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范文10篇

叶圣陶范文篇1

关键词：叶圣陶；人本德育理论；校本德育课程

德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简称，也就是“怎样做人”的教育。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发展，学校的德育工作也需要因时而变，不断地加以调整和改进，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在叶圣陶德育思想的引领下，我校开展积极的探索，实施了“假日修行”校本德育课程。

一、“假日修行”德育课程的价值和目的

德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在理性引导下的、有明确目的的工作。叶圣陶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德育的价值和目的，要以“做人”为根本，致力于培养合格的现代中国公民。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在科技和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化时期，“做人”的教育非但不能够削弱，相反更应该适应时代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德育通过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并对智育、体育、美育等其他各育发挥积极作用，决定了现代人的整个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我校实施的“假日修行”校本德育课程，其目的与叶圣陶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教学生学会“做人”，做合格的公民。“假日修行”的意思就是立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利用日常的双休日、节假日的空余时间，按照拟定的德育主题，以作业的形式给学生布置任务，向学生提出具体的要求，让学生在生活中进行持续的体验、实践、感悟，从而帮助学生形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守法、明礼、团结、勤俭、自强、奉献等方面的品质，把学生培养成为真正的人，并使其形成真正的德性。例如，元旦节“假日修行”的选做作业以“迎新年献爱心”为主题。学生积极参与本班级的爱心义卖活动，尽己所能地去募集善款捐给家境贫困的农村学生，并在活动后期用文字总结参加爱心义卖活动的真实感受。这样的公益活动，比起直接号召学生捐出自己的零花钱更有意义，更能锻炼学生的各方面能力，更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生认真参与活动的准备、举办、收尾工作，便会在他们的心灵中埋下爱心的“种子”，明白了“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在今后的生活中会积极行动，关爱需要帮助的人。

二、“假日修行”德育课程的内容

围绕“做人”的教育总目标，叶圣陶先生指出了由三个层面构成的德育基本内容，即以爱国主义和民主精神教育为基础的政治方向教育、以人生价值和理想教育为重点的人生观教育，以及立足于基本“为人之道”的道德行为教育。他认为，德育内容要以“人生”为主题，具有基础性、生活性，应当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精神，并且针对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而确定教学内容，体现德育的多种功能和“做人”的全面要求，贯穿“人己一体”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原理，为学生一生的“做人”打下基础。我校实施的“假日修行”校本德育课程，使德育内容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有助于改变目前学校德育存在的重道德认知轻道德实践、重校内轻校外、“知”和“行”脱节的状况，提高德育的实效性，落实知行合一的德育目标。“假日修行”校本德育课程的形式是作业，实质是学生的自我教育，通过挖掘传统节假日的教育意义，探索并构建生活化、体验式的课程体系，让学生在实践中有所收获。例如，以月份为单位去梳理节日，确定相应的主题，开展相应的活动，布置相应的作业，是一种丰富德育内容的简便方式。除了国家比较重要的节日，学校每年还设定了一些特色节日，如乐艺节、乐体节、科技节、英语节、读书节等。我们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学生的兴趣和想法，赋予学生一些选择的自由和权利，让学生真正发自内心地愿意去完成自己所选的节日所对应的作业，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让自己的生命充盈起来，让德育的作用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出来。

三、“假日修行”德育课程的原则和方法

叶圣陶先生总结我国德育和自身修养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德育“以人为本”的四条实践原则以及相应的一整套方法。我校的“假日修行”校本德育课程较好地贯彻了叶圣陶提倡的德育实践原则和方法。（一）主体性的原则。主体性原则，即以主体德性发展为本旨。德育是通过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实现活动，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启发和熏陶，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形成具有是非辨别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的思想道德主体的构建。叶圣陶先生明确指出：“要有好思想好品德，靠被动地听讲总是不够的，在听讲的同时还必须自动地动脑筋。”他还强调：“所谓‘自我教育’，就是不去依傍他人的力量，自己来养成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要让学生学会自学的本领，养成自学的习惯。”“假日修行”校本德育课程贯彻了主体性的原则。主体性是指学生的自主性、选择性、能动性、创新性等，德育的主体应该是学生自己，德育应该是学生自己的事情。该原则强调要尊重学生的主体需要、感受和体验，让学生在长期的日积月累中养成德性。例如，端午节“假日修行”的选做作业是学生以“传承”为主题，自己思考并实践，任选两项任务完成。有的学生向长辈学习如何包粽子，吃到了自己亲手包的粽子；有的学生收集并整理了端午节的民俗；有的学生整理并诵读了屈原的经典诗文；有的学生写了《新时代青少年应该如何传承端午文化》的命题作文；有的学生制作了一张介绍端午节民俗的手抄报……学生依据自己的喜好，自觉主动地完成两项任务，有利于宣传和普及端午知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二）实践性的原则。实践性原则，即以人的道德实践为本体。德育应当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引导受教育者抓住“做人”所必需的思想道德精华，自觉地长期实践下去，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以受教育者的实践作为检验、评价德育效果的根本标准。叶圣陶先生明确指出：“对德育考察其成效如何，不仅在学生之能否领悟，尤贵在学生之能否实践。”“假日修行”校本德育课程贯彻了实践性的原则。“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笔者认为，“知”和“行”是同等重要的，在德育中身体力行，“知”和“行”相结合，有利于提高德育的实效性。该课程把知行合一作为德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相结合，强调了学生在亲身的实践和体验中，把所学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东西，养成真正的德性。该课程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体验、感悟，通过行动体验和感悟内化，产生情感共鸣、心灵升华，在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道德的内涵，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例如，母亲节感恩主题的“假日修行”的选做作业包含：一次家务劳动，洗一次衣服、拖（扫）一次地、做一顿饭、洗一次碗，感受母亲平时做家务活儿的辛苦，感受母爱的无私和伟大；一个行孝举动，为母亲洗一次脚、送一杯茶，陪母亲散一次步、聊一段家常，在点滴小事中体验行孝的快乐，逐渐地把感恩之心化作日常的行为习惯。（三）整体性的原则。整体性原则，即以整体生命培育为本位。德育应当从整个教育系统上，结合智育、体育、美育等其他各育，寓于各学科各课程之中，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通力协作来实施。叶圣陶先生明确指出：“教师无论教什么，都得从整体出发，互相配合，步调一致，才能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公民。”他还强调：“学生不光在学校里受教育，在学校之外，在家庭里，社会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受教育。所以，家庭以及社会上所有的人全都是教育者，全都担负着教育后一代的责任和义务。”“假日修行”校本德育课程贯彻了整体性的原则。该课程把德育的范围从学校内部扩大到了家庭和社会，注重把握生活的整体性，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尽可能地整合起来，形成教育合力。该课程是学校德育活动的拓展和延伸，它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相关的家庭资源或者社区资源，让家长、社区群众和单位直接参与进来，形成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课堂、进家庭、进社会的局面，构建了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例如，中秋节“假日修行”的选做作业有：一是叙亲情，回到家里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聊聊家常；二是爱心制作，利用月饼盒等礼品包装材料，自己动手制作一张贺卡，送给自己最亲的人；三是爱心公益，给家庭周围、所在社区的孤寡老人或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送些月饼，并送上美好的问候和祝福。（四）师表性的原则。师表性，即以教育者的身教为本源。德育应该是“身教”与“言教”一致，并以“身教”为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不断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做到为人师表，从而使德育显示出真正的力量和实效。叶圣陶先生明确指出：“教育的道理多端，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而‘身教为先’总归是最重要的一条。”“假日修行”校本德育课程贯彻了师表性的原则。每一次“假日修行”的作业不仅是布置给学生的任务，同时也是布置给教师的任务。在晨会或者班会课上，教师坦诚地分享自己在活动中的体验和感受，也请几位学生代表互相交流自己在活动中的体验和感受，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让全体学生互评反思、查找差距、学有榜样。教师自身就为学生树立了好的榜样，充分发挥了榜样的作用，用自身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一言一行感化学生，让学生不仅看在眼里，而且记在心里。“身教胜于言教”这是一句千古名言，表明了教师的言传身教最具有说服力，会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予学生无声的教育，深深影响着学生的心灵。

总之，叶圣陶先生撰写的专门论述德育的文章值得我们细细品读。认真学习、研究和实践叶圣陶先生的人本德育理论，对我们把握德育的一般规律，不断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德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叶圣陶教育箴言[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2]任苏民.叶圣陶德育思想研究[J].教育研究，1994（9）：76-81.

叶圣陶范文篇2

那么，语言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的本质曾作过许多精要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斯大林否认“赤裸裸的思想”[3]，认为没有质料也没有形式的空灵玄妙、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叶老深有领会地说：“思想决不是无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语言。思想有它的质料，就是语言的材料，就是语汇。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语言的规律，就是语法。无论想得粗浅的，想得精深的，都摆脱不了语言的质料跟形式。无论这个民族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他想的时候都摆脱不了他那个民族的语言的质料跟形式。一个人学会了旁的民族的语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语言来思维，可不能一种语言也不依傍。脱离了语言就没法思维。”[4]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叶老总结出了研究语言的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的观点：语文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简言之，语文是人们思维和交际的工具。

首先，语文是思维的工具。叶老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定型。任何人说出来的口头语言和写下来的书面语言都是他心里所想的；想的过程就是语言形成的过程。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语言与思维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有人心里这样想，说出来和写下来的却是另外一套，即所谓心口不一等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另外一套”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说话或写文章的人在彼时彼地的有意安排，如平时语言实践中的反话、反语等，只不过是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质料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维罢了；其二是作者的口头或书面表达能力太差所致。这与叶老关于思维、语言二而一的观点并不矛盾。为此，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要想使学生掌握好语言，一定要十分重视从源头上去开发，即化大力气训练学生的思维，千万不能忽略由不出声的内部语言到出声的外部语言的想的过程。分开来讲，阅读教学要紧紧抓住从听、读到想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由感知语言文字的表象到理解、把握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实质；作文教学要紧紧抓住由想到说、写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审题，立意，布局，谋篇，成文，修改等等。语文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就是指导学生把朦胧的思想变为清澈的思想，把不清不楚的语言变为有条有理的语言。总之，离开了语言，人们就无法思维，所以，语言是工具。既然语言是工具，那末由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的语文当然也是工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

但是，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并不重视学生内部语言即思维语言的训练。那种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写教师改的读写教学方法严重地遏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至于全班学生异口同声的问答式教学和即兴发挥式的作文训练，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缺少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学生往往思想模糊，语言混乱，导致思想训练和语言表达两败俱伤。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认识到语文学科是思维的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化大力气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提高了，诉诸口头即语言，诉诸书面即文章。掌握了思维这个工具，也就掌握了语言，学好了语文。

其次，语文又是交际的工具。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绝对离不开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过程当中使用最经常、最广泛的就是语言。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5]斯大林说，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4]所以，从人人每天都会碰到的交际需要考虑，我们也必须认真学好语言，学好语文。叶老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语言和语言教育”的发言，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指出，要是我的语言杂乱无章，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有条有理，因为语言杂乱无章正就是思想杂乱无章。要是我的语言含糊朦胧，人家就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清楚明确，因为语言含糊朦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胧。要是我的语言干巴巴的，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好象刚开的花朵，因为语言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巴巴的。……总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关系是这样的：只有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对头，人家才会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反过来，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不对头，人家就无从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这是一条明白得很的规律。所以，从思想交流的实际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语言。人们为了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都希望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与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大效果，进而提高学习、工具、生活的质量和效益。一个人如果听语言，说语言，读语言，写语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培养和训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所带来的苦恼和麻烦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的语文教学是忽视交际能力训练的，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较为普遍。学生毕业之后不少人甚至在人稍多的场合就产生惧怕心理，不敢发言，或者说话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不能准确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培养和训练广大学生从小就善于使用这一交际工具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近些年来，各地学校加强了素质教育，语文教学由只重视作文到读写并重再到听说读写四管齐下，并开展了丰富多采的课外语文活动，如组织社会调查，演课本剧，书报知识竞赛以及影视评论等，尝试着进行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语文教育，这些都体现了语文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的本质特征，顺应了当代社会对语文教育更新更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语言是工具，语文是专学语言的学科，所以语文就是工具；语文这个工具具有思维和交际的双重功能。其中思维是手段，交际才是目的，语文的本质特征是交际工具性。交际包括吸收（听和读）、表达（说和写）两方面，所以语文教学必须听说读写四者并重。要从内部语言思维的训练入手，达到提高外部语言交际能力的目的，从而使学生的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思维能力和交际能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由于叶老的语文工具观是从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潜心研究中归纳出来的，所以尽管随着时代的前进，教育的发展，围绕语文学科性质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但“工具说”至今仍是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语文教师所认同的观点。国家教育部1963年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1978年、1986年、1990年、1992年的大纲继承了1963年大纲的语文性质观，确认语文的“基本工具”、“基础工具”特征。1996年的新大纲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2001年制订并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将工具性作为语文学科的主要性质。由此可见，叶老的语文工具观现在和今后仍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吕叔湘同志非常赞同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他说：“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种知识也少不了它。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很多教语文的人和学语文的人会认识不清呢？是因为有传统的看法作梗。”[1]他认为这些传统的看法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在阅读教学上不适当地强调所读的内容而把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次要的地位。第二种弊病是在作文教学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第三种弊病就是读书作文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而是为了应付考试。我们认为，吕老在高度评价叶老语文工具观时对我国语文教育历史和现状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且十分深刻的。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要求通过阅读教学掌握语文自身的规律。语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各种学科都承当着教育的责任。语文教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只重视课文的思想内容和学生的道德意识，而丢掉语文自身特有的任务。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的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那时的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封建道德意识的灌输，把读书人训练成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培养成不劳而获的“人上人”。这种腐朽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使得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在中学里，专重精神和思想一面，忽略技术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全国解放后，尤其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几乎把语文课上成了肤浅而蹩脚的政治课，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讲之，或化作品之内容为抽象之概念与术语而讲之。这种理性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教学，不但与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能背道而驰，而且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叶老认为语文课的思想教育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教学来实现的，果能引导学生细读本文，获得透彻之理解，则学生非徒理解而已，其思想感情必受深切之影响。语文教学之思想政治教育之效果，宜于此求之。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要求通过写作教学把作文变为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作文不该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犹如说话，本来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又不该看作一件呆板的事情，犹如泉流，或长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异其致。我们要把生活与作文结合起来，多多练习，作自己要作的题目。久而久之，将会觉得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1]既然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每个人的生活又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让学生去模仿一套死板的程式，弄得千人一面，万口同腔。叶老要求学生“养成抒写意思情感的习惯，……内部有什么样的意思情感，便作什么样的文。”[1]当然，封建社会里的语文教学，是不允许学生随意写自己想写的文章的，内容必须“代圣人立言”，形式必须是“八股文”，即要按照一套固定的间架和腔调去写。叶老曾很形象地以自己小时候的经验为例说：“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书房里‘开笔’，教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他提示道：‘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写了八十多字，末了说：‘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就在‘尔’字‘乎’字旁边博得了两个双圈。登高自卑本没有什么说的，偏要你说；单说登高自卑不行，你一定要说到为学方面去才合式：这就是八股精神。”[1]

其实，类似的情形在现今的作文教学中仍大量存在着。《记一件难忘的事》，本应由学生毫无拘束地抒写真人真事真感情，但不少教师总是不放心，事前反复提示学生，只有蕴含着深刻思想意义的事情才能作为该文的写作材料，致使闹出了一个班级50多位学生中，竟有30多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跳入冰冷的河水救人的大笑话。毫无疑问，如让学生从小为追求死板的程式而养成专讲假话的不良习惯，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悲的事情。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还要求学生读书作文不要为了应付考试，而应该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为了成为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叶老说：“从前读书人学作文，最主要的目标在考试，总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从而取得功名。现在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升学考试。但是，我以为现在的学生不宜存有为考试而学作文的想头。只要平时学得扎实，作得认真，临到考试总不会差到哪里。推广开来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1]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学生谈考色变。他们把能不能考出好分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是否真的理解了试卷的内容，掌握了有关的能力，能否应付日常工作所需，生活所遇的问题，则是全然不去考虑的。仍以作文为例，有的学生逢到考试时能够揣摩题目的意旨以及出题目的人的意旨，按着腔拍，咿唔一阵，或遇到无可奈何的题目，也能无中生有，瞎三话四，却又丁丁当当的颇有声调。这样做或许还能得个不低的分数，但倘若平时连写个总结报告和签份简单合同都困难重重（这些通常不考），怎么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呢？

行文至此，我们想起了1997年由《北京文学》发起而展开的那场语文教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中的不少文章都对我国语文教学的现状深表忧虑，并各自对语文教改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使我们受到震撼和启迪。但是，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工具说”导致了语文教学的高耗低效，只有把“人文性”作为语文课程的基本属性，语文教改的步伐才能解除羁绊，突飞猛进。对此，我们实在不敢赞同。

首先，“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课程的共同属性。人文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的精神人格和独特个性，教学内容上要求扩展到一切具有人性陶冶意义的方方面面，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生情感的充实和兴趣、习惯的养成。既然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课程的共同属性，那末，人文教育的任务应当由所有人文学科共同来承担，不应该全部由语文学科单独来承担。诚然，语文课在所有人文课程中具有较强的人文教育优势，语文课的教学内容也决定其应负载较多的人文教育任务，但是，人文教育任务在语文教学中应体现为传授好汉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发展学生的思想感情，培育他们的健全人格和完美的个性等，所有这些，在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中都已论及。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从来都不希望把学生制造成只会搬运语言文字的机器，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能够熟练使用语言文字的有思想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社会的合格成员。叶老历来主张在把工具性当作语文学科基本属性的同时，把人文性、思想性与工具性水乳交融地统一起来。关于这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叶老写的《教育与人生》、《作文与作人》等文章中体会得到。叶老说：“我就是最不信服把语言跟内容分开来说的一个人。咱们不能抛开了意思谈语言，也就是不能不管内容专谈语言。”[1]又说：“思想是一方面，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1]按照叶老的语文工具观，在语文教育的全过程中，应该十分重视掌握语文自身的规律，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

语文学科是个老大难的学科，一代又一代有志于语文改革的教育界同仁都在不懈地追求语文教学的高效率。我们认为语文教学长期以来不能走出少慢差费的低谷，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关键之一还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和认真实践叶老提出的语文工具观。语文教学的最基本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好祖国的语言文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去实现其他的教学功能。为此，语文教师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引导学生学好与内容密不可分的语言，使学生在获得较强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得到实在的思想教育和深刻的人文熏陶。刘国正先生说得好：工具性发挥出来就有人文性。钱梦龙先生也非常赞赏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认为语文教学主要就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母语教学，使学生熟练地掌握母语，规范地使用母语；若过多地强调人文精神，会让语文教师无所适从。由此可见，那种把人文性和工具观对立起来，或者以人文性来取代工具性的观点，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际操作时也会造成混乱。试想，如果中小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连起码的听说读写要求都未达到，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人文教育？

最后，我们想援引叶老1978年3月说过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份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份内的责任。”[1]

【参考文献】

[1]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138;1;398;397;438;154;635;13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525.

[3]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0.

叶圣陶范文篇3

关键词：叶圣陶；语文教育；有效教学

有效教学作为一种鲜明的教学理念和自觉的教学实践，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特别是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的教学效能核定运动之后，有效教学的概念才频繁地出现于英语教育文献之中，并引起了各国教育界的关注。近些年，我国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介绍西方有效教学理论并应用于教学实践之中。但是，人们似乎过于注重西方有效教育理论的介绍而忽视了对本国相关的教育理论的研究，甚至有人认为我国有效教学研究太晚。但实际上，近现代以来我国许多教育家的教育理论或实践经验的阐述都是有效教学理论的体现，换言之，我国有效教育理论早已存在并且十分丰富。

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就是一份宝贵的中国式有效教学理论遗产。作为近代中国语文教育思想的奠基人，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处处透露出对语文有效教学的高度关注。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有效教学这一术语，但他在以往亲身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改进语文教学的精辟见解，如提出国文教学的成功与否的问题、教师教学的收效问题、学习效率问题，以及教师如何能更有效地帮助学生写作和如何用最有效的办法批改学生的作文问题等，这些都是与语文这个学科结合提出的有效教学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将对我们新一轮的语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语文有效教学的根本导向

语文有效教学的思想必须以实现语文的教学目标为根本。叶圣陶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并多次阐述了语文的内涵及其教学目标。他说：“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在“文”的层面上，叶圣陶强调的主要是读与写。他说：“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认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国文教学的目标，在于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他还指出：“学习国文该认定两个目标：培养阅读能力，培养写作能力。”强调这个目标，也就是强调语文教学是否成功、是否有效，归根到底要看学习者是否形成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和习惯。这一目的论是和叶圣陶对语文学习意义的理解密切相连的。他认为，学习语文的意义就在于应用，并指出：“学语文为的是用，就是所谓学以致用。经过学习，读书比以前读得透彻，写文章比以前写得通顺，从而有利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才算达到学习语文的目的。进一步说，学习语文还可以养成想得精密的习惯，理解人家的意思务求理解得透彻，表达自己的意思务求表达得准确；还有培养品德的好处，如培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等。这样看来，学习语文的意义更大了，对于从事工作和培养品德都有好处。”在叶圣陶的著作中，“习惯”是他表达有效的语文教学目的的一个高频词，也是他给语文教学的有效目标的一个定位。在叶圣陶看来，语文教师帮助学生在语文方面形成诸多的习惯，语文才能对学生未来的工作、学习、生活更有用。虽然今天我们对语文学习目标有了一个更系统、更全面的表述，即用“三维目标”和“语文素养”来表述，但形成阅读、写作能力，养成阅读、写作的习惯无疑仍然是语文教学最核心的目标。从叶圣陶的整个语文教育思想看，衡量语文教学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学生通过语文课程的学习是否形成了实际生活和社会所需的语文学习习惯。这个标准今天仍然是语文教师准确理解语文教学使命和衡量语文教学有效性及反思语文教学行为的重要标准。

二、实现语文有效教学的重要途径

叶圣陶非常重视语文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他指出：“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方法是重要的，但只有有效的方法才能使语文教学获得成功。关于学生如何学的问题，他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如今学习时间既已减少，而应得的成绩又非得到不可，惟有特别注重方法，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培养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做去，又必须随时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

叶圣陶一再指出，语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务，那就是阅读与写作。但怎样读、怎样写，都有一个方法问题。他指出：“多读多作固属重要，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怎样读、怎样写。对于这个‘怎样’，如果不能切实解答，就算不得注重了方法。”在叶圣陶看来，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训练”，或谓“历练”。他说：“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都重要，我看更要着重训练。什么叫训练呢？就是要使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现在语文教学虽说注意练习，其实练的不太多，这就影响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他又说：“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这里，叶圣陶强调了有效方法的判定就是要看它对达到教学目的的帮助有多大。

叶圣陶还进一步要求教师要教会和帮助学生掌握终身受用的方法，形成积极、认真、刻苦的学习态度。他指出：“希望学得好，先要树立认真的态度。”“凡是习惯都不是几天工夫能够养成的……要养成一种习惯，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单凭一部国文教本，是够不上说反复的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应用研读国文教本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这才是反复的历练”。他说：“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严格不是指老师整天逼着学生练这个练那个，使学生都透不过气来，而是说凡是要学生练习的，不要练过一下就算，总要经常引导督促，直到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才罢手。”“语文方面许多项目都要经过不断练习，锲而不舍，养成习惯，才能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叶圣陶不但关注学习的态度和反复的练习对语文学习成效的影响，而且还强调语文练习设计的实效性，并且把练习有效的标准定在了看学生是否把所学到的知识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学生是否把知识个性化了。

“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时，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的技能，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倾筐倒箧容易，画龙点睛艰难，确是事实，可是为了学生的长远利益，似乎不应该怕难而去走容易的途径。这就需要研究。此外，如布置作业，出些练习题，指定些课外阅读书，着眼在巩固学生的记忆固然有着其必要，可是尤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何启发学生，把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

叶圣陶明确指出帮助学生形成能力的教学明显要难于教学生掌握知识的教学，教学要有效促进学生能力的形成，就需用心去研究如何实施练习。语文能力的形成不能单靠课堂的讲授，还必须重视科学、精巧、有效的练习。否则，学生的能力很难形成。研究如何设计促进学生语文能力和习惯养成的练习应该成为语文教师追求教学实效的共识。叶圣陶关于语文有效教学途径和方法的论述显然对当前提高语文教学和研究的效率有积极的方向性指导意义。

三、实现语文有效教学的关键

叶圣陶在《语文教学二十韵》中说：“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于人。”方法固然多样而且重要，但语文教学是否有效，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运用方法的语文教师。这正好与西方有效教学理论一直重视从教的角度研究教师教学的有效性的观念相呼应。叶圣陶对教师行为的研究来自一线课堂教学，直接以学科教师行为为研究对象，而且是从导致教学效率偏低的教学行为来展开这种研究的，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不是简单的要素归纳，而是采用描述的方式和具体的教学情境联系在一起的。

叶圣陶认为，语文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应该有针对性，要先让学生自己学习，不懂的时候老师再进行指导。叶圣陶强调“要养成学生阅读的习惯，非让学生自己去尝试、非教他们预习不可。教师逐字逐句讲，学生有价值的心理过程都没有经历到，养成的习惯恰是目标的反面。”他还指出，指导的内容要有所选择，要组织学生对所学的内容进行研究，教师要扮演组织者的角色；教学不能脱离文本，语文课不能上成公民课；不能采取灌输的方式，要引导学生去体验；有效的作文教学应强调作文命题要照顾学生的经验；作文的修改评阅要能够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教师心中要有正确的作文评价标准；随心所欲的修改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虽然叶圣陶的语言表述和今天的语言表述有所不同，但他所谈的问题和所确立的有效教学的行为准则是与今天新课程目标所提出的教学要求相吻合的。

国际有关教学的研究经历了由关注教师的品质到强调教学行为，再到关注教学活动，继而更多地强调教与学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当前更关注通过有效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发展。叶圣陶对教师在阅读和写作教学行为方面存在问题的研究是与当今世界教学研究的角度和方向相一致的。他对语文教师教学效率低的行为的批评由表及里，先指明教师的行为表现，然后分析这个教学行为存在的问题。他在论述教师行为效率低时所采用的角度不是单一从教师一方来论的，而是从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的影响角度来分析的。他在对阅读和写作教学低效问题进行揭示和批判的同时，也指明了有效阅读和有效写作教学行为。叶圣陶的研究当然没有穷尽语文教学效率低的所有现象，但仅此而言，叶圣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以及研究的结论已为我们今天研究语文教师有效教学行为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语文有效教学的基本要求

教师行为是有效教学的关键，但有效教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还是要使学生获得预期的知识和技能。有效教学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也取决于学生的学，而最后必须根据教学目标达到的程度进行评价。叶圣陶实际上早就在其教育理论中体现了这一理念，他不仅研究了教师教学的高效低效问题，而且非常突出地论述了学生应该如何学习和应该达到何种能力目标的问题。例如对高中毕业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应达到的有效目标，叶圣陶就给出了一些明确的具体要求。

在阅读方面，叶圣陶要求帮助学生形成生活所需的阅读能力和能查阅古书的能力，特别是强调要会查阅字典等工具书。在写作方面也同样要求学生具备生活所需的写作能力。叶圣陶的要求不但和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相一致，而且还更为明确具体，便于操作，这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师实施语文新课程标准，解决教什么、怎样教的问题显然很有帮助。所以，可以把叶圣陶这些见解看做实施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有力补充，也是我们有效实施语文教学、反思语文教学有效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

叶圣陶对怎样进行有效的课堂阅读教学有自己鲜明的看法，他反对教师在课堂上一讲到底的行为，要求学生要对所学的内容进行讨论，并且阐明了讨论对增强学习有效性的意义。他指出：“一篇文章，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它。如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文章的时代背景、技术方面布置与剪裁的匠心、客观上的优点与疵病，这些就是所谓不同的观点。对于每一个观点，都可以提出问题，令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寻求解答。他们经过了自己的一番摸索，或者是略有解悟……再来听教师的指导，印入与理解的程度一定比较深切。最坏的情形是指导者与领受者彼此不相应，指导者只认领受者是一个空袋子，不问情由把一些叫做知识的东西装进去。”公务员之家

叶圣陶范文篇4

任何科研成果的获得，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虽然受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的限制，但都离不开研究者个人的努力，它是个人心智结构的体现。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亦复如此。叶圣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修养成良好的个性品格：禀赋聪慧、博闻强识的基本素质，勤奋刻苦、好学深思的良好态度，见贤思齐、从善如流的谦逊品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坚韧毅力，求真求新、创新自铸的创造精神。所有这些，使他特别执着于自己的实践，潜心于对实践的思考，从而作出对经验的归纳与总结。可见这些品格形成了他理论的广博特色，而理论的形成又促使他个人品格的升华，可以说他的个性既是他获得成功的条件，也是他获得成功的结果。这体现了，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着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又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楚地表明在叶圣陶对语文教育客观规律的揭示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渗透着他的个性特色。

诸途贯通，是其内容方面的个性特色。叶圣陶是集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多栖式”人物，这就使他能够通过创作、教学、编辑、研究诸条途径，把语文教育贯通起来。这也就是说，他通过这四方面的具体实践，从立体的角度来整体地综合地观照语文教育：创作实践，使他备尝语言运用的种种甘苦；教学实践，使他积累了指导读写训练的诸多经验；编辑实践，使他了解教材编选的分寸得失；研究实践，使他居高临下洞察现象的表里深浅。所有这些，使他每下断语，往往见解独到、切要中肯。尽管与叶圣陶同辈的一些学者也有与叶圣陶同样的经历，但却没有他那么全面久长，那么纵横贯通。可以说，叶圣陶对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关注之深切、改革心情之急切、研究内容之详明，在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各方聚焦，是其形式方面的个性特色。一般教育研究工作者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形式往往比较单一，主要是论文或论著。而叶圣陶多才多艺，表达自己对语文教育的主张，其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他用不同的方式聚焦于语文教育思想，使之更加突出，更加鲜明；或者通过小说，运用形象的方法，对语文教育规律作出艺术概括，让读者获得感悟；或者通过诗词，运用想象手法，抒发对语文教育的感受，让读者获得感染；或者通过书简，运用叙谈的方式，对语文教育思想与方法进行点拨，让读者受到启迪；或者通过散文，运用理性与形象结合的方式，结合事例介绍语文教育原理，让读者获得感知；或者通过论著，运用逻辑论证方法，揭示语文教育的性质与规律，让读者心悦诚服。总之，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的内容，通过全方位的途径及多姿采的形式，对经验型而非实证型的理论能作出如此完整与鲜明的表述，是他人所不易企及的。

二、时代特色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说：“叶圣陶先生，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历过几个朝代，历尽人间沧桑，但他始终和人民一起站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代一起前进。”叶圣陶不断前进的政治追求，使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获得更新，从而使他所从事的“多栖”事业既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又有可靠的科学方法，这也就使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广泛吸收时代精华，是其内容方面的时代特色。虽然处在新旧社会、新旧教育体制与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他却始终站在新生的先进的制度与思想一边，站在时代的前列。在本世纪2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方面，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来审视传统教育，在批判中继承与发扬，同时能在国门打开以后“东渐”的西学中汲取各种教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做到中西融汇、消化出新，给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注入了合理的科学的成分，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另一方面，他又从同代的教育家、文学家、美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中，汲取众多的营养，用当时“科学共同体”认同的内容来充实与完善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成为国内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

不断追随时代前进，完成其语文教育思想体系的建构，这是从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时代特色。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随时代变迁，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从“五四”前夕到抗战前夕（1916—1937）是萌生期。“五四”运动对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的冲击，以及以杜威为代表的国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引进，成了处在小学教育实践中的叶圣陶决心改革教育的外部条件。此时期，包括在《新潮》杂志发表的以“改造小学教育”为内容的系列论文在内的文章约120篇，提出了他对教育的基本看法，并作了理论上的阐释。（2）从抗战开始到全国解放前夕（1937—1949）是发展期。此时期，他在四川任教中学与大学的国文及写作，后在四川教育科学馆任专门委员（即研究员），深入到四川20多个县调查研究，听课督导，获得大量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发表了《国文教学两个基本观念》《论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等文章约150篇，揭示了语文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深入探讨了语文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基本模式，语文教育思想体系基本形成。（3）全国解放到“”前夕（1949—1965）是成熟期。此时期，他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虽不直接教学，但仍关注语文教学，亲自主持“语文教学大纲”的制订与语文教材的编写。他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学习了苏联经验，也受到老解放区一些教育家的影响，写出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语言和语言教育》《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语文教学二十韵》等文章（包括诗歌）120余篇，对读写教学、教材建设、教师修养等方面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语文教育思想体系趋向成熟。（4）从结束到逝世前夕（1977—1988）是完善期。叶圣陶经过“”十年沉默、十年思考，对语文教育本质和规律认识得更为清晰、更为深刻。“”一粉碎，进入耄耋之年的叶圣陶青春焕发，积极投入教育研究，发表了《大力研究语文，尽快改进语文教学》《要重视调查研究》《自力二十二韵》等诗文130余篇，对语文教育的一些重要的规律性的东西进一步突出强调，对于被“”歪曲了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从而使其思想阐释更精深、表述更严密、休系更完善，因而更具科学性与规范性。

三、民族特色

叶圣陶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完全是自学成才。当然，并不是说他不了解西方教育；但是可以说，他更多更深地了解本民族的教育与文化，这是无庸置疑的。他受学于清朝末年，6岁进私塾读书，读过四书五经，学过八股文，11岁考秀才未中，12岁进公立小学，13岁进公立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他自学古籍，熟悉“十三经”。1912年起任小学教员。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他对传统教育的利弊得失体察得深切详明，因而在他的教学与研究中指陈中肯、抑扬适切、弃取得当。

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断承，是其思想在内容方面的民族特色。他对传统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不持虚无主义。比如，他既批判旧时学塾那种逐字逐句讲解的教学方法，却又十分强调通过反复诵读来揣摩体会范文的意味、情趣和文气；既反对旧式文人热衷于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滥调，清算其在现代教学中的种种表现，却又十分讲究文字的谋篇布局，要求文章写得自然、圆如、严谨、得体；既鄙弃旧式教育把语文表现力说得玄妙神秘、不可捉摸，却又十分严格要求教师加强对学生语感的训练等等。至于对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孟子等的一些有价值的教育观点，更是直接继承，并赋予新的内涵，诸如“自求得之”“启发诱导”“举一反三”“文道统一”等都被直接引用，奉为圭臬，充分体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民族性特色。

语言文字的简净、畅明、平实、自然是其思想在表述形式上的民族特色。综观叶圣陶的全部论著，其语言清新自然，绝无生搬硬套、故弄玄虚的痕迹，没有生吞活剥、食而不化的引用，没有陈陈相因的文字，为人生疏的术语也极少运用。他总是读人家的书，动自己的脑，说自己的话，学习人家的观点，也总是将其深入消化吸收，化为自己的血肉，特别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教育思想，也不照搬西化的语式、冗长的句子，总是将其放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用平实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做到用今话述古论、用汉话讲西学，完全是用民族的形式，平易近人，如说家常，没有学究味与书卷气。

思辩说理，言简意赅，力避繁琐，是其思想在思维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他的作品表现出典型的东方思维，没有连篇累牍的叙述，没有细密繁琐的论证，较多的是单篇短什，甚至不少篇章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但深刻精警、意味深长，充分显示其思维形式的民族化。当然，作为科研论文，这也不是唯一的形式，更不是最佳形式，叶圣陶也写了不少很有份量的长篇论文，不乏具体的阐述，不乏层层深入的逻辑论证，富有说服力与推论性。

四、科学特色

作为一门科学，一种思想，它是系统化了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知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虽然散见于他各种体式的文章之中，但综合起来却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内容的科学性是十分明显的。

全面系统性。这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必备特色。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包括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历史到现状，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则到方法，从教学到教材，从教师到学生，从学校到社会，无不涉及。从教学来说，涉及到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听说教学、书法教学。可以说涉及到语文教学外部与内部关系的诸多方面，形成一个大的系统，其中各要素及各子系统之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自铸创新性。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当然不是凭空杜撰的，既有其深切的实践依据，又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既吸收传统的积极因素，又消化了西方的先进成分；他把实践的悟性，经验的结晶以及中外优秀的理论精华融而为一，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独到的。他曾反复要求自己与告诫别人：“不论质料，不论方式，总须是我们自己的。”没有新意，没有一点儿自己的东西，宁可不说、不写。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严谨的态度，也正因为这样，叶圣陶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述都是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正确地揭示了语文教育的本质与规律，历久而弥新，为人所叹服。

叶圣陶范文篇5

怎样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呢？叶圣陶先生有他独到的见解。

1.养成习惯贵在躬行实践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家，叶圣陶先生非常强调在习惯养成中的身体力行。他认为，要养成某种好习惯，要随时随地加以注意，躬行实践，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他以常见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在《习惯成自然》一文中写道：“要有观察的能力，必须真个用心去观察；要有劳动的能力，必须真个动手去劳动；要有读书的能力，必须真个把书本打开，认认真真去读；要有做好公民的能力，必须真个把公民应做的一切认认真真去做”，这样，我们“所知”的才能逐渐化为我们的习惯，成为相应的能力和素质。

2.“习惯成自然”就是能力什么是“成自然”呢？叶圣陶先生认为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意思”。他举例说，“走路和说话是我们最需要的两种基本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形成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成自然''''了；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如果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只是勉勉强强地做一做，就说明我们还不具有那种能力”。他进而指出，“通常说某人能力不强，就是说某人没有养成多少习惯的意思。比如说张三记忆力不强，就是张三没有把看见的、听见的一些事物好好记住的习惯。说李四表达能力不好，就是说李四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的习惯。因此，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就越强。做人做事，需要种种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叶圣陶范文篇6

语文习惯的养成可以从读、写、听、说四个方面去论述。

阅读习惯：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点，“国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叶圣陶），《新大纲》也要求学生“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其实，阅读习惯只是一个大的范畴，它还可以分为许多更细、更具体的习惯要求。如养成精读的习惯，养成略读的习惯，“培养默读习惯”，“读书先看序文，是一种好习惯”（叶圣陶）。“也须养成学生先看目录的习惯”（叶圣陶），“利用参考书籍的习惯，必须在学习国文时候养成”（叶圣陶），读一遍之后，“想一遍，这是个习惯问题”（张志公），还须养成经常使用字典、词典的习惯，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等等。

写作习惯：叶老说：“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他又说：“动笔之前想定个简要的提纲，写在纸上也好，记在头脑里也好，这是一种好习惯。写完了，从头至尾看一遍，马上自己审核，自己修订，这也是一种好习惯。写完了，站在读者的地位把自己的文念一遍，看它是不是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这样做是从群众观点审核自己的文，也是一种好习惯”。张志公先生也说：“应当养成学生自己修改作文的习惯”。《新大纲》要求学生“养成修改文章的习惯”，“养成卷面整洁、注意行款格式的习惯”。另外，“能不能从小学高年级起，就使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呢？或者不写日记，能不能养成写笔记的习惯呢？”（叶圣陶）

听话习惯：听话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养成专心听话的习惯”，“听人家的语言”，“必须特地留意人家怎样用词，怎样表达意思，留意考察怎样把一篇长长的语言顺次地说下去。”

说话习惯：说话与听话同等重要。要“养成有礼貌说话的习惯”。“无论何时不说一句不完整的话，说一句话一定要表达出一个意思”，“无论何时不把一个不很了解的词硬用在语言里，也不把一个不很适当的词强凑在语言里”。

为什么要养成这些语文习惯呢？

首先，从学习语文的过程来看，“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方面必须联成一贯；就是说，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叶圣陶）吕叔湘先生也说：“使用语言是一种技能”，“语言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可见，学习语文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用语文，也就是叶老所说的“行”；而使用语文又是一种行为或技能，凡是行为或技能必须养成习惯才行。因此，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是语文教学追求的崇高境界，也是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

其次，从语文教学的方式和目的来看，无论怎样教学生去读、写、听、说，都是为了将来学生在脱离了学校和教师后，能正确独立地使用语言文字，为学生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矗因此，叶老说：“‘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学生的学，不仅仅是为了学得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了学得方法，练成技能，养成习惯。所以，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才能真正达到“不教”的目的，才能使学生能够正确自如、得心应手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再次，从语文教学的效益上看，“这些好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受用不荆”（叶圣陶）因为，无论将来干什么工作，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离不开读、写、听、说。这样，中学阶段养成的语文习惯，必将发挥它的巨大潜能，使学生能灵活地驾驭、尽情地运用语言文字，饱尝良好的语文习惯带来的甜蜜的果实。相反，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或者养成了不良习惯，这就会“为终身之累”（叶圣陶）。试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语文习惯，读不会读，写不能写，听话听不懂，说话说不准，除了吃喝拉撒睡，还能干些什么呢？这与废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将能终身受用。

怎样才能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呢？

要有明确的认识和端正的态度。要明确“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其他各门学科的基幢。语文是基储是工具，每个人必须打好这个基础，掌握这个工具。而良好的语文习惯的养成，正是对这个基础工具的实际掌握。这是每个学习语文者必须首先清楚的。另外，对于良好的语文习惯的养成，还须有一个端正的态度。任何良好的习惯的养成，都需要自身付出加倍的努力，单凭三分钟的热情或想轻轻松松是难以成功的。清醒的认识和认真的态度，是养成良好语文习惯的前提和基础。

要反复的练习和实践。叶老指出：“要养成一种习惯，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吕叔湘也说：“凡是习惯都是通过多次反复的实践养成的。”“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所以，长期不断地反复练习、反复实践，才能逐渐达到熟练，而当这种“熟练”慢慢巩固下来之后，这便是养成习惯了。当然，习惯的养成并非如此简单，反复的练习也并非如此容易。“单凭一部国文教本，是够不上说反复的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应用研读国文教本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这才是反复的历练。”“为养成阅读的习惯，非多读不可”，“为养成写作的习惯，非多作不可”（叶圣陶）。可见，必须多读、多写，读课本以外的各种书，写布置以外的各类文，进行反复的练习和实践，才能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

叶圣陶范文篇7

1924年，叶老在《作文论》中指出：“作文上的求诚实含着以下的意思：从原料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讲，要是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卑鄙的态度。”“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于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假若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为‘求诚’。”“虚伪、浮夸、玩戏，都是于诚字正相反对的。”(《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99～300页。)这里所说的“诚恳”、“严肃”的“态度”，其实质是做人的品德问题；所说的“原料”的“真实”、“深厚”也就是文章内容上的“求诚”。显然，叶老按照“求诚”的要求，把做人与作文联系在一起。1962年，叶老在《语文教学二十韵》中，明确提出“为文”“立诚最为贵”。1962年12月28日，叶老在《答林井然信》中对早期“求诚”的观点进一步发展完善，对“立诚最为贵”作如下解释：“承询‘立诚最为贵’一语。此语自‘修辞立其诚’来，无非‘言之有物’‘言之由衷’之意。而品德修养，实际锻炼，亦复包蕴在内。苟德之不修，实之不讲，虽自以为‘有物’，自以为‘由衷’，犹未‘诚’也。”这个解释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给文章的“立诚”下定义；第二是说文章的“立诚”应包括品德的“立诚”在内；第三是说品德的“立诚”决定着文章的“立诚”。不难看出，叶老把“立诚”作为人格修养和文章的完善统一的理想境界，阐明了做人与作文的关系。叶老的这个观点，在1981年8月26日《答章熊信》中再一次作了阐述：“话与文都不是可以‘做作’的，有几分品德知识能力只能说几分的话，写几分的文。只会打折扣，不会超过增多。所以说或写似技能而非技能，实际是其人的表现，一封信如此，一部小说一首诗也如此。”(《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551、300页。）综观叶老从早期到晚年的“立诚”主张，其内容、观点完全是一致的。可以说“立诚”贯穿叶老作文教育思想的始终，是叶老作文教育思想的核心。既然“立诚”是中学生乃至社会一般成员写作的理想境界，那么，语文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进入这种境界呢?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以为需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一、教育学生把精神“立诚”放在首位

叶老强调，作文要“立诚”先要做人“立诚”。他说：“‘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空口念着是没用的，应该去寻到它的源头，有了源头才会不息地倾注出真实的水来。”(《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551、300页。）这里所说的“源头”即生活的充实、精神的纯粹和人格的高尚。他用司马迁和杜甫的例子说明这一点：“我们欢喜读司马迁的文，认他是大文家，而他所以致此，全由于修业、游历以及伟大的志操。我们欢喜咏杜甫的诗，称他是大诗家，而他所以致此，全由于热烈的同情与高尚的人格。假若要找反面的例，要找一个生活空虚的真的文家，我们只好说无能了。”（《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300、504页。）这两个例子精辟地说明了在写作活动中人格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叶老曾建议，各种论写作的书都应该写一段“做人论”，非此不足以引起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叶老认为，指导中学生写作也必须从“立诚”出发，把“做人”与“作文”很好地统一起来。叶老谆谆告诫教师，指导学生作文不能只着眼于技能，必须时时顾及学生“其人”这个整体，把精神“立诚”放在首位，重视对学生志操的陶冶，训练思想，培养感情，锻炼观察。教师训练学生作文能力，首先应该着重在这些方面。倘若他们养成了“诚实”的品德，思想方法是正确的，思维日渐缜密完善，情感日渐丰富纯真，观察也日益敏锐周到，他们的作文就不难做到理真、情切、意达，自然会写出“立诚”的佳作。如果教师指导作文专务形式技巧，让学生在各种优秀作文选和应考练习册中寻找秘方诀窍；在作文评讲修改上只把眼光盯在字句雕琢、表达方式上，这就本末倒置了。其结果是终其身而不能达到理真、情切、意达的目的，与作文“立诚”的目标相去甚远。

二、引导学生树立“有所为而作”的态度

就写作而言，中学生乃至社会一般成员写出言之无物、言不由衷文章的病根，除了人格修养不够以外，主要是缺乏“有所为而作”的写作意识。

1964年1月4日叶老在《答宋育瞳信》中指出：“我谓实际作文，皆有所为而发，如作书信，草报告，写总结，乃至因事陈其所见，对敌斥其谬妄，言各有的，辞不徒作。”（《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300、504页。）叶老的“有所为而发”“言各有的，辞不徒作”的写作目的是与作文的“立诚”紧密关联的。试想，作者在动笔之前，想着读者的需要，想着文章所要发挥的社会效用，就不会写出那些言之无物、言不由衷的文字去浪费别人的时间。这样，写总结，一定要指出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和今后的改进方向；写通讯则努力使广大群众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提高群众的觉悟；写广告就为着给消费者介绍某种商品的性能和优点，以扩大销路。当然，学生练习作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这是与实际写作不同的地方。但仅仅从为了提高写作能力这一点出发，这种练习也应该是“有所为而作”。朱自清说过，这种练习也是一种应用，不过是应用于假想的读者。

考察当前的作文教学，不少教师忽视“有所为而作”的问题。相反，“为应考而作”倒是非常流行的。教师为应考而教，学生为应考而练，把作文训练的目标盯在应考上，过多地注重文章的形式和表达技巧，而忽视对学生的精神训练和对生活认识能力的培养，忽视作文内容是否有感而发，是否发挥了语言的交际功能。这样必然把作文教学引向应考模式的训练，引向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叶老告诫我们：“作文不是为了考试，作文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必需。”“要提倡有所为而作。”（《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第103页。）

说到“有所为而作”，自然要涉及作文命题。好的命题，可以诱发学生产生“有所为”的意识，反之，学生会觉得“无所为”。叶老强调语文教师要明白一个道理：实际写作是先有材料，后定题目；学生作文是先有题目，后找材料。这是学生作文与实际写作“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为了便于教学，命题作文又是需要采用的一种形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此，教师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作文命题是无法进行改革的。叶老认为，作文命题应注意两点：一是命题必须是学生感兴趣和熟悉的事情，同时又是他们想言而未曾言的事情，能诱发表达的欲望；二是命题本身要显示写作意图，学生通过审题能充分认识到写作的目的性。叶老的这些观点启迪语文教师必须重视学生写作心理的研究，重视作文命题科学性的探索，以便使作文训练的内容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在写作实践中不断去体验、感悟生活中离不开写作，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从而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引导他们树立“有所为而作”的态度。

三、启发学生走向“生活充实的路”

叶老指出，“求诚”的文章来自生活的充实，“所以我们只须自问，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在向着求充实的路上?”“要使生活向着求充实的路，有两个致力的目标，就是训练思想与培养感情。”（《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301、304页。）如何训练思想、培养感情呢?叶老认为，训练思想的途径和方法是热爱生活、深入生活，广泛地接触外物，运用观察力，在观察中认识、思索，不断积累生活的经验，使思想日益成熟，具有判断是非、辨别美丑、评价生活的思辨能力。说到培养感情，叶老指出：“人是生来就怀着情感的核的，果能好好培养，自会抽芽舒叶，开出茂美的花，结得丰实的果。生活永远涵濡于情感之中，就觉这生活永远是充实的。”（《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301、304页。）他还告诫我们，不应当用“淡漠”、“消极”的情感去对待生活，否则写不出有真情实感的作文。“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什么程度，才会做成什么文字。所以论到根本，除了不间断地向着求充实的路走去，更没有可靠的预备方法。”（《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301、304页。）叶老的这些见解十分深刻。第一，他把指导学生作文的着眼点放在做人上，强调不断引导学生向着生活充实的路走去，除此没有别的可靠方法。第二，他把指导写作的着力点放在扩大学生的生活积累上，强调重视对学生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养。第三，他告诫我们不要用消极、冷漠的情感对待生活，而要在充实的生活中培养健康、美好的情感。这样，才会写出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文字。

然而，目前不少教师的作文指导总是把着眼点放在写作技巧和方法上，不惜花时间训练这种做法那种做法，而忽视学生的生活积累和情感培养，结果使我们的学生在许多社会现象面前缺乏独立的认识能力及分辨是非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作文指导的一大误区。把学生引向生活充实的路，不仅是作文指导的需要，而且是学生学会做人的终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引导好学生，语文教师是责无旁贷的。

四、培养学生良好的写作习惯

叶老说过，阅读和写作都是一种行为，凡是行为必须养成习惯才行。譬如坐得正，立得正，从生理学看来，是有益于健康的。但是决不能到了要坐要立的时候再来想坐立的姿势应该怎样。必须养成坐得正立得正的习惯，连生理学什么的也绝不想起，这才可以终生受用。叶老的话告诉我们，养成习惯要从平时抓起，训练有素，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方能终生受益。叶老还多次强调教师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的重要性。1973年他在《答李业文的信》中指出：“当语文教师要帮助学生养成认真(不是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看书读书的好习惯。写东西也一样，不论写个纸条，写封信，写一篇墙报的文章，都要正确、老实、实事求是，不瞎说，不乱说，不糊里糊涂地说。看书读书写东西都是要干一辈子的事儿，养成了好习惯，不仅是个人的益处，对于社会生活和各项工作也大有益处。”（《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521页。）从叶老的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文章要写得像个样子，还在于平时养成“立诚”表达的好习惯。平时没有“正确、老实、实事求是”的写作习惯，是决然写不出好文章的。

叶圣陶范文篇8

1924年，叶老在《作文论》中指出：“作文上的求诚实含着以下的意思：从原料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讲，要是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卑鄙的态度。”“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于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假若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为‘求诚’。”“虚伪、浮夸、玩戏，都是于诚字正相反对的。”(《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99～300页。)这里所说的“诚恳”、“严肃”的“态度”，其实质是做人的品德问题；所说的“原料”的“真实”、“深厚”也就是文章内容上的“求诚”。显然，叶老按照“求诚”的要求，把做人与作文联系在一起。1962年，叶老在《语文教学二十韵》中，明确提出“为文”“立诚最为贵”。1962年12月28日，叶老在《答林井然信》中对早期“求诚”的观点进一步发展完善，对“立诚最为贵”作如下解释：“承询‘立诚最为贵’一语。此语自‘修辞立其诚’来，无非‘言之有物’‘言之由衷’之意。而品德修养，实际锻炼，亦复包蕴在内。苟德之不修，实之不讲，虽自以为‘有物’，自以为‘由衷’，犹未‘诚’也。”这个解释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给文章的“立诚”下定义；第二是说文章的“立诚”应包括品德的“立诚”在内；第三是说品德的“立诚”决定着文章的“立诚”。不难看出，叶老把“立诚”作为人格修养和文章的完善统一的理想境界，阐明了做人与作文的关系。叶老的这个观点，在1981年8月26日《答章熊信》中再一次作了阐述：“话与文都不是可以‘做作’的，有几分品德知识能力只能说几分的话，写几分的文。只会打折扣，不会超过增多。所以说或写似技能而非技能，实际是其人的表现，一封信如此，一部小说一首诗也如此。”(《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551、300页。）综观叶老从早期到晚年的“立诚”主张，其内容、观点完全是一致的。可以说“立诚”贯穿叶老作文教育思想的始终，是叶老作文教育思想的核心。既然“立诚”是中学生乃至社会一般成员写作的理想境界，那么，语文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进入这种境界呢?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以为需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一、教育学生把精神“立诚”放在首位

叶老强调，作文要“立诚”先要做人“立诚”。他说：“‘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空口念着是没用的，应该去寻到它的源头，有了源头才会不息地倾注出真实的水来。”(《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551、300页。）这里所说的“源头”即生活的充实、精神的纯粹和人格的高尚。他用司马迁和杜甫的例子说明这一点：“我们欢喜读司马迁的文，认他是大文家，而他所以致此，全由于修业、游历以及伟大的志操。我们欢喜咏杜甫的诗，称他是大诗家，而他所以致此，全由于热烈的同情与高尚的人格。假若要找反面的例，要找一个生活空虚的真的文家，我们只好说无能了。”（《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300、504页。）这两个例子精辟地说明了在写作活动中人格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叶老曾建议，各种论写作的书都应该写一段“做人论”，非此不足以引起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叶老认为，指导中学生写作也必须从“立诚”出发，把“做人”与“作文”很好地统一起来。叶老谆谆告诫教师，指导学生作文不能只着眼于技能，必须时时顾及学生“其人”这个整体，把精神“立诚”放在首位，重视对学生志操的陶冶，训练思想，培养感情，锻炼观察。教师训练学生作文能力，首先应该着重在这些方面。倘若他们养成了“诚实”的品德，思想方法是正确的，思维日渐缜密完善，情感日渐丰富纯真，观察也日益敏锐周到，他们的作文就不难做到理真、情切、意达，自然会写出“立诚”的佳作。如果教师指导作文专务形式技巧，让学生在各种优秀作文选和应考练习册中寻找秘方诀窍；在作文评讲修改上只把眼光盯在字句雕琢、表达方式上，这就本末倒置了。其结果是终其身而不能达到理真、情切、意达的目的，与作文“立诚”的目标相去甚远。

二、引导学生树立“有所为而作”的态度

就写作而言，中学生乃至社会一般成员写出言之无物、言不由衷文章的病根，除了人格修养不够以外，主要是缺乏“有所为而作”的写作意识。

1964年1月4日叶老在《答宋育瞳信》中指出：“我谓实际作文，皆有所为而发，如作书信，草报告，写总结，乃至因事陈其所见，对敌斥其谬妄，言各有的，辞不徒作。”（《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300、504页。）叶老的“有所为而发”“言各有的，辞不徒作”的写作目的是与作文的“立诚”紧密关联的。试想，作者在动笔之前，想着读者的需要，想着文章所要发挥的社会效用，就不会写出那些言之无物、言不由衷的文字去浪费别人的时间。这样，写总结，一定要指出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和今后的改进方向；写通讯则努力使广大群众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提高群众的觉悟；写广告就为着给消费者介绍某种商品的性能和优点，以扩大销路。当然，学生练习作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这是与实际写作不同的地方。但仅仅从为了提高写作能力这一点出发，这种练习也应该是“有所为而作”。朱自清说过，这种练习也是一种应用，不过是应用于假想的读者。

考察当前的作文教学，不少教师忽视“有所为而作”的问题。相反，“为应考而作”倒是非常流行的。教师为应考而教，学生为应考而练，把作文训练的目标盯在应考上，过多地注重文章的形式和表达技巧，而忽视对学生的精神训练和对生活认识能力的培养，忽视作文内容是否有感而发，是否发挥了语言的交际功能。这样必然把作文教学引向应考模式的训练，引向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叶老告诫我们：“作文不是为了考试，作文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必需。”“要提倡有所为而作。”（《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第103页。）

说到“有所为而作”，自然要涉及作文命题。好的命题，可以诱发学生产生“有所为”的意识，反之，学生会觉得“无所为”。叶老强调语文教师要明白一个道理：实际写作是先有材料，后定题目；学生作文是先有题目，后找材料。这是学生作文与实际写作“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为了便于教学，命题作文又是需要采用的一种形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此，教师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作文命题是无法进行改革的。叶老认为，作文命题应注意两点：一是命题必须是学生感兴趣和熟悉的事情，同时又是他们想言而未曾言的事情，能诱发表达的欲望；二是命题本身要显示写作意图，学生通过审题能充分认识到写作的目的性。叶老的这些观点启迪语文教师必须重视学生写作心理的研究，重视作文命题科学性的探索，以便使作文训练的内容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在写作实践中不断去体验、感悟生活中离不开写作，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从而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引导他们树立“有所为而作”的态度。

三、启发学生走向“生活充实的路”

叶老指出，“求诚”的文章来自生活的充实，“所以我们只须自问，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在向着求充实的路上?”“要使生活向着求充实的路，有两个致力的目标，就是训练思想与培养感情。”（《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301、304页。）如何训练思想、培养感情呢?叶老认为，训练思想的途径和方法是热爱生活、深入生活，广泛地接触外物，运用观察力，在观察中认识、思索，不断积累生活的经验，使思想日益成熟，具有判断是非、辨别美丑、评价生活的思辨能力。说到培养感情，叶老指出：“人是生来就怀着情感的核的，果能好好培养，自会抽芽舒叶，开出茂美的花，结得丰实的果。生活永远涵濡于情感之中，就觉这生活永远是充实的。”（《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301、304页。）他还告诫我们，不应当用“淡漠”、“消极”的情感去对待生活，否则写不出有真情实感的作文。“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什么程度，才会做成什么文字。所以论到根本，除了不间断地向着求充实的路走去，更没有可靠的预备方法。”（《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301、304页。）叶老的这些见解十分深刻。第一，他把指导学生作文的着眼点放在做人上，强调不断引导学生向着生活充实的路走去，除此没有别的可靠方法。第二，他把指导写作的着力点放在扩大学生的生活积累上，强调重视对学生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养。第三，他告诫我们不要用消极、冷漠的情感对待生活，而要在充实的生活中培养健康、美好的情感。这样，才会写出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文字。

然而，目前不少教师的作文指导总是把着眼点放在写作技巧和方法上，不惜花时间训练这种做法那种做法，而忽视学生的生活积累和情感培养，结果使我们的学生在许多社会现象面前缺乏独立的认识能力及分辨是非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作文指导的一大误区。把学生引向生活充实的路，不仅是作文指导的需要，而且是学生学会做人的终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引导好学生，语文教师是责无旁贷的。

四、培养学生良好的写作习惯

叶老说过，阅读和写作都是一种行为，凡是行为必须养成习惯才行。譬如坐得正，立得正，从生理学看来，是有益于健康的。但是决不能到了要坐要立的时候再来想坐立的姿势应该怎样。必须养成坐得正立得正的习惯，连生理学什么的也绝不想起，这才可以终生受用。叶老的话告诉我们，养成习惯要从平时抓起，训练有素，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方能终生受益。叶老还多次强调教师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的重要性。1973年他在《答李业文的信》中指出：“当语文教师要帮助学生养成认真(不是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看书读书的好习惯。写东西也一样，不论写个纸条，写封信，写一篇墙报的文章，都要正确、老实、实事求是，不瞎说，不乱说，不糊里糊涂地说。看书读书写东西都是要干一辈子的事儿，养成了好习惯，不仅是个人的益处，对于社会生活和各项工作也大有益处。”（《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521页。）从叶老的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文章要写得像个样子，还在于平时养成“立诚”表达的好习惯。平时没有“正确、老实、实事求是”的写作习惯，是决然写不出好文章的。

叶圣陶范文篇9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或者“等效”、“神似”、“化境”—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语言文字类型—换了，但是酒—内容风格效果—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叶圣陶范文篇10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或者“等效”、“神似”、“化境”—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语言文字类型—换了，但是酒—内容风格效果—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