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传播观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传播仪式观；认知；延展

[论文提要]本文通过约翰·杜威传播理论的描述以及詹姆斯·w·凯瑞对这一理论的分析，区分了传播传递观与传播仪式观在目的性意义上的不同和分野，并进一步探讨了仪式传播观在传播学学理中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现实文化意义。

现代传播学对于传播概念的定义主要源于英语Communition一词。它的含义主要指对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分享。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基于对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传播理论的深刻认识，将传播定义分为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两类。信息以传播元素的角色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时，总是通过传授、传送、共享和分享等环节要素来完成传播过程的。传播元素属性发生变化时，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以群体或个体的不同面目出现在传播过程中，致使信息传递、交流、共享成为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找到了定义两种不同传播观的根本动因和理解两种不同传播观的重要理论依据。

依照约翰·杜威对传播概念内涵的独特理解和研究，Common(共有的)、Community(社区)、Communition(传播)三词结构含义相近，词根雷同。词根的雷同使三个词义在抽象理解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高于直译词面的深层结构平台：“在共同(commonm)、社区(community)、传播(communi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们必须共有的事物包括目标、信仰、渴望、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就像社会学家说的想法一致。这种东西不可能像砖头靠身体做相互传递，也不可能像人们分吃一块馅饼，把它切成小块来分享……共识需要传播。”①在这一平台上，各类传播元素生存在同一社区，共同享有社区的资源条件，愿意表达各自的目的、信仰、追求和知识，并通过传播来实现共同的交流，形成共同的认识；传播使社区本来孤独的元素共同共通，使传播元素活跃在社区并最终完全实现人类对世界意识的理解。在这一概念定义下，传播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将传播理解为传送。依照詹姆斯·w·凯瑞的理解，这是“所有的工业文化”所持有的最普遍看法，这种“传递观”源自地理概念和运输产生的功用，信息在控制的目的下，在地域范围的空间中拓展信息。国内传播学界对于Communition的理解，同样经历了从“交通”、“通讯”、“传输”到信息“传递”、“发送”至“交流”的过程。“这种传播观的核心是保持对信号、信息的控制，然后进行跨距离的传送。因此，学界深深以为‘信息的传播是技术的、空间的、控制的过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形成的利益集团对于最大传播效果的追求成为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②近80年来，这一原则实质上操控着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和应用，以至于学术成果不断重复。“公理”的重复证明似乎使传播学的发展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二、将传播理解为仪式。本文将重点对此问题做出分析。

仪式(Rite)的词义指进行典礼的形式，主要是宗教或祭祀仪式。“仪式”一词联系着信念，也有“分享”、“参与”、“合作”、“交往”等暗含之意。仪式传播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举行的一种神圣典礼，它的起源和最高境界并非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从媒介传播信息的过程而言，这种传播观并不在意于信息的获取，更强调参与者通过对信息的分享，使媒介在参与者的生活和时间中具备角色，担当身份，形成媒介化的人生观、世界观。大众传媒则通过呈现和介入使受众获得戏剧性的满足感，受众追随大众传媒而进入到“观念世界”中，化为媒介创造的“观念世界”中的一员。喜悦或悲伤，激动或平静。此时，对信息的传递、获取已经无足轻重。这种传播观的重心是：“它产生了社会联结，无论真情还是假意，它都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这些观点不仅代表不同的传播观，而且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及社会秩序模式密切相关。”③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观察，如果把视角停留在信息传播这一层面时，我们便捕捉到了仪式传播观在古老中华文明史上不断显现的浓重痕迹。在部落神、氏族神灵和图腾崇拜为基础形成的殷商社会传播结构中，巫术、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图景。《史记龟策列传》有言：“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不易之道也”。

[论文关键词]传播仪式观；认知；延展

[论文提要]本文通过约翰·杜威传播理论的描述以及詹姆斯·w·凯瑞对这一理论的分析，区分了传播传递观与传播仪式观在目的性意义上的不同和分野，并进一步探讨了仪式传播观在传播学学理中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现实文化意义。

现代传播学对于传播概念的定义主要源于英语Communition一词。它的含义主要指对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分享。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基于对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传播理论的深刻认识，将传播定义分为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两类。信息以传播元素的角色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时，总是通过传授、传送、共享和分享等环节要素来完成传播过程的。传播元素属性发生变化时，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以群体或个体的不同面目出现在传播过程中，致使信息传递、交流、共享成为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找到了定义两种不同传播观的根本动因和理解两种不同传播观的重要理论依据。

依照约翰·杜威对传播概念内涵的独特理解和研究，Common(共有的)、Community(社区)、Communition(传播)三词结构含义相近，词根雷同。词根的雷同使三个词义在抽象理解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高于直译词面的深层结构平台：“在共同(commonm)、社区(community)、传播(communi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们必须共有的事物包括目标、信仰、渴望、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就像社会学家说的想法一致。这种东西不可能像砖头靠身体做相互传递，也不可能像人们分吃一块馅饼，把它切成小块来分享……共识需要传播。”①在这一平台上，各类传播元素生存在同一社区，共同享有社区的资源条件，愿意表达各自的目的、信仰、追求和知识，并通过传播来实现共同的交流，形成共同的认识；传播使社区本来孤独的元素共同共通，使传播元素活跃在社区并最终完全实现人类对世界意识的理解。在这一概念定义下，传播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将传播理解为传送。依照詹姆斯·w·凯瑞的理解，这是“所有的工业文化”所持有的最普遍看法，这种“传递观”源自地理概念和运输产生的功用，信息在控制的目的下，在地域范围的空间中拓展信息。国内传播学界对于Communition的理解，同样经历了从“交通”、“通讯”、“传输”到信息“传递”、“发送”至“交流”的过程。“这种传播观的核心是保持对信号、信息的控制，然后进行跨距离的传送。因此，学界深深以为‘信息的传播是技术的、空间的、控制的过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形成的利益集团对于最大传播效果的追求成为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②近80年来，这一原则实质上操控着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和应用，以至于学术成果不断重复。“公理”的重复证明似乎使传播学的发展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二、将传播理解为仪式。本文将重点对此问题做出分析。

仪式(Rite)的词义指进行典礼的形式，主要是宗教或祭祀仪式。“仪式”一词联系着信念，也有“分享”、“参与”、“合作”、“交往”等暗含之意。仪式传播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举行的一种神圣典礼，它的起源和最高境界并非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从媒介传播信息的过程而言，这种传播观并不在意于信息的获取，更强调参与者通过对信息的分享，使媒介在参与者的生活和时间中具备角色，担当身份，形成媒介化的人生观、世界观。大众传媒则通过呈现和介入使受众获得戏剧性的满足感，受众追随大众传媒而进入到“观念世界”中，化为媒介创造的“观念世界”中的一员。喜悦或悲伤，激动或平静。此时，对信息的传递、获取已经无足轻重。这种传播观的重心是：“它产生了社会联结，无论真情还是假意，它都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这些观点不仅代表不同的传播观，而且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及社会秩序模式密切相关。”③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观察，如果把视角停留在信息传播这一层面时，我们便捕捉到了仪式传播观在古老中华文明史上不断显现的浓重痕迹。在部落神、氏族神灵和图腾崇拜为基础形成的殷商社会传播结构中，巫术、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图景。《史记龟策列传》有言：“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不易之道也”。

现代传播学对于传播概念的定义主要源于英语Communition一词。它的含义主要指对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分享。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基于对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传播理论的深刻认识，将传播定义分为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两类。信息以传播元素的角色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时，总是通过传授、传送、共享和分享等环节要素来完成传播过程的。传播元素属性发生变化时，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以群体或个体的不同面目出现在传播过程中，致使信息传递、交流、共享成为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找到了定义两种不同传播观的根本动因和理解两种不同传播观的重要理论依据。

依照约翰·杜威对传播概念内涵的独特理解和研究，Common(共有的)、Community(社区)、Communition(传播)三词结构含义相近，词根雷同。词根的雷同使三个词义在抽象理解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高于直译词面的深层结构平台：“在共同(commonm)、社区(community)、传播(communi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们必须共有的事物包括目标、信仰、渴望、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就像社会学家说的想法一致。这种东西不可能像砖头靠身体做相互传递，也不可能像人们分吃一块馅饼，把它切成小块来分享……共识需要传播。”①在这一平台上，各类传播元素生存在同一社区，共同享有社区的资源条件，愿意表达各自的目的、信仰、追求和知识，并通过传播来实现共同的交流，形成共同的认识；传播使社区本来孤独的元素共同共通，使传播元素活跃在社区并最终完全实现人类对世界意识的理解。在这一概念定义下，传播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将传播理解为传送。依照詹姆斯·w·凯瑞的理解，这是“所有的工业文化”所持有的最普遍看法，这种“传递观”源自地理概念和运输产生的功用，信息在控制的目的下，在地域范围的空间中拓展信息。国内传播学界对于Communition的理解，同样经历了从“交通”、“通讯”、“传输”到信息“传递”、“发送”至“交流”的过程。“这种传播观的核心是保持对信号、信息的控制，然后进行跨距离的传送。因此，学界深深以为‘信息的传播是技术的、空间的、控制的过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形成的利益集团对于最大传播效果的追求成为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②近80年来，这一原则实质上操控着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和应用，以至于学术成果不断重复。“公理”的重复证明似乎使传播学的发展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二、将传播理解为仪式。本文将重点对此问题做出分析。

仪式(Rite)的词义指进行典礼的形式，主要是宗教或祭祀仪式。“仪式”一词联系着信念，也有“分享”、“参与”、“合作”、“交往”等暗含之意。仪式传播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举行的一种神圣典礼，它的起源和最高境界并非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从媒介传播信息的过程而言，这种传播观并不在意于信息的获取，更强调参与者通过对信息的分享，使媒介在参与者的生活和时间中具备角色，担当身份，形成媒介化的人生观、世界观。大众传媒则通过呈现和介入使受众获得戏剧性的满足感，受众追随大众传媒而进入到“观念世界”中，化为媒介创造的“观念世界”中的一员。喜悦或悲伤，激动或平静。此时，对信息的传递、获取已经无足轻重。这种传播观的重心是：“它产生了社会联结，无论真情还是假意，它都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这些观点不仅代表不同的传播观，而且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及社会秩序模式密切相关。”③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观察，如果把视角停留在信息传播这一层面时，我们便捕捉到了仪式传播观在古老中华文明史上不断显现的浓重痕迹。在部落神、氏族神灵和图腾崇拜为基础形成的殷商社会传播结构中，巫术、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图景。《史记龟策列传》有言：“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不易之道也”。

“神道设教”、“占卜新闻”涉及到战争、天象、生产、祭祀等社会信息传播的主体，也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传播方式。到了春秋时期，“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孔子，在塑造中华民族社会生活传播结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就更加具有决定作用了。“孔子开创的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儒学，将周代完成的权力叠加在血缘关系的传播结构上，又负载上权力伦理化的要件，把强硬的权力关系柔和地转化为天性的伦理顺从。”④也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观念将权力关系伦理化，将人伦关系神圣化(天人合一)，这样的传播结构必定十分重视仪式在传播中的作用。孔子及其继承者一贯重视通过仪式展现这一传播结构，让众生在道德上自悟、自觉，并认同现存信息传播秩序，进而达到影响社会舆论之目的。重视“礼”“乐”等社会规范，发挥它们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仪式传播观的突出表现。《论语八佾》中有多处论及“礼仪”的重要性。如：子日：“有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日：“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仪式展现不当就是乱礼序，就是破坏孔子认同并建构起来的信息传播秩序，自然会受到反对；视仪式不如饩羊重要，从而否定仪式在社会传播结构中的重要性，自然也会受到反对。再如：子曰：“乐在宗庙之中，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通过“乐”这一传播仪式，达到“弘道”的传播效果。这种文以载道、意在言外的中华民族传播习惯，在孔子营造出的仪式传播过程中形成，并在历代沿革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当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作为主要思想流派和思想体系，逐渐演化为具有宗教意味的治国安邦之术。正如陈力丹教授在其著作《精神交往论》中所言：“自然宗教的实质，是人通过祈祷、祭祀和舞蹈等仪式与幻想中的神进行交往。人在其中，自然依附于想象中”，并没有自己独立地位的“神”。⑤借助儒家思想，历代君王在祭祀仪式中，实现着“奉天承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王情怀，民众也在依依诺诺中，在君权神授的遐思中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之道。《资治通鉴》第二十卷有一段关于汉武帝刘彻泰山封禅的记载：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其封禅祠，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颂功德。诏曰：“联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非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屑然如有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坛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在这里，仪式的精确和过程的控制使传播效果一览无余。正是通过礼仪繁多、程序井然的封禅仪式使整个仪式神化、圣化，以致王权也在仪式中通过神与帝的对话而进入神授境地。当仪式的实际社会作用通过仪式并以象征意味的时代符号进行传播时；当千百年来不同君王走马灯似的登临泰山举办封禅仪式时，社会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或者说持恒了。泰山成为了与社会时间相类似的物质，成为了颇具象征意味的祭台。

随着目标的提出，怎样实现乡村振兴摆在了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乡村振兴也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因此，本文尝试从乡村振兴视角出发，对玉林市鹏垌村进行实地考察，将仪式传播相关理论嵌入这一案例，选择从两个方向进行研究，即“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剖析仪式传播在乡村建设中的表现和作用。

理论基础

仪式传播的概念是美国传播学者罗森布尔在1998年于其著作《ritualcommunication》中提出的，他将仪式传播分为“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两个方面。“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主要强调仪式，指的是具有传播特性的仪式活动，包括正式仪式和非正式仪式；正式仪式如宗教仪式、加冕仪式，非正式仪式如鞠躬、握手。“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则主要强调传播，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仪式化。罗森布尔认为，“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是就传播的仪式性而言的，并非指传播所具备的仪式本身成立所要求的严格规则限定，而仅仅因为其具备仪式在形式或功能上的某些特征，如表演、象征、程序、重复、游戏等。总之，仪式传播强调形式在传播中的意义，注重仪式的象征意义对某种特定世界观价值观的描述和强化。而学者樊水科在其论文《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中说道：“传播的仪式观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抵制美国传统的过于功利化的传递观。”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仪式传播”和“传播的仪式观”最大的区别在于，“仪式传播”不像“传播的仪式观”那样抵制提倡功利主义的“传播的传递观”。考虑到乡村振兴的内涵，在后脱贫时代，作为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巩固发展成果的战略，它的任务是实现乡村经济与精神文化的同步繁荣，因此不排除功能主义宣扬的功利因素。所以本文选取“仪式传播”的概念，从“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两大方向出发，论述仪式传播在鹏垌村的主要表现和作用，反思仪式传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鹏垌村的“仪式”表现鹏垌村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仪式化传播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选择鹏垌村作为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鹏垌村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庄发展成一个典型村，必然有其成功的经验；该村有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饮食、民俗文化；媒介长期对该村进行报道，形成了媒介仪式。本文的研究方法涉及田野调查，笔者生活的玉林市距离鹏垌村约7千米，交通方便，具有研究的可行性。

“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鹏垌村的生活仪式表现

1.标语仪式：国家仪式下沉为民间仪式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需要全民参与，更需要村民具有一定的自治能力。该村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使用了大量标语仪式，把国家政策下沉到民间，有效激发了村民的心理认同感。笔者走访鹏垌村发现，鹏垌村随处可见乡村振兴的宣传语、乡村规划图。例如，与党的政策相关的宣传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幸福靠奋斗，兴邦靠实干”；关于乡风文明建设的村规民约“村民防火公约”“鹏垌村村规民约”；乡村规划图“鹏垌村乡土特色试点村规划”“玉州区乡村振兴示范点鹏垌村总规划示意图”。标语是国家仪式下沉为民间仪式的外在表现，其将宏大的政治叙事巧妙转换成乡村主体叙事，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鹏垌村的发展规划融合在一起，形成鹏垌村集体奋斗记忆。此外，标语是承担着集体记忆的物质客体，也是构建集体记忆的一种手段，承载着延续记忆的职责。如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具有物质客体和象征性符号的双重性质”。在这里，“集体”强调的是在记忆被构建的过程中，个体意识和集体环境的社会化融合。鹏垌村的记忆与当下的环境产生连联系，形成记忆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具有让过去“重新现实化”的作用，可以让传统得以延续。逢年过节，城乡标语建构的差异性，标语仪式带给返乡人士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再生产作用更为突出。每当鹏垌村的返乡人看到有关中华民族的振兴史和村庄发展史的村内标语时，都会精神抖擞，并燃起继续奋斗的动力。

[论文关键词]传播仪式观;认知;延展

[论文提要]本文通过约翰·杜威传播理论的描述以及詹姆斯·w·凯瑞对这一理论的分析,区分了传播传递观与传播仪式观在目的性意义上的不同和分野,并进一步探讨了仪式传播观在传播学学理中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现实文化意义。

现代传播学对于传播概念的定义主要源于英语Communition一词。它的含义主要指对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分享。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基于对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传播理论的深刻认识,将传播定义分为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两类。信息以传播元素的角色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时,总是通过传授、传送、共享和分享等环节要素来完成传播过程的。传播元素属性发生变化时,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以群体或个体的不同面目出现在传播过程中,致使信息传递、交流、共享成为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找到了定义两种不同传播观的根本动因和理解两种不同传播观的重要理论依据。

依照约翰·杜威对传播概念内涵的独特理解和研究,Common(共有的)、Community(社区)、Communition(传播)三词结构含义相近,词根雷同。词根的雷同使三个词义在抽象理解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高于直译词面的深层结构平台:“在共同(commonm)、社区(community)、传播(communi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们必须共有的事物包括目标、信仰、渴望、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就像社会学家说的想法一致。这种东西不可能像砖头靠身体做相互传递,也不可能像人们分吃一块馅饼,把它切成小块来分享……共识需要传播。”①在这一平台上,各类传播元素生存在同一社区,共同享有社区的资源条件,愿意表达各自的目的、信仰、追求和知识,并通过传播来实现共同的交流,形成共同的认识;传播使社区本来孤独的元素共同共通,使传播元素活跃在社区并最终完全实现人类对世界意识的理解。在这一概念定义下,传播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将传播理解为传送。依照詹姆斯·w·凯瑞的理解,这是“所有的工业文化”所持有的最普遍看法,这种“传递观”源自地理概念和运输产生的功用,信息在控制的目的下,在地域范围的空间中拓展信息。国内传播学界对于Communition的理解,同样经历了从“交通”、“通讯”、“传输”到信息“传递”、“发送”至“交流”的过程。“这种传播观的核心是保持对信号、信息的控制,然后进行跨距离的传送。因此,学界深深以为‘信息的传播是技术的、空间的、控制的过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形成的利益集团对于最大传播效果的追求成为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②近80年来,这一原则实质上操控着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和应用,以至于学术成果不断重复。“公理”的重复证明似乎使传播学的发展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二、将传播理解为仪式。本文将重点对此问题做出分析。

仪式(Rite)的词义指进行典礼的形式,主要是宗教或祭祀仪式。“仪式”一词联系着信念,也有“分享”、“参与”、“合作”、“交往”等暗含之意。仪式传播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举行的一种神圣典礼,它的起源和最高境界并非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从媒介传播信息的过程而言,这种传播观并不在意于信息的获取,更强调参与者通过对信息的分享,使媒介在参与者的生活和时间中具备角色,担当身份,形成媒介化的人生观、世界观。大众传媒则通过呈现和介入使受众获得戏剧性的满足感,受众追随大众传媒而进入到“观念世界”中,化为媒介创造的“观念世界”中的一员。喜悦或悲伤,激动或平静。此时,对信息的传递、获取已经无足轻重。这种传播观的重心是:“它产生了社会联结,无论真情还是假意,它都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这些观点不仅代表不同的传播观,而且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及社会秩序模式密切相关。”③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观察,如果把视角停留在信息传播这一层面时,我们便捕捉到了仪式传播观在古老中华文明史上不断显现的浓重痕迹。在部落神、氏族神灵和图腾崇拜为基础形成的殷商社会传播结构中,巫术、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图景。《史记龟策列传》有言:“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不易之道也”。[

摘要：共情传播在构建电影与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同时能帮助电影进行推广宣传，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电影《中国医生》注重真实改编、原型再现、场景还原和观影仪式。电影创作只有把握好共情尺度，有效平衡共识传播与共情传播，注重共情中的人物塑造，扩展精准共情的传播思维，构建共情传播下的观影仪式，才能升级情感维度，发挥电影强大的传播力。

关键词：共情；共情传播；《中国医生》；仪式感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的表现形式，通过短短两三个小时，将大众带入另一种人生。共情传播以情感感染辅助观影者理解、认同、融入影视角色的世界，感受影视角色的心理，破解影视在观影者心理层面的传播困境，最终实现对影片情感价值与文化底蕴的认可。近年来，以共情传播带动影视传播的形式越来越受到影视行业的重视。电影《中国医生》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讲述了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在使命与责任的感召下，在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中逆向而行，在武汉前线争分夺秒，浴血奋战，只为守护祖国同胞的生命安全的动人故事。该片上线仅21天，票房已经突破12亿元，观影人次超3200万。影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情传播的推动，并对我国其他电影产生了积极启示。

一、共情传播的内涵

共情（empathy，又称为“同理心”或“神入”）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劳伯特•费肖尔提出，作为心理学概念被广泛使用。共情主要指在情感调度下，与他人站在同一情感水平上，设身处地思考对方所思考的问题，通过特定情境代入，感受他人的情绪波动和情感变化，并将这种情感融入自己的感受之后做出相应反应的能力。共情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天然的情绪或情感，而被认为是一种面对引起情绪、情感波动时做出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被认为有着天然的基因优越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且会随着知识阅历的增加而变得更加成熟稳定。由于共情过程中情绪、情感在传受双方之间形成传递，这与信息通过某种特定的介质在传受双方进行流通的过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且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情绪与情感的交融，情感与情绪交融反过来又促进了信息的传递，于是共情这一心理学概念逐渐被引用至传播学领域。当前关于共情传播的内涵界定还不统一，学者刘海明、宋婷在《共情传播的量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共振与纠偏》一文中指出，“共情传播为个体在面对群体情绪情景时参与信息接收、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行为过程。”学者赵建国在《论共情传播》一文中将共情传播界定为“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因此，可以理解为共情传播有两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由信息引起的情绪、情感趋于一致并得到传播。

二、《中国医生》中的共情传播

摘要：仪式歌辞、娱乐歌辞的演唱传播与其特定的文化功能息息相关：一方面，歌辞特定的生存状态决定着歌辞的文化功能；另一方面，歌辞的文化功能又反过来影响歌辞的生存状态、传播方式，进而影响文人歌辞创作的内容、体式和整体风格。

关键词：文人歌体；演唱；传播；功能

从根本上说，歌辞是音乐文化的产物，因此，其创制、生存、流传皆与音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魏晋南北朝而言，歌辞大体上存在配乐传唱与文本流传两种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而且，在一定的共时性音乐环境中，这两种方式往往是同时并存的。由于歌辞两种传播方式的并存带来了歌辞生存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也由此带来了歌辞性质的复杂性：有的其始本为文人徒诗，其始并无入乐动机，一旦乐工将之与曲调配合，就具有了歌辞的文化属性和品格，而其作为文本意义生存和传播的徒诗属性则依然存在。与此相反，从历时性看，随着一定音乐环境的消失，某些歌辞失去了依曲而存的基础，这时候，这些歌辞生存方式和传播方式则仅有文本形式，于是，其徒诗属性和文本意义开始显，而变成人们案头之作。从歌辞演唱的场合看，有的在仪式音乐中演唱，有的在娱乐音乐中演唱，不同的演唱场合也对歌辞的功能有不同的要求，从而影响歌辞的内容、形式和风格。

一、文人歌辞的两种类型及其生存方式

就生存方式言，文人歌辞大致可以分成人乐歌唱与非入乐歌唱两类。

(一)人乐歌辞的生存方式

摘要：《故事里的中国》扎根经典艺术作品，以一种全新的路径建立起节目与历史、文化的对话，创造出了全新的文化体验。于形式创新与精神熏陶中找到平衡点，打造构建认同的新方式，实现了娱乐至死时代的价值回归，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

关键词：文化类电视节目；中国故事；价值回归

主流媒体所制作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一直以来通常以国家叙事来传播正能量和弘扬主旋律。但以往进行国家叙事的电视节目大多采用史料堆砌、人物采访、主持人串讲等元素堆砌的方式。在价值观更加多元的今天，常常给观众留下严肃枯燥、单调乏味、创新不足的刻板印象。因此，新的传播生态下，如何打破千篇一律的国家叙事模式，发掘与历史、文化对话的新路径，激活观众的情感共鸣、建构观众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当前文化类电视节目工作者的使命所在。《故事里的中国》采用戏剧、影视和谈话综艺深度融合的节目模式，扎根经典艺术作品，以“讲故事”的仪式来进行国家叙事。这种仪式消解传统的宏大叙事，唤醒了观众的个体情感，激荡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思想与家国情怀，也为创新国家叙事的视听表达提供了新的实践参考和解决方案。

一、视觉创新：以多重场域互动演绎中国故事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可分为如经济场、文化场、新闻场等不同的场域，场域中的行动者在惯习的作用下进行各类资本的博弈与转换。场域理论所强调的不同场域之间的相关联系、相互影响，不仅可以运用于宏观领域中剖析社会，还可以在电视节目的微观层面上进行解读，因而可以理解为电视节目中不同位置的角色在节目机制的指引下，以舞台为传播桥梁，依靠各自的特点，进行对话合作的实践空间。在《故事里的中国》中，节目组构建出不同的场域来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场际间的互动进而使叙事更加的生动化、立体化。（一）多种节目模式深度融合，打造立体叙事。《故事里的中国》采用影视、谈话综艺和戏剧深度融合的节目模式，通过打造影视场、谈话场、戏剧场以及不同场域台前幕后的交叉互动，立体化的展现经典故事。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是对历史影视作品的回顾，将观众置于影视场中使其逐渐进入情境。在第二阶段，开展对相关人物的纪实访谈，讲述故事背后的人情冷暖。这时候影视场已经缓缓退出，谈话场被推向台前，通过这些经典作品中的老演员、故事相关的真实人物所披露的细节，观众的思绪被带入历史场景，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在第三阶段，利用戏剧的形式对经典影视进行再创作，使谈话场退入幕后，戏剧场推向台前。在戏剧场中，先是通过剧本围读会的环节，戏剧导演、演员解读作品，整个再创作的过程完整地呈现给观众，加深观众对于作品的理解，并在戏剧场的演绎中赋予故事新的时代意义。节目的最后，影视场、谈话场、戏剧场中不同的人物、故事共同出现在舞台上实现完美交融，节目在此得到升华。从影视到访谈再到戏剧，三种形式层层递进加深意义，从影视场到谈话场再到戏剧场，三个场域彼此互动打造立体叙事。（二）多重舞台空间交叉演绎，营造沉浸体验。节目的另外一大创新点是首创多重舞台交叉表演的方式，营造观众全方位的沉浸体验。《故事里的中国》的整个舞台由一个主舞台和若干个并行舞台构成，其中主舞台主要采用话剧的表演方式，靠舞台背景来渲染氛围。两侧并行舞台设置为影视化的表演空间，搭设有真实的场景道具。这些不同的表演舞台也构成不同的表演场域。舞台场之间的互动突破了空间上的限制，为观众带来了多方位、立体化的表演呈现。随着灯光在主次舞台场上的转换，影视作品中的蒙太奇手法运用到戏剧舞台之上，使不同表演场域的转换自然流转，场际间的互总第346期专题讲座动更加自然灵动，创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除此之外，旋转式的访谈舞台也令人耳目一新，在谈话场中，访谈舞台场面向观众，与观众一起聆听人物故事；在戏剧场中，舞台场面向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观看表演。随着叙事空间的转换，舞台场能够灵活转换以迎合节目的需求，与观众进行多样的互动。

二、仪式追寻：以经典作品激活集体记忆

摘要：企业礼仪文化是企业员工关于企业礼仪的观念及其行为方式的总和；企业礼仪文化的功能主要有形象塑造、教化激励、仪式传播、行为规范等；后危机时代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文化沟通及融合能力是企业应对危机损失的一项重要措施。

关键词：企业礼仪文化功能构建

企业礼仪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是生产力、优秀企业文化就是先进生产力已成为普遍共识。后危机时代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成为广大企业的共同追求，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文化沟通及融合能力是企业应对危机损失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企业礼仪文化的内涵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礼仪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淀为民族的行为习惯,成为维系血缘纽带、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企业礼仪是企业进行的各种例行活动，如待人接物的礼节、庆典、处理公共关系的方式、信息沟通等。企业礼仪文化是企业员工关于企业礼仪的观念及其行为方式的总和［1］。它是企业文化在企业礼仪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它象征着企业的价值观和道德要求，塑造着企业形象，使员工在礼仪文化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密切人际关系，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增强热爱企业、关心企业、为企业的崇高目标献身的群体意识。

二、企业礼仪文化的功能

摘要:近几年，新疆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各地州市党员干部积极与基层群众结对认亲，来回奔忙帮扶贫困，以增强新疆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民族团结一家亲”所开展的系列活动已取得一定的效果，群众社会归属感明显增强。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该活动所产生的社会认同效应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促成机制：仪式化信息建构社会认同、交流的转变优化对话情境、图像“刺点”聚合集体记忆。

关键词:民族团结一家亲；传播的仪式观；集体记忆；社会认同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提出的一项致力于促进民族团结、保障边疆稳定的战略部署。“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开展以来，从各个领域促使新疆各族人民在最基本的价值认同上达成共识。该活动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体现出了重要价值意蕴。从目前的实践效果看，这项活动是促进民族团结最接地气的形式和方法之一，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物理空间，对增强我国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繁荣地方经济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角度，探析“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边疆农村少数民族群众社会认同效应的产生机制。

1传播环境：仪式化信息建构社会认同

“传播”为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的宣传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基础，从而使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成为可能。“认同”有多种含义，既包括客观的一些相似或相同特性，如相同的身份、相同的表现等，又包括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及由此形成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社会认同的含义，是指人们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感和归属感。［1］构建民族团结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现代社会价值认同的困境，诸如个人归属感的缺乏、自我存在感的丧失、个体意义感的虚无以及焦虑感的增强和社会价值观的紊乱等。因此，需要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交融以建立秩序感和稳定感，从而实现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著名的媒介批评家、文化历史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传播仪式观。凯瑞认为“仪式观”注重传播在时间维度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它不强调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展现传播行为背后的共享信仰的表征。由此，他认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ed)、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2］仪式观考察的不是信息在物理空间中的扩散，而是通过信息的共享来达到在时间上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它强调的是共享与交流。［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2016年10月召开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动员大会首先奠基了一种仪式。［4］大会通过升国旗、奏国歌等国家主导意义上的仪式，促成民间的结对帮扶活动，从而使下级机关职能部门后续的帮扶活动得以沿袭该种仪式。以上级政府→各单位→村、街道→乡（镇）、社区（小区）→楼栋（单元）的纵向体系和以社会组织、民间热心人士组织的横向体系均在这个框架下展开“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由此全疆的结对认亲现象蔚为壮观。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如火如荼，形成热烈的社会气氛。在不同媒体的交叉宣传中，渲染出了更强的活动仪式。按照凯瑞的观点，“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认亲活动正是一种能够把参与者吸引在一起并赋予其共同身份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仪式。仪式观下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以国家和民族特征等符号为中介的“互动”：干部与群众结对、知识分子与山区孩子互动、企业家与务农者认亲，一次结亲、终生结缘。例如，在阿瓦提县纪委监委工作的王恒2018年与村民帕提古丽•阿不拉一家结为亲戚后，两家人时常相互走动。除逢年过节外，周末有空时王恒也会带着家人提着水果到亲戚家坐坐聊聊，吃上一顿“拉条子”。［5］结对双方通过深入探访、来往走动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不仅如此，“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的汉族也因少数民族同胞的关怀而获得了感动和温暖。例如，住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拜城镇前进社区的西安人芦从样上了年纪又患有重病，常常一个人在家。她的结亲对象阿依夏木•玉素甫和儿子儿媳开了一家火锅店，有时要忙到凌晨两三点才下班，自从和芦从样做了亲戚后，不管多忙，阿依夏木•玉素甫总会抽时间到芦从样家看看，为她做饭，陪她说话。［6］通过多种多样的仪式性互动、宣传和激励，一系列全新的社会关系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不断涌现，有效地缓解参与者的个体焦虑，增强了参与者的自我归属感。“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通过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团结合作的社会示范，让更多的参与者以相同的国家和民族特征符号为中介进行交流，从而建构起一个使交流双方都置身其中的和谐社会。社会认同感的获得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社会认可，对个体而言，这种认可取决于个人与社会融合的程度。在仪式化符号的传播中，个体的社交范围得以拓宽，社会关系更为多元，通过交流交往交融，人们能够获得更多来自周边环境的肯定和承认。在一系列的活动和仪式中，“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结亲双方社会认同感能够得到有效增强。正如凯瑞所言：“传播的起源和最高境界是建构和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7］

2传播模式：交流的转变优化对话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