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范文10篇

一般性范文篇1

关键词:货币政策价格水平收入分配国际货币

在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从年初防经济过热到年末保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也从年初从紧到年末适度宽松,一年之内发生逆转,这在以往是极其罕见的,引发了经济学者对货币政策和经济问题的许多思考。本文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对中外货币政策的一般性进行总结,对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特殊性进行归纳,并试图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思考。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关系的一般性

(一)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无疑是货币现象,从货币政策来说也就是货币供给超过货币需求的结果。经济发展到今天,信用货币本位货币制度早已确立,经济运行常态由短缺转化为相对过剩,货币需求越来越复杂,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也越来越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金融危机前后货币需求的变化。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源头是美国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元泛滥,美元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很高,货币供给超过了货币需求,但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对策却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史无前例地大规模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在货币供给超常增长的条件下,此后美元反而持续升值,石油价格跌到每桶50美元以下。

美国金融危机前后的货币政策也可以证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一般关系是:货币供应量持续过大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在时间和作用效果上并不同步,原因是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但其根源有经济运行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多年来国内储蓄不足,而格林斯潘的货币扩张政策扭曲和延缓了经济调整的内在要求,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被掩盖、放大,最后总爆发,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扩张政策又给将来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虽然我国经济运行常态已从短缺转变为生产相对过剩,但当经济主体预期改变时,在信用货币制度支持下,需求仍然可能过度膨胀,从而形成通货膨胀。2008年初达到顶峰的我国本轮通货膨胀周期,同样符合前述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的一般关系:在2004到2007年以来实际上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供应量长期过大必然带来通胀;通胀的出现和消退,并不与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和紧缩同步,有一定的滞后性;货币政策只是必要条件,并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货币政策和通胀周期,都是由经济运行更深的原因所决定的。

(二)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泡沫

与商品价格相比,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在时间和作用效果上的关系更直接。美国华尔街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几乎每次股市狂热都伴随着信贷过度扩张,货币供应量持续高速增长,而股市狂热的结束,也几乎都伴随着利率飚升和信用链条断裂。2001年美国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美联储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创45年来最低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美国股市持续走高,也同时播下了次贷危机的种子。此后经过17次、每次0.25个点的调升,到2006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从1%上调到5.25%,并持续到2007年9月,此间,2007年8月,美、欧股市开始暴跌,次贷危机也正式爆发。

我国股市从2005年7月开始了持续2年多的大牛市,与此巧合的是,我国2005年7月开始实行新的汇率机制,外汇储备开始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快速扩张也正是始于此。同时,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开始放大,在首付20%的按揭借款政策下,银行信贷最高可以四倍于首付款的比例进入房地产市场,房价开始加速上涨。

因此,货币政策同样是形成资产价格泡沫的必要条件,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更是具有决定性作用。

国内经济发展问题与我国货币政策的特殊性

(一)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

我国经历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股市大起大落,以及目前严峻的保增长、保就业等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都可以归结到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在60%以上,而我国2004年41.9%,2007年为35%,可见我国居民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一直呈下降趋势,2004年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中国论文联盟

居民消费的多少是由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决定的,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1992年占GDP的68.6%,2007年降为52.3%,企业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占GDP的11.1%上升到2007年的22.9%,政府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占GDP的19.1%上升到2007年的22.8%(樊纲,2009)。另有学者测算,我国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1999年的63.34%下降到2005年的49.55%(徐平生,2006)。

因此,我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外需,而是内需中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失调、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在收入分配。

(二)信贷政策与收入分配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应当特别注重信贷政策,不但是因为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市场化传导机制不完善,而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经济管理功能不完善,在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深化中,货币供应往往成为收入分配扭曲的“助推剂”,进而促成了经济结构扭曲和通货膨胀的“痼疾”。通过信贷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对完善收入分配是极其重要的。

1.信贷政策与房价。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之一而商品房住宅价格远远高于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绝对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商品住宅价格的飚升,银行信贷起了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上海银监局2008年初的《2007年度上海市房地产信贷运行报告》指出,2007年12月末,上海中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32.2%。人民银行应当将房地产信贷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监测目标之一,及时对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进行信贷政策窗口指导,将房地产信贷总量纳入货币政策的有效调控范围之内。

2.信贷政策与农村金融。从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看,我国货币供应存在结构化失衡的问题,某些部门如房地产,供应过度,而广大农村经济部门则供应不足。农村金融一定程度上存在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如果货币政策对农村部门没有特别倾斜,货币供应必然形成对农村部门的排斥,因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针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政策,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评估内容。

国际视野下我国货币政策的特殊性

(一)全球放松流动性竞赛中的人民币

回顾美国网络股泡沫破灭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美国一直执行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世界其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出于本意,都实际上也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放松流动性的竞赛,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除非能够真正建立起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现阶段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已经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何既能应对外来因素的影响,又能解决国内问题,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特殊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人民币的物质基础已经十分雄厚,人民币把握机遇走向国际货币的舞台,也应当提上我国货币政策的日程,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特殊性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一般性范文篇2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生产中，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可进行储蓄的资本与不能储蓄的劳动两大部分。这样，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中，把劳动供给作为一种外生变量的约束条件，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无视这种约束条件的存在，认为再生产的可能要素资本比劳动更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其结论是：在资本密集的经济体中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进而认为，资本密集经济体比资本经常匮乏的经济体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经济差距的一个原因。但是，在现实经济增长中确实存在差距大小的问题，而Romer模型中只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来描述经济增长存在的差距问题是不充分的。为了弥补Romer模型中的缺陷，我们在研究中引入“有限资源”的要素概念，这样，在受一定经济条件约束的经济主体中，资本积累和资源利用同等重要。

一、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

资源(Resource)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却没有统一的定义。经济学博士李昌宇认为：“资源是可用于生产物质财富的，由于其稀缺并可选择，有必要而且也可能合理配置的物质及其功能。”这是从资源所具有的生产性、稀缺性和选择性等三个基本属性来定义资源概念的。从日本战后产业间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资源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资金四大部分。资本资源是指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物质资源的总和，如土地、河流、山脉、滩涂、矿藏、厂房、机器设备、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等；劳动资源是指运用于生产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亦可称为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工艺技能、生产的工艺过程、信息系统、组织管理系统等；资金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资源价值的表现形式。

日本在战后经济增长中首先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限资源制约。因此，摆脱资源制约或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则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资源配置实际上是有两种存在方式：在分散的市场经济决策中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实现的，而集权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强制性的计划手段进行配置的。日本在战后初期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倾斜配置特点。战后初期的资源倾斜配置是恢复经济的需要，因为战争对原有资源（资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自不待言，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产业活动是资源转化为产品和劳务的转换器。资源的属性和产业的功能已经表明了二者的基本关系：产业的正常运行取决于资源供给是否充足；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广度取决于产业的发展程序。只有资源优势而没有产业优势，则不能形成经济优势。相反，只有产业优势而没有资源优势，经济优势也是不能形成的。资源和产业这种耦合关系，体现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战后日本要想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就必须获得发展经济的各种资源。然而，资源短缺问题，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极为棘手的一个现实问题。

1.日本战后资本资源相当匮乏。在资本资源中，自然资源匮乏的程度较为突出。尤其是，自然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更为缺乏。日本国土在狭长的列岛中拥有大量的火山，火山中仅存在着大量的硫磺、石灰石和沙石等等资源。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几种重要矿藏资源都很缺乏。例如，煤在工业发展初期是极为重要的原料，据勘测，日本煤的储藏量不少，由于其存在的不利条件，开采成本极高，竞争不过进口煤炭。所以，日本战后有2/3以上的煤需要进口。另外，5/6的铜、2/3的铅和锌需要进口。现在，几乎所有的重要矿物资源（锡、水银、磷、锂、钾、石墨、镁等），包括铁矿石在内全部都要进口。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极其缺乏。这样，日本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就更大。然而，战后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使日本在获得一定矿产资源时要付出的代价更大。虽然水力资源丰富，但是已经开发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水力资源开发因国土狭小，在经济上不一定是合算的。

虽说日本在战争期间从海外掠夺进行了强有力的资本积累，战败时所保存下来的生产设备能力仍比战前水平高。整个产业的情况如下所述：“假定1935年生产设备余额为100，其后由于军需制定了扩充生产能力计划，连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停战时应为190。但是，其中30%因战争灾难和疏散等原因被消耗掉了，战后生产设备余额实际为140。”[1](P22-23)但是，战争毕竟给整个行业造成30%-58%的破坏。在被保留下来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当时原材料和原料的供应不足，生产设备难以实现更大的生产能力，经济效益不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2.劳动资源的相对短缺。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性”国家，在人口数量、人口构成等方面都要高于西欧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劳动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劳动资源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战争中，日本损失了近300万人，而在损失的人数中，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应该说，重要的劳动人口的减少，给日本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一定困难。然而，人口数量的损失，对于战后日本国内产业在劳动资源的吸纳量方面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从战后日本大大缩小的领土上急需经济重建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争对人力状况的实际影响是有利的”[2](P6)。这是从战败遣返回国的劳动资源角度进行分析的。问题在于，遣返的人员中是否具备一支适应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队伍，而这一劳动资源队伍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资源在人口数量和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是短缺的。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战争中流失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二是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各种条件的限制，使一些保留下来的人才难以在极短的时期内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缺乏建立新型产业方面的人才。

3.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明治维新的“洗礼”，使本来就属于东方落后国家的日本，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口号召引下，开始在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军事组织和国民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尤其是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热情。由于采取了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政策，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由于战争，使日本的一些技术水平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近30年时间。正如1956年《经济白皮书》所强调，日本经济发展要摆脱“数量繁荣”的成果，要不断地跟上世界技术革新的潮流，就要加大技术革新的力度，“今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必须是旨在促进技术革新的现代化投资”。这种认识，是基于战后日本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而提出来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技术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近，但是，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而战争使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官方第一次发表的《技术白皮书》（通产省工业技术厅1949年12月发表），对于日本技术资源的落后状况进行了描述和评价。无论是机械设备还是工艺制做方法、工艺技能和工艺过程都比世界水平落后了约10年。而且，一些新兴的工业，如电子工业、合成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日本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技术资源的落后性和滞后性是资源贫乏中的现实问题。

4.资金资源严重不足。资金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战后日本是极度短缺的。由于战争的破坏，使日本原有资金（资产）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加上战后日本财政资金的支出急剧增加，从日本国内来看，财政资金用于发放大量的临时军事费，包括支付复员军人津贴和解雇军贴，以及向军需公司发放补偿金，这笔费用的支付是极其庞大的。据统计，从1945年8月15日到12月末，支出超过了194亿日元。战后日本又面临着战争的赔款问题，这样，就进一步地加深了财政资金的紧张程度。从经济恢复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重建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资源做保证。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对资金资源的需求是客观而又必须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有限资源制约：日本财政政策绩效的特殊性

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要耗费一定的资源。从纯理论的角度讲，一切可以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从而都可以称做有限资源。战后日本，无论是从理论角度去衡量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去分析，其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都面临着有限资源制约的问题。日本这种处于“临界状态的有限资源”在经济稳定增长中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借助政府行为来影响资源的使用，而政府行为在资源分配中是通过“强人财政”体制实现的。这种“体制”集中地表现在资源的倾斜配置方面。而进行资源的倾斜的目的就是保证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我们认为，日本经济政策所执行路径及其产生的实际绩效都凝聚着“强人财政”体制的效率。

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已所示昭然。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若按照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去谋求日本经济重建，日本经济必然要面临着两难的境遇：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物质资源短缺和部分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各行业在经济重建中必然出现“强夺性侵占资源”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资源能否实现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并实现“帕累托最优”将成为一个问题。众所皆知，“帕累托最优”状态只不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理想模式而已，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这种状态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实现的，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及资源的偏好条件下，生产资源所能达到的最优状态。西方经济学家们经常用这一状态来判断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效率。显而易见，用这一效率基准去评判战后日本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是行不通的。因为战后日本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所以，“帕累托最优”对于日本来说只能在理论上谈谈而已。两难的境地出现的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缺乏合理的社会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政府积极介入经济领域。

财政政策介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具有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这使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种具体的社会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战后日本政府把“赶超欧美、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的战略”作为最大的公共利益，围绕这种“公共利益”，一切行为均纳入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范畴，所有的政策都被作为实现经济的手段，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增长。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的模型中，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经济增长的函数，财政政策变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函数关系符合“增长中心主义”的理念。在论证经济增长与国家政策关系时，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诺斯悖论”，即国家在实现其集团利益最大化时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财政政策角度，诺斯教授还发现，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某些社会为什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很多社会却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政府在追求自身生存而不惜损害社会，造成上述意义上的冲突本身[3]。诺斯悖论从深层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在利益协调上必须要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然而，这种协调机制在经济系统中则表现为“宏观—微观”经济协调。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则不仅是一个实践上的难题，而且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迄今为止，各国经济学家尚未就解决这一难题获得根本性突破。面对诺斯悖论，需要强调的是，战后日本在组织、动员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进行扶持先导产业，以及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和促进工业化发展等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协调机制。而协调机制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机结合。这种实践结果，超越了诺斯悖论的理论假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探寻“诺斯悖论”的解决方案。

战后日本，作为财政干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石桥湛山的“积极财政论”开始的。众所周知，石桥湛山是战后日本采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来分析日本出现的通货膨胀的第一人。他认为，在国家有失业者、存在着闲置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动员这些闲置生产要素，使之重新参加生产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财政上发生赤字和增发货币亦无不可；而且这才反倒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全财政[4](P108)。为了贯彻他的财政经济思想，石桥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曾提出了五项“积极政策”。五项积极政策加速了财政政策介入经济增长的步伐。该政策的中心目的是尽快恢复生产，并把生产置于经济增长中心位置。石桥推行的促进中心产业增产的政策，不久由东京大学有泽广教授正式提出为“倾斜生产方式”，并由经济安定本部和此后的片山哲内阁推行全国，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全面复兴起到了重大作用，“倾斜生产方式”和复兴金融金库的“倾斜金融方式”保证了有限资源的有效倾斜。值得一提的是，石桥湛山的凯恩斯派的精神，由池田内阁作为“经济增长主义”而继承了，构成了现在“经济大国日本”的指导理念。毋庸讳言，在促成日本1955-1973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因素中，财政政策无疑是个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内生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干预一方面使战后日本有限资源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使财政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因为它为高投资率创造了必要的内外部条件，弥补了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单一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贡献。

三、内生增长：政府规制?资本?资源关系的模型分析

我们将通过模型分析方式来研究政府、资本与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在生产函数中作为收益递增的技术，假定资本在Arrow-Romer模型中收益递增技术也存在[5]，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示一人的生产函数则有[6]：

其中，k(t)相当于t期一人资本量，e(t)相当于t期一人资源的使用量，a指在生产中对资源报酬额的比率（0＜a＜1常数）。φ表示收益递增程度的一个参数。K(t)是经济中的全部资本量。模型的基本含义在于，若以经济体中的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本与资源量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那么，企业可作为相当于一人的资本量k(t)和相当于一人资源的使用量e(t)来操作经济运行，而经济全部资本量作为一种不可操作变量来使用。

然而，在commandoptimum描述中把生产函数变化为以下类型：

n表示人口，因此，K(t)=n?k(t)。在这个变换的式子中，企业完全可能操纵资本来增加对生产的影响。另外，政府通过控制、管理企业以达到统治经济的可能。(1)式和(2)式的区别则在于对经济影响效果上的差异（后一问题将另行研究）。采用这个模型，将推论出以下内容。

变量c(t)表示t期消费者一人的消费量。在参数中的E、K[,0]，相当于各个0期消费者一人资源储蓄量和消费者一人初期资本赋存量。P是折扣率，φ是收益递增程度的参量，两者都是正数。这一模型正如固定模式(7)所描述的。这个假定和Barro(1990)模型相似。在Barro模型中，假定政府想要维持稳定状态管理公共支出，并采取积极的外部效应，加强对企业生产技术的影响。本模型中的资源投入相当于公共支出，其总量被一定值所制约这一点和Barro模型不同的。因此，在政府决定e(t)流量式下规制居民户消费一储蓄计划。为此，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只能由消费量c(t)和资本量k(t)两个变量实现，资源消费量e(t)和资源储藏量E不能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7]。

根据经济增长定义，我们设定最大化的一个条件：

k(0)=k[,0]λ(t)为拉格朗日乘数。并且，由式(8)和式(9)可导出效用最大化的边际条件：

γ(t)=MPK(φ,t)-ρ(11)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我们认为，过去传统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由于认识到政府公共投资具有生产性，所以，政府进行的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能够产生内生增长。

四、几点启示

中国在以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内生增长中的财政政策必须体现在：第一，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投资的转换机制。就中国目前而言，促进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中国目前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依赖于生产要素（资本积累和劳动）的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中国将逐渐形成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向增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转变；第二，促进技术进步与增加劳动就业的财政政策权衡。一般而言，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劳动就业，这对于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的中国来说，财政政策的选择面临着两难境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表明，兼顾这两者的财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特别要加大“信息产业”、“智能产业”的投资和税收的刺激。这样在促进技术过程中增加了就业量。第三，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盈亏相抵、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免税期等）和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调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中国在实现大中型企业制度改革和企业脱困后，企业在财政政策导向作用的影响下，在顺应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主动性地增加科技投入将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日本经济企划厅.昭和31年度经济白皮书[M].日本经济出版社，1966.

[2]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经济增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3]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4]石桥湛山全集，第13卷[M].东洋经济报社，1974.

[5]ARROW.K.J.TheEconomicImplicationsofLearingbyDoing.Reviewof

EconomicStudies,1962.

[6]CASS.D.OptimalGrowthinanAggreatatemodalofCapitalAccumulation.

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65.

一般性范文篇3

关键词：医学院校；思政教育；

一般性方法随着近年来医患纠纷的凸显，越来越多的关注投射在了高等医学院校，学界关于如何在医学院校中教育引导学生的研讨会也是非常多。关于如何在医学院校中开展思想政治与的一般性方法，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部分进行。职业倦怠，是个人在工作的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身心疲劳的状态。

一、建立一支高效、负责的思政教师队伍

在医学院校中，由于专业化的缘故，思政教育相对来说处于副科的地位，因此更加需要一支高效、负责的思政教师队伍。1、基层辅导员队伍建设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社会对高校辅导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国家对于大学生的引导教育，基本上都要以辅导员为抓手，通过辅导员辐射广大学生，因此，一线的辅导员队伍建设对于学校的思政教育工作质量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医学类院校的专业性比较强，录取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理科生，对于文科类思政教育的了解普遍比较缺乏，这种情况的存在对辅导员的日常工作开展有着巨大的阻力。所以，医学类院校应该特别重视学校的辅导员队伍建设，选拔一批认真负责且具备一定思政类知识的老师进入辅导员队伍，以便于从根本上加强自身的思政教育力度。2、思政专业课教师队伍培养在部分高校中，对于思政教师队伍的培养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管理理念上仍然存在着主课、副课的认知。为此，应该首先在观念上抛除这种想法，本着教书育人的目的，将思政教育同日常的学生管理工作相结合，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去教育引导学生。此外，学校管理层还需要加大对校外优秀思政课教师的引进力度，同时注重对校内的老师进行培训、提高，通过多种途径来提升学校思政专业教师队伍的素养。

二、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思政教育质量的提高，还有待于相关制度的完善。1、合理安排思政课在教学工作中的比重。为了保证思政教育工作的效果，一定的教学时间是必要前提，现今思政类的课程在整个教学工作的比重还有待提升。鉴于近些年来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高校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定为学校的首要任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轻视其他课程。因此，为了杜绝这样情况的发生，高校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相关制度，对思政课的授课时间、内容、要求等方面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2、制定合理的教师引进与培养制度。教师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没有优秀的人才，很难想象高校能够顺利完成既定任务。因此，各高校还需要完善人才引进和培养等方面的相关制度，做到有理可依。一方面，高校需要不断地引进新教师，为学校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加大对本校教师的培养力度，坚持以两个方面为抓手，避免单脚走路。关于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建立完善合理的制度，使之成为学校日常管理制度的一部分。3、建立并完善透明、公正的晋升制度。对于高校中的任职教师来说，职称的晋升对于教师们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留住学校发展所需的人才，一个透明、公正的晋升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学校不能保证晋升制度的公平性，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教师们的积极性，进而造成人才的流失，并最终对整个学校的教学工作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

三、转变工作思路，丰富教育形式

关于思政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并没有绝对的“典型”套路，在如今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思政教育工作者必须主动改变自己的思维观念，通过多样、丰富的形式去开展思政教育，而不能被旧观念所束缚。1、转变思政教育工作的思路教育所面对的对象是人，是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由于时代、家庭背景、生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每一年的大学生们都会有着不同的特点。在面对这些“不一样”的大学生时，我们的思政教育工作要随时随地地跟进社会的发展变化，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掌握不同时期下的社会热点，研究所要教育的学生，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以学生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积极引导教育，从而达到教书育人的最终目的。2、丰富思政教育工作的方式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目的，是帮助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为他们日后走进社会、适应社会打下基础。在坚持这个最终目的的基础上，开展教育工作的方式可以更加的多样化。现如今，不少高校已经在如何创新思政教育工作的方式、丰富完善原有的教育工作体系方面做出研究和探索，尤其是部分青年教师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大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引导教育学生，从反馈回来的结果看，无论是效果、效能、效率等方面，都相较原先的教育工作方式为优。因此，对于思政教育工作的方式，我们应该积极转变思路方法，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更加多样、活跃的方式开展教育工作。3、加大对思政教育工作效果的反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中，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现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这个方法引入到对思政教育工作的反馈中，就是要特别注意教育受众的接受程度，采用新的教育工作方式，效果怎么样，是否能够达到原先的授课期许，能否完成原先设定的教育目标，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对学生的事后接受程度为依据。如果学生们反响热烈，授课老师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达到了思政教育的目的，那么这种新的教育方式就可以尝试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如果在事后的反馈调查中，学生们反映一般，甚至会产生负面的效果，那么类似的新的尝试就必须暂时搁置，对其进行新的研究和思考，并在慎重论证结果后，再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工作中。

作者:王改芳 苏会港 单位: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洪昀，《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思考》[J].国家行政教育学院学报，2012,12.

一般性范文篇4

财政（或者说财政行为）并不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发展大致应当经历三个阶段：原始社会财政、国家集权财政和市场自由财政。前者不是国家财政，因为当时国家还远没有产生；后者也不是国家财政，因为从理论上讲，在纯市场经济中，国家的政治职能应当弱化甚至消失，财政分配活动或公共产品和资源的配置是由政府的经济职能而不是政治权力来完成的。所以，理解财政的本质，就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国家或政权的影响，透过财政的强制性和无偿性，从更一般、更深刻的角度去分析。

我们知道，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产品也分为必要产品和社会产品两大类。前者用于生产者自身再生产，后者用于社会公共事务活动的物质消费。它体现着人类追求生存保障和生活质量的基本要求。氏族公社时期，生产的内容和规模不断扩大，各项社会公共事务需要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并日益经常化（在这里，战争和宗教常常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结果是，一个脱离直接生产而又能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新的阶层逐渐产生。因而，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生产分配终于从各个生产单位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社会性生产和分配活动。进入农村公社阶段以后，公社的管理机构“作为社会组织，更加远离了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已发展成单纯执行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纯社会组织。财政职能主要由它来完成，而且还出现了社会中央和家族两个级次。所以我们说，原始财政在氏族公社初期开始萌芽，至氏族公社末期已基本形成，而在农村公社阶段又得到充分发展。

很明显，氏族公社时期的财政是一种原始民主状态下的财政，还不带有政权干预的成份，它的起源是氏族公社成员的一种自愿的、平等的公共需要。在这里，与其说财政是政权的产物，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产物。即使在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内部权力分化的产生也很少是暴力的结果。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富裕户借助于自己的财富及其对社会公共事务较大的贡献，逐渐取代了依血缘关系推举的贫困的家族长，并日益取得了执行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带头人地位。农村公社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各家庭集中一部分人力为公社和家族分别耕种一定的土地以取得财政收入；二是有剩余产品的家庭自愿地把生产成果贡献给社会，到农村公社后期，情况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谁付出得多，谁就得到社会的称赞，往往会被推举为公益活动的主持人。再加上在农村公社中任公职不仅是无报酬的，而且在执行公职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费用还可能需要自备。所以，富裕户一方面更关心公共事务的状况，因为他更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完成公务事务的能力，因为他们富有，最终也就取得了领导公共事务活动的权力。

从财政最初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过程来看，财政行为就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由一定组织集中对社会公共生产和通过一定手段聚集起来的社会财产的管理和分配。第一，财政关系不是为某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财政为什么会产生或者说人们为什么能够接受财政的存在？原因就在于财政是人们生存及生活得更好的需要，或者说，财政能带给每个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通过其它方法无法得到的好处。第二，财政收入来源于财政受益者的财产或劳务支付。这种支付，并不是出于某种政治压力或法律约束的结果。而是支付者一致接受的，为了生存及生活得更好或获得预期收益而付出的必要代价。所以，财政关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第三，财政关系并不局限于分配领域，而是存在于整个再生产过程之中。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财政开始打上政治权力的烙印，并随着国家的产生开始进入中央集权财政阶段。在掌权者的权力得到巩固以后，他们开始着手改变财政分配关系，变自愿捐献为按户摊派的形式。这种按户规定数额的摊派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捐税的雏型。在我国历史上，“人头税”形式存在了很长时期，直至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按土地多少征收财政收入才代替人头税成为一种主要分配形式。这标志着财政分配关系彻底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不再依靠生产资料占有为手段而是靠国家代表社会，执行社会公共职能。

中央集权财政并不意味着财政本质在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而只是标志着财政本质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扭曲。首先，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理解财政范围的问题。在奴隶社会中，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劳动工具，完全丧失了作为一般社会成员的权力。因此，财政关系仅局限于国王和奴隶主及部分平民之间。封建社会分配关系分为两个层次，即国王和领主及领主和佃农之间的分配关系。前者是纯粹的财政分配关系；后者则包括人身依赖关系，佃农部分地失去自由。当时的人头税，实际上是领主来交纳的，而不是由佃农来交纳。从这个意义说，对奴隶和佃农的剥削与国家财政关系的剥削性质是两码事。其次，任何政权都必须执行财政的基本职能，而这些基本职能恰恰反映了财政的本质。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可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社会成员总要从财政中得到一定好处，财政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要反映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

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这种被扭曲的财政关系就更有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由平等的。在政治上，人们拥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等价交换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政治权力被经济权力所替代，人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商品货币关系。这种平等，首先是财富拥有权上的平等，它有利于人们潜力的开发，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纯市场经济中，财政的职能可能仍然由政府来完成，但此时政府财政部门与纳税人之间已是一种广义的、平等的交易关系。什么是税？税就是微观经济单位因为消费国家服务而交纳给政府的必要费用。如果你要得到国家服务（这是人们所必需的），就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税额；一旦你纳了税，你就有权力得到相应的服务。纵观人类发展史，税的征收总是以某一经济阶段的主要生产要素为对象，开始是人口，而后是土地，再后是资本，将来也许是知识和技术。谁能否认对这些要素的拥有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所以，拥有的财富愈多，税额便愈高；交纳愈多的税款，你就有权享受较多的服务。也就是说，财政支出是生产公共产品（包括社会服务）的成本，财政收入则是纳税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所愿意为此付出的价格。

二、财政效率与帕累托最优

如果是这样理解财政本质，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对财政行为后果的评价原则应当是财政的生产效率，即是不是能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提供廉价高效的社会共用品。尽管财政可能并不是普通的“经济人”，但其目标仍然是效率的最大化；2.财政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是以社会效率和社会收益最大化为前提，通过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取得的。按照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财政收支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直接和间接地生产最大可能的社会福利。

财政组织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对特殊性的经济主体。就其一般性而言，财政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平等因子，它要遵守与其它经济单位一样的经济规律和法则，它的行为也体现出一般“经济人”的扩张和约束。就其特殊性而言，财政产品是以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为内容的，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财政的收益状况，所以，财政收益总是以社会收益为前提。正因为如此，财政的生产效率也不同一般的微观经济效率。首先，财政的生产效率具有社会性，即财政虽然也以直接的经济效益为基础，但并不单纯以盈利为目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社会效益的原则；其次，财政效率具有综合性，即财政效率能综合反映社会经济的运行态势，它的高低能够综合地反映出社会经济效益的高低；第三，财政效率具有间接性，即财政效率常常包含在其它部门、单位、企业乃至个人的效率之中，通过它们的经济效益反映出来。而且，在阶级社会中，财政一旦和政府结合在一起，还会具有超越其它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财政行为也因此通常会表现为政府行为。这时，财政生产效率的特殊性就会更加明显。财政行为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财政目标的二重性，即财政效率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前者是财政本质的要求，后者则是由财政的“行业内容”，或者说是财政职能所决定的。

所谓效率，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或者说是一定生产资源与其所提供的人类满足之间的对比关系。当我们说一个经济单位是有效率的，其含义就是这一经济单位用一定的技术和资源为人类提供了最大可能的满足。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中关于经济效率和社会收益最明确的界定概念就是“帕累托效率”，也称“帕累托最优”。所谓帕累托有效率或最优，就是指这样一种情况：整个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所获得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与此相反的情形，就是“帕果托无效率”。在“帕累托无效率”的情况下，如果通过某种资源和产品的重新配置，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又不改变另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则这种重新配置就是“帕累托改进”，其结果是社会福利总量的增进。

与此相应，我们也可以把财政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定义为“财政有效率”。当财政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经济生活并使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实现帕累托最优时，我们说财政是有效率的，否则就是无效率的。财政效率是社会经济效率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无效率，财政也谈不到有效率；公共物品配置无效率，经济效率当然也不可能达到最优状态。

当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帕累托效率和财政有效率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它们的意义在于为实现市场经济的社会提供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和目标。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效率准则：财政经济活动上的任何措施，都应当使得者的所得多于失者的所失；或者从全社会看，宏观上的所得要大于宏观上的所失。

应当承认，财政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也许并不是唯一的，但效率原则却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这个结论首先反映了财政本质的要求。因为失去了效率，也就失去了财政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原因。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分配论”的主要错误就在于它把财政摆在了高于其它经济单位的位置上，其理论基础从根本上仍然是认为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计划管理能够保证社会经济的充分高效发展。“分配关系说”对财政状况的评价往往只能看财政收支是否出现赤字，赤字是“迫不得已”还是故意安排的，很少深究财政自身的有秩无秩、有效无效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实际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社会主义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那么，反映政府活动状况的财政状况从本质上讲也应当是好的，如果说财政状况有什么不好之处的话，也仅仅是某些非本质的具体财政措施不当所致，这显然不能解释我们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其次财政效率是市场经济规则本身的要求。所谓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所以，效率应当是经济收益的现实内容。当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别以及古典型发展模式的代价时，财政效率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因为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内容，正属于广义的财政产品之列。财政部门追求自身的效率最大化，其结果又在客观上反映为社会效率最大化，这就是所谓“以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的最佳解释。第三，这个结论也为解决现实财政经济问题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多数人认为改变财政危困状况就是要发展经济，增收节支，消除赤字，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应当说，经济决定财政是一个极其简单的财政学命题，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但我国财政的危困状况却是伴随着改革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的，与经济状况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至于增收节支，消除赤字，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权宜之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作法也有一定的片面性。首先，从客观经济运行来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改变为具有相当自由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本身就是一个财力逐步分散的过程。而且，大凡改革，在破的过程中，“立”总是以探索的非规范的形式出现，在转轨过程中，改变经济运行的低效的状态，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代价，而财政正是这种代价的主要承担者。所以，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其次，财政收支规模总是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19世纪末，英美等国的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都低于10％,直到本世纪60年代,美国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才达到30％左右的水平，此时美国的人均GNP已达到5000美元左右。而我国早在50年代中期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就达到了30％的水平，财政的集中化程度明显偏高，超越了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后，特别是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后，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提高才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这就和收入高的人可以多储蓄是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把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的经济是无法支撑的。第三，财政收支的增长一般会带来“挤出效应”，即由于政府掌握的财力增加而导致民间投资的减少。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且正处于关键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主体完成其投资行为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个时期大幅度提高财政收入水平，必然会使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所以，真正决定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因素不是历史经验数据，而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模式。具体地说，如果一个比重能在一定条件下提高整体社会经济效率，那么它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有关财政效率问题的探讨为现实财经工作提供了根本依据和一般原则。

三、财政行为的规范和转变

财政效率是财政行为规范的基本和现实内容。任何与效率准则相抵触的财政体制或行为方式都应实现其自身转变。这种转变的目的是满足实现“帕累托最优”和财政有效率的一般条件。在福利经济学中，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任何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即对任何一个消费者来说，其购买某种商品所获得的边际效用必须与他所付出的货币代价──商品价格相等；2.任何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即对任何一个生产者来说，其生产某种产品的边际成本必须与他所获得的收益──商品价格相等；3.任何两种产品的边际效用之比必须等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之比。在此基础上，实现财政有效率的条件也有三个（证明过程略）1.财政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在边际产量的边际成本要等于社会上个人愿意为边际公共产品支付的价格；2.同一资源在用于财政生产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收益要等于非财政部门生产其它产品时的边际收益；3.财政部门生产公共产品时的边际成本要等于其边际收益。条件1所揭示的实际上是财政与公民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每个公民从财政部门所获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用价值要与他（她）所愿付出的税金总额相等；条件2所揭示的是公共产品生产部门与其它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一定量的资源在交由财政部门使用时所获得的收益要与其它生产部门使用时所获得的收益相等。条件3说明的是在财政组织内部如何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当其所耗费的成本（财政支出）与其所获得的收益（财政收入）相等时，财政效率才可能最大化。

1.关于财政行为的社会化。公民与政府部门的选择行为直接影响着财政效率的高低。我国由于传统体制的原因，居民进行财政选择的动因和能力一直比较弱，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制度。在民主体制下，“在某一最终阶段或层次上，个人在集体决策中总是不得不选择他的资源如何被集体地使用，就象被私人地使用一样。”事实上，财政作为全社会的事，从来就离不开个人的参与。既然财政与微观经济单位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每一个公民就应当明白，自己的税赋最终将为自已带来应有的收益，自己不纳税就等于对他人的剥削和占有，因此偷漏税，是不道德的也是没有理由的；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没有权力浪费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只要有可能，就要让纳税人清楚自己的税都要哪些去了，他们得到了什么好处。这样，政府便不再是救世主，而人民却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成为真正的主人。

首先，财政在政府中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政府并不是抽象的人类上帝，它是各种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个人和集团互相作用和较量的场所。按布坎南的说法，在公共选择的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由于政府具有超越其它社会单位的权利，因此它并不一定要追循经济法则才能完成其意志。所以财政目标并不总是能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从根本上讲，财政是直接对纳税人即大众负责的，而不是直接向政府负责的。所以，财政行为应更多地反映民众的意志，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当然是在二者不一致的时候）。因此，财政计划和人员机构等财政工作必须通过人大的认可，真正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居民的集体意见能够在财政行为中体现出来。

其次，社会法纪是规范财政部门与大众关系的重要工具。法纪既是使财政意识深入人心的手段，也是保证民众实施其自身权力的手段。在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沉淀物，其中旧的、不适时代的东西很难在短期内自发消亡。因此就需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强力革除旧观念的实际影响，并使这种制度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习惯。社会公民在经济上对社会所要承担的义务必须以详细、准确的条文在法律上体现出来。中、小学生从课本中就应当能够学习到它的有关知识和内容。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存在偷漏税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当事人为此付出的成本过小，甚至不付出成本。因此，税收立法的原则就应当是“轻税重罚”，一旦计录在案，当事人将在就业、申请公司执照甚至生活水平等方面受到更多的审查和管制。法纪也对财政部门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它反映着财政部门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固定关系。法纪是全社会的行为准则，财政部门的工作必须在法纪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一定程度和手段来进行，并公开地接受社会监督。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在监督财政方面，应抓紧制定税收基本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基金法、国债法、社会保障法，执行预算法、税法和税收征管法。在财政监督方面，尽快制定票据法、审计法、成本法，有效贯彻公司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通过这些法规，实现财政活动从“人治”到“法治”。

2.关于财政职能范围。职能一词指的是人、事物或机构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和应当起到的作用。财政职能实际上也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财政本身所固有的功能，它具有稳定性和自发性，只要财政存在它便客观存在；二是财政应当起到的作用，它规定了财政功能发挥作用的外延边界，同时也规定了财政行为所应包含的各项具体事物或内容，这个层次上的财政职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是由生产方式、经济运行机制的实际要求决定的。现在我们所说的职能转变指的就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财政职能范围应以效率标准来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范围包括：1.存在社会效率，但个别效率低，甚至趋近于零，因而其它个人和社会组织不愿涉足的领域，如国防、社会治安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城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义务教育的提供及环境污染的治理等。2.存在较高的社会效率和个别效率，但由财政部门完成的效率要高于由其它个人和社会组织完成的效率的领域，如城市供水、供电、供气及邮政、通讯等行业和部门。3.财政所特有的，矫正市场失效、促进整体效率提高的宏观调控领域，如通过财政政策来帮助完成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熨平经济波动；通过提供社会保险及其它福利政策、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等。应当特别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完全同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活动要局限于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说法，因为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效率对财政提出的要求也可能是不同的。

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财政做了一些不应该做而实际上又介入过多的事情，应当逐步退出。比如在基建投资方面，我们国家一直存在着盲目上项目，摊子过大的问题，很多应由微观市场主体兴办的加工产业、非重点建设项目却由财政部门来投资安排。再如企业亏损补贴，虽然原则上说有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之分，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很难区分开来，最终是国有企业都由财政包起来，同时也造成了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此外，还有价格补贴、福利住房、有自收自支能力的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等等，财政的负担相当沉重。相反，作为迈向工业化的农业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加强长期被忽视；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业严重滞后于加工业的增长，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占人口80％的农民保障仍然是一个空白点。所以，转变财政职能的第二点，就是要集中财力，做好财政应当做好的事情。

第三，如果财政职能范围明确了，各级财政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划分也应当是比较明确的，也就是说，各级财政的支出需要基本上是固定的。因此，财政工作就可能把“量入为出”原则与“量出为入”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量入为出”，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就财政赤字而言，如果赤字支出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最终增加了财政收入，它就是合理的。但长期的或被动的赤字是没有理由的。至于预算外资金，为体现“谁办事谁受益”的原则，在其最初的激励作用已基本消失的情况下，要么全部收归财政预算内管理，要么财政将不再负责该方面的经费支出。当然，一味地压缩财政支出也是不可取的。在资金需求相对无限性与可供资金有限性之间矛盾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传统的理财观念，财政支出的正常增长被财政收入的非正常增长所束缚，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要根据需要科学地计划和安排财政收入总量。

3.关于财政行为方式。财政工作以效率为中心，不仅是观念上的改变，也需要在具体的财政行为方式上做一些调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首先，财政工作应注意量的界限。以教育投入为例。教育投入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社会效率和增加发展潜力方面具有重大作用。但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也不是愈多愈好。因为教育投资本身也体现边际报酬递减的特性。从效率角度来考虑教育投资是否合理，还需要考虑社会实际投资报酬率的大小，并将其与教育投资预期报酬率相比较。在发展中国家，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包括货币和实物）是十分有限的。将有限的资本投资于教育还是投资于其它行业，取决于这部分资本投资于不同行业的贡献率。来自台湾的罗正忠先生就曾研究了包括台湾在内的16个国家的社会投资状况，主张降低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教育投资并不多，但社会教育投资却不少，以家庭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教育中来。所以，对财政来说，除了注意教育投入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中来。财政的任务是营造这样一种环境，即受良好教育者较其它社会成员拥有更大的报酬率，从而使经济发展本身就造就了更大的教育投资需求，也造就了更大的社会教育投入。

其次，并非所有公共物品都要由财政组织生产。一些公共项目可以在竞争的前提下交由私人部门来完成。比如一项临时性工作，一般没有必要由政府再成立一个部门来完成，从社会上聘几个人，财政只出很少的钱就可以完成任务，还避免了吃皇粮人数过多的压力。再比如一些管理工作，完全可以由象“行会”一样的非行政机构来完成，政府不要管，财政也不要管。更有意义的事情是，社区服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已经成为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第三类部门”，美国人莱斯特.萨拉蒙甚至认为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优先机制”。在中国，这种服务提供方式也许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第三，在政府部门内部也应当存在竞争环境。任何政治决策都是一种经济行为。政治决策会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给社会带来某些利益（改善公民总的满意程度），又要社会付出某些费用（社会成本）。所以国外有人提出“政治市场学说”，其核心就是在公共部门恢复竞争。这样，国家不再象过去那样把每个行政部门的范围定死，每个行政部门都应该有可能建议完成某些目前要委托给其它部门的工作或任务。在此情况下，首先在宪法中规定预算上限，建立有制衡力量约束的财政预算主管部门，负责预算分配工作；然后在内部招标的基础上进行预算分配，财政部门将“选中”报价最低的部门。

第四，降低税收成本。一是要提高财税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二是要合理调整财税机构，尽快取消专管员管户制度，将现有的税务人员向征管和稽查两方面分流，建立征管──稽查新征管格局。同时建立税务公告制度，及时向社会税收政策法令，推动纳税人自主申报的纳税机制；积极鼓励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税务事务所开展竞争，促进纳税人制的发展。三是简化税种，将相同性质的税种合并。衡量纳税人接受政府服务的多少，最直接的指标就是其拥有财富的多少。所以个人所得税应当是核心税种，其它税种可以适当合并或纳入到所得税中来。

4.关于财政的调控作用。财政的调控作用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内在的自动财政稳定器；二是相机决择的财政政策；三是财政在特定领域或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投资。⑤首先，应尽快建立弹性税收制度，特别是要完善所得税体系。一是增多税率挡次。一般来说，税率挡次少，常常会造成同一挡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不同，有失公平。二是提高最高边际税率。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仅适用于月应税所得10万元以上部分，税率为45%。这个税率不仅10万元以上部分来说是偏低的，更重要的是它丧失了对月收入2万到10元的个人进行收入调节的能力。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应提高到60%左右，基本相当于80年代初同等经济发展国家的水平。三是完善个人所得税扣除方法。新税制只规定月扣除800元的扣除标准过于单一。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可以暂不考虑纳税人抚养子女的多少，但不能不考虑赡养老人和家里有无无劳动能力者，应规定其不同的扣除数额。四是增加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弹性。为了鼓励提高生产率，可考虑在企业利润率超过20%以后，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利润率，税率可降低1个百分点；为刺激出口和进口替代，企业净出口比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税率可降低1个百分点。

一般性范文篇5

一、一般性借款用于购建固定资产时，其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

（一）现行准则规定

1、借款费用的含义：借款费用是指企业因借款而发生的利息、折扣或溢价的摊销和铺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它反映的是企业借入所付出的代价。

2、借款费用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范围；仅限于专门借款，企业只有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即只有专门借款的借款费用在符合资本化条件时才予以资本化；一般性（流动资金借款）借款用在企业购建固定资产时所发生的借款费用不允许资本化，而应计入当期损益。一般性（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专门借入的，但不是为购建固定资产为目的而借入的款项；而这里的专门借款是指企业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这种款项应有明确的用途，即为购建或建造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并具有标明该用途的借款合同。按现行准则规定，一般性借款虽然用于了企业建造固定资产当中，但是其借款的借款费用却不允许资本化，只有专门借款的借款费用在符合资本化条件时才予以资本化。如果企业为购建固定资产只借入了一笔专门借款，资本化率为该项借款的借款利率；如果为购建固定资产借入了一笔以上的专门借款，资本化率为这些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若专门借款的资金是采用发行债券的形式筹集的，那么每期摊销的折价或溢价应作为利息的调整额，对资本化率作相应的调整。

（二）现行准则对一般性借款的借款费用处理的局限性

首先，它不符合收益配比原则。配比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同一会计期间内的各项收入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间内确认。而按准则规定计算的结果不能真正体现收益配比原则，它把一般性借款的借款费用排除在外；但企业在购建该厂房时既然用到了这部分资金，该固定资产就应承担这部分资金的资金成本。

其次，不能正确的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原则，凡支出的收益仅及于本会计期间（或一个营业周期）的，应作为收益性支出；凡支出的收益仅及于几个会计期间（或几个营业周期）的，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如果将原本计入资本性支出的计入收益支出，就会低估资产和当期损益，不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正确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不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正确的决策。

最后，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核算的依据。而这里的实质指的是该固定资产占用了一般性借款这部分资金，就应当承担这部分资金的资金成本，也就是将这部分借款的借款费用合理的计入到固定资成本当中；但形式上却是按现行准则规定将该部分资金的资金成本排除在固定资产成本之外，这显然不够合理。

（三）建议

为了能够合理正确地反映企业固定资产成本，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当企业在购建固定资产用到了一般性借款时，应于当期对其借款费用合理地予以资本化，但当期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费用总额应以当期专门借款的借款费用总额为限。将当期借款费用予以资本化的金额定在不得超过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总额，一方面，从谨慎性原则来看，可以防止企业多计资产或收益，而少计负债或费用，可以有效地避免企业将借款费用随意进行资本化，从而可以避免企业达到粉饰报表的目的，为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真实且可靠的会计信息；另一方面，可以规范企业对资金的合理安排。

从操作实务上来说，将企业在购建固定资产用到的一般性借款的借款费用予以资本化显得更合理且更容易操作。因为在企业的融资活动集中调配时，确定一项资产支出中哪些是属于专门借款，哪些又是属于非专门借款很困难。所以，对一般性借款用于购建固定资产时，其借款费用应合理地予以资本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经营状况，为企业决策者、债权人、投资者等提供更可靠的会计信息。

二、累计资产支出数超过专门借款总额时的会计处理

（一）现行准则规定

1、资产支出的含义：资产支出是指企业为购建或建造固定资产而以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

2、对累计资产支出数的规定：当企业在购建固定资产时的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时，对超过部分的资产支出数不得纳入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的计算范围。

（二）现行准则对累计资产支出数的规定的局限性

我们先来看借款费用准则讲解中对资产支出含义的解释：对于购建固定资产过程中所转移的非现金资产，尽管从表面上看，没有直接占用现金，但是，这些非现金，资产的转移实质上导致了资源的流出，占用了相应的资金，只不过是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而己；对于购建固定资产过程中承担的带息债务，它相当于企业借入资金支付购建固定资产的相关款项，需要承担利息，导致资源流出，因此，带息负债应包括在购建固定资产的支出中。这样的解释强调的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实质是某些支出虽不是专门借款的资金转移，但只要它们导致了企业资源的流出，即占用了资金，就应作为资本化的资产支出，并不在于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所以，现行准则对累计资产支出数的规定同样也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当然按准规定，把超过部分的资产支出数排除在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的计算范围外计算结果，一定会少计资产，也就不能够正确地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

（三）分析与建议

从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出发，把超过为购建固定资产的专门借款总额的资产支出也算入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同样地，当将超过专门借款总款的资产支出数也用于计算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时，其计算的当期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也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借款费用金额为限。如果说某企业除专门借款外无其他借款，而当期专门借款的借款费用金额却小于当期计算的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这显然会高估资产的价值。所以，从谨慎性原则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对当期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设置这种限额，可以有效避免企业资产的高估和利润的虚增。但当把超过专门借款的资产支出数也计入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时，如果再对一般性借款的借款费用合理地进行资体化，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多计资产。因为此时的一般性借款也算入在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当中，就导致了对一般性借款的重复利用。先假设资产的支出顺序是按照先专门借款，再一般性借款、最后是其他资产的顺序进行，那么按照前面所讲对一般性借款的借款合理地予以资本化，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对一般性借款的重复计算。

一般性范文篇6

根据国家档案局令第8号《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文件精神，结合乐清市协作办（招商局）〔以下简称本办（局）〕职能和工作实际，为了完整、系统地保存本办（局）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公文、电报、簿册、图表、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盘片等各种门类和各种载体档案，提高归档文件材料的质量，以适应领导决策科学化和机关各项工作的需要，为乐清积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档案史料，制定《乐清市协作办（招商局）文件材料归档和不归档的范围》如下：

第一条为便于本办（局）正确界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准确划分档案保管期限，使所保存的档案既能反映机关主要职能活动情况，维护其历史面貌，又便于保管和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中的本（办）局文件材料是指本办（局）在工作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门类和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本办（局）文件材料归档范围是：

(一)反映本办（局）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的，对本办（局）工作、乐清建设和历史研究具有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

(二)本办（局）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在维护国家、集体和公民权益等方面具有凭证价值的文件材料；

(三)本办（局）需要贯彻执行的上级机关、同级机关的文件材料；下属企业报送的重要文件材料；

(四)其他对本办（局）工作具有查考价值的文件材料。

第四条本办（局）文件材料不归档范围是：

(一)上级机关的文件材料中；普发性不需本办（局）办理的文件材料，任免、奖惩非本办（局）工作人员的文件材料，供工作参考的抄件等；

(二)本办（局）文件材料中的重份文件，无查考利用价值的事务性、临时性文件，一般性文件的历次修改稿、各次校对稿，无特殊保存价值的信封，不需办理的一般性人民来信、电话记录，机关内部互相抄送的文件材料，本办（局）负责人兼任外单位职务形成的与本办（局）无关的文件材料，有关工作参考的文件材料；

(三)同级机关的文件材料中，不需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不需办理的抄送文件材料；

(四)下属企业的文件材料中，供参阅的简报、情况反映，抄报或越级抄报的文件材料。

第五条凡属本办（局）归档范围的文件材料，必须按有关规定向本办（局）负责档案工作的部门移交，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拒绝归档。

第六条机关文书档案的保管期限定为永久、定期两种。定期一般分为30年、10年。

第七条永久保管的文书档案主要包括：

(一)本办（局）制定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材料；

(二)本办（局）召开重要会议、举办重大活动等形成的主要文件材料；

(三)本办（局）职能活动中形成的重要业务文件材料；

(四)本办（局）关于重要问题的请示与上级机关的批复、批示，重要的报告、总结、综合统计报表等；

(五)本办（局）机构演变、人事任免等文件材料；

(六)本办（局）房屋买卖、土地征用，重要的合同协议、资产登记等凭证性文件材料；

(七)上级机关制发的属于本办（局）主管业务的重要文件材料；

(八)同级机关、下属企业关于重要业务问题的来函、请示与本办（局）的复函、批复等文件材料；

第八条定期保管的文书档案主要包括：

(一)本办（局）职能活动中形成的一般性业务文件材料；

(二)本办（局）召开会议、举办活动等形成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三)本办（局）人事管理工作形成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四)本办（局）一般性事务管理文件材料；

(五)本办（局）关于一般性问题的请示与上级机关的批复、批示，一般性工作报告、总结、统计报表等；

(六)上级机关制发的属于本办（局）主管业务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七)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制发的非本办（局）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

(八)同级机关、下属企业关于一般性业务问题的来函、请示与本办（局）的复函、批复等文件材料；

(九)下属企业报送的年度或年度以上计划、总结、统计、重要专题报告等文件材料。

第九条本办（局）形成的人事、会计及其他专门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本办（局）对应归档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等要进行相应归档。

本办（局）在归档纸质文件材料中，有文件发文稿纸、文件处理单的，应与文件正本、定稿一并归档。

一般性范文篇7

为了切实贯彻执行国家档案局第8号令公布的《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促进我省交通系统档案基础业务建设的全面发展，现将国家档案局令（第8号）《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省厅就贯彻执行《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规定》的重要意义

《规定》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档案基础业务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不仅对机关、企事业单位正确界定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准确划分文书保管期限，按时开展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各单位档案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全面贯彻实施，确保应归档文件材料的齐全完整和规范整理，全面提高本单位档案管理水平。

二、《规定》的执行时间

《规定》从2008年起整理*年及其以后形成的归档文件材料统一按国家《规定》执行，2006年以前形成的文件材料和已整理入库档案不作变动，仍按原规定执行。

三、按要求制订或修订“三合一”制度

各单位要根据《规定》，结合本单位职能和各部门工作实际，制订或修订本单位的文件材料分类方案、归档范围、保管期限表（简称“三合一”制度），经省厅审查同意后执行。“三合一”制度的制订或修订一般应征求本单位各部门意见、送本单位领导审查，定稿以正式文件印发。

编制归档范围应突出本单位特色。一要突出本单位主要职能活动的特色。主要是突出专业文件材料、行政执法、行政审批等工作的特色。二要突出本机关基本历史面貌的特色。主要是本机关举办重大活动、重要事件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本单位召开的重要会议文件材料等。三要突出本单位经济利益的特色。主要是本单位产权关系、债权债务关系、下属单位的经济关系等文件材料。四是突出个性特色。如述职报报告、审计结论、职工名册、干部职工被授予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文件材料，职工录用、转正、调资、定级、停薪留职、辞职、离退休、死亡、抚恤等文件材料，职工承租、购置本单位住房的合同、协议和有关手续等。

划分保管期限应把握如下原则：

第一，凡是反映本单位主要职能活动、基本历史面貌、经济关系和个人利益的，对本单位、国家建设和历史研究有长远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列为永久保管。

具体指本单位制定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材料；本单位召开重要会议、举办重大活动等形成的主要文件材料；本单位职能活动中形成的重要业务文件材料；本单位关于重要问题的请示与上级机关的批复、批示，重要的报告、总结、综合统计报表等；本机关机构演变、人事任免等文件材料；本单位房屋买卖、土地征用，重要的合同协议、资产登记等凭证性文件材料；上级机关制发的属于本单位主管业务的重要文件材料；同级机关、下级机关关于重要业务问题的来函、请示与本机关的复函、批复等文件材料。

第二，凡是反映本单位一般工作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对本机关工作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列为定期保管。

本单位职能活动中形成的一般性业务文件材料；本机关召开会议、举办活动等形成的一般性文件材料；本单位人事管理工作形成的一般性文件材料；本单位关于一般性问题的请示与上级机关批复、批示，一般性工作报告、总结、统计报表等列为30年保管。

本单位一般性事务管理文件材料；上级机关制发的属于本单位主管业务的一般性文件材料；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制发的非本单位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同级机关、下级机关关于一般性业务问题的来函、请示与本单位的复函、批复等文件材料；下级单位报送的年度或年度以上计划、总结、统计、重要专题报告等文件材料，列为10年保管。

一般性范文篇8

关键词：发达国家；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教育经费分担

作者：刘泽云（1975-），男，云南丽江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中心博士研究生（100875）

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一国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不足和地区不平衡的主要措施。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各自建立起了适应本国国情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本文将对美、日、德、法、英五国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制度加以介绍，以期对我国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起到借鉴作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与国家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密不可分。因此，在比较各国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之前，首先必须了解各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各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美国和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日、法、英三国是单一制国家，国家制度各有不同。每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划分为地区政府（regionallevelsofgovernment）和当地政府（locallevelsofgovernment）两级（表1）。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独立的财政预算，各级预算的编制、程序和项目分类大致相同。

表1：五国地方政府1

国家地区政府当地政府

美国州郡、市、县、镇

日本都、道、府、县市、町、村

德国州市、镇

法国大区和省2市、镇

英国郡区

1：资料来源：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1998)

2：这里把法国的大区和省两级政府合并称为地区政府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指上下级政府间和同级政府间的无偿资金转移。一个国家的财政转移制度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转移支付的模式。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可以采取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模式和以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模式(蒙丽珍，1997)。前者仅依靠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转移支付；后者以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转移支付为主，辅之以同级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美、日、英、法四国普遍采用纵向转移支付模式，而德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以纵向为主，但州级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规模也不小，是后一种模式的典范。

二是转移支付的形式。从使用的目的和方式来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可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王善迈等，1998）。前者通过公式法拨款，不规定资金的使用方向，也不附加条件，主要用于平衡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力，缩小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别；后者通过项目运作的方式拨款，规定了资金的特定用途，接受方无权变动，而且通常还要接受一些附加条件（如必要的配套资金），一般用于提供特定的公共产品。德、法、英三国主要采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办法；美国的联邦补助以一般性转移为主，州补助以专项转移为主；日本的地方交付税是一般性转移，而国库支出金是专项转移支付（表2）。

表2：各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国家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其它转移支付形式

美国1、联邦对州：经常性收入共享计划

2、州对基层政府：州补助联邦补助联邦对州和地方的某些税收项目的减免

日本地方交付税国库支出金地方让与税

德国1、中央对州：增值税共享、联邦补充拨款、统一基金

2、州际横向转移支付

3、州对市镇：一般拨款1、中央对州：共同2、任务拨款

3、州对市镇：专项拨款

法国一般性补助专项补助1、中央政府代替某些无纳税能力的或人向地方政府交税

2、中央政府的退税

英国地方收支差额补助专项补助

资料来源：同表1

二、各国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按照管理集权程度划分，这些国家对义务教育的管理采取以下两种形式（相关可：张斌贤，1996）。

（一）中央集权型

在这五个国家中，法国的义务教育管理最集中。国民教育部对全国各级公立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全国所有公立学校的教职工都是它的雇员。法国全国共分为28个学区，每个学区由数个省组成，学区总长对隶属该学区的学校拥有广泛的管理和监督权力。学区内的各省设有省级督学员，负责省内初、中等教育事务，在初等教育领域的职权很大。

（二）地方分权型

1、以地区政府为主：德国、英国

德国在文化教育领域实行“文化联邦制”，即地区政府（州政府）在文化教育政策上享有绝对的主权。州负责教学计划、课程表的制定以及教师的指派等等，市镇则负责提供学校的地基、校舍、物质装备以及行政人员等。英国义务教育管理的权力掌握在地方教育当局手中，地方最高权力机关（郡议会）委托地方教育行政当局行使其在义务教育领域的权限。

2、以当地政府为主：美国、日本

美、日两国的义务教育管理权限基本上在当地政府。美国的学区行使管理中小学的职责，其决策机关是学区教育管理委员会或学校董事会。日本中央和地方在教育方面的分工原则为：中央政府负责高等教育，都道府县负责高中教育和特殊教育，市町村负责义务教育、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一）义务教育经费在各级政府间的分担模式

1、中央集权模式：法国

法国的中央财政通过国民教育部把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直接划拨到他们的个人账户，从而承担了70%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表3）。义务教育的校舍建设与学校行政经费则由地方政府负担，市镇政府和省级政府分别负担小学和初中的相应经费。

2、地方分权模式：德国、英国、美国

所谓地方分权模式，是指一国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区政府或当地政府承担，或者主要由地区和当地两级政府共同承担。（1）以地区政府为主：德国。德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州政府负担。教师工资由州政府直接拨入教师个人账户，地方政府负担公用经费和基建经费。在义务教育公共支出中，州政府承担了四分之三的份额，市镇政府承担了五分之一的份额，中央政府所占比重仅在3%左右（表3）。（2）以当地政府为主：英国。英国实行由地方教育当局管理基础教育财政的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是当地政府，即区政府。区政府一般负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80%左右（表3）。（3）地区政府和当地政府共同负担：美国。90年代以来，美国州和当地两级政府共同负担了的义务教育经费的90%以上（表3）。

3、共同分担模式：日本

在日本，中央、地区和当地三级政府都负担了相当比例的义务教育经费。日常性经费中，义务教育教职员的工资由中央政府和都道府县政府各负担一半，教职员以外的图书管理员、伙食调理员、警备员等的工资由市町村政府负责；学生的补助和奖励由中央和市町村各出一半；教科书由中央政府承担，其它教材、设备、图书等由中央和市町村各承担一半。基本建设费则由中央政府承担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其余由市町村承担（陈国良，2000）。九十年代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表3）。

（二）各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比较

各国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不少共同之处。首先，各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目的都是缩小地区之间义务教育服务水平的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从实际效果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从目标和拨款模式设计上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也为地区发展和稳定做出了贡献。其次，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事权划分比较明确，各级政府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再次，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额度按照因素法确定，建立在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基础上，合理，减少了随意性。最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实现由各项制度和法令来予以规定和保证，制度化、化的程度较高。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及义务教育经费分担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般来说，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有三种形式，一是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平衡地方政府财力，间接地保证地方政府投资义务教育的力度；二是中央政府直接承担占据义务教育经费最大比重的教师工资并直接拨付给教师个人，一方面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地方政府出于短期利益的考虑减少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三是建立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直接规定下级政府必须将该项资金用于义务教育。第一种方式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但要求地方财力尽可能地接近，并且要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保证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严格地说，第二种方式不属于政府间转移支付，但为了比较的方便暂列于此。第三种形式从制度上给予义务教育较大的优先权，防治义务教育经费被挪作它用，同时便于监督和管理。

表4：西方发达国家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模式比较

一般性转移支付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

一般性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专项义务教育转移支付

美国州政府对学区的州补助联邦对州和学区的联邦补助

英国地方收支差额补助的一部分中央对地方教育当局和直接拨款学校的拨款

日本地方交付税的一部分国库支出金

法国中央政府承担教师工资

德国联邦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平衡各州财力，由州政府负责教师工资

如果对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进一步细分，可称不指定用途的为一般性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称指定用途的（如必须用于人员经费支出、教材支出、学生补助、基建支出或某种类型的教育）为专项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表4）。这样，可以把五个国家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概括为以下四种模式：

1、中央政府负担教育工资：法国

法国义务教育财政的重心为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负担了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的70%以上。这部分支出是由国家直接转移到教师个人账户上，因此，义务教育经费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力度很小。1992、94、95年，中央政府仅向地方政府分别转移了义务教育公共总支出的2%、1%、1%（表3）。由于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得到了国家的强有力的保障，地方政府只需负担份额较小的基建和行政经费，同时辅之以政府间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对处境不利群体、地区的特别扶持制度，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地区间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

2、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德国

德国义务教育财政重心在州一级，教师工资由州政府直接划拨到教师个人账户，即由州政府直接转移给教师个人，这部分转移不体现为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州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公共经费的75%左右（表3），仅有极少量的部分由州政府转移给市镇政府。但是，州政府之所以有能力承担教师工资，是因为州政府的财力通过完善的州级财政平衡得到了保障，人均财力的州际差异缩小到了尽可能小的程度。德国并没有专门设计一套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但并不等于德国不存在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各州间义务教育财政的平衡体现为事前平衡，即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实现的州际财政能力的平衡。

3、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为主：英国、美国

（1）一般性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英国

英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包括对地方教育当局所属学校的转移支付和对中央直接拨款学校的转移支付。1994年英格兰学校拨款局（负责中央直接拨款学校的拨款）成立以前，中央政府负担义务教育的比例在10%以下，转移支付的力度很小。此后，中央直接拨款学校发展很快，中央政府在义务教育领域的负担比重有一定程度提高，但这部分经费是拨给直接拨款学校的，不体现为政府间转移支付。1994、95两年，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额仅占义务教育公共总支出的5%左右（表3）。总之，英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较小，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央的义务教育经费大都投入不归地方政府管辖的直接拨款学校。

（2）一般性和专项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兼备：美国

美国的州政府通过一般性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支持义务教育的经常性经费，在平衡州内各学区间义务教育服务水平差距上发挥了极大作用；联邦政府则主要以专项补助的形式满足特殊教育需求，特别针对贫困儿童。两级政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1992、94、95年，中央政府转移了义务教育公共支出总额的7%左右，州政府转移了约47%（表3）。相较而言，州政府的作用要大得多。

4、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日本

日本的义务教育经费由三级政府分担，从表3可以看出，1992、94、95三年，约占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的22%～24%的经费由中央政府转移给了地方政府。中央对地方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来自两个方面：国库支出金和地方交付税。地方交付税是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在地方交付税分配额的中，中央政府规定了对于义务教育支出项目的标准。国库支出金中的国库教育支出金的95%被用于义务教育，属于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而且专门规定了用途，分别负担义务教育的人员工资、津贴、教材费、基建费、修学奖励经费等，因此还是专项义务教育转移支付。

（三）义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变迁——以日本为例

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发展家的制度选择具有别重要的意义。下面以日本为例简单地描述以下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的变迁过程。

日本义务教育的发展始于明治维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义务教育的目标、经费来源和管理模式在每个阶段各不相同，由此决定了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形式的发展变化（表5）。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管理权限也在地方，中央对地方基本没有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一战至二战期间，国库支出金作为专项转移支付用以保证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起到了均等化的作用，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控制也因此加强。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呼声高涨，中央试图通过地方交付税平衡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以扩大地方的自主性。由于不指定地方交付税的具体用途，又取消了针对全体国民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并大大减少了国库支出金的数额，导致地方政府未能按时足额保障义务教育经费，引起很大混乱。因此在1955年前后，日本政府减少了地方交付税的金额，重新恢复国库支出金的力度，自此，这种专项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被固定下来，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表5：日本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变迁

发展阶段义务教育目标义务教育

经费来源义务教育

管理模式义务教育财政

转移支付模式

第一阶段

（明治维新——一战）扩大初等教育地方税（固定资产税）、教育费附加地方管理中央监督地方政府负担义务教育经费

第二阶段

（一战——二战）提高初等教育质量地方税、国库支出金强化中央政府管理以专项转移支付（国库支出金）为主

第三阶段

（二战以后）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地方税、国库支出金、地方交付税强调地方自主性专向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地方交付税）并重

此外，美、法、德三国在19世纪末推行义务教育之初，也曾将义务教育公共投资的责任全部交给基层的当地政府。这种低重心的投资体制使得当地政府不堪重负，严重了义务教育的普及进程。后来，这些国家同日本一样，都逐步加大了中央和地区政府的投资责任，提高了义务教育财政的重心。

参考文献

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1998.《德国财政制度》、《法国财政制度》、《美国财政制度》、《日本财政制度》、《英国财政制度》.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

陈国良.2000.《教育财政国际比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善迈，杜育红，张晓红.1998.建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与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5期

蒙丽珍.1997.中国转移支付目标模式的设计.财政.第10期

张斌贤.1996.《国家教育管理体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研究与革新中心.199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要览1997》.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译本

CenterforEducationalResearchandInnovation(CERI).1993.1995.1998.EducationataGlance-OECDIndicators.Paris

FiscalTransferSystemsforCompulsoryEducationinWesternDevelopedCountries

一般性范文篇9

近年来，我国新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并在行业自律、互助协作、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然而，新社会组织运行中也存在“权力异化”的风险，在对新社会组织的风险防范和运行监督中，司法途径具有其特殊价值。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通过对不同新社会组织管理权的属性分析，立足于当前的社会结构和法律体系，在法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视角下探索一种符合新社会组织发展要求的司法监督模式。

一、背景与问题：新社会组织运行的异化可能

新社会组织是多元化社会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自治性等特点。在我国“政府——社会”范式的治理结构中，新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管理对象、独立民事主体以及自治事务管理者等多个身份参与社会的运行。然而，新社会组织接受政府的管理以及作为一般民事主体参与社会活动都是为实现自治事务管理这一目标服务的，可以说，其运行的核心就是依据其内部规章制度，利用对自治领域的管理权开展各项自治事务的过程。自治事务管理权是新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同时也暗藏风险。以社会性权力形式存在的新社会组织自治事务管理权本身就存在着异化的可能，在我国当前社会自我组织能力有限、健康的公共权威尚未形成的状况下，这一权力更有可能以变态和畸形的形式存在。从内容上看，新社会组织的运行可分为对内维护组织秩序和对外提供公共物品两方面，相应形成的法律关系包括新社会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以及新社会组织与有关公众如公共物品消费者的关系。[2]对于前者，新社会组织以集体名义作出的行为并不总是代表其成员的真实意图，有时甚至是直接违背并对成员个体带来严重损害。对于后者，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新社会组织也极有可能会滥用其优势地位，使新社会组织运行背离其应有的轨道。“毫无疑问，国家既赋予个人和联合以权利，也赋予他们以权力。但是国家为了公正执法，必须对这些权力进行监督。”[3]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新社会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对新社会组织运行的监督特别是司法监督仍处于相对模糊的境地，对组织与成员之间、组织与相关社会主体之间就自治管理权运行中所发生的争议缺乏准确的定位和科学的司法解决模式。为更好地发挥新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研究，为新社会组织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二、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的理论基础

（一）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的必要性新社会组织的自治领域并不与社会割裂，相反，他们之间密切相连并共同存在于法治的光辉之下。通常而言，对新社会组织运行的监督渠道主要有内部程序监督、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和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内部救济机制最为便捷，但作为一种“自我纠错”的方式，对其效果不能有过高的期待，而复议程序属于外部监督的途径之一，在我国社会组织大多属于“政府选择”[4]的背景下，我们应更多地注重维护其自治性而非强调政府的行政监控，以防留下不合理干预的空间。事实上，通过司法监督来保护成员及相关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实现对新社会组织的运行的最终控制是必然的选择。第一，在整个社会控制结构中，司法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司法在同所有其他行为主体的关系中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对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所有主体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监控，[5]司法的裁决具有其他监督方式所没有的效力和地位。第二，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必须为新社会组织成员及相关主体的权利提供最后的救济途径，否则它们将完全笼罩在组织管理权滥用的阴影之中。第三，相对于其他监督方式，司法救济具有较强的谦抑性。司法机关以争议裁判的方式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非经合法诉请不会主动介入，更适合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的需要。（二）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的障碍破除寻求新社会组织司法控制的理论基础，除了要从积极的意义上证明其必要性，还要从消极的角度证明其可行性，即排除可能存在的障碍。1.诉讼理论上怀疑与容许阻止司法对新社会组织监督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运行的自治性。新社会组织享有自治权力，而司法监督可能对新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自主领域造成伤害；二是组织事务的专业性。新社会组织的管理领域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司法上的审查可能造成“外行”评论“内行”的局面。对于这样的怀疑，首先，针对新社会组织的自治属性，我们承认，加强和保护新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是我国新社会组织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与“公民权利不是绝对的”一样，新社会组织的自治领域不是正义不入之地或个别人、个别机构的“土围子”[6]，司法监督也并不必然导致自治的损害；其次，专业性同样不能成为回避司法监督的正当理由。正如传统行政诉讼理论中一直有这样的担忧，但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却在世界各国普遍建立，其原因在于司法机关并不是代替行政机关等专门组织进行专业性判断，而是对行为的职权、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新社会组织管理权的司法监督同样如此。2.法律规定中的困境与出路在我国，针对足协、律协等新社会组织管理的起诉并不鲜见，但实践上的难题横亘在前，难以逾越。①在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被告资格是与行政主体资格联系起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虽然有所突破，②但仍限定于“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新社会组织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被认定为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同样，在民事诉讼中，由于新社会组织与成员或服务消费者之间通常并没有明确的合同等民事法律关系的标志，法院一般以“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民事纠纷”为由拒绝受理。在社会需求与法律制度发生冲突时，法官作为“活着的法律宣示者”，有义务予以回应。具体到新社会组织的有关问题，在司法上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以容纳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而不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使其处于法外状态。[2]8在笔者看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除了期待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外，还应积极发现现有法律规则和原则中实现司法监督的空间，将新社会组织管理权相关纠纷纳入司法程序，并通过案件的处理使组织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法律监督。

三、模式选择：新社会组织是否强制加入的特性与现有诉讼程序的联接

对于新社会组织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应当进入行政诉讼抑或是民事诉讼程序，学界莫衷一是。③事实上，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都无法直接对应所有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方式，我们有必要在新社会组织合理分类的基础上，立足于当前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诉讼模式和有限的制度空间，以务实的态度确定不同类型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的路径选择。（一）分类——基于是否存在法律上强制加入义务进行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有些法律中规定了某些行业的全体从业主体加入相应行业协会的义务，强制其成为该社会组织的成员。如《律师法》第45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同时是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类似的规定还能在《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以及一些政府规章中找到。根据组织成员是否具有选择加入或不加入的自由，学理上可以将新社会组织分为强制性新社会组织和非强制性新社会组织（一般性新社会组织）④，这样的分类对新社会组织运行的司法监督路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1.对组织管理权的接受方式不同对于一般性新社会组织来说，其内部章程一般都规定相关主体自愿加入组织或接受服务，加入则意味着认同该社会组织并接受相应的管理权。强制性新社会组织则不同，会员的加入可能也存在着像一般性新社会组织那样的价值认同，但更直接的是基于对法律的遵守以及拒绝加入消极后果的规避。2.组织管理权的公共程度不同一般性新社会组织根据其规模的不同而拥有或大或小的社会覆盖面，其公共性仅限于有限的组织内部。而对于强制性新社会组织来说，由于其成员对行业从业主体的“零遗漏”，使得其内部领域就等同于某一行业的公共领域，具有更强的公共属性。3.被管理者对组织的制约不同一般而言，新社会组织的被管理者都享有退出或不再接受服务的自由。一般性新社会组织的被管理者大多享有“用脚投票”的自由，但强制性新社会组织成员的退出不仅要失去作为成员可获得的利益，还要承担在法律上无法继续从事该行业的代价。这种“退出制约”反过来又给强制性新社会组织的权力滥用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二）联接——不同种类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模式的合理选择1.强制性新社会组织监督的行政诉讼路径潜在成员强制加入的法律规定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样的规定使强制性新社会组织管理权的根本属性发生了改变。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力⑤相比，具有法律授权性、普遍公益性和国家强制性特征。具体到强制性新社会组织，首先，强制性新社会组织潜在成员在法定义务下必须加入进而接受组织的管理，法律的强制加入条款实际上构成了对其管理权的授权性规定。其次，强制性新社会组织将某一行业的从业主体全部纳入，使组织成员的互益性与国家权力的公益性在事实上达成一致。再次，如前所述，如果成员拒绝接受管理而被剥夺其成员资格，就会导致该成员遭受法律上无法从业等后果，强制性新社会组织管理权仍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总之，由于法律的特殊规定，强制性新社会组织管理权与国家行政管理权在性质上统一于“公法权力”，应当在行政诉讼中予以审查。在法律规范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与《行政诉讼法》本身相比，不仅把可诉行政行为的主体扩展到机关和组织，而且将内容特征定位于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为。这样的规定除针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外，更重要的考虑就是将一些实际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组织纳入行政诉讼范围。虽然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努力尚无明显效果，但在新的司法需求客观存在，且法律规范已经给出相应空间的情况下，法院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勇敢探索新的工作领域和工作机制，通过行政诉讼对强制性新社会组织运行进行有效的司法监督。2.一般性新社会组织监督的民事诉讼路径相对于强制性新社会组织，一般性新社会组织的成员或相关社会主体是出于对共同利益的关切或自我利益的追求而自愿接受管理。对于“人合”的社团组织，成员通过自愿达成契约而建立组织，或对已有社会组织成员间的契约认同而加入，从而将自己的部分自主权让渡给组织，构成组织管理权的基本内核。对于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非“人合”的新社会组织，相关主体也是在承认和接受组织章程及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来接受其服务和管理，事实上构成相互间的契约。由此可以看出，一般性新社会组织的管理权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支配性特征，但它仍是平等的契约行为或自我授权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一般性新社会组织享有的管理权与基于劳动合同产生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在自主经营范围内的管理权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一般性新社会组织管理权一旦偏离了被管理主体授予的范围，其相应的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应纳入民事诉讼的范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我国有不少以民间组织形式存在的“官办社团”，它们在法律上也属于一般性新社会组织。有学者提出，对于这种组织的司法监督“应该通过行政诉讼进行审查，这样可以严格控制官办社团的变相行政处罚以及较高含量的公权力。”[7]在笔者看来，这些社团是我国社会结构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这一问题虽然不容回避，但也不应由司法监督制度来“买单”，而是应该从整体社会组织架构的角度来加以解决。

一般性范文篇10

关键词:热身活动;体育教学;生理功效

体育教师过多地将关注点集中在体育课堂的基本部分,通常容易忽略体育课堂的准备部分。该文旨在总结、归纳出在体育教学中热身活动的生理学意义,正确树立热身活动在体育教学中的地位,以期希望体育教学工作者们能够加深对热身的认识。

1何谓热身活动

“热身活动”是由英文Warm-up翻译而来,又称准备活动,是体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热身活动主要是指在正式从事体育运动之前,通过较轻负荷的肢体组合活动以增加体温、唤醒机体生理惰性等为目的的运动方式。科学有效的热身活动可以明显降低体育课堂中运动损伤的概率[2]。

2热身活动的分类

热身活动主要分为两种,即一般性热身活动和专项性热身活动[3]。从名称上看,专项性准备活动是建立在一般性准备活动的基础上结合专项运动而进行的热身活动。2.1一般性热身活动一般性的热身活动是由慢跑、徒手操以及伸展性体操组成的普通身体活动。体育教学中一般性准备活动占主导地位。其优点在于:组织形式简单,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和个体运动水平等要求较低,适合绝大部分学生。然而,相比较专项性热身活动,一般性热身活动的专门化水平较低,对课堂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不足。2.2专项性热身活动专项性热身活动是以一般性准备活动为基础并结合此次课的专项教学内容而设计的热身活动。其目的也都是为了增加身体温度、提高身体器官的机能以及促进神经肌肉的兴奋性等。虽然专项性热身活动较一般性热身活动的专门化程度较高,但是其开展的实际情况却是建立在体育教师的专业化程度及学生的自身运动条件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3热身活动的生理学剖析

首先是热身对器官机能的生理功效。相比较被动热身而言,主动热身能够加快身体内部血液的循环,提高毛细血管运输氧的能力,从而促进了机体内组织细胞代谢能力的增加以及酶的活性增强。运动过程中肌肉氧料来源是以毛细血管运输氧气为主,因而毛细血管最大程度地开放也有利于肌肉收缩能力的增强。此外,主动热身还能够有效地唤醒机体内脏器官的机能,有效克服生理惰性,增加心肺运动的功效,从而提高肺通气量以适应机体正常运动的需要[4],避免了因骤然剧烈运动生理器官供应不足而导致的机体损伤的现象。热身对于肌纤维的影响也十分重要。热身运动能够有效地增加机体内部肌肉的温度,随着肌肉温度的升高,破坏了肌肉内部肌球蛋白和肌动蛋白之间稳定的连接,从而降低了肌肉的僵硬程度[5]。热身还能促进机体分泌滑液,热身结束后体液分泌增多,有效地保证了机体内部的肌肉和韧带的润滑作用,使得肌肉和韧带组织内部的摩擦力减小,粘滞性降低,肌肉的伸展性增加[6]。随着热身活动的继续,热身关节区的温度升高,更深一步地增加关节的柔韧性。热身能够提升总的身体的温度,尤其是身体深层的肌肉温度,适宜的热身运动可以使肌肉温度提高3℃以上[4]。热身活动还能促进个体在神经方面功能性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使机体发生适应性的功能改善。通过热身活动可以使支配内脏器官活动的植物神经系统和支配肌肉的运动性神经系统预先兴奋起来,以适应体育运动项目的需要。运动前适宜的热身活动使运动者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加强,神经的传导速度也随之加强,进而神经中枢对机体肌肉的协调控制能力也得到提高[7]。从影响机体柔韧性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热身活动增强了机体神经对肌肉协调控制的能力,改善了关节运动时主动肌和拮抗肌的协调关系,因而热身活动还能够通过神经-肌肉协调能力的改善来促进机体关节处柔韧性的改善[8]。

4热身运动的注意事项

首先,热身活动内容的合理性。一般性热身活动和专项性热身活动,其具体的组织形式确实多种多样,学校体育课堂中的准备活动的形式应与学生的特殊性和教学内容的特点相结合。其次是准备活动的强度,研究表明,过长时间的热身活动会导致机体肌糖原的含量减少以及热调节能力的降低。因此,体育课的热身准备活动时间应控制在10min左右,并以小强度、低密度的运动负荷为主。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到热身过程中身体温度的变化规律。随着热身运动的开始,肌肉的温度在开始后的3～5min内能够迅速地上升,并在热身结束后的15～20min之内下降[9]。体育教师应该掌握这一温度变化规律,了解身体温度变化对于机体其他系统的机能变化的影响,科学合理地安排体育教学的内容,以期使学生能够以最佳状态参与到体育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来。最后我们还应该关注“痕迹作用”。所谓“痕迹作用”,是指在准备活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各器官系统的机能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因而热身结束后,体育教师不应该立即安排学生进行运动学习而是在热身结束后进行2～3min短暂的休息再进入学习[10-11]。从生理学角度进行归纳总结,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看似简单的热身活动却蕴含着大量的生理功效。作为体育教师,我们应该将这种理论知识与体育教学的实际经验联系起来,将理论与教学设计相结合,创造性改善教学中的特殊方法,以更加科学合理安排热身活动内容,进而逐渐使整个体育教学过程科学化、合理化。

作者:许欣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参考文献

[1]高杨峡,吴地.大学体育课程热身部分改革探索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4(30):108-109.

[2]宋金超,苗萌.高校大学生课余网球锻炼热身活动现状调查研究——以成都体育学院为例[J].体育世界:学术版,2011(7):60-62.

[3]刘菁.浅析热身活动的生理学意义[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4(2):83-84.

[4]任卉,刘凤枝.谈运动前的“热身”[J].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2):63-64.

[5]BishopD.WarmupI:Potentialmechanismsandtheeffectsofpassivewarmuponexerciseperformance[J].SportsMed,2003,33(6):439-454.

[6]余利斌.浅析体温及中枢神经兴奋性对柔韧素质的影响[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79-80.

[7]王峰.热身活动对肌肉力量与伸展的影响[D].太原理工大学,2008.

[8]邓树勋,王健.运动生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4-75.

[9]BishopD.WarmupII:Performancechangesfollowingactivewarmupandhowtostructurethewarmup[J].SportsMed,2003,33(7):483-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