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范文10篇

学说范文篇1

数学说课，要向同行说什么？我认为数学说课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1．说教材。

能制定较为完满的教学方案，为数学课堂教学的改进提供前提条件。这主要包括：

（1）介绍课时教学内容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说课中教者首先要阐述所备、所上的数学课在整个的一节、一章乃至整个小学数学全套教材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某课时教学内容。这是由数学教材环环相扣、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序列性所决定的。

（2）提出本课时的具体明确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课时备课中所规划的课时结束时要实现的教学结果。课时目标越明确、越具体，反映教者的备课认识越充分，教法的设计安排越合理。说课中要注意避免千篇一律地提出“通过教学，使学生能正确计算××习题”一类的套话，要从识记、理解、掌握、应用四个层次上分析教学目标。课时目标制定中还要提出思维能力和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培养目标，包括思想品德教育渗透和兴趣、习惯培养目标。

（3）说说本课教学内容包含哪些知识点，教例是如何展示教学内容的，教材叙述语言与例题怎么俗配，按计么顺序展开的例题与习题的分布类型，其中的重点、难点内容是什么。

2．说教学程序。

程序是否合理，符合认知规律，也是课堂教学是否优化的标准之一。数学说课中的教学程序有点近乎教案上的教学过程安排。在教案过程自己能清楚的可不必都写出来，而说课中不谈清楚，别人不一定都了解，详略、繁简不同；教案上重视具体教学内容安排，而说课介绍重视教学环节的次序和方式。备课只要备出是什么，说课不但要说是什么，还要说说为什么，让别人接受信服，内容构成不同。

说教学程序，还得注意运用概括和转述的语言，不必直接照搬教案，要尽可能少用课堂内师生的原话，以便压缩实录篇幅。

3．说教法。

引导学生学习数学所采用的主要方式。这是改进数学课堂教学的主要方面。比如，教学思路和策略上，可以选择目标教学的方法，尝试教学的方法，发现教学的方法，阅读自学的方法，组织小组讨论交流的方法等；教学信息和感知材料的呈现上，选用题组呈现或一题多变的方法，投影、录音的方法，教具模型演示的方法；在思维活动的组织上采取由实例列算式抽象的方法，从个别到一般的概括方法，由此及彼的类比推理方法，比较对照、区别异同的方法等等。指导学法方面，有指导学生阅读数学教材的方法。有组织学生按顺序有重点地观察的方法，有分析数量关系的方法，有安排学生操作、演示的方法等。叙述教法和学法，要注意坚持使教法学法有利于突出教材重点、突破难点，符合学生认识规律和年龄特征，不是为了翻花样，图形式花哨。

4．说练习。

学说范文篇2

异化劳动的概念是时展的历史产物。早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唯物哲学家、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身上就得到了表现。最早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利维坦》中提到：在错中复杂的社会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自己个体本身的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狼一样。但是社会为了要维持平衡，所以就有必要制定相关的规则，制定相关的契约，书中所说的利维坦就是巨大的海兽，从中说明人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是受一定的社会契约限制的。接着法国的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说：在社会的契约中，我们同时还不应忽视人本身的自由，即保持订立契约中实现着权利的转让。

后来，德国的费希特在他知识学体系中提出了“自我”的概念，他说：“自我设定非我，客体就是主体的外化”。这就是说作为自我本身的主体又外化出客体的我，这里他说得异化其实就是人的物化。接着，黑格尔根据否定性的原则，认为异化就是扬弃，这样就给构成了辩证法的本质。但他的异化论是种精神异化论。因为他主张的异化的主题就是客观精神。这就把异化的对象混淆了。他认为精神上的异化，是种唯心主义的错误，因此他最终不能得出关于异化的正确概念。后来，费尔巴哈从感性的人来谈异化，但他说的人就只是感性的人，缺乏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深刻内容。他这样对人的了解就显得很抽象。他只说明了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异化为上帝，后来以“爱的宗教”来自圆其说，但终究还是唯心的、抽象的异化论。所以，在前人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决定人的本质的行为方式。而劳动在历史上是通过自身的异化来扬弃的。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力图变革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理论。这位他批判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为他自己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源头。

二、异化劳动的内涵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从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果开始，从现象到本质，层层递进，深刻分析了人类生活的异化现实。根据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不公平、不平等。但因为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分析的，他们没有对这再进行“为什么”的研究。而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具体分析了为什么的原因，从而得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他说：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越多，越丰富，反过来他就越贫穷，这和劳动的本质是相互矛盾的。这就是劳动结果和劳动过程的相互异化。如果说这是从结果上来说的话，那么在生产过程上也是有异化的产生。那就是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是外在的，不属于他自己的，劳动不是劳动者自由的发挥体力和智力。而是一种非自愿的强迫的劳动。只有在运用动物似的技能时才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而从事劳动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是动物。上面两方面如果说是从“物的异化”来说的话，那么下面两方面就是从“人的异化”角度来说的。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漫长，但认识自己的过程就更加漫长。费尔巴哈强调人是“类”的动物，但这里的“类”就是个抽象的概念。马克思不是从概念来研究人的本质的，他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分析和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学的活动，得出了“劳动异化论”的学说。他由于把人的本质归为劳动，而劳动是被异化了的，所以人的本质在这里就得到了异化。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异化第三方面：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在这里，劳动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是维持人们生存的谋生手段，人人都想在为自己的私利活动，生存几近动物似的求生本能。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人和自己的类的本质的异化，其实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来得到体现的。因为马克思说：“人在本质上来说就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私有制存在的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阶级的形式来得到表达的。所以，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得出私有制的本质和阶级关系产生的起源。

三、异化劳动学说的当代价值

自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来，一个半世纪已经过去。因为他的异化劳动学说是私有制的起源，同时，又是因为私有制的存在，又反过来进步促进异化劳动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私有制，那么在社会上就还会有异化劳动这种现象存在。尤其是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怎样看待在当前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毕竟就只是占有少数的一部分，并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群众就都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都是包含在国家的主要矛盾之内的。而目前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且，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的就是“先让部分人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条件下，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成分，扬弃古典的伦理学，为开创出新世纪条件下的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添砖加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因素，从而使传统儒学走向现代文民的复兴。我想其中肯定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参考文献：

[1]崔龙水，马振铎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2]杨适.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1844年经济学哲学）研究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室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英]霍布斯著，黎思复译.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法]卢梭著，方华文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学说范文篇3

关键词：邓小平；义利学说

邓小平义利学说是邓小平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党、国家和人民道德生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具有极为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道德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获得新的发展的产物。如果说义利学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念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那么邓小平义利学说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念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邓小平将的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并借助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建立起了义利并重的邓小平义利学说。邓小平的义利学说从宏观上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伦理活动和伦理建设的发展规律，它为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一、重视整体福利：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理论的系统表述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比其他人更了解中国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弊端，身受几次左倾错误的冲击也使他比其他人更能深刻认识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危害。因此，1977年他再度复出后不失时机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主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后来，他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以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首先富起来进而推动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等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理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理论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出于对“反修防修”的过分警惕，扭曲并颠倒义利关系，把贫穷当作革命的标志、光荣的象征，把富裕视为反动的标志、耻辱的象征，因此“越穷越革命”、“富则变修”的谬论甚器尘上，贫穷被道德神圣化了。这种被扭曲了的荣誉观使整个民族都失去了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动力和热情。邓小平复出之后，在人们思想还没有普遍解放的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气魄，向全党全国人民呐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84年6月，他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发表谈话，“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5年4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姆维尼时又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这里，他已把消灭贫穷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使命。1987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搞的那一套。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完整地论述了贫穷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世界上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虽然诞生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但社会主义本身并不包含贫穷，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尽快摆脱贫穷，加大发展生产力的步伐。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如果长期贫穷而且贫穷日益普遍化，那么它不仅没有优越性，而且一切死灰复燃的东西如旧的习俗、旧的道德会把社会主义毁灭掉。因此。社会主义必须与贫穷作斗争，必须想方设法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社会主义才有光明的前途，才会真正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2)反对平均主义，主张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先富起来。平均主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其基本的精神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崇尚“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建国以后，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财富短缺，再加上军事配给制和“一大二公”所有制的影响，平均主义十分盛行。平均主义极大地防碍了人们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社会愈益贫穷和落后。邓小平再度复出后，在思想理论和价值观上的一个重大的拨乱反正就是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尽快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邓小平认为，改革就是要破除平均主义的束缚，不打破平均主义，就不能解放生产力，调动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说：“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吃大锅饭。在一个研究所里，好的研究员工资可以比所长高。在一个学校里，好的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校长高。这样才能鼓励上进，才能出人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打破平均，鼓励冒尖，不能为了照顾上下左右平衡，人才与非人才、贡献大的与贡献小的一样拉平，毫无区别。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裕起来，”并认为，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如果硬要大家一同富，那只能压抑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助长大多数人的依赖思想和懒惰思想，最后导致普遍的贫穷。邓小平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办法是好的，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总之，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既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又利国利民。

(3)坚持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力主“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所谓物质利益原则，就是人们观察和处理物质利益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首先承认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利益是人们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道德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其次强调，为人民大众的物质利益而奋斗，主张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情况下自觉地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集体利益。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邓小平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道德原则一旦离开物质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肯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国家要讲物质利益，追求国富，人民群众要讲物质利益，追求民富。因此，“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关于共产主义是否也承认个人利益时，作了肯定的回答“承认”。并且认为共产主义“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邓小平又主张克服狭隘的功利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绝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社会主义功利主义要兼顾全国人民的物质利益，着眼于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邓小平要求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从总体上讲，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但从一定时期和一定阶段上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又是存在矛盾的。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要自觉地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而不是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邓小平还认为，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不仅要讲服从，还要讲兼顾，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使出让利益的一方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保证个人利益随集体、国家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切不可把服从当作一种无限制的盲目行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因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或不必要的损害。

(4)在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上，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应当根据什么来判断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邓小平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一些人受左的错误的影响，力图用左的教条的社会主义来裁制现实生活，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他们几乎就要站出来以革命的名义问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并常常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如果听信他们的那一套，就会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葬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基于此种认识。邓小平主张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束缚，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应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就是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摆脱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正式提出来的，但这种思想却早在80年代初就形成了。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说：“总之，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里所提出的“三个是否有利于”同90年代初所提出的“三个是否有利于”，内容一致、形式相似，只是后者更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更为严密而已。“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科学精神。这个标准的首要的和根本的内容，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邓小平看来，生产力标准与道德标准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充裕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就没有优越性。出于对生产力的重视和强调，邓小平主张，我们的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理论，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还有对责权利一体化的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理论深刻地阐发了处于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崭新认识，对社会主义目的和动力的科学论断，对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的自觉调适等等重要内容，无疑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巨大发展。

二、崇尚道义精神：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科学论述

如何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是邓小平义利学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的义利学说既讲利又重义，不仅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而且科学论述了如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问题。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包含以下基本点：(1)正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以此作为考虑道德建设的基本视角，注意道德要求的层次性。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邓小平强调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的多种分配形式，那么反映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就必然出现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取向的复杂的状态，形成一种多种道德并存、社会主义道德在斗争中逐步取代其他旧道德观的多元动态的网络型社会道德结构。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形成凝聚亿万人民意志的强大精神力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建设，既要注意针对不同的道德觉悟的人们提出不同的行为要求，又要注意鼓励他们向更高的道德层次努力攀登；既要肯定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反对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道德观念，又要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指导，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主体，坚决抵制和清除封建主义道德、资本主义道德影响的道德体系。

(2)强调用社会主义道义精神教育人民，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道义精神集中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表现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表现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起来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邓小平强调指出：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应当讲共产主义道德，一般普通的民众应当遵循和讲究国民公德。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公德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五爱”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全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们的共同道德规范。邓小平把“爱祖国”列为最主要的国民公德，他在许多文献、讲话中都明确要求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求人们用爱国主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尊重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绝不做任何有损国格和人格的事。爱人民是爱祖国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主义时期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只有深深地热爱人民，才能够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爱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的意志、愿望和人格，关心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勇于同一切危害人民的邪恶现象作斗争。爱劳动就是要热爱并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快提高自己的劳动素质和劳动技术，在劳动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勇于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爱科学不仅要求有为我国的四化建设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科学技术的热切愿望，而且要求刻苦钻研科学技术，以顽强的毅力奋发努力锐意进取，并把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无条件地运用到四化建设的实践中去。努力为人民造福。爱护公共财物要求人们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珍惜公共财物，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损公肥私，同一切损害和破坏公共财产的坏人坏事作斗争。

(3)提出四有新人是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努力追求的理想人格。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及其战略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理论并以此作为社会道德教育和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所谓四有新人是指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在邓小平看来，理想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是人们对未来社会及其人自身的发展的向往和追求。理想是人们不甘于现状并立志改变现状的心理基础，是人生的航标和指路明灯。理想一经确立，它就可以使人方向明确、精神振奋，不论前进的道路如何曲折、斗争环境如何复杂，它都可以使人透过乌云和阴霾，看到未来的希望和曙光，永不迷失自己的方向。邓小平认为，有理想主要是指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他说：有理想就是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不仅要用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人民，更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下一代，使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然要胜利的根本保证。有道德是指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人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标准要求自己，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做一个思想纯正、品德崇高的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主张“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在全社会普遍推行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深入批判并坚决摒弃“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道德观，“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有文化是指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要求人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学习各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努力钻研现代科学技术，使人民成为有高度文化素养并能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头脑的人。在邓小平看来，只有不断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才能实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才能振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有纪律是有道德的直接表现。纪律是指一定的社会组织所制定和要求该组织的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该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有纪律要求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的经济纪律、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劳动纪律。邓小平认为，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党的路线、方针的具体化，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遵守纪律。革命的纪律是实现理想，讲究道德的保证。遵守革命纪律是具有社会主义理想和道德的表现。有纪律的人才能自完其身，做一个人格高尚的人。邓小平的“四有”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完整内涵。四有新人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对激励中国人民更好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此外，邓小平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还包括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关注青少年道德建设，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等方面。邓小平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且应当有高尚的道义精神，社会主义道义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没有社会主义道义精神，我们是无法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的。

三、义利并重与义利统一：邓小平义利学说的独特风格

邓小平的义利学说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着邓小平对新时期义利关系的科学认识，溶铸和集中体现着邓小平关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维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义利学说既反对农业经济或自然经济时代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和耻于言利，又反对小商品经济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那种重利轻义、贵利贱义或菲薄道义的思想倾向，它在基本价值指向上是义利合一与义利并重。

首先，邓小平义利学说主张真正将义与利结合起来，实现辩证的有机统一。它强调义利合一并不是义利的绝对同一，或简单地把义视为利或把利视为义，而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使道义与功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功利的追求置于道义的宰制与规约之下，使道义的讲求为社会和人们带来更大的社会功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义与功利本质上是合一的。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道义所肯定和需要加以保护的，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是社会主义道义的核心构成，或者说社会主义总是把维护和促进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或现象视为最大最高的道义。当然，这种合一之所以不是同一，是建立在功利与道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基础之上的，纯粹的同一是一物，所以不存在结合的问题。根本不相关的两种事物因为没有共同点，所以也不存在结合的问题。只有既有某种相关之处或共同点，同时又存在某些差异的两种事物或现象，才存在也有可能谈得上结合的问题。义利合一并不意味着义利是毫无差别的同一。事实上，义与利无论在内涵亦或是在外延上都具有不一致的地方，并不是一切功利都合于道义，也并不是一切道义都会带来功利。个人或企业非正当的利益，显然不能称之为合乎道义。而有些道义的实现常常是以主体利益的抑制或牺牲作为条件。即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有不同的性质、类型及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追求，这就不可避免要产生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或利益冲突。社会主义道义产生于社会主义时期诸种利益矛盾及其调节需要，它在解决诸利益矛盾时既立足于各种利益之间的统筹与兼顾，也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维护与推进。在解决个人、企业、集体和国家利益的纵向矛盾中，一般总是遵循国家和社会集体利益至上和优先的原则，主张个人和企业对自身利益作必要的调整和抑制，亦即要求那些非根本的利益要服从根本的利益，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局部的利益要服从全局和整体的利益。当然，社会主义所强调的道义，并不一味地主张牺牲个人或企业的利益，认为牺牲了的个人或企业利益，应当有助于社会集体利益质和量的增长，而增长了的社会集体利益必须对被牺牲的个人或企业作出利益上的补偿或回报。如果牺牲个人或企业利益不能有助于社会集体利益的增长，那就不能要求个人或企业作出无谓的牺牲，而应当对社会集体利益作出必要的调整或修正。至于性质相同的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比如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社会主义道义精神首先要求作出责任的明确区分，并根据利益正当性、合理性以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吻合程度，或要求某一方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或要求双方均对自己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作出调整。如果两者都为正当的利益。那就需要对正当利益中的应当性因素作出科学的分析或理性的测定。总的来说，社会主义道义精神不主张无谓的利益牺牲，而主张人我己群利益的兼顾，主张在利益关系上实现互利互助、共生共赢。

其次，邓小平义利学说主张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又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这不仅是对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而且高度体现了义利统一、义利并重的特质。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利也是义，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中包含着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精神，内蕴和凝聚着社会主义的道义。基于理性的观察和科学的把握，邓小平直接把国家人民利益视为道义的载体和化身，赋予其美善和崇高的意义。认为一个人越是能够自觉地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国家人民利益高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他就越有道德。在邓小平义利学说中，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既不是单纯的利，也不是单纯的义，它本质上亦是义利合一的产物。如果说公民的个人利益是利，合法是义(低层次的义)，那么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则是利中有义，义中有利，义利渗透，义利交融。而尤有意义的是，邓小平义利学说在国家人民利益与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关系问题上主张把前者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兼顾二者，既不因为要坚持国家人民利益的至上性而忽略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正当性，也不因为要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而忘记国家人民利益的至上性。邓小平义利学说讲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兼顾与结合，但这种兼顾与结合并不是绝对的均衡论或对等论，而是建立在对立统一基础上的重点论与非重点论的兼顾与结合。邓小平义利学说要求个人利益在与社会集体利益发生对抗和冲突时无条件地服从社会集体利益，在必要时为社会集体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成全社会集体利益，是“舍小利而求大利”，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同时又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生动表现，在这里也体现出义利统一的特征。

再次，邓小平义利学说强调义利并重，一方面致力于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生产力，推动社会财富和利益总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致力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和道德，促进社会精神财富的不断增长，实现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义利并重，实质就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既要吃饱肚子，又要充实和健全脑子，造成一种既要物质生活又要精神生活，既要钱又要脸的人文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邓小平义利学说认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消灭贫穷不仅仅只是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事情，同样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事情，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富裕，也绝不仅仅只是体现在物质财富方面。同样也体现在精神财富方面。物质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基础和条件，精神富裕则是物质富裕的升华和发展。没有精神富裕作为指导和保障，物质富裕可能变质甚至走到邪路上去。邓小平义利学说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要求人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觉地把利益的追求纳入道德的轨道，不取不义之财，不谋不义之利，这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更宏阔的社会背景下突显着义利合一。

义利并重既要讲利，又要讲义。义的功能是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使人心安理得，利的功能是维系人的身体存在，使人身安气顺。因此，没有道义，不能使人的精神快乐，没有物质利益，不能使人的形体安适。从社会来讲，社会既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物质财富的创造，因此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永远是一项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工作，又需要精神资料的生产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因此提高和发展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规范，同样是十分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所以，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必须而且也应当既重视物质功利又重视精神道义，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中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最后，邓小平义利学说要求处理好竞争与协作、自主与监督、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等的关系。竞争与协作体现并贯注着道义与功利的精神要素。竞争是为了利，但竞争中也存在着义。协作体现着义，但协作也有着自身的利。竞争既是市场机制的基本要素，亦是经济主体利益关系实现的形式。竞争与协作的合一必然要求反对和抨击不正当的竞争，提倡公平而正当的竞争，要求尊重竞争对手，实现利益的共分与共享，形成一种在竞争中协作、在协作中竞争、使竞争促进协作、以协作推动和升华竞争的经济主体关系，造成市场的良性运行。先富与共富的关系也是一样。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最终富裕并不是同步富裕、同时富裕和同等富裕，而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之上，以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实现先富与共富的结合，是义利统一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公平与效率同道义与功利的关系尤为直接。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基本目标，是社会运行的基础和终极性的决定力量，也是社会利益的具体运载和凝结方式。效率的提高必然会推动社会利益总量的增长，而效率本身也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体现并得以形成。公平与道义几乎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它主张尊重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按照普遍化的道德原则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事实，特别是在利益机会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力求兼顾和融通，不偏不党，正直无私。公平与效率既相互对立相互限制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邓小平义利学说既不允许牺牲效率去求公平，也不允许牺牲公平去求效率，它强调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主张既要追求效率又要讲求公平，以公平促进效率的提高，以高效率促进公平的真正实现。

学说范文篇4

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均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中医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学习、研究这2种学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们的内容及其形成发展过程有很多重叠和交叉之处，如果把它们汇成两条线，这两条线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时有交点甚至紧紧缠绕在一起，是不可分的。简而言之，升降之中见脾胃，脾胃之中寓升降。

1内容上的交叉

脾胃学说的核心内容———脾胃为人体元气之本，脾胃为精气升降运动之枢纽，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等，无一不与升降密切相关。气机升降可以说是升降学说的灵魂内容，在升降还未引入医学之前，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就把自然界物质的运动变化归于气之升降，所以升降从一开始指的就是气机的升降。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元气之本，李东垣说:“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1］可见脾胃与气也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那么升降一经引入医学，必定与脾胃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2］这既属升降学说的内容，又属于脾胃学说的内容，既是对水液在人体消化吸收之升降出入的描述，又是对脾胃运化水谷精微的论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3］开始运用气机升降出入的理论解释与脾胃相关的病理变化。

正因为脾胃为精气升降运动的枢纽，所以脾胃为病必打破人体升降之和谐;正因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故脾胃病，气血匮乏则必升降无权;正因为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所以脾胃病则运化失调，升降无序。由此可知，脾胃病必定影响甚或打破人体升降出入的平衡。同样，升降失调也会导致脾胃病。李东垣认为，脾胃内伤发病的主要病机是脾胃气机失调，升降出入失常，所以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另外，自张元素发现药性升降理论之后，脾胃病的治疗用药又开始受药性升降理论的指导。综上可见，脾胃病的病因、病机、治则、用药与升降亦是联系紧密、密不可分的。总之，升降学说与脾胃学说在内容上大多是杂糅在一起的。

2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交叉

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均起源于《黄帝内经》。虽然《黄帝内经》中并未明言升降和脾胃学说，但是有关内容散见于各篇章之中。《黄帝内经》对脾胃的解剖、生理、病理及脾胃病的治疗与预防均有详细论述，同时也论及了有关升降学说的内容，包括升降出入与生长壮老的关系;人体之升降出入，一年四季之气的升降出入，水液在人体消化吸收之升降出入，三阴三阳之升降出入;又言及了脏腑生理上升降出入之特性，并用升降出入失常理论来解释病机，在升降出入理论指导下制定治则、治法，用升降出入理论阐发自然界的运动现象和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4］。所以说脾胃学说和升降学说的萌芽时间均是《黄帝内经》时代，亦即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东汉，张仲景为脾胃学说、升降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伤寒杂病论》中的许多内容奠定了脾胃学说的临床证治基础，为“脾胃论”的临床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张仲景强调“实脾”法则的防治功用，阐述了脾胃病的辨治纲要，坚持和胃固本，祛邪不遗扶正的观点。有关升降的内容，《伤寒杂病论》中论及升降失常所致的病证很多，并且张仲景对此制定了相应的治疗措施，如治病立法顺应脏腑升降之性;知常达变以燮理复杂病证之气机升降;用气机升降理论指导祛邪方法的实施等。而且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在治疗脾胃病的时候充分运用了《黄帝内经》中升降出入的理论，并且加以发挥。张仲景根据脾胃脏腑升降的特性，制定了脾胃病的治法治则，用气机升降理论来阐释复杂病证之病机、病理，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治法治则，从而用升降学说的理论丰富了脾胃学说在临床证治方面的内容。可见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伤寒杂病论》中，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交集。

金元时期，由于出现了学派争鸣的鼎盛局面，医家对脾胃学说、升降学说的阐述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角度充实了脾胃学说、升降学说的内容。脾胃学说、升降学说至此基本形成。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金元四大家之中的张元素、李东垣。张元素的贡献在于发现了药物升降浮沉理论，从而将升降学说与脾胃学说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运用药物升降浮沉的特性指导脾胃病的治疗用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可将其概括为:药物运用见升降，治法之中见升降。李东垣则发展、完善了脾胃脏腑升降，认为五脏六腑的升降运动是以脾胃为枢纽，若脾胃虚弱，升降失常，就会发生种种病证。尤其是内伤病变，多责之脾阳不升。李东垣用升降学说的理论高度概括了脾胃病的病机，即脾胃升降失司，气机失调［3］。又用脾胃升降的内容充实了升降学说，使脾胃学说和升降学说在内容上呈现一种升降之中有脾胃，脾胃之中有升降的关系。从而使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高度完美地统一结合起来。

小结

脾胃学说和升降学说从《黄帝内经》时代到金元时代的发展过程来看，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张元素、李东垣对其阐述发展来看，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它们在内容上是有多处交点的，是时而杂糅在一起的，它们的关系则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但是，笔者认为升降偏重理论指导，脾胃偏重临床实践，所以升降学说在脾胃学说有关临床证治的发展过程中，无疑充当了指导的角色，脾胃学说在治疗学方面的发展得益于升降学说的发展。当然脾胃学说的发展也促进了升降学说的发展。总之，二者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交点，关系如此紧密，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金·李杲.内外伤辨惑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43

［2］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308-309，73

学说范文篇5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学说范文篇6

一、几种说唱形式

缠令、缠达是北宋说唱形式。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互迎，循环间用者，为‘缠达’。”［1］97《张协状元》第五十三出套曲为缠令:【紫苏丸】【迎仙客】【幽花子】【和佛儿】【红绣鞋】【越恁好】(缺尾声)。第十四出、第二十出套曲吸收了赚词之体:【薄媚令】【红衫儿】【赚】【金莲子】【醉太平】【尾声】，【醉落魄】【四换头】【赚】【绛罗裙】【呼唤子】【尾声】。在北套中，缠达体的套数更多。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例举了《陈抟高卧》的第一折、第四折所用曲，《看钱奴》第二折所用曲，《张千替杀妻》第二折所用曲，均为缠达体套数。现略示几例如下:(1)《单刀会》第二折:【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尾】。(2)《荐福碑》第二折:【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滚绣球】【倘秀才】【醉太平】【倘秀才】【滚绣球】【呆骨朵】【倘秀才】【滚绣球】【煞尾】。(3)《西蜀梦》第一折:【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金盏儿】【醉中天】【金盏儿】【煞尾】。第一例【端正好】曲为引子，以【滚绣球】【倘秀才】二曲循环互迎，是典型的缠达体;第二、三例则是北套中缠达体的变化形式，但不难看出其基本形式仍然是缠达。鼓子词为宋代说唱形式。因以鼓伴奏，故名。一篇鼓子词只能使用一个词调，最少可以只是一首，如吕渭老的《圣节鼓子词》是一首【点绛唇】。长篇则为一个词调反复多遍，如欧阳修的《十二月鼓子词》用12首【渔家傲】来分咏12个月的景色。鼓子词有只唱不说和说唱兼用两种，歌唱部分均用一个词调。说唱兼用的鼓子词，仅见北宋赵令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从音乐上看，鼓子词受到宋大曲的影响。宋大曲是一种大型歌舞曲，其结构是同一曲调反复演奏，在“中序”部分加入歌唱，歌词是内容上有关联的同一词调的若干首词。鼓子词这一说唱形式被吸收到戏曲中来，南戏中用得较多，如《张协状元》及宋元四大南戏“荆、刘、拜、杀”均有使用，如《张协状元》第十五出:“(外妆夫人出唱)【女冠子】【鹤冲天】【同前】。”第二十七出:“(外出唱)【卜算子】【同前】。”柯丹邱《荆钗记》第六出“议亲”连用三支【桂枝香】，第十出“逼嫁”连用四支【四换头】，第二十六出“投江”连用四支【黄莺儿】等。无名氏《白兔记》第三出连用三支【莺啼序】，第二十八出“汲水”连用四支【桂枝香】。施惠《拜月亭》第七出“文武同盟”:“【章台柳】【前腔】。”第三十出“对景含愁”:“【风入松】【前腔】。”第三十九出“天凑姻缘”:“【卜算子】【前腔】。”徐《杀狗记》第三出连用四支【解连日环】，第七出“孙华拒谏”连用五支【桂枝香】，第九出“孙华家宴”连用三支【祝英台】。北剧中也偶尔使用，如马致远《邯郸道省悟黄粱梦》第二折用【商调?醋葫芦】【幺篇】【幺篇】【幺篇】【幺篇】【幺篇】【幺篇】【幺篇】【幺篇】【幺篇】等。这是因为用同一曲调反复歌唱显得单调，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子联成短套，再集不同宫调的若干短套联成全篇的诸宫调，应运而生后便取而代之，因此元杂剧主要运用诸宫调来演唱。词话是流行于元明时期的一种说唱形式。其形式有“攒十字”与“七言句”二种。一般认为，词话源于唐五代及宋初的词文。词文与词话之“词”均指唱词，词文是只唱不说的，元代的词话“有很大可能也是只唱不说或以纯歌唱体为主流的”［2］186，词话之“话”即故事之意。元初词话已经十分盛行，这从《大元通制条格》与《元史?刑法志》对词话的明令禁止可以得到证明。《大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七载:“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中书省大司农司呈: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官申，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聚约百人，般唱词话，社长田秀等约量断罪。外本司看详，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般唱词话，并行禁约。都省准呈。”［3］299百种元杂剧剧本中，运用词话者，主要为只说不唱形式，计92种，占90%以上。如果按照刘光民的说法“词话至明增加了说白”、“由唐词文到元词话，再到明说唱词话，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是由歌唱体逐渐向说唱体演进的”［2］187，那么意味着现存百种元杂剧中的词话均为明人所加，我们认为它不符合元杂剧的创作实际，因为元杂剧中的词话均为只说不唱的形式。吴承学在《唐代判文》中指出:“判文对元代戏曲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以《元曲选》为例，如《陈州粜米》、《朱砂担》、《合同文字》、《神奴儿》、《蝴蝶梦》、《勘头巾》、《灰阑记》、《魔合罗》、《盆儿鬼》、《窦娥冤》、《生金阁》等都是叙述与案件相关的故事，而且都与判文有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其形式颇为相似———在故事的结尾或即将结局之处，由审案的官员来下一判辞了断公案。而这判辞又多数以官员‘听我下断’开始，然后‘词曰……’，这些‘词’即是判文。”［4］133即是说元杂剧中凡标明“词云”者并非均为词话，其中部分属于判文。如无名氏《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第四折:“(正末云)兀那鬼魂，有什么衔冤负屈的事，你说，我与你做主咱。(魂子诉词云)告大人停嗔息怒，听孩儿细说缘故:俺母亲婶子不和，因此上分家另住。当日我学里回家，我待要街上觑觑。老院公领我出门，来到那十字大路。我见个卖傀儡的过来，院公道我与你买去。等院公不见回身，撞见我嫡亲叔父。领的我到他家中，俺婶婶便生嫉妒。将麻绳拴住脖子，勒的我登时命卒。一灵儿荡荡悠悠，每日家嚎咷痛哭。正撞见你这清耿耿无私曲的待制爷爷，与我这没投奔屈死的神奴儿做主。”“(正末云)一行人听我下断:本处官吏，不知法律，错勘平人，各杖一百，永不叙用。王腊梅不顾人伦，勒死亲侄，市曹中明正典刑。李德义主家不正，知情不首，杖断八十。何正路见不平，拨刀相助，重赏花银十两。将应有的家私都与李阿陈永远执业，设一个黄箓大醮，超度神奴儿升天。(词云)则为这搅家泼妇心愚鲁，故要分居灭上祖。若非是包龙图剖断不容情，怎结束神奴儿大闹开封府!”［5］第六卷316又如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第四折:“(府尹云)这桩事老夫已明知了也，一行人听我下断:本处官吏不才，杖一百永不叙用。李彦实主家不正，杖八十。年老罚钞赎罪。刘玉娘屈受拷讯，将家财永远为主，请敕旌表门庭。李文道谋杀兄长，押赴市曹处斩。老夫分三个月俸钱，重赏张鼎。(词云)奉圣旨赐赏迁陞，张孔目执掌刑名。刘玉娘供明无事，守家私旌表门庭。泼无徒败伦伤化，押市曹正法严刑。”［5］第三卷707不难看出，《神奴儿》中魂子诉词即词话，而正末所云“一行人听我下断”之词即判文，后面“词云”四句则为词话。《魔合罗》中府尹断语为判文，后面的“词云”则为词话。元杂剧中有些判文并没有“听我下断”的提示，如无名氏《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第四折:“(茂公云)尉迟公，你父子每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词云)则为你勇敢无前，俺唐主宠任多年。生撇下孩儿不题，再相逢信是天缘。鄂国公赐金千两，加食邑万顷庄田。小尉迟金吾上将，作先锋世掌军权。将斗将同扶王室，鞭对鞭父子团圆。(正末、小尉迟谢恩科)”［5］第六卷288这里的“词云”即为判文而非词话。道情源于唐代的道歌，原是道士布道、化缘时唱的歌曲，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间说唱形式。燕南芝庵《唱论》云:“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6］第一集159朱权《太和正音谱》云:“道家所唱者，飞驭天表，游览太虚，俯视八紘，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间，慨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6］第三集49因用渔鼓伴奏，故又名“渔鼓”。在元杂剧中，“渔鼓”写作“愚鼓”，取声鼓可以警醒愚顽之意。如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三折:“(正末唱)赤紧的简子唤做惜气。但行处愚鼓相随，愚是不省的，鼓是没眼的。”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七载:“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1］476据此，宋代的道情即鼓子词，或者说至少体制和音乐与鼓子词相近。道情唱词的体制，诗赞体以七言韵文和十言韵文为主，乐曲体则依照格律句子可长可短。道情这一说唱形式运用于戏曲之中，主要见诸神仙道化题材，如范子安《陈季卿误上竹叶舟》第四折:“(列御寇引张子房、葛仙翁执愚鼓、简板上)……(列御寇唱)【村里迓鼓】我这里洞天深处，端的是世人不到。我则待埋名隐姓，无荣无辱，无烦无恼。你看那蜗角名，蝇头利，多多少少。我则待夜睡到明，明睡到夜，睡直到觉，呀，早则似刮马儿光阴过了。【元和令】我吃的是千家饭化半瓢，我穿的是百衲衣化一套。似这等粗衣淡饭且淹消，任天公饶不饶。我则待竹篱茅舍枕着山腰，掩柴扉静悄悄。叹人生空扰扰。【上马娇】你待要名誉兴，爵位高，那些儿便是你杀人刀。几时得舒心快意宽怀抱，常则是焦，蹙损两眉梢。【胜葫芦】你则待日夜思量计万条，怎知我无事乐陶陶。我这里春夏秋冬草不凋，倚晴窗寄傲，杖短筇凝眺，看海上熟蟠桃。(列御寇云)这道情曲儿还未曾唱完，纯阳子早来了也。(张子房云)我等且退下一壁者。(下)”［5］662－663宋代说唱形式叫果子，由市井叫卖声发展而来。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吟叫》载:“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遏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戏。盖自至和、嘉祐之间，叫‘紫苏丸’，洎乐工杜人经‘十叫子’始也。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也。”［7］耐得翁《都城纪胜》谓叫果子与嘌唱为一体，均是“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1］96的歌曲。《逞风流王焕百花亭》杂剧中运用了这一说唱形式。莲花落，一作莲花乐，源于唐、五代时的“散花乐”，最早为僧侣募化时所唱的宣传佛教教义的警世歌曲。宋代始流行于民间，为丐者乞讨时所唱，多以因果报应为内容。

元、明以来，渐有写景、叙事之作。演出形式有单曲、彩唱两种。单曲只由一人演唱故事，唱词采用叙事体;彩唱由歌唱者2～3人，分饰为旦、丑两种角色，分包赶角，略如戏曲，尤重插科打诨，以资笑乐。唱词为七言韵文。《琵琶记》南戏第十七出《义仓》“丑”所唱陶真，为莲花落调，朱有燉《曲江池》杂剧和明传奇《绣襦记》也各有“四季莲花落”，为乞儿所唱。明传奇《鸣凤记》“外”所唱莲花落已经是叙事曲词了。货郎儿为元代说唱形式。《元典章》五七“杂禁”条载:“在都唱琵琶词、货郎儿等人，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蒙都堂认得，拟令禁断，送部行下合属，依以禁行。”大概源于流动小贩叫卖声调的一种沿街说唱的形式。无名氏《风雨像生货郎旦》杂剧第四折有张三姑说唱货郎儿的情节，用【转调货郎儿】曲调叙唱，间以说白。货郎儿这一说唱形式在明清戏曲中也有应用，如明代朱有燉《义勇辞金》杂剧、清代洪昇《长生殿》传奇“弹词”折均运用了这一说唱形式。评话是一种只说不唱的以演述长篇历史故事为主的曲种。它与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讲史(元代别称为“平话”)一脉相承。平话侧重于平说，即非弹唱;评话则强调它的评论特色。评话书文由“表”、“白”、“评”三部分构成。“表”是以说书人的口吻叙述，“白”指摹拟书中人物的代言，“评”即评论，或对书中人物、事件发表看法;或介绍知识、解说典故、解释字义。评话由一人表演，以醒木、折扇、手帕作辅助表演的道具。醒木的作用在于警醒观众、烘托气氛、助长声威;折扇、手帕则用来代表生活中的各种器物，如刀枪棍棒、纸笔信笺之类。演员以道具可以作出种种虚拟的动作。开讲时先拍一下醒木，然后念定场的诗词，称为“开词”。一场书在收束情节关键处留下悬念，叫“关子”［2］311－313。

二、说唱形式在戏曲中的表现功能

说唱形式运用到戏曲中具有多种表现功能，它不仅区别于散白而富有韵律节奏，增加了观众的听觉美感，还起着叙事、抒情、描写、评论、戏剧性对话、复述、概括剧情等多种作用。如杨显之《临江驿潇湘秋夜雨》杂剧，演述秀才崔通中举得官，弃妻另娶，原配张翠鸾遭受诬陷被发配沙门岛，由解子押送，途经临江驿，巧遇失散的已任廉访使的父亲，才获解救。第四折大量运用词话形式:(驿丞做打解子科，云)兀那解子，我着你休大惊小怪的，你怎生啼啼哭哭，惊觉廉访大人?恰才那伴当他便打我，我只打你。(解子云)都是这死囚。(词云)你大古里是那孟姜女千里寒衣，是那赵贞女罗裙包土，便哭杀帝女娥皇也，谁许你洒泪去滴成斑竹。(正旦词云)告哥哥且停嗔息怒，我冤枉事谁行诉与，从今后忍气吞声，再不敢嚎咷痛哭。爹爹也，兀的不想杀我也!(张天觉云)翠鸾孩儿，只被你痛杀我也!恰才与我那孩儿数说当年淮河渡相别之事，不知是甚么人惊觉我这梦来?(词云)一者是心中不足，二者是神思恍惚，恰合眼父子相逢，正数说当年间阻。忽然的好梦惊回，是何处凄凉如许?响玎珰铁马鸣金，只疑是冷飕飕寒砧捣杵。错猜做空阶下蛩絮西窗，遥想道长天外雁归南浦。我沉吟罢仔细听来，原来是唤醒人狂风骤雨。我对此景无个情亲，怎不教痛心酸转添凄楚?孩儿也，你如今在世为人，还是他身归地府?也不知富贵荣华，也不知遭驱被掳。白头爷孤馆里思量，天那!我那青春女在何方受苦?我分付兴儿来，你休要大惊小怪的，可怎生又惊觉老夫?(做打兴儿科)(兴儿云)老爷休打我，都是那驿丞可恶。(出见驿丞科，云)兀那驿丞，我着你休要大惊小怪的，你怎生又惊觉老爷的睡来?(词云)我将你千叮万嘱，你偏放人长号短哭。如今老爷要打的我在这壁厢叫道阿呀，我也打的你在那壁厢叫道老叔。(驿丞云)都是这门外边的解子，我开开这门打那厮。兀那解子，我再三的分付你休要大惊小怪的，你又惊觉廉访大人的睡来，你这弟子孩儿。(词云)虽然是被风雨淋淋渌渌，也不合故意的喃喃笃笃。他伴当若打了我一鞭，我也就拷断你娘的脊骨。(解子词云)只听的高声大语，开门看如狼似虎。想必你不经出外，早难道惯曾为旅。你也去访个因由，要打我好生冤屈。不争那带长枷横铁锁愁心泪眼的臭婆娘，惊醒了他这驰驿马挂金牌先斩后闻的老宰辅。比及俺忍着饥担着冷、讨憎嫌受打拷，只管里棍棒临身，倒不如汤着风，冒着雨，离门楼、赶店道，别寻个人家宵宿。(正旦词云)隔门儿苦告哥哥，听妾身独言肺腑。但肯发慈悲肚肠，就是我生身父母。且休提一路上万苦千辛，只脚底水泡儿不知其数。悬麻般骤雨淋漓，急箭似狂风乱鼓。定道是馆驿里好借安存，谁想你恶哏哏将咱赶出。便要去另觅个野店村庄，黑洞洞知他何方甚所?若不是逢豺虎送我残生，必然的埋葬在江鱼之腹。顷刻间便撞起响珰珰山寺晓钟，且容咱权避这淅零零潇湘夜雨。……(张天觉云)当初失却渡淮船，父子飘流限各天。消息经年终杳杳，肝肠无日不悬悬。已知衰老应难会，犹喜神明暗自怜。渔父偶收为义女，崔生乍见结良缘。从来好事多磨折，偏遇奸谋惹罪愆。苦誓一心同蜀郡，远寻千里到秦川。剑沉龙浦还重合，镜剖鸾台复再圆。秉烛今宵更相照，相逢或恐梦魂前［5］第二卷400－405。解子与翠鸾的对话如果用散白，则是解子制止翠鸾啼哭，而翠鸾表达被冤枉无处诉说。剧中用词话形式，不仅内涵丰富且富有诗意。解子将翠鸾比作哭长城的孟姜女、罗裙包土为公婆造坟的赵贞女和哭舜帝泪沾竹成斑的娥皇、女英，不仅运用了哭的典故，还含有同情翠鸾命苦遭遇之意。翠鸾父亲张天觉在临江驿馆安歇，梦中与女儿相会，却被狂风骤雨惊醒，思量着女儿生死未卜，剧中通过词话形式将他内心的痛苦和酸楚抒发得淋漓尽致，十分感人!当解子押着翠鸾冒着潇湘夜雨要“另觅个野店村庄”，“脚底水泡儿不知其数”的翠鸾的苦苦哀求，如泣如诉。张天觉最后一段词话，则起到概括全剧剧情的作用。元杂剧中剧终的词话多数起着这种概括全剧剧情的作用，如郑德辉《醉思乡王粲登楼》杂剧演述书生王粲奉母之命进京求官，因他傲慢无礼遭其执父蔡邕怠慢羞辱，但又暗中助他，将他推荐给刘表，刘表也因其傲慢而未任用他。

王粲于是登楼饮酒赋诗，抒发胸中郁愤之情。在蔡邕的明激暗助下，王粲终于以“万言策”受到皇帝的重视，出任“天下兵马元帅”，并与蔡邕女儿结婚。第四折词话正是对全剧情节的概括:“(蔡相词云)我两姓结婚原在生前，难道我今日敢违背初言?因此上屡移书接来到此，本待将加官职指引朝天。只为你生性子十分骄傲，并不肯谦谦的敬老尊贤。我特将三杯酒千般折挫，无非要涵养得气质为先。暗地里具书呈白金骏马，封皮上明写着子建相传。岂知道到荆州依然不遇，遂淹留不得返荏苒三年。想登楼这一点思乡客泪，多应是长飘洒似雨涟涟。万言策又是我转闻今上，才得授大元帅入掌兵权。早先期高平去迎将老母，预盖下大宅院供具俱全。专等待你回来选其吉日，与小女结花烛夫妇团圆。此皆由我老夫殷勤留意，非学士能出力为你周旋。到如今一一从头说破，大家的开笑口庆赏华筵。”［5］第四卷517－518词话运用于戏曲中还具有复述剧情的作用。无名氏《杨氏女杀狗劝夫》杂剧演述孙荣与无赖柳隆卿、胡子传结交，听信两人挑唆，虐待亲兄弟孙华。孙荣妻杨氏为规劝孙荣，设下计谋，杀死一条狗。柳、胡果然以为孙荣犯了人命案，并去官府告他。只有自己的亲弟为他掩埋“尸体”。后经杨氏向断案的王翛然说破原委，孙荣明辨了是非，才与孙华恢复了兄弟之情。第四折先通过杨氏的宾白将上述剧情向王翛然诉说了一遍，再运用词话复述一遍:“(旦词云)因孙大背亲向疏，将兄弟打骂如奴。信两个无端贼子，终日去沽酒当垆。把家私渐行消废，使妾向身难以支吾。因此上烧香祷告，背地里设下机谋。才得他心回意转，重和好复旧如初。若不是唤王婆亲为证见，谁知道杨氏女杀狗劝夫。”［5］第五卷176词话运用于戏曲中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叙事。“‘词话’的字面意义是‘以唱词演述的故事(‘话’为‘话本’之‘话’)”［2］187。可见“演述故事”是词话的主要功能。如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楔子:“(宋江词云)只因误杀阎婆惜，逃出郓州城。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那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绣衲袄千重花艳，茜红巾万缕霞生。肩担的无非长刀大斧，腰挂的尽是鹊画雕翎。赢了时，舍性命大道上赶官军;若输啊，芦苇中潜身抹不着我影。某宋江是也。”［5］第六卷166－167宋江这段词话自报家门，交代了他因误杀阎婆惜而上了梁山，建忠义堂，聚集了三十六条英雄好汉。又为全剧演述三条好汉关胜、徐宁、花荣下山劫法场、救恩人、杀淫妇奸夫设置悬念。无名氏《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演述尉迟恭归唐时撇下三岁儿子保林，为北番刘季真收为儿子，改姓刘名无敌，20年后，刘无敌奉刘季真之命领兵攻唐单搦尉迟恭。出征前老人宇文庆向刘无敌说明其身世。尉迟恭率唐军与北番相拒。阵前凭当年尉迟恭留下的竹节钢鞭，父子相认，保林摛刘季真归唐。第四折通过小尉迟保林交代了自己这一身世:“(茂公云)兀那小将军，你怎生是尉迟公的孩儿?你慢慢的说一遍咱。(小尉迟诉词云)告军师停嗔息怒，听小将从头分诉。俺父亲投唐以来，撇下我归依无处。刘季真要我为儿，名无敌做他前部。着我搦尉迟出马交锋，被养爷说知缘故，因此上认父来降，对双鞭并无差误。俺父亲一世功臣，这丹心肯移末路?我如今擒缚番王，献朝廷将功报父。望军师转达天听，赐父子一家完聚。”［5］第六卷287词话作为一种说唱形式，由说唱艺人以全知者的身份向听众说唱故事，但运用到戏曲中来，其叙事便被角色化、艺术化、戏剧化了，无论是当场角色自报家门，还是交代身世，抑或述说事情原委，尤其是人物对话，如《临江驿潇湘秋夜雨》、《风雨像生货郎旦》等杂剧，都是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的舞台语言，既让观众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又在听觉上获得一种艺术享受。说唱形式货郎儿在戏曲中的功能之一也是叙事。无名氏《风雨像生货郎旦》杂剧演述李彦和娶妓女张玉娥为妾，玉娥不仅将彦和之妻活活气死，还与其奸夫合谋，盗了彦和家产，烧了他的房廊屋舍，又将彦和及其家人骗到河边，将彦和推入河中，正欲勒死彦和之子春郎及其奶母张三姑时，被人撞见而未得逞。张三姑因衣食无着，无法养活春郎，便将他卖与拈各千户为子，自己跟随说唱艺人货郎儿学唱谋生。13年后，春郎长大成人，承袭千户之职。一日外出，停歇馆驿找来说唱艺人消遣，巧遇说唱货郎儿的张三姑与李彦和，三人相认，一家团聚。第四折通过张三姑【三转货郎儿】【七转货郎儿】【八转货郎儿】【九转货郎儿】四支曲将这一事情经过一一说唱出来。尽管其中插入了说白，但即使去掉说白，四支【货郎儿】曲词也基本构成完整的故事情节。洪昇《长生殿》传奇“弹词”折通过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的内苑伶工、梨园旧人李龟年弹唱【九转货郎儿】，将“天宝遗事”———杨贵妃如何受宠、安史乱后唐明皇仓皇西逃、至马嵬驿由于兵变被迫将贵妃缢死、李杨的爱情以悲剧结局娓娓道来，详尽完整，如泣如诉，催人泪下。《风雨像生货郎旦》杂剧与《长生殿》传奇运用九转货郎儿的说唱形式，不仅发挥了叙事的功能，同时对剧情的转折与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用一个词调反复多遍来说唱一个故事的鼓子词运用于戏曲中也同样具有叙事功能。柯丹邱《荆钗记》第六出“议亲”:(贴唱)“【桂枝香】年华衰迈，家私穷败。要成就这段姻缘，全赖高贤担带。(末白)不敢。(贴唱)论才难布摆，论财难布摆，钱难揭债，物无借贷。(白)我儿，自你父亲丧后，再没有甚么东西遗下。(生白)母亲将何物为聘?(贴唱)把这荆钗，(生白)母亲，此钗非金非银所造，要他何用?(贴唱)孩儿，(唱)权把他为财礼，只愁事不谐。(生唱)【前腔】萱亲宁奈，冰人休怪。(白)小生呵，(唱)贫居陋室多年，惟苦志寒窗几载。倘时运到来，倘时运到来，功名可待。(末白)功名可待，误了你亲事。(生白)老将仕，(唱)那时姻亲还在。(白)母亲，(唱)这荆钗又不是金银造，如何将去做聘财?(末唱)【前腔】安人容拜，秀才听解。(白)那贡元呵，(唱)不嫌你礼物轻微，偏喜爱熟油苦菜。但心无忌猜，但心无忌猜，物无妨碍，人无杂坏。(白)秀才，令堂方才备这聘物，取与老夫观一观。(生白)惶恐取不出。(末白)不须谦逊。(生白)请观。(末白)好东西。正是阀阅名家，有此古物。此钗汉梁鸿遗下，曾聘孟德耀，成其姻事。(末唱)这荆钗，(生白)此钗非金非银所造。(末唱)虽不比金银贵，(白)不是老夫面奉，(唱)周全恁秀才。”［5］第九卷220剧写书生王十朋以荆钗为聘，与钱玉莲结为夫妻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一出演述媒人(末扮演)受钱玉莲父亲钱贡元之托，前来王十朋家议亲，十朋母亲、媒人与十朋三人对唱用鼓子词的说唱形式，构成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并成为全剧的核心关目。词话、货郎儿、评话等说唱形式还具有描写、评论的双重功能，如关汉卿《尉迟恭单鞭夺槊》第四折:“(词云)他只待抛翻狼牙箭，扯断宝雕弓;撞倒麒麟和獬豸，冲开猛虎与奔熊。好敬德也!他有那举鼎拔山力，超群出世雄。钢鞭悬铁塔，黑马似乌龙。杀人无对手，上阵有威风。壮哉!唐敬德归来拜鄂公。”［5］第一卷406前四句描写尉迟恭在榆科园单鞭与单雄信交战，用“抛翻”、“扯断”、“撞倒”、“冲开”写出了尉将军力大无比、勇猛难挡，接着评论他“举鼎拔山力，超群出世雄”、“杀人无对手，上阵有威风”!对他充满了赞美歌颂之情:“好敬德也”、“壮哉唐敬德”!《风雨像生货郎旦》张三姑以【二转货郎儿】描写长安的繁华:“我只见密臻臻的朱楼高厦，碧耸耸青檐细瓦，四季里常开不断花，铜驼陌纷纷斗奢华，那王孙士女乘车马。一望绣帘高挂，都则是公侯宰相家。”以【五转】描写了一场火灾:“火逼的好人家人离物散，更那堪深夜阑。是谁将火焰山移向到长安?烧地户燎天关，单则把凌烟阁留他世上看。恰便似九转飞芒老君炼丹，恰便似介子推在绵山，恰便似子房烧了连云栈，恰便似赤壁下曹兵涂炭，恰便似布牛阵举火田单，恰便似火龙鏖战锦斑斓。将那房檐扯、脊梁扳，急救呵可又早连累了官房五六间。”以【六转】描绘一场倾盆骤雨:“我只见黑黯黯天涯云布，更那堪湿淋淋倾盆骤雨。早是那窄窄狭狭沟沟堑堑路崎岖，知奔向何方所?犹喜的消消洒洒断断续续出出律律忽忽噜噜阴云开处，我只见霍霍闪闪电光星炷。怎禁那萧萧瑟瑟风，点点滴滴雨?送的来高高下下凹凹凸凸一搭模糊，早做了扑扑簌簌湿湿渌渌疏林人物，倒与他妆就了一幅昏昏惨惨潇湘水墨图。”以【八转】描写武官完颜的外貌特征与装束:“据一表仪容非俗，打扮的诸余里俏簇，绣云胸背雁衔芦。他系一条兔鹘兔鹘。海斜皮偏宜衬连珠，都是那无瑕的荆山玉。整身躯也么哥，缯髭须也么哥，打着鬓胡，走犬飞鹰，驾着鸦鹘。恰围场过去，过去，折跑盘旋骤着龙驹，端的个疾如流星度。那行朝也么哥，恰浑如也么哥，恰浑如和番的昭君出塞图。”［5］第六卷618－620剧中之所以要将长安的繁华、燎天火灾、倾盆骤雨，通过张三姑【货郎儿】描写得如此详细生动，是因为舞台上无法呈现，诉诸观众听觉后，唤起他们的视觉形象，便弥补了舞台空间呈现的局限。无名氏《赵氏孤儿记》“南戏《赵氏孤儿记》似由元代杂剧改编而来。”［5］第十卷466剧演述春秋时晋国上卿赵盾，与大将军屠岸贾有矛盾，屠岸贾以赵盾“恃权劝农”没告知他为借口要杀赵盾，其妻“朝夕劝解不从”，“使个计策”，晚上在后花园安排筵席，请张维说评话，劝谏丈夫回心转意。第十出《张维讽谏》张维说评话:“(丑)张维不说盘古共三皇，不说夏禹共陶唐，不说稼穑开河事，只说妲己荒淫说纣王。纣王乃商汤王之后，商汤王坐了二十九年天下，传了三十二代，临了一个唤做纣王。(末)那纣王生得如何?(丑)那纣王晓诗书，知古今，生得眉清目秀，仪容奇伟，一心宠着一个妃子，名妲己。(净)妃子生得如何?(丑)那妃子肌如雪莹，脸若桃花，发若堆鸦，眼横尺丹凤，吟诗写字，动得清乐，理得瑶琴，能讴掌上之歌，善舞盘中之曲，纣王甚悦。那纣王不明贤圣之心，顿作一个朦胧之汉，朝朝饮宴，夜夜酣歌，不听谏诤，不理朝纲，焚炙忠良，刳剖孕妇，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其时有三个贤士苦苦进谏。(净)三贤是谁?(丑)微子、比干、箕子。微子累谏不从，逃走山谷;比干力谏，纣王怒他，妲己取乐，剖比干腹，观心有七窍;箕子佯狂，纣王禁箕子狱中。(贴)杀得无道。(净)杀得好，没紧要只管谏，杀得好!(贴)张维说。(丑)天下万民怒纣王，武王兴兵，拜吕望为师，统领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个军。(净)有许多零碎。(丑)戊午日兵临孟津，甲子日血浸朝纲，破纣王于牧野，杀妲己于宫中。……”［5］第十卷493－494张维以历史上的暴君商纣王荒淫无度、滥杀无辜、残害三个劝谏的忠良贤士，结果引起天下万民怨怒，被武王杀于牧野，劝谏屠岸贾多行不义必自毙。张维所说这段评话主要有“表”和“评”，即叙述历史故事并加以评论，其中“眉清目秀，仪容奇伟”、“肌如雪莹，脸若桃花，发若堆鸦，眼横尺丹凤”分别描写纣王与妲己。与以上说唱形式运用于戏曲中主要用来叙事不同，道情主要用来吟咏离尘绝俗之趣或道教故事，宣扬神仙的快乐，劝戒世俗以达到教化目的。试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三折:“(正末愚鼓简子上)(词云)披蓑衣，戴箬笠，怕寻道伴;将简子，挟愚鼓，闲看中原。打一回，歇一回，清人耳目;念一回，唱一回，润俺喉咽。穿茶房，入酒肆，牢拴意马;践红尘，登紫陌，系住心猿。跨彩鸾，先飞到，西天西里;驾青牛，后走到，东海东边……”

三、说唱形式与戏曲的俗文化特质

我国古代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它由杂陈的百戏伎艺发展而来。百戏伎艺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别，即歌舞伎艺、表演伎艺和说唱伎艺。这三类伎艺均来自民间，因此它决定了我国古代戏曲的俗文化特质。本文在此主要以说唱形式为例。说唱形式运用于戏曲之中，毫无疑问对我国古代戏曲呈现俗文化特质起到重要作用。宋人江万里《宣政杂录》“通同部”条载:“靖康初，民间以竹径二寸，长五尺许，冒皮于首，鼓成节奏，取其声似曰‘通同部’。又谓制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为戏云。”(《说郛》卷二十六)“通同部”即渔鼓，它来自民间，是“通衢用以为戏”的土乐器。靖康之后，道士们借来为道情伴奏。道情这一来自民间的通俗说唱形式运用到戏曲中来，主要用来吟咏离尘绝俗或宣扬道教故事，便发挥了雅俗共赏的作用。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第四折:(正末背剑打渔鼓简子……)(正末唱)【水仙子】这个是携一条铁拐入仙乡，这个是袖三卷金书出建章，这个是敲数声檀板游方丈，这个是倒骑驴登上苍，这个是提笊篱不认椒房，这个是背葫芦的神通大，这个是种牡丹的名姓香。(净云)这七位神仙都认的了。师父可是谁?(正末唱)贫道因度柳呵道号纯阳。(净云)弟子恰才省了也。师父是吕真人，弟子是城南柳树精。(正末云)既知你本来面目，我今番度你成道。如今跟俺群仙同赴瑶池西王母蟠桃会去，如何不见桃花仙女来此献桃?(旦捧桃上，云)因师父度脱成仙，将自家结了的仙桃，王母娘娘行献寿去来。(见科)(正末云)恰才杀了的是他幻身，他是瑶池仙种，已入长生不死之乡。只为你老柳是土木之物，难以入道，因此教他尘世走这一遭。(唱)【落梅风】则为你临官路出粉墙，常只是转眼间花残花放，引的个獃崔护洞门前来谒浆，且喜你桃源故人无恙。……【滴滴金】看了这仙袂飘飖，仙姿绰约，仙音嘹亮，人在五云乡。更有那宝殿参差，蓬山掩映，瑶池摇漾，全不比半亩方塘。【折桂令】端的是隔红尘景物非常，上面有彩凤交飞，青鸟翱翔;和那瑶草为邻，灵椿共茂，丹桂同芳。只教你占断风清月朗，根盘的地老天荒。我为甚折取垂杨，移向扶桑，但能勾五千岁遐龄，索强如九十日韶光。［5］第五卷312－313八仙来自民间传说，故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吕洞宾，名岩，号纯阳子，相传为唐京兆人，一说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唐会昌(841～846)中，两举进士不第，浪迹江湖，遇钟离权授以丹诀，曾隐居终南山修道，云游四方，后不知所终。携铁拐入仙乡，指铁拐李岳，俗称铁拐李。相传为隋代峡人，名洪水，小字拐儿，又名铁拐，常行丐于市，后以铁杖掷空化为龙，乘龙而去。袖三卷金书出建章，指汉钟离，姓钟离名权云房，道号正阳子。受铁拐李点化，上山学道，最后度吕纯阳升天而去。建章指汉武帝时宫名，谓汉钟离为汉代人。佚名《宣和书谱》卷十九载:“神仙钟离先生名权，不知何时人。而间出接物，自谓生于汉。”敲檀板游方丈，指蓝采和。据《尚友录》卷十四，谓他是唐末逸士，夏服彩衫，冬卧冰雪，常于长安市携篮而歌，自号蓝采和。人有儿时见之者，及斑白见之，颜色如故。后于濠梁酒楼上饮酒，有五色云笼其上。饮毕乘云鹤而去。倒骑驴登上苍，指张果老，相传他久隐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武则天时已数百岁。他常倒骑白驴，日行数万里。休息时即将驴折迭，其薄如纸，藏于巾箱，乘时以水喷之，又变成驴。提笊篱不认椒房，指曹国舅。《东游记》谓他是宋代人，名友。本是国舅(宋仁宗曹太后之弟)，因其弟倚势作恶，恐受牵连，遂散财济贫，入山修道。后由汉钟离、吕洞宾度脱成仙。背葫芦的神通大，指徐神翁。种牡丹的名姓香，指韩湘，亦称韩湘子。相传为韩愈族侄。吕洞宾度之登仙。韩湘子又度其叔韩愈，劝其弃官学道，于初冬时在数日之内，令牡丹开数色，花上有诗一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然愈终不悟。本剧将徐神翁列入八仙之一，查无记载。八仙一般说法是另六位加上吕洞宾与何仙姑。由于本剧作者谷子敬是明初文人，故他在吸收民间传说时又加入了雅文化成份，如【落梅风】【滴滴金】【折桂令】三支曲词多处化用前人作品，如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将梅花比作宋玉东邻的美女;“崔护谒浆”出自孟棨《本事诗?情感》;“仙袂飘飖，仙姿绰约”化用白居易《长恨歌》“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诗句;“半亩方塘”出自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其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诗句;“地老天荒”出自李贺《致酒行》“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等。按互文性理论，所谓互文就是文中有文，通常人们所讲的旁征博引、掉书袋等，也可视为一种互文现象。任何一个文本的语言中都承载着或隐藏着其他的词或者其他人的词。巴特认为“每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8］53。

学说范文篇7

关键词:民法学说;司法适用;法律渊源

《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民事法律渊源仅包括法律和习惯，①排除了国家政策、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法理、司法判例及学说等作为民事法律渊源，而且该条规定的法律限定为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法律，极大地缩小了司法适用的法律渊源范围。为此，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法律和习惯能否满足日益繁杂又广泛的民事纠纷所需要的法律规范。［1］司法实践证明，司法适用中仍存在许多民事纠纷无法找到法律依据的问题，导致法官向理论学说寻求解决之道。研究法律的人对成文法的阐释，对习惯法之认知及法理之探求所表示的意见，称为学说。［2］从概念表述可知，学说应作广义理解，即一切有关法的学说，但本文是指民法方面的学说。当然，学说只是代表学者个人之意见，属于学理解释，不能直接发生任何拘束力。学说只有被法官采为判决的依据时，方成为法源［3］。在采成文法主义国家，立法机关往往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某一学说引入法律中，使该学说上升为法律规范。我国法院在裁判案件中遇到疑难复杂问题时通常征求学者的意见已成惯例，此亦表明，我国的学者学说是民间的间接法源。［4］

一、民法学说不同于其他专业领域学说

学说是一个通用概念，在不同语境下，应结合具体情况作准确理解。在民事法律中，学说是指民商事法理论学说，在刑事法律中，学说自然是指刑事法相关理论。在本文中，将学说区分为两种，一种为民法领域学说，即法学研究者对涉及民事法律规范适用的观点和看法，比如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认定的必要性因果关系说和相当性因果关系说、死者人身损害赔偿中的继承丧失说和扶养丧失说及合同法中的不可抗力学说等等;另一种为某专业领域学说，即与民事案件事实认定有关的各种专业领域的观点和意见，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鉴定意见或者检查、诊疗方案的合理性所参照采用的理论学说，比如临床医学领域的脑震荡的成因与诊断学说、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的发病理论学说、病理学说等各种疾病检查、诊断及治疗理论等学说。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两者从各自本身性质出发，在适用阶段、适用主体及适用效果上都有所不同。(一)适用阶段不同。某专业领域学说作为小前提适用，而民法学说作为大前提适用。三段论贯穿于法律的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过程，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大前提就是指可以适用的法律规范，换言之，就是寻找请求权基础;小前提是法律事实，必须是经过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并且经过证据证明后予以认定的事实;结论就是法院判决。法院的审判就是将小前提放在大前提下予以证成，作出裁判。某专业领域学说通常作为证明某一事实的证据适用，尤其是对存有较大争议的事实，在性质上仍然属于案件事实部分，与法律规范无涉，故通常出现在裁判文书“事实”部分。而作为大前提适用的民法学说主要出现在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法院在遇到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无规定或者规定模糊时，且通过其他法律渊源———习惯等仍无法寻求依据时，法院通常参照理论学说，并对所要适用的理论学说进行解释，以达到释法明理之效果，从而作出合法合理、公正有效地司法裁判。(二)适用主体不同。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主体专属于法院。根据我国宪法及法律规定，法院作为我国的专门审判机关，依法裁判既是法律之规定，又是司法之专属权能。法院所具有的司法中立性，要求法院在认定事实和证据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进行举证责任分配。所以，法院不仅是法律规范适用的法律主体，也是是否认可某专业领域学说能否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主体。无论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可参照适用的民法学说还是法院自己主动提出的可参照适用的民法学说，法院都是适用民法学说的最后决定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保证司法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因为，很多当事人为自身利益之考量或将参考运用某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专业领域学说及参照其制定出的鉴定意见用于进行庭审质证和辩论。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如果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需要证明的事实涉及专业技术问题，那么他们通常会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但需要鉴定的事实往往是具有一定疑难复杂的，所以在鉴定过程中通常存在一个问题，即可供参考和依照的技术规范存在空白，或者没有明确规定，此时，专家辅助人可能借助于国内外某个人或者通说的著述学说制出鉴定意见书。(三)适用效果不同。鉴定意见往往是案件查明和责任负担的关键所在，故在质证过程中争议较大。遇此情况，法院通常依法认定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②。如“原告郭某某与被告三门峡市湖滨区某幼儿园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被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采用的展开测量学说提出质疑认为没有事实根据和科学理论的问题，法院认为该鉴定行为没有相关禁止性规定，且鉴定机构根据临床经验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法院予以支持。一般而言，法院对依照学说作出的鉴定意见通常持有认可与不认可两种态度，不认可的原因有二:一是鉴定意见被对方重新申请的鉴定意见推翻或者对方提出证据足以证明该鉴定意见错误③;二是鉴定意见依据个人学说制定而成，且该学说尚未成为领域通说。在很多医疗纠纷案件中，医疗人员的诊疗方案和诊疗行为带有许多个人经验性和临床研究性，而尚未成为医疗诊疗的统一规范，于患者及其家属而言，治疗得当且效果好，自然心存感激，但是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便引发医患纠纷。④其中最关键的证据就是鉴定意见的认定，法院认可当事人提出的鉴定意见，一般指对方当事人未提出重新鉴定或者未提出足以推翻鉴定意见的证据，且该鉴定意见系参照当前某领域通说制定而成并符合法律规定。

二、司法适用中民法学说的特点

无论是民法学说还是某专业领域学说都属于理论学说。众所周知，理论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一直处于不断更新和发展中，且随着各家理论学说之研讨论伐，逐渐会形成大多数认同之通说，这是所有学说之间的共性。(一)司法适用的民法学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法律史的发展或者法律制度的发展其实就是一部法的学说史，尽管学说理论的根源来自于实践，来自于普通大众的市民生活，但无独有偶，法的学说也是法律制度诞生和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法学产生的条件之一，即法学教育的不断成熟和法学家的出现，让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罗马五大法学家帕比尼安、乌尔比安、盖尤斯、保罗、莫迪斯蒂努斯的解答和著述都具有法律效力，使法学家著述成为罗马法重要渊源之一，法学家的著述和解答应为各家之学说，通常也代表当时最前沿之理论水准，是法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之成果，往往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此供司法裁判适用。民法学说与民法典编撰具有紧密联系，从我国民法典编撰历程可窥一斑，从宏观来说，民法学说涉及民法典编撰体系结构之争，如采德国民法典之结构还是采法国民法典之结构;从中观来说，民法典各编内容之安排，如《民法总则》中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及民事责任等顺序之统筹;从微观来说，部门法具体法条规范之撰写，法条内容之增减，法条适用之范围都会参照最新之理论学说，比如，对胎儿、设立中的公司、老年人监护等部分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5］民法学说的前瞻性，一方面来源于世界各国的理论发展，另一方面来自于我国国内学者结合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即从继受到本土化的演进，因此，此种前瞻性是民法学说的应有之义。(二)司法适用的民法学说一般具有理论通说性。无论是某行业领域的专业学说还是具有法律性质的民法学说，知识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等特点决定了任何理论学说都不是单一、独立和一元的，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是认知规律也是辩证方法。民法学说司法适用过程中，绝大数案件采用普遍的、大多数认同的通说作为案件的裁判依据，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司法公正与公平。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关于某一法律问题，学者见解一致的，法院裁判上多会采用;学者见解不一致时，则采多数说。唯采少数说者，亦属有之。至于法院与学者意见而不采，独创己见者，其例殊少。于此情形，法院应负有详述理由之法律上义务，自不待言。”［2］比如，目前我国法学界主流通说的隐名合伙定义⑤。及根据学说通论认定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非要式的合同和合同债务具有主体、内容、责任相对性原理，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⑥通过适用民法理论学说通说，案件的裁判往往易于取得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实现定分止争之目的。笔者发现，在我国民法教材著作中，无论是从比较法观察还是国内研究，对争议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及法律概念等几乎都有引述各种学说观点的必要，并对此进行评论和总结。(三)民法学说适用具有广泛性。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与民法相关，民法涉及生活的各方面，民法学说作为对民事法律规范的一种或多种阐释和观点，几乎覆盖民事司法的所有领域，包括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物权法、债权法、继承法，主要集中在合同法领域和侵权责任法领域。某专业领域学说涉及领域较民法学说更加广泛，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水平突飞猛进，虽然人们获取了更加丰富的知识，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更加多样，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是涉及专业领域问题，依然需要求助于专家学者，并且随着社会分工越来精细化，理论学说的发展极大的推进了各自领域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延伸。在不考虑该专业领域学说是否可以得到法院认可的前提下，只要民事案件出现了普通人无法认知的事实且需要借助学说予以阐述时，该学说要么由当事人提出、要么由法院提出，通常情况下都可以寻求到一定的理论学说依据。(四)民法学说的填补性。“成文法主义的优点，是法律的内容明确，有利于维持法的统一性、稳定性，有利于保障裁判的公正等，其缺点是法律的内容僵硬化，缺乏弹性，难以适应社会的变动”。［6］由于成文法固有的滞后性、立法活动的局限性及司法适用的复杂性，使得法律漏洞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是必然的。我国台湾学者译自德国文献称，法律漏洞为“法律体系上之违反计划的不圆满状态。以立法当时是否应予规定划分的，将法律漏洞分为原始漏洞和嗣后漏洞。⑦［7］为此，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包括制定法内法律补充与制定法外法律补充。前者为民法解释之适用规定，后者为法院根据法律生活的需要、事理、优位之法律伦理性原则而进行的造法活动，包括依习惯补充、依诚信原则补充及依法理补充等，而法理又往往存在不同的学说，法官运用时应予考量判断，一般应采通说。［8］民法学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成文法的僵化性，在司法裁判中遇到没有法律规范或法律规范存在多种解释时，可以结合最新理论学说和案件具体实际予以裁判，实现定纷止争。尤其在合同效力认定上，民法学说在认定合同有效上具有重要重要，包括合同法对成立未生效合同的法律性质未作明确规定的不同观点适用，⑧另民法理论上对于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有形成权和请求权两种学说的采用，⑨及我国公司立法对股东会决议瑕疵采用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和撤销制度“两分法”学说⑩。从以上案件裁判可知，民法学说的司法适用在弥补法律漏洞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对民法学说司法适用的科学处理

学说范文篇8

《中医基础理论》是学习中医的入门课，藏象学说又是其中的核心教学内容。但是由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产生于二千多年前，内容古朴而抽象，而且其中一些概念与现今不尽相同，这些都令初学者难以掌握。如何提高学生对本章内容的感性认识，加深学生对中医藏象学说的理解，是我们在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此，笔者结合个人教学体会，谈几点粗浅看法。

1讲清西医、中医脏腑器官的区别

中西医学是在不同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影响下形成的不同医疗体系，由于看问题的方式角度不同，必然要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因此，中西医学中所涉及到的脏腑或器官虽有共同的称谓，但本质上两者差别很大。所以，在给学生授课时，必须要将这一点强调清楚。以便同学在后面的学习中能够更好理解相关知识。我们可以举例讲解这个问题：西医中肝的本名应为Liver或hepar，西医学传入我国，借用了我们约定俗成的“肝”这一中文称谓来表述西医中的Liver这一器官。所以西医中的肝是一个消化腺，是人体的化工厂；而中医学中的肝则完全不同，它是具有主疏泄功能、可以调节血的蓄溢的一个脏。可见中医的肝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的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虽然其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在生理或病理的含义中，却有很大差别。其余脏腑中西医概念的异同与之相仿。通过这样的讲解，可以使学生全面了解此问题的本质与核心。

2以气为纽带，系统介绍各脏腑的生理功能

中医学中所讲的气，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脏腑的很多功能活动都要依赖气的运动变化而实现。所以在讲授脏腑的功能时，可以初步讲授气的功能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各脏腑的功能，同时阐发脏腑生理病理与气的联系。例如在讲授肺的生理功能时，先讲肺气的运动特点：宣发、肃降，正是基于肺气的这些运动，才产生了肺的其他生理效应：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辅助物质的输布代谢；脾气的运动方式是向上，所以脾才具有主升清、运化水谷、统血等一系列的功能；胃主通降，其气以降为和，所以胃气也助六腑传化糟粕。在藏象学说中，有很多方面都涉及到这些内容，所以在讲授时应以气的运动变化为主线，先讲清脏腑与气的这些联系，然后再讲解由气的运动变化所产生的生理效应—脏腑的功能，进而延伸到各脏腑的病理变化。这样的教学设计，可以使课程的内容更具有逻辑性，同时，也可以兼顾讲授内容的前后联系性。气的概念比较抽象，我们在这里讲了气与脏腑功能的关系，就可以增强学生对气的感性认识，在以后讲到气的概念时，学生就会觉得确有其物，而且这样做也能够使同学们充分认识到气的重要性。

3以比喻方法讲述各脏腑的功能

每个脏腑的生理功能都是重点掌握内容，我们在讲授时都应该讲解清楚，而且我们应该反复向学生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各脏腑功能的相互协调才能共同完成人体的生理功能。那么，就五脏来讲，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讲授时可以用比喻的方法来描述。例如：《内经》中对各脏腑的功能有这样的描述：心，君主之官；肺，相傅之官；脾胃，仓禀之官。我们可借用这一比喻对各脏腑在共同完成全身生理功能的情形进行阐发。相傅之官具有辅助君主治理天下功能，将其对应于心肺的关系：肺可以朝百脉助心行血，主治节，治理调节全身各个方面的功能；脾胃，仓禀之官，要保证粮食的收集，收集后还要输送给肺，肺为相傅，天下之财，用之于民，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应交付给肺统一调拔，分发到全身各处，应于《内经》中“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这样的描述可使学生更加形象地理解晦涩难懂的脏腑功能知识。

再如讲六腑时，我们可以用做豆腐的过程与六腑对食物的消化这一过程作对比进行讲述，做豆腐时，首先要将豆子磨成细末，这一过程正像胃对水谷的腐熟；而用滤网将豆浆与豆滓分离的过程正像小肠分清泌浊的作用；至于在做豆腐时需要加入的关键物质——卤水，正如在消化过程中离不了胆汁的促进作用一样。这样就可以用大家熟知的磨豆腐与我们人体的整个消化吸收过程来对比讲授。这样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可增加其对所学知识的感性认识。

学说范文篇9

关键词：新课标；小学数学教学；说算结合；作用

新课标对小学数学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除了要向学生传授数学知识、概念和公式等，培养其计算、分析能力，还要加强说算结合。通过计算教学促进学生思维发展，提供“说”的机会，鼓励其说出计算过程和结果，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只有积极响应新课标的要求，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才能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综合发展。

一、说算结合的含义

说算结合是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模式的一种，主要指在计算中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学生说算法、算理，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引导学生勇敢地说出做题过程，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数学思维，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与数学能力。

二、新课标下小学数学说算结合的应用

（一）组织学生讨论，引导其说出做题思路

学生只有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知识水平，才能将数学思维反映于解题过程中，促进自身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学生的数学基本功对其数学语言能力高低有着直接影响，所以要在计算中培养其“说”的能力，必须先奠定坚实的数学知识基础。比如，讲解“解决问题”一节时，教师首先将有关的计算规定告知学生，以此为前提要求其开始数学运算。当学生解答完题目时，教师要引导其梳理思维过程，说出自己的方法。当遇到不同解法时，教师可鼓励选择不同方法的学生分别介绍自己的数学思路，促使学生更好地把握计算规则。学生之间互相补充、取长补短，丰富了知识内容，提高了学生的数学水平。

（二）提高表达要求，培养学生的表达技巧

具备一定的数学语言理解能力，是培养数学语言表达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数学语言不同于我们的生活用语，除了简单的文字外，还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比如法则、图形、公式等。数学学科具有严谨性，所以，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注重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适当渗透数学语言的表达技巧，引入相关实例，训练学生“说”数学的能力。比如，讲解分数乘法时，通过一组练习题训练，引导学生总结出“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的方法，说出“做”的过程，提高思维水平。同时，还要指导学生认真倾听其他同学的表达，促进其自我改进和完善。

（三）开展各种训练，提高学生的表达水平

教师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应以教材内容为依据，采用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说算能力。教师可要求学生以同桌为单位，互相说明，促使其勇于开口表达观点。另外，教师还要在循序渐进中改进学生的表达方式，说出应用题的步骤或自己脑中的数学思想等。考虑到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学习特点，训练应先简后难。小学生人生阅历、生活经验较少，知识储备不足，习惯用单一的眼光看待问题，同时因为词汇量有限，在表达时经常会不知所措。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逐步解决问题，并总结出来。比如，教授“年、月、日”一节时，教师先提问学生：“大家的生日是哪天呢？你们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几月几日吗？”激发学生回答的欲望，而且可以使其对年、月、日形成正确认识。接着将“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这个耳熟能详的口诀告知学生，稍作解释，说明其他月份的天数。之后随机提问某个月份的天数，当学生说出答案后，要求其回想并说出计算时的想法与步骤。

三、说算结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在新课标背景下，传统的教学方法得到了改善，教师不再是教学的唯一主体，然而许多学生在课堂上还是习惯于保持沉默，在课堂问答环节的参与度较低，或不知怎样表达。而说算结合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讲解计算内容时，采用说算结合的方式可以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他们勤动脑、善表达，提高了口语表达能力。同时，说算结合可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调动其积极性与学习兴趣，全面提高分析、解答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数学水平。综上所述，说算结合在新课标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也愈发广泛。教师要利用计算内容为学生创建表达平台，引导其理解计算的思路，并将其表达出来，在培养其表达能力的同时，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及数学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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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丽静.小学低年级学生数学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J].成功(教育),2011(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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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秀芳.新课标背景下小学数学利用多媒体教学的研究[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3(13):36-37.

学说范文篇10

【关键词】衰老脾胃虚衰肾气虚衰气虚血淤蛋白质内分泌免疫功能微循环

从古到今，人们对衰老的原因有不同的理解，提出了许多的假说和设想。现代医学的衰老学说通常可归纳为两大类：遗传论和环境论。近代诸多衰老学说如生物钟学说、体细胞突变学说、免疫学说、脑的衰老中心学说等都可以概括在这两大类之中。

从哲学的角度看，事物的发展变化无外乎内外两个因素所决定。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互相转化。中医关于衰老的认识，一开始就站在哲学的高度，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和科学的结论。有的甚至是天才的预言和命题。如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说：“夫人生器质既禀于有生之初，则具一定之数，似不可以人力强者。第禀得其全而养能合道，必将更寿；禀失其全而养复违和，能无更大。”徐灵胎也指出：“当其受生之时，已有定分焉。所谓定分焉，元气也，其形成之时，已有定数。”中医文献在肯定“天年”“定分”“定数”之类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如张景岳对《灵枢》“天年有定数”的解释时说：“所谓天定则能胜人，人定则能胜天也。”

中医关于衰老的理论。截至目前，计有五种学说：脾胃虚衰学说，肾气虚衰学说，其他脏腑虚损学说，阴阳失调学说，气滞血瘀学说。近年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医衰老理论的研究日趋活跃。笔者纵观中医衰老学说的研究进展与现代医学衰老学说的理论，发现有交织趋同，互相验证的态势。但中医的衰老学说理论有鲜明的特色并具有整体观的优势，同时受时代的限制囿于宏观上的推理和定性分析而缺乏微观方面的探求和定量分析。本文就中医的衰老学说和现代医学对衰老的认识从宏观立论到微观分析，从天才的预言到实验室研究进行综合比较对照。

1脾胃虚衰理论和现代医学认识的比较

脾胃为仓廪之官，水谷之海，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生长发育维持生命的一切物质都靠脾胃供给。脾胃虚弱，功能异常，生长发育和生命活动就将受到影响。所以《内经》明确指出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而“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是衰老的开始。

现代医学认为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人体的蛋白质虽有人体自身合成，但其材料来源全靠胃肠道的功能，即指胃的“受纳”与脾的“运化”功能。不少国外学者曾指出，蛋白质的变化是变老的原因之一。就目前来看，研究较多的是胶原蛋白的变化。动物实验表明，减少能量和降低体温是减慢胶原蛋白衰老的两个途径。这似乎是吃的少更可延长寿命。如果胃功能亢进，吃得过多，产生的能量过大，可促使蛋白质的变化，从而加速了衰老。当然，如果胃气太弱，吃得过少，也会导致蛋白质的变化而导致衰老。再者，胃气衰弱与否，一定会影响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须摄取的维生素。现代研究表明，维生素E可减慢衰老的过程。从蛋白质的缺乏与变性，以及某些维生素的缺乏对寿命所产生的影响，证实祖国医学认为脾胃虚衰会促使衰老是有科学依据的。

2肾气虚衰的理论与现代研究的对照

从《素问·上古天真论》那段经文可以看出，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与肾气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衰老与否、衰老的速度、寿命的长短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肾气的强弱。肾气旺盛不易衰老，衰老的速度也缓慢，寿命也就长；反之，肾气衰，衰老就提前发生，变老的速度也快，寿命也就短。为使读者明确，现将该段经文以肾气为调节引于此：“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始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泄，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

我国古代许多医家如叶天士等结合临床实践也阐明了肾气在衰老中的作用。叶天士在分析医案时说：男子向老，下元先亏；花甲以外年岁，到底下元衰矣；高年下焦根底已虚。他还明确指出。不单是肾衰竭可促使变老，肾阴虚亦然。如他说：“六旬又六真阴衰”“高年水亏”“高年下焦阴弱”。这是叶氏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起居衰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的具体发挥。朱丹溪也强调肾阴虚相火妄动，最易导致衰老。如他说“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津液，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张景岳也认为：“阴虚则精虚，精虚则气无所附，气化之机息矣。肾藏精之所，叫做命门，精藏于此，是为阴中之水，气化与此，是为阴中之火。命门居两肾之间而兼具水火，为性命之本。”并指出“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心赖之，则君主以明，肺赖之，则治节以行，脾胃赖之，济仓廪之富，肝胆赖之，资谋略之本；膀胱赖之，则三焦气化，小肠赖之，则传导自分；此虽云肾藏精之精巧，而实皆真阴之用。”张氏认为五脏为人身之本，肾为五脏之本，命门为肾之本，阴精为命门之本。景岳虽强调阴精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但更重视元阳。张氏据《素问·生气通天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断定：“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矣。”张氏既重视真阴又强调元阳，是从阴阳的辨证关系上讲的。他根据阴阳互根的辨证关系，从而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是引起疾病促成衰老的重要原因。

赵献可更强调命门的作用，把命门位于心君之上，称之为性命之门，而为人身之真主。他认为命门之所以称为性命之本，即因其中有火的存在。这火即为全身生命机能之所系，火强则生机可由此而壮，火衰则生机可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之而死。赵氏也强调水火的辨证关系。如他在《水火论》中说：“以无形之火沃无形之水，当而可久者也，是谓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济矣。医家不悟先天太极之真体，不穷无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剂者，其于医理，尚欠大半”。可见赵氏所谓命门之火实质上就是肾阳即元阳。景岳所谓命门水实质上就是肾阴即元阴。从张赵二氏之论可以看出肾是全身各脏器的调节中心。

上海第一医学院沈自尹等自1960年以来，就对肾的本质进行了探索。他发现肾阳虚患者24h尿17羟皮质类固醇含量低于正常值。ACTH二日静脉滴注试验呈延迟反应，以后，不少单位的实验研究也都说明肾阳虚者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功能异常。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是机体的调节中心。与上述中医所说的命门极为相似。所以肾与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关系密切。老年人的肾上腺对ACTH反应性降低，肾上腺重量减少，尿中17酮皮质类固醇排泄量比青壮年低，说明衰老与内分泌系统以及与中医的肾有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中医的肾与内分泌有关，肾衰可表现为内分泌功能失调，而内分泌功能失调与衰老有关，所以衰老与中医的“肾衰”有关。

“肾”不仅与内分泌有关，现在还证实肾与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关。临床发现肾虚患者免疫功能明显降低，而用补肾法可以使之改善或恢复。肾藏元气，元气是正气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气就相当于机体的免疫功能。因此肾气虚元气就衰，元气衰正气也就弱。可表现为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所以临床上采用扶正固本的方法多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肾为五脏之本，先天之本，生命之本，故扶正固本多是从补肾着手。因此肾与免疫功能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肾还与遗传有关。中医强调肾为先天之本，先天禀赋强者，肾气必强，先天禀赋弱者，肾气多不足。所以中医治疗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多从肾入手。此外，先天禀赋强者多寿，弱者多夭。王充在《论衡·气寿篇》中指出：“强寿弱夭，谓禀气沃薄也。夫禀气沃则体强，体强则寿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多病，寿短”。

中医理论认为人在有生之初就有一定寿命之数，大概就是现代所谓的与遗传有关的生物钟吧。当然，寿命的长短虽有定分，但也并非绝对不可改变的。张景岳的“天定则能胜人，人定则能胜天”是很精妙的观点。

综上所述，中医学的肾气衰与内分泌失调，免疫功能降低，遗传因素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而现代研究表明以上3种情况都是导致衰老的重要原因，证实中医关于肾衰是衰老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认识是正确的有科学依据的。

3气虚血瘀学说与现代实验室研究

中医学历来十分重视气血在人体的重要作用，认为生命与气血关系密切。《内经》早有“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气血未并，五脏安定”“气血正平，长有天命”等论述，说明气血充盈，平衡调和是人体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因气血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物资，是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古人云“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人体生长,发育,壮盛以至衰老的过程即为气血由强转弱由盛转衰的过程。尽管其表现形式很多，却都离不开气血的变化。人们受七情、六淫、外伤跌扑以及各种疾病与环境的影响，首先出现气血失调，流通受阻，淤血内停。由于淤血的产生和存在，造成气血平衡破坏，使脏腑得不到正常的濡养，多种病理变化随之产生，随之出现脏腑虚衰，精气神亏耗，气的生化作用减弱，脏腑生理功能无法正常发挥；从而加重气血失衡，气虚血瘀，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导致衰老和死亡。

上海老中医颜德馨教授提出了人类衰老的主要原因在于气虚血瘀，气血平衡失调的新观点。颜教授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老年人都有明显的瘀血现象，如皮肤色素沉着、粗糙、老年斑、巩膜浑浊等等。常见的老年病如动脉硬化、高血压病、冠心病、中风、老年痴呆、前列腺肥大、颈椎病和肿瘤等都是淤血深化的体现，也是导致死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