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制度范文10篇

行政复议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解;行政复议调解程序

当前，民主法治进程不断加快，与之相应的人民法律观念也获得逐渐增强，这就使得各种新问题频频出现。在近些年来，与行政争议有关的纠纷案件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如何有效解决这些纠纷问题，如何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等，均是不能忽视与绕过的挑战问题。在行政领域内运用调解的方式解决行政争议问题，行政法学界对此并未形成共识，而是存在较大争议。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2007年5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获得颁布，该条例第一次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引入调解制度，这大大促进行政法的发展和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一、行政复议调解概念

关于行政复议调解，在出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进行明确规定。通过对该法条进行解读得知，在行政复议这个阶段可以运用调解的方式，而且准确规定行政复议调解的适用范围。但是法条并没有对行政复议调解概念做出明确的解释。有的学者在其研究中认为，所谓的行政复议调解，应是指对行政复议案件进行审理过程中，由行政机关发挥调停作用，复议双方当事人围绕存在的争议问题进行协商，并在这基础上相互谅解并最终达成合意的行为。有的学者在对行政复议调解定义进行理解时，认为其指的是在进行行政复议这个过程中，行政复议机关实施的行为，但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依据双方当事人自身合意情况，并在遵循互谅互让原则基础上和谐解决问题的活动。笔者综合以上这些研究观点，认为所谓的行政复议调解，是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由行政复议机关发挥居中调解作用，推进纠纷双方当事人在自愿这个基础上围绕争议问题进行合意协商，并使得纠纷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的活动。

二、行政复议调解制度不足

(一)行政复议调解有其自身的理论缺陷。1．行政复议调解可能冲击法律观念。行政复议调解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方式。与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规范权威性不同，行政复议调解是来自双方自愿合意的结果。为了获得合意，实现解决纠纷的目的，纠纷当事人之间会选择损害与妥协为代价，并非直接“依托于事实这个依据，以及法律这个准绳”等作为相应的法律规范，也就导致调解结果会和法律正确的裁判结果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甚至会降低公众追求公正裁判的热情，从而选择更有效率的调解方式。调解会冲击对事实的司法裁判，弱化法律观念。2．双方自愿合意容易变质。行政复议法的存在，使得公众维护自身权利获得有效保障。行政复议法在目的上非常明确，归结起来就是使得合法利益能够获得法律保护，确保行政机关能真正做到依法行使自身相应职权。在行政复议机关所进行的调解之下，行政相对人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双方自愿合意协商。但是由于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相对人的弱势地位，非常容易使得相对人的自愿合意变成同意妥协，这就是自愿合意容易变质的原因。这样也就不能在行政复议调解保障当事人的利益，也远离行政复议调解本身的目的。(二)行政复议机构不统一以及内部缺陷。1．行政复议机构不统一。就如何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这方面，行政复议法在其第十二条也进行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除了可以是本级人民政府之外，还可以是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即具有选择性特点。在处理一个行政行为方面，复议机关是不统一的。而且，我国行政层级共四级，这容易引发机构庞杂缺乏统一性，以及效率不高等问题。申请人向不同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调解。行政复议机关具有不同的特点，有可能使得做出的调解结果往往也存在差异。2．行政复议机构人员数量不足并缺乏履职能力。伴随近几年，行政案件的激增，我国行政复议机构普遍缺乏人才。就行政复议机构而言，其本身在数量上就有限，且相应的人员也并非无限，这就使得该机构很难有效应对存在的各种行政复议调解问题。然而现实生活中，行政复议机构普遍出现调解工作人员的不足和缺乏履行调解技能，并因此有可能成为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实现发展的制约因素。(三)行政复议调解程序的缺失。1．行政复议调解程序中权利义务的不明确。行政复议法及实施条例中，并没有明确行政复议调解过程中纠纷双方权利义务的归属和调解员的权利与责任。在一些地方政府规章中，虽然对行政复议调解进行一些程序上的规定，使行政复议调解按照步骤在行政复议阶段运用。但是，没有对纠纷当事人和调解员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的规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不明确，会导致举证责任的不明，责任承担等等问题，行政复议调解工作人员的权力责任不明，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不利于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发展。2．行政复议调解程序标准的不明确。程序的特征是明确的步骤，以保证实体法的顺利运行。在行政复议调解制度中，除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再无其他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而行政法实施条例也仅仅是规定适用调解制度的范围，并没有规定如何适用。这就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障碍，要不滥用，要不就不用。缺乏程序标准，使得行政复议调解无法合法合理的实施。但是，在制定程序标准的同时，不可以过于具体的标准。因为调解具有灵活性，这使得调解不可能按照法律标准完全执行。只能制定一些原则性规定和标准，增强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可操作性，使调解高效便民。(四)行政复议调解救济不明确权利都有被侵害的可能性。所以，为了保障权利的有效实施，一定明确其救济的途径。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并没有明确的救济途径。当然，行政复议调解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纠纷当事人之间自愿合意，达成调解协议，由行政复议机关制定调解书。但是对于在调解过程中的权利侵害救济没有明确，也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调解书的法律效果和不履行责任。没有救济途径的存在，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行使，这就使得当事人在权利无法救济下，并不愿意运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三、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完善

(一)行政复议调解的适用范围。行政复议调解的适用范围: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规定:(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纠纷。其次，部分省市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因地制宜制定行政复议调解办法中有相关规定。如山西省出台的行政复议调解和和解办法，就结合本身自身情况对行政复议调解作出相应规定。笔者分析行政复议调解的范围，认为除了包含行政自由裁量权，以及行政补偿赔偿之外，还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添加这些方面的内容，即:不认可行政机关对土地资源、山岭资源、草原资源、荒地资源、滩涂资源、矿藏资源、水流资源、森林资源以及海域资源等所有权或使用权作出的决定情形;不认可行政机关作出自身经营自主权违法决定的情形;不认可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行为，并认为该行为导致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形;在内容以及程序方面存在轻微瑕疵的这类案件;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案件以及相对人认为可以调解的情形，等六条作为行政复议调解的范围。最后，需要强调且注意的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行政复议案件，若存在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合法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均不属于适用调解的范畴。(二)行政复议调解机关的确定。由于我国现行行政复议机关的众多与复杂，对于行政复议调解制度而言，设置独立的、统一的行政复议机构———行政复议委员会，这不仅重要且非常有必要。所谓的行政复议委员会，是指在条件成熟的这些地方，可在地方政府设立具有综合性的行政复议委员会，负责对本级政府管辖的行政案件进行统一处理。换言之，由政府管辖范围内的这些行政案件，都属于行政复议委员会进行复议审理。这样也可以使行政复议调解案件有行政复议委员会进行调解，可以得到调解结果的唯一性和统一性。由此可以看出，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保障调解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保障纠纷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三)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程序设计。1．行政复议调解人员。行政复议机关参与其中并作为调解者，需要保持中立性，简单来说就是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来参与调解。由于行政相对人与做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在面对行政争议时，法律地位的不平等，而调解活动则要求凸显双方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趋于平等，由此可见，行政复议调解人员保持中立性非常重要，且还要尊重相对人的诉求，不能违背相对人真实意思。当然，行政复议调解人员也要适用回避制度，才能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最后，调解活动是否成功、当事人是否满意等，除了与调解员保持中立有关之外，还与调解员自身素质、专业能力等方面存在密切关系。为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加强针对调解人员开展专业素质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2．行政复议调解程序启动。行政复议调解发生在行政复议阶段，就是说相对人必须在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之后的十五天之内，就需要提起行政复议，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行政复议调解程序获得启动的相应要求。启动行政复议调解程序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相对人直接申请行政复议调解，可以书面形式，也可以口头形式。面对相对人直接提出行政复议调解，行政复议机关直接组织调解。在一定期限内，若出现调解不成立的现象，就会转为复议审查;二、在行政复议机关方面，其依法受理行政案件并发现该案件属于行政复议调解的范围之内，可以先行组织调解。在组织调解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拒绝调解，就需要转到行政复议案件审查这个环节，且根据情况作出相应的行政复议决定。3．行政复议调解审理期限。关于行政复议机关的受理期限方面，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作出规定。普通行政复议案件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行政复议调解发生在行政复议阶段。因此，行政复议运用调解的方式来处理行政纠纷也必须在六十日内完成。但是，现实中会出现:调解不成转审查的案件或者恶意延期调解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行政复议调解必须设定调解期限。普通行政复议调解期限应当是限于三十日，给调解转审查的案件留下充足的时间。针对行政复议期限在六十日之内的这种情形，对行政复议调解期限的规定是在十五日之内。若案件较为复杂，除非获得双方的同意，否则，结案方式一般不会选择调解方式。若选择调解，可在三十日期限这个基础上经批准适当进行延期。4．行政复议调解方式与步骤。行政复议调解是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调解就要求纠纷当事人就行政纠纷进行协商合意，在行政机关的帮助下化解行政纠纷的一种活动。既然是一种活动，就要求三方都要出席，参与组织调解会议。同时，在会议期间，复议申请人就法律问题和情况事实进行陈述，复议被申请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就行政行为做出针对性陈述，且在双方合意协商基础上形成共识。若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合意，可由调解员在不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下，给出合理解决纠纷的方案。若双方当事人根据调解员的方案还是不能达成合意，则由调解员决定终止调解，转入复议审查阶段。5．行政复议调解或者决定。存在纠纷问题的双方当事人，经行政复议机调解并达成合意的，应在由行政复议机关制作的行政复议调解书上签字，同时还加盖有行政复议机关的印章，而满足这些方面的条件之后，该行政复议行为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否则，就需要转入行政复议审查阶段，最终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最后，要告知当事人，对行政复议调解书或者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十五日之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6．行政复议调解法律责任。这里的法律责任主要是针对调解员在行政复议调解程序中行为。虽然是行政复议调解是一项调解活动，是纠纷双方当事人面对行政争议进行协商合意。由于纠纷双方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要求行政复议调解员一定要保持中立，否则，容易导致当事人的利益出现受损。因此，调解员需要承担渎职责任:调解员在行政复议调解活动中，出现包括徇私舞弊等在内的失职行为，就需要根据法律规定对其警告、记过以及记大过等;若是情节严重的情形，则依法对其处以降级、撤职以及开除等处罚措施;若是构成犯罪的则依法对其进行追责。(四)行政复议调解救济途径。行政复议调解是一种结案方式，行政复议调解书的生效会发生权利义务的变化，所以要明确行政复议调解的救济途径，保障当事人的利益。行政复议调解的救济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加强内部监督，由于调解员的失职行为或其他行为，导致相对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需要依法对其进行追责，也就是追究其法律责任。二、加强完善司法监督机制。若行政复议调解书已经生效，但当事人且没有依法履行，且没有适当的理由，对此，可申请法院方面进行强制执行。与此同时还需要对行政复议调解书具有可诉性方面进行确定。从当事人这个角度来说，若不认可调解协议，则可依法寻求相应的司法救济。

四、结语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是行政领域中第一次在立法层面引入调解制度。这是我国行政法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之体现，同时与民主法治具有超越性特点要求相符合，此外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的要求也相互匹配。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在实际运用中，使公民和政府可以平等对话、友好相处，使公民和政府之间形成有益的互动机制。虽然行政复议调解制度有许多优势。但是，行政复议调解发展至今，在法律层面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尤其是程序的缺失。相信在未来的发展，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将会进一步被规范，被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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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制度范文篇2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粮食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粮食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粮食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行政复议机关是指按照本办法规定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粮食行政机关，具体为县级以上(不包括县级)粮食行政机关。

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粮食行政机关作出的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粮食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取消行政许可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二)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粮食行政机关办理粮食收购资格、储备粮代储资格等行政许可或其他行政审批，粮食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三)对粮食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或其他行政审批变更、中止的决定不服的；

(四)认为粮食行政机关违法收费或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五)认为粮食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自主经营权的；

(六)认为粮食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申请行政复议：

(一)不服粮食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的；

(二)已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

(三)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已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认为粮食行政机关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第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粮食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进行审查的申请：

(一)国家粮食行政机关除规章以外的其他规定；

(二)省级或省级以下粮食行政机关的规定；

(三)粮食行政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或非行政机关共同的规定。

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第八条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法按照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填写的内容向申请人询问有关情况，作书面记录，并要求申请人对记录情况进行确认。

行政复议申请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为个人的，载明姓名、性别和住址等；申请人为单位的，载明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职务等；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地址；

(三)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

(四)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

(五)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证据；

(六)申请人的签名或盖章及申请日期。

第九条对县级或县级以上的粮食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其上一级粮食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对以粮食行政机关内设机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该粮食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

第十条对地方粮食行政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对粮食行政机关与其他非行政机构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该粮食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

第十一条粮食行政机关被撤销的，对其被撤销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二条对依法受粮食行政机关委托的事业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委托机关是被申请人。

第十三条对国家粮食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直接向其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向国务院申请最终裁决。

第十四条行政复议机关法制工作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

(三)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订行政复议决定；

(四)处理或转送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

(五)办理因不服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应诉事项；

(六)对下级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行为进行监督；

(七)监督本级或下级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八)对下级粮食机关或本机关内设机构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提出处理意见；

(九)提供有关法律咨询和法律支持等服务；

(十)法律、法规规定或本机关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五条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并视情况作出下列决定：

(一)对超过法定时限、且无正当理由延期；没有明确复议请求和事实根据；没有明确被申请人等不符合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二)对符合本办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三)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并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作出受理决定，制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受理日期即行政复议机关法制工作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

第十六条对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向申请人发补正通知书，一次性告知其需要补正或改正的全部材料。受理日期自法制工作机构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接受申请的粮食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上级粮食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受理；必要时，上级粮食行政机关也可以直接受理。

第十八条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执行：

(一)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三)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

(四)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

第十九条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行政复议机关法制工作机构认为要求合理，或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有关事实认定存在明显争议，或者行政复议机关法制工作机构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核实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

第二十条行政复议机关在调查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

第二十一条行政复议机关法制工作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

第二十二条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收集证据。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对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对该规定有权处理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在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法处理。处理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行政复议机关在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认为其依据不合法，本机关有权处理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在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机关依法处理。处理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第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决定中止行政复议：

(一)申请人死亡或终止的，尚未确定权利继承主体的；

(二)案件涉及法律法规适用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确认的；

(三)行政复议决定需要人民法院的判决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

(四)因不可抗力，致使行政复议不能继续进行的。

中止原因消除后，行政复议恢复进行。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决定终止行政复议：

(一)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合法的；

(二)被申请人自动变更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认为其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的；

(三)申请人死亡或终止，无继承其权利的合格民事主体的。

第二十六条行政复议机关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由行政复议机关依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二)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三)具体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2.适用依据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四)被申请人不按照行政复议机关的要求提供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决定由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签发生效。

第二十七条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对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的，在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赔偿。

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第二十九条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行政复议决定书应载明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为个人的，载明姓名、性别、住址等；申请人为单位的，载明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住址；

(三)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

(四)行政复议机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

(五)行政复议决定的内容；

(六)申请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的救济途径；

(七)行政复议决定的日期。

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条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有关上级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

第三十一条申请人逾期不起诉且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按下列规定分别处理：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粮食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机关的行政经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行政复议期间的计算和行政复议文书的送达，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期间、送达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关于行政复议期间有关“五日”、“七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

第三十四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粮食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适用本办法。

行政复议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复议前置存在价值质疑

Theleadingsystemin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isthereaneedforittoexist

Abstract:Asakindofremedyforadministrativedispute,thecurrentleadingsystemin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hasbecomeanecessaryprocedureinsomespecialadministrativecases,toapointwherethereisatendencyforittoformatripartiteequilibriumwith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andadministrativelitigation.Buttheexistenceoftheleadingsystemof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reallymakespersonsquery.Whichkindofpositionourcountryshouldputthissystemonisexactlywhatweareexpectedthroughprobingintoitsnecessityoftheinherentvalue.Meanwhile,thisthesisalsodidsomedesignstothecompletemeasureoftheadministrativeassistance.Finallywehopetoprotectthecitizen''''svitalinterestswell.

Keywords:theleadingsystemin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existentvalueoppugn

一、对行政复议前置及其存在价值之探讨

（一）行政复议前置的概念及定性

行政复议前置，是指行政相对人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在寻求法律救济途径时应当选择先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只有在经过复议后行政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仍有不同意见时，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这就是说，在行政复议前置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不经过复议这一中间环节就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现行法律将行政复议在某些案件中强制性地设定为诉讼必经程序，刻意体现行政复议的“准司法权”这一性质。

（二）我国关于行政复议前置的规定及存在原因

目前，我国的法条并未对行政复议前置做出系统的规定，只是将可复议前置的对象散列于一些特别法条中，如《治安管理条例》，《海关法》等等，而对于行政复议前置存在的原因，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为了减轻法院的诉讼负担，二是由于行政机关的人员配置更有利于处理专业问题。

（三）行政复议前置存在价值之质疑

如前所述，行政复议前置存在的原因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但仅仅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就要求行政相对方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必须先提起行政复议，这种制度设计是不合理的。

1、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在对行政相对方诉愿自由保护方面欠缺必要的考虑。该制度剥夺了行政相对方在行政争议发生时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换句话说，它提高了行政诉讼这一救济方式的要求。行政机关是行政争议的一方当事人，与行政相对人一方在行政领域地位是不平等的，但在有法院参加的行政诉讼中，作为争议双方地位是平等的，抬高行政诉讼的救济门槛，在行政争议与行政诉讼之间横插一个行政复议阶段，这对相对方权利考虑是不够的。比如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不服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应先向其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安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其中包括拘留这一涉及侵犯相对人人身权的处罚，处罚行为本身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物质上的损失、精神上的伤害，这时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尖锐，成为对立双方，在这种状态下还强制性要求相对人先寻求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未免过于苛刻。因为当事人更需要的是获得自由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尤其是直接通过诉讼去讨个满意说法的权利，以尽早结束行政处罚带来的阴影。

2、强制性要求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之前去接受行政复议——这一本身存在弊端且有别于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是不妥当的。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出现大扩张、大膨胀的趋势，西方学者称之为行政国现象。当前，我国行政权也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执行、管理部门，更深入到立法、司法领域，所谓的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出现，这就让行政机关的触角延伸至一些本该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的领域。但是，准司法权毕竟与司法权是有区别的。应该说，在处理行政纠纷问题上，行政复议在程序，制度设计等方面是不够完善的。（1）、行政复议在审理方式上一般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即复议机关在审理复议案件时，仅就行政案件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不传唤申请人、被申请人、证人或其他复议参加人到庭，在没有质证、没有辩论的情况下就做出行政复议，当事人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是一个令人质疑的问题。（2）、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非常广，不仅包括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的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包括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参照的规章；甚至还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制定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决定、命令这类文件制定主体多，颁布的程序没有法规、规章规范。这样，难免会有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方面的考虑，以这些文件处理出来的结果与用法规、规章处理出来的结果是有差异的。（3）、行政复议制度在回避问题上对行政相对人的考虑不够。当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领域发生纠纷后，仍然还由行政机关（包括主管部门和上级机关）来做出裁决，行政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与公民请求行政救济的目的——获得公正的裁决——冲突。公正的前提是双方地位的平等，这就要求行政复议机关中立，但由于行政机关与主管部门、上级部门有着作千丝万缕的联系（行政机关在上下级之间是一种行政领导与业务指导的关系，有时，行政机关的一些行政决定在做出前已经向上级请示汇报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由原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其主管部门去对此案进行复议，难免会影响对事实的正确判断和对法律、法规的正确理解。在中立、公正这些基本要求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去复议，这样的行政救济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强行要求行政相对人在提起行政诉讼以前，必须先提起行政复议——这一本身在程序，制度设计上有弊端的救济方式——这是欠考虑的。

3、强制性要求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前必须先提起行政复议这与国家机关的服务、便民理念相抵触。无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都是纠纷的解决方式，在解决纠纷时，得考虑行政相当人是否能够很容易地实现救济，是否能够很方便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正如马克思就人与法律的关系指出的，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②。在设计制度、法律时，应当考虑纠纷的迅速解决，避免久拖不决而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补救，并且尽可能地方便行政相对人，使其不因行政复议而增加过大的负担，最大限度地节省他们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行政复议前置强制性要求将复议作为诉讼的前提，使得想通过诉讼迅速解决纠纷的当事人不得不先去复议，无形中增加了行政相对人在精力上、时间上、费用上的投入，也增加了当事人心理上的负担。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在内心深处都不愿意与别人发生纠纷，更不要说与行政机关发生纠纷了，当纠纷不可避免地发生后，他们则希望问题能早些得到解决，而不是长时间地纠缠于其中。

4、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在具体操作上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条件的，行政机关将依法决定不予复议。应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事人的申请实质上是未经过复议的，根据行政复议前置制度的规定，行政相对人未经行政复议，意味着不具有对实体问题的起诉权，也就是说，行政相对人只能对不予受理提起诉讼，而不能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起诉对象是不予受理行政复议裁决。因此，在行政复议前置的情况下，行政复议机关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人民法院将不能再对同一事实和理由的行政事实进行审查。人民法院的裁决只能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该条文对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对于行政争议的迅速解决都是非常不利的。遗憾的是，像这样的条文不只一条，在《行政复议法》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二、正确认识行政复议前置与行政复议的关系

从上述观点中，我们认识到行政复议前置存在的不合理性，但否定行政复议前置制度不等于否定行政复议制度。因为行政复议制度自身是有其合理性与存在必要性的：第一，从行政救济上看，对相对人的救济更为全面有效。一方面，行政复议的可复议范围较行政诉讼而言更为广泛，它除了具体行政行为外，还包括一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另一方面，行政复议除了与行政诉讼一样可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还可以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不受申请范围的限制。第二，从现实意义上看，行政复议具有可操作性。其体现如下：首先是行政复议程序较简单，从一定角度上可以节约诉讼时间。其次，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主体的行政复议机关所做的决定，其结果更容易得到行政机关的执行，对真正维护申请人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是刻意将行政复议作为相对人寻求行政救济时的一个必经程序就显得过于牵强，特别是一些学者认为应当扩大行政复议前置范围的观点，更是不敢苟同。对于行政复议前置的规定，应在本国自身国情上，综合考虑整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结构及人民的思想等因素，以作出合理取舍，而就中国当前的现实局面上看，行政复议制度自身的运转尚存在一定的困难那么将复议前置硬性规定在法条中，岂不是犹如“缘木求鱼”一般？因此，何不把这项权力交给享有权利的公民，让他们充分行使好维护自己权益的自由选择权，岂不是更能体现出人权与权利相互交融的良好势头？

三、取消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兼论加强行政救济功能的措施

如前所述，行政复议前置制度的存在弊大于利，能否取消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取消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在行政争议的处理方面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就这个问题，可作如下设计：

（一）在行政诉讼领域，强化法院的司法救济功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行政复议前置案件大量涌入法院的情形。由于法院在商标、专利、税务等领域未配置足够的专业人员，在处理这类专业性问题上存在欠缺，针对这种情况，可以由法院聘请商标、专利、税务等领域的专家组成专业委员会，由这些专家来解决专业问题。可以设立土地争议处理委员会，商标、专利争议处理委员会，税务争议处理委员会和行政处罚争议处理委员会等专业性的委员会，当出现相关问题时，由法院将问题提交相关专业委员会，由这些人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咨询意见，并将这些意见交由法院作为判案的依据。尽管这一专业委员会的设置及运转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设置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对司法权的公正实施，对行政权的制衡，对程序的合法与公正等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说，用这一代价去换取人权、民主、法制与公正是值得的。这一投入应该划入行政争议合理解决的必要费用之中。

（二）在行政复议领域，完善选择复议制度。如前所述，取消行政复议前置并不等于取消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制度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它作为一种与行政诉讼相对应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有必要对它进行完善。选择复议制度让当事人自行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种做法最能体现我国法律的民主性，因为它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较大的自由选择权以最大限度地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选择。因此，我们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规范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针对行政复议案件所依据的法律文件非常广泛，行政复议机关在做出决定时所采用的依据可能其中有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这一点弊端，可强制性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以一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或者，至少说，在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发生冲突时依法做出选择，在相同层级规范性文件发生冲突时应选择那些着眼全局、着眼大部分人利益的文件。

2、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独立性。当前，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都设置在行政机关之中，财务、人事、工作都受到行政机关及其行政首长的领导，行政复议机构内部的人员也不是专业化的工作人员。如果适当提高行政复议机构的地位，同时使该机构在人员配置上更专业，复议机关的人员不直接由行政机关任免，奖惩、工资、级别等都不与行政机关挂钩，那么他们在工作上会更少地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当然，对于如何“挂钩”，我们可以作一些思考，例如，将他们的奖惩、工资、级别等与相关司法部门挂钩，等等。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取消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希望最终能够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限制行政权的扩张，使行政权有限度地介入司法领域。第二、巩固司法机关的地位，使司法权能够有效行使。第三、取消行政复议前置，这是基于人权、诉权及诉愿自由的原则而产生的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这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目的。最终期望通过取消这一制度达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平衡，以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参考文献：

[1]董建国《行政复议手册》[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

[2]曾祥瑞《行政救济论》[M]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方世荣《行政复议法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4]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应松年《依法行政读本》[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7]倪志凤《行政前置与行政诉讼衔接之我见》[J]

[8]刘邦杰《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对策研究》[J]

[9]吕培含、陈诚《行政复议前置的定性框架》[J]

注释：

行政复议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复议前置存在价值质疑

Theleadingsystemin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isthereaneedforittoexist

Abstract:Asakindofremedyforadministrativedispute,thecurrentleadingsystemin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hasbecomeanecessaryprocedureinsomespecialadministrativecases,toapointwherethereisatendencyforittoformatripartiteequilibriumwith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andadministrativelitigation.Buttheexistenceoftheleadingsystemof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reallymakespersonsquery.Whichkindofpositionourcountryshouldputthissystemonisexactlywhatweareexpectedthroughprobingintoitsnecessityoftheinherentvalue.Meanwhile,thisthesisalsodidsomedesignstothecompletemeasureoftheadministrativeassistance.Finallywehopetoprotectthecitizen''''svitalinterestswell.

Keywords:theleadingsysteminthead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existentvalueoppugn

一、对行政复议前置及其存在价值之探讨

（一）行政复议前置的概念及定性

行政复议前置，是指行政相对人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在寻求法律救济途径时应当选择先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只有在经过复议后行政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仍有不同意见时，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这就是说，在行政复议前置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不经过复议这一中间环节就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现行法律将行政复议在某些案件中强制性地设定为诉讼必经程序，刻意体现行政复议的“准司法权”这一性质。

（二）我国关于行政复议前置的规定及存在原因

目前，我国的法条并未对行政复议前置做出系统的规定，只是将可复议前置的对象散列于一些特别法条中，如《治安管理条例》，《海关法》等等，而对于行政复议前置存在的原因，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为了减轻法院的诉讼负担，二是由于行政机关的人员配置更有利于处理专业问题。

（三）行政复议前置存在价值之质疑

如前所述，行政复议前置存在的原因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但仅仅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就要求行政相对方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必须先提起行政复议，这种制度设计是不合理的。

1、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在对行政相对方诉愿自由保护方面欠缺必要的考虑。该制度剥夺了行政相对方在行政争议发生时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换句话说，它提高了行政诉讼这一救济方式的要求。行政机关是行政争议的一方当事人，与行政相对人一方在行政领域地位是不平等的，但在有法院参加的行政诉讼中，作为争议双方地位是平等的，抬高行政诉讼的救济门槛，在行政争议与行政诉讼之间横插一个行政复议阶段，这对相对方权利考虑是不够的。比如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不服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应先向其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安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其中包括拘留这一涉及侵犯相对人人身权的处罚，处罚行为本身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物质上的损失、精神上的伤害，这时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尖锐，成为对立双方，在这种状态下还强制性要求相对人先寻求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未免过于苛刻。因为当事人更需要的是获得自由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尤其是直接通过诉讼去讨个满意说法的权利，以尽早结束行政处罚带来的阴影。

2、强制性要求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之前去接受行政复议——这一本身存在弊端且有别于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是不妥当的。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出现大扩张、大膨胀的趋势，西方学者称之为行政国现象。当前，我国行政权也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执行、管理部门，更深入到立法、司法领域，所谓的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出现，这就让行政机关的触角延伸至一些本该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的领域。但是，准司法权毕竟与司法权是有区别的。应该说，在处理行政纠纷问题上，行政复议在程序，制度设计等方面是不够完善的。（1）、行政复议在审理方式上一般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即复议机关在审理复议案件时，仅就行政案件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不传唤申请人、被申请人、证人或其他复议参加人到庭，在没有质证、没有辩论的情况下就做出行政复议，当事人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是一个令人质疑的问题。（2）、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非常广，不仅包括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的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包括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参照的规章；甚至还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制定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决定、命令这类文件制定主体多，颁布的程序没有法规、规章规范。这样，难免会有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方面的考虑，以这些文件处理出来的结果与用法规、规章处理出来的结果是有差异的。（3）、行政复议制度在回避问题上对行政相对人的考虑不够。当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领域发生纠纷后，仍然还由行政机关（包括主管部门和上级机关）来做出裁决，行政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与公民请求行政救济的目的——获得公正的裁决——冲突。公正的前提是双方地位的平等，这就要求行政复议机关中立，但由于行政机关与主管部门、上级部门有着作千丝万缕的联系（行政机关在上下级之间是一种行政领导与业务指导的关系，有时，行政机关的一些行政决定在做出前已经向上级请示汇报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由原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其主管部门去对此案进行复议，难免会影响对事实的正确判断和对法律、法规的正确理解。在中立、公正这些基本要求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去复议，这样的行政救济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强行要求行政相对人在提起行政诉讼以前，必须先提起行政复议——这一本身在程序，制度设计上有弊端的救济方式——这是欠考虑的。

3、强制性要求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前必须先提起行政复议这与国家机关的服务、便民理念相抵触。无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都是纠纷的解决方式，在解决纠纷时，得考虑行政相当人是否能够很容易地实现救济，是否能够很方便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正如马克思就人与法律的关系指出的，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②。在设计制度、法律时，应当考虑纠纷的迅速解决，避免久拖不决而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补救，并且尽可能地方便行政相对人，使其不因行政复议而增加过大的负担，最大限度地节省他们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行政复议前置强制性要求将复议作为诉讼的前提，使得想通过诉讼迅速解决纠纷的当事人不得不先去复议，无形中增加了行政相对人在精力上、时间上、费用上的投入，也增加了当事人心理上的负担。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在内心深处都不愿意与别人发生纠纷，更不要说与行政机关发生纠纷了，当纠纷不可避免地发生后，他们则希望问题能早些得到解决，而不是长时间地纠缠于其中。

4、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在具体操作上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条件的，行政机关将依法决定不予复议。应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事人的申请实质上是未经过复议的，根据行政复议前置制度的规定，行政相对人未经行政复议，意味着不具有对实体问题的起诉权，也就是说，行政相对人只能对不予受理提起诉讼，而不能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起诉对象是不予受理行政复议裁决。因此，在行政复议前置的情况下，行政复议机关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人民法院将不能再对同一事实和理由的行政事实进行审查。人民法院的裁决只能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该条文对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对于行政争议的迅速解决都是非常不利的。遗憾的是，像这样的条文不只一条，在《行政复议法》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二、正确认识行政复议前置与行政复议的关系

从上述观点中，我们认识到行政复议前置存在的不合理性，但否定行政复议前置制度不等于否定行政复议制度。因为行政复议制度自身是有其合理性与存在必要性的：第一，从行政救济上看，对相对人的救济更为全面有效。一方面，行政复议的可复议范围较行政诉讼而言更为广泛，它除了具体行政行为外，还包括一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另一方面，行政复议除了与行政诉讼一样可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还可以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不受申请范围的限制。第二，从现实意义上看，行政复议具有可操作性。其体现如下：首先是行政复议程序较简单，从一定角度上可以节约诉讼时间。其次，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主体的行政复议机关所做的决定，其结果更容易得到行政机关的执行，对真正维护申请人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是刻意将行政复议作为相对人寻求行政救济时的一个必经程序就显得过于牵强，特别是一些学者认为应当扩大行政复议前置范围的观点，更是不敢苟同。对于行政复议前置的规定，应在本国自身国情上，综合考虑整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结构及人民的思想等因素，以作出合理取舍，而就中国当前的现实局面上看，行政复议制度自身的运转尚存在一定的困难那么将复议前置硬性规定在法条中，岂不是犹如“缘木求鱼”一般？因此，何不把这项权力交给享有权利的公民，让他们充分行使好维护自己权益的自由选择权，岂不是更能体现出人权与权利相互交融的良好势头？

三、取消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兼论加强行政救济功能的措施

如前所述，行政复议前置制度的存在弊大于利，能否取消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取消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在行政争议的处理方面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就这个问题，可作如下设计：

（一）在行政诉讼领域，强化法院的司法救济功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行政复议前置案件大量涌入法院的情形。由于法院在商标、专利、税务等领域未配置足够的专业人员，在处理这类专业性问题上存在欠缺，针对这种情况，可以由法院聘请商标、专利、税务等领域的专家组成专业委员会，由这些专家来解决专业问题。可以设立土地争议处理委员会，商标、专利争议处理委员会，税务争议处理委员会和行政处罚争议处理委员会等专业性的委员会，当出现相关问题时，由法院将问题提交相关专业委员会，由这些人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咨询意见，并将这些意见交由法院作为判案的依据。尽管这一专业委员会的设置及运转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设置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对司法权的公正实施，对行政权的制衡，对程序的合法与公正等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说，用这一代价去换取人权、民主、法制与公正是值得的。这一投入应该划入行政争议合理解决的必要费用之中。

（二）在行政复议领域，完善选择复议制度。如前所述，取消行政复议前置并不等于取消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制度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它作为一种与行政诉讼相对应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有必要对它进行完善。选择复议制度让当事人自行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种做法最能体现我国法律的民主性，因为它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较大的自由选择权以最大限度地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选择。因此，我们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规范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针对行政复议案件所依据的法律文件非常广泛，行政复议机关在做出决定时所采用的依据可能其中有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这一点弊端，可强制性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以一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或者，至少说，在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发生冲突时依法做出选择，在相同层级规范性文件发生冲突时应选择那些着眼全局、着眼大部分人利益的文件。

2、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独立性。当前，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都设置在行政机关之中，财务、人事、工作都受到行政机关及其行政首长的领导，行政复议机构内部的人员也不是专业化的工作人员。如果适当提高行政复议机构的地位，同时使该机构在人员配置上更专业，复议机关的人员不直接由行政机关任免，奖惩、工资、级别等都不与行政机关挂钩，那么他们在工作上会更少地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当然，对于如何“挂钩”，我们可以作一些思考，例如，将他们的奖惩、工资、级别等与相关司法部门挂钩，等等。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取消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希望最终能够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限制行政权的扩张，使行政权有限度地介入司法领域。第二、巩固司法机关的地位，使司法权能够有效行使。第三、取消行政复议前置，这是基于人权、诉权及诉愿自由的原则而产生的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这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目的。最终期望通过取消这一制度达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平衡，以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参考文献：

[1]董建国《行政复议手册》[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

[2]曾祥瑞《行政救济论》[M]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方世荣《行政复议法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4]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应松年《依法行政读本》[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7]倪志凤《行政前置与行政诉讼衔接之我见》[J]

[8]刘邦杰《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对策研究》[J]

[9]吕培含、陈诚《行政复议前置的定性框架》[J]

注释：

行政复议制度范文篇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行政复议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其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标志着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日益健全与完善，在依法治国和行政法治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恢复阶段

20世纪50年代，我国已有了行政复议制度，但没有专门的立法。6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由于左倾冒进和法律虚无主义影响，加之“”给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造成的破坏，行政复议制度与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并正在发展中的其他制度一样，几乎夭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了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战略任务。[滕明荣．《行政复议法》对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的新发展[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75．]行政复议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得到迅速发展，行政复议制度由此进入复兴时期。据统计，至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我国当时已有近百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复议作了规定，其内容涉及公安、工商管理等20多种行政管理活动。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制度具有的普遍性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行政复议制度对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行政机关自身的监督，树立政府的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的行政复议具有以下缺陷：

第一，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操作性差，而且每一部规范性文件只针对某一类型的行政行为规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缺乏一部对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范围、管辖、程序等作出统一规定的行政复议基本法。

第二，行政复议的名称不统一，有的称申诉，有的称复议，还有一些其他的称谓。

第三，规定行政复议制度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高低不同，有的是法律，有的是行政法规，还有的是部门规章。

第四，各个规范性文件对各种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期限规定也不尽一致。

第五，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上，没有一个概括和明确的统一规定，大部分采用复议前置的模式，极少数采用的是复议与诉讼选择模式，而且对复议后可否行政诉讼，除了《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两个出入境管理法明确规定不得再行提起行政诉讼外，其他规范性文件很少提及此问题。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

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对依法行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配合《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国务院于1990年颁布了《行政复议条例》。这个条例的颁布，标志着行政复议制度日趋成熟，改变了行政复议分散不协调的立法状态，在行政法规的层面上实现了行政复议制度的系统化，行政复议的准司法功能特性已被认识和接受，行政复议制度开始向大一统方向迈进。

虽然《行政复议条例》向建立独立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迈出了重大一步，对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行政复议条例》毕竟是《行政诉讼法》的配套制度，缺少独创性和独立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如受案范围窄；申请复议的限制较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复议不方便；由于法律责任不明确，有的行政机关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甚至官官相护，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该撤销的不撤销，对不正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变更的不变更；机构的不健全，人员的不到位，经费的不落实，难以保障复议制度的落实。据统计，在《行政复议条例》实施初期，各地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大增，不少地方甚至超过了行政诉讼案件。但是自1993年以后各地的行政复议案件就开始下降，在《行政复议法》颁布以前，再也没有达到《行政复议条例》实施初期的水平。内中原因，除了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增强和其他客观因素以外，行政复议制度的行政性过强，在制度设计上过于强调内部的自我监督，忽视纠纷的解决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三）行政复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阶段

在《行政复议条例》实施8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全国人大于1999年4月29日通过并颁布了《行政复议法》，并于1999年10月1日施行。这部法律在立法宗旨上突出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强化了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它的公布实施对于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标志着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正式摆脱了配套地位，提高了立法层次，以法律的形式实现了独立和统一，成为与行政诉讼并列的行政救济制度。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是我国政府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面迈出的有力步伐。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扩大了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进一步加强了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作用；拓宽了权利救济的范围；提高了行政复议主体的级别，增强了申请复议的选择性；完善了行政复议的操作程序，更充分地体现了便民、高效原则；严格了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法律责任，加大了监督力度。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绝大多数的行政复议案件实现了“案结事了”，申请人不再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而及时化解了一大批复杂的行政争议，有效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然而，从具体的制度运作来看，行政复议的实施情况并不是很好。从总体上看，行政复议案件的申请数量并未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增长，2007年全国行政复议申请数量较前几年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同期的行政诉讼案件增长明显，信访中行政纠纷方面的案件也节节攀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复议制度缺乏信任。同时，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率极高，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全国行政复议机关维持率大约一直在50%以上。另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中，70%以上是没有经过复议直接起诉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行政复议的公正性是不被认同的。还有，行政复议效率低下、救济效果相对滞后。由于受“行政化”指导思想的影响，很多地方用办文的方式办理复议案件，复议案件往往要经过多道程序的审批，等到最后的批示下发给承办人，至少要白白花去半个多月的时间。

为了进一步完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进一步增强行政复议制度的可操作性，修补复议制度在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不足，2007年5月29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7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7章66条，以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为取向，其体系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体现了落实国家基本行政救济制度和保护人民利益并重的精神。[王雅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制度创新[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20．]《条例》的制度设计，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实用和创新的鲜明特点，对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以及民生的保护将会产生重大的作用。其创新集中表现在强化行政复议机构的建设，从组织上保证行政复议制度的有效运作；通过相关制度的健全和创新，畅通行政复议渠道；引入听证制度，健全行政复议的审查方式；确立了行政复议权利告知制度；规定了复议中的调解和和解制度，行政机关的“有错快改”制度等方面。

二、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现实弊端

尽管《条例》对行政复议制度作了深度完善，但囿于下位法无法根本弥补上位法的不足，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仍然存在以下弊端：

第一，行政复议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行政复议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其必须由一个统一的具有高度独立性的机构来实施复议行为。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由政府法制机构或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充任，缺乏一套统一和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体系。这样既不利于公正地进行行政复议，也不利于机构精简。同时产生了各种缺陷：首先，不能公正地进行行政复议裁决。主持复议的行政机构完全听命于所属的行政首长，没有自主决定权。其次，国家行政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在行政复议这一体系中，由于没有统一的复议机构体系，违背了行政机关的精简效能原则，造成机构臃肿，加重了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负担，造成了人员一定程度的浪费，不利于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复议组织的超然、独立是作出公正复议决定的重要保障。

第二，行政复议人员缺乏应有的专业性。行政复议人员以行政复议机关的名义具体审查复议案件并做出复议决定，应具有与其职责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法律应严格规定行政复议人员的任职资格，保证复议人员尽职尽责，真正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实践中行政复议案件种类繁多，牵涉面广，行政复议人员若缺乏对法律精神、制度的宏观把握，不熟识各种法律法规，很难担此重任。各国均对行政复议人员任用资格作出严格规定，一般均要求精通法律，国外行政复议人员不少都是执业律师出身，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福利保障。但我国现行法律对复议人员任用资格无明文规定，许多复议人员都是半路出家，没有接受过专门法律教育，同时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员又感到无用武之地，有的甚至因坚持依法办事而被调离，复议人员稳定性差，复议工作缺乏必要连续性。

第三，行政复议范围仍然不够宽泛，内部行政行为不能申请复议，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对可以申请复议的规范性文件只能同具体行政行为一同申请复议，不能单独提起等。其实行政复议既然是行政系统内部进行复查复审，对复议范围的规定应当比行政诉讼宽泛，不宜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都应当纳入到行政复议范围内。

第四，在审查方式上过于强调书面审查，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省略了各方当事人对对方陈述事实与依据进行据实据理反驳的程序；忽视了纠纷各方程序上的权利，使复议结果的可信赖度降低。

三、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未来展望

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大作用，充分实现行政复议制度立法宗旨，鉴于上述行政复议制度中的弊端，笔者对未来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作如下展望：

第一，逐步设立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复议机构的独立设置，不仅是各国行政行为审查机制的共同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现实要求。WTO规则所涉及的司法审查，只要求审查机构保持充分独立性，并不排除审查机构具有形式上的某种行政属性。增强行政复议机构的独立性，可以参考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和韩国的行政审判委员会制度，考虑在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设立独立的不受本级政府和部门控制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复议委员会聘请约占复议委员会人员总数的1/2以上的专家担任委员；让专家委员参与所有“开庭审理”的案件。

第二，建立行政复议人员任职资格制度，确保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水平。毫无疑问，没有复议机构的独立地位，很难吸引有能力有志向的专业人员进入行政复议队伍，但如果不能确保复议人员具有与职责相适应的专业水平，即使设立独立的复议机构，也无法达到设立复议制度的本来目标。因此，对复议人员提出相应的专业要求与复议机构享有独立地位同等重要。国外行政复议人员，一般都有相当法律水准，不少都是执业律师出身。[美国的行政法官就是为了解决行政争端的繁琐而产生的，并且行政法官都是从具有律师资格和有行政经验的人员中选择的。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453－456．]我国在设置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的同时，应建立行政复议人员任职资格制度，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统一组织全国的复议人员资格考试，提高复议人员的专业素质。同时在国务院法制机构设立复议人员管理机构，统一任免全国各省级行政复议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复议人员；在省级政府法制机构设立全省统一的行政复议人员管理机构，统一任免和管理全省各级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复议人员。

第三，扩展行政复议的范围。采用正面概括规定和反面列举排除的方式界定行政复议的范围，除其他法律有特殊规定以外，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之间的所有行政争议都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确立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大多数行为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原则。同时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

第四，改革审查方式，修改以书面审查为原则，听证审理为例外的规定，确立书面审查和听证审理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概括规定和具体列举相结合的方式明确听证审理的范围。完善听证程序，对复议申请人的申请听证权、法定听证范围以及听证的具体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确立行政复议听证中的裁审分离和案卷排他性原则。

尽管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令人十分满意，但应当肯定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依法治国和行政法治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不断在改革中完善，在完善中趋向成熟。诚然，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实践的检验。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稳步推进，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把行政复议制度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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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俊．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建议[J].法制与社会，2006(6):126-127.

[4]胡玉荣.论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现状与完善[J].前沿，2005(3):99-100.

[5]青锋.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现状和展望[J].法治论丛，2006(1):16-30.

行政复议制度范文篇6

（一）申请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操作困难

第一，法律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限制条件。只有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才可申请审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规定”的审查申请，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为前提；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应当是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而非不适当。第二，税收规章与“规定”（《行政复议法》称“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实质上的区分标准相对模糊。第三，纳税人获取规范性文件的渠道淤滞，不能有效监督抽象行政行为。第四，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一并申请审查的权利，无疑对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行政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行政部门对此态度消极。

（二）对征税行为的复议附加了限制条件

现行《税收征管法》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限制条件。这不仅不符合行政复议的便民原则，而且有可能因此剥夺纳税人申请法律救济的权利。如果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确属违法，而当事人又因税务机关征税过多或遇到特殊困难或税务机关所限定的纳税期限不合理而无力缴纳（或提供相应担保），复议势必无法启动。当事人受到不法侵害后既不能申请复议，也无法直接向法院起诉.显然是对当事人诉权的变相剥夺。

（三）对与税款相关的非纳税争议，实践中复议标准不一

《税收征管法》规定，对未按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机关在追缴税款及滞纳金的同时，必须依法给予一定的处罚。虽然各方对“与税款直接相关的罚款争议不是纳税争议”已达成共识，但对这类处罚如何申请行政复议，是否必须先缴纳与之相关的税款，实践中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人不可以直接申请税务行政复议，必须先缴纳相关税款，但可以不缴罚款。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直接申请税务行政复议。笔者以为，两种观点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第一种观点将处罚争议等同于税款争议，未免有失偏颇。如果相对人对税款并无异议，只是对罚款是否适当有异议，此时还将先行纳税作为复议的条件，显然有失公正。而据第二种观点，征税决定和处罚决定常常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做出的，对处罚的审理必须基于对征税问题的复议。如果不经过先行纳税即可对罚款申请复议，并与税款征收问题一并审理，显然与“对征税行为的复议以先行缴纳有争议的税款为条件”相矛盾，而且还会助长纳税人借口对罚款有异议而逃避先行纳税动机。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税款争议的先行纳税问题，该问题不解决，上述现象便不可避免。

（四）“条条管辖”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立性”

现行税务行政复议实行“条条管辖”。“条条管辖”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满足行政复议对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需求，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不便民，经济成本过高；申请人参与复议审理活动的可能性较小，复议工作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会“打折”；上下级税务部门经常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沟通.下级部门某些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是“奉旨行事”的结果；易受部门利益左右。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税务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税务行政复议事项。该机构以其所从属的税务机关的名义行使职权，其行为实际上是其所从属的税务机关的行为。在税务机关内部设立税务行政复议机构，有利于处理专业性较强的税务争议案件，有利于税务机关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纠偏，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税务行政诉讼，但也存在中立性不足，不能公正、无偏私地对待双方当事人等问题。

（五）复议与诉讼两种衔接模式引发的问题

以税务争议可否直接提起诉讼为标准，可以将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的衔接模式划分为两种，通常称为“必经复议”和“选择复议”。根据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两种衔接模式有关适用范围的规定，税务管理相对人在对“罚款”进行复议时，适用选择复议，对此，法条规定不够缜密。《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纳税决定有争议，必须先经过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方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而该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罚款决定不服，可以不经过复议程序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假如纳税人据此条规定同时启动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对追缴税款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对罚款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将会产生这样几种情形：一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维持下级税务机关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纳税的决定，人民法院也维持被诉税务机关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的罚款内容。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产生矛盾，皆大欢喜。二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重新调查核实后，决定撤销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的纳税决定或作其他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罚款部分所作的判决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毫无意义。三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复议后维持下级税务机关的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纳税决定的内容，而人民法院却判决撤销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罚款的内容。在第三种情况下，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法院受理后能否对相关的税款问题作出判决，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受案后，既可以审查税款征收行为，也可以对税款问题作出判决，否则，对罚款判决将失去事实依据，且难以执行。另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可以对税款征收行为进行审查，并据此判断罚款行为是否合法、适当，但不能在未经复议的情况下对税款问题作出判决，即法院对税款问题只审不判。由于认识不同，各地法院在处理此类税务行政案件中掌握的标准也不尽一致

二、完善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的设想

（一）增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可操作性

1.将税务行政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将税务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启动监督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利.实现对税务规章的常态化、机制化监督，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同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相比，税务规章具有制定机关级别高、影响面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创设新的行政规范等特点。税务规章一旦违法，其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违法。（2）法院审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依据是法律法规，税务规章只能参照适用，如果税务规章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税务机关即使“照章行事”，也可能败诉。（3）现行体制下，对包括行政规章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因缺少有效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的发动者而“实际上收效甚微”。（4）在民主和法制的环境下，税务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其中最直接的依据往往是税务规章。就趋势而言，税务机关直接依据税务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几率会越来越小，到一定时期，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税务规章的合法性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更不应把税务规章排除在审查申请范围之外。

2.允许税务管理相对人单独对抽象税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持开放和包容态度，不附加限制条件。我国的税务管理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只能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同时一并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该规定除了可以降低抽象行政行为受到行政复议监督的几率以外，无任何意义。取消对抽象税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限制性规定，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行政复议的监督功能。

3.建立抽象税务行政行为公开制度。公开抽象的税务行政行为，为税务管理相对人提供尽可能全面的税收信息，是发展民主政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交流的必然要求。必须改变单纯靠行政机关层层转发红头文件政策的方式，建立规范的税法公开制度.利用各种媒体和信息网络技术，为相对人提供可靠的税务信息.便于其发现问题，行使复议权。

（二）废止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规定

现行法律规定纳税争议复议前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主要是为了避免当事人拖欠税款，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表面看，此说似乎有道理，细究起来却立不住脚。因为，税务机关享有充分的强制执行权，且行政救济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如果税务管理相对人不缴税款，税务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强制执行权来实现税款征收目的。以限制诉权的方式保障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有悖行政救济的初衷。

（三）增加选择性的异议审理程序

笔者所说的异议审理程序，类似于我国台湾租税法规定的在提起诉愿之前的“复查程序”。税务管理相对人对纳税有异议，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提出。经过异议审理，税务机关自认无误，须将答辩书连同有关文件移送税务行政复议机关进行复议；如果税务机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有误，可撤销或变更该行为。相对人对变更结果仍然不服的，可以向税务行政复议机关正式申请复议。增加该程序的积极意义，在于节约投诉的精力和财力，减轻相对人的诉累。异议审理应设置为选择性的非必经程序。

（四）改革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

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设置有三种选择：设在政府法制机构内或与政府法制机构合署办公，即“块块管辖”；设在税务机关内部，即“条条管辖”；设置一个独立于税务部门的专职税务复议机构。第一种选择的优势是：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地位比较超脱，执法水平比较高.便于申请人就近申请税务行政复议。但是，税务行政复议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复议人员精通一般法律，并具备较高的税收业务素质。这里的税收业务素质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充要条件，而“块块管辖”恰恰很难满足这一条件。第三种选择具有独立性和超脱性，能够保证复议案件的公正审理，是一种理想模式。但该模式在我国推行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我国目前的税务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极小，从成本的角度考量，远不需要设立专职的税务复议机构。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的理想模式应该是：以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为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实行合议制；保证复议委员会委员中社会公正人士、专家、学者不少于二分之一；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组织规则和案件审理规则，确保复议优质、高效、公正。

（五）重构税务行政复议与诉讼的衔接制度

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机制，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生命基础在于它们的公正性。任何一项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都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这是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设计的最基本要求。在现实的具体的法律程序中，公正与效率总是在同时发挥作用：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以哪一个优先，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与行政诉讼相比，税务行政复议具有程序简便、易于纠正错误、范围广泛和经济有效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复议前置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但是，不加区别地在一切税务行政案件中都实行复议前置，也不可取。笔者认为，对税务争议应该有选择地实行复议前置.除了对征税争议实行复议前置外，如果纳税人对与征税有关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异议，也要实行复议前置。这是因为：征税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常常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的，后者有时要依据前者认定的事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在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方式上，对前者实行必经复议，对后者实行选择复议，给实践操作带来很大不便。

（六）设立税务行政复议听证程序

行政复议制度范文篇7

1.1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不明确

行政复议的性质关系到行政复议立法的价值取向，也关系到整个行政复议制度的构架，以及行政复议工作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行政复议正确定性非常重要。一直以来，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层级监督和纠错机制，称为“监督说”；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时，申请复查及纠正的救济制度，属于通常所说的“民告官”的范围，称为“救济说”。虽然二者并不对立，但层级监督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在性质上以行政手段为主导；而“救济”是外部行为，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之外，在性质上以司法手段为主导，理论上二者不能共存。

1.2行政复议范围还需完善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些界限需要进一步明确，特别是有些热点、难点问题。如:《行政复议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因而导致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保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与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样，两者都应该有充分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手段。国家公务员虽然可以通过行政申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申诉与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的救济更加有效。《行政复议法》将公务员合法权益的救济排除于复议之外，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大缺陷。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司法行政方面也相应的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也迫切要求我们完善《行政复议法》，与国际接轨。

1.3行政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工作机制不顺畅，且缺乏独立性

按照复议法规定，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是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从表面上看，法制工作机构不同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其他执法机构，较之其他业务机构相对独立，从而在复议审查过程中主持人与执法者身份相分离，从而体现法律审查中的自然公证法则。但从行政组织结构上看，它在组织关系上与其他内设机构并无太大区别，因而在承办具体复议事项时难免由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领导关系而受部门利益或偏私的影响，其复议活动实际上无法独立进行，从而无法保证在复议审查中的公证、中立的立场。而这种设置上的缺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复议工作机制的不顺畅。

1.4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不畅，增加累诉

《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是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法律制度，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完整的行政及救济的程序，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选择先申请行政复议，寻求行政救济；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再向法院起诉，寻求司法救济；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除法律规定复议前置的以外。但在实际情况中，两者并没有衔接好，主要体现在：①行政复议申请范围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没有衔接好；②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该不该提起诉讼问题没有衔接好；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上相互矛盾。

2对行政复议制度改革的思考

行政复议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寄寓于社会主义政治的法律规范，在社会全面进步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总结过去的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成功典范，结合我过的国情，顺应现代行政法的发展方向，进行必要的改革，全面加强行政复议建设，以此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维护法律公正统一。

2.1在性质上，要对行政复议制度作准确和明确的定性

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准确且明确的定性是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看，首先，行政复议从性质上分析，政复议都是作为法院司法救济以外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存在；其次，行政复议的启动应以申请人提出申请为前提,不告不理,是被动的监督；再次,从行政复议表现形式看,它是一种居中裁决行为,是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两个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居中裁决的司法行为,而不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单向监督行为。从实践看,行政复议实行全面审查原则,通过对案件的审理,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是行政复议的职责所在。将行政复议定性为行政救济制度,也并非一定走全盘司法化道路,行政复议不必通过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程序来体现救济性质,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必须坚持机构的独立并有严格的程序。

2.2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实体上适当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和审查范围

行政复议法通过概括、列举、排除三者结合的方式确定行政复议的范围并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可复议的范围之中,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重大创新与进步,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目前我国行政复议的范围仍然较窄,需要进一步扩展。行政复议领域的拓宽可能会涉及两个比较大的方面,一是申请人资格的标准需要大大放宽,只要是受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企业或其他团体、组织,都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二是行政行为的范围也要放宽，不但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抽象行政行为也应当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同时我国行政复议法把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外,这种做法容易导致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行政复议的救济,也与现代行政法治的平等精神相背驰。因此,有必要把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

2.3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和听证制度

为了加强对行政复议行为本身实行有效的监督，首先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如果行政复议人员是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或有其他的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当事人有权要求其回避，或其应当自行回避。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听证制度，对于案情重大、复杂，涉及利益面广影响力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必须适用听证程序。听证一般应公开进行，但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听证可以不公开进行，但听证内容必须以笔录的形式保存下来。

2.4理顺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关系

这需要把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联系在一起,通盘考虑。①不要把行政复议行为作为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对待。行政复议机关因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原因作出撤销下级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当事人不服的,人民法院应当不受理或不做实质审查。②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不作被告。无论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维持还是撤销的行政复议决定,都不得以行政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样做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打消顾虑，更好地发挥作用。③为提高效率,避免烦琐程序,行政复议机关对因罚款,涉及财产关系的裁决,补偿决定,收费通知等类型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引起的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机关应当直接变更,而不得作出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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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汉华.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行政复议制度范文篇8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行政复议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其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标志着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日益健全与完善，在依法治国和行政法治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恢复阶段

20世纪50年代，我国已有了行政复议制度，但没有专门的立法。6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由于左倾冒进和法律虚无主义影响，加之“”给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造成的破坏，行政复议制度与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并正在发展中的其他制度一样，几乎夭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了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战略任务。[滕明荣．《行政复议法》对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的新发展[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75．]行政复议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得到迅速发展，行政复议制度由此进入复兴时期。据统计，至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我国当时已有近百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复议作了规定，其内容涉及公安、工商管理等20多种行政管理活动。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制度具有的普遍性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行政复议制度对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行政机关自身的监督，树立政府的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的行政复议具有以下缺陷：

第一，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操作性差，而且每一部规范性文件只针对某一类型的行政行为规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缺乏一部对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范围、管辖、程序等作出统一规定的行政复议基本法。

第二，行政复议的名称不统一，有的称申诉，有的称复议，还有一些其他的称谓。

第三，规定行政复议制度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高低不同，有的是法律，有的是行政法规，还有的是部门规章。

第四，各个规范性文件对各种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期限规定也不尽一致。

第五，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上，没有一个概括和明确的统一规定，大部分采用复议前置的模式，极少数采用的是复议与诉讼选择模式，而且对复议后可否行政诉讼，除了《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两个出入境管理法明确规定不得再行提起行政诉讼外，其他规范性文件很少提及此问题。

（二）行政复议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

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对依法行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配合《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国务院于1990年颁布了《行政复议条例》。这个条例的颁布，标志着行政复议制度日趋成熟，改变了行政复议分散不协调的立法状态，在行政法规的层面上实现了行政复议制度的系统化，行政复议的准司法功能特性已被认识和接受，行政复议制度开始向大一统方向迈进。

虽然《行政复议条例》向建立独立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迈出了重大一步，对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行政复议条例》毕竟是《行政诉讼法》的配套制度，缺少独创性和独立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如受案范围窄；申请复议的限制较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复议不方便；由于法律责任不明确，有的行政机关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甚至官官相护，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该撤销的不撤销，对不正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变更的不变更；机构的不健全，人员的不到位，经费的不落实，难以保障复议制度的落实。据统计，在《行政复议条例》实施初期，各地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大增，不少地方甚至超过了行政诉讼案件。但是自1993年以后各地的行政复议案件就开始下降，在《行政复议法》颁布以前，再也没有达到《行政复议条例》实施初期的水平。内中原因，除了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增强和其他客观因素以外，行政复议制度的行政性过强，在制度设计上过于强调内部的自我监督，忽视纠纷的解决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三）行政复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阶段

在《行政复议条例》实施8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全国人大于1999年4月29日通过并颁布了《行政复议法》，并于1999年10月1日施行。这部法律在立法宗旨上突出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强化了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它的公布实施对于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标志着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正式摆脱了配套地位，提高了立法层次，以法律的形式实现了独立和统一，成为与行政诉讼并列的行政救济制度。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是我国政府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面迈出的有力步伐。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扩大了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进一步加强了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作用；拓宽了权利救济的范围；提高了行政复议主体的级别，增强了申请复议的选择性；完善了行政复议的操作程序，更充分地体现了便民、高效原则；严格了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法律责任，加大了监督力度。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绝大多数的行政复议案件实现了“案结事了”，申请人不再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而及时化解了一大批复杂的行政争议，有效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然而，从具体的制度运作来看，行政复议的实施情况并不是很好。从总体上看，行政复议案件的申请数量并未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增长，2007年全国行政复议申请数量较前几年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同期的行政诉讼案件增长明显，信访中行政纠纷方面的案件也节节攀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复议制度缺乏信任。同时，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率极高，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全国行政复议机关维持率大约一直在50%以上。另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中，70%以上是没有经过复议直接起诉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行政复议的公正性是不被认同的。还有，行政复议效率低下、救济效果相对滞后。由于受“行政化”指导思想的影响，很多地方用办文的方式办理复议案件，复议案件往往要经过多道程序的审批，等到最后的批示下发给承办人，至少要白白花去半个多月的时间。

为了进一步完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进一步增强行政复议制度的可操作性，修补复议制度在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不足，2007年5月29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7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7章66条，以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为取向，其体系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体现了落实国家基本行政救济制度和保护人民利益并重的精神。[王雅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制度创新[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20．]《条例》的制度设计，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实用和创新的鲜明特点，对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以及民生的保护将会产生重大的作用。其创新集中表现在强化行政复议机构的建设，从组织上保证行政复议制度的有效运作；通过相关制度的健全和创新，畅通行政复议渠道；引入听证制度，健全行政复议的审查方式；确立了行政复议权利告知制度；规定了复议中的调解和和解制度，行政机关的“有错快改”制度等方面。

二、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现实弊端

尽管《条例》对行政复议制度作了深度完善，但囿于下位法无法根本弥补上位法的不足，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仍然存在以下弊端：

第一，行政复议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行政复议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其必须由一个统一的具有高度独立性的机构来实施复议行为。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由政府法制机构或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充任，缺乏一套统一和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体系。这样既不利于公正地进行行政复议，也不利于机构精简。同时产生了各种缺陷：首先，不能公正地进行行政复议裁决。主持复议的行政机构完全听命于所属的行政首长，没有自主决定权。其次，国家行政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在行政复议这一体系中，由于没有统一的复议机构体系，违背了行政机关的精简效能原则，造成机构臃肿，加重了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负担，造成了人员一定程度的浪费，不利于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复议组织的超然、独立是作出公正复议决定的重要保障。

第二，行政复议人员缺乏应有的专业性。行政复议人员以行政复议机关的名义具体审查复议案件并做出复议决定，应具有与其职责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法律应严格规定行政复议人员的任职资格，保证复议人员尽职尽责，真正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实践中行政复议案件种类繁多，牵涉面广，行政复议人员若缺乏对法律精神、制度的宏观把握，不熟识各种法律法规，很难担此重任。各国均对行政复议人员任用资格作出严格规定，一般均要求精通法律，国外行政复议人员不少都是执业律师出身，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福利保障。但我国现行法律对复议人员任用资格无明文规定，许多复议人员都是半路出家，没有接受过专门法律教育，同时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员又感到无用武之地，有的甚至因坚持依法办事而被调离，复议人员稳定性差，复议工作缺乏必要连续性。

第三，行政复议范围仍然不够宽泛，内部行政行为不能申请复议，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对可以申请复议的规范性文件只能同具体行政行为一同申请复议，不能单独提起等。其实行政复议既然是行政系统内部进行复查复审，对复议范围的规定应当比行政诉讼宽泛，不宜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都应当纳入到行政复议范围内。

第四，在审查方式上过于强调书面审查，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省略了各方当事人对对方陈述事实与依据进行据实据理反驳的程序；忽视了纠纷各方程序上的权利，使复议结果的可信赖度降低。

三、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未来展望

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大作用，充分实现行政复议制度立法宗旨，鉴于上述行政复议制度中的弊端，笔者对未来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作如下展望：

第一，逐步设立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复议机构的独立设置，不仅是各国行政行为审查机制的共同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现实要求。WTO规则所涉及的司法审查，只要求审查机构保持充分独立性，并不排除审查机构具有形式上的某种行政属性。增强行政复议机构的独立性，可以参考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和韩国的行政审判委员会制度，考虑在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设立独立的不受本级政府和部门控制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复议委员会聘请约占复议委员会人员总数的1/2以上的专家担任委员；让专家委员参与所有“开庭审理”的案件。

第二，建立行政复议人员任职资格制度，确保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水平。毫无疑问，没有复议机构的独立地位，很难吸引有能力有志向的专业人员进入行政复议队伍，但如果不能确保复议人员具有与职责相适应的专业水平，即使设立独立的复议机构，也无法达到设立复议制度的本来目标。因此，对复议人员提出相应的专业要求与复议机构享有独立地位同等重要。国外行政复议人员，一般都有相当法律水准，不少都是执业律师出身。[美国的行政法官就是为了解决行政争端的繁琐而产生的，并且行政法官都是从具有律师资格和有行政经验的人员中选择的。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453－456．]我国在设置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的同时，应建立行政复议人员任职资格制度，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统一组织全国的复议人员资格考试，提高复议人员的专业素质。同时在国务院法制机构设立复议人员管理机构，统一任免全国各省级行政复议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复议人员；在省级政府法制机构设立全省统一的行政复议人员管理机构，统一任免和管理全省各级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复议人员。

第三，扩展行政复议的范围。采用正面概括规定和反面列举排除的方式界定行政复议的范围，除其他法律有特殊规定以外，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之间的所有行政争议都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确立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大多数行为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原则。同时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

第四，改革审查方式，修改以书面审查为原则，听证审理为例外的规定，确立书面审查和听证审理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概括规定和具体列举相结合的方式明确听证审理的范围。完善听证程序，对复议申请人的申请听证权、法定听证范围以及听证的具体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确立行政复议听证中的裁审分离和案卷排他性原则。

尽管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令人十分满意，但应当肯定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依法治国和行政法治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不断在改革中完善，在完善中趋向成熟。诚然，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实践的检验。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稳步推进，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把行政复议制度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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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俊．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建议[J].法制与社会，2006(6):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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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制度范文篇9

第一条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认真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领导并支持本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并依照有关规定配备、充实、调剂专职行政复议人员，保证行政复议机构的办案能力与工作任务相适应。

第三条行政复议机构除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的规定履行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转送有关行政复议申请；

（二）办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赔偿等事项；

（三）按照职责权限，督促行政复议申请的受理和行政复议决定的履行；

（四）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和重大行政复议决定备案事项；

（五）办理或者组织办理未经行政复议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应诉事项；

（六）研究行政复议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机关提出改进建议，重大问题及时向行政复议机关报告。

第四条专职行政复议人员应当具备与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相适应的品行、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并取得相应资格。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法制机构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第二章行政复议申请

第一节申请人

第五条依照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申请人。

第六条合伙企业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企业为申请人，由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代表该企业参加行政复议；其他合伙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合伙人共同申请行政复议。

前款规定以外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代表该组织参加行政复议；没有主要负责人的，由共同推选的其他成员代表该组织参加行政复议。

第七条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可以以企业的名义申请行政复议。

第八条同一行政复议案件申请人超过5人的，推选1至5名代表参加行政复议。

第九条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第三人不参加行政复议，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第十条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1至2名人参加行政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委托人的，应当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公民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书面委托的，可以口头委托。口头委托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核实并记录在卷。申请人、第三人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的，应当书面报告行政复议机构。

第二节被申请人

第十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照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共同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共同被申请人。

行政机关与其他组织以共同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第十三条下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

第十四条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或者其他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对外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第三节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十五条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计算，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当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自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计算；

（二）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直接送达的，自受送达人签收之日起计算；

（三）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邮寄送达的，自受送达人在邮件签收单上签收之日起计算；没有邮件签收单的，自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之日起计算；

（四）具体行政行为依法通过公告形式告知受送达人的，自公告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五）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事后补充告知的，自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行政机关补充告知的通知之日起计算；

（六）被申请人能够证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自证据材料证明其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应当向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法律文书而未送达的，视为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的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未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依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二）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起计算。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十七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四节行政复议申请的提出

第十八条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采取当面递交、邮寄或者传真等方式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有条件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接受以电子邮件形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第十九条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公民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住所、邮政编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邮政编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

（三）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四）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五）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

第二十条申请人口头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事项，当场制作行政复议申请笔录交申请人核对或者向申请人宣读，并由申请人签字确认。

第二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

（一）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

（二）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错列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告知申请人变更被申请人。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对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国务院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对经国务院批准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的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选择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规定的，依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申请人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第二十六条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申请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的，可以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同时一并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申请人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尚不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的，可以在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第三章行政复议受理

第二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除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申请条件的，行政复议机关必须受理。

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

第二十九条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自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第三十条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由最先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受理；同时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在10日内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在10日内指定受理机关。协商确定或者指定受理机关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第三十一条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不成立的，可以先行督促其受理；经督促仍不受理的，应当责令其限期受理，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受理；认为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十二条行政复议机构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由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

第三十三条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

第三十四条行政复议人员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时，可以查阅、复制、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向有关人员进行询问。

调查取证时，行政复议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被调查单位和人员应当配合行政复议人员的工作，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需要现场勘验的，现场勘验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第三十五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为申请人、第三人查阅有关材料提供必要条件。

第三十六条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申请原级行政复议的案件，由原承办具体行政行为有关事项的部门或者机构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行政复议期间涉及专门事项需要鉴定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鉴定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第三十八条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行政复议机构同意，可以撤回。

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但是，申请人依法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除外。

第四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达成和解的，应当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和解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准许。

第四十一条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行政复议中止：

（一）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其近亲属尚未确定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的；

（二）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参加行政复议的；

（三）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或者被宣告失踪的；

（五）申请人、被申请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参加行政复议的；

（六）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七）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的；

（八）其他需要中止行政复议的情形。

行政复议中止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行政复议机构中止、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应当告知有关当事人。

第四十二条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终止：

（一）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准予撤回的；

（二）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三）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照本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经行政复议机构准许达成和解的；

（五）申请人对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后，因申请人同一违法行为涉嫌犯罪，该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变更为刑事拘留的。

依照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中止行政复议，满60日行政复议中止的原因仍未消除的，行政复议终止。

第四十三条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维持。

第四十四条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

第四十五条具体行政行为有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撤销、变更该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十六条被申请人未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十七条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决定变更：

（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是明显不当或者适用依据错误的；

（二）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经行政复议机关审理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一）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

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复议机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责令其恢复审理。

第四十九条行政复议机关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未规定期限的，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为60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

（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

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调解书应当载明行政复议请求、事实、理由和调解结果，并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前一方反悔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五十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

第五十二条第三人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章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

第五十三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领导。

行政复议机构在本级行政复议机关的领导下，按照职责权限对行政复议工作进行督促、指导。

第五十四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监督。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加强对其行政复议机构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监督。

第五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将行政复议工作纳入本级政府目标责任制。

第五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职责权限，通过定期组织检查、抽查等方式，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工作进行检查，并及时向有关方面反馈检查结果。

第五十七条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发现被申请人或者其他下级行政机关的相关行政行为违法或者需要做好善后工作的，可以制作行政复议意见书。有关机关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意见书之日起60日内将纠正相关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做好善后工作的情况通报行政复议机构。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发现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可以制作行政复议建议书，向有关机关提出完善制度和改进行政执法的建议。

第五十八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工作状况分析报告。

第五十九条下级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将重大行政复议决定报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备案。

第六十条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对行政复议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素质。

第六十一条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定期总结行政复议工作，对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按照行政复议决定的要求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违反规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拒绝或者阻挠行政复议人员调查取证、查阅、复制、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行政复议机关或者行政复议机构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复议职责，经有权监督的行政机关督促仍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第六十五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向人事、监察部门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分建议，也可以将有关人员违法的事实材料直接转送人事、监察部门处理；接受转送的人事、监察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报转送的行政复议机构。

行政复议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英国行政复议行政正义社会保障

「Abstract」InthetraditionaladministrativejusticesystemofUK，mainemphasiswasputonjudicialreviewandappeal，andreconsiderationortheinternalreviewofadministrativedecisionswasalmostaltogetherneglected.Butinrecentyears，thissituation，influencedbytheadministrativereformandthediscussiononalternativereputeresolutionmachanisminciviljusitce，hasbeenchanged，andmanypeoplebegantostudythereformoftheinternalreviewsystem.Theytrytoimprovetheindependenceofthereviewofficialswithoutbreakingtheirconnectionwiththedecisionofficials.Thepurposeofthereformistomakefulluseofthesystem，satisfytheneedsofpublicservices‘usersandrealizethesystem’snormativeeffect.

一、行政正义体系中的行政复议

（一）英国的行政正义体系

在英国行政法学文献中“行政正义”（administrativejusitce）是一个常见的概念，但对其内涵与外延一直缺乏统一的界定。有人认为行政正义仅指由相对独立的机构以严格的抗辩式程序来解决行政争议，他们遵循1957年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有关行政裁判所和调查的报告）的用法，将行政正义概念限定于法院、裁判所和行政调查中的程序。有人则认为，行政正义概念只应适用于那些决定当事人的法律权利的程序，而不包括处理不良行政或低效服务问题的程序。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行政法学者主张，不应过多地限制行政正义概念的适用范围，它应含盖从行政决定的最初作出到最后层级的审查这一全过程，它不仅包括法院和裁判所的司法复审和上诉程序，还包括行政决定的作出程序以及行政内部对行政决定的复审程序，另外还包括议会监察专员等进行的监督程序。从涉及的事项来说，行政正义不仅涉及那些有关公民权利的问题，而且涉及裁量性决定以及政府服务质量等问题。从而，行政正义关涉政府以及某些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和准私人机构整体运作的规范基础。这种行政正义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有助于人们跳出过多关注法院和裁判所程序的狭隘视角，某一种特定程序并非绝对的优于另一种程序，它所强调的是决定的作出应当是理性和适当的，其建立在恰当收集的证据以及对证据的合理评价基础上。过份强调司法审查和行政裁判所，可能导致对英国行政法和行政正义的性质、范围与实践的构想的歪曲。[3]

行政正义概念的扩展与英国法学界对“民事正义”改革的争论有关。近年来在英国法学界，关于民事正义改革的讨论也是如火如荼，其中许多争论涉及到新形式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以及新类型程序的创制，这些程序不那么强调抗辩式而是更多强调法院职权调查，这对行政正义问题的争论具有启发意义。

行政正义概念的扩展也受到英国行政改革的影响。从1980年代开始的英国行政改革以内容的广泛性和全面性著称，在撒切尔政府使其改革的目标是节约行政成本和提高效率，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质量和顾客满意成为首要目标，梅杰政府于1991年提出的公民宪章（CivilCitizen）即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公民宪章中设定了公共服务的主要原则，其中包括：服务标准应当并不断提高，公开，信息化，选择，非歧视，易进入等。在名为“当事情搞错”的一节中，规定当政府出错后，应作出解释和道歉，并且应当设有为公众所周知并且易于利用的申诉体制。公民宪章机构的申诉工作小组进一步规定了申诉体制的标准。这些都推进了行政正义体制的发展。

（二）英国行政法上的复议概念

与中国“行政复议”相对应的制度，在英国称为“reconsideration”，它是对行政决定的内部复审（internalreview），是由对行政决定的作出负有责任的主体（既可以由原决定者本身，也可以是一个不同的、但资历更深的官员）对原决定的重新评判。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原决定程序的继续，而非启动一个全新的程序。复议是针对是非曲直问题的复审，复议官员要判断原决定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存在其他更好的决定，其判断可以不受原决定者所收集的信息的限制。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联邦成员国的学者一般认为，复议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果。从积极意义而言，复议为受害人提供了一个可以相对快速和容易进入的救济途径。如果没有复议程序，部分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人可能就不会寻求救济，因为其他的上诉与司法审查等救济方式经常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与时间；对于要求不合理的受害人，复议程序也发挥着过滤器的作用，使其可以免于在外部程序中不必要地消耗资源与时间。复议也是行政组织内一种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反馈机制，可以使其行政机关有机会尽早明了自身决定过程的缺陷，从而设法加以补救。而且，行政机关通过复议后满足了申请人的合理要求，这也可以使其免于耗时耗力的外部程序的纠缠。对于裁判所和法院来说，复议程序则可以减轻其负担。从消极方面来说，由于复议是由与作出原决定的官员同属一个机关的人进行，其可能的结果是，它只是成为申请人寻求有效救济途径的一个障碍，造成了拖延和附加的成本，而却得不到一个真正中立与客观的复议。复议程序也可能受到一种不良行政文化的俘获，在其中行政机关极少愿意改变原来的决定。而且，由于缺乏统一的机构，也可能造成情形相同或相似申请人的不一致对待。因此，在复议程序的设计上应最大限度地获得其益处，而尽量减少伴随的风险。[4]

具有实务经验的加拿大学者艾森对于复议程序持比较激励的批评态度。[5]他说，许多行政领域中都存在针对行政决定的复议程序，甚至在受害人坚持要求上诉时，部分领域中仍然要求该事项应首先进入复议程序。进行复议的通常是原决定部门，或者是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的部门。对于复议程序经常提出的一个理据是，它可以避免上诉的成本和拖延。人们在获得一个不利的决定之后，可以提出新的证据，复议可以改变原决定作为对新证据的反应。但他根据自己在加拿大的实务经验认为，这种论证几乎完全不符合实际。事实上他发现，将近一半的案件中，并未有进一步的证据提出，而在另一半案件中，虽然有进一步的证据提出，但这些证据并非新证据，它们在最初决定作出之前就已经可以获得但未被发现。在几乎每一个案件中，最初决定需要变更的唯一理由是当初作出时未经过充分的调查。正是因为复议程序的存在，使得行政机关提升最初决定质量的要求不那么迫切。复议对于行政官员的真正吸引力在于，其可以使得最初决定中的缺失免于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中。高级官员和初步裁决者都知道，如果最初决定的作出是不正当的，则其缺陷难以逃脱上诉机构的审查。

（三）行政复议与行政正义体系中的其他制度

1.复议与上诉

对行政决定的上诉（appeal），包含了对最初决定在法律和实质上的效能和可接受性的重新评价，其主体则并非作出最初决定所属行政体制的一部分相对于复议是一种内部复审，上诉则是一种外部复审。对行政决定承担上诉职能的典型机构是裁判所，[6]裁判所对于上诉案件的管辖权通常是来自于制定法。上诉程序的启动必须有申请人的申请，而复议程序则可以由行政官员主动进行。复审和上诉的另一区别是，作为复审根据的理由通常是有限制的，大多在立法中作出列举，而上诉则与此不同，作为上诉根据的理由一般非常宽泛，允许裁判所对于所涉问题作出全新的决定，而非仅仅继续最初的决定程序。

在英国，承担上诉职能的行政裁判所是根据议会制定法设立、具有相对独立地位、依照特定程序解决行政纠纷或公民之间某些特定纠纷的特别裁判机构。一战以后裁判所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相对于法院来说具有经济、便捷的优点，行政裁判所虽然也实行一般两造对抗式，但不象法院那样必须遵守严格的诉讼程序规则，还可以根据不同性质的案件制定不同的规则。有的裁判所可以秘密开庭，可以不经庭审而处理，可以书面审理，可以采纳传闻证据。而且行政裁判所也不受普通法院必须遵守先例的原则限制，在运用法律方面较之普通法院有更大的灵活性。但行政裁判所作为按照法定程序解决纠纷的一种制度设计，与一般的行政决定程序和复议程序相比，仍然是非常严格的。行政裁判所运用的程序，一般都是经裁判所委员会审订的程序。它运用两造对抗的程序规则，对某些问题进行公开审理，听取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允许当事人人出庭辩护，可以对证人进行传唤，允许当事人之间进行询问和反询问。行政裁判所的裁决，应说明理由，就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中的法律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所以，行政裁判所裁决争议所运用的程序，虽不象法院那样严格、繁琐，但也是一种较为严格的程序。而行政复议作为行政内部的复审，则一般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定。

复议官员与原决定官员，要么是同一的，要么同属于一个行政机关，而行政裁判所则独立于一般行政机关之外。[7]首先，行政裁判所是经议会立法而设立的，而不是由行政机关作为其附属机构设立的。其次，行政裁判所的主席和成员通常是由枢密院或有关大臣任命，须是政府部门之外的人员。大臣任命裁判所主席必须从大法官同意的事先预定的名单中挑选，任命裁判所其他人员也必须从事先预定的名单中挑选。第三，行政裁判所在做出裁决时，必须遵守“公正、公开、无偏私”三原则，以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任何因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做的裁决都是无效的。

2.复议与申诉处理机制

申诉处理是一个比复议更为宽泛的概念，它主要针对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问题，而复议仅涉及对一个行政决定的是非曲直的审查。复议与普通的申诉处理都可能涉及到申请人对行政机关的不满，并且二者都有助于改善行政机关的绩效并且使得后者更具有责任性。申诉处理机制与复议的基础原则也是相似的，例如公平与效率。二者最为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普通的申诉处理机制不能给予申请人以具体的可以执行的权利（enforceablerights），而后者是行政复议的核心。但在公民宪章运动以后，在许多内部申诉机制中，二者的界限实际上越来越难以划清。

二、行政复议的权力来源

上诉必须要求制定法的明确授权，而复议则与此不同。从英国的实践来看，一些复议程序具有制定法的基础，而其他一些则没有。在缺少制定法规定时，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合法地对自己的决定加以复议，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多数情形下是肯定的，其理由在于，“考量一个有异议的决定，并且关注异议者的根据和决定者的理由，这总是有价值的”，[8]这符合良好行政的目标。里德勋爵在RidgevBaldwin一案中指出：“如果一个官员或机构在利害关系人有机会出席对相关案件的审理以后，认识到其原先的决定过于匆忙并且重新考虑整个相关事项，从而作出一个新的决定，对于后一个决定的效力我认为应予确认”。[9]在MinisterforImmigrationandMulticulturalAffairsvBhardwaj[10]一案中，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马奇威克法官先是引用了另外一个案件中的观点：

在我看来，在一个行政命令的错误已经为决定者自身所认识的情况下，仍然要求维持其效力直至法官作出撤销该行政命令的判决，这是奇谈怪论。法院长期以来一直承认这样的政策规则：尽力避免诉讼、在当事人达成协议时终止诉讼，符合公共利益。那种认为产生争议的行政命令，即使利害关系人已达成协议也不能将其撤销的观点，与上述规则是冲突的。当事人将被迫投身于没有意义和无用的诉讼。[11]

然后得出结论说：

无论我们如何分析，在我看来，尽管制定法中并没有明白的文字规定，裁判所至少在以下情形中确实有权复审一个决定：在作出决定时由于自身的错误而未能给予申请人以极端重要的权利；利害关系人对该该错误并无争议；并且该错误对于手头的案件具有重大影响。这种权力并未违反“履行职责”（functusofficio）原则，后者在移民法中仍然是一个一般性的规则。这些情形只是对履行职责原则的例外，它对于裁判所实现法律中确立的下列目标是完全必要的：保证对申请人的公平并在与他们有关的案件中尽可能得出最为合理的决定。

虽然这里说的是裁判所，其推理也可以适用于复议。但也有人认为，原先的决定是行政机关就某一行政事项对外作出具有终局性的决定，它已经有效地处理了有关实质性争端，则行政机关无权在没有制定法授权的情况下，仅根据其自己的观点，获得作出新决定的权力。“将‘决定’解释为包含了偏离终局性的允许，这将导致行政决定过程的支离破碎，并且使行政过程的效率出于危险之中”。[12]同样在Bhardwaj一案中，利汉法官的不同意见认为，

在我看来，在本法的背景中，法律意图恰恰相反。它显然赋予确定性以很高的价值。它设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对于复审活动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于裁判所记录其决定和理由的方式以及通知和公布其决定的方式都有精确的要求。对于司法审查有形式的限制，申请只能在28天的期限内提出，并且这一期限还不能延长。在我看来，允许裁判所对于个别的复议申请有权不定时的作出（并且撤销）决定，这与制定法的方针是不吻合的。[13]

因此，很多人认为，为了明确复议权力的存在，杜绝争议，最好还是在制定法中对于复议程序作出规定。澳大利亚行政复审委员会认为，在制定法中对复议程序作出明确规定，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优点：（1）使申请者获得明确、固定的申请复审的权利，与此相伴随的是有被告知复议权的存在以及其复议进行程序的权利。重要的是，制定法中也应当对于重要的程序事项，例如如何提出新的证据；复议程序是强制性的还是选择性的，即申请人是否有权不经复议直接申请复议，申请人是否可以聘请法律上或其他方面的人参加复议，申请复议的时限，所有这些在对复议程序的批评意见中经常可以听见的事项，都可以通过制定法的规定而得到明确。（2）明确复议程序的目的。制定法可以为复议官员的地位设定具体的规定，授予其独立于原决定者之外对原决定的是非曲直加以审查的权力。它也可以避免或者减少与其他的一些内部管理措施，诸如对于行政机关的监控和审计，或者个人通过对公共服务质量不满的申诉，等等的混淆。[

三、行政复议程序

（一）行政复议程序的标准

对于行政复议程序应符合何种标准在英国一直存在争论，这些争论所涉及的主要是行政复议是否应当适用法院以自然正义为名所发展出来的一套规则。英国传统上将抗辩式程序看作是自然正义的内在要求。在法律教育体制，案例法，法律史等等当中都强调这一程序原则的地位。法院采取的抗辩式程序被看作是一个黄金标准，法律人往往不自觉的将所有其他程序与其相比较。这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申诉程序“司法化”（judicialisation）的现象，裁判所和调查程序的严格性不断增强为其例证。哈洛和罗林斯认为，当法院要求决策者无偏私时，它们实际上是要求将“裁决”的标准引入行政过程，这实际上体现了法院企图在有关公平程序的问题上占据垄断地位。按照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富勒的观点，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九种决策模式：调解，财产权，投票，习俗，官方宣告的法律，裁决，契约，管理指令和诉诸于运气。[15]牛津大学行政法教授克雷格认为，以裁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程序保护模式在许多领域确实是最为合适的一种，但是它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行政法领域按照普通法院的模式塑造其他程序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限制了其他类型的程序经受实践考验的机会。[16]

实际上，自然正义的许多标准对于行政复议程序并无多大意义。在根本不进行听证的条件下，询问证人的权利并无益处；如果负责申诉的正是申诉人认为应当承担的人，则中立毫无价值；而建立在对双方给予平等权利基础上的程序保障，对于现代福利国家中根本无法与公务提供者进行平等商谈的弱势群体来说，实际意义也很优先。在社会福利案件中，抗辩程序所包含的“对抗”和“赢者通吃”理念也是不适合的。

那么是否能够发展出适用于内部申诉程序的标准呢？在克雷格看来，美国学者马修所提出的结合协商和内部管理控制的程序是一个很好的起点。[17]而在英国的行政改革中，英国实务界也开始提出并落实了一些新的标准。

（二）公民宪章与行政复议程序

与传统行政正义体制不同，公民宪章的目标更倾向于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而非个人权益的保护。尽管如此，公民宪章及其相关组织的工作，对于行政正义体制，包括体制的改善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为对申诉体制设定了一套最低限度的标准。

公民宪章强调申诉是保证公共部门承担责任的一个重要途径，它要求公共机构必须“拥有为公众所周知的、易于利用的申诉程序，在任何可能之处能够提供独立的复审”。公民宪章机构的申诉工作小组在其所拟的一份文件中提出申诉程序应体现七项核心原则，其中包括：（1）易进入，规则为公众所周知。（2）简便，易于理解和利用。（3）快捷，为各项活动设定时间限制，并且使参与者能够一直知晓程序的进展状况。（4）公平，进行全面的、无偏私的调查。（5）可信赖，能够获得申诉机构成员和申诉人的信赖。（6）有效，澄清所有的争点，并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法。（7）质量管理，为管理者提供信息以改善服务。这些原则并非僵化的教条，必须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适应各个行政领域的特殊情形，因为公共组织数量众多、种类负责，并非所有这些标准或相关的问题都与它们有关。这一列举也并不意味着已穷尽了良好申诉体制的所有标准。

申诉工作小组未对“申诉”（complaints）加以明确的界定，而是主张各个公共机构自身作出符合本部门客观条件的界定，但在作出界定后就应在自己的实践中加以一贯地实施。一般意义上的申诉是指对表达某种需要回应的不满意见，但有人提出，应当将申诉与其他补救方法相区分，但也有人认为，对申诉作出宽泛的界定，使其包含那些允许上诉或司法审查的事项，正体现了申诉制度的一个吸引力，即通过它可以减少提起救济途径的压力。

申诉工作小组特别强调公平对于申诉程序的重要性，因为在公共部门中缺乏有效的选择。在一般意义上，公平被理解为是不偏不倚，对于事实不带偏见，对事物持一种开放和前瞻性的心态，而保证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关“独立”的规定。各公共部门大多对于某种形式的“独立的”内部复审都设有规定，而申诉工作小组对“独立的”内部复审的界定是，“在同一组织范围内，但与被申诉的个人或者部门（section）不属于同一直接管理线的复审”。公民宪章小组的指南中对于保证复审的独立与有效也提供了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复审者独立于作出决定的公务机构；有充足的资源保证恰当的工作；对于调查的执行和事务的处理可以免于公务机构的压力；有权接触公务机构的职员和文件；有权作出拘束公务机构的决定或者存在一个明确的协定，其中规定除非在例外情形中其决定必须被接受。[18]

然而申诉工作小组发现，尽管许多部门的申诉体制提供了完全彻底的复议，对于复议是否真正具有独立性仍然在公众中仍然存在很多的怀疑。[19]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个超越于相关行政机构内部人员所进行调查之上的复审层级：“裁决专员办公室”得以设立，其主要的任务是调查相关机构的内部申诉机构是否能够回应公众的需要。实际上，在政府有关公民宪章的白皮书中就曾承诺要考虑局部性地建立独立裁决专员体制，这些人有“时间、常识以及恰当的权威”，从而增加内部申诉程序中的独立因素。[20]1993年国内税务委员会设立了税务裁决专员，这一没有制定法权力来源的裁决专但却具有相当独立性，而且，尽管其建议并不具有法定的拘束性，但国内税务委员会除非在例外情形下都加以接受。1995年以后裁决专员的职权范围又扩展到关税机构以及社会保障部的捐助管理机构，并改称裁决专员办公室。裁决专员办公室受理那些不服相关机构申诉部门的决定而进一步提出的申诉，向相关机构的首长和部门主管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并帮助申诉人妥善利用相关机构所提供的内部申诉机制。裁决专员办公室取得了非常好的工作业绩，[21]申诉工作小组建议所有直接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公共机构，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现存的复审处理机制状况，建立这样一种独立的复审机制。

申诉工作小组负责鼓励公务组织改革其申诉体制以符合这些标准。虽然它并无法定的权力强制推行这些原则，但依赖其建议与鼓励的权力，对于英国行政申诉体制改革已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除了为申诉体制设定了最低标准外，公民宪章特别强调行政正义的体系及体系的改善。公民宪章小组对于行政救济确立了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就是公共服务的申诉体系必须使得行政组织能够从申诉中汲取教训，进行体系性变革，或者改善服务提供方式。有效申诉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能够：

使得公务机构从申诉中汲取教训，无论是其未达到公民宪章所设定的标准，还是实施了不良行政。最为有效的一种救济方式是保证使用者以后不再会遭受同样的错误对待。在可以获得的资源约束之内，政府部和独立机关应当记录与分析申诉的发展态势；尽可能减少错误再次发生的机会；发现未达目标或不良行政的模式；在必要之处采取措施以改变体系或程序。[22]

（三）行政复议独立性的保障及其界限-澳大利亚行政复审委员会的建议[23]

行政复审委员会认为，行政机关应寻求有效方法保证行政复议官员在组织上与作出原决定的人相分离。这种组织上的分离这有助于照强复议官员的这样一种观念：它们的角色就是对原决定进行真正全新的考量。如果复议官员与原决定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则复议官员很可能会丧失有效执行复议职能所必须的客观性。显然，组织分离的程度会影响人们对行政复议体制的看法，并影响其是否可以确实发挥作为成本高昂的外部复审程序的过滤器的功能。“如果外表显得的是公正的，并且程序看来是公平，则很可能得到公正公平的结论。同样，外表影响共同体对于那些代表共同体行使权力的人所作决定的信心。”[24]也在只有在这种独立性的基础上，行政复议的“规范化效应”（normativeeffects），即通过行政复议发现行政管理中的问题从而能够对症下药地加以改善，进一步增强行政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才能得到保障。

澳大利亚行政复审委员会所建议增强行政复议独立性的方法有，行政复议官员不与原决定者在同一个处所办公，不让行政复议官员作与最初决定者属于同一个工作小组或者受同一个主管的监督，让复议官员的薪水由该组织中的一个独立分支来支付。行政机关应尽可能避免监督者与复议官员这两个角色的混淆，行政复议职能最好不要由对最初决定者直接进行日常监督的人承担，复议官员也不应被期望承担日常的监督职能。

然而澳大利亚行政复审委员会同时认为，行政复议官员不应与原决定者以及其他的机关职员完全分离，混淆行政复议与裁判所上诉的界限。例如，复议官员经常需要与原决定者进行交流，以澄清后者所作的决定。实际上，有效的交流对于发挥行政复议的“规范化效应”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复议官员的经验有助于行政机关绩效的提高。因此，在组织上的分离与联结之间需要加以平衡。

部门主管对于复议职能的态度对行政复议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复议涉及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官员对于可能不那么专业的官员所作决定的审查，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管理（management）职能。澳大利亚行政复审委员会在一个有关行政复议的报告中指出：

当复议官员的角色被授予对最初决定者直接进行日常监督的人时，两种角色之间的紧张就可能出现。职员管理涉及到一种紧密不间断的联系，包括监督者需要支持和激励职员，而行政复议所关注的焦点则与在于对一个案件的事实、法律或政策方面的重新考量。……复议官员给原决定者提供建议，将问题反馈给原决定者，因此而带来的规范化效应，不应等同于复议官员在与原决定者的关系问题上处于一种监督者的地位。[25]

尽管行政复议并非内部管理，但复议官员作为高级官员，在政策，法律和操作问题上所具有的经验，是非常有用的资源。他们对相对低级的职员提出建议，事实上发挥着培训的作用，其行为对低级职员具有示范效应。这里复议官员同样需要一种平衡，即一方面要独立处理申诉，另一方面也要对行政决定质量的改善负责。

四、正式复议和非正式复议

正式复议和非正式复议的区别在于，正式复议构成了外部复议（尤其是上诉）的前提；而在非正式复议，一旦最初决定作出利害关系人就有权提起上诉，这并非是排除内部复议，相反，甚至可能存在有关内部复议的具体法律规定，关键在于它并非申请上诉之前必须启动的程序，并且即使这一程序启动也不影响上诉的进行。

（一）非正式复议

在非正式的复议中，复议程序的启动，可能是因着原决定者自身的单方面决定，其背后的原因或许是受害人提出了上诉；也可能是因着受害人要求原决定者或者其上级官员重新审查该决定。一般认为，内部复议是一个自然出现的行政程序，这是“理想”类型的或者“主流”类型的复议。典型的情形是，内部的和外部的（裁决的）因素共同协调但独立地共同运作，从而例行的内部复议和独立的外部上诉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复议的裁决模式”（adjudicativemodelofreview）。这一模式的特征是：其一，“修正”是一个例行的机制，并不必然是因为申请人申请，也有可能是因为决策者自身希望诉诸其来检查自己的工作，在有错误时加以改正。这符合这样一种的理念，就是“允许官员采取简单快捷的方法改变决定，而不需要申请者提出新的申请或者提出正式上诉的请求”。[26]其次，要求（通过向裁判所上诉）外部复议的权利，与决定者单方面决定复议最初的决定或者受害人内部复议均无关联。其三，应由原决定者之外的另一个官员进行复议。

（二）正式复议

正式复议构成了对“理想模式”下的复议的一个明显偏离。它不再是一个与上诉同时运作的例行行政程序，而是成为后者作用的一个前提，用中国行政法的术语来说，就是“复议前置”。

约克大学的塞恩斯伯里认为，这种强制性的复议实质上构成了上诉体制的第一个正式层次。这种内部复议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提供行政上的理据，而可以说已被纳入上诉的范围。它不再作为一种“纠错的方式”来运作，而是作为一个“修补的方式”。简而言之，它已经从行政机制转变为裁决机制，并且既然它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上诉程序的第一个阶段，则必须根据那些从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以来已被普遍接受的裁决程序衡量标准加以评价。1957年的弗兰克斯报告认为，行政裁判所是司法体系的一种补充，它的存在是必要的，并认为裁判所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公开、公正、无偏私。“在裁判所领域，在我们看来，公开要求程序公开并让公众能够获悉其据以做出裁决的基本推理；公平，是要求采取一种明确的程序，以便当事人各方能够知晓其享有的权利，充分发表自己对案件的意见并了解将要面临的该案的情况；无偏私，则要求裁判所可以免受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决定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还是潜在的”。[27]

然而，多数学者认为，正式复议具有强制性，并不意味着就此改变了它的基本性质，即从行政程序变成了裁决程序。[28]正式复议仍然是一种行政内部的复议程序。根据英国裁判所委员会的观点，对于正式复议的程序加以规定，不过是一种行活动政规范化的方式：“当前存在的一个趋势是，在法律中对于这种（正式）复议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不过是对复议程序的规范化，这种规范化在任何情形中都被恰当地看作良好、标准的行政实践…”。[29]这也意味着，虽然对正式复议不必如塞恩斯伯里所主张的那样，按照裁决程序的标准加以衡量，但予以一定程序的规范化还是必要的，否则无法说明其作为裁判所前提程序的正当性。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就是必须保障由原行政人员之外的人进行正式复议，以保证在其中能够真正对原决定进行全新的重新评价。在复议程序已经规范化的条件下，仍然要求具有直接向裁判所上诉的权利，则既是对资源的浪费，而且也可能影响复议程序的效能。

正式复议相对于裁判所而言简单快捷，这在社会保障等行政争议较多的领域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它对于那些可能进入裁判所或法院的案件而且发挥着过滤器的功能，[30]使得重新评价的任务能够由行政组织和裁判所与法院来分担，减轻了裁判所和法院的工作量，并且使得受害人有可能免于对抗式的繁琐裁判所程序的折磨。[31]

对正式复议程序的另一个指责是，它可能阻碍了受害人通过公正程序获得救济的权利。塞恩斯伯里认为，使得复议成为强制性的程序，将减损由独立裁判所和法院进行的上诉或司法审查程序的价值。其一个理由在于，当受害人经过了复议程序其受到损害的权利仍然未能得到救济时，“让我们想一想，他们已经失败了两次，一次是在最初决定作出之前的请求，第二次是在内部复议中。并没有很多人能够有毅力更进一步。”[32]他甚至提出，相关立法者作出这一程序设计的目的就在于阻碍申请人并且因此节约国库金钱。但多数学者认为，一方面，从现在的立法来看，立法者并未在设置正式复议程序的同时停止裁判所与法院程序的适用，而且也没有设置诸如受理许可这样的要求，则从形式层面而言就难以说正式复议程序消除或减损了上诉权；另一方面，认为一个有理由的申诉者在经历了两次失败以后将不再会提起上诉的论断，并没有翔实的统计数字支持，相反，在部分行政领域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正式复议失败后提起上诉的比例仍然是很高的。[33]

哈利斯教授认为，正式复议和非正式复议对于形成一种良好行政风气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允许行政组织在没有法院或裁判所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承担起自我纠正错误的责任。就正式复议而言，它还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行政程序本身构成了整体行政正义体系的重要一环，它也可能从内部推进体制性的变革，这当然是非常值得欢迎的。[34]

（三）复议程序不作为一个单独的程序阶段-一种改革的建议

艾森基于其对复议程序的批判性意见（参见本文第二部分），提出应取消复议作为一个独立程序的地位。[35]他认为，行政正义体系中，最初决定者必然要对上诉机构的行为作出反应，则当其得到有人申请上诉的通知后，就可以作出相应的复议决定。如果其在复议后，仍然拒绝撤销或变更确实有瑕疵的决定，则上诉机构可以提供救济。这种复议可以在保存复议程序优势的同时消除其负面效应。它在以下诸多方面优于独立的复议程序。（1）它不会造成上诉的延迟。（2）如果决定被撤销是因为最初决定机构承认上诉申请的合理性，则这一撤销成为上诉统计数字的一部分。这种妥协的数字如果过于庞大，则可能引起公众的重视，使最初决定机构限于尴尬境地，并从而促使其改善其决定质量。（3）即使原机构所进行的这种复议不能导致决定的变更，则申请人并不会受到第二次消极决定的伤害，而这第二个决定可能与第一个决定一样缺乏公平程序的保障。（4）既然这种复议并不要求申请人和原决定机构之间的接触，它也不会导致申请人不再申请上诉，而第二个消极决定原来是有可能有这种影响的。（5）既然申请人并不需要提出两次申请（一次要求复议，另一次要求上诉），则申请人不太可能因为担心被视作刁民而不敢再提出上诉。[36]

五、社会保障领域的复议与上诉

英国社会保障领域的行政复议与上诉制度，比较典型地反应了复议制度的内容以及复议的关系。尽管英国1998年社会保障法在这一方面作了重大变革，但1998年之前的制度仍然具有重要的说明价值，因此下面对二者一并加以说明。

（一）1998年之前的体制

1998年之前，英国社会保障方面的决定与复审体制主要由1983年健康与社会服务以及社会保障裁决法（HASSASSA）所建立，后来的一些法律，如1986年社会保障法和1991年的儿童抚养法对这一体制作了变更。总体而言，在社会保障领域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裁决和复审体制。[37]

1.以裁判所为基础、两层级、一次申诉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裁决有相对独立于社会保障部（DSS）及相关独立行政机关的官员作出，社会保障申请人如果对裁决官员所作的最初决定不服，有权直接向有关的裁判所提起上诉。对于申请人而言，这一裁决与复审体制具有两个层级：裁决官员和裁判所。在实践中，对于提起上诉的案件独立慈善机关（BenefitsAgency）会进行复审，如果原决定存在法律规定的三种原因，即：（1）存在对重大事实的误解或忽视。（2）存在法律上的错误，（3）相关情势发生了变化，则应对原决定加以变革或撤销。这种复审的性质是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和适应情势变更的一种机制，它并不需要申请人提交一个复议申请。这种体制适用于大多数社保障案件，包括收入补助和退休津贴。

2.以裁判所为基础、三层级、两次申诉体制。存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保障申请人如果对裁决官员所作的最初决定不服，应首先向独立慈善机关申请复议，申请人如果不服复议决定，有权向裁判所申请上诉。对于申请人而言，这一体制具有三个层级：裁决官员的决定、另一个官员进行的复议和裁判所的听证。这一体制规定在HASSASSA中，适用领域包括残疾人生活津贴和伤残人救济，对于儿童抚养机构的决定不服也适用这一体制。3.以行政复议为基础的体制。这种体制仅仅存在于社会救济基金领域。在这一体制下，只有两次行政复议，而没有对裁判所的上诉。第一次复议由地方独立慈善机关办公室里的社会救济基金官员进行，第二次复议则由中央的社会救济基金督察员在独立社会基金委员的管理和控制下进行。社会基金委员会并非公务员但由社会保障部部长任命，他有责任任命和培训社会救济监察专员。

这种体制建立于1988年，当时为了减少支出，社会救济基金给付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之前，只要有人符合法定的资格就可以获得基金给付，给付决定在性质上是一种单纯的法律解释和适用，独立社会慈善机关的官员并不拥有很大裁量权，但在新的体制下，独立社会慈善机关既要判断具有法定资格的人是否可以为社区整体照料计划的实现作出贡献，还要衡量可得的预算资金与申请人的实际需要，因此，他们在作出决定时需要综合考量许多因素，这使得他们的决定带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色彩。

这种体制的程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社会救济基金督察员具有重要地位，他们是服从行政官员，但事实上很大数量的是法律专业人士。（2）实行书面审理。（3）督察员对于独立社会慈善机关的决定就法律与是非曲直两方面进行审查。（4）除了诉诸法院以外，没有进一步的申诉体制。（5）督察员对于对于信息的发现有进行职权调查的义务。（6）督察员对于决定的质量和期限向监察专员负责。[38]

（二）1998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政府绿皮书认为，当时的社会保障申诉体制在结构、组织、管理和绩效上存在问题与缺陷，需要加以改革。这些问题主要有：（1）裁判所对于根本没有希望成功的申诉也进行空耗时日的听证。（2）裁判所必须处理一些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在独立慈善机关进行的行政复议程序中实际上已经被处理过。（3）在听证中，裁判所可能要处理一些从申诉提出到听证之间所发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可能已经过独立慈善机关的处理。（4）申请人提起申诉常常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对原决定的解释。（5）对于裁判所成员的要求（例如，它们有三个成员，主席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并且在一些案件中其他成员还必须拥有具体专业资格），太过于正式和僵化，不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要求。（6）独立裁判机构（ITS）有很多缺陷，不仅体现为上诉人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较低（突出体现在用于澄清案件的时间太少），也体现在其主席对于绩效和效率的负责性没有保证。

改革的目标是：（1）改善决策和上诉程序；（2）对于决定的作出和变更提供一个更为简单、准确和低耗的体制；（3）保护顾客在适当的案件中请求对决定加以独立复审的权利。社会保障法的修正目的是通过以下改革完善决策与申诉体制：（1）作出最初决定的官员，不再具有独立性，而是作为部长的代表工作。（2）在申诉之前辨识出所争论的领域和事实。（3）尽可能早地处理案件，以使得只有那些无法解决的案件才进入申诉程序。（4）对于简单的、不可能成功的案件提供一个快通道。（5）不在立法中规定裁判所的人数和组成。（6）在必要的案件中保留对法律专业的要求，并且允许一些决定由非法律专业但符合一定的条件并受过训练的决策者作出决定。（7）允许独任听证，只在必要时才要求有两个和三个决策者参加听证。（8）引入对案件进行筛选的程序，以对不同类型案件加以不同处理。（9）以一个新的“上诉机构”取代ITS，它具有明确的责任和负责性，其内部组织和程序设有一定的法律规定，配备有具有适当资格、受过训练并有经验的决策者和顾问。

（三）1998年改革后的复议与上诉体制[39]

1998年的社会保障法，对于适用范围最为广泛的以裁判所为基础、一层级、一次申诉体制进行了改革，其中最为主要的变化是增加了一个“再看一次（secondlook）程序”：它授权部长或其人复议其所作的任何决定，或者是基于申请或者是基于自身的调查，据以作出修正的理由由规章规定。但是这一程序不是强制性的，受原决定影响的人，无论是最初的决定还是修正后的决定，都有权向一个上诉裁判所直接提起上诉。可见修正后的体制实际上是采纳了复议的裁决模式，但是未能贯彻该模式所要求的由作出最初决定的人之外的人实施复议。改革后的这一体制适用于社会保障局及其所属独立机关的所有社会保障给付。

在政府绿皮书中，曾建议扩展裁判所为基础、三层级、两次申诉体制的适用范围，更多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复议（复议前置），但未被最后的立法所采纳。根据新法，这一体制仍然适用于由地方当局负责的住房津贴和委员会税收津贴领域。

社会救济金领域的以行政复议为基础的体制仍然保存。对于以行政复议为基础的体制能否提供令人满意的行政救济，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在社会救济基金领域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为：首先，它缺乏独立性；其次，这种复审没有口头陈述和辩论，实行书面审理；第三，没有进一步的外部上诉的体制保障。然而据担任社会救济基金专员职务的斯卡姆平先生观察，这种批评并无根据，在他看来，只要负责性有保证，并且乐于不断总结经验，行政复议完全可以提供有效、适当的救济。那种对行政复议功能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于公平行政决定的构成要素的误解上。他这种以行政复议为基础的体制，是一种“新的独特的行政正义形式…”。这种行政复议体制具有以下优点：（1）这种体制可以很好地保证负责性。由于督察员是行政人员，对于其工作可以进行广泛有效的监督控制，使其符合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标准。监察专员要对督察员的复议工作的标准和成本收益状况向部长提交报告，从而间接地对议会负责。（2）督察员是娴熟的行政人员，有能力了解法院的相关判决内容，并将其意旨落实在实际工作中。（3）督察员是专业人士，他们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熟悉，对于社会救济基金给付中的细节都了如指掌，其所作的决定的专业性和适当性值得信赖。（4）这种体制成本低廉，这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

六、结语

英国传统行政正义体系中一般都强调法院的司法审查与裁判所的上诉，行政复议制度一直是较为薄弱的一环。近年来，随着行政改革的推进和民事正义体制改革中对诉讼外争端解决机制的强调，这种现象开始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行政复议制度的变革之道，在维持行政复议官员与组织内其他官员的联系渠道的同时，加强行政复议主体的独立性，充分发挥行政复议机制以及其他内部申诉解决机制的作用，以保障公务服务的使用人的冤屈得到更为有效的化解，并发挥行政复议的规范化效应，推进行政决策体制的改善。

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完全是行政化的运作，层层审批，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性、独立性都没有体现，不仅如此，行政救济体系中的其他途径也不如人意：司法审查的效能不彰，司法独立没有保障，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带来的不是行政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地位的平衡，而是法官与行政官员一起审原告；也没有独立性强、具备专业性、遵循准司法程序的行政裁判。中国未来行政救济体系的发展，必须在进行司法改革、增强司法审查效能的同时，对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变革，强化公众对行政复议组织的信赖，更好地发挥对行政决定的内部复审这一制度的功用。在许多部门，例如土地管理、税务征收、社会保障等领域也可以尝试建立行政裁判所体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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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鉴于英联邦成员国法律体系的相似性，本文对英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介绍，特别是有关理论争议或者改革建议，部分参考了英联邦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资料。

[2]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3]MichaelHarrisandMartinPartington，IntroductioninAdministrativeJusticeinthe21stCentury，editedbyMichaelHarrisandMartinPartington，Hartpublishing，1999，p.p.2-3.

[4]AdministrativeReviewCouncil-BetterDecisions：ReviewofCommonwealthMeritsReviewTribunals-ReportNo.39，September1995，paras6.49&6.50.

[5]TerenceG.Ison，“AdministrativeJuustice”：IsItSuchaGoodIdea？inAdministrativeJusticeinthe21stCentury，p.39.

[6]除了对原行政决定的上诉外，还有对裁判所决定的上诉，除了向裁判所提出的上诉外，还有对法院的提出的上诉，在各别情形中还包括对部长的上诉。AdministrativeLaw，8thEdition，byWade&Forsyth，Oxford2000p.p.894-897.

[7]Ibid，p.p.888-889.

[8]S.Skehill，“TheHiddenDimensionofAdministrativeLaw：InternalandFirstTierReview-I”inAdministrativeLaw：RetrospectandProspect（1987）58CamberraBulletinofPublicAdmnistration137，138.

[9][1964]AC40，p.79.

[10]（2000）61ALD577.

[11]Comptroller-GeneralofCustomsvKawasakiMotors，（1991）32FCR219.

[12]AustralianBroadcastingTribunalvBond，[1990]170CLR321AT336-337.

[13]（2000）61ALD577，at588－589.

[14]MattMinogue（ExecutiveOffice，AdministrativeReviewCouncil），InternalReviewofAdministrativeDecisions，Canberra，5July2001.

[15]Fuller，TheFormsandLimitsofAdjudication，92Harv.L.Rev.353，364（1978）。

[16]Craig，AdministrativeLaw，4thEdition，London，Sweet&Maxwell，1999，p.422.

[17]Mashaw，BureaucracticJustice（1983）。Craig，AdministrativeLaw，4thEdition，London，Sweet&Maxwell，1999，p.425.

[18]Citizen‘sCharterUnit，ComplaintsTaskForce，GoodPracticeGuide（1995）。

[19]Citizen‘sCharterUnit，ComplaintsTaskForce，PuttingThingsRight：MainReport（1995），para2.27.

[20]AdministrativeLaw，8thEdition，byWade&Forsythp.p.111-112.

[21]MichaelHarris（ED.），NewProcedureinAdministrativeJusticeinthe21stCenturyp.p.160-163.

[22]CabinetOffice，OfficeofPublicService，RedressundertheCitizen‘sCharter：GuidanceforDepartmentsandAgencies（1996）。

[23]MattMinogue（ExecutiveOffice，AdministrativeReviewCouncil），InternalReviewofAdministrativeDecisions，Canberra，5July2001.

[24]MinisterforImmigrationandMulticulturalAffairsvJia；ReMinisterforImmigrationandMulticulturalAffairs，[2001]HCA17（29March2001）。

[25]AdministrativeReviewCouncil-InternalReviewofAgencyDecisionMaking-ReporttotheAttorney-General-ReportNo.44，November2000，Paragraphphs3.23-24.

[26]Sainsbury，“InternalReviewsandtheWeakeningofSocialSecurityClaimants‘RightsofAppeal”inG.RichardsonandH.Genn，AdministeativeLawandGovernmentAction（1994，Clarendon，Oxford），p.289.

[27]ReportofThe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TribunalandEnquiries，Cmnd.218（1957）。

[28]MichaelHarris，ThePlaceofFormalandInformalReviewintheAdministrativeJusticeSysteminAdministrativeJusticeinthe21stCentury，editedbyMichaelHarrisandMartinPartington，Hartpublishing，1999，p.46.

[29]CouncilonTribunals，AnnualReport1990-91（HC1991/92，97），para3.27.

[30]ReviewofCommonwealthMeritsReviewTribunals（AustralianAdministrativeReviewCouncil（ARC）DiscussionPaper，1994），para.3.18.

[31]N.WikleleyandR.Young，“TheAdministrationofBenefitsinBritian.AdjudicationandtheinfluenceofSocialSecurityAppealsTribunals”[1992]PublicLaw238，241.

[32]Sainsbury，“AdministrativeRevieworTribunal/”，ConferenceofTribunalPresidentandChairman，22ndApril1994（CouncilonTribunals，1994），14.

[33]MichaelHarris，ThePlaceofFormalandInformalReviewintheAdministrativeJusticeSysteminAdministrativeJusticeinthe21stCentury，editedbyMichaelHarrisandMartinPartington，Hartpublishing，1999，p.54.

[34]Ibid，p.51.

[35]TerenceG.Ison，“AdministrativeJuustice”：IsItSuchaGoodIdea？inAdministrativeJusticeinthe21stCentury，p.39.

[36]Ibid，，p.34.

[37]RoySainsbury，TheReformofSocialSecurityAdjudicationinAdministrativeJusticeinthe21stCentury，p.446-449.

[38]MichaelHarris（ED.），NewProcedureinAdministrativeJusticeinthe21stCenturyp.p.157-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