993;Semetko&Valkenburg,2000）；

四是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例如：Neumanetal.,1992;Iyengar,1991;Priceetal.,1997）等。近年来各类型研究均有增加，而第四类型因试图厘清媒介与受众在议题真实建构的关联性及相关效应，为近期许多研究者着力的方向。

本研究属上述第四类型，但因实际分析媒体新闻框架，也涵盖第三类型内涵。以下摘要此二类型研究相关发现。

有关媒介框架之性质，可概分为二类，一为特定议题（issue-specific）框架，指针对一个别新闻议题所辨识出的框架，分类一般较细致；另一为一般性（generic）框架，指可应用于不同议题甚至社会文化情境的框架（deVreeseetal.,2001）。前者如Huang（1996）分析1991年美国大法官提名争议报导时，所发现的各类媒介框架，包括可信度、政治角力、表演性、性骚扰及公正性等，而这些框架在事件发展各时期的比重不尽相同。后者如强调个别案例境况之片段式（episodic）框架与提供议题社会情境的主题式（thematic）框架（Iyengar,1991）。

此外，许多研究也指出，强调对立的冲突性框架及强调经济影响的框架也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报导中（Gamson,1992;Neumanetal.,1992;deVreeseetal.,2001）。有关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过去研究指出，不同性质的新闻框架可影响受众对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因（Iyengar,1991）、对议题的思考焦点（Priceetal.,1997）及对示威团体的容忍度（Nelsonetal.,1997）等。不过，直接分析媒介框架对政策立场影响的研究则较少见。Iyengar（1991）的系列实验虽指出，看片段式框架的新闻，使受众较易将问题责任归因于个人，看主题式框架则易归诸于社会因素，而不同的责任归因则可影响受众相关政策的立场（比如，贫穷现象若以主题式框架报导，受众倾向认为贫穷乃社会整体所致，而持此看法者较支持社会福利方案）。但因他所观察的是责任归因对政策立场的影响，所以我们无法自其研究了解受众框架（即受众对议题的诠释）在媒介框架与受众政策立场或其它政治判断间可能扮演的中介角色。

Iyengar与Simon（1993）另外检视波湾战事美国电视新闻报导的研究也有同样缺失。他们认为，片段式框架报导导致的个人归因，易使受众认同用惩罚方式解决问题，而电视新闻又多以片段式框架报导波湾战争，因此，看愈多电视新闻的阅听众也愈倾向支持以武力解决波湾危机。不过，因为这项研究所分析的全国选举调查资料，是以收看电视新闻多寡作为受众接收片段式框架之指标，所以，事实上，这项研究并未说明媒介框架以何机制影响受众政策立场。两位作者对框架影响受众政策立场所作的结论仅属间接推论。

其它相关研究也曾探讨框架对受众公共议题判断的影响，但对媒介框架、受众框架、及议题相关立场的运作说明仍有不足。如Price等（1997）虽指出，看不同框架报导的受众对政策支持度不一，但并未说明此不同与受众对议题想法有何关联。Shah等（1996,2001）的实验有较细致的说明。他们发现，媒介框架隐含的价值观可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诠释，而其路径分析也显示，媒介框架可透过受众诠释间接影响其投票策略。只是，该研究并未进一步分析媒介框架与受众诠释对投票方向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针对此一部分，藉Price与Tewksbury（1997）提出的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以实例探讨媒介框架、受众框架及受众政策立场的相关性。下一节说明该模式的理论架构及本研究提出的应用架构与研究问题。

参、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

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提用以解释媒介作用的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包括三项元素──知识仓储（knowledgestore）、活动思维（activethought）及当前刺激（currentstimuli）（见图一）。知识仓储指储存在记忆联结网络中的构念，等同于长期性记忆，这些构念包含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相关认知、情感，及目标、价值观或动机等。活动思维则指人们与外境互动解释外界事物时，当下所处理的信息，相当于短期性或工作记忆（workingmemory）。

至于当前刺激则指在一特定时间，人们自其社会环境所接收的外在刺激，如媒介讯息，而此讯息又与人们的政治评估特别相关。此模式的运作原则为：

1.人们知识仓储中的信息、价值观、动机及情感为一联结性网络，构念间互相联结，但并无一定阶层；

2.在一特定时间点，知识仓储中仅有一部分构念会成为活动思维；

3.知识仓储中一构念一旦被启动，相关构念被启用的机率也随之增加。P

Price与Tewksbury（1997）特别就第二项原则说明，知识仓储中之所以仅有部分构念会成为活动思维，主要与Taylor（1981）所言人们吝于思考的通性有关，因此人们通常选择最可近用及适用的构念响应外境。他们认为，这项原则虽不尽然应用于每个人（比如知识量较高者进行的构念搜寻可能较完整），但即使于知识仓储中进行有系统的搜寻，所涉及的仍是相关构念的启动与扩散。

至于影响一构念是否会被启动，则主要与该构念的短暂近用性（temporaryaccessibility）、习惯近用性（chronicaccessibility）及其是否能应用（applicability）于刺激物有关。构念的短暂近用性亦源于先前曾被启动，习惯近用性则可能源自构念之经常性启动或个人的惯性思考模式，应用性则指一储存构念的特色与注意到的刺激物特色有重迭之处。Price与Tewksbury（1997）并以构念的近用性与应用性，分别说明媒介讯息的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预设判准效应」指一构念所具备的短暂近用性，为人们接收外界讯息时，该讯息的重要特性凸显知识仓储中一特定构念的应用性，而使该构念得以被启动并产生短暂近用性，进而在人们作相关评估时发挥影响性。在此讯息处理过程中，决定一构念是否具应用性的机制即为「框架作用」。

因此，媒介框架作用可视为构念的应用性作用（applicabilityeffect），发生于讯息处理初期，又可称外界刺激的主要或第一阶段作用。而预设判准效应，即讯息的短暂近用性，则可称外界刺激的次要或第二阶段作用。须注意的是，外在讯息的所有重要特性并非皆为每一受众所注意而使用，讯息的处理过程必然牵涉受众不同的自我选择（selectivity）。Price与Tewksbury（1997）又依据Higgins与King（1981）及Higgins（1996）对知识构念启动机制的说法，区别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短长期效果。后者认为，心理学探讨之预示作用（priming）有时间性，但当一构念一再被启用后，即具有习惯近用性，可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评估（Higgins,1996;Higgins&King,1981）。

亦即，当一构念发展成具有习惯近用性时，可产生媒介影响研究中所探讨之预设判准效应（priming）。据此，Price与Tewksbury（1997）指出，虽然其构念启用模式中，以构念之短暂近用性及应用性分别定义的媒介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较强调短期性的认知过程，但这并不表示外界讯息无法产生长期效果，或者框架作用仅发生于讯息处理初期。反之，他们认为，一构念若经长期启用，在其应用性、短暂近用性及习惯近用性三项功能交互作用后，即可产生长期效果。

以新闻报导而言，媒体如何组织及呈现一事件，能影响一项讯息的重要性被凸显，而媒体讯息传递的重要特性若具有跨时期的一致性，使受众相关构念因例行性的被启用而转成习惯近用性，即可发挥长期性效果，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评估。Price与Tewksbury（1997）认为，此一过程亦可用以说明涵化作用（cultivation）。

对于框架作用的长期效果，Price与Tewksbury（1997）虽指出上述条件，并在同文表示，框架可透过两种管道发挥长期效果，一为构念之应用性因其近用性得以维持时，二是构念应用性所影响之评估经储存后，稍后被启用时（他们认为所发展的模式可同时解释此二种情况）。不过，对于实际讯息处理过程中，构念、框架及预设判准效应的相关性，及构念启动后如何影响评估等层面，在该文中并未说明。本文希望透过案例厘清其模式中构念与媒介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的对应关系，并据此检验框架可能的长期效果。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当一构念在评估过程中被启用时，即表示一外界刺激，比如媒体讯息，已经发挥框架与预设判准效应的短期效果。

而当此讯息一再重复时，构念之习惯近用性即可产生，并可能影响受众的相关评估，此即预设判准效应的长期效果。至于框架作用的长期效果，因与构念之近用性有关，依其模式，也必须与预设判准效应同时作用才能发挥。这在实际讯息处理过程中的样貌为何？在此以媒介讯息作为外界当前刺激加以说明。图二为跨时期媒介讯息启用过程图，修订自Price与Tewksbury（1997）跨时期之构念启用过程模式。

由于受众一般注意的是媒体呈现的主要讯息（Pan&Kosicki,1997），因此，针对单一议题，本文将媒体报导该议题的主要框架视为主要讯息，亦即原模式中当前刺激的重要特性。另外，因知识仓储中的构念指的是对事物及其特性的认知、情感及价值观，若经启动可影响相关评估；而框架在认知心理学定义里，则为对外界事物组成之认知结构，若经启用也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评估。由于二者内涵接近，但框架概念在以文本为刺激物的研究主题中，更适于观察其对受众知识仓储潜在认知图像的影响。因此，图二也以框架取代构念以进行分析。图二左图指，当一议题的媒介框架与受众知识仓储中的认知构念，或说受众认知该议题之潜在框架相应时，这些框架即可产生暂时近用性，并在受众被询及对该事件的认知及评估时被启动，成为受众的活动思维，其间并可因相关性而为受众纳为评估议题时的考虑。此即为媒介框架同时影响受众框架及评估依据的短期效应。图二右图为上述效应经跨时间积累而产生的长期效应。已产生短暂近用性之框架，经重复启用后可转成习惯近用性，进而发展出长期效果。此长期效果的要件，也符合心理学预示作用的特色，一是预示作用对所观察行为及认知的效应，受预示物本身的强度（intensity）与实时性（recency）影响（前者指预示物的出现频率及持续状况，后者则为预示物出现后至观察目标间的时距）；二是预示作用随时间而消减（Roskos-Ewoldsenetal.,2002）。

因此，媒介框架欲发挥长期预示作用，须具有一致性（即媒体报导一议题时，持续以部分特定框架呈现该议题面貌），且媒介框架呈现时点与受众评估该事件的时点也不宜过长。当这两项条件成立时，因媒介框架的刺激而产生短暂近用性的受众框架，即可能因重复被启动而具有习惯近用性，进而成为受众评估相关政策时的依据，此即媒介框架所产生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框架作用在图二中不论短长期均涉及讯息的应用性与近用性，但针对框架的近用性与应用性问题，研究者则曾提出不同看法。

有别于Price与Tewksbury（1997），Iyengar（1991）认为框架对意见的影响在于其「易近用性」（accessibilitybias），即受众若接收较多某一类框架的报导，可能较易回忆相关报导，以及据此产生的评论。Cappella与Jamieson（1997）则认为，新闻框架影响思考和情绪的运作机制是透过预示及构念启动之扩散作用（primingandthespreadofactivation）。Cappella与Jamieson（1997）的看法类似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指，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皆触及讯息之启动及使用，但相较于Iyengar（1991）仅触及框架之近用性，及Price与Tewksbury（1997）之强调框架的应用性，Cappella与Jamieson（1997）对框架运作机制的看法则同时隐含讯息之近用性与应用性功能，这也是本文采取的观点。

为探讨媒介框架是否具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以核四案为例提出下列研究问题：

一、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有何异同？

二、核四争议发展各时期媒介框架的变化为何？是否具一致性？

三、媒介框架是否具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或者，核四案后，受众采用媒介框架与否能否预测其政策立场？

肆、研究方法

一、议题背景

有关核四案的争议可溯自1980年代。自1980年5月台电提出核四案后，该案即历经多次重大转折，包括1986年7月立法院予以涷结、1992年2月行政院核定恢复核四计划、1996年5月立法院复通过废核四计划，至同年10月立法院又通过行政院所提废核复议案。自1996年通过复议后，至2000年中华民国首度政党轮替之间，核四案并无重大变化。而民进党于2000年5月执政后，为落实反核理念，由经济部召集核四计划再评估委员会，该部并于9月建议停建核四。

当时主张续建的行政院长唐飞于10月以健康为由请辞，接任的行政院长张俊雄不久即宣布停建核四。由于宣布时机（于国民党主席连战与陈水扁总统会面后）备受批评，加上国、民两党长期以来在核四政策上的分歧，遂引起在野党极大反弹，立法院在野党立院党团并进而连手推动罢免总统程序。为解决政治危机，行政院于11月声请大法官释宪，大法官会议则于2001年1月作成核四释宪文，说明行政院在停建核四决策过程中有瑕疵，须尽速向立法院补行报告及备询程序。

核四案最后经两院协商，并由行政院长张俊雄与立法院长王金平签署协议，最后于2001年2月中旬宣布复工，整个风波也渐告一段落。

二、媒体抽样

由于国内在媒体内容的保存与搜寻上仍以平面媒体为佳，故本研究以平面媒体主要报纸的核四报导为媒介框架分析对象，并根据本研究受众调查结果，选出民众最常看的三份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及自由时报进行分析。此三份日报均有近五成或五成以上的受众表示为常看报纸，目前也是国内销售量最高的前三大报（中华民国新闻局，2002），可视为主流平面媒体代表。

三、核四案新闻报导抽样

距本研究进行前核四案的最近变化，始自民进党执政后，召集核四再评估委员会开始。

为涵盖核四案发展过程的重要事件，本研究采取判断抽样法。首先，以政党轮替后，核四争议的起讫点作为选取核四新闻报导的前后时间点。抽样起点为2000年9月15日，因核四再评估委员会于当日公布投票结果，并正式掀起核四攻防战；终点为2001年2月24日，因反核团体在行政院于2月中宣布复工后，于该日举行废核大游行，至此核四争议可算落幕。第二个步骤是选取三大报自2000年9月15日至2001年2月24日期间，核四案重要论述时刻（criticaldiscoursemoments）发生时日。

根据Gamson（1992）取自Chilton（1987），重要论述时刻是指使一议题相关论述特别显著的时期，这些特定时期可刺激各方就该议题发表意见与评论。在新闻报导抽样期间内，经参考三报报导，本研究以重要新闻事件辨识核四案的重要论述时刻。经统计，核四争议过程的重要事件计24件（见附录一）。由于各事件发生当日及隔日媒体报导量应较多，本研究遂自三大报各特定二日总计41日的报导中，选出核四相关报导。各日期第一落中（含要闻及评论）有关核四案的所有报导与评论皆为分析样本，但不包括时论广场或民意论坛中的读者投书。最后计抽取三大报核四案报导2,422则，包括中时862则，占35.6%，联合727则，占30.0%，自由833则，占34.4%。2,422则中，新闻报导计2,035则，占84.0%，评论计170则，占7.0%，特稿及新闻分析计217则，占9.0%。

四、受众调查

政府于2001年2月中旬宣布核四复工后，反核团体即于2月底举行核四公投游行，经此事件，媒体相关报导逐渐进入尾声。因此，阅听大众的调查于3月中上旬，即受众对相关事件仍保留印象之际进行。调查部分委由中央通讯社民意调查部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方式执行，调查地区为台湾地区，并以完整住宅电话计算机数据为基础，采取多阶段随机拨号方式进行抽样。执行时间为2001年3月11日至13日。调查对象为年满20岁、平常有阅读报纸上公共议题新闻、曾经听过或看过核四相关新闻的民众。每份成功访问的问卷平均所需时间为16分25秒。合计有效样本数555，响应率55.8%。样本男女比例为1.18:1，平均年龄38.9岁，三十岁以下占26.3%，三十至三十九岁占29.6%，四十至四十九岁占24.3%，五十岁（含）以上占18.5%。平均教育程度为高中（职）以上、专科以下，其中国（初）中以下占14.5%，高中（职）占37.2%，专科占24.6%，大学占19.3%，硕士及以上占4%。

受众调查的内容包括阅听大众对核四议题的关切程度、媒体使用型态（包括电视及报纸一般公共事务及核四相关新闻的收看量及注意程度）、与他人讨论核四议题频率（以上变项均采十点量表由受访者自评，一代表程度最低情况，十代表程度最高情况）、受众对核四案看法的开放式问题，以及受众赞成或反对续建核四立场的封闭式问题。另外，也包括受众人口背景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省籍、政党取向）及社会意识型态等问题。

五、受众选择

由于本研究将检验受众媒介框架的采用与其政策立场的关系，故选取在开放式问题部分对核四案表示看法者，计510人。同时，因本研究选择分析的媒体为受众表示最常看的中时、联合及自由三报，故在进行分析时也排除平常不阅读三报中任何一报的受众。总计最后进行分析的受众人数为479。

六、分析步骤

本研究先进行媒体报导与受众开放式问答的内容分析。作者先浏览相关内容，以建立编码计划，此编码计划同时应用于媒体报导及受众回答的编码。相关步骤为：首先，就核四案的发展建立次事件（sub-event），次事件指核四案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或形成讨论焦点的重要现象，计有八项。依时序包括「核四再评估委员会进行状况」、「唐飞请辞风波」、「张俊雄任行政院长」、「张俊雄宣布停建核四」、「推动倒阁／罢免事件」、「核四停建声请释宪」、「核四复工过程」及「核四公投争议」。其次，根据媒体报导及受众针对个别次事件的看法建立各次事件之框架及其内涵。

媒体报导及受众看法的框架概念定义乃参考前述Gamson与Modigliani（1989）及臧国仁（1999）之定义，指呈现、组织与解释一项次事件的中心观点或角度。如以新闻报导而言，此框架可在文本中不同段落重复出现，不同消息来源亦可能持同一中心观点或角度对一项次事件表示看法。以受众看法而言，框架亦指受众对核四案表示看法时所持之中心观点或角度。因此，框架之辨识同时使用文本之显性内容（即编码计划中所定义各框架应具之内涵）及隐性内容（指判断是否为贯穿一项次事件之中心观点或角度）。

编码计划总计建立29个框架，其中，12个为各次事件之共同框架；另外，针对每一次事件亦建立个别框架。共同框架是指各次事件的报导或受众看法中均可能出现的框架，计有「国内电力需求」（指核四续建或停建后，国内电力的供应情况）、「核废料处理」（指核废料处理及后续影响问题）、「核能安全问题」（指核废料之外的核能安全问题）、「核四续停建损益」（指核四续建或停建的金额损益评估）、「政治力介入争议」（讨论核四案是否有政治力介入）、「经济影响」（指核四政策的变化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替代方案」（讨论核四若不建的替代能源内容及相关建设）、「宪政体制争议」（讨论停建或续建核四的法律根据问题）、「政治责任」（指政府或决策者处理核四案或整体之政治责任问题）、「信息不足」（讨论核四政策信息不足的问题）、「民意考虑」（讨论核四案的民意基础）及「世界能源政策」（指援引世界各国趋势讨论核四案）。

进行编码时，先针对每一则报导分析所涉及的次事件，基本上以段为单位先辨识所属类目，再就整则新闻综合考虑其主要次事件，最多登录两项。之后再就每一次事件所包含之文本分析其框架，最多登录两个主要框架。一则新闻若有一个以上的框架，则依各框架涵盖文本的多寡排列框架顺序。最后，再就整则新闻判断其核四立场是赞成、中立或反对。受众看法的分析亦依此原则，即先分析每位受众看法中所指涉的次事件，最多登录两项，再就受众对次事件所持的中心观点或角度分析其框架，一项次事件最多登录两个框架。媒体报导及受众开放式问答内容均由两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之后并以系统抽样抽取各约10%的样本，以Scott（1955）π值公式计算编码员间信度。由于有两个以上框架的媒体报导仅占3.4%，遂选取各则报导前两个主要框架及所呈现之核四案立场三个变项计算π值（分别为.81,.69及.76），平均后得出媒体内容的编码员间信度为.75。受众看法部分因持四个框架者不到1%，遂选取前三个主要框架计算π值（分别为.80,.57及.60），平均后得出受众框架的编码员间信度为.66。内容分析后的分析重点包括三报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比较、媒介框架各时期的变化，以及媒介框架的采用与受众核四立场的关联性。

伍、研究结果

一、媒介框架

分析三报核四案媒体报导2,422则中，针对八项次事件计报导2,592次，使用框架数达3,733。以三报内容整体来看，表一显示，媒体在报导核四案时使用的框架多元，许多框架使用比例接近，但仍可看出各框架间轻重之别。若以5%为切分点，使用次数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包括「宪政体制争议」（24.9%）、「政治力介入争议」（15.6%）、「经济影响」（8.6%）、「倒阁／罢免法律程序问题」（7.1%）以及「核四续停建损益」（6.2%）。由于在2,422则报导中，有将近八成（79%）至少使用上述框架其中之一，因此本研究将此前五个媒体使用比例较高的框架，称为「媒介主要框架」。

三报个别视之，表一显示，不论中时、联合或自由，前五个最常使用的框架类别与三报加总后结果相同，其比例排序也大致雷同，各主要框架在三报的使用比例很接近。这说明主流平面媒体在核四案的报导角度接近，均侧重从「宪政体制争议」、「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经济影响」等宏观层面报导核四案。这也指出，受众即使阅读的主流报纸不同，所接触之主流平面媒体替核四案所形塑的信息环境，将因三报呈现之观点相近而颇为雷同。

因此，后续分析将不个别比较三报的媒介框架与其读者的议题认知，而是在集体层次上（aggregatelevel）比较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异同。由于本文稍后将检验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否与其政策立场的关联，在此亦针对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媒介主要框架，与报导中呈现之核四立场的关联性进行卡方检定。交叉分析结果指出，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媒介主要框架与该则报导呈现的核四立场有显著关联（χ2(2)=96.73，p<.001）。

在核四案1,913则（近八成）至少使用一媒介主要框架的报导中，有近半数（49.3%）赞成续建核四，持中立及反对者都在三成以下（分占23.2%及27.4%）。相对的，未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的其它报导，则以反对续建核四居多（占50.6%），赞成与中立者较少（分占31.4%及18.4%）。这指出，受众是否以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案，对其核四政策的立场可能有影响。进一步分析于第四小节讨论。

二、受众框架分析及与媒介框架之比较

在受众框架方面，479位受访者所论及的次事件计484次，使用的框架数为700。受众共使用14个不同框架评论核四案。表一最右栏显示，受众看核四案的观点亦呈多元状态，最常使用的框架（占总框架数20%以上者）为「核能安全问题」（25.1%）及「经济影响」（20.1%），其它框架的使用比例较接近。总计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包括「核能安全问题」（25.1%）、「经济影响」（20.1%）、「国内电力需求」（10.1%）、「核废料处理」（10.0%）、「替代方案」（8.1%）及「核四续停建损益」（7.4%）。

与媒介框架相较，受众同样使用多种不同框架看核四案问题，部分框架类型也与媒介框架相同。两者在5%以上的框架中相同者有「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不过，受众较常使用的框架还包括「核能安全问题」、「国内电力需求」及「核废料处理」，这三个框架则非媒体所使用之主要框架。有别于媒体对核四案在宪政体制、政党冲突及倒阁、罢免法律程序等层面的关注，受众似较倾向从政策变更在微观生活层面可能造成的影响来评论核四。他们较关注核四对生命安全与日常电力供应的影响，以及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这指出，受众对于媒介主要框架的刺激，有自我选择现象。不过，由于受众框架中占第二高比例的「经济影响」亦为媒介主要框架之一，且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的受众仍有近五成（47.4%）；因此，虽然受众对核四的认知图像未被全然局限在媒介所建构的核四「真实」里，但仍有近半数受众可能因媒介主要框架的刺激启动内在相关构念，并据此认知核四。

以核四案而言，媒体报导的重要特性对受众能否产生近用性的机率约一半，近半数民众认为这些主要框架部分与其内在构念相应，可应用于建构核四的认知；但对另外半数民众而言，则缺乏此应用性，也因而无对应之构念被启动。至于媒介主要框架对此近半数采用者是否具有长时性作用，发挥影响其评估核四政策依据的长期预设判准效应，作者将从媒介框架跨时期的变化，及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对其政策立场的影响进行分析。

[page_break]三、核四案发展各时期之媒介框架

如前所述，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的理论模式，一构念被启用与此构念对受众而言是否具近用性及应用性有关，而构念的「近用性」指的是外界刺激的预设判准效应，「应用性」则为框架作用。以核四案为例，媒介主要框架可视为外界刺激重要特性，由于近半数受众对核四的认知图像与媒介主要框架有雷同处，显出媒介主要框架与这近五成受众知识仓储的构念相应，进而使相关构念在受众建构核四认知时被启用。因此，对这部分受众而言，媒介主要框架实已发挥框架与预设判准效果。但这些效果是否为长期性的显现，须先考虑外界刺激，即媒介主要框架是否具备实时性及强度两项要件。媒介框架欲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要件之一为实时性，此须注意媒介框架呈现时点与受众评估事件时点应避免过长以免消减观察效应。

因本研究之受众调查是在核四争议落幕未久即进行，因此符合此一实时性条件。另一要件为媒介框架的强度，可透过媒介框架跨时期的出现频率及持续状况评估。若特定框架经媒体长时间重复使用，应能产生一定强度。为检验核四媒介主要框架是否具一致性，作者将核四案发展分为五个时期，每一期依一重要事件区分，分别为「唐飞请辞」、「宣布停建进行倡导」、「大法官释宪」、「立法院通过续建」以及「宣布复工」。此划分依据为各事件间隔均至少在两个星期或以上，适合观察媒介框架于各时期的分布及跨时期的变化趋势。

作者以单一样本比例检定（one-sampletestforproportions）（Loether&McTavish,1993）检测五个媒介主要框架在各时期是否占重要比例。先假设超过核四案所有相关媒体报导50%即为占重要比例，再检测五个主要框架在一个别时期的比例是否显著大于50%。若然，则可说媒介主要框架在该时期占显著重要比例。而此情况如持续在各时期发生，则媒介主要框架可谓具有一定强度。表二为核四案发展各时期三报媒介框架的分布状态。第一期自2000年9月15日起至2000年10月4日止，媒介框架以「政治力介入」（22.1%）最显著，「政院决策模式」（12.7%）及「经济影响」（12.4%）居次。「宪政体制争议」（8.3%）则因声请释宪声音尚未浮出台面而未成为主要讨论焦点，反之，「替代方案」（11.5%）的讨论还占媒体较多比例。

此时期由于民进党已透过成立再评估委员会为废核四铺路，媒体所谓政坛「核爆」已揭开序幕，在野党也将批评火力集中在执政党以政治力干涉公共政策，因此媒体报导聚焦在政党间对此论点的辩驳。另外，有别于后来各期的是，再评估委员会关注的「替代方案」及讨论行政院决策方式的「政院决策模式」也是此时期的前五大框架。第一期五个媒介主要框架「宪政体制争议」（8.3%）、「政治力介入」（22.1%）、「经济影响」（12.4%）、「倒阁／罢免法律程序问题」（.2%）及「核四续停建损益」（5.1%）占此期框架总数566之比例为48.1%。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显示并未显著大于50%（z=-.09，p>.05）。

因此，第一期媒介主要框架并未占重要比例。自第二期起，媒介框架的分布即较集中在最后加总呈现的前五个主要框架。第二期自2000年10月5日起至2000年11月1日止，重要事件包括行政院于10月27日扁连会后宣布停建核四，行政院并积极于媒体进行反核倡导，保证七年内不缺电，但在野党已开始运作罢免总统程序。此时期媒介前五个框架与最后统计的框架相同，「宪政体制争议」（20.4%）已凸显为最主要框架，其次为「政治力介入」（14.7%）。较第一期明显不同的是，「政院决策模式」与「替代方案」的讨论已随再评估委员会阶段性任务结束及唐飞请辞而渐为媒体忽视。代之而起的是宣布停建后引发的「倒阁／罢免法律程序」（12.6%，占第三顺位）框架，及讨论「经济影响」（9.2%）与「核四续停建损益」（7.2%）的框架。第二期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64.1%。

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指出显著大于50%（z=9.59，p<.05），第二期媒介主要框架已占重要比例。第三期自2000年11月2日起至2001年1月16日止，这段期间行政院于11月10日针对核四停建声请释宪，大法官会议五二○号释宪文于2001年1月15日出炉，行政院则发表「尊重宪政体制」声明。此时期媒体在政院声请释宪后对宪政体制的报导大幅增加，「宪政体制争议」框架增至35.4%。此外，「政治责任」框架也较前期增加，成为此时期第四大框架（占7.6%）。由于陈水扁总统向连战及全民道歉，释宪文中又指出行政院的程序瑕疵，使探讨决策者政治责任的报导增加。第三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72.8%，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显示显著大于50%（z=15.51，p<.05），第三期媒介主要框架也占重要比例。第四期自2001年1月17日起至2001年1月31日止，重要事件为立法院于1月31日通过续建核四决议，但行政院不接受。此时罢免危机已解除，朝野聚焦在释宪后行政立法两院的互动，「宪政体制争议」框架仍占媒体报导篇幅最大比例（40.1%），「核四续停建损益」（8.2%）则取代前一期的「倒阁／罢免法律程序」成为此时期第四大框架。第四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71.4%，单一样本比例检定结果指出显著大于50%（z=14.56，p<.05）。因此，第四期媒介主要框架仍占重要比例。

最后一期自2001年2月1日起至2001年2月25日止，期间行政及立法两院几经协商，两院院长终于签署协议，行政院于2月14日宣布核四复工，反核团体则于2月24日举行废核大游行。此时期媒介框架与前期相较，较明显的变化是「公投立法」成为第三大框架，另外「政治力介入争议」也增加，「政院决策模式」则再度浮现。公投立法于之前各时期均占极少比例，但此时期因反核团体再度提出此一诉求，并发动游行，因此形成媒体报导焦点；后两个框架的增加则反映媒体讨论朝野进行府院协调及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之幅度增加。第五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56.2%，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指出显著大于50%（z=3.67，p<.05），第五期媒介主要框架也占重要比例。

上述分析显示，核四案媒介框架出现的频率主要依该案重要事件的转折而变化。但整体而言，核四案发展各时期媒介框架的变化并不大。在三报集结后观察的五个主要框架，于各时期的分布，除第一期占该期框架总数比例较低外，其它各期所占比例，经统计检测都显著大于原先假设之重要比例起点50%。这些主要框架跨时期持续在媒体以显著比例出现，已具有一定强度，符合发挥长期预示作用的要件。对部分受众而言，则可形成重复预示（repetitionpriming），继而成为习惯近用的认知框架；当他们进行核四政策相关评估时，也较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四、预测受众核四立场之变项

为检测媒介主要框架对近半数采用者是否具有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最后一部分的分析着重在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否对受众政策立场的影响。首先分析赞成及反对续建核四案的受访者在各个受众变项上的异同，以推估包括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内，可能预测受众核四立场的因素。这次调查有447位民众对核四表达立场，其中，268位赞成续建，179位反对，呈六四比。

检验的受众变项除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外，还包括性别、年龄、省籍、教育程度、收入、社会意识型态、政党取向、核四议题关切度、媒体使用型态，及讨论核四议题频率等变项。在进行交叉分析前，上述变项中，属连续变项者皆以平均值区分成高低二组，属名目变项者，则依属性分组。受众当中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者有227位，占总数47.4%，未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者有252位，占52.6%。结果显示，与核四立场有显著相关的受众变项包括省籍（χ2(1)=9.36，p<.01）、政党取向（χ2(1)=81.55，p<.001）、看核四新闻频率（χ2(1)=5.83，p<.05）、讨论核四案频率（χ2(1)=3.14，p<.05）及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χ2(1)=77.39，p<.001）。各次级团体中，非闽南籍、非民进党支持者、看较多核四案新闻、较常与人讨论核四案，以及采用媒体核四报导主要框架者，均较倾向赞成续建核四。

当使用此五个变项在logistic回归模式中预测受众核四政策立场时（见表三），省籍（B=-.706,p<.05）、政党取向（B=-2.111,p<.001）、看核四新闻频率（B=.124,p<.05）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B=2.055,p<.001）均可显著预测受众是否赞成续建核四。表三显示，闽南籍受众倾向不赞成续建核四，闽南籍受众赞成核四的机率，是其它族群背景者（包括大陆各省、客家及原住民）的0.49倍。

民进党支持者也较不倾向支持续建核四，民进党支持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只有非民进党支持者（包括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及表示中立者）的0.12倍。由于反核为民进党政策，支持民进党者预期倾向反对续建核四案。而省籍背景由于与政党取向又有显著关联性（χ2(12)=38.273，p<.001），闽南籍受众支持民进党的比例约三成，但已较其它个别政党多，因此，闽南籍受众较反对续建核四也符合预期。另外，受众在测量看核四新闻频率的量表上每增加一单位，其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也将乘以1.13倍。亦即，看愈多核四新闻报导者，愈易倾向支持续建核四。

至于本研究主要观察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与受众政策立场的关联性方面，结果则显示，采用核四案媒介报导主要框架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为不采用者的7.8倍左右。这指出，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可成为受众进行政策评估时的依据，因使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远大于不使用者。

省籍、政党取向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等变项均为虚拟变项，闽南籍、民进党支持者及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之编码为1。表三中另外须注意的是，预测核四案立场的重要变项中，包括政党取向及媒介框架采用的系数均超过2。根据Menard（1995），这表示预测变项间可能有相关性。因此，预测变项间与应变项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分析。由于过去实征研究曾指出，看愈多相关新闻可增加媒介预设判准效应（Pan&Kosicki,1997），而省籍及政党取向又属于较稳定的人口背景变项，因此，较可能的因果关系是，省籍、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频率影响受众媒介主要框架之采用，而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则可能扮演预测变项与受众核四立场间的中介变项。这部分的检验先由分析各自变项与媒介主要框架采用的相关性着手。

交叉分析结果指出，仅政党取向（χ2(1)=19.73，p<.001）及看核四新闻频率（χ2(1)=6.90，p<.01）与采用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有关。非民进党支持者与看较多核四案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与不采用者在其它自变项上则都无显著不同。因此，接续之分析只检验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是否分别于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以及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间，发挥中介效用。根据Baron与Kenny（1986），中介变项的作用旨在说明主要自变项影响应变项的机制，而一变项之具备中介效果，须透过三次回归模式分别检验是否符合下列条件：一、预测变项须对此中介变项有影响；二、预测变项须对应变项有影响；三、同时将预测变项及中介变项输入回归方程式，而此中介变项对应变项有影响；此外，第三次回归方程式中预测变项对应变项之影响须小于第二次回归方程式。

依此程序，作者进行一系列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前述两项关系间（即政党取向与核四案立场间，以及看核四新闻频率及核四案立场间）的中介效用。表四为三项检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是否在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产生中介效用的回归分析结果。表四的第一及第二项回归方程式指出，政党取向可预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及核四续建立场，民进党支持者较不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较不赞成续建核四。第三项预测核四续建立场的回归方程式中，欲检视之中介变项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可预测核四立场，而政党取向之回归系数虽低于第二项回归方程式中之系数，但因仍可预测核四立场，因此，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的中介效果并不明显。

政党取向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均为虚拟变项，民进党支持者及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之编码为1。表五检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是否于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间产生中介效用。表五的第一及第二项回归方程式指出，看核四新闻频率可预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以及核四续建立场，看较多核四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较有可能赞成续建核四。而第三项预测核四续建立场的回归方程式中，欲检视之中介变项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可预测核四立场，但看核四新闻频率则无法再预测核四立场，其系数也低于第二项回归方程式中之系数。

以上结果显示，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为核四新闻收看频率与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受众看愈多核四新闻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并因此愈易赞成续建核四。陆、讨论与结论以实际案例核四争议检验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提跨时期之构念启动与使用模式，并探讨媒介框架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为本研究之目的。针对此提出的研究问题旨在了解核四媒介框架对受众建构核四认知的影响，以及此认知层次的效应是否影响受众相关政策的评估。

本研究首先比较集体层次的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结果指出，在媒介框架方面，国内主流平面媒体报导核四案时使用的框架多元，前五大框架占总框架数62.3%，其余则分属其它15个不同框架，但个别比例都低于总框架数5%。核四案的媒介框架有反映议题特性者，也有一般性的新闻框架。比如，主要框架中的「宪政体制争议」、「倒阁／罢免法律程序」及「核四续停建损益」，较属于针对核四案而发展的特定框架，而「经济影响」及「政治力介入争议」框架则较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报导。核四案多元的媒介框架与议题本身不同的争议焦点应有关联。由于核四案是延宕多年、牵涉层面广及经济、环保、民生且具政治意涵的能源法案，因此媒体报导时可能因议题之多面向性质而呈现不同报导内涵。从实务操作面分析，议题本身若争议焦点清楚，即便有不同路线记者报导，切入角度也可能大同小异。

但一议题若牵涉不同层面且争议点多，而媒体又投入相当关注时，即可能有不同路线记者从不同角度报导，因而为其创造出多元框架的新闻环境，核四案即属此类。过去有关核四的框架研究也指出，路线本身可能是影响新闻内容的一项重要结构因素。比如，主跑台电路线的记者与主跑环保路线的记者，即因观点不同而对核能议题有不同诠释（臧国仁等，1997）。

因此，媒体对核四案所建构的多元新闻环境，与议题本身多元的争议性，及因而涉及的媒介组织路线分配之结构性因素应有关。另外，研究结果也发现，主流平面媒体报导核四的框架较偏向宏观层次问题，比如「宪政体制」与「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罢免／倒阁法律程序」问题，三者占总框架数近五成（47.6%）。这些框架虽各具不同内涵，但多少都涉及各政党间不同政治立场的冲突。换言之，这些框架可谓共同隐含另一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的框架──冲突性框架。这似乎指出，主流平面媒体新闻工作者仍无法跳脱传统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倾向认为冲突性强的事件较能吸引阅听大众、较值得报导。只是，媒体大量从政治角度看核四问题，相对挤压其它面向的讨论空间。比如，核四案专业性的考虑与对民生的影响等层面，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即较不凸显，有关核能安全及电力需求的框架均低于5%。

在受众框架方面，一般大众在建构对核四案的认知时，倾向从较微观的层面考虑，包括「核能安全问题」、「经济影响」、「国内电力需求」、「核废料处理」及「替代方案」等，均为民众可连系至一般民生及生命安全的课题。但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仍有部分与媒介主要框架重迭，如「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

可能因两者皆与经济层面的影响有关，对国家及产业的宏观层面或对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均可产生连带效应，所以同为媒体及受众重视。至于其它受众较强调的框架，则为媒体边缘化。这指出，核能虽是一专业议题，但当受众找出该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连结面向时，也能以不同于主流媒体呈现的图像特点，发展对该议题的认知。类似结果也见于Gamson（1992）的研究。Gamson观察焦点团体讨论不同公共议题时发现，议题本身的接近性（issueproximity）会影响框架作用。

对与自身较相关的议题，一般人倾向结合个人经验、常识及媒介论述来诠释议题，但对较无切身关系的议题，人们通常较依赖媒体提供的论述。以美国的核能议题而言，乍看虽与大众有段距离，但核能政策的任何异动却能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人们观察此连系性后即能结合个人经验诠释该议题。本研究中之核四案虽同属国家理应订定的能源政策，但同时也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案，加上国外核能事故的印象，民众很快能将核四与自身生活联结，因此在考虑核四案时，也就能从与切身生命安全、安定相关的角度考虑。不过，核四案的媒介框架对受众核四案的认知是否即无影响？并不尽然。除前述受众框架中，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仍有「经济影响」（20.1%）及「核四续停建损益」（7.4%）与媒介主要框架相同外，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的受众仍有近五成（47.4%）。

这指出，对此近半数的受众而言，媒介主要框架中有与其记忆网络既存构念相应者，这些构念被启动后为受众应用于建构对核四议题的认知。然而，媒介主要框架对另外半数受众则无此相应性，因此，他们以有别于媒介主要框架的方式认知核四。这说明媒介主要框架对受众议题认知的影响有其个殊性，一如Price与Tewksbury（1997）所言，外在讯息的所有重要特性并非皆为每一位受众所注意而使用，因为讯息的处理过程牵涉受众不同的自我选择，而受众不同的选择，则可能与其本身不同之特质相关。交叉分析即指出，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不采用者，在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频率方面，确有显著不同。非民进党支持者与看较多核四案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建构对核四的认知。也由于受众因本身特质而产生对外在刺激的自我选择性，因此在观察媒介框架是否具有另一层次之预设判准效应时，有必要将受众区分为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不采用两组，并以此为变项，观察其是否可预测受众的核四政策立场。

在检测媒介框架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前，本研究先就其要件，亦即核四案媒介框架是否具有跨时期的一致性分析。结果指出，核四案结束后所得集体层次之媒介主要框架（即前五大框架），虽随该案重要事件的发展，于各时期中的分布略有不同；但综合观之，除第一期外，其后各期之比例均显著大于50%。此五大框架在第二至第五期间均占重要比例，因而具有跨时期之一致性。另外，因受众调查在核四案告一段落即执行，受众评估核四的时点与媒介主要框架出现时点在时间上接近，故本研究中作为预示刺激物的媒介主要框架实具备一定强度与实时性，符合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的条件。本研究最后分析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其核四立场的关联性，以检测媒介框架的长期预设判准效应。

作者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理论所修订的模式推论，当受众知识仓储中对一议题之认知框架因媒介主要框架长期刺激而发展出习惯近用性时，若这些框架又与进行的评估有关，一旦受众进行该评估时，这些框架即可被启动而使用于评估过程。本研究中受众对核四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即可说是受众判断其具应用性后，知识仓储中相关框架被启动的显现。这一部分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亦指出，除省籍、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的频率外，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显著地影响受众核四政策立场。采用核四案媒介报导主要框架的受众，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明显大于不采用者。亦即，核四案中，当足可发挥长期预示作用的媒介主要框架进一步被受众应用于相关评估（在此为核四应否续建的政策）时，媒介主要框架也就产生了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进一步检测采用媒介主要框架是否为受众其它特性及其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表四及表五指出，媒介框架的采用对看核四新闻与核四立场间的因果关系具中介效果；但对政党取向及核四立场间则不具中介效果。

这指出，受众看核四相关新闻可透过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间接影响其赞成续建核四，但受众的政党取向对其核四立场的影响毋须透过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受众的政党取向可直接影响其是否赞成续建核四。至于何以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倾向赞成续建核四，与框架所隐含的方向指涉有关。以核四案而言，三大报长期呈现的主要框架以从政治面考虑者居多，包括宪政体制、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罢免法律程序等政治性框架，都较易指向反对停建方向。其它两个经济性框架，包括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也易有相同指向。稍早分析也发现，媒介框架与媒体报导呈现的立场有显著关联，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主要框架与报导呈现的核四立场有关（χ2(2)=96.73，p<.001），采用主要框架报导者较倾向赞成核四。

这说明主流平面媒体替核四案所建构的「真实」，较强调停建核四对政经方面的负面影响。在此新闻环境下，虽有受众仍能以民生相关框架考虑核四，但以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案的受众即容易倾向反对停建核四。相较于国外许多研究发现，主流媒体经常是正当化政府立场的重要机构（Herman&Chomsky,1988;Iyengar&Simon,1993;Reese&Buckalew,1995），以国内核四案观之，主流平面媒体则是替民进党政府停建核四政策「去正当化」（delegitimizing）的重要机构。

综合上述，本文理论价值可分三点：

一、延展媒介预设判准效应的适用范畴。过去相关研究多以政治人物的表现为检测媒介议题影响受众评估依据的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亦可应用于受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此外，过去相关研究多以比较不同议题之评估与政治人物整体表现的相关性，检测是否经媒体大量报导的议题所占之评估比重较高。本研究指出，媒体针对一议题不同的框架方式，也能影响受众相关评估的依据；媒介使用比例较高的框架，为受众采用后，对受众相关评估也能产生预设判准效应。

二、说明媒介框架对个人层次的影响机制。过去框架研究较少分析媒介框架以何机制影响受众的政策立场，及受众认知框架在此过程的角色。本研究一则呼应过去相关推论，认为框架因牵涉如何呈现议题之过程而隐含方向，可影响受众立场（Dawes,1998;Pan&Kosicki,2001）。再则指出，针对一公共议题，阅听人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在相关新闻收看频率与个人政策立场间具有中介作用。以核四案为例，政党取向虽可直接影响受众的核四立场，但他们若看愈多核四新闻，将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并因此愈倾向赞成续建核四。因此，本研究基本上支持传统的媒体使用愈多效果愈大模式（increased-exposure-and-increased-effectmodel），只是此效果是透过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认知，再进一步显现于受众政策立场的选择。

三、协助整合媒介效果研究。Price与Tewksbury（1997）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有助于统合媒介效果研究中，包括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框架作用甚至涵化等重要概念，但应用该模式的实征研究仍有限。本研究以实例寻求与此模式对应的概念，并提供其实征基础，应有助于了解此重要模式的运作过程。另外，本研究也提出，原模式代表应用性的框架作用，与代表近用性的预设判准效应，在长期作用后，媒介主要框架也能产生长期预设判准效应。

据此，本研究补充原模式中框架的角色，整合其与预设判准效应的关联，说明框架在应用性外，也可具备近用性作用。就现实层面的意涵而言，本研究结果指出，媒体是影响民意的重要机构，媒体框架一议题的型式，经长期积累，可影响民众对该议题的认知，并进而影响其政策立场。而政府的政策若无民意奥援，则易因欠缺正当性而难以推动。以核四案而言，民进党政府的反核四政策，不仅为在野党杯葛，也因媒体的报导而无法获得多数民意支持。

本研究结果即显示，以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者，支持续建之比例（81.5%）远大于反对者（18.5%），未以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者，则反对者较多（59.3%）。另外，核四案媒体的报导似也未能符合民众需求。从另外半数受众对媒体报导进行自我选择的情况看，媒体对许多受众关切的核能安全及电力需求等问题都未充分讨论。一方面这虽与民进党政府未作周延准备与民沟通，及各政党于政治角力有关，一方面也是媒体囿于新闻操作的窠臼，侧重政治冲突面的报导，才未能就此重要政策各种可能发展对社会民生的影响逐一厘清。而民众在未被充分告知这些讯息情况下，不管是透过民调或公投，所表达的意见与较全面而理性思辨后的结果必然有段距离，这对公共政策形成的质量无可避免有负面影响。

欲提升新闻媒体作为民主社会公共论述平台的质量，新闻教育与实务工作者应共同深思传统新闻价值判断及新闻处理的适切性。而近年来兴起以公民关切层面为依，旨在引导公民参与公共讨论，以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公民新闻理念（publicorcivicjournalism）（Rosen,2000），则似指出一可行方向。

本研究未竟之处为，作者虽筛选出同样以主流平面媒体为主要新闻讯息来源的受众，以分析媒介框架与受众议题认知图像及立场的关联性，但此为受限于资源而实行的策略。若有足够资源，在分析一议题的新闻环境时，应了解受众吸收讯息型态纳入其它电子、平面或网络媒体，以观察阅听人所处多元而复杂的新闻环境中，议题面貌与其认知的互动。另外，有关受众框架与媒介框架集体层次上型态之不同，未来相关研究除应再探索受众主动诠释文本的过程外，也应注意测量的问题，因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与问卷开放式问题的型式有关。由于此题设计目的是，在不引导受访者情况下，请对方就核四案表达看法。因此，受访者并未被要求针对核四任何次事件进行表述，可能因而使受访者倾向从自身需求与关切层面考虑核四。未来比较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时，若分析案例涵盖不同次事件，可考虑选取单一次事件，在指涉范畴一致的情况下，比较媒体与受访者对该次事件真实的建构，应更能掌握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对应关系。最后，受限于研究资源，本研究仅在核四案结束后，进行一次受众调查，因此，无法观察核四发展各时期，受众的核四认知及其核四政策立场是否有变化，也无法检测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未来相关研究若能透过小样本多次调查法配合议题发展，搜集跨时期受众框架资料，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长期动态关系，以及此关系与受众相关评估的关联。

参考书目：

中华民国新闻局（2002）。英文版网站。TheRepublicofChinaYearbook-Taiwan2002.

臧国仁（1999）。《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

预设范文篇8

中文电视商业广告语和预设

1广告语言的特点

广告就是广而告之，通过一定形式的媒体，向受众传递某种信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一则广告能否吸引广告受众的注意是广告成败的关键。广告的语言朗朗上口，简洁精练，易于理解，便于记忆，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唤起读者兴趣。只有对广告有了充分的理解后才能引发广告受众的注意和兴趣，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去购买广告所宣传的产品，从而达到广告的促销宣传目的。

2中文电视商业广告中预设的特点分析

广告中的预设属于语用范畴，笔者主要从语用预设的角度对广告语进行了分析。

中文电视商业广告中预设的单向性①“常备三精双黄连，流感季节别感冒。”（三精双黄连广告）在这则广告中，广告商和广告受众并没有交流信息的机会，只是广告商说三精双黄连口服液可以很好地预防和治疗感冒，而消费者只能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这种由广告商单方面做出的预设。

中文电视商业广告中预设的主观性广告的预设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性特点和断言性质的语境假设，给人以事实的感觉。②“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脑白金广告）③“杀菌治脚气，请用达克宁。”（达克宁广告）脑白金广告的预设是“脑白金是最有价值的，其他礼品都不如脑白金”；或“如果送礼，脑白金最合适，最讨对方的喜欢”。达克宁广告的预设是“治疗脚气，达克宁疗效最好”。从以上两则经典广告语中消费者虽然对这两种产品的销售情况无从考证，但是这种主观性的陈述方式给人以事实的感觉，很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和兴趣，暗示消费者要买相关商品，就要先考虑他们的。

中文电视商业广告语言中预设的隐蔽性这里预设的隐蔽性主要是广告商将预设隐含在广告的话语之中，通过广告的特殊语言表达方式或语境对广告受众加以暗示，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诱导性”（赵立无，2009:96）。④“海飞丝，干净肩膀，永远拥有。”（海飞丝广告）这则广告的预设为“用海飞丝洗发，不会出现头屑，使你肩膀永远干净”，广告的字面意思向广告受众做出了承诺，暗示消费者使用该产品可以摆脱以前的头屑烦恼，给消费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样该广告在说明海飞丝去屑能力出众的同时，也唤起了消费者对该产品的兴趣，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

结语

预设范文篇9

预设指的是师生课堂教学活动按照课前的设计和安排展开，体现了教学的计划性与封闭性。通俗来讲，就指教师的备课。它是课堂教学的蓝图，是落实教育理念的方案。要让英语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就必须做好教学的预设。这就要求教学预设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主动发展的需要，为生命潜能的开发、学生个性的发展、课堂的动态生成提供条件。

（一）教学目标的预设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预期结果，即教学应达到的程度，它可以克服教学上的盲目性，是顺利进行教育活动的基本保证和首要环节。教师应本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和精神，精心设计每一课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对学生发展具有多元价值的过程性目标；在英语课堂教学的实际进程中，充分给学生创设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机会，实际上它也是教师捕捉和接纳学生的经验与创造、把握教学过程的生成性目标、促进或实现课堂价值动态生成的良机。一堂课的教学目标不应该是凝固的、僵化的和不变的，课堂会发生什么事件是不可预设的，如果不容纳课堂即时生成的目标，不把握课堂教学的动态生成，就不可能有学生充分的发展。这种信念必须在新世纪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中确立起来。如在备七年级Goforit!教材Goingshopping词汇部分教学时，课文提及众多商店如clothesshop,electricalshop,bookshop,toyshop等。在不同的商店，我们可以购买到不同的商品。尽管书中未曾提及这些单词，但预设到学生的好奇心及求知欲，肯定会对图片中商品对应的英文感兴趣。因此，我在备课的时候详细地备了每种商店出现的商品英文，课上衍生。

（二）教学过程的预设

课堂标准和教材本身就是一种预设，目标、任务的确定，内容、价值的确立以及方式和方法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预先进行设计。教学设计是教学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教学的基本环节。因此，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和需要预设，而是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认识和处理预设和生成的关系以及如何预设与生成的问题。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时既要遵循课程和学科发展要求，又要尊重学生的身心和认识发展规律，关注学生的个性特点；教师在与学生一起展开课堂教学过程时，要参照教学方案组织教学，同时要及时了解和把握学生的活动情况与生活情形，关注学生在课堂中的生命状态；教师在组织教学时既要适度考虑教学方案，也要关注学生在课堂中的发展需求，注重与学生一起互动，重视在互动中与学生一起生成新的教学过程以及新的课程资源和教学资源；教师既要关注教学方案，也要根据互动变化的新情况，及时调整原有的方案组织教学，开发和利用互动中形成的新资源，并把这些新资源转化为学生的新知识和新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必须用系统观、辩证观和建立在复杂科学基础上的新的哲学观来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总之，强调预设的作用不等于把课堂教学变成教学方案的执行过程，而是承认预设价值的同时，应有动态生成的意识和实践；而在重视生成的作用的时候，也要适当进行预设。预设是生成的基础和静态表现，生成则是预设的延续和动态升华，两者有机联系，并存互补，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预设与生成都只是手段，两者都应服从和服务于促进学生发展这个教学的原目的。

二、英语课堂教学的生成

生成是一个对应的概念，师生教学活动离开或者超越了原有的思路或教案，体现教学的动态性和开放性。教学不是完全根据教师的事先预设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更加需要充分发挥师生双方的积极性，随着教学活动的展开，教师、学生的思想和教学文本不断碰撞，创造火花不断迸发，新的学习需求、方向不断产生，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兴趣盎然，认识和体验不断加深，这就是生成的课堂教学。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获得了多方面的满足和发展，教师的劳动也闪耀着创造的光辉，师生都能感觉到生命活力的涌动。这种生成的英语课堂教学，是英语教学的理想境界。因此，英语课堂要根据学生多角度、多层次的需要，促进课堂教学的动态生成。

（一）倡导动态生成的英语课堂

课堂学习是学生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学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课堂教学是他们生命历程的组成部分，理应充满勃发的生命活力。学生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带着自己的经验、知识、思考、灵感、兴致参与课堂教学，并成为课堂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使课堂教学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如果只是按照预先设定的过程教学，课堂好像一部经过编排、有着固定剧情的戏剧，教学活动失去了生命活动所应有的复杂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学生所能感受的只是知识的结论，对教学过程和内容却失去了应有的好奇心，学生厌学和教师厌教的情况自然就会产生。

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要求教学具有生成性。跟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和形势相比，教材和教学设计往往有滞后性。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而人的思想、行动必须跟着变化。当课堂充分开放，充分接纳学生对时展的不同认识时，课堂教学便具有了极大的生成空间。

倡导生成的课堂教学，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课堂教学效率问题。现代社会讲究效率，它的积极、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效率最终要为人的需要、进步和发展服务，离开了人的需求和发展这个根本目的，片面的效率和速度极有可能异化为摧残人性、扼杀生命的工具。英语课堂教学同样需要讲究效率，但这种效率应当是体现英语教学目标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花最少的时间教最多的内容”。那种置学生的需求、困惑和情绪于不顾的效率，不是真正的效率；那种只有少数好学生达成了目标，而多数学生只是当了一回“观众”的课，更不是真正的效率。

在一些生成的课堂教学中，由于学生的积极性很高，课堂教学的过程展开得很充分，出现了“节外生枝”的现象，以至课堂教学预定的任务不能完成，预定的教学目标也没有实现。怎么看待这种现象？首先，在这样的课堂里，没有达成的往往是预期的认知目标，而过程、方法、情感态度目标已经有所超越，所以这样的课应该得到肯定；其次，课堂教学目标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如果这一节课教学任务的完成与否并不影响学生的整体发展，未达成的认知目标完全可以在后续的课中继续达成，而不必死扣在这一节课内；最后，教学目标本身也不是预设了就不能变更，应该随着学生的课堂里学习状况而及时调整。当然，一个具有厚实底蕴和丰富经验的教师，会在生成的课堂中运用实践智慧，较好地调整教学目标和过程，从而完成教学任务。所以，说到底，课堂教学的生成最终取决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程度。

（二）把握课堂教学动态生成的点

1.在尝试和探究的活动中“生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我们要把自主、合作、探究和有意义的接受性学习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中根据需要组织探究性学习，对于英语教学目标有着明显的作用。在探究性学习中，由于结论不是现成的，学生会有多种思路、多种方法，往往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在教学AnEnglishfriend时，在教学完词组speakloudly,sitquietly,runfast,jumphigh,walkcarefully,dancebeautifully后，学生很容易混淆，这时教师可帮助学生概括动词后面要跟副词而不是形容词来修饰。

在尝试和探究活动中，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并存，我们不要怕学生在尝试中出错。胡适在《尝试集》中写道：“‘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胡适强调只有尝试才能走向成功，对我们的教学具有积极意义。学生在尝试和探究中出现的错误，是极有价值的教育资源。有经验的教师善于抓住这些错误，引导学生分析原因，改变思路，重新探究，最后走向成功，这种教育的效果远远胜于直接告诉学生一个正确的结论。

2.在对话中“生成”。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关于文本的对话应当是平等、互动的过程。在课堂“对话”中，教师要真心实意地倾听每一个学生的发言，发现他们思想和语言的闪光点。如在教学Hobbies时，教师可以通过谈话的形式引导学生用学过的词组drawpictures,listentomusic,playbasketball,playtheguitar等表达出自己真正的业余爱好。如果自己的爱好不会用英文表达，可以用中文来说，恰巧有一个学生说到拍照，顺便引出要教的词组takephotos。

3.在适度拓展中“生成”。英语课程应当是开放的和充满活力的，这就要求教师拓宽英语学习和运用的领域，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不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如在教学七年级（下）Goforit!Unit1Whereareyoufrom?说到国家的名称时，有些学生在下面按捺不住，用中文说：I’mfrom韩国/朝鲜，我顺势就把这些单词教给学生，并且把这些国家的国旗的意义也介绍给学生听，学生们都听得很认真，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并且课后要求学生收集感兴趣的国家名称和国旗意义。

过去我们往往把这样的随机拓展看成是不“紧扣教材”而加以否定，而在新课程的理念下应当得到肯定。因为在自主学习中，“旁枝逸出”是完全正常的。现在，我们认识到了英语学习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陆游在《示子遹》中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适度的随机拓展，体现了英语教学的丰富性。当然，拓展不能离题太远，要避免那种过度发挥。

4.在创造中“生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课堂教学如果能给学生提供创造的机会，无疑是很好的“生长点”。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儿童具有创造的天性，假如老师为学生搭建一个舞台，他们的创造潜能可以极大地得到发挥。课堂教学中大量的事实表明，教师往往对学生的创造潜能估计过低。而教师的种种不放心和不放手，最终将导致学生思想翅膀的退化而永远不能高飞，那将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各种版本的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都相当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不少课文给学生留下了创造的空间。英语教材基本上每一单元的内容都可以拓展，可让学生在课后收集相关的词汇。如Unit8Attheweekends，可以在Hobbies这一单元上加以延伸和扩展：Attheweekends,Ioften…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这样，既复习了前面的知识，又巩固了后面的句型。

课堂上生成的资源因素具有方向的不确定性，不同的方向，教育价值的大小不同，有的还可能产生负面教育效应。所以，教师在课堂生成中要注意把握好方向，适时地作出反应和调整。既要让学生充分感受心灵的自由，又要潜移默化地渗透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既要大胆猜测，放飞想像，又要尊重事实，讲究科学；既要有教师的宽容和学生的自主，又要有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自律。这样才能实现课堂教学无序和有序的统一。

三、预设与生成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精心的预设是完美的生成的前提

要想预设得好，必须认真备课。即备课要精、资料要精、练习要精、作业要精。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完美的生成，才可能有高效的课堂。

在备课时，我经常预设短、频、快的课堂节奏，所提问题讲究精炼，突出重点；解释的语言点讲究平实易懂；让学生编造的对话尽量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让他们有话可讲，有材料可用。我精心的课前准备使课堂有时突破了教材的局限性，快节奏的课堂有效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预设的作用在我的课堂显而易见。但有时我也觉得：课堂预设定位不能太难，语言点挖得不应太深，否则，那样的“预设”往往会成为“生成”的拦路虎。

（二）教材内容的适当整合会产生更好的预设

教师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就是寻找教学内容与学生学习、情感体验的最佳结合。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要注意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科学地处理好教材与课外材料的关系，做到“依靠教材又不依赖教材，超越教材又不脱离教材”，从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如在上阅读课文Aluckyescape时，我利用“5?12地震”的有关图片作为导入，这些图片的内容是触目惊心的，能让学生产生心灵的震撼。地震中死亡的自然是unlucky，而能escape的自然是lucky账，学生复习单词水到渠成。学完这篇文章，我又预设了这样的问题：Ifarobberfollowsyouonyourwayhomeatnight,whatwillyoudo？让学生尽可能生成各种答案。学生的答案超越了教材却又不脱离教材，这使得我的教学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把书本上的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三）教学设计要以突出学生的学习过程为重点

教学设计的关键是要开拓学生思路和体现学生的个性。传统课堂教学的通病是缺少对学生的关注，缺乏学生个性的张扬。而新课程教学倡导学生主动、合作、探究地学习，进行创造性思考，课堂气氛追求的是学生“动”起来；教师由管理者向指导者转变，重视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对自己的教学行为经常加以反思、研究与改进，学会判断自己教学行为的合理性、有效性，逐步养成自我反思教学行为的能力。

如Aluckyescape这篇文章，通常情况下老师可能会提一些文章中的问题，解释一些词组难句，完成课后练习题。然而我在课堂中提出了这样的思考题：Whydowecallitaluckyescape?让学生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整合了整个故事的内容，但书上又没有完整的现成的答案，必须对整个故事进行归纳总结，才能知道答案。对于这样的讨论题，它所包含的逻辑思维和推理判断能紧紧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学生有话可说，能较好地反应出讨论效果。考虑到有些小组找不到全部答案，在他们讨论了几分钟后，我在一旁又预设了几幅图片帮助他们，最后学生会欣喜地得到答案。

（四）在“预设”中给“生成”留足空间

在教学中，预设是必要的，但同时是有弹性的，有留白的。因为教学过程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这是由学生的原有经验、知识结构、个性等多方面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决定的。因此，教师要充分考虑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从而使整个预设留有更大的包容度和自由度，给生成留足空间。

如在七年级Goforit!Unit2Whereisthepostoffice?中的Canyoutakeanotherroute?这一环节，目的是让学生更熟练地掌握指路的各种表达，但又不能用书上Paul和Justin的道路。那么在预设时我在地图上准备好了所有道路的名称，学生可以选择多种道路到达目的地。

（五）培养良好的教学素养

新课程所提倡的教学设计不只是关注知识的传授，更应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情感体验的过程；不应“以教论学”，而应“以学论教”；不应是模式化和程式化的，而应是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不应是僵化和静态的，而应是动态和生成性的；不应是学生为教学设计服务，而应是教学设计为学生的学习服务。只有养成这些良好的教学素养，才能在课堂上做到有效的预设和学生完美的生成。

（六）灵活的课堂应变能力才能处理学生的各种“生成”

处理课堂生成时胸有成竹，能够恰到好处地处理课堂学生的突发思维，这不仅要求开课教师要有扎实的学科素质，更要求有丰富的课堂实战经验，对学生每一个微小的反应都作出相恰如其分的反馈，这对学生是莫大的鼓舞，而对教师而言更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1.在课堂上出现冷场、学生答非所问或一问三不知的情况。这时教师应冷静分析提问的难度、提问的方式、学生的情绪，不要粗暴批评或讽刺挖苦，随之，可以委婉地指出或加以引导，激励学生振奋学志，努力学习。

预设范文篇10

“预设”（presupposition）确实是个极为重要、但是国内一般学术界、尤其哲学界迄今罕有研究的课题。即便是在国外，较多的研究也都是在逻辑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领域进行的，而且即使在语言学界，它也越来越少有受到特别关注了，“在更晚近的态度中，人们已更少地表现出关于对这些现象的逻辑分析的技术性讨论类型的兴趣。”[1]这是因为人们感到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预设概念从逻辑学向语言学的转移……已带来了诸多争论”，“该术语还不是清楚明白的，一方面是因为从逻辑概念向自然语言的转移并不是由一套转换演算规则支配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便在最好情况下，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在自然语言分析中的角色也还是不清楚的。”[2]

本文无意总结过去那些探索，所以这里并不打算详细介绍关于预设的语言研究结果；而是意在扩展预设问题的视域，尤其揭示它对一般哲学以及科学的重大意义。

1．语言预设

当我们说出一句话时，这句话往往隐含有某种前提条件，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客观存在已被我们预先假定了；这种自明的前提没有说出，而且无须说出，却已经为谈话双方所知晓并且承认。这就是预设。例如甲告诉乙：“张三不来了。”这句话预先设定了甲乙双方都知道并且认可的若干事实：张三实有其人；张三原计划是要来的；等等。否则，甲不会这样说；即使说了，乙也会感到莫名其妙。可见，预设是“在交际过程中双方共同接受的事实或命题”[3]。

最早讨论预设问题的是现代分析哲学先驱弗雷格（GottlobFrege）。他在其划时代的论文《论涵义与指称》[4]里涉及了预设问题。一个“指号”（表达式、语词或命题）涉及三个方面：作为所指的实际存在对象的“指称”（reference），具有客观意义的“涵义”（sense）或者“意义”（meaning），纯粹个人主观的“意象”（image）。撇开纯粹个人的意象问题不谈，两个不同的指号可以拥有同一指称，例如“暮星”和“晨星”都指称（referto）金星，但是它们的涵义不同。关于这三个方面，弗雷格有个比喻：“有一个人用望远镜观察月亮，我们把月亮本身比作所指的对象（指称）……把望远镜内物镜上的影像比作涵义，而把视网膜上的影像比作表象（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象）。望远镜内物镜上的影像确实是片面的，它取决于观察的地点和角度；但它毕竟是客观的。……但是，其中每一个人都将仅仅拥有自己的视网膜上的影像。”

这就涉及预设问题了：我们可能会遭到“异议，那就是：‘你已经毫不迟疑地谈论作为对象的月亮，但是，你怎么知道“月亮”这个名称实际上有一个指称呢？你又是怎么知道无论什么名称都有指称呢？’”确实，一个指号必有其涵义或意义，但是可以没有指称，例如“三角形的圆”。弗雷格的回答是：“当我们说到‘月亮’时，我们的意图并不是谈论月亮的意象，我们也不会满足于它的涵义，相反，在这里，我们预先假定了指称的存在。”[5]例如我们说“月亮比地球小”时，我们已经预设了月亮（以及地球）的存在。因为“我们总是试图在谈话与思考中证明我们关于指号的指称的有关陈述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增加附带条件：假设存在着这样一个指称。”换句话说，“预先假设”指称对象的实际存在，这一点乃是谈话和思考的一个前提条件。“无论断言的是什么，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是：被使用的专名，简单的或复合的，具有指称。所以，如果我们断言‘开普勒悲惨地死去’，那么就预先假定了名称‘开普勒’指示某人。”

弗雷格还提到，关于指称对象的存在预设与语句的真假无关。比如上例，“名称‘开普勒’指示某人这个前提既是‘开普勒悲惨地死去’这个断言的前提，也是其否定的前提。”又如“当奥底修斯熟睡的时候，他的船在伊沙卡搁浅了”这个语句，“任何认定这个句子为真或为假的人，都会同意专名‘奥底修斯’不仅有涵义而且有指称。因为，很明显，语句中的谓词所表示的属性或者属于或者不属于这个专名的指称。一个不承认指称的人是不会考虑是否把有关属性归属于指称这种问题的。”下文将会表明，这一点对于识别预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弗雷格对预设的研究毕竟不是专门的，因而不够精细。后来罗素（B.Russell）、斯特劳森（P.F.Strawson）以及其他许多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

德国当代学者布斯曼（H.Bussmann）《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对预设的定义是：“（预设是）关于表达或话语的含意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含蓄而不言明的）设定。”[6]这就是说，预设是这样一种设定（suppositionorassumption），它没有被说出，但对于谈话双方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现今语言学界对预设有一种常见定义，是通过与“蕴涵”相区别而给出的（其中A、B表示命题）[7]：

A蕴涵B，当且仅当：A真B必真，A假B可真可假，B假A必假。

A预设B，当且仅当：A真B必真，A假B亦真，B假A可真可假。

这个定义其实基本上是根据斯特劳森关于“前提”（“预设”的另外一种容易导致混淆的称谓）的研究成果。显然，蕴涵（entailment）是一个语句（sentence）的逻辑后果（consequence），而预设则是一个话语（utterance）的前提条件（condition）。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条件，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布斯曼则直接利用“蕴涵”概念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8]：

s1预设了s2，当且仅当：s1蕴涵了s2，并且非s1也蕴涵了s2。

其实弗雷格也曾经称预设为一种“特殊的蕴涵”。我们可以使这个定义更加形式化：

（s1→s2）∧（?s1→s2）

如此说来，预设似乎确为一种特殊的蕴涵关系。布斯曼举了罗素给出的一个著名例子：“当今法国国王是个秃子”（s1）蕴涵了“法国现有一个国王”（s2），前者的矛盾命题“当今法国国王不是秃子”（?s1）同样蕴涵了“法国现有一个国王”（s2），因此，（s1）预设了（s2）。结论就是，预设确实具有这样一个根本特征：“即使在否定命题下，预设仍保持为一个常值。”[9]

至于话语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预设现象，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对于本文的意图来说，我们只须用否定一个命题的方法去检验它是否存在着预设，就足够了。

有一种很常见的极为重要的预设现象，就是“信念”（Belief）。通常“信念”这个词有两个使用维度：一是指向理想的，例如人们常说的“共产主义信念”；一是指向现实的，人们在讨论预设问题时的用法就是后者。所谓信念，是指的那种我们未必能够证明、但是深信不疑的关于事物实际存在的预设。

预设不一定是信念，但信念一定是预设。预设不一定是信念，因为所谓预设只是一种假定（assumptionorsupposition），有的假定是无意识的，另有的假定则是有意识的。例如有的科学家选定某几条命题作为他的整个体系的逻辑演绎前提，但他未必相信它们是绝对必然的真理，他心里清楚它们只是所谓“假说”（hypotheses）。而信念一定是预设，它是作为后来言行的观念前提出现的，它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相信某些观念、理所当然地确信它的指称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正经八百地谈论它们，正如一个中国成语所说的：“煞有介事”——仿佛实有其事。我们把它们作为自己言行的根据，甚至由此而形成新的信念，正如弗雷格所说：“由于一种确信或信念可以成为一种观点的根据，它也能成为另外一种确信的根据。”[10]

稍加反思不难看出，这种预设信念乃是我们的日常言行、乃至宗教、科学、哲学的观念基础。其中有的预设信念是可以证明的，但是还有一些预设信念则是无法证明的。我们发现，对于人的行为来说，越是带有根本性的预设信念，越是无法给予证明。[11]下文所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无法证明的预设信念。

2．科学预设

对于科学来说，预设就是那种作为科学活动的不证自明的前提的观念。科学以这些观念为基础，但是科学自己并不探究这些观念本身。对这些观念本身的探讨，是哲学认识论或者知识论、尤其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任务。我们知道，康德（I.Kant）的哲学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这里引用康德的一段话或许是恰当的：“当人们看到一门科学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得到长足发展而惊叹不已时，有人竟想到要提出象这样的一门科学究竟是不是可能的以及是怎样可能的这样问题，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12]科学采取的预设就是科学之塔的地基，我们这里要察看一下它的情况如何。

科学预设[13]的一种明显的例证，就是“公理”（axioms）。所谓公理，就是作为一个演绎体系的一门具体科学的基本原理。假定我们已经取得了关于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的众多定理或者定律（laws），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换句话说，它们尚未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或许它们之间还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时，我们从这些定理中挑出少许几条，作为我们对全部定理进行系统的逻辑整理的演绎前提，它们就成为了公理。这就是所谓“公理化方法”。其余所有的定理都必须从它们出发而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但它们本身则是置身事外的：无须论证，我们就已经承认了它们的真理性。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公理化系统，就是欧几里德几何。这种公理，数学上称之为“公设”（postulate，前设，假定）。

公理当然只是所谓“理论科学”的预设。但是所谓“经验科学”、或者“实验科学”也同样依赖于预设，只不过它们的预设跟理论科学的预设有所不同。经验科学之所以需要预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纯粹的归纳，任何归纳都有演绎的成分，这是现今人们公认的结论；另外一方面，即便纯粹只从经验开始，我们下文将要讨论，作为“原初所与”（primordialgiven）的感知本身被视为一种客观的实在，这也是一种预设信念。

不仅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的预设是不同的，不同学科之间的预设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何种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预设。科学领域存在着两类预设：一是局部科学的预设，一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预设。科学的局部预设，是指的某一门具体科学的预设。上文所说的公理，就是在对某一门具体科学的材料进行“公理化方法”处理的时候所使用的预设。

而科学的整体预设，是全部科学共同承认的预设信念。没有这些基本的预设信念，也就没有了科学研究。一切科学都建立在关于客观世界的三个基本的预设信念的基础之上，它们是：实在性预设、规律性预设、可知性预设。

（1）实在性预设信念（presupposedbeliefofreality）

一切科学活动的首要的观念基础，就是关于其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的预设信念。它是一种预设，因为科学家必须承认它作为科学研究活动的前提，却并不追究它，也无从追究它，它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是一种信念，因为科学家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科学的观念基础就是关于实在的预设。这种关于“实在”的预设当然不是科学——不论经验科学还是理论科学──所能提供的；而它倒是一切科学的前提，或者说，是一切科学由以出发的观念基础。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总是、或者应该被处理为一个逻辑的系统（包括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也就是说，它总是以某种一般的“原理”来作为它的逻辑前提，这种前提便是所谓“不证自明”的、而且对于该门科学来说也是不可证明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它的一种信念。一门具体的科学依赖于这种信念，所有科学的总体同样依赖于这种信念。例如现今物理学所提出的“超弦”概念，虽然可作所谓10维、12维空间的数学处理，但“超弦”观念本身的产生和提出，则是哲学领悟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也同样不可证实，却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物理学家的信念。

（2）规律性预设信念（presupposedbeliefofregularity）

科学家不仅深信他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实在的，而且深信它是有规律可寻的；他研究它的目的，正是要找出这种规律性。但是，事物的规律性的客观实在性同样也是一个预设信念，即是科学家所必须接受、深信不疑、但却无法、而且无须证明的一个观念。

例如作为一种典型的规律性的所谓“因果性”，休谟关于作为科学基本信念的因果律的客观必然性的诘难，是人类思维史的一次革命。他说：“第一，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每一个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原因这件事是必然的呢？第二，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一些特定的原因必然要有那样一些特定结果呢？我们的因果互推的那种推论的本性如何，我们对这种推论所怀的信念的本性又如何？”[14]确实，科学以因果律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却从不问、更不可能“证明”这种前提本身的性质如何；其实，这实在是一种预设信念而已。休谟指出：“我们如果不能指出，没有某种产生原则，任何东西决不能开始存在，那么我们同时也永远不能证明，每一个新的存在或存在的每一个新的变异都必然有一个原因；前一个命题如果不能证明，那么我们就没有希望能够证明后一个命题。但是前一个命题是绝对不能用理论来证明的。”[15]此所谓“绝对不能用理论来证明”，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6]应该说，这是一个为后来的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发展所承认了的结论。

（3）可知性预设信念（presupposedbeliefofknowability）

科学家不仅相信其研究对象是客观实在的、有规律可寻的，而且相信它们也是可以为我们所认识的。这就是可知性信念。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科学家一边在努力寻找其研究对象的规律，一边却在怀疑它是否可能为我们所认识。即使当代科学中关于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的莫衷一是，仍然没有动摇科学家们所持有的可知性信念。

关于以上三个预设信念，爱因斯坦说过：“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毫无疑问，任何科学工作，除完全不需要理性干预的工作以外，都是从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这种坚定的信念出发的。”[17]这就是一个伟大科学家在科学的预设信念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3．哲学预设

然而科学的上述三大预设，对于哲学来说则未必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它们未必会被哲学家采纳为自己的预设。例如外在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对于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哲学家来说就是值得怀疑的。休谟（DavidHume）和贝克莱（GeorgeBerkeley）都怀疑外在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这是众所周知的。甚至恩格斯也说过：“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8]所谓“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也就是在我们的认识、实践的范围之外，这样的客观存在只是一种悬而未决的东西。但是恩格斯、唯物主义者“相信”它是存在的，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没有进过疯人院或向唯心主义哲学家领教过的正常人的‘朴素实在论’，都承认物质、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朴素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19]这里尤须注意，这种关于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观念乃是一种“信念”，我们不过是“深信”、“承认”它而已。换句话说，这是唯物主义者的一种预设信念，它是不可知论者所不承认的。规律性预设也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拒绝采纳的，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休谟拒绝采纳作为客观规律的“因果性”预设。归根到底，彻底的经验主义者总是不可知论者，他们拒绝可知性预设，而认为感知之外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都是不可知的。

于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某些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拒绝上述三大预设，拒绝实在、规律性及其可知性，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他们所拒绝的预设只是“外在的”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一切事物的客观存在。作为彻底经验主义者的科学家至少承认一种东西的绝对客观实在性，那就是感知经验。在他们看来，科学的对象并不是外在的对象，而是内在的感知经验。其实，这是一种富有哲学意味的预设信念。在这方面，马赫（ErnstMach）就是他们的哲学代表，在他看来，“事物是（经验）要素的复合体”，即把经验视为科学的对象；但是他也承认经验本身、亦即科学的对象乃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他的科学的、也是哲学的信念。

哲学是从问题开始的，然而问题本身已经包含着预设。“一切‘对……’的发问都以某种方式是‘就……’的发问。”[20]“就”某物发问，即预设了某物的存在。最古的一个例子，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的问题是：万物的本原是什么？这里其实已经预设了：万物是有一个本原的。泰勒斯相信：万物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则相信它的否定命题：万物的本原不是水。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一节对于“预设”的界定，他们两者都预设了万物的本原的存在。这是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的预设信念：“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形态），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21]这个观念本身在今天看来就未必能够成立。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提出“存在问题”。他有一段论述颇接近于我们的预设问题：“作为一种寻求，发问需要一种来自它所寻求的东西方面的事先引导。……我们不知道‘存在’说的是什么，然而当我们问道‘“存在”是什么？’时，我们已经栖身在对‘是’（‘在’）的某种领会之中了，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确定这个‘是’意味着什么。”我们对它已有“某种领会”的这种“事先引导”，这种“不可定义的”“自明的概念”[22]，正是海德格尔的预设信念，而他这种关于“存在”的预设，显然是分析哲学家例如前期维特根斯坦所不接受的。

哲学思路的不同，往往是其预设信念的不同。经验主义哲学的预设信念已如上述，就是“感知”，贝克莱的名言“存在即被感知”是一个典型代表。理性主义哲学的预设信念则是思维着的理性，在这方面的代表是笛卡儿（RenéDescartes），按他的理解，思维着的理性本身乃是独立的、在先的绝对存在，类似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对于他们来说，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就是回答这样的问题：“纯粹理性向自己提出、并且理性为它自己的需要所推动极力把它们完善地加以回答的那些问题，是怎样从普遍的人类理性的本性里生出来？”[23]这种预设，其实就是哲学家们理解的所谓“所与”（thegiven）。经验主义者贝克莱的原初所与（primordialgiven）是经验，理性主义者胡塞尔（Husserl）的原初所与是“纯粹先验意识”，而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所与则是“实践”。[24]

但是，所有的哲学都有一个最初的“终极预设”（theultimatepresupposition），我称之为“存在预设”（existencepresupposition）或者“存在信念”（existencebelief）。任何哲学，无论采取怎样的怀疑主义立场，最终都得从“存在”预设开始，亦即以“存在”为逻辑起点；也就是说，任何哲学最终都逃不出“存在预设”。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确立了“存在”范畴，哲学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一点。思想可以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唯独不能怀疑“存在着”，否则人就无法思想言行、无法生存下去。

最彻底的怀疑论者要算是古希腊智者派的高尔吉亚（Gorgias），他说：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可知，也不可说。但事实上高尔吉亚的思想乃是经验主义的，他的意思只是说：认识不能超越感知经验。就此而论，他的思想是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最早前驱。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并不否认经验本身的存在，已如上述，所以，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一个意思。换句话说，“经验”是其关于存在的预设信念。

笛卡儿可以算是最典型的怀疑论者，他首先把一切都悬置起来，然后从“我思”开始，推出“我在”等等。所谓“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还原成三段论式则为：（凡思考着的必定是存在着的；）我思考着；所以我存在着。括符里的那句话便是“不言而喻”的大前提，即是他的一种预设信念：思考着的，必定是存在着的；被思考着的，也必定是存在着的。这令人想起巴门尼德的一句名言：“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25]而且显然，他有一个更为在先的信念前提：总得存在着什么。这就是他的、也是一切哲学最终的预设信念。

再如，原始佛教哲学以“空”为其最高教条，认为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但佛学后来事实上已放弃了这个原则，例如中国最典型的佛教哲学唯识宗，其基本教义“唯识无境”，仍肯定“识”、尤其“阿赖耶识”的存在。至于道家之所谓“无”，更不是“不存在”的意思。道家以“道”为“无”，是说“道”是“存在”本身而非任何“在者”（海德格尔语）。此“无”其实类似于黑格尔所谓“纯有”，纯有或纯存在在逻辑上是没有内涵的，故谓之“无”。纯粹的“有、这个无规定的直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无”[26]。换句话说，“道”是尚未展开其内容的纯存在。

总之，一切哲学是建立在“存在”这个预设信念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对于任何哲学来说，正如黑格尔说的：“开端就是纯有。”[27]哲学是对这种“纯有”或者“存在”的阐释，但决不是“证明”。

注释：

[1]GeorgeYule:Pragmatics.OxfordIntroductiontoLanguageStudy.Chapter4:PresuppositionandEntailment.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

[2]“Presupposition”,quotedfromHadumodBussmann’sDictionaryofLanguageandLinguistics.Englishedition?Routledge1996.

[3]《哲学大词典·逻辑学卷》“预设”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4]弗雷格：《论涵义和指称》（üeberSinnundBedeutung），原载《哲学和哲学评论》，100，1892年。肖阳的汉译文《论涵义和所指》（OnSenseandReference），载于马蒂尼奇（A.P.Martinich）主编《语言哲学》（ThePhilosophyofLanguag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5]着重号（黑体）为引者所加，下同。

[6]HadumonBussmann’sDictionaryofLanguageandLinguistics.

[7]参见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第101-102、157-16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8]原文：s1presupposess2exactlyifs1impliess2andifnot-s1alsoentailss2。其中implies和entails是大致同义的，均指“蕴涵”。

[9]HadumonBussmann’sDictionaryofLanguageandLinguistics.

[10]弗雷格：《论涵义与指称》。马蒂尼奇主编《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1]所谓“证明”，严格地讲指两种：或者是逻辑演绎的必然性，或者是感知经验的实在性。

[12]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4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3]这里所谓“科学预设”不是指的“科学性的预设”（scientificpresupposition）；而是指的“科学所采取的预设”（thepresuppositionofscience），它本身不属于科学的领域。

[14]休谟：《人性论》，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80版。

[15]同上，第99页。

[16]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7]《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92、284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列宁选集》第2卷，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页，三联书店1999年北京第2版。

[2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I.3，183b—184a。《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7、5页。“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2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绪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版。

[24]参见拙文《实践主义：马克思哲学论》，《学术界》2000年第4期。

[25]巴门尼德：《论自然》D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