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种类范文10篇

新种类范文篇1

一、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现状

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事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已经形成。截止到目前,我国农作物新品种共受理品种权申请量逐年上升,表明育种者和育种科研单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正在增强。

从申请植物种类来看,大田作物的申请数量占到了90%以上,这表明我国农作物品种权的品种构成不尽合理,分布不均匀从申请单位的性质来看,基本以科研单位和国内企业为主,从品种权的实施效果来看,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促进育种技术创新、推动种子产业化、规范种子市场秩序方面成效显着,潜力巨大。

二、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

虽然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但作为一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还存在许多问题;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能力和水平与农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制约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关键问题亟待解决。同时,现有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更需进一步加强,以应对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中面临着挑战。

1、农作物新品种产权意识薄弱

我国是实行知识产权制度较晚的国家,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作为一项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也才刚刚实施四年多的时间,这使得广大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没有充分的认识,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战略意义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品种权申请数量少。全国有400多个育种研究所,7500多个农作物种子企业,而四年多来向国内申请的品种权仅有千件左右,平均8个单位一件,向外国申请的更是寥寥无几。据初步统计,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实施四年多来,经省级以上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约5000个,而提出农作物新品种权申请的新品种数量不足1000件。

2、农作物新品种申请保护的品种构成不合理

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申请及授权数量少,品种构成也不合理。从申请数量上看,尽管每年申请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从构成上来看,品种分布很不均匀,申请农作物新品种权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占到了申请总量的90%以上,其他农产品申请数量较少,甚至是空白。而其中申请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还不足15%,已申请品种保护的也主要以玉米、水稻为主,大豆、蔬菜、果树品种很少。

3、维权困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农作物种植和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季节性很强,对侵权案件的取证本身就十分困难,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利益,直接或间接插手种子行业,违规设置障碍排斥外来企业和优良品种,甚至袒护本地违规侵权单位,阻挠执法部门查处。

同时,维权诉讼程序复杂,品种侵权案件要有指定的的省级以上法院审理,路途远,成本高,育种专家没有时间和精力。而且农作物新品种的保护规定中没有规定有关品种保护的法定赔偿金额,使司法部门在执法时遇到较大的困难,尤其是碰到既难确定侵权人的非法获利又难确认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法院在处理基本相同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侵权纠纷时,判决的赔偿额可能有着惊人的差异。

4、审查速度较慢,不适应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发展的需要

实审、复审、无效等程序尚未有效建立和顺利运转,再加上由于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品种权审查测试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滞后,人员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便利审查速度难以加快,不利于品种权申请人合法权益及时得到有效的保护,反过来影响育种者和育种单位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申请的积极性。

5、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覆盖面应当进一步扩大

通过自主创新取得与掌握品种权是保护国家种质资源的重要的方式。我国是八大作物起源中心之一,生物遗传资源非常丰富,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对外开放及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日益扩大,外国企业到我国申请品种权将后迅速增加,特别是一些种业跨国公司,依靠其先进技术优势,不但将其某个具有现实及潜在经济价值的农作物新品种在该国申请品种权,还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优良品种在这些国家申请并取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品种权。因此,必须扩大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覆盖面,使我国的植种质资源通过品种保护"留住",而不是"流失"。

6、对品种权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作用及其发展动向研究不足

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还影响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格局,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出于保障国家经济战略安全以及保护农产品竞争优势的考虑,纷纷采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保障自身的优质品种垄断,并在全球范围内申请保护,以此来控制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使得品种权成为新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可以说,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战的背后是"种子战"和"品种战"。在新的贸易关系下,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国外在中国的植物品种权申请必将日益增多,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品种权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保护我国品种权人、企业与农民的利益。

三、促进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农作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

为了提高全社会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意识,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充分认识到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育种创新、公平竞争和实现农业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必须加强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力度。一是积极争取各种新闻媒体的支持和配合,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和相关知识,使全社会都了解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法规,认识到农作物新品种权也是一种知识产权。二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以普及教育、专业培训、业务交流等多种形式,深入、持久、扎实的开展宣传工作。

2、加强农作物新品种保护队伍的培训

重点强化对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农作物新品种保护中介机构的人员的培训,使他们了解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利于农作物新品种保护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应当通过培训提高全社会尤其是科研、教学单位、政府农业管理部门、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使他们对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一个正确的认识。

3、制定更加完善的配套政策和激励措施,提高农作物新品种权的申请量

农作物新品种权的申请数量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在我国,如果农作物新品种申请保护的数量还没有提高的话,那么我国的育种开发和种子产业必将受到国外竞争力量的严重冲击。为此,应当进一步简化品种申请和授权的程序,加快审批、授权的速度,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的保护,如修订申请格式的版本,删除重复的内容;简化对农作物品种的数量性状的描述内容,要突出主要的性能和特点;根据不同生态类型和区域,选择适当的测试点以尽可能的降低测试的费用和工作量等。

4、加大对品种权人的保护力度

把对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从过去单纯保护品种权的销售权扩大到许诺销售权、出口权和进口权等,打击侵权者在境外生产、繁殖授权品繁殖材料然后通过进口在中国境内销售侵权品种的不法行为。同时,新品种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其侵害适用财产手段来解决,对侵权行为要有补偿、制裁和警诫方面的作用,所以,对新品种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应当建立有效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以加大对品种权人的保护力度。

5、适应国际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加强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合作

积极参加国际多边及双边活动,派出人员参加UPOV理事会、6个技术工作组会议和有关亚洲地区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技术协调会以及国际审查技术培训和引进外国专家讲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反映我国在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方面的意志和主张,促进我国种业国际贸易发展;适应国际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加强审查测试的国际合作,通过审查、测试和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既将维持保护体系的运作费用降到最低,又可使育种者以相对低的成本同时在几个国家获得保护。

6、积极创造条件,在更高的水平上加大我国新品种保护的力度,利于解决目前在引进国外优良新品种方面形成的技术壁垒,合理规避风险、增强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

新种类范文篇2

一、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现状

自《条例》实施的四年多来，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已经形成。目前，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共了5批包括41个种或属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组织研制了42种植物新品种《测试指南》。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和部分分中心如吉林、黑龙江、四川等已初步建成，已经对水稻、玉米和大白菜等300个品种进行了DUS测试。

从品种权的实施效果来看，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对23个单位的102个授权品种或申请品种的实施情况的调查，4年多来，品种权人获得转让收入3047万元，开发纯收入17287万元，通过侵权诉讼，获得赔偿476万元，平均每个授权品种获得收入169万元。实践表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促进育种技术创新、推动种子产业化、规范种子市场秩序方面成效显著，潜力巨大。

二、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

虽然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作为一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还存在许多问题;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能力和水平与农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制约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关键问题亟待解决。同时，现有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更需进一步加强，以应对在加入WTO之后的国际贸易新格局中面临着挑战。

(一)植物新品种产权意识薄弱

我国是实行知识产权制度较晚的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作为一项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也才刚刚实施四年多的时间，这使得广大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没有充分的认识，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战略意义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品种权申请数量少。全国有400多个育种研究所，7500多个农作物种子企业，而四年多来向国内申请的品种权仅有千件左右，平均8个单位一件，向外国申请的更是寥寥无几。据初步统计，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实施四年多来，经省级以上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约5000个，而提出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新品种数量不足1000件。

(二)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保护的品种构成不合理

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申请及授权数量少，品种构成也不合理。从申请数量上看，尽管每年申请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从构成上来看，品种分布很不均匀，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占到了申请总量的90%以上，其他农产品申请数量较少，甚至是空白。以辽宁省为例，近几年来辽宁省每年取得的育种科技成果高达500多项，而其中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还不足15%，已申请品种保护的也主要以玉米、水稻为主，大豆、蔬菜、果树品种很少。

(三)维权困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农作物种植和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季节性很强，对侵权案件的取证本身就十分困难，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利益，直接或间接插手种子行业，违规设置障碍排斥外来企业和优良品种，甚至袒护本地违规侵权单位，阻挠执法部门查处。

同时，维权诉讼程序复杂，品种侵权案件要有指定的的省级以上法院审理，路途远，成本高，育种专家没有时间和精力。而且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规定中没有规定有关品种保护的法定赔偿金额，使司法部门在执法时遇到较大的困难，尤其是碰到既难确定侵权人的非法获利又难确认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法院在处理基本相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侵权纠纷时，判决的赔偿额可能有着惊人的差异。

(四)审查速度较慢，不适应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的需要

目前，新品种保护组织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品种权初审、实审、复审、无效等程序尚未有效建立和顺利运转，再加上由于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品种权审查测试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滞后，人员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便利审查速度难以加快，不利于品种权申请人合法权益及时得到有效的保护，反过来影响育种者和育种单位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的积极性。

(五)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覆盖面应当进一步扩大

通过自主创新取得与掌握品种权是保护国家种质资源的重要的方式。我国是八大作物起源中心之一，生物遗传资源非常丰富，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对外开放及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日益扩大，外国企业到我国申请品种权将后迅速增加，特别是一些种业跨国公司，依靠其先进技术优势，不但将其某个具有现实及潜在经济价值的植物新品种在该国申请品种权，还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优良品种在这些国家申请并取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品种权。因此，必须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覆盖面，使我国的植种质资源通过品种保护“留住”，而不是“流失”。

(六)对品种权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作用及其发展动向研究不足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还影响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格局，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出于保障国家经济战略安全以及保护农产品竞争优势的考虑，纷纷采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保障自身的优质品种垄断，并在全球范围内申请保护，以此来控制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使得品种权成为新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可以说，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战的背后是“种子战”和“品种战”。在新的贸易关系下，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国外在中国的植物品种权申请必将日益增多，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品种权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保护我国品种权人、企业与农民的利益。

三、促进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农业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

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意识，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充分认识到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育种创新、公平竞争和实现农业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必须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力度。一是积极争取各种新闻媒体的支持和配合，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和相关知识，使全社会都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法规，认识到植物新品种权也是一种知识产权。二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以普及教育、专业培训、业务交流等多种形式，深入、持久、扎实的开展宣传工作。

(二)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队伍的培训

重点强化对省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植物新品种保护中介机构的人员的培训，使他们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利于植物新品种保护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应当通过培训提高全社会尤其是科研、教学单位、政府农业管理部门、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使他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一个正确的认识。

(三)制定更加完善的配套政策和激励措施，提高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量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数量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如果植物新品种申请保护的数量还没有提高的话，那么我国的育种开发和种子产业必将受到国外竞争力量的严重冲击。为此，应当进一步简化品种申请和授权的程序，加快审批、授权的速度，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的保护，如修订申请格式的版本，删除重复的内容;简化对农作物品种的数量性状的描述内容，要突出主要的性能和特点;根据不同生态类型和区域，选择适当的测试点以尽可能的降低测试的费用和工作量等。

(四)加大对品种权人的保护力度

把对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从过去单纯保护品种权的销售权扩大到许诺销售权、出口权和进口权等，打击侵权者在境外生产、繁殖授权品繁殖材料然后通过进口在中国境内销售侵权品种的不法行为。同时，新品种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其侵害适用财产手段来解决，对侵权行为要有补偿、制裁和警诫方面的作用，所以，对新品种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应当建立有效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以加大对品种权人的保护力度。

(五)适应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合作

积极参加国际多边及双边活动，派出人员参加UPOV理事会、6个技术工作组会议和有关亚洲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协调会以及国际审查技术培训和引进外国专家讲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反映我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的意志和主张，促进我国种业国际贸易发展;适应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加强审查测试的国际合作，通过审查、测试和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既将维持保护体系的运作费用降到最低，又可使育种者以相对低的成本同时在几个国家获得保护。

(六)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加入1991年文本

从长远来看，1991年文本更符合经济全球化的相关运作及新技术发展的现实要求，如农林产品的多样化应用及扩大贸易所涉及到的受保护品种的收获材料及加工产品、基因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在育种领域的应用等问题更多的涉及1991年文本的规定。在更高的水平上加大我国新品种保护的力度，利于解决目前在引进国外优良新品种方面形成的技术壁垒，合理规避风险、增强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

新种类范文篇3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供试棉花品种分别是绿亿5号F1、金杂606F1、荆杂棉88F1、岱杂2号F1、岱杂1号F1、创杂6号F1。

1.2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安排在东至县昭潭镇昭潭村西山组一农户承包地,大田面积500m2,砂壤土,肥力中等,排灌方便,水源条件充足,常年降雨充沛,阳光充足。地处东经116°48′20.5″,北纬29°41′30.2″,海拔为37m,地势平坦,前茬为冬闲田。

1.3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6个处理,即每个品种为1个处理,其中以岱杂1号F1为对照(CK)。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方法,不设重复,小区1.65m×13.60m,行向为东西走向,密度2.139万株/hm2。

1.4试验实施

采用营养钵单籽点播,4月14日播种,4月19日出苗,5月9日移栽,苗龄20d,宽窄行栽培,6月18日整枝,8月9日打顶,苗床期用20%助壮素3500倍液轻喷施1次,控长促壮,大田期分别在6月5日、6月25日、7月20日进行化控。5月30日浅中耕1次。8月10日后每隔10d进行1次根外追肥,共3次。用2%尿素溶液和98%磷酸二氢钾1500倍液混合喷施。苗床肥用棉花壮秧剂45g/m2,同时进行土壤消毒。大田基肥用57%磷酸二铵(N∶P∶K=15∶42∶0)112.5kg/hm2穴施。5月17日轻施1次轻水粪,6月24日深施第1次花铃肥,施棉花配方肥(N∶P∶K=20∶8∶17)375kg/hm2、尿素112.5kg/hm2、氯化钾112.5kg/hm2、硼肥15kg/hm2。7月29日结合抗旱撒施尿素150kg/hm2、氯化钾75kg/hm2,8月13日撒施尿素112.5kg/hm2。苗床用3%呋喃丹撒于钵底以防蚯蚓破钵,4月21日、27日分别防治立枯病。大田移栽后当天用2.5%敌杀死乳油1000倍液浇施,防治地老虎。整个大田期防治虫害8次。主要防治盲春蟓、棉蓟马、斜纹夜蛾、棉红蜘蛛和棉蚜。大田期没有发生枯黄萎病。

2结果与分析

2.1生育特点

岱杂2号F1全生育期与对照相同,均为123d。属中熟品种,前期上桃快。子叶中等大小,肾形,苗期长势中等,大田生长稳健,茎杆坚韧,株型紧凑,抗倒能力强。叶色淡绿,中等大小,铃卵圆形,稍尖,4室,偶有5室,每室8~9粒种子,铃壳薄,易拾花。大田生长势稍强于对照,但其他品种生长势均强于岱杂2号F1(见表1)。

2.2经济性状

经过三桃调查,绿亿5号F1伏前桃最多,为15.0个,余者均在12.0个以上。岱杂2号F1伏桃成铃数及成铃比例最多,分别为10.2个和20.8%,荆杂棉88F1成铃数最少,为5.0个。各品种秋桃成铃率均较高,均达到了46.0%以上,最高是对照的58.1%。单株成铃数比对照岱杂1号F1多的只有岱杂2号F1,多6.0个(见表2)。

2.3产量结构

株高以荆杂棉88F1的107.6cm为最高,其次是岱杂2号F1的103.8cm,最矮为对照的86.0cm。第1果枝节位只有对照、绿亿5号F1、岱杂2号F1分别为5.5、5.5、5.2个,其余均在6.5个以上。对照和创杂6号F1单株脱落数分别为36.0个和39.3个,比岱杂2号F1少5.0个和1.7个,其他品种均高于岱杂2号F1,只有岱杂2号F1单株成铃率为54.4%,略高于对照,其他品种均较对照低。对照实际籽棉产量为4563.0kg/hm2,位列试验第4位,岱杂2号F1比对照高1006.5kg/hm2(见表3)。

新种类范文篇4

期货品种演变的历史是期货市场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察期货品种的演化，一方面可以对期货市场发展的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研究期货市场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期货品种的演变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以农产品期货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期货品种有各种粮食以及畜产品等；第二，以工业原材料和能源期货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期货品种有金属、天然橡胶、原油等；第三，以金融期货为主的阶段，金融期货的品种包括货币、利率和股指等。

(一)农产品占主导的阶段

早在17世纪40年代，在日本大阪“淀屋米市”进行的大米支票交易就具有期货交易的性质，而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市场是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出现的。据记载，1851年3月13日出现了第一份玉米远期合约，小麦远期合约也随后出现。成立于1848年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于1859年获准特许注册，1865年实行了玉米远期合约的标准化，正式开始进行期货交易。美国农产品期货交易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得到了迅速发展，芝加哥、纽约、堪萨斯成立了一系列经营农产品期货的交易所。1870年棉花期货合约在纽约棉花交易所上市，1876年小麦期货合约和燕麦期货合约分别在堪萨斯期货交易所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上市。在此推动下，黄油、鸡蛋、咖啡、可可等也陆续上市。1919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成立，推出了猪肉、活牛、活猪和菜牛等期货品种。

日本于1893年制定并颁布了交易所法，确立了期货交易的法规和制度。到1898年，在日本的128家交易所中上市的商品包括大米、小麦以及地方土特产品等几十种。日本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交易所——东京谷物商品交易所，成立于1893年，初期上市的商品有大豆、小豆、马铃薯淀粉以及谷物。

(二)工业原料和能源占主导的阶段

以金属为代表的工业原材料品种的出现是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建立的结果。1876年，一些伦敦金属商人合伙开办了金属交易所，由此产生了最早的金属期货交易，当时的主要品种是铜和锡。1920年，铅、锌两种金属也在伦敦金属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当前交易的品种还有铝、镍、白银等。美国重要的期货交易所如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也先后上市了各种金属期货。

另外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天然橡胶期货交易始于日本。1951年12月，神户橡胶交易所成立，为天然橡胶的贸易商和消费商提供了转移价格风险的场所。1952年，东京工业交易所(TOCOM)也推出了天然橡胶期货合约。能源期货的产生是国际石油市场变革的结果。1978年，第一份标准化的能源期货合约——取暖油期货在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推出。此后，原油、汽油、天然气、丙烷、电以及煤炭能源期货品种也陆续在纽约商业交易所上市。

(三)金融期货占主导的阶段

金融期货是以各种金融工具或金融商品为标的物的标准化期货合约，包括外汇(货币)期货、利率期货和股票指数期货。金融期货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金融体制变化的结果。外汇期货产生的背景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分不开的。1972年5月16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分部——国际货币市场(IMM)首次推出了外汇期货合约，标志着金融期货类别的产生。CME第一批上市的外汇期货品种有英镑、加拿大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瑞士法郎。利率期货同样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1975年10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推出了美国国民抵押协会(GNMA)的抵押证期货，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利率期货。目前在美国，利率期货已经成为成交量最大的一个期货类别。股票指数期货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最激动人心的金融创新”，它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股市的剧烈波动。

1982年4月，CME推出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合约；1982年5月，纽约期货交易所上市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期货；1984年7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也开始了主要市场指数的期货交易。

二、期货市场发展的趋势

从国际期货市场品种演变的历史来看，期货市场的发展有如下趋势：

(一)初级产品向高级产品过渡的趋势

期货品种由初级产品向高级产品过渡的趋势，即由农产品期货到工业原料和能源期货，再到工业半成品和工业品期货，这是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从国际期货市场的最新发展来看，期货品种“高级化”的趋势还有更新的含义，那就是传统上不适合做期货品种的产品在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后被开发为新的期货品种。高级产品因其商品的自然属性较为复杂，难以用传统的方式作为期货品种上市。利用商品价格指数作为期货交易的标的上市，是高级产品进入期货市场方法的积极尝试。商品指数期货采用现金交割，不涉及实物，但是可以起到和实物商品期货同样的功能。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2006年5月22日首先推出了房地产指数期货——标准普尔CSI期货。该指数是一个系列指数，包括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美国10个重要城市的住房价格指数。2007年10月28日，CME又推出了标准普尔/GRA商业房地产指数(SPCREX)期货。

新种类范文篇5

一、种子预备的数目能知足大春出产用种需求

杂交水稻种子虽尚未悉数调入，但川内各类子出产运营企业预备的种子数目较多，总体上是供大于求，我市的种子批发、零售商的种子货源足够。种子价钱均匀比上一年每公斤上涨3—5元。

二、两杂”种子种类“多、乱、杂”状况获得改变

因为农业部和省农业厅增强了对推行种类的治理，加大了对不适合推行种类的裁减力度，还我市近几年也加大了对种子市场的整治力度和对优秀种类的宣传推行力度，我市本年种子市场合发卖的“两杂”种子种类“多、乱、杂”状况已开端改变，种类数目较上一年有所削减，有利于农人在购种时对种类进行选择。个中，杂交水稻种类共80个，比上一年削减7个；杂交玉米种类共85个，比上一年削减11个。

三、综合性状好的高产、优质种类销量高且不变

本年我市水稻、玉米种类呈多质源遗传基因集团种类当家的结构情势。坝区水稻首要以综合性状好的冈优系列、宜喷鼻系列、金优系列等三大系列种类为主。个中，以冈优527、冈优1577为代表冈优系列种类占当前备种数目的24.3%；以宜喷鼻1577、宜喷鼻707为主的宜喷鼻系列种类占10%；以金优527、金优718为主的金优系列种类占12.1%。中高山组合以D优361、D优362、汕窄8号为主推种类占已备种数目的16.7%。杂交玉米平坝~山区栽种区以雅玉系列、川单系列、正红系列和北方数省引进种类为主，三系列种类的数目占玉米备种数目的37.3%，平坝~低山区首要以隆安玉8号、海禾1号等北方数省的种类为主，占玉米备种总数目的35.95%。

四、种类结构存在必然的粮食出产平安隐患

从种类散布状况看，发卖的一切杂交水稻种类均感抗稻瘟病，且高感稻瘟病的种类有较大面积，如：Q优108、汕窄8号、D优162等。个中，2008年在我省其他市严峻发作稻瘟病形成水稻绝收的杂交水稻种类Q优108本年进入了我市名山县种子市场达1000公斤（按每公斤种子可播种1亩核算，该种类的数目将到达1000亩播面）。因而，本年水稻出产发作和盛行稻瘟病的潜在要挟仍然严肃。

新种类范文篇6

一、问题的提出

种类股也称为类别股，是指在公司的股权结构中，设置了两种以上不同种类、不同性质、不同权利义务关系、不同利益效果的股份。[1]种类股包含普通股种类和特别股种类，相对于普通股而言，特别股是指具有特别权利或特别限制的股份。依照其股权内容的差异，特别股又包括了优先股、劣后股和混合股。而优先股、劣后股、混合股本身也可以再设置为不同种类，其在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股东表决权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为讨论问题方便，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讲的种类股是指特别股种类。

种类股的实质是股权的类别化，即股权内容的自治性配置，在这个意义上，种类股制度的讨论范畴不应当局限于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公司法将公司划分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区别于有限责任公司的重要之处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被划分为等额的股份，而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构成单位被称为出资额或股权。但必须看到，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是否采用了股份的形式，而在于公司的人合程度或资合程度的差异性，股份制度本身仅仅是一种便于投资或融资的公司法的技术设计。值得注意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彼此关系密切，相互信任程度高，股东之间的自治性强，反而更加容易形成自由灵活的股权种类设置。

在我国，公司可否设置种类股？设置种类股的实证法依据是什么呢？对于种类股，我国公司法并无明确规定，但我们仍可以从公司法的某些条文中看到设置种类股的制度空间。对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同时，《公司法》第43条也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表明，在我国的公司法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通过合意来约定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和股东表决权，从而形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的类别化，即股权内容的自治性配置。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发行除普通股之外的其他股份种类，《公司法》也未作出具体明确的设计，只是在第132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另行作出规定。”

事实上，在我国的商事立法与实践中曾经出现过种类股的身影。1992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23条规定：“公司设置普通股，并可设置优先股。普通股股利在支付优先股股利之后分配。普通股的股利不固定，由公司按照本规范确定的程序决定。公司对优先股的股利须按约定的股息率支付。优先股不享有公积金权益。当年可供分配股利的利润不足以按约定的股利率支付优先股股利的，由以后年度的可供分配股利的利润补足。公司章程中可对优先股的其他权益作出具体规定。公司终止清算时，优先股股东先于普通股股东取得公司剩余财产。”实质上，该条规定的优先股既是累积优先股又是剩余财产分配优先股。此外，《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还规定，优先股股东一般无表决权，但公司连续二年不支付优先股股利时，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恢复。1992年，《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也对公司设立种类股进行了规定，该条例第36条规定公司在普通股之外，也可以发行优先股；同时还规定了发行优先股的公司在章程应当进行记载的相关事项。1994年国务院证券委与体改委联合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11条规定：“公司在任何时候均设置普通股；公司根据需要，经国务院授权的公司审批部门批准，可以设置其他种类的股份。”至于其他种类的股份到底为何种股份未进一步明确。[2]该规定的第78条至第85条还详细设计了种类股股东的表决的具体程序。在商事实践中，1995年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曾将1890万国有股改为优先股，沈阳金杯公司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行了一次优先股的实例，除此以外，很少有公司再进行种类股的实践。[3]值得注意的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的规定，经与被投资企业签订投资协议，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以除普通股外的种类优先股，如可转换优先股等股权方式对未上市企业进行投资。

实际上，设置并发行种类股的实践操作是艰难的，因为《公司法》规定，设置普通股以外的其他种类股票，必须国务院另行规定。同时，《证券法》等相关法律对种类股也没有明确规定。在我国目前的商事实践中，公司登记机关几乎不可能允许公司设立种类股。

种类股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公司股份制度，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事领域的立法实践中，种类股股权设计灵活多样，种类股相关立法也比较完备。与此相反，即使在我国曾经出现的有关种类股的规定中，除了普通股，仅仅涉及一部分优先股种类，股权类型和资本结构苍白简单。

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设置种类股的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特别是在社会对公司制度的需求不断扩展，各国公司法制现代化步伐方兴未艾之时，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进一步研究思考，有助于满足社会对具体公司制度的需求，促进我国公司法制现代化的步伐。

二、种类股在各国商事领域的立法实践

我国近现代的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史证明，通过分析研究外国民商事法律制度，对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制度，解决我国商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公司种类股制度是西方商业文明基于自身的市场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我们通过分析主要发达国家公司法中的种类股制度，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创设该制度的目的，也有助于解决我们自身所遇到的问题。

（一）美国

美国的种类股制度最为发达。19世纪，美国铁路建设发展迅速，铁路公司的融资需求异常迫切，普通股无法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铁路公司便开始尝试设立新的股份种类，这种股份在股利分配上比普通股优先，成为吸引股东投资的新型融资工具。在长期发展中，美国的商界和法律界对于公司的种类股制度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研究，公司股份种类不断规范，对种类股股东的保护也不断完善。

美国公司法采取州立法的形式，此外，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BarAssociation）还制定有《美国标准公司法》，虽然它只是一部示范法，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相当多州的公司法是在参考《美国标准公司法》的基础上完成的。《美国标准公司法》的出台，以及各州公司法的相互借鉴和竞争促进了美国公司制度的迅速发展，从而及时地为美国的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服务。[4]《美国标准公司法》第6章“股份及发行”第A分章“股票”部分规定了种类股。第6.01节规定公司除法定必须设置的普通股外，可发行其它种类的股票，包括种类优先股。该节第（C）款列举了优先股可带有的特殊权利，包括（1）特殊、受限制或无表决权；（2）可赎回或可转换；(3)享有累积、非累积或部分累积的股利优先分配权；（4）对公司清算时的剩余财产享有优先分配权。第6.02节规定了优先股的设置方式，允许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以优先股形式发行章程中所规定的未发行股份。公司董事会在公司章程有授权的情况下可设置种类股，或者是系列股。此外，《美国标准公司法》第10章“公司章程与内部细则修改”中，第10.04节规定了种类股中的优先股股东在特殊情况下参与公司章程修订表决的权利。总体上，董事会在创设优先股方面，包括设定其特殊权利或限制，享有非常灵活和自由的权利。

在美国公司法的州际竞争中，《特拉华州一般公司法》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总量的1/3以上是在特拉华州设立的[5]与《美国标准公司法》相同，《特拉华州一般公司法》与在种类股的规定也采用了授权式的立法体例，在《特拉华州一般公司法》第5章“股票与股息”部分，第151条关于“股票的种类和序列；权利”部分规定，公司可以一个或者多个类别的股票，或者在同一类别的股票中发行一个或多个系列的股票，可由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制定其它种类的股份，包括在表决权、股利分配、破产财产分配、回购、转换等问题上作出特殊安排。此外，第8章“章程修订与股本变化”第242条规定了种类股股东在公司章程修订的特殊情况下的种类表决权。[6]

美国的公司法推崇种类股的自由设置，美国公司法学界以及制度经济学学者们将公司视为一套合同规则，即合同的联结，公司是各利益相关方包括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供应商、客户之间的自由协议。公司章程也被视为股东、董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签订的合同。[7]一个良好的公司制度必须能够照顾到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需求，公司法必须采取灵活的设置，以满足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不同利益主体，因为没有谁比他们自己更有资格对他们的事务作出判断。[8]因此，公司的股份制度也必须考虑到当事人缔约时有足够的选择自由。只要这种合约没有造成消极的外部成本，法律就应当对其采取尊重和宽容的态度。美国公司法将种类股股东的种类股东权作为种类股股东之间、种类股股东与公司之间达成的一种合同协议的理念，值得我们借鉴。

（二）英国

在英国，种类股制度的出现也起源于铁路公司的融资创新。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推动公司法的现代化，促进英国公司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并灵活应对未来的变化，英国制定了新的公司法，即《2006年公司法》。[9]在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9章“股份种类和类别权”中，第629条规定了股份种类，第630条至第640条规定了类别权的变动。英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赋予不同种类的股份不同的权利。而种类股所表现出的“类别权”，就是指特定种类的股东在诸如股息和表决权以及清算时的权利等方面所享有的特别权利。[10]公司种类股主要类别有普通股、优先股，不同种类的权利规定于公司的章程，一般不得擅自变更。在英国公司法中，优先股在派发股息时享有优先待遇，优先股可以是累积的也可以是非累计的，除此以外，公司还可以发行可偿还股份。公司法为了确保公众能够获知公司种类股股权的情况，规定公司必须公示其股份种类的情况，股东名册需标明不同种类的股份。[11]总体上，英国公司法与美国的公司法很相似，对种类股的设置规定的非常灵活和自由。

（三）德国

《德国股份法》建构了德国的种类股制度。该法第11条规定，股票可以赋予持有人以不同的权利，特别是在分配利益和公司财产时，持有人被赋予不同的权利，股票具有相同权利的，其为一个种类。[12]《德国股份法》又在第四部分“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第4章“股东大会”中第六节“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票”部分，对种类股中优先股的股东权利与义务加以规制。《德国股份法》第139条明确规定了优先股的定义，即对于在分配盈利时具有优先支付的股票，可以排除其表决权。该法第140条规定，优先股股东权利包括股利优先分配权和剩余财产优先分配权，在上述优先权益无法实现时，优先股股东表决权的恢复；如果在一年内没有支付或者没有完全支付优先款项，并且在下一年度除了该年度的全部优先股票外不能补交拖欠款项，那么优先股股东在补交之前有表决权。[13]同时，德国的公司立法十分重视种类股股东的权利保障与实现。

（四）法国

《法国商事公司法》对种类股中的可转换优先股、累积优先股、参与优先股、可偿还优先股作出了具体解释。该法第269条集中规定了关于种类股中的优先股的性质、权利和义务、可转换优先股和可偿还优先股的概念、行使表决权的程序等问题。[14]同时，《法国商事公司法》重视公司中各种类股股东的利益实现与保护，明确规定：无表决权优先股得通过增加资本或者通过转换已发行的股票之方式设立，无表决权优先股可以转换为普通股。该法对无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可恢复表决权的情况以及该权利的行使也规定得较为详细，无表决权优先股持有人得依法令确定的条件，召开专门大会，任何持有无表决权优先股的股东均可参加专门大会，与此相抵触的任何条款均视为未予订立。

（五）日本

日本是亚洲国家中规定和适用公司种类股比较成熟的国家。以实现公司法制现代化目标为指引，日本对商事立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统一的《日本公司法》于2006年5月起正式施行。《日本公司法》鼓励人们用积极的态度对待法律，公司无论大小都可以利用它们自身的资源去创造符合其具体需求的“外衣”，公司章程可以敞开规定大量的股票种类以供选择。[15]该法第108条规定了股份公司可以发行不同股权内容的不同种类的股份，所涉及的股权内容事项包括：盈余金的分红，剩余财产的分配，表决权是否受限，股东是否可向该股份公司请求股份取得，该股份公司可以发生一定事由为条件取得，该股份公司对于该种类的股份依股东大会决议全部取得等九项。同时《日本公司法》还规定，在公司章程的变更过程中，股份的种类追加、股份的内容变更，以及可以发行的股份总数或者是可以发行的种类股份的总数再增加的情况，必须通过股东大会的决议。《日本公司法》为了公司筹集资金的方便，以及为了对应公司支配关系的多样化，对于种类股、章程记载事项的柔软化以及强制转换事项的明文化等法律的修正，最深层的动因主要是基于使日本从经济泡沫的萧条中尽快摆脱出来的愿望。[16]

不难看出，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公司法的立法实践都明确规定了种类股制度。不同种类的股份在股份公司中有不同的作用，这代表着投资者不同的投资意图，因而，可以应不同投资者、公司甚至是国家不同的需要设置股份种类，实现公司资源的合理分配。[17]很多国家通过设立灵活健全的种类股等具体的方式，推动公司法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大大提升了本国公司法的竞争力，进而推动了本国经济的竞争力。

我国公司中是否应当设置种类股，这不仅是《公司法》第43条和第132条适用中的疑难问题，更是中国公司法制现代化改革中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法的质量不在于规则本身，我国社会经济的现实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具体而特定的需要，才应当是我国公司法制现代化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三、建立种类股制度是我国公司法制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一）关于我国公司法制现代化的思考

公司法制现代化，是指某国按照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法律理念与原则去改造已有的制度规范以适应于自己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一个历史过程。[18]近年来，各国普遍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公司法现代化改革：英国“公司法现代化政府白皮书”，制定了2006年新公司法；欧盟公布了“欧盟公司法现代化和公司治理走向完善”的行动计划；日本公布《关于公司法制现代化的纲领试案》，制定颁布了独立的《日本公司法》。[19]

公司法的功能效果和本国适应性是公司法现代化的基本出发点。在公司已经成为商业经济重要因素的今天，公司法的现代化改革能够健全完善公司制度，促进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根基在于经济实力的对比，如何提升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如何促进本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必然成为各国立法者的关注重点。[20]笔者认为，我国的公司法现代化改革的内容应当包括公司制度和证券制度的创新性、健全性、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以及促进公司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制度完善。我国的公司法面对多变国内市场和残酷的国际竞争，已经表现出制度供给不足，公司的种类股制度正是提升我国公司法竞争力的一项制度创新，是我国公司法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建立种类股制度是我国公司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需求与选择

1．建立种类股制度，是满足金融投资工具创新的要求

公司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也是资本积聚的工具，公司制度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21]我国金融投资工具的多元化发展严重不足，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品种单一，股票市场只有普通股可供选择，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普通股的交易投机性强，投资者更关心股价的波动抑扬，而不是公司股息分红。同时，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普通股在享受公司潜在高额收益的同时，也相应承担着潜在的巨大风险。设置种类股，为投资者提供多种股权结构，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完善，有助于改变我国资本市场的投机性大、股价动荡的现象，因为种类股中的优先股可以设计成固定收益的证券，提供稳定的股息分红。[22]同时，种类股的设计可以吸引不同投资需求的投资主体，为倾向于取得优先股稳定收益的投资主体提供制度供给，从而降低普通股市场的投机压力，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2．建立种类股制度，有利于改善公司融资质量，拓宽融资渠道

我国的融资渠道过于单一，使得企业融资面临困境，尤其是中小公司的融资困难更为突出。传统意义上的普通股股权融资，导致公司的净资产增加和负债率降低，同时，普通股投资的风险过高，无法保障投资收益，很大一部分投资者不愿意以普通股方式投资。而在债权融资中，基于对贷款风险的衡量，银行更愿意与大公司签订借贷协议，多数中小公司没有大量的不动产可供抵押，通过向银行贷款进行融资显得非常困难。同时，由于条件的严格限制，公司一般也很难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在这种情况下，种类股灵活多样的设计能够为公司融资提供多种选择，公司可以设计包括公司利润分配优先权、转换权、表决权等权能不同的不同种类的股份，以消除或减轻投资风险，吸引投资。例如，种类股中的优先股，一方面能够提高公司的资本额度，另一方面也不会影响原有普通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因为优先股股东通常无表决权或表决权受到限制，表决权仍集中在普通股股东手中，投资主体与融资主体可以实现共赢。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危机中，种类股为美国急需融资的公司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如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公司和美国高盛集团达成一项融资协议，收购了高盛集团50亿美元的优先股，大大缓解了高盛集团的融资压力。

3．种类股可以作为风险金融的工具，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

风险金融是指风险企业融资的活动。[24]创业企业是典型的风险企业，和成熟的企业相比，创业企业的前景虽然被看好，但是企业本身具有很大风险，收益不稳定。创业企业本身急需融资，而我国现有的私募投资基金等风险投资者对于创业企业也有强烈的投资欲望，种类股制度设计正好可以作为有效的风险金融的法律工具，同时满足创业企业和私募投资基金的双重需求：创业企业可以设置公司利润分配优先、剩余财产分配优先的种类股吸引风险投资者；创业企业还可以设置一类附带拒绝权的种类股，在董事选任、企业并购或股利分派等关键事项上，必须经过该种类股股东大会的决议；创业企业的种类股还可以附带可转换权，公司运行良好进行上市时，风险投资者可将其转化为普通股，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4．种类股可以作为针对敌对收购的防卫手段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里，公司随时面临被收购的可能，但并不是每次收购都是受欢迎的，公司为了避免被收购，可以设置反收购的防卫措施，其中“毒丸计划”是最有效果的法律武器。“毒丸计划”也叫做“股东权利计划”，[25]是通过种类股中股权内容的灵活设计，来挫败收购方的企图。公司可以设置一类股份，该股附加一项特殊的请求权，即当公司被收购的情形发生时，该类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溢价购回本类股票，从而打击收购方的收购兴趣；公司也可以设置另一类优先股，该类股票在公司并购发生时，转换为表决权完整的普通股，从而稀释本公司的普通股表决权；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公司可以设置附带拒绝权的种类股，股东大会的某类决议事项如公司并购表决，除了需要股东大会通过以外，还必须有附带拒绝权的种类股（也称为黄金股）股东组成的该种类股股东大会通过。

5．种类股制度设计可以为我国国企改革提供参考思路

将国有股转化为种类股中的累积参与优先股，国家作为优先股股东对于公司经营收益上可享有的稳定、优先的分配权益；同时也可参与分配，随着企业盈利的上涨获得超过固定股息数额的红利分配，以达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国有股转化为该种股份后，失去股东表决权，理论上能避免国有大股东操纵公司，避免“一股独大”的弊端发生，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完善。但是，在我国现实经济和政治环境下，保护国有资产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是主流的社会思想，国务院国资委正在试图提升而非削弱国有资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力。[26]因此，将国有股转化为种类股中的累积参与优先股做法是否可行，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四、种类股背后的公司法价值考量

（一）建立种类股制度能充分实现公司的融资功能

公司的显著特征就是一种作为融资工具而存在的企业形式。[27]融资是公司的基本功能。种类股制度是公司股权融资的创新方式，种类股的实质是股权的类别化，即股权内容的自治性配置，通过灵活多变的股权设计，吸引不同的投资者在衡量自身收益风险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种类的股份进行投资，从而使每种股份的融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司的融资功能。

（二）建立种类股制度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领域的具体实现

私法自治原则是一切私法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是民商法的核心和灵魂。公司的生命力来源于私法自治。公司法中的私法自治是指法律充分尊重公司的独立人格、独立财产和行为自由，充分尊重公司在创设、变更与消灭公司法律关系方面的自治精神。[28]

公司设立种类股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私法自治原则赋予了种类股股权的具体设计的正当性。公司具有合同特征，决定了公司各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关系有强烈的合同属性，作为公司参与各方合意的公司章程，可以约定设立不同类型的种类股，自由变更股权的内容组合：股利分配顺序与方式、剩余财产分配顺序与方式、股东表决权的行使与方式，都深刻体现了公司股东对自身权利的安排和处分，是公司各方平等理性协商的结果，是私法自治的产物。形式上，种类股的权利和发行方式是由公司法明文规定的，但实质上，公司实行种类股的具体组合，却实实在在是公司股东自由协商所安排决定的，而非法律的直接规定。

（三）建立种类股制度有利于对股权平等原则的科学理解

股权平等原则是指公司对于各个股东在同一种类的每一个股份上的权利和义务安排都应给予平等待遇。股权平等原则是公司法核心价值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公司治理原则》明确规定了股权平等待遇原则，要求“公司治理框架要求所有股东都能获得平等待遇；所有股东在其权利受侵害时都有机会获得有效救济”。我国《公司法》第127条规定：“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

种类股的存在并不是对股权平等原则的背离，而是对股权平等的深化和科学理解。股份平等原则强调持股类别相同的股东之间在权利义务上平等，即“同股同权，同股同利”，但对于普通股股东和种类股股东而言，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可以不同；对于持有不同种类股份的股东而言，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也可以不同。

我国现行法律将股份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外资股和个人股，这种按投资者身份划分股份的做法才是对股份平等原则的真正违背。引入种类股制度，在理念上重新树立股份类别划分的正确标准，有利于真正做到维护股权平等，处理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遏制大股东的违法行为，构建各得其所、相互理解、和谐共处的利益共同体。[29]

五、我国公司种类股的具体设置

（一）关于普通股“种类”的思考

普通股，即通常所发行的无特别权利的股份。普通股是公司的基石，是公司资本构成的基本股份，不存在没有普通股的种类股设计。普通股享有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普通股股东在公司支付了优先股股利之后才能分配股利；普通股也必须后于公司债权人和优先股股东分配公司剩余财产；普通股股东享有公司所有事务的表决权，采用每一股份享有一个表决权。普通股股东与公司联系紧密，同时其承担的风险在种类股中也是最大的。[30]

在美国特拉华州的公司法实践中，还将普通股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包括非表决权普通股、复数表决权普通股、部分表决权普通股等，投资者购买了不同种类的普通股，就获得了大小不等的表决权。[31]为了保证公司管理层的控制力，防止敌意收购，管理层所持普通股的表决权大于其他股份。[32]现在绝大多数国家不采用这种普通股种类的设置方式，认为普通股的权利应符合股权平等原则，对普通股进行表决权分离的做法不利于公司的正常发展，基于我国国情考虑，我国不应当采取这种普通股划分，应当保证公司普通股的股权统一和完整。

（二）影响种类股设置的股权内容

与普通股相对的是特别股，特别股是指公司发行的具有特别权利或者特别限制的股份。这些特别权利或特别限制，实质上就是种类股的股权内容，公司可以以特别股股权内容的一种或数种进行组合配置，形成公司的不同的种类股。

根据各国的实践，可以由公司自由配置的种类股股权内容有：公司利润分配事项、公司剩余财产分配事项、表决权事项、转换权事项、偿还权事项。

1．公司利润分配事项

公司可以设置所享有的利润分配顺位不同的种类股。能够优于其他股份分配公司利润的，就是利润分配优先股；反之，则是利润分配劣后股。值得注意的是，利润分配优先股又可设置为累积的利润分配优先股和非累积的利润分配优先股、参加的利润分配优先股和非参加的利润分配优先股。

累积的利润分配优先股在当年度优先分取特定的红利未达到标准时，可从下年度的红利分配中予以补足；非累积的利润分配优先股在当年度优先分取特定的红利未达到标准时，不可从下年度的红利分配中予以补足。参加的利润分配优先股在优先分取特定红利后，仍可与普通股共同分享红利；非参加的利润分配优先股在优先分取特定红利后，不可与普通股共同分享红利。

2．公司剩余财产分配事项

公司可以设置分配剩余财产顺位不同的种类股。能够优于其他股份分配公司剩余财产的，就是公司剩余财产分配优先股；反之，则是公司剩余财产分配劣后股。公司剩余财产分配优先股也可设置为参加的公司剩余财产分配优先股和非参加的公司剩余财产分配优先股。此时，参加的公司剩余财产分配优先股在优先分取特定标准的财产后，仍可以与普通股共同分享剩余的财产；非参加的公司剩余财产分配优先股在优先分取特定标准的财产后，不能与普通股共同分享剩余的财产。

3．表决权事项

不同种类的股份包含不同的表决权。相对于普通股完整的表决权，优先股一般不享有表决权。但是公司应当设计附带拒绝权的种类股。在设置有附带拒绝权的种类股的公司中，股东大会的某类决议事项如公司并购表决或董事选任等，除了需要股东大会通过以外，还必须有附带拒绝权的种类股股东组成的该种类股股东大会通过。这种股份可以广泛用于对收购的公司防卫，也可以应用于创业企业的风险融资。

4．转换权事项

转换股是指在公司发行数种股份的场合，股东可以通过转换权的形式，将其所持的股份转换为另一种股份；反之，则是非转换股。这种转换股进退自如的优点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尤其是有利于喜欢回避投资风险、又愿意分享更多利润的投资者。

5.偿还权事项

公司发行偿还股后，在法定事实发生时，偿还股股东可以请求公司返还股款。依进行偿还的选择权归属可以分为强制偿还、任意偿还。强制偿还股，偿还与否的选择权归公司所有，与股东的意志无关，但公司必须依章程规定的时间、条件、价格、方法。任意偿还股的偿还选择权也属于公司，但公司可以在任意时间，通过买入、交换、或依赠与取得任意数量的股份来消除。普通股原则上是非偿还股，优先股多设计为偿还股。公司的利润作为偿还的资金来源，因此，偿还股在偿还时，只是减少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并不减少公司的资本。[33]

公司可以将上述的特别股权利事项中的数种进行组合发行，配合公司的普通股，创制符合自己公司实际需求的种类股融资体系。

（三）种类股东股东权利保护

我国公司法在规定种类股时，应明确列举组成种类股的特别股股权内容事项，至于公司具体种类股的设置，则由该公司的章程进行规定，从而确保公司经营灵活性，给予公司更大选择空间。公司章程必须就本公司设置的种类股的股权内容和发行事项，进行明确记载和公示。

公司法应当规定种类股的面额不能超过普通股，即种类股的面值总额不能超过公司资本总额的1/2，以在客观上保障种类股东的权益。公司法还应当规定利润分配准备金、偿还准备金制度，以保障种类股股东的累积利益分配请求权和偿还权实现。

新种类范文篇7

一、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基础理论

我国诉讼立法在证据领域采取的是法定证据制度，即由法律对证据的概念和种类进行明确规定。了解法定证据种类制度(证据种类法定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白什么是证据，进而在此基础上了解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的特点、功能及与证据种类仅一字之差的证据分类理论的内涵。(一)证据概念的立法演变。概念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证据的概念是证据法学研究的基础。证据的定义与证据的种类是一对联系紧密的范畴，对证据的种类进行探讨势必涉及对证据定义的理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对证据概念的规定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定义证据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定义证据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定义证据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对证据的概念规定是从“事实说”发展到“材料说”。“事实说”即定义证据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材料说”是将证据的属性定位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在法律中对证据概念进行明确规定实属中国特色，这种做法在证据法学界也引起了较大争议。争议焦点在于对证据概念究竟采何学说以及各学说的优缺点。有的学者主张，所谓“证据”，不过是裁判者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1］。在其看来，“事实说”的逻辑缺陷首先在于无法证明“证据就是事实”，其次存在自相矛盾的规定(在将证据定义为事实后又将证据形式称为“证据”)，最后就是混淆了“证据”与“定案根据”的区别。有的学者主张“证据都是由事实构成的”［2］;有的学者同意现行立法“材料说”，这也是被学界广泛采用的概念。笔者认为，每种观点都有其具体的考虑和学说依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采纳了“材料说”。至于未来刑事立法的发展如何，要结合社会发展与司法实践的趋势。(二)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的特点及功能。1.法定证据种类制度的特点。我国证据立法采用证据种类法定说，也称为封闭式证据立法。证据的具体种类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首次规定了6种证据，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在该条文中，物证和书证是同一证据种类。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以此为基础，将“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从字面上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并增加了“视听资料”这一证据种类，从而将法定证据种类扩大到7种。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将证据种类增加为8种，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3］。在此次修改中，物证和书证被划为两类，将鉴定结论的名称改为鉴定意见，在视听资料种类中增加了电子数据这一新的形式。此外，笔录类证据增加了辨认和侦查实验的笔录类型。虽然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证据的种类规定放在第五十条，但是对证据的法定种类并未增加。从上述立法来看，我国的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对证据的表现形式过于重视，明文规定只有8类证据载体;其次，证据形式规定得细致具体，区别于英美国家简单将证据分为人证、物证和书证的做法;再次，相较于开放式而言呈封闭式的“本质加外延”的外观;最后，缺乏兜底条款，极易导致实践运用上的僵化。2.法定证据种类制度的功能展现。证据法学中证据需具备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任何材料转化为定案根据的前提是符合法定的8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功能在于限制证据资格，发挥过滤效应，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在诉讼伊始就拒之门外是该制度的功能之一。法定证据种类限定了证据的法定表现形式，将已经确立的证据种类视为“证据”，而在此之外的其他实物、文件、笔录则被排除于“证据”之外。制度的应然功能并不代表在实践中就发挥着此种作用。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种类法定化发挥得更多的是指导侦查实践并为证据材料的书面化提供途径，它实际上发挥着“强化证据能力”的功能。“强化侦查案卷的证据能力”才是这一制度的实然功能［4］。学界的通说认为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功能在于限定证据资格，而关于强化侦查案卷的证据能力的功能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尽管存在争议，但在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下，各类证据根据自身特点各自归类，确实对于实践中证据资格的判定发挥了作用，使证据规则的运用也更具操作性。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对规范办案人员的职务行为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于实体公正的促进也有助推作用。

二、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制度缺陷

两面性是事物的本质属性。证据种类的法定化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我们也要敏锐地识别它的不合理之处并及时对其进行防范。我国传统的证据法理论对证据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证据调查方法的关注［5］。近几年来，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定证据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存在于诉讼的各个阶段。制度本身不仅缺乏科学性，对证据划分标准模糊，而且导致实践中大量有证明价值却难以归类的材料不能发挥作用;法定形式之外材料的采用也让制度本身如同架空。(一)立法技术的非科学性。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增加了证据的法定种类。从字面上看，“证据包括……等”的描述是“本质加外延”的方式。兜底条款可以适应实务中的新类型、新情况，避免挂一漏万的情形发生。而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是缺乏兜底条款的，其本意不允许将法律没有规定的载体作为证据，严格限制了证据的准入。司法实践是千变万化的，总有新的类型的材料可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随着法律修订增加的证据种类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法定证据种类外延的紧缩性让实践中很多有用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一个证据种类不可能涵盖多种材料。随后为了适应司法实践中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司法解释相继出台，补充了不在法定证据之列的多种材料，甚至让之前没有列入法定种类中的证据经过解释具有了比法定证据更强的证明力。除此之外，现行证据立法列举的8种证据种类仅片面地考虑到了定罪问题，在程序问题和量刑问题的解决上并不具有适用性。(二)分类标准的模糊性。按照学界通说，我国现行的法定证据分类体系，是“基于证据外部形态或信息载体，在法律上所作的划分”。基于证据的外部形态或信息载体进行划分，这种方法极易导致同一种载体的证据却被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分类结果缺乏独一性。8种证据种类之间的交叉和混合会导致证据运用上的随意性，若实践中在证据收集上僵化地照搬这种标准，容易导致证据流失，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证据是证据信息和证据载体的合体，法定证据种类制度忽视了证据载体的有限性和证据信息的无限性。制度本身给侦查机关提供了操作指南，却忽视了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中对证据的调查方法和证据的呈现方式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庭审环节。在侦查中心主义背景下，对证据的认识往往是从侦查机关的角度而不是从审判机关的角度进行，证据的种类与侦查行为一一对应，划分证据种类时并没有区分侦查主体和审判主体，导致划分标准并不明晰。(三)证据定义的非规范性。《刑事诉讼法》以“材料”来定义证据，无法准确表达部分证据的形态和属性。立法者认为应该从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来进行定义。这个定义方法让关注点集中在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材料上。这种定义方法就使实务中一些对案件事实没有证明作用却对间接事实起证明作用的证据”以及“仅对证据证明力进行证明的辅助证据”因为不符合上述定义方法而不具备法定证据资格。言词证据、情态证据因为不是法定材料，天然不具备证据地位，情态证据即使对法官审理案件有很大的影响，但因为只是一种神情表现，也不具有证据资格。虽然众多的资料因为无法归类而不能作为证据适用，但实践中法官确实在某些案件中一直在参考使用。对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中证据种类后的“等”是理解为“等内等”还是“等外等”，至今也悬而未决。“材料”是人类用于制造物品、器件、构件、机器或其他产品的那些物质。材料本质上是一种物质，以“材料”来定义证据其实不够精确。当证人在法庭上直接陈述自己感知的事实时，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言论本身，用“材料”定义是无法含括言论的，利用扩大解释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综合来看，关于证据的定义用语还需要改进。(四)侦查中心主义的狭隘性。法定证据种类的部分合理性在于它符合当时侦查中心主义的背景。在侦查中心主义背景下，不仅证据的调查围绕侦查活动展开，而且大多数证据最后以侦查案卷的书面形式进入审判环节，证据被案卷笔录化。由于刑事诉讼的程序推进往往是先进行侦查，最后才是审判程序。对证据种类的定义不区分认识证据的主体是侦查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就导致在前的侦查机关对证据的认识进入审判程序被审判人员采纳。侦查机关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往往在审判阶段被法院直接认可，法院庭审环节的独立价值并未发挥。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证据被采用要历经查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等环节。查证、举证是在侦查环节，质证、认证是在审判环节。对证据进行一一列举便于侦查环节的取证，侦查机关只需要依照法定的程序根据8种证据种类进行收集就可以。在庭审环节，法官在进行质证、认证时关注的不是证据的载体和表现形式，而是如何对这些证据进行调查。封闭式的分类模式不利于法庭的证据调查，侦查人员随意对证据进行交叉换位以符合证据种类，模式化的规定违反了审判中心主义宗旨。证据种类的划分是在大诉讼场域的视角下进行，不区分侦查主体与审判主体，评价证据的主体很大程度上为办案人员，而不是审判环节的法官，这是有违审判中心主义的。对于证据种类的划分实则应以审判场域进行，按照证据被呈现给法庭时的样态来进行划分。(五)制度与实践的脱节性。封闭式的法定证据种类自身划分标准不清晰、分类标准模糊僵化以及缺少兜底的概括性条款问题，让实务界在具体运用证据规则时存在困难。实践中为证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以及程序的合法性，法官大量采纳了“情况说明”“同步录音录像”“证据的保存材料”等法定形式之外的证据。“测谎结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等虽然没有被归入《刑事诉讼法》的法定种类中，但是因为对证明这8种法定证据的客观性有益而被法官采纳。“情况说明”是指为证明侦查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而由公安机关出具的以及侦查机关出示的证明抓捕经过、调查未果等事实书面材料。证明被告人一贯表现的联名上书、法官就案件争议事实咨询的专家意见、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案件中法庭上被展示的用以证明案发过程的“三维模拟动画”等材料尽管不属于法定证据，因其可以证明案件事实也被广泛采纳［6］。法官经过对由法定的证据种类组成的证据链条进行分析质证后仍无法查清事实时，采纳这些材料实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发挥以及不得已的变通。实践中法官采纳的材料还包括:8种证据种类的复制件和以照片形式进行的固定、对瑕疵证据进行的补充说明和解释、关于被告人进行的调查报告、专家辅助人的检验报告、种类繁多的说明报告等。法官并没有严格依据法定种类对证据进行评价与采用，实践与法律规定呈“两张皮”的现象。

三、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动因解读

对证据种类进行明确的立法规定是我国的一大立法特色，这不仅与当时侦查中心主义的司法体制与背景有关，并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是符合边际效益理论的。证据种类立法技术上的“本质加外延”方式以及法定证据种类对证据资格的限定都让法定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侦查中心主义背景的促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司法界开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倡导变“侦查中心主义”为“审判中心主义”。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考虑，我国的刑事诉讼正是侦查中心的模式，案件的整个进程强调侦查阶段的取证与调查。侦、诉、审不分，公检法一家的理念，侦查人员实践水平与能力低下，证据意识的缺失等问题的存在都需要一些具体的指导规定。在当时流水线作业型的诉讼进行中，侦查机关的作用和影响都极大。他们在法官对证据的采纳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中可以说有极大的影响，在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往往都会被采用。法定证据的规定对侦查机关的权利有一定的约束，利于证据的收集、提取和保全的规范。通过对证据进行法定的划分，执法人员只需要严格依照法律走程序，减少其随意改变证据甚至捏造证据的现象，进而减少程序的瑕疵。(二)证据种类法定化的经济学考量。证据的法定种类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字面意思来理解一共有8种。相比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之前的立法来看已经增加了很多，对于审判阶段的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更加有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证据种类的增加，案件的真实情况也在逐渐明了。如果反映在坐标轴上，会看到两者之间有一个边际效益的最大值，说明证据的法定种类和案件的事实真相是成正比线性变化的。但并不是说法定证据种类越多案件的事实真相就越清晰，它们之间有一个最大值［7］。从诉讼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来看，证据的法定种类在达到边际效益值上兼顾了两者的协调。法官在此种模式下认定证据、组织质证时花费的时间相对较少，相比于6种甚至更少的证据种类会对案情有一个更明了的把握，更利于控辩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投入与产出成正比，符合经济学上的低成本高产出理论。(三)证据资格的限定需要。从立法技术上来看，我国的封闭式证据分类模式采用了“本质加外延”的构造。据此可以准确判定每一项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且证据概念的法定化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证据的范围和外延。当实践中出现新型的证据材料时，对其证据资格的审查就可以避免不少的分歧和争议。从立法效果上看，对证据的法定划分展示了常见常用的证据，便于侦查环节的调查取证。刑事诉讼在立法上对证据的概念采用何种定义方式，对证据的范围和外延有极大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可以减少案件处理过程中不必要的争议。由于有了法定的证据种类，相关的证据适用规则和程序也可以按门按类地进行一个详细的规定。为了减少适用冗杂的证据规定和证据采纳与否的不确定性，证据需要经过调查取证才具有证据资格进入审判者的视野。证据种类法定化之后更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易于落实。在立法明确规定了证据的法定资格时，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就有了明确的依据，一方面减少实务操作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避免侦查机关过大的非法取证权利。证据资格的明确，帮助司法人员了解所收集到的哪些“材料”可以作为证据进入司法程序。(四)受追诉者的权利保障。当证据缺乏法定的划分时，不管是侦查人员还是审判人员在刑事诉讼进行中都易出现超职权主义的倾向。因为没有法律的制约，审判方式极易向“以笔录为中心”发生转变。这样有反庭审的实质化，被追诉者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因为其权利在庭审环节已经被弱化了，证据的调查与运用也流为形式。审理阶段主要是对证据和事实的调查，在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环节以及辩论环节都与证据联系紧密。采取法定证据种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受追诉者的权利保障。因为在法定证据种类制度下，减少了侦查机关为侦破案件而生造不利于受追诉者的证据。

四、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的完善

(一)采用“资料说”对证据进行重新定义。证据的概念问题是证据种类制度的基本问题。对于明白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探讨证据应否划分法定种类以及分析法定证据制度的利弊首要的是搞清楚证据的概念。以“材料说”对证据进行定义在实践中收效甚微。证据作为证据内容和证据表现方法的混合体，对案件有证明作用的仅是内容本身。按照表现形式划分证据缺乏逻辑自洽性。“材料说”并不能完全对应现今的8种法定证据种类，对于言辞类陈述并不能完全包容。我国台湾地区将证据表述为“用以认定事实之资料”。“材料”与“资料”，一字之差，具体语义在汉语中区别并不大，但在习惯上，“材料”一词更多指称“有形物”，而“资料”一词则可兼指“有形物”与“无形物”［8］。对于“情态证据”以及不能完全与“材料说”对应的证据，建议采用“资料说”。这样，证据概念的涵射会更远，具有证据资格的资料会更多地应用于案件的解决中。司法实践中那些对解决争议事实有用的资料可以被列入证据行列进行调查，有助于及时地解决争议，让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资料及时地进入诉讼。(二)对证据的分类采取“兜底式”规定。在其他的部门法中或者在《刑事诉讼法》的其他条款中是存在一定的兜底条款的。这样的立法模式让法官有了依据兜底条款的适度自由裁量权，不至于出现列举式立法下法官的造法情况。我国当前的证据种类立法采用近似列举式的规定，在8种证据之后加了“等”字。但实践中在具体发现、运用证据时对于一些资料是否在该“等”字的含义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方法，以至于各地没有一个标准。部分地区严格依照这8种证据进行定案，造成了僵化运用法律的后果，大量资料被弃之不用。有的地方出现生硬地把不符合规定的资料运用到诉讼中的做法。在未来进行修法时可以考虑添加“对于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同时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资料，可视为证据”的兜底规定。这只是笔者个人的看法，具体要结合社会发展情况及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三)依据“证据的调查方法”对证据进行划分。我国现行的证据分类方法是根据其载体与外部表现形态进行划分的，这种方法在当前审判中心主义的大背景下是行不通的。审判中心主义要求以庭审活动为中心而非以侦查为中心。依据证据的调查方法对证据进行划分，对于庭审阶段法官的认证活动以及采证活动有帮助，同时可以避免证据种类的交叉与混合。证据的调查方法是法官在法庭上为了获取证据的内容而采用的调查手段。一般分为交叉询问、勘验检查和宣读。依证据调查方法对证据进行种类划分强调的是从法官的角度来认识证据，从资料被呈现给法庭时的样态来划分。证据资料是证据本身呈现的内容，证据方法与其对应用以发现该内容。为了发挥庭审阶段的独立作用，顺应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以及实现庭审的实质化，证据调查方法的采用是应进行考虑的。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规定一经制定就具有滞后性。必要时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新的证据类型进行增添，也可借鉴其他国家的类似做法，对证据的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修正，使我国的证据制度兼具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瑞华．证据的概念与法定种类［J］．法律适用，2012(1):24－30．

［2］裴苍龄．论证据的种类［J］．法学研究，2003(5):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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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劲松．我国证据分类制度的功能反思［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36－46．

［5］孙远．论法定证据种类概念之无价值［J］．当代法学，2014(2):99－106．

［6］杜鸣晓．试论未列入法定形式之刑事证据的存在必要性［J］．时代法学，2016(4):72－82．

［7］杨正．经济学视野下的证据法定种类之研究［J］．知识经济，2011(15):29－29．

新种类范文篇8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开展观为指点，紧紧抓住打造国度粮食出产中心区的主要时机，对峙以优质化、专用化、多样化市场需求为导向，环绕全市小麦出产单产超千斤、总产过百亿的目的，优化栽种构造，出力改善质量；依托科技提高，进步单元产量；落实配套技能，完成节本增效；开展“订单栽种”，拉长财产链条，起劲进步我市小麦的市场竞争力，开展强大小麦财产经济，添加农人收入，稳固我市小麦出产中心区位置，为国度粮食平安做出新的奉献。

二、目的义务

本年省初步下达我市小麦良种补助面积875万亩（不包罗项城市），每亩良种补助10元，对全市农人（农场职工）栽种小麦进行良种补助，依据省农业厅、省财务厅小麦良种补助项目施行方案的精力，思索到麦播面积的扩展，各地可依据实践麦播面积，执行具体掩盖、全体推进，待麦播完毕后，再依据麦播面积进行补助。关于2012年的小麦良种补助，各地要做到“三个百分之百”，即百分之百落实补助面积、百分之百完成供种数目、百分之百兑现专项资金。经过项目施行，一要加速优质小麦出产，优质小麦种类的良种掩盖率、一致供种率均到达100%；二要鼎力推行保优节本高产规范化技能，要害技能推行到位率到达100%；三要积极推进财产化运营，抓好订单出产，促进产销联接，小麦商品率到达50%以上。总之，要具体完成提拔质量、不变质量、降低本钱、增产增收、进步竞争力的总体目的。

三、任务办法

（一）树立健全组织，实在增强指导

小麦良种补助任务工夫紧，义务重，要求高，完成难度大。从我市小麦出产的实践动身，本年小麦良种持续执行市一致公开投标和当局收购（项城市除外）。为了实在增强对此项任务的组织指导和营业指点，确保各项办法落实到位，市当局决议成立小麦良种补助项目指导小组（名单附后），增强对项目施行的指导、协调、监视任务；还抽调农技、种子、植保、土肥等方面的专家构成专家组，详细担任项目规划、施行方案、技能定见或规程的制订，以及技能培训、指点等任务。各地要树立响应组织，实在增强对项目施行任务的指导，确保各项办法落实到位。各县（市、区）当局首要担任同志是施行小麦良种补助项目标第一责任人，分担副职为直接责任人。各级各有关部分都要树立责任制，层层签署责任书，执行目的治理。还，要成立督导组，分片包干，执行全程全责巡回督导，发现问题实时处理。

（二）科学确定种类，包管种子质量

选好选准种类是完成小麦高产优质的要害地点。项目区小麦种类的选用必然要对峙“高产、稳产、优质、平安、高效”的准则，量体裁衣，合理搭配，充沛发扬所选种类的增产潜力和质量优势，到达小麦增产、农人增收的目标。本年的补助种类确定任务，由各项目县（市、区）连系近年来出产实践和种类调查后果，在尊敬专家定见和农人志愿的根底上，依照省、市引荐补助小麦种类局限，选定上报5个左右主导种类，5个左右搭配种类，5个左右示范种类，并确定所需补助种类和每一个补助种类的补助面积。在选定申报种类和专家组最终确定补助种类进程中，严禁行政干涉，要做到主导种类明白，搭配种类合理，要对峙超高产物种与中高产物种相搭配、早茬种类与中晚茬种类相搭配、强筋种类与中筋种类相搭配的准则，重点掌握好五个要害环节：一是选择最合适我市生态前提市场前景较好的高产、超高产优质种类；二是充沛尊敬大大都农人的栽种志愿；三是所确定的补助种类必需经过国度或省核定，适生区包罗我市；四是凡在我市没有试种过或出产使用上有严峻缺陷的种类，果断不予引荐栽种；五是增强优质小麦新核定种类的示范推行任务，特殊是对立逆性强、平安性高、丰登性好的优质种类，要积极指导群众扩展栽种面积。为了避免单一种类面积过大能够呈现的晦气影响，每一个主导种类的面积不得超越本地补助总面积的20%；为确保补助种类的平安性，没有经由多年或大面积栽种的新核定种类，每一种类示范面积节制在本地补助面积的3%左右，特殊是要留意改善质量构造，环绕加工企业需求，加大优质强筋麦的开展力度，各地优质强筋麦的栽种面积都要有相当比例。

（三）审定补助面积，确保落实到户

仔细审定补助面积是施行好小麦良种补助项目标主要前提。各县（市、区）要依照全体掩盖、逐级核实上报的准则，落实到乡、村、户，并仔细组织填写供种清册。执行项目公示制，以村组为单元，分户公示7天后，上报乡（镇）人民当局，由乡（镇）当局将栽种面积和种类上报县级农业、财务部分。供种清册的编制任务要在县级农业主管部分的指点下，由乡（镇）当局组织施行，做到按农户实践种麦面积注销，以行政村为单元一致造册。为减轻底层的任务量和确保面积落实，各地可接纳边注销边造册、边落实种类和面积、边补缴种子差价的方法，做到“一遍清”，谨防补助良种呈现倒买倒卖景象。依照县有示范图、乡（镇）有分化表、村有注销册、户有清楚卡的要求，逐级树立示范档案，完成良种推行补助项目治理标准化。

（四）对峙公开通明，选好供种企业

依照《优质小麦良种补助项目供种企业投标和供种治理暂行方法》的有关要求，本着公开、公平、公道，包管种子质量和配套效劳，包管本钱较低和质量效益的准则，面向社会公开投标，凡注册本钱500万元以上的供种企业均可报名参加，市农业局、市财务局、市发改委、市监察局一起组织投标任务。市农业局作为投标人，要在全省局限内投标布告，对各项目县（区）所需补助种子进行投标。要严厉投标前提，从企业天资、出产运营规划、小麦种子运营状况、种子加工和检测设备、技能力气、常识产权及技能效劳才能、企业诺言，尤其是种子基地规划、种子数目、质量、价钱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市农业局要组织各项目县（区）与中标供种企业辨别签署供种合同，明白两边职责。合同要明白补助种类、数目、质量、中标价钱、供种工夫、供种方法、供种地址、技能效劳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包管。各级种子治理机构要仔细做好种子质量的抽查查验任务，严禁不及格种子下地，确保农人用上安心种子。

（五）搞好技能培训，良种良法配套

为了确保良种良法配套，各地要组织农技人员制订和进一步完美优质小麦保优节本标准化栽培技能规程，经过抓好种类展现和中心示范区，有针对性地搞好出产技能培训，持续接纳印发技能清楚卡、创办播送电视讲座、发送手机短信、现场征询等多种方式展开宣传运动。要组织多量农技人员深化底层，包乡包村，专职专责。要做到村村有技能员、户户有清楚卡、家家有清楚人。各中标供种企业，要依照技能跟着种子走的要求，担任对所供种类小麦发展全进程的技能效劳任务，要接纳多种方式送技能到村到户，真正把优质小麦保优节本标准化出产技能落实到千家万户，落实到小麦发展的全进程，特殊是对种子基地和病害严峻地域要执行种子包衣，可以由项目县（市、区）农业部分与供种企业商定，由供种企业包衣后供给包衣种子，也可以发动和组织农人自行包衣。还，要仔细抓好小麦高产创立运动，环绕我市小麦单产超千斤的目的要求，细化方案，明白责任，强化办法，抓好批示田，办妥示范方，指导广阔种粮农人用良种、配良法，科学治理，真正进步广阔农人科技种粮程度。

（六）科学合理调剂，按时供种到户

供种企业要严厉依照所签署的供种合同和供种清册实时供种到村到户。项目区县、乡、村要实在担任，积极共同供种企业的供种任务，要科学布置，合理调剂，确保不误农时。各地要容身本地实践，连系前几年供种任务的经历，选择合适本地实践、实在可行的供种方法。不论接纳哪种供种方法，都要树立供种台账，完美供种清册。供种清册要明白种类称号、数目、价钱（补缴差价款）、供种工夫、供种方法、技能效劳等内容。

（七）开展订单农业，进步栽种效益

各地要抓住执行小麦良种补助项目标时机，积极指导农人调整栽种构造，鼎力开展订单农业，起劲扩展专用强筋小麦的栽种面积。要充沛发扬龙头企业的带举措用，履行“公司+基地+农户”等财产化运营形式，指导支撑本地企业搞好技能革新，积极展开精湛加工，拉长财产链条，加强优质专用小麦出产消化才能，完成优质专用小麦的财产化运作。要实时指点出产基地农户与企业签署“订单”，订单小麦收买价钱要确保做到优质优价。

新种类范文篇9

[关键词]理赔数据；数据分析；SPSS分析

自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保险业的作用得到更多重视[1]，但是与此同时还是有很多的群众并不了解其购买的保险好不好，购买的费用与其所理赔的金额是否合理。群众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选择对的保险才能更加放心。在保险行业中，理赔这项工作，既是风险的晴雨表，也是反映保险行业的经营状况的重要依据[2]。本文通过SPSS分析对理赔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并通过结论提出建议。

1.分析思路

1.1分析工具

此研究里所用到了SPSS和Excel两种工具，应用SPSS软件,有利于方便、快捷地处理统计图形、图表,使过程变得直观、形象[3]。Excel工具，则是可以进行数据清洗，将重复、多余的数据筛选清除,将缺失的数据补充完整,将错误的数据纠正或者删除,最后整理成为标准的、干净的、连续的数据,提供给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使用[4]。

1.2思路

先通过用Excel对数据进行清洗，检测数据是否符合完整性,如果不符合,则要修复数据。如果在数据修复之后依然存在着与数据完整性约束不一致的情况,则要再次修复数据,直到数据符合要求[5];再通过SPSS分析将数据可视化，使用均值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一系列分析得出结果。

2.数据准备与清洗

2.1数据准备

理赔数据共16列212182行，主要包括的是机构、险种、案件号、保单号、赔款金额，赔款时间、费用类型、总保费、保额、客户号、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过去三年平均收入、职业。其中总保费代表客户第一年投的所有保险费用，保额代表机构赔付的最大限额。

2.2数据清洗

(1)删去表格中过去三年平均收入为0、1、4的行。(2)隐藏无用的数据列，机构、赔款时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职业。(3)将险种进行编号归类，把类型一样的险种分别编号为1、2、3、4、5、6。

3.SPSS数据分析

3.1赔款金额与费用金额的均值分析

使用均值分析方法分析因变量赔款金额与自变量费用类型，从而获得那种类型的赔款金额更高。均值分析的步骤：因为费用类型有很多需要先将它们重新编码分组，采用的是SPSS转化里的自动重新编码将费用类型重新命名fylx,然后开始点击分析，选择比较均值选择均值分析，将fylx放入自变量列表，将赔款金额放入因变量列表可得出报告表，激活报告表点击编辑创建图选择点，可得出散点图。图1散点图在费用类型中他杀的赔款金额是最高的，而精神病的赔款金额是最低的，所有类型的平均赔款金额是2664.1RMB，其中癌症各类器官重大疾病占赔款金额的主体部分。

3.2赔款金额、年龄以及过去三年平均值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步骤：在SPSS上的分析选项中选择相关中的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将赔款金额、年龄和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放入变量中，选择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双尾显著性检验,可得出相关性表。从相关性表中可以看出，赔款金额与年龄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与过去三年平均收入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年龄与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有着显著相关性；并且在表中，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时，显著性（双尾）均<.001,说明这个相关显著会犯错的可能小于1%。

3.3总保费、缴费期限、年龄以及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与保额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步骤：在SPSS上选择分析选项下的回归，再在回归选项下选择线性回归，在因变量那一项当中将右边的保额选中，块内将总保费，缴费期限，年龄以及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与保额选中，再在方法当中选择步进，这样方便看出加入不同参数进去过后各个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的高低，最后通过查看模型摘要当中各个R方的值可以看出将4个参数都加入回归方程的情况下R方会大于0.6且R方最大。所以选择建立总保费，缴费期限，年龄以及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的回归方程，最后在系数当中可以看到各个参数所带有的参数值的大小以及常数，最后可以建立回归方程：保额=5061.178+1.062*总保费+1103.919*缴费期限+0.026*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137.095*年龄。3.4险种、赔款金额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此刻Excel中在险种后插入一列命名为XD种别，然后点击公式选项卡中的逻辑函数中的IF函数，在Logical_test中输入LEFT(B873,1)="4"，Value_if_true中输入1，Value_if_false中点击左上角，选择IF函数，在弹出的Logical_test中输入LEFT(B2,1)="6"，Value_if_true中输入2，Value_if_false中点击左上角，选择IF函数，在弹出的Logical_test中输入LEFT(B2,1)="B"，Value_if_true中输入3，Value_if_false中点击左上角，选择IF函数，在弹出的Logical_test中输入LEFT(B2,1)="F"，Value_if_true中输入4，Value_if_false中点击左上角，选择IF函数，在弹出的Logical_test中输入LEFT(B2,1)="S"，Value_if_true中输入4，Value_if_false中输入5，点击肯定,然后保留Excel表格。先在SPSS中导入表格，然后在SPSS分析选项卡中点击分析中比较平均值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将赔款金额导入因变量列表，将险种类别导入因子列表，点击选项，勾中方差齐性检验，点击继续，点击事后比较，勾中假定等方差中的LSD，勾中不假定等方差中的T2，点击继续，点击对比，添加系数1、1、-1、-1、-1、-1，确定后将会得到方差齐次性检验表。因为方差不具有齐次性，方差齐次性表中险种类别为1与险种类别为2、3、4的P值大于0.05，说明险种类别为1与险种类别为2、3、4的赔款金额没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1与险种类别为5、6的P值小于0.05，说明险种类别为1与险种类别为5、6的赔款金额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平均值差值（i-j）的值为负，说明险种类别为1的赔款金额小于险种类别为5、6的赔款金额。同理可得，险种类别为2与险种类别为3、4、5、6的赔款金额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2的赔款金额大于险种类别为3、4的赔款金额，小于险种类别为5、6的赔款金额；险种类别为3与险种类别为4的赔款金额没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3与险种类别为5、6的赔款金额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2的赔款金额小于险种类别为5、6的赔款金额；险种类别为5与险种类别为6的赔款金额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5的赔款金额小于险种类别为6的赔款金额。

4.结论和建议

4.1结论

在费用类型中他杀的赔款金额是最高的，而精神病的赔款金额是最低的，所有类型的平均赔款金额是2664.1RMB，其中癌症各类器官重大疾病占赔款金额的主体部分；从相关性表中可以看出，赔款金额与年龄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与过去三年平均收入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年龄与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有着显著相关性；并且在表中，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时，显著性（双尾）均<.001,说明这个相关显著会犯错的可能小于1%；险种类别为5与险种类别为6的赔款金额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5的赔款金额小于险种类别为6的赔款金额。

4.2建议

其一，保险公司可以将年平均收入高和年平均收入低的客户进行筛选分类，对不同平均年收入的客户制定其针对性的方案，有效的推荐，可以使客户通过理赔的金额来选择自己所能承担的最可靠回报大的险种。其二，可以将卖得好的保险的理赔金额适当调高，将保险费用降低可以让收入并不是很高的客户群体，有更多样的选择，让客户更加愿意相信这份保险。其三，可以着重理赔过后的服务，更好地建立公司的形象。对于客户群体，笔者给出如下建议：第一，量力而行，选择自己所能承担的保险费用的保险，而不是盲目跟风，不要因为理赔金额高就选择它，而是要看是否适合自身情况。第二，多重选择，可以购买多个理赔条件并不苛刻的保险项目，而不是一味选择理赔金额高的项目。在大数据时代的大环境下，许多隐私已经不能称为隐私，如果能在普通信息中深度发掘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信息，就需要权衡利用底线与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一个公司能否把产业做好，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知道客户真正所需求的是什么。像所研究的这所公司一样，理赔所包含的保险种类十分的多，但是所真正能够达到收益真正能够对客户带来的好处的保险并不多，并不是能够对客户的要求需求覆盖得多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一个机构虽然拥有很多种类，虽满足了当今社会群体的大部分需求，但是又因为客户群体太大了，每个方面又不能同时兼顾，使得运营起来又十分有风险。公司需要降低某些险种的赔款风险，在不伤及客户权益的情况下要让自身的收益达到最大化，使机构与客户双方都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

5.结语

本文通过对理赔数据的分析，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和建议。保险公司可以调整理赔金额以及保险费用来吸引客户购买，客户则要做到不能只看到理赔金额高而不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就盲目购买。

【参考文献】

[1]王笑.强调保障属性保险业服务民生更“给力”[N].金融时报,2021-02-04.

[2]徐高凯,杨杉.基于大数据的保险公司理赔数据画像研究[J].商业文化,2021(01)：53-55.

[3]喻平.SPSS在统计学中的应用[J].中国商界(上半月),2010(03):46-47.

[4]滕文惠,闫媛媛,姚晓芳.基于Excel的数据清洗应用研究[J].科技资讯,2019,17(15):28+30.

新种类范文篇10

【关键词】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手机应用；推荐系统

1前言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与更新，人们对移动设备功能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无论是购物、出行、社交还是娱乐，都离不开各式各样的应用。交流时打开微信、qq，不仅提高了交流效率，还能了解朋友的生活近况；无聊时打开一个游戏，马上就能在其中获得刺激与成就感；购物时打开手机支付宝扫一下二维码，就能省去使用现金的麻烦，并且提高了货币流通的速度。手机应用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了物质生活的品质。但是随着手机应用的开发逐渐增多，手机应用市场出现应用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同时在开发者和用户之间还存在信息交换不对等的情况，即应用开发者不能及时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无法设计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应用。并且在下载应用时，如果用户仅凭人力逐个筛选质量高、符合需求的应用，是一件非常费时的事情。本文基于数据挖掘技术，使用了kaggle网站GooglePlayStoreApps的数据对手机应用市场进行简单的剖析。我们希望通过对比评分、安装数量等用户反馈与应用本身的信息，获得手机应用市场大致的需求情况，为手机应用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提出一些建议。并据此设计手机应用推荐系统，用户为系统提供已下载应用的名称或者希望获得应用的种类，系统将据此为用户推荐符合要求的应用。

2数据概况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集主要包括应用名称（App）、种类（Cat-egory）、次种类（Genres）、应用评分（Rating）、评论数量（Re-views）、评论情绪（Sentiment）、应用大小（Size）、安装数量（In-stalls）、是否付费与价格（TypeandPrice）、受众群体（ContentRating）等字段，共计10841个应用数据。

3手机应用市场情况浅析

3.1应用属性的相关度对比。这份数据集分别列出了10841个应用的多个属性，我们希望通过分析这些属性之间的关联程度，大致找到手机应用市场中的普遍规律与着重分析的切入点。通过利用EXCEL中的CORREL函数，将应用评分、评论数量、应用大小以及安装数量四个数值属性的相关度进行对比，形成一个5×5的CORREL表格。通过表格我们可以发现，评论数量与安装数量关联程度最大，说明大部分用户在使用该应用后有及时的反馈，这有利于我们客观地分析各应用的综合质量。而应用评分与其他三个属性的相关度都相对较小，这说明安装数量与评论数量多也即热度高的应用中用户反馈并非都很好。由此得知，手机应用市场中的目前供给还不能较好地符合市场需求，且用户在选择应用时存在盲目选择安装的情况。下面我们对其中的三组属性进行更加详细的对比与分析。3.2应用评分和安装数量。我们的数据集将所有的应用分为33个类别，分别有活动（EVENTS）、教育（EDUCATION）、艺术与设计（ART_AND_DE-SIGN）、图书（BOOKS_AND_REFERENCE）、个性化（PERSON-ALIZATION）、育儿（PARENTING）、游戏（GAME）、美妆（BEAUTY）、健康与锻炼（HEALTH_AND_FITNESS）等。在手机应用市场中，不同种类的应用受欢迎程度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统计分析，找到安装人数较多，但是平均评分较低的应用类别。我们认为高安装数、低评分值的应用有更大的质量提升价值和市场潜力。通过使用Excel的分类统计功能，我们在对应用种类排序之后，使用应用种类作为分类项，统计不同种类应用的平均评分（review_rating）和平均安装数量（install_num），然后根据统计结果，获得柱形图和折线图如图1所示。通过分析可知，安装数量最高的应用为聊天（COMMUNICATION）类应用，但是该类应用的平均得分低于所有应用的平均得分。因此聊天类的手机应用在质量上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由于其具备较高的商业价值，因此也具备更高的开发潜力。与之类似的应用种类还有旅行类（TRAVEL_AND_LOCAL）和视频类（VIDEO_PLAYERS）的应用。相反，游戏（GAME）和社交类（SOCIAL）的手机应用，安装数量极大，同时评分也很高。这说明这部分市场是比较饱和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软件开发初创者选择这两个种类的应用进行开发。3.3应用评分和版本更新情况。手机应用需要随着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其功能和外观。它体现了开发者对于市场需求变化做出的反应，因此版本较新的应用往往比低版本的应用更能满足用户需求，也更能最后更新时间较早、版本较低的应用种类。此种应用种类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已有应用的开发者也可据此适当进行更新，提高应用综合水平。使用EXCEL，以种类为分类字段进行分类汇总，将单一种类下所有应用的总安装次数进行求和。同时对同一种类的应用个数进行计数，得到N（总数）。之后，我们使用过滤功能，只保留年份（Year）小于等于2017年的应用样本，再次进行分类汇总，计算各个种类的应用最后更新年份在2017年及以前的个数总和，得到N（旧），计算其占此种类应用总数的百分比：P（旧）=N（旧）/N（总数）该值越大，说明本种类应用版本较低的占比较多，总体更新不到位。获得33种应用的P（旧）后，将其分别与安装数量进行对比。分析可知，聊天（COMMUNICATION）类应用和游戏（GAME）安装数量极大，但对于庞大的用户群来说总体版本更新得并不快，说明这些应用被开发出来后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热度。经过几次更新后它们几乎达到了最佳状态，所以应用开发者可以着眼于开发全新的应用而非继续更新原有版本。饮食（FOOD_AND_DRINK）类和娱乐（ENTERTAINMENT）类应用安装数量较少，但更新得非常及时，这体现了这些应用的实时性。这类应用需随着时事更新而不断变化，所以我们不建议大量投入开发，而是注重每次更新时的优化。

4手机应用推荐系统

在同一种类（Category）的应用中，用户一般会根据应用市场所给出的评分来选择应用。但是有些应用虽然评分较高，但是安装、评价数量较少，所以并不能客观地体现这个应用的综合水平。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应用的版本新旧程度也逐渐成为是否能满足当代用户需求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在设计手机应用推荐系统的过程中，主要考虑应用的所属次种类（Gen-res）、应用大小（Size）、是否付费（PayorFree）、受众人群（Groups）以及与评价相关的多种因素。推荐过程分为两个子过程：①计算相似度筛选应用：根据用户所给应用所属的一个或多个次种类（Genres）、应用大小（Size）、是否付费（Payor-Free）、受众人群（Groups），计算应用间的相似度，确定20个最相似的应用；②计算综合质量对应用排序：根据应用评分（Rat-ing）、安装数量（Installs）以及评价情绪（Sentiment）、评价客观程度（Subjectivity）得出各应用的综合质量，选择综合质量排名前3的应用推荐给用户。4.1相似度。用户为系统提供一个自己喜欢的应用x，计算x所属的种类（Category）中的每一个应用，如y，和x之间的相似度———即计算所推荐应用x与应用y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距离越小表示相似度越高，取距离最小的前20个应用，作为和x最相似的应用，作为推荐的候选项。其中，次种类（Genres）的值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预处理数据时，应将其拆分成多个种类。举例说明，如果x的次种类为“Art&Design；Action&Adventure”，y的次种类为“Education；Action&Adventure”则Genres1=Art，Genres2=Design，Genres3=Action，Genres4=Adventure。x所属的那一行，Genres1到Gen-res4的值均为1，y的Genres1，Genres2值为1，Genres3，Gen-res4的值为0。对于受众人群（Groups），一共有“Adultsonly（18+）”，“Mature17+”“Teens（12-16）”“Ten+（10+）”“Everyone（0~100）”5种值。根据这些原先的值，我们将Group划分为Group1：0~10岁，Group2：10~12岁，Group3：12~16岁，Group4：16~18岁，Group5：18岁以上。当x的原先的值为“Ten+（10+）”，那Group1到Group5的值分别为0，1，1，1，1；当x的原先的值为“Adultsonly（18+）”，那Group1到Group5的值分别为0，0，0，0，1；当x的原先的值为“Mature17+”，那Group1到Group5的值分别为0，0，0，0，1；当x的原先的值为“Everyone（0~100）”，那Group1到Group5的值分别为1，1，1，1，1；当x的原先的值为“Teens（12~16）”，那Group1到Group5的值分别为0，0，1，1，1。针对是否付费（PayorFree），使用1表示免费（FREE），使用0表示付费（NOT-FREE）。在计算相似度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欧几里得距离，公式如下：dx，y=∑ni=1（axi-ayi）22姨距离越近，表示x和y越相似。我们选择dx，y最小的前20个y作为我们的候选应用。4.2综合评价。针对选择出来的20个候选应用，我们通过应用评分（Rat-ing）、安装数量（Installs）以及评价情绪（Sentiment）、评价客观程度（Subjectivity）来进一步对其质量得分（grade）后筛选出最好的3个应用。公式如下：Grade=avg（∑sentimenti×Subjectivityi）×Installys×Rating2，其中i表示某一个应用的第i个评论。评价情绪（Sentiment）如果是积极的，那么得分为0~1之间，分数越高越积极；评价情绪（Sentiment）如果是消极的，那么得分在-1~0之间，分数越低越消极。评价客观程度（Sub-jectivity）是指评论者的打分时的客观程度。我们求出每一个应用的平均评价情绪和其安装数量、评分的平方相乘，得到应用的质量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质量越高，我们选择质量最高的3个应用作为最终的推荐项。

5结论

本文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了手机应用市场的潜在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和解决方案。并利用一万多条应用的信息，设计和建立了手机应用推荐系统，根据用户的使用记录，能够为用户推荐内容相近且质量高的应用。

参考文献

[1]郭靖，郭晨峰.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市场分析.移动通信，2010（7）：57~62.

[2]李迎辰.基于社交网络的移动应用推荐系统研究及应用[D].（Doctoraldissertation，重庆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