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转变范文10篇

新转变范文篇1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新转变范文篇2

1商业银行绩效管理的含义

商业银行绩效管理是对商业银行绩效实现过程中各种要素的管理，是服务于商业银行战略目标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讲，是指商业银行的各级管理者和员工为达到本行战略目标而共同参与的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应用及绩效目标提升持续循环的过程。

2大多数国内商业银行在绩效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管理者认识不足、理解片面第一，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管理者往往简单地将绩效管理等同于绩效考评，认为设计考评表，量化考评指标，确立考评标准，兑现考评奖金，就是绩效管理工作的全部，这样理解是不全面的，这仅仅是绩效管理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二，银行管理者对绩效考评结果的应用往往体现在与工资、奖金的挂钩上，激励手段过于单一，导致管理者与员工形成绩效管理就是涨工资或减工资，将绩效管理等同于薪酬管理。第三，目前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在绩效管理过程当中，普遍忽视员工参与，造成员工对绩效管理体系知之甚少，考核也仅是员工被动接受。这种简单的、片面的、单向的绩效管理，必然使得员工内心产生疑虑和抵触情绪，认为绩效管理是管理者单方面对自己实施的管理与约束，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消极应付甚至排斥。第四，在绩效管理过程中，管理者缺乏对员工的辅导和信息反馈渠道不畅，员工只知道奖惩却不知晓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只得到眼前的奖惩却难以在工作中取得进步，久而久之将挫伤员工的积极性。

2.2在职能制组织架构下，商业银行绩效管理体系存在与战略目标相脱节的现象当前，商业银行各职能部门的绩效目标不是依从于战略目标，而是根据各部门的工作内容、工作性质，结合各自的任务制定的。各职能部门在绩效考核中更多地考虑本部门利益而忽视银行整体利益，由于各部门工作性质和内容的不同，不能有效地落实和反映银行整体经营战略与中长期经营发展目标，绩效考评与银行战略目标相脱节，银行整体的组织绩效降低，不利于商业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2.3商业银行绩效考核体系中偏重于规模指标从目前国内利率市场看，存贷款利差稳定，这相当于为国内银行业提供了稳定的盈利空间，必然导致各家商业银行纷纷“抢市场、争份额”。为追求高额利润，商业银行在设置考核指标时过于偏重规模指标，而风险防控指标相对较少。这样一来，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快速增长，同时信用风险越积越大。短期收益虽然明显，而长期来看，在经营过程中积累的大量风险如得不到有效防控将必然导致战略目标的失败。此外，商业银行的考核体系重市场占有轻内部管理调控，使得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存在隐患。在当前银行市值巨大的情况下，经营风险防控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隐患已成为商业银行业务、规模继续扩大的重大隐患。如何处理规模、风险和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各家商业银行在事业部制改革过程当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3事业部制下绩效管理的总体思路

3.1绩效管理体系中各要素的转变第一种转变是绩效管理主体的转变，在职能制下，绩效管理的主体是各级机构的管理者，行长、部门负责人、基层机构（分理处、储蓄所）负责人均是不同层级的绩效管理主体。事业部制改革后，层级管理相对弱化，绩效管理主体上移到业务条线负责人。这样，一是能有效地避免绩效政策在层级传导时出现层层弱化的现象；二是简化组织结构，提高市场敏感度、激励反应速度和绩效管理效率；三是使绩效管理更专业化、系统化。第二种转变是绩效管理客体的转变，在职能制下，绩效评价是对客体进行整体性评价，包括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发展水平和所在地的综合竞争能力等，往往含多个层级。在事业部制下，绩效管理的客体是各业务单元，是对整个业务条线或具体产品进行盈利能力、风险状况和市场内同类产品竞争力等方面的评价。这种转变，一方面不仅可以使公司总部清晰地了解各项产品或业务单元的经营水平、盈利状况等信息，还可以提高总部对营业网点终端的传导力和控制力；另一方面，也使得银行的各项成本、费用归属细化到部门、细化到岗位乃至产品，成本核算精准度进一步提高。第三种转变是绩效评价指标发生转变，职能制下，同一层级的辖内各机构是在同一指标评价体系下进行考核的，无法体现机构的特色业务，也无法计量各项产品的盈亏和价值贡献度。而事业部制下，在商业银行内部，形成了按产品、渠道、客户等划分的若干战略经营单元，指标的设置更多侧重于产品、渠道和客户方面，如产品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客户结构和质量等。第四种转变是绩效评价标准的转变，职能制下，对于同一层级的所属机构，评价标准是统一的。而事业部制下，银行内部形成不同专业化的业务单元，因专业不同，考核内容也不尽相同，所以评价的标准各式各样。对于传统业务，主要是集约化考核，侧重价值贡献；对于创新业务，更侧重于市场规模、市场占比。总体来讲，各事业部绩效评价标准因产品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因发展目标不同而不同，较为灵活多变。

3.2注重实施全面绩效管理全面绩效管理就是针对全部员工实施绩效管理，每位员工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也就是说，让每一位员工都积极地参与到绩效管理过程中来。计划制定、计划执行、执行过程中信息的反馈以及考评与奖励等各个环节都不应是管理者的单向行为。整个过程需要管理者与员工在计划制定与目标绩效方面充分沟通、协调；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渠道，使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反馈并得以辅导和修正；在考核结果的运用上，使激励手段和方式多样化，并能够得到员工充分理解和认可。这样一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得以提高，绩效管理工作才能平稳有效开展。3.3处理好与基层机构管理者的关系在商业银行事业部制改革过程中，因绩效管理主体上移，必然形成对基层机构负责人的分权和激励不到位，可能造成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或对当地企业营销力度的减弱。为避免上述情况，在改革中应注意循续渐近，实行层级与条线相结合的激励分配机制，保留支行行长一定的激励权限，使其能够充分调动各业务单元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利于总体绩效目标的实现。

新转变范文篇3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来是增长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早期经典理论经济学中，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移动生产函数或者生产可能性曲线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通常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把发明转化为商业应用的创新，以及把创新扩散到整个经济社会（新帕尔格雷夫经学大词典，1996）。[9]理论界通过经济增长核算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根源，由此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研究的兴趣高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因素，通过总量生产函数将其纳入经济系统，阐述了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使经济增长模型对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变得更加有解释力。但是，这些经济模型在以下几方面受到学术界广泛的争论。一是技术进步的简单概念是被塞进总量生产函数作为一项来分析的，包含一切导致生产函数移动的要素。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无法准确描述技术进步的原因，易忽略现实技术进步的某些重要方面。二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丝毫不依赖资本积累和经济体系内的其他变量，使技术进步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三是技术进步无需成本，与现实经济中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高额技术转化成本的事实不符。四是为使稳定增长成为可能，技术进步采取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但却不能解释是什么理由以及依靠什么机制使得技术进步正好是哈罗德中性的。基于上述列举的诸多原因，以一个不变比率进行的非物化技术进步概念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需要提出更为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型。理论界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是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由外生因素到内生因素转变。技术进步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主要试图解释发明和创新的速率与偏向内在地由经济系统决定，基本沿三条路径展开研究。一条路径是进一步拓展生产要素的内涵，将技术进步物化到生产要素中，通过“有效生产要素”的概念改变先前生产函数关于生产要素性质的某些假定，使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可能，如时期性经济增长模型（Solow，R.M.1960）。[10]该模型认为，新的投资是新思想的传导机制，提高新投资的比率会影响技术进步的速率；其逻辑传导路径是资本形成→工业设备的现代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种新投资的比率影响技术进步速率的内生化思路重新肯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并为测度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贡献提供了新依据。人力资本模型是将技术进步物化到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另一尝试，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改进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Schultz，TheodoreW.，1961）。[11]第二条路径是将知识和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变量纳入生产函数，通过建立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的外溢效应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有效地统一起来，仍然在完全竞争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下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这种内生化技术变化的思路最早由宇泽弘文尝试（Uzawa，H.，1962，1963），[12]后由以罗默、卢卡斯和格罗斯曼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继承和发展。第三条路径是提出一些新的生产函数来代替总量生产函数对技术进步的刻画。如技术进步函数（Kaldor，N.1955，1962）与创新可能性边界（Kennedy，C.1962，1964，1966）两种经济模型一改先前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分开描述的不足，阐述了要素积累率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相互作用，以及要素积累率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但是，技术进步的原因与速度在这些模型中仍然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理论界沿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内生化的机制将研究继续深化。罗默从知识积累产生于资本积累的角度（Romer，PaulM.1986）、[13]卢卡斯（Lucas，RobertE，Jr.1988）[14]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效应角度进一步深化了技术进步内生化机制。以罗默的第二代模型为起点，新增长理论家开始引入成本的概念直面研究知识积累和创新的来源及传导机制，指出只要创新的收益大于研发成本、创新的溢出效应足够大，经济增长就能自我维持。另一方面，理论界进一步拓展了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打破了完全竞争均衡的传统分析框架，将产品品种增加和质量升级纳入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尝试在垄断竞争的新经济环境下，注意非均衡动态路径，引入研发投入、“创造性破坏”、行业领先者等因素分析经济增长根源和传导机制，得到了许多对中国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有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撑的绩效评价

早期西方经典理论以经济增长为主题，按全要素增长率作为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标准，认为如果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50%以下，基本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经济增长。[15]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书籍和专著，试图或简或繁地计量技术进步对形形色色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余值法确立了早期经济增长核算的基本分析框架，该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视为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实证测度，得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结论（Solow，R.M.1957）。[16]这种测度结论的准确性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在两方面受到经济学家的质疑：一是将余值部分全部归为技术进步因素，排除了其他因素影响，夸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二是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视为同质的假定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忽视了要素投入结构和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衡量。对此，学术界持续地改进了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的精准度。如丹尼森将知识的进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单列出来，并从总量层面上考虑了劳动投入的多样性，从而极大地缩小了经济增长中不能直接由实证测度因素所解释部分的大小，并细化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认识（Denison，E.F，1962）。[17]乔根森在丹尼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因素中资本投入因素的多样性，并落脚在各产业部门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的层次上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进一步缩小了“余值”的范围（Jorgenson，D.W.，1967）。[18]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投入的增长都依赖于构造投入度量的方法。于是，一部分学者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分析时，尝试对不同国家生产率与投资（Grossman，GeneM.andElhananHelpman.，1994）[19]以及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之间（Islam，Nazrul.，1995;Klenow，peterJ.andAndresRodriguez-Clare.，1997）[20][21]的关系进行实证测度，以期对影响全要素增长率的因素进行更深入地研究。27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反对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技术变化的度量（K.I.CarlawandLipsey，R.G，2002，2003），[22]认为因为大量技术变化涉及资源有成本地向研究和发现活动配置，这些资源仅得到正常回报，当技术被发现且实施时，技术变化的价值转化为投入成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应该为零。还有一些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如全球创新指标（Stella.Liu，2011）和衡量地区（TimothyF.Slaper，2010）、一个城市（MichaelR.Bloomberg，2010）或一个行业创新能力指标体系（DavidJ.Spielman，2011）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增长的力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阔了研究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评价视野。总的来说，尽管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近似度量还存在一些质疑甚至争议，但将之作为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标准仍是一个有较高认可度的指标；不过，理论界还需要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绩效评价。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

关于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些学者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1776）。[23]还有学者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认为生产要素稀缺性及其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的要素间替代本身就是刺激发明和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JohnRichardHicks，1960）；[24]这种分析思路被后来一些学者发展为诱致性技术变迁模式，用来分析某一特定行业技术变迁的原因和发展路径（速水佑次郎，1998）。[25]也有研究注意到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对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JosephA.Schumpeter，1934），认为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成功欲、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精明、理智和敏捷、事业心等创新精神和对利润的追求不仅是经济体系不断改组的运转工具，而且也是包含社会上层在内的各种要素发生连续变化的传递手段。[2]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的。阿罗（Arrow，K.J，1962）的“干中学”经济增长模型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模型”（Schultz，TheodoreW.，1961）开创性地将无意识的生产经验积累和有意识的教育投资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内生化来源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促进了知识经济化与经济知识化的一体化研究。随着技术进步原因的内生化，特别是当理论界将技术进步物化到生产要素中，那些促进生产要素积累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分析经济增长原因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模型被艾林•杨继承和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微观层面系统地形成了博兰德—杨、基母—莫塔迪、贝克尔—墨菲三种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微观机制。[26]（P546-576）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发明与创新、人力资本以及交易费用等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理论界开始进一步关注技术进步的成本、依托载体、经济背景等，并以更规范的研究范式讨论知识的进步及其与市场的联系。当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代替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成为分析技术创新的经济背景后，技术创新的成本、研发投入、专利、市场结构、企业内部特征和产权组织等会影响技术创新的规模和效率的观点逐渐形成理论界的新共识。[27]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使学术界对知识和技术内生化的认识进一步向前推进，认为资源投入量、企业的作用、隐含知识存量，外部性、获利能力与不确定性、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将影响或制约一国获取知识和积累技术的能力。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扩散与转移

新转变范文篇4

一、前技术时代艺术中的神性秩序

(一)艺术是认知之母

从史前人类开始一直到公元16世纪，艺术中反映的世界秩序一直是神性秩序。这种神性秩序，在不同的地区表现为对不同的崇拜对象，表现的形式也不同。但无论崇拜的是何种神，都集中表现在对生命与生殖延续意义上的敬畏。从人类制造工具的那一时刻起，至少在意识上已经形成了对待制品形象上的先见或者概念上的明确———即概念区别力与形态感知力，已经具备了亚里士多德对艺术的定义———“在用物质来实现以前存在于其结果中的概念组成”的意义上的艺术家［1］10。视觉形态感知力是意识和概念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当这两种能力以多极性和逐级式的渐进衍化开后，发展为思维、语言、文字、数字后，借助概念差别和抽象的逻辑推理，人类来准确地描绘对象的特性、差异、统一性和多样性。“正是借助于名称和数字，人类的理解能力终于可以制服世界了。”［2］58史前艺术的辉煌期在于公元前4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克罗马农人和马格德林人创造的洞穴艺术，它占据了人类开创艺术以来2/3的时间。这些艺术形式表明人类从“雕塑—减法思维”发展为“图画—加法思维”，是人类有意识地将观念以具体的形象“固化”下来、追求永恒的见证。洞穴岩画艺术已经体现出明确的分工与协作。秩序的雏形最早表现为城市与神庙———公元前9000年耶利哥和沙塔尔休于，诞生了宗教组织和文字，这是实现有序控制的重要手段，自从产生了文字，人类就踏入了文明社会。大约在公元前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就开始科学观测月亮的运行规律和周期，证据就是几千块雕刻过的驯鹿和猛犸骨片。从地中海诸岛到大西洋沿岸，散落着庞大的巨石阵，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格兰西南部索尔兹伯里的旷野上的史前巨石阵。“如今，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巨石阵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中心和祭祀场所，而且是由居住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人建造的。它的结构所体现出来的对天文学知识的运用，表明它的作用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的一个宗教活动中心，用来祭祀太阳和月亮，构成一种地区性日历(regionalcalendar)。”［3］误差不超过一天。这个巨石阵，建造于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长达1600年。这显示了史前人类对弥漫在他们头顶上的外部世界的秘密的终极探索，追寻世界的真实和永恒———秩序。范德瓦敦(B．L．VanderWaerden)于1983年发表的一部题为《古代文明中的几何学和代数学》中提出三个新发现，最后一个发现是“能够证明，史前巨石建筑运用了毕达哥拉斯三角形”。古希腊几何学、天文学并不是空穴来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源头，当然还要归功于埃及、古巴比伦以及位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的成就。数学、天文、宗教都统一在这个巨大的艺术体量中，可以说艺术是认知之母。所以，斯宾格勒谈道:“每一个伦理体系，不论在源头上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都与伟大的艺术尤其是建筑艺术有关。”［2］344

(二)地中海主义

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三个帝国都以地中海为中心，向欧亚非三大洲扩展，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它们的艺术有着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世界强烈的征服欲望、对神性秩序的天然依赖、对永恒意义的绝对追求以及对真实性的不懈探索。希腊古典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探索自然秩序的自然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通过数学(的和谐)来确定宇宙运行秩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规划了一个完美的政治秩序;米利都学派力图从自然秩序中追究万物的共同本原，普罗泰戈拉的名言———“我寻找过我自己”、“人是万物的尺度”，则确立了衡量人在自然秩序中的地位和标准。世界秩序体现在宗教的伦理秩序上———特别是奥林匹亚新神谱上。作为衍生，公共性也是他们的重要原则，但这种公共性是依附在神性秩序下的。这三大帝国的文明滋生出的优越感和自我意识，逐渐形成地中海主义。埃及人的心灵中只有未来，没有过去和现在，“现在”只是连接未来的一个临时边界。艺术对未来的关切表现在石雕像、木乃伊、金字塔、严密的行政制度上，他们的“卡”通过肖像雕塑变成永恒，被认为是可以通过一种超越性的酷似而与死者相关联。金字塔呈现出强烈的几何化象征主义，尖顶被认为是与神交流的点。古埃及的壁画艺术属于类概念艺术———图像语义，是一种“数—总和”的关系，呈现出清晰的视觉秩序。它只关注艺术意义的准确传达，正是这种神性秩序制约了古埃及3000年艺术形式自始至终不变，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印象性的永恒，是纯粹的印象主义者。古埃及对强大体量和神性的热衷被古希腊人继承下来，同样，对于古埃及雕刻技术的依赖一直到古典时期才彻底摆脱，强调真实再现。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识中，一切的历史经验都会变成特定的瞬时的“现在”，没有时间性、运动性和神话式的背景。一切都豪无保留地沉浸在自然这一切片上，所以现实主义在于真实地再现，以取得与自然秩序一致的真实。而奥林匹亚诸神赋予他们理想主义色彩，英雄贵族的传说是联系他们与古代的唯一精神线索，实际上现实与古代实践并没有多大的联系，他们更多的是沉迷与自我幻想。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添加了诸神的理想化色彩，就是浪漫主义。这种英雄贵族主义情节，在古罗马那里得到发扬光大。维吉尔在《埃涅伊特》中谈到埃涅阿斯死去的父亲这样训诫这位英雄:“铸造青铜像，我们也许不如别人那般栩栩如生。雕塑大理石像，我们也许做不到别人那般逼真……但是，罗马人，你们要记住，你们拥有统治世间其他民族的力量———罗马的艺术应该是将和平强加于人的艺术，是实施法治的艺术，是给战败者以宽恕、使傲慢者屈服的艺术。”［4］罗马的艺术深刻体现了这种身份认同，秩序是通过艺术来体现的。罗马的等级秩序森严，但是允许通过个人努力来活动不同的等级。事实上，罗马社会的宗教主要是希腊化文学的产物，一些宗教在人们意识中逐渐消失。

(三)艺术的救赎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各地兴起后，古埃及出现了具有地方色彩的基督教艺术风格，称为科普特艺术，初期曾受惠于希腊—罗马艺术。但是，中世纪地中海主义却将古埃及的类概念壁画艺术与金字塔的几何象征主义结合起来，发展为哥特式的图像语义———观念象征主义，成为“无字的书”。艺术家运用图像讲述圣经故事，通过它在精神上与上帝融合，起到救赎的意义。基督教哥特式是非自然的，它超乎自然之外，最终凝结在“光”与“色彩”的概念上。它象征着“神的启示”进入信徒的心灵，使他们感受到上帝的大能及浩恩，眼睛涌出幸福的泪水。这是以前艺术所没有的，此前三大帝国的艺术强调的是征服，在瞬间凝固人的自由意志而表现为顺服，这是一种静止观的艺术;而基督教艺术却表现为动态的，重要的在于它的这种唤起情感的力量。作为一种观念象征符号，提醒世人记住真实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进，基督耶稣最终被共识为由上帝挑选出来的人以拯救人类，属于宏大的历史事件。艺术所奉行的超验信仰最终战胜了异教的生命崇拜，成为一种崭新的历史真实性诗史叙构。

(四)临界与跨界

“黑暗的千年”这一提法已经被本世纪的学者所摒弃，今天我们把中世纪视做“信仰的时代”而不是“蒙昧”的时代。“严格地说，只是早期的中古时代常常被称为‘黑暗时代’，但是，牛津英语词典进一步地把它扩展到整个中世纪。”恰恰就是在中古时期，近代欧洲民族诞生，当今的欧洲国家形成。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产生于那个时期，而且，构成我们这一时代文明基础的许多文化价值也来源于中古时期。”“那种认为中世纪的思想是不发达的，认为它对自然界的理解是原始的，认为这种前科学的思想的标准不能令人满意的观点，是错误的。”［5］中世纪从古罗马继承了拉丁语、拉丁文学，大学、银行、议会制度。自11世纪以后，各种知识迅速增长起来，并进一步系统化、专门化。到13世纪发展为神学、罗马法、宗教法规、医学、数学、天文学、占星学、逻辑学和自然哲学，最后是语法和修辞学。在这些智性技术的支持下，出现人文主义倾向。瓦萨里在1550年将“文艺复兴”定义为“再生”———自13世纪起，艺术将容易地看出她的再生和在我们的时代达到完美的进程，“我这里所说的艺术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意识到美好的艺术已经死亡，于是努力将它们复活，并将他们逐步完善、提高，最终达到今日辉煌和崇高的成就”［6］。这是一种处于临界状态的秩序和艺术。南方温润气候不可能像北方那样产生狂风暴雨般的艺术改革，他们在艺术创作中追寻现实主义和人类的情感，关注伦理道德，但并不反对基督教，而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们反对僧侣制度、教皇、教会，而不是反对基督，这是有区别的。

布鲁尼对此说:“我不责备有益的规劝和号召为上帝服务。但是我憎恨伪装”［7］;伽丘坚信上帝是一切善的源泉;阿尔伯蒂认为，神———自然不仅赋予人有自然的属性，而且赋予人有社会的属性———社会的道德准则。谦虚、知羞耻、重荣誉、正义感、仁厚爱人都是人心灵中的珍贵品质。意大利继承了古罗马的精神遗产，以古典主义为尊，“真实征服”情节在这里再次得到复苏。他们注意力集中在把握现实世界呈现在空间中的全部特质———无限的深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完整性。“真实征服”代表人物是达•芬奇和尼德兰的弗莱玛尔大师(theMasterofFlemalle)，在他们的真实中体现出现实和幻想水乳交融的意境。而弗莱玛尔的技术改革却是至关重要的，他改变了中世纪用蛋黄和水调以颜料粉末的“坦培拉”(tempera)技法，而代以油性调和剂，从半透明的薄涂层到厚重的颜料堆积，可以表现出丰富的色阶变化，这才形成令人信服的真实效果。时间和距离也是母性的象征。1250年左右，阿雷佐和锡耶纳的托斯卡纳画派和拉斐尔开始把崇高母性含义注入圣母的形象中后，艺术转向了表现纯粹人性类型的巴洛克风格。而真正为欧洲艺术建立了新秩序的是米开朗基罗，他把存在主义悲剧意识注入到艺术中。最初米开朗基罗赋予普通人以神的形象和力量，但是，在对基督以死救赎这个世界作了深刻反思后，他开始意识到，人像神那样去超越自然并征服世界，注定是要失败的。那么最深刻的人性与生存问题———生命的目的是什么?物质的、世俗的价值与永恒的、非物质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8］144所以，他的艺术内涵着即将爆发的力量和生气。明显的艺术变革中心不在意大利，而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北欧人文主义与中世纪晚期大学中依然保存着神学文化体系相对立，一切都以世俗知识而非超自然信仰为基础，建立了世俗的语言学、历史学和艺术的研究。13世纪天主教教廷的腐化、专制，在15世纪40至90年代达到极端，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加强了对异端思想的镇压，进入真正的“黑暗的中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然哲学以无畏的精神面对现实生活，对天主教会展开更加猛烈的批评。14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开始呼吁新的“精神革命”，在艺术中强调生活的世俗。1420年视觉艺术革命在佛罗伦萨和尼德兰独立发生了:“它们仅仅为征服视觉世界这一共同目的所联系，几乎在所有其他方面，它们都是完全处于不相干的。”［9］

实际上主要有两点:以印刷为媒介的大众传媒，扩展了自然疆域的界限，改变了欧洲世界的社会结构，视觉艺术再一次做出反映并赋予实践的意义;考古热及异地浪漫之游，加强了艺术家之间的交流。荷兰的自然主义由写实发展为表现精神旨趣的手段之一，风景画成为独立的画种，自然不再是人物的陪衬。德国艺术家这一时期吸收荷兰自然主义观念，但没有仿效意大利艺术而返回到理想主义，而是寻求各种方法以表现最新发现的精神深度。宗教改革的结果以妥协告终，导致了人们的怀疑论，也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人类知觉的局限性以及知识的相对性。十五六世纪德国年轻人以狂风暴雨般的热情来表达对进步知识的渴望，艺术也是如此，一种根源于艺术与人类生存问题的密切关照。丢勒将根据自然规律创造的新理想美与对自然的逼真再现结合起来，寻求人类的精神福祉，预示了几十年后的米开朗基罗与文艺复兴的决裂。“因此，《启示录》立于两个世界之间，它终结了一个世界，预示着另一个世界的诞生，并将文艺复兴之前与之后的世界结合起来。”［8］86

老勃鲁盖尔继承了米开朗基罗的存在主义悲剧意识。在他的艺术中，将人置于一种“文化———历史”的现实情景之中来考察，这种现实性包容了整个人类的存在，是人类沉思与反省的对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强烈的焦虑之情。《盲人》表明个人命运不可控制，一个偶然的事件会改变人的命运，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凌驾于我们的欲望和情感上，牵引着我们如同盲人一样浑然不觉地向前。他笔下的普通百姓，如同库贝尔和米勒的乡下人或农民画一样。这种思想与左拉的自然主义、加缪的《局外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罪犯和穷人写小说以及荒诞派一样。1517年拉斐尔挂毯出现在布鲁塞尔，荷兰画家在其中发现了线条、体块、色彩、构图等各种意味。当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和提香的《圣母升天》正在绘制之中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内部和外部的统一性给破坏了，开始充满了寓言的、象征的和奇异的叙事内容。老勃鲁盖尔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三种元素组合起来，这三种元素是，奇形怪状之物、阴曹地府和怪兽。巴洛克就这样被孕育其中了。这样，艺术从最初跨界的理想化的英雄主义发展为越界的存在主义悲剧。在近代技术革命之前，人与神、世界、产品处于宇宙整一性的亲和关系之中，海德格尔赞为“诗意”。意义、身份、价值、道德都被保持在这种整一性中，在谢林看来，神话既是世界，又是土壤。

二、技术时代的艺术秩序

(一)机器秩序

12世纪新城市的出现、15世纪的新教改革运动、以及印刷为媒介的大众传媒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欧洲世界的社会结构。15世纪后技术变革的速度明显加快，最终出现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随着远距离武器和远程读物的出现，跟着哥伦布和哥白尼的脚步，出现了望远镜、显微镜、化学元素，加上牛顿和莱布尼茨将数学带入微积分时代，罗伯特•波义耳发明了化学分析的方法，人类进入到微观元素时代。从此，智能代替了心灵，触及生命的边缘，表现为追求权利意志和未来的垄断。而严重的是伦理从此失去了对生命对象的沉思，能量、位置、作用张力、状态热量替换了中世纪以来的道德、伦理、神圣、公义、善恶等概念。伟大的巴洛克时代的早期———“矫饰主义占了上风，作为古典主义的反对者，首先在审美上，打破了古代主义的静穆之美，创造出一种动荡不安的视觉效果;其次在建筑结构上，长式建筑与集中式建筑充满矛盾。后期哥特式建筑深受矫饰主义的影响，逐渐过渡到巴洛克建筑。矫饰主义通过各种奇异装饰，宣扬了压抑欧洲千年之久的感性美。这是矫饰主义值得肯定的地方”［10］。巴洛克极具包容性的思想产生了普世的影响力，持续了150年，能满足当时艺术上、思想上和社会上各种层面的需求———从国王、主教到市民;从建筑、雕塑、绘画、文学、音乐、家具到服饰甚至是谈话方式。追求鲜活、自然的生活才是情感真正的真实，它那华丽的视觉盛宴暗示着对人们对制约欧洲两千余年的理性思维的抛弃。蒸汽机的发明，从根基上颠覆了世界秩序。机械生产割断了自中世纪以来手工艺中人与物之间唯一伦理上的联系，“人感觉机器就像是魔鬼，这是对的。在信徒的眼中，机器意味着对上帝的离弃。它把神圣的因果关系交给人，由人凭借一种先知先觉的全能使其运转起来，默默地、不可抗拒地运转起来”［2］504。新兴的资产阶级在金钱上分享了国家权利，但无法获取与中世纪历史情感中“土地与神圣”相联系的贵族荣耀。于是到了十七八世纪，那些小资们开始借助艺术来获取文化身份，各种复古主义、折衷主义浮现出来，成为炫耀身份地位或金钱的一种象征，尤其是建筑:外表上古典主义或哥特式的，内部却是巴洛克式的。巴洛克怪异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心的虚无和身份的缺失。

(二)骚动的秩序

机器成为真正的女王，人类和自然成为它的奴仆。利益霸权正朝向它的物质顶峰迈进，马力替代了人力，人类的生命被触及边缘。16世纪末文艺复兴已经使等级秩序发生了改变，提香《神圣的爱和世俗的爱》、贝里尼的《神的晚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肉欲的形象，但是形象的道德符合底线。但贝里尼、提香、巴托罗米奥修道士和拉斐尔等人为阿方索公爵设计的雪花膏房间，明显体现出古代色情主题。在经历了约1800年的革命后，视觉艺术再一次作出反映并赋予实践的意义。巴洛克最初体现出上述有趣、奢侈、放肆的风格，150年后的洛可可虽然有妩媚柔靡的一面，但是，赋予空间以亲切感，追求温馨优雅的情调。但这些都很快失去了存在的阶级基础，继洞穴艺术之后，印象主义再一次以固化的形式来表达稍纵即逝的现象固有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类再一次有意识地追求那“活生生的自然”的全部意义。这种色彩谱系借助于科学发现，体现着一种完全非宗教的精神，夏凡纳批评外光派所处理的某个瞬间，足以把教堂的内部世俗化，并把它贬低至陈列厅的地步。印象主义既来源于莱奥纳多对阿尔卑斯山脉上空大气的研究，又是对文艺复兴的抛弃。“事实上，直到出现印象主义，才完全彻底地征服了自然，呈现在画家眼前的东西才样样可以作为绘画母题，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才都成为直到艺术家研究的对象。”［11］它是一种非欧几里德几何式的世界秩序，它意味着人类的醒觉意识在经过彻底深刻反省后，拼命地把纯粹的无限空间感受为最高的和无条件的现实，以及把所有感官意象凝固为“那一瞬间”捕获了一种全新的情感和体验的世界。这种瞬间，如同人的生命一样，是唯一独特、神圣和不可重复的，是作为历史情景中人的情感这一个稍纵即逝的存在。法国人永远是那么地浪漫，即使是在艺术中，印象主义也保留着这样的情节———自然真实。但是德国人不这样，他那狂风暴雨般的热情、哥德式的冷静，将这种存在与历史中的个人情感，发展为纯粹数字与符号的表现主义。音乐数字是它的形式旋律，物理学中“力”的概念是它内在的纯粹精神分析，没有它，最现代的形式无法解读。世界秩序就是这样在两极互补中得到平衡，法国人的浪漫在笛卡尔的哲学和数学的平衡，而康德不再研究精微无比的微积分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哲学家也可以称之为数学家。费希特、黑格尔和浪漫主义全都不通数学，芝诺和伊壁鸠鲁也是这样。叔本华在这个领域薄弱到近似无知，尼采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数字的形式世界从哲学的视野中消失时，哲学也就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从此以后，它缺乏的不仅是结构的力量，而且还有被称作思维的伟大风格的东西。叔本华本人承认他是一个半吊子的思想家。”［2］366所以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将数学、哲学移植到艺术中去，艺术形象表现为极度抽象的数字关系。在这一时刻，根植于欧洲人内心深处、始终与物质属性相联系的观念才彻底得以摆脱。危机随之而来。古代艺术家是工匠，却是艺术家;现代艺术家是艺术家，却是工匠。人的创造力却越来越弱化，在抛弃了微妙的技法、灵动的笔触和恢弘的叙事意义之后，刷子、泥刀出现在艺术家的工具箱中，点线面的堆积、信手的涂鸦、流淌的痕迹充斥着虚实画面，粗陋、庸常、病态、冷漠、猥琐、过敏成为时尚，替代了怜悯、救赎、信仰。他们热衷于抛弃一切技术上的障碍，却沦落为伟大艺术“放纵的附庸品”。

三、后技术时代的艺术秩序

混凝土将人脚与大地的唯一联系割断了;机械复制将人手与产品之间的唯一联系隔断了;世界图像成为超真实的视觉奇观;虚拟程序却将人身体带到一个真空包围的环境中，虚拟技术、互联网的发展，消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界限。曾经的神性秩序，因为是神圣公义的，所以是永恒的;而世俗秩序，因为是人为自私性的，所以是短暂的。随着神性秩序的世俗化，人类失去了永恒制度的参照，迷失在世界坐标体系中。艺术再次担当起心灵觉醒的重任，在探索一种新的秩序，叙事意义在新的历史情景中由普遍同一转向异质和碎语。

(一)身份认同

阿诺德•盖伦认为，人在诞生时具有尚未完成的本能缺乏，在面对开放的世界时，表现出极大的不安。于是，各种社会制度应运而生，担任起维护“世界构造”稳定性的重任，缓解了由本能上没有定向的各种冲动的积累所造成的紧张。但是在近代，非制度化又动摇了传统制度的稳定。由于人在本能上始终是贫乏的，需要有稳定性和对行为的可靠的路标，所以会出现这种“身份缺失”的忧虑。“近代性的非制度化目前更直接地与近代社会的特色有关，其中最重要的的各种特点就是由技术而来。”［12］为了寻求身份认同，必须寻找一种媒介，于是购买是最好选择，消费是最好的体现。这时，艺术被金钱嫁接，走向精神消费或炫耀性消费，通过艺术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

(二)情感认同

金钱取得了话语权的地位，达到了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是金钱与生命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良知的斗争。波普艺术映了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无可奈何的空虚、迷惘与孤独。如安迪•沃霍在《玛丽莲•梦露》、汉米尔顿的《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独特、如此具有魅力》等，整个画面透露的是无限的性感与诱惑。20世纪以来，艺术最大的变化就是艺术的民主化，这种趋势在21世纪会更加普及。电子媒介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电影艺术取得了绘画与建筑的话语权，而成为全球化风向标。电影《阿凡达》代表了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最新成绩，《阿凡达》深刻探讨了人性复杂欲望的内部黑洞，也反映了外部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在内部结构与时空经验的共性时态中表达了人类欲望层次的空间存在意义。不论是“曾在”、“现在”还是“将在”，生命始终是艺术所关注的对象。影片《2012》提醒我们“将在”的灾难，通过“恐惧”反思“现在”、珍惜“将在”，具有救赎的意义。在这场传统的斗争中，文明将取得其最后的形式。艺术终结论始终关注其外在的意义而忘却了其本质的意义———探索与反抗，所以它不会消失，反而会重新规定叙事意义。

新转变范文篇5

一、“说新闻”的出现

我国境内第一个用平实的语言来说新闻的，首先是陈鲁豫和她的《凤凰早班车》。在《凤凰早班车》中，陈鲁豫通过前期认真的准备，形成烂熟于胸的腹稿，结合早间新闻节目服务性、实用性的特点，以自信干练、轻松时尚的状态，采用播说结合的方式，胸有成竹地即兴表达，评说时事。在《凤凰早班车》中，新闻的播报不再是以往照本宣科地“播”，而是清新洒脱地“说”，从而实现了两个突出的转变：把新闻“播音员”变为新闻“主持人”；把新闻播报样态从“播”变为“说”。陈鲁豫及其《凤凰早班车》的“说新闻”样态具有几个鲜明的特色和效益：一是口语化的播报，主持人使用街头巷尾普通老百姓日常习惯所用的口头语点评新闻事件，在语言的表述上更具讲述感，也更有“人情味”，是真诚地在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这很容易吸引受众的注意，引起他们的共鸣；二是语言表达到位，主持人有较强的思维反应能力和即兴评述能力，表达即时、到位，并且一气呵成，还能给观众们随意、自然的感觉，语气的感情色彩恰到好处，分量也拿捏得很准确，贴近观众，贴近生活，而且语势连贯富于变化，语言流畅；三是评论张弛有度，主持人能够就某一个新闻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做恰当的评论，在陈述各家意见的同时也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既能感性地说出老百姓的心里话，也能带给观众理性的思考。陈鲁豫及其《凤凰早班车》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受其影响，加之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广播电视新闻的播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新闻表达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鲜活，从国家大事到市井百态，从明星事件到茶米油盐，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百姓生活，说百姓关心的事成为新闻宣传的重要任务。新闻面向人民、面向社会，新闻传播平民化也就成了现今新闻传播的一大特点。“说新闻”以平实的语调，贴近生活的表达，使沉寂了多年的新闻播出方式有了新的声音。“说新闻”作为自然的语言传播样式逐渐渗透到大众传播的领域。纵观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说新闻”这种样态之下衍生的新的分支——“方言说新闻”。不少地方电视台纷纷开办以本地方言“说新闻”的栏目，一时间成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如浙江一地，杭州有《阿六头说新闻》，绍兴有《绍兴师爷说新闻》等。此类方言新闻节目，由于具有独特的受众定位（当地的中老年观众尤其是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民众），满足当地受众的心理需求，极富平民化色彩，以亲切、诙谐、犀利的风格与观众作对等的交流，力图使观众通过收看节目，得到一种情感上的归属和满足。《阿六头说新闻》、《绍兴师爷说新闻》等开播至今已有多个年头，经久不衰。

二、两种不同的新闻播报样态

新闻播报样态指的是：新闻节目播音员、主持人针对不同类型的新闻稿件，采用不同的播讲方式所表现出来不同的新闻播报语言样态。播新闻和说新闻本质上都属于新闻播音，但却是新闻播音的两个不同的播报样态。“播”新闻是我国新闻类节目长期以来所沿用的一种播报方式，最具有代表性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各省市台的《新闻联播》等。这种宣读式的新闻播报样态，一直沿用了几十年，是一种较为受众认可的新闻语言传播方式。“播”这种新闻播报样态的主要特点是：创作所依据的是新闻稿件，一切建立在书面稿件的基础上，表现为语音规范、语言书卷化、语体结构严谨，既不依赖语境，也不强化“播音”的个性。这种语言传播样式有着语言规范、准确清晰、庄重大气、稳健有力等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例如播音员播报新闻是在读别人的稿子，见字出声，缺乏情感，尽管眼睛看着观众，但大部分的注意力还是处在提示器的内容提示上，这就使得这种播报形式缺少了吸引力和亲近感，使播音员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较远，交流感不强。当代社会瞬息万变，对广播电视新闻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新闻播出次数增多，播出容量加大，播出形式多样，从整点新闻到滚动新闻，从录播新闻到现场直播等。广播电视新闻的语言传播方式在不断地演变、革新，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讲述式、谈话式的“说”新闻应运而生。“说”与“播”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有稿一个无稿，一个是照着稿子念，一个是用自己的理解说。“说”新闻可以没有稿件依据，但有提纲，表现为语言口语化、语体结构松散、样态不受限制，对语境的依赖性非常强。具有在人际交流中的传播优势：克服了单纯的“播”在语言样式上的呆板性，有利于发挥新闻主播的亲和力、风格个性来吸引受众，使新闻节目具有了较强的平民性、感染性和开放性。总之，新闻节目的内容形式是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新闻播音也应该随之调整。无论是“播”还是“说”都只是一种形式，其目的都在于传播信息、传递稿件的实质内容。“播”和“说”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完全可以互补。针对不同类型的消息、稿件，可以采用不同的播讲方式，在不同的时段、不同受众群体中收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例如，时政类、综合类的消息可以采用播报的形式，以确保其权威性、严肃性；社会新闻则可以采用“说新闻”的方式，以拉近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新闻联播》这样庄重严肃的新闻内容可以采用播报的方式，而《晚间新闻》、《早间新闻》以及各类新闻专题则更适于采用说、播结合的“讲述”语态，以求亲切、自然、稳健、洒脱。“播”和“说”两种样态都要不断总结经验，取长补短，适时改进，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受众需求。

三、“说新闻”应注意的问题

“说新闻”是新时代为了满足受众需求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播报样态。它是在新闻规范播音的基础上更多地注入了新闻播音员主持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的总体风格中，充分展现新闻播音创作主体的艺术个性，通过主持人独特的人生感悟、独特的美学理想和表达方式，努力把新闻原则的刚性与语言表达的弹性融为一体的新型播报样态。但是，正因为“说新闻”是一种新的播讲方式，必然会出现一些容易涉入的误区，只有成功地避免了这些误区，才能使之发挥出更大的传播效用。那么，在各地“说新闻”节目中存在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一）不恰当地“为说而说”说新闻因为其亲和力强、形式新颖而满足了一部分受众的需求，但并不是任何新闻都具备“说”的条件。一般来说，一条文稿在内容上贴近百姓日常生活，形式上语言结构相对松散、写作口语化，才具有“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不论什么新闻、何种稿件，不做任何文字上的改动，只在播音腔调语气上做文章，硬求“说”的形式，结果导致与新闻语体不符，这就使得说新闻流于一种形式。

（二）片面追求“生活化、口语化”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并完全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而当前很多说新闻类节目，陷入了口语的迷途，口语的作用被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的对语言的规范化原则不屑一顾，变标准的语音发声为嗲声嗲气，甚至鹦鹉学舌，港台腔严重，这实际上脱离了新闻消息的固有特征，也不符合大众的审美原则。有的在“说”的过程中一味迎合受众，削弱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严肃性。

（三）过度凸显自我个性例如，一些新闻节目的主播表现自我的欲望过于强烈，在节目中调侃味道越来越浓，对信息的点评越来越随意，体态语方面更是无所顾忌。这种现象的产生究其根本原因是错误地将随意性等同于个人风格。这样势必影响新闻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使受众对主播所说的新闻失去信任，对媒体失去信任。

（四）缺乏语言基本功的锤炼在目前不少以“说”为主的新闻类节目中，主播对播音基本功的掌握与运用还不尽如人意。有的“说新闻”节目主持人一味加速语速，结果超过了受众接受限度；在语言上往往有句无章，逻辑不够严密，罗嗦赘述较多，直接影响了信息的清晰度等。这些都导致部分受众对“播新闻”逐渐产生了厌倦心理。

新转变范文篇6

一要善于在转变观念中创业创新。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要转变惟书惟上的思维定势，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念。把思想观念建立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视野。要摆脱经验习惯的束缚禁锢，树立勇于改革、大胆实践的观念。要正确看待经验和习惯，不能一味地把过去的成功经验当做灵丹妙药，自缚手脚，要勇于跳出经验的束缚，树立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的思想，用新眼光看待新事物，用新观念分析新情况，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不断在实践中创造出超越前人的新经验。

二要善于在学习借鉴中创业创新。工作中往往遇到一些情况，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或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很难解决，而用别人的方式方法去解决，问题马上就会迎刃而解。由此引申，我们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也要大胆引进和借鉴他人的智慧，巧借“他山之石”来“攻玉”，追求工作成效的卓越，在借鉴中创业创新。

三要善于在继承传统中创业创新。我们在新一轮解放思想、创业创新中要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创新。创新不是对过去的简单抛弃，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把传统经验和现实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方法、充实新内容、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传统的东西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真正的发扬光大。只有不断充实完善传统的内容和方法，使之更适应客观现实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才能把握好继承和创新的立足点。如果一味的赶时髦，套用新名词、新概念，搞一些貌似“创新”，但并无实际内容、脱离现实的举动，是达不到创新目标的。

新转变范文篇7

一要善于在转变观念中创业创新。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要转变惟书惟上的思维定势，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念。把思想观念建立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视野。要摆脱经验习惯的束缚禁锢，树立勇于改革、大胆实践的观念。要正确看待经验和习惯，不能一味地把过去的成功经验当做灵丹妙药，自缚手脚，要勇于跳出经验的束缚，树立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的思想，用新眼光看待新事物，用新观念分析新情况，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不断在实践中创造出超越前人的新经验。

二要善于在学习借鉴中创业创新。工作中往往遇到一些情况，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或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很难解决，而用别人的方式方法去解决，问题马上就会迎刃而解。由此引申，我们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也要大胆引进和借鉴他人的智慧，巧借“他山之石”来“攻玉”，追求工作成效的卓越，在借鉴中创业创新。

三要善于在继承传统中创业创新。我们在新一轮解放思想、创业创新中要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创新。创新不是对过去的简单抛弃，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把传统经验和现实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方法、充实新内容、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传统的东西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真正的发扬光大。只有不断充实完善传统的内容和方法，使之更适应客观现实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才能把握好继承和创新的立足点。如果一味的赶时髦，套用新名词、新概念，搞一些貌似“创新”，但并无实际内容、脱离现实的举动，是达不到创新目标的。

四要善于在吸纳群众智慧中创业创新。在新一轮的创业创新中，一定要充分利用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智力资源，有力地吸纳集体的智慧创业创新。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各级要把创业创新的立足点建立在群众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尊重群众，相信群众。充分体现群众愿望。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反映强烈的焦点问题、最感困惑的难点问题，作为改革创新始终关注和解决的突出问题。对群众拥护的坚决

新转变范文篇8

关键词：出版企业；企业战略；管理制度

新时代带来了新机遇，我国出版业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型升级成为出版企业的必然选择，同时面临着战略管理制度的转变与创新。面对新时期的大潮，出版社应该从适应性的传统管理向战略性现代化管理转变，在管理方式和经营体制上更顺应市场运作和资本经营，以建立市场为中心的企业制度为目标，实施新时代出版企业的战略管理制度。

一、建立全新企业管理理念

建立战略型管理制度，首先要从思想意识上进行转变，树立全新的经营理念，彻底抛弃以往计划经济的思想和事业性质，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为根本，以出版物为中心，从策划选题、组稿、审读、加工、印制一直到销售和宣传工作都应当从读者出发，以读者的满意度为企业追求的目标，为大众提供真正多样化的图书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同时实现出版社自身经营效益的最大化。

(一)加强出版业间的交往与合作，建立出版业间的经营联盟与商业合作，与竞争对手形成竞争合作化的伙伴关系，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二)积极寻求与多媒体、网络、数字传播等产业的战略联盟，利用它们的广大平台和技术手段全方位地宣传、销售自己的图书产品，创造新的盈利模式，海纳百川，多途径、多渠道地发展。

(三)更新过去陈旧的经营方式，与新华书店结成统一供应链，利用新华书店系统成熟的销售渠道，密切合作，互惠互利，协同竞争。

(四)实现多元化经营，调整图书出版战略方向，走集团出版、产品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将更多的出版资源投入到新型、多元化的出版领域，优化资源配制，向外延拓，与有实力、有资源的国内外企业实行联合重组或集团经营。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出版社在经营企业的同时也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塑造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增强每一位职工的认同感，将其融入到管理的各个环节，并不断推陈出新。

二、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和组织系统的重新定位

出版社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形成高效、科学的产权机制。这就需要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具有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和融资功能，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本的集中，可以使出版资源按市场规律自由重新组合优化，扩大生产规模。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是实现企业规范化运作的重要保证，出版社应该以此为目标，建立健全出版社内部控制的风险防范制度、财务会计控制制度和销售控制制度等。出版社管理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利用、开发企业的已有资源，对资源实行有效管理。资源经济时代新型的管理模式，是将中心从产品转向人才，转向人才具有的知识，通过实施有效管理，去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企业组织结构是一个企业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企业需要通过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去实现发展战略。组织结构建立的目标是便于管理，使企业更有效地实现经营目标。组织结构犹如人体中的骨骼作用，它使企业的人才、信息、资源等正常流动，互相补充。企业组织结构由企业的战略所决定，它将以战略的调整而变化。在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出版社的组织结构都属于垂直式管理，这种横向联系的组织架构使得基层管理机构臃肿，基层管理人员数量多，往往会导致工作效率低等种种弊端。严谨科学的组织结构是实现出版社战略的组织保证，也是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成长型出版社应在组织结构上进行工作分析和职能设计，并实行产业化调整，以效率为前提进行机构重组，提高组织运转率，优化出版社的整体结构，有效配置生产资源，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

(一)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大胆探索，鼓励内部管理形式多样化，实行项目独立管理，在一些条件成熟的部门实行公司制，公司采用独立法人，在小范围内先做一些实践工作，为全社的公司化探路，做试验，并逐步向独立运作的模式发展。

(二)将出版部由生产服务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可以将美术设计和排版、出片等业务外包；将储运部转变为独立法人公司，通过独立运作的方式自负盈亏，在保证出版社业务的同时，面向社会，招揽业务，做市场化的全新尝试。

(三)将发行部门成立独立的发行公司，与编辑部门形成采购关系，公司化管理，加强市场营销的力度，摆脱陈旧滞后的销售理念和手段，将营销与销售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促销广告宣传、市场分析等营销手段大力拓展发行业务，使发行员理解营销的意义，沟通销售部门与生产部门，肩负起连接编辑与经销商的桥梁，将第一线的销售情况及时反馈给编辑部门。

(四)按照“积极引导，择优整合，加强管理，规范运作”的原则，吸纳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成为出版社的一部分，将它们纳入出版业的规划和管理中，与民营企业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利用它们的优势资源来提高出版社组稿、编辑等方面的能力。

三、结束语

转变与创新出版企业的战略管理制度，积极进行改革与重组，在管理手段和出版方式上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造，遵循企业的科学管理创新发展之路，必然会令出版社的内部机制高效运转，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提升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运平.迎接新闻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春天[J].中国出版，2009，5：1-4.

[2]步建立.FY出版社发展战略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0.

新转变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行政观念政府政府职能

以往的经验证明，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相应的答理方式和行政观念的转变，要用崭新的行政理念引领改革。否则，即使在形式上进行了政府职能转变，但是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答理方式和观念不转变，还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用计划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来搞市场经济。因此，必须加快更新行政理念，为政府职能转变做好思想准备。

一、服务行政的理念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改苹的日标必然是服务型政府，即服务行政。

服务行政的理念是人类进入下业化社会后政府角色定位进行思考的产物，它经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英国、新酉兰等发达国家开始的公共行政改苹而风行于世界各地、服务行政是相对于“警察行政’，的一种新型的行政理念，其核心是强调政府应当为公民提供方便、快捷、优质、全而的公共服务、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口益增多且复杂化，人们要求政府除了履行维护国家女全和公共秩序的传统的“警察行政”职能之外，还应当越来越多地进行诸如提供生话保障、创造就业机会、建设公共设施、改善生态环境等积极的政府话动，为公民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适宜的环境，将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公民当做市场中的消费者来对待，尽可能提供优质的服务、服务行政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行政答理意识和方式的深刻变革，对于公共行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是代表党和人民行使答理权力的机关，应当说服务行政的理念是内在于我们的政府性质之中，提倡服务行政对我们来说比酉方国家有着更人然的合理性。

现阶段如何让各级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呢？

首先，要通过进一步改造市场主体，即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市场主体真正明确起来，否则，我们就难以确定政府的服务对象。《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下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话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木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重要政策将有力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内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肖先要求政府转变观念，抛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种种偏见，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放宽对民营企业资木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民营资木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投资领域，少i参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切实转变职能，为企业做好服务，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的权益，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要进一步改苹行政审批制度，取消无谓的审批，简化审批程序;公开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对企业要多服务少干预，多关心少指责，多支持少添乱，多办事少设障.真正转变职能，增强服务。

第二，要从单纯追求GDP指标转向全而提高生产和生话质量上来，要把更多的汁意力和公共资源投向促进社会发展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来、不少地方片而强调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政绩考核指标，但将当地的环境改善、科技创新、教育、公共卫生、文化等放在次要地位、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经济增长木身不是日的的全部，而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发展的政策目前应当是提高人们的生话质量和提高人的能力、提高人类全而发展水平、要改革政绩评估和干部使用考核机制，在考核工作成绩和干部政绩的时候，不仪要看GDP等经济指标，还要看人口、资源、环境及就业、贫富差距及社会保障等指标。因此，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不仪不能缺位，而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

第三、政府服务，不仪要放在企业上，更要放在广大人民群众上。中国还有2000多万未能脱贫的农村贫困人口，以及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下、要关心弱势群体，讲求公平，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要汁意人文关怀，做到服务以人为本，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发展战略、

二、依法行政的理念

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观念、组织方式、人员构成、行政职能和行政制度等各方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全而转变。

依法行政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经济、行政权力在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遵循法制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有良好秩序而又充满话力的市场经济体制。

依法行政是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应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而、协调发展的社会，而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依法行政在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国家的核心必须对行政权加以规范，加以制约，也就是说，要依法行政。在政府行政管理.方而，各级政府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应从以卜几方面入手推进依法行政:

首先是加强公正执法，从严治政。这是依法行政的关键、依法行政的实质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其次，制定并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构建科学的行政机关执法责仃制和评议考核制，有效遏制行政工作为现象，确保行政机关在法治的约束下行政、三是切实加强对政府行政执法人员的管理教育，不断提高法律索养和行政水平，强化法治观念。四是做到政府责仃法定化.各级行政机关和公务员不依法行政，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建立和完善行政首长在政府下作中出现重大失职、滥用职权等行为的法律处置，健全公务员因违法失职等行为而受到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的责任制度。

三、有限政府的理念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过去那种政府“包揽一切”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中国加入iit贸组织后，要求政府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法则，由以往依靠权力答制向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服务型答理转变，从许多“不该答,答不了、答不好”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切实履行加强公共答理、完善公共服务的职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苹，切实把政府经济答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可见改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突破。在社会生话中，审批无微不至。办一件事情要跑几十个部门，上一个项日要盖上百个图章，这样的事例人们屡见不鲜。审批过多过滥，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200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反映了政府在理理念上的变化和突破。《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将有力地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这部法律严格控制行政许可设定权，而且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事项的范I围、这样可以减少和限制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依法无抓的事项，使行政机关抛弃传统答理模式，也就是由过多地自接干预社会生话和经济生话，转向宏观调控和社会服务方向，也有利于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和行政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调竹机制，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

四、绩效为本的理念

市场经济讲究效率，没有效率就没有效益、但市场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如果上一个项目总遇到推诊扯皮，总遇到吃拿卡要，市场主体怎么可能有效率?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政府提高行政效能，坚持勤政廉政。

旱在上世纪，马克思就提出了“廉价政府”的理念。深化经济体制改苹，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持绩效为本，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抓专家估计，我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原因很多，象机构庞大，部门林立;层次过多，职责不清，政出多门;不负责仃，不讲效率;人浮于事，滥用权力，缺少法律约束等等，造成管理.成木高，周期长，人力、物力、财力使用过巨、行政审批制度更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不仪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低、廉价政府要求政府的设计、组织和运转严格限定在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的范畴，严格遵循科学的成本核算原则。政府应具有企业家的精神，具有成本意识，争取单位行政成木的最大化产出，提高行政话动的有效性，如已经兴起的政府集体采购，就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政府应总观全局，实现从部门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转变，不能把眼光仪局限于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政府是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看不到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木利益，只想在自已订期内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令人瞩日的政绩，很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社会资源，增加政府成本。廉价政府肖先应当是廉洁政府、廉洁政府要求公职人员勤政廉政，特别是领导}一部要率先垂范。2003年，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改革出访礼宾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不再举行送迎仪式，此举表明新一届领导人致力于树立开明、亲民、廉洁务实的新形象，给各级地方政府树立了榜样。

新转变范文篇10

在众多农民合作社中，农机合作社是最初典型的服务型合作社，其不仅是农机部门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更是农机新机具、新技术推广的重要载体。但在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农机合作社最初表现出的服务功能，并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和土地规模经营的需求，效益难以提高。以黑龙江省方正县安乐村格润农机专业合作社为例。合作社2011年组建，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其中场库棚及维修间建设面积4800平方米，办公室630平方米。总投资1600万元，其中场库棚投资760万元。合作社共配备大型农机具109台，其中水稻插秧机12台，大中马力拖拉机19台（套），激光平地仪2台，收割机27台，油槽车1台，旋耕机10台，育苗播种机1台，等离子种子处理机1台，筑埂机1台，三轮运输车2台，打捆机1台，搂草机1台。设备总价值800万元，其中国家投资720万元，合作社自筹80万元。合作社最初是在农忙时将各类农机集合起来，统一联系调配业务，只提供农机服务。然而这种方式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利用的最大化，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处于负资产运营状态。为了改善这一现象，当地相关部门与合作社主要成员进行了服务模式的探索创新，提出了“土地入股型”和“土地转包型”经营模式。“土地入股型”经营模式以农作物种植为主，农民带地折股入社，参与合作社收益分配。以这种方式入社土地1030亩，成员29户。“土地转包型”主要是针对外出打工和劳力不足的家庭，将土地转包给合作社，合作社提供从种到收全程管理和服务。合作社转包了60多户的耕地，总计3200亩，转包期1年，均价800元/亩。转型后的合作社经营面积达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大机械化生产，为合作社带来良好收益，与传统种植方法相比，亩均节约成本240多元。2013年，合作社土地经营收入634万元，代耕作业1.3万亩，代耕收入78万元，总经营收入712万元，扣除成本纯收入116万元。合作社将当年全部收益的60%多按照折股比例直接分配到户，比成员分散经营增加收入20%以上，证明了由服务型合作社向经营型合作社转变的必要性。

二、专业合作社向联合合作社转变

专业合作社一般以专业种植大户、技术能手、技术干部为核心，规模较小，面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产业链的逐步延伸，无法实现规模效益、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所以，无论从发达国家合作社发展的实践来看，还是从我国当前合作社发展的形势来看，合作社之间的联合是必然的结果，是进一步激发生产能力、增进成员利益的有效路径。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京稻米合作社为例。阿什河农民合作社1996年成立之初仅8户参与，逐渐发展到106户，但仍然生产规模小、产量低，无法满足大客户长期签订供应合同的需求，收益能力十分有限。2008年，在哈尔滨市农委的支持下，阿什河农民合作社组织5个乡镇内的8个村屯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联合成立了金京稻米合作社，涉及农户1280户，固定资产达580万元。2009年，金京稻米合作社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并且建造了占地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的大型大米加工基地，实现了八统一，即统一提供种植品种，统一销售有机肥，统一购买鸭雏，统一生产技术，统一收割，统一仓储，统一加工包装，统一销售，做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程质量跟踪服务，确保产品的品质。2012年，金京稻米合作社投资1000多万元，新建了17万平方米的育苗基地与智能催芽中心以及210栋大棚，拓展蔬菜、瓜果种植等，增强了发展后劲，使农民年均增收千余元。

三、农民合作社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