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权范文10篇

优先权范文篇1

一、对税收优先权的理解

优先权制度实际上是各类法律中规定得较为普遍的一种制度，在税法领域，亦多有体现。如在税收征管方面，既涉及到本文研讨的国内法上的税收的一般优先权问题，也涉及到国际层面上国家之间的税收管辖权何者优先的问题。为了解决因跨国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各国之间的税收管辖权的冲突，需要确定哪个国家的税收管辖权是优先的。经过反复的实践，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把税收管辖的优先权配置给东道国(收入来源国)是更有效率的，由收入来源国优先行使属地管辖权，可以真正实现鼓励跨国投资、推进贸易自由化等目的，可以从现实和长远两方面对各国更有利。于是，这样的优先权配置便经常地出现在双边或多边的条约之中。

在国内法领域，涉及诸多债权的实现时，基于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在法律上将优先权配置给了税收债权。众所周知，人类不仅存在私人欲望，而且存在公共欲望，公共欲望只能经由公共经济，通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手段来得到实现。为了满足公共欲望和公共需要，必须由国家这个非营利的组织体向营利性的私人经济主体(企业、居民)课征税收，以此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这使得税收成为满足公共需要的最主要的手段，从而使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而税收的公益性正是在立法和学说上承认税收的一般优先权，或将优先权赋予税收债权而未赋予一般债权的理由。

我国税法规定的税收优先权，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这是税收绝对优先权的体现，即在当事人既欠缴应纳税款，同时其他债权人也拥有对该当事人的债权，而这些债权又未设定担保的情况下，税收优先于其他债权。我国的《企业破产法》规定，破产企业的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与此相联系，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其中，有关破产财产清偿债务的顺序的规定，与上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基本相同。这些规定与现行税法的规定相一致，即国家税款的征收要优先于未设定担保的第三人的债权，体现了公权优先的原则。二是税收优先于发生在其后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在纳税人的财产设有质权或抵押权的情况下，若设定时间在法定纳税期限之前，则有质权或抵押权担保的债权优先于税收债权受偿。在纳税人的财产上设定了留置权的情况下，如对该财产进行滞纳处分，则由留置权作为担保的债权优先于税收债权从该财产的变卖价款中受偿。留置权与抵押权、质权不同，它无需进行登记，而仅依法律规定和事实为依据即可确定其存在。由于上述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存在于滞纳处分领域，且滞纳处分费是优先的，因而在学说和立法上认为，留置权所担保的债权不仅优先于税收债权，而且也优先于质权、抵押权、先取特权所担保的债权。三是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这是因为税收用于国家财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是对纳税人的惩罚，两者相比较，税收比较重要，应该予以优先对待。此处，行政机关应该包括所有的行政机关，而不仅仅是税务机关；“同时”应理解为同时存在，而不是同时发生，如果是同时发生，则无论从法理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

二、税收优先权的限制或例外

（一）税收优先于担保债权的前提条件。首先，纳税人在其财产上所提供的债权担保（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必须是有效的，如果担保无效，那么就可以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第1款和《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直接行使税收权力了；其次，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必须已经实现，并且在纳税人提供物权担保以前，如果纳税人先提供了担保，然后才实现应纳税款，则该笔税款就不能使用税收优先权；另外，税收优先于发生在其后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额度应该以纳税人应纳的税款为限，例如税务机关处置纳税人的抵押财产后，抵压财产的处置价值超过纳税人的应纳税款、滞纳金和必要的处置费用的，超出部分应该退还纳税人，纳税人抵押的财产价值不足以缴纳税款和滞纳金的，税务机关应要求纳税人以其他财产补足。

正确认识这一点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欠税的纳税人仍然可以以其财产抵押、质押，其财产也可能被留置，但此时的抵押、质押等担保物权，不能影响税收，即根据税收优先的原则，对有欠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对其设置抵押、质押或被留置的财产，有优先处置权，以保障国家依法取得税收收入。

（二）税收优先权对其他私权的例外（法律规定的例外）。国家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有的法律根据特定的情况，作了特殊规定。例如，我国《海商法》第21、23条的规定，船舶吨税的征收后于在船上工作的在编人员工资、社会保险费用等给付请求，以及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员伤亡的赔偿请求而受偿。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即本属一般债务的个人储蓄存款本息，因其与个人利益、社会稳定等关系密切，法律才赋予其优先于国家税收受偿的权利，这实际上也是从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出发所作的考量。既然税收也是为了公共利益，并且与保障社会公众的权利(个人储蓄存款的本息)相比，作用更为间接，因而把个人本息从其他银行债务中独立出来，确定其优先于税收的权利，也是适宜的。又如《民事诉讼法》关于破产财产清偿顺序的规定，在破产程序中，职工的工资也属于债权，但考虑到职工基本生活的保障这一更高的人权宗旨，虽然将国家税款规定在破产债权之前，但是将国家税款规定在了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之后。此外，《民事诉讼法》第222条、223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时，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生活必需品；《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2条也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得保全和强制执行。可见，税收债权的优先受偿地位并非绝对的和固定的。

（三）税收优先权并不优先于其他权利（力）（包括司法权、行政权等）的行使。《民事诉讼法》第94条第4款规定：“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从本条规定看，税收优先权由于与不得重复执行的矛盾而无法行使。即使税款发生在先，其较之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有优先性，但是仍不能从已被人民法院采取查封、冻结等财产保全措施的财产中优先受偿。同样，纳税人的财产被其他行政机关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保全措施的，也不能行使税收优先权，即税收优先权原则上并不优先于其他权利（力）（包括司法权、行政权等）的行使。

三、税收优先权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一）《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现行相关破产法律制度中，税务机关的法律地位和债权人是平等的，这不利于对国家税款的有效保护。一方面，税与债性质不同，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经济手段，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而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特定行为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自愿性、有偿性和对等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税务机关不拥有对税收的所有权、分配权、处分权，也无权放弃欠税的清偿权，税收收入不属于税务机关，而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在国家；而债则不同，债权人拥有并行使全部权利。另外，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收优先权虽有优先清偿效力，但这种优先仅仅是在某些方面的优先，税款的受偿仍落后于享有物权担保的债权，并且由于我国破产实践中零破产现象的大量存在，税款的优先受偿往往得不到实现。再加上债务人为了达到逃避缴纳税款的目的，往往在财产上恶意设立担保债权，这就使得国家税款更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因此，税收优先权理应高于有担保债权的优先权。

（二）税收优先权的实现，极易侵害正当权利人的利益。我们知道，债权人要求债务人设定担保，目的就是要保证其债权的实现，因此设定担保债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其他相关法律中，是受到特别保护的，虽然《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6条规定，纳税人有欠税情形而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的，应当向抵押权人、质权人说明其欠税情况，抵押权人、质权人可以请求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欠税情况，但正当权利人仍有可能因疏忽或者债务人的恶意而无从知晓。

具体工作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某纳税人甲企业，2002年度及以前无欠税，2003年1月份，以其20万元的一台设备为向乙银行贷款25万元提供抵押担保，2003年8月份税务机关对甲企业2002年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查出该企业2002年应补缴增值税款18万元，该查补税款一直未缴，2004年8月，该企业被债权人申请破产。该例中，这18万元的税款，是否应该优先于乙银行的担保物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18万元的查补税款应按其实现时间确认其发生于2002年，即在该企业担保物权发生之前，然而乙银行接受该企业担保时，双方都不知道有该笔税款的存在，这时仍然强调实现税收的优先权，对乙银行显失公平。

为此，笔者以为，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第3款“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的规定，法律应明确规定“税款已经依法予以公告”是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优先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否则不得行使税收优先权，并以公告时间做为税款优先于其他担保物权的时间标准。以民事物权法理论为基础，从而使公告的税款取得公示的公信力，取得税款优先于其他担保物权的合理、合法的根据，有力维护社会经济信用制度，充分保护正当权利人利益。

（三）税收优先权实现的司法保障制度还不完善。虽然《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做出了税收一般的优先性的规定，但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缴纳所欠税款前优先清偿无担保债权或发生在后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而致使所欠税款不能足额受偿时，税务机关应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税收优先权流于形式，难于付诸实践。因此，建立税收优先权司法救济制度也就成了当务之急。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0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我认为，这里税务机关也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撤销权撤销欠缴税款的纳税人的上述清偿行为，以达税款优先受偿的目的，从而保障税收优先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应当对本条作适当修改，明确赋予税务机关行使该权的法律依据。

（四）税收优先权行使方式有待明确。税务机关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依法行使税收优先权时，极有可能与担保物权设定在后的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发生权利争议，此时，税务机关应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税务机关能否对纳税人已经设置抵押权、质权的财产或者已经被留置的财产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来行使税收优先权？笔者认为应区别对待。在纳税人仍保持对其财产的占有时，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0条的规定，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由于此时被执行对象仍是纳税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当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占有或控制欠缴税款纳税人的财产时，因为税务机关与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间关系非同与欠缴税款纳税人间税款征纳关系，乃是一种权利冲突关系，二者处于平等地位，虽然《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规定税收一般的优先性，但在税务机关与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间发生权利冲突情形下，以行政强制执行方式行使税收优先权对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利益影响甚巨，稍有不慎就会有损于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信用制度，无利于争议得到公正、合理、彻底的解决，因此，在上述权利冲突情形，选择由第三方（即人民法院）权衡利弊（即冲突权利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判断各种权利的有效性，并最终居中裁判解决才不失为明智之举。

优先权范文篇2

「关键词」破产清算；税收；优先权「正文」

破产清算是指在债务人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或无力清偿其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依法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一种司法偿债程序。这种偿债程序的基本目的是强制地将债务人的财产加以变卖并在债权人之间实现公平分配。一般而言，在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场合，债务人所欠债务多种多样，其中也会涉及到税收债务。由于税收债务的债权人是国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传统的破产法理论及制度一般赋予税收债权以优先权，即当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并存时，国家作为税收债权的债权人享有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在我国，现行破产法及税收征管法也有类似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一些误区及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与不完善，税收优先权的实现存在许多实践上的障碍。本文拟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范围

税收优先权是以存在税收债权为基础的。在破产清算中，国家税收债权可能包括两部分：一是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收债权，一是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破产宣告前，债务人并未真正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的产生依据主要是债务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纳税主体是债务人；破产宣告后，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产生的依据主要是清算组变卖债务人的财产及维持债务人必要的产品销售等经营性活动，其纳税主体是清算组。

上述税收债权，既包括债务人应缴纳的税款本金，还可能包括因债务人迟延缴纳税款本金而依法应缴纳的滞纳金，或因债务人存在偷、漏、逃、骗税等违法行为时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罚款。对这些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和税收滞纳金及税收罚款是否都享有优先权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税款本金当然享有优先权，与税款本金相关的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也应当享有优先权。因为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从一定角度而言都是对债务人违法的处罚，如果对债务人违法行为的处罚不能落到实处，不仅国家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害，而且将会有更多的纳税人无所顾忌地实施违法行为，从而给国家整体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失。也有人认为，税款本金享有优先权，但与之相关的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不能享有优先权。因为，如果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与税款本金一起作为优先债权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实际上等于分配了全体债权人的财产，或将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了全体债权人的身上。如此既不能起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作用，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理念[2].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颁布的《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也规定，税收滞纳金和罚款是不计入破产债权的，即不享有优先权。

笔者认为，对上述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及其滞纳金和罚款是否享有优先权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在破产宣告前的税款本金是基于破产宣告前的经营行为而形成的，属于破产债权，为保护国家利益，应享有优先权；其次，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滞纳金和罚款，为了避免把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全体债权人的身上，不应享有优先权。不过，同样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可以把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作为劣后债权，在破产清偿顺序上劣后于普通债权，当破产债务人财产清偿完普通破产债权等前顺位债权后，有剩余财产情况下可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第三，在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具有特殊性，它是破产费用，不在税收优先权的范围。因为，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无论是税收本金还是滞纳金和罚款，都是清算组在破产财产的管理、变价和分配中产生的，是清算组合法或违法行为的结果，而清算组的行为是为破产程序的进行而实施的，且是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其支出的费用应当视为破产费用或共益费用[3].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执行费用的承担规则和民法关于共益费用优先受偿的规则，这些费用应当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4].因此，在破产清算中，享有税收优先权的税收债权仅指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款本金。

二、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

关于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理论上曾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绝对优先权，一是相对优先权。绝对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应当享有优先于所有其他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相对的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仅享有优先于民事普通债权（民事无担保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但实践中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国家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将其列为共益债权，依法享有绝对优先权，如日本破产法第47条规定：“依国税征收法及国税征收条例可以征收的请求权为财团债权[5].”有的国家将其列为相对优先破产债权，即承认其为破产债权，但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如我国，《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德国旧破产法与我国破产法的规定一致，但新破产法不再将税收债权列为优先破产债权，而将其作为一般债权对待。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将税收债权改为一般破产债权。从世界各国破产法的发展趋势看，税收债权的优先地位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6].

从理论上看，主张税收债权享有优先权不外以下原因：（一）税收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强烈的公益性，而且，就税收与其它私债权的关系而言，一般私债权的维持与正常实现以及担保制度的建立及维持、运行皆有赖于以税收为主要支撑的国家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司法权力的运用。在此意义上，税收实际上是提供了实现其它私债权的共益费用。（二）税收债权的法定性所引发的实现上的困难。税收债权是依法产生的，不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不伴有对价给付和双方的互相制约手段。对征税方来说，既没有权利选择财力雄厚的纳税人，也没有权利确定相应的担保措施；对纳税方来说，只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不能获得任何的补偿，因此，税收在实现的可能性上存在困难。（三）现实需求。赋予税收优先权可以从制度上给税收债权增加保障，巩固国家的财政基础[7].但是，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绝对优先权未免过甚。因为，在破产

清算中，除税收债权、普通民事债权外，还存在劳动债权[8]、有担保债权等其他特殊债权。对这些特殊债权进行特殊保护也是破产法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价值体现。因此，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相对优先权而不是绝对优先权反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顾及税收债权的特殊性，也可以顾及劳动债权、有担保债权等特殊债权的特殊性。在此意义上，我国破产法将税收债权列为一般债权但又将其在清偿顺序上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的做法是可取的。

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税收优先权理论遭遇挑战；破产实践中，税收债权也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为一般破产债权。其理由是，税收债权往往数额较大，一旦列为优先权将使得其他破产债权人难以得到清偿和分配，故从保护一般债权人利益看，应将之列为一般破产债权。正如澳大利亚关于废除税收优先权的哈默报告（HarmerReport）中所指出的，将税收作为优先权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以保证政府特派员能够以有效手段收取税收，并不使国库的收入受到严重威胁。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税收优先权的废除会影响国库的收入。相反，却有许多债权人被迫放弃他们合理正当的请求权，以便使政府特派员能够得到优先清偿[9].但由于中国国情特殊，在新破产法的起草中，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清偿顺序依然保留。

三、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优先权

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清算中的优先权涉及以下四类：一是担保物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平而成立的优先权；二是破产费用优先权，它是基于公有或共同费用等经济原因而成立的优先权；三是劳动债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基本人权特别是生存权而成立的优先权；四是税收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需要而成立的优先权。上述四类优先权的债权人依法都享有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其中，第一类优先权，即担保物权优先权，是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特别优先权；后三类优先权，是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一般优先权。当破产财产不足清偿时，作为一般优先权的税收优先权如何保护？换言之，在四类优先权中，税收优先权的清偿位序如何？

在上述三类一般优先权中，破产费用是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于破产程序中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一般情况下，没有破产费用，就没有破产程序的进行，也就谈不上作为破产债权的税收债权的清偿。劳动债权主要是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相对于税收债权来说，保障劳动债权的优先实现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是文明社会中国家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理论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均应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具体到破产法实践中，对破产费用，各国破产法均规定享有绝对优先权，破产财产只有在已经拨付或预先提留破产费用后有剩余时，才能按照破产分配的顺位予以分配；对劳动债权，传统破产法也多规定为第一顺位优先权，在破产财产优先支付破产费用后首先用以支付劳动债权，不足支付时，按比例清偿。（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已将劳动债权中的职工工资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10].）在我国，现行《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均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清偿债务。新破产法起草中，将此规定作了保留。可见，实践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也是优先于税收债权优先权的。

至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按照一般优先权理论，它是特别优先权，应当优先于一般优先权。在破产实践中，从各国的破产法看，一般也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其他优先权的，自然也包括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因为，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而享有别除权[11]，即在债务人破产情况下，原先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仍然保留就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而其他优先权属于破产债权，只能在不包括有担保财产的破产财产中优先偿付。破产法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在于，以有财产担保债权即担保物权为核心内容的担保制度是市场机制的基础制度，其终极目的或价值在于确保交易安全和形式公平。在正常状态下，担保制度尚能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如果在债务人破产状态下，即债权人最渴望得到周全保护时，担保制度却不能给债权人提供保护，则会使人们怀疑担保制度的价值，进而会危及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相对于保护社会经济的运行安全而言，其他优先权的重要性明显要逊色一些，特别是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税收优先权完全可以另觅其他（保护）途径，而不必损及担保制度。正如学者所言：“别除权并非破产法所独设的权利，而是民法中的担保物权在债权人处于破产状态下的映现和复述。”[12]

四、我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有担保债权

虽然世界各国的破产实践一般都规定有担保债权优先于税收债权，但我国的情况却有不同。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的规定，税收优先权落后于担保债权，只能在扣除有担保债权之后的破产财产中实现；《税收征管法》（第45条）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并不是绝对落后于担保债权而是附有条件：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前的，税收债权优先；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后的，担保债权优先。也就是说，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优先权与担保债权的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理论上，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源于两者的理念不同。破产法的理念是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追求社会效率和公平，维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税收征管法的理念是保护国家税收，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在各自的领域内，两者并行不悖，但在破产清算中，两者的协调发生问题。如果是在计划体制下，《税收征管法》如此强调保护国家税收并无不妥；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此以损及担保制度的代价保护国家税收却是不足取的。原因已如前述。

实践上，也许有人认为，《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只是针对债务人欠税后与一般债权人串通设置担保而后申请破产以逃避税收的特殊情形[13]，并不影响实际设立在欠税之前的担保，因此既能保护国家税收，也没有实质损及担保制度。但笔者认为，对欠税之后恶意设立的担保，税收优先权本身不仅无法约束，反而会对正常交易中设立的担保产生破坏作用。况且，要防止恶意担保对税收的冲击，破产法中的无效制度或撤销权制度可以起到很好的弥补作用；同时，现行的税收保全制度和强制执行制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甚至可

以考虑建立税收担保制度。因此，利用《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来更好地保护税收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却造成了立法的矛盾与冲突，也给司法造成混乱与障碍。更重要的，过分强调对税收的保护必然损害和动摇担保制度，最终损害和动摇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有悖于破产法立法理念和发展潮流。正如前文所述，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在破产清算中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从发展趋势看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日本破产法将税收债权视为财团债权，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批评。日本学者伊藤真认为“破产中关于租税债权的处理，在立法论上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因为在破产财团一般呈现贫弱状态的现状中，通过管理人的努力所收集起来的财产的一大半被租税的清偿用掉，为破产债权人的利益而活动的管理人将无法完成其任务。”[14]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的新破产法则将税收优先权彻底取消而视为一般债权。美国破产法仅将税收债权列为第七位无担保债权。对比这种趋势，我国《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显见是不合适的。何况，“我国历来行政权力膨胀，私权萎缩，约束公权、扩张私权应是法制建设应有之义。而由行政权演绎出的税收优先权制约极为珍贵与稀缺之私权——担保权，显然有开倒车之嫌。”[15]

「注释」

[2]参考刘正林论文《企业破产中若干涉税法律问题探讨》，载.[3]所谓共益费用，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支出。按一般法律原则，应当由破产企业财产随时支付。

[4]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修订版，第186页[5]在日本破产法中财团债权即指共益债权，[6]李永军著《破产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7]参考张伟、杨文风论文《税收优先权问题研究》，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第139页。

[8]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基于破产宣告前的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包括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以及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职工的补偿金等[9]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396页。

[10]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页。

[11]别除权是大陆法系的概念，是指债权人可以不依破产清算程序而就属于破产者的特定财产个别优先受偿的权利。英美法系无“别除权”概念，但有相类似的规定，即“有担保债权”。

[12]汤维见著：《优胜劣汰的法律机制——破产法要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优先权范文篇3

此条乃《合同法》的新规定，立法者意在解决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大量的拖欠工程款问题。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多有类似之规定，如德国民法第648条、瑞士民法第837条、日本民法第327条、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513条等。本文专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及日本民法的有关规定为参照1，对我国《合同法》上的法定优先权问题略作粗浅的分析。

一、法定优先权的性质

此项法定优先权的性质为何？国内学者见解不一。多数学者认为该项权利属于留置权2；也有少数学者认其为优先权，其效力在所有的基于建设工程而产生的担保物权中，居于最优先的地位3.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对于此等权利的性质，大凡有两种认识，一者视其为法定抵押权，如台湾地区“民法”；二者视其为先取特权，如日本民

法，上述我国少数学者的观点，实为日本之先取特权说。

至于认其为留置权者，则为罕见。

依笔者见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留置权说在理论上有重大缺陷：留置权的标的物通常应以动产为限4；留置权的成立以占有标的物为条件；此二项第286条规定的权利均不相符5.因此，则留置权说恐非妥当。至于先取特权说，亦非无懈可击。我国民法历来并无先取特权之物权类型，《合同法》原属债法之一部，现以其一个条文来创设一种全新的物权类型，终似有越俎代庖之嫌。何况，先取特权制度因缺乏有效的公示制度，故渐为近世民法所不采，早期的法国民法和日本民法尚保存了先取特权制度，而后来的德国民法、瑞士民法及台湾地区“民法”原则上

都已废弃了这一制度6，因此，我国再去移植先取特权制

度，似无必要。笔者以为该项权利的性质似以法定抵押权较为相宜，惟应认此等法定抵押权的实行须经过特定之程序。不过，研究该项权利的性质，实际意义却在于确定其效力：先取特权、留置权通常较抵押权更为优先；此外留置权尚有上述留置标的物的效力，而其他两类权利则无此种效力。笔者虽主张其性质类似法定抵押权，但毕竟两者尚有差别，故本文仍以“法定优先权”称之，但此所谓“优先权”非先取特权说者所谓的“优先权”，特作区别。

然而，无论该项权利为留置权、抵押权，抑或先取特权，其为一种担保物权则属无疑。因《合同法》第286条明言其乃存在于物上之权利，权利人无须请求义务人为某种行为，径可支配其物，且为担保一项特定之债权而存在。既如此，则凡物权及担保物权共通之性质与效力，其皆拥有，后文对此将另有论述。

二、法定优先权成立的要件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实为法定优先权的实行要件，而非成立要件，故只能通过解释的方法，推知其成立要件如下：

1.须因建设工程合同所生之债权。本条被置于建设工程合同章中，又明确以承包人、发包人为权利义务的主体，可知法定优先权担保的债权须因建设工程合同所生，具体言之，则为承包人受领工程款的债权。

根据《合同法》第269条第2款的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至于建设之内容是否必须达一定之重要程度，始可享有此等法定优先权之点，台湾地区“民法”设有限制性规定，即建设之内容须为建筑物、工作物之新建或为此等建筑物、工作物之重大修缮。此种限制，在法理上殊值称道，因不动产往往价值甚高，对当事人利益影响颇大，如对于从事任何细微建设行为的承包人，均赋予就不动产之全部7换价受偿的权利，未免过分有害其他不动产权利人的利益，就担保承包人小额债权的实现而言，通常亦无必要。《合同法》虽如日本民法，未有此等限制，然在实务上不无参照台湾地区“民法”作出一定限制的必要。

至于此等债权之标的，《合同法》虽言“价款”，但即使为实物8，解释上亦不妨成立法定优先权。

既言因合同所生之债权，则因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他种原因所生之债权，即便与建设工程相关，亦无成立法定优先权之余地。

2.标的物须为发包人所有的建设工程。我国《合同法》第286条未设明文规定法定优先权的标的物须为发包人所有，但在解释上则不能不有此限制。否则，对不动产所有权之保护必将不利，因债权不具公示性，所有权人如非亲自发包，往往不易了解是否存在以其所有的不动产为标的物的建设工程合同存在，于是可能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令其属所有的不动产负担法定优先权，并因此等权利的实行而使不动产易主。反之，在登记制度较为完备的情况下，由承包人来了解其建设之不动产的权属则较简便。如承包人明知建设之不动产非发包人所有，仍为工程建设，则应视为自愿承担价款之风险。比如，房屋的承租人或典权人将修缮房屋等工程发包后，未支付工程款，如许承包人于该房屋上成立法定优先权并为实行，则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势必遭受不测。更有甚者，如解释上无此限制，则即便发包人对房屋之占有本属无权占有，后又擅自发包，承包人亦能成立法定优先权，如此，所有权人岂非雪上加霜。可见，允许在非为发包人所有的建设工程上成立法定优先权，有害不动产静的安全，也有悖意思自治原则9.再者，并非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的不动产所有权人，与承包人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而要以其所有的不动产来担保此等义务的实现，无形中把所有权人也追加为连带债务人，有违债权相对性原则。另外，将标的物限制为发包人所有，亦有利于促进保护消费者之政策，后文将有详述。因此，台湾地区“民法”明文规定法定抵押权的标的物须为“定作人（即我们所谓的发包人）之不动产”；日本民法虽无明文，但解释上亦承认此点10.因此，对《合同法》第286条所谓的“建设工程”应作目的性缩限解释，使其局限于发包人所有之建设工程。

如此，则与总承包人订立工程合同之分承包人，因其所施之工程非为总承包人所有，故不得直接享有法定优先权。至于其在符合《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要件下，代总承包人之位行使法定优先权11，则属另一问题，此时分包人的权利自应以总承包人享有的权利为限。

3.须建设工程之性质适于换价。《合同法》第286条虽仅针对换价言，须建设工程之性质相宜，然而既不得换价受偿，则法定优先权的效力尽丧，亦无成立之必要，故笔者以为其亦为法定优先权成立之要件。

何种工程性质不宜换价？法无明文，解释者多以国家重点工程及用途关系国计民生的工程属之12.惟笔者认为，为维护私法自治和充分保护承包人的利益，认定性质不宜换价的工程应有严格限制。原则上只有出于两类目的方可作此认定，一者为社会公共利益，二者为保障基本人权。具体说来，强制执行法上规定的不得强制执行的不动产可属之。

满足上述三项要件，即可成立法定优先权，至于承包人是否按时完成建设工程、建设工程是否存在瑕疵等，均非所问，盖此项法定优先权专为保护承包人的利益而设，发包人对承包人纵有基于债务不履行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亦不能妨碍其成立13.

三、联建合同、委建合同中法定优先权的适用

1.联建合同

此所谓联建合同，乃指当事人双方约定，由一方提供基地使用权，另一方出资建房的合同。于此类合同中，是否将有法定优先权之适用，仍应以其是否满足上述三项要件为判断标准，其中工程性质问题并不因联建合同而有区别，故以下只讨论合同的性质及房屋所有权归属问题对法定优先权适用的影响。

联建合同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双方联建后的房屋及其基地使用权按一定比例分配；另一类是双方共同将联建后的房屋出售，所得价金按一定比例分配。

在前一类型的联建合同中，建成后房屋的原始所有权应归提供基地使用权的一方当事人，建设方按比例分得的房屋及相应的基地使用权实为其建设房屋之报酬，故此类联建合同的性质仍为建设工程合同。提供基地使用权的一方，于房屋建成后有向建设方移转约定比例之房屋及基地使用权并作成登记之义务，如未履行此等义务，建设方即有法定优先权之适用。

在后一类型的联建合同中，双方实以共同出售房屋分配盈利为目的，符合为经营共同之事业而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特征。因此性质上属于合伙合同，而非建设工程合同，自无法定优先权之适用。

2.委建合同

此所谓委建合同，乃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出资，另一方提供基地使用权并建造房屋，于房屋建成后将房屋所有权及基地适用权移转于出资方的合同。

委建合同实具买卖合同的特征，但建设方并非仅仅进行现房交易，其重点仍在房屋之建造，且此类合同所涉之房屋乃建设方为出资方着身定制，具有特定性。故解释上仍应将其作为建设工程合同。惟因基地使用权系由建设方提供，故建成房屋之所有权乃归建设方，建设方自无法在自己所有的不动产上成立法定优先权。但为保护建设承包人计，似应于房屋之所有权移转于出资人后，许于该房屋上成立法定优先权14.

四、法定优先权的效力

1.法定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

此项法定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合同法》第286条既明确规定为“建设工程的价款”，解释上似难以将损害赔偿债权涵盖在内。承包人在建设过程中的垫资款可否属于法定优先权担保的范围？笔者认为，此种垫资建设行为，性质上类似于委托关系，可准用《合同法》第398条的规定，因此与第286条所称“价款”应有区别，与上述损害赔偿债权一样，解释上似难涵盖。至于工程款的迟延利息，乃其法定孳息，与工程款本为一体，法条虽未明言，但仍应属于法定优先权担保之范围。

2.担保物权的共通效力

法定优先权既为担保物权之一种，则凡担保物权之共通性质而生之效力，其皆有之。析之有三：一为从属性，由此，法定优先权随其所担保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同生同灭，并必须随之而移转，至有代位行使上述债权之权利的人，亦得代位行使此法定优先权；二为不可分性，由此，法定优先权人得就建设工程之全部为担保其全部工程款债权而行使权利；三为物上代位性，由此，建设工程因灭失、毁损而得受赔偿金时，法定优先权于此等赔偿金上继续存在。

此外，法定优先权人亦具有物上请求权。建设工程如被他人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时，法定优先权人自得依其法定优先权，向侵害建设工程或有侵害建设工程之虞者，请求排除侵害或消除侵害之危险。

法定优先权既为承包人的一项财产权利，权利人自得处分之。然因法定优先权具有从属性，其让与及提供担保必须连同所担保之工程款债权一起为之。惟法定优先权之发生虽系基于法定而无须登记，至其让与及提供担保则有因法律行为而起者，必先完成登记，方可生效。

《合同法》第286条既未规定法定优先权人得留置建设工程，应认法定优先权并无留置之效力。以转移占有之方式成立不动产担保物权，不利于充分发挥不动产的价值，渐为近世民法所不采，我国亦无采用的必要。何况，依《合同法》之规定，于同一建设工程上可存在多个法定优先权，此建设工程到底归哪个法定优先权人留置？不如索性否定法定优先权人的留置权。

3.优先受偿的效力

优先受偿的效力是法定优先权最重要的效力，也是《合同法》创设这个新制度的意义之所在。但《合同法》对此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有待于解释上进行完善，以下仅为笔者个人的意见，期为实务上提供些许参考。

（1）法定优先权的优先受偿次序

《合同法》第286条仅规定“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到底此所谓“优先”是指优先于无担保的普通债权，还是优先于标的物上其他所有的担保物权，此点不明确。按所谓物权的优先效力，一般有两层意思。一是物权针对债权的优先性，法定优先权既为一种物权，理应优先于无担保之债权，此点并无疑问。二是物权间的优先效力，此以“时间在先，权利在先”为原则，即以成立时间的先后决定效力的先后，惟此原则的一项例外为费用性担保物权优先于融资性担保物权，也就是说，以担保因保存或增加标的物价值所生债权为目的的担保物权应优先于以担保因融资所生之债权为目的的担保物权15.盖若无保存及使标的物增值之行为，则标的物价值将致减损，融资性担保物权势将难以实现。为标的物保存及增值所生之债权，实乃为全体物权人利益而生，故应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法定优先权所担保之债权乃因新建、保存或增益标的物之价值而生，性质上属于费用性担保物权，故理论上应优先于抵押权等融资性担保物权。复自比较法观之，日本民法所设之先取特权自然优先于抵押权等担保物权；台湾“民法”原未规定法定抵押权之优先次序，然学者向有主张其效力应优先于普通抵押权者16，今次修改“民法”17，特规定法定抵押权于一定范围内优先于设立在前之普通抵押权。考察《合同法》第286条保护承包人，解决目前大量拖欠工程款问题之初衷，实有必要作法定优先权的优先受偿次序先于抵押权之解释。

因《合同法》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等多种，所以于同一建设工程上可能存在多个法定优先权，其效力之先后，自应依“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原则确定。

（2）法定优先权与房屋预售合同中期房买受人的权利的关系

房屋预售合同实务上非常多见，其买受人取得的权利的性质，有认为系债权者18，亦有认为系物权者。笔者以为，物权较债权效力更强，故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应采后说为宜，且实务上既允许将预售所得之房屋期权抵押，实际上也已经把此种权利视为物权。物权法草案之建议稿中特别规定了预告登记制度，其主要针对的就是预售房屋所得的期权，立法说明中明确表述：“预告登记的本质特征是使被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的效力19.”此种期权虽因标的物尚未产生，难以径认其为所有权20，但就权利人得对将来诞生之标的物为全面支配之点而言，应认其性质与所有权类似。

预售房屋买受人的此种期权如取得于法定优先权成立之前，即开发商于建设工程合同成立生效前已经将房屋预售，则可以认为此时房屋的所有权已不属于发包人，故承包人不能于该房屋上成立法定优先权。

如买受人的房屋期权取得于法定优先权成立之后，则因买受人的权利系继受取得，权利上原本附有的负担不因权利的移转而消灭，故法定优先权仍存在于买受人取得的房屋期权上。但如任承包人对买受人于建成后将取得的房屋实行法定优先权，则买受人利益显将遭受不测，而发包人却得以将因其不支付工程款而生的建设工程遭拍卖、折价的风险转嫁于买受人，非但在利益衡量上有重大不当，且将令无人敢于购买期房，房屋预售制度促进房屋开发，加快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有益功能亦将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保护消费者为近世民法最主要的立法政策之一，住房消费事关基本人权，如不对消费者加以保护，对法定优先权的实行加以适当限制，则将引发众多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承包人的利益也非可弃之不顾。因此，权衡各方利害，笔者提出如下建议：承包人的法定优先权于此种情况下，仅得针对期房买受人所付之价款存在和实行。具体言之，期房买受人与开发商在订立房屋预售合同时，即应约定，买受人支付的期房价款应向承包人或由承包人指定的主体提存，如买受人已按约定提存房款的，非但其对于开发商的房款债务消灭，其购买的期房上的承包人法定优先权亦同时消灭，将来承包人只能针对提存的房款而非房屋本身实行法定优先权。如买受人未提存房款的，法定优先权自然仍旧存在于房屋之上。又，此项建议系专为保护消费者而设，如买房人并非消费者，而是出于商业目的，自不能适用。这种设计系借鉴日本民法之抵押权涤除制度，并对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性作适当扩张而成，于理论上应有可行，惟实践中恐有问题21，只能期待他日再行完善。

（3）供优先受偿的标的物的价值范围

既然如上文所述，法定优先权优先于抵押权受偿的理由在于其担保的债权乃因保存或增加标的物的价值而生，则其能取得优先受偿的范围自应以标的物的价值因建设工程而增加的部分为限，如价值增加部分已不存在，则法定优先权亦将无从实现。如承包人所实施的工程为新建，则标的物的价值全部因该工程而获得，供法定优先权优先受偿的标的物的价值范围应为标的物的全部价值。

有疑问者，如承包人所享有的债权系应勘察、设计而生，则此种勘察、设计使标的物增加的价值为多少，殊难确定，另外，如仅有勘察、设计而未付施工或未按其施工设计施工，则又当如何？解释上不妨以因施工所增加的价值为参照，具体言之，即如勘察、设计系为新建而为者，则法定优先权优先受偿的范围及于建成后标的物的全部价值，如系为修缮而为者，则其范围限于因实际修缮而使标的物增加的价值，如勘察、设计后未有施工或未按原设计施工，则实际上法定优先权无法存在。

《合同法》第286条虽无明确规定，但解释上不能不对“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作出限制，否则将有害于成立在先的抵押权人的利益。日本民法第327条第2款对此有明确规定22；台湾地区“民法”从前无此限制，但学说上向有主张为此种限制者23，此次修改“民法”径于第513条第3项设此限制24.

（4）优先受偿效力的对抗要件

法定优先权的优先受偿效力很强，在受偿次序上优于成立在先的抵押权等其他担保物权，已如上述。而其发生又系基于法定，无需登记即可生效，缺乏公示性，使得标的物上的其他权利人难以了解法定优先权的状况。因此，如不在其对抗要件上有所限制，将严重损害其他权利人的利益。这方面，日本民法与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均颇值借鉴。

根据日本民法第338条第1款：“不动产工事的先取特权，因于工事开始前登记其费用预算额，而保存其效力。但是，工事费用超过预算额时，先取特权不就其超额存在。”日本学者即将此项规定解释为不动产工事先取特权的对抗要件，实务上对于未满足此要件者，即认为无拍卖不动产的权利25.因此，不动产工事的先取特权人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且登记的时间为工事开始前，登记的内容为工事费用之预算额。如登记之预算额少于实际发生的工事费用，对此差额部分不能适用先取特权；如登记之预算额超过实际发生的费用，自然应以实际费用为标准受偿。

台湾地区“民法”之法定抵押权本不以登记为对抗要件，后“由于法定抵押权之发生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实务上易致与定作人有授信往来之债权人，因不明该不动产有法定抵押权之存在而受不测之损害”26，特于此次作出修改27.修改之后，登记已非仅为对抗要件而已，而是法定抵押权成立之要件28，即根据修改后的第513条，承揽人取得的已不是法定抵押权，而是请求为抵押权登记的权利，如未能作成登记，则法定抵押权仍不得发生。

《合同法》既未采法定优先权登记成立主义，自不能与台湾地区“民法”作相同解释，故宜采登记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具体言之，如承包人未作成登记，则对于标的物上的抵押权人实行其抵押权或发包人的其他无担保债权人申请对标的物强制执行，均不得提出异议；于该标的物换价所得的价金，亦不得主张优先受偿；如承包人向法院申请实行法定优先权，则此等抵押权人及债权人得提起异议之诉，法院受理后，即应中止法定优先权的实行29.但不登记并不妨碍承包人以法定优先权对抗发包人，故当标的物上别无其他担保物权且发包人别无其他债权人时30，承包人仍得实行法定优先权，发包人不得以未登记而提出异议。

至于此项登记之发动，台湾地区修改后的“民法”似可借鉴，即于通常情况下，承包人有请求发包人共同作成登记的权利，发包人则有协助作成登记的义务；如建设工程合同业经公证，则允许承包人单独申请作成登记。申请登记时，申请人除应提交有效的债权证明文书外，还应提交能够证明标的物（或将建成之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的文书。对该项登记有异议之人，自得按规定申请作成异议登记定优先权的适用

1.适用的条件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适用条件为：（1）发包人未按约支付价款；（2）承包人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3）发包人逾期仍未支付价款。

关于发包人未按约支付价款，如发包人约定给付之标的物为金钱，则可谓发包人已陷入履行迟延，至于全部迟延还是一部迟延，则非所问。惟如约定之给付为物时，则除履行迟延外，尚有可能发生不完全履行之情形，此时对于发包人是否按约履行可能发生争议。

关于催告之内容，《合同法》定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解释上应当包括在合理期限内补正不完全履行。此所谓“合理期限”自应斟酌个案之具体情事，以为确定。此外，发包人违约后，承包人应于何期限内发出催告，法律并无明文，解释上自不能任由承包人拖延发出催告的时间，而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确认此一期限。

关于发包人逾期仍不履行，在履行迟延的场合，较为明了，在不完全履行的场合，则又可能发生疑问，如补正是否已完全，催告后发包人给付之标的物是否存在瑕疵。

对上述各项适用条件是否满足，或对法定优先权本身是否成立，如当事人间发生争议，承包人应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以资定夺；如承包人已向法院申请适用法定优先权，则发包人可向法院提起异议之诉。

2.换价的方式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换价方式为拍卖和折价，此外变卖是否亦可作为换价之方式？笔者认为，折价与变卖均为实现物之交换价值的方式，本质上并无区别，《民法通则》第89条第2项、《担保法》第53条也均将两者并列为实现担保的方式，故不妨将折价与变卖同作为换价的方式。

3.换价的实行

《合同法》规定以拍卖换价的，应向法院申请为之，故承包人不得向其他行政机关或仲裁机构等提出拍卖申请，更不得擅自扣押、拍卖标的物。承包人提出申请时，应提供法定优先权成立并已符合实行条件的证据。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参照强制执行程序处理。

至于折价（或变卖）则允许当事人自行达成协议以实行之。但为保护标的物上的其他物权人以及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则应规定此等方式之换价，应在鉴定人公平估价的基础上进行31.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实行换价，在承包人优先受偿前，均应先由鉴定人核定因承包人之工作而使标的物增加的价值，以定承包人得就标的物的换价优先受偿的范围。

六、在我国施行法定优先权制度应解决的问题及目前的对策

为充分发挥法定优先权制度的作用，适当地调整好各方的利益关系，仅仅凭借《合同法》第286条这一个条文是远远不够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中，应不难看出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制度亟需配套。首先是要建立和完善统一的、高效的、公开的登记体系。一方面要加强对普通物权的登记措施，另一方面要尽快设立、健全预告登记、异议登记等特殊项目的登记。二是要及早制定《强制执行法》，用于规范法定优先权的实行问题，同时也要创立较为完备的执行异议制度，为真正实现登记对抗的效力服务。三是要完善现有的提存制度，保证提存机关工作的公开、安全、高效。

在目前不具备上述条件，尤其是登记制度极不完备的情况下，应严格谨慎地适用《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一是可以在时间上对适用对象加以限制，因该条创设的实为一项物权，具有对世性，故应严格限制其溯及力，即对于在《合同法》实施前成立的建设工程合同，原则上不适用法定优先权，从而将其排除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二是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从标的物的权属、工程的内容、得就标的物换价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等方面限制法定优先权的成立、实行和受偿范围。三是可以参考或准用现有法律对于抵押权的一些规定（如《担保法》第47条、第49条、第50条等）。

优先权范文篇4

关键词：船员外派；劳动报酬请求权；船舶优先权；转让与代位

2020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员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以下简称《典型案例》），为船员权益保护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和裁判指引。其中，海隆公司诉荣耀公司船舶优先权纠纷案确认了船员劳务派遣单位接受船员债权转让后，有权依法行使船舶优先权[1]。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反映了一个实务中的常见问题，即在船员外派中船员的船舶优先权能否转移的问题。在实务中，船东拖欠外派船员工资，可能会导致外派船员对船舶行使劳动报酬海事请求权。此种海事请求权受船舶优先权担保。但是实现船舶优先权要经过复杂的破产清偿程序和长时间的等待，船员的劳动报酬难以及时取得。此时，若船员外派机构提前垫付船员的工资等劳动报酬，就能切实解决船员的迫切请求。但是对于这种垫付工资的行为能否引起船舶优先权的转移却在理论上并不明朗。

1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允许船舶优先权的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海事请求权转移的，其船舶优先权随之转移。”。船舶优先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随着主债权的转移而转移[2]。但是对于《海商法》第22条规定的海事请求权种类中的第一项——船员劳动报酬请求权——能否转移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船员劳动报酬请求权作为人身专属性权利，能否按权利人的意思转移。从法律角度来看，《海商法》第三章中对船员的任用与劳动权利规定甚少，主要规定了船员资质要求，而关于船员劳动权利则需适用我国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从现实需求来看，船员劳动报酬请求权上的船舶优先权能否转移的争议呈上升趋势，这与我国船员外派数量的增加密切相关。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注册船员总数1,659,188人，同比增长5.3%。全年外派海员15.5万人次，同比增长6.5%[3]。在船员外派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外派船员被拖欠工资、船东放弃船舶导致船舶被拍卖出售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船员外派机构与外派船员一般存在合同关系，外派船员在无法取得工资报酬的情况下，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船员外派机构索取劳动报酬。但是船员外派机构与外派船员的合同属于何种性质对船员能否从船员外派机构处取得工资报酬影响很大。并且，船员外派机构在支付船员相关的工资报酬之后，能否对船东行使船舶优先权，从被拍卖出售的船舶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这将直接影响劳务派遣机构支付或垫付船员工资的积极性。

2船员外派中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以及船东的三方关系

要分析船员外派中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与代位，不得不先厘清船员外派中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以及境外船东之间的三方关系。根据船员外派机构在三方关系中的地位，可以分成两大类：船员外派机构属于用人单位和船员外派机构属于中介机构。2.1船员外派机构属于用人单位时的三方关系。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有可能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也有可能签订短期的劳动合同。在实践中，船员若与船员外派机构之间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此时船员被称为是船员外派机构的自有船员。签订短期劳动合同的船员大多是自由船员[4]。他们仅通过船员外派机构找到工作机会，约定的劳动合同时长一般是一个航次左右。无论是签订了长期劳动合同还是短期劳动合同，都不影响三方关系的确定。船员隶属于船员外派机构，船员外派机构负责船员的基本工资、社会保险以及其他相关的劳动权益的保障，船员服从船员外派机构的安排与管理。船员外派机构与境外船东之间存在船舶配员协议，是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此时，船员虽然在境外船东的船上工作，但是与境外船东之间却没有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2.2船员外派机构属于中介机构时的三方关系。在船员劳务市场中，船员外派机构充当中介机构的角色，为船员提供上船机会，为境外船东提供配员服务。船员外派机构通常会与船员签订诸如船员聘用合同、船员服务合同和船员劳务合同之类的合同，但是在性质上常被认定为中介合同[5]12。船员外派机构与境外船东之间通常会签订船舶配员协议，由船员外派机构负责为船舶配备船员、支付工资等。而在船员与境外船东之间通常只有上船协议来列明船员可以获得的劳动报酬。就船员的劳动关系来看，可以有以下三种情况。2.2.1船员与境外船东签订劳动合同。我国《船员管理条例》和《海员外派管理规定》都要求船员外派机构督促境外船东与船员签订劳动合同。按照规范的做法，船员应当与境外船东签订劳动合同，船员外派机构应当审查劳动合同的内容，维护外派船员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定（2019年修正）》第二十三条规定：“海员外派机构为海员提供海员外派服务，应当保证外派海员与下列单位之一签订有劳动合同：（一）本机构；（二）境外船东；（三）我国的航运公司或者其他相关行业单位。外派海员与我国的航运公司或者其他相关行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海员外派机构在外派该海员时，应当事先经过外派海员用人单位同意。外派海员与境外船东签订劳动合同的，海员外派机构应当负责审查劳动合同的内容，发现劳动合同内容不符合法律法规、相关国际公约规定或者存在侵害外派海员利益条款的，应当要求境外船东及时予以纠正。”但是，船员与境外船东签订的劳动合同很有可能面临着无法受到我国《劳动合同法》保护的问题，因为我国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不包括境外船东。这样一来，船员与境外船东之间就不能确认劳动合同关系，而是依据国外法律，确定雇佣关系[5]13。2.2.2船员与境外船东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比较多见。船员外派机构与船员签订中介合同，为船员找寻合适的境外船东，提供上船工作的机会。船员在上船之前与境外船东仅仅签订上船协议。而上船协议通常不被认作是劳动合同[6]。这样一来，船员只能通过各种证据，举证自己作为船员为境外船东提供劳动，与境外船东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2.3船员与境内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船员本身就与境内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为了更新海员证等原因，与船员外派机构签订中介合同寻求上船机会。船员的劳动关系还是隶属于原来的境内企业，其工资社保都是由境内企业缴纳。而船员上船只能视作是一种劳务雇佣，船员通过短期内为境外船东服务获取相应的工资报酬，船员与境外船东之间是平等的雇佣关系

3不同三方关系下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与代位

船舶优先权被认为是一种担保物权。担保物权具有从属性，随着主债权的转移而转移。《海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规定，“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海事请求权发生转让或代位，该船舶优先权随之转移。”因此研究船舶优先权能否转移，关键在于其所担保的海事请求权能否转让或代位。本文将对海事请求权即船员的劳动报酬请求权能否转移进行着重讨论。3.1船员外派机构属于用人单位的三方关系下。在此种情况下，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受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保护。船员外派机构属于劳务派遣单位，同时也是用人单位，境外船东属于用工单位。常规的劳务派遣中，劳动者能否直接向用工单位索取劳动报酬存在争议。支持劳动者有权直接向用工单位请求劳动报酬请求权的有一重双层劳动关系说、准劳动关系说、双重劳动关系说等[7-9]。就船员外派来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没有否认船员外派中的三方关系与劳动合同法下劳务派遣三方关系相似，仅是指出由于船员外派的涉外性，使得船员外派中的用工单位（境外船东）不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设定的用工单位范畴，不能直接适用《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调整船员外派的三方关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763号。]。《海商法》规定：“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劳动报酬具有船舶优先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面对现如今船员外派的模式，这似乎有些不能适用。船员外派中，尤其是船员跟船员外派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外派船员与境外船东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无法根据《海商法》的规定请求劳动报酬。然而船员外派具有涉外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律适用法》和《海商法》的规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在当事人无约定或无选择适用法律时，应当适用我国加入的《1993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的规定，将“在船上任职”作为获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重要条件。即使船员与船东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也没有相应的劳动法律的规定，但只要船员在事实上在船工作，就能根据《1993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向船东要求劳动报酬且受船舶优先权担保。这为在船上工作但劳动关系隶属于船员外派机构的船员向船东行使海事请求权及其背后的船舶优先权提供了依据。据此，船员有权直接向境外船东行使劳动报酬请求权，且具有船舶优先权。同时，根据国内劳动法，船员也有权向船员外派机构行使劳动报酬请求权。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船员能否将自己对于境外船东的劳动报酬请求权转让给船员外派机构？笔者认为，船员基于国际公约所产生的对境外船东的劳动报酬请求权不可转让。船员的劳动权益在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之下，已经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船员对境外船东的劳动报酬请求权只是一种补充，在船员外派机构无力支付劳动报酬时，船员转而向境外船东请求实现劳动报酬请求权。这项权利即使能够转让给船员外派机构也没有意义，因为船员外派机构已经无力支付劳动报酬。3.2船员外派机构属于中介机构的三方关系。下船员外派机构属于中介机构时，船员外派机构与船员没有劳动关系，船员的劳动报酬请求权的对象只能是境外船东。船员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与代位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具体分析。3.2.1在债权转让的情况下，船舶优先权能否转移。“债权转让，又称债权让与,是在不改变债的内容前提下,债权人将债权移转给第三人”。[10]在船员的劳动报酬请求权无法实现时，船员外派机构与船员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船员外派机构在支付相应资金后，能否从船员处取得船员对船东的劳动报酬请求权？关于这个问题，英国法院以往采取不可转让的观点，但是在近几年的判决中有所松动[11]20。而美国法院对于这一问题是承认船舶优先权的可转让性的[12]103。国内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从船员劳动报酬请求权的人身专属性出发，认为船员劳动报酬请求权不可转让。人身专属性权利，是一种与特定民事主体的人身密不可分的权利，通常情况下不得抛弃、转让和继承[13]6。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债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根据债权性质、当事人约定、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船员劳动报酬请求权属于专为特定债权人利益而存在的债权，是为了保护船员的利益而存在的，属于民法典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因而，船员劳动报酬请求权不可转让，自然担保船员劳动报酬请求权的船舶优先权也不能转让。还有学者从船员工资具有生存价值和社会属性的角度论证船员劳动报酬请求权不可转让[14]36。他们认为船员工资是船员以及其家庭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允许船员工资的转让，会令船员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无法完全保障。故而，不能随意放开船员工资的可转让性。此外还有观点认为，船员工资的人身专属性是为了保护船员这一弱势群体[15]24。船员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在面对用人单位时处于弱势地位。用人单位通常掌握着劳动者的人事档案和社会保险，对于劳动者有一定的牵制。用人单位可以利用其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对劳动者加压。因此，船员工资需要法律的保护，船员工资的不可转让正是为了在强弱失衡的劳动关系下，保障劳动者最切身的利益。此外，否认船员工资的可转让性，也可以防范劳动者作为债务人被债权人代位受偿。另一种意见认为船员工资虽然具有人身专属性，但从保障船员劳动权益的实际效果出发，船员劳动报酬请求权是可以转让的。有学者认为，船员工资虽然具有人身专属性，但是基于船员工资而产生的船员工资请求权，实际上是一种对船员工资有支付义务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所产生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仅具有财产权属性，不专属于船员[12]104。有学者认为船员工资请求权本身是一种债权，债权一般具有让与性，且此种债权不属于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的范围，因而在船员已经取得劳动报酬后转让给船员外派机构并无不妥[16]71。也有学者认为，虽然船员工资有专属性，但是完全限制船员工资债权未必公正合理[13]7。船员工资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权，应当可以转让，只是在带有人身专属性时，考虑到船员的基本生存权利和生活保障才限制其转让。若船员外派机构与船员约定等额有偿转让债权，对于船员来说无任何损失，没有禁止这种转让的理由[13]7。笔者认为，船员工资请求权可以在等额有偿的条件下转让给船员外派机构。这是因为船员外派机构处于中介地位时，没有必然的义务向船员支付工资。考虑到船员的实际生活情况和在法院、海事劳工组织等机构的协调下，船员外派机构向船员支付工资后的求偿缺乏保障，会极大地阻碍船员外派机构的积极性。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后，船员工资请求权转让给船员外派机构，船员外派机构也相应地获得船舶优先权，可以在境外船东拍卖船舶的情况下优先受偿。这样的做法既解决了船员获取工资报酬的迫切需求，也解决了船员外派机构支付船员工资后转而向境外船东求偿难的问题。在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法院是鼓励和支持船员工资请求权转移及其船舶优先权转移的。相关的判例同样屡见不鲜。所以作为从权利的船舶优先权同样可以转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船员外派机构在尚未支付工资的情况下，与船员签订的债权让与协议的效力。船员外派机构相较于普通劳动者的船员处于优势地位，船员有可能在没有实际获得劳动报酬的情况下，在船员外派机构的主导下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船员外派机构能否根据这种债权转让协议向法院请求实现船舶优先权呢？笔者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根据前文所述，船舶优先权能否转让在于船员劳动请求权能否转让，船员的劳动请求权转让的争议在于船员工资的人身专属性，船员工资的人身专属性的设置是为了保护船员获得劳动报酬的基本权利。如果在船员外派机构没有支付船员劳动报酬的情况下，就允许船员外派机构取得船舶优先权，那么在船员外派机构取得船员劳动工资那部分的赔偿后，船舶优先权就归于消灭。此时，船员只能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向船员外派机构要求履行协议规定的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船员的劳动报酬请求权由受到船舶优先权担保的劳动报酬请求权转化为一般的合同债权，船员受到的保护反而变弱，与《劳动法》和《海商法》保护船员劳动权益的立法背道而驰。3.2.2在债务承担的情况下，船舶优先权是否转移。“债务承担，是指债权人、债务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转让债务的协议，将债务全部或部分地转移给第三人承担的现象。”[17]境外船东与船员外派机构之间签订债务承担协议，将对船员支付劳动报酬的债务转让给船员外派机构，转而由船员外派机构向船员承担劳动债务。债务承担的生效条件是经过债权人即船员的同意。这种情况下，船员外派机构在向船员支付劳动报酬后，可以按照约定向境外船东求偿。此种求偿属于合同之债，且债权债务双方为船员外派机构和境外船东，不属于《海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权。因此，债务承担并不会引起船舶优先权的转移。从船员的角度看，债务承担将导致原有的船舶优先权的消灭。一旦债务承担协议签订并生效，原来的债务主体就发生变化，由船员外派机构作为债务人承担债务，而境外船东退出债权债务关系[18]。船员外派机构不属于船舶优先权的主体，因而不具有船舶优先权。此时，原先的债务人船东退出了债权债务关系，而新的债务人又不是船舶优先权的主体，船员对原债务人的船舶优先权应当归于消灭，而不发生船舶优先权的转让。在实务中，由于债务承担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因而船员作为债务承担的关键一环，其劳动报酬请求权一般能够得到保障。债的概括承受是指将债权债务一并转移给第三人。对于境外船东转移的债权债务，船员外派机构自然无法获得船舶优先权。而对于船员转移的债权债务，基于上述理论，船员外派机构可以获得船员的劳动报酬请求权及其船舶优先权。3.2.3在代位的情况下，船舶优先权是否转移。“代位”一词在不同的法系下有不同的含义。在英美法系下，“代位”的英文是“subrogation”，是指一人取代另一人的地位而对第三人依法请求给付或主张权利、要求补救或担保等[19]。在大陆法系下，“代位”主要分为物之代位与人之代位，都有取代、替代的意思，换言之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一种权利义务或法律地位的转移[14]18。在中国法中，并有没有对代位进行系统的规定，而是分见于《合同法》第73条债的保全代位、《保险法》和《海商法》中保险人的代位求偿制度[11]9。因而，在船员外派机构向船员支付工资等劳动报酬时，可能构成第三人代为清偿，船员的劳动报酬请求权所代表的债权归于消灭。此后船员外派机构向境外船东就代为支付的款项进行追偿，则需依据双方之间是否有协议。若船员外派机构与境外船东之间存在代位清偿协议，即约定代位，则可以依据协议追偿；若船员外派机构与境外船东之间事先无意思联络，船员外派机构可以根据无因管理或不当得利向境外船东求偿。但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船员外派机构对境外船东的追偿是否受船舶优先权担保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除债的保全代位外，不应限制船员外派机构向境外船东追偿的权利[15]25，根据代位清偿的法律效力，可以获得船舶优先权的担保。[13]5但是笔者认为，就约定代位而言，由于船员外派机构和船员、境外船东之间事先进行了协商，达成了代位清偿协议，故而应当按照三方合同约定产生新的合同之债。原先船员的劳动报酬请求权已经由于船员外派机构的垫付行为归于消灭，自然担保这项债权的船舶优先权也同时消灭。故船员外派机构的代位权无法获得船舶优先权的担保。也有学者认为在讨论船舶优先权的转移时，代位是一个“伪概念”，约定代位和法定代位都需要债权人的同意，与债权转让无异。[16]72但是笔者认为，代位的存在是对转让的补充，代位与转让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诸如取得债权的范围、意思联络、保证人等内容上都存在差异[12]103。代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而笔者认为在船员外派机构的垫付行为构成代位清偿、取得代位权时，并不能同时取得船舶优先权的担保。

4结论

优先权范文篇5

一、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的不足之处

民事优先权制度从罗马法时期就已创立，我国从唐朝开始就有民事优先权的法律规定。但是，目前我国的立法，从种类到项目，从性质、特征到效力、保护的规定，却比西方一些国家的规定要简单得多，且有许多不足，主要是：

（一）认识不足，规定不多

作为我国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只有第73条规定的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和第89条规定的抵押、留置权的优先受偿权两条，种类只有两种，且两种优先权的项目也不齐全。致使优先权制度在理论上的认识和研究，局限在优先购买权与优先受偿权方面上，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问题。

认识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没有建立市场经济及对公民权利的足够重视与保护。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是1980年颁布的，当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没有建立，或者不发达，必然会出现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弱视情况。因为计划经济就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社会成员没有什么自由与权利。因此，就不可能有一部完备的民法典，当然不可能对包括物权在内的民事权利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

（二）体系松散，项目不全

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我国民法特别法和其他法律，对民事优先权的规定有所增加，《破产法》、《专利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合同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有一些内容涉及到民事优先权。应该说，我国的民事优先权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走向多样的过程，目前仍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

尽管如此，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还是存在体系松散、项目不全的问题。例如，特种债权优先权，即先取特权，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性质的企业的法律制度中均有规定。与此同时，各种类型的民事优先权项目规定，也比西方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中规定的少。如先取特权项目，我国规定的主要有诉讼费、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税收、建设工程价款、保险及给付保险金、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而《日本民法典》及《法国民法典》规定的先取特权的项目，比我国民商法律规定的先取特权的项目则要多的多，如丧葬费用、债务人日用品的供给、租金、动产不动产的买卖等等。又如留置权的优先受偿权，我国《担保法》仅限于因保管、运输、加工承揽合同三种发生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留置权。而《日本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则还有旅店的宿泊、不动产的保存等项目。

（三）条文简陋、操作性差

具体表现为：一是条文少。不管是先取特权，优先受偿权，还是优先购买权、优先承包权、优先申请权，条文都是廖廖无几，很难完全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民事优先权的有关问题。二是条文操作性差，不像西方一些国家对条文及条文所包含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诠释。如我国许多法律在先取特权的项目上，对工资、税收没有作出详细的界定，工资到底包括哪几个内容，工资在多少时间内必须向法院起诉。又如税收包括哪些，各种税收孰先孰后，对偷漏税的罚款部分能否优先受偿。各种优先权的特征和适用条件，以及如何保护，保护的范围和方式均没有规定。

（四）重复规定，前后不一

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由于不是由民法典统一规定，而是分散在各部门法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规定，前后不一的现象。如在先取特权的项目规定上，同为企业法人破产，《破产法》与《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规定项目不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先取特权项目为其他企业法人所没有。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先取特权项目，同样为其他企业法人所没有。同为企业法人，在破产时，先取特权的一些项目在破产法和其他部门法重复规定，另外一些项目不同企业法人的部门法却有不同的规定，这种立法上的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如，关于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的先取特权项目，《破产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都用此概念，而在《个人独资企业法》却用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这个概念。

（五）考虑不周，顾此失彼

由于民事优先权的分散性和不连贯性，出现了考虑不同，顾此失彼的现象。如先取特权的清偿，在程序上，国有企业有《破产法》规定，非国有企业有《民事诉讼法》规定，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尽管有先取特权项目，可是，在清偿上却没有程序法上的规定。

二、制定我国民事优先权法的必要性

由于上述等原因，必须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笔者设想，在我国应当制定民事优先权法，归到物权法中独立一编，成为物权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为了解决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散乱不全的需要

解决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根本的方法就是对现有有关民事优先权立法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删改、补充，制定一部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事优先权法，把分散在破产法、公司法、海商法、担保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工业产权法等中的民事优先权的内容，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整合，统一规定在物权法中，作为物权法的一编，这样就可以克服和防止民事优先权立法存在散乱不全的状况，易于人们了解和掌握。

（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正，体现在民法上，就是要求民事主休地位平等，权利平等。然而，由于“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即所谓平等性和互换性已经丧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①，因此，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一方，其地位总是要高于经济条件差的一方，这有悖于市场经济对公平、公正追求的初衷。因此，必须抛弃形式上的公平、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对弱者的一些民事权利予以特殊的照顾和保护，就成为市场经济追求公平而在民法上所作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民法追求实质正义理念的一个鲜明的体现。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经济，担保物权则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要求在制定民事优先权法时一并解决。

（三）完善物权制度的需要

民事优先权基本上都具有物权性质，即使是特种债权优先权，也具有物权性质。实际上，民事优先权是物权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和日本民法典都有专章规定，且都规定在物权编中。民事优先权实际是一种独立的物权，如果物权法中没有民事优先权的一席之地，必将是物权法的一大遗憾，即使物权法制定出来，将来还是要补充民事优先权的内容。

三、完善我国民事优先权制度的构想

以实现市场经济公平正义的内在价值为追求，借鉴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做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潮流，建立民事优先权法定主义，使每一种民事优先权都成为独立的物权。

（一）关于民事优先权制度的立法体例

民事优先权从本质上属于物权范畴，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德国、日本等立法例，在民法典中均有专编或专章规定民事优先权的一般内容，若缺少作为物权性质的民事优先权，民法典的物权制度的完整性将大打折扣，因此，我国正在制定的属于民法典重要组成的物权法，应当有专编或专章对民事优先权的一般内容进行规定。当然，《日本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把债权优先权与物权优先权混在一起规定，是我们不值得借鉴的。

物权法在民事优先权制度的规定上，当然不能事无巨细都加以规定，否则物权法就会显得条文繁多、臃肿。物权法应当就民事优先权的种类、性质，公示的方式与效力，适用条件，顺序，保护范围和方式这些一般性的内容作出规定，对于一些特殊的内容，如先取特权每个项目的详细内容，抵押权、留置权和质权的种类，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的含义，优先承包权和优先承租权的范围，优先申请权的限制等内容，可由相关的法律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这样处理，既可以使物权法保持其体系完整性，又可以使民事优先权在立法上得到全面详尽的规定，达到原则性与具体性相结合的目的。

（二）完善民事优先权制度的具体构想

1、关于先取特权的完善方面

（1）先取特权的项目

我国法律对先取特权的项目规定，相对法国和日本民法典来说，要少得多。但外国规定的一些已不符合时代要求和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先取特权项目，必须加以抛弃。在我国，除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收外，需要增加的先取特权项目有：

①共益费用

包括诉讼费用、清算费用。实际上，我国法律对共益费用优先受偿有明确规定，《破产法》和《保险法》中称为破产费用，《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等则称为清算费用，这种费用没有在先取特权项目的顺序中明确列出来，但却明确规定要优先拨付。因此，从立法的严谨、科学和易懂出发，必须把破产费用或清算费用以共益费用一词来表达，并明确在先取特权的项目顺序中以第一顺序列出。

②丧葬费用

丧葬费用的设立主要是从人道主义考虑。其包括债务人的丧葬费用和债务人应扶养的近亲属的丧葬费用，丧葬费用的标准应当有个明确规定，可以根据死者的社会身份和不同时期确定一个数额。

③债务人及其扶养人必需的生活费用

这里“必需的”生活费用，就是一个数量上的限制。笔者认为“必需的”生活费用，可以参照《日本民法典》，时间上为债务人及其抚养人的最后6个月。在具体数量上，每个月“必需的”生活费用，以按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限。因此，我国在先取特权项目上，应明确增加这个内容。

④建设工程价款

虽然我国《合同法》第286条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已作出规定，但其包括哪些内容，是否要登记等则没有作出规定，因此，在制定物权法中，要对建设工程价款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此外，还有《海商法》、《民用航空器法》等特别法特别规定的内容。

（2）先取特权每个项目的内容

我国法律对先取特权项目的内容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以致司法实践中遇到不少麻烦，笔者认为，我国先取特权每个项目的内容应为：

①共益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和清算费用。

②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对于所有行业，不管是否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职工，其劳动报酬都得到同等的保护，工资组成包括标准工资，有规定标准的各种奖金、津贴和补贴。工资债权以企业歇业或破产前二年为限。

职工社会保险费用包括职工因公而伤、残、死亡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五个内容。职工社会保险费用由法律、法规授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强制向企业按月征缴，企业不缴纳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③丧葬费用。债务人及其抚养人按其身份和时期所确定死亡时的丧葬费用。

④债务人及其抚养人必需的生活费用。

债务人及其抚养人最后6个月必需的生活费用，每个月必需的生活费用以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为基准。

⑤建设工程价款。承包人、建筑师及工人就不动产的优先权，存在于该不动产上，但仅限于该不动产的增价现存部分为限，且在工程开工和竣工时都必须进行登记才能生效。

⑥税收。立法上应当明确税收不分国税和地税，均有优先权。但土地增值税最优先，关税只就应税进口货物本身优先于其他税收，其他税收优先权之间地位相同。税收优先权不包括税收罚款部分。

（3）先取特权的保护方式

先取特权在保护方式上应当完善的地方是，先取特权债权人应当先就债务人的动产受偿，只有动产不足时，才能从其不动产中受偿。此外，先取特权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后，立法上应明确先取特权债权人可以从第三人返还的财产中直接受偿。同时，要明确规定先取特权优先权与其他优先权冲突时，先取特权优先权更优先。

2、关于优先购买权的完善方面

（1）明确优先购买权的类型及相关内容

在我国优先购买权的类型中，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可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股东优先购买权可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和中外合资企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三种。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当包括租赁房屋的（公房和私房均可）优先购买权，小型租赁企业买卖的优先购买权和承租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三种。“废除存在价值不大的典权”①。还有诸如地邻优先购买权，由于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不符合时代精神，因此也不应规定。

此外，对于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效力、行使、限制、期间、适用条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都要作出具体的规定，便于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操作和适用。

（2）明确规定通知义务及其法律后果

出卖人在出卖给第三人时，应把买卖的内容书面通知优先购买权人。出卖人不通知优先购买权人而把标的卖给第三人，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该买卖无效。优先购买权人在接到出卖人书面通知后，在法定时间没有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3）明确规定“同等条件”的含义

我国法律对“同等条件”未予明确界定。笔者认为，“同等条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条件，即一般指同等价格。二是消极条件，即法律限制的条件，如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城镇个人建住宅，建筑面积每人不得超过20平方米，如果承租人或共有人有上述情况的，就丧失优先购买权。

3、关于优先承包权的完善方面

优先承包权的完善方面，主要是完善优先承包权的实现方法，即赋予优先承包权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发包人形成发包人与第三人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承包合同关系。

4、关于优先受偿权的完善方面

（1）关于抵押权人与取得标的物第三人的关系方面，我国《担保法》应明确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给第三人的行为有效，但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抵押人在出卖时必须通知抵押权人，二是第三人必须把价款交给抵押权人，否则转让无效，抵押权人可以行使追及权。

（2）关于质权人、留置权人与未取得标的物第三人的关系，我国《担保法》应明确规定的债务人清偿债务前，债务人把标的物转让给第三人的，第三人不能取得对标的物的占有，也不能向质权人或留置权人提出交付质物或留置物的请求权。只有第三人向债务人支付了质权人或留置权人的价款后，才能取得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关于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方面，我国《担保法》应明确规定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三种债权的保护范围，包括利息部分，但利息部分应当办理登记，否则利息部分不具有优先权。如果登记中没有约定利率，要视情而定。若主合同有约定利率，只要不是高利，该约定利率就是担保债权。若主合同没有约定利率，从债权人催讨之日起，按法定利率计息，属于优先受偿范围。同时，利息优先受偿应有期间限制。

此外，在质权保护范围中，对于出质人要求质权人提存质物，只要不是质权人明显侵害出质人的权利，质权人的提存费用应属于质权保护的范围。

优先权范文篇6

一、优先权的概念分析

优先权是指优先权人依法律规定就债务人财产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清偿的权利。

优先权就其实质看是解决债务清偿顺序问题。优先权制度在法国民法典中有专章规定，法国民法典第2095条规定：“优先权，为依债务的性质而给予某一债权人先于其他债权人、甚至抵押权人而受清偿的权利。”日本将优先权译为先取特权。日本民法典第303条规定：“先取特权人，依本法及其他法律规定，就其债务人的财产，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自己债权清偿的权利。”从这一规定可看出，日本所译先取特权这一名称本身不能表达优先受偿意义。在我国理论界除优先权的提法，还有使用优先受偿权之说，不管概念名称差别如何，从其内容看都是权利人享有优先受清偿的权利。鉴于我国特别法已创制了船舶优先权、民用航空器优先权等概念，为便于立法统一性，故在本文中使用优先权一词。

优先权是由民法和其他特别法设定的特种物权。在这一权利中，优先权人属于债权人，但又不同于一般债权人。优先权人可以就债务人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出售后的价款，优先于其他有担保或无担保的债权人受清偿。这就使得优先权成为与债权相区别，又以债权为前提的具有担保物权性质的特种物权。这种权利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法定性。优先权法定性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优先权产生依法律规定，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创设，如果其法定要件具备，优先权就当然产生。各国对于该项权利大多采纳列举主义。二是优先权位次也多采用列举的法定顺序主义或依法特别规定的位次。第二，物上代位性。优先权人对债务人因其标的物的变卖、租赁、灭失或毁损而应受的金钱或其他物也可行使，如果其标的物因第三人侵权而毁损灭失的，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对于其所受的赔偿金优先受偿。第三，从属性。优先权是担保物权，以债权为主权利，优先权为从权利，没有债权，优先权就不能独立存在。债权转移消灭，优先权亦转移消灭。优先权的从属性关系，使得优先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让与，也不得从债权分离而为其他债权担保。第四，不可分性。优先权是以债权和作为标的物的债务人财产的存在为前提，可以就债权的全部和标的物的全部行使权利。当债权一部分消灭或标的物一部分灭失，对优先权不发生影响。这种不可分性与抵押权的不可分性是相同的。第五，不以占有和登记为要件。优先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售出后的价款优先受偿，不需要对债务人财产占有，从而与留置权和质权相区别；也不需要对财产进行登记，从而与抵押权相区别。第六，变价受偿性。优先权人利益的实现，不是直接通过占有债务人财产发生所有权转移而实现，而是首先使债务人财产售出转换为价款，再从价款中实现清偿。

二、优先权制度的演进和立法基础

优先权起源于罗马法，由于当时罗马奴隶制商品经济已达到很高程度，市民之间因雇工、借贷及其他民事行为出现了大量的债务关系。在处理各种债务关系中，要求客观、公平、正义，因此创立了优先权。其内容是：享有这种权利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在不足清偿其全部债务时，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优先权的创设有三种来源：由习惯演变而来；由皇帝赦令形成；由司法独创。优先权的顺序也是依照习惯或法令规定，与债权发生先后没有关系。优先权是特定债权，按罗马法规定，如丧葬费用，妻之嫁妆的返还，被监护人或保证人对于监护人或保证人的损害赔偿，建筑资金贷与人对于借用人借款偿还，银行存款人对于银行存款的偿还，国家对纳税义务人的税捐，都有优先权。优先权具有从属性，随债权转移而转移，债权受让人或债权的其他继承人都有优先权。

罗马法后来经意大利传入法国，为法国所重视。1804年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民法典）公布实施后，民法典大多采用罗马法，习惯仅占一小部分。该民法典将优先权与抵押权并列于第三编财产取得法第18章中，优先权居首，抵押权次之，均视为担保物权。虽然优先权大体采用罗马法，但已更加完善和丰富。民法典将优先权分为动产、不动产一般优先权和动产、不动产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权是就债务人的全部动产及不动产优先受偿，但应先就债务人动产价款受偿，动产不足清偿时，才可就其不动产的价款受偿。特别优先权是就债务人的特定动产或不动产优先受偿。除了这种分类规定，民法典还进一步规定了优先权的保持方法、登录方法和消灭。

以法国民法典为传统的国家形成法国法系，其民法典制度大部分受法国民法典影响，但关于优先权制度并未完全采用其制度，有的国家把它稍加修改，有的改变了它的基本性质。如荷兰民法典，就与以法国民法系的各国民法典不同，按其第1180条第2项规定，除明白为相反规定的外，质权及抵押权均优先于优先权。动产出售人对于所出售的动产有优先权，不动产出售人对于其所出售的不动产无优先权。分割人或赠与人对于分割或赠与的不动产也无优先权。一般优先权均优先于特别优先权。

意大利民法典特点是，一般优先权在动产上具有，而在不动产上则仅有例外规定，并仅对于一般债权人有优先权。特别不动产优先权仅由国家的某些特定债权可以享有，并不须登记。关于司法费用优先权，优先于其他优先权和抵押权。一般动产出卖人没有优先权，但出卖机器人而且其价款在3万里拉以上者，有优先权，但须将买卖契约及价款登记，其他特别优先权与法国优先权制度相同。

日本民法典出现较晚，优先权大半仿效法国民法典，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日本民法典自1896年颁布，就把优先权放于物权编第8章，标题为“先取特权”。按照日本民法典，先取特权具有物上代位性和不可分性。先取特权分为一般先取特权、动产先取特权、不动产先取特权。一般先取特权包括共益费用、受雇人报酬、殡葬费用、日用品供给四种，并且还具体规定了各种先取特权顺序和先取特权效力。此外先取特权还准用留置权和抵押权等某些条款。

以上各国民法优先权，一般都是作为一种物权制度专章规定，突出了其地位和作用。从我国来看，民法还没有统一设立优先权制度，最早是在《民事诉讼法》和《企业破产法（试行）》中对企业破产中破产费用和职工工资、国家税款等特定债权规定了清偿顺序，而且是以抵押权和留置权的实现为前提的。近年来，一些特别法设立了优先权制度，如1993年7月1日施行的我国《海商法》确立了船舶优先权，规定了船上工作人员的工资、报酬、遣返费用和保险费，船舶营运中的人身伤亡赔偿、港口规费、海难救助款项和船舶营运中侵权发生的赔偿等具有优先权。1995年10月1日施行的我国《担保法》确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优先权制度，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后，先缴付应当缴纳的出让金款额，抵押权人才优先受偿。1996年3月1日施行的我国《民用航空法》确立了民用航空器优先权，规定对该民用航空器的援救报酬和保管费用具有优先权。

优先权制度产生发展表明，一个国家之所以要创设优先权是有其客观基础的，即有优先权所体现和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存在，而这些相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成为优先权的立法基础。优先权的立法基础如何理解，依据是什么？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可见，优先权立法基础来源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理解优先权的立法基础。

具体讲，优先权立法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维护公平、正义的需要。确立优先权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护特殊债权人利益。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利益关系保持良性平衡是很难的，有时会出现各种不合理因素干扰。如不动产租赁中，出租人利益因承租人经营不善受到损害，受雇人工资因雇佣人破产而难于保障等。为了维护这些权利人的利益，就需要法律规定适合的解决办法，而这些权利人利益，往往又是与自身生存、家庭生活紧密相关，他们的经济利益在经济活动中能承受的损害限度很小，属于弱者。第二，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诉讼费用和税款关系着国家司法活动和行政管理活动正常运转，如果它们的清偿顺序与一般债权人没有区别，甚至要以抵押权、留置权的实现为前提，很显然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将受到影响，诉讼费用优先权、税款优先权的设立无疑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第三，基于保护债务人的需要。优先权一方面担当着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从债务人利益看，优先权的维护也是明显的。如通过设立优先权，规定债务人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优先受偿，为债务人提供医疗服务、食品的债权人，就有权从债务人的财产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清偿。这就使得债务人及其家属能够及时得到治疗和获得生活必需品，得以维持生存。

三、优先权的要件和分类

优先权要件是优先权成立的条件。通过优先权概念分析可看出，要形成某一具体的优先权，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第一，从主体看，可以是公民、法人、国家，其中公民最基本。优先权的主体都是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而产生，而且优先权人和债务人都是特定的。第二，从内容看，要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这种权利义务关系首先是优先权人和债务人在客观上具有请求与受偿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按照债权平等原则来解决，而是优先权人凭借法律赋予的特权，优先实现自己的权利。第三，优先权的客体仅限于财产，即针对债务人的财产优先受偿。这里的财产可是动产，也可是不动产，财产的范围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优先权人权利实现不是直接针对财产本身，而是依赖财产售出的价款。第四，权利义务关系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优先权人的优先权的产生，必须是债务人行为对债权人利益带来损害，对这种损害的救济在法律上给予优先考虑，使优先权人的利益实现比其他债权特殊些。总之，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客体、因果关系四者是优先权缺一不可的。

优先权又可分为哪些种类呢？从前述优先权的演进看，优先权可分为一般优先权和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权是优先权人就债务人全部财产（即总财产）优先受偿。如受雇人工资可优先就雇佣人的总财产受清偿；国家税款可就纳税人的全部财产优先受偿；劳工意外死伤的事故受害者及其继承人，对医疗、药品和丧葬费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暂时丧失劳动力赔偿等，对雇佣人全部财产优先受清偿。

特别优先权是优先权人就债务人特定动产或不动产优先受偿。它又可分为动产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动产优先权按照立法理由，从法国民法典看，大致分成四类：

（一）基于明示或暗示设定的质权而创设的优先权。包括：1.质权人优先权。债务人将其动产交付债权人作为债务担保时，债权人对该动产享有优先权，但须具备一定条件，债额达到500法郎时，债权必须以公证书或私证书来设定。2.旅馆优先权。旅馆对旅客所携带的行李或其他物件有优先权。3.运送人优先权。运送人对于托运人因运输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就托运的货物有优先权。

（二）基于因债权人加入债务人财物而增值或增加所创设。包括：1.动产出卖人优先权。对于尚未付款的动产的价款，如果动产在债务人占有中，出卖人就该动产应先于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受清偿。2.种籽出卖人优先权。种籽出卖人对于买受人就种籽的收获有优先权。3.不动产出租人优先权。对因租赁合同产生的债权，出租人对承租人置于不动产上的物件有优先权。

（三）基于保存费用而产生的优先权。债权人支出保存费用，而使债务人财产得以保存的，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保存的财物的价款有优先权。

（四）基于公平正义原则而设立的优先权。如被害人对于加害人因损害赔偿保险所得保险金有优先权。

四、优先权与我国民法的完善

前述内容表明，优先权的创设有其客观基础，表现着一系列的立法基础或设定理由。从价值选择角度看，是以一种特权来破除债权平等。按债权平等原则，同一债务人有几个债权人，全部债权人从债务人的总财产可以平等得到清偿，当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时，应按比例受偿。而优先权制度，不论债务人财产是否充足，法律赋予某些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这种特权并不是产生不平等，实际上是国家运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为达到实质性的公平和平等，保护某些特殊社会关系的价值选择。

从我国社会看，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公民基本生活权益的保障，决定着我国民法创设优先权制度有着坚实的立法基础。但是，优先权制度在我国民法中还没有统一的规定供遵守和运用。在一般优先权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企业破产法》规定了破产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税款优先于破产债权受清偿，但这种规定还属于债权范围，不能与一般担保物权相提并论。鉴于我国经济活动中，企业、个人财产尤其是不动产担保的普遍性，通过立法这些优先权效力高于一般担保物权具有物权效力，从而使工资、税款、保险费用等优先受偿，是法律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特别优先权方面，我国《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分别规定了船舶优先权和民用航空器优先权。船舶优先权要求要按法定顺序受偿，优先于船舶留置权和抵押权，应当通过法院扣押产生优先权的行使，随有关海事请求权的转移而转移。船舶优先权如有优先权产生之日起满1年不行使，船舶经法院强制出售，船舶灭失，法院应受让人申请，予以所有权转让公告之日起满60日不行使情形之一而消灭。民用航空器优先权要求要向主管部门登记，通过人民法院扣押产生优先权的民用航空器行使，先于民用航空器抵押权受偿，并且自援救或保管维护工作终了之日起满3个月时终止。民用航空器优先权不随民用航空器所有权转让而消灭，但经法院强制拍卖的除外。上述船舶优先权和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制度表明，我国优先权还仅限于特定财产优先权，与国外相比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并且除了这两种优先权外，还未设其他任何特别优先权，使得其他应受法律保护并作为特别优先权确立的社会关系暴露于法律之外，必将出现法律漏洞，这种法律漏洞的弥补，从物权法定主义出发，也只能通过立法来解决。公务员之家

我国社会实际和优先权立法状况都表明，优先权制度是我国民法不可或缺的内容。那么，怎样构建我国民法的优先权制度呢？从优先权性质和现行法看，优先权属担保物权，我国又有专门的担保法，故优先权创设，宜规定于物权法中，并可与我国担保物权中抵押权、留置权、质权相并存。从优先权的种类和范围看，优先权分为一般优先权和特别优先权，特别优先权进一步分为动产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一般优先权的优先权人就债务人全部财产有优先权，适用范围不宜过宽，主要考虑涉及国计民生的社会关系，如诉讼费用、税款、工资报酬和劳动保险金等。特别优先权主要考虑动产和不动产利益首先满足谁最公平、公正的那些社会关系，如无因管理人就管理费用对所管理的财产享有优先权，不动产出租人对承租人置于不动产之上的动产享有优先权，动产出卖人就价款对所出售的动产享有优先权，不动产出卖人就价款对所出售的不动产享有优先权等。

[参考文献]

优先权范文篇7

关键词：建筑工程；权利冲突

一、关于建筑工程款优先权内部的冲突

建筑工程款优先权内部冲突是以往鲜少被论及的，但在实践中确实存在。笔者对建筑工程款优先权内部冲突进行归纳分类，下文将分两个部分展开论述。（一）承包人是否仅对自己承建部分享有优先权。发包人A将同一工程发包给B、C，工程竣工验收后，A无法足额支付工程款给B、C。B、C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建筑工程款优先权确认之诉，但在诉讼中发现，B所承建的部分已经全部出售完毕。此时B提起的建筑工程款优先权确认之诉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上面的案例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承包人是否仅对自己承建部分享有优先权。《合同法》第286条规定，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从法律条文上看，规定的是“该工程”，据此B认为，虽然其承建的部分已经出售完毕，但其和C承建的是同一工程，因此其仍享有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权。C认为，建筑工程款优先权制度设立的原因之一是承包人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建工程是其劳动价值的体现。如果允许B对其所承建的工程部分享有优先权，显然违背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建筑工程款优先权的客体究竟是“该工程”还是“承建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装修装饰工程款是否享有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函复》5中明确，装饰工程的承包人只能在建筑物因装修装饰而增加价值的范围内优先受偿。虽然上述批复不是针对建筑工程款优先权的客体的，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承包人只能在自己承建增加价值的范围内享有优先权。由此，承包人优先权的客体是自己“承建部分”，因此在本案中B所承建的部分已经全部出售，其丧失了行使优先权的基础，法院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二）如何确认多个建筑工程款优先权的清偿比例。工程建设分为很多部分，如果工程建设不同的部分承包给不同的人，在工程竣工后，发包人不能足额支付工程款的时候，各承包人均有权行使建筑工程款优先权。此时各承建人的共同劳动成果——涉案工程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拍卖或者折价，并不能单独拍卖各承包人承建部分。如果拍卖涉案工程所得的价款不能足额支付各承建人的工程款的时候，应当如何确认多个建筑工程款优先权的清偿比例？目前现有的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人认为应当按照优先权成立的先后顺序来确认，成立在先的优先权优于成立在后的优先权。6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待商榷。工程建设各部分之间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这是由工程建设的内在规律决定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在先的承包人在权利的行使上就优于在后的承包人。在建工程都包含了承包人付出的资金和劳动，如果仅因施工顺序而受到却别对待显然有违公平。笔者认为在建工程存在多个优先权时，应当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在进行司法拍卖的时候，在建工程往往会比自身价值低的价格拍卖成功，所得款项也不足以所有的工程款。在此时，应当首先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各方当事人能够就工程款的清偿比例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应按照各承包人的债权比例受偿。

二、关于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与消费者权利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在已有的论文中，大多是对“消费者”的内涵以及房屋性质进行论述。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肯定。7但在实践中，建筑工程款优先权与购房者权利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下面将分两个部分展开论述。（一）如何确认购房者缴纳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时间点。开发商销售商品房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段时间。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行使也有一定的时间过程，《批复》第四条规定，优先权行使的时间为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六个月。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的优先权不得对抗消费者。此时，确定消费者缴纳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时间点就很重要了。在实践中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承包人在提起建筑工程款优先权确认之诉时，查询了发包方名下的房屋，有50多套房屋未办理网签手续。后承包人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承包人遂申请执行。在申请执行时，众多消费者提出了执行异议，因为此时50多套房屋已经全部出售，后法院启动部分执行异议之诉。如果消费者缴纳房款的时间可以延续到承包人提起优先权之诉后，无疑是对建筑工程款优先权的巨大冲击，甚至可能使该项权利形成一纸空文。因此，笔者认为，在承包人提起建筑工程款优先权之诉后，才确认为缴纳大部分或全部房款的，该部分消费者的权利不得对抗承包人的优先权。这既是为了保证建筑工程款优先权不沦为“纸上权利”，也是对发包方不诚信行为的否认，也提醒消费者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提高风险意识，如果商品房的出卖人确实对购买人隐瞒了交易对象的相关信息，消费者可以按照买卖合同向其主张权利，其行为若构成犯罪，则按相关法律规定处理。（二）消费者的优先权是否以预告登记为要件。《批复》规定了缴纳全部或大部分款房的消费者的权利优于建筑工程款优先权。有部分学者认为，除了缴纳全部或大部分房款，还需要办理产权预告登记，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消费者的权利才能优于建筑工程款优先权。8法律规定消费者的权利优于建筑工程款优先权是基于生存权利的考虑。如允许行使优先受偿权，则无异于用消费者的资金清偿开发商的债务，违背特殊保护消费者的法律政策，且消费者属于生存利益应当优先，而承包商属于经营利益应居其后。9从上述立法本意上看，不应对消费者的优先权的行使制造障碍。从文义解释的角度，也不能得出消费者优先权的行使需以办理预告登记为条件。再者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消费者优先权的行使也不应该以办理预告登记为条件。《批复》于2002年6月27日施行，根据《批复》第五条的规定，缴纳全部或大部分款房的消费者的权利优于建筑工程款优先权，也于2002年6月27日施行。我国的预告登记制度首次出现在《物权法》第二十条，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可见，该批复最开始施行时，预告登记制度在我国尚未建立，更谈不上以办理预告登记来限制消费者优先权的行使。当然，笔者也理解，持上述观点的学者是希望以预告登记制度阻止发包人造假。但预告登记不会进行实质审查，实践中也出现过虽进行预告登记，当事人后来辩称买卖关系并不是其真实意思。因此以预告登记制度阻止发包人造假损害承包人的利益的希望不会完全实现，而且也违背立法本意和法理解释学。

三、关于建筑工程款优先权与担保的冲突

优先权范文篇8

此条乃《合同法》的新规定，立法者意在解决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大量的拖欠工程款问题。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多有类似之规定，如德国民法第648条、瑞士民法第837条、日本民法第327条、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513条等。本文专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及日本民法的有关规定为参照1，对我国《合同法》上的法定优先权问题略作粗浅的分析。

一、法定优先权的性质

此项法定优先权的性质为何？国内学者见解不一。多数学者认为该项权利属于留置权2；也有少数学者认其为优先权，其效力在所有的基于建设工程而产生的担保物权中，居于最优先的地位3.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对于此等权利的性质，大凡有两种认识，一者视其为法定抵押权，如台湾地区“民法”；二者视其为先取特权，如日本民

法，上述我国少数学者的观点，实为日本之先取特权说。

至于认其为留置权者，则为罕见。

依笔者见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留置权说在理论上有重大缺陷：留置权的标的物通常应以动产为限4；留置权的成立以占有标的物为条件；此二项第286条规定的权利均不相符5.因此，则留置权说恐非妥当。至于先取特权说，亦非无懈可击。我国民法历来并无先取特权之物权类型，《合同法》原属债法之一部，现以其一个条文来创设一种全新的物权类型，终似有越俎代庖之嫌。何况，先取特权制度因缺乏有效的公示制度，故渐为近世民法所不采，早期的法国民法和日本民法尚保存了先取特权制度，而后来的德国民法、瑞士民法及台湾地区“民法”原则上

都已废弃了这一制度6，因此，我国再去移植先取特权制

度，似无必要。笔者以为该项权利的性质似以法定抵押权较为相宜，惟应认此等法定抵押权的实行须经过特定之程序。不过，研究该项权利的性质，实际意义却在于确定其效力：先取特权、留置权通常较抵押权更为优先；此外留置权尚有上述留置标的物的效力，而其他两类权利则无此种效力。笔者虽主张其性质类似法定抵押权，但毕竟两者尚有差别，故本文仍以“法定优先权”称之，但此所谓“优先权”非先取特权说者所谓的“优先权”，特作区别。

然而，无论该项权利为留置权、抵押权，抑或先取特权，其为一种担保物权则属无疑。因《合同法》第286条明言其乃存在于物上之权利，权利人无须请求义务人为某种行为，径可支配其物，且为担保一项特定之债权而存在。既如此，则凡物权及担保物权共通之性质与效力，其皆拥有，后文对此将另有论述。

二、法定优先权成立的要件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实为法定优先权的实行要件，而非成立要件，故只能通过解释的方法，推知其成立要件如下：

1.须因建设工程合同所生之债权。本条被置于建设工程合同章中，又明确以承包人、发包人为权利义务的主体，可知法定优先权担保的债权须因建设工程合同所生，具体言之，则为承包人受领工程款的债权。

根据《合同法》第269条第2款的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至于建设之内容是否必须达一定之重要程度，始可享有此等法定优先权之点，台湾地区“民法”设有限制性规定，即建设之内容须为建筑物、工作物之新建或为此等建筑物、工作物之重大修缮。此种限制，在法理上殊值称道，因不动产往往价值甚高，对当事人利益影响颇大，如对于从事任何细微建设行为的承包人，均赋予就不动产之全部7换价受偿的权利，未免过分有害其他不动产权利人的利益，就担保承包人小额债权的实现而言，通常亦无必要。《合同法》虽如日本民法，未有此等限制，然在实务上不无参照台湾地区“民法”作出一定限制的必要。

至于此等债权之标的，《合同法》虽言“价款”，但即使为实物8，解释上亦不妨成立法定优先权。

既言因合同所生之债权，则因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他种原因所生之债权，即便与建设工程相关，亦无成立法定优先权之余地。

2.标的物须为发包人所有的建设工程。我国《合同法》第286条未设明文规定法定优先权的标的物须为发包人所有，但在解释上则不能不有此限制。否则，对不动产所有权之保护必将不利，因债权不具公示性，所有权人如非亲自发包，往往不易了解是否存在以其所有的不动产为标的物的建设工程合同存在，于是可能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令其属所有的不动产负担法定优先权，并因此等权利的实行而使不动产易主。反之，在登记制度较为完备的情况下，由承包人来了解其建设之不动产的权属则较简便。如承包人明知建设之不动产非发包人所有，仍为工程建设，则应视为自愿承担价款之风险。比如，房屋的承租人或典权人将修缮房屋等工程发包后，未支付工程款，如许承包人于该房屋上成立法定优先权并为实行，则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势必遭受不测。更有甚者，如解释上无此限制，则即便发包人对房屋之占有本属无权占有，后又擅自发包，承包人亦能成立法定优先权，如此，所有权人岂非雪上加霜。可见，允许在非为发包人所有的建设工程上成立法定优先权，有害不动产静的安全，也有悖意思自治原则9.再者，并非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的不动产所有权人，与承包人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而要以其所有的不动产来担保此等义务的实现，无形中把所有权人也追加为连带债务人，有违债权相对性原则。另外，将标的物限制为发包人所有，亦有利于促进保护消费者之政策，后文将有详述。因此，台湾地区“民法”明文规定法定抵押权的标的物须为“定作人（即我们所谓的发包人）之不动产”；日本民法虽无明文，但解释上亦承认此点10.因此，对《合同法》第286条所谓的“建设工程”应作目的性缩限解释，使其局限于发包人所有之建设工程。

如此，则与总承包人订立工程合同之分承包人，因其所施之工程非为总承包人所有，故不得直接享有法定优先权。至于其在符合《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要件下，代总承包人之位行使法定优先权11，则属另一问题，此时分包人的权利自应以总承包人享有的权利为限。

3.须建设工程之性质适于换价。《合同法》第286条虽仅针对换价言，须建设工程之性质相宜，然而既不得换价受偿，则法定优先权的效力尽丧，亦无成立之必要，故笔者以为其亦为法定优先权成立之要件。

何种工程性质不宜换价？法无明文，解释者多以国家重点工程及用途关系国计民生的工程属之12.惟笔者认为，为维护私法自治和充分保护承包人的利益，认定性质不宜换价的工程应有严格限制。原则上只有出于两类目的方可作此认定，一者为社会公共利益，二者为保障基本人权。具体说来，强制执行法上规定的不得强制执行的不动产可属之。

满足上述三项要件，即可成立法定优先权，至于承包人是否按时完成建设工程、建设工程是否存在瑕疵等，均非所问，盖此项法定优先权专为保护承包人的利益而设，发包人对承包人纵有基于债务不履行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亦不能妨碍其成立13.

三、联建合同、委建合同中法定优先权的适用

1.联建合同

此所谓联建合同，乃指当事人双方约定，由一方提供基地使用权，另一方出资建房的合同。于此类合同中，是否将有法定优先权之适用，仍应以其是否满足上述三项要件为判断标准，其中工程性质问题并不因联建合同而有区别，故以下只讨论合同的性质及房屋所有权归属问题对法定优先权适用的影响。

联建合同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双方联建后的房屋及其基地使用权按一定比例分配；另一类是双方共同将联建后的房屋出售，所得价金按一定比例分配。

在前一类型的联建合同中，建成后房屋的原始所有权应归提供基地使用权的一方当事人，建设方按比例分得的房屋及相应的基地使用权实为其建设房屋之报酬，故此类联建合同的性质仍为建设工程合同。提供基地使用权的一方，于房屋建成后有向建设方移转约定比例之房屋及基地使用权并作成登记之义务，如未履行此等义务，建设方即有法定优先权之适用。

在后一类型的联建合同中，双方实以共同出售房屋分配盈利为目的，符合为经营共同之事业而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特征。因此性质上属于合伙合同，而非建设工程合同，自无法定优先权之适用。

2.委建合同

此所谓委建合同，乃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出资，另一方提供基地使用权并建造房屋，于房屋建成后将房屋所有权及基地适用权移转于出资方的合同。

委建合同实具买卖合同的特征，但建设方并非仅仅进行现房交易，其重点仍在房屋之建造，且此类合同所涉之房屋乃建设方为出资方着身定制，具有特定性。故解释上仍应将其作为建设工程合同。惟因基地使用权系由建设方提供，故建成房屋之所有权乃归建设方，建设方自无法在自己所有的不动产上成立法定优先权。但为保护建设承包人计，似应于房屋之所有权移转于出资人后，许于该房屋上成立法定优先权14.

四、法定优先权的效力

1.法定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

此项法定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合同法》第286条既明确规定为“建设工程的价款”，解释上似难以将损害赔偿债权涵盖在内。承包人在建设过程中的垫资款可否属于法定优先权担保的范围？笔者认为，此种垫资建设行为，性质上类似于委托关系，可准用《合同法》第398条的规定，因此与第286条所称“价款”应有区别，与上述损害赔偿债权一样，解释上似难涵盖。至于工程款的迟延利息，乃其法定孳息，与工程款本为一体，法条虽未明言，但仍应属于法定优先权担保之范围。

2.担保物权的共通效力

法定优先权既为担保物权之一种，则凡担保物权之共通性质而生之效力，其皆有之。析之有三：一为从属性，由此，法定优先权随其所担保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同生同灭，并必须随之而移转，至有代位行使上述债权之权利的人，亦得代位行使此法定优先权；二为不可分性，由此，法定优先权人得就建设工程之全部为担保其全部工程款债权而行使权利；三为物上代位性，由此，建设工程因灭失、毁损而得受赔偿金时，法定优先权于此等赔偿金上继续存在。

此外，法定优先权人亦具有物上请求权。建设工程如被他人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时，法定优先权人自得依其法定优先权，向侵害建设工程或有侵害建设工程之虞者，请求排除侵害或消除侵害之危险。

法定优先权既为承包人的一项财产权利，权利人自得处分之。然因法定优先权具有从属性，其让与及提供担保必须连同所担保之工程款债权一起为之。惟法定优先权之发生虽系基于法定而无须登记，至其让与及提供担保则有因法律行为而起者，必先完成登记，方可生效。

《合同法》第286条既未规定法定优先权人得留置建设工程，应认法定优先权并无留置之效力。以转移占有之方式成立不动产担保物权，不利于充分发挥不动产的价值，渐为近世民法所不采，我国亦无采用的必要。何况，依《合同法》之规定，于同一建设工程上可存在多个法定优先权，此建设工程到底归哪个法定优先权人留置？不如索性否定法定优先权人的留置权。

3.优先受偿的效力

优先受偿的效力是法定优先权最重要的效力，也是《合同法》创设这个新制度的意义之所在。但《合同法》对此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有待于解释上进行完善，以下仅为笔者个人的意见，期为实务上提供些许参考。

（1）法定优先权的优先受偿次序

《合同法》第286条仅规定“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到底此所谓“优先”是指优先于无担保的普通债权，还是优先于标的物上其他所有的担保物权，此点不明确。按所谓物权的优先效力，一般有两层意思。一是物权针对债权的优先性，法定优先权既为一种物权，理应优先于无担保之债权，此点并无疑问。二是物权间的优先效力，此以“时间在先，权利在先”为原则，即以成立时间的先后决定效力的先后，惟此原则的一项例外为费用性担保物权优先于融资性担保物权，也就是说，以担保因保存或增加标的物价值所生债权为目的的担保物权应优先于以担保因融资所生之债权为目的的担保物权15.盖若无保存及使标的物增值之行为，则标的物价值将致减损，融资性担保物权势将难以实现。为标的物保存及增值所生之债权，实乃为全体物权人利益而生，故应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法定优先权所担保之债权乃因新建、保存或增益标的物之价值而生，性质上属于费用性担保物权，故理论上应优先于抵押权等融资性担保物权。复自比较法观之，日本民法所设之先取特权自然优先于抵押权等担保物权；台湾“民法”原未规定法定抵押权之优先次序，然学者向有主张其效力应优先于普通抵押权者16，今次修改“民法”17，特规定法定抵押权于一定范围内优先于设立在前之普通抵押权。考察《合同法》第286条保护承包人，解决目前大量拖欠工程款问题之初衷，实有必要作法定优先权的优先受偿次序先于抵押权之解释。

因《合同法》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等多种，所以于同一建设工程上可能存在多个法定优先权，其效力之先后，自应依“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原则确定。

（2）法定优先权与房屋预售合同中期房买受人的权利的关系

房屋预售合同实务上非常多见，其买受人取得的权利的性质，有认为系债权者18，亦有认为系物权者。笔者以为，物权较债权效力更强，故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应采后说为宜，且实务上既允许将预售所得之房屋期权抵押，实际上也已经把此种权利视为物权。物权法草案之建议稿中特别规定了预告登记制度，其主要针对的就是预售房屋所得的期权，立法说明中明确表述：“预告登记的本质特征是使被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的效力19.”此种期权虽因标的物尚未产生，难以径认其为所有权20，但就权利人得对将来诞生之标的物为全面支配之点而言，应认其性质与所有权类似。

预售房屋买受人的此种期权如取得于法定优先权成立之前，即开发商于建设工程合同成立生效前已经将房屋预售，则可以认为此时房屋的所有权已不属于发包人，故承包人不能于该房屋上成立法定优先权。

如买受人的房屋期权取得于法定优先权成立之后，则因买受人的权利系继受取得，权利上原本附有的负担不因权利的移转而消灭，故法定优先权仍存在于买受人取得的房屋期权上。但如任承包人对买受人于建成后将取得的房屋实行法定优先权，则买受人利益显将遭受不测，而发包人却得以将因其不支付工程款而生的建设工程遭拍卖、折价的风险转嫁于买受人，非但在利益衡量上有重大不当，且将令无人敢于购买期房，房屋预售制度促进房屋开发，加快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有益功能亦将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保护消费者为近世民法最主要的立法政策之一，住房消费事关基本人权，如不对消费者加以保护，对法定优先权的实行加以适当限制，则将引发众多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承包人的利益也非可弃之不顾。因此，权衡各方利害，笔者提出如下建议：承包人的法定优先权于此种情况下，仅得针对期房买受人所付之价款存在和实行。具体言之，期房买受人与开发商在订立房屋预售合同时，即应约定，买受人支付的期房价款应向承包人或由承包人指定的主体提存，如买受人已按约定提存房款的，非但其对于开发商的房款债务消灭，其购买的期房上的承包人法定优先权亦同时消灭，将来承包人只能针对提存的房款而非房屋本身实行法定优先权。如买受人未提存房款的，法定优先权自然仍旧存在于房屋之上。又，此项建议系专为保护消费者而设，如买房人并非消费者，而是出于商业目的，自不能适用。这种设计系借鉴日本民法之抵押权涤除制度，并对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性作适当扩张而成，于理论上应有可行，惟实践中恐有问题21，只能期待他日再行完善。

（3）供优先受偿的标的物的价值范围

既然如上文所述，法定优先权优先于抵押权受偿的理由在于其担保的债权乃因保存或增加标的物的价值而生，则其能取得优先受偿的范围自应以标的物的价值因建设工程而增加的部分为限，如价值增加部分已不存在，则法定优先权亦将无从实现。如承包人所实施的工程为新建，则标的物的价值全部因该工程而获得，供法定优先权优先受偿的标的物的价值范围应为标的物的全部价值。

有疑问者，如承包人所享有的债权系应勘察、设计而生，则此种勘察、设计使标的物增加的价值为多少，殊难确定，另外，如仅有勘察、设计而未付施工或未按其施工设计施工，则又当如何？解释上不妨以因施工所增加的价值为参照，具体言之，即如勘察、设计系为新建而为者，则法定优先权优先受偿的范围及于建成后标的物的全部价值，如系为修缮而为者，则其范围限于因实际修缮而使标的物增加的价值，如勘察、设计后未有施工或未按原设计施工，则实际上法定优先权无法存在。

《合同法》第286条虽无明确规定，但解释上不能不对“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作出限制，否则将有害于成立在先的抵押权人的利益。日本民法第327条第2款对此有明确规定22；台湾地区“民法”从前无此限制，但学说上向有主张为此种限制者23，此次修改“民法”径于第513条第3项设此限制24.

（4）优先受偿效力的对抗要件

法定优先权的优先受偿效力很强，在受偿次序上优于成立在先的抵押权等其他担保物权，已如上述。而其发生又系基于法定，无需登记即可生效，缺乏公示性，使得标的物上的其他权利人难以了解法定优先权的状况。因此，如不在其对抗要件上有所限制，将严重损害其他权利人的利益。这方面，日本民法与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均颇值借鉴。

根据日本民法第338条第1款：“不动产工事的先取特权，因于工事开始前登记其费用预算额，而保存其效力。但是，工事费用超过预算额时，先取特权不就其超额存在。”日本学者即将此项规定解释为不动产工事先取特权的对抗要件，实务上对于未满足此要件者，即认为无拍卖不动产的权利25.因此，不动产工事的先取特权人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且登记的时间为工事开始前，登记的内容为工事费用之预算额。如登记之预算额少于实际发生的工事费用，对此差额部分不能适用先取特权；如登记之预算额超过实际发生的费用，自然应以实际费用为标准受偿。

台湾地区“民法”之法定抵押权本不以登记为对抗要件，后“由于法定抵押权之发生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实务上易致与定作人有授信往来之债权人，因不明该不动产有法定抵押权之存在而受不测之损害”26，特于此次作出修改27.修改之后，登记已非仅为对抗要件而已，而是法定抵押权成立之要件28，即根据修改后的第513条，承揽人取得的已不是法定抵押权，而是请求为抵押权登记的权利，如未能作成登记，则法定抵押权仍不得发生。

《合同法》既未采法定优先权登记成立主义，自不能与台湾地区“民法”作相同解释，故宜采登记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具体言之，如承包人未作成登记，则对于标的物上的抵押权人实行其抵押权或发包人的其他无担保债权人申请对标的物强制执行，均不得提出异议；于该标的物换价所得的价金，亦不得主张优先受偿；如承包人向法院申请实行法定优先权，则此等抵押权人及债权人得提起异议之诉，法院受理后，即应中止法定优先权的实行29.但不登记并不妨碍承包人以法定优先权对抗发包人，故当标的物上别无其他担保物权且发包人别无其他债权人时30，承包人仍得实行法定优先权，发包人不得以未登记而提出异议。

至于此项登记之发动，台湾地区修改后的“民法”似可借鉴，即于通常情况下，承包人有请求发包人共同作成登记的权利，发包人则有协助作成登记的义务；如建设工程合同业经公证，则允许承包人单独申请作成登记。申请登记时，申请人除应提交有效的债权证明文书外，还应提交能够证明标的物（或将建成之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的文书。对该项登记有异议之人，自得按规定申请作成异议登记。

五、法定优先权的适用

1.适用的条件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适用条件为：（1）发包人未按约支付价款；（2）承包人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3）发包人逾期仍未支付价款。

关于发包人未按约支付价款，如发包人约定给付之标的物为金钱，则可谓发包人已陷入履行迟延，至于全部迟延还是一部迟延，则非所问。惟如约定之给付为物时，则除履行迟延外，尚有可能发生不完全履行之情形，此时对于发包人是否按约履行可能发生争议。

关于催告之内容，《合同法》定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解释上应当包括在合理期限内补正不完全履行。此所谓“合理期限”自应斟酌个案之具体情事，以为确定。此外，发包人违约后，承包人应于何期限内发出催告，法律并无明文，解释上自不能任由承包人拖延发出催告的时间，而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确认此一期限。

关于发包人逾期仍不履行，在履行迟延的场合，较为明了，在不完全履行的场合，则又可能发生疑问，如补正是否已完全，催告后发包人给付之标的物是否存在瑕疵。

对上述各项适用条件是否满足，或对法定优先权本身是否成立，如当事人间发生争议，承包人应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以资定夺；如承包人已向法院申请适用法定优先权，则发包人可向法院提起异议之诉。

2.换价的方式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换价方式为拍卖和折价，此外变卖是否亦可作为换价之方式？笔者认为，折价与变卖均为实现物之交换价值的方式，本质上并无区别，《民法通则》第89条第2项、《担保法》第53条也均将两者并列为实现担保的方式，故不妨将折价与变卖同作为换价的方式。

3.换价的实行

《合同法》规定以拍卖换价的，应向法院申请为之，故承包人不得向其他行政机关或仲裁机构等提出拍卖申请，更不得擅自扣押、拍卖标的物。承包人提出申请时，应提供法定优先权成立并已符合实行条件的证据。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参照强制执行程序处理。

至于折价（或变卖）则允许当事人自行达成协议以实行之。但为保护标的物上的其他物权人以及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则应规定此等方式之换价，应在鉴定人公平估价的基础上进行31.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实行换价，在承包人优先受偿前，均应先由鉴定人核定因承包人之工作而使标的物增加的价值，以定承包人得就标的物的换价优先受偿的范围。

六、在我国施行法定优先权制度应解决的问题及目前的对策

为充分发挥法定优先权制度的作用，适当地调整好各方的利益关系，仅仅凭借《合同法》第286条这一个条文是远远不够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中，应不难看出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制度亟需配套。首先是要建立和完善统一的、高效的、公开的登记体系。一方面要加强对普通物权的登记措施，另一方面要尽快设立、健全预告登记、异议登记等特殊项目的登记。二是要及早制定《强制执行法》，用于规范法定优先权的实行问题，同时也要创立较为完备的执行异议制度，为真正实现登记对抗的效力服务。三是要完善现有的提存制度，保证提存机关工作的公开、安全、高效。

在目前不具备上述条件，尤其是登记制度极不完备的情况下，应严格谨慎地适用《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一是可以在时间上对适用对象加以限制，因该条创设的实为一项物权，具有对世性，故应严格限制其溯及力，即对于在《合同法》实施前成立的建设工程合同，原则上不适用法定优先权，从而将其排除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二是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从标的物的权属、工程的内容、得就标的物换价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等方面限制法定优先权的成立、实行和受偿范围。三是可以参考或准用现有法律对于抵押权的一些规定（如《担保法》第47条、第49条、第50条等）。

《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虽然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在立法政策上无疑是值得称赞的。而其在具体适用中将会面临的问题，也不是单单靠一部法律的一个条文就可以解决的，要根本解决实际问题，关键是要完善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体系，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本文意在对法定优先权制度作初步的探索，但求提出的问题尚有些许值得思考之处，则笔者已感甚慰。■

1、台湾地区“民法”修正前之513条：“承揽之工作为建筑物或其他土地之工作物，或为此等物之重大修缮者，承揽人就承揽关系所生之债权，对于其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动产有抵押权。”其修正后的第513条：“（一）承揽之工作为建筑物或其他土地之工作物，或为此等物之重大修缮者，承揽人得就承揽关系报酬额，对于其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动产，请求定作人为抵押权之登记，或对于将来完成之定作人之不动产，请求预为抵押权之登记。（二）前项请求，承揽人于开始工作前亦得为之。（三）前二项之抵押权登记，如承揽契约已经公证者，承揽人得单独申请之。（四）第一项及第二项就修缮报酬所登记之抵押权，于工作物因修缮所增加之价值限度内，优先于成立在先之抵押权。”日本民法第327条：“（一）不动产工事的先取特权，就工匠、工程师及承揽人对债务人不动产所进行的工事的费用，存在于该不动产上。（二）前款先取特权，以不动产因工事而产生的增价现存情形为限，只就该增价额存在。”（日本民法条文引自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1999年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第223页，1999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孔祥俊著《合同法教程》，第618页，1999年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余延满著《合同法原论》，第642页，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3、崔建远主编、韩世远等副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析》，第1220页，1999年版，吉林大学出版社。

4、《担保法》第82条明定留置权之标的物需为动产；台湾地区“民法”亦有类似规定；惟日本民法上的留置权之标的物不以动产为限。

5、崔建远、韩世远前揭书，第1219页。

6、星野英一著《民法概论II——物权、担保物权》，第198页，1976年版，良书普及会。

7、因担保物权具有不可分性。

8、惟此所谓“实物”若为承包人新建而成之房屋，即成为下文所述的联建合同。

9、意思自治原则要求权利的得失、变更皆以权利人的意思为转移。所有权人在浑然不觉中，便在其所有的不动产上成立担保物权，明显违背这一原则。

10、星野英一前揭书，第206页。

11、分包人作为总承包人的债权人可代位行使其对发包人的债权，如总承包人对发包人并有法定优先权，理论上亦应允许分包人代位行使之。

12、江平前揭书，第224页；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439页，1999年版，法制出版社。

13、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第687页，1999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4、谢在全前揭书，第689页；郑玉波著《民法债编各论》，第376至第377页，1992年版，三民书局。

15、谢在全前揭书，第33页。

16、谢在全前揭书，第34页。

17、台湾地区于1999年4月21日修改其“民法”债编，修改后的条文于2000年5月5日起生效。

18、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第199页，1999年版，法律出版社。按此多为实务上之见解。

19、梁慧星负责《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68至169页，2000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就近代所有权概念观念化之趋势而言，将此期权径作为所有权，恐亦非全无可能。

21、比如，房款多为分期支付，如房款尚未全部提存，而法定优先权的实行条件已经成熟，则当如何？依笔者的观点，或许只能令工程款未获满足部分的法定优先权继续存在于将来提存的各期房款上。

22、参见前注1.

23、邱聪智著《债法各论》（中），第106页，辅仁大学法学丛书，1997年版。按台湾从前实务上不承认法定抵押权优先于普通抵押权，乃采“时间在先，权利在先”之原则，故亦无须强调供法定抵押权优先受偿的标的物价值的范围。

24、参见前注1.

25、星野英一前揭书，第210页。

26、台湾《“民法”债编修正草案初稿第五一三条修正理由》，转引自邱聪智前揭书，第108页。

27、参见前注1.

28、邱聪智前揭书，第108页。

29、惟承包人如未向法院申请执行，而径与发包人协议折价，以清偿债务，则将令其他权利人难得救济。

优先权范文篇9

【关键词】优先权优先效力根据

一、民事优先权的分类

民事权利中,部分权利享有优先行使资格,民法学统称此类优先地位为民事优先权。民事优先权被称为“难以开垦的法律领地”,①研究成果较少。

民事优先权不是某类民事权利,而是某类民事权利的共同效力。非民事权利的优先效力不属于民事优先权,如警车优先通行。在一些公共场所,老弱病残孕在排队、通行、就坐等方面受到照顾,可以优先。此类“优先”通常属于道德范畴,无法律效力。专利法和商标法中,都有“优先权”,其含义是:专利申请人或商标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曾就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提出两次以上申请,以第一次申请日为申请日。此类“优先权”不是民事权利的优先效力。有学者将其归入民事优先权,②不能成立。有学者认为,物上请求权人之标的物返还请求权,优先于一般到期债权受偿,属物权之优先效力。③物上请求权之性质各说不一。物上请求权之相对人为物权妨碍人,属特定人。物上请求权规定特定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应属债权。物权妨碍应属债之发生根据。但物权妨碍之责任财产为物上请求权之标的物,不属物权妨碍人所有,不是物权妨碍人一般债务之责任财产。责任财产不同之债权,不存在何者优先问题。民事优先权类型甚多,通常分为物权优先权和债权优先权。通说认为,物权优先权包括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权和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权。④

所谓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权,通常表述为:“同一标的物之上既有物权,也有债权的,无论成立的先后如何,物权均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⑤

笔者曾经指出:物上无债权,不存在同一标的物上既有物权,又有债权的情况。所谓物权优先于债权,其实是指权利人可支配物,非权利人不能支配物。权利与非权利比较,无所谓优先问题。物权对债权不享有优先权。⑥

所谓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权,通常表述为:“同一标的物,有两个以上相同内容或性质的物权存在时,成立在先的物权优先于成立在后的物权。此即‘成立在先,权利在先’原则。”⑦例外为:“(1)定限物权优先于所有权。……(2)法律规定了特殊的顺位次序时,不适用‘成立在先,权利优先’的原则,而依规定的顺位确定数个物权的效力[原注:我国《海商法》第25条第1页(应为“款”):“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3)基于公益或社会政策的理由,成立在后的某些物权优先于在先的物权。例如海商法上的优先权,具有优先于船舶抵押权的效力。(原注:我国《海商法》第21条以下。)”⑧

非同一物上的物权之间,不存在效力优先问题。同一物上不相冲突的物权之间,也不存在效力优先问题。物权相互间之效力优先问题,只发生于同一物上互相冲突的物权之间。同一物上,如存在互相冲突的数个物权,顺位代表效力,设定权利必须决定其顺位。物权的优先效力只有一种情况,即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

债权优先权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特种债权,又称先取特权。此类债权因债的性质享有优先受偿资格。通常包括所欠职工工资、劳务费用、劳动保险费用、人身伤亡赔偿费用、个人储蓄、清算费用等项。赋予特种债权以优先地位,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最低生活需求,平衡各方利益。

2担保债权。此类债权因被担保而享有优先受偿资格。担保的宗旨就是为了债权优先受偿。分约定担保和法定担保。法定性担保债权优先受偿是法律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法定性担保债权实际上属于特种债权。约定性担保债权反映了担保人对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处分权能的利用方式。

3预告登记人债权。

此类债权因债权人办理预告登记而享有优先受偿资格。预告登记人通常是预售商品房买受人。通说认为,预售商品房买受人享有合同债权,此合同债权经预告登记后,具有物权对抗性,但不是物权,因为商品房尚未完工;也不是期待物权,因为商品房完工后,所有权属于开发商。此说是债权物权化理论的一个论据。但此说混淆了物权和债权的区别。债权是相对权,只对特定人发生效力,无须登记公示。债权之相对性为债权之本质属性。债权而无相对性,不称其为债权。从法理上说,不是债权经登记成为物权,而是债权人通过登记取得物权,登记的是物权,不是债权。

在预售商品房买卖中,预告登记人是买受人,但预告登记实际上是买受人和开发商之间的一项物权合同,具体说来,是未来商品房处分权能的让与合同。买受人通过预告登记,取得的不是既得物权,而是期待物权;不是未来商品房的期待所有权,而是未来商品房的期待处分权能。

特种债权、担保债权和预告登记人债权是三种不同类型的优先债权,但在设定债权时,都专门决定了权利的顺位。特种债权之顺位由法律直接规定。法定性担保债权之顺位由法律直接规定;约定性担保债权之顺位由当事人决定。预告登记人债权之顺位由当事人决定。

4第四种情况:债权设定时,不专门决定其顺位,但受偿时仍可优先,包括:共有人、出资人、承典人、永佃权人、承租人以及亲属、邻居的优先购买权;承租人、承典人的优先承租权;承典人、永佃权人的优先承典权;承包人的优先承包权;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权的优先受让权等等。此类债权优先受偿应另有根据。顺位优先之物权、特种债权、担保债权、预告登记人债权,权利设定时,即专门决定了顺位,优先根据是明确的。债权优先权中的第四种情况,设定权利时未专门决定其顺位,优先根据不明确,需分析研究,应该是民法学的一个专门领域。严格地说,民法中的优先权,仅指这种情况。

顺位优先之物权、特种债权、担保债权、预告登记人债权之优先效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事优先权,但具有优先权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可称广义的民事优先权。与此相对应,民事权利不因专门决定其顺位而具有之优先效力,可称狭义的民事优先权。

二、狭义民事优先权的根据

狭义民事优先权的优先根据是什么呢?以下逐一分析:

(一)优先购买权

1共有人优先购买权

共有人转让共有份额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有人享有先买权。我国《民法通则》第78条第3款:“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笔者曾经指出:共有不是两个以上主体对同一物共同享有一个所有权,而是两个以上主体对同一物的各个份额分别享有所有权。共有人对自己的共有份额享有所有权,对共有物享有共有权,对其他共有人的共有份额享有先买权。共有人对自己的共有份额的所有权是共有人全部权利的根据。共有人对共有物的共有权,对其他共有人共有份额的先买权为该所有权所派生。⑨共有人先买权的根据表面上是共有人对共有物的共有权,实际上是共有人对自己共有份额的所有权。

共有关系包括按份共有关系和共同共有关系。共有人先买权的前提是共有人转让自己的共有份额。按份共有人可转让自己的共有份额,共同共有人不得转让自己的共有份额,先买权只属于按份共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2条:“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后,一个或者数个原共有人出卖自己分得的财产时,如果出卖的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其他原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应当予以支持。”有学者因此认为,共同共有人享有有条件先买权。⑩

需要指出,分割共同共有财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法律上之分割,即终止共同共有人之间的共同共有关系;一种是物理上之分割,即从空间上分割共有财产。两种分割可能重合,也可能不重合。此处之分割共同共有财产,指法律上之分割,即终止共同共有人之间的共同共有关系。如未同时从物理上分割或完全分割财产,当事人间就未分割财产所形成的共有关系,已不是共同共有关系,而是按份共有关系。共同共有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关系,是身份关系的财产表现形式。在共有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解除前,共有人不得转让其共有份额。共同共有人不享有先买权。

如共有对象为不可占有之财产,如智力成果,或所有权以外之财产权利,学理上称准共有,适用共有的规定。准共有可定义如下:两个以上主体,对同一未分割的不可占有财产的不同份额,分别享有归属权。所有权是归属权的下位概念,是对可实际占有的财产———物的归属权。

2出资人优先购买权(股东先买权、合伙人先买权)

出资人优先购买权中的出资人,包括股东和合伙人。

(1)股东先买权包括对公司其他股东所转让股份的先买权和对公司新增资本的先买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出资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先买权。我国《公司法》第35条第3款:“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根据我国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3条:“合营一方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合营他方有优先购买权。”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资本,股东可优先认缴出资,其实就是享有新增股份的先买权。《公司法》第33条:“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可以优先认缴出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股东可以享有先买权。《公司法》第138条:“公司发行新股,股东大会应当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四)向原有股东发行新股的种类及数额。”股东先买权的根据是股东的股权。

公司财产名义上归属于公司,实际上归属于股东。公司法人资格终止后,剩余财产归属于股东。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公司财产附条件归属于股东,是一种附条件股东按份共有关系。股权是一种附条件共有份额所有权。无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出资,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资本,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股东的先买权实际上都是一种附条件共有人先买权。股东先买权的根据是附条件共有份额所有权。当然,在名义上,附条件共有关系不是共有关系的一种形式,附条件共有份额所有权不是所有权的一种形式。

(2)合伙人转让出资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享有先买权。我国《合伙企业法》第22条:“合伙人依法转让其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合伙关系之性质众说纷纭:一说共同共有[11];一说合伙积累的财产为共同共有[12];一说按份共有[13];一说既非按份共有,亦非共同共有。[14]

前文指出,共有是两个以上主体对同一物的各个份额分别享有所有权。合伙财产归属于全体合伙人。任何一个合伙人都不享有全部合伙财产的所有权。任何一个合伙人都有自己的合伙份额,或者说对自己的合伙份额享有所有权。因此,合伙关系是一种共有关系。按份共有是纯粹的财产关系,不含身份关系。共同共有本质上是身份关系,表现为财产关系,因此既有身份关系,又有财产关系。按份共有关系中,共有人的份额是确定的。共同共有关系中,共有人的份额表面上不确定,实际上也是确定的,否则共有关系解体时无法分割财产。合伙关系虽是一种人合关系,但非身份关系。合伙财产中,无论合伙成立时的财产,还是合伙积累的财产,合伙人的份额都是确定的;如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视为等份共有。因此,合伙关系是按份共有关系。由于合伙是一个经营实体,合伙人对自己份额的权利所受到的限制,比一般的按份共有大,但没有改变按份共有的性质。合伙人先买权是共有人先买权的一种形式。合伙人先买权的根据就是共有人先买权的根据。

3承典人优先购买权

不动产所有人转让不动产时,在同等条件下,承典人享有先买权。承典人先买权又称留买权。典权为我国特有的民事制度。留买权是典权的一项权能,为习惯所承认,历代亦有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919条:“[典权人留买权]出典人将典物之所有权让与他人时,如典权人声明提出同一之价格留买者,出典人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典人先买权的根据是典权。

1963年8月28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案)》(以下简称《民事意见》)规定:“在处理回赎问题时,应照顾双方的实际需要情况,如果承典人确实无房住,而出典人又不缺房的,可调解延期回赎,也可回赎一部。房屋回赎后,出租或出卖的,原承典人在同等的价格上有优先承租、承买权。”房屋回赎后,原承典人的先买权已不是留买权。如原承典人承租了典物,其先买权为承租人先买权。

4永佃权人优先购买权

土地所有人转让土地所有权时,如土地上设有永佃权,在同等条件下,永佃权人享有先买权。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土地法》第107条:“出租人出卖或出典耕地时,承租人有依同样条件优先承买或承典之权。”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土地法》第124条规定:前引《土地法》第107条适用设有永佃权之土地。永佃权人先买权的根据是永佃权。

5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不动产所有人转让不动产时,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享有先买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我国《合同法》第230条:“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土地法》第107条:“出租人出卖或出典耕地时,承租人有依同样条件优先承买或承典之权。”承租人先买权的根据是承租人的租赁权。

6亲属和地邻优先购买权

我国古代,不动产所有人转让不动产时,在同等条件下,亲属和地邻享有不动产先买权,亲属顺位又先于地邻。唐宋元诸朝买卖田宅均有“先问亲邻”的规定。明清两代田宅买卖契约均有“投亲房族,无人承买外”、“先尽房族,无人承买”等文字。亲属先买权的根据是身份权。地邻先买权的根据是对标的物相邻不动产的所有权。

(二)优先承租权

7承租人优先承租权

房屋承租期内,如房屋改建后仍出租的,在同等条件下,原承租人有先租权。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房屋租赁条例》第14条规定:出租房屋经改建而仍出租者,原承租人有先租权。原承租人先租权的根据是原承租权。

8承典人优先承租权

出典房屋回赎后,如出租,原承典人有先租权。(见前引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意见》)原承典人先租权的根据是原承典权。

(三)优先承典权

9承租人优先承典权

土地所有人出典已出租之土地时,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享有先典权。(见前引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土地法》第107条)承租人先典权的根据是承租权。

10永佃权人优先承典权

土地所有人出典已设有永佃权之土地时,在同等条件下,永佃权人享有先典权。(见前引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土地法》第124条规定)永佃权人先典权的根据是永佃权。

(四)优先承包权

11承包人优先承包权

我国农村土地实行承包经营制度。承包合同期届满,在同等条件下,承包人对原承包土地享有优先承包权。我国《农业法》曾规定(原第13条第3款):“承包期满,承包人对原承包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享有优先承包权。”承包人优先承包权的根据是承包权。

(五)优先受让权

12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权的优先受让权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人转让承包权时,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受让权。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优先受让权的根据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

三、狭义民事优先权根据之法理分析

各种狭义民事优先权的根据可分类如下:

1债权人对债权标的所在物的某一份额享有所有权,与债务人就债权标的所在物存在共有关系,如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合伙人优先购买权。准共有关系适用共有关系。

2债权人与债权标的所有人存在同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关系,或有限公司股权关系,如股东优先购买权。

3债权人对债权标的物享有或曾享有用益物权,如承典人优先购买权、原承典人优先承租权,永佃权人优先购买权、优先承典权,承包人优先承包权。

4债权人对债权标的之客体享有总有财产权,如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权的优先受让权。

我国集体经济组织之财产关系为总有关系。所谓总有关系是指:财产归属于团体,团体之各成员对团体财产之任一份额均不享有所有权,但团体各成员分别行使总有权,发生行使总有财产所有权的效力。总有权是一种成员权,含财产权能。因总有人对总有财产之任一份额均不享有所有权,总有关系实行多数决,即总有人只有当自己的意见在总有团体中占多数时,才可支配总有财产。因此,总有关系含附条件物权关系。

5债权人对债权标的物享有或曾享有许可使用权,如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因房屋改建而终止租赁关系的原承租人之优先承租权。

不动产租赁关系无须登记,说明租赁关系是特定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定人和不特定人之间的关系。承租人虽占有标的物,但不动产不以占有为权利公示方式。不动产承租权无法定之物权形式。法律对租赁合同的种种规定,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实现合同双方的权利,并非为不特定人规定不作为的范围。承租人对不动产标的物之占有、使用不具有物权之对抗性质。承租期内,出租人如愿意承担违约责任,保证承租人享有相当于承租期的待遇,应允许出租人收回标的物。承租权只具有合同内对抗性,不具有合同外对抗性;是债权,不是物权;是许可使用权,不是使用权。承租权之客体不是标的物,而是承租人之人身。租赁关系是一种非物权性用益关系。

6债权人对债务人之身份权,如亲属之不动产优先购买权。

7买受人对标的物之相邻不动产享有所有权。

狭义民事优先权以上各项根据中,原承典人之优先承租权,法理根据不足,似为权宜之计。亲属和地邻之不动产先买权,现代法律均已不采。前者不利于发挥财产效益,不应保留。但后者有利于发挥财产效益,似应保留。

各项根据可概括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权之标的、标的之客体,或标的所在物,存在共有关系、用益物权关系、总有关系、或非物权性用益关系;或者,债权人之不动产与标的物存在相邻关系;或者,债权人与债权标的所有人存在同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关系,或有限公司股权关系。确立这些根据的目的是:减少同一财产上的权利人;增加对物的投入;维护现有或曾有的用益关系———可概括为:尽量发挥财产之自然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狭义民事优先权可定义如下:同一债务人之数个到期债权,其中一个债权,因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权之标的,标的之客体,或标的所在物,存在共有关系、用益物权关系、总有关系、或非物权性用益关系;或者,债权人之不动产与标的物存在相邻关系;或者,债权人与债权标的所有人存在同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关系,或有限公司股权关系,享有优先受偿资格。民事优先权的宗旨是尽量发挥财产之自然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上关于民事优先权的理论,可为解决狭义民事优先权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提供根据。如:共有人转让共有份额时,在同等条件下,如两个以上其他共有人都愿意受让,谁优先?又如,出典人转让承典人已出租典物之所有权时,或在已经出租的不动产上设定典权后,又转让典物所有权时,在同等条件下,承典人和承租人都愿意受让,谁优先?在第一种情况,因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根据是共有人的共有份额所有权,受让共有人应按各自的共有份额比例受让转让的共有份额。在第二种情况,承典人和承租人都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承租人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尽量发挥标的物之自然效益和社会效益,承租权应优先于典权。

注释：

①转引自申卫星:《优先权性质初论》,《法制与社会》1997年第4期。

②蔡福华:《民事优先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③王全弟:《债法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④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⑤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⑥李锡鹤:《论物权优先之所在》,《法学》2002年第3期。

⑦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⑧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⑨李锡鹤:《论共有》,《法学》2003年第2期。

⑩蔡福华:《民事优先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1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3页。

[12]江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魏振瀛:《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

[13]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优先权范文篇10

【关键词】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购房债权；权利冲突

一、引言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若发包人违反既定合同，逾期未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经承包人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除非迫于工程性质不适合折价或拍卖外，原则上承包人有权行使其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以下简称价款优先权），即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其“优先性”体现在优先于该工程上的抵押权、其他普通债权优先受偿。《民法典》第807条基本延续了这一规定。但最高院“法释〔2002〕16号”批复［1］（以下简称《批复》）第2条规定，价款优先权不得对抗支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买受人购房债权。在具体的法律实务当中，这两个权利冲突的案件屡见不鲜，如“谢应朝等与广州汉和房地产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上诉案”［2］、“福建华品建设有限公司与陈道钲执行异议纠纷上诉案”［3］等等，依据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法院最终的裁判不尽相同，不能平衡双方的利益，以实现“定纷止争”之目的。

二、购房债权的基本定位

所谓“购房债权”，是指房屋买受人依与房地产企业订立的购房合同支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款项后，房地产企业因破产等缘由，不能如约交房时。此时，买受人对房地产企业所享有的返还所支付购房款项及利息、违约金、特定情形下惩罚性赔偿金等的债权请求权。（一）购房债权的“优先性”。从必要性的角度看，对于一般的买受人，若动辄几十万乃至百万的购房债权难以有效维护，将会威胁到该买受人及其近亲属“安身立命”之根本。并且《批复》第2条的规定，明确要求承包人享有的价款优先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既然承包人的价款优先权依法得以优先于其他抵押权和普通债权受偿，那么购房债权自然同样可以处于优先受偿的地位。（二）如何理解“不得对抗”。如前所述，价款优先权“不得对抗”购房债权。但关于何谓“不得对抗”？在理论界有两种不同观点。观点一：“不得对抗”是指价款优先权劣后于购房债权受偿。持该观点的人认为，“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即为“价款优先权应当劣后于购房债权受偿”的意思，所以依据《合同法》和《批复》的内容，在符合其他法定条件之下，可以大致得出一个权利优先受偿的顺序：“购房债权>价款优先权>抵押权>普通债权。”须在前一顺位之债权得到完全清偿以后，如若债务人还有剩余财产，方可满足后一顺位的债权。该观点的理由在于，其一，从《批复》第2条的措辞来看，“不得对抗”很明显强调购房债权与价款优先权存在先后受偿的关系，即购房债权优先于价款优先权。其二，与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基础、长期参与市场竞争的承包人相比，作为个体的买受人，在经济实力、专业知识等方面更显弱势，更加需要法律予以倾斜保护。观点二：“不得对抗”是指价款优先权与购房债权同顺位受偿。该观点认为，“不得对抗买受人”应作“不得优先于买受人受偿”来理解，即价款优先权既可以劣后于购房债权，也可以与购房债权同等顺位受偿。其理由为：其一，该司法解释之所以使用“不得对抗”而非“劣后于”、“优先于”的措辞，是基于寻求价款优先权和购房债权之间平衡的考量。［4］若意欲表达购房债权绝对优先于价款优先权的话，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劣后于”或者“优先于”的表达，诚如《海商法》关于“船舶优先权”的规定。其二，“物权法定”原则下，如果说价款优先权是由《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话，购房债权的优先性并不存在法律基础，司法解释并不能够创设一个优先于法定物权的权利。其三，价款优先权之立法目的在于保障承包人的工程价款，进而为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提供保障。“购房债权优先”之目的在于保障买受人的利益，但是兼顾买受人的利益绝不等于牺牲承包人及其劳动者的利益。

三、解决价款优先权与购房债权冲突的现有方案

在实践当中，同样具有“优先性”的价款优先权与购房债权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冲突。由于价款优先权与购房债权的背后所涉及的群体都应当得到法律的着重保护，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案。（一）购房债权优先满足。该方案侧重于购房债权的优先保护，其理由为：其一，如前述，买受人的购房债权凭借其自身的重要性，需要法律予以特别的保护。其二，亦如前述，依据《批复》第2条，应当将“不得对抗”理解为购房债权优先。［5］即优先保护支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款项的买受人的购房债权。其三，价款优先权旨在解决承包人的工程报酬问题，特别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在新近生效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当中，已经通过设置“工程款支付担保”、“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等制度来充分保障这一权利，因此不再需要购房债权对此作出让步。（二）价款优先权与购房债权同等顺位受偿。该方案侧重于承包人工程债权的优先保护，其理由为：其一，如前述，承包人的工程价款能否获偿，关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鉴于事关劳动者之切身利益，法律有倾斜保护的必要性。其二，价款优先权属于法定的抵押权，而购房债权本质上属于普通债权，原则上“物权优先于债权”。只不过依据《批复》第2条为了兼顾买受人利益而做出的例外规定，应当将“不得对抗”理解为购房债权与价款优先权可以同等顺位受偿，如此才能做到两方利益的兼顾，更有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从而获得较好的社会效果。（三）参照不宜折价拍卖的情形处理。《合同法》第286条对价款优先权之“优先”略有保留，若建设工程之性质不宜折价、拍卖，承包人的价款优先权便不能实现。问题之肯綮在于，哪些建设工程应当被法院认为是“按照其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合同法》抑或是《批复》均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通说是出于国家及公共利益的考量，暂且包括国家重点工程、具有特定用途的工程等，但仍非定论。将购房债权与价款优先权的冲突按照“不宜折价拍卖的情形处理”是考虑到这一问题背后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从而规避对该问题的直接硬性解决，［6］意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个案当中寻求平衡。

四、解决价款优先权与购房债权冲突的新方案

若要合理地调和两种权利之间的抵牾，必须要平衡承包人与买受人双方的利益，特别是当房地产企业濒临窘境，更有甚至“资不抵债”之时，应当努力做到双方利益损失最小化。（一）前述三种方案的缺陷。第一，购房债权优先实现的方案存在缺陷——对劳动者报酬的保护不够周延。如若作为债务人的房地产企业破产，且残资不抵各债之所求，优先满足购房债权会使价款优先权在一定程度上遭受损失，甚至完全得不到清偿。这终会致使劳动者的报酬无法保障。虽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设置了理想化的制度，但是由于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的千差万别，对权利的保护依然不够周延，需要有兜底性的法律保障。第二，两权利同等顺位受偿存在劳动者报酬“被绑架”的风险。实践中在作为债务人的发包人的财产不足以满足全部债务清偿要求时，承包人假借追索劳动者报酬的名义，将劳动者报酬捆绑在自己的工程价款债权之上，借助法律侧重保护劳动者报酬的倾向，来满足自己的材料款、费用支出乃至其他利益。这无疑是对后顺位债权人利益的侵害。对于此种“绑架”，最高院持反对态度，因为《批复》第3条将价款优先权内容限制在劳动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费用”上，且不包括房地产企业违约所致损失。第三，规避并非解决问题之道。参照不宜折价拍卖的情形处理是对解决该冲突的规避，没有真正化解该冲突，而是将该问题交给审理个案的法官来处理。但纯粹依赖法官在个案当中的自由裁量，没有相对具体的法律标准是不可行的。价款优先权与购房债权的冲突往往会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会产生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二）价款优先权中劳动者报酬单独优先。承包人工程价款与购房债权同等顺位受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重点在于如何弥补劳动者报酬“被绑架”的缺陷？可以将承包人工程价款当中的劳动者报酬部分单独列出，并且置于购房债权的同一顺位当中获得受偿。其优势在于，其一可以兼顾劳动者报酬和购房债权的权利保障。其二可以防止承包人恶意“绑架”劳动者报酬，借追索劳动报酬之名，行维护私利之实。其三符合《合同法》第286条保障劳动者报酬得以实现的立法原情，也不违背《批复》第2条维护买受人购房债权的目的。（三）排除购房债权中惩罚性赔偿债权的优先性。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性质属于国家公权力对于违法行为的惩罚，其直接目的在于对违法行为给予惩罚，并且震慑其他意欲实施违法行为的“不安分子”，间接目的在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持良好的消费市场秩序。［7］按照通说，买受人的购房债权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其一，为购买商品房而支付的购房款项及其利息；其二，买受人与开发商在购房合同当中约定的违约金；其三，买受人与开发商在购房合同当中约定的定金以及根据“定金罚则”主张的款项（虽然违约金和定金条款不能并用，但可以同时约定。同时约定的可以选择其一适用）；其四，在符合司法解释明确的特定条件［8］之下，买受人对开发商所享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惩罚性赔偿金”；其五，购房债权当中应当包括的其他款项。然而在司法实务当中，“惩罚性赔偿金”经常被作为购房债权的一部分由买受人主张优先受偿，甚至被法院的裁判所支持。这一做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有违立法者之初衷。《批复》第2条的直接目的在于防止买受人的购房债权被价款优先权不当侵害，即保护买受人的购房债权，而不是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对作为债务人的房地产企业施以惩罚。惩罚性赔偿金是由法律所规定的，而非买受人与房地产企业在合同中意思自治而成的，因而不同于违约金和“定金罚则”的赔偿款项（此为房地产企业向买受人承担的违约责任），所以将惩罚性赔偿金作为购房债权的一部分是有违立法者初衷的。第二，非但不能实现惩罚目的，反而会伤及其他后顺位债权人利益。如前所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立是为了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加以惩戒。但是当债务人的残存破产财产数额一定，且该残资不抵各债之所求的时候，如果将惩罚性赔偿金作为购房债权的一部分优先受偿，那么可供后顺位债权人满足债权的债务人财产势必会减少，换言之，惩罚性赔偿金侵害了后顺位债权人的利益，惩罚被转嫁到了后顺位债权人之上。此种情形下，与其说惩罚性赔偿金是在惩罚实施了违法行为的债务人，还不说是在惩罚后顺位债权人。这是明显不公平的。所以为了兼顾后顺位债权人的合法权利，避免“惩罚转嫁”，应当将惩罚性赔偿金从购房债权当中剔除，将其顺位置于普通债权之后。唯有债务人财产足以抵偿全部债务，惩罚性赔偿金真正的惩罚目的方才真正得以实现。

五、结束语

价款优先权与购房债权的冲突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如何权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并且避免不当地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值得仔细探讨与斟酌。在面对冲突时，应当将建设工程价款当中的劳动者工资部分与除惩罚性赔偿部分外的购房债权置于同一顺位，使其按适当比例获得清偿。至于比例的具体多少，可以由法律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作出一般规定，再交由处理个案的法官来自由裁量，以追求实现个案的公正。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

［2］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1225号判决书．

［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闽民终字第476号判决书．

［4］汤文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与消费者购房债权的关系——试析法释［2002］16号文第2条［J］．金融法苑，2010（01）：29-44．

［5］石鲁夫．论承包人优先受偿权与购房者权利的冲突和解决［J］．经营管理者，2008（14）：103-105．

［6］孙华璞．关于适用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若干问题的思考［J］．人民司法，2019（13）：25-35．

［7］杨立新．我国消费者保护惩罚性赔偿的新发展［J］．法学家，2014（02）：78-90+17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