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性范文10篇

原创性范文篇1

【摘要题】哲学与哲学史

【关键词】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范式

对塑造中国哲学新形象的渴望和期待，促使人们提出了诸如“重写”、“改写”、“重建”、“重构”、“范式创新”、“创造性转化”等具有强烈激发意义的建设性说法。这里我所使用的“原创性叙事”，也是以一种大胆的方式来预设中国哲学突破的“未来”前景。我想有人可能已经着手谋划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某种实质性方式和情景了，但这种具体的实践和能够带来转变的叙事方式，最终只能通过经受住历史考验的结果来体现。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不是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实质性内容，而是通向和造就原创性叙事的基底性的思想方式和观念，是如何进行中国哲学重建的一些设想和预期。

一、多元“哲学观”的引导与“中国哲学”的转化

作为前提，这里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以“哲学”这一名词来自西方从而认为“中国哲学”缺乏正当性这一看法本身，在理论和实际上的有效性，都不是不证自明的。（注：出于对“中国哲学”观念的不满，提出替代性的术语（如“中国道术”）是可以理解的。原则上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这样做。其实，列举的话，可以替代的术语，还可以是“中国子学”、“中国道学”、“中国道理学”、“中国义理学”等等。问题的关键是，替代的新术语，如果也像目前的“中国哲学”术语那样缺乏创造性的解释，就容易流于形式化，其意义甚至还没有“中国哲学”丰富。）除了辞典式的哲学定义外，我们并不拥有统一的哲学概念及真理。在反省和检讨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一味对“哲学”和“中国哲学”概念进行本质主义的界定和讨论，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将会陷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无限后退。我们最好把哲学放在不断变化着的历史时空和境况中来理解，这不仅符合哲学观念演变的实情，也符合哲学真理多样性的特征。因此，当我们反省新时期20多年来甚至是百年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从一个变化的立场来观察。“中国哲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有一个本来的历史的话（就像冯友兰所区分的那样），那么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哲学是确定不移的，除此之外，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解释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决不是公然鼓励任意解释和塑造中国哲学，也决不是公然承认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之中没有高低、好坏的竞争。实际上，经受住时间和历史考验而被选择下来的中国哲学解释方式，就表明它们具有非同寻常的典范意义。

从“中国哲学”术语的正当性出发，要改变令人不满的中国哲学现状，首先就需要建立起新的多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如果我们把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等看成是西方哲学的原创性叙事，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他们何以能够达到这种原创性叙事。人们当然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说明这一点，但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之点则是，这些书写西方哲学史的人们，都对“哲学”和“哲学史”持有一种深刻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都拥有一种通过自觉意识而形成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这表明，有所突破的哲学史，都需要一种深度意识之下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来引导。同样，建立新的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不管是经过反思之后接受一种哲学观和哲学史观，还是提出一种有自己独见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都需要在哲学和哲学史上抱有一种“观”，以作为他驾驭和处理“中国哲学史”和历史上中国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根本见解。他在这种根本见解之下书写出的中国哲学史，自然就会以一种独特的面貌呈现出来了。

20世纪50年代以前，引导中国哲学写作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是在西方哲学影响之下形成的“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基于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中国哲学言说，不仅使中国哲学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而且也建立起了一些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他的《中国名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当然还有《中国哲学简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等。50年代以后，我们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是被统一在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之内的“一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哲学史的书写虽然也由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来引导，但其强行统一则造成了中国哲学形象的千篇一律化和公式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中解放出来，但我们却没有造就出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这与我们惊叹当代中国缺乏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哲学”、“哲学史”和“中国哲学”，我们常常处在一种无意识的“无观”状态中，虽然我们都在从事这项工作。如果中国哲学要走向多元的原创性叙事，改变目前的“无观的中国哲学”或“无观的中国哲学史”状态，那么我们就要走向深度性的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作为对西方哲学内容划分方法的运用，在中国哲学的内容划分中，至今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仍沿袭着形而上学（还有宇宙观、本体论等）、认识论、逻辑学、辩证法、伦理学（或人生哲学）等方法，这也需要加以检讨和调整。即便中国哲学中存在着认识论和逻辑意识，它们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和所处的位置，也与西方哲学有着很大的差别。它们在中国哲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是由它们在中国哲学中所处的从属性位置决定的。区别于作为信仰而存在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哲学主要看成是建立和提供根本“信念”的理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作为渊源流长的信念体系，也许可以用新的方法来划分。如划分为三方面，一是提供宇宙和世界实际上是什么和如何的回答，可称作世界根源信念；二是提供理想的人生和社会应该是什么和如何的回答，可称作人间理想和价值信念；三是提供人类和社会和谐秩序如何建立以及与宇宙如何保持统一的回答，可称作规范和实践信念。由这三方面所构成的中国哲学信念体系，简单说一是对于真实世界的信念，二是对于理想生活的信念，三是对于规范和行动的信念。显然，在中国，这三者是紧密相联的，不仅理想和价值信念与世界根源信念（或者说实然世界信念与应然世界信念）紧密相联，而且规范和实践信念也与世界根源信念密切相联，因为在中国哲学中，合理的规范和行动方式，也常常被认为是内在于天道秩序的。以这种划分方式去重新组合和编织中国哲学图案，也许可以克服西方哲学框架带来的削足适履之弊。

二、在普遍性与差异性之间

19世纪末以来，中国哲学一直在为自己的“正当性”而进行理智上的苦斗，这整体上又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学术和学问向现代转变的一部分。由于“现代”的尺度来自西方世界，因此当中国哲学被提出并作为“现代性事业”而展开时，它所依据的参照物和标准，就是西方哲学（或者是更广义的西方文化）。这就产生了将中国哲学正当化的一种类型或者说是主要类型，即在中国哲学称谓及中国哲学本身中寻求相同或接近于西方哲学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与此相对，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地方，则被认为是中国哲学需要弥补的缺陷。比如常说的中国的知识论和逻辑学不发达，中国哲学思维模糊、观念含混等。按照这种“求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哲学的正当性、普遍性和共通性，是通过西方哲学的普遍性和共通性来认定的。这可以说是一种立足于“西方哲学的普遍性”思考问题的立场，胡适和冯友兰等人的中国哲学正当化工作，所采取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注：冯友兰在《论人生哲学之比较》中所做的工作，重点就是寻找中西哲学的共同世界。）然而，站在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甚至是反西方现代性立场上的人，则通过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或者是通过只为中国哲学所具有的东西来强调中国哲学的正当性和优异性。这可以说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思考问题的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越是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发现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中国哲学就越具有自己的特独性，从而也就越具有自己的自立性和自足性价值。譬如，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等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总而言之，19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正当化建构，主流的思维都是在西方哲学的参照之下展开的，但采取的“实质性”方式则恰恰相反：一种是从转化和革新中国哲学的需要出发，重点通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同质性”来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以此使中国哲学获得“普遍的意义”，起主导作用的是“可公度性”思维；与此相反，另一种则是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异质性”来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以显示中国哲学的自身意义、性质和内在价值，起决定作用的是“差异性思维”。

严格而言，把中国哲学正当化的这两种类型或者两种立场，至今仍或明显或不明显、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着。现在，人们一般不再把“西方哲学”作为“标准哲学”或“普遍”的哲学来看待了，但仍然相信它作为思考和研究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参照是不应该拒绝的。把西方哲学从标准哲学转换为哲学多元对话的一种参照，并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获得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自然就使普遍性超越丁“单一西方”的意义；此外，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些特性，自然也就不能再简单地视之为天然的缺陷了。

同理，在中国哲学的思考中，我们必须克服只看到普遍性或者只看到差异性的“单向度”思维方式。中国哲学决不只是“普遍性”的注脚，也决不只是一系列偶然特殊事件的相加。哲学家及其所处的时代，他们的思考和行动，他们的生活都是一次性的，正像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事体”一样，我们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哲学家。每一个哲学家的生平和文本都是惟一的，正是这种“惟一性”，构成了哲学事件和文本的众多性，也构成了哲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这些众多事件和文本本身的叙述，就构成了哲学史事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构成了哲学史丰富多彩的条件。谁要是对特殊的事件和个别的行为没有感受性和敏感性，谁对历史就是麻木的。同时，哲学家的生平活动和文本，都是带着“意义”的，都是在追求一种真实的世界、追求一种人类的理性生活和信念。谁要是对此没有统觉和领悟，哲学史对他来说就不过是一笔流水账，他最多也不过就是一个高级记账员而已。健全的理智要求我们在可公度性、普遍性与不可公度性、特殊性之间采取一种“双向性”的立场。我们要在中国哲学的差异性世界中发现出普遍性的意义，在中国哲学的普遍意义世界中又看到紧贴着移动的历史时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样，差异自然就是“普遍中的差异”，而普遍自然也是“差异中的普遍”。

现在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即为了对抗西方的强势和话语霸权，抵抗西方的普遍性，一些人开始否认人类的普遍性和普适性的东西，认为所谓人类的普遍性价值，不过是强权主义推行其强权政治和价值观的借口和装饰。这种从特殊需要出发而导致的从一般意义上抛弃普遍性，只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的立场，相应地也就抛弃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普遍意义，也等于把中国哲学和文化从全球化和全球文明的对话中孤立出来，不使之参与到整个人类普遍信念和价值的建构过程中，这反而又会助长西方普遍性的话语霸权。因此，中国哲学中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当然不应该限于中国哲学自身内部，它还必须扩展到整个世界哲学的范围中，通过与其他地域的哲学进行广泛的对话和竞争来确认和展示自身。

三、“视域”、“范式”与“深度诠释”

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人文领域也追求科学的榜样，试图得到类似于科学领域中那种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在历史领域，追求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意识被奉为圭臬。中国哲学作为一门设在哲学系的带有历史性的专业，长期以来在方法论上也奉行科学和实证主义原则，相信中国哲学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严格的科学和实证方法以获得中国哲学的本真世界。这种科学和实证原则除了强调“文献”根据之外，没有提供更多的有意义东西，但它却预设了很多东西，如为了获得古代哲学思想的原意和本义，必须放弃解释者的“先见”和兴趣，必须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对他们进行同情的理解。也就是说，面对哲学家及其思想，脱离开自己的意识、仿佛像哲学家本人那样思考、设身处地地加以“同情”、消除自己的“先见”，被认为是切中哲学家文本原意的前提条件。

对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来说，这样的方法有效吗？从一定意义上说，想像性的同情，设身处地的体验，确实有助于我们对哲学家和他的文本保持虚心。而且，“同情”和“体验”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们也能够改变我们对人、对世界的态度并从而改变我们自己。但是，“同情”和“体验”本身不可能通过“脱离开自己的意识”或者“放弃自我的语境和心境”来实现，心灵也不可能像一张白纸那样来印记作者的原意和语境。实际上，解释者已有的感受、经验、语境和意识，恰恰是想像“同情”和设身“体验”的条件和前提。一个麻木不仁的人，可以说就是一个感受贫乏和意识空洞的人。只有对“自身”形体上的痛痒有深切感受的人，他才能在自己的“心灵”上理解到肉体的痛苦是何物，他才能在看到他人受到肉体上的伤害时，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同情心”和“仁”。同样，解释者要能够对哲学家及其文本产生“同情”的理解和设身处地的体验，他自身的意识、精神和生活经验恰恰是必要的条件。正像哲学解释学强调的那样，“先见”、“视域”和“范式”，不仅不是深度理解和解释的障碍，相反恰恰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据此而言，中国哲学的重建，迫切需要的是不断获得新的视域和范式。

20世纪前期，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解释，也正是在各种不同的视域和范式的关照下进行的。没有各种“视域”和“范式”，中国哲学就不可能向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意义。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形象，带有很强的实验主义和进化论的格调；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叙事，则与新柏拉图主义和新实在论具有密切的关系；牟宗三的中国哲学思考受到了康德哲学的很大影响。胡适、冯友兰和牟宗三的视点有不准确和比附的地方是可能的，但他们根据一种视域和范式对中国哲学进行的深度观察，决不是一时的冲动和随心所欲，而是一种持续性地凝视和精神活动，这就使得他们的中国哲学建构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问题只是，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的“视域”和“范式”，必须与中国哲学的文本进行双向的、复杂的意义运动，即必须经过从视域和范式到文本、再从文本到视域和范式的反复交谈和对话，以在二者之间水到渠成地涌现出意义共鸣和恰到好处的契合。总之，只要我们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我们就需要“先见”和“视域”，“先见”的不断扩展，新视域的不断产生，恰恰是实现中国哲学新的理解和诠释的基本条件。

最近20多年来，从单一的唯物、唯心和反传统等范式中摆脱出来的中国哲学，呈现出了理解和解释范式的多样化，观察的视点和视域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例子之一是有关“儒教”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把儒教、儒学与宗教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这是非常有趣的。梁漱溟、熊十力基于他们对宗教的范式和视域，都把儒教和儒家与哲学联系起来而使之与宗教划界。同样，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的宗教观，对他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当他们将中国哲学整体上看成是对宇宙和人生“理性”追求的一种体系时，他们也都把中国哲学与宗教严格划清界限，或是对中国哲学的佛教化持否定态度（胡适），或是把它看成是中国哲学的非主流思想加以忽略（冯友兰和张岱年）。在此，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和价值观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都相信哲学高于与科学对立的宗教，把儒学、儒家与宗教区分开恰恰是为了提升和维护儒家思想的特点和价值。但是，现在当大家重新认识了宗教及其意义的时候，逻辑就被颠倒了过来。把儒教、儒家与宗教联系起来，或者通过宗教的视角来观察儒教、儒家，却又成为提高儒家地位和重建儒家价值的一种方式。又如，在“诠释学”的视域之下，“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视点近几年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再如，随着生态主义的兴起，人们也开始从生态观和生态伦理的视域去挖掘中国哲学中的生态意识。其他诸如从民主、自由、人权、人文精神、终极关怀、超越（“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经济伦理、管理以及从和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视域和范式观察中国哲学的视点，都在扩展着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解释方式。但老实说，在这些范式和视域的运用中，还缺乏深度和广度的视点，还没有产生出具有普遍影响力和震撼性的原创性叙事。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从反传统的中国哲学叙事转向肯定传统的叙事之后，对中国传统哲学也生产了新的隔膜和疏离。一个典型表现是，在为中国传统哲学正名、检讨反传统倾向的过程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又陷入到了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之中。“中国传统哲学”就在我们“回到中国传统”的过程中产生了单调化和贫乏化。如果我们“单向度”地把中国传统哲学视为可恶或者完美，我们都会失去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和转化能力，中国传统哲学对我们也就丧失掉了复杂的内涵。如把“和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中国哲学观念公式化和口号化。当我们把这些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式和信念的时候，我们高度简单化的不仅是这些符号，而且也是中国哲学本身。当中国哲学被空洞的“和谐”、“天人合一”笼罩的时候，中国哲学不是由此而变得充实和丰富，而是显得苍白和贫乏。这种花架子式的摆设和廉价的推销，反而加重了中国哲学的意义危机。我们当然不是反对这些范式和符号，而只是想强调，当我们把这些符号作为中国哲学重要范式和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进行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建构，使之成为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具有立体感的信念。我们现在常常强调“问题意识”，但真正的问题意识，就是要能够提出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问题”，并深入地解决问题。

四、整体与部分的良性诠释循环

用双向的诠释循环来思考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把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与部分理解统一起来。如果把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个整体，那么构成它的时代、人物、概念、理论、学说等等就是它的各个部分。我们当然不是从统计学的意义上完全量化地来看待整体意义与部分意义的对称性，但整体的意义必须“充分地”建立在对部分意义进行综合的基础上；而部分的意义也要从整体的意义上获得理解。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程度不同的分裂。如我们自以为是的整体意义，实际上是非常“空洞的”整体意义；我们言说的部分意义，又是在“孤零零的部分”中得到的，我们总是就事论事，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遗忘整体的世界。我们越来越精细化，但我们却越来越不知道一个整体性的中国哲学，或者只是知道一个空洞的中国哲学。借用韦伯所说的“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我们现在的中国哲学失去了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灵性。我们要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获得“突破”，我们必须发现中国哲学的伟大灵魂和灵性。虽然我们可以从许多具体的方面批评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但他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中都建立起了整体性的叙事。他们能够这样做，一是他们在“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并拥有一套“系统的方法”；二是他们本身就有一套一以贯之的理论和信念，这就是他们整体上诠释中国哲学的“一贯之道”。现在，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取得了许多积累并越过了他们，但是在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上，比起他们来我们实际上显得无力甚至是无能。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现代学术的一个结果。现代学术的高度分工和高度细化，形成了“专家型”的学者，别说是“通才”，就是成为一个大学者都异常困难。“专家型”学者的最大特点，是在某一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使知识获得积累。但他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这就是他在整体上越来越失去判断力了。他对一些树木比较熟悉，但却不知道一片森林的完整形象了。中国哲学的整体意义危机，当然不是仅指我们只思考非常有限的局部问题而遗忘了其整体意义和形象，而且也指我们又常常轻率地谈论中国哲学的整体意义，其结果就是到处充斥着大而无当的空洞之物。从世界汉学的视野看，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以精细著称，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以范式的新颖性和视野的开阔见长。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从某种意义可以说兼有二者之长，但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微观研究不十分细，宏观的思考又过于疏阔。借用朱子与陆象山互相批评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语，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我们不能把“先立乎其大”的“尊德性”与“格物致知”的“道问学”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如果仍以树木和森林的关系来比喻，一方面我们必须深入其中，仔细观察作为部分的树木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出乎局部树木之外，屹立整个树林之上，俯视整个森林。我们首先需要进行大量的细致化的研究，建立“微观性”的“原创性叙事”。这方面的工作越细越好，越深入越具体越好。但在许多个案和微观问题上，我们还在用旧印象来判断那些东西，而这些判断确实存在着问题。顺便举几例，在老子的政治思想上、在荀子哲学与法家的关系上、在法家哲学的理解上，我们常常仍用旧的意识和印象去判断，而没有真正进入到他们的哲学意境中。再如，一般把严复看成是中国近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先驱，但却忽视了严复思想世界的另一面，即他还肯定一个超验的世界，肯定宗教的意义，甚至反对否认鬼神存在的独断论。这说明在中国哲学的个案和部分研究中，我们必须充分深化和细化，以建立起可靠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来建立“宏大”的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如果谁最后能够站在至高点上，俯察一切，洞察真理，发现伟大的信念，那么建立中国哲学的宏大叙事，并非可望不可及。

五、三个向度：“描述”、“说明”和“信念关怀”

中国哲学是广义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历史的动机和目的也可以说就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动机和目的。如果相信我们的先哲想的与做的一样有趣，那么我们就要设法了解我们先哲想什么和如何想，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描述工作。中国先哲所想所思主要保存在文献记载和他们的著作中，要了解他们的思想，首先当然是要阅读他们的著作和以往的文献，并从语言文字层面入手进入到概念和义理层面，一步步弄清先哲所说所论的意义。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中国哲学概念有许多是单音节词，哲学家对它们的使用往往又不做具体的界定，不仅同一概念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含义是不相同的，有时就是在同一哲学家那里含义也不是单一的。像道、德、性、命、天、气等这些概念，理解起来就非常困难。对于不注重体系的中国哲学来说，要在其往往是注疏性的言说中把握住哲学家的义理及其结构也相当困难。中国哲学的“描述”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展示，目的是把我们先哲所具有的“怎样的”思想及其来龙去脉、结构、中心和影响充分地揭示出来，但这都要建立在对中国哲学文本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依据中国哲学的可靠文献，并虚心地跟随着我们先哲的想法走，避免不以文献为基础的先入为主和主观想像。但“描述”决不等于“复述”，更不等于“复制”，而是对中国哲学文本消化和理解之后的一种阐发和重构。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仍然很不够。一些解释或者是似是而非，或者是模棱两可，一旦深究起来，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因此，对中国哲学各种问题的充分、深入和有效的描述，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与“描述”具有相对关系的另一项工作是“说明”。这里所说的“说明”，是指寻找影响、促成中国哲学出现和造就了它的那种东西。如果说“描述”是尽量如实地展现中国哲学从部分到整体是“什么样”的，那么，“说明”则是寻找中国哲学从部分到整体为什么是这样的缘故。照劳丹(LarryLaudan)的看法，西方思想史研究一直偏于“注释”（用我们的术语，就是偏于“描述”）而忽视“说明”。这种情形在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可能更为突出，大量的“一般性”描述著作不断出现，而说明工作却非常不够。如我们都肯定先秦子学在中国哲学中是最具原创性的，但为什么在先秦会有各家各学同时兴起，为什么此时会造就出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实际上我们一直缺乏系统的说明。

把哲学思想的出现与促成它出现的关系概括为“结果”与“原因”，容易陷入机械的因果决定论之中。在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变迁中，当然投有或很难找到类似于自然现象的严格因果关系。我们也不求在这种意义上去对中国哲学进行各种“说明”。自从知识社会学产生之后，通过哲学史自身内部的逻辑说明思想的形成和通过哲学史的外部社会环境说明思想形成，构成了哲学史说明的两种主要方式。与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社会史化”倾向相联，国内强调中国哲学思想与社会关联的意识也在增长。中国哲学的内部说明，是从某一哲学思想在时空上的纵向、横向关系，来寻找影响哲学思想产生的条件和因素。中国哲学中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会有某种逐步趋向“合理性”的线索，但像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那样的逻辑展开过程，恐怕是不存在的。某一哲学思想的形成完全可以是“纵横关系”中某种思想偶然刺激的结果，而且比较起来也不一定更进步、更合理。过去我们喜欢用“螺旋式”上升观念来说明中国哲学的演变方向，但实际上中国哲学中并没有合乎这种逻辑的发展和进步关系。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和推移，然而如果用不断“递进”的逻辑来概括肯定是行不通的。

原创性范文篇2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莫过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无疑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说，160多年前伴随着《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开始在欧洲游荡的话，那么，30多年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幽灵”开始在中国游荡。而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幽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蔚为壮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最终确立，经历了曲折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包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未来的科学憧憬。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一大难题。当时在理论上，可以遵循的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可以借鉴的就是前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就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构建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的就业医疗养老保障和抵御外敌入侵等方面，都曾经发挥了它应有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的日益复杂，这一体制中的各种弊端特别是经济管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问题，开始显露出来，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快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对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和民主革命道路一样，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寻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因而先是向地方下放权力，继而要求重视研究经济规律，强调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一系列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采取不少具体政策、措施力矫其弊，但这些，没有也不可能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

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掀起“反右”、“”、“”、“四清运动”等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到“十年动乱”时，更是“以路线斗争为纲”，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把发挥市场作用、发展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统统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使得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使得本来应该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变得僵化呆滞，经济发展艰难曲折，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78年底，我们党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在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论当代中国的原创性经济理论储东涛内容提要：创新贵在原创。科学的原创是前无古人、今无争议的创造，是震古烁今、跨越时空的开创，是对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大发展呢？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中第一次对市场经济从理论上作了明确阐述。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那时到1992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14个年头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冷静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向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围绕着社会主义能不能、要不要和怎么样实行市场经济，一共发表了10次重要谈话。特别是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总结性地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到底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既定答案，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现成经验，因此，邓小平的十论市场经济，其原创性就表现在：第一，突破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属于“经济制度”的传统理论，认为它们都只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实行。第二，破除了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标志”的陈旧观念，认定它们都是经济手段。它们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两者都得要，两者要结合。第三，强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好方法，两者统一在发展生产力这一点上，互相兼容，互相促进。第四，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相似”，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由此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超越“本本”的理论勇气，没有结合我国国情的主动探索，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党要在十四大上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将摸索更长一段时间。

1992年举行的党的十四大，对于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会议的一个标志性贡献，就是确认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走上了振兴国家经济、实现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思路清晰，观点鲜明，石破天惊，震聋发聩。现在，除了极少数人，全世界都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国际事件之一：它突破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的固有模式，突破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传统观念；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二、新型工业化道路理论

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辛探索和持续奋斗，推动工业化不断前进，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300年的时间，才使10亿左右的人口进入工业社会，我国仅用了五六十年，就将13亿人口带入工业社会，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走的是一条传统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对我国实现工业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弊端也很明显。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工业化的特征是：速度高、效率低，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城市工业、轻农村工业，技术水平低、经济效益差，工业总量扩张、人民消费紧缩。改革开放后，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工业化，工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外开放提高了工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带来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传统工业化道路并未从根本上转变：铺摊子、拉战线，上项目、扩总量，先污染、后治理，形成“高投入、高速度、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率、低效益”的局面。到世纪之交，随着我国大力发展制造业、不断扩大对外出口、争做“世界工厂”，我国工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资源能源过量消耗，耕地大面积占用甚至流失，环境严重污染，生态明显破坏……2002年，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工业化”这一概念，并针对传统工业化道路揭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丰富内涵：“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条道路，主要“新”在反映时代特征采用先进技术，“新”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新”在开发人力资源拓宽就业渠道，“新”在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新”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尤其要正确处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是信息化之母，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信息化；信息化是工业化之子，信息化的成长壮大必然成为工业化的强大动力；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两者互相融合，互动并进。可以说，这不仅是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性贡献，而且是对世界工业化的历史性贡献。今天，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任务，但新型工业化道路符合我国国情，不但能提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水平，而且能带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因此，我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大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2007年，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把长期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一改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管只改了两个字，即把“增长”改为“发展”，但体现了原创精神，扣人心弦，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新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初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曾把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型”与“内含型”或“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种类型，到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苏联学者提出了“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这两个概念。1971年，苏共“24大”正式提出“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要求苏联经济向“集约增长”方向转变，因而有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我国在改革开放伊始，也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最早见于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当时就强调“从片面追求速度和数量”向“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方向转变。之后，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先后重申了这一思路。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还提出两个著名的“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经过世纪之交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体制确实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进一步完善，但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没有多大转变。

中共十七大之所以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从理论上来说，是因为“经济增长”涵盖不了“经济发展”的丰富内涵，而我国并非仅仅追求经济增长。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它基本上是一个纯经济概念，只是指后期的国民经济产出量在规模上比前期增加，即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劳务服务在量上的增多。经济发展比之于经济增长，内涵丰富得多，外延宽广得多，它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而且涵盖社会发展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2003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新世纪我国的经济发展，决不仅仅是要解决一个“粗放增长”还是“集约增长”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内需与外需以谁为主，即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动力如何优化配置问题，涉及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三次产业之间能否协同发展问题，涉及到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还是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人力资本投入问题。总之，按照科学发展观，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其次，从实践上来看，是因为我国经济在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并在新形势下日益尖锐和突出。比如，投资高度膨胀带来了产能过剩，出口高度依赖带来了内需不足，资源能源高度消耗带来了瓶颈约束并掩盖了管理松弛，二产“单兵突进”抑制一、三产业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经济总量迅速扩张而人民收入提高不快、消费明显不足，等等。这些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由此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扬弃，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超越，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领域中的突出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中又一场深刻的变革，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它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核心思想，体现了扩大内需、关注民生的执政理念，对我国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飞跃，具有长期的战略性指导意义。

四、结论与启示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多只有历史上最高产量的一半左右。从1950年到1952年底，我国经过和“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和初步发展，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均超过旧中国的最高水平。按照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英国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测算，1952年，我国的人均GDP为538国际元，日本的人均GDP为2336国际元，我国相当于日本的1／4。到1978年，我国GDP在世界总量中的比重跌到了深谷之底，仅为1．8％。按照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计算，当年人均GDP仅为978国际元，比1952年增长了0．82倍，而日本的人均GDP则达到12585国际元，增长了4．39倍，我国变得只相当于日本的1／13。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成就不断刷新。从1978年到2010年的30多年中，我国GDP增长了40多倍，先后超过了西班牙、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目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8％提高到7．8％；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29727．6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我国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28473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超过10000亿美元，对外投资也大幅增长，既加快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人民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性改变。

原创性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动画民族原创性动画创作

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独立门类，动画业已在全球娱乐经济中呼风唤雨。它集影视、音像、印刷、旅游、广告、教育、服装、玩具、文具、网络、电子娱乐等众多产业于一体，在当代经济格局中堪称举足轻重。加之动画的受众层面广泛，既是儿童的挚爱，也是青少年的朋友，既是很多上班族的消遣内容、也是父母高度关注的荧屏“家教”，在各个年龄层都有与之难以割舍的忠实观众，其影响非同小可。因而，动画产业的现状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

我国民族动画市场和产业形势至今不容乐观：走俏全球的日本片、美国片在国内市场畅行无阻——占据了我们的市场份额，带动了日美动画衍生产品营销，并已经连续培养了几代“进口片”的忠实观众，且这种状况仍在继续。长期遭受夹击的民族动画业，在种种因素综合困扰之下，处境相当尴尬。

一、中国动画产业的现状

中国动画曾有过不凡的表现：在迪斯尼拍出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不久，1941年9月万氏兄弟就在上海成功推出了当时亚洲第一长动画片《铁扇公主》。该片不仅受到国人的欢迎，而且还轰动了南洋和日本。虽然在造型风格和动作表演等方面不无迪斯尼的痕迹，但取材于中国神话故事的《铁扇公主》打破了美国卡通在中国影院的垄断局面，开创了中国自己摄制动画长片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是国产动画片两个闪光的时代。在1985年以前，国产动画在国际上已经赢得了不可低估的声誉——包括《大闹天宫》、《牧笛》、《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鹿铃》和《鹬蚌相争》在内的29部动画片曾44次获得伦敦电影节、戛纳电影节、西柏林电影节、莫斯科电影节以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等多项奖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动画片都坚持不懈地追求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使作品充满了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独特的民族风格。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的国外动画片乘虚而入，日本动画更是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对国内动画片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处在国门开放和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国产动画片逐渐失去了与美、日动画抗衡的能力。放眼望去，几乎叫得响的当代动画片中没有一部是中国内地创作的。有关人士统计前国内动画市场的90％以上被国外动画占据，而超过80％的青少年最为推崇的是日本动画。尽管很多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也承认，诸如《大闹天m》、《哪吒闹海》、《舒克和贝塔》、《九色鹿》等国产动画片不管从技术还是传达的理念上有甚多可取之处，但总的说来，国产动画还是不敌国外动画，国外动画片以绝对的优势高居收视率和影响力的榜首，以至于有人戏言，目前中国的儿童是“头戴克赛帽，金刚怀里抱，晚间看老鼠，一休陪睡觉”。这话虽然不免有自嘲和夸张之处，却揭示出中国动画产业现状的冰山一角。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国产动画片没来得及作任何准备广阔的市场就被美日强势文化所占领。90年代末以来，美、日充足的资金和成熟的制作更使得中国动画领地成为了他们的加工和消费大市场。

二、民族原创性是中国动画发展的关键

看我们自己的动画产业，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相同的观点，我们缺少的是自己的原创产品与品牌形象。

回顾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青少年文化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动画形象基本上都出自于国外，并已经成为青年人眼中新时代的视觉偶像，这是值得每一位文化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重视的现象。动画片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和艺术符号，势必承担着文化传播的功能，而我们每一代人身上又都肩负着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现如今，你要是在马路边随便问一个小朋友，他最喜欢的动画片形象是什么?从小新、奥特曼、变形金刚、米老鼠和唐老鸭，到史努比、加菲猫、流川枫等等一大串，就是不喊我们的“名字”。再看看这些新生代的动画从业人员(包括即将从业的学生)，他们笔下的动画形象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美、日人物的翻版：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飘逸修长直至遮住眼睛的秀发(多半再加一点有别于黑色的颜色)，男生强健有力、女生娇小玲珑……

在我们生活的时段出现了动画民族艺术形象的空白，它伴随着动画形象向各种生活领域的层层渗透，将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科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更应该重新估价本土文化艺术的价值，挖掘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重新塑造新时代的民族形象。所以在动画领域，我们呼唤从本土文化中诞生出来的真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动画形象。在这里，它已经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动画产业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具备了一种文化上的战略意义。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动画形象必然产生于自身丰厚的文化土壤，传统艺术形象在造型语言的背后深深地传递出传统中国人所特有的审美尺度。本土文化确立了一种和谐相生的文化生态关系，这恰是现代动画艺术语言所要借鉴的资源和植根生存的土壤。

于是，有一部分人就大胆地宣称：取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或经典名著，才是国产动画突围的捷径。我们看了《花木兰》在全球的气势之后，或许真的会赞成这一点。

三、走出动画创作的误区

3．1只有电脑动画才叫动画

纵观近百年来动画的发展过程，其每一次艺术上的飞跃，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赖于科技发展的成就。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动画中的运用，更使动画获得了空前的普及和发展，使过去认为十分困难的表现形式变得容易，更是拓展了动画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领域，使动画工作者轻易地进入了三维空间的世界。在应用高科技方面，好莱坞的梦工厂走在了前列，创造了电影史上多个奇迹《怪物史莱克》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电影大奖；续集《怪物史莱克2》在2004年高居北美票房排行榜榜首，创造了又一个票房神话。一系列命名为总动员的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超人总动员》、《公仔总动员》等)在全球掀起了一场CG(computergraphic)总动员。如今，似乎只有电脑动画才叫动画，无论是市面上卖的教材还是各种媒体、论坛都能看见两个字——CG。CG动画成了这个时代最时髦的词语，三维电脑动画大当其道，传统二维动画所占比重逐渐减小，甚至很多动画学院开设的二维课程也都被缩减到很小的比例，各种电脑动画培训班也层出不穷，似乎离开电脑我们就不会做动画了。其实，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电脑动画技术并不是“捷径”与“速成”的代名词。《玩具总动员》历时4年完成，而且制作成本高达1亿美元，一点也不比传统手绘动画片节约时间和成本。这种观点的形成与现在中国动画人的浮躁心理有很大关系，在外国动画的强大压力下，我们的创作心态显得极为焦躁。虽然我们有再创国产动画辉煌的雄心壮志，但是技术上的差距尤其是国外现代动画制作手段的迅猛发展，让中国动画人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不可否认，CG技术给动画带来的改变，为动画制作插上了有力的翅膀。虽然技术对于动画是如此的重要，但技术永远是为提高动画艺术服务的。一旦技术的运用超过动画艺术本身，那只会丧失动画作为艺术的内涵。电脑技术就像少林寺72绝技，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动画制作者的个人修养正是那些高深莫测的“佛经”，越是高明的外在武功就越需要深厚功力作为基础。如果我们以为沉迷于外在武功招式而忽略了内功的修炼，最终结果就会走火入魔。《最终幻想》就是最好的例子。纯粹的高科技展示，观众也会厌烦的。当2005年7月底美国迪士尼决定停止生产手绘动画，选择走纯电脑技术这条路的时候，好莱坞著名导演、迪士尼的忠实追随者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动画故事本身成了电子革命时代的副产品，那么动画片产业将会彻底崩溃。”

中国动画要以现代技术为依托，转化观念，突破思维定势，充分拓展想象创造能力，做真出有民族内核的高品质动画。

3．2对日美动画的过度模仿

动画片制作可以借鉴国外优秀的东西，从动画的制作到发行以及产业模式，虽然日美动画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亦步亦趋的模仿，始终带着别人的影子，是没有出路的。在《宝莲灯》中，小猴子、噶妹的造型都是美国化的。小猴子带有明显的好莱坞印迹，虽然活泼可爱但是毕竟还是别人的。《我为歌狂》也带有浓重的日本动画风格。但毕竟这也是一种进步，一种尝试，是值得表扬的。做得比较成功的例子也有：蔡智忠的漫画人物造型是模仿日本人的：几米的漫画受法国漫画家桑贝的影响很大，风格相似，但内容是本土化的，反映了现代社会城市里小人物的心理变化和需求，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加上成功的商业宣传，在国内风靡开。这就涉及到“民族化”中如何“化”的问题，学的是方法，用在自己身上。当然在“民族化”的过程中肯定会存在模仿的问题，这是任何学习借鉴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正常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更宽容的对待“影子问题”，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尽快形成自己的动画风格。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动画还要从传统艺术中寻找灵感，发展民族风格，这也是中国动画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并致力在做的。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厂就提出了“探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一批经典动画片如木偶片《神笔马良》、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折纸片《聪明的鸭子》、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哪吒闹海》、《天书奇谭》、《阿凡提的故事》、这些经典动画片对中国动画甚至世界动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被世界公认的中国动画学派。新的时代，中国动画要继续挖掘传统民族艺术与动画结合的发展潜力，在民族艺术风格动画的创作上再创辉煌。不仅如此，动画艺术还要不断开辟发展空间，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加强它在影视中的应用。中央电视台推出的“轻松十分”栏目就本土风格动画结合电视形式推出的一个成功尝试：用动画形式来展现经典的相声和小品，不但突破了舞台艺术的局限性，还拓展了动画的样式，甚至吸引了一些年轻观众对传统相声的关注。这样的动画不论从内容、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是“中国式”的，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另外中国动画要注重走商业化道路，动画和电影一样要取得蓬勃发展，商业化不可避免。商业化和个性化的艺术探索都要重视，不能舍弃任何一个。

3．3动画生产一厢情愿

从一项对动画受众观看动画的目的的最新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观众收看动画片的目的是为了寻开心，占到总数的40.8％；18.1％的观众是为了愉悦情感、放松心情：16.5％的观众是为了寻求新奇：仅8.0％的观众是为了受到教育。调查结果与我国动画片普遍存在的“寓教于乐，却有教不乐”的实际情况截然相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传者内容与受众需求脱节，必然导致受众的逃避和放弃的心理。

动画片是大众文化、大众艺术，对动画片的接受与认同的惟一参照系就是观众。在文化产品(尤其是动画片)放任自流，日、美产品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观众作为动画这个文化商品的“上帝”，自然也会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进行选择。国产片也好，外国片也好，不管内容、形式如何，最终必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对动画企业与创作者来说，除技术、艺术与内容等动画片本体研究以外，动画片受众的客体研究也应该进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相关日程。而且，动画片不仅仅是给儿童看的，他的受众包括各个年龄层，由于不同年龄层受众的不同需求，喜欢的动画片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在研究不同年龄层受众心理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他们想看的动画片。对于儿童来说，寓教于乐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痕迹不能太重，量好能不留痕迹。毕竟，说教味太浓了就会显得做作。在迎合观众口味的同时，还要作适当的引导，中国动画才能健康地成长。公务员之家

四、关于中国动画创作发展走向

一方面必须正视我国整个动画产业的不成熟，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与动画强国(美国、日本)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们必须遵循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确定我国动画的发展方向，任何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战略设想，不仅不会引导我们走出中国特色的动画事业之路，反而有损于我们整个韬光养晦的创作心态。

原创性范文篇4

关键词：原创性；会计原创性研究；会计理论发展

接受传统教育，学术教育着重“传道、授业、解惑”，强调“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授予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学土学位条件之一）因而，评价学生的成绩是接受灌输而非创造性，对具有个性化、擅长逆向思维的学生会被视为异类。一篇平庸而引文丰富的学位论文，在完成之时就注定了会通过答辩；具有原创性并引文少因外国人不研究而没有外文索引的学位论文，则有可能遇到激烈的反诘和否定，其作者要承担更大的学业风险。

传统学术规范，注重了对会计理论特别是经典会计理论的传承、注解、阐释，或训诂、考证、注释之学，对权威和传统的绝对忠实；强调研究要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要有研究的起点和理论根据，有的杂志社竟然规定参考文献不能少于10篇，有的评价博士论文要看参考目录索引有多少，特别要检查外文参考目录有多少，似乎只能在他人研究基础上的继续研究才是研究，成了继承之学。强调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只能是某种研究范式或某种研究方法（规范法或实证法）才是符合要求的研究。因此，有的文章，引文、参考目录的字数占全文1/3，还成为佳作；有的著作，仅是翻译外文加中国情况，也成为优秀作品。

“一些作者在撰写学术文章时，总习惯于查章引据，把别人最新的名词概念引来发挥，以显示自己站在了理论的最前沿。”②

国际化意识，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各方面要与国际接轨或国际协调，对国际上的权威体系或通行规则，进行引述、复述、转述，或引进、汲收、改造和使用，或直接引用、全盘照搬，因而形成等待、依赖国际上或发达国家制定有关规则，以便拿来就用；缺乏中国就是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中国也有责任主动进行原创性研究。

认识上的偏差，用传统的观点来对待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认为是超出专业范围的异类；用自己固有的观点来对待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认为是错误的；用定量化标准来评价，没有数学公式不成文，没有数学不成书；用西方的观点来对待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没有这种基础是不可能的。

利益驱动，对应用性、熟悉的、短期能见效益的项目积极参与研究，而对基础性、不熟悉的长期才能取得成果的项目缺乏积极性参与其研究。

对待原创性研究还缺乏宽松的环境，贯彻“双百方针”还很不够，有的杂志很少发表有不同观点和新认识的文章；对待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要允许有错误，存在不完善，甚至失败；相比较而言，完美地重复一百次，也不如只是一次还存在不完善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成为一种强大的合力，压抑着人们的创造力，影响了原创性研究，至使会计理论很少有重大突破。

二、会计的创新与原创性：原创性的基本特征

近几年来，在会计研究中突出强调了创新研究，也出现了一批创新研究的成果。本文强调会计研究中的原创性，这原创性研究与创新研究有什么关系。创新研究的创新，就一般而言，创新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通俗地说，就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是扬弃与发展的过程，发扬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抛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创造新的事物。

是不是创新，是按其性质而确定，不是按其影响程度而确定。创新按其作用、影响有大有小，一影响大的是创新，影响小的也是创新。把创新只限于具有“划时代的”、“轰动效应的”、“革命性的”特征才是创新是不全面的。

有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新。这种创新具有如下特征：是突破性的发现；是革命性的变革；是综合性创造；是飞跃性的发展。

会计创新的新，是相对于原有的而进行的比较。创新的形态，有原创性形态，是全新的，原来都没有的；有补充性形态，是对原有的补充，或充实，使其全面；有修订性形态，对原有的修订，使其完善；有改正性形态，是对原有的改正（改错、纠正、订正），使其正确。这些都是新的因素，都是新的表现，都是一种创新。可见，原创性研究是创新研究的一种表现形态。原创性是会计理论创新研究的灵魂。

原创性研究的原创性，又称原创力、独创性，其基本特征表现为：

首创性，是前所未有的独创。突破常规、出人意料，“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发”，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拓展了原有研究对象的范围；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范式；提出了新的概念、范畴、体系。命题和观点。

导引性，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依据新的研究对象、思维方式、范式、概念、体系、命题的和观点，成为同类研究的起点，并为某一阶段、某一些问题的研究确定一个基调和方向。

震撼性，是对各方面影响巨大。影响到人的观念、行为、理论、方法、体系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对现实和今后都将产生重大的变化或根本性的变化。

实践性，是研究成果能够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原创性研究成果能有效地应用到生产实践、科研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去，影响、改变和促进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③

原创性的这些特征表明，会计理论的原创性研究是创新研究的最高层次，对会计理论和学科建设，对会计教育发展，对指导会计工作将产生巨大影响；有了会计理论原创性研究成果，才能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才能在国际会计学界有一席之地，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会计理论的原创性：实践。积累。时机

会计理论的原创性不是无中生有，不是突发奇想，或灵机一动、心血来潮。会计理论原创性的前提是实践和知识积累，会计理论原创性的启动是时机。

（一）实践：会计理论原创性的源泉

实践是会计理论原创性的源泉。实践是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活动。它是人类的社会活动，既包括生产实践活动，也包括科学研究实践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实践，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完成人类的伟大事业。会计实践是会计人员有目的地进行会计工作的活动。

是会计人员为完成一定时期会计工作或会计研究的任务，而采用相应的会计方法进行的活动；它是会计人员进行的会计工作，既包括企业、事业等单位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也包括科研部门和其他部门的科研工作和其他工作。会计人员通过会计实践，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完成会计任务。

会计理论来源于实践。会计实践对会计理论的源泉作用，主要表现在：（1）反映需要新的会计理论，科学研究始于实践的需要，会计实践的需要才促使我们去研究会计理论；（2创造形成会计理论的条件，在会计实践中有运用会计理论的主体、客体和手段，为研究会计理论创造了条件；（3）产生会计理论的萌芽，在会计实践中有了某种会计理论开始显露的新因素；（4）形成会计理论的雏型，在会计实践中已有了由会计工作者总结的某种会计理论的原型，并有了初步的运用；（5艉进会计理论的发展，由于会计实践的发展，需要对已有的会计理论进行充实、改造、更新，使之不断发展；（6）验证会计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是检验的标准，通过会计实践，检验会计理论在运用中是否科学，采取相应措施，完善和发展会计理论。

有了会计实践，不会就自动地生成会计理论，而要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会计实践有全面、深入地认识，并把握其源泉作用，经过对实践的调查研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会计理论。

（二）积累：会计理论原创性的蓄势待发

原创性的会计理论研究是一个过程，在会计实践的基础上，从提出原创性的会计理论研究的立意（立项）开始，就要积累与原创性项目及其相关的知识。积累知识可以采用资料法、观察法、调查法和实验法等。（1）资料法，是按照研究课题的内容和任务，采用各种形式，通过阅读文献而获得经验材料的方法。在会计研究中，搜集资料既包括搜集会计研究资料，也包括搜集有关会计研究的资料。（2）观察法，是通过感觉器官或借助科学仪器，对客观对象进行仔细察看而获得经验事实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观察获得的事实，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和依据，获得的事实越多，研究的可靠性越强；同时，通过观察获得的事实，也是检验研究成果的依据，根据事实评价研究成果的质量和作用。（3）调查法，是按照有关要求，采用一定的形式，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以获取相关资料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通过调查，为科学研究搜集事实，为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法规提供依据，为管理者进行决策提供信息。在调查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有会议调查法、现场调查法、问卷法、访问法和电话调查法等。

（4）实验法，是实验人员根据研究项目的内容和要求，利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在控制事物或现象的条件下，通过感官对其认识，以获取经验事实的方法。

积累知识的过程就是认识和研究原创性会计理论的过程。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原创性的关系，对与原创性项目相关的知识要认真地学习与把握，继承其精华，并从对传统的认识中不断地发掘和获取原创性的因素，以有利于原创性项目的研究。

（三）时机：会计理论原创性的破土而出

原创性会计理论研究是时代的需要，要抓住和把握时机，积极开展原创性会计理论研究，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使其破土而出。

原创性的会计理论产生于时代的需要，这种时机，表现在：（1）国家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决策而对会计理论发展的需要；（2）高科技在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广泛运用而对会计产生重大影响时的需要；（3）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相应会计工作进行根本性改革时的需要；（4）在全球化影响下会计与国际协调的需要；（5）会计领域出现重大会计现象和重大会计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解决时的需要；（6）会计学或其中某一分支学科长期停滞在某一发展阶段而得不到继续发展的需要。在这些时机下特别需要原创性会计理论研究，出现原创性的会计理论，以便认识新的客观事实和指导新的会计工作。

四、会计理论原创性的生长点与环境

（一）会计理论原创性的生长点

会计科学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会计学在平稳发展期之后，会出现一个或多个重大原创性理论的突破，又会推动会计学有一个迅速发展时期。重大原创性理论的突破带有必然性，而在什么时间，在什么问题上，由哪个研究集体或单位提出，存在偶然性。就什么时间上要把握时机，而在什么问题上，则要探索会计理论原创性的生长点。

认识和把握会计理论原创性的生长点，要采用宏观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宏观思维方式的内容包括：观察全局；统筹各方；回顾历史；规划未来；把握中心；突出重点；分清阶段；抓住机遇；总结提高；开拓创新。通过宏观思维方式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察，去发现、认识和把握会计理论原创性的生长点。生长点的形成有其条件，可在以下方面去发现会计理论原创性的生长点：具有成熟而丰富的会计工作经验的单位；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会计改革；现代信息技术对会计的影响；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全球化对会计的影响等等。

怎样去发现会计理论原创性的生长点，可以通过创建新的会计理论、创建新的学科、新的会计理论体系和新的会计学科体系去探索。发现了原创性会计理论的生长点，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加以认识和把握，组织研究团队，进行深入地研究，取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二）会计理论原创性的环境

要为原创性会计理论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它包括：

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指导原创性会计理论研究，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2.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气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回应批评。

3.提高基础性研究的地位。原创性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相当程度上来自基础性研究。应对基础性研究在立项、人员和经费上进行扶植和支持。

4.提高研究人员的自由度。对原创性会计理论研究，可以实行科砑经费拨款不是按项目拨款而是按人拨款，而且不需要报项目，也不急于要成果，研究人员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自由驰骋。允许研究人员“异想天开”和研究中有失误。

5.支持年轻的研究人员敢想、敢说、敢做、敢闯。

让年轻研究人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进行“原创性研究”。

“原创性研究”希望在青年。

6.在考核、评估、晋级、升职等具体工作中，提高对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地位。“评价哲学社会科学要注重原创性，注重实际价值。”④

7.培养人才。取得重大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缺乏想象力的人才是办不到的。想象力分为再造性想象力与原创性想象力。拥有再造性想象力的人才，固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但是培养具有原创性想象力的科学人才，更是当务之急。培养具有原创性想象力的人才，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目标。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商务印书馆，第1728页

②张西成，2003年2月25日，《大军事学术理论的原创性》，《解放军报》

③傅维利，2003年，《如何开展原创性教育研究》，《教育研究》第3期

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4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献：

[1]宫苏艺。发现中国文化或文学的原创性[N].光明日报，2003-08-30.

[2]倪梁康，原创与积累[J].学术月刊，2000，（1）。

[3]秦池江。金融体制改革要有自己的原创性[N].金融时报，2003—11—17.

[4]吴启迪。原创性是科技创新的灵魂[N].中国教育报。

原创性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融资，创新；问题；风险控制

从2005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众多企业就开始走进了国际市场，获得了很多发展的机遇。因此，在2005年之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数额不断增大，这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十年过去了，虽然在国际贸易方面我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却也在国贸融资上出现了很多问题。时代的不但进步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贸融资的新方式，传统的融资方式已经逐渐不能适应当前的实际状况，因此这就需要专业人员积极创新，找一些更加适合的融资创新的方式，以此来促进我国的经济更加快速的发展。

1国际贸易融资的含义及特征

1.1国际贸易融资的含义

通常来说，国际贸易融资与贸易融资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是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即国际贸易融资是包含在贸易融资这个大的范围内的。所谓的贸易融资创新是指在商品交易的过程当中，人们运用短期性的结构融资的工具，对商品交易中现存的货物以及各种款项进行融资的创新。而本文所说的国际贸易融资是指银行围绕着国际贸易结算的各个环节所发生的资金和信用的融通活动。国际贸易融资对更好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并且对银行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贸易融资对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有利于世界经济体系更加有秩序，发展得更好。

1.2国际贸易融资的特征

国际贸易融资是一个以金融融资为主的活动，因此它具有很多自身所特有的特征，让人们将它单独与其他国际贸易方面的活动。我们常说高收益高风险这句话，其实在国际贸易融资上就可以很轻易看出来，国际贸易融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贸易融资的主要主体是银行，与传统的融资方式相比，贸易融资在结算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它的风险的大小就是跟结算的方式成正比的，因此在工作人员在结算时一定要采取适当的方式，以此来尽量降低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信用业务的发展是国际贸易融资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在银行内部工作程序中，中间业务和信用业务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中间业务的快速发展又能积极的推动信用业务的发展。尤其是在中间业务和信用业务交叉的时候，对信用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2当前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的方式

2.1原创性创新方式

当前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原创性创新方式就是其中一种。原创性创新实际指的就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被第一次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在国际贸易融资中，原创性创新就是指工作人员按照国际贸易融资的具体情况重新创造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这是根据国际贸易世行的需求所创造的，因此具有很高的实用性。而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它是指银行需要将市场内的贸易情况和自己的实际营业状况进行整合，再结合各个国家客户的现实及潜在内部的需求，根据客观状况的调查和一句来提出的一个具体的创新融资方式。原创性方式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新生性和质变性，在不一样的情况下可以很快速度的根据形势变化状态；当然，它也存在很多的缺陷需要去及时补救，比如成本较高，对工作人员的技术要求也极高等，但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的。

2.2吸纳性创新方式

吸纳性创新方式是国际贸易融资的另一种比较长见并常使用的方式，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范围还不是特别广泛，是根据其他国家的总结经验和观点来总结而成的一个研究成果，吸纳性创新方式近几年来正在本国进行推进和发展，它可以将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的比较好的创新方式进行吸纳融合，采用引进、穿插或者模仿推广等方式将其运用到更加具体的范围。

3现阶段国际贸易融资创新方式中所存在的风险问题

3.1原创性创新方式的成本过高就目前我国国际贸易融资的创新方式状况来看，虽然取得了很多的进步，给我过过贸易融资创新发展也带了很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却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缺陷，比如说原创型创新方式的成

本过高问题。就目前来说，原创性创新方式在国际贸易融资创新方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根据近几年来作者的关注，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即我国在国际贸易融资中原创性创新方式的成本近几年来一直居高不下，这在整个贸易融资的计划中都是一个很大比例的支出，使得我国的国际贸易融资一直处于相对与其他国家来说一个低水平的程度。面对成本过高的问题，有关专业人员还可以从节省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创新工作方法等方面来考虑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它的解决对于我国国际贸易融资创新有决定性发展的作用，因此，相关部门和相关的专业人员急需解决这个已经面临了很久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我国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的发展水平才能更进一步。

3.2原创性创新方式缺乏技术性较高的工作人员

上文刚刚说完国际贸易融资中原创性创新方式的成本过高，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还可以看出其实本质上国际贸易融资中原创型创新方式对于具有较高技术型专业的工作人员还是相当急切需要的，因为专业技术性工作人员的大量出现，可以从根本上对国际贸易创新的风险防范体系加以健全，而如果自身的风险防范体系健全，在很大程度上就会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这样对于我国国际贸易融资方面来说必定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就目前的工作人员就职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在国际贸易融资这方面培养的人才还不是特别多，尤其是在原创性创新方式这一方面的人才培养，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在专业技术人才应用这方面，我国落后于其他国家很多。因此，对于专业技术型人才缺乏这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其实在某一程度上还需要政府出面来解决这个事情，比如在高校更大范围内的扩大这些专业的讲授，以及外派出国留学等，尽量在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然后使得我国国际贸易融资创新具有专业性极强的表现。

3.3吸纳性创新方式所接受的信息相对较杂

在我国的国际贸易融资的创新方式中，吸纳新创新方式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创新方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虽然它在近几年的发展状况比较好，一直呈上升的态势，但是却还是存在着一个本质上就一直存在的缺陷，即其接受的信息过于复杂，总是将各个国家的所有贸易创新方式收集到一起，然后进行整合，在从里面提取精华成分，筛选出相对来说更好的创新方式，来供我国贸易创新使用。但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各个国家的创新方式也并非是一两个，基本都是比较多的，因此面对这个庞大的信息库，如何从里面筛选出适合我国国际贸易的创新方式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并且如果能有一种更加合理的筛选手段就能更加提高工作的效率，这样从狭义上看是加快了吸纳性创新方式的内部工作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它们的竞争压力；从宏观上来看，则是影响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4我国对于国际贸易融资创新方式风险控制的具体对策

4.1降低创新方式的成本，建立健全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为了解决上述国际贸易融资过程中出现的原创性创新方式成本过高的问题，作者首先提出的解决措施就是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工作时间，创新当前存在的较为传统的工作方法，并且最主要的是建立健全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这是一个可以在本质上缓解创新方式在风险控制方面的一个措施。我们知道在国际贸易融资中原创型创新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其实正好可以从最根本的地方解决成本过高这个问题。它可以使得原创性创新方式简化现在的工作内容，整合当前的工作状态，节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工作环节，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物力，还可以节省更多时间去做别的工作，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成本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由此可以看出，建立健全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是国际贸易融资时有效控制风险的一个期待性较高且实用性也较高的措施。

4.2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性较高的人才

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性较高的人才对于当前我国的现状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首先，可以在各个高校开设与创新性创新方式有关的专业，进行人才培养，由于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我国处于稍微落后的状态，因此还可以将这些在职的工作人员公派到各个国家，学习相关的专业人员，这样在未来几年内就会培养出大量的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人员，突出我国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的专业性。

4.3吸纳性创新方式筛选信息的方式创新

吸纳性创新方式筛选信息的方式创新，就是指在吸纳其他国家创新方式信息时可以用一些相对简单明了的方式来进行分类区别，然后层层筛选，最后留下最有用的。这些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节省时间跟精力。

5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国际贸易融资及风险控制着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些缺陷对我国的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更加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以此使我国的国际贸易取得更大的进步，由此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作者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

作者:闻江齐 张晓东 单位:佳木斯大学

参考文献

［1］温锦鹏．国际贸易融资创新及风险控制［J］．中国经贸，2014（22）：103．

［2］张晚冰，李义伦．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创新及其风险研究［J］．财经界，2015（17）：38．

原创性范文篇6

关键词:计算机技术;广播电视;节目传输

计算机技术在有效应用已经为新时期的媒体传播策略创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支持。因此，在当前广播电视节目的创作承受着较大创新压力的情况下，将计算机技术在广播电视节目传播领域进行优化应用，使很多媒体工作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计算机技术在广播电视节目传输领域应用存在的不足

(一)计算机技术在电视节目原创领域的应用水平较差。电视节目的传播价值很大程度上受到节目内容的影响，但是，一些广播电视节目的创作活动在推进的过程中，对于原创性的比例缺乏足够的研究，导致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难以有效的展现出其创新性价值，无法从原创比例调节方面实现对广播电视节目的优化处理。一些广播电视节目的创作人员缺乏对电视节目市场化情况的关注，并没有结合新时期互联网技术资源高速普及情况下，广播电视说面临的竞争压力的精准认知，这就使得广播电视节目的发展依然的传统的思维模式之下进行处置，很难凭借高质量的创新充分适应新时期社会受众的主体需求，无法为计算机技术资源应用价值的提升提供帮助。(二)多媒体技术资源传播形式过于简单。虽然计算机技术可以与新时期的各类信息技术实现整合，提升广播电视传播质量。但很多广播电视节目在进行具体创作的过程中，仅仅将节目创新的重点放在节目内容方面，缺乏对广播电视节目新型传播渠道的关注，这就使得多媒体传播机制的构建无法得到计算机技术的有效支持，无法显现出计算机技术的重要价值。部分多媒体传输机制的构建对于新媒体环境缺乏必要的研究，虽然使用计算机技术对广播电视的内容进行了优化处理，时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受众需求，但很大一部分多媒体传输形式的构建依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无法成熟精准的实现对多媒体技术资源的成熟应用，很难为计算机技术在新时期的优化使用提供支持。(三)计算机技术的使用人员素质不够理想。目前，虽然很多媒体团队的工作者具备操作计算机技术的能力，但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还停留在常规电视节目的创作之中，缺乏对计算机技术延伸性价值的关注，很难有效的保证计算机技术可以在创新性应用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计算机技术在广播电视节目传输领域的优化应用策略

(一)提升广播电视节目原创性水平。首先，广播电视领域的工作人员需要加强对节目原创性价值的关注，结合新时期市场环境和媒体资源受众对广播电视节目提出的最新需求，强化对节目原创性的关注，并使用计算机技术，对节目的丰富性加以优化，使计算机技术的主要应用价值可以得到直接的显现，为计算机技术更加广泛的赢得媒体工作人员的了解与认可创造基础性条件。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环境中，广播电视节目传统运营机制所经受的挑战，使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可以更加完整有效的适应广播电视节目创新的实际需要，为计算机技术更加完整有效的适应节目原创性的优化控制诉求提供帮助，并为原创性因素比例的提升创造有利条件。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还需要保证具备足够的独特性，要尽可能多的凭借对新闻资源的创新处置，赢得部分媒体资源受众的欣赏，使广播电视节目的创作可以在计算机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凭借技术优势占有固定的市场份额，并按照优势因素的引导，增强广播电视节目的原创性质量，使广播电视节目可以更大程度上迎合新时期的市场受众需求。(二)提升多媒体技术资源应用形式丰富性。在进行计算机技术具体应用方案设置的过程中，需要对广播电视的传播形式进行总结分析，使计算机技术在使用之前，可以对具体的技术应用方案进行合理化设计，以此保证多媒体技术可以更加成熟完整的适应信息资源的传导控制需要，为技术资源精准的适应多媒体技术应用要求提供帮助。在进行广播电视节目亚尼据的过程中，需要保证计算机技术可以为传统的电视设施提供更加丰富的技术联系渠道。一定要强化对新时期智能手机的关注，充分认识到智能手机的普及对于信息资源传导的重要价值，以便多媒体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可以有效的按照新时期大众媒体资源的诉求制定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策略，使计算机技术可以在应用形式方面实现改良。(三)提升计算机技术使用人员的素质水平。首先，新时期的媒体工作者需要将工作人员的素质作为重要因素予以对待，构建起成熟有效的技术应用机制，使更多与新时期媒体资源应用诉求相关的措施可以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并保证计算机技术可以在一线工作人员的创新性应用过程中，满足广播电视节目受众个性化需要。一定要在制定培训方案的过程中，对广播电视行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进行应用，使计算机课程的培训可以突破技术性培训的限制，更好的实现对新兴媒体资源的整合，为计算机技术应用价值的全面显现提供帮助。

三、结论

将计算机技术这一关键性技术资源在广播电视节目传输领域进行优化应用，可以为新时期广播电视节目的优化创作提供有利支持。因此，加强对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质量的关注，制定计算机技术在广播电视节目传输领域的优化应用策略，是目前很多媒体工作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云．广播电视发展中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J］．电子世界，2018(20):142-143．

［2］张启龙．分析计算机技术在广播电视工程中的应用［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4(05):17．

［3］徐业海．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及应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6(04):171．

原创性范文篇7

实际上，目前对于“微电影”各界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可以广泛的认为，微电影是指片长一般在30—300秒之间，具备着与传统电影大片同样的高制作水准。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主题，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由于情节符合当下主流人群对于精神自由的进一步追求，碎片时间被充分利用，使得过去曲高和寡的电影艺术真正回归大众，因而受到广泛好评。

二、案例分析

接下来，本文挑选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微电影案例，从是否达到传播微电影的目的效果作为角度考虑，选择了两个成功案例《一触即发》、《老男孩》和一个失败案例《不跟随》，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微电影的制胜之道和可能存在的失败因素。分析与对比分析：本文首先分析了一下《不跟随》没有达到诺基亚预期宣传效果的原因，然后对《一触即发》与《老男孩》这两个成功的微电影进行对比分析，探寻其制胜之道。（一）《不跟随》没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原因。（1）故事性不强，过多强调画面的质感，很多观众评论说没有看懂。（2）缺乏原创性：该微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不跟随”，该主题贴合其所销售的诺基亚N9手机“不跟随”其他主流手机采用安卓系统的精神，但是该微电影的画面与《刺客信条》的主题曲《IRON》的MV相似度很高，此举有悖于不跟随精神。（二）《一触即发》与《老男孩》的对比分析。制作效果：前者俨然是一部浓缩的高科技电影；后者手法细腻，它的纯净和真实达到了很好的情感营销的效果。前期宣传：前者明星效应，首创“微电影”概念，幕后花絮、剧透信息、全网首映从凯迪拉克官方微博爆出，各大门户网站“一边倒”正面传播；后者作为11度青春系列的微电影压轴作品，前期的10部微电影的播映和铺垫，首发通过新浪微博加V名人的转发出现在公众眼中。营销方式：前者病毒式营销、借助各大社交平台；后者口碑营销、情感营销、借助各大社交平台、视频网站。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一触即发》与《老男孩》一个是“微电影”的开山之作，一个是“微电影”的典范之作，但是就后期影响力方面，很明显《老男孩》带给大家的主动关注更多。加上“科鲁兹+优酷+中影集团”的三强联手合作不再局限于品牌方与视频网站之间，而是加入了制作方的支持。《不跟随》虽然启用了明星演员，但缺乏原创性的内容与配乐，成为被大家批评的焦点。那么明星演员与草根演员在微电影的领域孰轻孰重？什么样的题材又能够深入人心？原创性是否非常重要呢？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一步探寻。

三、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在问卷星网站问卷，针对人群为大学生，此次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112份，样本的性别构成为男性40.54%，女性59.46%。问卷来源于全国11个省市，还包括海外留学生。从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来看，在所有的被调查者中，选择观看微电影的原因主要分为两类：48.21%认为微电影短小精悍，不费时间；40.18%的认为微电影的视频内容丰富，有许多原创，正恰恰迎合了微电影的两个典型特点。而在获取微电影的方式上，也重点分为两类：有39.29%的人群通过视频网站广告分享，41.96%的人群通过社交网站分享获取微电影的信息。这就印证了为什么各大企业要选择社交平台造势的经营模式。因为许多人群都是通过平台分享，朋友转载。因此，要达到宣传的效果，首先要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也是微电影成功的前提。微电影的宣传只是一个方面，而微电影真正的成功因素还要看消费者喜欢看什么样的微电影。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谈及会点击什么样的微电影的时候，作为年轻的大学生群体竟然没有一个人选择拥有著名演员、著名导演这类的微电影。我们认为在电影的宣传元素中，明星效应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因素。显然这样的观点在微电影界是不受用的。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40.54%的人群对微电影的编写，表示感兴趣。又有70.54%的人认为缺乏创造力是微电影失败的因素，而广告植入生硬过多只占到了所有被调查者的46%，显然可见微电影的内容与原创性是观众更看重的

四、微电影的未来发展方式与对策

（一）内容具有原创性和开创性。1、如果失去原创性，或者照搬他人的模式，既不能引起网友们的关注，也会失去大家观看、分享、转载的热情，达不到微电影宣传的效果，失去持续影响力。2、内容没有创意即使是原创的微电影，也会成为沧海一粟，这就需要认清楚网友们更需要什么，前期的调研准备是必不可少的。

（二）形成产业链和专业的制作团队。如今的微电影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因素，目前微电影出现了一种泛滥的趋势，品质参差不齐，恶搞浓重严重，这也是众多被调查者反应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微电影的产业可以持续的繁荣下去，犹如电影一样，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与制作团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可以存在现有的电影制作公司下，开辟专门拍摄微电影的部门等。

原创性范文篇8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阳光公司诉称“SIC实时金融”系统是按一定编排体例进行编排，具有独创性，属编辑作品。但是，无论是一审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还是二审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都认为“SIC实时金融”系统，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1998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其称：“SIC实时金融系统”信息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子信息产品应属电子信息库，在本质上是特定金融数据的汇编。这种汇编在数据编排和选择上并无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阳光公司的“SIC实时金融”数据库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而仅仅以“不正当竞争”为依据判令被告赔偿阳光公司408400元，并当面道歉。但是，本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法律问题，世界各国对数据库的保护问题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但在我国对于这方面的司法保护是相对落后的。因此，有必要借鉴世界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法律法规，以建立有我国特色的数据库保护制度，规范市场竞争。

二、“数据库”的概念及法律保护的难点

（一）“数据库”的概念及法律性质

上述案件诉争的焦点是阳光公司对其编辑的数据流能否享有权利，以及享有什么样的权利。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明确电子数据库的概念以及其法律性质。严格意义上的电子数据库是指为了满足某一个部门中多个用户应有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数据模型在计算机系统中组织、储存和使用的相互联系的数据集合。所以说，数据库应当称之为信息集合体（collectionofinformation）。

数据库的普遍出现和运用是计算机的普及和技术成熟的结果，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软件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储存与高速传递处理的一门技术。数据库具有集合性、有序性、可访问性以及信息容量的庞大性等特征。

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一般规定来看，受版权保护的数据库从作品属性看应属于编辑作品，并且汇编的内容既可以是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也可以是不享有著作权的其它数据、材料。但是，这些汇编的数据库内容是不受数据库法律制度所保护的。另外，如果某种数据库没有达到版权保护标准，那么法律给其以特殊保护。

（二）数据库法律保护的问题症结所在—对“原创性”标准的理解

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资料和数据库是两个不同的权利客体，两者都必须具备原创性，数据库的著作权并不及于数据库中的资料，这些资料可能有独立的著作权，也可以没有著作权。具有著作权的资料，其著作权并不涵盖数据库；没有著作权的资料，人人可以使用，可能组成不同著作权的数据库。

对于不具有原创性的资料和数据库是否应予保护，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甚至对于具备著作权要件的资料和数据库，也有人主张不应给予保护。

数据库在著作权法上被视为是一种编辑，即将现有的资料加以搜集、整理。当初认为编辑著作应受保护是基于编辑人的劳力和投资，这种说法，即所谓“血汗论”。任何人可以因为这些“血汗”而节省了自己的劳动。

20世纪以后，这种观念渐渐改变，原创性和创造力成为著作权保护的标准。美国最高法院在1991年的Feisty一案中，明确指出白页电话薄资料虽然丰富，也使许多人得到方便，但不具有任何创意，因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因此，对“原创性”标准的不同理解就成为数据库是否享有著作权的关键。将数据库纳入著作权法（版权法）的保护范围已被国际条约和大多数国家著作权法（版权法）所采纳。虽然有些国家仍然强调“原则性”标准，但此种标准已经大为宽松，如美国著作权法第101条指出数据库系指以搜集并整合既有素材或资料为形式之著作，该类素材和资料必须经由选取、整理、编排，且就整体而言具有原创性标准。欧盟的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第三条第一项也指出：“一数据库欲得著作权之保护，仍然必须在资料的选择与编排上表现出精神创作性始可”，并在第七条提出“对于需要为重大投资，然而在资料之选择及编排上不具有精神创作性之数据库，提供特别立法保护。”

而在我国，可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必要条件是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不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独创性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解释，这就使得我国在选择著作权保护模式时必须首先明确独创性含义。本文开头所述的案件二审法院虽然没有对“独创性”含义进行说明，但从认定的结果可以推理出其采用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即独创性包含了独立完成和一定的创造性。由于电子数据库不具有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当然就不能享有著作权。

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存在一个问题，即数据库的编辑者不享有著作权或类似于著作权的专有权利，不能产生足以对抗第三人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放任摘录、利用他人未获著作权保护的劳动成果的行为，会影响到知识产权体系本身。公平、正义和自由一直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在知识产权中同样也体现着这些法律价值。数据库的投资者花费了大量金钱，付出了辛勤劳动，如果放任他人自由使用，就会损害社会公众开发、生产和制造数据库的积极性，这是不公平的。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应该借鉴美国、欧盟的立法经验，对享有版权保护的数据库给以编辑作品的保护待遇，而对那些资料的选择与编排不具有精神创作性的数据库，提供特别立法保护。下面笔者仅就资料的选择与编排上不具有精神创作性的数据库享有的权利作一简单分析，至于受版权保护的符合版权法规定的“原创性”标准的数据库则已归入编辑作品，其作者的权利已在版权法中有明文规定，所以不再赘述。

三、数据库的特殊权利保护

对数据库进行特殊权利保护，旨在在著作权之外阻止未经允许的摘录和商业性使用数据库的行为，保护的是不受版权法保护但又需要相当的人力、技巧和经济投入而成的数据库。这类数据库独立设计，通常需很大的花费，但很容易被复制。所以必须对不纳入版权保护范围的数据库进行特殊权利保护，才能既弥补著作权法的空白，又体现对劳动者“劳动”的尊重。

（一）应受特殊权利保护的数据库的范围

对于那些不能享受版权保护的数据库，要享有特殊权利保护，笔者认为要满足以下条件：

1、必须是按有序的方式编排的，由独立的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组成的，并且各部分能被以电子或其他方式单独访问的集合体。但是，用于制作或驱动电子数据库的计算机程序除外。

2、只有在内容的获得、检验、编排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投资而非象征性投资的数据库方能享有特殊权利的保护，即数据库的制作者在获取、翻译或表现上体现了质上或量上最基本的投资，这类投资可能包含着运用经济资源或花费的时间努力或精力。

（二）数据库特殊权利的内容

欧盟数据库法律保护令第七条第二项称，数据库制作者可以禁止他人取得该数据库的内容，亦即可以禁止他人未经其同意，以任何方式永久或一时地将数据库之全部或部分重要内容移转于其他资料媒介上，资料的下载即属于这一种情况；权利人亦得禁止他人未经其同意而散布复制物，出租、联机或为其它形式之传输，使公众取得数据库的全部或部分重要内容或将其进一步利用。

由此可知，欧盟数据库保护指令赋予了数据库制作者禁止他人未经其同意的摘录和再利用行为的权利。权利内容包括阻止摘录和再利用整体或部分数据库内容。“摘录”被定义为永久或一时的将所有或基本部分数据库内容以任何形式或手段转移到另一媒体上。“再利用”被定义为通过发行复制品或出租其他形式传播，使公众能够获得全部或部分数据库的内容。

同时，欧盟数据库保护指令规定权利保护期间为数据库完成后十五年，如果在此一期间届满之前，将数据库提供给公众使用，则自首次提供给公众使用起，可再享受十五年之保护；如果对数据库的内容，在质或量上有重大的变更，且在质或量上为重大新投资者，包括继续性的补充、删除或变动而累积成重大变更，则该投资所产生的数据库享有独立的权利保护期间。

四、数据库特殊权利的限制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到来的时候，既要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科学和技术进步，又要充分保障公众在信息社会获得并了解信息的正当权利。对创作者权利保护过于严密则将使作者获得不合理的垄断权，不利于社会公众了解事实或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创作者权利保护过于疏漏，会挫伤作者创作积极性，阻碍知识产业的繁荣。

美国著作权局主办的讲座会，对保护数据库问题，大致有以下共识：（1）数据库极易被复制，适度的奖励可以鼓励创作。（2）事实的资料不应为私人拥有。（3）任何人均可独立向原始资料来源取得资料。（4）政府数据库应公开不受保护。（5）不应伤害科学、研究、教育及新闻报导。（6）为商业及竞争目的的大量复制不应被允许。一般而言，图书馆、科技界、教育团体、电话公司和网络相关行为反对保护数据库。对数据库是否赞成保护，这显然牵涉到公利和私益之争。对数据库特殊权利的限制是否得当，直接涉及公利的增长及私益的保护。以美国H.R.354法案为准，数据库特殊权利的限制主要表现为：

（1）、为说明、解释、举例、评论、批评、教学、研究或分析的目的，传播或摘录数据库的合理行为。

（2）、为了教育、科学或研究等非商业性目的，传播和摘录数据库内容的行为。

（3）、传播或摘录数据库中的单个信息或数据库内容的非实质性部分的行为，但恶意的重复或系统性的行为不在此限。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仅仅为了验证信息的准确性而传播和摘录的行为。

（5）、政府部门因实施调查、保护或情报活动传播或摘录的行为。

原创性范文篇9

[ABSTRACTS]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asasocialscienceinChinahasbeenquickeneditsstepbutdevelopedslowly.Asawhole,communicationinChinaisstillinitsstageofintroductionandbring-inresearch.Inthisthesis,theauthoradvocatesthatwesternworksofcommunicationbetranslatedcomprehensivelywithfocalpoints,suchasworksfromtheschoolofcriticism,aswellasworksof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andorganizecommunication.Theauthoralsoconsidersthatit''''snowthetimewestrengthen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inthemediumangle.Moreworkswhichintroducesubdivisionsubjectsofcommunicationaswellasspecialworksintroduceimportanttheories,combiningtherealitiesofthecommunicationinChinaandachievementsofresearch,shouldbepublished.InordertolettheachievementsofcommunicationresearchinChinaknownbyinternationalcirclesofcommunication,originalandregionalstudyofcommunicationmustbereinforced,whileacademicstandardsandresearchmethodmustbepaidattentionto.IftheresearchofancientChinesecommunicationisimproved,wemaycontributetocommunicationtheachievementsofmorenewtheories.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inChinaisinitspursuingstage,thusitshouldbeorganizedwithgreaterefforts.

[关键词]传播学研究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中观研究原创性研究学术引进古代传播研究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传播学，至今已21年了。在世纪末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明确传播学研究该向何处去，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在传播学研究上建树甚少，但很关心和留心观察这项研究。现在不揣冒昧，说些近乎外行的话，目的是抛砖引玉，促进讨论，探讨传播学发展之良策。

一、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定位

这21年来，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很是红火，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几十本，发表的论文数以百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先后与各有关单位主持召开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到今年11月已有5次。30多所院校开设了传播学课程。我国传播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存在问题也不少。我国翻译的西方传播学著作数量很少，且很不全面。我国学者最早的传播学著作，要算戴元光等写的《传播理论与实务》，出版于1988年。已出的传播学著作大都是在教材的基础上丰富、整理出版的，其中《传播学引论》（李彬著）、《传播学导论》（董天策著）等若干著作架构合理，逻辑严密，论述流畅，对于普及传播学知识很有意义。但超出教科书的研究专著比较罕见。传播学研究有不少是在浅层次上重复，原创性研究不多。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历来不够重视，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现在几乎还没有看到，我国学者在传播学研究中总结的原理和方法被国外权威刊物或著作所引用。所有这些说明，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快，但发展缓慢。

对于这20多年来的传播学研究，有人划分为几个阶段。但我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总体上是追赶式研究，只能在个别领域上或许可以说是赶超型的研究。追赶式研究，是说我们的研究仍处在引进式介绍和引进式研究阶段。作这种定位，比较能够反映实际。这样定位并不是低估成绩，更不会妨碍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而恰恰能有利于认识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二、引进介绍应力求全面一些

198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后两句话今天看来似乎说大了点，但其意思大体还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究其实际，我们到现在连“系统了解”也还没有能够做到。

传播学基本上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大部分，如果加上包含前二者在内的组织传播，也可说是三大部分。（有人说，还有一种“自我传播”，但我认为，传播学研究的传播都是社会传播，所谓“自我传播”不应包括在内，它应属于心理学范畴）。可是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界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均属大众传播范围，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译著一本都还没见到。

从学派来讲，我国介绍的大量是美国的经验学派，欧洲批判学派是传播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它的某些观点更容易在中国引起共鸣。但是我们对它的译介很少，几乎一本译著都还没有出过。只有王怡红、李彬等写了一些介绍文章。缺少这一大块，对于我们研究传播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传播大众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等诸多重大课题，都会缺乏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的启示。陈力丹在1995年曾撰文，主张“更多地借鉴欧洲传播学派的方法、观点”，他认为，“他们的理性思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有较深刻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他们更多地从整体上考察传媒，更多地采用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注意传播过程及其每个环节所起的作用。同时，并不排斥用经验学派常用的一些具体方法。”①但陈力丹所倡导的迄今并无进展，我国传播学界接触批判学派仍然很少。幸得李瞻教授出面张罗，为大陆十几个院校赠送了一些新闻传播学的书籍，可从中得到一些帮助。

至于从国外浩如烟海的传播学论文中挑选精品翻译发表，同样极为罕见。

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可能多数外文都不很过关，看原著有困难，而且由于研究经费有限，购买外文原著也是难事，何况从为数众多的外国著作中去精选，对于每个研究者个人来说，都是难度不小的事。所以组织挑选和翻译若干外文传播学原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997年，潘忠党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发起了翻译出版“媒介、文化、与社会译丛”的计划，该计划认为，“我国目前市场上涉及这个学科（传播学科）的书籍极少，仅有的少数也大多处于‘概述’和‘初级介绍’的水平，缺乏超出教科书的专著”，“要在我国学者近20年努力的基础上，将传播学的介绍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必须翻译介绍“一些学术专著和研究范例型的著作”。

这一计划列出了24本专著，包括了文化/批判学派、社会行为学派等各学派的有代表性重点著作。现将这24本书的作者、书名、出版年份转列如下：

1、维·沃萨德：《传播的生态：控制的文化形式》（1995）

2、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社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之回想》（1991）

3、奥利弗·巴瑞特·波德、克里斯·纽波德（合编）：《研究媒介的途径》（1995）

4、丹尼尔·戴岩、艾利休·凯茨：《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1992）

5、约翰·费思克：《理解流行文化》（1989）

6、荷伯特·甘斯：《决定什么是新闻：对于CBS晚间新闻、NBC每夜新闻、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的研究》（1980）

7、德·吉特林：《打开黄金时段》（1994）

拉斯苟大学媒介研究小组、：获取资讯：新闻、真理、与权力》（1993）

德·戈丁：《媒介的政治经济学》（1997）

10、贤托·阿岩伽、当那德·金德：《事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公众舆论》（1987）

11、塔码·李伯思、艾利休·凯茨：《意义的外销：对于〈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1993）

12、索尼亚·莉文斯通：《理解电视：受众解读的心理学》（1990）

13、约翰·麦克马内斯：《市场导向新闻学：公民应否警觉？》（1994）

14、保罗·玛萨瑞斯：《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1997）

15、约史华·玛雅维茨：《失去的空间感：电子媒介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

16、戴维·墨利：《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1992）

17、迪姆·欧苏勒文等（合编）：《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1994）

18、埃夫瑞特·罗杰斯：《创新的扩散》（1995）

19、麦克尔·刹德荪：《广告，艰难的说服及对于美国社会疑虑丛生之影响》（1986）

20、盖·塔克曼：《制作新闻：对于现实构筑的研究》（1978）

21、约瑟辅·特若：《媒介产业：新闻与娱乐之生产》（1984）

22、特云·凡·戴克：《新闻作为话语》（1988）

23、威廉·雷蒙德：《文化社会学》（1981）

24、威廉·雷蒙德：《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语汇》（1981）

这个丛书还成立了由李金铨、朱立、陈世敏、李瞻、郭庆光、喻国明、张国良、李良荣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提供咨询、建议。上述著作原计划分批翻译出版，到2000年上半年出齐，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计划搁浅，甚为可惜。但所选的书目无疑很有意义，即使不是每一本都很合适。望有能力承担此书出版者，能够挑起重担。

上面所列书目学术性大都很强，对于研究者帮助很大，我们也需要翻译出版一些教科书类型的专题著作，以利教学和普及。据了解，北京广播学院已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已有5部书稿译出。

三、中观研究及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

传播学研究在美国实际上是经历着从微观到宏观的观程。开始是研究演讲和修辞的技巧，后来研究预测总统选举中选民投票的意向和美国人对重大事件的意见，研究战争时期宣传的效果，然后到威尔伯施拉姆，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出版了《传播学概论》（《Men,Message,Media—ALookofHumanCommunication》）之力作，标志着传播学的创立。当然，这种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是反复进行的。现在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无数课题，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都是微观的、具体的。《现代传播》刊登了陆晔、潇湘写的《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第49届年会述评》，这次年会是1999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湾举行的，其主题是“传播与对立：通过对话接受差异”。但另外还有300多场专题报告，涵盖了17个方面，每个专题下面都有很多微观的、具体的研究课题。②西方科学界都重视原创性研究，而原创性研究必然是从微观入手。相信到一定时候，还会出现施拉姆式的大师，把前入的成果进行系统归纳，使传播学的构架体系跃入一个新的层次。

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路程则不同，是从引进开始的，首先是从翻译介绍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德弗勒等人的《大众传播通论》等宏观著作开始的。我国已经出版的很多传播学著作也都是概论性宏观著作（大多是以上两本书的某一种的构架作些变化，或以上两本书的构架综合起来作些变化，来确定自己的篇章结构）。一些学人是在领会这些传播学著作原理和粗通一些传播研究方法以后，才去着手进行带有原创性的研究的。所以，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

鉴于我国进行出版的宏观性著作已经不少，而微观的原创性研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一时难以有大的发展，我在这里提出加强中观研究。所谓中观研究，就是要求以专著的形式，系统介绍西方传播学关于某一学术领域（或某一分支学科，或某一基本理论等）的源流发展、基本内容（包括原理、规则、方法以及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的传播实际和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认为，作为追赶式研究，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

本人以为，在未来几年，如果能够出版以下中观研究的著作，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和传播学知识的进一步普及，都会起很大作用。

（1）传播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理解传播、说服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传播心理学、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传播、文化传播等。

（2）传播的一些基本原理：批判理论、沉默螺旋理论、两级传播理论、媒介理论等。

（3）传播的一些基本方法：议程设置、传播控制等。

（4）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如经验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传播学许多常用的研究方法（如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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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谈的中观研究领域，其实国内出的传播学概论性著作都有所涉及，但是由于大家都浅尝辄止，谈的人再多，信息量和知识含量也没有增加多少。所以，让概论和教科书中的一章一节，成为一本书，该是时候了。诚然，有些中观研究的课题，我国已经有人做过，如邵培仁教授等主编过政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堪称很有意义的一次尝试；陈力丹著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倒是一个难得的收获。四川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宋昭勋写了一本《非言语传播学概论》，填补了一个空白。但我以为，一个课题出两三本书，应算正常，有发展有比较，才会有佳作出现。

顺便说一点，我倒不认为中观研究课题后都得加一个“学”字，如“对外传播学”、“体育新闻学”。我常纳闷：这个“学”，是“学科”（FieldofStudies），还是“科学”（Science）？但无论作为学科，还是作为科学，总得有一些本学科特有的原理和特有的术语，如果暂时还做不到，就不忙加“学”字，等到以后有了再加不迟。之所以提及这个问题，是担心学界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学风会不会刮到新兴的传播学园地。

中观研究贵在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要尽可能紧密联系中国的传播实际，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研究，而是国外传播学知识的专题介绍了。那种介绍，即使有些个人见解，也只能是微量的研究成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当然，结合中国实际，不是要求西方传播学都服从中国的习惯提法，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或相同或相近之处，充分展示能为人们提供启示的地方。其次，尽可能运用中国人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不能生吞活剥，让著述充满外国人的现成话或欧化的句子，使人读了若明若暗，不得要领。

四、原创性研究与规范和方法

我国传播研究者要想对传播学作出真正的贡献，还在于扎扎实实地进行原创性研究。所谓原创性研究，就是研究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虽然研究过但没有得出应有结论的课题），得出前人没有得出过的结论。像喻国明关于测度新闻媒介传播内容极其结构的传通效果的指标体系的研究③，林之达关于作为传播致效的中介的心理能的研究④，我认为都是具有原创性的。原创性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它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那种主要是综合、整合前人的成果，稍加一点自己的分析的研究，不能称为原创性研究。传播学中那些里程碑性的成果，无不是原创性研究的硕果。凡是提到那些成果，人们就会同时想起取得这项成果的著名学者。

我国传播学界要搞好原创性研究，有两点是必须加以重视的。

首先，原创性研究强调规范。一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必须以学术规范来检验。学术规范也是个很大的话题，大到学术道德和秩序，小到引证规则都在其内，此处无法详述。我觉得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在学术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一项研究开始，没有文献检讨或文献回顾，没有尽可能把前人所作的相关文献加以分析，研计其得失，从而说明自己所作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让人明确这项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做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进行一次重复研究，去发现前人已经发现的结论。

其次，原创性研究讲究研究方法。不少论文，都象随感录，或者夹叙夹议的散文。有的运用思辩方法的论文，对自己的基本的研究对象不使用定义法加以明确，看得出其概念的含义在游蛇般地走动。有的例证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十几年来，实证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从无到有，逐步有所发展。但有些研究，没有严格按照方法的要求操作，论文中没有充分证明样本的科学性，历次获得的资料也缺乏可比性，因此读者对结论的可靠性信心不足。诸如此类的成果都称不上严肃的科研成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成果就很难打入国际传播学界。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学者提出自认为有理由的观点，如果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论证，那仅仅是提出了假说。一篇论文中对于诸多问题都是蜻蜓点水，未经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都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⑤一句话，原创性研究必须是有板有眼的、扎扎实实的。

五、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及如何对传播学作贡献

澳洲传播学者奥斯本（Dr.GraemeOsborne）说：“对一个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和原则。”现代系统的传播理论虽然不产生于中国，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丰富的传播资源，从历史到制度，从思想到技巧，有取之不竭的资料可供研究。二十多年来，海峡两岸有不少学者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研究，不计大量论文，已经出版的著作就有朱传誉著《宋代新闻史》（196？）、张玉法著《先秦的传播活动》（1983）、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著《中国传播理论》（1997）、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李彬著《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等书。余也鲁教授等主持的“五史六论”（五部传播断代史，六部传播理论探索论文）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有的已经成稿。

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研究，不但需要新闻传播学者、文史学者参加，还需要吸引经济、政治、语言、文化、人类等各学科的学者参加。

如何使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对世界传播学做出贡献,有三个环节必须抓住：

首先，必须在传播原理、传播规律方面发现、有所总结。这方面的东西一旦有了就能成为全人类的。要把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理论升华再升华，不要仅仅停留在历史的描述上，要把它们提炼成原理，有的争取再提炼成术语。我在《华夏传播论》一书的《政治传播》中试图总结决策圈与信息圈的关系对政治的影响（二者重合，政治就清明；二者分离，就会出现阴谋政治，政治就腐败）；在《科学传播》中试图说明逆向传播的道理（一个社会中，逆向传播不能存在，只能作“借经立言”式的传播，科学就不可能发展）⑥，就是这种努力。黄星明教授正在研究的“风草论“，我认为也比西方的‘魔弹论”贴切得多。（“风草”一说出自《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行草偃”讲的是德教化民的道理，是说君子的德教传播，如风掠过，老百姓接受，会产生象草应风匍匐一样的效果。那么，要想让老百姓能顺应你的意向，信息就得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才能使他们一直处于接受的状态。）

其次，要用正确的方法、规范的论证和表述方式，来论证和推演你根据大量史料得出来的论点。这一点很重要。比如上面所谈到的信息圈与决策关系的政治传播原理，逆向传播的科技传播原理，我也都是在长篇论述中提到而已。由于种种原因，事后也未能重新来做，殊为可惜。所以，我所提出的还只能算假说，而不是科学结论。我最近读到古代传播研究方面的一部书稿，文中许多地方迸发出真知灼见，有的的确能上升为原理，可都是匆匆带过。如果以某一灼见作为理论假设，重新组织材料，进行充分论证，就可能出原理发现上的重要成果。

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能给人们这方面的启示。它是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教授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提出的：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他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其实，这种认识几乎是东西方“人人心中所有”(亲身经历过“”造势的中国人对此尤有体会)，只是“人人笔下所无”。但内尔·纽曼教授抓住这一现象不放，并且推演出一系列的论点。比如，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愈加得势，另一方则越来越失去支持的声音。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意见。又推出，如果这个过程有大众媒介参与，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也更明显。还推出，各种受者的声音又作为媒介的声音的和声进而影响更多的人。⑦所有这些论点，都被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加以证实，从而完成由假设到科学论断的飞跃。这位教授的“秘诀”在于：抓住它，展开它，用科学的方法证实它。

其三，要用英文改写或翻译既有原理发现，又符合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的学术成果，并在国传播学刊物上发表。

六、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我国传播研究，由于财力不足，在翻译引进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人力资源占有优势，我们有大量的新闻传播学术人才可以依靠，还有不少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可以借用，一些从事国际研究、文化研究的机构和学人现在也在进行传播研究，且成绩斐然。某些研究如中国古代传播研究方面，资料也相当丰富。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研究经费特别是各种研究基金都在增加。很明显，有利条件在增多，不利条件在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加强组织、协调，就会使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发展得更快、更好。这种协调，最好是能成立中国传播学研究会。如果一时办不到，也可以通过两年一度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进行。因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当前从主体上看，还是一种追赶式研究，合理使用人力、经费，就可以使重点课题得到保障，同时避免低水平重复。

学术研究的协调，不是“计划经济”式的指令，而主要是通过过信息交流、咨询建议来实现。其实现方式主要是：

（1）拟出近期、中期可供翻译介绍的国外重要传播学著作（包括一些重要论文）目录。为此，可以成立顾问委员会，由中外学者组成（要有一定数量的海外华人学者），请他们推荐。现在，国外传播学研究有日益庞杂之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这样做。

（2）向某些研究者建议需要研究的课题，需要撰写的中观研究的书籍。

（3）向社科基金或其他基金提出关于需要招标资助的课题的建议。

（4）回答各地研究者关于哪些课题已有人研究之类的询问。（或定期在有关刊物上公布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名称、主持人姓名，以及尚未有人研究的项目）

（5）联系社会捐助者，资助传播学研究课题。

前面已经提到，组织协调并不意味着指令、指派。传播学者可以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自由选择题目进行研究。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还属于“跑马占地”的阶段，没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各人发挥自己特长，有的可以沿着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路子走，跟踪国外研究成果同时自己也进行研究；国学基础好的，可以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宝藏。外语条件好的，可以多做些翻译介绍国外传播学著述的工作。总之，不能强求一律，更不能互相指责对方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谁的建树，都是传播学园地上的收获。

注释：

①陈力丹《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第27页。

②陆晔、潇湘《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第49届年会述评》，《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第19页。

③林之达《论传播致效的中介——心理能》，打印稿。

④喻国明《从传—受互动方格看亚运会报道》，《体坛纵横》1986年第1期。

⑤孙旭培《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第14页。

原创性范文篇10

关键字: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是随著20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20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20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20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