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展范文10篇

新进展范文篇1

这次研讨会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在12月26日，全体与会代表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党中央召开的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听取发表重要讲话。当天下午，会议分四个小组学习讨论了的讲话。从总体上讲，大家认为，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评价了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思想的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内涵和时代要求，科学阐明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党的领袖人物、正确对待党的历史的重大问题，突出强调了思想的当代价值，鲜明回答了当前国际国内的重大关切。这是继我们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又一篇关于评价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具体说来，大家在发言中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认识和体会。第一个方面的认识和体会是：讲话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在继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同志的重要评价基础上，对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新的概括和论断。这主要指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个宏大视野中，来看待、评价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思想的历史地位，起点高，定位准，评价到位。关于新的概括，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讲话赋予了同志新的历史定位，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这个定位高度概括了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地位。还有，讲话用了五个“创造性”和一个“探索”，来提炼同志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五个“创造性”和一个“探索”，不仅精辟概括了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贡献，而且也集中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由此呼应了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这个新的论断。第二个方面的认识和体会是：讲话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系统论述了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内涵和时代要求，回答了今天我们怎样坚持和运用好思想的问题。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我们将永远高举思想的旗帜前进”［1］。据此，讲话用很大篇幅，紧密结合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思想活的灵魂，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当代价值，作出了新的概括和论述，这就抓住了今天我们怎样坚持和运用思想的根本，给人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感。之所以能够开辟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靠这三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也是靠这三条。不真正弄懂思想活的灵魂，也很难真正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关于讲话对思想活的灵魂作出的新论述，大家谈得较多的有：在实事求是方面，提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和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

在群众路线方面，提出，“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在独立自主方面，指出，“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1］第三个方面的认识和体会是：讲话深刻阐述了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科学历史观，强调党和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回答了为什么要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的问题。大家认为，讲话联系对同志的评价，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深刻阐释了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同志的晚年错误、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如何科学对待党的历史的历史观，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关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讲话强调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提出了六个“不能”：“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2］这些论述，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历史应有的科学方法和成熟态度，为我们科学评价和维护同志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正确看待我们党的历史，提供了理论指南。

二、自觉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研究和宣传，探讨同志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对他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体会得更具体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明确提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持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3］这个论断，清楚地揭示了同志那一代人的奋斗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深刻联系。正如刘云山同志在讲话中说的那样，“在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道路上，自从有了同志的英明领导，有了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4］我们这次会议，有不少论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研讨的。有同志通过研究同志与1911年辛亥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这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的关系，来梳理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贡献。作者认为，展开同志与民族复兴道路上四座里程碑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是怎样从历史的谷底崛起、接续奋斗、走向辉煌，看到在民族复兴征程上写下的光辉篇章。有同志提出，同志虽然不是最早有民族复兴思想的革命家，但却是最早提出实现民族复兴战略构想的领导人。

他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同志的民族复兴抱负，也可视为他的“中国梦”，其中有两个内容，一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最发达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的“中国梦”是对“中国梦”思想的弘扬。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在这次研讨会上，同志们立足于实现中国梦的根本要求，探讨了同志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关系。关于同志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中国革命过程中，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走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同志的伟大贡献，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了这个难题。可以说，讲中国道路，不能不从同志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讲起，不能不从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讲起。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同志谈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遇到了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了新中国的成立。

有同志提出，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逐步过渡，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更多的同志，具体分析了同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对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关于同志与中国精神。关于中国精神，着重讲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次会议不少论文都谈到这个问题，并作了更广泛的发挥。有同志提出，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共同创造了具有先进性、民族性、时代性的中国精神。有同志提出，爱国主义、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是民族精神的思想精髓。有同志提出，同志提倡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我们过去取得成功的重要精神条件，今后仍然是我们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继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有同志提出，勤俭建国是同志提出的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同时也凝聚了我们党成立以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反对奢靡享乐之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无疑是一种富有时代气息和历史生命力的精神财富。关于同志与中国力量。有同志强调，同志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找到了实现革命胜利，创造美好未来的主体力量；他始终高度重视并善于调动各阶级各阶层力量，为革命和建设筑造了政治力量；他敏锐分析近现代国际大势，为实现民族复兴赢得了外部力量支持。这三个方面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了磅礴力量。以上这些论述，清楚地揭示出，在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和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同我们今天要努力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奋斗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奋斗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奋斗历程上是有机统一的。

三、自觉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研讨同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对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的基础，认识得更清楚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它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1］这次会议上，不少论文和发言对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艰辛探索、对他在探索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有同志从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角度，考察了他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作者认为：同志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纲领、目标和根本途径；同志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同志摒除了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障碍，作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设计；同志反对革命胜利后效仿苏联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同志把工业化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体，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这些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构想和实践，决定了后来正式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从一开始便具有了自己的特色。有同志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强调同志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打通了，在中国找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和方法。有同志从“奠基之功”、“探索之果”和“未竟之业”三个方面，概括了同志对改革开放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贡献。作者认为：“奠基之功”，就是建立新中国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功；“探索之果”，就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成果、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未竟之业”，就是未能完全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同志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倡导者、实践者的历史功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重要条件。有同志明确提出，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围绕这个观点，作者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有关论述，从三个方面作了详细阐述，即：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制度条件和物质基础；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指南和理论准备；积累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经验。

论文展开的具体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党的十八大报告有关论断的认识。有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同志艰辛探索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是对其艰辛探索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这包括四个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同志带领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是在同志领导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和重要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是在坚持同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是在科学总结同志探索失误所积累的深刻经验中继续向前发展的。上述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把握同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实践基础，也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理解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多次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两个三十年的辩证关系，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1］的这段话，既充满感情，也是对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深刻总结。这次研讨会上，有不少论文从这个角度作了探讨，正确和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四、自觉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宣传，研讨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对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思想，理解得更深入了。

这次会议有关思想研究的论文，占了很大部分。大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历史和现实结合，深入研究了同志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党建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调查研究思想、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民族理论，等等。很多成果都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拓展，或者有所突破。更重要的特点是，关于思想的研究，都立足于、着眼于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比如，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管理思想，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得比较少。我们这次会议，在这个领域有不少成果。有同志认为，同志在探索中虽然没有使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这样的概念，但他确实有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包括：适应当前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将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针对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加强基层工作和群众工作，减少和化解各种矛盾，等等。同志推荐的“枫桥经验”，在今天还在运用和发展。又比如，军事思想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这次会议上，同志们把中国梦和强军梦结合在一起，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有同志提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坚持和发展军事思想，必须聚焦强军目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再比如，有同志把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十个方面，包括：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支部建在连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时刻不忘拒腐防变；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始终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这些概括，不是简单的罗列，每一条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论文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党建思想的问题。

与会者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来研究思想，也就是把思想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来进行研究。这样，就呼应了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这个论断。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上，同志们也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有不少论文和发言，梳理和概括了同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造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诸如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学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等等。这些成果，都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说明，思想不只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包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思想“一脉相承”之“一脉”，不只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上面，不只是体现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活的灵魂方面，也体现在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和主张上面。对于怎样理解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有同志提出，这两大理论成果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一脉相承，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在出发点和根本立场上一脉相承，都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奋斗目标上一脉相承，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在理论品格上一脉相承，都强调理论要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在回答新的时代课题中，在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的前提下，继承和发展了思想，由此推进了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

新进展范文篇2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主要阐释国际贸易成因、国际贸易结构和国际贸易利得等问题。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先后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四个发展阶段。

古典贸易理论主要包括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和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2×2×1模型)。在他们的理论中，假定在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劳动作为唯一的投人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则国际贸易是发生在劳动生产率绝对或相对差异的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该理论首次阐明了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0世纪30年代，瑞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Heckscher和O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定理)。与古典贸易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的形成除了劳动这一投入要素之外，还包括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差异。后经Haberler、Mied、Learner、Leontief等学者将一般均衡分析的新古典模型与H－O定理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模型(2×2×2模型)——新古典贸易理论。这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量存在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情况，这一有悖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现象引起了Verdoon(1960)、Balassa(1966)等人的关注，Grubel、Lloyd(1975)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TradeTheory)。20世纪70年代后期，Krugman(1979，1980，1981)、Dixit和Norman(1980)、Lancaster(1980)、Helpman(1981)、Ethier(1982)、Brander和Spencer(1985)、Eaton和Gmssman(1986)等经济学家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嵌入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形成了所谓的新国际贸易理论，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消费偏好多样性和产品差异化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对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和产品同质性等基本假设进行了彻底颠覆，较好地诠释了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内贸易占绝大比重这一历史现实。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公司内交易特别是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对此问题的说服力也显得苍白无力，迫使经济学家对公司内贸易的成因进行反思。21世纪初，MarcMelitz(2003)提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PolAntras(2003)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共同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该理论打破了以往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假定，把国际贸易建立在异质性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基础之上，对当今国际贸易成因、结构和模式进行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全新解读。

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背景

1、国际贸易领域的微观实证数据对以往理论提出挑战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大中心主题为贸易所得和贸易分工基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间贸易模型根本没有涉及到企业层面；新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内贸易模型虽然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但为了简化模型，以代表性企业的假设将企业同质化。然而，近年的实证数据表明，企业间的差异对于理解国际贸易有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在对企业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中发现，在某一行业内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仅是少数效率高、竞争力强、规模相对大、产品质量好的企业。早在1995年，Bernard和Jensen曾发现在美国制造业中就存在上述现象；Melitz和Yeaple(2004)根据大量事例对1996年美国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研究表明，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出39％；Eaton、Krama和Koaum(2004)在研究中发现，法国制造业中仅有17.4％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且其出口量仅占生产量的21.6％；Jensen、Ber-nard、Redding(2007)等人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550万企业中只有大约4％的企业进行过出口贸易，2002年美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与非出口企业比较，出口企业的就业率、销售额和人均增加值分别高于非出口企业119％、148％和26％。

经验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企业无任何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

新进展范文篇3

1我院药学服务的具体工作

1.1参与临床查房和药物治疗工作我院于2005年建立了临床药师查房制度，临床药师每月与各临床科室主任一起下临床进行四次大查房，听取病案讨论，了解患者的病情，查看患者的病历，发现不合理用药现象以临床药师查房意见书的形式及时向各临床科室医生进行反馈。对我院近三年的临床查房工作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不合理用药现象大致分为以下十类：(1)重复用药；(2)用药时间过长；(3)用药剂量偏大、用药次数过多；(4)用药次序相反；(5)未掌握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6)用药疗程不足；(7)临床诊断与所用药物不相符；(8)一味地使用价格昂贵的药物；(9)未掌握药物的使用方法；(10)未能根据患者的病理生理情况用药。

1．2门诊处方评价我院临床药师对每月门诊医生处方进行一次详细的评价，评价具体包括抗菌药物、贵重药物使用合理性；有无中外文混用、剂量单位是否正确；需皮试处方是否注明；药物间是否有配伍禁忌；修改处是否有签名；单方是否超过五种药物等方面的内容。具体评价方法为任意抽取某医生的十张处方，对上述项目进行评分，100分为合格处方、85分以上为及格处方、6085分为不及格处方。我院还对门诊处方注射剂的使用进行评价，每月任意抽取三十张处方，评价包括药物品种数、是否使用抗菌药物和注射剂、基本药物品种数、药品通用名品种数和处方金额等方面的内容，最后计算出抗菌药物使用百分率、注射剂使用百分率和通用名使用百分率。统计结果显示：合格处方的医生占55％，及格处方的医生占45％，不及格处方的医生为0。

1．3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和报告我院自2005年开展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以来，在医护人员和临床药师的共同努力下已有近三十例不良反应上报，其中发生不良反应的药物有注射用氨苄青霉素钠、盐酸氯胺酮注射液、复方氨基酸注射液和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等，大多为已知不良反应。我院临床药师对上报的不良反应进行因果关泵的分析和评价，因果关系评价的结果包括：不良反应的发生与所用药物很可能有关、可能有关、可疑等。我院上报的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价结果多数为很可能有关。

1．4用药咨询服务用药咨询是应用药师所掌握的药学知识和药品信息，包括药理学、药效学、药动学、毒理学、商品学、药品不良反应、安全信息等，承接公众对药物治疗和合理用药的咨询服务。根据用药咨询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患者、医生、护士和公众用药咨询。其中门诊患者的用药咨询较为多见。根据我院近几年门诊用药咨询情况的统计结果显示，咨询人数占前五位的咨询内容是：

(1)药物种类的选择：在目前药品种类繁多的情况下，患者最关心的是药物的种类，特别是抗生素、解热镇痛药、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用药。

(2)药物的成分及作用：药物的成分及作用也是患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为了对症用药，按照适应症选用药，避免错服，防止用于适应症外疾病的治疗，药师应指导患者要区分疾病的性质选择用药。

(3)药物的用法与用量：一般患者都能读懂药品说明书，但也也有不少患者不按要求按时服用，不能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和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

(4)药物对患者是否有禁忌症：对说明书注意事项上列出的慎用、忌用和禁用对象，患者也不能很好的了解，此时药师应作出详细地解答。

(5)药物的不良反应：在用药期间出现了不良反应的患者应及时向药师咨询，从而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不良反应，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

1．5药物利弊评价和药物安奎j生管理连议我院对新上市的一些药物进行利弊评价，通过临床医生对患者治疗过程中的观察，对该药物进行一个客观、较为准确的评价，并把评价结果向临床药师进行反馈，临床药师再把反馈意见向医院药事委员会进行汇报，再由药事委员会决定该药的去与留。药物安全性管理建议是指：对某些不良反应多、应用安全系数小的药物进行重点监控，并提出好的、适合我院实际情况的管理建议，如：维生素B．注射液使用时容易发生过敏现象，药物安全性管理建议提示：该药在使用前应做皮试，以防过敏现象发生。忠者在服用他汀类降血脂药物后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有肌炎、肌痛、横纹肌溶解症等㈣，药物安全性管理建议提示：临床医生应尽量避免或减少使用该类降血脂药物。

2讨论

新进展范文篇4

认真学习《文选》努力在三个方面取得新进展斯鑫良

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文选》主要收入了同志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为我们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最好的教材。我们要充分认识学习《文选》的重大意义，切实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认真抓好学习。学习《文选》的重要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认识：一是有利于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文选》记录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在同志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十三年里，来自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困难和风险接连不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台独”分裂势力猖狂挑衅，亚洲金融危机，一九九八年严重洪涝灾害，美国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撞机事件，问题，等等。这些关系我国主权、安全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事件，使党和国家面临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在这些重大历史关头和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并不断快速地向前推进。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通过学习《文选》，我们可以重温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的发展历程，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二是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文选》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集中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容、深刻内涵、理论品格，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大成者。可以说，最能深刻而全面地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最能生动而突出地反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文献，都在《文选》中了。通过认真学习《文选》，可以使我们更系统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更加完整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三是有利于不断提高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文选》既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更反映了我们党以这一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过程。《文选》里生动记录的这十三年，和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的成功实践，都充分证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充分证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思想。通过学习《文选》，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实践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学习《文选》，就是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努力在中央《决定》提出的“九个深刻领会”上下功夫，把《文选》一至三卷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花大力气研读原著，做到真学、常学、深学，勤于思考、善于运用，真正学通弄懂。一是要抓住根本，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方面取得新进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都反映在《文选》的字里行间，体现在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这些重要文献，有的中央已下发过文件，有的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过，还有82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现在，这些重要文献已经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学习《文选》，就是要抓住学习领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根本，通过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研读这些重要著作，进一步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全面完整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进一步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和丰富内容，系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理论思考取得的重大成果，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从而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入脑、入心，切实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倍加珍惜，作为科学真理认真学习运用，作为根本指针长期加以坚持。二是要把握实质，在深刻理解一系列重大问题方面取得新进展。比如，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进一步深刻认识和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紧紧围绕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深刻领会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一步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建设这个关键，进一步深刻认识和科学回答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进一步增强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活的灵魂，认真学习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努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和解决当前组织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学习同志的著作，同学习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三是要突出重点，在学习同志党建思想方面取得新进展。同志的党建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文选收录的关于党的建设的40多篇重要著作和重要论述中。组织部门是党委主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职能部门，是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施工队”，应该更好地学习好、理解好、掌握好、运用好同志党建思想。我们要重点学习同志全面论述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著作。要精读同志关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干部教育培训、干部监督、人才队伍建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等涉及组织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深入领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等思想，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打牢新形势下组织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增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省委组织部理论中心组学习《文选》时的讲话摘要）

新进展范文篇5

［关键词］十八大;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以习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围绕生态文明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方略、新举措，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还为全球生态危机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究竟有哪些新进展?本文试图就以上这一问题作出试探性分析。

一、生态文明建设新战略高度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进一步将其提高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既关系着“美丽”目标的完成，也关系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能否实现。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进程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党中央强调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的方方面面。(一)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针对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高增长的问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而是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生态环境保护同经济发展绝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保护好生态环境，如果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无从谈起。(二)将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建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国家文明的演进、民族文化的传承的前提。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世界古老文明的断裂和消亡都是因为当时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上人类的过度开采破坏生态环境而带来的灭顶之灾，楼兰古国也曾在历史上创造辉煌，但终因对生态环境的贪婪和过度破坏而走向亡国灭种文化消亡的悲剧。在古代思想家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影响下，中华民族厉害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使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化未曾断裂的国家和民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总结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必由之路。(三)将生态文明融入社会建设。“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这句话既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即通过推进建设生态文明满足百姓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来推进社会建设，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不断深化社会发展内涵进而提升社会发展品质最终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也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的利益，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生存环境满足人民对生态环境的需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四)将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建设。“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在这里，之所以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中有很大的政治，是因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满足人民的需求是赢得民心的前提。而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之一，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改善人民的生产及生活环境，提供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安全营养无污染的食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题中之义。

二、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先进的理念对行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反之亦然。中共十八大以来，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错误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深刻总结工业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而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在取得经济社会高速增长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走了边污染边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这一传统方式仍然没有脱离人是自然界主宰的窠臼，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为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其中尊重自然就是强调我们必须摆正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位置，树立自然界与人平等的态度;顺应自然就是要求人类在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不违背客观按规律，顺应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和原则;保护自然要求我们在利用自然界时保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再生、环境自我净化、生态自我修复的能力免受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破坏。尊重自然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应保持的基本态度，是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条件，顺应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保护自然是尊重和顺应自然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没有资源、环境、生态的支持，人类社会的发展将无从谈起。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实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有机统一。(二)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转•宣公十二年》中的“民生在勤，勤则不溃。”“民”指的是老百姓。而《辞海》中将“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计”，意思是老百姓的生活来源问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于自然界的，如果自然环境遭受到破坏，无法提供资源能源，人类的生存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托。而当前，被污染的空气、水、食品等严重威胁人类的身心健康，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已经成为一个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党，推进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是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必然。(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以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生态的搞破坏换来了经济的高增长，时至今日，人类的身心健康遭到的严重威胁正是受到来自于自然界的报复。针对此，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人与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意在强调人与自然界不是矛盾双方，而是互相依存的一个整体，自然界为人的发展提供的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人在开发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挖掘和发挥自然界的价值和潜力，促进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资源的新陈代谢，自然界才能延续发展。(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包含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社会生产能力和自然界为人类社会提供生产生活的原材料的自然生产能力两种，自然界既是社会生产力的对象，又是自然生产力的主体，所以，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针对长期以来生产力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不可兼得的传统观念，强调“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正因为生态环境本身也是生产力，当前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污染的生态环境已经制约着自然界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改善环境就是提高自然界为人类社会提供生产资料的能力好水平，所以“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多次强调的“两山”理论高度概括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强调既不能打着保护环境幌子牺牲经济发展，也不能挂着经济发展的旗帜而破坏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无以为继，以牺牲经济发展换来的环境保护没有意义，只有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进步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

三、生态文明建设新举措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是引导，实践是关键。十八大以来，在提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基础上，党中央围绕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生态文明理念从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提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习惯，培育浓郁的生态文明建设氛围，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内化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强化环境保护的意识，使社会成员深刻领会人的发展同自然界的发展息息相关，才能人人自觉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中去，推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全民共治共建共享，提高我国生态治理能力，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二)完善生态建设法律制度体系。近年来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一定程度上与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有关。对此，党中央提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十八大以来，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等环节，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一是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十八大以来，吸收借鉴历届领导集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的完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从将生态环境作为一个重要指标的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到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新的绩效考核评价制度;从将公众、企业、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纳入环境保护的监管主体到对生态环境保护主体的依法奖惩制度;从根本大法的修订到建立健全区域性法律法规、领域性法律法规;从生态环境区域治理的“河长制”到生态环境保护法庭的试点;从划定“生态红线”到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赔偿、谁保护谁受益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逐步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法律体系，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二是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改革。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叠加、依然是负重前行，面对不断出现的生态文明新问题、新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改革，用不断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探索新方法、制定新政策，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将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同地方实际情况结合，制定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法律法规，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三)推动国际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为全球生态危机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是全球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世界各国应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觉承担起自身的义务，正如指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生态危机作为全球性的问题，早已跨越国界线，仅靠中国一国之力难以扭转全局，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通力合作，“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段蕾，康沛竹．新时代———论生态文明思想的背景、内涵与意义［J］．科学社会主义，2016(2):127－128．

新进展范文篇6

近年来，学界关于党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择其有重要研究新进展的若干人作以介绍。

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以往学界对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军事思想。近年来，学界对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研究者认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非常重视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他善于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灵活具体地处理好军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军事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者指出，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探索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将其概括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定位。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正确评估农民的觉悟程度，逐步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建立起“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军事工业体系。

日本学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质疑站不住脚

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过去对他的研究多从政治的视角。近年来，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二是对一些成说的争鸣。关于研究视角的转换，现在研究者更倾向于把他作为现代文化名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文化的视角，对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解读。比如对他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研究者提出，仅将此两文定位在欢呼十月革命的角度是狭隘的，要把它们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能正确理解其价值。对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两文，有研究者主张这两文所表达的并不是简单的学习俄罗斯文明，而是从学理层面，对1918年2月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发表的一种政治见解，意在告诫当局:不要因一时的短见而上日本的当，派兵干涉俄国。

争鸣的另一个热点，是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引起的，即对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争论。石川认为，《晨报》主笔陈溥贤才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陈溥贤传递的。同时，石川还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了质疑。国内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萧超然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和思想体系来介绍，是第一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虽然还需要再认识，但就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还是可信的，石川的质疑并不能站住脚。

董必武“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

董必武作为在国外学过法律专业的一位党的领导人，建国后主管政法工作，其法治思想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后，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在研究中受到更多的重视。研究者普遍认为，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思想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他在法学思想和法治建设方面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既是整个新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开端，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法制建设的思想理论准备。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认为，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他提出的“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论断，是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思想渊源。

任弼时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长期以来，学界对任弼时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2004年，随着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到来，《任弼时研究述评》、《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和《任弼时传》(修订版)出版，使人们对任弼时的生平和他在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研究者围绕任弼时关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等方面进行了集中探讨。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任弼时在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曾经起过什么作用。薄一波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任弼时“在确立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过程中，是立了功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任弼时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冷溶所说，任弼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党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他有关，因此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俞秀松国际冤案得到平反

近年来，学界对俞秀松的研究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俞秀松在创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贡献。学者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史绕不开俞秀松。二是发生在俞秀松身上的国际冤案，一度使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这导致其身后数十年对他生平和事迹研究的不足。对于前者，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在叙述参加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人员中，俞秀松名字紧列陈独秀之后，从而明确了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对于后者，一些研究表明，俞秀松冤案是王明、康生陷害的结果，他是苏联肃反运动的牺牲品。这个冤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于研究那个时期中共和苏共、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20世纪30年代党内的审干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他的日记被称为“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以往，学界对杨尚昆研究较少。这与他是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尤其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创立者之一的地位不相称。近年来，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有的研究者认为，近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堪称“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比如，革命刚刚胜利时，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日记》中就有记述，“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关于高饶问题，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确定的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救’”，“给一条路让他走”，“力求避免主回”，并记述了召开座谈会的安排。这些都透露了处理高饶问题时的复杂心情。关于毛刘围绕社教运动的分歧和争论，日记中记录简略，但从一句“刘话不灵了”，也可看出高层斗争的紧张和他对形势的忧虑。另外，关于庐山会议、、中苏关系等等，日记里都有一些可以解读的历史线索。

邓子恢“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

邓子恢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杜润生称邓子恢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近年来，关于邓子恢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他的包产到户的主张及遭遇，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蒋伯英所著的《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这部著作提出，邓子恢针对党内有人反对自留地，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完全“左”的观点；“我们国家的远景是要建成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不叫社会主义”。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是振聋发聩的主张，代表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正确方向，是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先声。合作化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在1956年、1962年、1978年三度出现包产到户，邓是前两次的积极支持者，并因此被打倒。而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对“包产到户”的肯定和发展，证明了邓的正确。

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

曾这样评说王稼祥:他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因此，学界对王稼祥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功”。研究者一般认为，他的“功”主要体现在:一是力促遵义会议的召开，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二是1938年回国带回了两个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文件，对“应该承认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思想”这个概念。不过，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认为，王稼祥的“功”还应包括他在建国后的外交思想和贡献，在此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一次在对外政策方面防“左”、纠“左”的尝试。

李立三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

近年来，学界对李立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功勋很大，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他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五卅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指挥者，新中国工会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参与制定鞍钢宪法的负责人。研究者还指出，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起义的倡导者。这就彻底打破了过去一个时期内，研究李立三不能谈论安源大罢工和南昌起义这两个禁区。关于“立三路线”，有的论者认为，他作为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者，是“左”的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实施者，但中央的“左”倾错误不应完全由他来承担，当时是中央集体犯错误；把立三“左”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的是共产国际，把错误完全推到李立三一个人身上的也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影响是立三“左”倾错误的根源。

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思想，也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关于工会性质、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工会的作用的认识和主张以及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思想，在当年被错误地作为“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导致了“左”的错误对工会工作的长期影响，削弱了工会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的基本职能，使工会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正常作用。研究者指出，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绝大部分思想都是正确的。

瞿秋白功与过、正确与错误的评价接近历史的原貌

瞿秋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但在历史上曾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瞿秋白的评价，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做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主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来，有关瞿秋白的研究成果很多，除大量的研究论文外，还有很多专著，如《从出生到领袖——瞿秋白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思想研究》、《瞿秋白传》、《瞿秋白年谱》等。学界对于瞿秋白的认识，鲁振祥的评价最为中肯: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是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恽代英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以往，学界对恽代英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教育、文化、编辑、军事等方面，很少涉及经济领域。近年来，研究者指出，作为政治家，恽代英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研究十分重视，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些经济主张，有些对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研究者还认为，人民主体思想是恽代英一贯坚持、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他的人民主体思想包括:主人翁就是民众；为人民谋福利是其价值思想的核心；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其价值思想的基本价值标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其价值思想的精髓。

邓发“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

在党的早期领袖队伍里，邓发的生平和贡献不大为人所知。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邓发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出版的《邓发纪念文集》，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为依据，证实邓发自1937年1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研究者还追述了他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组建中共政治保卫机构、遵义会议上支持、代表中共重新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活动中，作为参与者或领导者所发挥的的作用，但也没有回避他在苏区肃反扩大化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时犯的“左”的错误。有研究者认为，邓发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对“坑口兵变”等极端行为，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研究者还澄清了邓发被派新疆工作上的一些误识，指出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他离疆是盛世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结果。还有研究者对他在延安时期的境遇进行了评说，为人们理解中“革命在深入”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他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模范省”的卓越代表

被称誉为“民族英雄”。近年来，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的高尚气节。研究者指出:他的“以身殉志”的英勇壮举，舍己为公，廉洁自律的楷模曾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和共产国际的关注，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面时代的镜子。另一个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他对“式”的革命根据地的贡献。研究者认为，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并且也是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模范省”称号的卓越代表，而且作为“式”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还对“苏维埃模范省”的工作精神作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概括了苏维埃的“五种精神”，即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

李达脱党而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学界对李达的研究一直很关注，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位脱党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特殊经历。近年来，研究者对李达的生平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者既肯定了他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贡献，又没有回避他所经历的曲折和错误，以及1923年“追悔莫及的脱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度彷徨和后来的哲学政治化偏向。

新进展范文篇7

[论文摘要]虽然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即初步构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该体系主要是对市场进行的核算，忽视了非市场核算。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超越市场：美国非市场核算的设计》一书，对非市场核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它既是美国诸多经济学家在该领域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也代表了美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将参照这一报告的内容对美国非市场核算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非市场核算的产生背景，非市场核算的范围和重点，非市场核算的概念问题，非市场核算的数据问题。

虽然早在上个世纪3O年代美国即初步构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该体系主要是对市场进行的核算，忽视了非市场核算。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Kendrick、Eisner、Juster等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的核算。在此后长达几十年里，非市场核算研究总体来看是零散的，进展缓慢。这种状况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有所改观，特别是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超越市场：美国非市场核算的设计》一书，对非市场核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一著作是美国国家科学院(TheNationlaAcademyofSciences)下设国家统计委员会“非市场核算研究专家小组”的研究报告。它既是美国诸多经济学家在该领域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也代表了美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将参照这一报告的内容对美国非市场核算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一、非市场核算的产生背景

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NationalIncmeandProductAccounts，缩写为Ns)是对一国整体经济活动最有影响的测定，来自这一核算体系的最著名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缩写为GDP)指标与其他经济数据如价格和就业统计一起，构成对一国国民经济运行描述的数据基础。不过，由于这一核算体系构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其核算对象主要是市场交易，。而国民经济中除市场交易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活动，所以该体系有许多方面是不完整的。尽管NIPAs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其仍然遗漏了一国中大量的非市场产出。由于该体系的重点放在市场交易上而很少关注家庭和其他非市场活动的生产，因此非市场核算对NIPAs提出了挑战。

非市场核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济成长的来源。要更好地对经济成长的来源做出测定，研究者必须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若干数据做出补充，如对研究与发展、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投资等的估计。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之所以存在这些局限性，是由于经济生产和社会福利并非仅仅发生在市场领域而是拓展到了许多非市场活动。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NIPAs的这些局限性，为什么现在才提出这一报告?人们很少反对非市场投入与产出存在经济上的价值，这样的例子很容易发现：户主在居住方面做出改善后其住宅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居住环境的改善会提高住宅的价值。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测定这些非市场生产到底有多大。非市场核算在概念、测定及数据搜集方面的困难导致了其研究进展的缓慢。

二、非市场核算的范围和重点

非市场核算设计的中心问题是核算范围如何确定，即应对哪些相关的活动进行核算。专家小组建议已开发的卫星账户(SatelliteAccounts)应包括未经市场交易的生产性投入和可估价的产出。对于那些没有包括或者在NIPAs中进行了不适当处理的活动，这些账户提供了一个框架。尽管非市场核算的的之一足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活动总量的测定，但账户并不试图取代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也并不想改变GDP目前所处的主要地位。

必须承认不同的使用者需要不同的数据和方法。该专家小组试图开发一套更加完整的对人类生产活动测定而非对于幸福或福利测定的账户。因此，在报告该专家小组无论在实际测定还是概念上始终站在这一立场上。由于改进产出及投入的测定是任何一个扩展的核算体系的前提，所以该专家小组把力量集中在了这一方面。

虽然有多种生产活动可能包括在扩展的核算体系中，但根据现有的概念知识和数据取得状况，非市场核算把重点应放在以下5个领域：住户生产，正规教育的投资，健康的投资，非盈利和政府部门的活动及环境资产和服务。

(1)住户生产。住户生产的供自己消费的货物与服务的价值在数量上相当大，因此，对于一国总体经济活动水平的估计它的测定是必不可少的。很明显，若一国的产出将住户生产包括在内能够改变其测定的增长率趋势及商业循环的波动。根据现有的知识和数据，完全可以构建这样一个家庭生产账户。特别是家庭时间利用调查的开发更是促进了这一账户的构建，因为这一调查可以对人们在家中所做工作做出有效的估计。

(2)用于正规教育的投资及形成的技术资本存量。尽管GDP包括了教育支出，但是其对未来经济成长及人们福利的贡献仍然缺乏了解。由于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引起的增长，大量存在于资本存量之中，所以一个独立的教育账户将能涵盖传统核算中对于投资、资本和最终经济增长测定研究改进的数据。教育卫星账户既包括了市场要素，也引入了对非市场投入与产出的试验性测定。要成功地开发一套教育账户还需要改进学生和父母对教育投入的时间信息及教育对人们影响的估价。

(3)用于健康的投资及形成的健康资本存量。一个充分开发的健康账户能够使研究者估计一系列投入对健康存量的影响及健康存量的相应变化。对于改进医疗保健中的劳动生产率估计健康测定是一个重要前提。在健康的生产中至少有6个方面的投入：市场背景下提供的医疗保健，提供的未经支付的保健服务，个人花费在自身健康中的时间，其他货物与服务的消费及非医疗技术和安全方法，研究和发展，环境和“疾病状况”因素。健康部门有两种产出：

一是健康资本的价值，它可以定义为随个人生命的继续存在而期望的健康消费流量；另一个是由健康人口而产生的收入增加。

(4)挑选的政府非盈利部门的活动。最初的非盈利部门的核算是开发一套对免税组织所提供的公共和慈善货物与服务的账户。非盈利生产中在数量上最重要的非市场投入就是时间，特别是志愿劳动，因此，构建这一账户需要志愿者人数和工作小时的数据。事实上，对于政府和经济中的非盈利机构的综合性核算，全面和独立地估价货物与服务是重要的目标，要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更基础性的研究。

(5)环境资产与服务。环境核算已有较长的历史。该专家小组同意《自然的数据：扩展国民经济核算以包括环境》研究报告中的建议：国会应授权和资助有关部门开发一套综合性市场和非市场的环境账户。这一账户将集中于国内自然资源存量价值的变化上，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消除与空气及水污染的相关非市场价值上。专家小组建议：统计机构应开发对住户生产、政府和非盈利机构、教育、健康和环境的一整套卫星账户。这些账户能够对一国的生产活动提供更综合性的描述。

除了建议的上述5个非市场活动领域，该报告还专设一章“关于人力资本开发中家庭的作用”。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家庭投入对人力资本产生的重要价值，但专家小组认为，根据目前的知识现状和数据，开发一套综合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账户是不可能的，不过保留这样一套人力资本账户是有价值的，虽然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尽管专家小组也考虑了其他种类的活动，我们并不主张对为社会和私人福利做出贡献的所有非市场生产领域进行描述。在本报告中某些重要的领域如安全与保障、闲暇活动和地下经济并未受到过多的关注。

目前，住户生产和环境核算具备，较为牢固的基础，经济分析局(BureauofEconomicAnalysis)和其他统计机构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其他领域如政府和非盈利部门、教育和健康对概念的进一步思考和新的数据搜集则是必须的，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三、非市场核算的概念问题

基于多种原因，该专家小组相信对非市场核算试验性的卫星账户是最合适的，特别是其结构尽可能与NIPAs一致时。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经历了人们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反映了研究和政策运用的长期历史，其基础性原理经实践证明是可以得到贯彻的。此外，研究者致力于开发的扩展的产出测定将与GDP一起和谐共存。这些考虑为实行以货币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的方法提供了理由，无论什么情况下在估价投入与产出时要尽可能使用可观察到的市场交易。或许最重要的是非市场核算将保留复式记账的结构。公务员之家

专家小组建议：非市场核算将分别独立地测定产出的数量、价值与投入的数量和价值。只有这种从两方面独立做出的测定，才能保证非市场核算是最有价值的。

一个核心问题是当市场价格不存在时怎样来估计投入与产出的价值。从数量上来说，人们的时间是非市场生产中最重要的未经测定的投人，那么如何测定用于非市场生产中未付酬的时间价值呢?一种方法是按照市场的替代价格——即雇人来完成这一工作应付的酬金来估价。另一种方法是按一个人从事这一非市场活动的机会成本来估价。该报告详细展示了各种投入估价方法的内容。

假如非市场产品与服务在市场上生产和消费，非市场产出的估价便可按市场的原理进行。根据这一方法，对于接近市场的情况，尽管有些货物在市场中存在的可比替代物并不十分明确，非市场货物与服务的价格可根据市场中的摹本推算。更困难的是非市场货物没有直接的市场摹本或从未销售的情况，而这种类型的产出在教育和健康领域是很普遍的，这需要运用创造性的估计方法。

四、非市场核算的数据问题

构建非市场卫星账户，除了来自概念方面的挑战外，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估价非市场活动时如何取得合适的、高质量的数据。幸运的是，最近这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一项新的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AmericanTimeUseSurvey。缩写为ATUS)将提供关于非市场生产最重要的投入——人们的时间的丰富信息。

专家小组建议：由于可以使用时间投入来量化生产性的非市场活动，ATUS能够为构建和补充美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提供支持。为了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该项调查需要继续进行下去。

ATUS对于非市场核算的创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可以提供人们时间利用的年度信息。人口统计数据将与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一起构成非市场核算的基础。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用于回答个人的具体特征的问题，即花时问所做的事情；人口统计数据则描述了人口特征的分布。我们已经认识到，要更好地协调人口统计的数据，还需要统计机构和其他数据提供者做出积极的努力。

专家小组建议：协调和定期修订人口统计数据库将作为一项对非市场核算的投入。数据库将包括这样一些信息．如人们的年龄、性别、学校注册、教育年限、学位完成、职业、住宅、移民状况及其他方面。事实上，普查局(CensusBureau)已经搜集了一套高质量的人口统计数据，美国的社区调查也可以在人口统计的描述方面提供有效的帮助。由于统计机构预算的限制，人口统计数据库的建立，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数据。

新进展范文篇8

（二）着眼于激发广大党员的创造活力，丰富党员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的内容与形式，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年10月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充实了党员享有的各项权利，完善了保障党员权利的具体措施，明确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应尽的职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制度规范。各级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落实这一条例，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进一步拓宽，党员来信来访接待处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党员控告申诉受理工作进一步加强，一些侵犯党员权利的案件和诬告陷害的案件得到查处。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逐步推进党务公开”的要求，各地党务公开工作逐步推开，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组织的活动更加透明。党的基层组织在保障党员权利中的作用得到加强。一些基层党组织探索建立党员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党员旁听县乡常委会（党委会）等制度，培养党员的民主意识，提高党员的民主素养，调动了广大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积极性。

（三）着眼于提高重大决策的科学性，推进民主讨论、集体决策、责任约束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决策机制更加健全。中央政治局带头执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中央作出重大决策之前，都要广泛听取各地、各部门和派等各方面的意见。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中央决定将全会文件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到十七大代表，以进一步集中全党智慧、凝聚全党共识。各级地方党委结合实际进一步健全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逐步提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重大决策，广泛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集体讨论决定。凡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广泛实行听证、公示等制度，集思广益，集中民智，使决策既符合客观实际，又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对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实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使决策更加科学化。一些地方党委还探索建立重大决策记名表决制、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书记末位表态制等制度，把民主讨论、集体决策与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结合起来，强化了决策的责任约束、减少了决策失误。

（四）着眼于提高选人用人的准确性，把“群众公认”原则贯穿于干部选拔任用的全过程，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进一步扩大。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考察预告、任前公示、试用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重要干部等制度全面推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比以前更加透明，干部考察更加全面深入。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已经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方式之一，为进一步打破论资排辈、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促进干部能上能下找到了重要突破口，有的地方探索实行厅处级联考、分类选拔的办法，即省（区、市）、市（地）联合公选厅、处级领导干部，统一信息、统一组织报名、统一考试阅卷、统一公布结果，规范了操作，整合了资源，降低了成本。十七大以来一系列扩大民主的措施进一步拓宽了选人视野和选人渠道，丰富了干部选拔方式，促进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五）着眼于真实反映选举人意志，改进提名方式、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健全党内选举制度取得新进展。在刚刚结束的地方四级党委领导班子换届中，普遍采取了差额推荐、差额考察的办法，一些地方还在差额推荐、差额考察的基础上探索实行差额表决，使换届的过程成为扩大党内民主、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十七大代表选举，差额比例一般都超过了15%，比十七大时增加了5个百分点，扩大了选举人的选择范围，在推荐提名阶段也普遍做到了差额推荐。一些地方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在村一级实行“两推一选”，根据党员、群众的公开推荐，由党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党支部（总支部）书记、副书记；在乡镇一级实行“公推直选”，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乡镇党委书记、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有的地方还对县（市、区）级政府主要领导人实行“公推公选”。这些新的实践和举措，对于进一步落实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与监督权，拓展党内选举的视野，提高党内选举的质量，增强被选举人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大意义。

（六）着眼于加强集体领导，合理划分党委常委会与全委会的职责权限，党的全体委员会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中央率先垂范，实行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政治局通报民主生活会情况，各级地方党委领导班子也按照中央要求，向同级党委全委会述职和报告工作、接受全委会监督，全委会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年，中央组织部颁发《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对重要干部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的办法作出详细规定并得到普遍执行。一些地方还把全委会票决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同级党政职能部门的正职，运用到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进一步提高了全委会的地位。经过这次地方党委换届，副书记职数明显减少，常委会同全委会的职责进一步明确，全委会的作用得到明显增强。

（七）着眼于发挥党代表的作用，扩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党的代表大会的权威得到更好保障。按照十七大关于“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的要求，各地大胆探索，稳步推进，取得了宝贵经验。试行党代会年会制的地方，赋予每年举行的党代会审议党委、纪委工作报告，增补党委、纪委委员，接受代表提案等职能。这一做法改变了过去党代表只能在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期间发挥作用，全委会难以向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监督的状况，提高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权威，促进了党内权力配置和运行的科学化、民主化。试行党代表常任制的地方，赋予党代表评议权、建议权、提案权、质询权等权利，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积极参与重大决策，自觉监督党委、纪委及其成员，充分反映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并接受选举单位党员群众的监督。

（八）着眼于促进领导干部廉洁用权、依法用权、公正用权，加大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和同级相互之间的监督力度，党内民主监督的有效性不断增强。*年12月，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把党内监督的重点明确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为开展党内民主监督提供了根本依据。五年来，中央和省一级党委陆续建立巡视制度。中央巡视组对省级领导班子，省（区、市）委巡视组对地市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普遍巡视，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采取实地督察、发函督办、重点查处、整改结果报告等办法认真加以解决，有力促进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依法行政、秉公用权。各级党组织把民主生活会作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的重要形式，切实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充分发挥领导班子成员相互监督的作用，自觉接受上级党组织的监督。特别是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主要负责人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班子成员之间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达到了化解矛盾、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增进团结的目的。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进一步健全，使领导干部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的领域更加广泛、重点更加突出、操作更加具体。

十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新发展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对于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始终把服务于党的执政使命和中心任务，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方向。党内民主是建立在全党同志共同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基础之上的，它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手段。十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各方面工作，都是服务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紧紧围绕党的政治任务来开展，始终朝着党的奋斗目标来加强。发展党内民主的一切措施和实践，都要有利于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把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奋斗上来。

启示之二：必须把尊重和保障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作为党内民主建设的主题。坚持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是以人为本在党内生活中的集中体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党的根本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十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所取得的一系列新进展，都同贯穿和体现这个主题密切相关。紧紧围绕尊重和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发展党内民主，就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培养和提高党员的民主素养，营造党内讲真话、讲心里话的良好氛围，逐步解决一些党员中存在的不愿民主、不会民主、不敢民主的问题；就能更好地处理党组织同党员的关系，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激发全体党员的创造活力，有效克服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重义务、轻权利，重服从、轻平等，重统一意志、轻主动精神的倾向。

启示之三：必须把发展党内民主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结合起来，实现党内民主与集中的良性互动。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高度的党内民主，是集中统一的基础；有效的集中统一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前提。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必须始终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贯穿于党内民主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全过程。正确把握发展党内民主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辩证关系，就能既充分激发全党同志的创造活力，又有效防止和克服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既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又有效防止和克服个人专断、主观武断，真正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新进展范文篇9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注：StephenGill,"HistoricalMaterialism,Gramsci,andIPE",seeCraigN.MurphyandRogerTooze,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Boulder: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N.Y.1971,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133.）。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9.）。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与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0—61,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与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作用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与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作用，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6—70.）。这与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结果不一定可以预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认识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意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主权利、经济与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与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与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5.），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与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尔（VanderPijl）、考克斯（RobertCox），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墨菲（CraigMurphy）和基尔（Stephen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著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体会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作用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个阶段：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与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金融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安排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作用，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与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政治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工业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意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与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发展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与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企业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应商，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金融官员和当地与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与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与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与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与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与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与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与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关于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andWorld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历史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研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注：NeorealismandItsCritics,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与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赖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作用。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赖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与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主权，竞争力与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与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Pelerin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与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与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主权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时代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与“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主权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与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目前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与其生产能力不相称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赖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带来了可能性。但新的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确定的，要建立一个符合人类进步愿望的新秩序，还需要世界进步力量的长期努力（或者说长期的阵地战）。为了建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首先，在全球化中处于不利于地位的社会力量应该建立广泛的联盟，它应该包括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运动者、和平运动者和其他一些运动，如土著人权利运动和民主运动；由于工人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它应该担当这种联盟的组织领导，但必须超越其狭隘的公司主义思维以适应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需要。其次，还需要建立反现存霸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应确立对新世界秩序性质的共识。这种共识要给现存基本政治经济实体一定的地位和正确处理其相互关系。它还应注意建立新的消费模式，既要极大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又要与全球生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和资源的利用，减少污染，最大限度地解放人和增加平等参与的机会。第三，反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是全球性的，需要各地斗争的相互支持，否则现存全球化的潮流可以孤立各地的反对者并各个击破；另外，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力量基础上的，这种全球化的物质力量决定了反霸斗争的全球性。第五，建立新秩序的斗争应注意统一战线问题，一是要利用西方大国之间和内部存在着的各种形式的矛盾，二是要与伊斯兰进步力量友好相处，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在许多边缘地区渗透的反抗，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如刑法典、妇女社会地位和圣战概念等，不受西方进步力量的欢迎，但它在北非、中东和亚洲许多地区已经成为替代社会主义号召众多贫困人口的力量。第六，争取新秩序努力的突破点是现存世界秩序中的薄弱点——军事和金融。军事和金融是目前在结构上决定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也是全球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军事上，斗争战略不能仅限于高技术军事权力的集中垄断，还需要依靠其他的权力和非暴力反抗形式。在金融上，要充分准备一种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可以发挥作用的金融战略，因为金融危机是最可能促使现存秩序垮台的方式。新的金融机制应超越原来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自由主义，并把经济植根于具有平等和团结原则的社会之中（注：GlobalPerestroika,seeGeorgeCraneandAblaAmawied.,TheTheoreticalEvolutionofIntl,PoliticalEconom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PP158—172.）。

从考克斯复杂而深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中，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具体分析中，都能感受到它比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对世界各地发生的现象具有更强、更全面的解释能力。他的理论对人们思考西方学者近来的著作（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的独立运动）、英国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道路”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反美暴力事件等等，都具有启示意义。从考克斯的理论中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包融性，它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现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葛兰西学派对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确切地说应是国际关系理论）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依附的悲观看法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

对依附理论进行分析，第一步就是检视20世纪初期霍布森的观点。霍布森坚持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积累资本的制度，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结合，甚至通过使用军事资源来维护对不发达地区生产活动的控制，建立起了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点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成为关于依附的悲观论的源头。在拉丁美洲，残酷的现实令当地一些学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1]（P50）。普雷维什的“核心—边陲”概念，后来通过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Amin）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边陲”地带，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中居于劣势地位。

依附论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阿明博士和弗兰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是大地产，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核心与边缘不平等症状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导致墨西哥90％以上的农户一贫如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美洲，电视和报刊的新闻和广告对它大肆宣扬，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之冠。50年代时这个美洲就开始为自己的产品过剩而担忧；然而，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美洲，那里生活着4千万至5千万过去和现在都在受穷的人口[2]（P2）。阿明对这样的“另一个美洲”描述到，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生产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过渡到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对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阿明发现，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这种结构关系在弗兰克看来是“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久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发达[3]（P3）。弗兰克对智利的观察表明，智利的不发达不能归因于有些人设想的封建结构的延续，实际上这种结构从来没有存在过[3]（P115）。因为在智利，国内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一直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主要投资于商业，一直从所有重要的部门搜刮经济剩余。智利的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弗兰克在智利的发现与阿明对地区特征的概括不谋而合，在阿明看来，所有的形态有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1）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2）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3）具有当代地区所特有的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4）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样，弗兰克就观察到了对理解智利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处于卫星城地位的欠发达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因而总是依附于处于大都市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上，智利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走向极化；同时，互相依赖，尤其是卫星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也在增强，两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和收入，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智利的商业、农业、采矿业乃至工业，也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组织体制上越来越依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核心国家的卫星部门[3]（P117）。

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3]（P34）。

在弗兰克和其他依附论者看来，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然而，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弗兰克呼唤的革命并未出现。跨国公司从经济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就能通过各地的业务网去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由于跨国公司代表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日益集中和生产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它使拉丁美洲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更加严重[4]（P36）。

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发展论”

依附理论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莱图（EnzoFaletto）的著述中。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析。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5]（P10）。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5]（P3132）。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结语和讨论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新进展范文篇10

论文摘要:通过研究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采取反倾销措施针对的国家由过去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这一过程，发现美国反倾销申请提起的数量所呈现的变化，其原因在于世界经济环境的结构性改变和美国经济周期循环;从美国最近贸易法的立法和反倾销案的实践看，其反倾销机制的发展日益完善与成熟，将成为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工具和美国产业国际竞争时频繁使用的策略。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经济体，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中发展出一套成熟复杂的反倾销机制，为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服务，成为美国产业在面临国际竞争时寻求救济的有效平台。

1美国反倾销措施的新发展与原因

美国在国际贸易中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实践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但其频繁和大规模地使用反倾销措施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采取反倾销措施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后来居上的欧洲与日本等工业化发达国家，涉及的产品和部门广泛。一般认为采取反倾销调查背后是与美国存在密切的经贸关系，而贸易收支不平衡是直接的导火索，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摩擦的根源，各国经济结构与贸易发展的特殊性、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差异性也是重要原因。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采取反倾销措施的目标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日本虽仍是美国主要的反倾销调查目标国之一，但在1995-2007年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提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见图1)。这与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相关的。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如印度、巴西等国也逐渐成为美国提起反倾销调查主要的目标国，这不仅反映了新兴市场经济体日益加人到国际竞争中来，也动态反映了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

和全球经济结构变迁。1995-2007年间，美国反倾销措施的新变化，还体现在提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的变化上，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自1995年以来，美国政府提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逐年递增，到2001年达到创纪录的75件，随后大幅回落，过去10年反倾销案件平均数量为33件，而在2007年仅有8件反倾销案提出。而美国政府实施认定反倾销措施的案件的数量同比呈现出相同的规律。最近3

年，实施认定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量分别是2005年18件、2006年5件和2007年3件，下降幅度较大。根据WTO秘书处公布的报告数据，全球WTO会员国提出新的反倾销调查与认定并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数量，虽有微幅消长的现象，但平均数量较过去都呈现减少趋势。全球反倾销措施使用频率在近年也有较大下降，美国的反倾销案件数量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趋势。

从上述的描述看，美国在使用反倾销调查和认定实施反倾销措施在最近几年有相当变化，探究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是，如下几种因素是影响这种趋势的主要动力。

(1)美国在近两年来使用反倾销措施下降现象的背景是美国经济已从2001年的经济大萧条逐渐复苏。经济发展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有繁荣景气，也有经济发展停滞期或衰退期，当后者来临时，各国产业为了固守现有的市场，不可避免地会以各种手段，包括采取贸易救济的措施，来确保其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根据美国的反倾销法律，反倾销案件的提出必须以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或有受到实质损害的威胁为成立要件，在经济景气度提升的情祝下，产业受到损害的事实较难以成立。2001年后美国经济景气周期与反倾销案件提起数呈现高度相关性，如图3所示。

(2)制造商或出口商经营策略发生改变。全球经济的复苏与许多新兴经济体的日渐活跃，使得更多的厂商寻求进人规模不断扩大的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等，开拓其产品的销售市场与渠道。与之伴随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提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剧增就是这一趋势的明证。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把美国视为其产品主要出口市场的意愿不再像以往那么强烈，一方面受包含运费在内的成本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内需求也大幅增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出口美国的机会也降低，而这些国家通常也是过去美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目标国，在这种国际贸易趋势下，销售到美国的产品减少，相应减少了被美国政府提起调查的机会。

(3)贸易全球化影响降低了反倾销措施的使用几率。跨国投资使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一项产品的制造、加工、装配等环节可能在不同国家进行，而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反倾销调查的开始必须以申请人具有足够国内产业代表性时才能立案。在界定所谓“国内产业”的范围时，因全球化制造过程分工过细，而使最终产品制成品所占“国内产业”比例的评估与计算上在反倾销案立案时产生诸多问题。根据WTO协定，从事同类产品、或是与涉案厂商有关系的厂商，必须得被排除在认定“国内产业”的范围之外。以中国木制家具反倾销一案为例，该反倾销案申请最后虽然展开调查，但是美国国内厂商申请人，在为取得足够的国内产业代表性以提出本案反倾销申请时，就曾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实上美国现在很多家具都在中国制造，所以美国家具制造商可能大多在中国有投资等关联产业，或中国出口商与美国进口商有投资关系等。

综合来看，美国反倾销措施使用的减少，并不一定表明美国放弃了利用反倾销措施来保护本国产业这一手段。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两方面情况的反映:一方面是整个全球经济大环境的结构性改变;另一方面，也是美国经济景气循环的表现，美国经济自2001年走出低谷后在地产繁荣的基础上的强劲增长是与这一趋势相映证的。

2美国贸易法反倾销相关条款的新进展

长期以来，美国的立法者一般都认为反倾销措施是打击不公平贸易的合法手段。作为1930年关税法构成部分的《1921年反倾销法》是当今美国反倾销法的基础。之后美国的反倾销立法经历了相当多的修正，在《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都有反映。其修正背后的主要脉络是使美国的公司更容易地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也使美国政府更方便地限制外国产品在美国倾销。美国反倾销主管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其过于积极的手段常常有违美国在WTO下的义务。无论是WTO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都作出过美国行政措施违反其条约或协定义务的裁定，但就美国国会而言，似乎认为这些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定只是代表外国厂商的利益以达到弱化美国反倾销法律的效果。

最近几年美国贸易法相关条款的新进展仍然反映了这个脉络。2000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伯德修正案(ByrdAmendment)。根据伯德修正案，“美国海关应将上年度依据反倾销令、反补贴令或根据《1921年反倾销法》作出的裁决而向外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款存人一个特别账户，并以年度为基础按比例直接分配给提起和支持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而利益受损的美国公司，而不再是美国财政部，以弥补其合理费用，并作为对持续倾销与补贴效果的抵消”。由于伯德修正案提供的补助对象，只针对支持倾销/补助申请的国内生产者，对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者而言，这种利益刺激不仅促使他们提出申请，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支持反倾销的调查，导致更多申请的发生。该法案的效应是美国在2001年提出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创了历史纪录。

在WTO2003年宣布该法案违反WTO协定之后，美国一直到两年后才开始采取行动。美国参议院于2005年12月21日以51票对50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废除伯德修正案的决议，美国国会虽废除该法案，但废除的决议中还包括一项带有妥协性质的条款，即法案废除将推迟至2007年10月始生效。

引人注目的是伯德修正案废除后，2007年1月众议员PHIL提出一贸易法修正案HR708,该法案在反倾销的法律上有几个重大改变:

(1)该法案修改了1930年关税法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认定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进一步降低反倾销调查申请得以立案之利害关系人最低举证责任标准。在现行规范下，倾销必须确实给国内同类产品生产者造成实质损害，ITC才能作出肯定的最终认定。美国法院曾经作出判决:要求ITC作出这样的认定时，必须存在以该实质损害可归因于该低价涉案产品为要件，如果仅是进口涉案产品低于公平价格与国内产业受到损害两项事实并存时，并不必然意味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实质损害与低于公平价格产品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构成倾销认定的要件。基于此，分析低于公平价格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必然是反倾销调查中必须进行的要素。然而，PHIL提出的HR708修正案将对成立该因果关系的要件产生重大改变，如同法案中一段文字所言:委员会不需对进口涉案产品与其所涉之其他经济因素重要性进行认定。这段文字不仅降低反倾销调查的审查标准，致使低于公平价格进口产品“暂时性”造成国内产业的损害亦可能在该标准下构成具有因果关系之认定;同时，它也改变了1974年贸易法中认定进口物品是否损害美国国内生产者的审查标准，仅需表明进口产品引致了严重损害或有引致严重损害的威胁，而删掉了目前法律要求的进口产品必须是损害的重要原因的条件。

(2)HR708扩大了反倾销调查的对象，增加了所谓“下游倾销”的类型。即如果作为某种进口商品构成的零部件存在倾销，而美国为该进口商品生产零部件的产业受到实质损害或有实质损害的威胁或对该产业的建立有实质妨碍的话，则美国政府也应对该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

(3)HR708会造成调查程序上的改变，即ITC目前对出口至美国的涉案产品数量上如果是微量时，即排除不予调查，原因在于一般认为低于公平价格的进口产品如果是微量，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不致构成过大影响，因此对该产业也不致构成重大损害。但是HR708却要求ITC应该对出口微量涉案产品的出口国亦须予考虑。

(4)在计算倾销幅度的部分，该法案要求商务部应将美国进口商支付的反倾销税额，先从美国销售价格中扣除。此举将降低商品的平均美国销售价格，因此造成增加美国销售价格与一般正常价格比较时的差距，扩大倾销差额的幅度。这个法案还包括其他的反倾销法修改，基本上造成了反倾销救济更容易获得的效果。

在伯德修正案废除后，支持反倾销制度的申请者必须寻求可以激励国内产业支持反倾销申请的其他方式。如果HR708法案能够在美国国会通过，将使ITC作出损害之认定及商务部作出倾销认定更为容易。

3反倾销案例分析

2004年美国的虾反倾销案是争议较大的一个案件。美国的虾产业曾在2004年对6个国家(泰国、中国、越南、印度、巴西及厄瓜多尔)的出口商提出反倾销调查的申请。历经一年的调查，最后美国商务部对6国的近100家出口商课征反倾销税，其中除了中国的出口商因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计算方式得到非常高倾销差额，以及越南部分厂商也得到较高的反倾销税率外，其他国家出口商的最后平均反倾销课征税率在3%一11%之间。在2006年，泰国和印度分别就美国的虾反倾销案中采取的违反WTO反倾销协议的做法向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请争端解决程序，到2008年2月29日，WTO的专家小组了对虾反倾销争端的专家报告，该报告的结论认为美国在虾反倾销案中的做法违反了其在WTO下承诺履行的义务，要求它采取措施修正。

根据美国现行反倾销法，涉案商品被课征反倾销税满一年起，商务部每年都会通知案件利害关系人提出行政复查的申请，复查内容主要是商务部对前一年度倾销幅度进行检查，并得出新的人关的保证金税率。案件的申请人或被诉出口商在获得通知后可以决定是否提出复查申请，如果没有任何申请提出，原来的反倾销税率继续适用。

在虾反倾销案件中，大部分外国出口商获得不算太高的反倾销税率，这些外国出口商依然可以继续出口虾至美国。在反倾销税率不高的情况下，由于考虑每年提出复查的诉讼成本过大，并且经复查后的结果可能有遭致较高税率的风险，这些外国出口商也不太愿提出复查申请。

由于出口商不愿提出复查申请，美国国内虾类产业即以利害关系人身份提出相关申请。但在行政复查时，常有美国产业申请人与出口商已达成协议，即以撤回复查申请交换出口商以经费弥补。美国虾类产业从外国出口商得到交换利益，通常在每年出口总值的2%~3%之间作为撤回其复查申请的补偿。因此在虾反倾销案中，出口商显然愿意接受利益交换的方式，在法律诉讼费用与不确定性的新倾销税率两个选择中，外国出口商接受美国产业提出的条件或许是较佳的策略。

尽管伯德修正案在2007年10月起开始失效，但从虾反倾销案中观察，美国产业或许已经找到运用反倾销机制的一种新策略。并且如果HR708法案能够通过，可以预期美国今后反倾销措施使用上会有大幅增加的可能。同样的，美国反倾销法律实体与程序规则在近几年不断修正与调整，达到了美国反倾销调查国内申请人使用上的便利性。因此，今后几年美国在反倾销措施使用上，将会有再度增加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