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范文10篇

银行监管范文篇1

1.1银行的外部监管

银行监管的法定机关，各国按照其自身的特点，有很多不同的规定，有的国家设立专门的银行监管机构，有的国家则是将所有的金融部门的监管置于一个机构之下，另外还有些的国家实施多头监管的模式。在我国，自从人民银行退出人民币的经营业务之后，其主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银行监督。随着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银行监管的任务就到了银监会的身上。银监会负责我国境内所有银行的监管工作。由于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是从计划经济的时代转轨而来，很多方面还存在计划经济的烙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由银监会实施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另外，银监会依照该法有关规定,对经其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前述的金融机构在境外的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而银监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几乎是人民银行分立之前所谓的四大银行业监管局的合并独立，每个省都设置有银监局，依照地域管辖的原则，对于在该省范围之内的银行及其他相关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1.2银行的内部监管

我国银行的内部监管的传统做法是由银行内部的监管部门比如内部审计监督部门，信贷风险的评估部门，银行内部的监事会等等。传统的做法是注重对于贷款审批，注重于对申请者的个人道德风险和自身经营状况的考量，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和步骤，对重点客户（即有多笔银行贷款或者拥有巨额银行贷款的客户）没有具体的风险连续评估和考量的措施。近年来随着银行业本身对自身的建设的不断加强，部分银行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并且在美国、香港和大陆的股市上市，其制度性缺陷有所弥补，但是仍然存在落实难的问题。银行的审计监督和监事制度主要是审查银行内部的报表的手续以及与具体的资金流量的相符性，总的来说，是一个银行内部的审查制度，就其目的而言，防家贼更甚于防外贼。

2我国内资银行业监管的不足

2.1立法上的缺陷

（1）许多银行监管法规缺乏定量规定，可操作性不强，现有的许多银行法规多停留在定性规定上，对于具体的操作标准没有具体规定，而转由实施办法规定，这样的立法设置虽然在操作上留有余地，但是造成了法律位阶较低的遗憾。

（2）《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等虽确立了我国银行监管的基本法律框架，但仍不能满足审慎监管的客观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章“金融监督管理”(第30～36条)仅提出原则性规定，而没有有关预防性监督管理、存款保护和最后贷款抢救行动等方面的详细规定。

（3）配套法规尚不完备。当前，类似中央银行监管条例、银行业稽核法、外汇管理法等配套法规尚未出台或未提出实质性内容。法制环境不完善，妨碍了银行监管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4）现有的某些法规、条例尚需进一步完善，可考虑进一步修正。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可行使行政处罚权，但法律规定央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只有警告和3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权，显然，这些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央行在实践中不易操作，而且制裁力度太小，违法成本太低使得罚款数额远低于违法所得。而且，在金融业务的融合化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的分业经营是否具有经济可行性，都是立法者应该考虑的问题。此外，某些法律、条例之间还存在尚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衔接等问题。

2.2操作上的缺陷

2.2.1外部监管流于形式

银行的外部监管，包括审计监管，包括银行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等待。最近几年，审计风暴越刮越烈，确实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正如李金华审计长所说的，靠一次或者两次由中央发起的审计风暴是无济于事的。我国的立法也好、行政规章也好，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概括性很强，很强的概括性虽然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预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不能够真实而快速地给所面临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的缺陷。在我国基层执行能力不强，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有必要制定一个完善的解决机制，而且要严格地执行这种机制。在监管部门本身监管能力低下的影响下，监管的不力被放大，造成外部监管流于形式，没有一个常态的有效监管。

2.2.2内部监管形同虚设

在我国的传统模式下，银行的内部监管是极为弱小的，而且在团体趋利性的影响下，内部监管更是被忽略。一切的监管数据都为最后的报表服务，其真实性大打折扣。而且传统的监管模式显得更加的行政化和非专业化。由于我国的银行大多是国有企业，其监管的方法往往不是监事会对问题进行检查，而是首先开党委的会议，讨论在某分支机构出现的问题，进而引出某员工的个人问题，进而对此问题进行排查，分析问题的专门的内部监管组织和手段匮乏。这样一种行政性的手段，对于整个银行体系的内部监管极为不利，没有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就达不到完善的内部监管的目标。反过来，由于长期的行政性的内部监管，导致了在理论上的落后，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几乎是以极为粗糙的线条来勾勒，所监察的文件极少，而且对于文件出具方的评级能力不足，所谓的内部评级方法，往往是以个人的看法和经验为要旨。

3必须重构的内资银行监管

多年以来，由于我国银行系统的历史特殊性，使得现在的银行体系存在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纵观我国的监管历史，先是人民银行既行使银行的功能，又行使监管的功能，还使中央银行的功能，后来是人民银行行使监管的功能和中央银行的功能，最后随着银监会的成立，人民银行的监管功能才告结束。但是从人民银行分离而来的银监会太多的继承了人民银行原先四大银行监督司局的体系和构架。从汉语的语言学来说，监管本身是一个行政性质比较浓厚的词汇，但是结合国际先进经验，监管应该是一种监管当局和银行之间的相互促进的机制，而不是警察与小偷的关系。监管当局给银行开具罚单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监管当局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因此，重构银行的监管体系显得极为重要。3.1立法上的完善

从具体情况出发，建立操作性强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对银行监管的操作标准作出硬性的规定。在有关预防性监督管理、存款保护和最后贷款抢救行为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制定有关审慎监管的详细的、切实可行的规章、细则、单项规定或条例，以适应我国防范银行恐慌的需要，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建立配套的监管条例等法规，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协调已制定的法律和法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完善已制定的法律法规，明确含义，并且与现阶段的社会以及国际情况接轨。

3.2操作上的完善

3.2.1完善内部监管

（1）建立完善的薪酬和经理人制度。我国银行业的薪酬制度早先是很不完善的，领导者的薪酬水平与企业的盈利关系不大。近10年虽有改观，但是还不够，企业的效益与管理层的薪酬水平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一方面国内的优秀人才希望到更高薪酬的外资企业去，另一方面留在国内企业的人员，想方设法通过别的途径提高自己的收益，往往就这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银行的贷款风险被人为的放大了，因此必须把银行的薪酬制度跟国际一般同等规模银行的薪酬制度接轨。

我国的银行经理人制度具有很强的党委一把手的特色，往往很多经营性的事情是党委说了算，而不是经理人说了算，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是建设银行王雪冰案发生之后，经理层只开了1次会议，而党委则召开了29次会议，对于张恩照的选择也是在顷刻之间的事情，而不如国外的大型企业一般有全球性的甄选。银行内部的一些泛政治化的制度，使得银行从总体上而言，优秀经理人的选择范围比较小，也使得很多有抱负的经理人因为自己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离开，因此在人事方面必须建立正确的经理人选任和决策制度，能够让经理人真正放得开手脚。

（2）明确和健全监管主体的职能。在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体制下，最主要的主体是银监会，但是随着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的发展，很多金融机构将不仅仅拥有银行这一张牌照，而是在诸如保险、信托、证券等行业都拥有经营权，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在一些监管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汇率对风险的影响、头寸的管理、反洗钱等方面，对于银监会的监管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必须协调好银监会和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的关系，使得各自发挥应有的效用。

（3）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重点在于通过信息披露来达到市场力量对银行的股东进行约束的目的。在过去，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不强等因素，中国的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但是随着我国银行公司结构改革的深入和对存款者利益保护的需要增加，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变得极为重要的。因此，在强化信息披露方面，既要确定银行业需要定期及时披露的资料，也要引导市场强化对于银行信息的分析，逐步提高市场约束的力量。

3.2.2外部监管的完善——对于最低资本充足率制度的重新认识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注重的最主要的就是资本充足率，在很大的程度上，资本充足率就是一切，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只要资本充足率高，那么银行相应的赔偿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强的逻辑。但是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银行大规模破产事件说明，资本充足率并不是一切，资本充足率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银行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很多的财务技巧在银行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巨额表外资产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新巴塞尔协议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在具体的制度上面，对旧的协议做出了改革，更加注重全面的监管，而不仅仅是看资本充足率，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一个银行的风险问题。在我国对银行的监管当中，认为资本充足率就是一切的思想在很大的范围内存在，这样也直接导致了人民银行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直接把这两个银行的坏账冲消掉，使得其资本充足率都超过了8％。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效果并不好，在1年之后，建行和中行的资本充足率存在下降的趋势，坏账不断增多，直接注资的弊端被放大。2006年工行的改革当中，人民银行只拟注资120亿美元，这也反映出我国监管思路的改变，从只考虑资本充足率转向综合地考虑资本运行能力和监管能力，从多角度下手，先解决资本治理的问题，再解决资本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思路才是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兆刚.论巴塞尔协议与中国银行业监管[J].海南金融，2003（9）

银行监管范文篇2

20世纪70年代以后I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垄断行业运营效率的不满引发了一场声势较大的放松规制运动。然而，放松规制、引进竞争并没有解决该行业存在的低效率问题。90年代以后，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被更多地引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一种新的自然垄断规制理论——激励规制理论或称新规制经济学（NewRegulatoryEconomics）得以产生。激励规制理论认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以及规制双方行为目标的差异，垄断行业的规制问题就可以作为一个委托问题来加以处理。其核心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优激励问题，规制者须设计出一套既能为被规制机构提供适度激励，又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机制。传统规制理论由于没有认识到规制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也就不能制定出有效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规制方式，这是导致传统规制方式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而激励规制理论中的事先承诺制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事先承诺制（Pre-CommitmentApproach）最早是博弈论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它的基本特征是当事人做出承诺后，原先在没有承诺情况下的一些最优选择在事后变得不再是最优，这就使当事人自己在事后的选择余地减少；而剔除事先最优的某些选择，也迫使对手重新考虑你的策略，从而使做出承诺的一方得到利益。将其运用到银行监管中，就是指银行或金融机构对自身的风险控制水平事先向监管者承诺，承诺在一定时期内的累积损失不超过一个最大限额，从而依据事先预测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留有充足的资本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监管者只需设计或选择出一种合适的激励惩罚机制来涵盖监管对象任一水平的风险暴露，分析问题机构风险损失的起因（是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造成损失的发生还是由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整个行业都面临损失的风险），对于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和整个行业面临的风险导致的损失给予惩罚（区别对待），对于执行规制合同较好的机构给予奖励。

为什么银行会告诉监管者他对未来最大损失的真实估计？因为如果他低估了损失，他就冒着违背事先承诺而经常被惩罚的风险，这样做的成本很大而且会使监管机构干涉自身的业务；而高估损失则意味着要求更高的资本充足性要求，这对银行同样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这样就满足了激励制度的激励相容要求。同时，由于规制合同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风险控制状况主动向规制者提交的，其所得效用也必然大于其保留效用和机会收益。

那么，这种规制制度安排究竟具有什么优点呢？

1有助于减少对金融机构业务的干涉

和传统的监管方法相比，事先承诺制有了更进一步的改进，更多地利用了市场和竞争，减少了监管当局对银行经营业务的影响，使监管工作不会太多干涉到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也使得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评价和惩罚更为合理。同时，它也是一种软约束，注重的是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注重于结果而不是过程，不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内部组成结构，使监管更具有灵活性。

2有助于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上更具有主动性

由于有国家信用担保，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誉明显高于其实际支付能力，极大地削弱了市场约束的力量，使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成本部分被转嫁给了政府，而金融机构无需承担太大责任，一旦出了问题则把责任推卸到监管机构一方，认为监管机构制定的规则不合理，结果不仅没有降低银行风险，使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超过了没有国家信用时承担的风险，而且使监管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市场约束力量越弱，就越需要增加监管和保护，而监管和保护越多，市场约束力量就越弱。但在事先承诺制下，各银行的风险管理目标是由各机构根据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和经验建立的，资本准备的最大限额也是自己计算并上报的，一旦发生超额损失时，也就无法推卸责任，从而强化了金融机构提高内部风险管理能力的激励，增加了监管的有效性。

3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

不管是对监管机构还是被监管机构而言，事先承诺制与传统方法相比都大大降低了监管成本。从监管部门的角度看，只需审查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结果，无需再审查管理过程，这降低了监管成本。从被监管部门看，巴塞尔资本协议对不同风险资产进行不同权重设置的要求，使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业务时必须考虑该项业务对资本准备的影响，而事先承诺制注重于结果而不是过程，使商业银行自身的业务不再受资本准备的间接影响；显然，这也同时降低了商业银行应对监管机构审查的各种成本，有效防范了监管者寻租行为的发生。

4有助于提升监管者的整体声誉

事先承诺制的运用，使监管者可以针对每家银行的具体情况“差别对待”，就像教学中的“因材施教”、市场营销中的“度身定做”一样，根据不同银行的复杂程度、管理水平、外部环境、经营业绩等，确定不同的监管要求，真正做到“客户化监管”，从而有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提升监管者的整体声誉。

二、激励规制制度的条件安排

激励规制制度——事先承诺制在我国银行监管制度中的引入，无疑能较好地解决银行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目标冲突，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但在现阶段，还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撑。

（一）确保银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事先承诺制把风险控制的选择权交给了银行，着眼于结果而非过程，这样对银行的诚信度和数据的准确性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此，建议：1加快商业银行会计制度改革，强化会计对金融风险与收益的揭示功能。规范会计信息制度设计，统一各行会计处理方式，按审慎性原则提取准备金和应收未收利息等。2选择和设计一些不易造假或“造假成本”较高的考核指标，以贷款五级分类法替代四级分类法等。

2科学制定对违规银行的处罚标准。罚金比例太小起不到惩罚和告诫的作用；罚金比例过大，又会增加银行的负担，甚至会使银行为了避免支付罚金，希望通过高收益弥补降低超额损失而采取更冒险的行为。建议：!在制定处罚标准上，不以

超额损失为依据，而以个别机构相对整个行业的风险损失比和个别机构一定时期的最大风险值与剔除该最大值后的剩余平均值的相对比，以此两项标准进行考核。按个别机构与整个行业的风险损失比为依据进行分类，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即为问题机构。在此基础上，以最大风险值和剩余平均值的相对比为基数进行处罚。个别——行业比率可以区分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是市场风险还是个别风险，最大——剩余比率可以约束金融机构恪守日常经营的审慎原则，避免棘轮效应和羊群效应的不良影响。"在惩罚制度安排上采用延期处罚的方法。即在损失发生当期不进行处罚，而在以后的经营期间再处罚。罚金的规模，依据最大——剩余比，分档递增，损失比重越大，惩罚力度越大。这样可以防止金融机构采取更冒险的行为，企图以不确定的超额收益来弥补超额损失的行为。同时在损失以后的经营期进行处罚，也不会加重金融机构的额外负担，也鼓励了银行进行自助，起到了告诫和激励的双重作用。

3健全相应的银行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对《公司法》、《会计法》、《统计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中不适应现阶段发展要求的款项进行适当修改，严格规范银行的会计财务信息，制止由于不正当行为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金融交易和风险转移，使监管当局在行使监管职责时有法可依，规范执法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二）大力培育银行经理人市场

在实行事先承诺制下，由于监管机构不干涉各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模型的选择和运用，这样，就存在领导人的短期行为的选择损害银行长期利益的可能，因为他可以获取短期利益而让离任后的银行来承担长期成本。为避免上述短期行为的发生，建议：1创造条件，力求形成活跃的、公平竞争的银行经理人市场，对在职银行管理者产生强大压力。2打破职务“终身制”、能上不能下的束缚，变任命制为市场遴选。3切实落实离任审计制度，并将结果公开，以制度来确保监督行为不出漏洞。

（三）进一步强化市场约束力量

1取消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方面的一些限制1让新闻界以及独立的金融服务机构(包括会计、审计、资信评估等机构)自由、充分地金融信息，尤其是披露不正当行为，改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树立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债权人意识，逐步加大市场约束力量。2明确规定监管者的职责，强化监管者的金融管理人角色，实行规制承诺制度，向社会进行公开承诺，引入市场监督机制，提高其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积极提高监管者素质

事先承诺制的运用，无疑对监管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对商业银行经营业务进行审查，还要对涉及计算利润、损失的会计政策和财务政策、风险管理模型的选择等方面进行审查。建议：1创造条件，吸引、鼓励监管者研究学习有关金融资产风险与收益，优化资本组合、风险资产组合、资本资产定价和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现论知识，提升其鉴别银行风险的能力。2更新监管技术手段，充分运用计算机网络，实现实时监控。

参考文献：

[1]张运鹏.事先承诺制的再思考[J].CCER学刊，2003,(1).

[2]杜传忠.激励规制理论研究综述[f].经济学动态，2003,(2).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申海等.激励机制[M].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银行监管范文篇3

通常情况下，其模式表现为:商业银行因监管等政策方面的原因使得贷款额受限，与此同时，企业面临资金短缺而无法正常运营。此种情况下，企业将开发项目抵押于信托公司，由其设计该项目现金流的周期性理财产品，并由商业银行进行代销，其所得扣除相应费用后归企业所有。由此可见，银信合作理财方式能使银行间接释放大量资金。相较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影子银行体系在资金来源、监管、灵活性以及风险抵御方面均有其自身特点。具体言之:其一，资金来源方面呈现多样化。传统商业银行体系经营的基点是赚取差额，即吸收来自于个人与企业以及社会团体的存款，将储蓄以附加一定利息的方式发放于贷款对象，通过“一存一贷”赚取利差。由影子银行的表现形式可知，其资金来源并非存款储蓄，而是通过发放短期债的方式募集大量资金，并将所募集资金投放于中长期项目，赚取息差，或将自有、募集而来的闲散资金进行放贷或投资从而获取的资金。由此可见，其资金来源较为多元。其二，监管方面缺失。传统银行受《商业银行法》规制，其经营过程受法律法规监管，对风险项目有严格限制。影子银行系统业务范围常常游离于法律法规之外，处于灰色地带，其无须定期披露财务账目，无储备金等限制，故具有较强生存力。其三，灵活性强。传统商业银行经营必须合规，需要履行一定手续与程序，具有周期性，无法解决企业资金上的“燃眉之急”。影子银行系统形式多样，利差明显，且不受或少受法律监管，因而，在贷款方面程序相对简单，借款、还贷形式灵活，符合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其四，风险抵御能力较低。传统商业银行受“一行两会”监管，其风险可控性较强，而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缺失，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发生挤兑，对金融市场的破坏力巨大。正是因为影子银行具有以上特点，使其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能及时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难。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占企业总量的99%，对我国GDP贡献达60%，占税收收入的一半，为我国城镇提供近4/5的工作岗位，并且在新产品的研发方面占有82%的份额。即便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商业银行仍然认为给中小企业贷款所带来的监控成本较高且风险较大，故不愿为其放款，而影子银行则愿意为其提供资金。由于民间借贷能够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较为及时且有益的支持，影子银行也由此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影子银行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增加企业成本负担。因为融资困难，中小微型企业无法从商业银行处获得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继而求助于民间贷款，但代价巨大，需要付出高出银行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利息，为了偿还本息，企业不得不提高成本，这使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利润无法实现。与此同时，作为担保的公司、典当行无法回笼资金，也面临倒闭的风险。二是易引发次贷危机。2008年雷曼公司倒闭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其影响已波及全世界。究其根源，就在于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影子银行的大量存在。由于美国金融监管制度逐渐放松，出现了许多金融创新产品，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潮，处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可能就会引发一场前景难测的金融危机。三是实体经济受创，产业空心化问题加剧。影子银行体系主要是通过民间借贷而赚取利差，部分企业更愿意将资金投放于金融产品而非实体经济，以获取更为丰厚的资本回报。正是这种资本的趋利性，使企业逐渐退出实业，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周期性短的担保类的民间放贷。据统计，国有企业在此类放贷机构与组织中占90%之多，每年非银行市场的资金流量达二万亿左右，该数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借助于影子银行体系的间接渠道，许多企业将资金投向处于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长此以往，将使我国实体经济受到重创。四是影响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影子银行体系最明显的特点是融资比较快。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地募集资金，原因在于民间借贷利息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的存款利息。因此，民间借贷的兴盛会逐渐加大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难度，会严重影响其存款额。有数据显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四大银行在内，比照在2011年8月的贷款数额，9月中上旬的存款已经减少4200亿元左右，呈现负增长态势。虽然，此部分存款已流入影子银行体系，在丰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时，却使银行面临严重的存贷期限错配问题。无疑此种影响对商业银行的生存、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法律监管现状

虽然对“一行三会”的职责、监督范围都已明确，但对处于监管之外的融资机构，尚未制定整体性的监管政策框架，导致缺乏相应的履职手段和监管权限。影子银行体系所创造的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已打破传统监督与管理。1．贷款规则滞后于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现状。目前，我国适用的是修订后的《贷款通则》，且自2009年以来，银监会已陆续并实施了贷款方面的“一个指引三个办法”的贷款新规，即《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但是，随着金融产品的创新，这些贷款规则仍然滞后于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现状，不断产生的新型的金融衍生品，仍然能够规避法律法规。2．监管、检查机构部门缺失。目前，从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层面来看，部分影子银行体系中的机构，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已经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制下全部纳入了银监会的监管范围。但是，仍然存在金融监管的灰色地带。此外，通过银信合作的方式，研发出不受或者少受法律规制的金融产品。根据IMF2011年的《中国金融系统稳定评估报告》可知:非正规金融部门中的典当行、信用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受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以及公安部门的检查，但地下金融中介却无任何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管理。私募投资虽然受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但是，仍然存在部分私募基金无任何监管机构监管的现象。3．缺乏系统性的影子银行监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立法层面已经相继出台有关对影子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部分地填补了监管盲区，但是缺乏符合国际标准的影子银行监管法律体系。

银行监管范文篇4

截至2009年底，外资银行在华设立229家代表处、33家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2家独资财务公司、95家分行。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3492.29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71%。［1］新加坡较早确立了金融立国政策和金融国际化战略，目前已成为成熟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2010年伦敦金融城政府的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新加坡成为全球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2］截至2007年5月，新加坡共有105家外资银行，其中全面银行24家，批发银行37家，离岸银行44家。

二、中新外资银行监管的比较

(一)立法结构和立法模式1．相同之处:(1)中新均缺少一部统一外资银行基本法，两国立法散见于相关各种法律、法规。新加坡主要有《银行法》《外汇管理法》《金融管理局法》及《新加坡规定银行之执照核发及规章之条例》等;中国主要有《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2)存在既适用于本国银行，又适用于外资银行的单项立法。2．不同之处:(1)立法体系完备程度不同。新加坡已基本形成外资银行监管框架;中国相关立法起于改革开放后，远不完备。(2)立法协调程度不同。新加坡较早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无专门外资银行立法，外资内资银行基本一视同仁。而中国银行监管法内外有别，中资银行由《商业银行法》调整，而外资银行由《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调整，一是法律等级过低，二是内容繁杂、稳定性差，无法适应全面开放要求，未能体现国际规则应有监管框架，法律之间衔接性差，且多有空白，操作性不强，适用不明确。

(二)外资银行体系1．相同点:(1)两国均许可外资银行设立合资银行、独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分行。(2)在两国注册的合资银行和独资银行，都具有东道国法人资格。2．不同点:银行类型不同。新加坡商业银行分三类:全能型银行(QualifyingFullBank)、限制性银行(RestrictedBank)、离岸银行(OffshoreBank)，业务范围依次缩小。新加坡为保护本国银行，一般全能型银行主要准许本国银行设立，而倾向于引导外资银行设立限制性银行与离岸银行。中国纳入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统计口径的有:外资银行代表处、独资银行、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独资财务公司五种形式。此外，新加坡鼓励外资银行设立分行，而中国则更愿意外资银行设立子行。

(三)外资银行监管体制与监管机构新加坡实行“集中混业监管”，监管主体为金融监管局(代号MAS)，其监管由MAS最大的组团———“金融机构监管组团”实施。中国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远未建立集中统一、整体协调的监管体系，而面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事实，未实现综合并表监管，极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难以抑制跨市场、跨行业风险。新加坡MAS组团监管统一监管标准，实现跨部门沟通协调，能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四)外资银行的准入监管开业条件、业务范围准入、准入审批是外资准入的管制的三大方面。两国管制有相同之处，亦存重要差别。开业条件方面，中国规定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且为实缴资本，并规定外国分行应由总行无偿拨给营运资金。新加坡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更加具体、严格，主要规定如下:1.最低资本金。因新加坡一直倾向于外资银行在新设立分行而不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子行，故对最低资本金要求主要集中在总行资本金、净总行资本金。2.准备金。主要由境外总行决定并提取其在新加坡发放的各类贷款的共同呆账准备金。3.管理者资格。外资银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必须首先得到金管局的批准;负责人应保证对银行的审慎和专业化经营，并对包括建立充分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健全的内控制度、授权制度等合规制度负责。［3］为了既保护本国银行利益，又提高金融业整体安全，两国都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进行限制。限制主要在居民业务与本币业务、非银行业务两方面，新加坡主要根据三类银行持有的不同牌照来限制其业务，中国主要根据银监会的审批来限制。

(五)市场运营监管

1.资本充足率监管。新加坡为维护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规定了较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其资本充足率为10%，要求一级资本(Tier1Capital)7%以上，二级资本(Tier2Capital)为3%，且二级资本的定义比国际清算银行严格。中国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但较新加坡低。［4］

2.贷款集中度监管。新加坡规定对单一客户的贷款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25%，否则经监管当局批准。中国规定大额风险集中度单一客户10%和集团客户15%的授信上限，任何机构不得逾越。

3.流动性监管。由于外资银行分行、子行与母行天然存在利益联系，资产转移便捷，为确保控制境内子行或分行资产安全性及流动性，金管局制定资产流动性最低水平要求，并限制其居民零售存款业务与同业拆借业务，限制利润转移或发回母行，同时强化监管的频度与信息呈报要求。其最低流动性资产比率是18%，是世界上较高的标准。

4.外资银行参股或并购监管。外资银行往往借参股、并购等形式规避审批程序和业务限制，中国为此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务实限制。新加坡对外资入股本地银行限制不断放宽。自1999年实施银行业五年开放项目，外资入股比例限制已于2003年取消。金管局认为40%的股权限制已没有必要。［5］(六)外资银行的风险监管、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新加坡建立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风险评级—非现场跟踪监管的监管信息处理系统。在监管循环中，MAS将非现场监管置于主导地位，全方位搜集信息、全面风险评级、全程跟踪完成非现场监管工作。此外2001年新加坡建立银行业风险评级体系，对外资银行实行PLATOS体系监管。根据评级结果对银行做出监管级别分类，以合理分配监管资源。中国则建立外资银行监管“1+3”体系，即一个《外资银行风险监管框架》，三个综合评价体系:外资银行法人评价体系(CAMELS+，即骆驼评级)、外国银行分行评价体系(ROCA)、外国银行母行支持度评价体系(SOSA)。［6］在此体系指引下，强化非现场监管，提升风险预警和评估能力，提高现场检查深度与针对性。(七)问题外资银行处置国际上对问题银行处理有资金援助、现金赔付、兼并收购、过渡银行等四种方式。如问题银行有救助价值，可采用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人制度;如无救助价值，则采取解散、撤销、并购和破产制度。新加坡虽监管严厉，银行业运营稳健，但为防范金融危机的冲击，保障存户利益与运营安全，维护银行公众形象，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金管局已于2002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而我国既无存款保险制度，又无最后贷款人制度。当外资银行子行发生危机时，只是要求母行承诺承担其全部债务，但未建立母行与子行、分行的风险隔离机制。

三、新加坡外资银行监管之借鉴

(一)外资银行立法为金融战略服务新加坡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起，就制定明确的金融发展战略。其战略既有长期规划，又有阶段性目标，故而深刻影响其外资银行立法，使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目标导向性、战略服务性特征。当1968年仍处第三世界时，就雄心勃勃地提出成为东南亚金融中心，继而提出建立全球金融中心。立法始终围绕其金融定位战略服务。首先，立法注重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如出台《金融管理局法》《银行法》《外汇管理法》等，基本上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或优惠政策。其次，注重对外资银行的引导。新加坡国内市场狭小，容量有限，但贸易发达，所以鼓励外资设立外向型的离岸银行，开展非居民业务。最后，注重外资银行为其经济调整战略发挥融资服务功能。新加坡经过工业化初期、经济扩展期、经济重建期、经济重整期、知识经济导向期五个经济调整、升级时期，由于本地银行实力弱小，故融资对外依存度很高，外资银行为其经济顺利转轨、调整发挥了融资作用，如知识经济转型期将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产业等九大产业，如无外资银行融资，则难以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二)统一金融监管机构，一体化混业管理为提高监管的专业性与有效性，新加坡早在1971年就出台《金融管理局法》，成立MSA。MSA拥有统一集中的权利，兼具中国“一行三会”的监管职能，实施组团管理，既不同于美国的多头管理，也不同于中国的分散管理。其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符合外资银行及其所属综合金融集团往往混业经营的实际，同时也有利于集中信息，形成监管合力，消解多头管理、分业管理的弊端，有利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控制跨市场、跨行业风险。自金管局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1987年、1997年及2008年多次金融危机，证明其体制的合理性。［7］

(三)重视改善本地银行竞争力新加坡充分认识到本地银行保稳定、保调控等方面的作用，将外资银行引进的立足点放在提高本地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上。新加坡采取“一限一保，一扶一促”的两手策略。一方面，适度限制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保护本国银行能生存发展，如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实行必要的差别化对待，确保外资银行在本地存款和支付体系方面的市场份额不超过50%。另一方面，在人才政策和业务开展方面扶助本地银行，并借政府之手促成本地银行合并重组。如星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合并就是MSA大力促成的。

(四)外资银行限制逐步取消新加坡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素以严厉著称，引进亦极为谨慎，作风稳健，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保守。但面对其他城市谋求建立金融中心的竞争压力，以及加入WTO的开放承诺，也为促使本地银行“与狼共舞”，新加坡逐渐改变保守作风，放松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主要表现在放松股权比例限制、给外资银行发放更多全面银行牌照、业务范围限制也进一步放宽，如允许外资银行开设更多分行、增设营业网点(包括分支机构和户外取款机)。

银行监管范文篇5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拥有比较健全发达的银行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渊源各不相同，各国纷纷建立了各具特色的银行监管体制。通过研究美国、英国、这两个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风险监管的经验，对我国建立符合新开放时期的现代化银行监管制度是不无裨益的。

1、英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1）比率风险监管体系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所谓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监管措施、价值评估的综合体系，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FSA参照COMELB指标和COM指标对银行进行风险初步测评。COMELB指标包括资本、资产、市场风险、盈利、债务、业务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组织、管理三个方面。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如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成立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信用领域进行检查；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及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等。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2）习惯法

在立法方面，尽管在欧共体各国的中央银行中，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较差，但它却在银行监督方面比之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英国，法律常由“习惯法”替代，金融管理机构与信贷机构间的关系更多地使用“道义劝说”或“君子协定”原则来理顺，而不是采取强制性的命令方式。70年代以来，英国已正式结束了银行业的“自我管制”状态，代之以用法律的形式对银行实施管制，外国银行机构也不例外。“1979年银行法”生效后，管理走向正规化，但是对大型银行的管理仍沿用传统方法，很少采取强制性措施。目前英国管制外国银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1987年银行法》、1971年《竞争和信用管制条例》等。

2、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

（1）双重评估体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状况和流动性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作业调控、遵守法规、资产质量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在美国通货监理署（OCC）现行的监管体系中，骆驼评级和风险评级是两个并行的体系，他们一起构成风险监管的整体方法，二者之间有一些区别。camels是对历史形成的存量也就是运行结果进行评价，风险监管（评级）是对经营过程的控制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前者出现的背景主要是针对信用风险，后者主要针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

（2）var（valueatrisk）风险测定方法

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风险监管的实质是重视对过程控制的评价。（3）争取实现统一立法

在立法方面，当前各国银行目睹并经历了不断加剧的银行国际化分支运作，银行界也在呼唤着实施统一的国际化资本法规，以维持一个健康的国际银行操作环境。美国的立法机构已经单边制定了两个法规，即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规》（IBA）和1991年的《外国银行的强化监控法规》。《国际银行法规》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其目的在于让大量的外国银行受到类似于美国国内银行的监督与管理，并减少人为的不必要的银行机构间的竞争。

二、巴塞尔协议体系给国际外资银行风险监管带来的影响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设定了资本充足率。通过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业监管机关可以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及风险资产的监管，也对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有了量的标准。加上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信贷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其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监管等。

2001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资本协议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此次协议被称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包括欧洲银行界在内的国际银行界对新资本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有关风险的范围在协议中不断扩充：从信用风险到市场风险，进而又涵盖了操作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名誉风险等其他风险。这是监管当局对日趋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的必要应对，是走向全面而准确监管的步伐。

作为国际银行界的监管准则，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风险管理提出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为将来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监管指明了方向。内部评级法比标准法更能敏感地反映信用风险，但同时也意味着商业银行要在资产组合层面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并相应地进行经济资本配置。欧洲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将在新协议影响下面临不同的选择路径。这种选择也将对未来若干年内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概括而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出为国际银行业的风险监管提供了统一的框架标准，为银行业风险有效监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协议及其补充文件倡导的原则和方法对银行业的监管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规范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发展，并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的指导蓝本和实践框架。

三、国际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完善我国的外资银行准入制度，选择资本雄厚，经营业绩、资产状况良好，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具有丰富管理经验、良好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具有先进的IT技术和国际网络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高素质的外资银行大都资金雄厚，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管理先进、控制经营风险的能力强，能够做到稳健经营。且资信较好，能遵守法规，注重公平竞争，重视自身市场形象。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二，充分考虑中外资银行的差别。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化金融体系构建进程，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等在资本结构、经营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各异。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关风险监管指标的制定和监管某些选择方面，要根据各个银行所处的具体情况，提出针对性强、灵活度大的方案，进行分类监管。同时，在逐步融入国际金融大环境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也不再仅限于信用风险，而是要迎接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等来自各方的考验。因此，在制定监管指标时应具有预见性，充分考虑到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银行可能面临的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风险，为未来银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留有足够空间，不至于使监管法规陷入被动的境地。

第三，加强科学的外资银行风险评估体系化研究。外部监管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相结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由对抗型向协作型的转变，是银行监管的趋势。银行内部风险模型的建立不仅是银行自身经营的必要，也是确保监管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除了可以参照国际上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外，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三种形式（外国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与国内银行的“camel”评价体系相区分，采用“roca”等级评估制，将重点放在风险管理、作业调控、遵守法规、资产质量上，以加强风险控制。

第四，完善与健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规。参考国际监管经验可以看到先进的监管体制离不开成熟的法规的配合。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专门性规范。面对开放时期可能的外资银行数量激增，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参考文献】

[1]王卫东：现代银行全面风险管理[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章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兼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田应奎：现代金融有效监管的国际比较[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

银行监管范文篇6

一、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

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主要出自构成国际金融惯例的巴塞尔协议，并得到作为国际条约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补充。

（一）审慎监管的主要要求

巴塞尔协议现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法领域的惯例。这就意味着，虽然还算不上正式的国际法渊源，但是在采纳了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将作为国内法起作用，而在很多尚未采纳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至少可以作为对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威性解释。

完整意义上的巴塞尔协议，包括以下文件：1983年的《巴塞尔协定》、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定》、1992年的《巴塞尔最低标准》、1996年的《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2004年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审慎监管原则主要体现在《巴塞尔核心原则》第6－14条、第15条（第四节B）、第22条（第五节）、第23条和第25条（第六节A）中。审慎监管的要求主要涵盖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跨国银行监管和纠正措施等五个方面，其具体要求包括：

1.资本充足率方面。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巴塞尔协议建议的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为8％。

2.风险管理方面。首先，为了避免信用风险，应当建立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金及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其次，为了避免流动性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再次，为了避免市场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金；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或具体的资本金要求。最后，为了避免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3.内控机制方面。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具有完善的政策、做法和程序，以促进金融部门形成较高的职业道德与专业标准，并防止银行有意或无意地被罪犯所利用。

4.跨国银行监管方面。跨国银行母国必须对其活跃的国际银行组织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对这些银行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业务进行充分的监测并要求其遵守审慎经营的各项原则；跨国银行东道国应确保外国银行按东道国国内机构所同样遵循的高标准从事当地业务。

5.纠正措施方面。银行监管者必须掌握完善的监管手段，以便在银行未能满足审慎要求时采取及时的纠正措施。

（二）审慎例外

如果说巴塞尔协议的审慎监管要求构成审慎监管的“常态”的话，那么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的“审慎例外”就是审慎监管的“异态”，或曰特殊的审慎监管。[1]（171）

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主要由《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附件一》、《金融服务附件二》、《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构成。其中，依据《金融服务附件一》第2条a项的规定，尽管有GATS的任何其他规定，但是不得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人、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保证金融体系完整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GATS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该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

上述规定就是“审慎例外”（PrudentialCarve-out）原则的体现。所谓“审慎例外”，是指WTO各成员可以为了维护国内金融的稳定，不受GATS自由化条款或已作出承诺的束缚，采取审慎的金融监管措施。虽然“审慎例外”具有特殊性，但它与巴塞尔协议中的审慎监管要求的“纠正措施”方面是吻合的，甚至可以认为“审慎例外”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为维护金融秩序而采取的特殊纠正措施。

关于“审慎例外”的规定是较为抽象而灵活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措施属于构成“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当然，在新一轮的谈判中，确实有少数国家要求明确列举“审慎例外"的范围。比如瑞士呼吁依据巴塞尔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管者联合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金融混业联合论坛所制定的标准，界定“审慎例外”监管措施的范围。[2]（15）但显而易见的是，新一轮的谈判还不可能顾及到这一问题，这一主张目前难以引起广泛关注，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

这就意味着，只要表明是为了审慎的目的，东道国就可以暂时摆脱WTO规则的约束，采取任何希望采取监管措施。而且，何谓“出于审慎的目的”是由采取措施的国家自己决定的。“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不会受到诸如“是否具有必要性”或者“是否属于最低限度的贸易限制”的问题的挑战，也不用理会GATS第6条对国内规章的种种要求。尽管母国可能认为东道国所宣称的“出于审慎的目的”名不符实，但原则上来说，只有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简称DSB)才有权判断东道国所采取的“审慎例外”监管措施是否确实出于审慎的目的。而实际上，在各国都采取慎重态度的金融领域，鲜有将有关争议提交DSB的可能。正如克伊所指出的，除非存在异常过分的行为，各国都倾向于彼此尊重各自决定其国内规范是否出于审慎性的权力。[3]（25）

“审慎例外”原则保留了金融领域里监管的灵活性，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有关国家可以在特定的形势下和在特定的时期内，违背其在GATS项下的承诺和义务，自主决定采取某些特殊的金融监管措施，以达到保护国内金融业的目的。

因此，依据“审慎例外”的原则，我国完全可以在有关的国内法中，制订一些“审慎例外”的条款。这些条款应当是原则性的，只需说明是为了审慎的目的而实施的即可。这样一来，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金融监管部门就可以采取其认为合适的特殊监管措施，而不论这样的措施是否违背了我国在GATS项下的承诺和义务。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WTO规则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因此只有当“审慎例外”原则被明确地表述在有关国内法中的时候，监管部门才能依法采取措施。也就是说，WTO规则中的“审慎例外”原则被转化为国内法十分必要。因为，如果缺乏国内法上的明确授权，国内监管部门是不能直接依据WTO规则采取构成“审慎例外”的特殊监管措施的。

二、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的具体规定

(一)资本充足率方面

依据《条例》第40条和《商业银行法》第39条的规定，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而依据《条例》第45条，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8%，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国银行分行提高前款规定的比例。

《条例》第10—12条对设立外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提出了复合标准的要求。外方股东的资本充足率，必须既符合母国的要求，又符合东道国的要求。

(二)风险管理方面

首先，为了防范和避免信用风险，我国要求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其次，为了防范和避免流动性风险，我国要求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同样地，依据《条例》第46条，外国银行分行也被要求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其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再次，为了防范和避免市场风险，我国要求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②且其境内本外币资产余额不得低于境内本外币负债余额。最后，为了避免诸如操作风险之类的其他风险，我国要求外资银行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系统。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设置独立的风险管理系统；而在境内设立2家及2家以上分行的外国银行，应当授权其中1家分行对其他分行实施统一管理。

(三)内控机制方面

外资银行应当建立健全内控系统。其中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需要设置独立的内部控制系统，并遵守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

同时，按照《条例》第55－56条的要求，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相互兼职；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进行的交易必须符合商业原则，交易条件不得优于与非关联方进行交易的条件；外国银行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的资金交易，应当提供全额担保。

此外，《条例》第9条第3项还要求外方股东具有有效的反洗钱制度。

(四)跨国银行监管方面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向其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跨境大额资金流动和资产转移情况。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实行合并监管。

外方股东必须受到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并且就设立外资银行取得后者的同意。母国应当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其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已经与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五)纠正措施方面

依据《条例》第50条，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风险状况，可以依法采取责令暂停部分业务、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等特别监管措施。根据《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94条的规定，这些特别监管措施包括：约见有关负责人进行警诫谈话；责令限期就有关问题报送书面报告；对资金流出境外采取限制性措施；责令暂停部分业务或者暂停受理经营新业务的申请；责令出具保证书；对有关风险监管指标提出特别要求；要求保持一定比例的经中国银监会认可的资产；责令限期补充资本金或者营运资金；责令限期撤换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暂停受理增设机构的申请；对利润分配和利润汇出境外采取限制性措施；派驻特别监管人员，对日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指导；提高有关监管报表的报送频度；中国银监会采取的其他特别监管措施。

可以说，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和改进，我国在外资银行的“常态”监管方面，已经基本符合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三、评析与结论

（一）银行业开放与加强外资银行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引进了外资、促进了竞争、改善了制度，为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然而，外资大量涌入所带来的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直以来，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限制方面，缺乏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监管和风险监管。[4]也就是说，我国的监管重心集中在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等“入门”层面，而在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等“深入”层面上，我国历来存在不足。实际上，新制订的《条例》的最大特色，就是区分外资法人银行与外国银行分行并给予两者不同程度的国民待遇，这仍然是一种“入门”式的监管。

然而，指望主要通过这种“入门”监管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在新的形势下显然是不现实的。一般来讲，外资法人银行是中国法人，首先对中国债权人负责，比起首先对外国债权人负责的外国银行分行确实更加可靠，区别对待也确实很有必要，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尽管从法律上看是东道国法人，但外资银行本质上都是外来者。[5]这意味着，不论是否属于中国法人，外资银行都不会以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为根本宗旨，不会主动承担中国资本市场由投机资本冲击引起的损失，其开展业务的首要前提与动力，始终是获取利润。既然如此，若未受到充分监管，外资银行的逐利行为很可能损害东道国的金融秩序，而在东道国金融市场面临动荡的关键时刻，外资银行会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的那样，选择抽逃资本，从而使东道国金融市场雪上加霜。

因此，在全面放开银行业的同时，我国必须加强对外资银行在业务上、风险上的审慎监管，从而达到既充分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又足以防止其消极作用的目的。从法律上讲，有关的审慎监管制度，需要从平时的“常态”监管和特殊情况下的“异态”监管两方面入手，而巴塞尔协议和WTO金融服务贸易的有关规则正好为我国构建这两方面的制度提供了素材。从国际法角度上讲，我国全面开放了银行业，履行了对WTO的义务，同时也必然拥有依据WTO规则和有关国际法进行审慎监管的权利。在全面开放银行业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审慎监管，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行为。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规则及其完善

首先，在资本充足率上，我国规定了8％的底线，并保留了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可能。由于所有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都必须符合我国法律（而非他国法律）所界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故而《条例》对不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银行分行直接使用了“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实际上就是我国所指的资本充足率）的说法。

其次，在风险管理上，不管是对存贷款比例、流动性资产负债比例、还是单一借款人贷款比例的要求，我国都是按照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标准来制订的。除了在流动性风险上对各外资银行商业形态一视同仁之外，我国在信用风险上注重对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监管，而在市场风险上则注重对外国银行分行的监管，这种区别对待显然是有原因的。由于前者属于中国法人，享有完全国民待遇，其业务具有独立性并主要在我国金融市场开展，因而我国政府必须对其存贷款运作进行审慎的监管。而外国银行分行不具有中国国籍，仅享受部分的国民待遇，其业务隶属于总行，而总行的业务主要在其母国金融市场开展，故而出于对其他国家属人管辖权的尊重，我国政府不宜过多干涉其存贷业务，但是，分行这种商业银行形态特别容易受到母国乃至国际市场汇率或利率波动的影响，故而为了维护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我国作为东道国，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市场风险控制。

再次，在内控机制上，我国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较为具体的规定。在跨国监管上，我国强调母国监管当局制度的完善性并重视与母国监管当局的合作，这都是符合巴塞尔协议要求的。

最后，在纠正措施上，《条例》第50条规定了“责令暂停部分业务、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等特别监管措施”。《实施细则》将前者具体化为13项措施，并保留了采取其他措施的可能性，基本上满足了巴塞尔协议在“常态”下实现审慎监管的要求。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金融监管往往需要在“异态”下发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关立法应当规定监管机构可以在特定时候采取不受GATS项下义务与承诺约束的特殊纠正措施，即“审慎例外”的措施。但是，《条例》第50条以及《实施细则》的相应规定显然并没有真正体现“审慎例外”原则。

本文前面已经阐明，“审慎例外”的规定不需要、也不应该具体化，而应重在说明“出于审慎的目的”。《条例》第50条以及《实施细则》第94条将特别纠正措施具体化为13项措施的做法，并非针对突发的例外情况，导致在“异态”下审慎监管的缺位。就算视这些措施为审慎例外措施，它们也会因太过具体而失去了灵活性和例外性。更为致命的是《条例》第50条只强调“依法采取”而只字不提监管措施的目的性的做法。必须指出，回避监管措施的目的性，将破坏这些措施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基础。WTO仅仅要求成员国认定其监管措施“出于审慎的目的”，如果我们连这一简单要求都忽略的话，那么，对于我国没有依法认定为“出于审慎目的”就采取的特别监管措施，其他WTO成员国完全有理由质疑其合法性，也很容易证明这些措施是我国对自己在GATS项下承诺与义务的违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尽快将“审慎例外”的原则正确地转化为国内法。

综上所述，在全面开放银行业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行为。这一审慎监管制度，需要从平时的“常态”监管和特殊情况下的“异态”监管两方面入手，充分借鉴巴塞尔协议和WTO金融服务贸易的有关规则。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在“常态”监管方面较为完备而“异态”监管方面存在缺失。目前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制度基本上是依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设定的，而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的“审慎例外”原则尚未正确地体现在有关法律法规中，我们必须尽快将其正确地转化为国内法。

注释：

银行监管范文篇7

关键词：银行；资本；监管

一、国际银行资本监管的发展历程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管制放松，金融混业在银行业出现，形成了大的金融集团和控股公司。资本管制、准入限制、利率等限制都取消或者放松了，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趋势越来越高，但是银行危机业随之潜伏而来。各国的监管企业在努力寻求有效的监管工具，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

资本业就随之进入监管者的眼中，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这里所指的资本是不同于会计资本的经济资本，即商业银行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为了应付未来一定期限内资产的非预期损失而应该持有的资本金。经济资本是一种虚拟的、与银行非预期损失等额的资本。由于商业银行资本金具有高杠杆的特征，其对风险控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吸收包括经营亏损在内的风险损失，避免银行破产；另一方面，充足的资本有助于树立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促进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

资本监管是银行监管的核心，银行必须持有超过一定的资本比例，以减少单个银行破产的概率，提高银行业整体稳定和金融安全。下面主要介绍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统一标准《巴塞尔协议》的发展过程。

1.巴塞尔老资本协议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了资本监管协议，俗称老资本协议。协议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确定监管资本的构成，即核心资本、附属资本、次级资本三部分；二是规定了资产的风险权重，即根据不同的资产性质和类别，将资产分类0%、10%、20%、50%、100%五个权重，用于计算加权资产；三是将表外业务纳入监管范围；四是规定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在该协议公布之后的几年里巴塞尔委员会又根据市场发展进行了几个修订，如1996年的关于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补充规定等。总之，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出台使得国际上对银行风险的关注度大大提升，使监管者开始对银行进行动态监管，有利于各国银行的国际比较，有利于商业银行的公平竞争。但是1988年老资本协议仅仅考虑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没有考虑其他风险，如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其采用的OECD俱乐部做法明显不合理，即对经合组织成员国分配0%的风险权重，对非组织成员国（如中国）给与100%的歧视性风险权重。

2.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日新月异，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老的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的约束有效性已经大大降低，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必须对老的资本协议进行大规模修正。

2004年6月，十国集团的央行行长和银行监管负责人一致同意公布《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资本监管制度的新框架，并承诺在本国建议实施这一新制度。这里提到的资本监管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新资本协议的创新点就是建立了“三大支柱”的新资本监管制度：

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银行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本，以应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针对信用风险评级，新协议创新地使用了两种方法，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标准法主要采用在外部评级机构做出外部评级的基础上计提资本，新协议取消了经合组织法，引入外部评级来区分不同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是新协议的核心内容，通过计算银行的预期损失(EL)和非预期损失(UL)来推测银行的潜在经济损失，从而计提应具有的资本。

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银行对资本充足率达标负有主要责任，对充足水平进行评估，确保保持相应的资本水平；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估银行的资本评估和战略，以确保银行达到监管要求的能力；监管当局应不满足于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应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为防止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到最低要求以下，监管当局应提前采取干预措施，若银行不能保持或恢复资本水平，监管当局应该要求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要求银行对其风险概况和资本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监管当局应制定一些措施来要求银行遵守信息披露规定，这一点旨在提高市场参与者的能力，阻止银行不合理地承担风险。

3.新资本协议实施现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是所谓的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lyActiveBanks），以及银行集团。按照新协议确定的时间表，十国集团2007年初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高级方法可以推迟到2008年初实施。根据欧盟规定，不属于十国集团的欧盟成员国也必须在2007年初实施新资本协议；非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发达市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为提升银行竞争力，维护地区金融稳定，将同步实施新协议。日本与2007年3月开始实施。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都表示，将在2006年后的几年内实施新协议。金融稳定学院的调查结果表明，全球近100个国家/地区表示，在2006年后的几年里陆续实施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取代1988年资本协议成为新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是大势所趋。

二、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过程：

我国的银行业监管起步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后，从法律上赋予了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审批金融机构和业务、进行稽核检查监督、要求金融机构按规定报送报表、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等一系列的监管权利。但从法律界定的职责和监管实践来看，这一时期银行业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准入和合规检查。

1994年开始，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我国开始探索风险监管的新方法。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广贷款质量五级分类，信用风险渐渐成为监管的重点。但是，由于缺乏成体系的监管思路，风险监管并未全面推开，监管人员对风险监管的理念只是有所了解，尚未深入人心。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监管理念，在加强银行合规监管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风险防范和化解上。为了加强监管信息系统建设，2003年11月4日，银监会启动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信息系统（“1104工程”）的建设工作，致力发展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的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2004年，银监会在借鉴美国和香港做法的基础上，在外资银行监管中率先引入了风险为本的概念，搭建了由了解机构、风险评估、有针对地确定监管规划和资源分配、实施现场检查和ROCA/CAMELS+评级、采取监管措施和持续监管等一系列步骤组成的框架，从监管方式上初步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也为我国建立有效的银行业监管体系做出了有益尝试。

三、中国对巴塞尔新协议的态度和实施现状

2007年2月，中国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明确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目标、指导原则、实施范围、实施方法及时间表，构建了未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总体框架，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工作由前期的研究论证阶段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由于新资本协议主要是针对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国际活跃银行，因此对非协议针对范围内的银行没有约束力，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我国银行业总体资本充足率还比较低，业务规模、风险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还不能明显跟上国际银行业的标准，我国银行业目前采用的还是“两步走”和“双轨制”来应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两步走”就是先执行好1988年资本协议，商业银行应该首先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要求，大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在过渡期结束时（2007-01-01），保证大多数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或者超过8%的水平，与此同时鼓励大银行开发内部评级体系，当条件成熟时采取内部评级法进行资本监管。

“双轨制”就是将来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不搞“一刀切”，具备条件的大商业银行采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资本监管，对其他银行，继续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资本监管。

中国银监会目前的工作主要是促进银行深化改革，加强风险管理，力争2010年大型银行实行新协议。银监会将于2008年底前，陆续有关新资本协议实施的监管法规，修订现行资本监管规定，在业内征求意见。于2009年进行定量影响测算，评估新资本协议实施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在实施新协议之前，对大型银行全面审查其方案，验证银行的资本计算模型，审批银行提出的实施方案。新资本协议银行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如果届时不能达到银监会规定的最低要求，经批准可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底。

四、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影响和对今后银行资本监管的建议

实施新资本协议是一项目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至少包括：起草“三大支柱”相关的监管规章、组织商业银行进行定量影响测算、考察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接受银行的申请等。总的来说，新资本协议更具有风险敏感性、更符合市场创新发展需要的监管制度的意义相当重要，但是实施过程中对商业银行体系风险管理制度的完善作用更为重大。通过新资本协议的实施，银行将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更加精细地追踪、识别、计量、管理风险。

银行监管范文篇8

一、人民银行非现场监管的基本情况

从1996年至今，随着人民银行对银行业监管的重心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监管和内部控制转变，监管方式从主要依靠现场检查向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相结合转变，人民银行对银行业的非现场监管体系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到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目前，这套体系已经基本实现了与人民银行金融统计工作紧密结合，正在向监管内容和数据采集、处理方式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转变。

我国对银行业实施非现场监管的重点主要是资本充足情况、资产质量、资产流动性、财务状况、内控制度的有效性、经营的合规性等。围绕这些要求，人民银行建立了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涉及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和总量结构管理的16项监控监测指标的非现场监管报表体系，并统一了与金融统计全科目上报指标的归属关系，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监管报表的数据采集与全科目上报系统的接轨。人民银行总行明确规定，凡是能够从全科目指标体系中得到的非现场监管报表和数据由人民银行调统部门提供，不再通过监管部门向商业银行直接采集。这样就减轻了商业银行和人民银行监管部门的负担，同时实现了监管报表采集和生成的电子化，较好地保证了报表数据的准确性。人民银行监管部门通过对报表的分析，及时掌握监管对象经营管理的有关情况，判断其风险状况，形成《金融监管报告》，为本行和上级行的监管决策提供依据。

二、当前非现场监管的主要问题

1.监管内容有待完善。

首先，基层人行缺乏与之监管特点相适应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人民银行目前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主要针对一级法人，某些指标对于分支机构并不适用，基层人行完全套用总行的指标体系难以准确评价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状况。

其次，监管内容的更新滞后于形势的需要。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银行业竞争的日趣激烈，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要求人民银行不断改善既有的非现场监管内容，有效地监控商业银行新业务的风险状况。一方面，现有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更新较慢，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另一方面作为非现场监管重要数据源的金融统计全科目指标体系修订周期较长，无法满足新的非现场监管指标的取数要求，为监管部门获取新指标数据带来困难。

2.数据采集系统仍有缺陷。

一是数据的及时性尚不能保证。由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调统部门能够提供非现场监管报表的时间与监管部门的要求不一致，为了及时向上级行反映辖区内监管对象的风险状况，大部分监管部门仍然直接向被监管机构收取监管数据，既造成了重复劳动，又使来源不同的非现场监管数据不一致成为可能。

二是数据的准确性还需要提高。一些金融机构在直接向人民银行监管部门填报非现场监管报表的过程中仍依靠手工操作，填报的主观性较大，容易造成数据不准确，而上报的全科目指标大部分通过计算机系统由其会计报表或信贷台帐直接生成，应该说可靠性相对较高。但最近人民银行联合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的一次金融统计检查发现，由于基层统计人员业务素质较低，责任心不强，操作失误，部分金融机构内部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和个别机构虚报、瞒报统计数据以逃避金融监管等原因，全科目统计数据也存在失真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现场监管数据的准确性。

三是全科目上报系统对非现场监管报表支持的完整性不足。目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监管部门需要的监管数据仍有较大部分不能直接从本行调统部门获得，除了全科目指标本身的局限性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部门职责划分的不协调。以大区分行为例，股份制和合作金融监管部分分别负责全辖区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市级城信社和县级城信社、农信社的监管工作，而调统部门只对分行所在省区的调统工作有管理权，难以提供分行全辖区的非现场监管报表。其次是金融统计工作的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要求。受计算机软硬件配置水平较低和人员配备严重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分行调统部门的数据采集和处理能力不足，也限制了全科目统计系统对非现场监管的支持力度。

四是数据的连续性不够。一方面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要求我们修改非现场监管内容和金融统计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尽量维持统计制度的稳定性和非现场监管指标的可比性，以保证对金融机构的动态监管。就目前来看，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保持这两者的合理平衡，数据的可比性还很难保证。

3.数据分析水平较低。

从国外银行业监管的实践经验来看，非现场监管相对于现场监管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其监管的连续性和预警性。它通过对商业银行的非现场监管报表进行连续分析，动态地掌握被监管机构的经营状况，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将问题防止在发生之前，保障银行业的稳健运行。但目前人民银行的非现场监管体系灵敏性相对较低，还很难做到这一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缺乏专业的分析人员。对非现场监管数据的动态、科学分析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备金融、财务、统计、数学、计算机等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而人民银行目前从事非现场分析的人员大多只具有文科背景，对现代数量分析工具并不熟悉，分析的局限性较大。二是非现场监管报表的报送频度较低。由于我国目前银行业的统计工作水平还不高，人民银行重点监测的16项非现场监管指标还是按季报送，尚无法做到按月上报，显然不利于对被监管机构结营状况的连续掌握。三是缺少专业化的软件分析系统。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也是提高非现场分析水平，弥补分析人员专业知识不足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当前人民银行的非现场分析的软件应用水平还比较低，也影响了分析水平的提高。四是非现场监管数据的共享程度低。一方面人民银行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分割降低了非现场监管数据的利用效率。人民银行内部按被监管机构划分为多个监管部门，由于保密等的需要，监管数据在各部门之间不能共享，这就使同业比较等一些重要的非现场分析方法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由于人民银行的信息化建设还相对滞后，使监管信息在内部的共享困难重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非现场分析的效率。

4.缺乏规范的结果处理方式。

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监管部门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现场监管综合评价制度，对被监管机构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价，以指示对监管对象的监管力度，如美国的CANIEL评级体系。当前，由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银行业综合评级体系，限制了人民银行非现场监管体系作用的发挥。

三、完善非现场监管的措施

1.建立科学、系统的监管内容。

人民银行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和充分考虑我国银行业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对现有的非现场监管内容加以完善，特别是要设计一套适合人民银行分支行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和操作规程，使基层人行的非现场监管更加规范、科学。还要深入研究我国金融创新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在不断更新监管内容以适应监管需要的同时，相对维持监管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2.提高数据采集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首先，要加强金融统计基础工作。非现场监管数据的采集过程涉及商业银行内部信贷、会计、财务、计划、国际业务、信息统计部门和人民银行调统等多个部门，需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协调有关部门，相互配合，集中力量确保各级数据源的质量。同时，要加快我国银行业的信息化建设，改善计算机软硬件设备的配置水平，提高业务数据的电子化处理能力；提高银行业基层统计人员的素质，要有一支相对稳定的统计人员队伍。

其次，人民银行要对非现场监管数据采集的各环节严格把关。根据目前的数据采集渠道，人民银行各个部门要分工协作，保证各环节数据的质量。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会计等业务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的现场检查，同时，要提高人民银行统计人员的执法意识，加强对金融机构统计工作的检查和执法力度，提高全科日统计数据的利用效率，减少各部门的重复劳动。

3.提高数据分析水平。

应考虑在人民银行内部设立专门的非现场分析部门，建立非现场监管信息的共享，高效率利用非现场监管数据，同时，充实具有较强专业知识的分析人员，开发相关软件和配备相应计算机设备，提高分析水平。

4.规范结果处理方式。

银行监管范文篇9

理念，英语和希腊语拼作“idea”，它是一个哲学名词。在康德看来，理念指纯粹理性的概念。而黑格尔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质，是事物存在的原则和基础，一切事物都不过是理念的外在表现，“事物之所以具有真理性都只是通过理念并依据理念的力量”。那么，银行监管理念是指贯穿于银行监管过程始终，指导银行监管实践并在监管中必须予以遵循和贯彻的原则及精神。确立适当和有效的银行监管理念对于控制银行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实现银行监管的既定目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99年6月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准备用其取代1988年巴塞尔协议。在听取意见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委员会于2001年1月，再次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第二稿)，以在全球范围内征求银行界和监管部门的意见。新协议把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作为银行监管的三大“支住(Pillar)，并允许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来确定其风险资本要求，此举引起了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在新的国际金融环境下经过反复讨论和酝酿而形成的，代表着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协议不仅内容上有创新，而且透出并反映了许多重要的监管理念，对这些理念尤其是效率理念的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国际银行监管的最新发展趋势，并用以指导我国银行监管的实践。

一、效率理念与金融监管理论的嬗变

何谓效率?《辞海》是这样定义的：①指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或②一种机械(原动机或工作机等)在工作时的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的比值。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给效率下的定义则是：“对于某种资源的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人至少和他们的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什么样的(银行)监管是有效率的?MichaelH·Moskow教授认为(1999)，如果它在实现其追求的目标时，对行业的经营活动造成的附带损失最小，这种监管就是有效率的。为此我们认为银行监管的效率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通过监管保护存款者的利益，促进被监管者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和抗风险能力的增强，并由此提高整个银行业的效率；--是监管当局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本身的效率。

效率理念在银行监管领域的确立与近代金融监管理论的嬗变密不可分。1929—1933年大危机使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大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这给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基于对实践的深刻认识和传统理论的反省，建立在市场不完全性基础上的金融监管理论发生了转变，从主张自由竞争和政府不干预，转向限制金融业过度竞争，保障金融业的稳健经营。反映在银行监管理念上即表现为“安全优先”。

但政府管制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宽泛而严格的外部监管使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效率下降，压制了银行业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银行监管的效果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外部监管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实际效果也受到政府解决金融领域市场不完全性问题的能力的限制，如监管人员不胜任，监管无法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监管引发的道德风险以及行政性的外部干预严重扭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等。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兴起，国际金融领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放松管制的过程。在理论上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特别是解除金融机构在利率、业务范围和经营的地域选择等方面的种种限制，恢复金融业的竞争，以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如果30—70年代金融监管理论的核心是金融体系的安全优先的话，(7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则尊祟效率优先的原则，自然，效率优先的银行监管理念也得以确立并被广泛认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先后发生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及其系统性风险再次受到关注，并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但显然，90年代以后强调的金融监管并非是70年代以前的“严格管制”，而是一种审慎性监管。它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强化信息披露制度，重视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也就是说，新的金融监管理论并非是对以往安全性监管理念的简单回归，而是使提高效率与加强安全两者间相互融合与协调，监管的效率理念不仅没有被否认，恰恰相反，其内涵有了全新的拓展。

二、效率理念：来自各国国内立法与国际层面的分析

银行监管并非是金融压制和阻碍银行业的发展，而是在确保安全与稳定的基础上促进银行体系的公平、有效竞争。银行管理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一种提高效率并鼓励竞争的管理结构，促使银行服务适度化并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运作。

注重效率的监管理念首先表现在国内立法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不少国家的监管当局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和目标。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项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不必要的对竞争的扭曲和破坏。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后，也改变了过去单纯以安全为主的监管目标而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与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美国的银行监管也从消极管理走向积极管理。随着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金融的平稳过渡和金融创新的强劲发展，美国银行监管当局日益感到放松金融管制、提高银行竞争与效率的必要性，于是推行所谓的积极管理，即管理是为了鼓励金融业的正常活动，促使金融机构更有效率地经营，是决策者合理内在计划的反映。美国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也清楚地表明“美国开始将国际竞争，赢得全球市场作为目标”。

不仅如此，各监管当局采取的监管措施也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约束和行业自律的作用，强调银行业内控机制的建立，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在监管方式上也更显灵活性，其目的就在于通过监管促进银行间有效竞争，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

在国际层面上，说到银行监管则不能不关注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际银行监管组织——巴塞尔委员会，其最近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金融实践与发展趋势的最新反映，对它的分析和研究是我们把握银行监管理念发展脉络的关键。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该协议在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上充分体现了银行监管的效率理念，具体表现在：

1.从“监管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变

在管理系统性风险时，监管的任务就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即尽可能确保单个的投资决策者不仅将其个人面临的风险，而且将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都考虑在内。为了确保每一个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他或她强加给社会的全部成本都考虑在内，监管当局必须采取措施将社会定价差包括在其对风险的计算当中去。无疑，这对促使被监管者谨慎经营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的冲击与危害是有益的。但不加区分地要求每个银行将“平均”社会定价差考虑进去，实行“一刀切”的监管资本要求也降低了各银行的活力和效率。

在新协议中，巴塞尔委员会把监管资本与金融机构所需的经济资本进行了区分。监管资本是银行满足风险控制的最低要求，也是监管者进行早期干预的基础。而经济资本是银行基于内部管理的原因以及获得所期望的信用评级和其债务的风险溢价而持有的那部分资本，它是支住Ⅱ内容的一部分，由银行决定但受到监管者监督。显然，监管资本是监管者为确保银行在做出定价决策时把消极的外部性内部化的结果，而许多大银行通过更加精密、准确的内部模型计算出来的经济资本量可能要小于监管当局确定的监管资本要求。通常情况下，监管资本可以适当高于经济资本，但并非是越高越好。因为这涉及到被监管者对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如果银行按监管资本持有资本数量远高于其实际需要的经济资本，那么，一方面说明其抗风险能力较强，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其资产运用不充分，实际上降低了其资金使用效率。

2.完善资本比率的计算方法，提高监管效率

在金融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监管当局只有不断地吸收和利用银行自己开发出来的富有成效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才能更好地与银行自身的业务发展相一致，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扭曲，使效率损失尽可能降到最小。

新协议有关风险监管的总体思路可以讲仍是对1998年巴塞尔协议的延续，即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但有关资本比率的计算则作了较大的改进，从而使协议更加灵活、更具有风险敏感性。新协议放弃了1988年协议确定信用风险大小的一刀切式的做法，建议业务不是十分复杂的银行采用“标准化法”，而对于业务复杂、条件具备的大银行则可采用内部评级法(InternalRatingBasedApproach，简称“IRB法”)。新协议允许国际银行使用自己内部的风险评估结果来确定资本要求，这表明新协议在承认被监管对象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引入了市场效率的理念，以平衡监管成本和监管效益的相互关系。内部评级法的采用，不仅使银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_RX，f监管当局来说，其可以通过一套严密的评估程序加以验收，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从外部对银行施加“刚性”的资本要求，这既鼓励了商业银行的创新，又节省了监管成本。

3.强调银行风险控制和管理的自我责任

过去，银行监管主要通过加强管制来控制风险、保持稳定，这虽然在短期内使银行获得相对的安全与稳定，但由于严格的管制抑制了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导致经营效率的低下，从而使银行在根本上降低了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反而积累了更大的风险。近年来，面对金融业发展日新月异、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风险越来越复杂的情形，监管当局越来越认识到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对控制银行风险的重要性，因而加大了监管政策的调整，不断使外部监管与银行内控建设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有效的外部监管推动银行的内控建设；另一方面，银行完善的内控建设又为外部监管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提高监管效率。新协议在支柱Ⅱ中，阐述了监管评估的四大基本原则，透过这些原则我们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旨在使监管当局在对银行进行有效监管时，促进银行建立起关于资本充足整体状况的内部评价机制，并制定维持资本充足水平的战略。而监管当局主要是对银行的内部评价程序与资本战略以及资本充足状况进行检查和评价，并在银行资本下滑时进行及早干涉。新协议的这种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调动了银行在经营和监管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银行监管的效率。

三、启示

银行监管范文篇10

主体。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主体是指行使对商业银行进行会计监管这一职能的机构或人员。我国目前主要有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门、审计机关、银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等机构、组织及各自的监管人员。根据监管主体的不同，商业银行会计监管可分为政府监管、内部监管和社会监管三个层次。其中以银监会为代表的政府监管是主体和核心，以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会计监控来实现的内部会计监管是基础，以民间审计和银行业自律为主的社会监管是重要补充和环境保障。它们共同构成了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体系，是一有机的整体。

客体（对象）。传统的观念认为包括商业银行会计监管在内的会计监管的客体是被监管单位的会计信息，具体又表现为各种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会计报告等资料和信息。但这一观点并不全面。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客体还应包括被监管银行的经济活动、会计活动、会计工作、会计人员、单位负责人，甚至还有会计监管者本身。

制度。所谓商业银行会计监管制度就是指对商业银行实行会计监管的准则、内容、方法、程序、工具等的总称，它是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主体和会计监管客体中介，前者需借助这一中介实施对后者的监管。

由此看来，以上三个要素有机地组成了商业银行会计监管这一整体，缺一不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内容

会计机构设置和会计人员监管。《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第十二条明确提出设立商业银行，应当“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银监法》第二十条也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商业银行监管机构应对商业银行申请、设立时和经营过程中会计机构的设置、运行，会计人员的配备、组成以及会计人员的工作情况等进行监督管理。

会计基础工作监管。包括商业银行机构执行统一会计法规制度的情况，如：会计科目使用的正确性和规范性、开户与结算工作的合规性等；本行财务、会计制度的建立、健全与执行，如：会计凭证制度、财务记录与核对制度、重要空白凭证保管制度、会计岗位牵制制度及相关岗位责任制等。《商业银行法（修正案）》中的第五十四条就对此做出了相关规定。当然，各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情况也属于会计基础工作监管的范畴，但由于其在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中具有较特殊且较独立、较重要的作用，因此将其单列为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一项内容。

会计信息质量及披露监管。即一方面，要对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进行检查、监督，坚决杜绝“三假”（假账、假表、假信息）行为，以保证监管资料的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另一方面，还要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时间、方式、途径等进行监督检查。《银监法》的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的第三十五条，《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的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等均对此有所要求。

风险监管。风险监管为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核心内容。《银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第三十四条，《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第六十二条分别对此做出了规定。风险监管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是资本充足率监管，二是资产质量监管，三是流动性监管。

效益监管。即通过各商业银行机构报送的会计报表，特别是损益表，分析其经营效益及盈利情况，并检查是否存在效益管理混乱现象，要求商业银行具备正常的盈利能力也是保障其正常经营抵御风险并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但考核这一内容不能完全以盈利率的高低作为标准，而应同时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等因素。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监管。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本身就是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一个方面，但站在外部监管主体尤其是政府监管机构的立场上看，对商业银行内部监管的再监管也是其监管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调查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现状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督促各商业银行建立起有效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重点检查是否建立了会计内部控制领导责任制、职责分离机制、会计管理系统、风险测量与监控系统、信息和安全管理系统等。另一方面，要实时监控其内部控制运行状况，测试其运行有效性，并指导和促进各商业银行改进和加强会计内部控制管理，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发挥内部控制对风险的预测和防范作用。

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方式

（一）政府会计监管的方式

1.现场监管。也称现场检查，是指由监管当局指派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监管水平的人员组成检查组，深入被监管对象，按照统一规范的程序，带着明确的检查目标和任务，通过实地审核、查看、取证、谈话等具体方法，对其会计活动和行为进行实地检查的形式。现场监管的内容一般包括合规性检查和风险性检查两个大的方面。现场监管必须与非现场监管结合使用，并应积极利用其他外部监管成果。

2.非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是指被监管单位按监管当局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报送各种报表资料，监管部门通过对这些报表资料的整理、审查和分析，对商业银行会计活动进行监管的方式。报表资料应包括商业银行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附表、现金流量表）、管理报告、业务报告和统计报表等。非现场监管通过对数据资料的分析与审查能及时反映商业银行的会计风险，并对重要情况做出信息反馈，也为现场监管提供了依据和重点。但非现场监管不能有效实现内控监管，还受到被监管机构报送资料真实性、完整性与否的限制。因此，非现场监管的局限性要求应加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协调配合。二者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应相互调节相互补充，非现场监管为现场监管提供向导，现场监管为非现场监管提供具体证据，最后共同形成结论或建议，实现监管的连续性、统一性和有效性。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审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会计监管是通过金融审计来实现的，主要是运用一些专门的审计技术与方法，包括内部控制的了解和测试、实质性测试、计算机审计技术和多种审计取证方法等。

（二）内部会计监管的方式

商业银行内部会计监管主要由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会计监控两个内容组成，内部会计监管机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制度控制、岗位设置控制、财产控制、账务组织与处理控制、内部会计检查制度、风险责任制度等若干制度的制订、执行、检查与改进来实现的。

（三）社会会计监管的方式

1.银行业协会是银行业自律组织，它主要通过自律公约、从业人员道德和行为准则、业务规范等行规行约的制定、组织遵守和实施处罚等来履行其监管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