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政治范文10篇

有序政治范文篇1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概念、特征和价值

政治参与是指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团体以某种方式涉入政治过程并导致对政治系统的运行及其结果施加影响的努力和活动。这里，政治稳定是指政治体系的持续性，主要指党和政府的稳定。在我国，政治参与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表达自己意志和愿望的权利。而政府稳定对我国为公民提供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政治参与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自愿性，二是选择性。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是在一定体制内的参与，是制度化的参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必须要在“有序”的形态下展开，“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新型参与模型。其基本特征是党领导下的政治参与；是法治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相容的渐进式、高起点的政治参与；是既与世界文明主流相一致，又超越西方社会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方式或程序，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表达集体或个人政治意愿的行为，因此，政治参与即是公民的政治活动，是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但同时又作为国家管理的对象，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尤其是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过程的管理，这也是实现政府决策反映人民利益，做到政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保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切主要活动，使国家的政治运行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参与的有序程度如何，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际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一般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系统是否提供了充分、有效、平等的参与通道。政治系统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为公民提供参与的通道就越多越畅达。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可能的偏离。尽管公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有时是有限的，但却是对公共行政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补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表征。

（二）、制约当代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因素

一是公民文化的缺失。公民文化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其核心是国家责任意识。由于中国封建思想的历史影响，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还在发挥作用，它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展和公民主体地位的提升。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公民主体意识薄弱，反过来它又造就了公民文化贫瘠的土壤。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仍有相当多的公民和社会群体尚不知“政治参与”为何物，更不要说主体化地去政治参与了。此外，由于“”和“”前许多极端化政治运动的原因，公民“政治冷漠”仍比较多见。公民文化的缺失导致市民社会发育不良。良好的政治参与的一个社会条件，是有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存在。说到底，市民社会的最大功能，就在于能减少政治运作中的非理性因素，并降低政治成本。西方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之所以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主要是因为那时市民社会已经相当成熟。而由于中国历史的原因，国家一直具有压倒一切的强势地位，官员也有主导一切的特权地位，这使社会运作全部靠国家力量来支撑，政治成本相当高昂。由于我国市民社会不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难度就加大了。

二是社会经济的制约。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历史上是并肩前进的。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自主参与对被动参与的比例也越高。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方的贫困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够高。

三是政治体制提供的参与机制不完善。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有待拓展和开发，主要反映在我国“官办”、“党办”的社会组织较多，它们代表党和政府更多一些。如工青妇的组织网络比较健全，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通道。通过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带动“准组织化参与”,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特色之一。但是当前工青妇组织这方面的功能相当薄弱，在整体上看，它们的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不强，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还相当大。由于制度化参与机制尚不健全，非制度化的参与就时有发生，例如利用一些节点或“敏感期”闹事、集体上访等现象屡见不鲜。

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逻辑

（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逻辑前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以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大制度的基石，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大制度的核心，党的领导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的统治性质，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政治权力的主体归属，防止政治体制与人民的分离，避免“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倒置，杜绝国家对社会的异化。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民主共和国政体，是保持公共权力不异化的具体形式，它不同于“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具有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然要求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这既是国家整体化民主政治建设之要件，也是民主政治建设本身的价值取向。经过30年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当前，要着眼于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这一伟大目标，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整体性地、稳定地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提高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逻辑内涵

在本质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以容纳比西方政体更为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因此，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21世纪中叶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党代表人民利益的重要体现。可见，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

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来说，把握好政治参与的层次和强度是至关重要的。参与层次有基层参与、中层参与和高层参与。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决策活动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整个政治运作过程的重要性程度。参与强度的过强或过弱，或者说，政治参与的过剩或缺失，都会对政治体系形成挑战。过强的政治参与，会引发诸多“政治热”症，形成“参与爆炸”;过弱的政治参与，则促使公民主体性萎缩，造成国家与公民的隔膜。事实上，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内容的政治参与，具有非常广泛的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都为公民政治参与、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各种保障和途径。如人民网、光明网、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参与、社区化参与，都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的逻辑归因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本身就是对公民政治参与价值的充分肯定。这一路线，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政治参与的主体是谁。是全体社会成员，全体公民，他们参与政治的渠道是通畅的。执政党通过政党号召、政府鼓动、宣传等手段广泛动员公民参与政治，号召公民做国家的主人。

二是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什么。参与决策还是影响决策？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还是影响一切价值资源的分配？决定各级政府首脑的选举还是影响选举？参与官员的弹劾还是影响监督？……我党的群众路线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参与，实实在在的参与。

三是政治参与中的角色定位。直接政治管理、直接行使管理权还是间接政治管理、间接行使管理权，或影响和控制管理权的行使？参与中所处的地位是官员身份还是平民身份？我党的群众路线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不妨在基层政府通过某种途径，或直选进入管理层，然后向上一级政府推广。总之，具有公民身份的平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影响，或对政治运行过程的影响，要逐步扩大。

三、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动摇意味着政权稳定性的动摇，必然损害诸多目标。因此，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在以“共产党领导”为特征的中国民主模式内产生和存在。当前，我们要以两方面来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一）、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

在社会转型中，政治秩序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稳定是对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只有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之间保持平衡才有稳定。就是说，社会力量的有序政治参与要被政治体制吸纳，现实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与政治体制形成良性互动。所以在我国社会转型中，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已经兴起，政治体制也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改革。

一是要完善选举制。选举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形式。毋庸置疑，我国公民直接参与选举县及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的实践是成功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主，但有些方面还需要真正落实和进一步完善。主要是候选人提名缺乏公开性导致选民对候选人缺乏足够的了解，候选人很少向选民作出承诺，他们相互之间缺乏竞争机制，直接影响了选举权的行使和选举的实际效应，也使一部分公民主动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应当完善与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公开办事制度以及候选人提名制度等，候选人的提名应更加注重代表为民服务的意愿和参政能力，而不是仅仅以界别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

二是要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但这不并等于我们无所作为。公民意识的培养需要社会、政府、公民共同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地发展和壮大，作为公民社会重要载体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应该在培养公民意识中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要鼓励公民参与非政府组织，这样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和选举文化精神；其次是党和政府要加强公民参政意识教育特别是监督党和政府的教育。

三是要让公民有机会参与立法。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工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建立公民听证制度，对于一些重大的立法、行政、司法事项，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可以让公民旁听，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决策的科学性；可以在审议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和人事任免时，实行事前公告、公示制度；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等方式就法律或法律中的某项规定广泛征求意见，既要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也要听取普通公民的意见，使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都能得到体现和表达。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它必须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志。所以让公民参与立法，了解立法，有利于建立法律的权威，形成法制信仰的氛围。

（二）、提升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执行效力

一是要实施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责任追究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存在着自己的利益，并存在利用权力追求个人私利的可能性；官员腐败和政策被歪曲执行的现象就是政府执法人员追求私利或者歪曲理解政策的突出表现。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责任追究制虽然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但是它可以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还可以督促党政一把手认真领会落实公民政治参与政策的真正含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就会让官员获得较高的机会成本，付出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的代价，这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许多官员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的念头。

二是缩小地方党和政府贯彻中央政治参与政策灵活掌握的范围和政策执行不适应的申诉空间，并将其制度化。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上，同样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这里面，除了地方党和政府维护自己利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部分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原因。鉴于此，中央制定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到地方党和政府的实际情况，在保证执行公民政治参与政策的前提下，缩小地方各级政府贯彻中央政府决策灵活掌握的范围，这样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政治参与政策的执行。

有序政治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有序政治参与；佘民文化；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政治命题的关键词是“有序”。所谓有序，是针对政治参与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则或程序而言的，是指公民对政治生活合法的、制度化的参与。它表现为公民严格按法律规定的方式、渠道和程序参与政治，不存在参政渠道拥挤、堵塞和排他的现象，不存在寻找制度外的方式和渠道参与政治。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在当前中国，政治参与主要是人民群众试图影响党和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的决策和执行的活动。现阶段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应注意抓好以下工作：

1．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建设，这是保持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前提和重要保证。在我国。党和政府不是通过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就一定能获得合法性，也不是按照一定的法律规范活动就必定具有合法性。其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活动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党和政府能够在人民群众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使人们自觉地把对党和政府权威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以公民对于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为其心理条件和行为前提的，它从一个方面表征着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因此，保持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对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至关重要，惟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才能带来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相反，“合法性危机”带来的则是“政治参与危机”甚或非法的、反抗性的参与。

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保持其合法性，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构筑合法性基础的关键。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发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现阶段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仅存在，而且在拉大，已构成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若不加以解决，就有可能产生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因此，当前及今后，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从而为广大人民普遍平等有序的政治参与奠定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其次，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厉行法治，为政治系统提供法理型的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实践证明，法理型合法性是最稳固、最持久的合法性。在现代国家中，民主和法治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才能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政治权利，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党和政府必须进一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是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也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当然，在涉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制度、环节方面还需在今后的民主政治实践中继续研究和探索。

再次，必须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这对于维护政治合法性具有决定的意义。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人民是非常关注的，它直接关系到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有序性。当前，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和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对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端正党风、政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抓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也不放松地抓。必须加大惩治力度，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否则受损害的只能是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合法性。今后，必须落实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宗旨要求，求真务实，取得良好的执政绩效，扩充合法性资源，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2．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础性工作，能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基层民主包括基层群众组织自治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两种形态。自治是指公民在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我国城乡普遍建立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就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村村民和城市居民在自治组织内经由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式，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基层自治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

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通过职代会进行的管理也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职工通过职代会对本单位的治理和分配、干部的选择、监督和罢免以及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由此可见，基层民主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扩大基层民主本身就是扩大公民直接和自主的参与。当前，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具体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存在的现实问题还很多。例如，投票和选举中的形式主义、贿选拉票、弄虚作假、宗族势力抬头，以及外出打工人员不能返乡参加选举，又不能或很少参与所在单位和居住社区的选举，民主选举权利不能得到切实行使；决策与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家长制、一言堂、命令主义、欺上瞒下或尊上欺下、“暗箱”操作等；监督工作中，群众对有些问题慑于当权者的打击报复和威吓，不敢检举揭发，监督渠道不畅通、软弱乏力，一些当权者有恃元恐，以势压人，胆大妄为，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治。这些现象的存在大大挫伤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降低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扩大基层民主，关键是健全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要而言之，就是要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从而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这是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指导方针。当前，在基层民主建设中，应突出抓好的工作有：建立工作报告制度和检查监督制度，扩大公民的知政、议政和参政权，让群众去评价和选择管理者。处理好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与乡镇党委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理顺城市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和社区之间的相互关系，立足自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要彻底改变企事业单位领导人由政府任免，形成一种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工会有权决定或有权参与决定本单位领导人的新体制，由此推进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要改革现行选举制度，重点要对选举中的候选人提名制度和介绍制度进行改革，让选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参与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充分了解候选人的主张、个人品德和从政能力，保证整个提名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富有竞争性。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伴随我国城市化而来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已成为议事日程上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具有边缘性，各大城市均元明确规定外来农民工制度性参与的权益，这种制度性参与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使得非制度性的、发泄性的参与成为部分农民工的首要选择。可见，切实解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关键也是从制度上给予明确规定和具体保障。

有序政治范文篇3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的、一贯的。这就是建立和完善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合法有序的公民参与不断扩大，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并转变为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实践。

一般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走的也是一条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之路。这是一个通过“试错”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改革的推动者一开始就以务实的目标为指导，自始至终坚持渐进的改革模式；政策的选择是理性和审慎的，对旧体制的改革始终保持继承和变革的相对平衡。实践表明，渐进的方式和模式为领导人、执行者和社会公众提供了从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的机会，同时使改革的目标和策略可以适时地得到评估检验和修正调整，从而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际上还包含了“增量民主”和增量改革的概念。这一概念除了强调改革的渐进性、试错性和可控性等特征外，还特别强调了改革的其他特征。如，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以动态的政治稳定逐步取代静态的政治稳定；持续推动公民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民主与加强法治紧密结合，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既吸收了渐进改革的合理内核，也结合本国实际充实和丰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以往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时，更多的是强调要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这种回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适应性政治体制改革，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集中表现为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新兴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形成。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突出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适应社会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以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善公共服务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为重点。

事实上，十七大报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首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自身逻辑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动力。能否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体制内吸纳，对于能否维持政治稳定、实现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强调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内容，目的是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发展党内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努力实现更多的竞争，更多的协商，更好的法治，扩大人民民主。

有序政治范文篇4

一、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由于反映和维护自身利益，要求公平对待、公平竞争、维护合法权益的愿望日益强烈，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已不再单纯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自身利益，而逐渐希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现

自身政治价值。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中一些素质较高、实力较强的代表性人士，这方面的要求更突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也有增加的趋势。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表明，作为新的社会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私营企业主，在力求经济上有所作为的同时，对政治参与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有28.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有关部门在常州调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中，有意愿加入共产党的占34.86％，有意加入派的占8.77%。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大代表发挥作用的情况看，绝大多数能够从整体利益出发，发挥较好的作用。他们的提案内容并不仅局限于自身的要求，关注比较多的是社会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

二、政治参与能力逐渐提高。新的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活动有较大的局限性。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他们很大一部分精力要放到经济活动中去。从主观上讲，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水平低,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有学者调查发现，深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于“是否关注政治现象”问题，有50%表示“非常关注”，表示“一般”的占35.5%，表示“不关注”的只有11.9%；对于“是否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满意”问题，表示“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分别是48.7%、14.7%和10%；对于“是否愿意参与政治”问题，表示“不愿意”的只有14.8%，表示“非常愿意”、“一般”、和“让我参与就参与”的分别为22.2%、33.1%和28.1%；三者相加，有政治参与意愿的高达83.4%。政治参与能力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断提高的。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能力就处于这样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现在，他们可以获得或争取到的政治参与机会越来越多，所以，政治参与能力逐渐提高，将是新的社会阶层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

三、对政治参与渠道满意度较低。由于大多数新的社会阶层没有系统和对口管理部门，即使有主管部门也只是在工作上、业务上给予指导，政治参与和沟通联系渠道不健全、不畅通。调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抱怨不能够经常参加由党政部门和有关单位举办的座谈会，以反映他们的呼声，也缺少有效途径将其愿望和要求纳入党委和政府决策过程。在常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认为参政“非常必要，现阶段还很不足，必须大力推进和改善”者，占84.06％，只有15.94％的被调查者认为“新的社会阶层参政在目前不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将来是必要的”。在深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只有19%的人认为自己参政渠道“畅通”，而有37.7%和35.5%的人认为自己参政议政的渠道“一般”和“不畅通”，其中接受调查的民营企业科技人员和技术人员认为自己参政渠道“不畅通”的高达55.6%；参与政治的途径一般是“参加社团和行业组织”,比例为51.9%；普遍认为，个体协会、私营企业主协会、律师协会等中介组织作为反映他们要求和愿望的“娘家”，“权力太小”，说话不被重视。

四、政治参与具有功利性，并呈现个体性、分散性。绝大多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尚不稳定。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政治领域，而不得不首先专心于自己企业本身的发展，在客观上对政治参与力不从心，而且与之相适应，其政治需求都是具体的、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户口政策、政府工作人员不正之风、政府工作效率不高等。这也决定了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主要是功利性参与，而不是理念性参与。另外，虽然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有的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且几乎所有的人参加了个协等社团组织，但在政治参与形式上，总体上具有个体性而非组织性，即便是通过律师协会等社团组织来影响政府决策，一般也都是个人行为，基本上没有联合起来的共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社会阶层在群体协同性政治参与方面已经有了萌芽。

积极引导规范促进有序参与

一、拓宽畅通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渠道。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制度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各级人大、政协适当扩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员的比例，不断拓宽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主渠道和主阵地，创新参政议政内容与形式；在政治决策系统和新的社会阶层组织之间建立咨询、协商对话机制，建立健全包括律师、会计师专业界等在内的决策咨询机制，在制定和出台涉及他们利益、领域的政策法律之前，征求他们的意见，保证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以及有关专业人士的意见，能够顺畅地传递到决策中心，准确反映到决策过程；进一步发挥工商联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成为有利于反映、协调、维护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有效组织形式，从而把新的社会阶层的各种政治诉求纳入到民主协商的政治框架和制度中来；加强党政部门特别是相关单位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间的联系，组织各种座谈会，倾听他们的呼声，反映他们的诉求，反映热点、难点问题，供决策参考。

二、积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理性合法有序地表达政治诉求。充分尊重新的社会阶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逐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要求，努力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理性合法有序方式表达政治诉求，使统一战线成为党领导新的社会阶层进行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以各级工商联组织、行业协会、异地商会等为依托，广泛组织会员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会员爱国、敬业、诚信、守法，积极参政议政；鼓励和支持建立有利于新的社会阶层自我保护和相互协调的中介组织，支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各种合法社会团体、协会、行会组织，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在表达和聚合其成员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和支持他们通过这些组织反映意见和要求，高度重视和支持这些组织依法开展工作，建立健全政治诉求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和实现机制。

有序政治范文篇5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及其制约因素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概念、特征和价值

政治参与是指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团体以某种方式涉入政治过程并导致对政治系统的运行及其结果施加影响的努力和活动。这里，政治稳定是指政治体系的持续性，主要指党和政府的稳定。在我国，政治参与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表达自己意志和愿望的权利。而政府稳定对我国为公民提供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政治参与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自愿性，二是选择性。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是在一定体制内的参与，是制度化的参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必须要在“有序”的形态下展开，“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新型参与模型。其基本特征是党领导下的政治参与；是法治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相容的渐进式、高起点的政治参与；是既与世界文明主流相一致，又超越西方社会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方式或程序，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表达集体或个人政治意愿的行为，因此，政治参与即是公民的政治活动，是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但同时又作为国家管理的对象，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尤其是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过程的管理，这也是实现政府决策反映人民利益，做到政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保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切主要活动，使国家的政治运行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参与的有序程度如何，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际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一般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系统是否提供了充分、有效、平等的参与通道。政治系统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为公民提供参与的通道就越多越畅达。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可能的偏离。尽管公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有时是有限的，但却是对公共行政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补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表征。

（二）、制约当代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因素

一是公民文化的缺失。公民文化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其核心是国家责任意识。由于中国封建思想的历史影响，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还在发挥作用，它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展和公民主体地位的提升。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公民主体意识薄弱，反过来它又造就了公民文化贫瘠的土壤。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仍有相当多的公民和社会群体尚不知“政治参与”为何物，更不要说主体化地去政治参与了。此外，由于“”和“”前许多极端化政治运动的原因，公民“政治冷漠”仍比较多见。公民文化的缺失导致市民社会发育不良。良好的政治参与的一个社会条件，是有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存在。说到底，市民社会的最大功能，就在于能减少政治运作中的非理性因素，并降低政治成本。西方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之所以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主要是因为那时市民社会已经相当成熟。而由于中国历史的原因，国家一直具有压倒一切的强势地位，官员也有主导一切的特权地位，这使社会运作全部靠国家力量来支撑，政治成本相当高昂。由于我国市民社会不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难度就加大了。

二是社会经济的制约。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历史上是并肩前进的。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自主参与对被动参与的比例也越高。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方的贫困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够高。

三是政治体制提供的参与机制不完善。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有待拓展和开发，主要反映在我国“官办”、“党办”的社会组织较多，它们代表党和政府更多一些。如工青妇的组织网络比较健全，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通道。通过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带动“准组织化参与”，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特色之一。但是当前工青妇组织这方面的功能相当薄弱，在整体上看，它们的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不强，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还相当大。由于制度化参与机制尚不健全，非制度化的参与就时有发生，例如利用一些节点或“敏感期”闹事、集体上访等现象屡见不鲜。

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逻辑

（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逻辑前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以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大制度的基石，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大制度的核心，党的领导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的统治性质，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政治权力的主体归属，防止政治体制与人民的分离，避免“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倒置，杜绝国家对社会的异化。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民主共和国政体，是保持公共权力不异化的具体形式，它不同于“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具有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然要求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这既是国家整体化民主政治建设之要件，也是民主政治建设本身的价值取向。经过30年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当前，要着眼于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这一伟大目标，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整体性地、稳定地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提高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逻辑内涵

在本质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以容纳比西方政体更为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因此，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21世纪中叶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党代表人民利益的重要体现。可见，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

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来说，把握好政治参与的层次和强度是至关重要的。参与层次有基层参与、中层参与和高层参与。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决策活动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整个政治运作过程的重要性程度。参与强度的过强或过弱，或者说，政治参与的过剩或缺失，都会对政治体系形成挑战。过强的政治参与，会引发诸多“政治热”症，形成“参与爆炸”；过弱的政治参与，则促使公民主体性萎缩，造成国家与公民的隔膜。事实上，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内容的政治参与，具有非常广泛的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都为公民政治参与、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各种保障和途径。如人民网、光明网、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参与、社区化参与，都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的逻辑归因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本身就是对公民政治参与价值的充分肯定。这一路线，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政治参与的主体是谁。是全体社会成员，全体公民，他们参与政治的渠道是通畅的。执政党通过政党号召、政府鼓动、宣传等手段广泛动员公民参与政治，号召公民做国家的主人。

二是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什么。参与决策还是影响决策？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还是影响一切价值资源的分配？决定各级政府首脑的选举还是影响选举？参与官员的弹劾还是影响监督？……我党的群众路线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参与，实实在在的参与。

三是政治参与中的角色定位。直接政治管理、直接行使管理权还是间接政治管理、间接行使管理权，或影响和控制管理权的行使？参与中所处的地位是官员身份还是平民身份？我党的群众路线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不妨在基层政府通过某种途径，或直选进入管理层，然后向上一级政府推广。总之，具有公民身份的平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影响，或对政治运行过程的影响，要逐步扩大。

三、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动摇意味着政权稳定性的动摇，必然损害诸多目标。因此，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在以“共产党领导”为特征的中国民主模式内产生和存在。当前，我们要以两方面来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一）、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

在社会转型中，政治秩序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稳定是对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只有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之间保持平衡才有稳定。就是说，社会力量的有序政治参与要被政治体制吸纳，现实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与政治体制形成良性互动。所以在我国社会转型中，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已经兴起，政治体制也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改革。

一是要完善选举制。选举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形式。毋庸置疑，我国公民直接参与选举县及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的实践是成功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主，但有些方面还需要真正落实和进一步完善。主要是候选人提名缺乏公开性导致选民对候选人缺乏足够的了解，候选人很少向选民作出承诺，他们相互之间缺乏竞争机制，直接影响了选举权的行使和选举的实际效应，也使一部分公民主动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应当完善与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公开办事制度以及候选人提名制度等，候选人的提名应更加注重代表为民服务的意愿和参政能力，而不是仅仅以界别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

二是要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但这不并等于我们无所作为。公民意识的培养需要社会、政府、公民共同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地发展和壮大，作为公民社会重要载体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应该在培养公民意识中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要鼓励公民参与非政府组织，这样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和选举文化精神；其次是党和政府要加强公民参政意识教育特别是监督党和政府的教育。

三是要让公民有机会参与立法。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工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建立公民听证制度，对于一些重大的立法、行政、司法事项，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可以让公民旁听，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决策的科学性；可以在审议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和人事任免时，实行事前公告、公示制度；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等方式就法律或法律中的某项规定广泛征求意见，既要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也要听取普通公民的意见，使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都能得到体现和表达。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它必须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志。所以让公民参与立法，了解立法，有利于建立法律的权威，形成法制信仰的氛围。

（二）、提升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执行效力

一是要实施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责任追究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存在着自己的利益，并存在利用权力追求个人私利的可能性；官员腐败和政策被歪曲执行的现象就是政府执法人员追求私利或者歪曲理解政策的突出表现。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责任追究制虽然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但是它可以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还可以督促党政一把手认真领会落实公民政治参与政策的真正含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就会让官员获得较高的机会成本，付出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的代价，这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许多官员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的念头。

二是缩小地方党和政府贯彻中央政治参与政策灵活掌握的范围和政策执行不适应的申诉空间，并将其制度化。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上，同样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这里面，除了地方党和政府维护自己利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部分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原因。鉴于此，中央制定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到地方党和政府的实际情况，在保证执行公民政治参与政策的前提下，缩小地方各级政府贯彻中央政府决策灵活掌握的范围，这样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政治参与政策的执行。

有序政治范文篇6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及其制约因素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概念、特征和价值

政治参与是指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团体以某种方式涉入政治过程并导致对政治系统的运行及其结果施加影响的努力和活动。这里，政治稳定是指政治体系的持续性，主要指党和政府的稳定。在我国，政治参与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表达自己意志和愿望的权利。而政府稳定对我国为公民提供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政治参与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自愿性，二是选择性。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是在一定体制内的参与，是制度化的参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必须要在“有序”的形态下展开，“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新型参与模型。其基本特征是党领导下的政治参与；是法治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相容的渐进式、高起点的政治参与；是既与世界文明主流相一致，又超越西方社会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方式或程序，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表达集体或个人政治意愿的行为，因此，政治参与即是公民的政治活动，是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但同时又作为国家管理的对象，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尤其是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过程的管理，这也是实现政府决策反映人民利益，做到政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保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切主要活动，使国家的政治运行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参与的有序程度如何，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际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一般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系统是否提供了充分、有效、平等的参与通道。政治系统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为公民提供参与的通道就越多越畅达。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可能的偏离。尽管公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有时是有限的，但却是对公共行政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补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表征。

（二）、制约当代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因素

一是公民文化的缺失。公民文化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其核心是国家责任意识。由于中国封建思想的历史影响，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还在发挥作用，它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展和公民主体地位的提升。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公民主体意识薄弱，反过来它又造就了公民文化贫瘠的土壤。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仍有相当多的公民和社会群体尚不知“政治参与”为何物，更不要说主体化地去政治参与了。此外，由于“”和“”前许多极端化政治运动的原因，公民“政治冷漠”仍比较多见。公民文化的缺失导致市民社会发育不良。良好的政治参与的一个社会条件，是有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存在。说到底，市民社会的最大功能，就在于能减少政治运作中的非理性因素，并降低政治成本。西方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之所以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主要是因为那时市民社会已经相当成熟。而由于中国历史的原因，国家一直具有压倒一切的强势地位，官员也有主导一切的特权地位，这使社会运作全部靠国家力量来支撑，政治成本相当高昂。由于我国市民社会不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难度就加大了。

二是社会经济的制约。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历史上是并肩前进的。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自主参与对被动参与的比例也越高。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方的贫困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够高。

三是政治体制提供的参与机制不完善。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有待拓展和开发，主要反映在我国“官办”、“党办”的社会组织较多，它们代表党和政府更多一些。如工青妇的组织网络比较健全，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通道。通过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带动“准组织化参与”，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特色之一。但是当前工青妇组织这方面的功能相当薄弱，在整体上看，它们的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不强，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还相当大。由于制度化参与机制尚不健全，非制度化的参与就时有发生，例如利用一些节点或“敏感期”闹事、集体上访等现象屡见不鲜。

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逻辑

（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逻辑前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以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大制度的基石，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大制度的核心，党的领导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的统治性质，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政治权力的主体归属，防止政治体制与人民的分离，避免“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倒置，杜绝国家对社会的异化。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民主共和国政体，是保持公共权力不异化的具体形式，它不同于“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具有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然要求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这既是国家整体化民主政治建设之要件，也是民主政治建设本身的价值取向。经过30年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当前，要着眼于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这一伟大目标，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整体性地、稳定地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提高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逻辑内涵

在本质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以容纳比西方政体更为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因此，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21世纪中叶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党代表人民利益的重要体现。可见，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来说，把握好政治参与的层次和强度是至关重要的。参与层次有基层参与、中层参与和高层参与。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决策活动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整个政治运作过程的重要性程度。参与强度的过强或过弱，或者说，政治参与的过剩或缺失，都会对政治体系形成挑战。过强的政治参与，会引发诸多“政治热”症，形成“参与爆炸”；过弱的政治参与，则促使公民主体性萎缩，造成国家与公民的隔膜。事实上，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内容的政治参与，具有非常广泛的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都为公民政治参与、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各种保障和途径。如人民网、光明网、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参与、社区化参与，都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逻辑归因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本身就是对公民政治参与价值的充分肯定。这一路线，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政治参与的主体是谁。是全体社会成员，全体公民，他们参与政治的渠道是通畅的。执政党通过政党号召、政府鼓动、宣传等手段广泛动员公民参与政治，号召公民做国家的主人。

二是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什么。参与决策还是影响决策？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还是影响一切价值资源的分配？决定各级政府首脑的选举还是影响选举？参与官员的弹劾还是影响监督？……我党的群众路线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参与，实实在在的参与.

三是政治参与中的角色定位。直接政治管理、直接行使管理权还是间接政治管理、间接行使管理权，或影响和控制管理权的行使？参与中所处的地位是官员身份还是平民身份？我党的群众路线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不妨在基层政府通过某种途径，或直选进入管理层，然后向上一级政府推广。总之，具有公民身份的平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影响，或对政治运行过程的影响，要逐步扩大。

三、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动摇意味着政权稳定性的动摇，必然损害诸多目标。因此，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在以“共产党领导”为特征的中国民主模式内产生和存在。当前，我们要以两方面来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一）、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

在社会转型中，政治秩序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稳定是对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只有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之间保持平衡才有稳定。就是说，社会力量的有序政治参与要被政治体制吸纳，现实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与政治体制形成良性互动。所以在我国社会转型中，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已经兴起，政治体制也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改革。

一是要完善选举制。选举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形式。毋庸置疑，我国公民直接参与选举县及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的实践是成功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主，但有些方面还需要真正落实和进一步完善。主要是候选人提名缺乏公开性导致选民对候选人缺乏足够的了解，候选人很少向选民作出承诺，他们相互之间缺乏竞争机制，直接影响了选举权的行使和选举的实际效应，也使一部分公民主动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应当完善与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公开办事制度以及候选人提名制度等，候选人的提名应更加注重代表为民服务的意愿和参政能力，而不是仅仅以界别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

二是要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但这不并等于我们无所作为。公民意识的培养需要社会、政府、公民共同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地发展和壮大，作为公民社会重要载体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应该在培养公民意识中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要鼓励公民参与非政府组织，这样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和选举文化精神；其次是党和政府要加强公民参政意识教育特别是监督党和政府的教育。

三是要让公民有机会参与立法。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工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建立公民听证制度，对于一些重大的立法、行政、司法事项，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可以让公民旁听，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决策的科学性；可以在审议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和人事任免时，实行事前公告、公示制度；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等方式就法律或法律中的某项规定广泛征求意见，既要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也要听取普通公民的意见，使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都能得到体现和表达。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它必须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志。所以让公民参与立法，了解立法，有利于建立法律的权威，形成法制信仰的氛围。

（二）、提升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执行效力

一是要实施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责任追究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存在着自己的利益，并存在利用权力追求个人私利的可能性；官员腐败和政策被歪曲执行的现象就是政府执法人员追求私利或者歪曲理解政策的突出表现。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责任追究制虽然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但是它可以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还可以督促党政一把手认真领会落实公民政治参与政策的真正含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就会让官员获得较高的机会成本，付出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的代价，这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许多官员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的念头。

二是缩小地方党和政府贯彻中央政治参与政策灵活掌握的范围和政策执行不适应的申诉空间，并将其制度化。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上，同样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这里面，除了地方党和政府维护自己利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部分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原因。鉴于此，中央制定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到地方党和政府的实际情况，在保证执行公民政治参与政策的前提下，缩小地方各级政府贯彻中央政府决策灵活掌握的范围，这样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政治参与政策的执行。

有序政治范文篇7

23岁的王彦就读于华北电力大学，他写给省政府的建议是：应加强对在校大中专学生“认识河北”的教育。

王彦指出，河北有近百所高校和百余万大中专学生，但这些学生尤其是外省籍学生，

因此，他建议：在入学通知书中加入宣传河北的小册子，让即将到河北上大学的学生对河北有感性认识；新生入学后，在军训期间安排认识河北的教育课程等。

“我以为政府的各项决策都是由官员和专家制定的，没想到自己的建议也能被采纳为政府决策。”他说。

像王彦这样的建议，河北省政府每年都能收到2800多条。省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副主任范庆炜说，提建议的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专家学者等各方人士，内容既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农村等宏观问题，也有“政府应推行垃圾分类回收”“加强某处文物保护”等具体建议。

经过河北省征集办精心摘编，近年来共有600多条建议被纳入政府决策。

“征集民众建议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渠道，也是人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范庆炜说。

作为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的措施之一，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近年来在河北、安徽、江苏、北京等许多省市陆续展开，有些地方还专设奖金鼓励民众提出好建议。

政治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但有时公民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不够或不畅通，继而产生了诸如群体性事件那样的不良后果，影响到社会稳定。

显然，中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此间举行的十七大上表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并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

上月末，甘肃省立法机关修改立法程序规则，以制度化形式明确：公民可不通过人大代表等直接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项目等内容。此举一出，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被认为是扩大了公民参与立法的权利，拓宽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

一项有关黄河流域甘肃段水污染治理防治条例的立法建议项目，已进入省人大的立法程序，有望成为该省第一部由公民提出立法建议项目并审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

徐辉五年前在兰州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时提出了这项立法建议。现已在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任教的徐辉说：“有了明确的制度保障，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渠道将会更加畅通。”

中共十七大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其中在民主建设方面明确提出，“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

北京知名的政治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最主要的就是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因此，在公众的所有参与中，政治参与尤其重要，最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不断拓宽，如带有“中国式”民主意味的信访制度，领导接待日以及政风行风热线，方兴未艾的听证会、旁听会等。

不过，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公民的政治参与需求与社会的参与渠道之间经常会构成一对矛盾，出现某种张力。

有序政治范文篇8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及其制约因素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概念、特征和价值

政治参与是指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团体以某种方式涉入政治过程并导致对政治系统的运行及其结果施加影响的努力和活动。这里，政治稳定是指政治体系的持续性，主要指党和政府的稳定。在我国，政治参与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表达自己意志和愿望的权利。而政府稳定对我国为公民提供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政治参与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自愿性，二是选择性。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是在一定体制内的参与，是制度化的参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必须要在“有序”的形态下展开，“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新型参与模型。其基本特征是党领导下的政治参与；是法治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相容的渐进式、高起点的政治参与；是既与世界文明主流相一致，又超越西方社会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方式或程序，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表达集体或个人政治意愿的行为，因此，政治参与即是公民的政治活动，是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但同时又作为国家管理的对象，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尤其是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过程的管理，这也是实现政府决策反映人民利益，做到政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保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切主要活动，使国家的政治运行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参与的有序程度如何，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际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一般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系统是否提供了充分、有效、平等的参与通道。政治系统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为公民提供参与的通道就越多越畅达。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可能的偏离。尽管公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有时是有限的，但却是对公共行政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补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表征。

（二）、制约当代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因素

一是公民文化的缺失。公民文化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其核心是国家责任意识。由于中国封建思想的历史影响，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还在发挥作用，它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展和公民主体地位的提升。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公民主体意识薄弱，反过来它又造就了公民文化贫瘠的土壤。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仍有相当多的公民和社会群体尚不知“政治参与”为何物，更不要说主体化地去政治参与了。此外，由于“”和“”前许多极端化政治运动的原因，公民“政治冷漠”仍比较多见。公民文化的缺失导致市民社会发育不良。良好的政治参与的一个社会条件，是有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存在。说到底，市民社会的最大功能，就在于能减少政治运作中的非理性因素，并降低政治成本。西方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之所以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主要是因为那时市民社会已经相当成熟。而由于中国历史的原因，国家一直具有压倒一切的强势地位，官员也有主导一切的特权地位，这使社会运作全部靠国家力量来支撑，政治成本相当高昂。由于我国市民社会不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难度就加大了。

二是社会经济的制约。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历史上是并肩前进的。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自主参与对被动参与的比例也越高。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方的贫困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够高。

三是政治体制提供的参与机制不完善。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有待拓展和开发，主要反映在我国“官办”、“党办”的社会组织较多，它们代表党和政府更多一些。如工青妇的组织网络比较健全，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通道。通过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带动“准组织化参与”，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特色之一。但是当前工青妇组织这方面的功能相当薄弱，在整体上看，它们的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不强，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还相当大。由于制度化参与机制尚不健全，非制度化的参与就时有发生，例如利用一些节点或“敏感期”闹事、集体上访等现象屡见不鲜。

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逻辑

（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逻辑前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以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大制度的基石，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大制度的核心，党的领导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的统治性质，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政治权力的主体归属，防止政治体制与人民的分离，避免“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倒置，杜绝国家对社会的异化。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民主共和国政体，是保持公共权力不异化的具体形式，它不同于“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具有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然要求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这既是国家整体化民主政治建设之要件，也是民主政治建设本身的价值取向。经过30年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当前，要着眼于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这一伟大目标，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整体性地、稳定地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提高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逻辑内涵

在本质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以容纳比西方政体更为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因此，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21世纪中叶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党代表人民利益的重要体现。可见，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

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来说，把握好政治参与的层次和强度是至关重要的。参与层次有基层参与、中层参与和高层参与。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决策活动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整个政治运作过程的重要性程度。参与强度的过强或过弱，或者说，政治参与的过剩或缺失，都会对政治体系形成挑战。过强的政治参与，会引发诸多“政治热”症，形成“参与爆炸”；过弱的政治参与，则促使公民主体性萎缩，造成国家与公民的隔膜。事实上，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内容的政治参与，具有非常广泛的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都为公民政治参与、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各种保障和途径。如人民网、光明网、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参与、社区化参与，都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逻辑归因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本身就是对公民政治参与价值的充分肯定。这一路线，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政治参与的主体是谁。是全体社会成员，全体公民，他们参与政治的渠道是通畅的。执政党通过政党号召、政府鼓动、宣传等手段广泛动员公民参与政治，号召公民做国家的主人。

二是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什么。参与决策还是影响决策？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还是影响一切价值资源的分配？决定各级政府首脑的选举还是影响选举？参与官员的弹劾还是影响监督？……我党的群众路线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参与，实实在在的参与。

三是政治参与中的角色定位。直接政治管理、直接行使管理权还是间接政治管理、间接行使管理权，或影响和控制管理权的行使？参与中所处的地位是官员身份还是平民身份？我党的群众路线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不妨在基层政府通过某种途径，或直选进入管理层，然后向上一级政府推广。总之，具有公民身份的平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影响，或对政治运行过程的影响，要逐步扩大。

三、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动摇意味着政权稳定性的动摇，必然损害诸多目标。因此，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在以“共产党领导”为特征的中国民主模式内产生和存在。当前，我们要以两方面来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一）、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

在社会转型中，政治秩序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稳定是对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只有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之间保持平衡才有稳定。就是说，社会力量的有序政治参与要被政治体制吸纳，现实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与政治体制形成良性互动。所以在我国社会转型中，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已经兴起，政治体制也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改革。

一是要完善选举制。选举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形式。毋庸置疑，我国公民直接参与选举县及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的实践是成功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主，但有些方面还需要真正落实和进一步完善。主要是候选人提名缺乏公开性导致选民对候选人缺乏足够的了解，候选人很少向选民作出承诺，他们相互之间缺乏竞争机制，直接影响了选举权的行使和选举的实际效应，也使一部分公民主动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应当完善与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公开办事制度以及候选人提名制度等，候选人的提名应更加注重代表为民服务的意愿和参政能力，而不是仅仅以界别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

二是要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但这不并等于我们无所作为。公民意识的培养需要社会、政府、公民共同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地发展和壮大，作为公民社会重要载体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应该在培养公民意识中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要鼓励公民参与非政府组织，这样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和选举文化精神；其次是党和政府要加强公民参政意识教育特别是监督党和政府的教育。

三是要让公民有机会参与立法。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工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建立公民听证制度，对于一些重大的立法、行政、司法事项，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可以让公民旁听，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决策的科学性；可以在审议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和人事任免时，实行事前公告、公示制度；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等方式就法律或法律中的某项规定广泛征求意见，既要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也要听取普通公民的意见，使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都能得到体现和表达。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它必须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志。所以让公民参与立法，了解立法，有利于建立法律的权威，形成法制信仰的氛围。

（二）、提升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执行效力

一是要实施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责任追究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存在着自己的利益，并存在利用权力追求个人私利的可能性；官员腐败和政策被歪曲执行的现象就是政府执法人员追求私利或者歪曲理解政策的突出表现。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责任追究制虽然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但是它可以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还可以督促党政一把手认真领会落实公民政治参与政策的真正含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就会让官员获得较高的机会成本，付出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的代价，这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许多官员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的念头。

二是缩小地方党和政府贯彻中央政治参与政策灵活掌握的范围和政策执行不适应的申诉空间，并将其制度化。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上，同样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这里面，除了地方党和政府维护自己利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部分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原因。鉴于此，中央制定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到地方党和政府的实际情况，在保证执行公民政治参与政策的前提下，缩小地方各级政府贯彻中央政府决策灵活掌握的范围，这样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政治参与政策的执行。

有序政治范文篇9

关键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一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指地方政府在管理本地社会过程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制度变革的过程，是支配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则、规范和惯例的变化过程，目的在于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存在的问题对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供给的动力方面，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临两难处境，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发展迫切要求政府顺应潮流进行制度创新的同时，地方政府本身成了制度创新的对象，要触动原有的利益刚性，因此地方政府会“动力不足”；公民社会的弱势又不足以对地方政府形成强大的动力，所以制度供给短缺，满足不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需求，直接制约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发展。动力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还是处在自发阶段，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表现就是制度短缺、供给不均衡，由此造成的制度真空、制度衰败和制度的“内卷化”问题，降低了制度的效能，引发更多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使公民不能够有正当的渠道进行政治参与活动。

2.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供给和执行方面，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存在“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问题[1]，那只有制度创新之外表，而无制度创新之实质。一项好的制度创新必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主参与，必须具有真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政府制度供给方式存在制度移植过程中脱离实际、自上而下的单方向供给方式等问题，缺乏上下互动的信息交流渠道、利益沟通及利益协商机制；制度的执行不畅或有所公正必然降低制度的效能和权威。地方政府自身利益具有膨胀性、双重性、获取方式的强制性[2]等特点，政府的偏好和有限性、意识形态的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等[3]都制约了制度执行的公平公正性效果，削弱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对政治参与制度的信任；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基本原则就是在现有宪政制度框架下，对地方政府自身运行制度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和管理方式的创新，以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范围、领域，激发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各种政治资源，提高社会效益。但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或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往往会作出一些“超前”的短期行为，或是以合法的程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以牺牲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代价，导致人们对政府制度创新的实质和价值追求产生了怀疑，对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降低，认为是伪创新、是为了某些个人利益的行为。

3.政府制度创新滞后且不均衡，一方面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有效制度供给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新的行业、领域不断出现，利益主体急剧分化，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急需新的制度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规范，受到政府制度创新自身动力不足、制度创新理论不完善和制度创新技术、人员缺乏限制，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需求，导致公民无序政治参与，利益冲突，利益矛盾尖锐，发展无序和混乱；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自身相对于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滞后。

二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政治参与和社会秩序的统一、发展和稳定的统一，是促进社会矛盾缓解、利益冲突缓和的重要体现，也是体现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翁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保证公民的利益诉求，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政治系统的合法性、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有利益体现现代国家公共行政的公共性[4]。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广大公民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和愿望，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关系密切，扩大民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常态化，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拓展多层次的政治参与、畅通民意表达通道，都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供足够的、科学的制度支持，正确的引导。否则，有序政治参与就会变成无序政治参与或是流于形式化、口号化。中共中央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本身也就表明当前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还需要有新的制度供给、还需要开辟新的途径和方式[5]。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是制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性因素，通过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问题和趋势分析，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视角，提出地方政府需要从制度制定、制度公平和公正执行、制度绩效评估方面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完善制度创新体系，优化社会的制度环境，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秩序、理性、自主和适度。

三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滞后和非均衡性尽管是一种常态，但其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造成重大的影响，使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举步维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所以完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促进制度供给的均衡发展，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们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

首先，规范地方政府制度制定者，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能力。一是要提高政府制度制定者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二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制定者的制度制定技能。要不断地提高制度制定者的政治思想道德，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始终把促进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制定制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保证做到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同时，要努力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制定者的制度制定技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公民的利益表达、利益维护提供了保障，要深刻地认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既是一种重要的利益冲突、争端解决机制，也具有内在不确定性，必须正确合理地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各种利益矛盾，畅通利益的表达渠道，否则，加剧冲突和矛盾，甚至引发政治危机。这些都对制度制定者的各项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研究和总结，强化对制度与人的动机、行为的内在联系的认识，强化认清形势、把握全局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克服由于“有限理性”造成的偏听偏见和主观偏见，通过广泛地收集信息，采取专家听证等各种形式，增加制度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充分利用自身信息资源的优势，努力促成利益冲突各方的良性互动沟通，通过规劝、说服等方式促进冲突各方的相互宽容和妥协，从而达到协调利益矛盾的目的，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其次，要保障制度的公平公正实施，促进各项制度协调发展，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是民主的价值旨意与民主的形式的统一。这种统一的中介就是制度的保障，如果没有公平公正制度的保障，民主的形式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最终将丧失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制度供给剩余或是制度相互之间不协调，相互交叉相互摩擦也必将降低制度的效能。因此，在保障制度公平公正执行的同时，促进各项制度协调发展，才能履行制度制定的本意。根据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变化，不断地推进制度创新；根据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面对的社会环境刺激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完善制度安排。制度是稳定的，客观环境是变化的，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永恒的，任何制度结构，在时间过程中都会经历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创新的不断循环过程[6]，只有保障制度对环境的适应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的功能，保证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维护好各方的合法利益，促进公共利益的增进。

最后，要及时做好制度的绩效评估，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制度评估体系和风险责任追究制。一项制度的评估既是终点也是起点，因为制度总是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和重新安排，“可以说制度是环境作用的结果，制度必须随着环境刺激的变化而变化”[7]，对于制度实施的效果要及时地评估，总结经验成果，汲取失败教训，及时地调整完善制度安排。在绩效评估的过程中，广泛地收集真实有关信息，尤其要收集制度制约主体的实质反应和意见。一项制度的实施，一般来说，应该是能使制度约束的行为主体能够从中平等地获益，所以制度约束主体的反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制度的公平性。一套科学的制度评估体系应贯彻于制度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在制度制定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制度实施的成本和风险进行评估，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及时地进行阶段性绩效评估，以确定制度制定的公平性和执行的有效性，不断地完善制度安排，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和效益。

参考文献：

[1]杨雪冬.简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十个问题[J].公共管理学报,2008,(1).

[2]王颖.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利益研究的必要性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7,(7).

[3]R.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97.

[4]俞慈珍.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及路径依赖[J].中国行政管理,2008,(3).

[5]魏星河.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含义、特点及价值[J].政治学研究,2007,(2).

有序政治范文篇10

一、公民意识是民主意识的基础，宪法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

用宪法意识来审视公共权力是公民主动政治参与的前提。宪法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法的知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统一体，其中价值观居于核心地位。我国当代的宪法意识的灵魂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这一意识的精辟表述就是总书记所提出的，“三个至上”。2007年12月25日，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提出了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要求。“三个至上”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国体和政体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因而“三个至上”正是当代中国宪法意识的灵魂。“三个至上”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理念。党的利益至上，坚持党的领导，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保障；人民利益至上，坚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价值准则；宪法和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保障。我国的国家机关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明确这一思想，才能解决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主动性不高的问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是宪法、法律的有效实施，民众的宪法意识是宪法实施的社会基础。梁启超曾谓“：然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此不可不熟查也。”孙中山先生在回顾制定《临时约法》时的政治局面与思想潮流的状况时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指出：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可转移也。他认为，我国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这是中国缺恨之点。故改造中国，就必须把民主共和国精神明确地用法律固定下来，才能使帝统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确立，意味着一种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权利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获得了制度的保障，但这种有序参与的实现程度的提高还需要当代宪法意识的不断提高。从世界的宪政发展史看，法治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一些国家专门设有宪法节，有的国家把宪法的颁布日作为纪念日，有的国家定期举办纪念活动。通过宣传，使人们认识到宪法是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现在我国每年的12月4日被确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其中，宣传的重点就是宪法。我们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形式使人们形成关于宪法方面的有明确观念的思想体系，形成正确的关于宪法方面的心理感觉和态度、评价。

二、强化公民的宪法意识，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宪法意识不强，是影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表现在对宪法的了解少、兴趣低，宪法权利意识差，没有形成宪法至上的理念。这导致着目前在我国社会现实中，还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公民要求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有待提高，缺乏应有的公共关怀、法治意识比较淡漠。首先，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关注热情不高。“两会”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盛事，对“两会”的关注，集中体现了公民的民主热情。但在一项对大学生的探查中发现，43.4%的大学生表示对此并不关注，民主热情并不是很高。其次，选举的热情不高，对选举制度不了解。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时，10%的人表示不愿意参加，另有28%的人表示无所谓，两者达到了总数的2/5。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最基本的宪法权利，一旦遭到漠视，对整个民主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另外，64.9%的人对选举程序比较陌生，他们只是零星地从新闻媒体上得知一些有关选举的知识，真正通过阅读《宪法》、《选举法》来了解选举的人少之又少。再次，对某些民主制度的改革方向比较茫然。比如，对人大代表专职化这一问题，41.3%的大学生表示反对，另有24.3%的人对此表示“清楚”，真正持支持态度的人不多。这说明大学生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传统的官本位思想难以产生现代的宪法意识。我国传统的“出世”“入世”说使许多人认为政治参与是为官者的专利，儒家思想追求一种“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去做官，同时也是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传统官本位思想束缚人民参与的热情。我国历史上民主实践的滞后也严重制约着公民的宪法意识的强化。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顺从型政治文化在我国特定领域内占据主要地位，在我国民众的心理上积淀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等复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使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丧失了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意识，处于附庸的地位，表现出普遍的非参与现象。而人们对清官越是向往和依赖，其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也就越发萎缩。从而导致公民参与政治多体现为被动性。

三、推进基层的民主实践，增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

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的宪法意识所依托的社会存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公民的民主意识、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已结出丰硕的果实。目前，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实行民主自治。这一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基层民主建设为锻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基层民主实践的薄弱环节是我国的基础教育环节。提高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一场社会的重大变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应该在民主参与的意识、民主参与的技能、参与社区实践活动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更应在班级管理等具体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强化。坚决摒弃与现代民主与法制不和谐的做法。强化现代宪法意识，提高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需要从娃娃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