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范文10篇

依赖范文篇1

【摘要】目的探讨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海洛因依赖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将60例自愿戒毒的海洛因依赖者随机分为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组28例和美沙酮治疗组32例。两组美沙酮起始量20～40mg・d-1，氯氮平起始剂量为12.5mg・d-1・Qn，平均剂量68.25±22.75mg・d-1。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副反应量表评定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两组治疗前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副反应量表，除睡眠因子有极显著差异外（P＜0.01），其它因子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海洛因依赖疗效肯定，安全性高。

【关键词】海洛因；依赖；氯氮平；美沙酮

Curativeeffectsofmethadonecombinedwithclozapineinthetreatmentofpatientswithheroindependence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curativeeffectandsafetyofmethadonecombinedwithclozapineinthetreatmentofpatientswithheroindependence.Methods60patientswithheroindependencewererandomlydivideintocombinationgroup(methadonecombinedwithclozapine,n=28)andmethadonegroup(n=32).Initialdosageofmethadonewas20~40mg/dforboth2groupsandthatofclozapine12.5mg/d,Qn,meandosage68.25±2275mg/d.ClinicaleffectivenessandsideeffectswereassessedwiththeHamiltonAnxietyScale(HAMA)andTreatmentEmergentSymptomScale(TESS)beforeandaftertreatment.ResultsBeforetreatment,therewasmost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scoreoftheHAMAbetweenthe2groups(P<0.01);sleepfactoroftheTESShadthemostsignificantdifference(P<0.01)andtheotherfactorsno(P>0.05)betweenthe2groups.ConclusionCombinationofclozapineandmethadonehaspreciseeffectivenessandhighersafetyinthetreatmentofheroindependence.

【Keywords】Heroin;dependence;clozapine;methadone

近年来，对海洛因依赖者的戒断治疗方法很多，最常用的是美沙酮递减替代疗法，作用安全可靠，但症状波动较大，后期减药困难。我们采用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海洛因依赖，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取2002年3月～2004年3月我院收治的60例海洛因依赖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阿片类戒断综合症的诊断标准；（2）体格检查、心电图、脑电图、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均正常；（3）排除躯体疾患及其它精神疾病。其中男40例，女20例；年龄20～37a，平均28.17±7.73a；吸毒史1mo～105mo，平均58.93±36.78mo；治疗时海洛因日吸食量0.3～1.2g，平均0.73±0.25g。

1.2方法

1.2.1分组将入组病例随机分为研究组（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28例和对照组（单用美沙酮治疗）32例，两组在年龄、性别、吸毒史、海洛因日吸食量上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2治疗对照组：根据海洛因吸食量及吸毒史，美沙酮起始剂量20～40mg・d-1，逐渐减量，可联用氯硝西泮。研究组：美沙酮用法同对照组，氯氮平起始剂量12.5mg・d-1・Qn，根据病情加减剂量至睡眠改善，平均剂量68.25±22.75mg・d-1。两组服药期间均每1w检查血常规1次。

1.2.3评定工具于治疗前及治疗后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疗效和不良反应，并进行比较分析。所有数据采用卡方检验或t检验。

2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HAMA评定结果，见表1。

表1两组HAMA总分评定比较(略)

表1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2.2两组TESS评定结果，见表2。

表2两组TESS评分比较(略)

由表2可知：两组除睡眠因子有极显著性差异外（P＜0.01），其它因子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3讨论

有研究［1］表明，阿片类物质产生依赖的主要神经生化机制可能与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有关。在动物NAc区给予5羟色胺2（5HT2）受体激动剂可提高该脑区多巴胺的释放，而给予拮抗剂又可明显抑制脑区多巴胺的升高引起超常电活动，5HT2受体拮抗剂可有效减轻吗啡戒断症状和对吗啡的渴求［2］。氯氮平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生理学研究表明［3］，氯氮平除选择性作用于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外，尚有明显的抗5HT2受体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4］表明,吸毒者有外倾不稳定性及精神病性人格特征，存在反社会性人格特点，表现为狂躁、易怒、粗暴、冲动性、自我为中心、个人渴求强烈等。口服小剂量氯氮平可有效控制吸毒者的冲动、狂躁、易怒等精神病性症状，保证戒毒治疗顺利进行，减少对医务人员的伤害。

海洛因依赖者常伴有焦虑症状，而失眠可加重焦虑，戒毒者服用小剂量氯氮平后可很快入睡。本研究显示，美沙酮联合氯氮平可明显减轻焦虑情绪。两组不良反应除睡眠因子有极显著性差异外，其它因子均无显著性差异。提示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海洛因依赖疗效肯定,安全性高，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广的戒毒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刘闯，郑继旺.药物渴求［J］.中国药物依赖杂志，1999，19

［2］杨国栋，周文华.神经元重朔与海洛因成瘾［J］.中国药物防治杂志，1999，3

依赖范文篇2

关键词：外贸依存度；商品贸易额；购买力平价GDP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意见，担心出口规模过大，增长速度过快，会影响我国的出口效益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有些学者提出，要防止出口可能造成“贫困化增长”。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否正确认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外经贸战略的调整。因此，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进行测算，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变化的分析

外贸依存度，是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通常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分别用商品贸易额和服务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计算，外贸依存度可分为商品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本文中计算外贸依存度的公式为：

外贸依存度=商品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依存度…………（1）

商品贸易依存度=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GDP…………（2）

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GDP…………（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有关数据，1985年～2000年我国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依存度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

（单位：GDP：亿美元；其他：%）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商品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一般贸易/GDP

19852993.021.21.722.9—

19862934.720.71.922.6—

19873166.022.52.124.6—

19883950.522.12.024.1—

19894373.321.11.822.9—

19903830.124.52.627.1—

19913997.429.32.732.0—

19924690.128.63.932.5—

19935987.727.13.830.9—

19945466.136.25.842.0—

19957113.233.56.139.616.15

19968343.133.95.239.112.25

19979177.234.86.040.812.75

19989577.333.55.539.012.31

19999913.635.65.641.214.74

200010800.042.96.24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以及公式（1）～（3）的计算

国内生产总值由IMF公布的人民币数值和当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汇率换算而成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

1、1985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基本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包括商品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都有大幅度提高。198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是22.9%，但到2000年已增至49.1%，依存度提高一倍多。其中，从1985年到2000年，我国商品贸易依存度由21.2%提高到42.9%，服务贸易依存度由1.7%增加至6.2%，净增近3倍。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我国外贸依存度，包括商品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依存度都已稳定在较高水平上。这说明1994年以来，在我国已经形成更开放的经济机制，开放已不再是某些政策的短期效应了。与此同时，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2000年出口和进口已分别上升到世界第7位和第9位。

2、尽管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有了很大的提升，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但事实上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像数据上显示的那么高。1985年～2000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长在9%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显著高于GDP增长，按当年汇率计算，贸易依存度提高26.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64个百分点，而此间汇率却由1985年的1美元兑2.94元人民币贬值为2000年的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如果按1985年的汇率计算，我国2000年的外贸依存度仅有17.44%，比1985年的22.9%还要低。这一计算是有合理的成分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表3中看到，采用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出来的我国2000年贸易额占购买力平价的比重也仅有10.71%。可以说，汇率下降是刺激中国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外贸依存度提高的直接因素。如果将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中国外贸依存度实际的提高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平均不是非常高的。

3、研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显然不能忽略加工贸易这个因素。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具有重要影响。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有许多不同之处，一般贸易的生产和加工要在国内完成，出口附加值可达60%以上；而加工贸易主要是来料、来样加工，从国外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等投入品，产品直接出口国际市场，两头在外，只有有限的生产加工程度在国内完成，且技术含量低。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尽管近年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和增值率有所上升，但与国内经济运行的联系不很密切。因此，运用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外贸依存度指标，会在相当程度上夸大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合理的分析方法是用一般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1995年到1999年我国一般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15%、12.25%、12.75%、12.31%、14.74%，不但远低于同期的外贸依存度，且波动剧烈。由上分析可见，我国实际外贸依存度大大低于名义指标所反映的水平。

二、我国地区间外贸依存度的比较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且对外开放的差异十分明显。从图1和表2中可以看到，2000年，东部12省市的外贸依存度为74.48%，中部9省和西部10省市区在10%左右，仅及沿海地区的1/7，明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且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的依存度都较高，超过全国平均依存度47.61%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福建等，其中广东省的外贸依存度最高，为150.35%，即使不计算与其它省市的国内贸易部分，这一数据也要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普遍依存度偏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的依存度才只有5%，江西省也不过是8.48%，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依存度达到14.1%，只有广东省的1/10；而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依存度只有5.73%，甘肃省是5.83%，最高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达到16.58%，同样也只有广东省的约1/10。

表2我国各地区外贸依存度（单位：亿美元）

地区国内生占全国GDP进出口出口额进口额外贸依

产总值的比重总额存度

1994年全国（30省市）*5265.72100.00%2367.311210.391156.9344.96%

东部地区（12省市）3077.6658.45%2057.841049.501008.3466.86%

中部地区（9省）1430.0627.16%204.28115.8688.4214.28%

西部地区（9省市区）758.0014.40%105.2045.0260.1713.88%

2000年全国（31省市）9964.17100.00%4743.962492.022250.9447.61%

东部地区（12省市）5806.3058.27%4324.482261.002063.4874.48%

中部地区（9省）2762.5427.72%279.06155.42123.6410.10%

西部地区（10省市区）1395.3314.00%140.4275.6063.8210.06%

资料来源：根据1995年、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及公式（1）～（3）计算得出

注：因统计的原故，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与全国GDP有误差；

*1994年重庆市尚未被划为直辖市

各地区不但在外贸依存度上差距十分明显，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从表2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一点。1994年全国外贸依存度为44.96%，到2000年上升为47.61%。同期，东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66.86%、74.48%，提高了7.62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不升反降，其中中部地区从1994年的14.28%下降到2000年的10.1%，下降了4.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从13.88%下降到10.06%，下降了27.5%。

形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是自然地理因素，二是政策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中央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先对外资开放地域限制，然后开放投资领域的限制，逐步形成分层次、分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从地域开放看，经历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阶段，从80年代中期开始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阶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放海南、上海浦东和更多的沿江、沿边及内地的中心城市阶段，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但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先行优势等方面的原因，中西部的开放未能取得与沿海同样的成就。

三、中国与部分国家外贸依存度的比较分析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必须将我国置于国际背景下进行分析。依照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本文有代表性地选择了7个发达国家和6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比较分析样本，根据公式的计算结果，这些国家外贸依存度及其构成如表3所示。

表3：2000年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单位：亿美元

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商品贸易额占商品贸易额占购买力平

商品贸易服务贸易GDP的比重（%）价GDP的比重（%）

中国11586.1112674340.035.7345.7659.9310.71

美国987292815520.255.1525.472.5825.4

日本44719.071268717.944.1622.150.8228.77

德国18929.91821554.9911.5166.51169.7561.5

法国13162.62588944.8210.9655.78154.5451.06

英国14102.1597443.5815.1458.72146.2458.86

意大利10885.981576942.8710.3153.18132.3242.75

加拿大7040307575.1411.2286.36212.8772.73

巴西5544.391704120.004.7624.7644.2511.05

韩国4127.79472881.1615.4896.64172.3148.77

印度4398.2210059622.378.6931.0643.195.75

墨西哥5737.72979759.435.4464.87185.7243.23

印度尼西亚1336.132104279.1815.1294.3123.7221.14

资料来源：WorldBank，April2002

国内生产总值用各国的本币和当年美元的平均汇率换算而成

由表3我们可以发现：

1、2000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同法国（55.78%）、英国（58.72%）、意大利（53.18%）大体相当，高于美国（25.4%）、日本（22.1%），远低于加拿大（86.38%）。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接近达到中等发展水平的墨西哥（64.87%），超过了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24.76%）、印度（31.06%）。在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前提下，服务业开放度总体偏低。这是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的服务业起步晚，基础差。虽然近年来发展很快，但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即使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不小差距。如同期的印度尼西亚、韩国、印度的服务贸易开放度分别为15.12%、15.48%、8.69%。

2、从外贸依存度的计算结果来看，2000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是较高的。但是，对一国的外贸依存度进行国际比较要考虑各国GDP构成的差异。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可贸易程度较低，因此，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高，外贸依存度可能越低。反之，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低，外贸依存度可能越高。各国GDP结构差异明显，例如，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2.1%，日本为64.7%，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2%。如果不考虑各国GDP构成的差异，直接比较各国的外贸依存度，就会包含不合理的成分。合理的国际比较，是用商品贸易额占商品GDP（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各国贸易的开放程度。2000年，中国的这一比值为59.93%，低于世界上主要的大国经济，如美国为72.58%，德国为169.75%，法国154.54%，仅比日本的50.82%略高。即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这一比值也不算高，同为发展中大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分别为123.72%、172.31%、185.72%。我国仅比印度、巴西略高。

3、影响外贸依存度的因素还包括汇率和通货膨胀率。我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高估，人民币汇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幅度地贬值。为此，比较合理的折算人民币汇率的方法应是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是国际上用来比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较为科学的方法和换算指标，它的使用能消除汇率换算所带来的扭曲，使由此得出的结果更加具有可比性。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汇率低3倍左右。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指标测算出各国的贸易额占购买力平价的比重进一步表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这一比重仅为10.71%。不仅远低于同我国经济规模大体相当的发达国家，如德国（61.5%）、法国（51.06%）、英国（58.86%）、意大利（42.75%），同时也大大低于美国（25.4%）、日本（28.77%）。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这一比重也仅比印度（5.75%）高。世界银行计算了各国商品贸易额占购买力平价GDP的比重，结果表明，中国的开放程度同样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1997年中国为8.5%，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8.4%），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7%）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8.7%）。

四、几点结论

1、1985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基本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包括服务贸易依存度和商品贸易依存度都有大幅度提高，且两者间的差距也在日益缩小。服务贸易依存度与商品贸易依存度的比值由1985年的1:12.5到2000年的1:7，但仍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4。可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仍是当前外经贸发展的重中之重。

2、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在日益拉大。这表明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和开放已是刻不容缓。

3、尽管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考虑到我国加工贸易的急剧扩大、GDP结构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我国的实际外贸依存度并不高。

参考文献：

[1]《2002世界发展报告》

[2]陈家勤，《我国外贸出口依存度比较研究》，《财贸经济》2002年第2期

[3]李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度量与比较》，《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4]伞锋，《试论我国三大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4期

依赖范文篇3

在众多改革热点中,债转股已经成为当前一个热点。但是从目前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认识看,普遍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特别是过高估价债转股的意义。例如,有人称债转股是一种“双赢”。当然,目前有些人已经从感性上认识到债转股改革在制度设计和宏观运行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认识的深度远远不够。笔者并不否认债转股对化解银企债务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可能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要真正化解银企债务,推进银行和企业改革,债转股的功能是有限的,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的意义取决于特定的条件。同时,这项改革在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的同时,还对国企和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产生强烈的依赖。本文将利用现代信息经济学(委托理论)的基本理念分析债转股的深层次意义,同时探讨债转股成功的关键。

一、债转股的政策设计与功能缺陷

(一)债转股政策设计存在严重缺陷

债转股的功能缺陷来源于政策设计上的不足。债转股的政策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债转股企业标准过严,缺乏可操作性。国家经贸委为债转股设定了五个条件,即:企业产品适销对路,工艺装备先进,管理水平较高,领导班子过硬,转换经营机制的方案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试问,这样的好企业为什么需要债转股呢?从银行的角度讲,这样的企业肯定不会还不起本息,没有必要搞债转股。而银行目前剥离的主要是贷款五级分类中的最后两类(可疑类和损失类)。可见,银行选择债转股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债转股意向之间存在较大距离。

2资产管理公司(AMC)模式存在问题。AMC依赖财政注资成立的,其处理不良资产也需要财政的介入,进行数额巨大的债务核销,将来任务完成以后便宣告解散。这就决定了AMC是依赖于国家财政,以消灭自身为“债转股”成功标志的纯粹国有公司。结果这种模式下的“债转股”就变得非常微妙。

首先,AMC集中了巨额的不良资产之后,必须想方设法将其出售掉。然而不良资产的出售存在技术和制度障碍。一方面,不良资产如何定价?定高了没有人买,定低了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疑;另一方面,由于国企和国有金融机构本身头寸紧张,因此这些不良资产最现实的买主只可能是以外资和民营等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或金融机构。非国有单位从AMC以股东的身份购入债权,必然触犯所有制教条。如果是外资购买,则AMC更可能背“卖国贼”帽子的可能。

其次,即使AMC和这些买主达成购买协议,其执行也将阻力重重。不良债权要折价出卖,折扣率在50%以上。这就意味着六七千亿账面“国有资产”的核销,财政将面临空前压力;当原先国企形形色色的主管部门发现“债转股”居然导致其终于无企业可管或只有寥寥少数企业可管时,会对以股东身份入股原国有企业的买主们表示容忍吗?

再次,AMC可能缺乏将不良债权及时分类售出,回收盘活资产的激励机制。既然AMC是靠财政注资建立的,且“债转股”就像是股票上市额度一样的“香饽饽”,这很可能导致AMC利用企业迫切要求“债转股”的愿望去为自身牟利,甚至和债务企业沆瀣一气;既然AMC越有效地化解不良资产,其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就越小,那么它有什么压力和动力去加速“债转股”呢?凡此种种,都必然导致不良债权集中到AMC容易,而化解却阻力重重。AMC拥有不良资产的定价权,可能导致道德风险,产生寻租行为。

(二)债转股只是转移了宏观金融风险,而并没有化解金融风险

债转股将原来银行与企业所担的风险全都转移到了AMC身上。AMC的风险,表现在从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能否盘活、企业在实施债转股后能否盈利。如果一旦债转股企业没有激活,企业不能扭亏为盈,那么AMC作为股东就无“红”可分,将会陷入困境。如果债转股企业不能维持,发生清盘,原来银行持有债权则可优先受偿,而债权变为股权后,只能最后受偿,AMC的损失将更大。因此,债转股可能在化解银行金融风险的同时,塑造了资产管理公司这个金融风险的源头。

(三)债转股在化解银企债务方面的功能缺陷

银行不良资产可以采取多种保全方式,这些措施包括催收、一般性重组、债务重组、债转股和破产起诉。这五种保全措施是按照企业问题的严重程度从轻到重的顺序排列的。其中债转股意味着常规回收已经难以奏效,而破产清盘又可能损失偏大,是一种“比破产清盘可能合算一点”的判断。债转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重组成功可能使得回收明显高于预期值,而重组不成功可能会再度陷入破产清盘以至回收更少。

破产是化解银企债务的最后一招,债转股是倒数第二招,是万不得以才采取的措施。从理论上讲,这项措施的实施必然涉及公司经理人员的调整,甚至是大换血,或者大面积的公司裁员,否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债转股对债务人来讲是一剂苦药,而绝非巧克力糖①。而在我国债转股实践中,出现所谓现有的企业领导人到国家经贸委争取债转股配额的现象,逻辑上分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企业经理人员认识上的偏差。他们没有真正认清债转股对他们个人及企业造成的影响,而把债转股作为最后的“免费晚餐”;其二是债转股政策在实践中可能脱离正常轨道。企业经理人员理性地认识到目前债转股政策不会影响他们在公司的领导地位。认识上的误区尚可理解,如果实践走入误区将是可怕的。如果债转股在实践中走进了误区,其对国企改革和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负面影响将是致命的。

实际上,债转股在化解银企债务方面存在功能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债转股能够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但是这种资本结构本身存在缺陷。国有企业原来资本结构上存在负债率过高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这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如果国有企业仅仅是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并且资本金不足除了影响企业外部融资能力,不产生其他的负面影响,则解决起来比较容易。但是,问题往往并不这么简单。资本金不足除了使企业外部融资能力下降外,还可能产生其他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是薄弱的法人治理结构。如果一个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薄弱,必然导致内部人控制,企业出现如下问题:缺乏一个有效的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拔机制,经理人员缺乏应有的激励,企业缺乏包括外部审计在内的监督机制,企业用人机制和财务管理都很差。正是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那些要求实施债转股的国有企业较差的经营效益。

通过债转股,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资产负债率大为降低,从财务角度看能够提高企业融资能力。但是,企业资本结构仍然存在问题,主要是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变为股权以后,国有资本在资本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全部,而没有其他投资主体参与。或者说企业没有形成多元的投资主体结构。

换句话说,债转股改革在强化企业内部治理方面的作用是微弱的,而如果企业不能改变内部治理结构,则从深化改革的角度讲起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2债转股能够从账面上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但是这种改善并不意味着企业效益的真正提高。企业通过债转股,不用再支付银行利息,这就使企业成本降低,而企业成本的降低无疑能够增加企业的利润或者减少企业的亏损。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企业经营效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企业账面利润总额提高的同时,企业资本金也因为债转股而增加。如果企业的投资收益率低于银行利息率,则企业的单位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债务的财务杠杆效应是众所周知的,目前银行利率并不高,所谓企业利息负担过高不是银行的问题,而是企业效率低下的表现。而企业的低效率不是债转股能够解决的。如果债转股不幸在实际操作中如此变味为银行和企业之间一场账面数字游戏,那对实现银企关系正常化并无任何益处。连利息都不能负担的低效率企业仍然在耗费金融系统的资源,不能从市场中退出,将债权推到AMC变成账面股权的银行也仍然承受着资产沉淀。

二、债转权对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依赖

债转股的深层次意义不仅仅是企业财务结构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再造。如果在债转股改革的同时,对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进行调整,将可能深化债转股改革的意义。因为债转股对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有非常强的依赖。

债转股可以改变企业资本金不足的状况,但是能否改变企业的内部治理,才是债转股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如前所述,资本结构的改变并不必然意味着内部治理结构的自然改观。债转股的初衷是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变成股权以后,资产管理公司和开发银行成为企业的股东(基本上是最大的股东),企业进行制度变革,按照现代公司制模式设立必要的治理结构。银行直接或间接成为企业的股东,其能否发挥好股东应有的权益,决定债转股后企业发展状况能否比以前大为改善,并依此决定债转股改革的成败。

国有投资主体缺位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债转股只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国有企业内部的制度变迁,特别是建立多元投资主体结构,或者解决国有投资主体缺位问题,是债转股改革成功的前提。建立多层次的投资主体结构,可以和债转股结合起来(在本文后面要论述),不是我们在此研究的重点,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国有投资主体缺位问题。国家投资主体作为法人实体,与自然人投资者的不同在于其必须通过委托关系选择合适的自然人来代表自己行使投资者的职能。在这个委托关系中,必须防范人的道德风险———人不能偷赖,人不能出卖委托人的利益。怎样才能建立这样一个委托关系呢?这里必须发挥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正如商品市场通过竞争机制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不断改善,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竞争机制能够保证人不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并且能够兢兢业业为委托人服务。

这样竞争机制目前存在吗?竞争性市场首先要求有多个市场主体,人市场也不例外。这就要求有多个潜在的人可以代表国家行使出资者职能。这是选择合适人的前提。应该说如果不考虑人的质量问题,国家找几个人代表自己去行使出资者职能是不存在困难的。其次,我们看委托人对人的选择有没有竞争机制在起作用。这实际上将我们的视角从国有企业转移到国有银行:对债转股能否成功的判断还取决于我们目前对国有银行制度发育状况的判断。

三、债转股成功的关键:建立现代银行制度

债转股能否成功,取决于国有银行能否实现制度变迁。如果银行本身已经有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他们就会尽力去选择有责任心的人,否则,它们就没有激励去为选择合适的人而绞尽脑汁。

从逻辑分析看,债转股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还是银行制度改革能否真正实现。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深化金融改革对于推进企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对于银行改革,我们不可盲目乐观,也不可否认我国国有银行近年来改革的成果。但是,必须承认,改革正在进行,而且以后的路还很长。国有银行必须加快制度变革的步伐,才可能保证关系企业改革和银行改革成败的债转股政策取得预期效果。

银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其制度设计要涉及三个方面:监管、督导和内控。银行业联系经济各个部门,其经营状况关系国民经济总体,一般来讲,银行业繁荣则市场繁荣,银行业危机则经济危机。因此,对银行业的监管(supervision)是必然的。现代商业银行的稳健发展必须有一个好的中央银行,它能够真正担当起监管责任。银行制度的第二个方面是督导(governance)机制,有人翻译成法人治理结构或内部治理结构,实际是一回事。银行是企业,其利润目标与一般企业没有什么不同,银行必须保证投资者和债权人(主要是储户)的利益,为此,银行必须建立起一套制度,保证投资人对银行的控制。和一般公司制企业一样,银行设立股东会、董事会来督导高层经理人员兢兢业业。这个制度设立不好,则可能产生内部人控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都很严重。内部人不是出资者,在从事货币运营中往往从事高风险的活动。银行制度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内控制度(internalcontrol),主要是指经理人员在公司内部的授权、审批、核算、检查、审计。

银行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建立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为中心展开的,应该说这没有错。但是如何建立激励与约束,在认识上却存在问题。激励与约束机制作为银行改革的中心,实际上既涉及银行督导制度,又涉及银行内控制度。但是,我们的改革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只注意了内控,没有从督导机制上进行考虑;其二是内控制度设计中仍然没有注意科学方法的运用。

根据现代管理理论,银行员工工作性质不同,采取的激励方式也不能完全一样。例如,对于直接创造效益的前台信贷人员、项目工作人员、产品推销人员,应该采取其收入、奖惩与其直接的效益挂钩的激励方式,而对于管理人员、行政服务人员,他们没有直观的产出,就需要采取其他的考核方式。有些企业在对非直接经营人员收入制度的设计中采取了“吃平均”的方式,我认为对银行改革来讲,这种方法并不可取。这部分人员实际上是可以建立层层监督的机制来形成激励和约束的。一般情况下是部门总经理对行长负责,处长对部门老总负责,一般行员对处长负责。只要这种层层负责的机制能够建立起来,非直接经营部门的效率是可以提高的。激励机制不是简单地将收入拉开差距,也不是简单地将员工分为三六九等。三六九等与收入差距拉开很可能是银行管理体系行政化的进一步深化,如果设计不好,还可能影响员工积极性。在约束机制上,员工并没有因为或者感到其工作出现失误而遭受损失。银行内部制度设计中一方面有行政机关性质的层层报批,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另一方面在费用开支方面又没有建立有效的控制制度,费用控制不住,利润自然不会好。目前几家国有银行的员工都在几十万以上,银行开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员工工资和奖金,员工不裁减,银行不可能搞好,也难以与国外的银行在公平环境中展开竞争。

内控制度的设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不进行督导制度的重新设计或者强化,则从最高层经理就没有设立内控机制的激励与约束。如果没有投资者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督导,则高层经理人员没有压力,经营动力不足,风险意识不强,个人意志往往比较容易实现,尽管这个意志并不科学,这就是内部人控制,是银行委托关系没有设计好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在督导机制设计中,投资者即最初的委托人必须有积极性,否则就是投资主体缺位。如果投资主体缺位,则无论是董事会,还是监事会都肯定是形同虚设,没有任何意义,银行的内部人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国有银行的改革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样,最终还要在投资者身上做文章。

如果国家作为国有银行的投资主体能够通过建立委托关系,找到尽职尽责的人监督企业治理结构的建立和经营状况的改善,则国有银行改革就能够取得成功。还有一个思路就是通过调整投资人结构,引进非国有投资主体来加强银行督导机制的建立。

债转股改革可以与国有银行投资主体结构的改善结合起来。其一,债转股后肯定有一些国有企业的贷款收不回来,这些贷款不能简单地报请核销,如查只是简单核销则实际上加大了存款人的风险,对存款人来讲有失公平。国有企业贷款收不回来,可以在核销的同时,核减银行的国有股本。其二,银行股本核减后,为了不影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需要吸收其他机构,包括国内大企业,国际金融机构(如亚行)等的资本。其三,国家在对一些企业债转股的同时,可以将竞争性行业的一些企业的国有资本一并划归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国有银行间接持股的一部分,以改善银行资产的收益能力。须知,一个健全完善的银行体系对于经济顺畅运行意义非常重大。其四,国有银行可以寻求适当的方式,在合适的时候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发行上市。发行上市可以增加银行的资本实力,上市可以通过证券市场用脚投票的功能,加强市场对银行管理层的监控。国有银行如何改造上市?有人主张按照地域分拆,也有人主张按照业务范围分拆,到底如何重组上市可以探讨,但是这条路是迟早要走的,只是怎样走才能更稳健,更安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关于债转股的几个问题[J]投资研究,1999,(12)

[2]黄金老债权转股权问题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1999,(8)

依赖范文篇4

【关键词】依赖者；HCV、HBV；肝脏损伤；人群分布；吸食方式

吸毒已成为世界性公害，的依赖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近年本地区吸毒者呈上升趋势。分析本地区吸毒对人体损伤，特别是静脉注射引起嗜肝病毒（HCV、HBV）感染或双相重叠感染现象尤为突出。探讨的吸入方式、吸食时间长短等因素与肝脏损伤、嗜肝病毒感染的关系，无论从流行病学调查，还是预防宣传、教育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将182例血清肝功能（12项）和HCV、HBV检测结果及临床资料分析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均来自我镇收容所。所有病例均符合DSM-Ⅲ-R阿片依赖诊断标准。排除其他疾病。其中男101例，女81例，年龄在16～40岁之间，平均28岁。无业者占76%，高中文化或以下者占81.5%。

1.2滥用情况吸毒年限：2个月～15年不等，平均6.5年。方式：烫吸72人，占39.5%；静脉注射110人，占60.5%，约30%以上人员承认有性乱史或多个性伴侣。

1.3材料HBsAg、抗-HCVIgG试剂盒均购自广州中山生物制品有限公司，ELISA法采用芬兰DEMEYMK4酶标仪进行检测，肝功能（12项）检测用美国VITROS950全自动生化仪，试剂采用原装试剂。

1.4方法采集空腹静脉血并分离血清，于当日检测完毕。ALT（参考值10～40U/L）、AST（8～40U/L）、ALP（40～134U/L）、GGT（7～50U/L）、TP（60～80g）、TBiL（5.1～19μmol/L）、DBiL（1.7～6.8μmol/L）。仪器测试前均按操作规程定标，室内质控监测。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2结果

2.1肝功能八项指标仅ALT和AST两项异常，ALP、GGT、TP、Alb、TBiL、DBiL均在正常范围。ALT异常率32.5%，ALT：（94±71）U/L(x±s)。AST异常率27.8%，AST：（81±58）U/L(x±s)。

2.2HCV、HBV单项或双相重叠感染HCV阳性66例，占36%；其中男31例，占阳性47%，女35例，占53%。HBV阳性55例，占43%；其中男29例，占52.7%，女26例，占47.3%。HCV、HBV重叠感染25例，占19.5%；其中男11例，占阳性44%，女14例，占56%，远高于男性感染者。

2.3HCV、HBV重叠感染与ALT、AST改变情况HCV、HBV重叠感染者，ALT异常53例，异常率占82.8%，ALT：（106±102）U/L(x±s)。AST异常48例，异常率占75.0%，AST：(87±79)U/L(x±s)。

2.4海洛因吸食方式与HVC、HBV感染关系烫吸143人中，HCV阳性21例，占14.6%。HBV阳性24例，占16.8%。重叠感染7例，占4.9%。静脉注射110人中，HCV阳性109例，占49.8%，HBV阳性88例，占40.2%。其中双相重叠感染57例，占26.0%。远高于烫吸者4.9%（7/143）。

2.5吸毒年限与HCV、HBV感染关系＜1年者HCV感染率7%，HBV感染率9%，1～4年者HCV感染率16%，HBV感染率15%，5～15年者HCV感染率77%，HBV感染率66%。吸滥用时间越长，HCV、HBV感染率越高。

3讨论

本组人口学资料显示本地区海洛因依赖者主要集中在20～40岁之间，男女比例为2.12：1。以无业者为主，占76%，其次为个体者和驾驶员。初中文化者占53%，高中占35.5%，这与以往文献报道一致［1,2］。且约30%有性乱史或多个性伴侣，增加了性传播疾病危险性。提示除加强高危人群危害教育外，还应加强对性传播疾病的安全教育。此外，随着吸毒时间延长，HCV、HBV感染呈明显正相关增长趋势，肝脏损害越严重，提示吸毒者应及早戒毒。

本组资料显示，海洛因依赖者肝功能常用八项指标仅ALT和AST两项异常，并且ALT、AST均值在正常上限的2倍以上，提示肝细胞炎症损害。文献报道［2］吸毒者肝脏有较普遍而显著的损伤，除本身的毒性外，易并发多种嗜肝病毒感染，加重肝脏损害。HCV和HBV均为嗜肝病毒，多经污染血液传播。本组资料HCV感染率高达36%，明显高于我国正常人群3.2%的水平［3］。HBV感染率30.9%，也明显高于正常人群感染率。静脉注射组HCV感染率49.8%，HBV感染率40.2%均明显高于烫吸组的14.6%和16.8%。HCV、HBV重叠感染占26.0%，也远较烫吸组的4.9%高。推测静脉注射者多有共用注射器的历史，经污染注射器造成交叉感染所致。另外，HCV、HBV重叠感染者女性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性乱是否是其中一个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烫吸组HBV感染率（16.8%）较HCV感染率（14.6%）高，而静脉注射组HCV感染率（49.8%）较HBV感染率（40.2%）高，而两者的传播途径一致，且均为嗜肝病毒，可认为是HCV对HBV复制抑制所致的结果（HBV、HCV重叠感染57例）。另外，资料还显示HCV、HBV双相重叠感染者肝功损伤有加重单纯对肝脏的损伤作用，ALT、AST均值较后者高。单项阳性者ALT、AST异常率也较重叠感染者低，增加了治疗难度。

【参考文献】

1龚文林，周雪.1427例药物滥用者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1998，7：161-162.

依赖范文篇5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库恩范式概念的内涵，分析了当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和类型、进行范式依赖的必要性和方式以及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白痴，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参考文献：[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9月。

依赖范文篇6

关键词：信用评级；监管依赖；监管困境；法律

一、美国信用评级产业发展状况

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业务包括对企业、市政和主权政府等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信用评级服务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期，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出版了《普尔手册》，对关于铁路债券的商业信息进行了汇编和分析，被视为信用评级的起源。至20世纪初，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约翰•穆迪（JohnMoody）注意到商业机构出售的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和数据过于复杂，投资者难以理解，因此他在1909年了《铁路投资分析》，通过提供易于理解的简单字母符号来表达综合的信用质量信息，为信用评级行业带来革命性变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成立于1914年，并于1922年创建了第一个评级部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已成为全球评级市场中市场份额最大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进行了司法改革，重新制定了进入评级市场的具体注册要求，试图以此加强竞争，这使信用评级机构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在欧盟，根据2009年公布的《欧盟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法规》的登记和认证制度，在欧洲注册的信用评级机构有30多家。在美国，符合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CreditRatingAgenciesandNationallyRecognizedStatisticalRatingOrganizations，简称NRSROs）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有10家。尽管如此，目前信用评级市场仍然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维持着其固有的寡头垄断结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评级机构是市场的领导者。尽管三大评级机构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但这三家公司的总部都设在美国，被视为美国公司。它们提供各类型的信用评级服务，服务主体包括企业、主权政府和各类型的结构性融资产品。其他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规模和业务量相对较小，业务主要集中于本土特定部门。

二、监管依赖的成因

（一）信用评级的市场价值。1.信息服务和监控服务的价值信用评级机构占据了金融市场的中心位置，可以帮助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衡量各种债务工具的信用质量。从本质上讲，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角色是信息中介，有助于协调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信用评级中体现的信用风险分析，缓解逆向选择问题。发行人和投资者均受益于信息提供服务：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多交易对手的信用质量信息，并降低自己获取信息所需的成本；发行人如果获得较高评级，可以更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信用风险分析，提供信息服务，有助于避免投资者可能面临的高风险溢价以及交易成本。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服务功能奠定了其在金融市场中的中心地位，被称为金融市场的“看门人”。此外，作为“看门人”，信用评级机构还提供事后监控服务，这有助于控制借款人在获得融资后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如果借款人将获得的融资投资于风险较高的项目，一旦项目失败，就可能会危及债务偿还。贷款人可以在合同中对资金使用施加限制并在违约情况下强制执行，但成本太高。通过信用评级的更新，以及评级展望和观察清单提供的监测服务，可以监控发行人的财务业绩以控制他们的信誉水平与其初期获得的良好评级保持一致。同样，发行人和投资者均受益于这种监管服务：为避免被降级，发行人面临维持信用质量水平的压力；投资者节省追踪成本，无需承担监控压力。更为重要的，由于降级是发行人信用质量下降的信号，可以帮助投资者评估引发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负面展望和信用观察公告也可以激励发行人提高其信誉度。2.私营部门对信用评级的价值肯定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信息和监测服务被视为金融市场中有价值的信用风险评估方式在私营部门中被广泛使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统计了信用评级的主要用户，主要包括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买方公司。它们根据特定信用评级阈值确定投资政策，或按照各种监管要求使用信用评级。卖方公司也是信用评级的用户，它们主动征求信用评级以便发行短期或长期金融产品，使用信用评级进行风险管理，通过评级咨询小组提供的服务协助客户选择合适的产品。此外，在民事合同中使用信用评级的情况也较为普遍，许多金融合约中都包括评级触发条款，贷款人或投资者可以在降级的情况下加速清偿。私营部门对信用评级的广泛使用提升了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二）认证功能和公共部门的监管依赖。根据“监管执照”理论，评级机构的认证功能使信用评级成为公共部门监管金融市场的工具，投资级信用评级成为进入资本市场的“许可证”①。公共部门和信用评级之间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委托关系，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能力和必要的资源分析信用风险信息，因此，在法律中规定以信用评级为参考，将监管任务下放或转移给评级机构［1］。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开始对银行持有的债券进行评级，以评级为投资决策基础。1936年，信用评级被纳入金融审慎监管，银行监管机构决定，银行只能持有“投资级”债券，但投资等级的划分和标准是由评级机构提出和设立的，而非监管机构。因此，由于监管依赖评级，评级机构不再仅仅是债券市场中的信息提供者，而是银行审慎监管体系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期间，信用评级被监管机构纳入对保险公司的审慎监管。70年代，美国劳工部在对养老基金的审慎监管中，同样将评级的使用纳入其监管制度。SEC在1975年创建了NRSROs，设立了市场准入门槛，指定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为国家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这一状态维持至2000年，使三大评级机构在美国债券市场以及新兴的欧洲债券市场中获得了明显优势，也造就了其后信用评级市场的寡头垄断结构的局面。显然，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的依赖意味着监管机构将信用评级视为可帮助其实现金融监管目标、限制风险和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工具。鉴于以上分析，在金融立法中对信用评级的大量参考是过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产生的主要原因，评级机构的准监管机构身份使人们对信用评级在立法和监管框架中的作用产生了误解，这种误解导致市场参与者在进行尽职调查和信用风险评估时过度依赖信用评级。

三、监管依赖导致的消极后果

信用评级的正面价值是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形成依赖的原因，但信用评级本身并非不存在缺陷。历史上数次发生的评级失败事件表明，信用评级的准确性、透明度和公正性均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如果对其依赖程度过高，形成机械性或盲目依赖时，就是一种过度依赖，会产生消极后果。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安然公司的破产事件等都与评级失败相关，信用评级的顺周期性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评级机构先是没有及时下调主权评级，后来又过度下调评级，使危机进一步加剧。在美国能源公司安然破产事件中，信用评级公司甚至在破产前一天仍然维持着该公司良好的信用评级。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低估了复杂的结构性融资产品的信用风险，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务抵押债券（mortgage-backed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s,简称CDOs）的风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盲目依赖这些打包证券的3A评级，在并不了解其中隐含的信用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购买。信用评级机构同样未能及时下调此类证券的评级，也未能正确识别这些复杂产品的风险程度。对于次级贷款的巨额增长，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度和地理范围的扩大，信用评级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与安然事件类似，评级机构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前的一个月仍然将其评为A级。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2008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中，主权评级使得信用评级机构成为欧洲政治争论的焦点。欧洲政客指责美国的评级机构未能预测危机，其后又过快下调欧元区国家的主权评级，使危机进一步加深［2］。顺周期的加剧和“羊群效应”使评级机构备受谴责，在危机时期引发信贷紧缩，并使已经陷入困境的欧洲国家产生严重的流动性问题。评级下调的时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在希腊救援计划之前下调评级使谈判者面临更大的压力。此外，对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评级下调导致政府债券的利率大幅上升，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债务危机。评级机构近年来频发的评级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导致目前金融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源头，这些机构明显低估了某些复杂金融工具的发行人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评级机构在历次评级失败中暴露出了信用评级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对结构性融资产品的虚高评级、评级方法和模型的缺陷以及顺周期性和滞后性等，这些缺陷使评级部门受到严格审查。金融危机之后，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依赖开始广受质疑，监管当局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和立法之间的关系。危机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的态度，评级的监管使用被重新定性为信用评级在立法和监管框架中的“硬件化”。信用评级下调本身传递的就是负面信息，会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按照法定要求参考信用评级的背景下，评级下调可能会产生“悬崖效应”，引发大量金融产品抛售，并可能产生“羊群效应”，引发其他市场参与者做出同样的非理性行为。市场参与者必须按照法规和监管要求，使用信用评级确定投资是否符合条件，在评级下调时，投资者行为同质化的程度越高，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就越大。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由于溢出效应，流动性问题进一步加剧，并最终影响全球层面的金融稳定。因此，过度依赖信用评级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信用评级在立法和监管框架中的法定使用使风险被进一步放大。然而，由于金融市场与公共部门对信用评级长期以来形成的监管依赖，大型信用评级机构已经成为该领域的认知权威，这种在公众间形成的专业性形象和政府对其赋权的结合，推动了监管依赖的进一步加深。对信用评级机构分析资源的持续依赖导致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在信用风险评估方面与专业评级机构的差距逐渐增大，演化成为一种结构性依赖。因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对维持或建立自身风险评估能力的忽视，致使市场迄今为止没有发展出任何可完美替代信用评级的分析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依赖开始产生黏性，退出监管依赖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四、美国去监管依赖的改革与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凸显了信用评级下调的系统性相关性，与降级相关的“悬崖效应”和群体行为可能会威胁到全球层面的金融稳定。当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将外部信用评级认定为评估信用的唯一基准时，金融危机因这种过度依赖现象而进一步恶化。危机后，在关于评级机构是非的辩论中，过度依赖的风险受到了各国监管机构的关注。在危机驱动下，美国于2010年颁布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体系的每一个方面，其中也包括对评级行业进行监管的相关规定。适用于评级机构的条款（Sec.931-Sec.939）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要求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审查监管机构对评级的依赖程度，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撤回对评级的引用，并制定实现审慎监管目标的替代方法。第二部分扩大了SEC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权力，要求SEC加强审查NRSROs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提高信用评级的透明度。SEC制定了相应的执行程序，包括对NRSROs进行年度检查，要求每个NRSROs提交年度报告；设立信用评级办公室，关于NRSROs活动及其年度考核的年度报告；如果在检查中发现严重问题，该机构可以征收罚款并禁止NRSROs特定的评级类别，直到问题解决。从本质上讲，新监管规则是结果导向性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没有任何直接影响评级过程的监管规定，其中解决过度依赖问题的条款是第939A节。（一）《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及实施情况。第939A节标题为“对评级依赖的审查”，规定美国联邦机构需要审查其法规中对信用评级的引用，然后删除这些参考，并使用其他信誉标准予以替代［3］。这条规定的内容非常具有革命性，似乎直接终结了美国监管机构与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第939A节规定必须删除目前的评级参考，这意味着公共部门与信用评级之间的联系被打破了，目的是在未来的法规中排除信用评级。显然，美国监管机构希望通过消除信用评级参考来解决过度依赖问题。关于《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在美国实施的进展情况，可以通过分析以下机构对其自身规则的修订逐一进行考察：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FutureTradingCommission，简称CFTC）、货币监理署（OfficeoftheComptrolleroftheCurrency，简称OCC）、国家信用联盟管理局（NationalCreditUnionAdministration，简称NCUA）、联邦住房金融局（FederalHousingFinanceAgency，简称FHFA）和SEC。1.CFTC的法规适用于期货佣金商、衍生品清算组织和商品基金经理，其中有两组法规与第939A节相关：一是使用信用评级限制委员会注册人投资或客户资金存款的法规；二是要求披露信用评级以描述投资特征的法规，相关规定均可视为以评级为基础的监管规则。按照第939A节的要求，CFTC删除了对信用评级参考，使用“信誉”替代NRSROs评级，但并未提出替代方案，信用评级仍然可以作为投资决策时考虑的因素之一［4］。2.OCC于2012年6月了新规则，自2013年1月起生效。在法规修订之前，NRSROs给出的投资等级是购买证券的条件。OCC在新规则中重新定义了投资级债券，即发行人有足够的能力在资产有效期内履行担保项下的财务承诺。由于不再以NRSROs的评级作为参考，认定发行人是否有足够资金履行其财务承诺的任务移交给了国家银行和联邦储蓄协会，由其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取消信用评级参考的目的是加强内部风险评估能力，从而减少过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的可能性。CFTC只是简单删除信用评级引用，与之相比，OCC的方法更具体，用新的投资等级定义取代信用评级，并让国家银行和联邦储蓄部门负责实施。但OCC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指导意见，仅指出了可能的替代方案，确定特定证券是否应被视为适当的投资，可以进行公司内部系统分析或第三方尽职调查［5］。3.NCUA针对信用联盟过度依赖NRSROs评级的指导意见，建议信用联盟考虑信用评级的几种替代方案：信用利差、证券相关研究、内部或外部信用评估、违约统计以及各种市场数据。信用评级可用于补充NCUA的分析，但不应作为确定投资是否合规的唯一依据。尽管没有明确提及信用评级，但间接提及可以将其作为外部信用风险评估。与OCC类似，NCUA也建立了新的基于还款能力和违约风险的定义，但该标准旨在促进相关金融机构在信用分析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6］。4.遵守第939A节的规定，OCC和NCUA所做的工作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成为了其他联邦机构制定标准的参考。2011年1月，FHFA根据SEC的要求公布：删除信用评级参考，并用新标准“投资质量”替代NRSROs认证的“投资级”的提案［7］。FHFA还建议修改相关投资法规，由银行确定投资质量状况，要求银行评估本金和利息的偿还风险。与NCUA的方法类似，这种评估要考虑各种因素和相关市场数据。值得注意的是，信用评级不再是唯一基准，但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新标准将加强银行的内部信用风险评估和管理实践。5.SEC对消除监管规则对评级的依赖的改革集中体现在修订《证券交易法》下的净资本规则等内容，不再将信用评级应用于经纪交易商的净资本计算，经纪商需要自行制定评估信用风险的政策和程序。评估中要考虑的因素和NCUA确立的标准基本相同，包括信用利差、债券相关研究、内部或外部信用风险、违约统计、内部指数及不同资产类别的市场数据等。替代外部信用评级的信誉标准主要评估流动性是否充裕，以及发行人是否具备相应财务能力以履行证券抵押回购协议中的义务。同时规定董事会在分析信用质量和流动性时，可以考虑第三方的评估结果，包括NRSROs评级。如果使用NRSROs评级，也不能盲目依赖，必须评估每个NRSROs评级的质量。可见，外部信用评级虽然不再是排他性的信用风险评估工具，但并没有消失，仍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考使用。此外，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的规定，一些监管机构不仅取消了对NRSROs评级的参考，还承诺帮助受监管机构平稳过渡，最终不再依赖评级。例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oration,简称FDIC）可以为受监管的银行提供指导，帮助银行进行尽职调查，摆脱对NRSROs评级的依赖。FDIC建议，银行应通过尽职调查确定债务人违约风险，关注“证券信用质量、结构的复杂性和投资的规模”。银行在尽职调查中可以使用信用评级，但也必须使用并记录其他因素，银行可以将数据和分析外包，但必须作出最终决定。FDIC引用基于市场的信用风险方法作为数据来源。通过对美国去除信用评级监管依赖的改革进程进行考察，发现美国各机构制定的提案或最终规则反映了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既遵守第939A节的要求，试图找到其他信用评估工具，又要满足市场中习惯使用信用评级的用户需求。试图消除信用评级在立法中的排他性，但无法完全禁止使用信用评级。（二）难以消除的监管依赖黏性。按照《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的要求，信用评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而是各机构制定的确定信誉标准的因素之一。在法律中规定删除信用评级参考之后，需要建立更强大的内部风险评估体系来减少市场参与者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这种方法要求市场参与者具有进行本身的信用风险分析能力，也等同于只有拥有适当的内部资源和足够的专业知识，才能正确评估面临的信用风险，这显然增加了政府监管机构、评级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合规成本。事实上，目前尚未找到既适当又同时能被市场普遍接受的信用评级替代方案。虽然按照新法规的要求，美国各监管机构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监管依赖仍然存在，这说明监管依赖具有黏性。迄今为止，第939A节的目标仍未达成，原因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信用评级难以替代。第939A节应该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新信用标准铺平道路，以取代原来的信用评级标准。作为信用评级的替代方案，这一标准应该具有可靠的风险敏感性，可以有效地衡量不同类型债务工具的信用风险，也能够以透明的方式统一应用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此外，这样的标准应该能够根据产品信用风险状况的变化及时自动调整。该标准应易于理解且易于实施，以避免金融机构特别是小型银行和公司承担过度的监管负担。然而，以上列举的替代品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和信用评级的特征几乎相同。所以，监管机构是否考虑过所谓的替代方案有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标准似乎是一个“乌托邦”的愿景，由于其主观性而备受争议。第二，尽管《多德-弗兰克法案》强制要求取消监管许可，但它没有扩及整个司法体系。部分美国联邦法律仍然包括对“投资级别”信用评级划分的参考引用［8］。实际上，大量的美国法典中仍然存在“投资级别”信用评级的要求。信用评级继续在美国金融监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领域，监管机构继续采用依赖评级的新法规。例如，2016年的美联储银行法规对于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ermAsset-BackedSecuritiesLoanFacility,简称TALF），信贷抵押品必须由在SEC注册为NRSROs的资产抵押证券发行人发行。2016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新规则中，信用要求是根据相关实体是否“保持标准普尔（或等同于NRSROs）的BBB-或更好的信用等级”。联邦运输法规中关于财务援助申请的部分规定要求申请人从一个或多个国家认可的评级机构获得最近的信用评级，该评级将被用于评估信用风险。可见，《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未成功删除美国各州法律法规中对信用评级的引用，继续引用NRSROs的评级情况仍然存在。第三，《多德-弗兰克法案》仅限于美国联邦法律，信用评级的参考仍然包含在大部分国际监管体制中，包括巴塞尔银行资本要求，美国以外的监管机构继续以各种方式依赖信用评级。美国银行家协会（简称ABA）强调，信用评级在国际市场被广泛使用并接受，在美国监管机构采用的资本规则中完全放弃使用信用评级可能会对国际公认的巴塞尔协议III标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并导致整个国际银行业的扭曲竞争。因此，ABA将第939A节的规定评价为不明智和反应过度［9］。同样，美国证券化论坛（简称ASF）认为，过度依赖可以通过改善对信用评级使用的监管和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来解决，而不是“禁止”使用信用评级。AFS警告说，从基于风险的资本规则中删除信用评级，可能会对资产支持证券（ABS）市场的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这些流动性依赖于投资者在初始发行或随后的二级市场购买时做出实时决策的能力。因此，从这些规则中删除信用评级可能会危及大量银行组织参与ABS市场的能力，从而大幅降低市场流动性［10］。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仍然难以消除。美国近40年的监管依赖形成了一种惯性，尽管监管机构为此做出了努力，但许多市场领域依然对NRSROs评级存在机械性依赖，银行和信用联盟虽然在减少监管依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市政组织、养老基金等其他机构投资者继续依赖NRSROs评级。金融稳定理事会（简称FSB）在2013年的一份中期报告中提出，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影响评估的情况下，通过新的替代方案，会增大过度依赖的风险［11］。

五、完善我国信用评级监管制度的几点建议

依赖范文篇7

关键词：外贸依存度；商品贸易额；购买力平价GDP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意见，担心出口规模过大，增长速度过快，会影响我国的出口效益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有些学者提出，要防止出口可能造成“贫困化增长”。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否正确认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外经贸战略的调整。因此，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进行测算，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变化的分析

外贸依存度，是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通常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分别用商品贸易额和服务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计算，外贸依存度可分为商品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本文中计算外贸依存度的公式为：

外贸依存度=商品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依存度…………（1）

商品贸易依存度=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GDP…………（2）

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GDP…………（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有关数据，1985年～2000年我国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依存度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

（单位：GDP：亿美元；其他：%）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商品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一般贸易/GDP

19852993.021.21.722.9—

19862934.720.71.922.6—

19873166.022.52.124.6—

19883950.522.12.024.1—

19894373.321.11.822.9—

19903830.124.52.627.1—

19913997.429.32.732.0—

19924690.128.63.932.5—

19935987.727.13.830.9—

19945466.136.25.842.0—

19957113.233.56.139.616.15

19968343.133.95.239.112.25

19979177.234.86.040.812.75

19989577.333.55.539.012.31

19999913.635.65.641.214.74

200010800.042.96.24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以及公式（1）～（3）的计算

国内生产总值由IMF公布的人民币数值和当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汇率换算而成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

1、1985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基本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包括商品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都有大幅度提高。198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是22.9%，但到2000年已增至49.1%，依存度提高一倍多。其中，从1985年到2000年，我国商品贸易依存度由21.2%提高到42.9%，服务贸易依存度由1.7%增加至6.2%，净增近3倍。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我国外贸依存度，包括商品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依存度都已稳定在较高水平上。这说明1994年以来，在我国已经形成更开放的经济机制，开放已不再是某些政策的短期效应了。与此同时，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2000年出口和进口已分别上升到世界第7位和第9位。

2、尽管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有了很大的提升，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但事实上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像数据上显示的那么高。1985年～2000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长在9%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显著高于GDP增长，按当年汇率计算，贸易依存度提高26.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64个百分点，而此间汇率却由1985年的1美元兑2.94元人民币贬值为2000年的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如果按1985年的汇率计算，我国2000年的外贸依存度仅有17.44%，比1985年的22.9%还要低。这一计算是有合理的成分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表3中看到，采用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出来的我国2000年贸易额占购买力平价的比重也仅有10.71%。可以说，汇率下降是刺激中国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外贸依存度提高的直接因素。如果将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中国外贸依存度实际的提高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平均不是非常高的。

3、研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显然不能忽略加工贸易这个因素。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具有重要影响。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有许多不同之处，一般贸易的生产和加工要在国内完成，出口附加值可达60%以上；而加工贸易主要是来料、来样加工，从国外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等投入品，产品直接出口国际市场，两头在外，只有有限的生产加工程度在国内完成，且技术含量低。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尽管近年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和增值率有所上升，但与国内经济运行的联系不很密切。因此，运用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外贸依存度指标，会在相当程度上夸大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合理的分析方法是用一般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1995年到1999年我国一般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15%、12.25%、12.75%、12.31%、14.74%，不但远低于同期的外贸依存度，且波动剧烈。由上分析可见，我国实际外贸依存度大大低于名义指标所反映的水平。

二、我国地区间外贸依存度的比较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且对外开放的差异十分明显。从图1和表2中可以看到，2000年，东部12省市的外贸依存度为74.48%，中部9省和西部10省市区在10%左右，仅及沿海地区的1/7，明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且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的依存度都较高，超过全国平均依存度47.61%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福建等，其中广东省的外贸依存度最高，为150.35%，即使不计算与其它省市的国内贸易部分，这一数据也要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普遍依存度偏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的依存度才只有5%，江西省也不过是8.48%，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依存度达到14.1%，只有广东省的1/10；而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依存度只有5.73%，甘肃省是5.83%，最高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达到16.58%，同样也只有广东省的约1/10。

表2我国各地区外贸依存度（单位：亿美元）

地区国内生占全国GDP进出口出口额进口额外贸依

产总值的比重总额存度

1994年全国（30省市）*5265.72100.00%2367.311210.391156.9344.96%

东部地区（12省市）3077.6658.45%2057.841049.501008.3466.86%

中部地区（9省）1430.0627.16%204.28115.8688.4214.28%

西部地区（9省市区）758.0014.40%105.2045.0260.1713.88%

2000年全国（31省市）9964.17100.00%4743.962492.022250.9447.61%

东部地区（12省市）5806.3058.27%4324.482261.002063.4874.48%

中部地区（9省）2762.5427.72%279.06155.42123.6410.10%

西部地区（10省市区）1395.3314.00%140.4275.6063.8210.06%

资料来源：根据1995年、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及公式（1）～（3）计算得出

注：因统计的原故，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与全国GDP有误差；

*1994年重庆市尚未被划为直辖市

各地区不但在外贸依存度上差距十分明显，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从表2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一点。1994年全国外贸依存度为44.96%，到2000年上升为47.61%。同期，东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66.86%、74.48%，提高了7.62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不升反降，其中中部地区从1994年的14.28%下降到2000年的10.1%，下降了4.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从13.88%下降到10.06%，下降了27.5%。

形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是自然地理因素，二是政策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中央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先对外资开放地域限制，然后开放投资领域的限制，逐步形成分层次、分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从地域开放看，经历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阶段，从80年代中期开始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阶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放海南、上海浦东和更多的沿江、沿边及内地的中心城市阶段，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但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先行优势等方面的原因，中西部的开放未能取得与沿海同样的成就。

三、中国与部分国家外贸依存度的比较分析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必须将我国置于国际背景下进行分析。依照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本文有代表性地选择了7个发达国家和6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比较分析样本，根据公式的计算结果，这些国家外贸依存度及其构成如表3所示。

表3：2000年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单位：亿美元

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商品贸易额占商品贸易额占购买力平

商品贸易服务贸易GDP的比重（%）价GDP的比重（%）

中国11586.1112674340.035.7345.7659.9310.71

美国987292815520.255.1525.472.5825.4

日本44719.071268717.944.1622.150.8228.77

德国18929.91821554.9911.5166.51169.7561.5

法国13162.62588944.8210.9655.78154.5451.06

英国14102.1597443.5815.1458.72146.2458.86

意大利10885.981576942.8710.3153.18132.3242.75

加拿大7040307575.1411.2286.36212.8772.73

巴西5544.391704120.004.7624.7644.2511.05

韩国4127.79472881.1615.4896.64172.3148.77

印度4398.2210059622.378.6931.0643.195.75

墨西哥5737.72979759.435.4464.87185.7243.23

印度尼西亚1336.132104279.1815.1294.3123.7221.14

资料来源：WorldBank，April2002

国内生产总值用各国的本币和当年美元的平均汇率换算而成

由表3我们可以发现：

1、2000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同法国（55.78%）、英国（58.72%）、意大利（53.18%）大体相当，高于美国（25.4%）、日本（22.1%），远低于加拿大（86.38%）。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接近达到中等发展水平的墨西哥（64.87%），超过了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24.76%）、印度（31.06%）。在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前提下，服务业开放度总体偏低。这是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的服务业起步晚，基础差。虽然近年来发展很快，但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即使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不小差距。如同期的印度尼西亚、韩国、印度的服务贸易开放度分别为15.12%、15.48%、8.69%。

2、从外贸依存度的计算结果来看，2000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是较高的。但是，对一国的外贸依存度进行国际比较要考虑各国GDP构成的差异。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可贸易程度较低，因此，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高，外贸依存度可能越低。反之，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低，外贸依存度可能越高。各国GDP结构差异明显，例如，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2.1%，日本为64.7%，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2%。如果不考虑各国GDP构成的差异，直接比较各国的外贸依存度，就会包含不合理的成分。合理的国际比较，是用商品贸易额占商品GDP（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各国贸易的开放程度。2000年，中国的这一比值为59.93%，低于世界上主要的大国经济，如美国为72.58%，德国为169.75%，法国154.54%，仅比日本的50.82%略高。即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这一比值也不算高，同为发展中大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分别为123.72%、172.31%、185.72%。我国仅比印度、巴西略高。

3、影响外贸依存度的因素还包括汇率和通货膨胀率。我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高估，人民币汇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幅度地贬值。为此，比较合理的折算人民币汇率的方法应是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是国际上用来比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较为科学的方法和换算指标，它的使用能消除汇率换算所带来的扭曲，使由此得出的结果更加具有可比性。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汇率低3倍左右。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指标测算出各国的贸易额占购买力平价的比重进一步表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这一比重仅为10.71%。不仅远低于同我国经济规模大体相当的发达国家，如德国（61.5%）、法国（51.06%）、英国（58.86%）、意大利（42.75%），同时也大大低于美国（25.4%）、日本（28.77%）。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这一比重也仅比印度（5.75%）高。世界银行计算了各国商品贸易额占购买力平价GDP的比重，结果表明，中国的开放程度同样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1997年中国为8.5%，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8.4%），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7%）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8.7%）。

四、几点结论

1、1985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基本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包括服务贸易依存度和商品贸易依存度都有大幅度提高，且两者间的差距也在日益缩小。服务贸易依存度与商品贸易依存度的比值由1985年的1:12.5到2000年的1:7，但仍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4。可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仍是当前外经贸发展的重中之重。

2、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在日益拉大。这表明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和开放已是刻不容缓。

3、尽管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考虑到我国加工贸易的急剧扩大、GDP结构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我国的实际外贸依存度并不高。

参考文献：

[1]《2002世界发展报告》

[2]陈家勤，《我国外贸出口依存度比较研究》，《财贸经济》2002年第2期

[3]李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度量与比较》，《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4]伞锋，《试论我国三大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4期

依赖范文篇8

根据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发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额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经济制度更具有经济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废除这一由历史性事件的先行发生而形成的经济制度，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对于各个经济主体，对新形成的经济制度适应得越快，越能从中获得制度租金，从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有利于维持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由于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变革，使经济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劣化，这就是经济制度的适应效率(adaptiveefficiency)问题。既得利益主体对制度变革的抵制越强烈，制度的适应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来的经济制度在原来的经济环境下具有经济合理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制度就不再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灵活的、能很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经济制度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而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僵化的、适应效率低下的经济制度会在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日趋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而此时国民经济往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

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从金融制度结构的层面看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与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关系。从金融管制的层面看，银行业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而在3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对银行实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银行制度)。决定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关键因素，一是1927年的银行危机，二是战时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银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发生了大规模的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风潮，一年之内共有45家银行破产，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称为昭和银行危机。虽然银行危机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发行的“震灾票据”得不到妥善处理而导致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对银行业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银行条例没有最低资本金和贷款风险控制方面的规定，银行业的特征是数量多、规模小。

与美国政府在30年代的银行危机后建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的银行监管和金融安全网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机处理对策是银行业的集中。1928年开始实施的银行法要求普通银行的资本金达到100万日元，资本金不足的银行只能通过与其他银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资本金，自我增资不予以承认。大藏省提出了“一县一行”的银行合并目标，由于有些银行不愿失去独立的经营权力，当时的合并并不顺利，直到进入战时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实现了“一县一行”的目标，这些银行就是二战后的地方银行。同时，国民储蓄不断向属于财阀系统的大银行集中，这些大银行就是战后的都市银行，作为战后日本银行体系主体的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发动侵略我国的满洲事变后，日本进入了战时金融管制时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资金分配，以保证军需企业的优先资金供应。1944年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金融机关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军需企业与银行“配对”，银行不仅保证“配对”军需企业的资金供应，还积极参与“配对”军需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监督。旧财阀体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业，战时“配对”体制下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保存了下来，战时军需企业的指定银行大多成了战后这些大企业的主银行，这就是战后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战时金融管制严重地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债券的发行，而“公司利润分红及资金融通令”(1939年)对股票分红和股东权限的规定严重限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1．2银行保护政策的形成

由于战时金融管制严重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战败后的经济重建只能依靠银行体系，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实现经济的增长，日本政府对银行业的保护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控制发放新的银行执照严格控制新的竞争者进入银行市场，二是通过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价格竞争。

实行利率管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时国内的利率水平明显高于国际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过降低利率来降低企业的借款成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时重要的金融政策课题。战败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国内储蓄，严格的外汇管制又限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贷款利率管制两个方面，由于当时的日本国民除了银行存款之外没有其他的金融资产可供选择，政府对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虽然受到管制，银行可以通过低利率的企业存款等办法调整实际的贷款利率，因此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这意味着低利率政策为银行创造了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吸收的存款越多，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由于严格禁止赠送礼品等隐性价格竞争，要扩大存款唯一的途径是扩大营业网点。

2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

战后的日本金融制度为银行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动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的投资需求旺盛而国民储蓄不足，这种动力无疑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大企业投资需求减少，贷款扩张的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银行贷款组合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一旦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制度本身的危机也就在劫难逃。

2．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与高速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50～70年代初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大企业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投资需求旺盛，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主银行。80年代以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主银行制度入手对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和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主银行制度下银行和企业之间长期的、多方位的密切合作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但是迄今为止，主银行制度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学术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金融约束(financialrestraint)理论的框架下分析战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对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以麦金农和肖为代表的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会损害经济的发展。但是，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现实，对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金融约束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虽然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都包含利率管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金融抑制下，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从民间金融机构获得制度租金，而在金融约束下政府让民间金融机构保留制度租金。第二，在金融抑制下，实际利率(由政府制定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往往是负值，而在金融约束下，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为正值。

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使民间银行获得一定的制度租金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银行的激励结构。第一，制度租金和特许权价值(银行存续期内制度租金的现在价值之和)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的道德风险，促使银行加大在企业监督方面的投资。因为一旦由于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太大，或者对企业的监督不力而导致银行破产，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越多，银行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银行就会积极地增设营业网点，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银行对营业网点的投资有利于动员更多的国民储蓄，抵消存款利率管制对国民储蓄的负面影响。换言之，银行部门对营业网点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投资的社会收益大于银行自身的收益。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的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依然为正值，加上银行营业网点的发展，使得日本的储蓄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抑制。而银行获得的制度租金(特许权价值)又促进银行加强对借款企业监督，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可以认为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是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的。

2．2经济成熟期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劣化

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成熟期。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通货膨胀使名义的经济增长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进入8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的终息，名义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大企业的投资需求开始减少，国民经济从储蓄不足变成了储蓄过剩。尽管如此，银行业的目标依然是要维持贷款规模的高速增长，为此，大银行开始转向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和商用房地产贷款市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从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0％，正是这种贷款规模的扩张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

扩张冲动的根本原因是战后初期形成的银行保护政策。有政府的严格保护，没有银行认为自身有破产的风险，而在低利率政策下，贷款规模越大，银行的利润也就越多。因此，虽然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特别是政策层面的金融管制促进了50―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发展，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原来的金融制度赖以发挥效率的经济环境已不复存在，这样的金融制度的继续存在就开始扭曲银行激励结构，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而金融制度自身也一步步地走向危机。

2．390年代的金融制度危机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中小银行和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的经营困境和破产问题就开始出现，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银行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金融制度危机的开始。银行一方面通过持有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的会计处理来掩盖经营上的亏损，一方面强烈抵制对外公开不良债权信息。

1995年大和银行纽约分行在美国国债投资中心的巨额损失事件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健全性和政府金融监管能力的信心，其重要的标志是日本溢价(JapanPremium)的出现。

到1997年金融危机从周边地带发展到了中心地区，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三一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虽然在1998年3月日本政府向21银行(以大银行为主)注入了1兆84日元资本金，日本溢价还是大幅上升。到1998年秋，作为日本长期信用机构核心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已濒临破产。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制定了包括60兆日元的政府资金援助在内的金融制度安定化计划。该计划以“金融再生法”和“早期健全化法”为核心，根据“金融再生法”，设立了特别政府管理制度(一时国有化)和金融管财人制度。根据“早期健全化法”，政府通过购买银行的优先股和次级债券增加银行的自有资本。政府暂时接管了日本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银行，并对18家大银行注入了7兆4592亿日元的资本金。同时，根据“金融再生法”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设立了债权整理回收机构(日本版RTC)。

这些紧急对应措施避免了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日本金融制度安定性的信心也开始恢复，日本溢价开始消失。但是，金融危机的最大隐患――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并没有由于政府资金的投入而改善，不良债权不断增加。

到了今年3月，受美国经济减速和股市下跌的影响，日本的股价指数也急剧下跌，日经平均指数曾跌破12000点。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由于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股市的持续下跌将使银行无力处理不良债权，使银行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甚至破产，而日本大银行的破产不仅会严重损害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对国际金融制度都将是严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了紧急经济对策，通过成立专门的“股票购买机构”缓解因银行减持公司股票给股票市场造成的压力，同时要求大银行对实质上已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不良债权，在两年之内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以恢复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信心。

3市场竞争与制度变迁的适应效率

日本金融制度危机的一个这样教训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金融当局并没有改变对银行的严格保护政策，从而扭曲了银行的行为。实际上，低利率政策到1994年才完全废除，而且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即为了减少日美经常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日本才同意开放境外日元交易并分阶段取消利率管制。而银行业与证券业的“放火墙”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推倒，银行和证券公司只能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渗透。

如何解释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非效率性呢?CoastandMorris(1995)从更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制度惯性(政策惯性)问题，认为抵制制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主体不愿失去旧制度带给他们的制度租金；二是制度变革需要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而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bargainingcost)往往高于维持旧制度的交涉成本；三是在旧制度形成之初，各利益主体的适应性投资具有沉淀成本的性质，当制度变革后，当初的投资就可能变得没有价值，对当初适应性投资的保护也就成了抵制制度变革的力量之一。

具体到战后初期形成的日本金融制度，由于担心失去垄断利润，银行业自然会抵制金融制度的变革，垄断利润越大，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也就越高。为了适应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日本银行业在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负责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计划部门在银行内部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因而在计划部门配置了最优秀的人才。而当金融制度变革后，这方面的投资就很可能失去其价值，对这部分投资价值的保护也成为制度变革的抵制力量之一。

在日本的一个惯例是，金融当局(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官员退休后往往到民间银行部门担任重要职务，银行保护政策下的一部分垄断利润就以“京官”再就职的形式转移到了金融当局，其结果是金融当局也有积极性维持原来的金融制度。

给定一个健全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制度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损害，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完美的答复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最后走向危机的历史考察，我们的一个强烈直觉是，竞争程度是决定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新的竞争者的进入可以减少既得利益阶层的制度租金，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均衡，从而使金融制度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市场竞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在于提高制度资源的适应效率。

依赖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知识经济企业知识管理

知识经济是伴随着信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它是以知识为基础,以知识及其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为主导的薪型经济。知识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相比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必须不断的对发展战略、经营模式、管理手段进行改革和创新。

1知识经济对企业产生的重要影响

1.1知识经济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1)创新和服务将替代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是以庞大的规模和集中的管理来更好地控制市场和原料供应,以此来获得较高的效率。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它是依靠不断找出需要以及解决办法之间的联系。成功企业所提供的价值多来自于问题所需要的专业研究、工程和设计服务,以及把上述两方面连接起来的专门化战略,加上金融和管理服务。

(2)网络管理将替代金字塔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广泛运用,管理层次必然减少。中层经理的作用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运用而被削弱,因此,加快了信息的反馈速度。

(3)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将更注重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中心。通过实施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智慧和潜能,发挥人在科技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协调生产组织、生产群体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企业目标。

1.2知识经济对企业生存环境的深远影

(1)资源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知识资源不同于传统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石一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它具有复制性、反复消费性及在使用中不会引起边际报酬递减等特征。这些特征以及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巨大作用将对企业管理提出新的课题。

(2)技术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高科技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知识含量增加,加大了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难度以及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上的复杂性,高科技又为管理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和保证。

(3)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企业的顾客所需要的是产品、服务、信息的一体化,这要求企业围绕产品、服务、信息一体化展开竞争。市场竞争在经济一体化趋势下,更加激烈。激烈的竞争导致企业、供应商和顾客的合作不断扩大,合作竟争将成为企业新的价值取向和企业经营战略的新的核心。

1.3知识经济对企业供应链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市场环境(买方市场)发生了巨变。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现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必须调整自己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经营战略。

2企业实施知识管理存在的问题

2.,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低下

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低下一直是我国企业的一个共性。许多中国企业的管理体制不健全,也没有一套规范系统的管理制度,大多数企业是被动反应型的。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由经营者制定新的措施,却没有进行深人的研究,也很少顾及新制度与原有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及新制度是否适应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等等。这是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竞争力不强、经济效益差,基础管理抓得不扎实是主要的原因。

2.2企业文化建设滞后

我国的一些企业非常关注自己企业的文化建设,但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却忽视企业的实际情况,致使企业文化只是花瓶,无法获得员工的认同。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缺乏个性,重视文字的宏大,忽略企业特性的表达。

2.3企业的战略目标不明

许多企业忽略了企业家长期经营的最终目标,一味追求短期效益或者仅仅是利润率最大化和规模的增长;有的企业虽然制定了战略目标,但由于战略目标的不切实际,很容易变成一纸空文,或者造成企业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而陷入多元化经营的陷阱。

3企业知识管理的实施

3.1确定企业知识管理目标

在企业内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责任的宣传,培养员工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的意识;建立知识网络和创造适宜的环境以促进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创造适宜条件与环境,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企业知识资源,进行以创新为目的的知识生产;积累和扩大企业的知识资源;保证企业知识的生产以及知识资源的积累和扩大,充分溶入产品或服务及其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之中。

3.2进行企业知识价值链管理

企业知识价值链是指基于企业基本价值链上主体活动和辅助活动之上进行知识的采集、知识的存储、知识的共享和知识的创新与应用,以实现企业价值增殖的知识流线路。

(1)知识的采集。企业知识价值链是从知识的采集开始的。知识采集只是知识管理的起点,知识采集得来的信息和知识必须进行加工和处理,使无序的知识有序化为对企业有用的知识。知识的加工处理就是指对知识进行分类、分析、整理和提炼,形成对企业有价值的知识的过程。

(2)知识的存储。经过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和知识需要进行妥善地存储。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信息和知识的存储在数量和检索,归类与安全方面的都提供了巨大的优势。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化、数据共享,数据独立性和可控冗余度这四个特性适应了知识存储的需要,这也为企业内部各个成员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提供了条件。

(3)知识的共享。通过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就可以使企业的知识库增大和价值增值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知识传播和共享开创了一条简单快捷的通道,这不仅扩大了知识共享的范围,而且极大的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如很多企业开设了电子公告牌,以它作为企业挖掘经验性知识的重要通道之一。

(4)知识的创新。知识只有作用于管理实践,才能给企业带来价值,只有通过管理实践中不断的扬弃,知识才能不断更新,适应企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3.3建立知识战略管理中心

(1)调整企业结构,将企业建成知识型企业。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将是知识型企业是一个有利于知识交流和共享的机构。传统的金字塔型的企业组织结构,是严格按照传统的组织模式建立的,员工与上司之间等级分明,信息和知识不能共享,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影响着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知识管理要打破这种组织设计,建立能够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知识型企业结构。这需要从层次和宽度上下工夫,以使信息和知识能充分共享,产生群策的综合作用。

依赖范文篇10

一、百分之百的成功率不是探究实验的追求目标

多媒体演示化学探究实验在教学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屏幕上可以实施微观放大、宏观缩小、动静结合、图文并茂，短时间内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使学生获取动态信息，从而形成鲜明的感性认识。同时还能避免某些化学药品可能造成的伤害或危害，特别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率，因而深受一些教师的青睐。

其实对于探究实验来说，实验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计实验时对知识的体验过程。学生认知水平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设计的方案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有的设计非常合理，有的设计比较合理，也有的设计不合理甚至是违反常规的。但每个学生都进行了思考，至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计实验时对知识的体验过程。提出的方案愈多，思维也就愈深刻。与此同时经过交流讨论、相互启发，学生不但学活了知识，而且实验能力、与人合作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创新思维能力都得到了培养和提高，从而实现了新课改的核心目标。

追求探究实验百分之百的成功率，还是受传统实验模式的影响。传统实验主要是验证性实验，实验的过程是机械地验证过程，学生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通过多媒体能很好地展示探究实验过程，但实验能力得不到提升。

二、实验操作对于实现高中化学课程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生在设计探究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操作、观察实验记录、进行数据处理、获得实验结论的过程中，不仅能获取知识、技能和方法，提高探究能力，还能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些作用是多媒体模拟实验所不能具备的。如多媒体模拟的中和滴定实验，学生观察不到液体凹面与刻度相切的情形，实现不了平视、俯视和仰视的观察，体会不到液体颜色的变化过程，更不能进行反滴定的操作。这种实验方法，学生没有真正接触实验，没通过协作，缺乏感知和体验，探究能力得不到锻炼和提高，多媒体模拟实验起的作用甚微。实验教学的功能是任何手段都替代不了的，实验探究绝不能脱离实际操作，学生在实验中所经历的思维、分析和观察能力的锻炼，实验中情绪意志毅力等品质的培养，只有通过动手实验才能实现。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网络学习的模式下仍然改变不了这一本质。

有人认为多媒体用于模拟有毒、有害物质的实验，可以减少污染，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对于一些有毒、有害物质的实验，教材也只是提示必须在通风窗中进行，而没有提示可以使用多媒体模拟。例如铜与浓硝酸的反应，反应会产生有毒的气体二氧化氮，如果实验设计恰当，实验过程不会有二氧化氮气体的泄漏。这个实验，教师可以诱导学生思考二氧化氮的处理方法，学生设计的方案主要有：减少铜的用量，使二氧化氮充满试管时，反应恰好完毕;用导管将二氧化氮通入氢氧化钠溶液；在试管处再加一个分液漏斗，待二氧化氮充满试管时，向试管内加入蒸馏水，降低反应物的浓度。通过思考，学生的思维更加深刻，探究欲望更大。通过对有毒、有害物质的实验探究，可以使学生逐步形成绿色化学的观念，达到关注社会、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从而激发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这样才能实现化学实验的真正目标。

三、实验能力只有在亲自动手操作中才能得到充分锻炼和体现

学生通过实验操作和亲自观察，能获得直接经验，并和学习的知识结合起来，形成比较完整的、牢靠的知识体系。通过实验能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探索精神，能准确、清晰、全面地表述和概括实验的全部内容及其结果，简明、扼要和规范地撰写实验报告，还能正确快速装置仪器，迅速排除仪器故障，表现正确的步骤和过程，精确完成实验。通过实验，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化学观察能力，而化学观察能力是顺利进行化学观察活动、获得感性认识的保证，并为进一步进行理性思维、获得相关知识提供基础和前提条件。通过实验，可以表现出学生对有关知识及各种能力的协调应用，还可了解学生的能力差异，及时地纠正错误操作，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防止形成错误的习惯。

四、创设实验条件，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进行实验探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