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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3 16:49:48

新修订范文篇1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这次《公司法》修订，顺应国际趋势，尊重客观规律，敢于突破和创新，最为完整和彻底。新修订的《公司法》不仅实现了立法理念和指导思想的飞跃，科学分界了公司各方的权利和责任，而且构筑了一个崭新的公司诉讼体系，必将对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法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新公司法的修订背景、内容及影响展开论述，并对这次公司法全面修订进行了评价，力求全面把握现行公司法的发展趋势、要求、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治理股东权益一人公司

一、新公司法修订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我国在1992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规范主要市场竞争主体的组织和行为，1993年12月19日我国出台了《公司法》。这一部法律，起到了指导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国企改革、按资本运作形式划分企业性质以及规范民营企业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组织架构等作用，初步培育起了国内企业及经理人的公司治理文化。但《公司法》实施12年来，由于其浓郁的计划经济时代痕迹和为国有企业改制量身定做的制度框架，再加上研究的不彻底，使其成为一部“管制法”、一部“身份法”。《公司法》与现实生活的掣肘与不足已为世人所共知，近年来中国一些公司接二连三涌现的丑闻，都与《公司法》的调整失效有多多少少的关系。1999年和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对《公司法》进行了两次“微改”，但都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反映理论研究的成果，对《公司法》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检讨，大规模的修改势在必行。

（二）国际背景

上世纪末，公司法学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董事会中心主义”、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大行其道，公司治理结构成为全世界讨论的话题。公司法基于其商法的性质，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其继承性和移植性很强，各国研究的重心逐渐趋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公司法》修改活动：英国多次对《公司法》进行修改；美国于1991年制定了《示范公司法》蓝本，对各州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公司立法的修订更为频繁，在90年代短短的十年间，就经历了1990年、1993年、1994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7次修改。

基于上述背景，经过各界人士的广泛努力，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二、新公司法修订的八大内容

（一）明确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一直争论到今天的话题。赞成公司社会责任论的认为，公司不仅仅应当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承担责任，还应当对社区、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反对公司社会责任论者则认为，股东作为公司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公司应当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其唯一目的。

新《公司法》在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明确规定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公司作为“契约”的存在，是股东、债权人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签订的契约的集合。如果过分强调公司以营利为本、以传统公司法的股东利益为重，势必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有悖于整个社会的合谐发展。

（二）突出股东自治，变“管制法”为“任意法”

我国1993年的《公司法》，有非常浓厚的政府管制色彩，有很多的强制性规范而缺少任意性规范，公司的自主权受到抑制，缺乏契约自由精神，限制了市场主体自主发展、自由竞争和自我管理。新修订的《公司法》针对上述弊端，尊重公司与股东的自治、自由、民主和权利，合理界定政府管制和企业自治的权力边界,大幅减少了行政权和国家意志对公司生活的不必要干预，加大民事法律规范、任意性规范的比重，扩张公司的意思自治空间，允许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在不违反强行性规范、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下，就公司内部的有关事项做出安排。突出的表现在十个方面：一是废除了原《公司法》第10条“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二是规定通过公司章程确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可以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由总经理来担任，改变了过去法定代表人只能由董事长担任的局面（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3条）；三是取消了原《公司法》第12条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限制；四是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在公司章程里约定红利分配比例和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优先认缴出资的比例（新修订的《公司法》第35条）；五是规定公司章程可以约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表决权行使方式（新修订的《公司法》第42条、第43条）；六是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办法（新修订的《公司法》第72条）；七是公司章程可以规定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情形（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01条）八是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经理的职权做出约定（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0条）；九是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股份公司可以不按照持股比例分配利润（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67条）；十是规定在“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的情况下，股东会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让公司继续存续（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82条）。

（三）废除了国有企业的“特别待遇”条款

1993年《公司法》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彻底打破了建国以来在企业立法上按照所有制性质分套立法的传统思路，回归到“按投资者责任性质与企业组织形式立法”的科学路径，从而开创了新中国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立法的先河。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很重，在原《公司法》里，一直贯穿着一条看不到的红线，那就是过分强调了国企改制的需要，把《公司法》作为国企改制的样板，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来设计《公司法》，来裁减《公司法》的规则。如：强调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原《公司法》第4条）；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要求，转换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建立规范的内部管理机构（原《公司法》第7条）；国有独资公司的资产转让，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办理审批和财产权转移手续（原《公司法》第71条）；经营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较好的大型的国有独资公司，可以由国务院授权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原《公司法》第72条）；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5人（原《公司法》第75条）；原国有企业改建设立或组建股份公司，其主要发起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可连续计算三年盈利记录（原《公司法》第152条）；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筹集生产经营资金，可以依照本法发行公司债券（原《公司法》第159条）。等等。这些不顾科学的立法规律，一味强调“国有”优先的思路不仅没有给国有企业的壮大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推力，反而成了今天资本市场的症结和制度瓶颈。新修订的《公司法》在12年后的今天，终于旗帜鲜明地落实了股东平等原则，废除了上述强调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落后思路，将国家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上述的制度歧视一扫而光。

（四）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

公司法人格否认，又称为“刺破公司面纱”或者“揭开公司面纱”，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其对公司的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当今中国，公司层出不穷，企业改制、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企业托管经营如火如荼，与之相伴的是滥用公司法人格之现象大量出现，如母公司收缴全资子公司的全部利润，却让其承担自己的全部债务；名为公司，实为自然人独资企业；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或资本被抽空，导致空壳经营；投资人利用项目公司的特殊性，让其承担全部债务；公司进行所谓“资产重组”，实则金蝉脱壳等。上述滥用公司法人格的现象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使司法界从诚信公平的角度出发，引进、采纳、使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原则和精神，以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

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保证交易安全，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

（五）改革公司设立和资本制度

1、在公司设立上，采取以“准则主义”为主，以“核准主义”为辅的原则。废除了原《公司法》对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严格核准制，对两类公司的设立都采取登记主义的原则。准则主义，限制了政府公权力在公司设立领域的扩张和滥用，是公司民主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2、大幅度降低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原《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规定数额过高，普遍高于其国家和地区，不利于民间资本进入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新的《公司法》大大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分别降低为人民币3万元和500万元。

3、废除法定资本制，实行折中授权资本制。原《公司法》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体现资本确定、资本不变和资本维持所谓"资本三原则"，要求股东一次性交付出资，保障交易安全。这种严格的资本制度一方面窒息了投资的热情，另一方面造成了资金的大量闲置，有些公司在公司成立后，把大量的资金用于非经营活动。新《公司法》彻底放弃了早已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的法定资本制，采用折中的授权资本制，规定“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

4、扩大股东出资的方式。原《公司法》规定可以用于出资的资产只有五种：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排除了股权、债权、劳务、信用等出资方式。新《公司法》将出资方式分为货币出资和非货币出资两种方式：“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新《公司法》所规定的出资方式，列举了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四项，并且对其他可以用货币作价并可以独立转让的财产出资的合法性给与明确肯定，因而使股权、债权出资的合法性得以确立。

5、大大提高了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原来的公司资本制度是建立在传统的物质资本理念和现实基础之上的。原《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0%，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其最高比例可以达到35%，这种限制显然无法与现时代的知识经济接轨，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新的《公司法》勇于承认技术的价值的地位，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这意味着无形资产可占注册资本的70%，这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风险投资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6、规定了定向募集的设立方式。我国原《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的方式，而募集方式只能采用公开募集的形式，但从实际操作来说，公开募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要求公司在上市前有一年的辅导期，但法律又禁止私募形式的存在。新的《公司法》解决了这个难题，新《公司法》第78条规定“募集方式包括向社会公开募集和向特定对象募集两种形式”，肯定了私募方式的存在。

7、废除了对公司“转投资”的限制。1993年的《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就是《公司法》中著名而又饱受非议的“转投资”限制条款。这个条款从积极意义来说，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防止和避免不良债权的形成、维护公司资本的确定。从负面影响来看，严重阻碍了资产重组，收购兼并，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经营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新《公司法》“恢复”了公司的正常投资权，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8、简化公司合并分立的程序。公司的并购重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极为司空见惯，而且被视为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国家长期把资本运作视为洪水猛兽和骗人的江湖把戏，在管制至上的立法指导思想下，原《公司法》对公司的合并、分立等制度上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程序，严重漠视了公司运营资本的效率。新《公司法》简化了公司合并分立的程序，将公告债权人的次数由三次减为一次，将公司合并、减少注册资本时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期限由90日改为45日，这是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

（六）增设调整“一人公司”制度

由于一人公司通常是股东、董事、经理的“三位一体”，内部制衡无从谈起，对于债权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风险很大。譬如一人公司中股东混同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或将公司财产挪作私用，或给自己支付巨额报酬，或同公司进行自我交易，或以公司名义为自己担保或借贷等行为，一人股东可以凭借公司面纱而不受公司债权人或其他相对人的追究，这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合理性构成了威胁，法律调整起来极有难度。因此，世界各国早期的公司立法，大都对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作了禁止性规定。我国1993年的公司法除了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这种特殊的“一人公司”外，也禁止自然人和非国有的机构成立一人公司。但从我国公司实践来看，以夫妻、亲戚、朋友等名义变相存在着大量的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法律的精神无非是对现实存在的确认，考虑到现世界上现在很多国家都承认一人公司的存在，而且日益发达的立法技术完全能能够对一人公司的天然风险做出制度性安排，新《公司法》将一人公司纳入了其调整范畴，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措施，防止交易风险，保证交易安全。新《公司法》设立了五条强制性规定来对一人公司加以规范，一是对一人公司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二是一人公司必须在营业执照中载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三是一个自然人只能设立一个一人公司，该一人公司不能再设立新的一个公司；四是对一人公司实行强制审计制度；五是“推定混同”制度，在发生债务纠纷时，一人公司的股东有责任证明公司的财产与股东自己财产是相互独立的，如果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财产，必须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七）健全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

新修订的《公司法》针对股东权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容易受侵害的实际情况，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不仅在股东的实体权利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进，而且在程序上保证股东权的真正落实。一是扩大了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范围和手段。新《公司法》在第34条明确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并且规定，如果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不仅扩大了股东知情权的范围，而且奠定了股东有效行使权利的基础。二是规定了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新《公司法》第75条规定了在公司连续五年盈利但不分配红利、股东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以及不解散公司的决定投反对票的情况下，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并且规定，如果“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做出了股东股权退出的合理性规定。三是赋予股东解散公司请求权。新《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四是正式引进了累积投票制度。累积投票制就是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既可以把拥有的投票权集中于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从而促成小股东将其代言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扩大小股东的话语权。新《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五是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两大法系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保护小股东权益的一种事后救济措施，在保护小股东权益，维护公司合法利益和监督董事、控股股东行为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已被各国所普遍适用。新《公司法》第152条明确规定，公司的在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侵害公司利益的事由，而有权的公司机关怠于维护公司权益时，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六是增设了股东直接起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款。新《公司法》不仅规定股东可以为了公司利益代位诉讼，而且规定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起诉的权利。新《公司法》第153条规定，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七是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享有提案权。股东提案权是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表达自己意愿的重要渠道，原《公司法》没有关于股东提案权的规定，给公司实际运作造成许多困难和问题，也影响了股东权利的行使和股东参加股东会的积极性。新《公司法》第103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通知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两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八是增设了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请求撤销权。新《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八）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公司监控

1993年的《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给与了较多的重视，但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其如何实现其机制的规定则显得薄弱。虽然成立了"三会"，但缺乏真正的制衡机制，其根本症结在于内部人通过架空股东会，独霸董事会，虚置监事会而攫取了公司的真正控制权。新《公司法》通过完善股东会会议制度，弱化董事长的职权，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以及强调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和勤勉义务等措施，来实现中国公司治理作用的实质性发挥。

1、完善股东会和股东大会制度。完善了股东会会议的表决机制和召集制度。新《公司法》第41条规定了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并将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比例由代表四分之一的表决权的股东改为十分之一的股东。对股东会的表决方式予以灵活规定，既可以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也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表决方式。同时，为了体现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在对议决事项全体一致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召开股东会，实行“会签”制度。

2、完善董事会制度，避免董事长一言堂。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下，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董事会制度，完善董事会制度，才能完善公司的决策机制。1993年的《公司法》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也不完善，董事长的权力过于集中。新《公司法》突出董事会集体决策作用，明确规定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弱化了董事长的职权。规定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

3、扩张监事会的职权，强化监督手段。为了改变监事会的“柔弱”形象，新《公司法》大大扩张了监事会的职权，赋予监事会提议罢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并且规定，监事会有权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有权依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并明确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4、强化控股股东的责任，规范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或者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中国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禀赋是“一股独大”，但同时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缺乏对大股东的制约，大股东通过内部人采用各种方式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已经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制度性问题，影响市场稳定。新《公司法》借鉴其它国家的先进立法例，在坚持股东平等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对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的规范，来约束其行为。一是明确规定累计投票制，。二是明确规定了控股股东的"回避制"和赔偿责任。三是规定担保等重大事务须由股东会来表决。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5、明确提出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新《公司法》首次明确提出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强调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必须遵循诚信原则，真诚地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谨慎、认真、勤勉地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并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予以细化。对挪用公司资金、擅自借贷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与公司交易、谋取公司的商业机会、擅自披露公司秘密等进行了禁止性规定。针对股份公司的情况，明确规定股份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股份公司应当定期向股东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获得报酬的情况。如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违背了自己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就从根本上、制度上、源头上解决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问题。

6、创新激励机制，引入股权激励。约束弱化，激励无效是我国公司治理的心中之痛，新《公司法》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是允许公司回购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的股份用于“奖励给本公司职工”。二是取消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股份的限制条件，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自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三是加强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职之后转让股份的控制，新《公司法》增加规定高级管理人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对公司法修订的评价

新修订后的《公司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适应时代，展望未来，在坚持中国基本国情的同时，全面与国际接轨，改变了以往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上的简陋和松散，调整手段变得更加灵活，给人以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变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理念超前，观念新颖

本次《公司法》的修订有很多令人鼓舞和钦佩的突破和创新，这反映了立法者尊重中国现实、顺应国际趋势、敢于突破和创新的立法智慧和魄力，而在所有的突破和创新中，最为根本和重要的则是立法理念和指导思想的突破和创新，是立法目标和价值选择上的重新认识和调整，没有这种突破，其他具体制度和规则的突破和创新则是不可能的。1993年的《公司法》可以称之为一部“身份法”，在立法理念上倾向于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很多方面都有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痕迹。而当前，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使《公司法》的价值趋向无需偏向国有企业，而应该对所有的企业一体对待，更多地从立法的科学性的角度进行考虑。新修订的《公司法》全面贯彻契约自由的精神和公司自治的理念，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伟大转变。

（二）、结构合理，内容科学

新修订的《公司法》在广泛借鉴各国先进立法经验基础上，大胆引进各国先进的公司制度文明，改变了不适应实际需要的既有制度和规则，进一步完善了行之有效的规定，填补了立法上的漏洞与空白，它也对部门和地方立法中的彼此冲突和互相矛盾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和协调，完善了《公司法》法律体系，维持了公司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增强了操作性和司法的适用性，使新修订的《公司法》成为一部制度先进、操作性强的、具有可诉性的《公司法》，她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公司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四、公司法修订的重大影响

《公司法》是规范资本市场主体的基本法律，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法律。本次《公司法》的修订，修改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规定，充实了公司职工权益保护的规定，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和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障机制，进一步细化了股份转让的执行程序。修订后的《公司法》以维护客户资产安全和股东合法权益为重点，明确了对投资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进一步完善了股东的知情权保障制度，增强了可诉性，完善了公司诉讼制度。为司法和执法活动提供了更为充分具体的法律依据，从而更为有效和周密地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劳动者以及公司本身的合法权益，防范、减少和化解公司内外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为投资者和公司当事人提供更具有指导性的行为规则。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运作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公司章程的重要性大大提升

本次《公司法》的修订废除了很多政府管制的内容，增强了公司和股东的自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当前我国信用环境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公司自治对投资者、债权人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公司成立到公司运作，投资者面临的陷阱明显增多，投资风险明显加大，一些人将利用公司自治原则实施诈骗行为，这意味着公司成立的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律师等专业人员将更多参与公司的成立和运作业务，公司非诉业务将成为律师新的业务增长点。如在选择投资对象的时候，不能单纯依靠注册资本来判断公司实力的强弱，在授权资本制下，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分期缴纳的，这需要依靠律师的尽职调查，判断公司的真实情况。

在公司自治空间拓展的同时，公司章程的重要性在公司成立和运作中日益显现。新《公司法》有很多但书条款，赋予了公司章程极大的灵活性，章程可以约定红利分配比例；约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表决权行使方式；约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办法；约定公司分配方式等等，制作公司章程成为一项极具艺术性和专业性的工作，增加了股东之间的博弈和公司章程的个性，只有通过律师等专业人士的指导，才能尽可能的避免投资风险。

在股东权益方面，新《公司法》赋予股东很多权利，如何更好的行使这些权益，如果避免法律风险，做出最优选择，也需要律师等专业人士的论证。

（二）《公司法》的可诉性大大增强，公司诉讼业务将呈现爆炸式增长

新《公司法》实施后，将出现“十一大”新型公司诉讼业务：一是因异议股东行使股份回购权而引发的诉讼；二是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而引发的诉讼；三是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四是股东代表诉讼；五是股东应当依法清算但是逾期不清算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组织清算；六是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利用其关联关系侵占公司利益而发生的诉讼；七是股东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无效而提起的诉讼；八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因"揭穿公司面纱"而引发的诉讼；九是股东要求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而引发的诉讼；十是股东之间因公司章程对重大事项约定不明而引发的诉讼；十一是因公司不承担社会责任而引发的诉讼。这种种新型诉讼业务，在2006年《公司法》正式实施以后，必将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三）公司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赔偿责任加大

在新《公司法》里，以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赔偿责任和可以被提起诉讼的条款达五条之多。如第21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13条：“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第150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52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第153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民事责任条款大大增强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尽职义务，否则，在新《公司法》实施以后，他们有可能陷入股东提起的诉讼风暴之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及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高管人员无论如何勤勉尽责，亦难免有决策失误或工作疏忽之时。对董事等公司高管而言，一方面应当信守忠实和勤勉义务，另一方面对于有可能引起的赔偿责任，应该通过责任险等合法的手段予以转移。由于原来《公司法》对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民事责任条款的操作性不强，股东很难通过诉讼的手段追究董事的赔偿责任。新《公司法》实施以后，股东起诉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在程序上完全具备了可行性，预计国内原来叫好不叫座的董事责任险将迎来黄金机遇。

参考文献：

1、《新公司法》马光远著福州律师网

2、《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刘连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3、《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诉讼程序》朱慈蕴著《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

4、《公司法修改应着力创新》刘俊海著《法学》2004年第7期

5、《公司合并及其相关概念的比较》王长河、孟祥魁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6、《一人公司导论》王涌著法大民商经济网

7、《上市公司分立与小股东权益保护》刘俊海著《证券法律评论》2003年卷

新修订范文篇2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治理股东权益一人公司

一、新公司法修订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二）国际背景

二、新公司法修订的八大内容

（一）明确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二）突出股东自治，变“管制法”为“任意法”

（三）废除了国有企业的“特别待遇”条款

（四）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

（五）改革公司设立和资本制度

（六）增设调整“一人公司”制度

（七）健全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

（八）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公司监控

三、对公司法修订的评价

（一）、理念超前，观念新颖

（二）、结构合理，内容科学

四、公司法修订的重大影响

（一）公司运作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公司章程的重要性大大提升

在股东权益方面，新《公司法》赋予股东很多权利，如何更好的行使这些权益，如果避免法律风险，做出最优选择，也需要律师等专业人士的论证。

（二）《公司法》的可诉性大大增强，公司诉讼业务将呈现爆炸式增长

（三）公司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赔偿责任加大

参考文献：

1、《新公司法》马光远著福州律师网

2、《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刘连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3、《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诉讼程序》朱慈蕴著《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

4、《公司法修改应着力创新》刘俊海著《法学》2004年第7期

5、《公司合并及其相关概念的比较》王长河、孟祥魁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6、《一人公司导论》王涌著法大民商经济网

7、《上市公司分立与小股东权益保护》刘俊海著《证券法律评论》2003年卷

新修订范文篇3

行政法规科（纪检监察室）负责认证资料的受理、打证发证和认证过程中的纪检监督。

药品安全监管科负责认证申报资料的审核、检查方案的制定、现场认证的实施和认证结果的审核。

二、时限要求

严格按照国家总局《关于贯彻实施新修订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监［2013］32号）精神。对药品批发企业和零售连锁企业按照药监局《关于印发市2014年新版GSP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常食药监通[2014]37号）实施进度要求进行；对新开办单体药品零售企业，要求其在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3个月内通过GSP认证；对《药品经营许可证》、《GSP证书》中任意一证到期的单体药品零售企业，应该在证书到期前通过GSP认证；2015年12月31日前，所有药品经营企业无论其《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是否到期，必须通过新修订GSP认证。

三、工作要求

1、认真梳理、统筹规划。按照分类指导、稳步推进、全面实施的工作思路，进一步梳理本辖区内新开办未进行GSP认证、《GSP认证证书》到期、《药品经营许可证》到期的药品零售企业，统筹规划、合理安排GSP认证与指导，确保新修订GSP实施工作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工作任务。

新修订范文篇4

一、全面摸底调查。

走访县工商局，了解我县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工商注册情况，并对劳务派遣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准确掌握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基本情况和被派遣劳动者有关情况（具体摸底调查内容见附表）。

二、广泛开展宣传。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的意义和内容，重点宣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劳务派遣用工岗位适用范围、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规范劳务派遣管理的良好舆论氛围。

三、认真组织培训。

要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召开专题研讨会和以会代训等方式。开展本系统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组织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法律条款的精神实质，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积极发挥县协调劳动三方四部门的作用采取主动送法上门等方式，认真抓好劳务派遣单位、各类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学习培训。

四、开展政策清理。

（一）对照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和上级的有关规定，依法对已经制定出台的涉及劳务派遣的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与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部将颁布的规定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的，要及时按照法定程序修订或废止。

（二）做好人社部即将下发的许可规定和劳务派遣规定的配套政策制定工作，确保7月1日在新法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同时，开展行政许可工作。

新修订范文篇5

（一）加强领导（4月10日-15日）。成立规范劳务派遣工作领导小组，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落实措施和完成时限。

（二）开展宣传（4月15日-6月30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的意义和内容，重点宣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劳务派遣用工岗位适用范围、被派遣劳动者同工同酬权利、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规范劳务派遣管理的良好舆论氛围。

（三）搞好培训（3月15日-6月30日）。

1．要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上级部门举办的专题培训班，并以以会代训的方式，开展本系统工作人员和派遣公司负责人的学习培训，组织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法律条款的精神实质，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

2．要积极发挥各地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四部门的作用，采取主动送法上门等方式，认真抓好劳务派遣单位、各类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学习培训，增强劳务派遣单位依法经营、用工单位依法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自觉性，提高劳动者依法维权的意识。

二、全面摸底调查阶段（4月1日-5月10日）

为使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能够如期全面贯彻实施，专项行动小组要积极争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支持，对现有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用工单位（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及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况集中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准确掌握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基本情况、被派遣劳动者人数及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参加社会保险等情况（摸底调查内容见附表），做到不漏一户劳务派遣单位，不少一家劳务派遣用工单位，建立健全管理台账。5月5日前向市专项行动小组写出专题报告，填写上报摸底调查情况报表。

三、清理准备阶段

（一）清理相关法规政策（5月11日—5月31日）。要对照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和上级的有关规定，对我县已经制定出台的涉及劳务派遣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与法律相抵触的，要及时按照法定程序修订或废止。

（二）做好清理整顿劳务派遣单位的相关准备（5月11日—6月30日）。要根据摸底调查掌握的准确情况，对照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和上级的有关规定，研究制定清理整顿劳务派遣单位的具体措施和实施细则，逐个单位分析形成处理意见，为7月1日开始依法取缔不具备法定资质的劳务派遣机构，依法整顿用人单位自行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行为等，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四、规范指导阶段（6月1日-6月20日）

要加强对劳务派遣和用工行为的规范指导。

（一）依法纠正和查处劳务派遣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不足两年、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不参加社会保险、克扣劳动报酬、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押金以及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等违法行为。

（二）对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不符合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规定的，要督促指导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及时进行调整。

（三）对7月1日前新开展劳务派遣业务的，要按照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和人社部即将下发的有关规定，积极做好引导工作。

新修订范文篇6

一、明确规定企业要建立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制度

在平时的执法检查中我们发现，有些企业的统计数据往往是统计人员随手上报的，并没有经过该单位领导的审核，上报时依据的原始财务数据也没有归档保存，检查人员在检查中往往无证可循，新修订的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企业统计审核签署制度的建立，必将规范企业的统计工作，提高上报数据的质量。

二、明确执法检查人员在执法检查中可采取的措施

在一次对一家外企的执法检查中我们发现，该公司的统计人员拒绝让检查人员登记保存该单位的会计资料，针对这种情况,新修订的《统计法》则有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向检查对象查询有关事项，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货物存放地和统计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进行检查、核对，登记保存检查对象的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等资料，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进行记录、录像、复制等。

三、明确规定政府相关部门要与统计部门相互配合，共同查处违法行为

我们在平时的执法检查中往往只是统计部门单独的行为，很少与政府相关部门相互配合查处违法行为，但有时候单纯依靠统计部门自身查处违法行为往往有些势单力孤，新修订的统计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助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移交有关统计违法案件材料。

四、加大对统计违法行为的监督和检查力度，提升《统计法》的执行力

新修订范文篇7

一、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1]

正如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教授所言，税法学可称为以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为目的的法学学科。[2]“法律关系”是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后逐渐移用到其他法律部门。与民事法律关系相比，税收法律关系相对显得要复杂一些。所谓税收法律关系，是指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税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法律关系，而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其中后两种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税收法律关系；前两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3]在此我们主要从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论证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

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人们常常把税法作为行政法的组成部分，故从“命令服从”的角度来认识税收法律关系，想当然地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律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税收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4]和法治理论的发展，上述观点诚有修正的必要。我们认为，平等性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5]在此，我们欲从税收的经济本质和法治理论两方面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寻求依据。

税收的经济本质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察同税收有密切关系的财政。税收是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代国家也通常被称为“税收国家”。[6]财政或曰公共财政的存在依据在于弥补市场失效。市场失效决定了政府（国家）[7]和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8]由于市场失效的存在，对于私人生活必须而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就必须由政府（国家）来提供，政府（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来源便是公共财政，而税收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确了税收和财政的密切关系后，我们再探讨税收的经济本质。在税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税收本质的学说有公需说、利益说、保险费说、义务说、新利益说等。[9]目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税收本质作出比较合理解释的是新利益说。这一学说也可称为“税收价格论”，它将税收视为是人们享受政府（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作为政府（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它由社会成员私人消费和享受，政府（国家）由此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社会成员通过纳税来补偿。私人为了自身消费而支付费用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市场等价交换行为在公共财政活动中的反映，从而税收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10]法律经济学也指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的公用事业费。一种有效的税收应该是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11]这一经济分析的观点也证明了税收本质上的“价格”属性。“税收价格论”在揭示了税收的价格属性后，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税收价格仍然遵循“等价交换这一市场本性”，这一重大发现的必然逻辑结论是“税收征纳双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平等关系”[12].这一对税收经济本质的认识反映到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即首先表现为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政府（国家）与人民（纳税人）之间的平等；其次具体体现为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平等。

以上我们从税收的经济本质的角度证明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下面再从法治理论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平等作为法的价值目标，与自由、人权、理性等准则一样是法必不可少的价值追求。平等意味着法对权利、义务的公正分配。法沿着人类平等观念正常发展的历史轨迹把平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13]在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这一价值准则的重大意义。

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中，仅强调公民个人之间的平等，而忽视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其实，在英美法系国家则不同。在英国人看来，个人与政府应当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14]英国法学家沃克认为，现代法治的精义是：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合本身利益的法律。[15]由此可知，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税法中更是如此。

著名的分析法学家凯尔森对“私权利”和“公权利”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他认为，“从全部法律创造活动的功能角度看，私权利和政治权利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如果从一个动态的观点来看，权利的性质是参与法律创造的能力，那么所谓‘私权利’和所谓‘政治权利’之间的区分，就不象通常所推定的那样重要。”[16]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正是如此，纳税人通过自己的代表决定税收的征收，政府并无决定税收征收的权力，政府只能在征得人民的同意后才能征税。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税收的权力，而不是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17]政府只能在征得人民的同意后才能征税表明了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而在具体的税收征纳关系中，征税机关是政府的代表，纳税人是人民的一分子，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延伸到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就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关系的平等性。

以上从税收的经济

本质和法治的角度证明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其实，通过简单考察税法的发展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税法的发展史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由不平等到平等发展的过程。[18]税法原来是作为行政法的组成部分进行制度设计和学术研究的。德国最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奥托﹒梅耶（OttoMayer）就将税法置于警察法之后讨论，随着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颁布，才将税法从其行政法教科书中剥离。[19]警察法律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与其相并列，当然谈不上平等性。把税法作为行政法分支的观点现已为各国所摈弃。现代税法是以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为核心所构造的独立法律领域。税法在公法中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20]

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后，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保证这种“平等性”的实现。现代各国税法是从两个层面进行制度设计的，在宏观层面，通过在宪法或税收基本法中规定税收法定主义，将税收法律关系全部统一的通过法律加以规范，严格的受税收法定主义的支配，一方面否定行政机关（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另一方面也否定纳税人的任意处分权。[21]在微观层面，通过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权利（力）、义务的设计最大限度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22]

在论证了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后，我们再分析我国税法的状况。我国现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平等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在私法领域，由于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到位，以及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平等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和贯彻。在税收法律关系中，作为征税机关，主要是将自己看作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将征税和其他行政行为混在一起，没有认识到税收的本质属性；作为纳税人，也没有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纳税人的观念，还是从传统的角度看待税收，将税收看作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一种负担。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人的这种意识主导下，税收法律关系显然谈不上平等性。导致的实践后果是，税务机关的征管手段不断强化，严厉打击偷漏税等违法行为，使税收征纳关系在总体上处于失衡状态：一边是纳税人消极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强化权力下疲惫的身影。[23]这种状况的存在影响了税收职能的发挥，破坏了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应有的法律关系，不利于法治观念的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法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税收的经济本质，对纳税人和征税机关的关系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这最终表现为对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的认识。可喜的是，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中，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立法者正是以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作为指导思想来重新构建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的征纳关系的。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中的许多具体制度都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并将其贯彻到税收立法、执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只有在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才会认识到税收的经济本质，认识到税收是自己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相应价格费用，有了这种认识自然就会主动纳税。[24]征税机关在认识到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中的角色后，也会注意到自己角色的转换，增强对纳税人的服务意识。这样就可以在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我们为之所关注的保障税收收入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其次，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税法是与公民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部门之一，它与公民财产权直接相关联。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如何，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权利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的权利意识是整个社会实现法治的基石。如果公民的权利在与其日常生活极其密切的税收法律关系中得不到尊重，那就很难想象公民会有正确的权利观念。[25]因此，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有助于公民形成正确的权利意识，从而影响到我国的法治进程。[26]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税收征管法立法宗旨的完善。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1条明确规定“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是该法的宗旨之一。以往的税收征管立法总是强调纳税人的义务比较多，把规范的重点放在纳税人的缴纳行为上，而对征税机关的征收行为的规范力度不够，造成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损害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从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出发，全面地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合理地调整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仅要求纳税人要依法纳税，也要求征税机关要依法征税，两者并重。

2.对纳税人权利义务的重新设计。如何实现税收法律关系事实上的平等，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赋予纳税人税法上的权利。[27]新修订《税收征管法》在第一章总则的第8条明确具体地规定了纳税人的权利，这在我国税收立法中是第一次，将有助于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所谓纳税人权利，就是指纳税人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时，法律对其依法可以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包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应当获得的救助与补偿。[28]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纳税人权利主要有如下几项：（1）知情权。纳税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2）请求保密权。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其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保密。（3）申请减免税和退税权。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4）陈述、申辩权。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实施的行政处罚，享有进行说明和为自己辩解的权利。（5）申请行政复议权。纳税人不服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受理机关必须作出裁决。（6）提起行政诉讼权。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7）请求赔偿权。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提出赔偿请求。（8）控告检举权。纳税人有权控告和检举税务机关、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在《税收征管法》的其他章节也规定了纳税人的其他权利，如要求回避权、延期申报权、延期纳税权、取得完税凭证权、拒绝违法检查权，等等。

3.对税务机关权力义务责任的重新配置。税务机关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一方重要的主体，因其拥有行政权力而具特殊性，也是实现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所面临的重大障碍。就实际状况而言，税务机关拥有行政权力，和普通纳税人相比，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呢？一般是通过强化税务机关的义务和责任，以防止其滥用行政权力，在最大限度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新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机关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了新的配置，有助于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具体而言，主要是增加了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的义务和责任：[29]（1）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7条规定了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的三项义务，即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提供纳税咨询服务。这些义务尽管是倡导性的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予以保障。但对树立税务机关的服务意识，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还是很有意义的。（2）保密义务。新修订的《税

收征管法》第8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的情况保密。这一义务和纳税人的请求保密权相对应。（3）回避义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12条规定，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税人或者与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4）依法征税的义务。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违法征税的情形，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第28条补充规定了三种违法征税行为，即提前征收、延缓征收和摊派税款。同时规定，农业税应纳税额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这对维护农业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很有意义。（5）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时的义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扩大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的同时，也对其规定了更为严格的义务。该法第42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须的住房和用品。（6）赔偿责任。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增加规定了税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即除了旧法规定的纳税人在限期内已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未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使纳税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失的，税务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外，在该法第43条补充规定，税务机关滥用职权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或者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不当，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7）税务检查时的义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59条规定，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

二、确认了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

国家（征税机关）享有的税收权力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呢？和一般的行政权力完全相同吗？联系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税收的经济本质，税收是纳税人为了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这样国家就享有了对税收的请求权。这种请求权和民法上的债权非常类似。因此，我们认为，从税收的经济本质可以推出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其实，关于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在国外税法上几乎是公理，不用更多的证明。[30]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从行政权力的角度来认识税收权力的。通过前面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税收权力和一般的行政权力是有区别的。现以罚款和税收作比较来加以说明。前已述及，税收是公民享受公共产品的价格费用，从而税收权力就具有了债权的属性。而罚款是行政机关针对从事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方而进行的行政处罚，是对行政相对方财产权的剥夺。在本质上，显然和税收不同。由此看来，征税的税收权力与作出罚款等行政行为的一般行政权力是不同的。[31]

我国原有的税法并没有确认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32]，导致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证出税收权力确实具有债权属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确认了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这一确认在我国税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借用民法债的制度完善税法制度，充实税收权力的内容；另一方面，让民法债的理念渗透到税法中，有助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观念的转变，进而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体现税收权力债权属性的具体制度有如下一些：（1）税收的一般优先权制度。承认税收优先于普通私法债权就等于承认了税收权力和普通私法债权在性质上的同一性。也就是说，税收权力是债权的一种，税收权力具有债权属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33]（2）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是民法上的债的保全制度。这些制度能够作为税收的保全制度规定在税法中，也就表明了税收权力和民法上的债权具有类似性，说明了税收权力具有债权属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50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3、74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34]（3）纳税人合并、分立时的税款缴纳制度。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在发生合并、分立时对普通私法债权的保障制度。但我国法律对税收债权在纳税人发生合并、分立时应如何缴纳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导致的结果是，一些纳税人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形式多样的重组、改制活动逃避税收的缴纳。其实，税收债权和普通私法债权一样，也应该得到相应制度的保障。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48条规定了纳税人在合并、分立时税款的缴纳方法。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国家税收的实现，另一方面则进一步确认了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具体内容是：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三、反映了税法的经济性

经济性是税法的重要特征之一。[35]我们认为对税法经济性的理解，可以和对税收经济本质的认识相结合。现代对税法的认识和对税收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税法和行政法相分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内涵的重大变化。如前所述，税收的存在是有经济依据的，即税收是公民为获取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税收构成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来源。随着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复杂化，税收除了满足财政收入，即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外，还承担起了调节宏观经济的职能。从税收的存在依据和职能两方面都可以看出税收的经济属性，而税法和税收关系密切。因此，税收的经济属性就决定了税法的经济性。税法的经济性具体表现在通过健全的税收法律制度保障税收经济职能的实现。

具体而言，税收实体法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税法的经济性，如通过规定税目、税率、减免税、退税等制度调节经济运行。现代各国普遍采取的分税制也体现了税法的经济性。[36]分税制是以中央政府提供中央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理论进行设计的。分税制对于迎合地方偏好、鼓励地方政府间竞争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37]同时，健全的分税制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而健全的分税制需要税法的保障。

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但旧的《税收征管法》是在1994年以前制定的，没有规定分税制的内容，使得我国的分税制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在我国的税收征管实践中，国税机关和地税机关一样，均按行政区域设置，不可避免地要受地方政府的影响。现实中地方政府对税务机关施加压力，为保证本地利益而侵蚀中央税款的事件屡有发生。如一些地方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各种方式把本该入中央金库的税款划入地方金库，侵蚀中央税收；还有的地方所设立的国税机关、地税机关各自为政，互不协调。[38]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中央

的财政收入，进而限制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税法的经济性并没有表现出来。

面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联系税法的经济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的税款入库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该法第53条规定，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将征收的税款缴入国库。同时进一步规定，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法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并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的上述规定完善了我国的分税制法律制度，将会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提高，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而体现出税法的经济性。

四、表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技术性也是现代税法的特征之一。税收关系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生活的复杂化，税法也随之复杂化。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为保证税负公平，防止偷税、逃税行为，设计条理细致的税收法律制度就很有必要。一方面税法要谋求与私法秩序保持协调，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如何才能确保税收征收，保证税收征管的实效。因此，在这些复杂的制度设计中就表现出税法的技术性。[39]具体而言，税法的技术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税收实体法中，税法根据税收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税种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二是表现在税收程序法中，从纯粹技术的角度分析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进而设计相应的法律制度。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表现了税法的技术性。具体制度有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的帐户管理制度和发票管理制度。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不涉及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权利（权力）义务的重新配置，仅是根据其本身的特点对其具体的制度细节进行调整，这样就可以实现相应的功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些制度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我国原有的税务登记制度的主要缺陷是，税务登记和工商登记在程序上脱节，且税务登记证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高。纳税人在办理工商登记后往往不办理税务登记，逃避纳税。另外，一些没有营业执照的经营者以未办理工商登记为由拒绝办理税务登记。从事经营行为的事业单位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也不办理税务登记，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登记制度进行了调整。该法第15条规定，企业、企业在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报之日起30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办理登记注册、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定期向税务机关通报。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将所有发生应税行为的纳税人都纳入了税务登记的范围，同时规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通报义务，可以使税务机关及时了解纳税人的工商登记状况。在法律责任部分，该法第60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可以处以罚款。这些制度设计就可以保证发生应税行为的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从而使税收征管的基础环节得以完善。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制度设计中，基本上不涉及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权利（权力）义务的调整，仅是对这些制度本身的一些细节重新进行安排，从而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纳税人帐户管理方面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旧的《税收征管法》由于没有将税务登记和纳税人帐户管理联系起来，也没有规定金融机构在帐户管理中的义务和责任，使得税务机关通过冻结的方式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具体的细节进行了调整。该法第17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帐户和其他存款帐户，并将其全部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并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帐户号码。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帐户的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同时在法律责任部分规定了金融机构的相应法律责任。有了这些制度设计，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的实际效果就会得到提高。

发票是经济生活中的收付款凭证，它能够证明相关主体之间的款项收付和资金流向，因此，是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管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发票制度的各个环节进行具体的设计，就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实效，进而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我国原有的发票制度进行了修改。该法第21条规定，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同时在第22条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指定的企业印制。通过对发票制度的这些设计，就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实效，也就表明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五、促进了税法和科技的互动性

关于法律和科技之间的法理学问题，已有学者作了深入地研究。[40]这里我们仅从部门法的角度探讨税法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即互动性。税法和科技的关系相当密切。一方面税法为科技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税法往往通过规定税收减免、费用扣除、税前列支、投资抵免、税额豁免、延期纳税、亏损结转、加速折旧、先征后返等制度为其提供支持。[41]另一方面，科技对税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税收实体法方面，科技的发展对税种、税目、税率及其他税法要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税收程序法方面，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税收征管的方式方法。我国《税收征管法》的修订正好发生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因此，很自然地规定了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反映科技对税法重大影响的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1）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建设制度。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6条规定，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各级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通过信息技术进行税收征收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的这一规定将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体现了科技对税法的影响。（2）会计核算软件制度。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针对实践中会计制度的发展变化，及时地对会计核算软件进行了规范。在该法第20条第1款，增加规定会计核算软件也应当报送税务机关备案。会计核算软件是专门用于会计核算工作的电子计算机应用软件，包括采用各种计算机语言编制的用于会计核算工作的计算机程序。财政部于1994年6月30日了《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对会计核算软件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

。《税收征管法》提高了规范层次，将有助于健全纳税人的财务会计制度，从而有利于税收征管。（3）税控装置制度。税控装置制度是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税收征管制度。从国外许多国家加强税收征管的经验看，推广使用税控装置，可以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打击偷税、逃税行为。国家税务总局于1998年6月26日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加油站税收征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也规定了税控装置制度，反映了科技对税法的强烈影响。具体制度是，该法第23条规定，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4）采用数据电文申报纳税制度。所谓数据电文，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的规定，是指“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者传递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E-mail）、电报、电传或者传真。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反映了信息时代人们交易方式的变化，在该法第26条规定，纳税人除了可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外，也可采用数据电文等方式办理纳税申报。体现了科技对税法的影响。

「注释」

[1]我们这里所说的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可理解为税法主体在税收活动中法律地位的平等。

[2]（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18页。

[3]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92-98页。

[4]须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税法是应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税收相适应的。“税收”和“税法”的概念在古代自然经济状态下早已存在，但其本质和特征与现代的理解完全不同。关于对税收的历史考察，可参见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219-222页。

[5]参见前引2刘剑文、李刚文，第98页。

[6]（日）井手文雄：《日本现代财政学》，陈秉良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53页。

[7]尽管在国家的起源上有“社会契约论”和“阶级国家论”的区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国家）在面临市场失效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大同小异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理解这一点，是我们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和税收理论的重要前提条件。

[8]关于公共财政和市场失效的具体关系，可参见前引3张馨书，第23-58页。

[9]参见前引5井手文雄书，第262-263页。

[10]参见前引3张馨书，第232页。

[11]（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625页。

[12]前引3张馨书，第231页。

[13]参见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37、438页。

[14]参见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246页。

[15]（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90页。

[16]（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00、98页。

[1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6页。

[18]这一过程和人们对税收的经济本质的认识和税收法治的发展过程基本相一致。

[19]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4月初版，第15页。

[20]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台）三民书局1997年9月版，第9页。

[21]参见前引19陈清秀书，第13页。

[22]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的方式，和“平衡论”提出的实现行政法律关系整体平衡的方式有类似性。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7-18页。

[23]湛中乐、朱秀梅：《公民纳税意识新论》，《现代法学》2000年第5期，第36页。

[24]当然，公共产品领域的“搭便车”问题是无法完全排除的。大多数纳税人的主动纳税也不排除极个别的纳税人从事偷税、逃税等违法行为。

[25]尽管在其他部门法律关系中，公民也可以体会到权利的平等。但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由于一方主体是拥有行政权力的征税机关，公民在拥有行政权力的征税机关面前理直气壮的主张其权利和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对公民树立权利意识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法治向来关注的不仅是公民相互之间的平等，而更加关注公民与拥有行政权力的机关之间的平等问题。

[26]考察税法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注意到税法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定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参见前引1金子宏书，第48页。由此看来，确立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导致我国税法的全面变革或许会成为我国实现法治的突破口。

[27]当然，这并不否认税法对纳税人义务的规定。事实上，税收征管法中有许多纳税人义务的规定。但在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方面，强调纳税人权利似乎更有意义。

[28]刘剑文、宋丽：《〈税收征管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税务研究》2000年第11期，第8页。

[29]当然，在强调税务机关的义务和责任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的权力。在新的《税收征管法》中对税务机关的权力较之旧法也作了改动。如扩大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对象的范围，增加规定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是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等。这些规定对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认为，考虑到税务机关的特殊性，在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上，应把着眼点主要放在对其义务和责任的强调上。因此，这里主要论及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机关义务和责任的规定。

[30]承认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并不是完全否定税收权力的行政权力属性。对于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理解。一种是从宏观上，整体的、抽象的角度来理解，即税收权力是一种债权，而其行政权力因素已经退居幕后。在这种角度理解税收权力和税收法律关系，就

可以得出税收权力是一种公法债权，税收法律关系由于其债的属性而具有平等性，这和前面对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的论述是一致的。还有一种角度，是从法技术的观点来看待税收权力，认为其具有债权属性，但也不否定其行政权力属性，这样就可以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引进民法债的制度，完善税法制度，同时也充实税收权力的内容。这里主要是从法技术的角度看待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相关论述可参见前引1金子宏书，第18-21页；颜庆章：《租税法》，（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9月修订版，第81页。

[31]我们认为，这也是税法得以独立于行政法的主要依据之一。

[32]旧的《税收征管法》也有关于纳税担保的规定，但这种担保是由税务机关责令作出的，尚不能完全说明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

[33]关于这一规定存在的不足可参见刘剑文、魏建国：《我国税法对国外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借鉴》，《法制日报》2001年5月20日理论版。

[34]关于税务机关如何行使税收代位权、撤销权，还有待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35]经济性也是经济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关于税法的特征，可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37-38页。

[36]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财政结构的地区组织的设计不是为了形成一种有效的格局，而是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副产品而逐渐形成的。但在地方政治结构的构造上，财政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参见（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比较财政分析》，董勤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月第1版，第277-278页。

[37]参见（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平新乔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467-468页。

[38]参见刘剑文：《修订〈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制建设的福音》，《纳税人》2001年第2期，第30页。

[39]参见前引1金子宏书，第25页；前引28颜庆章书，第81页。

新修订范文篇8

一、修改《行政监察法》是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治安协管、城管协管、交通协管等新名词走进百姓生活，这些也是在从事公务活动，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对以上组织实施监督，这是百姓的呼声，是建设法制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的需要，是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二、新修订《行政监察法》内容全面、亮点突出

1997年颁布的《行政监察法》共7章48条，新修订的《行政监察法》共7章51条，主要修改8条,新增3条。对监察人员、监察机关职责、监察机关权限、监察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内容具体，职责明确，责任清楚。呈现出了四大亮点：

一是填补了对行政权力监督方面的空白。将原来以身份划分监察对象的标准改为以从事公务活动来划分后，不论行为人是“工作人员”还是“工勤人员”，是“在编”还是“借调”、“聘用”，只要是从事公务活动的，就属于监察对象，如城管协管员、受委托从事公务活动的村民委员会成员等。这样修改后，填补了对行政权力监督方面的空白，加强了对受委托或被授权从事公务活动人员的约束。

二是在法律上明确了监察机关的职责。新修订的《行政监察法》第8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对派出的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实行统一管理，对派出的监察人员实行交流制度。”一个是实行统一管理，一个是实行交流制度，使派出监察机构的体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也有利于派出的监察人员更好、更公正、合法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赋予了监察机关两项新的监察职责：第一项是监察机关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组织协调、检查指导政务公开工作。我们知道，政务公开是目前国务院反复强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只有公开才能使人民群众了解到行政机关的工作情况，才便于人民群众监督，便于社会监督。第二项是监察机关按照国务院规定，组织协调、检查指导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工作。目前，社会上存在一些乱收费、乱摊派、吃回扣等不正之风，针对这些情况，新修订的《行政监察法》赋予了“监察机关组织协调、检查指导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工作”的职责，有利于促进我们监察机关依法、深入地开展纠风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三是完善了对举报人的保护。新修订的《行政监察法》第六条对监察机关保护举报人提出“要求”，第四十六条明确了监察机关必须为之承担的“法律责任”。为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明确了泄露举报信息行为的法律后果,规定:“泄露举报事项、受理举报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规定,有利于督促监察机关更加及时、负责地办理举报事项,有利于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从而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向监察机关提供监察对象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线索。

四是进一步增强了监察机关工作的透明度。修订的《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针对社会广泛关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专项检查、重大案件查办等工作的情况得以及时公开，让群众了解办理得怎么，什么时候办理完毕，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维护。置监察工作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利于监察机关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增强工作的透明度。

三、结合本职工作，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要明确意义抓宣传。新修订的《行政监察法》的颁布和实施，体现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方针和依靠法制开展、推进新时期勤政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对于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严格依法行政，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作为一名公务员，也是一名执法者，要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高度，充分认识《行政监察法》修改、颁布和实施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认识，不断增强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新《行政监察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发挥好办公室上传下达的作用，把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的宣传和教育作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职工领会法律精神，熟知法律内容，形成学法、知法、守法的风气，为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的贯彻实施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新修订范文篇9

一、新修订《条例》的主要变化

（一）政策性粮食管理更加严格。政策性粮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是粮食流通管理的重中之重。针对近年来政策性粮食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新修订《条例》对政策性粮食管理进行了强化。一是对粮食经营者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的9种禁止性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虚报收储数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清偿债务，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其他商业经营等。同时，明确提出违规处罚措施，对违规行为，除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外，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二是继续加强政策性粮食相关主体责任。要求国有粮食企业应当积极收购粮食，并做好政策性粮食购销工作；要求农发行应当保证中央和地方储备粮以及其他政策性粮食的信贷资金需要，政策性粮食收购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三是丰富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措施。在原来采取储备粮吞吐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国家采取政策性粮食购销等手段加强粮食市场调控，调控手段更加丰富。国务院根据粮食安全形势，必要时可决定对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政策性收储，改变了原有的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单一选项，调控方式更加多元。加强对政府储备粮油仓储物流设施的保护，在执行政策性收储时国家给予必要的经济优惠，并在粮食运输方面给予优先安排，保障措施更加充分。（二）充分体现放管服改革要求。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提升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针对粮食经营主体、经营方式日趋多元化的特点，新修订《条例》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行政管理透明度，保护依法从事的粮食经营活动。一是优化了经营主体的管理。将粮食经营者的范围，由原来规定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调整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使广大的农村粮食经济人纳入管理范围。将粮食经营者的条件，由原来规定的资金筹措、仓储设施、质检保管等具体条件，简化为具备与其收购粮食品种、数量相适应的能力。取消了粮食经营者须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要求，改为向收购地县级粮食行政部门备案。二是加强了经营行为的管理。在收购环节，要求应当进行质量安全检验，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当单独储存；在储存环节，要求具有相适应的仓储条件以减少损耗，并定期进行质检；在运输环节，要求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装运输。明确规定了不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5种情形，对违规违法行为可由粮食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三）突出强调质量安全和减损降耗。食品安全和粮食损耗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针对“舌尖上的安全”以及粮食流通中的损失损耗问题，新修订《条例》明确了相关要求，落实了管理责任。一是强化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强化全过程监控。粮食收购入库和销售出库，都必须进行质量检验，未经检验不得出库。粮食存储期间要定期开展质量检验，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存，不得使用禁用的化学药剂，不得超量使用化学药剂，品质轻度不宜存要及时出库。二是明确防止和减少粮食损失浪费的各项措施。规定粮食仓储设施应当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粮食运输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运输的技术规范，减少损失损耗。鼓励和支持开发、推广应用先进的粮食储存、运输、加工和信息化技术，开展珍惜和节约粮食宣传教育，鼓励粮食经营者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粮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指导和服务，引导粮食经营者节约粮食、降低粮食损失损耗。（四）强化监督管理职责和措施。完善的职责分工和监督监管体系，是保障粮食流通各项制度有效落实的重要一环。针对党和国家对粮食流通管理的新要求，新修订《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监督管理职责，优化了监管措施。一是落实党政同责要求。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承担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二是完善相关监督职责。建立健全粮食流通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以及粮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实施风险监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粮食污染监测，建立健全被污染粮食收购处置长效机制。三是创新监管执法手段。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部门建立粮食经营者信用档案，并依法向社会公示。增强粮食行政部门行政执法权，有权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四是加大违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压实粮食行政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履职责任，对不依法履行管理监督职责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粮食经营者的违规违法行为，明确了具体的处罚标准，其中企业违规违法的，除对法人进行处罚外，还可视情形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二、对农发行粮食信贷业务的影响

新修订《条例》为粮食经营活动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具体的法律措施，也对农发行粮食信贷业务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农发行作为支持粮食购储销业务的主导银行，开展粮食信贷业务要受到《条例》的规范和约束；另一方面，在对粮食经营活动提供信贷支持过程中，要按照《条例》的要求加强信贷管理，发挥好信贷监管职能。对此，农发行应按照《条例》要求进一步完善信贷制度和措施，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高质量的资金保障和服务。（一）对农发行职能作用提出了新要求。《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当保证中央和地方储备粮以及其他政策性粮食的信贷资金需要，对国有粮食企业、大型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按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提供信贷资金支持。政策性粮食收购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一是规定了农发行在政策性粮食收购活动中所承担的贷款职责。作为我国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以粮权所属政府信用为基础，保证中央和地方储备粮以及政府调控粮食和其他政策性粮食的信贷资金需要，从资金方面支持保障政策性粮食的收储。二是规定了农发行在市场化粮食流通活动中的重点服务对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加大对国有粮食企业、大型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等市场化主体的支持力度，既有利于发挥相关企业在粮食流通中的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发挥农发行粮食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作用，促进银企双赢，共同服务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三是规定了政策性粮食收购资金的管理要求。这是本次修订新增加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政策性粮食收购资金管理的高度重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既是对农发行收购资金贷款管理的明确要求，也为农发行实施粮食收购资金贷款监管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制度保障。（二）为农发行业务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增强粮食安全，减少损失损耗，《条例》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性措施，可以作为农发行深耕粮食信贷领域的主要参考。一是加大国有粮食企业的支持力度。近年来，随着粮食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流通中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对国家粮食调控政策的执行落实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条例》明确规定，国有粮食企业应当转变经营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粮食流通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农发行要积极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改制，通过资产确权、退城进郊、退城进园等方式，增强经营实力；进一步加强粮食收购政府信用基金建设，对纳入基金的国有粮食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提高市场份额。二是加大粮食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科技创新是粮食减损降耗的重要支撑。《条例》指出，国家鼓励粮食经营者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鼓励和支持开发、推广应用先进的粮食储存、运输、加工和信息化技术。农发行要扩大农业科技支持范围，将粮食综合利用以及减损降耗技术创新作为支持重点，从生产与推广应用环节延伸到研发环节，促进科技升级迭代。三是加大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力度。《条例》指出，国家鼓励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以多种形式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鼓励培育生产、收购、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粮食企业，支持建设粮食生产、加工、物流基地或者园区；鼓励发展订单农业；鼓励发展粮食产业经济，提高优质粮食供给水平。农发行要拓展支持领域，延长支持链条，积极支持粮食生产、精深加工、“北粮南运”、粮食调销等，增强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粮食银行”品牌形象。（三）为农发行强化风控开拓了新途径。新修订《条例》立足全方位保证粮食流通市场的健康稳定运行，为各方主体和行为制定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可为不可为”的范围，有利于农发行在强化信贷监管、有效防控风险中掌握主动权。一是进一步完善客户准入。《条例》取消了对粮食收购者进行收购资格认定的要求，改为备案制；要求粮食收购者应当具有与储存品种、规模、周期等相适应的仓储条件，收购粮食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对此，农发行应及时修订相关客户准入和贷款条件，与《条例》新要求相适应。二是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协同。新修订《条例》大力强化了粮食行政部门的信用监督职能和行政执法权，农发行应主动加强对接，建立健全监管协同工作机制，有效防控和处置信贷风险。将粮食行政部门建立的粮食经营者信用档案作为放贷管贷的重要参考和抓手，在营销环节要通过档案核实企业信用情况，对不配合信贷监管、恶意逃废债务等失信行为的借款人要纳入档案向社会公示。新修订《条例》赋予粮食行政部门查封、扣押违法经营的粮食、活动场所等执法权，在发生信贷风险时，贷款行可先行向粮食行政部门申请对相关粮食库存进行查封、扣押，防止损失扩大，为风险处置赢得时间。

三、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对策建议

新修订范文篇10

《信访条例》学习体会

新修订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已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信访条例》颁布、实施，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党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范信访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是畅通信访渠道、保障群众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的需要；是信访工作法制建设向前迈进的重要标志。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内涵丰富，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比较强，它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进行制度和机制创新，充分体现了保护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维护信访秩序的重要立法目的。它的颁布对推动信访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信访工作必须畅通渠道。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自始自终都贯穿着畅通信访渠道这条主线。贯彻《信访条例》，畅通信访渠道，就必须从信息公开透明、渠道高效便民、人员诚实守信等多方面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