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性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12:01:39

有用性范文篇1

(一)贷款价值比是满足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决策需求的关键财务信息

商业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管理决策是一项金融决策,本质上是对在房地产抵押贷款配置过程中的战略选择权进行估值,也就是财务信息对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管理决策的有用性才能够最大化。为使商业银行管理者能够识别和建立战略选择权,原则上要求财务信息“相关”并且“真实”。“相关性”具体表现为财务信息能够预测房地产抵押贷款未来的价值和财务信息能够对贷款时预测的房地产抵押贷款组合价值进行确认或改变。借贷双方都不能在事前预见并描述贷款发放之后贷款价值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管理决策同时要求“真实”的财务信息。“真实”财务信息要求反映房地产抵押贷款组合价值及其变动的本质特点。具体讲,第一,财务信息要有总体性,即能够完整地反映房地产抵押贷款组合价值。第二,财务信息要有实时性,能够客观地反映房地产抵押贷款组合价值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之间的价值动态变化。最后,财务信息要有均衡性,能够在信息成本的约束下使信息价值最大化。本文认为,在银行财务报告中,能够获得的基本具备上述各项质量特征的关键财务信息,就是贷款价值比例(LTV),即贷款数额与抵押房地产价值的比例关系。首先,贷款价值比例体现了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管理的内在特征,也符合财务信息的“相关性”要求。根据贷款的抵押品,可将贷款区分为“依据资产”或者“依据现金流”两种类型(梯若尔,2007)。房地产抵押贷款是一种典型的“依据资产”的贷款。在实践中,商业银行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管理机制主要是杠杆率约束。一般地,银行在任何时候都关注确保未偿付的债务价值与房地产资产中剩余的价值之间大致平衡(哈特,2006)。在发起房地产抵押贷款事前,贷款价值比可以帮助银行预测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未来价值;在发起贷款后,通过比较名义(或初始)贷款价值比和实际(或当前)贷款价值比(即贷款额变动率/房价变动率)的差幅,能够确认或改变之前的预测结果。其次,贷款价值比例能够保持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真实性”内在一致性,又能体现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决策对财务信息“真实性”的特殊要求。第一,通过一家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配置规模和抵押房地产价值规模,可以能够完整地反映房地产抵押贷款组合价值的杠杆约束。第二,比较房地产抵押贷款组合价值与抵押资产价值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的变化,能够获得房地产抵押贷款组合价值变动的动态信息。第三,贷款价值比可以节约财务信息成本。广义讲,可以作为房地产贷款抵押的不仅有房地产,还包括借款人的声誉。相比审核借款人声誉,银行审核房地产资产价值的信息成本更低。唯一需要单独进行进一步讨论的是贷款价值比的前瞻性。

(二)实物期权框架下的贷款价值比

假设房地产抵押贷款发放并持有到期,房地产抵押贷款使用历史成本法或摊余成本方法记录在银行的财务报表中。历史成本法通常在贷款到期无法偿还之前并不认定亏损,只有当违约实际发生时才将已发生的贷款减值计入当期损益,换言之,在贷款到期之前,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贷款资产价值与违约可能性没有太大的关系。抵押房地产资产价值使用公允价值法计量,放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公允价值计量坚守“现在”时点,而不是面向未来计价(任世驰等,2010);能够动态地反映抵押房地产资产价值的动态变化,但不能单独地预测抵押房地产资产未来的风险价值。这就是说,贷款价值比这一财务信息是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混合计量的产物,但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会计计量都不能直接使贷款价值比呈现出前瞻性特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明确指出:通用财务报告是以管理层的最佳估计、判断和模型为基础而不是基于准确的描述①。因此,只要估值是所选择的方法和应用方法是合理恰当的、能够如实反映估值,就能符合财务信息真实性中无重大过错的特性,并非强求完全正确。基于此,我们发现在实物期权框架下,把按照历史成本法计量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与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抵押房地产资产联系在一起,能够显示贷款价值比的前瞻性,同时能进一步认识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与决策有用之间的关系。在实物期权的框架下,我们可以把房地产抵押贷款描述成债务人持有的一种看涨或看跌的实物期权②。假设某公司用自有的价值600万的某一商业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500万元(包括利息)。当抵押商业房产的市场价值大于500万元(假设仍为600万元),则债务人会还本付息,这等于以500万元的价格从银行手里买回价值600万抵押房产,其差额是100万元(600万~500万元)。但是,抵押商业房产的市场价值下跌,假设跌到为450万元,则债务人就会放弃抵押的商业房产,即不还银行的500万元本息,因为一个理性的债务人不会花500万元买一宗只值450万元的房产。可见,理性的债务人在抵押商业房产的市场价值上涨超过贷款本息时,有权按照约定价格(即贷款本息)买回抵押商业房产。这类似债务人得到一个看涨期权。我们也可以把房地产抵押贷款描述一个看跌期权。仍然使用上面的假设数据,现在我们要说明:理性债务人在什么市场价格下选择把商业房子留给银行而不愿意归还贷款。当抵押的商业房产的市场价值大于贷款本息500万元时,假设仍为600万元,理性的债务人不会把价值600万元的商业房产只按照500万元的价格出售,换言之,债务人会支付给银行500万元贷款本息。但是当作为抵押物的商业房产的市场价格下跌到500万元以下,例如450万元,理性债务人就会选择把商业房产留给银行而不愿意归还贷款,因为这等于按照500万元的价格(即要还的贷款本息)卖给银行只值450万元的商业房产,前提是抵押的商业房产市场价值下跌到贷款本息以下,因而这类似债务人得到一个看涨期权。可见,理性债务人是否违约的选择,取决于抵押房地产资产的市场价值波动与抵押贷款规模之间比例的变动。一般地,当抵押房地产价值大于贷款价值时,即贷款价值比的比值较小,债务人没有违约激励;当抵押房地产价值小于抵押贷款价值时,即贷款价值比的比值较大,债务人就有违约激励。在实物期权框架里,贷款价值比能够产生一个前瞻性的财务信息,在没有交易成本(即没有违约金、处置费用)的情况下,如果贷款价值比趋向于≥1时,群体性违约概率就越大,当贷款价值比<1且更小时,群体性违约概率就越小。由于贷款发放后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未偿贷款本息余额基本固定,抵押的房地产价值“随行就市”因此,通过对重估抵押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能够得到贷款价值比变动趋势的信息。这一基本思想在美国KMV公司1997推出的KMV组合管理模型(又称信用监测模型,CreditMoniter’sModel)得到实现。不确定性程度和实物期权的价值正相关。不确定性越大,实物期权的价值越高。这是因为不确定性越大,获得或等待新信息而保持行动灵活性的价值就越大,而保持行动灵活性就相当于购买或建立了一个期权。因此,贷款价值比变动趋势信息的相关性最终体现在帮助商业银行管理者识别和建立战略选择权。我们假设一个银行要增加一个房地产抵押贷款组合,这个增加的贷款组合假设为10亿元(类似初始成本),一年后得到的本息收入是12亿元,资金的加权成本是15%,无风险利率是年利5%。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房价贷款比为1,即用于抵押的房地产总价值与贷款组合价值等价,由此,银行预计抵押房地产价值将上涨20%,即1年以后的抵押房地产价值和贷款组合的还本付息额一致;并且我们假定出现群体违约,则银行出售抵押房地产收回贷款本息(忽略出售成本)。这样,我们可以用抵押房地产价值的变动表示贷款组合的收益变动。我们比较传统的现金流量决策和期权决策的差别。按照传统的现金流量决策:在时间0时,银行增加贷款10亿元,到时间1时,银行通过出售抵押房地产得到本息支付12亿元,本息收益的净现值如下:净现值=12/(1.15)1-10=0.43亿元按照实物期权方法决策:现在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房地产市场行情好,1年后抵押房地产价值可能上涨到14亿元,但是如果房地产行情差,抵押房地产价值也可能下跌到10亿元。如果1年后证实出现用于抵押的房地产价值下跌到10亿元,银行将选择不增加房地产贷款组合,显然,只有在抵押的房地产价值上涨到14亿元时,银行才会增加一个贷款组合。根据实物期权方法决策价值可表达为:净现值=14/(1.15)2-10/(1.05)1=1.06亿元按照实物期权方法决策的10亿元抵押贷款组合的净现值大于按照传统的现金流量决策的净现值0.63亿元,换言之,假设银行只是靠出售抵押房产收回本息,显然前者优于后者。两者之差就是信息的价值,也就是保持灵活性或期权的价值。尽管按照现行的制度安排,如果债务人违约,银行也只能从拍卖抵押房地产的所得中债务人必须支付的还本付息部分,剩余部分仍归债务人。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这里给出的结论:银行的战略选择期权决策是一个依房地产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状态变动信息而进行调整的行动;而根据期权理论,房地产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状态变动的基本驱动因素就是贷款价值比的变动。反过来,由贷款价值比变化驱动的房地产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状态变动信息的价值,最终体现在银行战略选择期权的决策上。(四)简短的结论当商业银行管理者改善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管理决策、从而防止房地产市场价格崩溃冲击银行贷款资产质量引发金融危机时,需要从银行的财务报告中能够得到贷款价值比变动的信息。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关于决策有用性的基本原则精神保持一致,在实物期权框架下,能够将计量贷款的历史成本方法和计量抵押房地产市值的公允价值方法结合起来,在商业银行财务报告中充分反应贷款价值的动态变化,并将这一信息的有用性最大化地体现在银行建立的战略期权上。由此,能够大大提高银行财务报告信息满足银行管理者事先防范房地产市场价格崩溃冲击银行信贷质量、从而防范金融危机的需求。

本文作者:陆克今薛恒新工作单位: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有用性范文篇2

【关键词】计量观;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有用性

一、引言

财务报告方式有信息观和计量观之分,无论信息观还是计量观,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信息观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假设证券市场是有效的,依靠信息披露来提高财务报告对信息使用者的有用性,该观点认为市场会对所有来源的信息作出相应的反映。作为会计信息的供应者,会计人员以证券市场价格对会计信息的反映程度来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自从1968年鲍尔和布朗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会对财务报表的信息做出反应,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信息观在财务会计的理论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使得财务报告向计量观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证券市场的有效程度产生了质疑,认为证券市场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有效。例如Bernard&Tomas(1989)发现季度收益存在公告后的价格波动,依据信息观的观点,投资者是足够理性的,消息是灵通的,公司一旦公布其盈利信息,那么该信息就会立刻被市场消化,不会存在公告后的价格波动现象,这一现象有力的冲击了信息观的主导地位。另外,财务报表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也支持了计量观,研究发现收益信息公布日前后,狭窄窗口的证券变动收益中只有极少部分是由于收益公布引起的,而大部分的收益变动是由净收益以外的因素引起的,Lev(1989)认为存在这一现象是由于净收益的质量不高,这就意味着财务报表的有用性还不高,而计量观中引入公允价值,意味着在决定企业内在价值时,财务报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弥补了信息观下财务报表有用性不高的缺陷。综合以上观点,鉴于信息观存在的缺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财务报告向计量观的转变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然而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又分为决策有用性和契约有用性,下文将具体分析计量观对决策有用性和契约有用性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计量观与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计量观强调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是财务报告中两种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计量属性。决策有用性要求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相关性和可靠性是主要的质量构成,二者不可或缺。公允价值的运用是相关性和可靠性相权衡的结果,事实上,现行会计实务中,只有少数确定性的交易和事项同时符合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要求,而大多数交易和事项的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往往发生矛盾,难以同时保持比较理想的水平。计量观要求在保持合理可靠性的前提之下,将公允价值融入财务报表中,提高财务报告的相关性。公允价值能够提高相关性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如SEC认为公允价值能够有效地防范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应支持公允价值的运用;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公允价值的运用是否能够保证合理的可靠性?

阿罗的可能性定理使人们认识到不可能存在绝对“真实的”净收益,陈朝晖(2000)也认为可靠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没有任何计量属性在可靠性方面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在无法确保绝对正确的前提下,“近似的正确”而非“精确的错误”才是信息使用者应追求的目标。人们普遍认为历史成本的可靠性较强,因此,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信息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当企业经营环境相对稳定时,历史成本能忠实地履行资产计价和收益决定的功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是,当企业面临的经营状况不稳定时,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激烈震荡,导致报表信息只能反映资产、负债取得当日的预计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而不能反映资产负债表日的真实情况。公允价值只有在交易发生时才有可能是确定的,其余的都是估计数,从这方面来看,公允价值的可靠性确实值得商榷。但是公允价值要求每期必须进行新的计量,确定每期的公允价值变动,这种新的计量充分考虑到了资产和负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利于考虑物价变动对未来现金流量产生的影响,并将这一影响与企业管理当局的经营决策和管理水平对业绩的影响相分离,从而有利于更准确地比较、评价和预测企业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从这方面来看,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同样也具有可靠性。因此,公允价值总体上还是做到了计量观的要求,即在保持合理的可靠性的前提之下,增强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财务报告由信息观向计量观的转变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三、计量观与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

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交易契约的集合,契约性是企业的本质属性。会计信息契约有用性是指会计信息在契约签订、监督和执行过程中的作用。契约有效性是以与公司经营相联系的一系列契约为基础的,比如高管人员薪酬契约与债务契约。这些契约往往与企业净利润,产权比例等联系在一起,会计政策的选择虽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但是会引起这些数据的变化。由于管理人员对这些契约承担责任,其所偏好的会计政策可能与其他的信息使用者所偏好的会计政策存在差异,因此,从契约有效性的角度出发,管理人员可能会反对计量观。

管理人员是理性的,他们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最大化公司的利益。计量观下,管理人员需要将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表内确认,公允价值的变化不在管理人员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是管理人员的薪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告净收益,这就可能引发管理人员进行利润的操纵,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一方面管理人员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的奖金或更高的薪酬,选择更适合的会计政策将本应属于以后年度的收益确认为本年度的收益;另一方面,管理人员也会为了防止或降低债务契约的违约风险,将未来期间的报告盈余转到当期。刘浩、孙铮(2008)认为在债务契约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可能利用资产的公允价值升值来掩盖资产流动性的实际降低。管理者的这种行为将极大地损害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同时也损害了会计信息的契约有效性。

四、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计量观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影响,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公允价值的运用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具体表现为在不损害可靠性的前提下,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2)由于公允价值不能由管理者控制,也就不能反映如实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因此会引发管理者进行利润操纵,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也就是说财务报告向计量观的方向转变,在提高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同时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充分披露由于会计政策的选择所带来的表内项目的变动,使得净利润更能反映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公司利润的监督管理,防止由于利润操纵损害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影响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

参考文献

[1]卢永华,杨晓军.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研究[J].会计研究,2000:60-62.

[2]孙铮,贺建刚.中国会计研究发展: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视角[J].会计研究,2008:7-15.

有用性范文篇3

针对股价波动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投资界、决策层探讨的热点问题。目前对股价波动的研究体现在一些证券投资分析的基本理论中,其中作为主流的基本面学派认为,股票价格围绕公司内在价值上下波动,即公司内在价值是公司股价波动的决定因素。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评估,主要应用的是收益法,而收益法是基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分析。因此,理论上股票当前的价格与其盈利存在相关性。因此本文对盈利能力指标投资有用性问题的研究实证也是对股价波动理论的探讨。自Ball等[1]在1968年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研究者们就一直致力于揭示盈利能力与股价间的相关性以及二者间的作用机理。Beaver[2]认为,由于公司当前的收益是未来收益的合理预期,而股票当前的价格是未来收益的折现。Soliman[3]在Nissin等[4]的工作基础上,探讨了杜邦分析指标对当期和未来一期证券价格的影响。结果发现,若以年为时间单位,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在解释股票收益时,在净资产收益率的基础上有信息增量提供能力,能显著地提高模型的拟合效果。在国内蒋贤品[5],鲁爱民等[6]从定性的角度加以介绍和分析,直接利用杜邦分析体系和指标来评价和预测公司的价值。朱宏泉,舒兰等[7]仅用回归的方法分析了盈利指标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并且没有分行业进行研究。因此分行并且对财务指标投资有用性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是本文的创新与研究内容所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样本为具备2008-2012年五年完整年报数据的沪深两市14家主营业务为化纤的上市公司。2008-2012年我国证券市场经历过牛市熊市,将5年的股价涨跌幅和财务数据平均值作为分析对象可以较大程度避免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对分析的干扰。同时就某一行业做分析可以避免行业特征对分析的干扰。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以及股价数据自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反映公司综合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为净资产收益率。而净资产收益率=权益乘数*销售净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本文以研究权益乘数、销售净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三大指标为分析对象,

三、实证研究

灰色系统理论是一门新兴的理论,主要用于研究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运行机制和物理原型不清晰或根本缺乏物理原型的灰色关系进行序列化、模式化,进而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它为复杂系统的建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灰色关联度是量化分析系统动态发展过程的指标,是灰色关联分析的基础和工具。自邓聚龙于1987年首次提出邓氏关联度[8]后,解决了许多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9-10]。由于作灰色关联度计算数列的量纲最好是相同的,当量纲不同时要化为无量纲[11]。此外还要求所有数列有公共交点。为解决这两个问题,计算关联系数之前,先将数列作初值化处理,处理结果如表1所示。

四、结论

有用性范文篇4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强调了文言文教学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了初中文言文教学的目标。因此如何在课堂上提高文言文教学的有效性,成为文言文教学中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对文言文教学有效性教学理论的研究是零散的、个别的。对初中文言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行为的研究,更是几乎没有。因此,我认为构筑有效的文言文课堂的研究对有效教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言文的教学现状是: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苦,教学进程慢,学习效果差。教师不注重学生文言文学习习惯的培养,文言文教学停留在了文章内容的了解上,基本上处在背课文、背注释阶段。导致了学生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学习兴趣不高,只是被动接受,没有怀疑与探索精神。因此,我想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一些关于提高文言文课堂教学效率的相关设想,期望能为初中文言文课堂教学行为有效性的落实提供新的思路。

一、注重落实,变“死”为“活”

(一)落实要灵活。

文言文字词句的课堂学习要想活起来,就不能孤立地解释字词句的含义,而要把它们的理解与整篇文章的内容以及对人物思想感情的体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不能光照着教参或者资料书简单的备备课,照本宣科的讲给学生,而应突出重难点,于重难点处发问,让学生相互质疑、讨论,让沉闷的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学生还会恹恹欲睡吗?

《与朱元思书》一文,在讲“蝉则千转无穷,猿则百叫无绝。”这句话的翻译时,教参上是这样翻译的“蝉就长久不断地叫,猿也叫个不绝。”学生就不理解了,都是写叫的,为什么一个用转,一个用叫呢?我就给学生解释,“转”通“啭”指的是鸟叫声,形容声音的婉转动听,而猿的叫声粗犷,所以没用同一个字。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醉翁亭记》中连用了21个“也”字,它具有表示判断和舒缓语气的作用,这就需要学生在翻译时灵活掌握,使翻译的句意更符合文意。

(二)落实在运用。

我们的许多教师教学文言文的功利性太强,主要从考试角度进行教学,基本上是采用解题—介绍作者—写作背景—讲解课文—朗读背诵—巩固训练,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在教学中为了落实字、词、句,老师一般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为了实现文言文教学的有效性,就要打破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在语言的运用中落实字、词、句。在平常的教学中,我还要求学生准备一个小本子,把在课堂教学中遇到的过去课文中曾经出现的一些字、词、句记下来,做个积累。并且引导学生加以比较,以加深记忆。对课文中经常出现的重点字词或特殊句式进行归纳总结,找出异同点以有利于知识的运用。

(三)落实在教学手段。

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丰富文言文的教学内容,活化教学方式,声色结合,图文并茂,让课堂更直观更形象,从而触发学生的思维,引发学生的联想与想象,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四)落实在学习形式。

开展各种活动,不断尝试各种学习形式。把文言文教学与活动实践课相结合,在课堂上开展丰富多彩的形式:如讲文言故事、举行文化常识竞赛、进行课本剧表演、古诗文吟诵、文言课本剧创作等活动,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自主积累记诵文言文的知识。有效的途径。

二、注重语言,变“贴”为“赏”

现在的文言文教学,主要是老师按照教参和资料书先备好课,然后按照自己的备课本上的程序一步步的讲给学生,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不能发挥主体作用;或按照“固有的文言文教学的先导入,后字词,再作者介绍、时代背景,然后朗读逐句翻译等模式”并且给自己的教学内容贴上一个个标签。这种八股味很浓的程式化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这样就难以培养能力,发展智力,教学效率必然低下。教师必须做到,“任它千瓢水,我只取一瓢饮。”即将教学模式的五要素:教学理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师生组合、操作程序等五个因素互相联系,有机的组合设计出新的教学环节,也就是注重语言,变“贴”为“赏”。在课堂教学实践上体现<<新课标>>以学生为主体,自主、创新、合作的理念,师生对文言文的文本语言进行鉴赏,努力构筑文言文教学的有效课堂模式。这样,才能在不断地学习中得到艺术的熏陶,才能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一)赏句式之美。

《与朱元思书》一文中,主要采用四字句和六字句,并于文章后半部分大量运用对偶句,如:“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这就取得了句式整齐,音韵和谐,对比立意,相映成趣的表达效果,读来朗朗上口,节奏感极强。

(二)赏意境之美。

《小石潭记》一文中,作者把自己的心情和小石潭的环境结合起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本文在对景物的描绘中,结合作者自身的遭遇,渗透着作者自身的感受和情怀。小石潭景物的幽静美与作者心境的凄清美形成强烈的对比,有力地反衬出作者寄情山水摆脱抑郁的心情。

(三)赏结构之美。

《醉翁亭记》一文中,结构上的精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用“乐”作为主线贯穿全篇,集中抒发作者被贬之后恬然自乐的旷达情怀。第二,用移步换形、层层缩小之法来写景色和人物。第三,讲究前后照应,注意埋下伏笔。

三、注重感悟,变“讲”为“读”

古语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就告诉我们不管学习什么语言都需要一定的语感。而我们现在的文言文教学现状是老师教的多,学生学的少。几乎每节课都是老师在不厌其烦的讲重点字词、翻译句子、分析重要内容等。学生在被动的接受,听不到他们对文本的诵读之声,这样的教学导致的结果是教师在课堂上出尽了风头,而学生的收效甚微。

根据这几年对文言文的教学,我认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读,应充分利用朗读感悟法。在朗读中感悟,是最基本、最原始的读书方法,也是最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之一,特别是短小精悍的古代文学作品尤其应该采用此方法。

有用性范文篇5

【关键词】会计计量目标理论;受托责任;决策;收益

财务会计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过程;而在会计理论的研究中专门针对会计计量的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在传统财务会计中,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计量单位是货币计量,这是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然而,随着现代对会计理论研究中越来越多的涉及到“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的确认和核算,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或有事项以及公允价值等的确认和列报等问题都是涉及现代会计实务的难题。而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的涉及到计量和计量理论等一系列问题。

一、传统会计计量理论的基本问题

在现有的会计计量理论中基本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会计计量的定义、本质、目标、计量属性、计量单位以及衡量计量的标准等等,而这其中以定义和目标又是其它内容的基本。

(一)会计计量的定义

在会计界最早提出会计计量定义的是史蒂文斯(S.Stevens),他在1946年提出:“计量是根据特定的规则吧数额分配给物体或事项。”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提出:“会计就是要计量和传递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中的数量方面,虽然定性信息是重要的,但会计职能强调通过数量表示有意义的定量信息来增进有用性。”1979年,井尻雄士在《会计计量理论》一书中提出:“会计计量就是以数量确定目标或事项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把数额分配于具体事项的过程。”198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公告中认为:“计量是指为了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中计列财务报表的要素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

在我国目前被广泛采用的是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和余绪缨教授在1992年提出的定义,即“计量,是指在财务会计中对会计对象的内在数量关系加以衡量、计算并予以确认,使其转换为可以用货币表现的信息”。

从上述对会计计量定义的时间间距及其内涵来看,对计量的认识主要表现在:第一,在计量基础上是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单位上是坚持货币计量。第二,在传统计量理论中普遍认为会计计量就是计量财务报表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过程,并表现在报表的形式上。第三,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大都是将其放在会计基本概念框架中的勾籍关系中,特别是会计本质和会计目标是传统计量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而形成了计量理论中的真实收益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两大主流学派。

(二)会计计量的目标

在传统会计计量理论中,对计量目标的分析和研究也是类似与计量理论,没有形成完整理论,只是有从会计目标中演进而来的受托责任性和决策有用性的两个广泛接受的模糊概念而已。比如,在林志军编写的《会计的假定、原则、准则》中曾经表述:“会计计量主要解决企业的资产计价和收益衡量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考核企业管理当局作为业主的委托管理者所实际完成的‘受托责任’,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肖伟在其编写的《会计计量接触理论研究》中认为,会计计量的目标与会计决策信息系统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即提供有关价值运动的量化信息,确定与决策相关的价值运动方面的量值。另外,在吴艳鹏编写的《资产计量论》中将会计计量的目的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明确企业资产责任,交代企业资产经营现时履行情况;(2)客观的反映企业所实际控制资产的经济价值;(3)为经济决策管理提供有用信息。并认为这三个方面彼此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企业资产计量目的的完整内容。

由此可见,我国传统会计中对计量理论的研究依然限定在传统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结构中,以会计本质和会计目标为其研究的中心出发点和逻辑起点,特别是对会计计量目标的认识更是突出,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俨然已经成为计量目标的两大主要观点。尤其是随着公允价值、可收回金额等多种计量模式给传统计量带来巨大的冲击时,计量目标理论也成为争议颇多的话题。

二、计量目标中受托责任性和决策有用性的评价

(一)受托责任性

认为计量目标服从与受托责任观的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委托方把资源交给受托方,受托方承担合理、有效地管理资源并使资源保值、增值的责任。作为资源的受托方,要如实向资源委托方报告受托责任的履行过程、结果;而为了有效地协调委托方和受托方的关系,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要求客观性,在会计确认上只确认企业实际已发生的经济事项,从而在会计计量上以历史成本计量,反映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如下图1所示:

根据图1,在受托责任观为知道的会计目标中,委托方和受托方双方责任明确,并且所要求的计量过程也仅仅时反应这种唯一的契约关系,而计量的结果以及对计量报告的要求自然与之相对应就变成了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要求。站在投资者的角度,需要客观、可验证的计量过程并反映结果,对受托方进行监督和控制,受托方则需要客观地计量整个过程并报告出来反映企业履行的情况和经营结果,因此,在此会计目标为导向的计量过程中,采用的则是会计学的收益、使用财务资本保持以及名义货币单位等一系列概念,并决定了计量过程中只需要用历史成本对资源进行初始计量既可,没有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等后续计量等问题,也没有无形资产等混合计量等问题。简单的说计量的目标就是完成受托责任,真实的反映资源的收益这一目的。

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以整个财务会计基础概念框架为基础从会计目标出发的计量目标目的理念仅仅是从整个财务会计的逻辑关系为逻辑起点,将其作为一个子系统而发展的。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完善、特别是信息成为投资人和经理人越来越重视的焦点,受托责任行对目标性已经逐渐显现出不适合的地方来。在受托责任中,计量及报告出的结果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在决策者看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其决策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的活跃和发达,投资者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集中式、单一性逐渐成为分散性、个别性、大量性,潜在的投资者和相关的利益相关者都在关注着计量所反映的信息。在这种环境和要求下,很多学者开始对受托责任性的计量目标提出置疑并转向对决策相关性目标理论的研究。

(二)决策相关性

认为计量目标服从于决策有用观的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会计目标是向债权人、潜在投资者等相关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主要包括关于现金流量的信息和关于经营业绩及资源变动的信息。这就要求会计信息质量不仅可靠,更重要的是相关有用。在会计确认和计量方面不仅要包括已实际发生的经济事项,还包括那些尚未发生但对企业已有影响的经济事项,因此在会计计量上不仅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还采用非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如现行价值模式、公允价值模式等),并要求提供多种会计报表。如下图2所示:

如图2,以决策有用性为指导的会计目标中,虽然和受托责任观一样都适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济环境,但与其不一样的是,资源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完成有效的配置,委托受托双方的关系变得模糊,信息成为连接经理人和资源以及投资人的关键点,此时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企业资源的收益及消耗情况就不再是会计计量的主要目的,而相应的决策信息、投资信息以及潜在投资能力的信息已经有原来的无用信息变成了至关重要的信息,而贯穿整个会计过程的计量其目的也就成了提供相关、可靠的有用信息,由此可靠性、相关性就成了连接会计目标和计量目标的衡量标准,并且在会计目标的导向下,计量过程中开始采用经济学中的收益概念、开始涉及重置成本、实务资本保持以及现时成本等一系列有利于决策信息的计量概念。而计量所反映的信息其目标不再仅仅完成投资人的受托责任,而是更注重体现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与报酬水平以及本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风险与报酬等。并且要适时体现出后续计量以更好的面向未来的需求和目标。在这种计量目标理论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本市场的介入给会计计量带来的冲击,解决了当前越来越多后续计量的一部分问题,可以说是比较有效的。并且,在2002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加拿大会计准则理事会合作推动的“会计计量”研究项目中,最终还是将计量目标界定为是为了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即与概念框架中的财务报告目标相一致)。但我们认为,决策有用性的计量目标仍有些不能满足的情况,决策有用性适用的经济环境是资本市场,而怎样的资本市场才能保证决策有用性的计量目标可以满足整个信息系统的需要特别是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呢?信息成为关键之关键,而会计则无形间成为信息使用者和信息的“奴仆”,在决策有用性的目标理念中又将如何体现呢?等等问题都是目前在决策有用性的目标理念中无法很好解释并解决的问题。

三、结论及建议

在上述受托责任性和决策有用性为目标的计量理论中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会计计量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很显然都并不是很成功的解释并解决当前越来越成熟的实务问题。我们认为有如下原因:

1.这两种目标理论都是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或逻辑起点,而当前在会计目标的研究体系中还存在理论和实务上不具有操作性的地方,这样的研究起点首先对会计计量这一贯穿整个过程的重要量化概念目标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把对计量的研究局限在了以此为基础的勾籍关系中,我们不是说这中间存在逻辑问题,而是说计量的目标本身就限制在了这一范围之内。

2.从理论上讲,这两个观点不论是在会计目标理论还是在计量目标理论中,其适用的基本前提或经济环境源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这种分离状态下,无论是明确契约关系还是明确资本市场交易形成信息。而当前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爆炸时代的发展,信息、知识等无形资产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资源并且对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像资本市场开始席卷会计整个过程一样,需要更适合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新目标理论满足当前会计整个过程,特别是报告过程和结果。

3.从实务操作上讲,我国会计计量规范对于初始计量基础有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现值、最佳估计值等,对于后续计量基础有摊余价值、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公允价值、可收回金额等,但从总体上看,对除历史成本的使用还是比较谨慎的,特别是公允价值,也只是在2006年修改的会计准则中有部分体现而已。这样本身就意味着在会计计量目标理论中试图从新的视角寻求上述问题的解决。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受托责任性和决策有用性的会计计量目标理论,应该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建议可以抛开会计目标理论,将计量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来研究其计量及报告过程中的真正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样可能就计量这个单独的过程来说会更有利于解决上述出现的问题,并形成比较完备的子系统。并且,随着目前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涌现,即使是以历史成本为主多种混合计量模式并用的计量理论也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和难题。另外在这种比较模糊的计量模式中也容易给会计过程带来许多不便和多种操作的可能性。这样,在计量目标中,我们就更应该抛开会计目标理论,从计量本身出发研究计量目标。

参考文献

[1]欧理平,何华军,岑远春.会计目标:决策有用与受托责任——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J].重庆社会科学,2005(12).

[2]陆剑桥.关于会计计量的几个理论问题[J].会计研究,2005(5).

有用性范文篇6

【关键词】物联网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结构方程模型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计算机、物联网等技术实现物流现代化操作是必然趋势[1]。到2019年3月份为止,全国已有3.56万辆快递和邮政车辆、617万辆货运车辆使用GPS定位导航;联网运作的物流机器人销量增长2万台,同比增长50%;1万台无人机参与货运与配送,同比增长40%;2018年无人驾驶货车实行了上路测试,无人配送车逐步在特定区域经常性运作。大量物流运输设备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设备信息互联互通;物流机器人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自动定位、环境识别、人机交互;无人机、无人配送车利用物联网技术解决了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尽管物联网技术在物流行业发展利好,但高额的投入成本以及潜在的安全隐患等因素使得一些物流企业望而却步,因此物联网技术的使用范围仍非常小。面对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传统物流企业思想保守,对智能技术重视度不够[2]。目前,物联网技术中的RFID在企业内的应用仍局限在点或线的范围内[3]。实现物联网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广泛使用,识别影响企业物联网使用意愿的因素十分重要。因此,本文结合前人研究,从物流企业高层主管的角度出发,整合TOE框架与TAM模型,引入个体创新因素,在技术维度对物流企业物联网技术的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1研究模型与假设

1.1感知有用性。感知有用性引自TAM模型,描述了用户认为使用某信息技术能带来多大程度的工作效率的提升,是外部变量与使用意愿之间的纽带。赵英[4]等认为用户对手机物联网的感知有用性越高,其使用意愿越强。邬文兵[5]等通过研究分析司机对共享物流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模型得出感知有用性有助于提升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陶晶晶[6]以车联网产品为例,说明了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持续使用意愿。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1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企业物联网技术持续使用意愿1.2TOE框架。TOE框架指出组织是否采纳新技术主要受技术、组织、环境因素影响。本文在TOE框架的基础上结合物联网技术的特征,从技术有用性、技术兼容性、技术感知安全、信息质量方面阐述了技术维度对使用意愿的影响。1.2.1技术有用性。技术有用性指用户认为物联网技术有提高企业运作效率、便于实时监控等用途。Wang[7]等认为新产品因为有着更为有用的特性才能将原有的老产品替代。研究发现,技术有用性对海洋运输企业的物联网采纳意愿具有正向影响[8],技术有用性会根据人们随技术价值认知水平的提升而影响用户的感知有用性[9]。研究表明即时通讯服务的有用性是用户感知有用性及使用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7],技术有用性正向影响消费者对物联网的感知有用性[10]。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2技术有用性正向影响企业物联网技术持续使用意愿H3技术有用性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1.2.2技术兼容性。技术兼容性是指物联网技术与企业现有信息技术及经营战略、业务流程匹配度。颜波[11]等指出物联网技术兼容性对企业采纳使用意愿呈正向影响。技术兼容性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使用意愿,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影响感知有用性间接影响使用意愿[12]。对于物联网技术来说,其通信协议、数据格式及传感设备与原有设备的兼容性是影响物联网感知有用性的原因之一。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4技术兼容性正向影响企业物联网技术持续使用意愿H5技术兼容性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1.2.3技术感知安全。作为一种信息技术产品,物联网技术在带来开放性、包容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安全性、匿名性等隐患[13]。研究表明物联网安全性是阻碍企业物联网使用意愿的主要原因之一。孙威研究证实物联网技术安全性正向影响消费者购买使用意愿[14]。对物流企业来说,物联网的网络延迟可能会引发无人驾驶车安全事故,所以,技术安全性是企业使用意愿的首要考虑因素。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6技术感知安全正向影响企业物联网技术持续使用意愿H7技术感知安全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1.2.4信息质量。传输信息是物联网的主要功能之一,而用户对于一个信息技术的输出数据满意与否与信息质量相关。信息质量和互动对用户参与意愿影响最强[15],徐嘉徽[18]等研究发现信息质量水平正向影响消费者信息采纳意愿,高质量的信息能够提高用户的使用意愿[18]。杨一翁基于信息系统成功模型,研究分析得出推荐信息质量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17]。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8信息质量正向影响企业物联网技术持续使用意愿H9信息质量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1.3个体创新性。个体创新性指个体对某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和应用积极性。一个企业是否采纳某类新技术,高层管理者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而高层决策意见受其的个体创新性影响,此处个体创新指高层管理者创新。新产品会对创新性高的用户产生强烈吸引,驱使用户采纳使用,而创新抗拒性高的用户对信息技术的接受度会变低[19]。Peruzzin[20]等指出个体创新特征在衡量用户对新技术的接受意愿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同时,个体创新性越强,越容易感知到技术有用性。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10个体创新性正向影响物流企业其物联网持续使用意愿H11个体创新性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根据上述理论假设,构建出物流企业物联网技术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

2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2.1问卷设计。为确保问卷考察的有用性,本文结合物联网技术特征,修改了一些成熟问卷的量度,组建成本文的研究量度。研究模型涉及7个变量,包括技术有用性、技术兼容性、技术感知安全、信息质量、感知有用性、个体创新性、物联网技术持续使用意愿。具体量表见表1。2.2数据分析。2.2.1数据收集。本文根据设计的变量编制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问卷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物流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发放,同时向学校MBA班物流企业学员发放。共发出调查问卷450份,收到有效问卷419份,有效问卷率为93%。样本年龄在25-45岁的占63%,教育水平在本科及以上的样本占72%。2.2.2信度分析。首先利用SPSS对总体变量进行信度检验,得出Cronbach'sα为0.887,大于0.7,可认为模型的总体信度较好。同时,对模型7个变量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变量Cronbach'sα值都大于0.7,说明所设问题之间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量表的信度较高。2.2.3效度分析。对样本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KMO值为0.862,大于最低标准0.5,且显著性检验为0.000,小于0.01,说明样本数据效度良好,适合做因子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各变量因子载荷量都在数值0.7以上、组合信度CR值均在0.8以上,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值也均在0.6以上,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2.3模型评估。2.3.1拟合度检验。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样本数据与模型的拟合结果进行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χ2/df为1.156,小于严格标准值2,RMSEA值为0.019,小于0.05的标准值,其它拟合指标NFI、CFI、GFI、IFI、AGFI都超过了0.90的标准,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效果,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良好。2.3.2路径检验由上述可知,模型信度效度均符合标准,在此基础上运用AMOS软件,构建相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通过路径分析检验相关路径是否显著。由路径分析结果可知,感知有用性对物联网持续使用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β=0.281,P<0.001),假设H1成立;技术有用性对物联网持续使用意愿及感知有用性均有正向影响(β=0.369,P<0.001;β=0.252,P<0.001),假设H2、H3成立;技术兼容性对物联网使用意愿及感知有用性呈正向显著影响(β=0.252,P<0.001;β=0.242,P<0.001),假设H4、H5成立;技术感知安全对物联网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对感知有用性呈正向显著影响(β=0.119,P<0.05),所以假设H6不成立,假设H7成立;信息质量对物联网持续使用意愿及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均不显著,假设H8、H9均不成立;个体创新性对物联网持续使用意愿及感知有用性呈正向显著影响(β=0.309,P<0.001;β=0.142,P<0.05),假设H10、H11成立。

3研究结论

有用性范文篇7

关键词:释义矛盾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需求二重性

问题是从使用价值概念开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对使用价值概念进行分解,所以,《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的逻辑结构是不对称的。笔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的、学术界始终没有注意到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问题。

关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无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线索。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又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马恩全集》第23卷第48页)。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现实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呢?’这是形式逻辑矛盾。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人们研究《资本论》曾经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说研究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既然生物学家需要对生命细胞中的数以万计的基因分别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对使用价值这样重要的概念进行剖析呢?所以,我们准备做的正是对经济学的“基因”研究。剖析“释义矛盾”恰恰是显微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的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樊刚:《比较与综合)P184)。在实际中,抽象使用价值是以消费过程为基础的。在经济学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所以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就是经济学中的现实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住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出发的。这种方法孕育着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作为经济现实,具体的使用价值不同于抽象的使用价值,可能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现实的使用价值,供给不是需求,有用性不是效用。它们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每一方的存在又以对方的消失为转移。这正是社会经济运动本身的辩证特性。因而,把握经济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辩证矛盾性。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我们在现实中使用的使用价值概念也含混着这样的两种内涵。这是释义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详见拙文《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所以,不仅劳动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的概念也存在二重性。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了这一矛盾,却与之擦肩而过。我们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完成对使用价值矛盾体的分解。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现在,使用价值已经分解为有用性与效用。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具体劳动可以生产有用品,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体劳动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有用性还依赖于消费者的评价。具体劳动也不能产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者的抽象满足。因而,当使用价值被分解后,必须扬弃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我们只能说:具体劳动形成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需求决定有用性与效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就这样把需求与效用合理而自然地引入了《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至于劳动与需求的关系,它们显然是互相对立统一的。另外,我们还要延伸马克思的方法。既然《资本论》中有劳动二重性,我们也假设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具体需求与抽象需求。参见拙文《劳动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然后将上述新的概念和假说构成对称的逻辑图形如下:

图1的左侧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使用价值已扬弃)。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图一的右侧是新增加的。需求与劳动、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均采取对称设置e.有用性与有用品不可分离,必然相邻于Y轴两侧。效用填补了唯一的空位。我们来研究图1中的需求二重性。需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各式各样的有用品的具体需求。具体需求与有用品结合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质的性质——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需求二重性在图1的逻辑结构中合理存在,它决定着使用价值的矛盾性(有用性与效用)。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图1的对称性。初看起来,图1是全对称的逻辑结构。仔细分析却发现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劳动的概念非常含混。“劳动”究竟代表“劳动力”还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只是单一要素,而劳动过程则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参与,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之一。其二是即使“劳动”的概念定位在“劳动过程”上,“劳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仍无法与“需求”取得对称。因为劳动过程并没有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劳动过程以外的各种自然物(无论有无垄断)也是需求索取的对象。因而“资源”(实为“可支配资源”)比“劳动”更有资格与“需求”相对称。

为了取得逻辑上与需求的完全对称,我们必须用“资源”来代替“劳动”。与之相应,劳动二重性也就转化为“资源二重性”。这种逻辑上的进一步调整可由图2表示。

图2表示,资源也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资源来使用,生产某种有用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资源的性质,并由此形成资源价值(简称价值)。任何一种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资源价值就获得相同程度的承认。

图2的分析表明,劳动二重性仍然是有效的,但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一个特殊形态。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这样的特殊形态代替了资源二重性的一般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价值理论中出现偏差。

从劳动出发,自然寻找到劳动二重性;从具体劳动出发,自然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从抽象劳动出发,自然把价值全部归属于劳动。当我们用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时,价值归属于抽象资源,而不仅仅归属于抽象劳动。劳动资源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资源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抽象资源这样的一般性质,才能代表全部价值的来源。

图2还表明:从整体看,没有资源的供给,需求无从满足;而没有需求的评估,资源也无从配置。所以,效用与价值也是互相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共同决定了价值。从这种辩证的逻辑结构看,劳动价值论的出现虽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却是狭窄的、片面的理论。对这样的一种理论至今仍然简单地接受,其基本原因是辩证法的运用不彻底,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公务员之家

很明显,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在商品元素矛盾结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导致了效用与需求的引入;需求的引入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的逻辑结构的设置;对称结构的规则又迫使我们用“资源”代替“劳动”,用“资源二重性”代替“劳动二重性”。所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价值来源于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来源于劳动资源;价值的分配与实现同时又受制于效用。于是,严格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却证实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片面性。读者可以认真验证一下,笔者在分析过程中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基本方法?违背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忽视了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历史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并不为过。相反,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和它所遗留下的“释义矛盾”,为后人认识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重新复活《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用性范文篇8

关键词:品牌营销;在线评论;有用性;互动关系

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围绕消费者在线评论影响电商品牌营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评论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以及电商品牌营销中的非真实消费者在线评论识别等方面。孟美任和丁晟春(2013)基于电商品牌营销中的消费者匿名在线评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关于品牌效应的真实消费者互动反馈能够产生显著的品牌差别效应,并提升忠诚消费者对负面在线评论内容的耐受度。郑春东等(2015)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网络水军在线评论对电商营销中的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水军的在线评论在数量上能够对电商品牌效应产生显著影响,这也是众多电商在品牌推广初期雇佣网络水军进行评论宣传的主要动因。韩心瑜和张向达(2018)重点研究了电商品牌营销与消费者在线体验的互动关系,通过对电商品牌营销中的消费情感互动分析发现,消费者的品牌信任度是基于其感知的易用性,同时易用性与有用性增强了消费者与品牌营销的重复互动关系,最终形成忠实的消费者购物行为。可以看出,消费者在线评论影响电商品牌营销已经成为广大学者研究的共识,但目前鲜有文献通过实证方法检验电商品牌营销中在线评论信息的感知有用性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京东商城家电产品的在线评论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电商品牌营销与消费者的在线体验互动关系。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理论分析框架

Zhang等(2006)基于在线消费行为以及网络反馈机制构建了消费者在线评价影响消费行为的异质性理论分析框架;Sun(2012)在此基础上完善了网络评论方差较大产品的品牌营销中介模型。本文沿用该思路并对我国电商交易市场规模较大的京东商城家电产品消费者在线评论内容进行数理化处理,深入考察消费者在线评论感知有用性因素。具体理论分析框架如下:假设消费者在线消费的同质品牌产品只有两种,分别是x和y,并由厂商X和Y进行供货。其中,x产品在生产中存在一定的非合意产出z,而Y厂商在生产y产品上不存在非合意产出。消费者的消费价格以y产品为基准计价物,则消费价格为:Py=1,Px=P。在x和y产品的在线评价中存在G的好评反馈和B的差评反馈,设定厂商X和Y在生产同质产品中存在的市场报酬分别为r和w,存在的要素报酬分别为G_和B_,则消费者在线评价对品牌营销产生的技术影响为:F(g,b)=gδχbχ1-δ,z=x=F(gχ,bχ),y=H(gy,by)=gβyby1-β在消费市场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X和Y厂商的品牌营销是投入要素的单调递增凹函数。基于非合意产出在不同厂商间存在差异,因此X厂商在品牌营销的非合意产出方案应控制技术影响中θ的比例,即增加x产品的在线好评,据此可以推断出X厂商的合意营销与非合意营销中的综合性技术影响框架模型为:x(gx,bx)=F((1-θ)gχ,(1-θ)bχ)=(1-θ)F(gχ,bχ)=(1-θ)gδχbχ1-δ,z=φ(θ)F(gχ,bχ)上式中,φ(θ)为消费者在线好评G转换成的品牌营销效果,φ(θ)=(1-θ)1/α,0<α<1。与此同时,X厂商在生产中的非合意产出z存在的非在线评论品牌营销影响为:z=φ(θ)F(gχ,bχ)=(1-θ)1/αF(gχ,bχ)=(1-θ)1/αgδχbχ1-δ电商X对产品x的净营销函数为:χ=zαF1-α=zα[gδχbχ1-δ]1-α根据企业生产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消费者在线评价约束下的X和Y需要控制θ中g和b投入产出的最优,即在消费者在线评论g和b中满足以下约束条件:电商X在实际营销中的非期望产出z必然面对消费者在线评论中一定比例的差评内容,消费者在线差评与品牌营销成本存在正比例关系,即电商X在产品x的净营销函数中需要投入更多的要素来弥补营销效果的下滑。假设λ为非合意产出z在线差评的单位纠正成本,则x产品的新成本函数为:在满足电商交易市场自由进出的零利润条件下,通过求导成本函数可以得出x产品的消费者在线差评纠正密度函数为:e=z/χ=αp/γ≤1。

(二)研究变量设计

消费者的电商消费在线评论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既包括了对产品使用的概括性差评与好评,也包括了评论长度、有用性投票等能够有效反映消费者感知与满意度的情感评论。本文借鉴赵锴等(2018)和杨东红等(2019)对消费者在线评论的量化研究方法,选择京东商城消费者在线评论中的评论长度、有用性投票及评论回复数为本文实证检验的三类消费者在线评论指标。具体如下:评论长度:主要指消费者在两个电商平台各品牌消费后在线评论内容的字数。唐晓波(2014)、朱娟(2017)和曲佳彬(2018)等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电商消费的用户评论内容包含了对购买相关产品或服务的丰富程度,而评论字数的数量能够有效体现消费者对电商品牌营销的情感接受或反馈态度。因此,本文把消费者在线评论的评论长度作为实证检验的核心解释变量之一。有用性投票:主要指京东商城针对电商品牌营销设置的用户有用性投票数据。杨东红等(2019)研究消费者在线评论的有用性投票时发现,该指标能够让电商品牌营销商更好地对市场消费者进行忠诚度的筛选;Mudambi S.M.等(2014)研究也发现有用性投票对电商体验类产品的品牌营销能够提供客观有效的决策依据。基于此,本文把电商品牌营销有用性投票作为另一核心解释变量。评论回复数:主要指消费者在京东商城进行电商品牌产品消费发表评论后引发的其他同类产品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的互动回应个数。李中梅等(2017)和曲佳彬(2018)等学者在研究消费者在线评论的评论回复有效性中发现,电商消费后产生的消费者在线好评对产品销售影响一般,而附带图片的中评或差评能够引起更多其他消费者的互动回复,并向潜在消费者传递明显的消费决策信号。因此,本文把电商品牌营销中消费者在线评论后的回复数作为又一核心解释变量。

(三)数据抓取与处理

在数据获取与处理方面:本文使用网络爬虫软件,以2018年京东商城中某品牌家庭厨卫类产品的消费者在线评论为研究对象,分别抓取平台品牌类家电消费评论内容中的好评、中评和差评。由于消费者在线评论中的形式和内容复杂多样,且存在大量的无效评论,为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本文采取的处理方法如下:删除操作:对评论内容毫无意义,如“无”等以及“此用户未进行评论”的在线评论进行删除;筛选操作:对评论内容多,且明显重复或者为广告的在线评论进行筛选;分箱处理:根据MDLP熵分组分箱法把消费者在线评论中的非连续自变量数据进行分类处理,进行MDLP 熵分组。其中,消费者在线评论的信息增益为前后的信息熵之差,且信息增益越大则分组更有效。实现分组有效的信息增益条件如下:Gains(X,T,S)>log2(N-1)/N+(X,T,S)/N经过数据爬虫的抓取和处理,最终得到本文实证检验的关于电商品牌营销产品消费者在线评论118842条,其中好评数量为87944条,中评数量为10695条,差评数量为20203条。

电商营销中消费者在线评论信息感知有用性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本文以处理后的在线评论数据为解释变量,以该品牌的销量为被解释变量,采用稳健的OLS 模型对消费者在线评论信息感知有用性进行分类基准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回归结果,模型(1)显示消费者总体的在线评论及方差对京东商城家电产品的品牌营销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了在线评论中的评论长度、有用性投票和评论回复数与电商品牌营销之间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不能从整体层面进行消费者在线评论信息感知有用性对电商品牌营销影响的测度。根据模型(2)的检验结果,评论长度信息感知有用性系数为0.205,且通过了1%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了有20.5%比例的消费者倾向于在线评论中的评论长度,即该比例的消费者对电商品牌营销中的在线评论字数表现为积极态度。根据模型(3)的检验结果,有用性投票信息感知有用性系数为0.114,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了消费者对目前京东商城设置的品牌产品有用性投票尚未表现出明显的接受态度,其原因可能是电商平台的有效性投票大多是针对体验类产品进行的设置,而具体的搜索类产品很少发起该类模式的投票。根据模型(4)的检验结果,评论回复数信息感知有用性系数为0.392,且通过了5%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有效说明了有39.2%比例的消费者倾向于在线评论中的回复数量,即该比例的消费者对电商品牌营销中的在线评论回复内容更表现为积极的接受态度,尤其是包含产品图片等信息的回复内容。

(二)双维固定效应检验

有用性范文篇9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三大运营商3G用户保有量已分别达到35027万户、23945万户以及2154万户。以其公布的数据估算,我国3G用户保有量已突破8000万户。值得注意的是,三大运营商均保持着月新增3G用户超过月新增移动用户的50%的水准。其中中国电信3G占单月客户净增长,由今年1月份的382%,增至6月份的70%。也就是说3G用户正在成为新增移动用户的主流。3G新增用户在移动用户中的占比,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而在目前的3G环境下,话音市场饱和,移动增值业务将会成为移动运营商的核心竞争力。而3G移动增值服务除了丰富3G业务使移动运营商避免在话音业务上陷入价格战,更是移动运营商提高平均每用户单月利润贡献率(averagerevenueperuser,ARPU)的发展策略。然而3G移动增值业务到底能否有效提升ARPU,这就取决于消费者的使用意向。本文将以科技接受模型为基础研究消费者对于采用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意向。

二、文献综述

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TAM)是Davis于1989年提出的[1],主要是根据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科技接受模型研究对象明确,主要是解释与预测“信息科技”采用者的使用意向与实际行为(Mathiesonetal,2001)[2]。该模型提供一个理论基础,用以解释外部变量影响新信息科技使用者的内部信念、态度、使用意向。其模型构架如图:在信息管理领域中,以科技接受模型来解释预测信息科技使用者行为的研究非常广泛,包括电脑系统,软件,语音邮件,文字处理系统,移动商务,移动支付,移动银行等。Davis(1989)研究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信息科技实际使用行为的意向之间的关系,发现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对其研究的使用意向有正向影响,且感知易用性会加强感知有用性的效果。[1]Mathieson(1991)以262位大学生为样本研究大学生对电子计算软件的使用行为,并比较科技接受模型与计划行为理论解释变量的差别。结果表明,科技接受模型更具有解释力,并且模型的简约程度上更胜于计划行为理论。[3]Igbaria(1997)在研究新西兰小型企业员工对个人电脑的使用情况时发现感知易用性是感知有用性和实际使用行为的重要因子,且感知易用性比感知有用性的解释能力强,但这可能跟新西兰的小型企业处于信息科技采用的早期阶段有关。[4]Lederer(2000)研究万维网的相关工作与科技接受模型的关系。结果显示支持科技接受模型。万维网的使用与否会收到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响。[5]Yang对新加坡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影响新加坡移动商务使用行为的因素。该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型为基础添加了个人创新性、过去使用行为、人口统计变量等外部变量,证明了这些外部变量对使用行为的影响。[6]Luran&Lin(2005)在使用移动银行的使用意向研究中,以科技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为基础,添加了感知可靠性、感知自我效力以及感知财务成本性三个变量,并证明了这个扩展科技接受模型的解释力。所添加的三个变量均对移动银行采使用意向有明显影响。[7]Wu&Wang(2005)结合科技接受模型与创新扩散理论中的相容性,添加感知风险性和成本性两个变量,证明了感知有用性、相容性、感知风险性与成本性均显著影响消费者采用移动商务的使用意向,但感知易用性对消费者的使用意向并无影响[8]。台湾学者Ying-FengKuo在台湾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服务的使用意向研究中,也添加了个人创新性和成本性,扩展TAM模型,证明了个人创新性会影响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态度和成本性会影响消费者的使用意向,而态度本身也受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成本性的影响。[9]虽然有台湾学者和新加坡学者研究过移动运营商增值业务,但国内关于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采用意向影响因素研究还是比较少。

三、研究设计

(一)影响因素分析与研究假设

消费者创新性是指消费者个体对新事物新产品的接受程度,是消费者个体自身的一种特性,是决定采用新产品的重要因素之一。Citrin,Steven&Stem,Jr(2002)在讨论消费者创新角度讨论网络购物时认为消费者个人创新性会影响其使用网络购物[10]。所以在讨论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使用意向的因素时,本文假设消费者创新性是影响因素之一,作为拓展TAM模型的外部变量,假设如下:H1:消费者创新性对消费者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有用性产生正向影响H2:消费者创新性对消费者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易用性产生正向影响。H3:消费者创新性对消费者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态度产生正向影响。H4:消费者创新性对消费者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使用意向产生正向影响Davis(1989)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型中,使用态度受到感知有用性以及感知易用性影响,感知易用性也会强化感知有用性,用意向则由态度和感知有用性组成。因此本文假设:H5: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易用性会对消费者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有用性产生正向影响。H6: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有用性对消费者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态度产生正向影响。H7: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易用性对其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态度产生正向影响。H8: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有用性对其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使用意向产生正向影响。H9: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态度对消费者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使用意向产生正向影响。在研究科技信息产品的采用研究中,有学者将“成本性”纳入验证影响使用者使用意向的重要因素。Wu和Wang(2005)证明了成本性影响移动商务的使用意向,即消费者的感知成本性对移动商务的采用意向有负向影响。[8]而中国内地学者俞科也在3G数据业务发展的策略建议中认为我国大部分消费者对价格敏感而3G终端转换成本与3G业务资费将成为3G发展关键因素之一,应添加“感知成本性”因素作为影响消费者接受3G数据业务的感知因素。[11]因此本文假设:H10: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成本性会对消费者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态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以上所有假设提出本文的假设模型(见图2)

(二)问卷设计及样本特征

1问卷设计

本文的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7分值量表。问卷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对消费者创新性的衡量。该部分参考的是Goldsmith,RE(1991)[12]和黄嘉胜(1993)[13]的研究。问卷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情况的调查。这部分包括了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成本性的调查。第三部分内容是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态度和使用意愿的调查。包括态度和使用意愿的研究。第四部分内容则是由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可支配月收入等统计特征问题和每月手机话费,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了解、使用情况以及尚未使用3G移动增值业务的原因等组成。

2样本特征

本调查问卷发放对象为大学生群体以及年轻的上班族(18—35岁),选择这两部分群体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有使用手机的经验,并且属于年轻的消费群体,喜欢求新求变,容易接受相对较新的事物,同时也是未来消费的主体,他们将会是3G业务的主力军。问卷共发放680份,其中纸质版本的310份,电子版的370份。在这680份的问卷中,扣除掉没有填写完及没有填写的36份,单选部分的问题有问题多选的13份,胡乱填写的8份以及回答前后矛盾的5份,有效问卷共有为618份。问卷有效率为909%。其中,回收纸质版本的281份,电子版的337。样本分布如下表:

四、数据分析

(一)问卷鉴别度检验

将回收的调查问卷按照问卷得分高低以27%为分位,分成两组。检验问卷中所有问题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做独立样本均值比较的t检验,经检验量表中所有问题均具有显著的鉴别度,其显著水平都达到了1%的高水平。这也表示问卷中所有题项均能鉴别出不同受试者的反应程度。t检验合格后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1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量表的可靠性或稳定性,常用检验信度的方法为LJCronbach所创的α系数。[14]一般认为α系数值界于080~090之间说明信度非常好。通过信度计算,我们认为“感知易用性”中的问题15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3G移动增值业务所带来的方便性,而非感知到服务的易用性。因而,我们将此题项删除。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因素的α系数均在08以上,达到了可靠的信度水平(见表2)。且问卷总体的Cronbach’sAlpha值为0914,说明问卷信度很好,故保留问卷所有问题。

2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主要是通过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分析来评价。由于本研究问卷中对各项变量的量表都是借鉴国外学者对现有变量的研究,因此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而结构效度(constructvalidity)是指态度量表能测量理论的概念或特质之程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验证其结构效度。对24个量表问题进行结构效度检验,共提取到6个因子。该6个因子对总方差的累积解释比重为65612%,而Bartlett球形度检验以及KMO样本测试的结果表明KMO值为0874,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达到了1%,表明问卷24个量表问题在整体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作为提炼因子的方法,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因子分析的结果如下:

(二)结构方程模型

1模型总体拟合度评价

本文利用Amos170进行结构方程验证提出的假设,衡量结构方程拟合情况的拟合指数,见表4,各类拟合指标基本达到建议值,说明研究提出的结构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情况较好,可用于验证研究假设。好的GFI和RMSEA值代表好的模型符合度。尽管本研究的GFI指数只是接近09,值为0897,但在最小值085以上显示出很好的符合度。[15]其他指数均在建议值内,说明该模型达到了可被接受的符合度。

23G移动增值业务使用意向的影响因素模型的结构效应估计

各研究假设拟合路径系数以及结果如表6所示:验证结果显示,本研究中10个假设中有8个获得实证结果的支持,可成立。假设4,验证结果表示,消费者创新性对使用意向具有不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15。显著水平未达到10%,假设不成立。假设8,验证结果表示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对于采用3G移动增值服务的使用意向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效果,其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134,同样未达到10%的显著水平,所以假设不成立。

五、结果分析与讨论

第三代移动通信已经开放有一定的时间,虽然有不少消费者能透过3G系统利用3G网络的速度,享受资料传输以及下载的高速,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吸引消费者开通3G业务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使用率仍没有3G业务开放时期预期的那样理想。

(一)在感知易用性方面

本研究显示,消费者创新性越高,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感知易用性也越高,即会认为增值业务的复杂度不高,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一般消费者创新性较高的使用者通常喜欢尝试新事物新产品、容易接受新的观点,所以相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创新性较高的人群在了解、接受和使用这些信息科技产品上更有经验,对于这些新服务产品更容易操作容易上手,无形中提高了其感知易用性。

(二)在感知有用性方面

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有正向加强作用。所以只有当消费者感受到3G移动增值业务易操作、易使用的程度越高,才会正向牵动其感受业务本身的使用价值,从而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另外,研究也显示,消费者创新性越高,其感知到的3G移动增值业务的有用性越高。一般消费者创新性较高的使用者通常喜欢尝试新事物新产品、容易接受新的观点,所以相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他们更愿意去接触了解新产品,更了解新产品的使用价值,所以更容易感知到产品的有用性,即提升了其感知有用性。

(三)在使用态度方面

根据数据分析的结论,消费者对于3G移动增值业务的使用态度受到消费者对其业务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这与Davis等人(1989),Lin&Lu(2000)等学者发现一致,同时使用态度也受到感知成本性的负向影响。此结果与Hung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从路径系数值可知,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效果最大。此结果与科技接受模型假设感知有用性是决定使用态度的最主要因素的主张一致。这说明运营商若想消费者对第三代移动通信增值业务产生正向的使用态度,首先应提高使用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感知到的使用价值。其次简化3G移动增值业务的操作,提高其易用性。最后降低使用者感受其服务所需花费的成本。同时分析结果也显示,消费者创新性对于3G移动增值业务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示当消费者的个人创新性越强,其对创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越高,越提升消费者对3G移动增值业务的态度。这点也与Citrin,Steven&Stem,Jr的研究结果一致。消费者创新性较高的使用者通常喜欢尝试新事物新产品、容易接受新的观点。也可能比一般消费者对新型的信息科技产品或服务的态度更积极。

(四)在使用意向方面

有用性范文篇10

一、提高机构编制治理威望性和有用性的意义和效果

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是对多年来机构变革和机构编制工作成功经历的归纳综合和总结,有着非常主要的意义和效果,对做好机构编制治理工作更带有基本性。

(一)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是贯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新期间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机构编制治理工作直接触及到对在朝资源的有用装备,机构编制工作的生命力首要表现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率,从体系体例机制上保证党和县政府对经济工作的有用指导和治理,从体系体例机制上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时推进;表现经过机构设置、本能机能装备等方法进一步推进县政府改变本能机能、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本钱,构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平通明、清廉高效的行政运转机制上来。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是在机构编制工作领域深化贯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的客观需求。

(二)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是依法治国的必定要求。机构编制工作是贯彻执行《国务院组织法》、《当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当地各级人民县政府组织法》、《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治理条例》、《当地各级人民县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治理条例》等司法律例,机构编制治理的权柄来自于相关宪法性司法规范,是宪法的威望性在国家机关组织机构治理方面的有机延长,其威望性是无须置疑的。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是从体系体例上、组织机构治理上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立法治国家的必定要求。

(三)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是深化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和机构变革的急迫需求。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变革和机构变革是深化各项变革的主要环节,是机构编制工作的重点。变革的实践标明,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是打破变革中机构撤并、编制精简难点问题,顺利推进变革、完成变革意图的急迫需求。机构编制工作逐步成为党科学在朝、民主在朝、依法在朝的主要资源,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要保证,成为有用处理县政府本能机能改变、优化机构设置、理顺职责关系、提高行政效能的主要手段。党的十七大对深化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变革、建立服务型县政府提出了新要求,在新的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变革和机构变革任务面前,急迫需求进一步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

(四)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是增强机构编制日常治理的实际需求。机构编制很多的、常常性的工作是对增减一个机构、一个编制、一名指导职数和一项职责等详细机构编制事项的治理。当前,一些当地超编制装备人员、超职数装备指导干部、部分实行职责缺位、越位和错位、条条干涉等问题仍然存在,机构编制认识不强,机构编制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的场面,成了“看家护院”的人物,不足威望性和有用性。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招致机构编制难以节制、机构编制工作效率不高的首要缘由,影响了党政机关的本身建立。机构编制治理必需进一步严厉执行进人控编审核准则、编制实名制治理准则、机构编制和财务预算相结合的治理准则等各项机构编制治理准则,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认真改正违法违纪问题,严厉节制机构编制,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有用性,切实维护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严厉性。

二、机构编制治理威望性和有用性的首要显示和存在的问题

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是有用性的保证,有用性是威望性的详细表现,两者严密联络,相反相成,不成切割。

(一)机构编制治理威望性和有用性的首要显示。一是显示在各项司法律例、变革政策和变革方案有用执行,令行制止、政令疏通上。二是显示在不时创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处理行政体系体例运转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实时消除发展中的体系体例机制妨碍,切实把机构编制管住管好,促使机构编制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三是显示在增强和改良治理,严厉节制编制,推进机构编制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维护机构编制治理的严厉性上。四是显示在依法确定县政府的机构设置和本能机能装备,做到行政主体正当,完成行政机关的机构、职责、编制法定化上。

(二)影响机构编制治理威望性和有用性的首要要素。一是机构编制治理体系体例机制不尽合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不足自力处置宽和决问题的才能,工作环节多、顺序复杂、工作不足时效性。二是机构编制治理司法系统不健全,短少可操作的编制规范,对机构编制的治理首要是靠经历、靠比较,不足科学性和精确性。三是机构编制监督检查本能机能没有完全发扬。重审批、轻监管,监督检查力度不够,责任不明,不足严厉详细的违纪处分制裁办法,招致机构编制治理力度不够。四是编制认识不强。因为对机构编制治理工作的宣传不到位、律例政策建立不到位、监督制裁不到位等缘由,“编制就是法”的编制认识还没有真正坚持起来。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率,着力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

(一)理顺机构编制治理体系体例,改善运转机制,为加强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供应体系体例机制保证。明确的本能机能定位、顺利的治理体系体例和运转机制是开展各项行政治理工作的基本和前提。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相同需求从明确司法位置、增强本能机能建立、理顺治理体系体例着手,打牢体系体例机制基本。

一是增强机构编制治理工作的本能机能建立。依照权责统一的要求,应该进一步增强机构编制工作的权柄,使机构编制治理的权柄与责任相顺应。充分发扬机构编制治理工作集中水平高、综合性强、协调效果突出等特点,增强机构编制部分对各类专项体系体例变革的协调本能机能,加强机构编制部分的协调才能。要科学界定机构编制治理与财务预算治理方面的职责分工,坚持机构编制治理、财务预算治理全体联念头制,保证机构编制治理和财务预算治理的有机统一。

二是理顺机构编制治理体系体例。鉴于机构编制部分要统一治理党政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司法机关、派机关、人民集团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治理幅度较宽,治理职责较重,应该恰当增强机构编制部分的治理位置,以加强其综合部分的威望性。

三是改善运转机制。合理划分编委和编办的职责权限,充分应用各级编委条理高、指导和协调才能强的优势,进一步发扬中心和省级编委在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变革和机构变革中的牵头抓总效果,切实把各级编委的工作重心转到研讨制订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和机构变革的总体方案,研讨拟定机构编制治理的律例、规章和政策办法等决定计划工作上来;适度扩展编办在详细的机构设置、编制审定和调整等方面的治理本能机能和自力处置宽和决问题的权限。还,依照“便捷、高效”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治理流程,精简工作环节,属于编委的权柄,编办审核后按顺序报批;属于编办的权柄,由编办按有关规则直接手理,加强机构编制工作的自动性和时效性。

(二)健全机构编制司法规范系统和营业规范系统,为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供应准则保证。

准则建立具有基本性、具体性、长期性和不变性。机构编制治理的准则化、法制化是提高机构编制治理威望性和有用性的首要路子和基本保证。

一是增强机构编制治理立法。在系统总结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变革和机构变革以及机构编制治理成功经历的基本上,精确掌握机构编制工作的内涵规则,研讨制订一批有关机构设置、职责治理、编制治理等方面的律例、规章和政策办法,规范机构编制治理顺序,完善机构编制治理内容,坚持健全卓有成效的律例政策系统。

二是进一步健全机构编制规范系统。机构编制规范是机构编制治理司法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是确定机构设置和审定人员编制等治理事项的营业原则。要在对现有机构编制治理规范进行修订完善的还,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依据分歧行业、分歧性质、分歧条理、分歧类型单位的实践状况积极研讨制订职业教育、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机构编制规范,逐渐完善营业规范系统,做到依法用规范审批机构、审定编制,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科学性、统一性和规范性。

三是综合发扬各项准则的保证功用。综合发扬政策律例和营业规范等各项准则的治理效能,用总量、规范和律例政策规范机构编制治理,进一步提高机构编制部分的依法治理程度和依法行政的才能,提高机构编制工作的科学化和法制化程度,为机构编制工作供应准则保证。

(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率,在深化变革中提高机构编制工作的威望性和有用性。深化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变革和推进事业单位变革是机构编制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提高机构编制治理威望性和有用性的切入点。依照十七鸿文出的加速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变革、建立服务型县政府的部署以及改变县政府本能机能、加大机构整合力度、严厉节制编制、加速推进事业单位分类变革等详细要求,以推进县政府本能机能改变为中心,经过整合机构本能机能、修正完善部分“三定”规则等方法办法,明确界定部分本能机能分工,理顺部分职责关系,进一步增强县政府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本能机能,进一步变革和消除行政治理体系体例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顺应的毛病,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条理矛盾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触及的机构编制问题,处理在县政府效能、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机构编制问题,实时消除发展中的体系体例机制妨碍,使得机构编制治理工作在更多领域、更高条理、更大范围发扬愈加有用的服务保证效果,以此进一步增强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

(四)坚持与时俱进,不时创新,提高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有用性。创新实践、创新机制、创新治理,是新情势下不时提高机构编制治理工作程度的必定要求,也是不时提高机构编制治理有用性的主要路子。

一是坚持实践创新。机构编制治理工作的政策性很强,必需要有科学的实践做指导。应深化开展对分歧层级县政府的功用定位、如何合理划分分歧层级县政府的职责权限、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分歧层级的事业编制总量、如何使干部治理与指导职数治理相协调等问题的研讨,拿出一批顺应变革发展要求、符合机构编制治理工作实践、可以处理机构编制治理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可以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系体例机制妨碍等方面的实践效果,用于指导机构编制治理实践。

二是坚持机制创新。创新部分履职治理机制,探究坚持部分工作向机构编制部分传递机制、增强编制部分的监督约束机制、本能机能争议协调机制,追踪部分的履职和运转状况,做好部分职责的界定、协谐和划分工作,避免呈现越位、缺位和错位景象;完善机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结合年度查验工作,探究坚持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绩效评价机制,依据绩效评价后果响应调整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提高机构编制调整的合理性和实效性;创新机构编制问责审计协调机制,协调纪检监察、组织等部分,把机构编制治理归入到各部分和下级党委、县政府的年度工作审核范围、问责范围,对机构编制资源运用的结果进行问责、审核,加强各级各部分的编制认识。

三是坚持治理创新。进一步探究促进机构编制治理的新方法,完善编制实名制治理准则,加速机构编制治理电子政务建立,建立合适组织、编制、人事和财务和等部分一起运用的编制实名制信息交流平台,夯实机构编制治理的基本;创新指导职数治理方法,探究坚持指导职数运用查对准则,使干部治理与指导职数治理全体联动;创新编制运用方法,积极探究事业单位编制治理的新方法,盘活事业单位编制资源,提高编制运用效益,切实处理一批指导关切、群众关怀的热点难点问题所触及的机构编制事项,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履行机构编制政务公开,探究坚持机构设置和编制审定听证准则,保证人民群众对机构编制治理的参加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争夺社会各界对机构编制治理工作的支持。

(五)增强机构编制监督检查,维护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和严厉性。监督检查是机构编制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稳固机构变革和机构编制治理效果、维护机构编制治理威望性和严厉性的主要手段。

一是研讨完善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加大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力度。在进一步做好机构编制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的还,突出重点,结合深化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变革、推进事业单位变革的要求,着力增强对机构编制律例政策的执行状况、各项变革办法和机构编制方案的落实状况、各部分各单位履责状况的监督检查,保证政令疏通,切实提高机构编制工作的执行力,维护机构编制治理的威望性、严厉性和司法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