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生活范文10篇

仪式生活范文篇1

关键词：中国早期；仪式生活；舞蹈艺术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身体语言艺术，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其产生看，其产生在尚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是伴随先民图腾崇拜和祭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早期舞蹈往往在祭祀性场合表演，成为先民祭告神灵、传达神意、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存各民族民间舞蹈中，有许多舞蹈就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极强的仪式性特点，这是各民族早期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舞蹈中的遗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舞蹈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成为一种具有极强审美价值的欣赏性艺术，具有娱乐、表演、抒情等多种艺术特性，但是这些特性都是从舞蹈最早存在的仪式性中渐渐衍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舞蹈的根本属性是仪式性。

一、何谓仪式

郭于华在其《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仪式，通常是指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特征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度（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纪兰慰认为“仪式就是通过一定的时间、地点、对象、形式再现社会习俗（生活）的一个过程；通过岁岁重复、交替的程式化、制度化的仪式行为，实现某一时刻仪式所意味着的一切。”前者主要从仪式的社会功能角度对其进行定义的，后者主要从仪式的过程性角度定义的。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皆揭示了仪式的基本内涵，即仪式的程式化、制度性和象征性。《说文》曰：“仪，度也。从人，义声。”墨子·天志》：“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又《说文》曰：“式，法也，从工，弋声。”《诗·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传：“式，法也。”可见，“仪”和“式”的本义皆是法度、准则、规矩的意思。中国古代“礼仪”连称，其实就是指各种礼俗仪式，这是古代早期仪式的主要内涵。仪式行为者往往通过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性活动和对象、场景等实物性安排营造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境，并从这种情境中重温和体验这些意义带给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需求。因此，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是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所以，象征人类学家特纳认为，和动物的仪式化相比，人类仪式的原理是象征性的，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具有组合和重组的类似语言的能力，仪式就是“一个符号的聚合体。”仪式符号大致有：(1)语言形式的符号，如颂辞、诗文、韵白、咒语以及歌词等；(2)物件形式的符号，如道具、服饰、用品、绘画、塑像、乐器等；(3)行为形式的符号，如行动、姿势、手势、舞蹈、歌唱行为、演奏行为以及仪式角色的扮演等；(4)声音形式的符号，如呼叫声、呐喊声、吟诵声、歌唱声、响器敲击声、舞蹈节奏声、音乐演奏声等。可见，舞蹈是仪式符号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它既可充当行为形式符号，还可充当声音形式的符号。

二、先秦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社会生活

中国上古时期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以礼俗仪式为核心展开的。“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说文》曰：“行礼之器，从豆，象形。”可见，礼是渊源于上古巫祝事神活动的。孔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可见，礼俗仪式在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历代王朝建国之初最重大的文化举措莫过于制礼作乐，也说明礼乐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说，礼是为了从自我约束的层面让人们去自觉遵守社会道德，从制度的层面来维护社会等级。而礼的外在形式则是仪式，即通过各种仪式行为和过程规范社会的各种秩序，再现礼的精神内核。祭天祭祖、岁时祭典和其他政治仪式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秩序；礼仪中的等级规则决定了集体内部的交往秩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仪式及其他各种人生礼仪和节日庆典仪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秩序；春祈秋报及其相关节候性祭典与各类生产仪式，构成了农业社会中的经济秩序。由此可见，仪式是上古时期生产生活各领域的中介环节，也是社会秩序的表征性符号和文化事项的联结点。它表征着上古时期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节奏。仪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一方面，体现为仪式使生产生活的各方面有秩序地开展；另一方面，仪式还承载着集体意识如生命观、死亡观、伦理观、禁忌观等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内涵。三、中国早期的仪式及其类型

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认为每个民族的诞生和发展中大致经历了互为衔接的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我国早期先民的认知观念和仪式活动也可从维柯所分的这三个时代进行分析。

所谓神的时代即人类的史前社会。从现存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成果证明，中国早期的仪式活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已经有鬼魂崇拜观念和与此相关的丧葬巫术仪式，新石器的仰韶时代已经有社祭的考古遗存，龙山时代已经有祭祖的考古遗存。夏朝之前的颛顼、尧、舜、禹等方国时期，从大量而成套的祭祀仪器的出土可见，此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祭祀礼仪。这些礼仪是原始宗教的产物，是在先民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的支配下进行的。早期先民对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或以臣服与膜拜的方式进行祭祀，或借助某种神力进行干预、制服以达到目的，于是产生了巫术思维和巫术仪式。

所谓英雄时代即夏商时期。这时候的祭祀仪式是围绕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进行的。夏禹治理水患当为中华民族英雄崇拜观念最早的表现。他死后被奉为社神，人们制礼作乐歌颂其功德，《大夏》乐舞就是为祭祀夏禹而作的。当然，大禹还具有祖灵的性质。商代祖先崇拜观念占据主导，现存甲骨卜辞中有相当数量是商人祭祀鬼神的记录。《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所尊之神，除自然神、英雄神以外，还主要是祖先神。甲骨文中“帝”、“上帝”等字样，不是后来抽象意义上的帝，而与“祖”的意义是相同的。《大濩》乐舞就是表彰商汤灭夏之功的祭祀仪式乐舞。

所谓人的时代，即西周及以后的祖神分离和以德配天的祭祀仪式。西周重人事而轻神事。其宗族崇拜观念强调道德教化和政治秩序，倾向于人事和伦理的经营。其祭祀仪式无论祭祖还是祭天，都有意识突出礼仪制度的性质，其《大武》、《大象》乐舞，是这种观念在意识音乐中的体现。

以上勾勒了中国古代早期仪式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下文对中国早期的仪式类型作简要勾勒。

1、巫术仪式

巫术是人类童年时期，对人自身和人以外的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对神秘的异己力量有所感受和体验的时候，自然产生的言辞和行为，并使其固定化的结果。原始时代的人们相信人与自然存在着的某些神秘联系的观念，幻想人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影响自然和他人，于是产生了巫术。巫术仪式一般包括巫术行为和与此相关的一整套巫术观念。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宗教信仰对象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巫术魔力的实物和咒语。中国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出现，也出现了相关的神话和巫术。中国早期巫术涉及古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除个体巫术外，还有公共巫术，如禳灾巫术有《山海经》中的驱旱魃巫术，《吕氏春秋》中的汤祷桑林的止旱求雨巫术；顺祝巫术有《吕氏春秋》祈求农业丰收的“葛天氏之乐”；诅咒巫术有《尚书·牧誓》中的克敌巫术等。2、占卜仪式

占卜仪式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范畴中的前兆迷信。史前的先民们相信事物发展的趋势与一些特定的事象诸如气候、天象、梦境、卜兆等出现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样便产生了根据特定事象推知事情结果的占卜仪式。主要有龟卜、筮占、谣占、梦占等仪式。《史记·龟策列传》曰：“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礼记·表记》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西南各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古老而原始的占卜仪式。如西藏藏族、云南羌族、四川彝族、贵州苗族、湘西土家族等皆有各种占卜仪式。

3、祭祀仪式

史前社会的祭祀仪式种类繁多，说明祭祀仪式在中国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祭祀仪式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仪式当属蜡祭、社祭与祖祭。张光直先生认为：“仰韶时期农村里最要紧的仪式是祈丰收，拜土地；在他们仪式用的器皿上画几个象征繁殖力的女子性器的纹样，正说明我们祖先祭祀时的虔诚，并吐露作为这片诚心之原动力的耕作生活之艰苦。这就是后来的蜡祭。所祭之神有八种，又称八蜡，是在十二月时索求四方百物之神而祭之，以求得农业丰收。社祭是对社神的崇拜仪式，源于史前时期对土地的崇拜，后来演变为人格化的土地神灵崇拜。而且，社神具有自然神、农业神与部族神混合的特征。祭祖仪式最早可能在龙山期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在仰韶村（龙山时期）出土的陶祖，很象一尊男性性器模型，据张光直先生推断，这是中国史上拜“祖”的最早实证。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祖’字，本来是个性器的图画，亦即祖先牌位的原形。

4、傩仪式

“傩”据说产生于黄帝时，傩祭开始时只限于宫廷，谓“大傩”、“国傩”。逐渐遍及于乡村，谓“乡人傩”。殷商时起就可见此宗教仪式，周代举行最为盛大。传说方相氏可以驱鬼逐疫，最迟在汉代，驱傩已与蜡祭发生联系，在蜡祭前一日，宫廷中要举行大傩。《后汉书·礼仪志》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举行傩祭时，巫师就要装扮成方相氏，身上穿着熊皮，头戴留有四只眼睛的面具，一边开路，一边喊:“傩!”率领十二个戴着面具、装扮成各种野兽的人--戴面具所具有的戏剧性已为人们所公认，后跟一百多个扎红头巾、穿黑衣服、手执拨浪鼓的少年儿童，到宫室、房舍、各处跳跃、呼喊，并合唱祭歌《赶鬼歌》以驱逐“疫鬼”，最后，把鬼赶到河里，把火炬丢进水里，表示鬼全部被河水逐走了——人们歌唱、舞蹈、打斗，场面甚为壮观，也极其富于戏剧性。据《论语·乡党》记载，每逢年三十孔子老家举行傩祭仪式时，孔子就“朝服而立阼阶，观乡人傩”。

5、人生仪式

人生是人的一生从一个阶段过度到另一阶段的重要标志，通过仪式强化人生转折时期的标志，表明先民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和对生命的珍爱。有诞生仪式、冠礼、葬礼等。其中，冠礼最重要。冠礼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或“入社式”。

以上仅简要罗列了中国早期社会仪式生活的发展演进和最为重要的几类仪式生活。

可见，上述仪式内容已经涉及到早期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活内容，也反映了先民的思维观念，而这些仪式大多数都要借助乐舞的形式进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舞蹈艺术是伴随着早期先民的各种仪式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其直接目的是为先民的仪式活动服务的，也是整套仪式活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正如张本楠先生所说：“原始宗教仪式的进行过程就是原始舞蹈的创作和表演过程，原始宗教仪式的发展历史就是原始舞蹈的发展历史。无妨说，原始舞蹈就是宗教仪式。”

参考文献：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纪兰慰：《论民俗舞蹈的仪式》，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版。

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2期。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

仪式生活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早期；仪式生活；舞蹈艺术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身体语言艺术，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其产生看，其产生在尚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是伴随先民图腾崇拜和祭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早期舞蹈往往在祭祀性场合表演，成为先民祭告神灵、传达神意、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存各民族民间舞蹈中，有许多舞蹈就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极强的仪式性特点，这是各民族早期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舞蹈中的遗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舞蹈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成为一种具有极强审美价值的欣赏性艺术，具有娱乐、表演、抒情等多种艺术特性，但是这些特性都是从舞蹈最早存在的仪式性中渐渐衍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舞蹈的根本属性是仪式性。

一、何谓仪式

郭于华在其《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仪式，通常是指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特征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度（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1]纪兰慰认为“仪式就是通过一定的时间、地点、对象、形式再现社会习俗（生活）的一个过程；通过岁岁重复、交替的程式化、制度化的仪式行为，实现某一时刻仪式所意味着的一切。”[2]前者主要从仪式的社会功能角度对其进行定义的，后者主要从仪式的过程性角度定义的。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皆揭示了仪式的基本内涵，即仪式的程式化、制度性和象征性。《说文》曰：“仪，度也。从人，义声。”墨子·天志》：“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又《说文》曰：“式，法也，从工，弋声。”《诗·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传：“式，法也。”可见，“仪”和“式”的本义皆是法度、准则、规矩的意思。中国古代“礼仪”连称，其实就是指各种礼俗仪式，这是古代早期仪式的主要内涵。仪式行为者往往通过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性活动和对象、场景等实物性安排营造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境，并从这种情境中重温和体验这些意义带给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需求。因此，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是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所以，象征人类学家特纳认为，和动物的仪式化相比，人类仪式的原理是象征性的，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具有组合和重组的类似语言的能力，仪式就是“一个符号的聚合体。”仪式符号大致有：(1)语言形式的符号，如颂辞、诗文、韵白、咒语以及歌词等；(2)物件形式的符号，如道具、服饰、用品、绘画、塑像、乐器等；(3)行为形式的符号，如行动、姿势、手势、舞蹈、歌唱行为、演奏行为以及仪式角色的扮演等；(4)声音形式的符号，如呼叫声、呐喊声、吟诵声、歌唱声、响器敲击声、舞蹈节奏声、音乐演奏声等。[3]可见，舞蹈是仪式符号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它既可充当行为形式符号，还可充当声音形式的符号。

二、先秦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社会生活

中国上古时期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以礼俗仪式为核心展开的。“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说文》曰：“行礼之器，从豆，象形。”可见，礼是渊源于上古巫祝事神活动的。孔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可见，礼俗仪式在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历代王朝建国之初最重大的文化举措莫过于制礼作乐，也说明礼乐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说，礼是为了从自我约束的层面让人们去自觉遵守社会道德，从制度的层面来维护社会等级。而礼的外在形式则是仪式，即通过各种仪式行为和过程规范社会的各种秩序，再现礼的精神内核。祭天祭祖、岁时祭典和其他政治仪式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秩序；礼仪中的等级规则决定了集体内部的交往秩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仪式及其他各种人生礼仪和节日庆典仪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秩序；春祈秋报及其相关节候性祭典与各类生产仪式，构成了农业社会中的经济秩序。由此可见，仪式是上古时期生产生活各领域的中介环节，也是社会秩序的表征性符号和文化事项的联结点。它表征着上古时期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节奏。仪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一方面，体现为仪式使生产生活的各方面有秩序地开展；另一方面，仪式还承载着集体意识如生命观、死亡观、伦理观、禁忌观等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内涵。

三、中国早期的仪式及其类型

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认为每个民族的诞生和发展中大致经历了互为衔接的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4]我国早期先民的认知观念和仪式活动也可从维柯所分的这三个时代进行分析。

所谓神的时代即人类的史前社会。从现存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成果证明，中国早期的仪式活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已经有鬼魂崇拜观念和与此相关的丧葬巫术仪式，新石器的仰韶时代已经有社祭的考古遗存，龙山时代已经有祭祖的考古遗存。[5]夏朝之前的颛顼、尧、舜、禹等方国时期，从大量而成套的祭祀仪器的出土可见，此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祭祀礼仪。这些礼仪是原始宗教的产物，是在先民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的支配下进行的。早期先民对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或以臣服与膜拜的方式进行祭祀，或借助某种神力进行干预、制服以达到目的，于是产生了巫术思维和巫术仪式。

所谓英雄时代即夏商时期。这时候的祭祀仪式是围绕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进行的。夏禹治理水患当为中华民族英雄崇拜观念最早的表现。他死后被奉为社神，人们制礼作乐歌颂其功德，《大夏》乐舞就是为祭祀夏禹而作的。当然，大禹还具有祖灵的性质。商代祖先崇拜观念占据主导，现存甲骨卜辞中有相当数量是商人祭祀鬼神的记录。《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所尊之神，除自然神、英雄神以外，还主要是祖先神。甲骨文中“帝”、“上帝”等字样，不是后来抽象意义上的帝，而与“祖”的意义是相同的。《大濩》乐舞就是表彰商汤灭夏之功的祭祀仪式乐舞。

所谓人的时代，即西周及以后的祖神分离和以德配天的祭祀仪式。西周重人事而轻神事。其宗族崇拜观念强调道德教化和政治秩序，倾向于人事和伦理的经营。其祭祀仪式无论祭祖还是祭天，都有意识突出礼仪制度的性质，其《大武》、《大象》乐舞，是这种观念在意识音乐中的体现。

以上勾勒了中国古代早期仪式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下文对中国早期的仪式类型作简要勾勒。

1、巫术仪式

巫术是人类童年时期，对人自身和人以外的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对神秘的异己力量有所感受和体验的时候，自然产生的言辞和行为，并使其固定化的结果。原始时代的人们相信人与自然存在着的某些神秘联系的观念，幻想人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影响自然和他人，于是产生了巫术。巫术仪式一般包括巫术行为和与此相关的一整套巫术观念。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宗教信仰对象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巫术魔力的实物和咒语。中国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出现，也出现了相关的神话和巫术。中国早期巫术涉及古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除个体巫术外，还有公共巫术，如禳灾巫术有《山海经》中的驱旱魃巫术，《吕氏春秋》中的汤祷桑林的止旱求雨巫术；顺祝巫术有《吕氏春秋》祈求农业丰收的“葛天氏之乐”；诅咒巫术有《尚书·牧誓》中的克敌巫术等。2、占卜仪式

占卜仪式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范畴中的前兆迷信。史前的先民们相信事物发展的趋势与一些特定的事象诸如气候、天象、梦境、卜兆等出现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样便产生了根据特定事象推知事情结果的占卜仪式。主要有龟卜、筮占、谣占、梦占等仪式。《史记·龟策列传》曰：“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礼记·表记》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西南各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古老而原始的占卜仪式。如西藏藏族、云南羌族、四川彝族、贵州苗族、湘西土家族等皆有各种占卜仪式。

3、祭祀仪式

史前社会的祭祀仪式种类繁多，说明祭祀仪式在中国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祭祀仪式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仪式当属蜡祭、社祭与祖祭。张光直先生认为：“仰韶时期农村里最要紧的仪式是祈丰收，拜土地；在他们仪式用的器皿上画几个象征繁殖力的女子性器的纹样，正说明我们祖先祭祀时的虔诚，并吐露作为这片诚心之原动力的耕作生活之艰苦。[6]这就是后来的蜡祭。所祭之神有八种，又称八蜡，是在十二月时索求四方百物之神而祭之，以求得农业丰收。社祭是对社神的崇拜仪式，源于史前时期对土地的崇拜，后来演变为人格化的土地神灵崇拜。而且，社神具有自然神、农业神与部族神混合的特征。祭祖仪式最早可能在龙山期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在仰韶村（龙山时期）出土的陶祖，很象一尊男性性器模型，据张光直先生推断，这是中国史上拜“祖”的最早实证。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祖’字，本来是个性器的图画，亦即祖先牌位的原形。[7]

4、傩仪式

“傩”据说产生于黄帝时，傩祭开始时只限于宫廷，谓“大傩”、“国傩”。逐渐遍及于乡村，谓“乡人傩”。殷商时起就可见此宗教仪式，周代举行最为盛大。传说方相氏可以驱鬼逐疫，最迟在汉代，驱傩已与蜡祭发生联系，在蜡祭前一日，宫廷中要举行大傩。《后汉书·礼仪志》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举行傩祭时，巫师就要装扮成方相氏，身上穿着熊皮，头戴留有四只眼睛的面具，一边开路，一边喊:“傩!”率领十二个戴着面具、装扮成各种野兽的人--戴面具所具有的戏剧性已为人们所公认，后跟一百多个扎红头巾、穿黑衣服、手执拨浪鼓的少年儿童，到宫室、房舍、各处跳跃、呼喊，并合唱祭歌《赶鬼歌》以驱逐“疫鬼”，最后，把鬼赶到河里，把火炬丢进水里，表示鬼全部被河水逐走了——人们歌唱、舞蹈、打斗，场面甚为壮观，也极其富于戏剧性。据《论语·乡党》记载，每逢年三十孔子老家举行傩祭仪式时，孔子就“朝服而立阼阶，观乡人傩”。

5、人生仪式

人生是人的一生从一个阶段过度到另一阶段的重要标志，通过仪式强化人生转折时期的标志，表明先民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和对生命的珍爱。有诞生仪式、冠礼、葬礼等。其中，冠礼最重要。冠礼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或“入社式”。

以上仅简要罗列了中国早期社会仪式生活的发展演进和最为重要的几类仪式生活。

可见，上述仪式内容已经涉及到早期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活内容，也反映了先民的思维观念，而这些仪式大多数都要借助乐舞的形式进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舞蹈艺术是伴随着早期先民的各种仪式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其直接目的是为先民的仪式活动服务的，也是整套仪式活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正如张本楠先生所说：“原始宗教仪式的进行过程就是原始舞蹈的创作和表演过程，原始宗教仪式的发展历史就是原始舞蹈的发展历史。无妨说，原始舞蹈就是宗教仪式。”[8]

参考文献：

[1]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纪兰慰：《论民俗舞蹈的仪式》，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版。

[3]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2期。

[4]《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5]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

仪式生活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早期；仪式生活；舞蹈艺术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身体语言艺术，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其产生看，其产生在尚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是伴随先民图腾崇拜和祭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早期舞蹈往往在祭祀性场合表演，成为先民祭告神灵、传达神意、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存各民族民间舞蹈中，有许多舞蹈就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极强的仪式性特点，这是各民族早期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舞蹈中的遗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舞蹈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成为一种具有极强审美价值的欣赏性艺术，具有娱乐、表演、抒情等多种艺术特性，但是这些特性都是从舞蹈最早存在的仪式性中渐渐衍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舞蹈的根本属性是仪式性。

一、何谓仪式

郭于华在其《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仪式，通常是指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特征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度（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纪兰慰认为“仪式就是通过一定的时间、地点、对象、形式再现社会习俗（生活）的一个过程；通过岁岁重复、交替的程式化、制度化的仪式行为，实现某一时刻仪式所意味着的一切。”前者主要从仪式的社会功能角度对其进行定义的，后者主要从仪式的过程性角度定义的。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皆揭示了仪式的基本内涵，即仪式的程式化、制度性和象征性。《说文》曰：“仪，度也。从人，义声。”墨子·天志》：“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又《说文》曰：“式，法也，从工，弋声。”《诗·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传：“式，法也。”可见，“仪”和“式”的本义皆是法度、准则、规矩的意思。中国古代“礼仪”连称，其实就是指各种礼俗仪式，这是古代早期仪式的主要内涵。仪式行为者往往通过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性活动和对象、场景等实物性安排营造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境，并从这种情境中重温和体验这些意义带给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需求。因此，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是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所以，象征人类学家特纳认为，和动物的仪式化相比，人类仪式的原理是象征性的，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具有组合和重组的类似语言的能力，仪式就是“一个符号的聚合体。”仪式符号大致有：(1)语言形式的符号，如颂辞、诗文、韵白、咒语以及歌词等；(2)物件形式的符号，如道具、服饰、用品、绘画、塑像、乐器等；(3)行为形式的符号，如行动、姿势、手势、舞蹈、歌唱行为、演奏行为以及仪式角色的扮演等；(4)声音形式的符号，如呼叫声、呐喊声、吟诵声、歌唱声、响器敲击声、舞蹈节奏声、音乐演奏声等。可见，舞蹈是仪式符号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它既可充当行为形式符号，还可充当声音形式的符号。

二、先秦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社会生活

中国上古时期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以礼俗仪式为核心展开的。“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说文》曰：“行礼之器，从豆，象形。”可见，礼是渊源于上古巫祝事神活动的。孔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可见，礼俗仪式在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历代王朝建国之初最重大的文化举措莫过于制礼作乐，也说明礼乐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说，礼是为了从自我约束的层面让人们去自觉遵守社会道德，从制度的层面来维护社会等级。而礼的外在形式则是仪式，即通过各种仪式行为和过程规范社会的各种秩序，再现礼的精神内核。祭天祭祖、岁时祭典和其他政治仪式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秩序；礼仪中的等级规则决定了集体内部的交往秩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仪式及其他各种人生礼仪和节日庆典仪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秩序；春祈秋报及其相关节候性祭典与各类生产仪式，构成了农业社会中的经济秩序。由此可见，仪式是上古时期生产生活各领域的中介环节，也是社会秩序的表征性符号和文化事项的联结点。它表征着上古时期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节奏。仪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一方面，体现为仪式使生产生活的各方面有秩序地开展；另一方面，仪式还承载着集体意识如生命观、死亡观、伦理观、禁忌观等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内涵。三、中国早期的仪式及其类型

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认为每个民族的诞生和发展中大致经历了互为衔接的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我国早期先民的认知观念和仪式活动也可从维柯所分的这三个时代进行分析。

所谓神的时代即人类的史前社会。从现存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成果证明，中国早期的仪式活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已经有鬼魂崇拜观念和与此相关的丧葬巫术仪式，新石器的仰韶时代已经有社祭的考古遗存，龙山时代已经有祭祖的考古遗存。夏朝之前的颛顼、尧、舜、禹等方国时期，从大量而成套的祭祀仪器的出土可见，此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祭祀礼仪。这些礼仪是原始宗教的产物，是在先民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的支配下进行的。早期先民对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或以臣服与膜拜的方式进行祭祀，或借助某种神力进行干预、制服以达到目的，于是产生了巫术思维和巫术仪式。

所谓英雄时代即夏商时期。这时候的祭祀仪式是围绕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进行的。夏禹治理水患当为中华民族英雄崇拜观念最早的表现。他死后被奉为社神，人们制礼作乐歌颂其功德，《大夏》乐舞就是为祭祀夏禹而作的。当然，大禹还具有祖灵的性质。商代祖先崇拜观念占据主导，现存甲骨卜辞中有相当数量是商人祭祀鬼神的记录。《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所尊之神，除自然神、英雄神以外，还主要是祖先神。甲骨文中“帝”、“上帝”等字样，不是后来抽象意义上的帝，而与“祖”的意义是相同的。《大濩》乐舞就是表彰商汤灭夏之功的祭祀仪式乐舞。

所谓人的时代，即西周及以后的祖神分离和以德配天的祭祀仪式。西周重人事而轻神事。其宗族崇拜观念强调道德教化和政治秩序，倾向于人事和伦理的经营。其祭祀仪式无论祭祖还是祭天，都有意识突出礼仪制度的性质，其《大武》、《大象》乐舞，是这种观念在意识音乐中的体现。

以上勾勒了中国古代早期仪式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下文对中国早期的仪式类型作简要勾勒。

1、巫术仪式

巫术是人类童年时期，对人自身和人以外的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对神秘的异己力量有所感受和体验的时候，自然产生的言辞和行为，并使其固定化的结果。原始时代的人们相信人与自然存在着的某些神秘联系的观念，幻想人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影响自然和他人，于是产生了巫术。巫术仪式一般包括巫术行为和与此相关的一整套巫术观念。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宗教信仰对象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巫术魔力的实物和咒语。中国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出现，也出现了相关的神话和巫术。中国早期巫术涉及古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除个体巫术外，还有公共巫术，如禳灾巫术有《山海经》中的驱旱魃巫术，《吕氏春秋》中的汤祷桑林的止旱求雨巫术；顺祝巫术有《吕氏春秋》祈求农业丰收的“葛天氏之乐”；诅咒巫术有《尚书·牧誓》中的克敌巫术等。2、占卜仪式

占卜仪式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范畴中的前兆迷信。史前的先民们相信事物发展的趋势与一些特定的事象诸如气候、天象、梦境、卜兆等出现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样便产生了根据特定事象推知事情结果的占卜仪式。主要有龟卜、筮占、谣占、梦占等仪式。《史记·龟策列传》曰：“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礼记·表记》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西南各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古老而原始的占卜仪式。如西藏藏族、云南羌族、四川彝族、贵州苗族、湘西土家族等皆有各种占卜仪式。

3、祭祀仪式

史前社会的祭祀仪式种类繁多，说明祭祀仪式在中国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祭祀仪式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仪式当属蜡祭、社祭与祖祭。张光直先生认为：“仰韶时期农村里最要紧的仪式是祈丰收，拜土地；在他们仪式用的器皿上画几个象征繁殖力的女子性器的纹样，正说明我们祖先祭祀时的虔诚，并吐露作为这片诚心之原动力的耕作生活之艰苦。这就是后来的蜡祭。所祭之神有八种，又称八蜡，是在十二月时索求四方百物之神而祭之，以求得农业丰收。社祭是对社神的崇拜仪式，源于史前时期对土地的崇拜，后来演变为人格化的土地神灵崇拜。而且，社神具有自然神、农业神与部族神混合的特征。祭祖仪式最早可能在龙山期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在仰韶村（龙山时期）出土的陶祖，很象一尊男性性器模型，据张光直先生推断，这是中国史上拜“祖”的最早实证。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祖’字，本来是个性器的图画，亦即祖先牌位的原形。

4、傩仪式

“傩”据说产生于黄帝时，傩祭开始时只限于宫廷，谓“大傩”、“国傩”。逐渐遍及于乡村，谓“乡人傩”。殷商时起就可见此宗教仪式，周代举行最为盛大。传说方相氏可以驱鬼逐疫，最迟在汉代，驱傩已与蜡祭发生联系，在蜡祭前一日，宫廷中要举行大傩。《后汉书·礼仪志》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举行傩祭时，巫师就要装扮成方相氏，身上穿着熊皮，头戴留有四只眼睛的面具，一边开路，一边喊:“傩!”率领十二个戴着面具、装扮成各种野兽的人--戴面具所具有的戏剧性已为人们所公认，后跟一百多个扎红头巾、穿黑衣服、手执拨浪鼓的少年儿童，到宫室、房舍、各处跳跃、呼喊，并合唱祭歌《赶鬼歌》以驱逐“疫鬼”，最后，把鬼赶到河里，把火炬丢进水里，表示鬼全部被河水逐走了——人们歌唱、舞蹈、打斗，场面甚为壮观，也极其富于戏剧性。据《论语·乡党》记载，每逢年三十孔子老家举行傩祭仪式时，孔子就“朝服而立阼阶，观乡人傩”。

5、人生仪式

人生是人的一生从一个阶段过度到另一阶段的重要标志，通过仪式强化人生转折时期的标志，表明先民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和对生命的珍爱。有诞生仪式、冠礼、葬礼等。其中，冠礼最重要。冠礼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或“入社式”。

以上仅简要罗列了中国早期社会仪式生活的发展演进和最为重要的几类仪式生活。

可见，上述仪式内容已经涉及到早期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活内容，也反映了先民的思维观念，而这些仪式大多数都要借助乐舞的形式进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舞蹈艺术是伴随着早期先民的各种仪式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其直接目的是为先民的仪式活动服务的，也是整套仪式活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正如张本楠先生所说：“原始宗教仪式的进行过程就是原始舞蹈的创作和表演过程，原始宗教仪式的发展历史就是原始舞蹈的发展历史。无妨说，原始舞蹈就是宗教仪式。”

参考文献：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纪兰慰：《论民俗舞蹈的仪式》，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版。

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2期。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

仪式生活范文篇4

关键词：中国早期；仪式生活；舞蹈艺术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身体语言艺术，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其产生看，其产生在尚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是伴随先民图腾崇拜和祭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早期舞蹈往往在祭祀性场合表演，成为先民祭告神灵、传达神意、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存各民族民间舞蹈中，有许多舞蹈就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极强的仪式性特点，这是各民族早期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舞蹈中的遗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舞蹈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成为一种具有极强审美价值的欣赏性艺术，具有娱乐、表演、抒情等多种艺术特性，但是这些特性都是从舞蹈最早存在的仪式性中渐渐衍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舞蹈的根本属性是仪式性。

一、何谓仪式

郭于华在其《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仪式，通常是指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特征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度（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1]纪兰慰认为“仪式就是通过一定的时间、地点、对象、形式再现社会习俗（生活）的一个过程；通过岁岁重复、交替的程式化、制度化的仪式行为，实现某一时刻仪式所意味着的一切。”[2]前者主要从仪式的社会功能角度对其进行定义的，后者主要从仪式的过程性角度定义的。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皆揭示了仪式的基本内涵，即仪式的程式化、制度性和象征性。《说文》曰：“仪，度也。从人，义声。”墨子·天志》：“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又《说文》曰：“式，法也，从工，弋声。”《诗·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传：“式，法也。”可见，“仪”和“式”的本义皆是法度、准则、规矩的意思。中国古代“礼仪”连称，其实就是指各种礼俗仪式，这是古代早期仪式的主要内涵。仪式行为者往往通过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性活动和对象、场景等实物性安排营造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境，并从这种情境中重温和体验这些意义带给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需求。因此，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是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所以，象征人类学家特纳认为，和动物的仪式化相比，人类仪式的原理是象征性的，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具有组合和重组的类似语言的能力，仪式就是“一个符号的聚合体。”仪式符号大致有：(1)语言形式的符号，如颂辞、诗文、韵白、咒语以及歌词等；(2)物件形式的符号，如道具、服饰、用品、绘画、塑像、乐器等；(3)行为形式的符号，如行动、姿势、手势、舞蹈、歌唱行为、演奏行为以及仪式角色的扮演等；(4)声音形式的符号，如呼叫声、呐喊声、吟诵声、歌唱声、响器敲击声、舞蹈节奏声、音乐演奏声等。[3]可见，舞蹈是仪式符号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它既可充当行为形式符号，还可充当声音形式的符号。

二、先秦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社会生活

中国上古时期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以礼俗仪式为核心展开的。“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说文》曰：“行礼之器，从豆，象形。”可见，礼是渊源于上古巫祝事神活动的。孔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可见，礼俗仪式在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历代王朝建国之初最重大的文化举措莫过于制礼作乐，也说明礼乐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说，礼是为了从自我约束的层面让人们去自觉遵守社会道德，从制度的层面来维护社会等级。而礼的外在形式则是仪式，即通过各种仪式行为和过程规范社会的各种秩序，再现礼的精神内核。祭天祭祖、岁时祭典和其他政治仪式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秩序；礼仪中的等级规则决定了集体内部的交往秩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仪式及其他各种人生礼仪和节日庆典仪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秩序；春祈秋报及其相关节候性祭典与各类生产仪式，构成了农业社会中的经济秩序。由此可见，仪式是上古时期生产生活各领域的中介环节，也是社会秩序的表征性符号和文化事项的联结点。它表征着上古时期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节奏。仪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一方面，体现为仪式使生产生活的各方面有秩序地开展；另一方面，仪式还承载着集体意识如生命观、死亡观、伦理观、禁忌观等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内涵。

三、中国早期的仪式及其类型

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认为每个民族的诞生和发展中大致经历了互为衔接的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4]我国早期先民的认知观念和仪式活动也可从维柯所分的这三个时代进行分析。

所谓神的时代即人类的史前社会。从现存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成果证明，中国早期的仪式活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已经有鬼魂崇拜观念和与此相关的丧葬巫术仪式，新石器的仰韶时代已经有社祭的考古遗存，龙山时代已经有祭祖的考古遗存。[5]夏朝之前的颛顼、尧、舜、禹等方国时期，从大量而成套的祭祀仪器的出土可见，此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祭祀礼仪。这些礼仪是原始宗教的产物，是在先民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的支配下进行的。早期先民对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或以臣服与膜拜的方式进行祭祀，或借助某种神力进行干预、制服以达到目的，于是产生了巫术思维和巫术仪式。

所谓英雄时代即夏商时期。这时候的祭祀仪式是围绕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进行的。夏禹治理水患当为中华民族英雄崇拜观念最早的表现。他死后被奉为社神，人们制礼作乐歌颂其功德，《大夏》乐舞就是为祭祀夏禹而作的。当然，大禹还具有祖灵的性质。商代祖先崇拜观念占据主导，现存甲骨卜辞中有相当数量是商人祭祀鬼神的记录。《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所尊之神，除自然神、英雄神以外，还主要是祖先神。甲骨文中“帝”、“上帝”等字样，不是后来抽象意义上的帝，而与“祖”的意义是相同的。《大濩》乐舞就是表彰商汤灭夏之功的祭祀仪式乐舞。

所谓人的时代，即西周及以后的祖神分离和以德配天的祭祀仪式。西周重人事而轻神事。其宗族崇拜观念强调道德教化和政治秩序，倾向于人事和伦理的经营。其祭祀仪式无论祭祖还是祭天，都有意识突出礼仪制度的性质，其《大武》、《大象》乐舞，是这种观念在意识音乐中的体现。

以上勾勒了中国古代早期仪式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下文对中国早期的仪式类型作简要勾勒。

1、巫术仪式

巫术是人类童年时期，对人自身和人以外的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对神秘的异己力量有所感受和体验的时候，自然产生的言辞和行为，并使其固定化的结果。原始时代的人们相信人与自然存在着的某些神秘联系的观念，幻想人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影响自然和他人，于是产生了巫术。巫术仪式一般包括巫术行为和与此相关的一整套巫术观念。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宗教信仰对象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巫术魔力的实物和咒语。中国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出现，也出现了相关的神话和巫术。中国早期巫术涉及古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除个体巫术外，还有公共巫术，如禳灾巫术有《山海经》中的驱旱魃巫术，《吕氏春秋》中的汤祷桑林的止旱求雨巫术；顺祝巫术有《吕氏春秋》祈求农业丰收的“葛天氏之乐”；诅咒巫术有《尚书·牧誓》中的克敌巫术等。2、占卜仪式

占卜仪式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范畴中的前兆迷信。史前的先民们相信事物发展的趋势与一些特定的事象诸如气候、天象、梦境、卜兆等出现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样便产生了根据特定事象推知事情结果的占卜仪式。主要有龟卜、筮占、谣占、梦占等仪式。《史记·龟策列传》曰：“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礼记·表记》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西南各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古老而原始的占卜仪式。如西藏藏族、云南羌族、四川彝族、贵州苗族、湘西土家族等皆有各种占卜仪式。

3、祭祀仪式

史前社会的祭祀仪式种类繁多，说明祭祀仪式在中国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祭祀仪式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仪式当属蜡祭、社祭与祖祭。张光直先生认为：“仰韶时期农村里最要紧的仪式是祈丰收，拜土地；在他们仪式用的器皿上画几个象征繁殖力的女子性器的纹样，正说明我们祖先祭祀时的虔诚，并吐露作为这片诚心之原动力的耕作生活之艰苦。[6]这就是后来的蜡祭。所祭之神有八种，又称八蜡，是在十二月时索求四方百物之神而祭之，以求得农业丰收。社祭是对社神的崇拜仪式，源于史前时期对土地的崇拜，后来演变为人格化的土地神灵崇拜。而且，社神具有自然神、农业神与部族神混合的特征。祭祖仪式最早可能在龙山期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在仰韶村（龙山时期）出土的陶祖，很象一尊男性性器模型，据张光直先生推断，这是中国史上拜“祖”的最早实证。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祖’字，本来是个性器的图画，亦即祖先牌位的原形。[7]

4、傩仪式

“傩”据说产生于黄帝时，傩祭开始时只限于宫廷，谓“大傩”、“国傩”。逐渐遍及于乡村，谓“乡人傩”。殷商时起就可见此宗教仪式，周代举行最为盛大。传说方相氏可以驱鬼逐疫，最迟在汉代，驱傩已与蜡祭发生联系，在蜡祭前一日，宫廷中要举行大傩。《后汉书·礼仪志》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举行傩祭时，巫师就要装扮成方相氏，身上穿着熊皮，头戴留有四只眼睛的面具，一边开路，一边喊:“傩!”率领十二个戴着面具、装扮成各种野兽的人--戴面具所具有的戏剧性已为人们所公认，后跟一百多个扎红头巾、穿黑衣服、手执拨浪鼓的少年儿童，到宫室、房舍、各处跳跃、呼喊，并合唱祭歌《赶鬼歌》以驱逐“疫鬼”，最后，把鬼赶到河里，把火炬丢进水里，表示鬼全部被河水逐走了——人们歌唱、舞蹈、打斗，场面甚为壮观，也极其富于戏剧性。据《论语·乡党》记载，每逢年三十孔子老家举行傩祭仪式时，孔子就“朝服而立阼阶，观乡人傩”。

5、人生仪式

人生是人的一生从一个阶段过度到另一阶段的重要标志，通过仪式强化人生转折时期的标志，表明先民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和对生命的珍爱。有诞生仪式、冠礼、葬礼等。其中，冠礼最重要。冠礼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或“入社式”。

以上仅简要罗列了中国早期社会仪式生活的发展演进和最为重要的几类仪式生活。

可见，上述仪式内容已经涉及到早期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活内容，也反映了先民的思维观念，而这些仪式大多数都要借助乐舞的形式进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舞蹈艺术是伴随着早期先民的各种仪式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其直接目的是为先民的仪式活动服务的，也是整套仪式活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正如张本楠先生所说：“原始宗教仪式的进行过程就是原始舞蹈的创作和表演过程，原始宗教仪式的发展历史就是原始舞蹈的发展历史。无妨说，原始舞蹈就是宗教仪式。”[8]

参考文献：

[1]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纪兰慰：《论民俗舞蹈的仪式》，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版。

[3]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2期。

[4]《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5]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

仪式生活范文篇5

今天，市卫生局在这里举行“xx市百名医师下乡帮扶农村卫生活动”启动仪式，非常高兴接受你们的邀请，并借此机会讲几句话：

一、全面加强农村（社区）卫生站的建设，构筑坚实的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多年来，我市始终将加快和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市、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作为发展卫生事业重中之重的工作，农村（社区）卫生站作为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在抓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解决农民群众基本医疗问题、落实预防保健任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是由于投入不足，农村卫生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更新难以进行；二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农村卫生站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上的问题，造成农村卫生人才匮乏，农村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三是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不高等原因，严重制约了农村（社区）卫生站的功能发挥，特别是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城市、镇区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与现有农村（社区）卫生站的服务能力形成强烈的反差，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没有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针对这个问题，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将《加快农村（社区）卫生站建设，方便农民就医》定为大会议案交市政府办理。市卫生局作为主要承办部门制订了具体的落实方案报市政府审批，对全面加强我市农村（社区）卫生站的建设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意见。加强农村（社区）卫生站建设，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xx”的迫切需要，因此，处于网底的农村（社区）卫生站必须从基础设施、设备、人才等多方面得到切实加强。基础设施、设备的更新要靠市、镇两级的财政支持才能完成，这方面的工作市政府会做进一步的研究去实施。面对农村卫生面临缺才乏术的尴尬，在硬件加强的同时，农村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必须同步加强，市卫生局组织“百名医师下乡帮扶农村卫生活动”，就是要通过市属医院的传、帮、带，迅速提升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的业务和服务素质。

通过“百名医师下乡帮扶农村卫生活动”，可以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效应，使农村群众享受到城市卫生技术发展的成果。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的素质和服务水平将进一步提高，镇、村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将进一步强化，建立起运转有效的农村（社区）基层卫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起与我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备、服务功能健全、卫生技术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较高、监督管理规范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农民可就近享受到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和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对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二、完善帮扶农村卫生工作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协调发展

实施“百名医师下乡帮扶农村卫生活动”，是加强城市卫生支持农村卫生、统筹城乡卫生事业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实施好这个计划，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社区）卫生站的诊疗水平，而且有利于加强农村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医疗资源的合理流动。我们帮扶农村卫生，一定要真心帮、真情帮，将这项民心工程抓实、抓好。通过大家的努力，真正做到派出一支队伍、带好一所农村（社区）卫生站、服务一方群众、培养一批基层卫生人才。因此，卫生行政部门要从帮扶农村（社区）卫生站的需求和实际出发，将对口支持、定点帮扶及卫生下乡等工作结合起来，统筹规划，整体安排，精心组织。抓好起步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完善工作方案，从而建立起帮扶农村卫生的长效机制，不要搞花架子、形式主义。对帮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研究、及时解决，通过“百名医师下乡帮扶农村卫生活动”进一步提升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仪式生活范文篇6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鼎新镇离任村干部生活补助发放仪式，为离任村组干部发放生活补助金，这标志着我县离任村组干部生活保障政策的全面实施，也标志着全县村组干部管理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在此，我代表县四大组织，向参加今天会议的各位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向为农村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基层干部致以崇高的敬意！

长期以来，我县广大农村干部扎根基层，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辛勤工作，为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离任村干部在任时，“扛着硬任务，端着泥饭碗”，无论是在、四清运动中，还是在合作化、、、包产到户、大办乡镇企业、新农村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奉献。特别是离职以后，你们继续关心新农村建设，主动对新上任的村干部进行“传、帮、带”，发挥了余热。对于你们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人民没有忘记，党和政府没有忘记，特别对长年奋战在农村建设第一线，现在年老体弱、积劳成疾、生活有困难的老同志，我们始终在关注、在牵挂着大家，同时，要通过完善相关机制，竭尽全力解决你们老有所养的问题。

我们知道，基层工作难，老来生活更难，你们的生活问题，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年来，我们一直有这个考虑，为大家老有所养给予力所能及的扶助。今年，县上在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凸显的情况下，筹资近60万元，对在村支部、村委会任正职五年以上的478名老同志分层次给予必要的生活补贴。大家也清楚，我县经济基础薄弱，财政非常困难，但我们还是从以人为本、稳固基层的角度考虑，努力实现“在职有薪酬，干好有希望，离任有保障”这一和谐目标。目前，村组干部财政转移支付工资制度已经全面实施，现任村组干部养老保险政策也即将出台，离任老同志的生活补助政策已经落实，这些都说明，县委、县政府关注基层工作的态度是一贯的，关心基层干部生活的态度也是一贯而又明确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县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的各项任务还非常艰巨，我想在座的各位离任村组干部，受党教育多年，为党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工作阅历和农村经验，在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望，现在虽然离任了，但仍是村里的“一面旗”、“一盏灯”，仍是我们基层干部队伍的宝贵财富和可靠力量。希望大家发挥余热，老有所为，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发展高效产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带头帮助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自觉维护社会稳定；还希望大家积极支持和配合好村“两委”和现任村干部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关注、关心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做执行政策的明白人、文明新风的倡导人、发展经济的领头人和公益事业的热心人，带领群众共同建设和谐富裕的新农村。

在座的各位现任村组干部也要以此为动力，充分发扬优良传统，虚心学习老同志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立足本职、艰苦创业的品质，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打造酒嘉后花园”，建设“四大基地”的奋斗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带头发展产业，带头维护稳定，常怀为民之心，勤谋福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之中。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基础，广大村组干部常年在群众中奔波忙碌，工作责任重、压力大，镇党委、镇政府和相关单位要在工作上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生活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要从加强党在农村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出发，切实把这一惠民制度完善好、落实好，营造农村干部爱岗敬业、积极进取、甘于奉献、建功立业的良好氛围。

仪式生活范文篇7

扶助贫困中学生这项活动，从区委动议到今天正式启动经历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从书记办公会、党政联席会专题研究，到区委发出倡议、全区广大干部自愿报名参与，到干部与贫困中学生结对子等，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刚才，**同志首先介绍了此项活动的前期准备情况，并就如何开展好扶助活动进行了全面安排，**同志宣读了干部与贫困生结对子的具体名单，扶助干部代表和贫困中学生代表进行了表态发言，特别是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在百忙之中亲临大会，并对这项活动提出了要求。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讲几点意见。

一、深化认识，增强自觉性

在3月10日召开的全区绿化造林动员大会上，我已就开展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的意义讲了一些意见。在今天这项活动正式启动仪式上，我感到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认识问题。从报名情况看，在一周的时间里就有近五百名干部报名，认识是高的。从意义上讲，我看有以下几点：

一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江总书记提出，共产党员要成为“三个代表”，作为我们县区一级的党员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实践“三个代表”。在如何实践“三个代表”上，近年来，区委先后开展了“121”东、西线扶贫、联村（居）包户大行动等，都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这不仅得到了省市的肯定，在前几天中央“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督查组检查中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结合今年全区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区委着重从两个方面深入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个是深化联村（居）包户大行动，首先从正科干部和区级领导做起，每人联系一个相对富裕的文明户、热心户，共同包扶一个贫困户。对于这项活动，中央“三个代表”督查组组长尚文同志说，从去年“三讲”开始参与巡视工作以来他去过很多地方，认为这在全国还是首创，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正式启动的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通过干部扶助因贫困而失学和上学困难的中学生，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树立干部形象，使广大群众真正认识到“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的实际效果，认识到共产党的先进性，从而激发全区人民的热情，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是认真贯彻“以德治区”方略的具体措施。江总书记在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据此，我在今年的全区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认真贯彻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以德治区步伐。以德治区如何体现？今天我们开展的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就是推进以德治区的具体措施。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是一项民心工程，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是一种善举。现在我们每一个干部身边都坐着一个孩子，这些孩子与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是祖国的未来，但是目前他们因为贫困连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都难以享受。虽然我们的干部并不富裕，有的干部还比较困难，但仍坚持参与扶助活动,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在扶助结对子中，有的干部是“一帮一”，也有的是“几帮一”。“几帮一”的形式，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的干部经济比较困难，联合起来扶助贫困生。二是有的一般干部要扶，又不好独立安排，就跟上主要领导一起扶。不论哪种形式，在贫困中学生想上学而上不起学的困难之际，我们的干部伸出援助之手，扶助一些钱物，贫困生会由此增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信心，同时，这也有利于在全区形成扶危济困的良好氛围。

三是全面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有力步骤。经济要发展，教育是基础。抓好教育，正是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建区三年来，全区中高考成绩连续三年都取得了好成绩，区一中荣获了市“高中教育教学模范学校”的称号。近年来，我们在巩固成绩的基础上，对教育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从去年开始，我们先后两次组织专人到**师大等院校，选择优秀大学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去。可以说，我们在完善机制、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上作了不少文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学生、小学生失学、辍学的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中学生学习成绩好、进取心强，但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得不离开校园。对此，我们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不能麻木不仁，不能听之任之，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应该肩负起帮扶贫困中学生上学的责任。通过我们干部的帮扶，使在校的贫困生解除顾虑，安心读书，使失学的贫困生返回课堂，完成学业。通过全区干部的帮扶，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我们***区逐步消除学生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现象，在全区形成人人关心教育、人人重视教育、人人为教育发展作贡献的良好氛围，进而推动全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为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四是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提高干部素质的有效载体。从去年到今年，江总书记先后多次谈到党的作风建设，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到改进干部的学风、思想作风、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等讲了很多。今年以来，区委一直也在强调要改进干部作风，提高干部素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倡导要大兴“四风”，提高四种能力，并相应地开展了一些活动。“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的目的之一是教育干部，提高素质。机关“三项”整顿的目的也是规范干部行为，强化干部素质。今天开展的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更有利于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刚才正己同志代表扶助干部发言，讲的很好，很感人，我认为他代表了全体干部的水平。干部与贫困生结对子，干部深入贫困生家庭进行帮扶，便于了解贫困户的生活状况，便于关心群众的疾苦和冷暖，有利于陶治干部情操，有利于干部进一步改造“三观”，由此提高干部素质，加强全区干部队伍建设。

二、讲究方法，增强主动性

开展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给点钱不见面；二是有完成任务的观点；三是关注孩子的学习等。开展扶助活动，要注意讲究方法，掌握要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见到成效。这里，我讲“四个结合”。

一是物质扶助与精神帮扶相结合。扶助活动要防止简单化。有的同志说：“我把钱给了学生就行了。”这样做也不是说不可以，但就简单化了，就失去了综合意义。有机会和这些孩子们多接触，有利于了解孩子们学习进度和状况，还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扶助干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帮助贫困中学生解决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如书抄费等，同时也要从精神上、思想上帮助贫困中学生。要抽时间深入贫困中学生家中和学校，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学习情况，与学生家长和学校共同做好贫困生的思想工作，使他们甩掉包袱，消除顾虑，增强信心，努力学习，真正在思想上、学习上取得明显进步。

二是眼前扶助与谋求发展相结合。扶助干部既要帮助解决贫困中学生的眼前困难，同时也要结合联村（居）包户活动，帮助贫困生家庭寻找发展的途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深入贫困学生家庭，了解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帮助贫困中学生家庭摆脱贫困。如可以为贫困中学生家庭提供致富信息，可以传授各种适用技术，可以帮助解决贫困中学生家长的就业问题，可以帮助贫困中学生家长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等。

三是干部帮扶与家长支持、学生努力相结合。干部帮扶是必要的，但这仅仅是外因，学生家长的支持和学生的努力是关键，是内因。贫困学生家长不能有等、靠、要的思想，不能躺在扶助干部身上，要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发展经济，提高家庭收入，支持孩子读书。干部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搞好对学生的扶助。对学生资金上的帮助要尽量直接对学校，做到“专款专用”。贫困中学生要珍惜机会，发愤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只有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干部、家长、贫困学生三个方面形成合力，才能确保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取得成效。

四是干部扶助与学校工作相结合。在扶助活动中，扶助干部与贫困中学生所在学校以及班级要搞好配合，及时互通情况，共同搞好扶助。作为学校一方，要把扶助贫困中学生作为学校工作的一项专门工作。作为贫困中学生所在班的班主任，要及时了解贫困学生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要深入贫困中学生家中搞好家访，及时反馈贫困中学生的学习和思想情况。通过扶助干部、学校以及班主任的共同努力，使扶助活动真正见到实效。

三、强化协调，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在我区是首次启动，活动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为此，要切实强化协调，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1、搞好组织协调。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搞好此项活动，区委专门成立了领导组，在教委设立了办公室。区领导组要认真组织，统筹安排，加强协调，搞好指导。要及时全面地掌握全区的动态，有针对性指导工作。要通过例会制度、建立档案、定期通报等，促进扶助活动的开展。

2、明确具体责任。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大多采取“一对一、一帮一”的形式，也有个别是“二帮一”或“三帮一”等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扶助干部都要尽职尽责，切实负起责任。特别是“二帮一”、“三帮一”等形式扶助贫困中学生的，要确定牵头干部，共同协调，抓好工作，切不可互相推诿，影响扶助活动。

3、加强典型引导。在开展扶助贫困中学生活动中，要注重发现和宣传先进典型。区新闻单位要及时宣传报道好的做法和好的典型。区领导组要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通过以点带面，典型引路，辐射带动全区扶助活动的深入开展。

仪式生活范文篇8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教育局机关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帮扶特困学生活动仪式，这是认真贯彻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深化党员先进性教育，以实际行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困难群众和贫困学生谋实惠、解难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教育局机关党员干部带头践行“三在”、“三走进”、“三服务”以及“我为群众办一实事”的具体体现。为确保活动的顺利有效开展，事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排出了全市部分特困学生的名单，明确了帮扶人员和帮扶要求，制订了活动的方案。今天，我们将部分贫困学生和机关的党员干部直接见面，一对一帮扶，标志着这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现在，我代表党组、局长室，就这项活动的开展讲三点要求：

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对于联系困难群众和帮扶特困学生工作，机关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将这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一是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握这项活动的重要性。机关全体党员，要将这项工作作为我们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树立教育良好形象的实际行动，作为执政为民、与民谋利的自觉行动，从讲政治、保稳定、促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活动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以积极的态度和良好的姿态自觉投入到活动中去。二是要清醒地看到社会贫富差距和弱势群体的客观存在。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因病、因灾、因祸导致贫困，在我们周围特别是广大农村，存在不少贫困、特困家庭，这些家庭的维系以及他们的子女的成长，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各级干部和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社会不少知名人士纷纷为贫困学生慷慨解囊，作为教书育人的教育工作者就更应当积极参与。三是要从促进教育长远发展的角度认真对待这项工作。教育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特别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目前尊师重教的氛围基本形成，人民群众希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愿望日益迫切，于之相适应的是广大群众对教育的支持也日益增加，特别是在目前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基层教师的部分工资还靠群众捐资来发放。因此，我们不但有责任办好教育提高质量来回报社会，也应该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帮助为我们的教育作出贡献的困难群众，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教育、更加热心地支持教育，从而为教育的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教育的持续、健康、稳步发展创造优越的外在条件。

二、措施上要扎实可靠。过去我们教育局机关也曾经组织过“1+1”结对帮扶活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效果也比较好，不少贫困学生得到了及时的资助，解决了他们上学、生活的部分困难。这次活动与以往相比有一定的不同，这次的规模更大，要求更高，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次我们为机关党员干部和绝大部分普通党员分别明确了一名帮扶对象，在帮扶措施上，我们要坚持做到“三提供”：一是提供经济资助。我们参加帮扶的党员、干部，家庭经济条件、工资收入相对是比较好的，在受帮扶学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每学期要能够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每学期200元或300元都可以，能够更多一点则更好，尽量帮助这些学生解决入学和生活的部分困难。二是提供物质帮助。在提供经济资助的同时，我们要尽可能地为这些贫困学生提供一些学习、生活用品，尤其是对一些孤儿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要主动为他们所想、为他们所急，能够做到雪中送炭，能够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三是提供致富渠道。帮扶困难学生，靠给予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帮扶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拓宽思路，充分利用自己知识丰富、信息畅通、办事灵活的优势，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困难学生的家庭提供一定的致富渠道，比如说提供信息、介绍就业、帮助解决具体困难等，尽可能使困难群众能够早日脱贫。

三、过程上要持之以恒。帮助困难群众和帮扶困难学生，是一项长期重要的工作，不能搞一阵风，更不能搞形式主义，要做就要做扎实、做出成效。要把今天的仪式作为活动的开始，作为帮扶的第一步工作，并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下去。因此，在帮扶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做到“三经常”：一是经常看望。对受帮扶对象，我们要利用节假日以及到学校工作的机会，经常到学校、到班级、到学生的家庭看望他们，全面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二是要经常联系。机关党员、干部和被帮扶学生要通过电话、书信建立经常的联系，必要的时候要向学校特别是他们的老师了解情况，鼓足他们的上进心，培养他们不怕困难的优秀品质。三是要经常变化帮扶的方式。对被帮扶的学生，要根据他们不同阶段、不同年龄的实际情况，因时、因人地进行资金、物质、精神的帮助，不断丰富帮扶的形式，确保最好的帮扶效果。

仪式生活范文篇9

理论基础

仪式传播的概念是美国传播学者罗森布尔在1998年于其著作《ritualcommunication》中提出的，他将仪式传播分为“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两个方面。“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主要强调仪式，指的是具有传播特性的仪式活动，包括正式仪式和非正式仪式；正式仪式如宗教仪式、加冕仪式，非正式仪式如鞠躬、握手。“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则主要强调传播，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仪式化。罗森布尔认为，“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是就传播的仪式性而言的，并非指传播所具备的仪式本身成立所要求的严格规则限定，而仅仅因为其具备仪式在形式或功能上的某些特征，如表演、象征、程序、重复、游戏等。总之，仪式传播强调形式在传播中的意义，注重仪式的象征意义对某种特定世界观价值观的描述和强化。而学者樊水科在其论文《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中说道：“传播的仪式观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抵制美国传统的过于功利化的传递观。”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仪式传播”和“传播的仪式观”最大的区别在于，“仪式传播”不像“传播的仪式观”那样抵制提倡功利主义的“传播的传递观”。考虑到乡村振兴的内涵，在后脱贫时代，作为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巩固发展成果的战略，它的任务是实现乡村经济与精神文化的同步繁荣，因此不排除功能主义宣扬的功利因素。所以本文选取“仪式传播”的概念，从“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两大方向出发，论述仪式传播在鹏垌村的主要表现和作用，反思仪式传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鹏垌村的“仪式”表现鹏垌村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仪式化传播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选择鹏垌村作为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鹏垌村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庄发展成一个典型村，必然有其成功的经验；该村有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饮食、民俗文化；媒介长期对该村进行报道，形成了媒介仪式。本文的研究方法涉及田野调查，笔者生活的玉林市距离鹏垌村约7千米，交通方便，具有研究的可行性。

“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鹏垌村的生活仪式表现

1.标语仪式：国家仪式下沉为民间仪式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需要全民参与，更需要村民具有一定的自治能力。该村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使用了大量标语仪式，把国家政策下沉到民间，有效激发了村民的心理认同感。笔者走访鹏垌村发现，鹏垌村随处可见乡村振兴的宣传语、乡村规划图。例如，与党的政策相关的宣传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幸福靠奋斗，兴邦靠实干”；关于乡风文明建设的村规民约“村民防火公约”“鹏垌村村规民约”；乡村规划图“鹏垌村乡土特色试点村规划”“玉州区乡村振兴示范点鹏垌村总规划示意图”。标语是国家仪式下沉为民间仪式的外在表现，其将宏大的政治叙事巧妙转换成乡村主体叙事，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鹏垌村的发展规划融合在一起，形成鹏垌村集体奋斗记忆。此外，标语是承担着集体记忆的物质客体，也是构建集体记忆的一种手段，承载着延续记忆的职责。如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具有物质客体和象征性符号的双重性质”。在这里，“集体”强调的是在记忆被构建的过程中，个体意识和集体环境的社会化融合。鹏垌村的记忆与当下的环境产生连联系，形成记忆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具有让过去“重新现实化”的作用，可以让传统得以延续。逢年过节，城乡标语建构的差异性，标语仪式带给返乡人士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再生产作用更为突出。每当鹏垌村的返乡人看到有关中华民族的振兴史和村庄发展史的村内标语时，都会精神抖擞，并燃起继续奋斗的动力。

2.历史仪式：以古建筑打造历史底蕴

袁琪在其文章《安徽古建筑中视觉元素的传播性研究》中提到了“建筑的媒介属性”，古建筑作为历史的载体，承载着大量的历史信息，我们总能在建筑物及其装饰物上寻得某一时期文化的蛛丝马迹。鹏垌村原名康乐庄，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距今500多年。2018年12月，鹏垌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现如今，村中有建于清朝光绪十五年的惠亭巷、慧亭寺（国民村公所），以及清朝乾隆年间的富堂巷、青云巷等遗址。建筑群以康乐庄民宅为主，现遗存文物，如古石桥、古码头、古井、古城墙、碉楼和护城河等极具岭南特色。该村古建筑反映了明清时期岭南地区民居建筑特色，是中国岭南建筑文化园。当古村落被嵌入历史仪式，建筑物作为村落外在直观表现，以历史名片向世人传递古老的讯息。鹏垌村通过历史仪式升级成鹏垌古镇，运用非语言符号的古建筑群向村民和旅客展现了岭南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

3.饮食文化仪式：地方性文化展现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鹏垌村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农业+文化+旅游”的新路子。在农业上，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积极推动农产品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打造生态农业，不断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其中，“仁东香蒜”颇具代表性。鹏垌村素来有“香蒜之乡”的美誉，其种植香蒜的历史悠久，以紫衣香蒜为代表的香蒜品种凭其瓣多、结实、味香远近闻名。鹏垌村利用其优势，大规模种植香蒜，展现了地方性文化。此外，香蒜凭借其经济效益得到当地村民的供奉，成为承载鹏垌村饮食仪式文化的象征性符号。村民将其视为“吉祥物”挂在门廊上。每当提到作为“吉祥物”的香蒜，人们便会联想到鹏垌村。饮食文化通过仪式传播展现地方文化，将鹏垌村和香蒜黏合在一起。

4.民俗文化仪式：构建精神文化内涵

鹏垌村有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如民俗节日寒山诞、非物质文化遗产广西八音以及村史文化。寒山诞是鹏垌村特有的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仪式，是鹏垌村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寒山诞来临，村民舞龙弄狮，锣鼓齐鸣，呈现出一片欢腾的热闹场面，他们以米饽、发糕、橄榄红枣做成的“宝塔”会友，以寄托村民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村民通过寒山诞凝聚力量。广西八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鹏垌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村中设有广西八音传承基地和表演台供村民探讨，村民可在闲暇时欣赏八音演奏，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村史馆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馆中展示村民捐献的历史文物，展现了村庄的精神文化。这些民俗文化通过仪式将当地的文化精神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鹏垌村民的参与感和自豪感，起到了仪式构建整体、整体突显个体的作用。

“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鹏垌村的媒介仪式呈现

于乡村而言，全国性媒体和地方媒体通过对某一事物或事件的不断渲染和展演，以及集中报道的行为形成了“仪式化传播”，构成了乡村振兴中的“传播仪式”。基于鹏垌村的媒介仪式调查发现，2020—2022年媒体对鹏垌村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对鹏垌村媒介仪式建构的关键点是2021年2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台的春晚转播鹏垌村喜迎牛年的欢腾夜景。此后，鹏垌村成为媒体镜头和笔下的“香饽饽”。据不完全统计，新华社、人民网、广西日报、广西法治日报、广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对鹏垌村的古城、乡风、发展、决战脱贫攻坚等进行了融合报道，当地媒体自然不甘落后，玉林日报、玉林新闻网、玉林广播电视台高频度集中报道，更为鹏垌村的宣传提供了一个“续航”的契机。村庄发展借助媒介的客观渲染和立体展现，合理释放媒介力量，讲好乡村故事，传递乡村好声音。央媒、省媒、市级媒体自上而下联动报道，为鹏垌村构建了良性循环的传播空间，打造了全方位的媒介宣传矩阵。鹏垌村能一跃成为“网红村”，离不开自媒体平台的传播，专业新闻从业者与社会民众搭档，共同叙述乡村美事，呈现乡村美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报道，增强了村民建设乡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鹏垌村仪式传播的应用效果

构建了乡村集体记忆

鹏垌村通过标语仪式、历史仪式、饮食民俗文化仪式、媒介仪式的传播，构建了国家记忆时刻“在场”，与村民主体记忆融合，形成集体记忆。其效果体现在乡村振兴政策通过媒介报道，将宏大严肃的政策文件转化为受众听得懂的话语，致力于做农民看得懂的规划，让村民对村庄的发展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在走访调查时发现，村民表示了解国家政策，看得懂规划，能与远在他乡的子女讲鹏垌村的故事，甚至说服子女回乡就业，服务乡村。如本地外流青年陈武侃在看到家乡的变化后，辞职返乡创业。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成立康乐庄村民理事会，积极引导村民参与治理等。国家仪式下沉为民间仪式，带动了全民参与乡村振兴。历史仪式、饮食民俗文化仪式传播，让村民自主组织寒山诞，传承乡土文脉。成立艺术团，丰富日常生活，以农村文化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村庄的历史与文化增强了村民主体身份认同意识，而媒介仪式让村民获得了参与感与满足感。欧文·戈夫曼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到，个人在前台的表现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表演。鹏垌村在一段时间内被全国性媒体和地方媒体集中报道，而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村民长时间在该村的生活成为展演的一部分，这些日常生活被拍摄、采访、报道，又成为构成媒介仪式传播的主体。他们通过传递自己的价值观，让他人认同，并激发他人参与，最终达到共享信仰的目的。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仪式传播不仅给村民带来了身份认同，也给村民带来了经济创收。鹏垌村搭乘国家政策，旅游业和农业并行齐驱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乡村的文化资源逐步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据了解，2021年鹏垌村共接待来自各地的游客13000余人，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由不足5000元增加到约4万元。村民乘着国家政策“地摊经济”的东风，根据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消费需求，摆起了地摊，激活了乡村经济活力。乡村主体身份的认同，凝聚了村民的集体合作精神，村民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利用耕地流转，集中开发和建立现代特色农业（香蒜＋优质稻轮植）示范基地、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基地，积极推动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通过土地流转、资产盘活的方式，鹏垌村成功为村民增加就业岗位100多个，集体收入增收4万余元，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规模。鹏垌村积极推动村庄“走出去”和经济“引进来”，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秀的文化资源以及后天的政策支持，成功发展成一个示范村。本文以仪式传播的相关理论为切入点，以鹏垌村的仪式表现为研究路径，得出仪式传播应用效果。研究表明，鹏垌村的标语仪式应用充分体现了国家仪式下沉为民间仪式；历史仪式为该村打造了历史底蕴，为旅游创收埋下伏笔；饮食、民俗文化仪式展现了地方性，激发了集体合作精神；媒介仪式则让整个鹏垌村脱颖而出，一跃成为示范村。仪式传播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逐步显现效果，一是构建了集体记忆，二是带来了经济收益。鹏垌村通过仪式传播等方式成功发展成典型村、示范村，尽管这个村庄的发展历程是个案，但鉴于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同质性，这个村庄的田野发现同样具有借鉴的地方。然成功发展起来的乡村如何维持现状并持续发展下去，仪式传播构建是否对乡村持续发展起到维护作用仍有待进一步考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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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生活范文篇10

【关键词】思想道德教育/空间/仪式

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效果不佳。除了教育内容上现实性与针对性不强之外，还在于方法与手段上的落后。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国民道德教育，都带有战争年代思想动员与思想改造的痕迹。在今天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依靠这些传统的模式与方法来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的预期目的，是不大现实的，应该引入新的方法，开辟新的道德教化空间，构建新的道德教化仪式。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点看法，以引起同行专家们的关注与讨论。

一、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意义与特征

这里所说的空间就是人们物质和精神活动的场所与范围，仪式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在空间中进行的具有象征与表达意义的活动。①文化人类学者认为，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具有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的功能。道德教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引导未成年人掌握和运用既定的道德观念与规范；二是巩固成年人已经形成的道德观念与规范。这两个目的不能随便和轻易就能达到，它要经过反复地引导、教化与心理暗示。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一些特定程序与环节必须在特定的空间中，通过特定的仪式才能完成。如果不在特定的空间中，不经过特定的象征仪式，就无法达到教化的目标。在一个嘻嘻哈哈、极不严肃的场合，宣讲道德信条，不仅没有正面意义，反而会有负面效果。

人类社会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和主动创设了丰富多样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从结构上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制度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

这种形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社会权威组织(主要是政党和政府)构建的，有着较为规范边界和固定程序的道德教化仪式与空间。由于其组织者的权威性，这一空间的建构与仪式的创设有着比较丰厚的资源保证。制度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目标明确，程序严格而有计划，标准统一，集中实施，在评价上既准确又具体。制度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这些特点，决定其在整个公民道德教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任何其它类型的空间与仪式所不能代替的。比如说学校的道德教化场所与仪式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是由政府主导的，有着严格规范与标准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

2.生活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

所谓生活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就是指日常生活中，形成与构建的一些不同形式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这种道德空间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空间构建的低成本性和它与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性。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说的制度型道德空间与日常生活有一定程度分离，而呈现出规范与固定性的话，日常生活型的道德空间则刚好相反，它融于日常生活之中，充满着临时性与流动性。正是这种临时性与流动性，将每个人都网罗到这个空间中来。在制度型的道德空间与仪式中，还可能有部分社会成员没有进入，但在生活型的道德空间与仪式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进来。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之中，他就必须进入到这些生活型的道德空间中。生活型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是每个社会成员无法逃离的道德生存方式。

举个例子来说，最常见的生活过程——吃饭，就构筑起了一个道德空间，进行着一种道德教化的仪式。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公共场合，吃饭都带有某种程度的道德色彩。这是一个让所有参与吃饭的人进行道德学习与体验的重要场所。首先从落座的方位来看，就是社会等级制度与血缘关系的一次演习，让人们再次强化对各种等级关系的记忆与认识。餐桌上的座次非常的讲究，每个人都必须按与其身份相应的座位入座。

3.宗教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

宗教产生在生产力低下、物质极度短缺的年代，它适应了控制生理欲望、强化自我约束、减少人与人之间为了少量的物质而互相残杀的人类道德要求。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不同程度的禁欲色彩。而实现禁欲的目标，就要克服人的生理欲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空间和仪式来实现这种道德教化的目的，每一个宗教都不约而同地构建了自己的道德空间，开展自己的道德教化仪式。宗教的道德空间都是经过精心设置的建筑物——寺、庙、堂、观、庵。在这些空间中创设了一系列特定的仪式——朝拜、布道(讲经)、倾诉、忏悔等等。这样就把每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道德观念与要求灌输到社会成员之中。事实证明，在这种庄严肃穆，表面上远离尘世物欲的空间中，通过一些对心灵收敛、精神提升的仪式，道德教化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当然，宗教的这种特性也往往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处在物质被剥夺和精神被压制状态中的穷苦人民的工具。

4.娱乐型道德教化空间

一个健康社会的娱乐不仅仅是单纯地为了审美，而且还担负着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任务。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寓教于乐”，就是这个道理。各种娱乐活动中，也构筑起了一个又一个道德教化空间。相对于其它几种形式的道德空间来说，娱乐型道德教化空间结构更为松散，而且进入空间的社会民众带有很强的动态性与随意性。在这个临时的空间中，没有进出空间的强制约束性，所以它在道德教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比前几种形式的空间更为弱化一些，只是在实践仪式给人们提供娱乐产品的同时，构筑了一个乡村社会道德教化的空间，强化了社会民众对社会道德秩序与规范的认同与遵守意识。

举个例子来说，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娱乐方式——唱大戏，就是一个典型的娱乐型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在这个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场合，乡村社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在一起，年长的或权威人物，端坐在这个空间的中央，年轻人和妇女坐在，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则在这个空间的边缘打闹喧嚣，同时伴随着这些孩子家长爱护性的呵斥，呈现出一幅动人的乡村社会守望相助、长幼有序、和谐共处的画面②。这就强化了人们对这种秩序与规范的认同与维护，增强了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巩固了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道德联系。不管娱乐活动的内容如何，这一空间本身的构建就已经实现了乡村社会道德教化的很大一部分功能。

二、当前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困境与原因

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为什么没有能够很好地承担起消除人们道德困惑与精神焦虑的责任呢？我认为，除了道德的内容(观念与规范)没有及时转换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陈旧落后，特别是与道德教化空间单一、道德教化仪式疲软有着直接的关系。

1.家庭道德空间功能退化

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要在家庭生活中，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形成好的家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是道德教化最原始的空间也是最有效的空间，中华民族向来以严格的家庭教养而着称于世。“子不教，父之过”。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下，与其家庭这一道德空间的教化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对一个人的道德批评话语中，最常见的就是没有“家教”，可见家庭作为道德教化空间的重要性。然而，自从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对家庭的批判与控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对家庭的道德教化功能提出了质疑。再加之近三十年来推行

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的核心成员(小皇帝、小太阳)之后，家庭作为严格的道德教化空间的功能大大弱化，家庭道德教化的一些仪式与过程已不复存在。

2.会议与学习型空间功能老化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构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教化空间就是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中国共产党把全体民众纳入到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会议之中去，会议就是学习、就是教化，一个长期不开会、不学习的人，其道德水平肯定是不高的。现在有些腐败分子，在总结堕落的原因时，其中一条就是长期不参加集体学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社会成员游离于体制之外，他们不可能参加学习型会议，他们参加的会议是业务型会议，是一个如何赚钱、如何分钱的会议，基本上没有道德教化型的会议。

3.学校道德教化空间功能弱化

学校道德教化空间是目前中国惟一正式存在的道德教化空间，学校的道德教育也是我国最为规范的道德教化仪式。从实际情况看，越低年级的学校，道德教育的空间与仪式越规范和严格，效果也相对较好一些，如小学道德教育就要比中学、更要比大学的道德教育规范与严格一些。然而，无论是哪一级学校，它都背负了太重的道德责任，因为它是目前制度化与规范化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重要表现形式，所以当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学校必须承担重要的责任。然而，当前学校的道德教化形式与内容，空间与仪式都与这种责任存在差距。学校这一重要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空间的松散、仪式的淡化上。如道德课堂教学的构建不符合道德教化空间构建的规律与原则，大课堂、单向度是当前学校道德教化空间存在的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仪式过程中主要存在着平淡与松散两个最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学校作为一个重要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地位和作用。学校作为社会教化最重要的制度化场所，历来被视为社会道德的源泉，源头活水被污染，其后果可想而知。在学校教育日趋功利化、工具化的变异之中，学校道德教化的功能正在可怕地退化。

三、重构道德空间与再造道德仪式的路径

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要尽快构建多种道德教化空间，创设有效的道德教化仪式。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1.强化传统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功能

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教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在道德教育上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当前重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的宝贵资源，必须加以改造、完善与利用。

(1)要保持家庭的这一道德教化空间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家庭的价值，让每个人都在家庭这个空间中接受道德教育，履行道德义务，优化道德关系。要提升家庭的空间价值，要提倡回家，除了工作与学习之外，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应该主要是家庭。当前，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相当部分家庭成员特别是家庭主要成员有时游离于家庭这个空间之外，缺乏家庭这个道德空间的教育与制约，容易出现道德失范。从当前道德高危人群的分布情况来看，有两种类型最为突出：一是外出务工人员，二是所谓的一些成功人士(老板、官员、明星)。这两种人长期被动或主动地脱离家庭这个道德空间，造成了他们长期脱离家庭道德教化空间的控制与束缚，在外界条件的诱发下，容易出现各种道德问题。

(2)要强化会议与学习型空间的功能。会议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道德教育与阶级认同的重要仪式。如前所述，这种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曾经在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从道德教化空间的结构上，还是道德教化的仪式过程上，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因为集会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必然要求，它对于提升社会成员的集体认同与归属感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社会对于非功利意义的集会产生了一种拒斥现象。现在要开会特别是开“务虚”性质的会议很难，一些成员往往是一些特别应该参加的成员不愿参加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道德教育上最有效空间的作用得不到发挥，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反思和重视的问题。现在要逆势而上，虽然一些人不喜欢、不愿意开“务虚”的学习型会议，但还是必须开，要强制性地构建这种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道德教化是一个逆水行舟的艰难过程，如果顺其自然、放任自流会造成更大的恶果。因为道德教化就是克服人的自然的一面，而提升其社会的一面，肯定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但这是必要的，否则，人性就会堕落、退化。

(3)要利用与改良民间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中国民间有着大量的道德教化的空间与仪式。这些空间与仪式有着其两面性，虽然存在着一些落后的色彩与因素，但其形式生活化与世俗化，深得其社区成员的欢迎与喜爱，因而在这一空间与仪式中进行道德教化的效果较好。在新时期的道德教育过程中，要注重避免其落后的一面，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造，并赋予新的内容。如民间一些庙会，在一些地区是人们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空间，有着其独特的吸引力，也承担了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庙会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脱节。这就给新时期道德教化新空间的开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通过这种大规模的人员聚集空间，与传播一些反映时展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能起到较好的教化效果。

2.创设新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

作为一个道德治理性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完整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过程。这些是我们今天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但是，这些毕竟是一种传统的资源，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结构有着较大的差异，不可能指望这些传统的道德资源来解决我们遇到的道德困境，也不可能指望这些传统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来培养出一代道德新人，因而必须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结构，创设富有时代特征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搭建几个场所，举行几个仪式就能解决问题的。从当前我国道德教化的形势与发展特点来看，在创设新的道德教化空间与仪式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应该给予关注的。

(1)高度关注“生人”道德教化空间的建构。所谓“生人”道德空间是相对于“熟人”空间而言的，就是指互不相识的人在共享一个道德空间。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流动性空前增强，活动空间范围扩展，且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切割。这就造成了在这些不断切割的空间中活动的成员随时都在变动，成员之间互不相识。这与传统静止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社会成员的活动空间是相对固定的，成员之间相互了解，起码是相互认识的。也就是说传统的道德空间是一个“熟人社会”③。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生人社会，生人社会的道德空间中，人们的道德行为与熟人社会道德空间中的表现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要求在现代社会中必须高度关注“生人道德空间”的构建。这主要体现在一些公共场合的道德教化问题。如商场、公共交通工具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就可以履行道德教化的功能，使社会成员在这些公共空间中，得到道德的教化与引导。这就要求对这些公共空间进行认真研究，在空间结构与空间的内容上，精心布置，保证进入这一空间的社会成员受到明显的道德影响与感化。如一个安静整洁的空间，就会让进入这些空间的成员养成遵守秩序的道德习惯，反之亦然，一个混乱的空间，会诱发进入这些空间中社会成员的道德陋习。

(2)注重虚拟道德教化空间的控制。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提升，网络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青少年的道德影响越来越大。而这一虚拟的道德空间，无论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是一个全新的东西，目前还只是处于自发状态。其道德教化的功能还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要尽量减少虚拟空间不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内容。网络中的“黄、赌、毒”现象泛滥，对于进入这些空间的社会成员产生极其严重的道德负面影响。虚拟空间中的“坑、蒙、拐、骗”的内容，对社会成员的非道德和反道德行为，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在尽量减少虚拟空间不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内容的同时，要向虚拟空间提供更好的道德内容，并与传统道德空间中的内容有所区别。应该充分结合虚拟道德空间的特点，提供给虚拟道德空间的成员以明确而具体、形式上生动活泼的道德内容④。

(3)注重道德教化仪式过程的设计。空间只是道德教化的场所，道德观念与秩序还需通过一定的仪式才能完成。如前所述，中国有着优秀的道德教化仪式，这是我们当前道德建设的重要财富与基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新的道德观念与秩序的形成，不能够仅仅依靠传统的道德教化仪式来实现，还必须创设新的仪式。尽管这方面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与程序，但起码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是注重经济活动中的道德教化仪式。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教化仪式必须体现经济利益的原则，创设一些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念与秩序相关的仪式，如契约观念与诚信意识的养成仪式，可以通过经济交往中的签约仪式中的道德教化内容来完成。二是要符合现代社会快节奏与主体性的特点。那些冗长、拖拉而效率低下的道德教化仪式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成员接受习惯的，因而达不到教化的目的与效果。那些“我讲你听”的灌输式的道德教化仪式，同样也不会为文化水平与选择能力较强的现代社会成员所接受，也就达不到教化的效果。应该创设一些参与性、互动式的道德教化仪式，充分发挥社会成员参与这些仪式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让他们在参与过程中感受与选择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观念与秩序。

注释:

①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版，第34-36页。

②鲁迅：《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