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范文10篇

新闻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新闻理论；述语形态；理论科学化

述语形态作为一切学科的语言演绎模式，是学科界划的区别之一，在理论思维中充当实体的表征。理论思维是新闻理论建构的基点，通过特有的述语再现抽象体系，是这门社会科学成立的前提。如果新闻理论是一门学术的话，必须有坚实的述语形式，否则新闻无学的戏说就得到有力的支持。要使戏说彻底破灭，最终有赖于新闻理论述语模式的成熟。

一、理论新闻学述语形态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大多数新闻理论论著的表述方式，呈现直白的通识性语言，新闻理论大众化一方面可解读为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又可诠释为浅尝辄止、“白开水一杯”。由于新闻理论没有形成特定的述语形态，难以使研究内容达到理论层面，许多新闻学论著登不上大雅之堂，在大型综合学术期刊上没有它的地位。像《中华文摘》这类转载学术成果的著名文献性期刊不开辟新闻学栏目，在其篇幅中新闻学论文几乎不见踪影。我国翻译出版了多本外国新闻理论著作，其中许多观点常被引用，而我国这类著作连一本也没有介绍出去。

多年前，许多学者就看到类似的问题，但并没有从健全述语形态考量理论新闻学的创新问题。至今每年虽然大体有六七种新闻理论著作问世，论文数以千计地刊载出来，但表述形式的理论化并没有明显的升华，绝大多数新闻理论著述很少达到像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那样抽象的高度。由于阐释性述语停留在现象层面，致使理论概括欠缺深度，回答新闻工作的任务、原则、要求、责任、效果这类浅层次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而理论要解决的“对象的本质与联系”、“对象的关系范畴”、“对象的真理体系”、“对象的功能系统”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原理却很少论及。新闻学不在理论层面上揭示研究对象的普遍规律，对新闻特征与属性的概括五花八门：有的把新闻特征称为新闻价值要素，有的把新闻价值称为新闻规律，有的干脆把同一个范畴认定为特征、价值和规律，混乱的程度令人吃惊。更令读者头晕的是，对同一个概念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仅是述语问题，但述语的浅薄却是“非理论化”的必然结果。如果研究者不用有深度内涵的述语表达抽象思维，大量概念的界定就会长期无法统一，这正是学理肤浅、就事论事、坐井观天的效应。

许多新闻著述长年相互抄来抄去，罗列诸如公开性、变动性、群众性之类浅显的“特性”充实理论空间，陈旧的常识也阻碍了理论探索的述语更新。借用的话说，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①许多新闻理论观点严重脱离今天的实践，重复几十年前的套话，使理论表述毁掉了生机勃勃的认识锐气，思维萎缩的特征十分明显。

特定的述语形态不仅是学科的风貌，而且是科学认识类型化的结晶，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新闻理论成果完善的程度。一个歧义众多、范畴尚不稳定的学科，在述语形态上是极为混乱的，往往跳不出日常语言的纠缠，俗语、俚语、套话、行话占的比重过大，这不是证明这门理论还没有形态，就是学术思维的枯竭使探索者们难以进入理性门槛。这并不是说，新闻理论研究在近些年没有重大进步，而是说它“离达到完整、深刻的理论体系还有相当的路要走”②。扶持学者摆脱枯竭的思维，突破以往操作层面上的简单概括，努力建构其述语系统，不能不是新闻研究在新世纪面临的关键性课题。

二、理论新闻学述语形态的历史范例

早些年，有些学者曾批评新闻“有术无学”的倾向，这里的“学”主要是指理论——剥掉零碎新闻现象的理性思考。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③这段话通俗地说明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且强调了理论的重要。理论往往是描述、推论肉眼看不到的客体的内在联系，用特定的述语对抽象思维加以精妙的演绎。新闻理论如果用经验性词语对新闻活动的性质、关系及其规律进行概括，其述语形态由于远离内在的关联性而难以再现规律，必然会有很大的随意性。

是不是新闻理论的抽象之难，使它无法达到其他学科那样的理性高度？绝对不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一些新闻理论家们就做出了示范。由于翻译上的原因，今天我们很难读到那些精粹的理论阐释，尽管那些阐释有许多观点我们不赞成，但他们的述语格式却是一种理论样式。

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闻学者阿维因在《宣传与新闻》一书中第九章“新闻是什么”，对新闻下的定义有一定深度。他写道：“新闻就是同读者常态的、司空见惯的观念相差悬殊的一种事件的报道。”德国柏林大学道比法特教授在他所著的第1版“新闻学”第1卷中，对新闻的定义作出的界定却是：“新闻就是把最新的现实现象在最短的时间内连续介绍给最广泛的公众。”接着他又说，这一最新的现实现象的传达者就是报道。他对报道的定义又有如下的说明：“报道就是个人以及社会在生存竞争中所发生的新事实的传达。”道比法特教授在“最新的现象”之间加上“现实性”，意味着“最新的现象”就是“现实的”。可见，他们在阐释理论问题时，对概念的运用颇费周折，无非是力求选择恰当的述语再现内在的本质。

1903年德国记者兼学者雷布尔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与新闻”的研究文章，被德国新闻界誉为近代新闻学的经典文献。论文指出，“现实性”是报纸内容的本质特点，“报纸的本质内容是直接以现实为基础，而又处在现在发生的事件状态，利用意见以及倾向的宣传来影响现在。这一性质即是本质的内容”。4年后，在科隆大学讲授新闻学的布伦富巴先生用“适时性”代替了“现实性”，但在它下边仍用括号注上“现实性”。法国的舆论学家塔尔德在《舆论和公众》（1899年出版）一书中，论述了舆论的形成依赖新闻的力量，对“现实性”一词的意义作了如下的说明：“流行着的东西都是现实的。所以不只限于现在发生着的事实。但即使是最近的事情，如果社会上的注意力转向他方，现在把它忘却了，那也不是现实的。”④

西方、特别是德国新闻理论，注重对关键性概念进行深入的揭示，在抽象层面上论述其基本含义，这是其新闻理论的述语特点之一。论述作为逻辑的推演过程，每一步都在阐述概念与论据如何砌起完整的意义体系，产生一种系统的深化认识。葛洛特在说明雷布尔提出的“要从报纸内容的精神中找统一性，内容有了变化就不可能证明企业的统一性”的观点时，其语言不仅具有严谨的论证性，而且阐述的因果关系、前提条件始终是在抽象层面上向前推进。他写道：“雷布尔的见解是地道的理想论，虽立足于对记者职业的高深见解，但与实际相矛盾。精神上的统一是所有报纸所要努力追求的理想。任何报纸都应当把自己的内容构成为一个完全加过工的完美的统一体，包括当地零碎的消息在内，并且使政治版、经济版以及文化版都应当互相配合、互为作用。因此，要有这样一个信念：在政治方面要用事实和评论的重炮进行战斗；在文化方面则要用俏皮话和笑话作手榴弹，为争取战斗的胜利而进攻。精神上的和工农业上的坚定的根本概念应当支配所有版面并指导所有版面，使之协调。但是，实际上统一这个法宝，并不意味着报纸具有与其不可分割（一般地或彻底地）的本质。在漫长的报纸生命中，不仅名称、发行方法、版式、内容以及篇幅要发生变化，而且它的发行者也往往要更换。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把它看作是原有的报纸。历史的发展往往要留下它的痕迹，当历史和认识证明它有错误时，即使是根本见解也为之一变。如果说这一变化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约束，那么责难其变化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责难的：它的变化是由于赢利的欲望所致或由于其他卑劣的动机所致，以及它的主张对一切都适合，对各方面都有效。”⑥

其实，这种理论演绎并不是罕见的思维形式，在其他理论学科早已达到纯熟的程度。在马克思的新闻理论著述里，理论抽象表现出的范例更令人惊叹，几乎每一段都出现经典性语言，把新闻现象的内在联系揭示得一览无余。前人的范例告诉我们，从具体抽象出真理的确定性，是用一套抽象的话语模式掠取现象的必然性，在思维形式上达到逻辑的内化，否则新闻理论就不够格。

三、述语形态与新闻理论的科学化

新闻理论达到理论规格，并使其真正科学化，不能不是个巨大的创新工程。一方面需要改变形式上就事论事的表述方法，另一方面要克服内涵上的“时事报告”和“思想教育”的“日常话”内容。对记者的时事报告和思想教育都是需要的，但它不是理论素养的有效构成，只有用特定述语阐明原理及其确证方法，才是新闻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理论层次的科学认识，是从客体的内在联系反映客体，通过对经验知识的理性加工再现这种联系，“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⑦在理论知识中，感性的东西虽然已不同于经验，但它仍然是理论抽象的基础，必须提升到理性高度。正因为如此，新闻理论离不开经验，离不开崭新的趋势为它提供的丰富思想，但也不能环绕经验认识表达体验性的话语，事实上，一些新闻理论著述中的观点远远落后于今天新闻实践的发展，所谓“经验描述”根本不具有现实性，而是远离科学的历史话语的无效重复。绝大多数“经验”成为时代的弃物，理论的科学化就成了“空壳”。科学的理论新闻学既要概括人类广泛、丰富、长期的新闻实践活动，又要经受最新实践的检验，用一系列抽象的述语揭示普遍规律；即使特殊规律也要在理性层面上加以确证，提供现实经验无法提供的东西，这就需要用同时代吻合的崭新的话语体系表述理论建构。

新闻理论包括知性与理性、知识和原理。知性一般是指“有什么”、“是什么”，理性则是指“为什么”，“何为是非”。知性和理性有时并不统一，二者的统一才形成科学理论。黑格尔认为，知性的特点是坚持固定的特性和各种特性间的区别，凭借理智对具体的对象持分离的观点，把人们知觉中的多样性内容进行分解，使它们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⑧知性达到的只是新闻活动的具体性，不能反映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给理论概括只是提供了基础。这类经验述语把个体性和特殊性统摄于自身时，却拆散了事物多样性的统一，使内在联系变成松散的外在关系。排斥知性是错误的，但以知性冒充理性也会导致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倾向。科学理论作为系统化的理性体系，是让若干知性与事实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把新闻活动的经验层次提升为公设并获得抽象话语的深化，使理论最终得以在实践中获得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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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任何理论学科一样，新闻理论有确定的结构，作为反映理论成分（即概念和相应的判断、推论）关系的理论结构，使其成为明达真理的阐释体系，抽象化述语渗透在这一结构的各个部件中。没有结构或结构不合理的新闻理论，不仅内容凌乱，而且也会支解知性与理性的联系，如果述语浮动在常识层面，这种联系根本无法再现，理论结构势必会发生断裂。就一般而论，科学化的新闻理论结构在述语形态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概念述语体系。理论是由概念组成的，概念决定它的思想成分，成为理论展示的构件。概念内涵不确定或错误，整个理论大厦就建立不起来。近些年的新闻理论著述中出现许多新的概念，但很少给予清晰的界定，给论著中的观点带来许多不确定性。比如新闻资源配置、新闻本体、普及性符号、新闻增值等等，这类新概念不释义或界定不严密，让人无法了解上下文说的是什么。理论结构是概念和论断严整、连贯的系统，借助述语的逻辑可以从一些判断获得另一些判断。概念（术语）是述语形态的基本话语单位，理论新闻学准确地阐释概念的内涵，也为其他新闻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思维的基础。

（二）具有推论的述语体系。理论的逻辑结构带有演绎的性质，借助特定的抽象述语从少量真实的前提得到大量新的必然结论，是新闻理论体系的推演过程。如果演绎具有可靠性，那么在新闻理论的体系中从一些被看作原始的真实判断中，可以衍化出所有其他的真实判断。但假设的真理性并不能由逻辑结构本身来保证，必须在体系之外，用实践的方法、通过观测实践才能确立。因此寻找原始的理论前提实际也是一个创造过程，演绎首先从丰富的经验中提出基本假说，然后从假说述语中导出各种推论，进而构造整个理论大厦。

（三）阐明定律或原理。从形式上说，阐释一种新闻现象或对该现象的描述，需要从已有定律的陈述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同时，阐明一条定律或原理，需要说明该定律或原理是从其他一些定律和经验中推导出来的。从内容上说，揭示新闻活动的本质、设法阐明规律，必须提供一个更为深入和精确的术语群，使述语形态能够完整地论述一组原理。名为《新闻学原理》的论著，应把着力点集中在原理的概括和阐述上，总结出的原理不仅覆盖广阔的新闻活动领域，而且具有原理的语言表述形式。

（四）建立各种科学解释的述语类型。这些类型是：（1）因果解释。用特定语言阐发制约某些现象发生、某种规律存在的原因。（2）概率解释。揭示现象遵循着怎样的统计规律。由于不确定性（偶然性）是事物的性质之一，不确定因素在哪种条件下才是确定的，要在概率上给出确切的描述。（3）结构解释。论证理论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抽象性述语解释系统的某些属性、特征及其联系形式，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4）预见性解释。科学的新闻理论还具有预见功能，测度最近和未来发展规律的可能性。预见和原理依据同样的述语、按照同样的逻辑，从前提和先决条件中演绎出来，推导出有关未知事实的结论。这些事实或者已经存在但不为人们所知，或者暂未存在但能够在将来发生。新闻理论的预见主要表现为前者。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理论必须通过预见还不知道的规律与现象来扩展人们的知识和理解，提供超过经验的洞察力。这样，许多前瞻性述语被创造出来。如果新闻理论提供的原理和定律几乎所有的记者凭亲身体验就能感悟出来，它就不再是理论而是一般常识了，它的表述形式必然是路人皆知的语言。

注释：

①：《反对党八股》，《选集》（合订本）第3卷，第788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②《新闻理论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展望》，《新闻出版社》2000.3.1。

③《选集》第1卷，第163页。

④⑤⑥均引自（日）小野秀雄的《新闻学原理》，第18-20页、第141-143页，1947年初版，1957年修订版，中译本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

新闻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新世纪新闻评论新闻观念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要塑造有利于和谐发展的舆论环境。新闻评论是媒体阐述立场观点，影响引导舆论的“旗舰”，进入信息化时代，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现代国际新闻的话语权，乃至某些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在新闻评论中表现得最直接、最快速、最有力。新闻评论对社会舆论和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部世界，公众需要信息，更需要传媒提供分析、判断和见识,信息越丰富，信息消费就越费力。如何更有效地引领群众在纷繁复杂的多元世界中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如何在渗透力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增进干部群众的共识，最大限度地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成为当今新闻评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几年，新闻评论在各媒体日渐兴旺，报纸已不满足于言论专栏，而不断涌现言论专版,形式也更为多样，新闻评论已成为各媒体的重要需要，看重新闻评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世界的潮流，新闻评论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下面仅从七个方面探讨它的创新特色：

一、“新闻化”特色

新闻性是所有新闻体裁的共同特点，这是由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的。新闻评论作为新闻体裁，进入新世纪，由于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由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增长，它的新闻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进一步发展为“新闻化”特征。评论新闻化，使新闻与评论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报道的分量，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主要表现为：

1、更强烈的时效性

新闻性要求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一样，讲究时效。评论的时效性就是评论的质量，新闻评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潜在作用，与时间是成正比的。时效性对于引导舆论至关重要，它已成为争夺总编辑眼球的“武器”，因它而竞争程度更为激烈，追求时效本身已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永恒主题。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体的咄咄逼人，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时空的距离被打破，使任何新闻信息的传播十分容易,因此，报刊在新世纪更为重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了加强时效性，报刊开辟了《今日社评》、《新闻时评》、《时评》等评论专栏或专版。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也注重新闻的时效性。这些言论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评论，言论与新闻常常是同步见报。例如刊发在200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二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抢抓机遇促振兴》，就是配合当天头版发表的通讯《科学发展看东北》而发的评论；又如2005年7月6日《人民日报》五版的社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配合当天头版刊登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而发表的。都是当天新闻信息的深入，有助于提高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也能更好地吸引公众的眼球。

有的是随着新闻事件的继续，刊发系列评论，这些系列评论同样也很重视时效性。如2000年3月江西萍乡爆竹厂发生爆炸事故，又过了3个月，广东江门市外海镇烟花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严重地威胁着广大职工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已任的工人日报，认真贯彻中央精神，面对上述流血事件，仅隔两天便撰写了一组评论，于2000年7月3日至7日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在全国广大职工中反响极大。

2、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新闻评论的新闻化表现在另一方面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进入新世纪主要体现在“时评”的大量涌现。触及现实，是新闻评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它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

在我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时评热”是198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掀起的；第二次“时评热”是20世纪40年代，以《大公报》“星期社评”为代表掀起的；当前兴起的第三次“时评热”是从1998年开始的。新闻时评为什么会中兴？其原因我认为：一是随着媒体之间新闻同源化的增多，新闻竞争已由独家新闻之争进入到独家观点或独家视角之争的态势，言论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一些市场化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新兴媒体能在短期内成功，时评版的功劳不可没；二是近年来党和国家顺应时代潮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新闻时评的中兴创造了发展条件；三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闻背后的缘由和体制因素；迫切需要传媒去伪存真，帮助梳理与解析；迫切希望媒体有一个公众和专家参与并发言的阵地，人们渴望拥有话语的平等权，在大众传媒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时评的“时”是时事的“时”，更是“时代”的“时”。有的新闻时评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但是新闻评论所强调和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时评就是“因时而评”，“合时而著”的新闻评论，也就是时事短评。如针对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广州日报》在《今日时评》发表了本报评论员苏宁的评论《大学生真能结得了婚吗？》1；针对高考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大事件”，四面八方“优待”考生的事实，《人民日报》发表姜泓冰的时评《从“优待”高考到关注成长》2；针对《广东省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出台，《人民日报》发表郝洪的时评《国企，七十二万年薪高不高》3；针对一些党政干部参加境内境外的活动，社会和国际影响恶劣，可是许多人对干部参赌的严重危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民日报》及时推出士心的时评《干部“沾赌”不可小视》4；不胜枚举。这些时评直面现实、关注民生，新闻性与针对性强，有力地表现了评论的“新闻化”。

二、“多元化”特色

新闻评论的多元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1、新闻评论的话题丰富多彩，打破了多年由上而下的单一声音。现在国内话题不仅有经济建设方面的，还有经济生活、政治、文化、军事、体育、法律、医疗、保健、娱乐等等内容。尤其是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评论如“时代热评”、“人民论坛”、“冰点时评”、“巴蜀小议”、“街谈巷议”、“都市早茶”、“今日谈”、“虚实谈”、“杨柳青”等等五花八门的专栏评论或专版评论层出不穷，而且采用群言型的开放形式，评论队伍除专业人员和学者外，注重吸引群众参与评说，各媒体把为民众鼓与乎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至于国际话题的内容也较以往丰富得多，如美国“9.11”事件，俄罗斯莫斯科人质事件、哥伦比亚飞船、伊拉克战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等等不一而足，涌现出许多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以及分析研究探讨类的国际评论。

2、新闻评论指向的内容不同、对象不同、角度不同。现实生活百花齐放，千奇百怪，众多社会热点、焦点、冷点、疑点、难点常常包含于现实生活发生的各类新闻事件、现象、问题中，而这些，正是备受公众关注的。例如非典型肺炎2003年突然在我国爆发，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也给经济建设带来很大冲击，如何处理好抗击非典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在全力抗击非典的同时毫不放松经济工作？在这关键时刻，《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5，辨证地分析了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全面论述了两手抓的重大意义和如何坚持两手抓等重要问题。再如，近几年学术腐败相当严重，社会上权学交易几成热潮，这一现实人们忧之，于是2003年刚刚结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高官落选院士想到的》6一文抓住“高官落选院士”这一新闻点，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评论，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再如，《中国人过中国节》7从“情人节”之夜长沙街头玫瑰火爆，而元宵节红灯冷清的新闻事实为切入口，以捍卫民族的传统文化；《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8以年末评比各种奖杯的新闻事实入题，旨在转变领导机关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理解拥护支持参与》9则以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农村税费改革入题；再如《急于动武，缺理少据》10则以伊拉克战争入题……新闻评论指向的多元化还表现在对同一事件、同一现象、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评论，如《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马加爵事件的言论；又如各级党报从不同角度发表对“神六”飞天成功的言论。综上述，各种各样的选题立论敢于面对众所关注的多姿多彩的话题，进行激浊扬清、释疑解惑的积极引导，既有赞美歌颂的，也有批评谴责的，既有阐释说明的，也有建议、探讨、争鸣、商榷和研究的。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倍受群众欢迎。新闻评论指向的多元化是时展进步的产物。

三、“平民化”特色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并强调新闻宣传要“三贴近”；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也指出：“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准确、鲜明、生动地宣传中央的精神，应及时、如实、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是衡量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闻评论将弘扬主旋律的出发点和归宿定位在“实际、生活、群众”上，以实现主旋律宣传的平民化、大众化、多样化。我还是以《人民日报》为例。

《人民日报》评论的最大魅力就是平民化，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不分老幼尊卑，大家可以平等地交流思想和看法。就拿我最近读的几篇评论说吧：《查禁“苏丹红”切莫一阵风》、《老虎与牙签鸟》、《引种大有学问》、《破坏环境者该受罚》、《“无声热线”暴露了啥》、《警惕——代表“光环”下的“黑暗”》、《好一个“馒头神”》、《有感于“市委书记公开手机号”》、《用好刘翔》，这些言论话题和素材来自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选题宽，有感而发，或赞叹、或感慨、或愤怒、或不满，针对性极强，往往从某一种现象、某一个“个例”，某一种事由入题，对其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解析，揭示出某种事物的普遍价值和意义，揭示出某类现象所反映的本质问题，站在平民的立场“代民者言”，或民者参与评说。例如黑龙江五常市市委书记肖健春将手机号告知群众，对每一个电话，他都仔细听、认真答，随时处理，使天天有群众上访的市政府，现在面貌一新，一个上访的也没有了，从日接300多个告状上访电话，减少到20多个的事实，评论《有感于“市委书记公开手机号”》高度赞扬了肖健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公仆精神，言论旨在说明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关键是要让民情民声能够有‘给个说法’的地方，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答复。”真是一言中的，发人深省，这样的分析情理相融，理在事中，其逻辑力量和震撼力、说服力都很强。有的言论是针砭时弊，如《警惕——代表“光环”下的“黑暗”》，针砭的是时下有的人追求人民代表的种种“好处”，把代表资格变成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的“护身符”；《“无声热线”暴露了啥》切中的是一些政府部门公布了举报投诉电话，却无人接听的形式主义时弊；有的是于分析和论述中点出问题，如《老虎与牙签鸟》，从自然界合理的奇妙“共生现象”，抨击社会生活中制假、造假、行贿、受贿等等巧妙的“同生行为”，又如《查禁“苏丹红”切莫一阵风》，褒扬中以相关的时弊作背景，通过“扬清”而“激浊”。以上诸篇就事论理，言简意丰，文浅意深，都是百姓关心的问题，都是为百姓利益说话。体现出一股生气、正气、锐气，涌动着一种社会舆论的正面力量。

我们处在急剧变革而又竞争激烈的历史时期，新闻媒体要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更好地担当起引导舆论的重任，必须对“三贴近”有新的认识和突破。现在的贴近与过去相比，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的公众，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媒体群，稍一懈怠，就会有失去市场，失去地位和声音的危险，新闻媒体必须关注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开阔新思路，办好新闻评论。评论的话题不仅要有指导性，注重导向价值，同时还要注重服务价值，从思想观念、方针政策、科学知识、生活消费等体现其服务性，让群众满意、受惠，得到启发。这，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四、“解读”特色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标志着新闻信息由“传播”时代进入“解读”时代。什么是解读？解读，就是媒体分析、说明、解释新闻的意义。即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或政策法规等进行针对性地解读——在评论中安排一节或几节精彩的、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的分析，并提出独到的深刻的见解。深层解读与提供观点相结合，是新世纪新闻评论突出的特点。观点深刻、公正与否，解读深入、准确与否，决定着评论的成败优劣。

全球信息化，经济一体化，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性，使今天的人们难以单凭个人知识和经验对所发生的万事万物做出解释和判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的社会决策需要上升，他们要求媒体分析信息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明确信息的意义，帮助群众发现信息之间的联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因为对新闻信息的深入解读，给受众提供了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观照与参考，使人们对其复杂内涵能有更深更远的理解，对其内在意义和价值能有更准确的判断，使之做出趋利避害理性的最佳选择。例如《免费西湖的启示》是针对一些文化遗产景点门票涨价后，不少景区景点也争相效仿，在门票价格“涨”声一片里，杭州却推出“免费西湖”，二十四小时免费为游客开放，此举使杭州市旅游收入大幅增涨，西湖免费开放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该文解析道：“景区景点是一些地方的‘金饭碗’，但怎么用好这个‘金饭碗’，眼界不同，思路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一些地方提高景区景点门票价格，也能增加收入。但一味提高门票价格，往往会适得其反，不仅增加游客经济负担，也未必能发挥‘金饭碗’的作用。风物长宜放眼量，思路一变天地宽。杭州人正是用一种全面的、发展的、长远的眼光看待西湖这只‘金饭碗’，看到了‘免费西湖’聚‘人气’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力，靠精明的经营，带动整个杭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里，我们也不是倡导旅游景点都‘免费’，而是说，杭州的‘旅游经济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景区景点综合效益最大化的有益思路，值得借鉴。”

评论的力量在于理性的力量，在于它的思想穿透力，理性的力量最终要靠深刻独到的观点取胜。理性倡导的是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科学精神，理性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复苏和高扬是新世纪新闻评论的可喜变化。所谓“批判”就是发现、分析、鉴别时展中的问题。面对困惑人们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新情况，新闻评论要不盲从，不跟风，不炒作，不虚浮，坚持思想的独立，人格和精神的独立，凭借评论自身魅力体现高度，体现深度，体现生命力,竞争社会影响力——这，应是媒介言论发展的一个方向。如《从马德卖官说“机制”建设》一文，见解十分深刻、独到。该篇从引人注目的马德卖官案入题，为什么马德一方面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一方面又大肆卖官？为什么有关制度在“一把手”面前频频失灵？甚至起到了使卖官“合法化”的反作用？言论对这一触目惊心、令人深思的问题进行了独立思考，深层解读，进一步探讨行之有效的“选人用人及监督的机制”。

信息时代的媒体竞争，不仅是新闻题材的竞争，更是在对新闻事件、新闻题材总体把握上的新闻解读之争，进入新世纪的新闻评论更追求对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全局性的、前沿性的新闻事件作深度解读，为公众提供“独家”观点、“独家”角度、“独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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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相结合的特色

在新闻传播中，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是两种基本的传播手段，在引导舆论与反映舆论等方面二者各有特色，不可替代。随着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新闻评论和新闻报道正由各自独立呈现出相互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传播“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有机地结合。常见的形式是：

1、配合

配合就是指言论与新闻同时见报的形式。传统的新闻观点认为评论只是就新闻发议论，最重要的是表达观点，传达意见性信息。言论与新闻同步见报，说明评论已突破旧新闻观，重视新闻性信息对评论的作用与影响，重视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的结合。有道是新闻评论是以新闻为前提，有了新闻方有评论，一实一虚如鸟之双翼，不可或缺。言论依托新闻报道而发表，如评论员文章、短评、按语等，以发掘新闻背后的深层价值和意义，从而强化新闻宣传的导向效应，提高新闻传播的有用性与有效性。

刊发在2005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一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在改革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就是针对北京歌舞剧院由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成功改制为多种经济成分的股份制企业，专门为同日发表的通讯《歌舞旅游结合盘活存量资源开拓演出市场（引标）让“北歌”插上腾飞翅膀（主标）》配发的评论。“北歌”在国内外文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探索出一条发展文化产业的新路子，“北歌”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人民日报》抓住这个关键时机发言，旨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以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再如，2005年4月5日《人民日报》一版的短评《沉甸甸的分量》就是配合当天的通讯《一位基层共产党员的答卷》发表的，该言论不仅为新闻报道“点睛”提神，也增强了言论本身的新闻性和可信度，强化了引导效应，延伸了报道思想。

2、融合

最常见的形式一是新闻评论中直接输入作者所见所闻的新闻性信息和事实，以此作为立论的由头和依据，缘此引发议论；二是在新闻评论中运用事理交融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这种难度较大的论述方法在新闻述评等评论写作中常用。

例如发表于2005年1月20日《团结报》“今日杂谈”专栏陈鲁民的言论《金庸辞职与高校“追星”》，篇中输入了武侠小说名家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的新闻信息，盛赞金庸激流勇退，有自知之明，杂谈以此为由头，对国内高校热衷于“追星”、攀名人，而明星又喜欢当教授的媚俗之风进行了有力的针砭，进而联系世界上著名大学哈佛，牛津等不媚俗的风骨进行深刻的解读，把传播新闻性信息和意见性信息有机地结合，由事入理，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新闻与政论融合一体，渗透力强，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

再看融合的第二种形式----事理交融夹叙夹议，即在叙事的基础上生发议论，又在议论中穿插叙事，使具体的事实与抽象的议论有机地结合，以体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和升华的过程。如《大科学时代呼唤大科学家》是一篇体现时代特色的佳作、力作。新形势科研工作注重强调团队化和组织化，因此有人断言，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个人的作用已经不甚重要了，该文有力地论述了大科学时代不仅未削弱科学家的个人作用，而使个人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和突出。言论从“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提出“大科学时代呼唤大科学家”的深刻观点，并列举了“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等几个典型事例，运用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在点与面的结合上开掘深度，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充分揭示和论证中心论点，深化报道思想。

六、“小型化”、“版面化”特色

传统的新闻评论以大型为重，动则几千字。八十年代后，新闻评论开始呈现出小型化的发展态势，突出表现在专栏小言论兴起，进入新世纪，新闻评论小型化、版面化趋势更强，主要表现在：

1、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小型化、版面化

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作为代表报社、刊物或通讯社编辑部，就当前国内外重大事件、事变或问题表明立场观点的指导性言论，写作时当然需要一定的篇幅，传统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短则二、三千字，长则数千言，如今，报纸对社论进行革新，降低“门槛”，把社论从节庆日或重要事件的“专贡品”回归到新闻评论的初始功能，改变报刊评论唱“独角戏”、垄断话语权，“大而长”、“论而不争”的局面，打破“栏”的界限，让言论版面化、小型化，尤其是市场化报纸。就拿广东说吧，《南方日报》增设了“观点”版，《羊城晚报》增设了“时评”版，南方都市报言论占了两个版，由“社评”和“来论”组成，《南方周末》开设了“众议”和“视点”专版；就全国而言，《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北京青年报》的“每周评论”，《北京晚报》的“新闻快说”，《工人日报》的“新闻评论”，《检查日报》的“法制评论”周刊，《新京报》的“社论•来信”和“评论”版，《21世纪经济报道》还辟有两版的评论专版，等等。各媒体主动吸纳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使言论版或言论栏目成为意见多元、观点丰富、思想活跃的开放论坛，评论文章以中小型为主、大中小结合，积极向“短而精”的方向发展。

2、小言论受重视

小言论又称为袖珍评论，微型评论，因其篇幅短小，取材广泛，有的放矢、事理融合、以小见大，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倍受读者的青睐。1980年1月2日《人民日报》开办“今日谈”小言论专栏后，全国各地新闻媒介纷纷仿效，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小言论专栏，长的五六百字，短的二三百字，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神奇魔力。除新闻性小言论外，思想性或经济类的专栏小言论也日渐兴旺，如点评，随感、漫笔、琐谈、杂谈、絮谈等小言论走俏各报报端，使受众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新闻评论向小型化、版面化发展，究其原因：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更欢迎短小精粹的言论；而小型化、版面化的言论也适应了当代社会新闻媒体自身激烈竞争的需要。如今新闻已很难“独家”获得,而“观点”可以“独家”产生——这样一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都要在言论上大显身手，崭露头脚，张扬个性。时代呼唤着具有直接而鲜明的指导意义的新闻评论的强化。

各种新闻评论文体小型化趋势会越来越强，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是可喜的，不过小言论要写好亦非易事。言论小型化易犯言之无物，缺乏深度的毛病，作者须善于概括、精心提炼、舍得删改。我们强调新闻评论的小型化，并非唯“小”就好，唯“小”就高，不可因短害义。一篇评论，从选题到写作，从地位到作用，都应有自己的特点，有了特点，才有优势。

七、“形象化”特色

人们都爱看电视、电影，因为电视、电影是以视觉形象为主的艺术，展示的内容都是用画面，具体可见，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金牌专栏，一方面靠央视的公信度权威，另一方面就是靠其形象的吸引力、冲击力，常常一两个画面胜过千言万语，把难以言说的事实表现得清楚明白，为了实现有效传播，我们要把形象化引入新闻评论写作中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论家胡乔木在《要加强地方报纸的评论工作》中说：“形象的思维是回忆、想象，逻辑的思维是判断、推理。艺术家靠形象的思维，科学家靠逻辑的思维。我们报纸工作人员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科学家，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科学论文，而是面对着广大的群众说话，写的是有关当前问题的评论，所以就要两样都有点——既要有形象的思维，又要有逻辑的思维；既要有抽象的说理，又要有具体的形象。”如果作者能在言论中寥寥几笔勾勒一两个形象，或者在篇中加“故事”，寓理于事，顺事成理，就可使评论满篇生辉，增千钧力，使受众在阅读过程中获得道理、知识、情趣等多种启迪和愉悦。

请看2003年5月2日《新民晚报》发表的评论《国旗分外红》中的两节文字：

出租车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上海的出租车上几乎都出现了五星红旗；鲜艳的国旗很快也在众多的私家车上出现，商店、小巴，甚至于工地……那一片特殊的红色，染遍了整座城市。

……双休日，孩子手里的气球变成了一面小小的国旗；上班族的西服上，一枚鲜红的国旗胸针格外引人注目；办公室的案头，精致的国旗与家人的照片并排而立；特殊的日子里，巨幅国旗自大厦顶端悬挂而下……形象思维通俗地说，就是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把它生动活泼地描摹出来，使之具有可感性。上面寥寥几笔勾勒的各个红旗画面，有力地表现了非典时期全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评论中形象思维用得好，可使艰深的理论通俗化，把事物复杂的关系形象化，其感染力胜过逻辑的说服力。再如《中国主权不容侵犯》，为了说明中国人民的感情不可侮，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针对美方的霸道行径，连用三个比喻说理：“中国领土绝不是哪家军队随便溜达的‘后花园’，中国领海绝不是哪家舰船随便游弋的‘游泳池’，中国领空绝不是哪家军用飞机随便进出的‘空中走廊’。”一个严肃的论题竟然写得如此生动形象，其感染力胜过多少逻辑的说服力!

我曾在专著《艺术与创新》中写道：“文字新闻中的视觉形象，是当前与电视，广播新闻竞争的强有力的‘武器’。”报刊新闻评论面对广播评论、电视评论、网络评论的严峻挑战，单靠逻辑思维的说理论述是难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难以满足群众化的需求，在新闻评论中重视形象思维，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在渗透力上下功夫，可大大地提高传播效果。

注释：

1《广州日报》2005年3月31日“今日时评”

2《人民日报》2005年6月9日“人民时评”

3《人民日报》2005年6月10日“人民时评”

42005年1月18日

5皮树义施明慎潘岗《人民日报》2003年5月8日

6张帆《科技日报》2003年8月29日

7李万寅《长沙晚报》2003年2月16日

8毕政《吉林日报》2002年12月31日

9杜时国李迎春《河南日报》2001年4月6日

10古平《人民日报》2003年3月11日“国际评论”

11石国本《人民日报》2005年3月31日“不吐不快”

12郭振业《人民日报》2005年3月29日“金台随感”

13耿福全《人民日报》2005年4月5日“今日谈”

14陈芳丛峰谭浩《人民日报》2005年4月6日“法制纵横”

15吴龙贵《人民日报》2005年1月18日“读者论坛”

16士心《人民日报》2005年1月17日“时代热评”

17吴兴人《人民日报》2004年6月10日“人民论坛”

18姜云宵周广路《人民日报》2005年3月29日“时代热评”

19钟文《人民日报》2005年3月31日“体坛走笔”

20江南客《人民日报》2005年4月4日“人民论坛”

22士心《人民日报》2005年3月29日“今观察”

23周文斌《光明日报》2005年6月30日“科技时评”

24《胡乔木文集》第3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新闻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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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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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文辉.精确新闻报道[M].正中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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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注释：

[1]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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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杰克·海顿.怎样当好新闻记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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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雄.新闻报道和写作的新纬度[J].江苏社会科学，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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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詹姆斯·阿伦森.新闻采访和写作[Z].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1980

新闻理论范文篇5

*陆定一对新闻报道(作品)的定义中包含着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但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

*“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与“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中。

*新闻不是事实的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不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决定因素不是事实本身，更不是传播者或传播媒介，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知”的需要已经事实本身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

*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

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

——威拉德·蒯因

在后现代主义消解本质、价值虚无的一遍喧哗声中，谈论“本体”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反观整个二十世纪哲学思潮，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们所竭力回避的东西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自康德以降，本体论似乎已不再成为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但它却以各种变化了的形式或隐或现地出现在各色各样的哲学体系或理论之中，因为本体论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实在是人类对大千世界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无限追求，也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得以建构的基础。

新闻学引入“本体论”范畴绝非故弄玄虚，它是人们对新闻的实质进行刨根究底追问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们对新闻及其现象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无限追求，同时也体现出新闻学在其自身建构中对“基础”的重视。

本体指向终极的存在，展示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与“现象”相对；本体论则是对本体加以揭示和描述的理论体系。不言而喻，新闻本体论关心新闻及其现象的终极存在，是对新闻内部质的规定性的揭示和描述，它要追问新闻“名”下藏着的“实”，试图从根本上回答新闻是什么的问题。

一

新闻学研究中明确引入“本体”的范畴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对“新闻本体”的实际探索则贯穿于新闻学研究之中。这种探索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众说纷纭的新闻定义中。

关于新闻定义，据说近200种。但近年来在各种文章、著作中出现比较多的，因而也是较有代表性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

·新闻是······报道，或传播：

“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新闻是······意识，或“意识形态”：

“新闻是新闻工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报道新闻事实，并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评价，以影响社会舆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

·新闻是······信息：

“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

·新闻是······事实：

“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喻权域《与香港同行谈我们对新闻工作的基本看法》）

仔细考察这些定义，不难发现，其实它们的“所指”并不相同。陆定一同志的定义指向新闻报道（作品），吴高福先生的定义似乎指向新闻事业，而宁树藩、喻权域两位先生的定义则指向新闻事实或新闻信息本身。暂时撇开吴高福先生的定义，另外两种定义恰好与现代汉语中“新闻”一词的两种主要涵义相吻合：一是由有语言、文字、图象等符号构成的新闻报道或新闻作品，如“全国好新闻评选”中的“新闻”；二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或信息本身，如“世界十大新闻”中的“新闻”。应该说，新闻学中“新闻”一词所指不明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新闻学论著中，“新闻”名下就同时包含着“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和“新闻纸所登之新闻”两种所指。到了四十年代，陆定一同志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对“新闻”的两种所指作出区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陆定一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唯物主义的新闻观，强调了事实的重要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是非，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实际新闻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也许正是由于对“新闻”和事实这种严格的对象式区分，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在其以后的建构和发展中，渐渐演变成新闻报道学：作为“本源”的事实在这种“新闻学”中是一种不言自明、无需追究的先在的设定。它是“新闻”的来源，却不是“新闻”；它虽然客观地存在着，但没有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则一无所用。极而言之，这种“新闻学”中的“事实”颇有些像康德认识论中的“物自体”，设定它的目的仅仅是为感性提供一个经验的来源，或者具体说，仅仅是为“报道”这种空洞的“形式”提供一种“质料”。当事实在“新闻学”中完成了这一使命后，便被放到了一边。“新闻学”真正的逻辑起点和全部建构“基础”落在了“新闻报道”上。于是，在陆定一同志那里“第二性”或“在后”的东西，“新闻学”研究中实际上成了“第一性”或“在先”的东西，而“第一性”或“在先”的东西则被放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新闻学研究中“主观化”的倾向在这种理论建构中有了自己的藏身之所。

不过，在我看来，一个词在一定的理论体系中作为概念出现时，其涵义比它在日常用语中作为普通名词出现时的单纯指称意思要丰富得多。因此，仅仅从名词的所指方面来理解陆定一同志的“新闻”显然是不够的。原则上说，“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属认识论范畴的命题，但这个命题中则包含着本体论的前提，而且这个本体论前提是陆定一同志十分重视并反复强调的：“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问题在于后来的研究者仅仅把新闻“本体”作为一种先验的设定，而不再加以追究，以至于造成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对新闻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真实、新鲜、公开等一系列表明的“现象”上。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新闻”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这似乎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在于揭示被“新闻”指称的对象为什么就是新闻，是什么东西决定这些对象成为新闻的。只有这样，新闻理论的触角才能穿透新闻“现象”的表层，进入它的实质，发现它的“本真”。也只有这样，新闻学才能找到自身建构的坚实“基础”。但实质也好，“本真”也罢，不应该是一种预先的设定，而应该在“本体论”的追问中加以揭示。

二

吴高福先生正确地指出了本体论之于新闻学研究的重要性：“新闻的本体论问题，是新闻学中最基础的理论问题，也是解决新闻学中一系列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以往，新闻学研究中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1]但吴先生关于“新闻本体”的基本观点是我所不能苟同的。

吴先生关于新闻本质（本体）的基本看法前文已引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吴先生的具体论述。根据吴先生的观点，新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于新闻本质上是一种意识。那么，新闻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呢？吴先生似乎是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的。首先，吴先生对无限多样的现实世界做出一分为二的划分：一类是物质世界；一类是精神世界。接着，吴先生便提出了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问题：“新闻这种现象是属于物质世界，还是属于精神世界”[2]？我觉得，物质和精神在辨证唯物主义那里并非是两个彼此对立的世界，而是一对关系范畴。他们的对立只是在解决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3]辨证唯物主义之所以可以克服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满足于对物质和精神做出知性的区分，而是理性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达到把某种差别作为环节包含在自身之中的一致。显然，吴先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只看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但吴先生没有从这种对立中发现物质的决定作用，而是“发现”了新闻现象的归属），却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来就没有什么脱离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正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吴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吴先生“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4]的结论是一个我所不能接受的结论。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吴先生之所以认为新闻是一种意识，还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任何事实本身，并不是新闻，只有当它为人们所感觉、报道，或相互传播，才是新闻。”[5]不难看出，上述物质和精神的形而上学式的对立在这里转换为“事实”与“新闻”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形式逻辑上引出的必然后果是：如果承认“事实”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比如要承认“新闻”是一种精神性的意识。然而，在我看来，根本不存在脱离“事实”的“新闻”，就像根本不存在脱离物质的精神一样。“事实”固然需要人的感觉和传播才能成为“新闻”（报道），但“新闻”决不就是感觉和传播本身。恰恰相反，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新闻本质上是被感觉和传播的事实，而不是对事实的感觉和传播。我不明白吴先生既认为“事实本身不是新闻”，为什么却认为感觉、报道或传播本身就是新闻呢？其实如果把感觉、报道或传播视为某种“形式”，它们可以被纳入各种内容，而唯有纳入“事实”这一内容后，它们才有可能成为“新闻”（报道）。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一回事，内容决定形式又是一回事。就像存在与意识的统一是一回事，存在决定意识又是一回事一样。而唯物主义本体论首先要确立的是后一个命题。从后者看，“新闻”之所以为新闻在于它报道了事实。就是说，是事实决定了“新闻”成为新闻。作为个体的事实的确有赖于人的感觉才与人发生关系，才对人构成意义。但正如列宁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们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感觉的复合’=物体；‘世界要素’在物理和心理方面是等同的；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等等），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6]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认识论和本体论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范畴。它们在不同层面上回答思维与存在、精神（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本体论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意识）和物质，哪一个是根本（本原）的问题，认识论问题则是思维是否反映现实，能否正确反映现实以及怎样反映的问题。“用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7]因此，我们说，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离开了一定的本体论前提，认识论的内容立即就会变得含糊不清；而把认识论本体论化，则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说陆定一同志是从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出发，在认识论上正确地说明了“新闻”（报道）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吴先生则完全抛开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前提，直接从一般认识论中得出了关于新闻本质的错误观点。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还想简单谈谈吴先生从“新闻是一种意识”到“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论证。在吴先生看来，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人的意识从本质上看都是社会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这种意识活动具有社会意识的性质”；“社会意识……一般称为社会意识的多种形态”；“因此，从本质上说，新闻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8]，如果根据吴先生的这种观点看，全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具有社会意识的性质。倘若吴先生真的作如是观，那我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它说明吴先完全是从特定的描述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根据俞吾金博士的研究，马克思基本上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俞博士把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定义为：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9]当年王中教授，葛迟胤先生撰文反对说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从这一含义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

三

我认为，在对新闻本质的探索中，宁树藩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启发性的。

宁先生是国内研究新闻史的专家。他对新闻本质的思考和探索不是从一般的哲学原理出发，而是从具体新闻文体的形式、演变和发展出发。这当中蕴含的一个基本思想值得注意：各种新闻文体只是新闻的表现形式，新闻的本质存在于新闻文体这种“现象”之中。“现象”往往遮蔽着“本质”，但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本质”。宁先生在比较、研究各类文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道：“新闻文体系列——消息（又分电讯、简讯、综合消息等）、通讯（又分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旅游通讯等）、特写、报告文学、答记者问、新闻公报……等等，是怎样形成的？什么因素把它们贯穿在一起？一句话，它们是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形成的，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将上述新闻体裁系列贯穿在一起。传递新闻信息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是新闻文体呈现多样化的外部因素。”，“再从新闻文体的结构看，新闻导语、‘倒金字塔’、‘五个W’等等，是人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以导语论，它的产生是由于适应人们对于新闻首先在了解重要信息的需要。至于新闻报道中的五个W，它反映了新闻信息本身存在这五个方面的联系，它的提出，积极体现新闻信息传播的根本要求”。还有，“我国早期的消息（新闻文体）写作，由于受传统的写作影响，其顺序往往是从人到事、从近及远、从原因到结果，和后来的消息写作顺序恰恰相反。是什么力量将这种写作顺序颠倒过来？是传递新闻信息要求。”[10]经过这样的分析，宁先生得出“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的结论。

与那种从一般哲学理论演绎出“新闻质的规定性”，然后再用具体的新闻作品加以说明或证明的做法不同，宁先生未对新闻及其本质进行任何先在的设定，而是直接从具体的新闻“现象”入手，并透过“现象”，直逼新闻的“本质”。在宁先生的分析中，各类新闻文体或各种新闻作品的外在的、非决定性的、作为“条件”出现的，因而也是变动不居的东西被一一拂去，而新闻作品内在的、决定性的、作为“根据”出现的，因而也是恒定的“质”被揭示出来了；在宁先生的结论中，事实（或事实的信息）不仅只是新闻的认识来源，而是新闻的内在根据；传播新近事实的信息不再仅仅是某种手段，而是新闻传播活动区别于其他所有传播活动的实质。我认为，宁先生在追寻新闻本质（体）时所采用的独特方法，使他的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宁先生对新闻的基本认识不仅较其他人深刻，而且也是对唯物主义新闻观的有力支持和重新强调。这对纠正新闻学研究中时常出现的“主观化”倾向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必须看到，新闻现象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人类社会与生共存，密切相关。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那种试图仅仅从事实本身追寻新闻本体，那种企图把人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需要彻底排除在新闻本体之外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不赞成把新闻定义为“新近发生和变动的事实。”不仅如此，我还觉得，宁先生在“新近事实的信息”前面所加的“被报道（或传播）”也还没能真正揭示出新闻与人类社会的根本联系。

当哲学本体论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完成了从外在世界对象式的追溯到对人类自身需要、价值实践性的探索的转折后，新闻本体论研究难道不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什么吗？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切纯然客观存在的东西如同纯然主观的东西一样，一旦脱离了人类实践就不具有存在论上的意义。

在对新闻本体的追索中，“事实”或“事实的信息”对新闻作品的决定性作用已经被揭示。这就是说，是“事实”及其信息使这类作品成为新闻作品。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是什么使“事实”及其信息成为新闻事实或新闻信息的呢？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新闻事实，也不是所有经报道或传播的事实就是新闻事实。换句话说，“事实”及其信息固然可以把一般作品和新闻作品区分开来，那么区别一般事实与新闻事实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于“新闻本体论”来说，宁先生从作为“现象”的新闻文体或新闻作品中揭示出的其实是另一种“现象”，只是这种“现象”离“本质”更近了。在“事实”或“事实的信息”背后必定还有什么“东西”，否则就不可能有“事实”与“新闻事实”之分。现在我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着哪些事实是新闻事实，哪些不是新闻事实？显然不是报道或传播。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决定事实为新闻事实的“东西”称为“新闻品质”。我认为，不具“新闻品质”的事实，即使报道或传播了也不是新闻，或者说只是徒有新闻之名；相反，那些具有“新闻品质”的事实，你不去报道和传播它们，只能说明你缺乏眼光和失职，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新闻。当对新闻本体做这种进一步深入的追问是，我们恐怕不难发现，新闻本体并非是一种脱离于人的对象式的纯客观存在。追寻新闻本体的人其实包含在他所追寻的对象之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难所在：一方面我们要为新闻的终极存在寻找到一个客观依据；另一方面我们则惊讶的发现，这种客观依据其实与我们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在这一困难面前，唯心主义无能为力，旧唯物主义也无能为力。而实践唯物主义则能够为我们指示出一条通向目标、不断延伸的道路。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

四

纵观整个新闻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似乎与新闻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但究竟什么是事实，我们不仅没有深入追问过，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集中表现在：只看到事实的客观自在性，与精神或意识的对立性，而没有看到它的“为我性”或“社会性”，它与精神或意识的同一性。在建国以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学论著中，甘惜分先生便对事实做出这样的规定：“事实…..必须是在我们主观之外地存在着的事实。”[11]随后，有人干脆把事实视为“客观存在的自在之物”[12]，到了九十年代，关于事实的这种片面认识似乎没有丝毫改变。例如：“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自在的东西”[13]，“事实是自然的存在物，具有客观实在性”[14]，“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物”[15]。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成了它自身发生、发展的自然史，成了默写物理和化学属性的总和，它不仅对人而且对动物都以绝对同一的方式呈现着。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本身作为“存在物”无法移动半步，而只能通过一种类似能量、质量的物理属性——信息来扩散或传播；也正是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与新闻实际上被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事实不是新闻，而是一个“自在的东西”；新闻是事实的反映，属于“精神世界”。

我认为，新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能脱离人类社会来谈论“事实”。新闻学谈论的事实根本不是那种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与人的社会存在一刻也不能分离的事实。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相信“自在事实”的存在[16]，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认为这种“事实”只有当其被作为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经验和认识的无穷无尽的源泉时，才有绝对的理论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能够谈论的只能是那些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与人相遇、被人感知的事实。它依存于人类社会，却并不依存于某人或某集团的主观意识；它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下面让我们对这种事实做一些具体分析。

事实不同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不是某种对象式的实体。正如罗素指出的那样：“当我谈到一个‘事实’时，我不是指世界上的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指某种性质或某种事物有某种关系。因此，例如我不把拿破仑叫做事实，而把他有野心或他娶约毖芬叫做事实。”[17]维特根施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也对事实与事物作出类似的区分。的确，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事物，人们只是有一个概念来反映，并用一个词语来表达和指称；而对于事实，则必须用一个判断来反映，并用一个句子来表达和陈述。因此，我们说，事实并不像事物那样，是某种对象式的实体，而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实际情况（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正因为如此，作为社会存在的事实，不能仅仅是某些性质和关系的纯粹存在，它还需要人在具体的经验中对其中的性质和关系进行确定。一种事物往往有多种性质，这些事物性质之间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人只能对其中的某些性质和关系做出确定。现在，我们似乎还不能简单地说“事实是主客体的统一”，因为这样不仅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还可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事实作为经验对象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但作为经验内容却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许多人在这里陷入一个自德谟克里特时代以来哲学界争论不休的悖论：同一个东西，却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地方——既在外部空间，有在人的心灵里。根据一般的逻辑，这似乎不可能。因此，有人断言，那肯定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两个东西。新闻学研究中“事实”与“新闻”的对立，其根源也在这里。本世纪初，威廉.詹姆士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揭示了这个谜底：“这个谜归根到底和一个同一的点为何存在于两条线上的谜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点处在两条线的交点上，它就能够同时存在于两条线上。”[18]我认为，抛开詹姆士的基本哲学立场，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事实看作人在实践活动中与事物自身的一系列性质和关系相遇的某个“点”是合适的。作为社会存在的事实正是处在这两个进程的交点上：一个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认识或思维进程，一个是事物自身性质、关系的自然进程。两个进程分别把事实连结到不同的组里，使它既属于这一组，又属于那一组。在这种情况下，把事实归入任何一组看似都有道理，但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唯有在上述两个进程的交点上才能真正把握事实。

根据上述观点，事实必然包含两种成份：客观成份和主观成份。那么，如何看待事实的客观性呢？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事实的客观性与社会性是统一的。脱离人类社会的客观性与脱离人类社会的主观性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人总是根据自身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条件来经验和断定事实，他无法超越这些条件去把握绝对客观的事实。一句话，人是在社会共同认识的范围内来界定事实的客观性的。我这样说也许太抽象，那就让我从对事实的具体分析中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把。先看“单元事实”，维特根施坦把它称之为“原子事实”，指分析事实的最小单位，它本身不可能再分解为任何事实。“单元事实”具体的表现形式当是主词和谓词构成的陈述，如“北平解放”、“拉宾遇刺”等。陈述中的主词当有一定的实指性，或指向某个人，或指向某个物，或指向某一地区，或指向某种现象；谓词则是对主词所处某种状况的断定，没有明确的实指性。一般看，主词的客观性似乎不构成问题，[19]关键在谓词部分，因为任何“断定”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认识形式。正是在这套形式上，许多哲学家伤透了脑筋，康德的认识论几乎就是为了它而展开的。这里我只能原则性地说明一下我们的观点。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所具有的一切心理结构和认识形式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在漫长的社会实践（首先是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得的。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形式不过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无数次感知经验的不断保存、积累，最后内化、凝聚和积淀的结果，它对全体人类社会来说具有普遍的“通约性”。就是说，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是用这套感知形式来断定事实的，而这种断定又是为其他人所承认和理解的。例如，“北平解放”中的“解放”，“拉宾遇刺”中的“遇刺”，我们都承认并理解它们的意思。因此，“单元事实”中谓词的客观性便在人类社会认知形式的普遍“通约性”中得以存在。再看“多元事实”，维特根施坦称“复合事实”，它是几个“单元事实”组合而成的。由于“多元事实”原则上可以拆卸为一个个“单元事实”，如“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便可拆卸成二个“单元事实”，其客观性似乎不用多说。[20]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想，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事实”与“新闻”的同一性问题。因此，下面的结论也许就不会显得太“离经叛道”了：新闻不是事实的什么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不属于“精神世界”。新闻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这才是新闻与哲学、文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过去对新闻本质的理解当是对新闻作品（报道）本质的理解。新闻作品是具体的个人或集团对新闻的物化反映形式，它依存于这些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意识，属“精神世界”，因此新闻作品自然不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而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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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说新闻就是事实当然不等于说事就是新闻。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中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是长期困扰新闻理论界的又一难题，也是新闻本体论所要解决的、带有实质性的问题。过去理论界试图从二个不同的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从定义的层面上，通过定义的“种差”解决问题；二是从价值的层面上，通过比较分析“新闻”的特性解决问题；三是从价值的层面上，通过“新闻价值”理论解决问题。据此，有人反过来认为，三个层面实际上所要解决的是三个问题[21]，而不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仅仅从理论研究的需要出发，在不同的理论层次上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或三个方面，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无论分几个方面，它们在根本上却是同一个问题，即哪些事实才是真正的新闻。事实上，仔细考察一下上述被分别放在不同层面上解决的问题，它们最终得出的某些结论往往有许多相似甚至重合之处，如“新鲜”、“公开传播”、“重要”、“变动”、“显著”、“共同关心”等等。这从一个侧面也能说明，它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是同一的。因此，在新闻本体论中，或者说在新闻学的“元理论”中，新闻的定义、特性、价值本质上是统一的。[22]哪些事实才是新闻？或者说哪些事实具有“新闻品质”？“新闻品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理论界观点不一；但从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我们似乎可以清理出两条思路：一是从“事实”本身考虑问题，二是从传播者方面思考问题。先看前者，从事实本身思考问题的同志显然强调的是“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认为不是传播者的主观意志，而是事实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决定该事实成为新闻。这在一定意义上看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把事实身上体现的某些属性当作该事实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当作可以脱离人类社会而单独存在的东西，那就错了。以“新闻”和“重要”为例，有人认为：新闻必须新鲜，就像水果上市一样，必须快摘、快运、快售，否则就会因腐而失去其甘美。[23]新闻必须新鲜，这当然不错，但新闻的新鲜与水果的新鲜却有质的不同。后者是一种完全不依赖于人的纯自然属性，它对不同的人甚至动物都以绝对同一的方式呈现自身；而新闻或事实的新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属性，它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单独存在，必然因人而异。将事实向人呈现的某些属性当作其自身固有的东西，这一思想在我们的新闻学论著中并不少见。早在八十年代初，甘惜分先生就流露过这一思想：“有了事实，有了发生于某地最新的重要事件，还并不等于有了新闻。如果在遥远的荒芜人烟的地区发生了一种重大的自然现象的变化，而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更没有任何人把这件事传播开去，这件事就算湮没无闻，它构不成一种新闻。”[24]到了九十年代初，刘建明先生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这个说法。[25]显然，上例中的“最新的”、“重要”或“重大的”被视为事实本身所固有的某种自然属性了，它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然而，事实的新旧或重要与否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事实是否新鲜是相对于我们的经验和认识而言；事实是否重要是相对于我们的社会实践而言。其实，甘先生之所以会事先设定他所想象的那个事实是“最新的重要事件”，正是由于他已经在观念上把这一事件与人类社会联系起来了。的确，不与人发生关系的事实不可能成为新闻，也不可能具有什么“新闻品质”。那种仅仅从事实本身的固有属性寻找“新闻品质”的做法，如同仅仅把事实看成“客观自在物”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旧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曾经批评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竞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26]一些资产阶级新闻学者确实抓住了旧唯物主义的弱点，在发展“能动的方面”的同时，积极贩卖他们唯心主义的货色：“事实的现实性并不是事实本身的属性，而是人们在关心事实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观上的感觉”[27]，“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内的假构是真实。社会的事实，经过新闻而凝固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因而，对于我们，在新闻上所显示的世界是真实；不在新闻上所显示的实在毋宁是虚伪。”[28]

再看第二条思路。平心而论，从这条思路出发的大多数同志本意并不在探讨“新闻品质”，而在讨论“事实”到“新闻”的转化过程，或讨论“事实——传播者——新闻”三者间的关系。但由于他们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依然在于“事实”与“新闻”的对立，新闻传播者自然会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逻辑自身的发展，新闻传播者必然会被认定为从“事实”到“新闻”的决定因素。在这些同志看来，事实要成为新闻，离不开传播者的反映、报道或传播。因此，在各种新闻定义中，报道和传播要么成为新闻的“属”，要么成为新闻的“种差”。西方甚至有人认为：“我认为是新闻的就是新闻”。[29]这样一来，哪些事实是新闻似乎完全取决传播者的主观意志或传播行为了。于是，新闻工作似乎成了新闻工作者自由一直驰骋的天地，新闻机构仿佛成了新闻活动的主宰力量，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成了由新闻机构来款待的客人。请看：“在事实、新闻机构、群众三者之间，事实是材料，新闻机构是媒介，而广大群众是新闻机构的服务对象。广大群众是否能够知道某种新闻，是否能够得知事实的真相，决定于新闻机构拿出什么样的产品——新闻来款待它的工作对象。”[30]于是，“大众媒体”成了新闻本质的决定因素，在“大众媒体”面前，不仅“新闻”成了被“规定”者，而且事实也变得苍白无力了。请看：“就新闻来说，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的运作，没有它运作的动力和目的，事实本身并不能成为新闻”，“对于新闻学来说，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比之事实本身更值得关注，因为正是它决定了新闻的命运”，“我们一直不敢正视大众媒体对新闻的本质的规定，是因为我们害怕遮蔽了新闻神圣的‘客观性’的要求。”[31]这里，我实在不能用太多的篇幅来讨论后来这位作者对新闻理论问题所做的“重新思考”，而只能用两句话重申一下我所坚持的“陈旧观点”：不是有了“大众媒体”才有新闻，就像不是有了医院才有病人一样。“”控制下的“媒体”的确以其“运作的动力和目的”“决定了新闻的命运”，“事实本身”在他们的目的面前的确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历史和人民却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看来，“新闻品质”的根源既不在事实身上，更不在传播者身上。那么，“新闻品质”究竟在哪里？

六

新闻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新闻活动作为一项社会活动，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首先是以使用和制造工具为基础的客观物质实践），“新闻品质”也是根源于这种实践。关于“新闻起源”，国内学术界没有太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人类社会实践中发现“新闻品质”，并对这一品质做出理论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32]。人在实践中必然产生对自己实践环境的“知”的需要，同时又通过实践来满足这种需要。就是说，“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33]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上述“知”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一起包含在实践过程中，其中不存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绝对分辨准则。第二，不能仅仅从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看待这种需要，更重要的是从社会“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看待这种需要。如果仅仅从前者出发，我们所说的那种与人类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不可分割的需要就会被生硬地剥离开来，变成一种纯粹的主观心理“欲望”。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把握这种“需要”的本质：它是人类为了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需要”，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知的需要”的总和，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我们新闻学中常说的“受众需要”本质上就是这种需要。它不以传播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因“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而改变。不是传播者的主观意识决定这种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决定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也不是“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决定这种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决定“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这是被大量的新闻实践所检验和证明了的真理。

所谓“新闻品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实就是上述客观存在的社会“需要”。在具体的新闻活动中，新闻传播者正是根据它来判别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我们常说的“新闻价值”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它来决定的。这里，我不得不涉及以下新闻学中的“客观性”问题。我们过去谈论“客观性”大多着眼于尊重事实。我认为，“客观性”除了要求在新闻报道中要尊重事实外，还要求在新闻实践中要尊重人民群众“知的需要”。但不可否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难免发生“理想与现实的断裂”。那么，我们是否因此就该放弃“理想”而屈从“现实”呢？如果真的像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肯定的那样，那么人作为“人的类的特性”的本质也就丧失殆尽，因为人将从此失去目标，失去追求，从而失去“自由自觉的活动”，进而使自己完全降格为“现实的”存在物。[34]在我看来，新闻理论提倡“客观性”不仅不像有人批评的那样——“遗忘了脚下立足的土地”，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立足于这块土地，我们才看到了这块土地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才有“理想”，所以我们才要追求。“客观性”在新闻学中不仅有着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意义，而且有着伦理学上的意义。从后一种意义看，它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对人民负责；包真事、说真话；对历史负责；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对自身负责；不趋炎附势，不苟且偷安。它类似康德伦理学中的“绝对律令”。正是在它面前，新闻工作才显出她的尊严和神圣，新闻工作者才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展现出生命的辉煌！

人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知”的需要只是“新闻品质”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基本特性，即“新闻品质”的客观社会性。“新闻品质”的另一个方面或另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客观对象性。“新闻品质”必须与具体的客观对象——事实相联系，必须要在具体的事实身上体现自己。由于我们所说的事实是那些在实践活动中与人相遇的事实，亦即所谓“经验事实”，它们实际上是向人呈现并为人存在（即为人所用）的事实，是一种“人化的事实”。正如马克思从抽象的哲学高度所说：“在社会中…….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都是人的现实…….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35]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随着人类历史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某种需要，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认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产生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36]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历史行程中，“人的本质力量”依然会以各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对自身所处环境“知”的需要便是这些需要中最基本的需要之一，此外还有“知”的需要（对应于科学、哲学等）、“感”的需要（对应于文学、艺术等）。在具体的新闻活动中，所谓“人的本身力量的实现”无非是指人们从作为对象的事实身上发生人的这种需要，同时也是在事实所显示的某些性质和关系中体现出人的这种需要。我们过去所说的事实的“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等等，并不是事实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知”的需要的“对象化”，是这种需要通过事实折射出来的光芒。“人化的事实”就是“对象化的事实”，就是凝聚了人的知性需要之光的事实。“知”与“行”从来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说，“知”是为了“行”。人们不仅需要知道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也需要知道对自己不利甚至有害的事实。这一现象在统一于实践的“知”“行”关系中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新闻品质”的社会性和对象性是完全统一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分别看作两个不同的实体。只有在逻辑上，在科学中才能把两者区别开来看，而在现实中，这二者则是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完整的统一体，彼此互为前提、互为依据。至此，我们可以说，“新闻品质”是人的“知”的需要的对象化。它不可能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内容，它的内容总是随着人的实践，随着历史、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变化。过去我们用语言来界定的一些貌似具体的内容（如“新鲜”、“重要”、“共同兴趣”等）其实也并不具体。语言的抽象性与现实生活的具体性也许是在人的认知途中无法逾越的鸿沟。为此，我不得不在回答新闻是什么的问题之前，把“新闻品质”转化为一种类似人类心理结构的抽象形式，我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关注”。它在人类实践中不断生成，因此无限的内容将在其中不断展开；它在实践中通过与事实的无数次相遇获得自身，同时又将自身，同时又将自身的光芒投向作为对象的事实，从而使事实具有了一种新的品质。什么是新闻？从本体论着眼，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这里的“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后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前者则表现为人的“亲身传播”或“体内传播”。

耐心读完这份“论纲”的读者也许回有些失望，因为我的新闻定义似乎并没有多少新“货色”，但任何定义都只有在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中才能显出它真正的意义，孤立的定义不仅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令人生厌。应该说，这份“论纲”只是研究的开始，其中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展开，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我真诚地希望学界同仁的批评和帮助。

资料来源

[1]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5页。

[2]同[1]，6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48页。

[4]同[1]，6页。

[5]同[1]，7页。

[6]同[3]，6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1页。

[8]同[1]，10页。

[9]参阅俞吾金：《意识形态论》，127-129页。

[10]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报）1987年第5期。

[11]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38页。

[12]张宗厚等《简明新闻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51页。

[13]成美等《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41页。

[14]同[1]，167页。

[15]黄旦：《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40页。本人过去也是这种观点的执有者，参阅拙著《新闻学基本理论》，黄山出版社，1993年版。

[16]我们关于“事实”的某些观点和材料主要受惠于彭漪琏先生的《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但彭先生对“自在事实”的断然否定，认为“事实不可能是自在的，根本没有什么所谓‘自在事实’”的观点是我所不能苟同的。这里，我只引述两位科学家的话。爱因斯坦曾强调指出：“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292页）在《人类的知识》一书中，他又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电子和质子的存在（这里的‘存在’当然包括其性质及运动情况，引者按）…….并不依靠它们是否被知觉到；相反，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们在宇宙还没有一个知觉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无数的年代。虽然它们的存在并不依靠知觉，但是我们还是依靠知觉才有理由相信它们的存在……认识的顺序和因果的顺序恰好相反，就认识的顺序说，观察黑白形态的天文学家的短暂的主观经验发生在前，而那块广漠、遥远和属于很就以前的星云出现在后。”（《人类的知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4-15页）另一位在哲学思想上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物理学家玻恩也说过一段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话：“在这里（指科学研究中，引者按），人们常常与日常生活范围以外的现象打交道。你通过高功率显微镜看到的东西，你借助于望远镜、分光镜，或者各种各样电子放大仪器所觉察到的东西，如果没有理论，就不能理解；它们必须加以解释。在最小的领域里如在最大的领域里一样，在原子领域里如在恒星领域里一样，我们遇到的现象和我们周围事物的通常的样子是不像的，只有借助于抽象概念才能描述。在这里，现象后面是否存在不依赖观察者的客观世界，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接着他对这一无法逃避的问题做了如下回答：“但是说它们是完全空虚，是彼岸世界的某种东西，这与事实不符。别忘了在生产像发动机、飞机、核反应堆、塑料、电子计算机等等东西方面，它们能派多人的实际用场。核研究弄得不巧说不定会把我们送到‘彼岸世界’去。”（《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97-98，99页）所以玻恩也肯定，“存在一个客观物理世界，它本身是按照不依赖于我们的不变规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4页）

[17]罗素：《我们关于外面世界的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39页。

[18]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页。

[19]在语言哲学看并非如此。这个问题不宜在这里细说，可参阅涂纪亮主编的《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1988年版；徐友渔等人著的《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0]“多元事实”并不简单等于“单元事实”之和，而是大于“单元事实”之和。但这不是此处要论述的问题。

[21]或两个问题，如王中先生曾用“新闻学的第一课题”和“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表述过这一观点。参阅王中《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载《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

[22]这种统一与现代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论理学）的统一相一致。当然，“统一”不等于“同一”，在具体的理论展开中，它们仍有各自的具体内容和侧重点。

[23]高宁远：《新闻传播基础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87页。

[24]同[1]，39页。

[25]见刘建明《宏观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

[27]小野秀雄：《新闻学原理》，30页。

[28]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辑，3页。

[29]转引自LeowJeffres，MassMedia：ProcessesandEffects，WavelandPress，1986，105页。

[30]同[11]，40页。

[31]吕新雨：《以人的社会存在为背景的新闻与新闻事业》，《新闻大学》1997年夏季号。

[32]同[26]，32页。

[33]《资本论》第1卷，559页。

[34]参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73页。

新闻理论范文篇6

一、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重要特点

邓小平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邓小平理论中的新闻宣传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具有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和学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因而，也就具有承接性、开放性、兼容性、实践性、辩证性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这些特点同样表现在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当中。邓小平理论既是完整型的、又是开放型和发展型的科学体系，而其中的新闻宣传思想则是其中的分体系、子系统，切不可割裂开来，也不能因为邓小平不是一个书斋里专钻故纸堆的学者，而是一个现实的指导者、建设工作的领导人，就认为他的这些所写、所讲、所说、所谈的，只具有当时、当地、具体事情的指导性，而没有什么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价值，便不能将其系统化、科学化。我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除了具有邓小平理论的承接性，开放性、兼容性、实践性、辩证性等这些基本特征外，还是对中国新闻宣传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理性总结，它高层建瓴地站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头，将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以及飞速发展的各种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说，应用于指导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是一个新闻宣传实际工作的宏观的指导思想体系，其中的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正确实践所证明，也将为我们今后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进一步所证明。

二、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可粗略地分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占领政治思想阵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在新闻宣传上，要让社会主义占领思想阵地，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在指导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方面具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现代社会的客观存在；作为西方腐朽思想观念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现代社会的现实存在；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要得到发展，让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占领政治思想阵地。新闻宣传部门和媒介，是重要的政治思想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在我国，就是那种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去占领；如果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宣传上就难以让社会主义占领这块重要的政治思想阵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单纯技术的观点，淡化政治的观点，不做工具的观点，允许不同声音的观点，片面强调商品化的观点……从以往到现在，凡此等等，都与要让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占领政治思想阵地不相吻合。而实际在新闻宣传工作上则多少有些“自由化”，这是必须反对的。但光是反对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1](P42)。“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P46)。“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1](P197)。“至少还要搞20年”[1](P196)。“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这就是“丧失了阵地”[1](P195)。他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P194)，“把政治攻势经常化”[2](P62)。这样才是“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3](P255)，“这样才能巩固与坚持阵地”[1](P49)。

（二）理论宣传及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空谈。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胆略，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力强调和积极提倡“解放思想”[3](P140)，特别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这方面的新闻宣传活动。邓小平理论的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空谈，不能当“口头理论家”或“口头宣传家”。邓小平批评了一些在政策理论宣传上的不良倾向：“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2](P113)理论的研究，关系到正确政策的制定。这种带有高度战略的新闻宣传思想观点，直承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新闻宣传学说，极有新闻学的学术价值。马克思在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认真地总结其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且把流亡在外的、急急忙忙地要回国内去举行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经过劝说推进了大不列颠图书馆，让他们在那里加强学习、锻造革命的理论武器。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在我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艰苦地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并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邓小平说：“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3](P87)新闻宣传工作要提倡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将其提到正确政策宣传的政治思想高度。他指出：“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3](P363)他说：“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各级干部一起，在这几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3](P364)同时他强调“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3](P363)，也就是说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对这样的理论研究及其对于它的宣传，要有助于实现“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他批评“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1](P40)。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抽象空洞的宣传“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1](P41-42)所以，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3](P380)。

（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科学观点，反对迷信和盲从。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科学观点，坚决地反对迷信和盲从。邓小平承认有些时候“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1](P40)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时空条件变化了，新闻宣传工作也应该尽量适应，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提出和宣传其科学观点，这就是“阶段论”和“发展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3](P42)。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P18)。至于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相互关系，有些人赞成或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他也批评了“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3](P41)。马克思主义和思想都在讲科学，那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也都要讲科学，这就告诫我们要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科学观点，不要人云亦云、相当地迷信和盲从。“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思想。……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思想的问题。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3](P36-37)。正因为如此，他明确指出：“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思想的体系，要用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3](P43-44)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当然就包括了新闻宣传工作者，因而，也就为我们的新闻宣传活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科学观点方面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四）提倡实事求是，拿事实来说话，反对“本本”和形式主义。要实事求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求”字上，即如何地去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要求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拿事实来说话，反对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P382)毋庸置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思想活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在新闻宣传工作上是要提倡实事求是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可是具体应该怎么办呢？邓小平在这里承接了“请看事实”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必须“拿事实来说话”[3](P155)。新闻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但“事实”并非是信手拈来的，是经过反复研究调查得来的。拿到了事实，“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2](P146)。邓小平说：“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2](P146)这三个条件都是与“拿事实来说话”有关联的。不结合实际，只是空谈一阵，然后束之高阁，那根本谈不上是“实事求是”，那是政治喧嚷，唱的是空洞的调头，是照着“本本”来念，是教条主义，在新闻宣传上搞形式主义，这是必须加以反对并且花大力气予以避免的。不联系群众不行，鲜活的事实都是群众创造的，不能密切群众关系，事实就难以得到，要想得到“新闻如鲜鱼”似的事实那是不可能的。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进行批评，更要实事求是，更要“一点雨一点实（湿）”，因为这是公开批评，事实不确凿那是绝对不行的。新闻宣传工作者需要自我批评，更正自己报道中的遗漏或失实，还报道事实以本来面目。新闻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就要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2](P146)。拿事实来说话也是有原则的，决不是“有闻必录”。邓小平敏锐地看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2](P384-382)死抱“本本”，搞教条主义；扎“花架子”，搞形式主义；不深入调查研究，搞官僚主义；这在新闻宣传工作中都是要严肃地加以批判的。

（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认为坚持原则“输理”。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特别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认为坚持原则‘输理’”的软弱态度和错误说法。邓小平最早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还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3](P358)“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指出：“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3](P158)他强调说：“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3](P364)他说明了“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3](P365)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3](P366)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1](P379)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就此进行宣传、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獗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1](P195)。他还说：“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P379)

（六）必须要有党性原则，反对摆脱党的领导、不讲党性。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部分，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要求坚持党性原则、要讲党性，这是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特别地强调这一点。邓小平指出：“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2](P272)他说：“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3](P2)他还说：“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3](P2)。“今后”对“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3](P2)。要讲党性，反对派性，就不允许有任何人来搞特殊，而必须是不断地增强党性，提高党性，提高新闻宣传工作的战斗力。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P46)。这就是增强党性，就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早在1957年2月中央书记处讨论新华社工作时，邓小平就表示：“新华社的性质不变。如《人民日报》，既是党报，也代表国家。新华社可向世界性的大通讯社的方向努力，要有这样的雄心。但是，不要勉强，不要急躁；要努力工作，要闯。新华社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不是有闻必录。”[4](P23)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要坚持党性原则，一是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要讲党性，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不搞派性。邓小平就此指出：“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3](P142)他还就此指出：“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3](P192)就是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一定要有党性原则，要讲党性，反对派性。“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3](P268)。

（七）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理想和纪律教育、舆论监督，反对腐败。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新闻宣传工作批评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重视自我批评，注重理想和纪律的教育，揭示丑恶现象，反对腐败。邓小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2](P150)要大大发扬新闻宣传工作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2](P150)。要改进新闻宣传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2](P149-150)。批评要讲方法，写批评稿也要有法度，“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2](P150)。进行批评往往不注意方法，写批评稿也不精粹，“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2](P150)。进行新闻宣传上的批评，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3](P366)要认真对待，“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3](P392)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1](P110)也一定要教育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要守纪律，“能够有效率，有纪律地工作。”[3](P270-271)新闻宣传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条、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3](P367)在这方面必须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3](P368)针对这种情况，在新闻宣传上“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3](P368-369)。反对任何人搞特殊化，反对腐败。

（八）改善经营管理，改进作风和文风，要“两手抓”，反对“一手硬、一手软”。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大力改善经营管理，着力改进工作作风和文风，要采用“两手抓”的办法，反对“一手硬”而另“一手软”。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1](P378)这是邓小平承接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方法论所作出的理性总结，是当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是指导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思想。这就要求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解放思想，也要既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3](P379)既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又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这就是“两手抓”的思想在理论研究、政治教育、新闻宣传、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具体体现。在作“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3](P367)他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所以，我们在新闻宣传工作上，既要宣传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也要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既要报道民主建设的成绩，也要报道法制建设的成绩；既要反映部分人依靠勤劳致富，也要提倡共同富裕的观点；既要力主改革，又鼓励开放；既要加紧立法执法，又要加强教育学习；既要注重本国的经验，也要吸纳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既要注重社会效益，也要注重经济效益；既要出版报刊，也要经营管理。诸如此类，不能一一列举。这些都是“两手抓”的思想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也是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具体运用。这里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两手抓”而“这两只手都要硬”；在各个领域那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样，在新闻宣传工作方面，那种“这只手硬、那只手软”的现象也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1](P156)

（九）开发信息资源，服务于四化建设，不能脱离世界，反对闭关锁国。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其中的新闻宣传思想也是一个开放的子系统。随着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伴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联通，各国通讯基础设施（亦称“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邓小平高瞻远瞩，在为新华通讯社的《经济参考报》出版10周年纪念时欣然命笔题辞“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984年9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新闻宣传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在新形势下对其新闻宣传思想的一个突破。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1](P290)中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国在发展，世界各个国家也在发展，总不是你在发展，我不发展，也不会是我发展了，其他就不发展了，而是大家都在发展。因此，中国是不能脱离世界的，是不能闭关锁国的，这样会“信息不灵”，落后于世界，只顾自己“睡大觉”，别的国家却跑步前进了，那就要落后，落后了就要挨打。要去开发信息资源，才能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信息要收集，要传播，而且要收集国外的信息，也要传播，要让世界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要使中国走向世界。在新闻传播的对外交往和国内以及国际的卫星传播、电脑互联网络的信息传播等等，都是应该竭力提倡、努力操办的。不能闭关锁国，要搞信息流通，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而是要走向世界，那么新闻宣传工作便会自然而然地首当其冲。

（十）为中国的建设创造良好舆论环境的关键在人，反对精神污染。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总是站在时局的前头，把握历史前进的航船，强调要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推进营建良好的国际和国内的舆论环境。一方面，要对我国的“四化”建设提供新鲜信息，反映引导舆论，另一方面要报道国际风云变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还要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和开展各种文体娱乐活动。总之，要要求新闻宣传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建设和发展的舆论环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从事新闻宣传活动的基本方针。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因素当然是第一位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关键在人”。邓小平对新闻宣传工作者（统括在思想政治工作者之内）要求，无论从政治条件上，还是从思想方法上，无论是在理论修养上，还是在专业培养上，都是很严格的。这是大家所惯常知道了的，这里不再赘述了。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强调了抵制精神污染的重要性。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1](P40)搞精神污染的那些人“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1](P40)。包括新闻宣传工作者在内的“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P40)。新闻宣传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表演，教育来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1](P40)。同志在他的讲话和报告中也一再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者要用自己出色的新闻宣传活动，做好人的工作，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三、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主要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经验和教训的集中总结和理论概括。因此，它具有多层面的指导意义。

（一）它对新闻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性。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本来就是来源于实践的，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因此就对今天的新闻宣传实践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是对新闻宣传工作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的。

（二）它对新闻宣传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邓小平理论的新闻思想，虽然散见于其讲话、报告和著述之中，但它却是遇事而论的，具体问题能够具体分析，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从事新闻宣传方面的理论研究，决不能抽象空谈，不求应用。所有理论研究都应该面对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来设计、分析、探讨，努力争取找到能够适应新形势和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或途径。因此，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也就对现今和将来新闻宣传工作指导理论的研究有着间接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将对包括新闻宣传工作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上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三）它将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学说史上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拥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学说史上所竖起的又一个里程碑。继往者之可接，开来者之可追。它解决了它所处的时代的一些新闻宣传工作上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它的前人所未遇。关于这些，历史还将会给予恰如其分的公允的评价。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思想遗产之一部分，其代表著作就是《邓小平文选》（已出版了3卷本）。我这里所简述的，未免会挂一漏万，但雄文尚在，可供研读则日久，因为那毕竟是20世纪一代伟人的思想遗产，中华革命史上的理论丰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新闻理论范文篇7

一、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重要特点

邓小平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邓小平理论中的新闻宣传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具有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和学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因而，也就具有承接性、开放性、兼容性、实践性、辩证性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这些特点同样表现在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当中。邓小平理论既是完整型的、又是开放型和发展型的科学体系，而其中的新闻宣传思想则是其中的分体系、子系统，切不可割裂开来，也不能因为邓小平不是一个书斋里专钻故纸堆的学者，而是一个现实的指导者、建设工作的领导人，就认为他的这些所写、所讲、所说、所谈的，只具有当时、当地、具体事情的指导性，而没有什么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价值，便不能将其系统化、科学化。我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除了具有邓小平理论的承接性，开放性、兼容性、实践性、辩证性等这些基本特征外，还是对中国新闻宣传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理性总结，它高层建瓴地站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头，将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以及飞速发展的各种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说，应用于指导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是一个新闻宣传实际工作的宏观的指导思想体系，其中的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正确实践所证明，也将为我们今后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进一步所证明。

二、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可粗略地分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占领政治思想阵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在新闻宣传上，要让社会主义占领思想阵地，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在指导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方面具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现代社会的客观存在；作为西方腐朽思想观念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现代社会的现实存在；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要得到发展，让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占领政治思想阵地。新闻宣传部门和媒介，是重要的政治思想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在我国，就是那种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去占领；如果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宣传上就难以让社会主义占领这块重要的政治思想阵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单纯技术的观点，淡化政治的观点，不做工具的观点，允许不同声音的观点，片面强调商品化的观点……从以往到现在，凡此等等，都与要让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占领政治思想阵地不相吻合。而实际在新闻宣传工作上则多少有些“自由化”，这是必须反对的。但光是反对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1](P42)。“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P46)。“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1](P197)。“至少还要搞20年”[1](P196)。“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这就是“丧失了阵地”[1](P195)。他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P194)，“把政治攻势经常化”[2](P62)。这样才是“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3](P255)，“这样才能巩固与坚持阵地”[1](P49)。

（二）理论宣传及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空谈。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胆略，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力强调和积极提倡“解放思想”[3](P140)，特别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这方面的新闻宣传活动。邓小平理论的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空谈，不能当“口头理论家”或“口头宣传家”。邓小平批评了一些在政策理论宣传上的不良倾向：“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2](P113)理论的研究，关系到正确政策的制定。这种带有高度战略的新闻宣传思想观点，直承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新闻宣传学说，极有新闻学的学术价值。马克思在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认真地总结其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且把流亡在外的、急急忙忙地要回国内去举行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经过劝说推进了大不列颠图书馆，让他们在那里加强学习、锻造革命的理论武器。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在我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艰苦地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并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邓小平说：“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3](P87)新闻宣传工作要提倡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将其提到正确政策宣传的政治思想高度。他指出：“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3](P363)他说：“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各级干部一起，在这几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3](P364)同时他强调“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3](P363)，也就是说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对这样的理论研究及其对于它的宣传，要有助于实现“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他批评“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1](P40)。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抽象空洞的宣传“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1](P41-42)所以，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3](P380)。

（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科学观点，反对迷信和盲从。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科学观点，坚决地反对迷信和盲从。邓小平承认有些时候“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1](P40)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时空条件变化了，新闻宣传工作也应该尽量适应，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提出和宣传其科学观点，这就是“阶段论”和“发展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3](P42)。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P18)。至于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相互关系，有些人赞成或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他也批评了“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3](P41)。马克思主义和思想都在讲科学，那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也都要讲科学，这就告诫我们要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科学观点，不要人云亦云、相当地迷信和盲从。“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思想。……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思想的问题。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3](P36-37)。正因为如此，他明确指出：“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思想的体系，要用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3](P43-44)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当然就包括了新闻宣传工作者，因而，也就为我们的新闻宣传活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科学观点方面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四）提倡实事求是，拿事实来说话，反对“本本”和形式主义。要实事求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求”字上，即如何地去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要求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拿事实来说话，反对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P382)毋庸置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思想活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在新闻宣传工作上是要提倡实事求是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可是具体应该怎么办呢？邓小平在这里承接了“请看事实”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必须“拿事实来说话”[3](P155)。新闻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但“事实”并非是信手拈来的，是经过反复研究调查得来的。拿到了事实，“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2](P146)。邓小平说：“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2](P146)这三个条件都是与“拿事实来说话”有关联的。不结合实际，只是空谈一阵，然后束之高阁，那根本谈不上是“实事求是”，那是政治喧嚷，唱的是空洞的调头，是照着“本本”来念，是教条主义，在新闻宣传上搞形式主义，这是必须加以反对并且花大力气予以避免的。不联系群众不行，鲜活的事实都是群众创造的，不能密切群众关系，事实就难以得到，要想得到“新闻如鲜鱼”似的事实那是不可能的。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进行批评，更要实事求是，更要“一点雨一点实（湿）”，因为这是公开批评，事实不确凿那是绝对不行的。新闻宣传工作者需要自我批评，更正自己报道中的遗漏或失实，还报道事实以本来面目。新闻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就要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2](P146)。拿事实来说话也是有原则的，决不是“有闻必录”。邓小平敏锐地看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2](P384-382)死抱“本本”，搞教条主义；扎“花架子”，搞形式主义；不深入调查研究，搞官僚主义；这在新闻宣传工作中都是要严肃地加以批判的。

（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认为坚持原则“输理”。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特别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认为坚持原则‘输理’”的软弱态度和错误说法。邓小平最早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还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3](P358)“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指出：“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3](P158)他强调说：“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3](P364)他说明了“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3](P365)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3](P366)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1](P379)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就此进行宣传、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獗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1](P195)。他还说：“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P379)

（六）必须要有党性原则，反对摆脱党的领导、不讲党性。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部分，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要求坚持党性原则、要讲党性，这是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特别地强调这一点。邓小平指出：“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2](P272)他说：“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3](P2)他还说：“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3](P2)。“今后”对“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3](P2)。要讲党性，反对派性，就不允许有任何人来搞特殊，而必须是不断地增强党性，提高党性，提高新闻宣传工作的战斗力。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P46)。这就是增强党性，就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早在1957年2月中央书记处讨论新华社工作时，邓小平就表示：“新华社的性质不变。如《人民日报》，既是党报，也代表国家。新华社可向世界性的大通讯社的方向努力，要有这样的雄心。但是，不要勉强，不要急躁；要努力工作，要闯。新华社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不是有闻必录。”[4](P23)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要坚持党性原则，一是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要讲党性，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不搞派性。邓小平就此指出：“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3](P142)他还就此指出：“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3](P192)就是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一定要有党性原则，要讲党性，反对派性。“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3](P268)。

（七）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理想和纪律教育、舆论监督，反对腐败。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新闻宣传工作批评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重视自我批评，注重理想和纪律的教育，揭示丑恶现象，反对腐败。邓小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2](P150)要大大发扬新闻宣传工作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2](P150)。要改进新闻宣传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2](P149-150)。批评要讲方法，写批评稿也要有法度，“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2](P150)。进行批评往往不注意方法，写批评稿也不精粹，“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2](P150)。进行新闻宣传上的批评，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3](P366)要认真对待，“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3](P392)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1](P110)也一定要教育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要守纪律，“能够有效率，有纪律地工作。”[3](P270-271)新闻宣传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条、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3](P367)在这方面必须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3](P368)针对这种情况，在新闻宣传上“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3](P368-369)。反对任何人搞特殊化，反对腐败。

（八）改善经营管理，改进作风和文风，要“两手抓”，反对“一手硬、一手软”。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大力改善经营管理，着力改进工作作风和文风，要采用“两手抓”的办法，反对“一手硬”而另“一手软”。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1](P378)这是邓小平承接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方法论所作出的理性总结，是当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是指导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思想。这就要求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解放思想，也要既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3](P379)既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又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这就是“两手抓”的思想在理论研究、政治教育、新闻宣传、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具体体现。在作“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3](P367)他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所以，我们在新闻宣传工作上，既要宣传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也要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既要报道民主建设的成绩，也要报道法制建设的成绩；既要反映部分人依靠勤劳致富，也要提倡共同富裕的观点；既要力主改革，又鼓励开放；既要加紧立法执法，又要加强教育学习；既要注重本国的经验，也要吸纳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既要注重社会效益，也要注重经济效益；既要出版报刊，也要经营管理。诸如此类，不能一一列举。这些都是“两手抓”的思想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也是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具体运用。这里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两手抓”而“这两只手都要硬”；在各个领域那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样，在新闻宣传工作方面，那种“这只手硬、那只手软”的现象也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1](P156)

（九）开发信息资源，服务于四化建设，不能脱离世界，反对闭关锁国。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其中的新闻宣传思想也是一个开放的子系统。随着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伴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联通，各国通讯基础设施（亦称“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邓小平高瞻远瞩，在为新华通讯社的《经济参考报》出版10周年纪念时欣然命笔题辞“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984年9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新闻宣传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在新形势下对其新闻宣传思想的一个突破。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1](P290)中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国在发展，世界各个国家也在发展，总不是你在发展，我不发展，也不会是我发展了，其他就不发展了，而是大家都在发展。因此，中国是不能脱离世界的，是不能闭关锁国的，这样会“信息不灵”，落后于世界，只顾自己“睡大觉”，别的国家却跑步前进了，那就要落后，落后了就要挨打。要去开发信息资源，才能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信息要收集，要传播，而且要收集国外的信息，也要传播，要让世界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要使中国走向世界。在新闻传播的对外交往和国内以及国际的卫星传播、电脑互联网络的信息传播等等，都是应该竭力提倡、努力操办的。不能闭关锁国，要搞信息流通，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而是要走向世界，那么新闻宣传工作便会自然而然地首当其冲。

（十）为中国的建设创造良好舆论环境的关键在人，反对精神污染。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总是站在时局的前头，把握历史前进的航船，强调要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推进营建良好的国际和国内的舆论环境。一方面，要对我国的“四化”建设提供新鲜信息，反映引导舆论，另一方面要报道国际风云变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还要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和开展各种文体娱乐活动。总之，要要求新闻宣传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建设和发展的舆论环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从事新闻宣传活动的基本方针。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因素当然是第一位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关键在人”。邓小平对新闻宣传工作者（统括在思想政治工作者之内）要求，无论从政治条件上，还是从思想方法上，无论是在理论修养上，还是在专业培养上，都是很严格的。这是大家所惯常知道了的，这里不再赘述了。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强调了抵制精神污染的重要性。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1](P40)搞精神污染的那些人“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1](P40)。包括新闻宣传工作者在内的“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P40)。新闻宣传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表演，教育来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1](P40)。同志在他的讲话和报告中也一再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者要用自己出色的新闻宣传活动，做好人的工作，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三、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主要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经验和教训的集中总结和理论概括。因此，它具有多层面的指导意义。

（一）它对新闻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性。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本来就是来源于实践的，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因此就对今天的新闻宣传实践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是对新闻宣传工作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的。

（二）它对新闻宣传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邓小平理论的新闻思想，虽然散见于其讲话、报告和著述之中，但它却是遇事而论的，具体问题能够具体分析，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从事新闻宣传方面的理论研究，决不能抽象空谈，不求应用。所有理论研究都应该面对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来设计、分析、探讨，努力争取找到能够适应新形势和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或途径。因此，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也就对现今和将来新闻宣传工作指导理论的研究有着间接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将对包括新闻宣传工作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上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三）它将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学说史上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拥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学说史上所竖起的又一个里程碑。继往者之可接，开来者之可追。它解决了它所处的时代的一些新闻宣传工作上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它的前人所未遇。关于这些，历史还将会给予恰如其分的公允的评价。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思想遗产之一部分，其代表著作就是《邓小平文选》（已出版了3卷本）。我这里所简述的，未免会挂一漏万，但雄文尚在，可供研读则日久，因为那毕竟是20世纪一代伟人的思想遗产，中华革命史上的理论丰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新闻理论范文篇8

改革开放迎来新闻理论的春天，回眸走过的坎坷之路，颇有丰收在望之感。但面对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又有几许急切的渴望：未来应当更好，有更丰硕的成果！在我看来，丰盈而纯熟的新闻理论成果，在下个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出现，种种学术障碍急待同仁们共同去清除。

理论新闻学的三十年进程

我始终认为，今天的新闻理论成果是初步的，若干年后才可能进入成熟期。即使今天的初步成果，也经历了三十年、两代人的艰苦努力，踏涛越浪，实在来自不易。80年代初，在陆定一撰述的基础上，由王中、甘惜分两位教授的开拓，新闻理论开始形成体系和特有的风格，开启了曲折发展的第一阶段。

王中和甘惜分是跨越三个年代——革命年代、左祸年代和改革开放年代的老一辈学者，人生挫折使他们的学术生涯充满磨难，直到80年代才形成特定的理论阐释。王中教授虽然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观点，但直到2004年《王中文集》出版后才惠及许多专业读者。甘惜分教授成为80年代新闻理论的领军人物，1982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搭建了党报范式，构建了中国意识形态下的新闻理论学说体系。此后，在狭窄学术空间出现的60多本新闻理论著作和近千篇学术文章，把党报范式和三大板快（新闻、新闻事业和党的新闻工作）模式稳定下来，党报学成为当代我国新闻理论最早的蓝本。

今天奋战在新闻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有几十人，许多中青年学者加入探索的行列，在新出版的10多部论著中，把西方传播学知识引进党报范式，出现了理论研究的第二波生机。这些学者对“板快模式”进行了强烈反思，创建了传播学范式的新体系。

自90年代末到新世纪，新闻理论研究进入第二阶段，发表的20多本综合论著、专著和几百篇学术论文，提升了理论的抽象程度，理论范畴不断深入和扩大。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有四个突出特点值得总结：一、阶级斗争和新闻工作方针高于新闻规律之上的理念，在许多论著中被纠正，既不固守传统，也不热恋西化，学者们在理论化上下功夫。二、陆续提出大量新概念，尝试对这些概念做出解释，充实了新闻理论的概念群。三、出现了新的理论框架，哲理范式与党报范式、传播学范式并存，形成三个并立学派。四、新的理论成果指导了新闻报道实践，影响了新闻政策的制定，被学者最先提出的“新闻真实度”、“第一时间”、“传播力”、“整体真实”、“新闻观”、“信息透明”、“主流媒体”、“公信力”、“软实力”、“网络安全”等概念及内涵，已在业界广泛使用，也被高层的新闻管理文件所采纳。

一门学问一旦出现若干流派，离它成熟的时机已经不远。只准一家之言，只有一种体系，不可能导致学说的科学化，也难以形成其科学形态。任何理论都是在几种学派的争鸣、比较和借鉴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流派被多数人赞成和追随而成为主流学派，其他流派也同时存活和苒生，是所有科学的共同发展规律。我个人预测，今后15年左右，理论新闻学的科学范式才能占据主流地位，新闻理论研究将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究竟哪种理论学派属于科学范式，被绝大多数学者和业界所采纳，只能由实践和历史做出回答。

不容动摇的研究方向

新闻理论，无疑研究的是理论问题，由一系列概念、原理、论断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以科学论证确立新闻实践及实践方式的正确性。有志于新闻理论研究的学者首先须检查一下自己的论著提出了哪些理论问题，是否有严密的论证，使用的是阐释的语言还是陈述的语言。对新闻现象坚持理论概括，揭示新闻实践的本质，反映正确的规律，是今后新闻理论研究不容动摇的方向。

早在90年代初，针对理论著作缺乏理论的现象，陈力丹教授曾认为，“如果按照学科判定律的条件，这些书中有些内容算不得学术理论，理论研究要遵守客观、理性、实证的原则。一种理论除了要有其概念、命题、原理系统和逻辑系统外，还要有其必要的功能系统（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目前的新闻理论著作，离这样的要求尚远。”[1]这一见解同样适用于今天。现有的理论著作主要包括“新闻学概论”、“新闻理论”或“新闻学原理”两类。“新闻学概论”应陈述简要的新闻学知识，归纳基本观点，贯穿理论阐述，进行严密而简要的论证。以“新闻理论”或“新闻学原理”命名的理论著作，除集纳丰富的新闻知识，对原理做出丰满、深刻的缕析，论证的厚度也要加大，并贯穿周密的抽象与演绎过程。新闻理论论文是对单一命题的阐释，多联系现实问题或某个理论迷团论证作者的新见解，同样需要一定的理论抽象。

现今许多新闻理论论著缺乏理论演绎，对论点缺乏论证，逻辑支撑脆弱，但却热衷于直白地（不是论证）介绍新闻工作要求、新闻方针政策和新闻史的知识。这类不具备理论规格的论著，称为“新闻学概论”或“新闻理论”都是勉强的。正如黄旦教授所说：“只述不作，有‘理’无‘论’，在众多的文章中，除少数外，大多都是就事论事，即兴发挥，充其量不过是某一文件、政策的诠释、注解和说明。”[2]

最近几年，新闻学界普遍存在忽视新闻理论的倾向，有人竟提出，学习和掌握那些“臭理论”有什么用？从一般意义上讲，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会有完全自觉的行动，说话、写文章或从事实践，难免思维混乱。就新闻理论的特殊作用而言，没有正确的新闻理论就没有科学的新闻思维，不知如何认识和分析新闻现象，预测新闻事件的趋势。一部新闻理论著作除研究媒介及新闻本身的规律，还要“对新闻视野下的社会现象做出阐释，给记者报道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提供答案”。[3]人们常常发现，电视主持人的现场报道缺乏新闻语言，表达迟钝，说了很长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更没有深刻的见解。这是由于他们理论贫乏，缺少思维训练，不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新闻理论论著和新闻理论教学，对培养高水平的记者占有首要的地位，掌握新闻理论是做好采访、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必要条件。新闻官员只有掌握正确的新闻理论，才能制定正确的新闻政策，对媒体实施有效而科学的管理。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正确的新闻理论究竟来自何处？果断地说，正确的理论来自新闻活动实践，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来自文件和西方传播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作为党报工作和现今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不是新闻理论的源头。“理论来自实践”这个唯一源头，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说得非常清楚，则被许多人忘记和抛弃了。理论新闻学坚持理论化的同时，必须坚持理论来自实践、服务实践的原则，真诚、老实、大胆地提出实践问题，以有说服力的论断回答这些问题。

理论化，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寻求新闻报道理性化的恰当形式，贴切地揭示新闻活动的实在性和规律性，语言力求准确、直达、简洁而清晰。如果把许多外加的东西与故弄玄虚的理解，渗入对新闻活动本质的概括，论证云山雾罩，产生理论浮肿，是在制造理论泡沫。但理论抽象高于实践，是深刻的理性逻辑系统（不是就事论事），许多人开始看不懂，是正常的。因为理论有一定的深奥性，需要讲解才能了解深层规律，这正是新闻教育的重要任务。科学发现很复杂，有些见解在今天没有被人们认识，在几年、几十年后可能被普遍承认，这种先知先觉在各个学科都存在。麦克卢汉学说的怪异，在50年代被称为“天书”，招致冷嘲热讽，到80年代后有些内容才被人们理解，他的观点风靡全球，在各国走红。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新闻理论的揭示性和预见性一旦被人们普遍掌握，就能引导媒体、记者和新闻政策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报道问题。有的学者早就提出“媒体有权在第一时间报道除国家机密外的任何突发事件”，这一同某项“规定”矛盾的观点终于改变了强硬的“新闻政策”，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6月删除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媒体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报道突发事件”的规定，体现出正确理论的伟大价值！正确的新闻理论来自实践，往往在若干年后才能被人们理解，那种来自新闻工作文件的理论，永远提不出上述论断，因为它是头脚倒置的产物，不仅无用，有时甚至成为新闻工作的麻烦。坚定地研究新闻工作实践，从实践中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是新闻研究理论化的更为重要的方向。

清除新闻理论研究的障碍

新闻理论研究应瞄准理论化、科学化和系统化，依赖团队的传承精神，攻克理论脱离实际、缺少逻辑演绎的堡垒。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障碍。首要的是，学者应成为有学术精神和学术道德的人。有科学头脑，忠于和献身科学，不是句动听的口号，而是学术研究的严肃规则。对学术探索最大的干扰来自追求权位的动机。忠诚、正直和求是作为学者必备的品质，同虚与委蛇、钻营求生的处世哲学势不两立。迷恋后者，不可能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和揭示真理。

新闻理论同政治是近亲，但二者不是一回事，新闻学观点即使错误，也不可能威胁政治稳定，这同新闻报道的作用是不同的。而正确的新闻学观点，却能有效地指导媒体的报道，动摇记者对错误的新闻观念和报道方式的忠信。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研究者要么投入政治怀抱、按政治要求判定真理，要么回避客观规律、难以揭示和钟爱真理。不清除政治压抑学术追求的障碍，美化谬理或绕道走就成为学者的庸俗习气。“新闻学常常不区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不少所谓的学术研究其实是阐释领袖语录、图解新闻政策的理论宣传”，“新闻学患上政治附庸症”。[4]一些学者何以患上此症？主要不是外因，而是他们甘愿踏上“市侩”之路，投足放言，先看能否得到权位或明哲保身，把学术视为敲门砖。有人一生研究新闻学，总是左顾右盼，鬼头鬼脑，判测风向，这种市侩作风不可能有什么理论创见，更谈不上实践科学发展观。他们有时标榜自己有党性，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的党性，把“没有科学的态度就没有党性”[5]的原则丢得一干二净。科学态度就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尊重规律的态度。

学者必须风骨铮铮，德艺双馨，待人待物宽容豁达，对真理“执迷不误”。这样的学者可能发生错误，但他们知错改错，对同行的意见诚示尊重。有的学者眼界狭窄，心数不正，肆意散布同行的流言蜚语，甚至恫吓引用他人的学术观点。一个学科的研究团队没有健康的风气，不是相互尊重和借鉴有价值的成果，这个学科不可能快速进步。

任何学科走向高峰都不可能由一个学者一挥而就，一个学者在某一方面、甚至在某一点有所发现，就是了不起的贡献。若干学者相互引用、继承和发展他人的创见，在学术自由和学术批评的温馨环境中，相互传承几十或上百年，才有学科的完全成熟。清除坏的学风，遏制学术败德，是推进新闻理论研究必须扫荡的障碍。

有些论著对有价值的创见也有引用和传承，但偷偷摸摸，不注明观点引用的出处，或东拼西凑，拿出一个大拼盘。抄袭剽窃阻隔了学者互为切磋的光明正道，销蚀了团队的互助精神，对理论丝毫没有推进，写出的大多是内容重复的论著。每当我读美国塞佛林和坦卡德写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和应用》[6]一书，颇为美国学者的诚实而感动。该书使用的每个来自他人论著中的观点，都以“句后括弧注”标示出作者的名字和年份，清清楚楚，一丝不苟。一页常有三、五处，多者一页竟达12个括弧注，把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交代的十分清晰。在一本书中，引用大量他人的论点不是坏事，不应羞愧。这是种学术积累的壮举，是一种贡献与光荣，因为搜集、整理、鉴别、选择和罗列他人的观点并作出解释，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也包含创造性的因素。只有那些窃取他人论点与学术精华而不加“出处”的人，才是奇耻大辱，应有羞愧之感。学术上的不诚实，破坏了学术传承的自然过程，成为新闻理论发展的有害障碍。

一个诚实的理论研究者，使用特定的概念（不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成为公共知识的概念），应指明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谁、在哪一部论著中提出来的，如果对它的内涵要做修正，还必须直接引介原作者的内涵，让读者加以比较。引用他人的概念和观点，必须求本溯源，确定最早的出处，不能把源流当做源头，斩断、颠倒学术脉路，除非找不到原著、原文。即使这种情况，也要指明观点的最早提出者，在注释中标明“转引”的字样。能否遵循上述学术规范，直接影响理论研究的质量，也决定理论新闻学发展路径的顺畅。学者的高尚道德与正派，汇纳百川的学术胸怀，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因为许多学科和学者的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的独辟蹊径、独特发现和全新创造是罕见的。

[注释]

[1]陈力丹：《成果丰硕，任重道远——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十年回顾》，载《新闻大学》1991年夏季号。

[2]黄旦：《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载《杭州大学学报》1994-2。

[3]参见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前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转引自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与反思》10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新闻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新闻思想新视野创新与发展

“新闻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新闻工作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是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无产阶级新闻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形成的经典新闻思想。”①由新华社高级记者刘见初先生编著的《新闻思想研究》②是一部广大新闻工作者案头必备的新闻读物，更是一部常读常新的新闻理论专著。《新闻思想研究》一书分为三个部分：《新闻思想研究的新视野》、《新闻作品赏析》、《新闻活动年表》。刘见初先生和一批资深新闻专家潜心多年认真研究和整理新闻思想，在更新、更深的层次上挖掘新闻思想宝库，系统总结了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对新时期广大新闻工作者尤其对青年新闻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与时俱进：研究新闻思想要有新视野

“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始终把新闻工作作为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手段。新闻思想主要是他个人新闻实践的理论概括，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经验以及广大新闻工作者的集体智慧。”③进入新世纪以来，新闻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者在《新闻思想研究》中指出：“新时期研究新闻思想，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站在时代前列，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和需要，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使他充满活力，更好地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服务。”基于此，该书强调：实践意识、市场意识、世界意识决定了新时期研究新闻思想必须有新视野。

首先是实践意识。新闻思想的特征之一就是实践性。它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来纠正其不完全性，从而获得丰富和发展。增强实践意识，就是要从新闻工作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主义出发来研究和探索发挥新闻舆论工具作用的新路子。增强实践意识，我们的视野就会越来越宽广，研究的内容也会越来越深入。

其次是市场意识。当年提出的一系列新闻工作的指导方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再次是世界意识。新闻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我们必须用开放的眼光，揭示新闻思想的世界意义。

《新闻思想研究》吸纳了新闻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很多篇章原系新华社新闻学术年会的优秀论文，观点新颖，立意高远。读来发人深省，获益非浅。

二、以人为本：新闻思想在新时期的创新与发展

新闻思想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新闻实践的产物，是对中国近代史上先进报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闻思想在我国不同时代均有发展和创新。“同志《在人民日报考察时的讲话》中强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战斗力、感染力。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这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我国新闻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④

大量事实证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进一步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战斗力、感染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的引领作用。纵观近些年来发生在我国的重大新闻事件：无论是南方战胜冰雪灾害，西部汶川抗震，还是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新闻报道，之所以牵动亿万华夏儿女，无不与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有重要关系。正是坚持了以人为本，人民利益成为新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闻作品才引发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自觉维护大局的政治意识。

三、温故知新：新闻工作者常读常新的新闻名篇

新闻思想不仅为党的新闻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其新闻实践进一步丰富和验证了正确的新闻思想。《新闻思想研究》不仅收录了的重要新闻名篇，而且站在时代高度对其新闻名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赏析。

新闻名篇为什么会成为我国新闻史上壮丽的诗篇？新闻名篇为什么会在国内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展读著名新闻评论专家的《新闻作品赏析》，令人视野开阔，深受启迪，由此对新闻实践的精髓有了更加真切的感悟。

1948年11月4日，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写的新闻《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闻评论专家在《一篇罕见的杰作》中感叹：“历来写新闻重视阐述新闻事实的意义，笔下纵横捭阖，谈古论今，十分自然。在这篇新闻里，他非常巧妙运用历史背景，说明南阳的战略地位和我军占领南阳的意义，使新闻色彩斑斓。这篇新闻虽然发表在60年前，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给我们的启示远远超过时间局限和题材本身。它展示了一条新闻报道的规律：选择典型事例，加强综合性的前景报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今天学习这篇新闻的意义所在。”

1949年4月22日，主席在挥师南下，指挥渡江战役中，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两条消息，这两篇脍炙人口的新闻名作，载入新闻史册已60多年，今日重读仍感豪情激荡，当年渡江的历史画卷一一展现眼前。新闻评论专家在《壮丽的诗篇》中深刻评析道：“这两条新闻成为传世之作，原因不仅在于记述了我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还在于作者用娴熟的大手笔，充分反映了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军的气势。政论家的文风在这两条消息中也得到充分体现。这就是简洁、明快、尖锐，一气呵成，前一条消息约200字，后一条消息600字，却报道了我百万大军过长江这样重大的捷报和战事进展，字字珠玑，掷地有声。新闻不能制造，但新闻宣传的造势功能，不可低估。”

此外著名新闻评论专家对《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军包围》、《我军解放郑州》等亲笔所写新闻名篇的赏析，读来令人对不同凡响的新闻作品击节叫好，为我们写好新形势下的新闻作品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新闻思想研究》一书中的《新闻活动年表》，让人对一生的新闻活动有了一个系统、清晰的了解，有助于读者对新闻思想作出更加准确、完整的把握。

新闻理论范文篇10

一、新闻商品化理论发展脉络

首先,从时间顺序上对新闻商品化各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概述,主要有社会批判学派、媒体经济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

1.社会批判学派

社会批判学派是第一个谴责新闻商品化的学派,这一学派的多数学者都是新闻记者。如EdwardRoss(1910)、WillIrwin威尔·埃尔温(1911)(报界的权力)、UptonSinclair厄普顿·辛克莱(1920)(财团给报界的贿赂),他们揭露了黄色报刊的虚假性、煽动性、偏见性。德国新闻报纸研究的奠基人KarlBucher卡尔·布赫尔(1926)描述了广告对美国新闻报纸的影响。GeorgeSeldes乔治·塞尔德斯(1938)、A.J.Leibling雅培·约瑟夫·利埃布林(1961)、RobertCirino(1971)《Powertopersuade:massmediaandthenews》、EdwardJayEpstein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1973),这些人记录了商业化运作结构对记者实践的干扰。此外,HutchinsCommission哈钦斯委员会(1947)最清晰地评价新闻媒体的经济运作方式和公共服务二者之间的冲突,“报纸正处于取悦和扩大读者群以及呈现观众所想要看到的事件图片的欲望中”。BenBagdikian本·巴格迪坎《mediamonopoly》1983指出媒体所有权逐渐被越来越少的全球性大公司控制的现状是严峻的。DougUnderwood道格·安德伍德写到编辑室的管理和新闻内容不再是由记者而是由获得经营学位的管理者所取代。

2.媒体经济学

社会批判理论主要考察经济对新闻所造成的压力,而没有应用经济学作为新闻商品化研究的一种工具或发展有关商业新闻偏见的理论。20世纪后半叶,高校传播系的增加,应用社会科学技巧(其中包括经济学)研究新闻。但是大部分的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去评价媒体运行,相反,而是为了协助和培养企业管理者(underwood,1993)。事实上,媒体经济学研究与媒体社会责任研究存在冲突。

1989RobertPicard皮卡特在《传媒经济学》中将基本的经济原则应用到媒体(尤其是报纸)研究中,其重点在于媒介的运营管理方面,而不是市场和垄断怎样影响新闻的质量;2004他将研究转向新闻商品化方面。最多产的媒介经济学家是美国的StephenLacy(史蒂芬-莱西),他对新闻报纸进行分析性研究,衡量报纸的品质与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的关系。Lacy、ReneChen和EstherThorson在2005年对1998至2002年间数百份中小型报纸进行数据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新闻编辑室投资越大,广告和发行量收入越高。Lacy离析了20世纪后半叶推动新闻商品化的三种趋势:(1)报纸竞争的下降--适合地方市场;(2)有线电视、因特网提供可替代信息和广告资源的增加--适合地方和国内市场;(3)新闻媒体公共股份所有权的上升。

3.政治经济学派

20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新闻商品化的方法。重点研究在于政治和媒体的交叉点,以媒体政治经济学著称。先驱人物是加拿大经济学家DallasSmythe达拉斯.斯迈思,著有《DependencyRoad》1981;以及他的学生HerbertSchiller赫伯特·席勒,著有《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1989。英国学者:GranhamMurdock格雷厄姆.默多克PeterGolding彼得.戈尔丁(1997)、NicholasGarnham尼古拉斯.加汉姆(1990)、JamesCurran詹姆斯.柯伦(2004)发展了这种研究方法。从Gramsci葛兰西(1971)到“法兰克福学派”的TheodorAdorno阿多诺、MaxHorkheimer霍克海姆(1972),以及“文化研究学派”StuartHall霍尔、RaymondWilliams雷蒙·威廉斯,这些欧洲学者对为什么穷人和劳工阶层会顺从和支持那些对他们采取压制政策的领导者进行研究,最终指出媒体是罪魁祸首。1974默多克和戈尔丁写了一篇对媒体是政府帮手的文章。1990年加汉姆重释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思想,指出当代公司和国家所有媒体削弱了公共领域。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赫尔曼和乔姆斯基(1988)提出“制造共识”理论,指出媒体运行遵行利益最大化和支持现行政策并制造共识的两重运行机制,并且利用五大新闻过滤器来实现其“宣传模型”,这五个过滤器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使大公司和政府的精英“达成精英的共识,制造出民主认同的表象,并在普通民众心中制造了混淆、误解和冷漠,以便精英的规划得以前行”。

二、新闻商品化理论现有研究成果

下面简单介绍麦克切斯尼、保卡克、埃德文·贝克三位代表性学者对新闻商品化的评价,他们都提倡用政府制定媒体政策来扩大民主空间,而不是依靠现行的市场自由竞争模式,寻求政府支助那些媒体所忽视的新闻内容,尤其是那些影响公民利益却没有受到广告商和公共关系参与者关注的话题,即对他们无利益可言的、但又影响公民利益的话题。进而归纳出当下西方媒体商业化批判研究方法的缺陷和目前研究现状。

1.McChesney(麦克切斯尼)

他的代表作是《富媒体穷民主》(1999),主要描述了两种矛盾的发展趋势:从美国国内看,大众传媒集团规模加大,民主政治参与下降;从全球看,大型媒介集团富有、权势上升,参与性民主前景愈加渺茫。他指出造成这种原因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观点“marketknowsbest”哲学,即减少非市场型组织如政府的作用。提出以下对策:依靠左翼政治团体—工党、教授公众有关新闻的知识以及增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