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范文10篇

疑惑范文篇1

一、空间维度的想象与困惑

“用时间消灭空间”是从马克思到麦克卢汉的传播理念，也是媒介理论的主流范式。但不能不承认：当我们依存的物理空间被媒介代表的速度文化强力压缩后，我们实际上已处在一种尴尬的自失状态，空间毕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遗产。对于南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未必是经济领域的累累硕果，北方发达国家借助文化殖民的全球战略布局，其娱乐音像制品在凯歌高奏的十字军“南征”途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或许为了安抚南方国家的不满，美国学者罗伯逊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之外，又创造了意图体现双赢的“球土化”(Glocalization)这一复合新概念。但南方国家毕竟是被动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中的，未来的发展也许会像罗伯逊描述得那样，衍生出一个由发达国家强势主导，却又不完全排斥发展中国家本土元素的“球土化”，但北方发达国家却绝无可能满足南方发展中国家试图以我为主，念兹在兹的“土球化”（Lobalization）愿景。这一不平等的现实似乎再次印证了一个半世纪前，两位共产党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见：资产阶级将用“价格低廉的商品”这门重炮，摧毁任何一座万里长城[1]。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1985）中认为：无孔不入的电子媒介，重组了社会空间和场景地理，同时还改变了私人情境与公共情境的界线。“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2]

实质上，“消失的地域”这一新变动，也注定造成了我们民族文化语境的满目疮痍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困窘。IT媒介载体革命重建了“文化疆域”的基本轴线，高语境与低语境传播社会的传统学理特征，已渐渐变得模糊难以辨认，其消蚀融合的直接结果是“混血文化”的滋生蔓延（鲁尔，2004）[3]。终究有一天，或许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会吃惊地发现：在我们的周围，竟然很难再找到具备高语境社会特质的那种含蓄内向、厌恶冲突、规避风险、稳重保守的中国人。何以至此？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封闭、孤立的中国，而是深深融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这是我们几千年以来从未遇到的大变局[4]。传播语境的变动究竟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早在外来文化大举入侵的“五四”时期，郭沫若等一批文化青年曾引吭高歌，确信古老的中华文明必将在外来文化的洗礼中，像“凤凰涅磐”一样浴火重生。但在经济全球化和资讯传播无国界化双重夹击下的今天，从文化层面而言，我们会不会像面临着保护稀有物种熊猫一样，全力拯救行将绝灭的中国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惑是，地域疆界的消失虽未摧毁我们的民族国家，但却早已阉割了我们民族文化得以维系的魂灵。国家并未因空间感的丧失而消亡，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内涵却悄然发生着蜕变———西方学者如是说。对国家政治合法性本质的探讨原本是“发展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全民普选和代议制曾一度被视为是这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一些中兴国家却重塑了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完成了由“政治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范式转型。发展政治学还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命题：国家主权的体现并非只是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由外延拓展的“领土疆界”向内涵深化的“责任疆界”过渡，将会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建立一门“发展传播学”，其目的在于推动国家政治合法性由“政治绩效”到“经济绩效”，并最终走向“传播绩效”的第三次转型？其理论要义或可标榜：这种合法性，将更多地取决于执政者是否为民众提供了丰沛的，并足以使他们醉生梦死，忘却疾苦的传媒产品。当然，这仅仅是荒谬的超前假设，但不可否认的是，物质空间内的贫困至死，势必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精神场域上的“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2004）[5]，却可以在数字革命的乐土上建立起长治久安的社会。“地球村”的形成，带给我们的未必都是嘉年华的一片欢腾。媒介革命和空间距离的丧失，究竟是进一步扩大，还是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从不同的视点我们会得到正反两极的解读：2005年7月,深圳打工妹通过网恋喜嫁波兰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曾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人们由此更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里；巧合的是，该市一项关于社区人际交往调查的统计数据却显示，邻里之间有六成以上的人没有任何互动来往，八成以上的人对邻居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讯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一个吊诡的悖论：人们在感受到“天涯若比邻”的欢快充实时，却也不得不忍受着“比邻若天涯”的孤独落寞。空间感的丧失，改变了我们的社会角色，也重构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人际传播的方式，方位以及空间关系都有待重新界定，以往所谓的“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会距离”和“公众距离”已失去了传统的文化规定性。QQ空间正在建立抑或摧毁、强化抑或弱化、维持抑或改变着我们所依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它甚至重构了种种人际交往和人际冲突的新模式。数字革命亦不断冲击着我们的家庭形态、社区交往模式以及校园和企业文化，今天，我们面临着太多无法描述的困窘和无法解释的问题，但在这一剧烈变动中，人际传播的研究却灾难性地缺位。

二、时间维度的想象与困惑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在农耕社会，时间观念上人们习惯于滞后的满足，工业社会的时间刻度则是永远追逐即时的回报。而在资讯社会，人们的时间倾向则是把握未来，并获得超前的充实快感（约翰•奈斯比特，1984）[6]。

无疑，与农业社会相维系的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自然时间”：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月盈月缺，草木枯荣的周而复始，反映的是农业社会春华秋实的“客观现实”。与工业社会相维系的则是一种按部就班的人造“钟表时间”：以大机器生产方式为特征，以工作流程为参考，带有强制性严格作息制度的钟表时间，把计时单位精确到了分秒。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刘易斯•芒福德由此认为：与其说是蒸汽机，不若说是钟表建构了现代工业化时代。实质上，人造钟表时间彰显的是企业主“时间就是金钱”，争分夺秒追逐利润的“主观现实”。有学者提出了新的时间观，即与资讯社会相维系的将是一种破碎无序的“媒介时间”。数字革命催生了“媒介时间”，它颠覆了钟表为我们建构的生活作息指南，解除了线形“钟表时间”对人们的束缚。诉诸人们情绪活动的文化工业娱乐产品，不断打破传统时间的障碍，试图使人们在任何一个无序的时间点上都能得到虚幻的快感。无疑，“媒介时间”所创造的是一种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拟态现实”。今天，家庭生活的时间坐标已被各个时段的电视节目所操控，日常的起床、更衣、炊事、用餐、亲友往来、户外活动、洗浴、睡眠甚至如厕，都要配合电视节目的切换穿插进行。媒体经营者依据人们每天饮食起居的作息规律，与广告商合谋挖掘了一个个“温柔的陷阱”，试图将每一个人牢牢拴死在荧屏前，使之成为患有高度依存症的“Couchpotato”（沙发上的土豆）。而当“土豆”的多寡变成统计学上的“收视率”时，媒体人与广告商之间便有了相互要价的筹码。其实，当你身不由己地陶醉在“拟态现实”的娱乐消遣中时，恰恰忘了自己已经成了为媒体经营者和广告商奉献“8小时”之外“剩余价值”的志愿打工者。在这里，“媒介时间”已成为媒体人、广告商与受众共同支付的“通用货币”。

大众媒介也改变了我们周历、抑或年历的参考基准：对于“芒果控”的学童而言，进入周末的判断，是从周五到周日“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及“勇往直前”等娱乐节目的轮番轰炸。而对于某些喜欢江苏卫视的宅男宅女来说，他们根本无需翻动手边的台历，看到荧屏上“不见不散”、“职来职往”、“非常了得”、“欢喜冤家”、“老公看你的”、“非诚勿扰”一连串综艺节目交替登场的激情出演，就能清楚把握今夕是周几。同时，标志春夏秋冬季节变换的参照物，也已和自然界的寒暑交替、草木枯荣无关，阿尔文•托夫勒将这一“新参照”界定为万众瞩目的“媒体事件”（阿尔文•托夫勒，1985）[7]。在美国，它是不同季节全国棒球赛事的实况转播；在日本，则是随季节变更易地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和福冈登场的相扑比赛现场报道；而在中国，预示着一年一度除夕来临的，已不再是腊梅瑞雪，紫燕春风的自然景观，也绝非采办年货，围炉向火的人文气象，而是“春晚”总导演的选定、组委会策划方案的出炉、出场明星阵容花絮、节目编排录制进展、封镜进入倒计时等等，各种平面和电子媒体持续造势的新闻报道。“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自然时间，刻录的是由血缘和地缘纽带连接的“礼俗社会”；分秒必争的钟表时间几乎是强制性地将我们推入了高度自律自制的“法理社会”；今天，媒介时间又扭动着妩媚的腰肢，不由分说地将我们拖入了充满诱惑的“资讯社会”。中国是一个后发产业化社会，又被认为是全球资讯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与业已完成高度产业化的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却是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几乎同时经受了第二、三次浪潮的洗礼，当我们的泥足尚未完全摆脱“礼俗社会”的羁绊时，却跌跌撞撞地扑向前去，左拥右抱了“法理社会”和“资讯社会”。

时间的超越未必意味着障碍的超越，现代产业化与全球资讯化的同轨并行，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特殊的新课题？早在电视机开始普及的上一世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的一项权威调查就已表明：由于电视文化的冲击，文盲人口的比率在全球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今天，各种便捷的电子媒介更是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已由识字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作为原本就是一个文盲大国的中国，“媒介时间”将会对我们的传播生态产生何种影响？它究竟会滞缓还是进一步加速恶化这种状况？无疑，横亘在中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难题，势必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三、受众维度的想象与困惑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正扮演着不同于以往的社会角色，人们不再以真实的自我出现，而改以虚拟的面孔粉墨登场，将性别、年龄、容貌、学历、职历等真实的背景隐去，试图完全用另外一个，甚至多个不同的角色去和他人交往。不知道“我是谁”所导致的“自我迷失”已愈益常态化。而在明天，我们所要面对的受众更是无从把握。今天的基因工程似已可克隆人的肉体，而未来媒介甚至可以塑造人的“灵魂”。美国人工智能学家马文•明斯基在《心智的社会》（1986）中提出：人脑中存在着电子运动，而人的个性实际上又多是在记忆基础上形成的，记忆是以电子脉冲的形式存在，测定这些脉冲并把它们在记忆库中复制出来，我们就可以大量复制出新的“数字自我”[8]。生产、复制和保存人的灵魂，对人类而言或许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憧憬”。

科学家希望通过生物芯片大脑的研制来实现记忆的移植，用生物芯片拷贝一个人大脑所储存的全部记忆信息，再将载有这全部信息的生物芯片植入另一个人的大脑中，记忆移植就会变成现实。早在1992年，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心理科技研究中心，曾将全美业余体操赛冠军大脑所储存的记忆信息全部输入芯片，并将这一芯片植入到因车祸损害了大脑平衡功能，且已无法行走的一位中学生的大脑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患者借助移植的记忆芯片，迅速获得了类似优秀体操选手的平衡感觉，并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只是当体内生物芯片耗尽了电能后，他又恢复了此前的病态。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担忧。市场导向、唯利是图的传媒大亨，或许会在新一轮“复制灵魂”的数字革命中大展宏图。他们通过“数字增强”、“数字改造”、“数字美容”、“记忆移植”等科技手段，根据受众的喜好、兴趣及忠诚度，对“原装受众”的记忆系统进行提取和分析解码，然后将这些数据在工厂生物基因的生产流水线上，进行“移花接木”的重组和复制，并将这些标准化、制式化的记忆芯片移植到尚未建立起“忠诚度”的受众群体中，从而轻而易举地生产出一大批符合各家媒体胃口的资讯消费者———“复制受众”。

疑惑范文篇2

1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心理学证明:女性对于情感的敏锐体验要远远超过男性。女大学生作为女性中较为特殊的群体，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环境、特殊年龄段、特殊的情感成长期，往往使她们的情感极为敏感。据有关调查:女大学生中经期身心综合症的发生率高达82．95%，有13．7%的女大学生一年中有1/3的时间是在抑郁、烦躁、不适中度过的。这表明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比较严重。根据笔者多年学生管理工作实践调查发现，目前女大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表现较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卑心理。女大学生的自卑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自身外表不突出;二是自身能力不足。大多数学生经过高考的拼杀，带着良好的自我感觉进入大学校园，突然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员，除了学习成绩之外，还有诸如知识、才艺、交际等方面的差距。三是城乡差距所产生的心理落差。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会在城乡的对比中变得极度敏感多虑，尤其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女大学生，更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而这种状况在大一的女生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笔者曾接触过这样的一位大一女生，由于经济困难且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她较少与其他同学一起行动，久而久之就习惯将自己内心世界重重隐藏，对外界产生一定的排斥，由自卑走向自闭。

(2)自我意识较强。自我意识是青年期心理发展中较为突出的一面，而女大学生是一个自主性和自我意识较强的群体，她们在进入大学后才逐渐体会到“自我管理”的意义，进而加强其自我意识。而强烈的自我意识决定了当代女大学生的自我主义，如更为关注自我形象，注重自我评价，在很多时候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很少也很难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

(3)焦虑烦闷普遍存在。在当今的大学校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郁闷”一词，随着大学生中独生女的增多，“郁闷”的状态在女大学生中更普遍地存在。女生情绪易于激动，有时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让女生宿舍处于几天的冷战状态。另外，当女生面对学习、生活、感情等困惑时，往往又不像男生那样有更多的表露和发泄的方式，由此而产生的焦虑烦闷常隐藏心中，无形中加重其心理的不适。

(4)人际交往关系紧张。大学里，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汇集成一个社会小群体，由于各自家庭背景、生活习惯、性格、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冲突和情感损伤。而受女性特有的细腻、多疑等心理特质的影响，女大学生人际关系显得更为紧张。且随着大学生独生女人数的增加，父母娇惯、自我中心，心胸狭窄，经常抱怨他人，特别是在女生宿舍，较之男生宿舍更显现得复杂和微妙。据笔者五年一线学生工作经验总结，女生宿舍问题所占女生日常生活问题的比例高达95%。笔者在处理学生问题时曾遇到这样的状况:一间女生宿舍5名学生，饮水机多达5部，5名学生因宿舍电费及公共用品费用开支不能达成一致而造成相互关系的严重紧张，并发展成同宿舍两个月以来没有任何的言语交流，处于长期的“冷战”状态。

(5)恋爱及性心理的困惑。处于青春期的女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青春机能的成熟与性意识的觉醒引起了女大学生心理上微妙的变化。在中学阶段，由于父母看管较严且身负升学的压力，即使有爱的需求也常藏于心中，而在大学相对宽松的环境下，爱的需求开始得以表露。而相较于男生而言，女生在感情上更为敏感、盲从、幼稚和单纯。女大学生一旦恋爱，极其容易陷入一种“爱情至上”的境界中，不善于把握感情的分寸，可以为对方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认为肉体的关系会让双方感情进一步升华。当双方感情破碎时，女生往往会觉得自己付出较多而产生心理的不平衡，随之产生心理包袱或因过度悲伤失去理智而做出轻生的举动。笔者曾处理过一例大二女生因失恋而试图割脉跳河的事件，该女生来自观念保守的农村，其在大一时认识了比自己高一年级的师兄并确定恋爱关系，在半年期间，该男生曾多次提出与其发生性关系均被拒绝。而当男友提出分手时，为了让感情得以维系，该女生最终答应了男友不合理的要求并与其发生性关系。而两个月后男友再次断然提出分手时，该女生认为自己已献出肉体而产生心理的极度不平衡，进而产生轻生。幸好该宿舍同学发现其异常并及时报告辅导员老师采取相应的干预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由此可见，恋爱中出现的挫折，会导致女大学生身心的疾病并酿成悲剧。

2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

女大学生产生上述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客观上的社会、家庭、学校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生理、心理因素。

2.1客观原因

(1)传统文化对女性心理深层次的影响。女性自古以来被视为弱势群体，诸如“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的传统性别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追求男女平等，但改革的浪潮还不足以将“男尊女卑”的观念完全消灭。传统文化中对女性角色轻视的观念，是导致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2)家庭教育对女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家庭是个体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的教育方式、态度以及价值观、期望值等都潜移默化地成为子女思想观念的一部分并直接支配其行为活动。受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的影响，特别在多子女家庭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农村，女孩子的受教育权受到限制，家庭对其关注及关怀严重缺失。小婷是笔者所在学院07级的女生，因生活在梅州某县“重男轻女”观念相对严重的农村，从小就受到父母的明显冷落而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失衡。进入大学后又发觉自身各方面能力不足并没有“亮点”引起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于是其采取在大众面前用夸张的言语及异常的行为来引起关注，把自己伪装成心理异常学生来获取老师和同学的重视和关心。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对女大学生心理产生的严重影响。

(3)我国基础教育中情感教育的缺失。长期以来，从小学到大学，绝大部分学生都缺乏良好的心理教育，学校只注重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其情感教育。目前，很多高校甚至中学都开展了情感教育、性教育，而大多基本上停留在标语、口号式的宏观层次上，缺乏必要的细致和深入，尤其是对女大学生的个别教育引导还不够。

2.2主观原因

(1)自我意识不健全，常出现认知偏差。女大学生的心理困扰大都与自我意识有关，例如不能客观地认识自我，对自我评价过高或过低，不能准确地自我定位等。

(2)生理的因素。当前的女大学生年龄基本上在18－23岁之间，正处于生理逐渐成熟中。女性具有周期性的月经来潮直接影响着她们的思想情绪。据调查，大部分女大学生会痛经、闭经，这给她们的身心带来极大的影响和困惑。

(3)应对策略与应对能力欠缺。很大一部分女大学生在对生活事件的应对能力方面有所欠缺。当她们遇到某些困难，虽然能够对自己的心理变化过程及内外原因进行分析，但是最后往往会出现“我知道……，但是我该怎么办?”的疑惑。这种策略和能力方面的限制使她们面对困难时不能积极地面对各种压力，而是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的应激状态，最终导致心理障碍。

3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疏导对策

21世纪要求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女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更需关注。为此，针对女大学生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根据其特有的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提出相应的教育疏导对策，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势在必行。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学生管理工作一线的辅导员，我们应在平时的教育引导中帮助女大学生加深对自身角色的理解和把握;认清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明确自己的期望与追求;引导她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帮助她们树立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意识，增强她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促进她们的全面发展。此外，高校要不断优化德育工作队伍，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在高校扩招、学生增加的情况下，及时配备、补充管理队伍，发现并及时解决学生中存在的问题。

(2)加强爱情观的教育，帮助女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婚恋观女大学生在恋爱方面存在的感情问题与婚恋观直接相关，而正确处理恋爱问题也是做好女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我们应从女生生理和心理实际需求出发，引导她们充分认识爱情的真正意义，而不应在恋爱上盲目从众或失去自我。同时应注重方式方法，改变传统的说教式，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合理的案例教育并采取谈心聊天的方式，让女大学生们懂得巧妙地拒绝恋爱中不合理要求的艺术，学会以尊重对方的态度和机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此外，还要在平时的日常教育管理工作中培养女生承受失恋打击的能力，并从中学会自我调节情绪，把情感转移到学业上及自己感兴趣的更广泛的领域中。如针对大一的女生刚刚离开父母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分不清友情和爱情，面对高年级师兄的“关心”，常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而高年级女生常对男友的一些不合理性要求感到困惑，毕业班女生开始对“毕业即分手”产生恐惧，笔者所在学院每年都会根据年级的特点开设相应的女生恋爱观教育的讲座及座谈会，并以“恋爱观”为主题开展主题班会及辩论赛，让广大学生参与其中，收到良好的效果。

(3)以第二课堂活动为载体，通过开展针对女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促进女大学生身心协调发展情靠情感染，心用心沟通，教育必须以活动为载体。高校的学生工作应利用工作方式灵活多变、教育内容紧贴时代的特点，有侧重、有针对性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强化教育效果。各学院可以征文、主题班会、辩论赛、“女生节”、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心理情景剧比赛等活动为载体，开展具有女生特色的活动，促使女生在活动中锻炼能力，展现自我，寻找自信，追求独立。同时可以通过学生会女生部，定期开展一些譬如“关爱女生”，“关爱自己”，“关爱生命”的关怀活动。通过这种主题鲜明的活动，逐渐让学生从中感受到关爱和被关爱所带来的温馨，从而提供一个便利的机会让学生反思，应该如何跟人相处，怎样正确对待爱情，怎样懂得珍惜自己生命及报答他人。如笔者所在学院每年3月举办“女生节”系列活动(包括“心灵手巧”插花比赛、“心语心愿”祝福语征集等)，5月举办全院心理情景剧剧本征集及“心理健康月”活动，九月举办“恋爱观”主题班会及辩论赛，十月评选“罗活活优秀女大学生奖学金”及“关爱女生”征文比赛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4)加强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和咨询，帮助其释疑解惑，提高其心理承受能力我们应该坚持发展性与补救性咨询相结合，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和咨询，帮助其缓解压力、宣泄情绪，引导她们走出心理的误区。在每年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试普查建档的基础上，通过电子邮件、QQ、书信、面谈等方式，对存在心理问题学生进行及时的疏导，帮助她们尽快克服心理障碍，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同时，根据女生的心理特点，很多女生在遇到心理困惑时往往不能在心里埋藏太久，更愿意向好友、同龄人倾诉以寻求帮助与支持。因此，朋辈心理咨询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健康教育，以朋辈间相互开导、安慰和帮助的形式，实现积极的人际互动过程，是高校心理咨询的重要补充。同时，让学生成为心理咨询工作的主体，也是高校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为此，我们可以组建朋辈心理互助中心，挑选一部分对心理咨询工作富有热情及责任感的学生，经相关专业培训后组成中心成员，开通心理热线电话及短信，开展朋辈间的心理咨询与帮助。如笔者所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成立的由各学院各班级心理委员组成的心理咨询小组，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就笔者所在学院心理委员反馈，通过心理素质拓展训练，在心理咨询中心老师的帮助下，自己提高了对心理问题的鉴别能力，对自己有了客观的认识，在提升自己的同时还帮同学们解了不少“愁”。

疑惑范文篇3

关键词：乡村治理；重庆三峡库区；人口超载；困惑

一、视角、理路及问题的提出

三峡工程建设是中国20世纪末国家加速工业化战略的重要体现，并因其“百万移民”和库区生态重建而为世界关注。10年来，三峡工程建设的成功、“开发性移民”政策的创造性实践以及对库区生态保护的强化等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无论是三峡库区生态重建还是该地区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建设，都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对这一过程做“历史的”和“正在发生的”两个维度的检视，是事物发展的应然要求。

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并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社会建设，是该系统基于进化的渐变过程。但三峡库区的社会建设，因地区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工程建设和由此产生的“百万大移民”而具有特殊性，即三峡库区的社会建设包含着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容。

在三峡库区“百万移民”的迁建与安置中，由政府主导的行政性、大规模工程移民的非自愿性和工程建设进度加快等多种因素使然，促成了“百万移民”的安置进程呈现出四个特征：安置时序的约束性，安置方式的受限性，工程建设加速对安置规划构成“倒逼机制”和安置过程带有完成行政任务的“色彩”。在这四个特征的交互作用下，三峡库区的社会转型有别于因渐进工业化导引的社会转型的速率和方式而具有突发性；因而整个三峡库区的社会回应能力——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公众依据社会和自身价值准则，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应答、认同、实化及实践(互动)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时，这种“有限”不仅仅表现在人们认知、心理和个体承受能力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三峡库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的社会条件不良、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低和产业基础极度薄弱等方面。

笔者在参与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庆“移民经济”研究》后，为开展“移民社会学”研究，曾于2005年3月至2008年1月，先后6次到重庆三峡库区做实地考察。笔者注意到：一方面，在大规模移民中，当行政力量对库区的社会回应能力及移民回应方式的选择形成主导与规制后，客观上生成出“移民社会”这类特殊的经济社会现象、生存形态和社会结构变迁模式；另一方面，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建设既不是经济建设的“副产品”，也不应落后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当三峡库区的“移民社会”逐渐生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并随着2006年国家实施新的库区移民补偿政策而得到强化时，与三峡工程逐渐被确认为国家公共产品相联系的是，移民社会、移民群体的文化及社会心态也随之形成；再一方面，三峡库区移民社会重建与治理的基础——乡村治理依然面临多重具有历史承续特征的结构性矛盾，而且这些结构性矛盾正悄然地发生着某种变化：如三峡工程建设与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正转化为三峡库区移民乡村土地资源与人口严重超载之间的矛盾；如三峡库区的城市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矛盾，正演变为乡村社会建设与治理主体弱质化的矛盾等等。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历史的”和“正在发生的”过程蕴含着多重启示，从而为开展“移民社会”研究和思考“移民社会学”这一研究命题提供了可能。

二、对三峡库区乡村人口超载历史基元的检视

三峡工程建设在国家战略设计及实施中，包含了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统筹的主旨，如实施“开发性移民”政策和“退耕还林”政策等等，因而它有别于新中国历史上其他水库移民的非统筹的取向和过程及方式；虽然“开发性移民”政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统筹性移民安置，但其作为一种全新的尝试，又具有探索、创新与试错的性质，如实践中对三峡库区移民“后靠安置”方式的部分修正和对移民后期补偿政策的再调整等。

(一)三峡库区乡村治理中人口超载的现状

按2009年三峡工程建设坝前水位达到175米的设计要求测算，重庆三峡库区将动态迁建和安置107万移民。其中，规划设计的库区农村移民安置约41万人。减去农村移民安置中10万外迁移民，仍有31万多农村移民需在重庆三峡库区内以“整体后靠”和“插花”方式安置。对于这一规划安置的总量，若考虑到三峡工程建设长达10年以上的周期以及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重庆库区每年平均12％o的自然增长或约7％0的人口净增长数；考虑到三峡库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实施了25度以上坡地“退耕还林”所减少的土地数量，即按此要求，整个重庆三峡库区在25度以上的坡地占其总面积的近1／3；考虑到三峡地区历史上是中国贫穷落后地区的现实和由于三峡工程建设论证长达9年多，而在此期间国家停止了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投入的社会效应；考虑到三峡工程建设及后期管理对库区农村劳动吸纳的有限性，即三峡地区跨越式工业化与该地区社会结构变迁相对分离的实际；考虑到为保护三峡库区生态而对库区传统落后的“五小”企业关、停、并、转出现的产业“空洞”和由此形成的就业压力等等；那么，三峡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就有可能转化为库区土地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产业空虚与就业压力的结构性矛盾、三峡工程建设的现代化与三峡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的结构性矛盾。

正如，在重庆库区，三峡工程建设将淹没耕地36万亩和整个库区内需退耕还林282万亩。虽然据国家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规划设计，重庆三峡库区可以开发15.66万亩土地，即通过开垦荒地、坡地改梯田、调整家庭承包责任田和采取工程防护等措施，但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毁林开垦乱占林地的通知》(国办发电[1998]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征求国家计委<关于灾后重建，根治长江黄河水患补充意见>的通知》的要求，三峡库区25度以上坡地必须实施退耕还林。按照这一要求，在重庆三峡库区按规划可开发的15.66万亩土地中，将减少7万亩。由此，在重庆三峡库区移民安置中，非规划的潜在人口的刚性增长和规划的可开发的移民安置土地的刚性减少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实施移民安置的初期便孕育了。

于是，随着重庆三峡库区第一阶段移民任务(1992-2000年)的完成，重庆三峡库区的人口密度由移民前的363A／平方公里，增加到383A／平方公里；到第二阶段移民任务完成时(2004年)，库区每平方公里达到了391人。截止到2005年底，重庆三峡库区幅员面积为4.5373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为1793.56万人，其人口密度上升到396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到2005年底，重庆三峡库区可耕地面积为10724745亩，人均耕地面积0.598亩，只有全国人均耕地1.41亩的42.4％，是全国农村人均耕地1.6亩的37.3％。由此，在重庆三峡库区特别是库区的农村，人口超载、人地矛盾异常突出。

当总书记对重庆明确提出“要确保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生态安全”任务时，重新审视重庆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尤其是农村移民安置已有的历史和正在显化的先期政策效应，既是重庆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学界的社会责任。

(二)加深库区人口超载的历史基元

重庆三峡库区的人口超载现象，在库区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并具有历史的基元。表现在：一是库区农村的移民安置，主要采用的是就近“插花”和集中“后靠”两种安置方式。在这两种安置方式中的土地补偿与调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移民以熟地换生地、平地换坡地、高产地换低产地的问题；在不考虑三峡库区各种地质灾害多发的背景下，客观上已经存在原有土地和新垦土地对农村人口承载能力下降的问题。二是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前的“数据详查”在某些地方存在“粗放”问题，从而加深了一些地方农村移民安置中的人地矛盾。如在安置总量上，重庆库区农村移民的生产安置量，超规划设计6.96万人，而占地移民生产安置又超过规划设计3.05万人，两项合计超安置规划达10.01万人；同时，重庆库区集镇人口的规模，也比原规划设计安置的人口多出60424人；又如，从某一局部地区看，如开县长安村在调整土地安置移民时通过丈量后发现，全村实际耕地为1500.5亩，比早期规划设计时的1992.6亩“详查”数，少了492.1亩。三是当三峡工程进度加快而对移民安置工作形成“倒逼机制”时，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能否在原安置规划基础上提前完成大规模农村移民安置是一项“刚性”任务。在工程建设加快形成的倒逼机制的作用下，有些地方采用农村移民“整体后靠”的集中安置，是一种提高安置效率的行政理性。然而，这一安置方式不仅突显了土地对人口承载能力的不足，而且安置方式的粗放还制约了社会及成员的回应能力，于是农村居民点安置集中、耕地极少，生计问题突出。四是为解决好三峡工程建设与库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国家实施了关系长江流域和库区腹心地带生态安全的“退耕还林”政策，这一战略的实施非常正确。但任何社会政策在彰显“可见功能”的同时，还可能因为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而显化出某些“潜在功能”，因而在实践中检视社会政策并建立相关修复机制，是探索、创新与试错的内在要求。如笔者一行2007年4月到重庆三峡库区忠县石宝镇的太平村做实地调查时了解到：该村是半淹没移民村，全村沿江的一部分较肥沃的土地被淹没后，是通过把本村移民后靠和调整村内人均承包地的方式来安置移民的，而调整后的全村人均耕地约为O.5亩；当国家要求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时，该村还有一部分农户承担了退耕还林的任务，而退耕还林后的农户的人均耕地约为0.3亩。按国家政策规定，退耕还林补助的标准是：每亩每年补助、240元，其中生态林补助8年，经济林补助6年。当我们在调查中问及“耕地少，退耕还林补助领完以后怎么办”时，当地多数村民的回答是“不知道”；但也有一些村民表现出了对未来的“乐观”，而乐观的理由是国家在2006年开始对三峡库区农村移民按人头实施了新的补助，即每人每月50元并持续补助20年(在调查时，国家对退耕还林的补偿时间还没有调整，国家是在2007年下半年又再次调整并延长了退耕还林的补偿周期)。但对于同村让出了部分承包地的非移民村民和非退耕还林村民来说，却是没有补助的。五是重庆三峡库区在人口分布上具有对低平地势强烈的趋向性，如在海拔600米左右的平坝浅丘地区是843人／平方公里；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丘陵低山区是450人／平方公里；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高坡陡地区是430人／平方公里。当沿江淹没地的农村移民后靠安置，而高山地区的非水库农村移民又因为“退耕还林”而向低处迁移时，在乡村土地资源与人口超载的矛盾中，又嵌入了人口分布中的人口挤压问题。

(三)对乡村人口超载和挤压的现实分析

三峡库区“移民社会”的产生，是由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由政府主导的非自愿性大规模移民带来地区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使然。因而它在现实社会系统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过程及生存形态。移民社会的生成过程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因而对由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生成的“移民社会”做结构分析，是考察这一特殊的社会变迁过程及生存形态、社会心理的核心。

社会结构是具有长期持续性、稳定且有规律的社会互动关系模式；它内含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关系的互促与制约以及这些关系的嬗变受制于一定的资源条件，尤其是在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落后的地区。所以，一定区域内的人口超载和挤压现象，尤其是在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农村，不仅意味着生存资源匮乏、生存空间萎缩和自我发展条件不良，而且还意味着该区域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不足以及乡村社会自身建设和社会关系嬗变等潜在风险。

在库区，农村移民的安置除外迁移民外，主要有两种：建农村移民集中安置点和“插花式”分散安置。因而移民社会的生成及类型也与这两种安置方式相联系。在农村移民集中安置点，其乡村公用设施和移民住房都是新建的，但因为人均耕地极少，乡村自我发展的能量即生产与再生产的资源条件不足；而且这类新建的移民村、社大多没有集体经济，因而移民普遍面临着移出后如何生存与发展的压力。笔者在库区的移民乡村调查时注意到：当问及“村民自治”、“计划生育”等乡村治理话题时，多数村民并不关心；但他们却“质疑”调查者为什么不关心和过问他们的生计问题。调查还发现，对于整体后靠安置形成的一些移民乡村的建设问题，部分移民的看法是“我们为国家做了贡献，损失已经很大了，所以乡村的基本建设应该由政府‘买单’”；而且认为，如果他们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也应该找政府。

由大规模移民整体安置形成的典型的乡村社会，不仅其结构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的政府行为和国家政策扶持，而且移民社会中的社会网的重构、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社会心理的形成，还因为移民社会结构的文化基元的特殊性而具有循环内生和持续固化的特征。前者导致并表现为：移民社会结构的演进，潜在走向相对封闭和内在发展动力不足的风险；由后者使然并表现为：移民社会的社会网的重构具有局限性和呈收缩状态；而由二者共同决定：移民社会在演进中的“交换”，更强调与地方政府的互动。而在文化重建中，更强调“我们是移民”这一特殊的文化及社会心态。于是，移民社会的人际关系、移民的社会心理及价值取向等，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亚文化并沦为主流社会的亚文化圈。正如，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是：不仅许多移民不断强调“我们是移民”，而且更重要的是许多安置地政府及社会公众也认为“他们是移民……”虽然这种现象及文化的功能还只是“初露端倪”，但这种“存在”已经正在或多或少地阻碍三峡库区典型移民社会的自我发展与建设，如相当一部分移民乡村以及一部分移民的自我发展的责任意识比较薄弱。

“插花式”安置主要包括只有部分淹没的乡村中的村民实行内部安置和全淹乡村的村民实行分散安置两种。但无论哪种“插花式”安置，都需要对移入地乡村的人均耕地做新的调整和新垦部分土地。由于新垦土地的规模受“退耕还林”政策的限制，因而移入地村落的人均耕地普遍减少和土地承载能力相对下降是必然的。对承接插花式移民的乡村而言，虽然承担了安置移民的任务，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并不能获得政府成规模的补偿，这与整体后靠式移民安置是不同的；以致这些乡村本已落后的公用设施，必然要面临更加严重的人口超载问题；再加之库区的许多乡村受自然地理条件、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几乎都没有集体经济的基础；于是，许多插花式移民安置乡村的村民的土地收益下降和乡村自我发展能力被不同程度地削弱成为了一种“归宿”。正如，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人均耕地少，一些村、社就连拓修机耕道都非常困难。

在库区农村，虽然移入地的乡村社会结构有人口数量、人口分布和人口构成类型上的变化，但却没有呈现出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构性特征。正如，原有的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存状态，是因为三峡工程建设产生的大规模移民而“被迫”迅速地、但却是短暂地开放了和改变了。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乡村内部长期的“自赖”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进化的循环特征与方式，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其生产力和改变这些乡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虽然由外部力量推动产生的移民乡村的村民理应有“风雨同舟”的情结，但在插花式移民乡村中，却产生了无论是原住村民还是移民的新的适应与认同问题。正如，笔者在忠县调查时发现：当问及人均耕地和移民的生活状况时，原住村民的回答是“大家的耕地都少，但他们(移民)要领20年的补偿，我们啥都没有”；当笔者以“村里的集体收入是否移民也分配”的话题分别询问原住村民和移民时，原住村民的回答是：“现在人多了，分不到什么一¨一”而移民的回答是：“我们有吗?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补偿……”

事实上，在“插花式”移民安置的乡村，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差别对待)是存在的，而且已深深地反映在“插花式”移民乡村的人际关系中。如调查发现：在同一村落中，移民与移民之间的交往和互助，在深度与频度上都远高于移民同原住村民之间的交往与互助。笔者还了解到：当“插花式”移民乡村中的移民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并相对集中和有他们自己的“代言人”时，乡村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一般是公开的，而且移民群体并不_定处于弱势；这与移民群体始终握有“政策牌”和能够及时得到乡镇政府的支持有关系；但在高度分散的典型的“插花式”移民乡村中，即少数移民分散安置在同一村的不同社里且人数很少时，情况就不相同了。这类移民更多的是把他们自己“封闭”起来，按他们的话说：“现在都是各顾各的，基本上没有交往，他们也不愿意同我们交往。”

另外，在插花式移民乡村中，必须通过调整村里的人均耕地来实现安置；而政策补偿是按移民人头直补到移民个体而非移入地的乡村。因而移入地的原住村民形成了“我们拿出了耕地却没有得到补偿”的心态和“吃了亏”的意识；而移民普遍强调的是“我们为国家做了贡献，吃了更大的亏”。当这两种心态及观念意识，因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对三峡库区移民进行后期扶持和补偿政策而进一步强化时，不仅移民与原住村民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疏离了，而且原住村民与移民在发展条件与基础上的差距也随之拉大，即在乡村人均耕地少的共生环境中，移民每人每月有50元的补偿并要持续20年，而原住村民是没有的。

由工程建设促成的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与过程，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变迁现象及过程。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两种属性及特征的演变却未必是统一的、互促的、均衡的和同向度的。如果说“注意力”是一种经济要素和社会资源，那么，政府、公众关注得更多的是三峡工程建设本身将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它的综合功能以及对大规模移民关注的重点在于他们的补偿的落实和移民安置的进度等等；而对于大规模移民形成的“移民社会”以及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变迁及转型过程本身的思考和理解，却非常薄弱。当移民乡村内部面临严重的人口超载所导致的生存压力、原住村民与移民间的关系及情感的疏离、移民群体和原住村民群体之间的发展条件存在较大的差距时，移民乡村的发展及建设，便面临了他们自身无法摆脱的“困惑”。

三、库区乡村治理与治理主体的弱质化

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联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因而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及人口的大量外流是必然的，而且无可厚非。但是，社会个体流动是基于自我发展和比较收益的再选择，还是基于最基本的求生存的压力，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在这里，笔者不是要讨论他们是否应当流动，尤其是结构性流动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相联系，而是希望检视迫使他们流动的社会基元和产生的效应，包括那些可见的和潜在的。

(一)库区乡村治理主体弱质化的基本性状

重庆库区是贫困区县集中连片的地区。在重庆库区的15个淹没区县中，有11个属于扶贫开发重点县。从历史上看，建国初期的三峡地区就是中国的贫困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中，虽然全国由东到西都逐渐步入了加速发展状态，但对于三峡库区来说，由于三峡工程是否建设的论证长达9年多，而这期间国家在政策上明确控制了对三峡库区的基本建设投入，以致整个三峡库区在全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进程中，长期处于了低度发展的状态，三峡库区的农村更是进入了几乎停滞发展的状态。在重庆库区农村人均耕地少、人口超载严重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性状下，库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所谓“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因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科技进步的需要使然，而是迫于库区的土地资源已不足以承载他们的基本生存，按当地村民们普遍的说法是“要去讨生活”。

认知和判断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有3个可以参考的维度。第一个重要维度是：建国以来三峡地区一直处于低度发展状态。如原万州地区的8个县，国家从建国后至三峡工程开工前，总计投资仅6亿元；又如，云阳县在解放初至三峡工程开工前的数十年间，国家人均投资仅为98元，只占全国人均国家投资的9.3％。第二个重要维度是：三峡库区城市化率低。据重庆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按2005年重庆三峡库区1793.56万户籍人口计算，非农业人口为590.53万，仅占32.93％；而农业人口为1203.03万，占到67.08％。第三个重要维度是：三峡库区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教育是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实现公平的起点。据重庆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在重庆三峡库区6岁及以上年龄受教育人口中，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1.37％和29.82％，二者合计高达71.19％；同时，在重庆三峡库区，6岁及以上受教育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率达7.78％。在库区农村，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为0.12％，高中文化程度为2.49％，两项合计的比例仅占2.7％；而且这类文化素质稍高的劳动力还大量地外出“讨生活”去了。“讨生活”是指他们的外出务工有别于因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产生的结构性流动，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迫于“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能够在城市的第二或第三产业中沉淀下来，所以他们依然具有“农民”身份和“两栖”职业特征。

对整个社会而言，当教育是公平的起点，就业是实现公平的过程时，在落后的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低和传统农业发展的资源匮乏，不仅注定了他们在库区的生存压力大，而且决定了他们外出讨生活或寻求发展的成本高。

(二)加深库区乡村治理主体弱质化的原因

从需求理论看，当一个地区的个体或群体面临生存压力时，在社会结构逐渐开放的条件下，他们基于本能的选择便是外出(务工)，并以此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或改变生存方式。从交换理论解释行为主义命题的角度看：当“有机体在某种场合下的行为曾得到酬赏，如再次出现相似场合时，它们就会重复那种行为”，即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一方面类似于当年安徽农民走出“改革第一步”的那种“自救行为”；另一方面，当他们的“自救”在三峡库区的基本生存条件(土地与人口)没有根本改变时，将会持续下去。从发展理论看，一旦由经济动机产生的某种特定的模式在一个文化中建立起来，它就限制了其他潜在的社会模式的出现，即限制了三峡库区农村村民建设自己家园的行为模式的出现；换言之，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作为一个群体的发展需求——乡村建设或新农村建设，不是被他们人为地忽视了，而是这种群体性需求被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多维现象——“贫困”——既包括物质匮乏和较低的健康与教育程度，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等抑制了。

从历史的视角看，造成重庆三峡库区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的主要根源在于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但是从另一角度看，造成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源，又与库区劳动力文化素质整体较低相联系；而且，库区劳动力整体素质低的基本性状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及结构的不良，既对库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制约，又使库区的乡村治理面临治理主体弱质化的困惑，特别是在三峡库区农村的几乎所有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时。

2005年8月，笔者一行9人在库区的武隆县调查时，当地领导介绍说，“我们县外出务工的农民要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60％左右”；他说，“我们是部级贫困县，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要占我们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左右；能出去打工的几乎都出去了，农村剩的都是些老人和娃儿……”在三峡库区的开县，有关领导介绍说，“我们这里的农村特别是很穷的地方，现在基本上没有青壮年……而且在沿海地区，女的比男的好打工些，所以农村的育龄妇女也几乎都走完了……”

2006年3月，我们在万州区与区委、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座谈时，区领导介绍说，“我们区因为移民和对‘五小’企业的关、停、并、转，城镇人口的就业压力本身就非常大，所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多数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我们在乡镇调查时，一位领导说：“我们有些村的年轻人几乎都走光了，连村干部都不好选。”

2007年4月，笔者一行人在库区忠县官坝镇的固国村召开了村民座谈会，当问及该村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时，36岁的村书记说，“哪里是剩余劳动力哟，现在土地少得很，农民种地是‘除了锅巴没得饭’，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我们村起码有70％的人出去了”；同时，他又指着来开座谈会的村民对我们说，“你们看嘛，今天来的几十个人，哪里有年轻人嘛”。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该村在2003年曾经荣获“全国计划生育先进示范村”的称号，这在农村社会治理中是非常难得的；为此，我们在调查中专门询问了村委会的运行、村干部的选举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情况。然而，村书记却对我们说，“我不太清楚。我去年底从沿海回来，今年初才当村书记，以前的村书记满60岁了；现在村里没有年轻人，所以书记、村长都是我，我还要兼管计划生育工作，我那里管得过来嘛”。随后，笔者在与村书记进一步的深度访谈中了解到：他之所以不太赞同我们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说法，是由于该村因移民和“退耕还林”摊薄了人均耕地(仅有0.3亩)，许多村民是把自己一家的几分地完全撂荒了外出务工的；而且该村已经谈不上什么乡村治理了。

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将解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或经济组织形式的传统农业，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早已证明的一种必然；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强调过这样的规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当三峡库区大规模工业化及跨越式发展方式与三峡库区大规模移民发生的社会转型进程相对分离时，即三峡工程建设本身并不能大规模吸纳库区农村劳动力就业，而是客观上“挤压”了当地农村的土地资源时，虽然这种“挤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孕育并体现着社会进步，而且这种趋势不可阻挡；但是，在三峡库区的这一进程与我们许多现行政策之间的关系，却是需要我们去审视和思考的。

(三)乡村治理主体弱质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当三峡库区乡村治理主体既因结构性流动却又未能表现出结构流动的后续特征——结构性沉淀时，其留守的治理主体客观上呈现的弱质化问题，实质上也是新农村建设主体是否弱质化的问题。虽然以这样的逻辑推理方式演绎结论或许过于沉重，但是，对于问题的性状从生产力角度看，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为推动库区农业发展的主体弱质化；而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是农村人力资源构成不良并呈现畸形化的态势；倘若再从社会建设及乡村治理的角度看，还意味着乡村建设主体的缺失与治理的粗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认为，讨论农村的“空巢家庭”、“老人农业”、“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与问题，只是在关注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的一些“表象”问题，因为这三种表象的背后，实质是新农村建设或乡村建设与治理的主体的问题以及中国工业化与贫困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结构性流动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重要且复杂，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述)。从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看，由工业化、城市化和科技进步促成的大规模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社会的进步；但与这种转移相联系的应是农村中农民所持土地的自由流转；同时，这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还应当表现出举家转移的社会结构变迁的特征，才有利于农户家庭承包土地的流转(土地集中)。然而，三峡库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却不然，几乎每家都有最好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而把老、弱、病、幼留守在农村。结果是有限的土地资源既无法相对集中，又存在部分土地撂荒和乡村治理停滞。

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然而，三峡库区一些乡村发展主体的弱质化，已经影响到三峡库区的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表现在：一是由于一些乡村留守主体的弱质化，使其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难以进行，从而制约了库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耕作技术的变革。如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乡镇基层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试点性地在一些乡村建立了“村读书阅览室”，主要提供一些农业科普、环境卫生、计划生育宣传等方面的书刊，但尴尬的是，留在，村里的村民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二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没有了因保留土地而必须纳税的压力，所以耕地极少的库区农民宁可土地撂荒到外面去打工，也不从事农业生产和把土地流转于他人；虽然也存在一些撂荒地被乡村中留守的弱势人群耕种的情况，但是，耕作者一般不再对土地进行投入。按忠县太平村村民的说法：“种别人的撂荒地，只能是种一回算一回、收几颗算几颗。”三是当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乡村中以老幼、病残等留守人群为主时，乡村既没有能力开展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也没有能力承接政府新农村建设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武隆县一位乡镇领导说，“我们开展的新农村建设项目，村里没有劳动力，就是政府出钱向农民买工都找不到人；现在又不准摊派，来的尽是些老头、老婆婆和娃儿……”四是当乡村治理主体以老幼、病残等留守人群为主时，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建设，即典型的村委会和村党支部选举、“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等都几乎流于了形式，甚至有些乡村还在原来发展的基础上倒退了。如在2007年4月我们调查的三个区县的7个乡村中，每当问及村民自治、基层民主选举等话题时，村民们要么说“不晓得”，要么感到困惑，甚至还有许多村民觉得我们提出的“问题”好笑。对于这种现象，固国村的村书记解释说：“你们说的这些事，我们都是按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办；现在又不催粮交款了，村里只是按上面的要求填点报表、发点特困户的补助……”

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是一种互促、同构和相互回应的互动关系；同时，社会治理还是政府有效治理的社会条件与环境；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治理的困惑，也应是政府治理的困惑。因为，目前政府与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社会的全面小康与和谐，就没有中国的全面小康与和谐。因此，关注和研究乡村社会建设尤其是三峡库区移民社会的社会建设与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结语

第一，笔者讨论的“重庆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困惑”，其实并非一个乡村能够通过自治或自身建设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且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困惑，也并非仅仅是笔者所讨论的两个话题(限于篇幅)，但确实是需要学者们去思考、去研究的问题。

第二，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即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突出的直辖市；而重庆二元结构的“症结”在于大农村人口问题，尤其是在重庆三峡库区的农村人口超载和乡村治理主体的弱质化已影响到重庆三峡库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时。目前，重庆三峡库区农村人口的严重超载现象和乡村治理主体弱质化的问题，正引起政府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为此展开了重庆三峡库区农村人口转移的“二次移民”研究。因而笔者讨论重庆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困惑”的话题，希望引起研究同仁的关注。

疑惑范文篇4

1.工作量超负荷，倦态感重

要在规定时间内把基本上不符合上大学条件的、在思想意识和行为观念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各种问题的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是件很艰辛的事情。为弥补学生基础差增加课时量，加之教师本来就不足，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常常一周有二十多节课，有时还要同时上几门课，他们经常是竭尽心力的超负荷工作。美国著名教育学者费洛登•伯格说过，所谓的精疲力竭就是一种极度的乏，极度无能不安，在这不安中，一个开始抱有很高成就目标的人会沦落成一种衷竭、忧虑、受挫、愤怒和玩世不恭的状态。他的描述跟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些高职教师状态是相类似的。高职教师这个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职业倦怠感。

2.学生就业指向劳动力市场，成就感少

《百科全书》中对“成就感”的解释是指一个人做完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时,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愉快或成功的感觉。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个体在某种活动中感受到愉快、成功时,便会对该项活动产生兴趣,进而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活动中去。每个踏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行业的高职教师都希望追求较高的精神价值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渴望一种成就感。三尺讲台育桃李，一腔热血写春秋，教师的成就感来自于学生的成就。现在的高职毕业生，很多是去没有什么规模和声誉的民企和小企业，工作不稳定，生存尚难，毕业后学生基本上与学校和老师失去了联系。

3.招生难导致专业设置不断调整，职业专长归属感淡

高职教育招生难问题越来越棘手，在这里我们只探讨招生难给高职教师带来的冲击。对高职院校而言，对于完不成招生计划的专业要么压缩班级计划数，要么停办该专业，多余的专业教师转岗，这种无奈的应对措施对教师而言也是个打击。面对招生难带来的专业设置不断调整，有的教师成了“万金油”，转过来转过去，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教什么专业的教师了。教师的专业岗位不能相对稳定，将影响着教师发挥自己的职业专长与禀赋，教师职业专长的不认同感、不稳定感越来越强烈，渐渐地就失去了职业专长归属感。

4.教师教育教学话语权小，思想弱

高职教师除了要完成繁重的教学工作任务之外，还承担大量相关工作：保持三年或更久时间的随时备查的教案、授课计划、教研活动、公开课、继续教育培训、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总结、政治性学习等等。由于体制问题，我国高职院校内部程度不一的存在着行政权力泛化的倾向，由于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掌握了人事权、决策权、财政权、资源分配等关键权力，左右了学校的教与学，有些学校领导根据自己对教育的不同的理解和习惯而规定了花样繁多、不断变化的各不相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学院内部的体系弱化了教师话语权，以年轻教师为主的、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威望的高职教师在学校内部没有多大的地位。人才市场需方主导情况下，高职教师迫于眼前的就业压力，没有多少话语权。教师教育教学的创新精神、创新价值被漠视，自然也就少有自己的思想。

二、高职教师的出路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幸福和发展，但如果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幸福和发展无从谈起的话，要实现学生的幸福和发展是不太可能的。让高职教师从物质到精神有真正意义上的愉悦、幸福、满足、成就、归属感实际上关系到整个高职教育的发展。

1.政府层面

政府部门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要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依法治教治校，弱化教育管理行政权力。通过政府战略干预，建立支持高职教育所要求的外部环境、确保市场成为高职教育健康发展的参与力量。从社会角度看，教育具有相对封闭性。有学者提出高职教育要依托行业、依托市场来办学，但仅凭市场力量未必能够充分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一个必然而自发产生的服务于公共福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世界各国成功的职业教育经验都证明，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开放性外部环境。国外职业教育模式成功的前提是政府的适度干预，给职业教育创造了良好的开放性外部环境，而我国在这方面存在欠缺。高质量的人才需要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需要高质量的生源。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化法律化保障的从中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和职业教育证书与普通学历证书同等地位、呈“H”型互通的“立交桥”式高校入学方式，使得职业教育可以吸引到高质量的生源。虽然现在已经有部分高职院校升格可招收本科生，但我国高等教育格局是不平衡的双轨制模式，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衔接和沟通的教育体系问题日渐重要。这一点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积极推进。

2.学校层面

管理效率取决于管理者，他们对教育理念的理解、对教育教学的观念、对教育变革的态度、管理能力与水平及领导艺术等直接影响教师教学和教育效果。教师管理是人的管理，也是制度的管理，更是情感的管理。如何引导、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学校管理的关键。培养一支高水平的适合高职院校发展的师资队伍需要管理的变革。行政管理者要提高管理水平来，由重视学校功能管理转向到学校的效能管理；由重视部门优化管理转向到整体优化管理；由重视教育管理过程的监督、检查职能转向到赋予教职工以强烈的工作动机、责任感和成就欲。教育管理中不能没有监督、检查，但工作重点要放在激励教职工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由重视教育管理制度规范化、制度化为主转向到以权变思想为指导的灵活管理。

3.教师层面

（1）提升交叉学科知识，提高教与学的能力。

成为一名优秀的高职教师，既要有较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业务水平，又要精通自己担任的课程，还要懂得其他学科知识，使学科互相浸透，能够拓宽教学思路；既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更要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既要把握专业领域学术发展前沿，又要与行业及企业保持密切联系，时刻关注行业发展动态。教师需要不断钻研、不断探索，及时调整和更新自己的知识。

（2）提高高职教育教学方面的科研素质与科研能力。

高职教育要求教师充分深入地观察分析高职教育对象、现象和问题，探寻高职教育规律及有效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构建合适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组织形式。高职教育需要了解、研究市场和产业发展趋势，需要研究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高职教育和高职教师的冲击，研究市场化趋势对高职教育发展带来的危机，研究高职教育对初级教育的影响，研究高职教育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意义等等。科研是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科研是高职教育教学创新的源泉，是高职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需要。目前，高职教师科研多拘泥于纯学术性，科研项目低水平的重复，低质量的相似性严重影响了高职教师的职业发展。

（3）树立团队意识与团队精神。

疑惑范文篇5

从艺术追求观念方式上讲，波普艺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等都可以归入观念艺术的范畴。观念艺术在国内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国内外思想根源，从历史原因来说，复制时代的来临，消费社会的到来，“反艺术”的出现，合伙把艺术推到了观念艺术的领域。观念艺术鼓吹艺术走向了生活，走向了大众，但其并不被普通的大众所理解，说明观念艺术还没有真正消除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这种让人思索的观念艺术，在当代艺术中有何价值与意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什么困惑?是本文探讨的主旨。

一、观念艺术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艺术观，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丰富了艺术表现的语言

观念艺术不同于传统的审美中心主义，审美中心主义是古典艺术和形式主义艺术的要旨。古典艺术认为，艺术就是要表现和谐、典雅，表现理想美。西方现代艺术认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丑，是怪诞，似乎可以通过“丑”的形象对抗异化的现实。而当代的观念艺术的态度是中和的，艺术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美、丑与艺术并没有什么天然的固定关系。观念艺术也不注重个人风格的流露，在文化形态上，观念艺术应属于后现代的范畴。它只是通过生活中不同材料的组合形成一种观念，表现一种感受。当然观念应以与日常语言方式有异的方式呈现，因此进入艺术语言状态体现出一个差异结局，有一个“陌生化”的处理过程。艺术也因此将自己与哲学和其他文化表达方法相区别。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观念艺术方式的影响不仅在绘画上，更多在新出现的媒体如装置、行为、视像等其他综合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观念艺术将艺术从传统的“架上”绘画解放了出来，排除传统艺术的造型性，打破了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界限，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装置应该说是与绘画的平面方式，三度空间的雕塑方式并称的第三种方式。所不同的是，前两者是艺术家用各种美术材料来塑造形体，而装置则主要用现成品的拼装来表达观念，体现艺术家个人感受。艺术实体完全消失了，转移到艺术的“意会”上，观念艺术不仅取消了造型艺术的形象、色彩、结构，而且还取消了绘画、雕塑本身，它运用不同于传统的多种媒体和形式来表达，强调了艺术作品背后的作者思想和观念。因而西方学者把观念艺术定义为“哲学之后的艺术”。美国学者阿瑟?丹托认为“随着艺术时代的哲学化的到来，视觉性逐渐散去了”，“因为艺术的存在不必非得是观看的对象”。当艺术不是被人看时，艺术必然走向终结，艺术将终结在观念里、哲学里。另外，观念艺术非常强调观众的参与。观念艺术家认为，他们作品中传达的观念只有传达到观众的心灵之后，才是成功的艺术，而且，只有经过观众参与之后形成的观念，才是完整的观念。创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观众参与活动的组织者。

二、观念艺术的批判功能

观念艺术的批判功能首先包括了对现实生活、历史、道德的批判。观念艺术创作目的不只是解构主义式的游戏与嬉戏，也不同于西方形式主义所说的“艺术是永远独立于生活”，“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通过艺术的“自律”排斥艺术的“他律”。观念艺术家始终坚持“生活即艺术”的观念，将作品走向生活，走进观众。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来讲，观念艺术与传统艺术是契合的。不过，观念艺术毕竟属于后现代的艺术范畴，它经过了解构主义、后现代的洗礼，他的批判方式和目的已表现出与传统艺术的差异。观念艺术并不表现为传统艺术的宏大叙事、深刻的批判功能，更多的是借用西方的波普艺术和装置艺术的手段与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文化符号相结合，产生一种新的观念或视觉冲击力。王劲松的摄影《百拆图》通过拍摄众多的城市拆迁时留下的各种拆字来表达的他感受。“拆迁”伴随着希望，“拆迁”伴随着破坏，甚至伴随着暴力，在艺术家的作品中，画了圈的“拆”字是一种强势话语。王庆松的数码观念摄影作品《我能与你合作吗?》就是利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步辇图》的构图方式，将皇帝改为洋人，旁边的小姐手中的华盖成了可口可乐、麦当劳的广告牌。队伍前面原图中几个小一号的人则是摄影记者。该作品极大地批判了当今以西方为时尚的社会风气，同时也对传统中的主从地位进行了讽刺。作品体现出的批判方式明显

带有后现代的调侃式的喜剧心态，这种批判并不让人感到“痛定思痛”，而是哂笑之后的轻松。王广义将“”图像与当代社会流行的商品图像并列在一起处理的《大批判》，是真的在“拿起笔，作刀枪”，批判跨国资本主义的商品霸权吗?还是这一切只是纯粹的玩笑?王广义似乎给于观众以嗳昧的回答。

观念艺术批判功能还表现为对传统思想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反思。观念艺术认为，文字、绘画、装置、影象、行为等媒介没有任何意义，真正有意义的就是思维存在本身，大脑某一瞬间的思想和观念本身就是艺术，并不一定通过媒介表现出来。美国观念艺术大师索尔?勒维特在《关于观念艺术的短评》一文中说：“在观念艺术之中，观念或概念是作品最为重要的方面。当一个艺术家使用了艺术的一种观念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一切计划和决定都已事先完成，而其实施则只是一种敷衍了事的工作。观念成为创作艺术的机器”。这种思想与克罗齐的艺术观倒有某种相似，不同的是克罗齐认为艺术存在于头脑中的意象，观念艺术家认为艺术存在于头脑中的观念，至于需要不需要媒介将头脑中的意象或观念表现出来已经不重要了。艺术家王强的作品《两个无意义的空白》，他在水中放置了两个四边形，一个是固定形体的四边对角木边框，另一个是用绳子围绕的同等大小四边对角形。前者坚挺而后者颓软。似乎给人们某种提示：我们感受到的物的存在是依托它的背景的质地。正如美国著名艺术史家拉塞尔所说，“艺术不仅仅存在于所理解的物体中，而且还存在于我们对它的认识方法中”。再看王鲁炎的装置作品《改造后的自行车》作者将普通自行车的链条与飞轮的传动关系加以改造，当人骑上去向前蹬时它却向后退，给每个亲身实践者和观众一种启示：“欲前则后”或“背道而驰”。观念艺术家似乎教导我们：传统是以“诗意”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是用“观念”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种物质形态的呈现，也不与意义，需要在实际教学中、在现实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是移情式的情感的呈现，而是一种观念的呈现，艺术家是通过意义进行工作，而非形状、颜色或材质。观念艺术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加深了艺术“去分化”的趋势。观念艺术注重“意义”的同时将传统艺术中的审美与情感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冷冰冰的观念材料组织而已。

三、观念艺术是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当代艺术沟通对话的重要中介

疑惑范文篇6

一、人民银行财务管理及财务审计工作概述

自《中国人民银行财务制度》实行以来，人民银行各级机构加强内部控制和约束，根据实际需要，探索创新了许多切实有效的财务管理措施。财务预算管理方式先后经历了1994年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体制，2000年试编部门预算，2006年实行部门预算至今。费用指标管理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先是实行科目管理、总指标控制，2002年实行全账户费用管理，2006年重新改为科目管理。同时，于2002年和2005年对预算科目进行了两次调整。并相继在中支以上机构推行了财权事权相分离的管理办法和对县级支行费用实行报账制。上述这些管理措施，使得财务收支行为日趋规范，财务预算管理工作不断得以改进和加强。人民银行自2000年成立内部审计部门以来，财务审计就成为内审部门的一项重要业务。最初的几年主要是对每年的年终财务决算进行审计。近年来，随着财务工作的发展和变化，财务审计在审计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财务审计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如自2005年以来先后开展了财务费用管理、财务资产管理、集中采购管理、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等财务专项审计项目。除这些专项审计项目外，在开展的全面审计、离任审计、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审计等综合性审计项目中也涉及财务管理方面的审计。通过这些审计项目的不断开展，财务审计技能和审计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在完善财务规章制度、规范财务操作、促进财务管理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对财务审计的开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限制了财务审计质量的提高。

二、提高财务审计质量面临的问题

就目前财务审计工作实际来看，提高财务审计质量面临着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审计目标的局限性和审计项目的安排制约了财务审计的效果

1.传统的财务审计目标制约了财务审计的最终目的。财务审计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被审计单位遵守各项财务制度和有关法规及保证财务活动的安全、合理、高效。而目前的财务审计目标仅是以合规性、合法性的查错纠弊审计为主，对财务行为的合理性、效益性和财务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审计尚未涉及，不能从制度和管理的高度查找漏洞，及时、准确地反映各项财务资金的使用情况。这样的财务审计目标从源头上就限制了审计工作的开展，使财务审计的效果大打折扣。

2.审计项目的安排不能全面反映单位的财务管理情况。人民银行自内审部门成立以来，对财务管理方面的审计基本上是以专项审计的形式进行，很少对财务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审计。专项审计内容单一，只能反映财务管理工作某一个方面的情况，对一个单位整体财务管理情况无法做出全面的评价。同时，在开展全面审计、离任审计和履行职责审计等综合性的审计项目中，尽管也涉及财务管理方面的审计，但因这些项目的审计内容较多，财务管理只是其中的一项审计内容，且受审计人员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审计中难免有所侧重，或不能全面、细致的进行检查，审计结论往往较为笼统和模糊。

（二）内审部门组织管理体制限制了同级财务审计工作的深入开展人民银行现行的内审工作，业务上归口上级行管理，具体工作的开展仍是在本级行党委或分管行长领导下进行，内审工作人员的人事、工资关系也在本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造成内审工作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对同级财务审计工作的制约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财务工作是一项全行性的、较为敏感的工作，涉及单位和个人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审计人员在开展财务审计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比其他同级审计项目都大，既有来自主管领导和具体经办人员的，也有来自单位“一把手”和有关职工的。在诸多压力下，审计人员难免顾虑重重，或审计时检查的不深不透，或发现问题不敢暴露，财务审计结果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本单位财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造成了潜在的审计风险，影响了财务审计的质量。

（三）现行预算管理方式不完善，导致部分财务审计问题整改不力目前，人民银行分行及省会中支对市中支财务费用预算的批复情况为：每年年初，分行及省会中支对市中支批复一个全年的费用预算，但因各市中支在年中的实际开支情况与批复的预算不相符，或有一些特殊的费用开支等因素，经市中支申请，上级行会在年终进行调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到年终调整时上级行对市中支预算的批复与实际情况相比，往往仍然有些出入，有的科目指标结余，有的科目又严重超支。因此，年终结账时，部分行不得不违反财经纪律，按照指标情况人为调整账务，造成不合规列支、相互挤占费用等现象；还有的行为避免人为调账，采取更改支出实际内容、重新开具变通发票来处理账务，造成财务核算信息失真、虚列费用等现象。受预算指标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影响，还存在固定资产账实不符的问题，即：受固定资产购建指标的限制，为了满足实际需要，通过其他科目如修理费、电子设备运转费等或其他账外资金购置，当年不纳入固定资产账内，待以后年度固定资产清查时做盘盈处理，造成当年固定资产账实不符。这些因管理机制不够完善而“倒逼”形成的问题，成了基层人民银行系统内的“通病”，致使会计财务管理人员形成“人亦然、我亦然”和“罚不择众”的侥幸心态，内审人员提出的加强财务管理的建议和措施也往往难以得到落实。

（四）县支行费用报账方式的变化，给审计问题的责任认定增加了难度从2002年起，在人总行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和省会中心支行选择了少数县级支行进行费用支出报账试点，即把县支行的财务费用开支及财务核算集中到中心支行，对县支行实行日常费用集中报账、大额开支逐笔审批的财务管理制度。目前，这种财务报账方式已全面推广运行。在费用集中报账制下，县支行的每笔费用凭证都必须经过中支会计财务部门的审核签章才能列支。因此，县支行往往认为经过审核的凭证和项目已经上级行批准。也因此在对县支行的财务审计过程中，县支行与中支会计财务部门之间会为一些有关费用核算责任认定的问题相互推诿，无形中增大了审计对其责任的认定难度。

（五）传统的审计方式和手段不能适应财务工作的新形势近年来，人民银行的财务工作也像其他会计业务一样朝着网络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如继2002年实行费用报账制后，2007年已开始运行《中国人民银行财务综合管理系统》（FIMS），该系统服务器放置在人总行，各级行只需及时登录使用，人总行财务管理人员可直接、随时了解最基层单位的财务开支信息。而与这种现代化发展不相符的是，目前，财务审计仍然主要通过手工查账的手段履行审计职能，也就造成了财务审计的方式仍是以事后的反馈性控制为主，缺乏事前、事中的预防性控制，无法对财务运行进行全过程监督。

三、有效提高财务审计质量的建议

（一）引入管理审计和绩效审计理念，提高财务审计目标在对各项财务收支和预算执行等财务管理工作进行合法性、合规性传统审计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角度来审计财务内部管理系统和管理制度（比如人员配置是否合理，业务流程设计是否合理），查看各项资金是否以最低的费用取得一定质量的资产和资源，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目标；预算编制是否可靠，设备物资是否有效使用，是否存在浪费和资源闲置的现象等等。通过提升财务审计的层次，有效促进资金资源的充分利用，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最终达到提高财务工作效益的目的。

（二）财务专项审计和综合审计相结合，全面反映财务工作整体水平一般情况下，任何一项工作在一定时期内无论管理方式还是业务发展都有其稳定性和延续性，财务管理工作也不例外。因此，内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以每2-3年为一个周期对辖内的财务管理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审计，同时，根据业务发展情况有重点地开展专项审计。二者相结合，既能保证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审计，又能全面反映基层央行财务管理的总体情况，不断发现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改进，进而推动财务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

（三）建立健全财务审计“上审下”和“异地互查”制度，确保财务审计工作的客观公正由上级行根据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统筹安排，采取“上审下”或“异地互查”的方式开展财务审计，尽量避免审计人员与被查单位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确保财务审计工作自主、独立地进行。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基层央行财务管理的总体水平，真实、全面地反映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财务审计的质量和效果。

疑惑范文篇7

[关键词]：消除初中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策略

一、初中男生语文学习现状的前期调查与分析

初中语文，是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石的学科。无论是学习、工作、生活，还是将来出国深造等，语文素养对每个学生的发展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已成为社会的要求和人们的共识。初中生，尤其是男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是不是一帆风顺呢？为此，学校课题组确定实验班，对初一至初三六个班中的男生做了一次抽样调查，统计如下。

调查的项目小学语文学习状况初中语文学习兴趣初中语文学习心理初中语文学习成绩

班级人数优秀一般差浓厚一般没兴趣愉悦冷淡困惑优秀一般差

初一(2)(5)5249.6%38.2%12.2%28.6%50%21.4%20.7%46.6%32.7%15.5%45.6%38.9%

初二(7)(10)5451.7%40%8.3%19.7%47%33.3%16.7%41.6%41.7%10%43.3%46.7%

初三(13)(14)4944.3%43.7%12.0%9%37.7%53.3%9.3%32.3%58.4%8%33.3%58.7%

从调查表中，我们不难发现：初中男生一般在小学时的语文学习兴趣强烈，且成绩较为优异；进入初中，随着语文感性特征的凸显，男生语文学习兴趣递减，学习成绩大幅度下滑。语文学习中存在普遍的现象是：女生的学习成绩大多好于男生，随着年级的递增，男生的学习困惑心理也越来越严重。伴随着初中语文新课程内容的不断调整和深入，语文内容的形象性和感性日益突出，男生原有的以识记为主的学习方法逐渐淡出舞台。以能力立意为主的试题，往往会让学生无从下手，屡试屡败。他们困惑、迷茫、焦急、烦躁，无从排解心中的郁闷，有的严重影响到其它学科的学习，甚至影响自身心理地健康发展。

可见，初中男生在语文学习中的困惑心理是客观存在的。从升学要求来讲，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都必须进行语文测试，若这一学科成为学习上的严重障碍，则于升学深造不利；语文又是一种素养及文化修养，作为未来现代化建设的新型公民，以“语文”来体验生活和观察世界，以“语文”来思考问题，也是社会对人的素质的迫切要求。因此，现在超前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对培养初中男生的语文素养，提高他们的语文能力，改善公民素质，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初中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产生的深层探因

1、初中语文学科自身的性质，导致了初中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的产生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是以工具性、思想性为其本质属性，以知识性、文学性、实践性、综合性为一般属性的基础学科；它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它的主要内容是文学教育，即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工具性是语文的附属特性。

到了初中，语文的人文性特征日渐凸现。和小学相比，它更注重学生的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内容更是抽象、灵活、感性。语文是一门值得回味的、动态的、情感的审美学科，而不是僵化的、绝对的、封闭的规则体系。再加之初中语文明线上是关于语文知识的传授，暗线上是关于思想情感的渗透，学生的着眼点很大程度上只关心“知道了什么”，而不关心“我体验到了什么”。初中男生大多长于抽象思维及逻辑推理，而短于形象思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初中男生在语文学习中产生困惑心理的必然性。

2、青春期生理机制的不断变化，造成了初中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的产生

正处于人生豆蔻年华阶段的初中男生，他们渴望理解，向往美好。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及身体发育的日渐成熟，他们对异性的态度由封闭、被动转为好奇、主动。开始关注对自我的认识，对青春期的自我认识，对人际交往学习的认识，尤其是与异性交往和校外人际交往；对未来社会对人要求的认识。因此，上课时注意力极易分散，没有小学时的“正襟危坐”、“聚精会神”。课余时间，他们倾向于与他人交往，注重发型、衣着打扮。这客观上导致兴趣点分散，花在语文学习上的时间就会减少。同时初中男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十分脆弱，有时外界的“一事”、“一言”会导致他们几天精神萎靡，不能自制。如果消极负面情绪得不到劝慰和疏导，便会出现心理压抑、焦虑和抑郁，既而严重影响学业进步。这就与语文学习需要的“执着、坚韧”精神，大相径庭，格格不入。

3、受心理品质和学习习性的影响，引发了初中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的产生

初中女生对于识记性强，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学科，如语文、英语、社会思品等兴趣浓厚。因为它们容易感知，容易产生联想与想象，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与此相反，初中男生生活上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感情上往往不够丰富细腻，不愿意关注现实生活。初中男生特定时期的心理品质，让他们对待语文，如同“九天玄女”，“高处不胜寒”。我们知道要学好语文，需要情感的投入，生活的体验，甚至体察细微，身体力行，这就使初中男生不寒而栗，畏惧心理油然而生。再加之初中男生语文学习的“模式化”思维严重，回答问题总喜欢像数学那样“找框框、寻套路”。然这一招并不灵验，结果愈考愈挫，丧失了学习信心，产生了困惑心理。

三、消除初中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的有效策略

如何消除初中男生语文学习中的困惑心理呢？笔者根据教学实践，总结如下策略：

（一）“数据分析+三年跟踪”的积累资料库策略

根据抽样调查的表格数据，进行抽取样本对比分析，着眼于三个参变量：“初中”、“男生”、“语文学习”。一定的量变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质变，男生在语文学习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应该从语文学科发展的特征、男生生理变化特征、男生的个性心理特征诸多因素去考虑，进行三年的跟踪，然后制定合理有序地矫正措施，帮助他们消除语文学习中的困惑心理。其主要数据分析表格设置和操作程序有：

1、初一新生入校后立即发放问卷调查表，及时了解他们进入初中后的语文学习状况、心理状态等。具体包括《初中语文学习心理调查表》、《初中语文知识重难点掌握程度调查表》、《初中语文学习认知水平调查表》等。

2、初一下学期结束后再发放问卷调查表，了解男生的语文成绩的波动状态及语文学习心理动态。具体包括《中小学语文知识衔接点调查表》、《初一语文学习困惑心理调查表》、《初一语文学习自信程度调查表》等。

3、初二下学期结束后，再发放问卷调查表，了解男生在老师的引导和帮助下，其语文成绩变化、本阶段语文学习困惑心理的产生程度、困惑心理的缓解及消除程度。具体包括《初二语文学习状态调查表》、《初中语文想象思维能力调查表》、《初二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缓解程度调查表》等。

4、初三学生中考结束后，立即进行信息反馈，了解中考语文答题的心理状态及在此方案实施的前提下，初中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的缓解、消除程度及在中考应试中发挥的作用。具体包括《中考语文成绩统计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意向调查表》、《初中阶段语文学习调查表》、《初中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消除程度调查表》。

（二）“群体亲近、疏导+个性教育”的心理辅导策略

初中男生在语文学习中表现出的困惑心理，一般是不易被察觉到的。究竟有哪些困惑，这些困惑是怎样产生的，学生往往是秘而不宣，教师一般只能从分析表象去感知。这就需要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让学生消除心理隔阂，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必须最大可能的赢得学生的认同，让他们首先愿意听语文课；只有愿意听课，才有听懂的可能，也才有学好的可能。平时采取的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通常有：谈话式、书信式、网络式。教师要根据学生暴露出的困惑，从自身的客观背景，性格特征，学习动机等方面加以全方位的思考，然后做好分门别类的安抚和疏导。其具体做法如下：

1、增强学习信心要善于捕捉学生的闪光点，哪怕是细微的、瞬间的进步，都要及时给予鼓励，以增强学习信心；要把语文学习的落后归因于努力不够，书读的不多，而不要认为是他们能力低，头脑笨。例如某实验班中的小戴，因患小儿麻痹症，性格内向，言语不多，成了班中的学困生。可是一次偶然的表现，改变了他，也改变了我。有次上课，从来不抬头的他，竟然抬头看我上课，我心中大喜，于是灵机一动，及时地对他进行表扬，鼓励同学向他学习-----抬头挺胸，认真听讲。接下来的课中，发现小戴始终抬起头，认真听我上课。课后我顺势而导，进一步鼓励他：“你今天的表现让老师很激动，老师相信你能学好的，老师也会帮助你的！”后来，他变了，渐渐地卸下了自卑的包袱，增强了学习信心，消除了语文学习上的困惑心理，学习态度也有了明显地改变，成绩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2、提高学习兴趣虽然初中男生的性情比较豪放粗犷，但心理比较脆弱，对他们也要多加关心。我们提倡作文、试卷面批面改，多写激励性评语，多与他们交流，使之乐于与老师相处，对老师产生亲近感、依赖感。这样有利于克服学习中的心理障碍，提高语文学习兴趣。

在作文教学中，笔者深刻体会到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学会尊重学生，与学生平等交流的重要性。根据作文要求，我每次都要特意“照顾”男生，尤其是对作文有畏惧心理的学生，更是倍加呵护，生怕戳伤他们的自信心。提出每次作文只要满足一个要求，作文就打80分，如果让我在作文中还能发现到其他优点，每处再加一分。这样，他们的作文自然打上高分。我尊重学生，宽容学生，赢来了学生对我的尊重。学生“爱屋及乌”，从心理上开始接纳作文，渐渐地喜欢上作文，自然更乐意上语文课了。

3、加强个别交流要重视同男生的个别交流，针对男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教师要对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效果及实施后存在的问题做好记载。针对意志薄弱的男生，我们采用认知疗法、转移注意力疗法，经常鼓励他们要知难而进，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地培养他们的坚强意志和进取精神；对上进心强的男生，则采用升华的方式，让他们将目标转化为动力，不断提高自己；对较自卑的男生，除采用认知疗法外，重在采用过度代偿疗法。当然，对于各种心理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采用某种疗法，更多的是综合疗法。

例如在与张某谈话中，了解到造成张某厌学心理的真正原因，便下定决心帮助他走出心理阴影。为此，我多次找他谈话，勉励他，相信“一份汗水，一份收获”，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帮他制定学习计划，作息时间表，并再三叮嘱，要克服缺点，遵照执行。先从上课，再到作业，由浅入深，提出要求，不断约束松散拖沓行为，养成语文学习习惯。值得欣慰的是一学年下来，张某进步显著。

4、鼓励自我认同心理学家艾里逊认为：青少年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了解自己，建立起正确的自我认同观。现代心理学家研究成果已证明：个人的自我认同水平对心理健康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我们要求男生在生活中抬头挺胸，面带微笑。因为好的姿势和面部表情会改变人的心境、气质、态度和自我感觉。要鼓励男生学会自己相信自己，学会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个别咨询的时候，尤其强调要宽容善待自己，用这种积极的方式去认识自我、探索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只有这样，才会真正拥有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保持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心理状态。

5、倡导心理咨询男生的心理状态如何会直接影响到学习效果的优劣，因此要建立健全心理咨询机制，鼓励男生到学校心理咨询室向专职的心理教师和咨询师倾诉，真实反映各种心理困惑，然后根据心理学原理，加以及时疏导，使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参与学习。通过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学生平时有问题可以去咨询、倾吐和宣泄，释放心理压力，解决心理困惑和矛盾。据了解，咨询的学生反映出的心理问题主要有：学习压力重，造成考试的自卑、抑郁、狂躁、恐惧等情绪情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无法自制的不良行为问题，青春期困惑问题等。

学校心理咨询师要给予咨询学生温暖，指导他们自我调控，努力消除学生的心理障碍。除了求助于心理咨询师外，学校还可以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举办心理健康讲座，组织各种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开设系统而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情绪调节、人际交往等发展性辅导的心理课程等。

（三）“四动+八化”的语文实践活动策略

1、引发多角度互动策略初中男生在语文学习中表现出的困惑心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语文课难听懂，二是语言品析难理解。初中语文课程固有的性质，要求教学贴近学生实际的思维水平。因此，生动丰富的课堂教学情境，是消除初中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的一剂良药。教师要在平时教学中，注入新的教学理念，注重语文知识与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机整合；把单一的耳听，化为“手动、口动、脑动、眼动”（四动），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去掌握语文知识，感受语言魅力，引领学生去遨游丰富多彩的语文世界。

2、充分体现“八化”策略繁琐问题简单化、陌生问题熟悉化、正面问题反面化、抽象问题具体化、整体问题局部化、运动问题静止化、恒等问题不等化、一般问题特殊化（八化）。例如，抽象问题具体化，是针对男生擅长于抽象思维，而短于形象思维而提出的，对于言语教学而言，抽象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问题，应引导学生寻找最近发展区，从最简单的生活体验入手加以剖析，从而感悟思想内容。又如，陌生问题熟悉化是指在新情境、新的问题背景下，诱导学生如何理解感受，直至深刻体验。很陌生的问题，只是问题的表象，其解决方法思路都是已学过的或十分熟悉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如何化陌生为熟悉，化抽象为形象，从而领会文章的主旨。再如，正面问题反面化是对时代久远，学生体验不深的古人作品，正面入手往往较复杂，要考虑的因素较多，一时难以理清头绪。如对文中人物的评价问题，可以直接有效地从反面入手。还有一般问题特殊化，是指“一般的条件”“一般的结论”不易发现，其语文特征，若从极端情形、特殊角度考虑，则豁然开朗。如，对诗歌“意象”的领会，就应采用“特殊化”策略，引导男生领悟诗人特定情境下的思想情怀。

（四）“激活最近发展区+有的放矢”的长足实效策略

语文的主战场是课堂教学，因此进行高质量的课堂教学、防微杜渐，是消除初中男生语文学习困惑心理的重要环节。尤其要做好的是以下几方面：

1、注意衔接，平稳过渡搞好中小学内容的衔接，可以弥补男生在学习内容与思维方法上的落差。小学语文基本上是平面型直观性语文，进入初中转化为立体型情感性语文。做好中小学教育衔接，让师与生、教与学，双双提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相互了解，相互适应，把“突变”变成“渐变”，在“渐变”中顺利完成小学升初中的衔接过渡。如开学后就做好转变学生学习观念的衔接：在给初一新生上课之前，就要明确告知学生，转变学习语文的观念很重要。向学生讲明小学字、词等基础知识多，阅读理解少，时间充足，重机械记忆，形象思维。初中由于课程增多，相应地学习语文的时间偏少，重理解记忆，抽象思维；老师讲得少，学生自学多，学生学习地主动性、自觉性应大大加强。

2、找准难点，有的放矢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获得知识的多少、优劣，并不全取决于记忆和背诵讲授内容的能力，而是最终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能力。因此，教师应当用学生的眼光去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难点，认真研究教材，深入学生，选择教法。在语文学习方面，男生比较理性，学习较随意，喜欢做以识记为主的基础题，而对以感性理解运用为主的阅读写作，以及综合性题目就变得束手无策，勉为其难了。尽管男生适应性和创新意识较强，但他们思想松懈、自由散漫，上课不记笔记等缺点，导致他们往往捕捉不到课堂讲解的重点和能力训练点。因此，教师要指导男生“敞开心扉”，让他们暴露学习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导听课，规范语言表述。对探究性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的问题，先指导他们学会筛选信息，分析问题，形成自己观点，然后学会用语言来表述自己观点等语文思想。这样有的放矢的将“困惑”转化为若干易于解决的小问题，“困惑”也就不困惑了。

3、循序渐进，春风化雨“分散难点，逐步提高”，也是预防困惑心理产生的重要途径。在教学过程中，应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由易到难，由简到繁，设计适度的台阶。台阶过高学生攀登不上去，容易挫伤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心理上产生困惑感，久而久之会丧失自信心；台阶过平，难以激起学生追求知识的心理，也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熟悉教材内容，精心设计课时适度台阶。一节课只突破一两个难点，一次作文只实现一个小目标，一套试卷只设计两到三个难点问题，这样学生学起来就会信心倍增。教学中还可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引导，能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这样既有利于提高男生的语文运用能力，又可以使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得到一定的情感触发，让每个人都能学有所成。

4、精心打造，激活特区初中语文无论是学习内容，还是思想方法、情感体验上，都存在很多难点，这些都是初中男生易产生困惑心理的重要根源。因此教师应精心设计教学方案，提供学生最近发展区，使语文教学建立在学生通过一定的努力，可能达到要求的智力水平和知识水平上，并据此确定知识的广度、深度和教学的进度，以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得到不同的发展。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类身上具有程度不同的八种智能，每个正常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其中的多项技能，人类个体的不同在于拥有技能的程度和组合不同。而男生似乎在语言智能上，天生不及女生，教师要充分挖掘男生身上的其他多种智能，并利用其某一高程度智能，唤起埋藏于心底的成功的喜悦，来树立其学习信心，激发学习的内驱力，从而使之信心十足的发展言语智能。例如，利用男生喜欢历史的特点，在上《隆中对》一课时，课前就布置男生去完成查阅历史资料，了解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以及刘备为什么要三顾茅庐的时代背景。结果发现课堂内男生特别兴奋，极力表现自己，发表自己的看法。整堂课气氛非常活跃，教学效果显然不错。

春风雨云渡，舟过水无痕。消除初中男生语文学习中的困惑心理，绝不是一蹴而就、短期就能见效的容易事。所以教师平时要指导男生做到：多读、多写、多想、多问，积累一切同语文有关的知识（甚至看似无关的），办一个“零存整取”的语言“存折”（精致便携的小本子），把平时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所有精彩美妙的语言素材统统存进去，使之“滚雪球”般日渐壮大、丰富、充实。“钱包”鼓了，学生自然就“材”大“气”粗、左右逢“源”了，自然会培育出心灵的绿洲，释放出灿烂的阳光。

参考文献：

[1]郑金洲《案例教学指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指导教育课题组心理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指导手册》，开明出版社

疑惑范文篇8

［关键词］师者解惑论；学习态度解惑；学习内容解惑；学以致用解惑

思修课对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素质培育发挥着主渠道作用。从目前大学生对于这门课程的学情和学风看，知与行脱节问题的存在，其原因与不同方面的学习疑惑直接关联。因此，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传道”，更要“解惑”，不忽视、不放过，如学习态度解惑、学习内容解惑、学习方法解惑、学以致用解惑。将大学生学习所存在的疑惑和教师的解惑过程作为焦点予以分析，既观照大学生对于这门课程的学情和学风问题，亦注重高校任课教师提高职业素养。

一、以学习态度的解惑，形成大学生对思修课的乐学肯学

对待任何事情，人的主观态度都是兴趣、投入、收效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大学生对思修课程的学习态度决定了乐学肯学的程度和结果。

（一）大学生学习态度方面存在疑惑

大学生对待思修课在学习上的疑惑：混同其他课业，并非实实在在地与思想认同和立品修身相对号，导致将这门课程被当作积累学分的课业；觉着这门课程灌输的都是大规范、大道理；以自己的偏见来对待政治理论和法律法规，认为这门课程太理性，甚至个别学生以注重自我感受和舶来的不和谐音符为主。大学生对于这门课程学习态度上的疑惑很容易出现从众效应，在大学生中蔓延人云亦云的消极学习态度。

（二）端正大学生学习态度需要教师的解惑

学习态度对大学生思修课的表现和学习效果来说，起到的是先入为主的支配作用，正如“学习态度是学习者对学习活动及其构成要素做出的综合评价及内在的反应倾向”［1］，“端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的观点。［2］学习态度是指学习者对待学习内容持有的认同倾向，或处于准备的状态，包括注意状态、情绪状态和意志状态。将学习态度具体到大学生对待思修课，可见学习态度不明确不端正集中表现于大学生能否乐学肯学。乐学是具有学习兴趣、学习热情、学习目的的学习态度，肯学是具有认真学习、仔细揣摩、联系修身的学习态度。既然大学生对待这门课程的学习态度不足，任课教师就不能视而不见大学生对这门课程所表现出的消极学情和消极学风，而是必须以师者的责任和义务注意到大学生疑惑的存在，或预防在先地将导学功课做足，或在教学过程中主动积极地分析疑惑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给予解答，形成大学生群体间正确的学习态度。

二、以学习问题的解惑，形成大学生对思修课学习的晓事明理

任何学习活动都会是从未知走向已知、从模糊走向清晰、从片面走向全面、从低级走向高级、从愚昧走向科学探求的轨迹，其中包括了一个又一个学习疑惑和学习问题，也包括了对这些学习疑惑和学习问题的克服与解决过程。

（一）大学生在学习内容方面存在的疑惑

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显得空泛，学习领会思修课教学内容很容易出现疑惑。这些疑惑如：科学体系与具体问题的结合，尽管教师会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讲授方法，但学生听起来仍然会觉得枯燥抽象，不现实、不具体，在某一理论观点上存有疑惑；教学人际关系的概念、类型、原则和方法，学生会觉得理论是空洞教条的，人际关系是复杂多面的，况且人际关系的处理总会因人因事因心情因场景而异，难能得到统一；教学法律知识，学生虽然普遍具备法治观念，但对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学习感到很有难度，法理难懂、法条难记，相关法规与法律的理解过程中出现一个又一个疑惑。

（二）需要教师化解大学生学习内容方面的疑惑

分析大学生对思修课程教学内容存在的疑惑，并非对教学内容正确与否、乐不乐于接纳、想不想学习，突出表现于师者的教法与学生对理论和现实、知识与修养能否贯通，也即师者传道解惑的不足是重要原因。正如已有研究者做出的分析：目前高校思修课教学中教师缺乏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是导致思修课教学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3］作为师者当如何解决大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疑惑？这里有三层意思：其一，增强师者执教的责任心。必须强调教师的教法绝不仅仅是教学手段问题，更是责任心问题，对学生的成长负责、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负责是教师必备的责任心。对于思修课教学内容给予大学生解惑来说，教师的责任心决定了教法的选择和应用。其二，增强教法的灵活度。任何教学内容的教法运用都不应该是僵化的、拘于一格的，思修课教学内容理论性强、理论体系严密的特点更决定了教法必须增强灵活性，使得教法能够多种结合、扬长避短、生动新鲜、引人入胜，使得学生的学习疑惑总能够被置放于恰当的教学方法中，在教师的指教下有效化解。其三，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度。思修课教学的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停留在大方向、大原则、大事件、大影响的层面，更要“接地气”“连草根”“碰热点”，给予大学生以视野更开阔、实践更具体、体验更真实的理论结合实际的感知和认知，这就对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出了挑战。

三、以学以致用的解惑，形成大学生对思修课学习的知行合一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古人对读书的思考，同样适用于大学生学习思修课，要学到、思考到、明了到、做得到，乐学和肯学是前提，晓事明理是过程，学以致用是目的，大学生学习思修课的效果，说到底是要见诸知行合一的效果。

（一）大学生在学以致用方面存在的疑惑

大学生对思修课理论学以致用，即从理论学习到思品修养，能够实实在在地落实到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素质上来，但在学以致用这个结果上也是存有疑惑的。比如：认理不对己的疑惑，理论上清楚、认同，也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在结合自己的行为表现上未能做到；似是而非的疑惑，在某种情况下并非明智；一时一事的疑惑，明明知道怎样是正确、怎样是错误的，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反对、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支持，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但具体事务中不能够认真对待，或是存有私弊，就会产生疑惑和动摇；不想做和不去做的疑惑，放松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随性做人做事，或攀比他人，或时而出现情绪化的反应。

（二）需要教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惑

大学生思修课学习效果能不能见诸知行合一，与存在的疑惑有直接关系。教师必须担负起达成大学生知行合一的教学目的，其解惑对策包括：其一，将知行合一的引导和解惑结合进行。譬如河北师范大学构建“行知课堂”，实现师生共同成长的经验。［4］其二，培育知行合一的教学环境。环境影响人，环境亦改造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需要学校和教师给予生态培育，从课堂教学环境到课后生活环境，从校园文化到寝室文化，从思政教师的引导到高校全员育人的教育氛围，从实践教学育人到育人平台打造，都要给予学生知行合一的有效引领，让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到处都显示出正能量的引领效应。其三，利用教师“传帮带”模式。“传帮带”模式是国人很熟悉的师父带徒弟的习技模式，将这一模式运用于大学生思修课的过程，达到知行合一的目的。既强调和发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理论传导，还要做知行合一的传帮带，也即把教师的以身示范作用摆进学生的知行合一中。不可否认，思修课教师知行合一的影响对于大学生是一面镜子，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要做出表率。

参考文献

［1］王晓英．当代大学生学习态度的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5．

［2］刘小平．当代大学生学习态度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2014．

［3］欧阳辉纯．论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教学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求知导刊，2016（13）：13－15．

疑惑范文篇9

我的感受主要有两种：惊喜与疑惑。

惊喜的是一直以来，不断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不懈动力就是变革与维新，然而，新事物的出现总是无一例外的由于遭遇质疑、阻挠而举步维艰。教学改革也是如此。而王教授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教学模式并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去认真学习！我真的从心底里深深地佩服并尊重他。疑惑的是许多老师在探索与实践教授模式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暂时无法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这种模式所回避的，因此教授本人也不曾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惊喜的是，知识树的创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体现出知识的内在联系，便于学生在头脑中形成整体的知识框架，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整合能力。疑惑的是，我所看到的所有的小学英语学科的知识树都是一个样子，左边单词右边句型，每一课都是信手拈来的把知识简单的划分为单词与句型，如此单调又毫无悬念的重复意义何在呢？

惊喜的是新模式是如此的重视自主学习的重要性，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疑惑的是对于那些学习意识淡薄，由于年龄小而毫无自制力的学生即便是一对一的进行教学都很难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自学又从何谈起呢？

惊喜的是小组合作的学习形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与竞争意识，疑惑的是这样的座位位置无法兼顾学生的视力调整与骨骼生长，也给课上纪律带来了隐患。

惊喜的是人人清的理念关注了每一个孩子的发展，也是深藏在所有教育工作者心中的最高理想。疑惑的是这个理想太过高远，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学困生了。英语大课堂上的每节课都完美的做到了人人清，那是台下练习了无数次后的完美表演，不是真正的教学。

惊喜的是我们要进行新的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了，疑惑的是我们身在教学一线的教师竟然没有自己的教学模式，而只能听任前人探索的模式。公务员之家

疑惑范文篇10

一、对“三法”构架的基本认识

首先，“三法”是一个有机整体。无论是《商业银行法》、《银监法》、，还是《人行法》，虽然“三法”各自调整的角度、范围、对象有所不同，可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立法的目的来看，“三法”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为维护金融稳定，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稳健发展。

其次，“三法”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整体。从人行与银监两个部门的职责看，法律已作了明确分工，但从其调整的范围和对象方面，有所交叉，甚至有些行政规章的制定者是央行，执行者是银行业机构，而监管者却是银监部门，如存贷款利率是由央行制定，可监管查处却由银监部门负责，这就需要和人行加强协调与配合，确保货币政策的传导顺畅与利率政策的正确实施。从银监与银行业机构来看，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银监部门为其打造一个有利于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较为宽松的从业环境，使银行业依法有序运行，安全有效经营，规避经营风险，不断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提升盈利水平，从而增强敢与国外银行业同台竞拼的实力。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银行业严格依照《商业银行法》规范操作，审慎经营；又需要银监部门不断提高监管执法水平，加大对违法经营行为的查处力度。

再次，“三法”的实施急需认知。今年是银监部门的“三法”学习年，笔者认为，“三法”的实施，首先需要执法人、法律调整对象做到知法，只有真正了解了法律的要义，弄懂“三法”内容的内涵，才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这就需要加大“三法”宣传工作力度，切实抓好“三法”学习与培训辅导，让银行业高管人员和从业人员通过“三法”学习，牢固树立依法经营理念，提高社会公众以及政府部门对银行“三法”的认知度，让广大客户和政府部门理解、配合与支持银行业机构的工作，为“三法”实施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二、对“三法”学习的几点存疑

通过“三法”学习与调查，初步发现部分法律条款规定与实际操作执行存有疑惑。

1、商业银行资本的确定性疑惑。《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第（四）款：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疑惑一：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没有资本金，有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对原资本金调整为营运资金科目，在监管中，如何确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资本金？

疑惑二：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单户贷款比例是否需要列入监管项目？如列入监管项目，应以什么作为单户贷款比例计算参照物？

疑惑三：贫困地区农信社资本充足率均为负数，如国家不给相应政策帮农信社化解历史包袱，在允许的一定期限内将很难达到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而到时达不到，将意味着其违反了法规，会受到处罚。如银监会最近出台的农信社风险评价和预警指标体系（试行）中要求，对农信社限期内达不到静态和动态风险预警目标值的，将依据《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五条、第八十九条和《银监法》第四十五条、四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2、高管人员所负债务数额较大确定的疑惑。如《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商业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中：第四款规定：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这里称的“数额较大”究竟以多少为限，是一万、五万、还是百万，或是以其个人或家庭年收入或综合偿还能力来确定？

3、储蓄原则与法律规定除外的疑惑。《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储蓄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同时，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执行过程中，很多银行业营业网点对查询、冻结、扣划个人储蓄存款时，觉得这里所提的“法律另有规定”比较模糊，不好操作与掌握。

4、依法收贷执行难的疑惑。《商业银行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依法向借款人收回到期贷款本金和利息，受到法律保护。

而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和信用社采取依法起诉进行清收时，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一是法院受理不管是否清收成功，先要收执行费，贷款收不回法院也不能善始善终。二是由于存在一定的地方主义，行政干预就象一只无形的手，导致有法难依，法院执行难，银行正当权益得不到真诚的维护。

5、“关系人”的疑惑。《商业银行法》第四十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

前款所称关系人是指：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员及其亲属。

本条规定与实际不相符合。因为银行、信用社干部职工有一部分家属生活在农村，并从事农业，他们有时也需要贷款，对小额农贷实行担保抵押也不现实。如关系人在属地信用社，并且贷款额度符合小额信用贷款权限，经信用社调查、评级、发证，且有偿还能力，这样的信用贷款是否就属违法？

6、对担保贷款抵押物处置的疑惑。《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借款人到期不归还担保贷款的，商业银行依法亨有要求保证人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或者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权，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二年内予以处理。

在执行过程中，有以下困难：一是担保人虽然为贷款人提供担保，但不一定就有抵押物作担保。如农信社推行多户联保贷款，就没有抵押物作担保。二是贷款抵押物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有些抵押物很快遭贬值，导致处置抵押物借贷双方产生矛盾。三是多数抵押物可以在二年内处理，但由于多种原因，也有部分抵押物在二年内一时难以处理到位。

7、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的疑惑。《商业银行法》第五十六条和《银监法》第三十六条，分别要求商业银行公布经营业绩、审计报告、会计报告、风险管理情况、董事和高管人员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信息。

对贫困地区银行、农信社等机构而言，如将其严重亏损、潜在风险等信息如实披露出去，无疑是雪上加霜，很可能导致挤兑现象，从而引发社会动乱。

8、“三法”严于内疏于外的疑惑。通过调查，银行业从业人员普遍反映，“三法”对银行业限制甚严，而对那些影响银行业依法经营的行政干预、逃废银行债务等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或者说是缺乏与“三法”相配套的强有力的有关法律，导致银行债权难以主张，短期行政行为有恃无恐。

9、监管对象的疑惑。“三法”的出台，银监的分设，使银行业机构顿觉多了一个管束的“婆婆”，对于几经“扁平”的基层的商业银行机构来讲，脸上虽挂出的是困惑的笑容，而心里增加了无奈的烦恼。本来就是人少事多、任务重、压力大，又冒出个惹不起躲不过的监管机构，在接受监管检查过程，不悦之情难免溢于言表。有的机构在征求意见时，请求银监部门减少检查频次，压缩现场检查时间，以减轻银行业机构的人、财、物和时间等资源配置的压力。

10、执法者的疑惑。基层人、监分设后，通过近半年时间的运作，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诸多的疑虑与困惑。一是基层银监办的定位尚不明确。作为银监会的最基层派出机构，身处监管最前沿，直接与监管对象“刀兵”相接，究竟那些可为，那些不可为?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方向不定，职责不明，任务不清。二是监管力量与工作负荷严重失调。从目前状况而言，基层监管人员严重超负荷运作，整天疲于应付，顾此失彼，难保工作质效。人、监分设前，监管人员还可专心致志维持监管工作正常运转，什么都不用操心，监管力量不够时，可随时从其他股室抽人，工作条件也有所保障，而现在人员减少了一半，而工作量却成数倍增加，党、政、工群、行政、后勤，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都得我们自己操心操办，一步不到位都不行，从而严重削弱了基层监管工作职能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三、对“三法”实施的几点建议

1、制订“三法”《实施细则》。主要是对《商业银行法》、《银监法》制订符合实际、便于操作、具体细化的《实施细则》，作为法律的补充规定。解决有法难依的尴尬，使“三法”真正得到落实。一是要确定法律调整范围。如对历史性原因形成的问题，应持“法不究往”的原则。区别对待，给予限期纠正、整改、达标的机会。二是要“量体裁衣”。对一些中小银行业机构的处罚，要根据其经营规模和所能承受的能力，确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处罚标准。三是要区别调整对象。如农信社身负服务“三农”重任，是党和国家对“三农”政策的重要传导者和执行者，有时是政策性的利益牺牲者，必须按有关农村政策执行，由此引起经营风险、或与“三法”规定相抵触时，应从法律规定上给一个“缓冲区”。

2、制订《金融权益保护法》。制订本法的目的是维护金融债权和其它权益，制约行政干预，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约束行政官员和执法部门不惜牺牲银行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为金融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