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历程范文10篇

演变历程范文篇1

摘要：经过联邦法院对ADR的十几年的探索实验，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1998年(ADR法)，为ADR措施的开展发放了“绿卡”。该法要求所有的美国联邦法院实施“当事人服务型”的ADR措施，并允许法院强制当事人参加ADR程序。联邦法院ADR部门要想成功有效的实施该法，对各种ADR措施进行选择，以使其与现有的法院体系相兼容，同时为当事人提供便利，首先要协调好ADR措施所内涵的正义模式与一直引导着法院的传统的判决型的正义模式的关系。

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ADR法》确定了ADR措施在联邦法院体系中的永恒的地位。该法是在两项早期立法——1990年《民事司法改革法》、1998年《审判改革法》——的召唤下通过的。论文百事通这两项早期立法为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些以研究、论证为目的的ADR实验的展开提供了准备，但适行时间不久。1998年(AOR法》通过允许法院继续长期开展ADR实验，并要求没有开展ADR实验的法院接受适当的ADR措施，拯救了前两项立法所授权的ADR改革。1998年《ADR法》的立法过程表明，美国联邦法院意在通过提供高效的、易于协商性解决纠纷的ADR程序，减轻法院的案件负担，并使当事人受益。鉴于美国法学界对<民事司法改革法》及<审判改革法》的强烈的批判，国会通过(ADR法》对ADR措施和法院主导的ADR改革的功效加以肯定显的有些出乎意料，而法学研究也在引导着渐进型改革法案的实施。有关渐进式改革的研究也没有产生大的效益，尽管在这些ADR程序中当事人表示满意，但这与ADR的内在功能没有太大的联系。在<民事司法改革法》的框架内，一些法院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ADR措施，而且，一些ADR程序设计根本就得不到利用。

(AOR法>所倡导的ADR体制是否能发挥其预期的功能，取决于法院对ADR体制的整体统一性的把握和对具体运用中的ADR形式的差异的关注。法案的起草人关注ADR的效率和协商性解决纠纷的功能，却忽视了不同形式的ADR措施在实现这些内在价值时的功能性差异。同样，该法没有对ADR的具体形式作任何建设性的区分，也没有指明各种ADR形式在ADR体制中的地位。但是，该法的概括性授权为美国联邦法院发展ADR措施，从而为当事人提供真正的利益，扫清了道路。

一、1998((ADR法》简介

该法要求美国各联邦法院发展自己的ADR体制。依该法，法院必须要求民事案件当事人考虑ADR措施，法院可以就强制性要求当事人参加的ADR措施种类作出选择。该法将ADR措施定义为：由中立的第三方通过早期中立评价、调解、小型审判及仲裁等程序，协助当事人磋商、解决纠纷的，法官主导的司法判决程序以外的程序。该法没对程序的建构作具体的规定，它允许法院设计、采纳新的ADR程式。

该法对仲裁作了一些适当的要求和限制。法院不可强制当事人参加仲裁，而且该法将宪法性案件、民事基本权利案件和争议额超过150，000美元的案件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该法也对仲裁裁决的拘束力加以限制，它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基于任何理由提出对裁决的司法审查请求；并且，不允许因请示司法审查而将另一方当事人的仲裁费用和律师费用强加于该方当事人；如在仲裁裁决之日起30日内，当事人没有提出司法审查的请求，则该项裁决产生类似判决的既判力，不得再就其提出上诉。该法对当事人是否可以在仲裁前事先放弃要求司法审查的权利没有规定。

尽管该法就仲裁的一些具体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更多的事项则是由法院全权决定。法院必须自行决定：何种ADR程序更适合于法院体系、如何建构ADR体制、ADR措施主体的协作是采取自愿还是强制的形式等。该法要求法院确保ADR程序展开和信息交流的秘密性，授权法院决定将何种案件排除于ADR程序之外，确保当事人就仲裁措施选择的自主性，并且不因通过司法审查途径挑战仲裁裁决而受到罚款。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应决定何时将案件交付ADR，并判断这种交付是否会影响审判的准备程序。

对中立第三方的学历、资格、报酬，该法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规定。而且，法院应自行监督ADR体制的运作，并设置确保ADR措施的运行质量和对当事人权益的切实维护的保障机制。

该法对ADR措施在美国联邦法院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做出硬性规定，而是依赖于联邦法院在设计ADR程序时的慎重考虑。仓促实施该法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随着所谓“次要案件”被运用ADR程序迅速处理，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二流正义”，也有可能是ADR程序变为通往审判之路上的另一种障碍，变的对当事人或社会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对正义的关注需要慎重对待，因为，标准的正义概念总是与司法判决的原则和程序相关联的，ADR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正义模式。司法判决着眼于服务公益(公益维护型正义模式)，而ADR则着眼于服务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服务型正义模式)。既然，ADR措施因其不同于司法判决而备受推祟，那么就不应要求ADR与传统的正义概念相同一。而且，对ADR正义模式的认识应该成为评价法院ADR措施的质量和功效的前提，同时应将ADR有效的融入到现有的司法体系中去。

二、多种纠纷解决模式

法院在实施该法的时候，对何为成功的法院ADR体制应有明晰的认识。与司法判决相比ADR服务的目标和利益的侧重点不同。要评价一项将要实施或者正在实施的ADR措施，法院应当首先对各种ADR措施进行全面的了解——而且这种了解不应仅限于法院体系内现有的ADR措施。法院在选择具体的ADR措施时，应当首先明晰它们之间的差别。与裁判性的ADR措施相比，协商性的ADR措施(如，调解)是为了指明争点，促成妥协。ADR程序的内在价值，如：迅速、结果的非对抗性和程序的当事人控制等，会随程序的展开，以不同的程序步骤、不同的程度积累；同时，也容易因程序本质特征的丧失而丧失。并非只要贴上“ADR”的标签，就能产生ADR的预定的内在价值效应；相反，如果实施不当，则会弊大于利。

(一)各种ADR措施

ADR在私法领域获得发展，从而为自然人和商事主体提供了一种诉讼以外的使他们之间的纠纷获得解决的方式。以ADR代替诉讼解决纠纷，对纠纷当事人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点@：首先，通过缩短达成最终解决方案所用的时间，节约当事人双方及公共机构的资源投入，从而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其次，ADR可以使纠纷在友好的前提下获得解决，从而避免了对抗；再次，ADR可以改进当事人对相互间的纠纷的控制能力，促使他们对纠纷解决方式和条件的选择负责。

一些ADR措施是裁决性的，如：仲裁，它们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强制性的做出对当事人双方有约束力的裁决；而另一些则是协商性的，如：调解，是由中立第三方帮助当事人双方协商并达成协议。为说明裁决性ADR与协商性ADR的差别，及各种ADR所内含的变异，有必要以最通常的两种ADR措施：仲裁和调解作为论述的基点@。仲裁意在取得对纠纷的权威性解决，相对来讲更接近于司法判决。在商事领域，当纠纷主体意图避免进入诉讼，但同时又希望由第三方作出一种具有约束力裁决时，仲裁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可资利用的仲裁措施是多样的，纠纷主体为避免诉讼的迟延和高成本，可能作出运用简易仲裁程序仲裁的选择。在简易仲裁程序中，仲裁主体可能对程序事项和裁决标准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而意图在采取一种非诉讼裁判性程序的同时，对一些程序因素——仲裁地点、裁决主体的资格、裁决主体的国籍等——加以制的纠纷当事人可能选择相对复杂的普通仲裁程序。在普通仲裁程序中，对证据的展示和辩论的进行可能存在严格的限制，同时裁决主体被要求运用既定的判决规则作出裁决。调解意在促进协商，它有赖于当事人双方的自主处分和相互协作。调解者运用一种先行于其它程序——如，诉讼——的程序，协助纠纷主体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调解通常运用于纠纷主体间保持持续交往的领域。调解者设计、操作调解程序，而最终的调解结果完全掌握在当事人自己的手中。调解者对程序事项具有广泛的权力。调解通常以纠纷主体及调解者的公开陈述为起点，其它的程序事项则可能因调解者的具体处理和案件的具体特征的不同而有巨大的差异：协商的次数和期限、对背景因素和关联事项给予的关注、调解者会见纠纷主体的方式——单独会见或共同会见、是否需要人等所有的程序事项都可能有所差异。

多种ADR措施已经获得认同，有的是裁决型的，有的是协商型的，也有的将二者相结合——我们称之为结合型，每一种ADR措施都包含着无穷的变数。传统型的ADR措施包括：小型审判、简易陪审团审判、早期中立评价、社区促进、和解会议和调解仲裁。ADR改革的组织和实践者仍在探索设计满足特定需要的ADR措施。

ADR程序的灵活性如此巨大，法院可以依各种形式设计其ADR措施。不幸的是，这也极易导致法院在设计ADR措施时将其“判决化”的后果。与之相反，法院负责人员应认识到ADR独特的目的，从而设计出能发挥独特作用的ADR措施。

(二)公益维护与当事人服务：价值视角的差别引发的正义模式冲突

代替性纠纷解决措施与司法判决，是具有本质差别的两种纠纷解决模式。我们分别称之为“当事人服务模式”和“公益维护模式”。司法判决和ADR的程序特征表明，它们分别侧重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社会公众和当事人个人。司法判决的特征——规范性、透明性包含了强加的法律标准和上诉审查：这些特征促使法官对社会公益负责，同时限制个人的自由处分权，力求遵守普通规则和公众法律，并维护强调判例的可遵循性、判决的可预测性以及具体案件的社会规则效应的英美普通法传统①。与之相对，ADR的特征是灵活性、私权性：这些特征促使中立第三方主要对纠纷当事人负责。

各种规范程序帮助司法判决服务于公益。法院的判决被认为是和法律的客观标准相一致的，而这些客观法律标准被平等、一贯的适用于各种个体案件，而且这种适用是公开公布的，它们影响着社会的价值取向。每个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是有限的，违反法律的判决将会受到上诉的审查，并被改判。公众参与和公开性原则适用于诉讼中从证据调查到依法裁判的许多领域。总之，司法判决型程序通过要求法官依照社会价值取向裁决，并通过向社会公开判决、加以上诉审查，从而确保判决与社会价值的一致，实现对公益负责的目的。

相比之下，ADR措施的灵活性和私权性，使之对当事人的不同利益负责。纠纷当事人可以权衡各种ADR程序，从中选择最适合其要求的一种。而且，ADR程序的中立第三方往往可以修改程序以解决特定纠纷。ADR程序的结果可能依照特定的环境“量体”而定，也可能建立在个人公平观念(通常会受到来自法律的影响)的基础之上。有时，纠纷当事人或纠纷当事人选定的ADR组织会事先确定解决纠纷所应适用的标准。ADR中的协商程序是秘密的，协商过程不公开，甚至纠纷解决本身也是秘密的。保密性直接有益于当事人：它消除当事人间的不安，保守住敏感信息，从而可以使探索性的协商更加真诚。保密性也使灵活性成为可能，它确保程序服务于程序参加者而不是程序以外的主体，并使协议的达成完全自主。对ADR的程序结果的司法审查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ADR程序中立第三方就只对纠纷当事人负责。

认为ADR是建立在当事人利益基础之上，而判决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定性有过于简单化之嫌。ADR主要服务于当事人，但它同时也服务于社会：例如，它以一种非强制的，预定的方式引导利益冲突；同样，司法判决主要服务于公益，但它同时也服务于当事人：比如，它解决了具体当事人间的纠纷。“公益维护模式”与“当事人服务模式”是相对的，而不是对立的。因此，ADR和司法判决可以协调运作，共同服务于公益和纠纷当事人。关键在于，两种模式对服务对像韵铜重不同，这种不同反映在程序之中。

(三)冲突的整和

ADR将当事人利益置于公益之前，这可能导致一种担心：ADR的内在价值是以正义为代价的。评价这种主张，首先要对正义的内涵加以界定：传统正义概念与法律规范，进而与司法判决相关联，因此，ADR似乎不可能体现正义；然而，有关正义的实践性研究表明，ADR可以如同司法判决一样恰当，将ADR融人现有法院体系，并不必然会牺牲正义。以下将关注由ADR的支持者和反对派在论辩中所阐明的三种正义观。

首先，正义意味着纠纷主体的平等对待。ADR的反对派关注权力和社会地位对纠纷解决程序的影响，他们认为ADR程序的非正规性不利于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妇女、贫民的保护。他们暗示，ADR的秘密性和灵活性湮没了社会制约和制度保障，进而加剧了权力等级差别。然而，ADR型非正规程序，与类似司法判决的正规程序相比，并不一定就更不利于弱势群体。正规性可能鼓励人们采取恰当的行为方式，遵守行为规则，同时它也设下了通往正义的路障——司法判决垂青于有专业法律知识、有能力聘请法律人、熟悉正式而专业化的社会规则的人；而且，诉讼中的许多程序阶段，如：证据发现程序、和解会议等是在法官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缺乏中立第三方的控制。即使，法官在场，诉讼的某些阶段仍是非正规的，它们有可能根本不在法庭进行，也无须记录。这就使得反对派对ADR的批评显得软弱无力；最后，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对任何社会制度和程序都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偏狭，司法判决制度和诉讼程序也不能例外。ADR程序中立第三方和司法判决程序中的法官都应当力保游戏的平等进行，至少应监督权力差别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然而，这样做是否有效、以致是否可能都是有疑问的。非正规的ADR和正规的司法判决，哪一个能为弱者提供一个更为有利的行为框架，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司法程序的判决主体和ADR程序的中立第三方。

其次，正义在于公益的维护。ADR的反对派，关注纠纷解决过程中对公益的维护，他们认为ADR对当事人利益的维护可能使公众忽视因此而导致的非正义。为确保“正义”的实现，反对派中的积进分子可能会不信任纠纷当事人个体，认为ADR程序中立第三方应当支撑公益标准。

与第二种正义观相反，正义的另一种含义是当事人利益的满足，这一正义观认为，ADR的运用并不会对正义体系构成任何威胁。在此对公益性责任的关注必须涉及一个关键问题：ADR机制，尤其是“当事人服务型”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否是正义体系的一部分呢?对这一问题，可以做简单的回答：通过(ADR法》时美国国会就已经决定让ADR及其所代表的原则在现有的法院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可以做复杂的回答：当事人服务模式与公益维护模式，在本质上是可以共存的，法院要做的只是协调二者间的关系，而不是排除其中的一个。本文所持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运作于法院体系中的ADR，可以通过维护当事人利益和公益实现正义。社会公共机构，如：法院，应在服务于公益的同时，对接受其服务的当事人负责。处于法院体系中的ADR主要应服务于当事人的利益，但同时也应当在特定的领域兼顾公益。公众有权知道法院如何处理案件，并确保其依照特定的标准处理案件；但法院也应当警惕，过度强调兼顾，可能断送ADR的效益。迫使ADR遵从公益维护模式，事实上可能会使之转化为“司法判决”。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确定ADR的地位，并以利于ADR和司法判决相统一的方式设计各种ADR程序，从而使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服务于正义的实现。

诉讼模式调和其正义标准的公众导向因素和当事人控制因素的方式，可能有益于我们恰当的确定ADR在法院体系中的位置。诉讼的构架寻求公共决定与当事人控制间的一种妥协，ADR可以在这一妥协框架内运作，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民事案件中，纠纷主体有权决定是否将纠纷交付诉讼，因此大量的案件并没进入法院。同时，当事人也拥有就案件达成和解的权利，因此，诉至法院的案件中的大多数并非通过判决的方式最终解决。和解谈判无须公开进行，甚至无须法院监督。当事人和解通常会受到预期判决结果的影响，但，即使和解结果与预期判决结果有出入，它也仍然有效，当案件中的公益因素过重时——如：刑事案件和一些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政府有权作为一方当事人将案件诉至法院，但即便是这些案件也不必须以判决结案。

ADR在法院体系中现有的由当事人自行处分的事项范围内发挥功能，它赋予当事人以其在诉讼程序中所不能享有的处分权限，因此，ADR并不会埋葬现行的正义体系所服务的公共利益。

对ADR的一些批评可能坚持这样的观点：纠纷解决中包含了太多的公益因素，以致不应就纠纷的解决鼓励和解，而将ADR引入法院只会使情况变的更糟。这种观点是脱离实际的：首先，纠纷的私人解决是必要的，即使不考虑纠纷的不断增长，就现在诉至法院的所有案件都给予判决也是现有的司法公共资源所无法支撑的；其次，通过法院ADR措施对纠纷进行私人解决，与没有监督的和解相比，更能体现公共利益，在纠纷当事人乐于运用和解自行解决纠纷时，ADR可以为法院监督程序的进行和增进纠纷处理的公平、正义内涵，提供一种可行的途径。

(四)ADR措施的评价

一旦法院负责人员认同了ADR和当事人服务模式对正义的维护，他们就会千方百计的设计成功的ADR措施，并以可行的方法兼顾公益。为确保当事人服务模式的正义，法院负责人员应当学会从当事人个人的角度评价ADR措施的价值。ADR的内在价值并非在所有种类的ADR措施中都可以得到同等程度的体现，不同类型的ADR措施也会面临不同的潜在的困难。在此，将首先对纠纷解决程序中的“当事人满足”和概念进行总体的探讨，然后分析ADR程序为当事人提供特别利益的功能。

1．当事人满足

由于ADR和司法判决的目的不同，所以各自的成功标准也不同。在公益维护模式中，成功的司法判决以其程序和结果对公众期望的满足为标志。这一客观标准是外在的非个性化的。而对ADR的评价，就适用更加符合于当事人服务模式的标准，这一标准以当事人的程序和结果期望得到满足为取向。

估价ADR是否理我有利于当事人，应当考虑到两项重要因素：当事人的程序角色和中立第三方的行为。有关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程序的认识的研究证明了这二因素的重要性。社会分析家发现，与有利的结果相比，当事人认为一些因素是同等或更加重要的：如对程序的平等参与、第三方的可信度、当事人间及其与第三方间的相互尊重、以及第三方的中立性等。法院负责人员应在设计和评价ADR措施时，认真考虑这些因素。

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满意程度，与他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被赋予的参与角色直接相关。研究表明：当事人对调解非常满意(在调解中，当事人直接参与谈判，代表自己的利益)；对对抗性程序较为满意(在对抗性程序中，律师代表当事人利益并参与举证)；对纠问式程序表示勉强可以接受(在纠问式程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公职人员收集案件的信息)；对类似于和解会议的程序很不满意(在这些程序中，当事人的律师在当事人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面对法官参与谈判)。联想到各种程序的自身特征，这样的调查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调解意在促进当事人间观点的自由表达和纠纷的自主解决；对抗性程序——如，司法判决和仲裁中，当事人可以举证，并亲历整个程序，他们自己及其聘请的律师可以展示证据，并就对方展开交叉询问，但没有能力控制结果；在纠问式程序中——如，一些类型的仲裁或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程序，当事人无权展示证据或者展开交叉询问，但必须回答第三方的询问；最后，在和解会议中，当事人不直接参与程序。法院在选择ADR程序，设定程序行为的标准的时候，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合理的参与角色。

在ADR程序中，相对于当事人对程序的平等参与而言，与中立第三方有关的因素显得更加难于控制，但在法院的ADR体系中，这些因素应该、也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ADR程序中立第三方，应当有能力创造一种相互尊重的氛围，并促使当事人认可其中立性及可信度。而且，中立第三方必须促成当事人对任何既定程序的积极参与。在私法领域中，中立第三方为赢得更多的业务和当事人及其同行们的尊重，总是力图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排除来自权力因素的干扰。进而，在私法领域中，寻求ADR程序的当事人更易于了解程序和维护自己的权益。相反，如果中立第三方由法官指定，那么当事人就不易于了解程序。因此，法院体系中的特别保障是必要的。为使ADR更好的服务于当事人，法院必须确保中立第三方能有效的履行其程序主体职责。

2．内在价值

仅仅称为ADR措施，并不会给当事人带来任何好处。仲裁意在达成一种权威性的裁决，而调解则依赖于当事人的自决和合作，两种程序在不同的程度上、产生不同的效果。而且，ADR措施种类的差异及各种程序所面临的潜在危险的差异，也会对当事人的获益产生影响。法院应当明了其程序特征与内在价值的联系，从而确保ADR对诉讼的代替性效果。下面以前文所述的三种内在价值——效率、结果的非对抗性、纠纷主体控制为焦点展开论述，试图联系ADR的程序特征和内在价值。

首先，与效率相对应的程序特征是程序的简化、裁决的及时、解决的终局性(不允许上诉)和实质性。这些特征应缩短达成最终解决的时间和程序消耗，并增进最终解决对当事人的价值。调解迅速而简单，并允许实质性的解决，但它也可能以无力解决纠纷而告终。简易仲裁可以确保裁决的迅速和终局性，但程序复杂的仲裁并不比诉讼简单、迅速。最后，如果当事人不尊重ADR达成的解决方案，那么随之而来的强制性程序将会抵消其效率目标。

其次，与消除敌意的内在价值相关联的程序特征是鼓励合作和避免长期的高能耗对抗。调解促进纠纷的协作解决，进而可以消除敌意，增进合作和相互理解；另外一方面，与诉讼相比，仲裁中的敌意因素是否更少却值得怀疑。以仲裁者的询问取代律师的反驳和交叉询问可能限制敌意因素，但促成纠纷的协作性解决显然不是仲裁的目的之所在。无论调解还是仲裁，都可能因其解决纠纷的迅速、当事人耗费于纠纷解决中的时间的减少，而削减当事人间的敌意因素。

再次，与促进当事人的自主处分和对结果负责的目标相关联的程序特征，是ADR赋予当事人以控制ADR程序的进行和终结的权力。当事人在选择调解或者仲裁时可以对纠纷实施自主的控制，他们可以选择控制程序的中立第三方、决定如何展开程序。然而在作为法院体制一部分的ADR体系中，这些选择自由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可能被排除：调解给予当事人控制程序结果的能力，而仲裁就没有。在这些选择自由受到限制时，当事人可能丧失控制的能力：例如，当事人不知道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法院因当事人在调解中不合作或不能达成协议而处以罚款时、以及当事人一方受到来自另一方的威胁时。wWw.gWyoO.

演变历程范文篇2

关键词：平面设计月份牌民族性现代性文化内涵

一、现代平面设计在中国的真正起步和发展也仅有三十年的光阴，三十年对于一个行业来说，从无到有、从启蒙到发展，经历了一个短暂而又令人兴奋同样也值得反思的一个过程。

当然，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历程还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殖民、全面渗透的语境中，中国社会也开始了立足传统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城市为代表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变迁，鲜明的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在设计领域，由西方传入的以商业广告设计为代表的平面设计同样也面临着向现代化的转型。被设计界堪称经典的“月份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月份牌”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外国殖民企业通过采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仕女画、年画和山水画等艺术形式来进行广告促销，使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取大量的销售利润。随着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觉醒，民族企业同样采用“月份牌”作为一种有效的广告手段来振兴和发展本国民族工业。“月份牌”设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峰时期，并产生了以郑曼陀、杭稚英、金梅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月份牌”画家。从历史角度审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月份牌”绘制广告是当时最具视觉美感和最具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为中国近代平面设计的发展创造了极其辉煌繁荣的局面，同时也对中国当代平面设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

继“月份牌”在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中创造辉煌之后，中国的平面设计理应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良胜发展。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平面设计在一段时间内基本处于停滞阶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其发展国策为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三十年来，中国的平面设计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可以说，中国仅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社会用上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发展历程，从这一点来看，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现代平面设计所取得的成就都不为过。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平面设计经历了从认知到重视、从感性到理性、从注重商业竞争到强调深层的文化表现，中国的平面设计事业在不断进步中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为平面设计领域提供了大量的设计人才，在国内的各类院校中，己有大多数院校开设设计专业，而在门类繁多的设计专业中，平面设计专业又是开设的最普遍的。尽管这一现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高等院校所培养出来的大量平面设计人才为促进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我国未来平面设计事业走向繁荣、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备人才保障。

二、经过三十一年的发展，中国平面设计师参与国际平面设计竞争的意识变得越来越强，中国设计师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也变得日益频繁，从靳球强到刘小康，从联合国授予深圳“设计之都”到北京奥运会的各项设计，中国设计师、中国设计界越来越受到国际设计界的关注，中国设计师的作品所创造的民族特色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促进了平面设计国际多元化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我们在欣喜中国现代平面设计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不得不冷静的总结和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当代平面设计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同样层出不穷。首先，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平面设计己经远远的落后了，许多人把落后的根源归结为现代平面设计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还比较短。的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决不是根源之所在。从当前的现状来看，我们的许多作品基本上还是照搬西方的东西，还停留在形式或概念的模仿上，除了外表徒有几个汉字外，几乎很难找到任何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平面设计最大的症结在于丢失了自我。其次，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和艺术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就是流派纷呈，并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这些美学流派和思潮同样波及到了平面设计领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际版面设计风格在瑞士出现，并逐渐演变为风靡全球的平面设计的现代主义范式。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科技的创新进步，电脑逐渐成为设计的主要工具，后现代主义设计师开始致力于挖掘电脑的潜能，对日益僵化的现代主义设计规则进行了解构。于是出现了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隐喻性、装饰性、多元性和解构性的设计表现。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平面设计领域同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很多平面设计师对现代主义的平面风格设计还未来得及深入探究和消化，就又仓促上阵投入到后现代主义平面风格设计的阵营，也就势必导致当下中国平面设计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风格之间徘徊和游离，也就势必导致当下中国平面设计的整体混乱和无风格化。

当然，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我们应该很好的学习和借鉴，但学习的目的是吸收，是为我所用，而不是被外来文化所替代、所淹没。我们在设计构思时，除了吸收国外的有益营养外，更要充分考虑对象的文化因子，意识到所设计的不只是某一对象，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文化。当我们去深入剖析“月份牌”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并在当时和后来产生很大影响时，我们不难发现，“月份牌”根植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其表现手法和表现题材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但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的形式结构，’使二者得到了很好的融合，才创造了优秀的广告作品。在这一方面，靳棣强的成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范例。之所以在国际平面设计界能有他的一席之地，之所以他能成为华人平面设计师的代表，我认为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的作品不仅仅注重民族文化底蕴的发掘和本土意识的确立，而且已经把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很好的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他的作品已经触接到了设计的最深处，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演变历程范文篇3

关键词：古典奏鸣曲钢琴音乐理论

一、古典奏鸣曲发展的脉络

1.巴洛克及古典前期的键盘奏鸣曲。在音乐史上，最早被称作“奏鸣曲”的钢琴作品应该是巴洛克时期伟大的古钢琴家DemenicoScarlatti，他的作品多半是为古钢琴教学而写作，却为古典奏鸣曲形式的形成，尤其是对后来钢琴演奏技巧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实他的奏鸣曲原来并不称为奏鸣曲，但因它具备了早期古奏鸣曲式的某些特点，故被称为“奏鸣曲”；至1750年，J-S-Bach离开人世，巴洛克时代结束，音乐创作风格便开始由严肃复杂、深奥理性的复调音乐转向清新精致、典雅愉悦的主调音乐过渡时期，钢琴音乐也开始从严格的多声部复调对位向主调旋律和声转变。这一时期是辉煌的维也纳古典时期的前奏，众多音乐家为古典奏鸣曲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J"S-Bach的后代子孙，其中又以其次子C"P-E-Bach在钢琴奏鸣曲方面取得的成就最高，他对古典奏鸣曲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次证实了奏鸣曲式表现性格发展和情绪变化的可能性，他将Scarlatti的古奏鸣曲式加以发展丰富，在18世纪中叶的作曲家中，C-P-E-Bach被公认为古典奏鸣曲的真正奠基者。

2.海顿的古钢琴奏鸣曲创作。(JosephHaydn)，1732年一1809年，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是C-P-E-Bach的直接继承者，他开创和发展了奏鸣曲式，创作了62首古钢琴奏鸣曲。早期的奏鸣曲为前19首(1700年一1767年)，基本上都是一种嬉戏曲，以小型、轻快的形式出现，适用于小孩子或初学者，后来才发展成奏鸣曲；中期作品(1768年一1780年)，这一时期的作品比较成熟，有深度，不象莫扎特那样具有歌唱性，但他具有乐队的思维以及天生的幽默感，作品具有明朗乐观、充满活力和风趣幽默感、亲切感，至1771年创作(HobxvI：20)c小调奏鸣曲，才开始真正为钢琴而写作(之前都为古钢琴而作)，用得较多的为(HobxvI：2023.2731.34.37)；晚期作品(1780年一1809年)，最后五首((HobxvI：48-52)写作于1789-1794年，是一组出色的终极作品，每一首都有明显的个性特点，曲式变化较多，是他创作经验的一种展示，充满诗意和想象力。

正因为海顿奏鸣曲的整体风格是明朗和欢快的，缺乏强烈的矛盾冲突和深刻的思想内容，长期以来他的钢琴奏鸣曲在钢琴艺术史上的地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近二、三十年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他的奏鸣曲虽然没有太多深刻的内涵，也没有深邃的对人生世界的哲学化思考，更没有对理想和真理不懈追求的伟大精神，但却是对真实的人世间现实的感受和体会，朴实而亲切，在漫长的钢琴艺术史中，他是伟大的贝多芬的前奏，也是从C"P"E-Bach到贝多芬的过渡。

3.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Mozart，WolfgangAmadeus)，1756年一1791年，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二位大师，共创作了18首钢琴奏鸣曲。每个时期的作曲家都拥有特定音乐时期的特征，但都又充满个性，对海顿和莫扎特来说表面难以区别，他们都使用对位织体、添加支撑旋律、有和声感等，但一般认为，海顿开创了这一作曲方法，莫扎特则加以发展；海顿示范了主题对比与调性关系的变化，莫扎特采纳且更将钢琴奏鸣曲的发展推向了纯粹古典主义的极至；莫扎特的钢琴音乐和海顿同样具有明朗乐观的情绪基调，但他更侧重于清新明朗，流畅自然，没有任何刻意雕琢的痕迹；他还自由使用不协和音和一些欢快的节奏，作品中常让人体会到浓厚的人情味。

莫扎特把钢琴奏鸣曲式在海顿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在曲式结构的探索上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和海顿相比，莫扎特在奏鸣曲呈示部中莫定了更加成熟和具有独立性的第二主题，为贝多芬奏鸣曲中第一和第二主题的强烈对比奠定了基础；莫扎特创造性地应用了作曲家DemenicoAlberti最早创建的分解和弦的伴奏音型，即广泛使用的“阿尔贝蒂低音”，他把其音型再加以变化，避免了它单调重复的缺点；莫扎特更大胆而灵活地使用装饰音，他吸收了洛可可风格古钢琴音乐中装饰音的典雅趣味，将一些典型的装饰音改造成长串的装饰音经过句，使得装饰音不仅起装饰作用，同时还成为旋律的一部分，对后来肖邦别具一格的装饰音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启发。

4.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LudwigvanBeethoven)1770年一1827年，是音乐史上的一位巨人，对奏鸣曲及奏鸣曲式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作了32首奏鸣曲，被称为“新约圣经”，与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该集被称为“旧约圣经，’)被称为钢琴文献中的史诗性巨著。贝多芬是主调音乐的顶峰，内容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题，描绘了斗争和至高无上的美，作品中力度、感情的变化非常有戏剧性，可以从PPfff等等。他的作品中一生都在与命运作斗争，其伟大之处在于通过大胆的音乐改革把理想主义引人到了音乐之中。贝多芬发展奏鸣曲的手法是复杂的，技术手法多种多样且具有原创性；采用调性对比手法是奏鸣曲形式的转折点；对尾声进行扩展，要么对前面的音乐进行评述，要么使之成为全新思想的引子；创造性地使用踏板，把制音踏板加到和弦性音响中，产生出很强的推动力；常用突然的强弱来造成音乐的紧张度和戏剧效果；确立新的记谱技术，用缩写记号来表示表情、色彩、重音等。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795年一1800年，1800年一1814年，1816年一1822年，即早期、中期、晚期。

第一阶段作品包括(opt-22)。该时期是贝多芬的创作初期，遵循海顿和莫扎特所发展的奏鸣曲准则，是他奏鸣曲中唯一单纯炫技的作品，但也预示着后期作品中内在戏剧性的出现，他的创作观念在这一时期不断的转变，在古典传统基础上突出其个性发展及创新。

第二阶段包括(op26-90)共16首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旺盛时期，又分为早中期和顶盛时期，早中期(op26-31)，以op27`‘月光”为代表，顶峰时期以ops3“黎明”和。P.57“热情”为代表，之后的几部奏鸣曲与中期风格开始脱离，带有憧憬和感慨的思想意味，预示晚期风格的来临。该时期贝多芬大胆创新，挣脱原有奏鸣曲形式结构的束缚，采用了扩展连接部、展开部和结束部规模的方法，充分展示了贝多芬奏鸣曲多变的风格形式和无畏的创新精神。

第三阶段包括(op.101，106，109，110，111)五首，在这非凡的时期，他在精神上完全战胜了失聪，最后的作品充满力量和远见，大量使用复调对位(卡农或赋格)和变奏段落，预示着浪漫主义的来临，几乎每首奏鸣曲都达到了创作极至，他还充分发挥了钢琴的性能，表现出炉火纯青的创作境界，使奏鸣曲这一自由度有限的体裁形式，在他的手里展现出了无限的创意和思想。

其实对古典时期及音乐家有两种划分：海顿一莫扎特一贝多芬；海顿一莫扎李卜一贝多芬一舒伯特；严格说应是第二种，但我们基本习惯第一种划分。(FranzPeterSchubert)舒伯特，1797-1828，是个极端敏感的人，因贝多芬的伟大.使得他始终生活在他的影子下面.但他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和才智，他创作了钢琴奏鸣曲十五首，作品抒情并带有诗人气质，常具幻想，整个沉沁在诗意和梦幻的境界，细致而安静，重抒发个人内心的情感，预示着舒曼和肖邦的抒情风格。

二、古典原作版的乐谱版本与曲式结构

乐谱是音乐的主要流传方式不同时期的乐谱版本，反映了音乐的演变历程，我们在选择这些不同的版本作为依据时，都会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音乐的处理上出现差异，应该说，音乐作品的准确诊释与版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无论在研究，还是演奏中对版本的选择都是十分重要的。古典原作版乐谱给我们提供一个学习的基础，对演奏非常重要，钢琴原作版乐谱版本主要有以下一些：(1)海顿：维也纳三卷原作谱版本(ChristaLandon)、李袖珍版四卷本和布达佩斯版二卷本(LajosHernadi)；(2)莫扎特：萨尔茨堡莫扎特学会二卷本、F"盖格林等第6版、维也纳版，又叫原作版(Urtext)(3)贝多芬：维也纳原作版(Urtext)、马廷森一C.F.Peters等三大类。

另一方面，掌握音乐作品，要掌握体现共同规律的曲式结构原则。奏鸣曲式是古典主义在音乐结构上最突出的特点，它结构严谨，学习钢琴奏鸣曲首先要了解奏鸣曲式。所谓的结构就如了解滴水何以汇聚成江海，即乐思发展到整体，古典主义基本上以四小节为一个乐句，八小节为乐段，两个对比乐段形成单二部曲式，加上再现就是单三，如果每一部分都扩大为单三就是复二部曲式，这是古典主义结构的基础，要充分了解这一点才能把握大型的曲式结构。

奏鸣曲式：是一种三部性的结构，分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每一部分由若干部分构成，重要的是第一部分要有两个以上的主题构成，即必须是双主题以上，这是标志结构。其基本图示为：(1)呈示部，主要包括主部、连接部、副部(第二主题)和结束部；(2)展开部，发展呈示部材料或插部；(3)再现部，这部分也包括主部、连接部、副部(如果此时调和主部相同就称调性回归)和结束部。如果省略了展开部，就叫没有展开部的奏鸣曲式。海顿和莫扎特的奏鸣曲，其主题形象较单一，对比不够尖锐，而贝多芬却把奏鸣曲发展到了顶峰。

三、触键

1.弹奏古典钢琴奏鸣曲应考虑古钢琴风格的因素，其风格应较轻，似管风琴；在速度、力度上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其速度不能过快，力度不能太强，应表现出优美纤巧、古朴典雅的古典风韵。(1)速度：快板，四分音符二126，不要超过132，一般在120左右比较合适；慢板，八分滚夕符}8-50比较合适；注意稳定、统一的节奏；较之更快或更慢的速度较为少见。贝多芬的速度差异幅度较大，有很多参考版本，应多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其基本速度。(2)力度：海顿、莫扎特一般用P一一f(莫扎特在K310里才用了PP-ff，情绪平稳起伏不大，形成一种简朴的风格；在现代钢琴上演奏其作品，最大音量相当于“mf"，}轻相当于“PPP’。贝多芬喜欢用sf、sfp}Cresc-iSub.p，或}’PP(突然轻)，PP--sf(突然强)，力度辐度很大造成强烈的情感对比。贝多芬时代的钢琴比现代钢琴在强弱上要分别低一个等级。(3)弹奏古典钢琴奏鸣曲的力度准则为：PP：最轻柔的触键，带神秘、回声的性质；P：可爱的、柔柔的、安静的，触键需要坚定而有表情地；mp或mf：介于轻与响之间，似平静地说话；f：有限的热情，适度的尊严，有限度的光辉；；ff：最高的力度等级，但必须在“美”的限制内。

2.良好的触键方式。古典钢琴奏鸣曲的触键非常考究，一般以发出优美、圆润的音色为准则，海顿和莫扎特都要用明亮均匀清晰的声音，节奏生动，乐句连贯悠扬极具歌唱性，表现出典雅高贵的气质；音阶、琶音应呈现均匀，具有颗粒性；常以((nonLegato)非连奏为主。贝多芬的触键要变化复杂得多，须仔细研究，他特别强调切分音，弹奏时必须突出；连线在他作品里是一个突出的特点，需要十分的仔细准确。莫扎特的学生胡梅尔写作了《练习曲二十四首》(作品125)，包含各种各样的触键方法，对弹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在技术上是个完美的补充。

四、装饰音的弹奏及踏板的适当运用

1.装饰音：要分清楚长倚音和短倚音的奏法、区别，海顿和莫扎特常见的几种装饰音奏法。

(1)长倚音具有留音效果，与主要音符平均分配时值；(2)回音要包括在主要音符时值内，装饰音的第一个音要在拍子上而不是拍子前；(3)“tr’’，一般是从上方二度开始，可以奏成波音或回音，但不绝对，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4)八分音符的前倚音和四分音符的主音仍然对低音，但它很快；(5)所有的装饰音在古典作品里都要弹到拍子里面，对准低

音。注：贝多芬的装饰音比较复杂，演奏时需弄清楚再弹，最好多比较几个版本，选择一个最好又适合自己的。

2.海顿和莫扎特作品中踏板的使用不宜过多。“踏板是钠琴的灵魂”。这是鲁宾斯坦的名言，由此可以看出踏板在钢琴演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海顿和莫扎特作品中踏板的使用始终是有争议的，但最后我们达到这样的共识，弹奏海顿作品时应极少的使用踏板，而弹奏莫扎特作品则几乎不用，依据是他们所处年代古钢琴的性能特点及风格所决定的。但实际上随着对早期钢琴的承认和发展，两位作曲家写作时都开始慢慢考虑到这个乐器，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也不是完全不用踏板。无论怎样我们只要始终记住：在海顿和莫扎特作品中使用踏板必须觉察不出来，要运用得巧妙和千净。

右踏板的主要作用之一是给予更多的共鸣和音色，避免声音发干，这一点适用于任何风格的作品，包括海顿和莫扎特，尤其适合出现长音、相对又较慢、歌唱性的段落；在华彩乐段或快板乐段也可以用踏板来衬托，快速音群要学会使用“颤音踏板”，即脚腕轻轻抖动踏板以保持声音的清晰度，它会使音乐音响更加丰富动听；设计踏板使用时，先不用踏板，所有的奏法单独先用手指完成，以后可以为了音色而少量的增加一些踏板，或为使一个难于应付的连奏变得更为容易而短时间的使用。

左踏板是古钢琴遗留下来体现在现代钢琴上的唯一“音栓”，应毫不犹豫地多用。

3.贝多芬是要求踏板使用要达到可以感觉到的程度的第一位作曲家，他倡导更多使用踏板。很多资料显示他使用踏板比他乐谱上标记的要多得多，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擅自改动的理由，我们弹奏其作品时，对有他亲自标明使用踏板的地方，必须要按照标记去做；同时我们要认识到，虽然他作了大量的踏板标记，但他是为古钢琴而写作的，并不是为了现代钢琴，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现在的使用，在实际运用中我们有必要作适当的改动，但无论怎么改，他原来那种朦胧气氛的概念应该保持。

演变历程范文篇4

近年来我州林业产业取得较快发展，但我州林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高，林地生产力较低，科技支撑能力薄弱，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少，林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低，投资不足，融资困难，林业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的程度低，全州森林资源蕴藏的经济潜力还未得到充分挖掘，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状况尚未得到扭转，林业产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等方面的作用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为了充分发挥我州森林资源的潜力，有效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绿色经济强州建设，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我州林业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黔西南林业产业的历史沿革

黔西南林业产业在解放前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更谈不到林业产业体系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都高度重视林业生产，州县都设有林业局，乡镇设有林业站，领导全州人民发展林业生产。先后建立州普晴林场、州板坝紫胶场、兴义市丰都林场、兴仁县梨树坪林场、普安县普白林场、册享县秧坝林场、望谟县纳上林场、望谟县岩架紫胶场、望谟县红水河林场等9个国有经营林场开展营林生产，建立州巧马采育林场、州、县木材公司等11个森工企业进行木材采伐和加工，按国家计划对集体林区的木材、竹材实行统购统销。从1958年后到十年“”，由于农村生产关系多变和人口增长，致使森林遭到乱砍滥伐，加之重采轻造、只造不管、毁林种粮、放火烧山烧林，森林保存率和成林率较低。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造林平均保存率只23.69%，据1975年森林资源调查，森林覆盖率已由建国初期的34.09%下降到18.36%，而且林分质量不高，分布不均，森林资源的消耗量大于生长量。

改革开放后，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业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全州各县先后办起了一批乡村林场，到1984年底，共有乡村林场308个，经营面积为50.7万亩，有林业专业户1184户，经营面积20.1万亩，林业重点户2343户，经营面积18.7万亩，联户林场90个，经营面积7.9万亩。

1990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作出了十年基本绿化贵州的决定，州委、州政府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了十年基本绿化黔西南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号召。全州各级政府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任务，明确目标，每年实行目标任务考核和兑现奖惩。从1991年至2000年十年间全州共完成营造林556.35万亩，为计划任务520万亩的107%，其中飞机播种造林133.17万亩，封山育林267万亩，育苗3.27万亩。同时还建立了清水河、坡岗、龙头大山、仙鹤坪四个州级自然保护区和一批县级生态保护和治理小区。这一时期，黔西南林业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林业发展由以获取产品为目的，转为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并重，林业产业结构，林种、树种结构得到初步调整，加大了造林护林的力度，速生丰产用材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防护林比重大幅度提高，望谟县获得“全国油桐之乡”称号，林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取得明显成效，林产工业向深加工、产业化发展，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随着国家重点林业项目的投入逐年加大，营造林形成规模推进，森林资源得到快速增长。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由1985年的303万亩和12.3%上升到2005年的1025万亩和40.6%。面积净增722万亩，年均增加36.1万亩，覆盖率提高28.3%，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针对黔西南石漠化面积大的情况，黔西南在治理石漠化方面进行了探索，创造了贞丰顶坛花椒、安龙德卧金银花生态经济型治理模式，兴义、晴隆车桑子生态治理模式，贞丰县获“中国花椒之乡”称号。同时，放开搞活木材经营加工市场，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有重点的发展林产工业，把兴办林产工业作为脱贫致富的突破口来抓。建成一批小型胶合板、刨花板、细木工板、竹材等林产工业和油料、果、药、茶、松脂等加工业产业，林业产业结构得到初步调整，经济实力逐步加强。国有林场、苗圃开展花卉、盆景、栽培经济作物等多种经营和加工综合利用，第二第三产业有所发展，林业产业向林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方向发展，形成了以山区林业综合开发为主的林业产业发展格局。林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轨道，林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充分体现，逐步朝着建立完备的生态林业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迈进。

二、黔西南林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全州林业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但同省内及邻近省区、地区相比，我州的林业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

（一）对林业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缺乏科学认识

长期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对森林资源具有多种功能缺乏足够的认识，把林业发展的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对林业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辩证关系认识不足。

部分县市领导抱着“保住绿水青山也是正绩”的态度，以保护生态为名，不审批采伐木材，甚至砍伐一立方米木材都要县长、书记亲自审批，如此做法，老百姓怎么会有造林积极性，又怎么从发展林业中获得收益？中央提出的分类经营和林权制度改革，让农民通过林改获得责、权、利的想法岂不是要落空。江苏等林业发达地区，放宽对林木采伐的审批程序，林子才会“愈砍愈多”，老百姓甚至用农田造林，为确保粮食安全，国务院不得不下文阻止用基本农田造林。造林（生态建设）和砍伐（产业发展）确实是矛盾的，但从另一角度看它们又是相互促进的，只砍不造会造成生态破坏，而只造不砍同样会影响广大农民和投资者的造林积极性，同样影响生态建设，这需要我们的管理者用辩证的思维去科学认识和正确决策，不要让农民自己造林成材后还要“偷砍盗卖”，要使农民真正从林业发展中得到实惠，使我们黔西南真正实现天蓝、地绿、水青、人和。

（二）林业政策支撑力度不够

目前，林业正处于整体转型时期，林业改革还处于攻坚阶段，林业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已经成为制约林业产业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尚未建立起适应林业产业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厚的计划和行政管理色彩。一是林权制度改革滞后，林农造林、护林的积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国有森工企业和国有场圃改革迟缓，较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三是鼓励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社会发展林业产业的氛围还没有真正形成。

（三）“大林业、小产业、低收入”问题突出

主要体现在林业产业总产值偏低，林业第二、三产业不发达，第二产业产值偏低、第三产业刚起步，林业产业链较短，产品附加值低。在用材林的造林树种、林种上，结构简单，虽然近年来作了一定的调整，但还未达到资源充分利用的程度。在经济林品种上，低产品种多，高效品种少；一般品种多，名特优新品种少；鲜果多，干果少。加工业方面，主要还是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精加工少；在服务业方面，主要是花卉及森林旅游，其它服务业发展滞后。

（四）森林资源偏少，质量不高，总量不足

全州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但总量仍然不足，商品性集约化、规模化的产业基地很少，支柱产业基地尚未形成。全州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仅3.29亩，人均占有森林蓄积仅5.59立方米，低于全省人均4.2亩、9.1立方米和世界人均13.3亩、70立方米的水平。

（五）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一是林产工业总规模偏小，带动作用不明显；二是企业生产规模小，目前最大规模的奥森纤维板厂年生产能力只有5万立方米，与全国同行业企业比较，属于小企业；三是生产技术水平低，大部分企业采用相对落后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基本停留在上世纪中后期的水平，相当部分企业的生产设备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四是产品科技含量不高，由于投入有限，科研力量不强，导致林业技术力量薄弱，产品科技支撑力度不够，产品附加值低；五是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由于观念和经济等诸多因素，企业员工缺少继续再教育和定期培训的机会，即使进行过短期培训，效果也不明显。

（六）林业税费过重，不利于农民增收

国家虽然取消了农林特产税，但仅育林基金和维简费就高达20%，还有增值税、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等，累计税费仍然高达30％～40%，在市场价格确定的前提下，这些费用只有由林农来自己消化，降低了农民的纯收入，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林业产业发展。

三、主要政策措施

（一）强化基地建设

本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形成规模的原则，积极争取各级造林项目，落实国家优惠政策，加快低产林改造步伐，大力发展经济林、用材林、原料林、能源林以及野生菌、花卉等林业产业基地，为林业产业发展夯实基础。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应用新技术、新品种、新方法，开展商品林定向培育、集约经营和标准化生产，建立稳固的、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加快现有人工中幼林抚育间伐和低产低效林改造，提高基地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二）培植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林业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各县市要将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作为林业产业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大力扶持培育一批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龙头企业，增强企业对产业建设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大对龙头企业的项目立项、土地征用、税收优惠、贷款贴息、技术改造、质量认证、名牌创建、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和上市等方面的支持。鼓励林业龙头企业争创州级、省级和部级重点龙头企业，争创省级、部级名牌（商标）。

（三）深化林业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综合配套改革，积极完善产权处置和收益保障机制，充分挖掘林地、林木生产潜力，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发展林业产业的积极性。推进森林分类经营改革，依法放开放活商品林采伐、运输等相关政策，充分保障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和林木处置权；严格公益林的管理，充分挖掘其森林景观、非木质林产品等方面的潜力，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非木质等林业产业。深化国有林场改革，管好用活国有森林资源，释放国有林的产业发展潜力。加快发展非公有制林业，鼓励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发展林业产业。

（四）完善森林资源流转和林木采伐管理制度

各县市要尽快建立林权流转服务中心，做好资源评估、信息、林权变更、林权登记、法律政策咨询等服务。要规范林权流转程序，鼓励林农通过林权流转服务中心平台，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实现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的流转。林木的采伐以森林限额采伐制度为基础，积极探索与家庭承包经营林业相适应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完善林木采伐审批制度，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减少采伐管理上的限制条件，把采伐限额指标落实到符合采伐条件的企业和农户，保障林农商品林的林木处置权和收益权。

（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对木本油料林、特色经济林、生物质能源林、花卉基地建设及科技推广、良种选育、林产品精深加工等投入。州、县财政要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加大对林业产业的投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围绕全州林业产业发展目标，多方争取、筹集发展资金扶持林业产业发展，形成发展合力。同时，要整合现有项目，将各级对“三农”的扶持资金和项目向林业产业倾斜，加快发展步伐。对林业龙头企业及各类经济实体的种植业、养殖业、林产品加工业贷款项目等，按照有关政策给予扶持、贴息。

（六）推进林业投融资改革

金融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开发适合林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对龙头企业的贷款力度和林农的小额信贷力度，并适当放宽贷款条件、简化贷款手续，拓宽林业融资渠道。要积极探索林业贷款抵押、贷款担保的有效途径，开展政策性贷款担保业务，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机制，积极开展以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抵押贷款、wu抵押贷款等多种信贷模式。支持保险机构开展森林保险业务，加快建立政策性森林保险制度，引导林农参加投保，降低经营林业的风险，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公务员之家

（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各县市要建立健全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加大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力度，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投身我州林业产业发展。特别要吸引鼓励国内外资金雄厚、技术力量强、经营管理水平高的大型企业（企业集团）投资造林和发展林产品精深加工业。同时，要做好对招商引资项目的服务，认真落实国家对林业发展的各项优惠和扶持政策，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

演变历程范文篇5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和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一直受到来自自然、技术、经济、社会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研究的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实施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农地产权制度，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给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成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内在依据。鉴于此，笔者首先以相关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运动的视角阐释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其次，以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透析；最后，提出我国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一、产权制度变迁理论范式：基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分析视角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产权制度概念界定

笔者对产权制度作如下界定：所谓产权制度，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或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

2．产权制度变迁概念界定

一般而言，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既表现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又表现为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还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交易活动的制度结构的改善过程。据此理解，产权制度变迁是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对旧的产权制度安排进行替代的过程。而产权制度变迁作为一个过程或一种运动同样具有哲学意义。笔者借用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为分析工具，从产权制度内在矛盾运行的视角对产权制度变迁概念拟做如下界定：产权制度变迁是产权制度均衡与非均衡状态的辩证统一体，是一个从初始的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从本质上讲，经济学中的均衡是一种行为均衡，因此，对产权制度均衡可以理解为：在某种产权制度安排下，产权制度主体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利润实现了最大化，从而产权制度主体无意改变这一制度安排的情形，亦即产权制度需求者和制度供给者同时实现均衡的情形。相反的情形称之为产权制度非均衡。如下表1所示，制度状态A属于笔者所说的产权制度均衡，另外三种状态则属于产权制度的非均衡情形。

(二)产权制度变迁理论模型：一个新的视角

1．模型假设

首先，产权制度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次，存在一个初始的产权制度均衡（即产权制度供、需双方同时实现了均衡）状态。最后，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从而制度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即制度成本）的高低。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特性，即作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某一范围内的特定制度安排对该范围内从事某种或某些特定活动的人具有“共享性”，亦即制度对其所辐射范围内的活动者或者说交易者起到同样的规范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假设产权设制度效用给定不变。这样，制度效率的高低便取决于制度成本或者说交易成本的大小。

2．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命题及证明

命题一：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选择，进而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或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状态。

证明：一方面，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都可发挥多种功能，提供多种服务，从而交易者可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获得一定的效用；另一方面，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和运行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即产权制度构建成本和产权制度运行成本。因此，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与产权制度成本的对比。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产权制度主体对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应包括两步：第一，所做的选择要使其效用大于产权制度成本，即产权制度利润大于零。第二，在所有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安排中，选择产权制度利润最大的那一个产权制度安排。因此，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在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的情况下，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就等价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

命题二：产权制度的内部矛盾运动导致对其初始均衡态的否定。

证明：从内部因素看，产权制度需求者和产权制度供给者构成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产权制度的需求者作为特定产权制度安排下的交易者，与产权制度的供给者相比往往具有数量众多、交易方式多样、交易发生频繁等特点。加之新技术和工艺的采用、市场范围的扩大、人口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自然资源状况的变化以及交易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行为，作为一种每日每时都发生的有形或无形支出，Trc2有增加的趋势。交易成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使产权制度需求者从该产权制度中所获产权制度利润低于产权制度利润最大化状态，每一次产权制度利润与其最大化状态的向下偏离都会导致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产权制度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与产权制度需求者不同，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取决于Trc1，与Trc2相比，Trc1是一次性支出，一项产权制度安排建立之后这项支出就会停止，因此，在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存续期间，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往往是一个处于最大化状态的常量，从而产权制度供给者对新产权制度安排的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者对该新产权制度安排的需求相比就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样，当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的产权制度安排产生需求即出现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非均衡状态时，产权制度供给者常常仍处于原有的均衡状态，产权制度供给者不仅没有提供新产权制度安排的欲望或动机，而且往往尽力去维持原产权制度的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现行的产权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需求，产权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产权制度的非均衡状态（表现为产权制度状态B）出现。

命题三：产权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对产权制度非均衡态的否定，亦即对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否定之否定。

证明：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成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前提和动因。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一方面说明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打破，另一方面又孕育着新的获利机会，即在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集合中，存在着比原产权制度安排的产权制度利润更大的产权制度形式，或者说存在潜在利润，主要包括：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外部经济内化带来的利润、克服对风险的厌恶或者说对风险的分散与克服所带来的利润、降低交易成本带来的利润。潜在利润成为不断推动产权制度供给者去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新产权制度安排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在新的、更高的效率水平上实现了产权制度需求者的均衡和产权制度供给者的均衡，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之间的协调，亦即产权制度在更高的效率水平上演变成为产权制度状态A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Trc1与Trc2之间的差别从而产权制度供求之间差别的存在，产权制度均衡的实现往往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产权制度均衡往往是先有一个局部均衡，然后才可能出现产权制度的一般均衡和总体均衡。然而，不论产权制度均衡实现的路径如何，新的产权制度均衡状态的实现既实现了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也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一致，从而实现了对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这种否定既是在方向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回归，又是在内容和程度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发展，是一种辩证的否定，体现了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产权制度均衡状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和变迁。

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农地产权制度初始均衡的实现

所谓农地产权，是指基于农村土地而产生的财产权利的总称，亦即包括农村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出来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权利束；农地产权的各项权能既可完备地集中起来由一个主体行使，也可分散地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行使。相应地，所谓农地产权制度，是关于农地产权各项权能归属及分割的制度规范的总和，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具体可分为农地所有权制度、农地经营权制度、农地收益权制度以及农地流转制度等具体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确立了实施了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农民摆脱了封建地主的剥削，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农业生产呈现出快速增长。第二，始于1953年的互助合作社，经过1954年的初级社，再到1956年、1957年的高级社和1958年的运动，形成单一的土地集体产权制度，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止。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至今建立和实施的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笔者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例加以分析。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掀开了中国农村的序幕；1979年中央转发的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规定：边远山区单门独户允许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其它地方的包产到户也不必禁止和勉强纠正；1980年，包产到户扩大到整个贫困地区；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标志着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安排的确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项权能集于于一身的状况，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分离，集体组织与农户间的权、责、利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明晰，农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和市场主体。

(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地产权制度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均衡状态

1978年，中国农村启动了由于农户被赋予从事家庭经营的包括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在内的农地承包权，相应地确立了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制度，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劳动计量都在家庭单位中进行，其生产成本与收益趋于一致，因此自动建立起了“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极大地克服了农地集体产权制度下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这种农地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农村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或者说农地产权制度达到了均衡状态。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制度极大地适应了农户（制度需求者）生产经营的特性，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农户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提高），农户对这一制度安排感到满意，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首先，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生产过程的自然性和生产成果的直接性相一致。农业（这里指狭义的农业或称种植业）生产过程是人类通过利用植物有机体的生命力将自然界中的光、热、水、汽以及各种矿物质养料等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生物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农业劳动对象——农作物生产发育的规律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进而决定了农业生产只能按自然界的时间，即受季节约束的生长过程依次进行各种作业，加之农业生产一般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不宜移动，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把非常大量的生产条件进行集结，采取多种和大量作业同步并进的办法。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同一时期的作业比较单一，不同时期的不同作业多数又往往可以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这样，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多是简单协作。简单协作在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操作时优于单独劳动，但在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往往还不如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因为这既要增加监督成本，又有可能产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及由此决定的季节性使得农业家庭经营成为一种较为合适的形式。另外，农业劳动成果的直接性是指农业劳动很少有中间产品，成果大都集中在最终产品上。这一特点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各环节的劳动支出状况只能在最终产品上表现出来，而各个劳动者物化在最终劳动成果中劳动量的多少、质的高低却很难计量。因此，只有将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劳动与最终的劳动成果及其分配直接挂起钩来，才能对农业劳动者产生最大的激励，而这只有在家庭经营时才能更好地做到。

其次，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控性相一致。这些特点要求农业的经营管理要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具体性，种植决策、生产决策、经营决策都要因时、因地、因条件制宜，要准、要快、要活。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分散到直接生产者身上，即将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好的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劳动和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其成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农民的劳动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各个农民对生产进行合理安排，靠农民对全过程细心地作业和管理，以及对市场的预测。这些特点决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较为合适的组织形式。

最后，这一农地产权之端安排与农户自身在生产经营上所表现出的目标的一致性、激励的多样性、持久的稳定性、分工的灵活性相一致。农户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也不是单纯的文化或政治组织，维系家庭存在的，决不限于经济利益这一纽带，而且还有血缘、感情、心理、伦理和文化等一系列超经济的纽带。这就使家庭成员可以从多方面对组织的整体目标和利益认同，即把家庭其他成员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比较自愿地当成自己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半是由于这种互补机制的存在，家庭无需靠纯经济利益的激励就能保持对其自身的目标和利益的基本一致性。另外，家庭成员具有利益目标的认同感，使得农业家庭经营的管理成本最小，劳动激励多样。同时，家庭的婚姻、血缘关系，使得家庭经营具有持久的稳定性，上一代对下一代多方面的寄托所形成的继承机制，使得家庭经营一般具有较长的预期，并能为实现这种预期而长时间地自愿协作，这使得农业家庭经营表现出其他经济组织都不具有的激励规则，家庭成员的工作努力无须以内部精密的劳动计量并同报酬挂钩来激发。因此，农业的家庭经营，一般无需监督，管理成本差不多总是最小的。除此之外，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质、技能上的差别也可实行分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即家庭劳动者及其全体成员可以进行家庭内部分工，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3]。

2．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供给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制度供给的目标，政府（制度供给者）从这一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提高，从而也对这一制度安排达到满意状态，即制度供给者也实现了均衡：一方面，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政府的效率目标。效率目标是我国以市场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赋予了农户一定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奠定了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基本组织单元的地位，把农户塑造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农业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可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公平目标。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确保了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制特性，有效地适应了我国人地比例关系紧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外部环境，为广大农民拥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及农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三、农地家庭承包制的内在缺陷：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

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曾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革、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与不足也日渐显露出来，亦即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状态产生并日益凸现。

(一)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规模狭小和碎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很小，更由于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初，不仅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要公平，而且土地质量好坏也要公平，使得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分割零乱，农地空间分割的碎化，农户经营土地的零碎现象更加严重。例如，1985年，全国农户平均经营土地只有半公顷，且被分为8～9块，每块不足0.1公顷，其中，人均拥有0.05~0.18公顷的土地农户占全部农户的88％。

2．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一方面，在现有的农户家庭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农户家庭经营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这种经营还具有小农经营的很多属性和简单商品经济的特征；而现代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产品生产的首要目的就是满足市场需求，与之相联系的是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农地规模碎化不仅从客观上限制了农户的生产投入，而且由于单个农户力量弱小、信息不畅、对市场需求缺乏有效预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这又从主观上限制了其生产投资的愿望和偏好，进而限制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农地过分细碎也制约了农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地过分细碎，还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整和布局，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不断上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1．农地产权主体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谁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所有者？虽然法律规定农地属农村集体所有，但在农村存在乡、村、村民小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究竟谁是真正的所有者，却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现行有关法律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谁是发包人？是乡、村民委员会还是村民小组同样缺乏明确界定。如《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很难保证农地产权主体有明确的边界。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或者说虚置和缺位，使得农民集体缺乏行使自己权利的组织、机制和途径，最终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致使农村土地所有者权利不断遭受剥夺和侵犯。

2．农地产权内容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首先，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没有严格界定，国家的土地管理权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内容交叉。农地承包制度虽然规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使用权归农户，但对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自的权、责、利都没有明确规定，致使产权边界模糊。

其次，我国现行法律对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约束和限制性条款很多，而保护性规定却很少且抽象模糊，明显地存在着土地管理权优于所有权的现象。例如，《土地管理法》第五章“建设用地”中就有如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村村民利用集体所有土地举办企业或建住宅都必须经县级以上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能向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若要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必须通过征用。而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受利益的驱动，常常滥用土地征用权，造成大量不合理征地，导致集体和农民利益被侵害。

最后，农地收益权和处分权界定不清，进而导致以下结果：要么是集体动辄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随意侵犯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随意向农民摊派，更有甚者随意收回农民的承包地；要么是农民把土地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承担相应的义务，集体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承包合同纠纷也日趋增多。

3．农地产权期限的模糊性导致农业经济效益的被侵蚀

尽管第二轮承包将农地的承包期限延长为30年，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仍然三、五年一调整，土地使用期限短，而且按农户规模的变动重新调整土地，农民缺乏长期使用土地的安全感，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难以形成长期投资。从本质上讲，农地经营使用权的相对稳定与适时调整存在矛盾：为防止对农地掠夺式的经营、开发而导致的土壤肥力下降，破坏农地的可持续利用，在农地经营使用过程中，要求农地经营使用权相对稳定；但是农地的经营使用权又面临着不断变更和调整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农地的经营使用权是基于成员权获得的，有新增人口的农户往往会要求调整农地以获得应该增加的农地，因此，农地调整就难以避免。农地的频繁调整一方面使农地经营使用者不能从长计议，追加投资以改良土地，影响了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农地调整本身还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协调、谈判、发放农地使用权证书等，费时费力，增大了土地承包的成本；同时，土地周期性的调整必将影响农户投入的长期效率，导致农户经济行为的短期化倾向甚至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利用，从长期看，最终会导致我国农业经济效益被侵蚀。

(三)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导致农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1．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

首先，两权适度分离、家庭承包分散经营的农地产权制度模式，虽然消除了土地收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却导致了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化和土地经营主体的细小化，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土地的适度流转与合理集中。

其次，相关法律规定限制了农地产权的流动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即使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只是“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样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排除了集体所有权形态的土地流动，而农户土地使用权形态又只能通过农民的相互转包与集体调整来进行，这样就排除了农地的商品属性及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能性；况且现实中的农地转包与调整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制度保障，带有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

最后，上述两方面的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农地流转基础的非市场性、农地流转内容的不完整性、农地流转价格的不确定性、农地流转目标的非效率性以及农地流转格局的不稳定性，最终无法形成适度规模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地产权制度。

2．农地产权的凝固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地资源的配置的低效率

由于农地产权的凝固性，一方面，大量的农地弃耕、撂荒；另一方面，一些劳动力较多的农户或那些愿意经营较多农地的种田能手却没有足够数量的土地进行耕种。这就使得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有地不耕和无地可耕的两难局面。同时，一些地区由于农地频繁调整、好坏搭配，使农户使用的土地地块过多而面积极为狭小，不利于耕种，更不利于机械化耕作，也破坏了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四、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选择：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

农地产权制度内在矛盾的日趋展开不断动摇着其初始均衡状态，导致制度非均衡态的产生和加剧，并不断内生着对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因素，最后导致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完成，即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必将导致对这一制度安排自身的否定，即在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产权完整性、明晰性和流动性的缺乏，导致了新的制度非均衡的出现，随着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初始安排将被扬弃，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农地产权制度。同时，这种取代是一种辨证的否定，它既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内在缺陷的克服，又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合理内核的保留，同时还将增加新的制度内容。作为一种辩证否定的过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产权的模糊性和凝固性——已经昭示了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农地产权安排的清晰性和流动性。产权的清晰程度指的是产权的归属状况，即产权是属于国家、集体还是个人；而产权的流动性则描述了各产权主体的竞争状况，它主要体现在产权是否可以自由流通上。因此，可以预言下一轮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将是构建边界明晰、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一)构建边界明晰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及其权力。要解决农地产权主体模糊问题，必须构建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组织机构，使农民能够通过这一组织形式真正行使其所有权，从而真正维护自身的权益。可考虑构建和完善村民委员会制度，使其成为农民集体土地以及农村其他公共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决策机构，真正代表村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包括农地权益在内的农民各项合法权益。其次，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明确界定公益性建设用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将征用的土地真正限定在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上；建立和实施土地征用听证会制度，形成征地过程中农民、集体、征地单位及政府等各利益主体之间共同参与、共享信息、共同磋商、公平交易及有效监督机制；在充分考虑市场供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转用后的收益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被征用土地的价格，确保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益；建立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机制，承包主体未明的土地，其补偿金归农民集体所有，根据全体农民的意愿进行分配和使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其补偿金全部支付给被征地农户，用于其发展生产或就业安置，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截留或挪用；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法律形式规范农村土地征用主体与被征主体（农村集体及农民）之间的关系。

最后，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一方面，从法律上明确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性质，即农民依法对承包土地享有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内的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较为明确的规范，这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为包括法定承包权、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转包、转让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内容在内的权利束。

(二)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建立和完善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例如，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第一百二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其次，规范和丰富农地经营使用权流转的形式。可通过入股、抵押或租赁的方式将自己的经营使用权进行转让，特别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即农民取得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是一项财产权利，在履行合同的前提下，他既可以耕种土地，又可以依法将土地经营使用权转让。公务员之家

最后，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市场管理制度，对土地流转中的运行机制、价格、违约责任等问题严格规定；建立农地流转的价格评估体系、培育农地流转中介组织，使之在农地流转的供需之间起媒介和桥梁作用；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制度，明确流转的形式、数量、年限、条件及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等。

参考文献：

[1]罗必良．新制度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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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道华．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205-206．

[4]郑顺伟、张陆阳.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的途径[J].经济问题，2002（10）：39-41.

演变历程范文篇6

关键词：证券市场；规范；发展历程

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作为转轨经济时期的新兴市场，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也经历过低迷时期，但始终得到了国家的积极支持。1995年证券市场市价总值为3474.27亿元，成交规模为4035.81亿元，在2000年证券市场市价总值达到48090.94亿元，成交规模达到60826.65亿元，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3.79％。证券市场5年问市价总值增加了12.84倍，成交规模增长了14.07倍。在证券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曾暴露出很多问题，如众多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集中在正好符合增发标准的10％即所谓“注水的牛事件”、“银广夏事件”、“中天勤事件”、“基金黑幕”以及普遍存在“庄家”等。但是，在众多相关利益团体的作用下，以及中国特殊国情的影响。许多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及时、彻底的解决，因而延长了证券市场规范的过程。近年来，证券市场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多年积累的问题，正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规范。

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证券市场涉及利益的广泛性、一致性，经济功能的直接性、显在性。这是因为：一是证券市场能够通过直接融资为国有企业改革筹集资金；二是增强上市企业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促进上市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通过股权置换等进行企业并购和资产重组，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四是为数千万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投资渠道；五是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税收，解决了大量人员就业问题。所以，证券市场功能的直接性、显在性使国家对证券市场始终采取了积极支持政策，包括在股票市场价格低迷时期采取直接激活市场措施。

1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金融、证券必须要与当前的现实情况相结合，一方面是要推进市场化，另一方面是要推进国际化，要从这个背景来讲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提就是我们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随着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是开放式的、是以全球的经济为舞台的。资产阶级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那么资产阶级通过什么来改造世界呢?笔者的体会有4个方面：

(1)资产阶级要用它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改变封建社会的封建专制。

(2)资产阶级用它的政治制度来改造世界。

(3)资产阶级用机器大生产的方式来改造世界。

(4)资产阶级用它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来改造世界。

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后随着它的产生和发展就用自己的面貌改造、改变世界，其中，改造世界的过程又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时是以暴力的手段来强制推行它的世界法；第二阶段是从1870年巴黎公社到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继续用暴力手段来强制维护它的经济全球化，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原料、市场相互之间进行战争：第三阶段从战后开始继续采取暴力手段推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更多地采用和平的、经济的手段来扩大市场。

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加快，其中有几点原因：①经济发展的需要；②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和通讯方式更加多样化了，成本降低，这对国际交流有很大的促进作用：⑧体制的改革；④战后，随着各国体制的改革、人员交流的增加使得各国之间的交流增强了，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全面了，有助于进行经济的往来；⑤战后国际组织、经济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章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经济活动规则的统一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那么经济全球化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不管如何，我们都要积极参与才有可能化消极为积极，才有可能在迎接挑战中抓住机遇，才有可能把不利因素转为有利因素，才能参与整个国际技术经济发展的进程，才能共享世界经济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2加入WTO金融手段的创新

加入WTO，实现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是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两种经济：一种是实体经济；一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包括银行、外汇、证券这些经济形态，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资本主要有3个作用：一是可以把少量的分散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二是可以把小资本转化为大资本；三是可以使同名的货币发挥多次的资本作用。加入WTO后对中国冲击最大的，笔者认为要数金融业了(除政府外)。金融业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行业，它与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经济都有密切关系，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一个部门的影响，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企业的特殊性，注定了它是由政府高度垄断的，这又是金融业受到冲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加入WTO后，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都做出了相应的承诺。就拿银行来说，现在就面临着多重挑战：

(1)体制的挑战。中国的银行业到现在实质上并没有做到政企分开，银行的这种政企不分的体制在各行各业中是滞后的，同时，其他行业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银行的所有制结构却变化不大。

(2)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不高，不良资产的比重大大超过国际标准。1999年-2000年我们在国企改革中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债转股，即把银行的一部分不良资产转为股权。实际上债转股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转移，并没有实际上的变化。

(3)业务内容，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范围是公开的，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提高，因此，银行业要分业经营、分业管理。

(4)银行业的负担较重。中国银行要承担6％的营业税，国外的银行不上交营业税。

(5)与国外机构相比较，人员素质较差。银行业中的人员结构不合理，要调整结构、提高人员素质。中资的金融机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加入WTO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是很多的，其他的在服务、经营范围、技术手段方面也面临着挑战。比如说我们的信用卡业务，与国外相比存在许多问题，信用卡应给客户一定的授信额度，可以培育客户的金融意识，可以刺激客户的消费，加强与客户的往来。当前中国的个人贷款还存在许多问题，笔者总结了4句话，即“贷城不贷乡，贷富不贷穷，贷大不贷小，贷长不贷短”。所以说，加入WTO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各个部门来说，金融业所受的冲击还是最大的。

3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很多文章都在讲资本市场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很大，而笔者要讲的是资本市场对改革的作用：

(1)突破了传统的公有制形式。

(2)突破了传统的分配原则。

(3)突破了社会公众的社会身份。

(4)突破了传统的筹资融资的模式。

(5)突破了传统的利用外资的形式。中国过去利用外资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向国外的金融机构或政府贷款；一种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现在除了这两种形式外又出现了第三种形式，即通过国外的资本市场来进行筹资融资。公务员之家

(6)突破了传统的财政收入结构，使资本市场对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大。

(7)突破了传统的企业模式——政企不分。资本市场基本上是政企业分开的，而很多证券公司实际上没有政企分开，但从证券公司的本质上说应该是政企分开的。现在之所以没有政企分开主要有3个原因：①企业的大股东一股独大；②传统习惯，传统上政府要管企业，通过组织任命企业的党政干部；③证券公司的高官也希望由政府来管理。

(8)突破了传统的两极难分难离的状况。

总之，资本市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意义，资本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对金融改革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体制改革都有着重要意义。

4资本市场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资本市场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在它的规模要不断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1)发展是硬道理，不仅要在量上发展，而且要在质上提高。上市公司由主要为国企服务转变为为民营企业、个人企业、外资企业服务，服务的标准就是资本的使用效率，而不是由哪一种企业作为衡量标准；调整上市公司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分配。鼓励和支持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上市，增加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在资本市场的比重。

演变历程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控权行政权力公民权利行政关系

一、行政控权界说

学者们对行政的解释不一，有“目的实现说”、“国家意志执行说”、“除外说”等。行政首先表现为一种权力，或以权力为基础，或以权力为背景，而现代法治、宪政所要求的根本点就是对权力本身进行规制。本文认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专指国家行政主体对国家与公共事物的组织和管理活动，它针对的对象不限于国家事物，还包括广泛的公共事务，它实施的主体是国家行政主体，它运用的手段是组织与管理。

“控权”是基于权力的扩张性和侵害性的立场，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以防止其滥用，但它并不排斥管理论中的“保权”。“控权”与“保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真正的‘控权论’即在价值导向上倡导行政法的控权功能，又在实际上承认行政法的管理功能”。同时“控制”与“限制”有所不同，“限”具有“阻隔”、“指定范围、限度”、“限定”的意思。“控”具有“驾驭、支配”的意思。。限制是消极的，控制是积极的。“限权”是指对行政权力进行消极限制，尽可能少授予行政权力，即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时期行政法特点。总之，这里的控权指“行政法基于法律的立场为了保障人民权利而积极驾驭、支配行政权力，它是对行政法功能的一种高度概括，也是对行政法自由、民主价值的一种定位。

二、行政权力为什么需要控制

从近代行政法到现代行政法的繁衍中，行政权力始终需要控制的最基本的理由是什么呢?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这对范畴贯穿行政法始终，其基本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问题，传统控权理念的产生与行政权力的本质及其与公民权利的运作关系是分不开的。

(一)行政权的本质

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门。行政权力的性质不因国家、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它是社会秩序赖以维持的力量，因而在任何国家，行政权力都是强制它人服从的权力孟德斯鸠认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构成相互平行并且制约的关系，国家权力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限制的权力，容易腐蚀掌权者的心灵”。这是现代所有经验的总结。正是这样的本质特性，近代社会才有法治模式的产生。

(二)行政关系及其行政权力的特征

行政关系是基于行政权力的行使而产生的，行政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即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非对等关系。行政主体总是处于优越和优先的地位：行政主体以国家名义参加行政法律关系，可以对相对人采取强制措施，而相对人即不能否认它的效力，也不能抵制；行政主体无需向对方的同意，单方意思表示即形成行政法律关系，也可变更行政法律关系甚至行政合同关系。行政关系的这一特征使行政权力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等特性，因此，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自己的特征：一是行政权力是由法律设定和权力机关的授权。二是行政权力属于国家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单方面性。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强度差异悬殊，非常容易直接影响甚至侵害公民权利。“赋予治理国家的人以巨大的权力是必要的，但也是危险的。他是如此危险，以致使我们不愿只靠投票箱来防止官吏变成暴君”面。

从现代行政来看，法律对行政控制的理由又有新的变化，社会条件的发展使得行政权力得以扩张，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在现代行政过程中，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不可避免的，行政权力扩张的结果不但不会导致法律的放宽控制或放弃控制，相反是导致法律控制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控制权力仍然是社会的需要，是权力扩张的需要。总之，行政法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在现代，都强调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行政控权并不是对行政法的某个发展阶段所作出的划分和定性，只是“控权”在近代和现代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近代，是单一的行政控权，而现代所强调的是一种综合的行政控权。

三、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的基本维度

(一)传统行政控权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1．政治自由主义思潮。洛克曾以自然法的假定论述公民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虽然他并不以为自由绝对不受限制，但仍然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构建的政府及其所拥有的立法权是极为有限的，国家和政府的目的仅仅在于消极地保护公民已经享有的自然权利，法律也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限制权利。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至上”和“有限政府权力”，看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2．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谓自由经营论(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主张最大限度利用市场的机制和竞争的力量，由私人来协调一切社会经济运动，而只赋予国家以承办市场和竞争所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地极少量经济活动地经济思想和政策。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假定利己动机下的个人行为能够在无形中促进公共利益，从而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的人类社会自然秩序。。国家或政府的职能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国防、司法和公共事业)行驶。

3．普通法法官和法律家的传统价值观。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由普通法院负责行政案件的审理工作。“高级法院法官众所周知的地位使司法权巍然屹立；与欧洲大陆尤其法国的情况不同，在英国有一个真正的‘司法权’，就其重要性与地位的崇高讲，不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普通法系独立、单一的普通法院系统、待遇丰厚的法官及其享有的崇高权威，使司法权面对行政权时具有相当的优越地性。法官也视自己为公民权利的维护者，控权成为普通法系法官的职业价值取向。

4．法律实证主义法律实证主义作为英国法哲学，对传统行政控权理念在英国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法律实证主义的两项主张：一、法律就是主权者制定的法：二、法官造法是实在法的重要内容。在它的影响下，人们认为法律裁判必须和政治意志分离，法律应当是公认的、不受个人因素影响的正义和历史地形成的原则，是非政治性的，法官则是这些原则的客观代言人法官很难有一个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思维方法。

(二)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的基本特点

“行政法控权理论中的控权，顾名思义是指控制、限制行政权力”，“行政法所涉及的就是用来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制约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盛源于英美国家传统的政府法治理论，核心可以归结为：行政法是保障个人白由、控制行政机关权力的法律，主要强调用立法和司法的手段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防止政府的过渡干预，它承袭英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其调整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问题上，始终关注了与国家相对的个人利益的安危。

1．行政法的宗旨和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制止国家行政机关干预或限制个人自由和权利。自由之风一直是英国引以为傲的精神传统，洛克认为“人生而自由”，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和财产方面的权利，这就是“自然权利”，自然权利与生俱有，不可剥夺。政府权力的界限就是个人的自由。

2．行政机关权力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最大可能地排斥自由裁量权。博登海默曾说：“l9世纪，美国政府几乎将侧重点完全集中于旨在使行政处于有限范围内的法律约束之上。行政中的自由裁量权范围被缩小到无可奈何的最小限度”。。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法律中的消极行政观念。这种观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个人自由和自治必须尽可能地予以维护，国家不能过多地干预这个领域其二，自由裁量权具有专断倾向，行政机关不应拥有或较多地拥有此类权力。

3．司法审查是行政法的重要内容。在英美行政法发展早期，普通法院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就受到学者广泛的重视，在戴雪看来，普通法院具有的通过司法审查直接保证公民权利实现的特点，优于国外宪法书面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规定。司法审查不仅是一种控权手段，更因为它是一种最直接、最得力的控权手段。在美国“司法审查足法院监督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有力工具，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等于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

4．遵循规则主义的行政法治(依法行政)原则，要求政府严格按照法律对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行使方式的规定执行权力，主张“无法律则无行政”，行政机关不享有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这个要求非常严格，任何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行政行为，都不具有公民必须服从的正统性而归于无效。强调严格的法律统治及排斥自由裁量权的理念，相当程度上是形式法治主义的一种体现，是英美早期自由主义法律制度的一个反映。

四、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的蜕变

传统行政控权理论形成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反应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意志，顺应时代的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没有一成不变的理念，只有一成不变的言词和语句，同一言词或语句的指称意义往往在时空转移中实现着变换。传统力量和现代社会要求之间的张力使传统行政控权在保持其固有的理论根基的同时，实现着蜕变，这种蜕变是适应现时代的，是在保持传统之基本立场和框架的情况下，对其内涵的实质内容作面向现实的变更。

(一)传统控权论理论蜕变的社会背景

二十世纪，英美国家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实践以及相应的社会背景条件都发生较大的变化，英美国家走上行政国的发展道路，传统行政控权理论出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国家适当干预的混合经济制度。本世纪初期频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缺陷，并主张政府适当干预以克服市场失灵。英美逐步在经济政策上改弦易辙，由自由放任向国家干预迈进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在2O世纪70年代占据了英美主流经济理论的舞台，并直接影响了英美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的发展。

2．现代集约化的大生产使团体之间的合作趋向日益明显，团体主义、干涉主义随之而来，这摧毁了旧个人主义、旧自由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和基础。“团体主义主张个人与社会为‘有机的整体’，社会由其构成分子的个人集合而成．又因分人的协力工作，社会才能活动自如。全社会福利的增加，并使生活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各安其生，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生存，促进团体发展的目的。”一干涉主义主张政府因维护公益之必要，对于个人行动可以适当干涉，不能过分放纵之自由。”

3．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相适应，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发生了变化。面对现代行政权力扩张的事实，新自由主义的岐治思想对行政权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它一定程度上强调政府在现代社会中保护公民自由的积极作用。l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足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2O世纪的自由主义把福利和平等看做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

4．现实主义甚至更新的法律思潮替代法律实证主义。盛行于30年代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主张法官的每个判决都是一种道德和政治的选择，权利是法院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客观存在，研究法律必须结合社会情境，司法过程作用有限而应实行专家治国，等等，这些主张在政治立场上依附于罗斯福新政。后来的法律思想则继承该学派的一些观点并予以重建。

一方面是新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来自传统的因素仍然没有泯灭，这种传统的力量在现代现代行政控权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传统的力量主要有：

1．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虽然新的自由主义与旧的自由主义相比，较具社会性，但是个人自主性始终是英美自由主义思潮区别于其它思潮的根本。“我们的物质文化(诚如人类学家所言)正处于集体化与合作化的边缘。然而我们的道德文化连同我们的意识形态，仍然充满源于前科学世代、前技术世代之个人主义的理想与价值。

2．普通法体系中的法官和法律家顽固的习惯信念。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倾向于限制无限增长的行政权力，强调行政法的控权功能，即便在不得不接受现代行政国这种现实的情况下；

3．传统控权理念蕴涵的合理成份行政法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政府权力的范围应当受到限制；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促进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这些合理内涵，在避免极端化的前提下，现代英美行政法(学)自然予以承继。

(二)传统行政控权理论蜕变的表现

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碰撞引发英美法学工作者对传统行政控权理论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1．充分发挥行政权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从新政以来，英美国家对行政权力的态度发生变化。“随着新政的推行，(政府)法治指令突然从一个障碍和敌人，变成了一个朋友和有利的支持有为(ac—ifve)的国家正在出现，并且在一种包含于盛行的法律现实主义观点中，它被看做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变的一种能动的工具。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被视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力量。“传统上划分立法、行政、司法的宪法分权制衡原则，并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机动灵活的行政权应当行使一定的立法和司法职能，事实上，行政立法作为国家重要的实施手段，已被普遍接受，而行政司法在解决行政争议的案件中，正日益发挥明显的作用。”与戴雪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态度相反，行政自由裁量权被一定程度的予以容忍，行政机关可以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合法运用裁量权予以积极处理。同时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给付等受到重视，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发生转变。

2．对行政法的定义发生变化，行政法是所有关于行政的法，而不仅仅是有除了关控制行政权力的法，行政法定义的变化重新界定了行政法的外延“对行政法颓的描述，反映出这些在英国出现的多种观念的影响。这些描述足以行政为中心的。行政法的作用不在于对抗干预主义的国家，而是为政府行为提供便利。

3．引入新的控权机制。司法严格控权曾被英美行政法学者视为最主要的控权手段，但是司法本身作用的局限性以及司法过渡干预行政可能造成的新的权力的滥用，促使学者探讨新的控权机制和方法。“司法审查的正统性源于保护那些虽然被政治原则的考虑所支持，但在一般政策和行政的过程中仍然很脆弱、容易被侵犯的个人权利。但是，这种以个人权力观为基础的公法统一性，自然依赖于它所推行的权利的本质和完善。个人权利必区别于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假如整个政府的权力范围由于个别原因而被减小到了政策的瘫废，那么，司法判断无异于通常的政策。法院除非突破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和统一性，否则不能代替政府的自我控制。过去主要使用单一的司法控制，新的控权机制应当加强控权手段的协调和防范作用。公务员之家

演变历程范文篇8

关键词：罗马共和社会传统道德观

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用于规范社会行为、进行荣辱评价、分辨善恶的准则，它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罗马在共和初期即已初步形成较为稳定的公共道德标准，其精髓是节俭、自律、勇敢和忠诚。也正因道德力量的强大支撑，罗马才由一个局促于台伯河边的墓尔小邦迅速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一、罗马共和国普遍认可的社会美德是勇敢、荣誉、克制、节俭、对神和祖先的虔敬及对国家和家庭的义务感。它是罗马人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安贫节俭、勤劳质朴是共和社会道德的基本内涵。提倡公民不脱离生产劳动，过俭朴而自给自足的生活。传说中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是罗马推崇想公民形象，他身为独裁官却依旧在田地里干活。这种以勤劳、节俭为荣的风气一直持续到共和末期的加图时代。监察官加图为澄清风俗、弘扬传统道德，曾率先垂范，居住简陋房屋，“和他的奴隶、日工一道干活流汗”赢得了社会对他的普遍尊敬。李维非常推崇罗马安贫节俭的社会风俗，认为“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高度而持续地尊敬安贫和节俭”。

珍惜荣誉、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是罗马公共道德的具体体现。身为公职者以公共利益服务为荣，身居要职者注重发挥才能和维护自己的威望，不会因贪鄙而站污自己的荣誉。皮洛士以高官厚禄引诱罗马谈判代表非布利西阿时遭到拒绝。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曾感叹道在罗马人中找一个犯侵吞公共财物这类错误的人相当困难。对此撒路斯提乌斯也赞美罗马人：“几乎不知贪欲为何物，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与其说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还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罗马军队纪律严明，公民遵纪守法，指挥官曼利乌斯处死虽战胜敌人但违背其命令的儿子的事件成为罗马军队纪律严明的范例。《十二铜表法》及以后一系列法律的颁布，表明罗马人深谙法律的意义，他们热爱并极力维护法律尊严，“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对控诉进行申辩就先将他定罪处死，这不是罗马人的惯例”。

忠于国家、勇于牺牲、尊重权威是罗马道德的核心。在罗马人心目中，国家至高无上，祖先家园神圣不可侵犯。在频繁的战争中，为保卫罗马不受侮辱，他们甘愿牺牲一切。豪拉提乌斯三兄弟的交战，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危险，而是“国家的统治和被奴役，国家的命运随后将是他们自己缔造的这种命运”尤其在汉尼拔战争中，罗马全境饱受蹂确，大批公民丧生，但罗马人从未丧失继续战斗的勇气并最终战胜了汉尼拔。罗马人敬畏权威、尊重传统，体现在对元老院元老的敬重上，正因有此基础，共和初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虽然激烈，但并未因此导致罗马集团崩溃，反而达到了空前团结与和谐。

二、罗马诞生于强敌如林的恶劣环境中，为了集团延续不得不凝聚力量，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宗教维护家长法权，并由此培育了罗马人的基本道德观，奠定了传统道德的基础。

罗马人的宗教崇拜分为公共和家庭两个层次。公共宗教具有注重实用的特点，敬神目的是为了生前做事的成功。罗马人认为，罗马城是经神灵指引而建立的，自然会受到神的庇佑。神城一体，不可分离，这是他们“未来繁荣富强的神圣保证”。故神灵崇拜成为爱国主义源泉。罗马人认为外邦的神也会护佑罗马，神数量越多，罗马也就越稳固，同时也消灭了敌人复兴的机会。因此，他们“从韦伊得到了朱诺，从普雷涅斯特(Praeneste)得到了朱庇特，从法莱伊(Falerii)得到了米涅瓦，从拉努维乌姆得到了另一个朱诺，从萨姆尼人那里得到了维纳斯罗马人对守护神极其热爱，用生命来保护它不受损害。这是一种信仰和信心，神灵栖息于罗马并庇佑它，罗马与神灵联合会超越一切。人们的精神和肉体同受其控制，必须相信并服从神灵。在此理念下，人的身体和私生活同处罗马控制之下，它当然不允许任何人对其利益漠不关心，而民众也由对保护神的虔敬内化为对罗马管理者的尊重和对国家的绝对服从。故罗马的宗教不是为个人荣华富贵，而是为保卫罗马免遭侵犯、增其威力和使之繁荣服务的，在目的性上富于政治色彩。

罗马家庭宗教活动由家长负责，家家设有祭坛，祭坛常年圣火不熄。圣火代表祖先和户神，圣火永续，则祖先有后人祭祀，其灵魂就有寄托之地；圣火熄灭则家人必遭不幸，故圣火是家中的神佑。圣火信仰，是无可置疑的权威，是家庭中固定秩序、维持纪律的保证。在家庭宗教活动中，父亲点燃圣火并负责保护它，家庭和祭祀通过父亲而永存不灭。“根据那些古老的原则，圣火是不可分的……以古代法律的严格而论，儿子必须围绕在父亲的炉火前，即服从于父亲的权威……甚至婚后，已为人父了也仍处于父亲的权威之下。家内宗教使家庭成为一个小社会，有其首领和政府。父亲不仅是强壮的男人、一个可使别人服从的保护者，还是祭司、祖先的继续者、后代子孙的根及祭祀秘仪祷文的寄存者，他代表着权力、威严和尊贵地位，家庭成员对他的尊敬就如同对大祭司、对君主一样。家庭宗教使罗马人给家宅带上宗教神圣含义，对祖先神灵崇拜使父亲把对家庭的责任提高到神圣委托的地步，于是宗教情感与公民的义务感恰当融合。由于家庭宗教活动直接且责无旁贷，罗马人习惯于以认真执著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宗教信念。通过家庭宗教来保证家长权利，使家庭在公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得以长存，充分发挥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这种家长法权使罗马人找到了加强公民组织纪律性的绝好途径。对家长的尊重，意味着对祖先、传统、法制和秩序的尊重，由此引导出罗马人虔敬祖先、维护传统和遵纪守法的风气和习俗，并在罗马的各种活动中发挥巨大精神作用。

家庭教育在罗马道德观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它包揽了对青少年的全程教育任务。教育重点不在文化学习而在于品德培养，家长法权的威严和公民社会实践，是引导青少年发展为有用之才的基本手段。品德的初期含义是指男子汉气质，英勇为品德之首，这符合罗马初期急需军事人才的实际。但仅具英勇还难以全面承担齐家治国重任，何况勇武作为品德内蕴也太过于简单。因此罗马人在长期探索中总结出品德教育要培养的三大品格，即严肃、虔敬和质朴，这三者加上勇武，就是罗马统治集团理想的军政兼通的全才。罗马人的严肃指端庄稳重，处事审慎周到，力戒浮夸虚荣；虔敬即敬’神守法、尊重传统、模范执行纪律，胜不骄败不馁；简朴则在简单朴素之余还要清静坦荡，表里如一，讲求实效，脚踏实地。这就是罗马人设定的理想道德目标。公务员之家

演变历程范文篇9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

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基本上沿着中央政府的预期稳定前进。从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这一条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发生了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对制度变迁路线的确定，使制度的演进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各种努力调整和改变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旧的理论范式，建立新的理论结构，赋予基本路线新的内容，然后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以使反对两个基本点的力量降到最小，使由此引起的理论摩擦和政治摩擦降到最小，进而使组织摩擦或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注：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广泛认同的信仰和理念，要维系它的统一、稳定以及政府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379页。）。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态度、观念等，影响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判断、理解和支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路线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开的或默认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出现类似于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要制定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安全的一系列规则以及一套旨在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将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所谓外部性，实质上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额问题。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有一部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另一种情况是负外部性，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有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或别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而所谓“搭便车”则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利益）的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制度创新就缺少激励作用。因为，“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1页。），出现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代替个人自愿合作性安排，实施制度供给，实现制度均衡。由于政府拥有强制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制度安排，减少了个人之间漫长的组织和谈判时间，并凭借其强制力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克服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保证制度供给的顺利进行。

第三，降低制度安排的成本。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制度创新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和谈判，以便得到这群人的一致性意见，从而需要花费较多的制度创新成本。而“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制力”（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106页。），使“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注：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页。）。而且，政府的制度安排还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4页。），使其可以比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以低得多的费用实施制度安排。

尽管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上述种种优点，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7页。），它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1)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很难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领域。政府（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不以一致性为原则，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自上而下地予以落实。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环境和发展机遇也不一样，如果整齐划一地推行中央的制度安排，就有可能违背一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这些制度很难有效率。这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之一。(2)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容易抑制个人自愿合作的制度变迁的产生。制度安排有两种：一种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另一种是第二级制度安排。

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一般而言，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修改和完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安排需要大量的费用和多个主体的“一致同意”，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而第二级的契约制度安排，则具有经济性、自发性和自愿性的特点，涉及的主体少，所需费用低于基础性制度安排，因此，它应是个人之间的事。但是，目前我国政府的一些活动已渗透到了契约性制度安排方面，出现制度供给过度的现象，如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等。其后果必然是不利于契约性制度变迁的培育和生成，阻碍市场化的发展和完善。(3)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拥有过大的权力，会导致制度寻租现象的产生。如一些人抓住指挥部门经济的行政权力不放，力图维持“垄断租金”；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及审批特权牟取私利；一些人利用手中的部门管理权力实行各种摊派；等等。

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在由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式的，如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另一种是渐进式的，如中国。一个国家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改革的约束条件，因为它“界定了改革战略的选择空间”，“有关制度主体就只能从被限定了的选择空间出发，来确定改革战略”（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关于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按照林毅夫等人的分析，主要是：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和管理体制缺乏效率，而不是经济崩溃和政治危机，这就要求要进行坚决的改革，通过改革来改进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并使其成果迅速转化为收益，但并不需要采取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对旧体制一下子推倒重来的创世纪式的变革；改革前经济中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市场作用，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小的价差使我们得以承受双轨制，并利用之实现价格体系的根本转变；旧体制下的分权传统和改革之初的财政包干，有利于实行分权化改革，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02页。）中国经济上的二元性，如乡村－城市二元性、组织上的二元性、地域上的二元性等，使中国不可能通过激进的改革一下子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关于改革成本，樊纲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施成本”，即搜寻、学习新制度安排、为改变制度而重新签约的成本；一种是“摩擦成本”，是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损失。他提出，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则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改革进程开始得越早，越是在旧体制下经济还没有彻底恶化的时候就开始改革进程，一个社会就越可能走上“渐进改革”道路。越是顽固地企图保留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无效率或不再是有效率的旧体制，把改革的事业一拖再拖，越容易走上“激进”的道路。（注：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则属于后一种情况。正是这样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的制约，使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道路。其主要特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所谓增量改革，是指“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即从原有体制外探索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新路子。如国有企业或农民在完成了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安排，包括在定价、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的安排；允许在国有经济之旁发展非国有经济；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允许在计划分配体制之旁发展出自由市场；等等。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避免了因旧制度的惯性对新制度安排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在体制外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不会遭到反对（注：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随着增量改革的推进，市场力量日益增强，与体制增量相联系的利益主体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壮大，逐渐形成对体制存量的压力和吸引力。这些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对体制存量进行改革，从而实现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过渡。从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改革的这一逻辑进程，如从价格双轨制到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资源由计划配置到基本由市场配置，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等等，都是对存量体制的根本改革，中国的制度变迁从传统体制逐渐向其内核推进。

第二，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使改革领导者对制度变迁的完整过程和结果缺乏准确的洞察力，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在变革之初，往往会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在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也较有优势，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并且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可以发挥血缘关系的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外，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还给予这些地方的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允许他们大胆地进行试验，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逐渐放开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准入限制，全方位推进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制度变迁呈现出由局部向整体的梯度推进格局，它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宣布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第二阶段是1983～1988年，扩大汕头、厦门为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开放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1987年成立海南省，作为特区省。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今，以明确东西部均衡发展为主要特征。1989年邓小平指出了东西结合的问题，1992年南巡时反复强调上海和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95年，中央指出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内地包括西部地区。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我国经济出现的不景气，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至此，中央的区域政策逐步统一，缩小了地方政府制度内寻租的空间，实现地方之间协调和一致，使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进入整体性推进的阶段。

第三，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主要表现在：（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1页。）(1)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顺序。中国农村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国家虽然控制着土地的所有权，但无法控制其实际的使用权，国家的计划控制更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与城市相比，农民在计划体制下得到的利益要少得多，因而农民更欢迎市场新体制；更重要的是，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受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越是接近“帕累托改进”的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利益摩擦和社会震动越小，也就越容易进行（注：樊纲：《论改革过程》，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而城市的改革则会触及到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难度也就更大。(2)先放权让利后产权改革。在计划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有作为生产单位的工厂。而从工厂制度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市场环境的培育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先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然后再进行企业产权改革。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为企业产权改革创造了“辅导期”，或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了一个“适应期”，政府一方面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为企业创造外部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在政府的辅导下可以适当调整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建立新的经营模式，并逐渐使企业领导人完成从“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角色转变，以便顺利地进行产权改革，使企业走上市场。(3)先微观经济改革后宏观经济改革。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要素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是逐步甚至逐个引入的。这是因于微观经济的个别性与宏观经济的相对全面性，把微观经济改革置于优先的位置，更容易发生引致效应大于破坏效应的结果，从而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代价，并通过知识的逐步积累而不断选择更有利的变革方案，以连续的制度响应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然后依次是价格改革、城市工业企业改革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这些都属于微观性质的改革。到90年代，才把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明确地把宏观经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日益通过财政、金融、货币和对外贸易等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实现了调控手段重点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演变历程范文篇10

（一）从“事业型”到“产业型”的转变

我国旅游业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举世瞩目。改革开放前，旅游业以外事接待为主，只具备产业雏形，不完全属于产业范畴。1978年转换机制，发展产业型旅游业。

1984年中央提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齐上的旅游建设方针，揭开了全方位发展旅游产业的序幕。1986年国务院决定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正式确立其国民经济地位。

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之后，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旅游业被列为第三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后，国家计委把旅游项目列入国债项目，铁路部门及时开行了数百列旅游专列。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为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发展阶段来看，1980年以前，旅游产业总体规模较小；“六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有较大提高，国内旅游开始起步；“七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继续发展，国内旅游有较大发展；“八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有较大发展，国内旅游迅猛崛起，这一时期是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九五”计划时期，产业基础夯实，稳步发展；2001年受世界旅游业整体负增长的形势影响下，中国的旅游业是在困难中继续前进，但增长速度有所下降；2002年中国旅游业是整体回升，四项旅游经济指标增速均超过10%。

总之，我国旅游业借改革开放之力，2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产业形象日益鲜明，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

（二）从旅游小国到旅游大国

中国是世界上旅游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国际旅游接待人数（180万人）仅为世界的0.7％，居世界41位；2002年接待海外旅游者达到9791万人次，跃居世界第五大旅游吸引国、亚洲首位旅游大国。1978年中国国际旅游创汇（2.6亿美元）仅占全球的0.038％，居世界第47位；2002年增至204亿美元，占全球的4.4%，成为世界第五大旅游创汇国。2002年，中国公民出国(境)人数达1660.2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6.84%，成为亚洲地区令人瞩目的新兴客源输出大国。2002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8.78亿人次，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增速最快、潜力最强的国内旅游市场。

中国的旅游产业规模也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底，中国旅游涉外饭店11000家，其中，已评定星级饭店8018家；各类旅行社超过10000家，其中，国际旅行社1300多家；中国旅游业固定资产值达7000亿元，共有各类旅游企事业26万个；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598万人，间接从业人员约为2980万人；共有开办旅游教育的院校1152所，在校生34万人。

（三）旅游业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其综合性、关联性很强的特点表现得越来越充分，在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扩大国内需求，增强经济活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2002年，我国旅游业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566亿元，比上年增长12%，高出国民经济总体增长速度3个多百分点，旅游业总收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4%，占到第三产业的16%强，旅游外汇收入已占国家服务贸易创汇额的半数以上。

旅游业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主要支柱之一。全国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其余省区（市）则分别将旅游业定位为重要产业或优势产业。

二、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机遇与前景分析

（一）发展机遇

首先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再上新台阶。21世纪前10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仍将保持7%以上，综合国力将进一步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将推动旅游业发展。

其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十几亿人民将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旅游需求必然会随之不断增长，旅游消费成为小康的标志和特征之一。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但就是在这种小康水平下，已经形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和发展最快的出国旅游客源市场。

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使西部不少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得到开发，从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不断提高我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形成我国旅游业新的增长极。

第四，加入WTO以后，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都将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同时也将促进国际商务旅游的增长。

第五，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国。美国“9.11”事件和美伊战争爆发导致全世界旅游下滑，但因为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及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反而强化了中国作为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形象。

第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北京申奥成功、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杭州成功申办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大会以及2003年10月世界旅游组织大会将首次在北京召开，表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对推动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前景分析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供需双向互动作用下，中国旅游业前景辉煌。

1．旅游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闲暇时间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多，将推动国内旅游需求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位人口大国，有着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无与伦比的最大的国内旅游客源市场。2002年，相当于13个中国人里面就有8人进行了一次旅游。我国从1995年5月1日起实施每周40小时工作双休制，1999年开始实施“五一”、“十一”、春节的七天假期，目前中国公民每年所能享受的法定休息日的总量是114天，居民闲暇时间越来越充足。同时，消费结构正从温饱型转向小康型，消费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方向发展，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95年的49.9%和58.6%降至2002年的37.

7%和46.2%的水平。住房、购车、通讯等消费将逐渐得到满足，而作为精神和物质结合的旅游需求，则会反复产生。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旅游消费将呈现大众化、普遍化的态势，成为生活要素之一。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按每人每年出游两次计算，届时的国内旅游人数可高达30亿人次左右。

2．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中国国土广袤、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民族众多，漫长的历史和辽阔的国土形成了无比丰厚的旅游资源。据研究表明，我国自然类和人文类的旅游资源类型居世界第一位的数目超过美国、西班牙、法国等旅游强国。目前，全国已拥有15000多处旅游景区（点），涵盖了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改革成就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其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28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51处，国家地质公园44处，国家自然保护区197个，国家森林公园439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99个，国家4A级旅游区（点）360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137个，还有1269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类博物馆2000余座。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多姿多彩的城市风光，雄伟壮观的建设工程等等，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

3．从旅游大国到世界旅游强国

按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业发展“十五”规划基本思路，到2020年，中国海外旅游人数将超过2100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580亿美元以上。国内旅游将达到29亿人次以上，旅游收入将达20400亿元人民币以上。旅游业总产出将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提高到8%左右。国内外学者一致看好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中国将成为世界旅游强国。包括世界旅游组织（WTO）在内的权威性组织均认定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旅游首位旅游目的地国（见表2）。世界旅游理事会则预测，到2020年，中国旅游业总产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4%，旅游消费将占总消费的6.79%，旅游投资将占投资总额的8.61%，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三、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

（一）实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国土资源综合整治和生态保护建设达到新的水平，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大见成效，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提高，这个历史进程，将从各方面和旅游业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保持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方面，旅游业在这三个方面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宏观来看，旅游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保持了较高的投入产出率。国际上普遍认为，旅游业是最优秀的出口产业，就地出口风景，具有换汇成本低的优势。国家推行了多项政策刺激内部需求，例如实施西部大开发、调高公务员薪酬、增加基础设施开支等。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还应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旅游休闲产业的成功经验，采取措施，大力刺激旅游休闲消费，推进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和政策，促进了以产品为中心的工业社会向以服务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可以大胆的预测，在众多政策中，实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能起到较好的成效。

为此，需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对旅游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清理过去一些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和一系列歧视和限制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明确旅游业作为我国的优势产业地位，实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

（二）充分发挥国内旅游拉动内需的作用

2001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扩大内需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提出了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扩大和培育内需，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是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形成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政府工作报告》将旅游列为扩大消费的第二个领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旅游业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特点，旅游业包含行、游、住、食、购、娱六大要素，旅游消费不仅与交通、住宿、餐饮、商业、景区景点等行业直接相关，还与工业、农业以及信息、金融、保险、医疗、咨询、环保等产业关联，其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细分行业多达100余个，因此其拉动经济的作用十分明显。相对于住房、汽车等消费水平，旅游消费涵盖的价格区间从几元钱的旅游纪念品至上万元乃至数万元的旅游线路，产品的可生产性极强，可消费性也极强。2001年中国居民旅游消费支出仅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5.97%，离11%的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距离，发展国内旅游的余地还很大。

因此，在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的同时，要把国内旅游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推动国内旅游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国内旅游消费，推行带薪休假制度。要积极指导旅游新产品的规划和开发，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方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三）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旅游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比较大的产业，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的基本指标，其发展状况预示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按照“十五”计划的要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要适当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由2000年33.2%提高到36%。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对于保持整个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关重要。应将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核心产业和牵动产业，破除各种思想障碍，进一步扩大产业面、拉长产业链、形成产业群。

加快发展旅游业是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之一。要把发展旅游业自觉地融入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在促进其它产业结构调整中培育旅游业自身发展的增长点。要加强旅游业与一、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其它门类的结合，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科教旅游、商务旅游、会展旅游和都市旅游。对于一些发展旅游条件比较好的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中可以把旅游业作为接续产业来发展，这方面做的很成功的如焦作市。对于一些老的工业企业，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旅游，安置下岗员工、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宣传企业产品与形象、扩大影响和增强员工的荣誉感等；对于一些原来依托森林砍伐、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地区，自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措施后，经济发展需要找到新的出路，发展生态旅游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选择；农村可以通过发展农业旅游，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强化城乡居民的交流、开阔农民眼界等，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旅游业发展也能为其他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大的新市场和空间，例如商贸流通、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以及信息、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总之，旅游业可以为“加强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服务，也可以联动第三产业。

因此，应尽快出台《国家旅游产业政策》，将扶持旅游产业的方针政策予以明确。同时，政府要多渠道增加投入，加大对旅游业的导向性投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旅游资源保护，积极支持旅游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等。

（四）充分发挥旅游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先导作用

旅游资源是西部突出的优势资源，旅游业是西部具有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原始纯朴的自然环境，雄奇独特的自然景观，古老神秘的文化遗迹，风格迥异的民族风情，符合世界旅游求新、求异、求知、求乐的需求趋势，具有很强吸引力。西部大开发确定的五个重点方向都是与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又互为促进的。

旅游业具有特殊的低重心启动经济的先导性和高度关联的辐射带动功能。这对于旅游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的西部经济的启动，进而循产业链直接、间接地全面带动相关行业，滚动发展，最终促进西部经济繁荣，具有“突破口”意义。大力发展旅游业，有利于提高西部人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有利于改变地方财政的“输血经济”的模式，也有利于增强西部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的联系与协作，招商引资。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客流、人才流、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的快速增长，使域外流入购买力扩大。也必然会带动餐饮业、旅馆业、商业的发展，促进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的改善。而这些正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部资金必须做好的前期工作。

因此，旅游业应该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条件适宜地区，实施“旅游带动发展战略”。

（五）充分挖掘旅游就业的潜力

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旅游就业具有增速快、容量大、潜力大等特征。2001年，我国旅游间接就业人数2980万人，旅游就业总人数达3578万人。在20世纪最后10年，我国第三产业新增就业的7740万人中，旅游新增就业占到38%，达到2940万人。我国旅游直接就业人数由1989年的52万人增长到2001年的598万人，增长了12倍。

旅游促进就业容量大、机会多，不少旅游就业岗位门槛低，对各种层次的劳动力都有很大需求，多数就业岗位对文化素质和年龄要求并不苛刻，特别适合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旅游业已成为创造城镇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

从增长潜力来看，2001年我国旅游直接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仅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增长的潜力还很大。根据国家旅游局和国家计委共同提出的《关于发展旅游扩大就业的若干意见》，未来10年，我国旅游业要继续保持适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新增就业岗位约4000万个，年均增加旅游直接就业约70万人、带动间接就业350万人左右。到2010年我国旅游直接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约为1.7%，而届时世界平均水平为3.3%，旅游就业仍有很大的增长余地。

为此，当前应充分挖掘旅游就业潜力，以产业规模扩张为基础，实现旅游就业大增长；以加大旅游产品开发为着力点，广泛形成扩大就业的增长点；以改革创新和结构调整为突破口，实现就业人数与企业素质的双提高。

（六）大力发挥旅游的扶贫功能

我国许多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资源的富集度与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有很高的重合性。截止到2001年，全国592个重点贫困县中拥有100多座部级森林公园，仅西部的307个重点贫困县中就有78个县拥有部级、省级自然保护区，34个县拥有部级风景名胜区。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