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案件范文10篇

法院诉讼文书样100

××××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再审行政案件用）

（××××）×行再字第××号

抗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此项不写）。

法院诉讼文书样100

××××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再审行政案件用）

（××××）×行再字第××号

抗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此项不写）。

城市房屋拆迁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矛盾突出，案件数量多，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是当前行政审判的热点和难点。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过于原则，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更多的是以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为适用依据，从而使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难点较多。如何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维护拆迁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化解矛盾，是当前行政审判工作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笔者拟就法院审理拆迁行政案件实务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拆迁行政案件的规范提供一些思路。

一、拆迁行政案件的管辖

拆迁行政案件的管辖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地域管辖，即拆迁行政案件一律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二是特殊管辖，即因不动产提起的拆迁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实务中，很多法院一律适用特殊管辖。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拆迁行政案件虽必然涉及到相关房屋，但并不意味着都是针对不动产而提起的诉讼。拆迁行政案件主要包括拆迁许可、拆迁裁决以及拆迁处罚等争议类型，而这些争议虽与拆迁的房屋有关，但并不等同于直接拆迁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将与拆迁房屋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和直接拆迁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相提并论。因此，对于由政府机关作出的直接拆迁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引发的行政案件，应按“不动产所在地”的特殊管辖原则，由拆迁房屋所在地基层法院管辖；而对于拆迁裁决案件、拆迁许可案件以及拆迁处罚案件等只属于与不动产有一定关联的诉讼，应按一般管辖原则由被告所在地的基层法院管辖。

二、拆迁许可案件的审理范围

对于拆迁许可案件的审理范围一直存在争议，即在审理拆迁许可案件时是只针对行政机关颁发拆迁许可证本身这一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还是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进一步对规划部门颁发规划许可证、国土部门颁发建设用地许可证的行为、计划部门核发项目批准文件进行纵深式的合法性审查？如果进行纵深式的合法性审查，如上述所列环节中任一方面出现问题，法院是否应当撤销拆迁的许可？笔者认为，不能任意扩大行政案件全面审查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拆迁许可案件而言，作出拆迁许可的职能部门需要申请许可人提供前置的行政批准文件，这些行政审批文件虽构成被诉拆迁许可行为的必要基础，而这些基础行政行为也存在违法的可能性，但如果在拆迁许可案件中对其中所涉及行政行为都进行审查，将付出难以承受的诉讼代价。因此，笔者认为，在审查拆迁许可是否合法时，只就许可职能部门作出的许可行为进行审查，而对由其他行政职能部门所作的前置行政审批行为是否合法，可由原告人另行起诉。在拆迁许可诉讼中，只要证明该前置行政审批是真实存在的，且在拆迁许可诉讼过程中未经法定程序被撤销，法院就应当认定这些前置行政审批行为的有效性。当然，如果当事人在拆迁许可诉讼过程中，又对前置行政审批另行提起诉讼，因另行提起的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可能影响拆迁许可案件的最终结果，法院在审理许可案件时应裁定中止审理或合并审理。

三、关于诉前执行

1目的

为了规范案件集体审议工作，保证正确、及时审理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案件，制定本规范。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对立案查处案件的审理的控制。

3职责

案审办（法制办）负责对案件立案审查和案件审理的日常工作，接受案卷材料及进行初审。案件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负责对立案查处的案件进行集体审议。

××××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行再字第××号

抗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此项不写）。

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原审被告（或原审被上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笔者从事行政审判十多年，发现行政案件虽然数量较少，但其上诉率却一直居高不下。经调查发现，行政案件的上诉数量占已结案件的比例，与民事、刑事等案件相比也是最高的。下面某基层法院近年各类上诉案件与所结案件的比例很能说明问题：

行政案件上诉率较高，不仅加重了二审法院的负担，而且也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导致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行政案件与其它案件相比数量相对较少。由于行政审判起步相对较晚，加之受民不告官等习惯势力的影响，公民不知、不愿提起行政诉讼；同时由于法制的健全，行政机关不断规范其执法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不断减少，所以各地行政案件的数量一直处在较低的徘徊状态。一旦有上诉的因其基数小而显得比例较大。

2、行政纠纷矛盾一般比较尖锐，败诉方总希望穷尽所有的法律手段，而提起上诉是其首选。当事人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前，一般都经过了私下协商、申请复议等途径，万不得已才向法院起诉，此时矛盾已相当尖锐。一审判决后，得不到法院支持的一方便毫不犹豫地提起上诉。

3、行政案件结案方式单一。行政案件只有判决和裁定两种结案方式，不象民事和刑事自诉案件那样可以调解。而判决要么维持，要么撤销，无中间道路可走，必然导致一方的不满。提起上诉也就在所难免。

4、行政案件收取的诉讼费较低。行政案件的诉讼费用收费标准仍然是1989年制定的，一般行政案件为30-100元，治安案件最低的仅为5元。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稍有不满，也不在乎掏那么几十元钱，让二审法院再审理一遍。

自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以来，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其具有以下特点:无统一、完整的法典，行政法规范的法律表现形式的数量特别多、富于变动性而缺乏相对稳定性、程序法与实体法交织在一起，没有明确界限、反应行政法律规范的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伸缩性。［1］这些都导致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应用。田中二郎更是之言不讳的指出: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裁量。［2］行政机关运用裁量权作出的案件本身由于缺乏法律的依据，若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依据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判断、起诉到法院进入诉讼环节，法院会由于时间的久远而导致证据的不足，在作出判决时，会更加难以依据法律作出判决。这就需要法官基于法律的精神和宗旨，凭借自己的审判经验、道德良心、价值观念、运用理性判断和逻辑判断，自主寻求裁判事实与法律结合点，运用自由裁量权据此作出公正的判决。行政案件多是涉及到公权与相对人两造，倘若法官在这类案件中运用自由裁量权得当，则会大大提高司法公信力，构建司法权威，甚至促使我国法院的地位更加独立。因此，司法裁量权的良好运用，使民众对增强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信心无疑有着相当直接的作用。榆林市地处陕北，由于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自然条件恶劣，在历史上是一个贫穷之地。然而近年来地下能源的大量勘探和开采，依靠丰富的地下资源，榆林从陕西最落后的一个地市跃居陕西GDP贡献最大的一个地市。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土地纠纷问题近年来层出不穷，尤其是土地权属争议案件更是政府系统处理行政案件的重中之重。榆林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案件不仅数量多，而且标的大，案情复杂，争议强烈，群众不断上访。陷入了政府复议难、法院判决难、当事人接受难的困境。解决好榆林市这样一个陕西能源重镇面临的土地纠纷争议案，对于榆林、甚至陕西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及社会稳定，具有这重要的意义。［3］曾参与榆林市政府法制办与榆林市中院及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就土地确权纠纷召开的研讨会，并进行过一些实地调查。本文笔者重点讨论榆林市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之间的权属争议纠纷案，因为这类纠纷之间当事人由于地位上的不平等而能更清楚地分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其中的作用与影响，而不考虑两方相对人之间的有关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及使用权之间的纠纷。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政治

自法官从文明曙光中初次登场起，与其名称(法官)这一概念不可分离的品质就是公正。法官是争议中的独立第三方，无涉于诉讼人的利益和情感，冷静、超然、客观地审查他们的争议。虽然公正的观念与法官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法官必须只依据法律判决的理论却并未被普遍接受。在司法制度史上，法官曾运用各种其他标准或神话来证明他的公正，或至少是公正的外表。最明显的例证来自于俄国和苏联，由于没有成文法，法官判决的标准是什么?是政治标准。在剧烈社会变革的时期，法官执行着明确的政治职能。维辛斯基(Vyshinski)曾公开宣称:司法程序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首先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其次效命于捍卫社会主义革命。［4］我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移植了苏联的法制。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对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中，认为法律对政治具有:协调关系、规范政治行为、促进政治发展、解决政治问题等作用。［5］榆阳区沙河口村委诉榆林市政府一案，是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之间的争议。此案经过行政决定、行政复议、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可谓几经周折。关于本案的难度在于证据取得的困难。本案中证据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沙丘流动导致的自然界限模糊;二是土地价值低廉时边界确定的任意性导致人为的边界模糊(如所谓“扬胳膊地”);三是因为土地登记、权属确定阶段的工作缺失，导致现在法定证据的缺失。前两个由于客观原因而导致证据的缺失，后一个却由于行政机关不作为导致的。在本案关键性证据缺乏的情况下，法官就要运用自由裁量权作出判断。而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导致证据缺失的局面，法官就要裁判行政机关主要承担不利后果。而在本案中，法官在判决书中的理由阐述部分由于相对人不能提供证据而判决其败诉。并且，二审判决书的最后，法官写了这样的文字:本院为了维护市城(原文)经济建设开发之大局，维护国家土地政策法令的贯彻实施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判决如下……。很显然，在这里，法院受到政治的影响维护社会稳定之考量。笔者也曾向法官询问此类案件，法官也以要考虑大局，维护稳定，担心行政机关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作为权衡判决结果的标准。可是，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它的宗旨始终应该是公平、正义、中立，哪怕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基于此而非维护稳定。如果法院不能抽离出政治的漩涡，沉浸在政治中，不对相对方是否服从进行考虑，这样，法院的判决多半会受到服从方的抵制，贯彻起来阻力会很大。福柯曾说过:“哪里有权力，哪里就会有反抗。”榆林类似的案件中，相对人不服法院判决，抢先在土地上建起了酒店、别墅出租、出售。造成了规划机关和城建机关工作的难以开展，影响了市容。如果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从超然的立场出发，正确评估集体利益，遵照正义和公平的价值观。这样法官就能为社会引导一种良性互动:正像一股湍流急冲磨房的叶轮一样，所有的政治压力都会被放置于立法机关，把这些相互冲突的压力转化为法律，这是议会的职责。［4］这样，法院不仅在权力主体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也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如果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更多的考量政治因素，那只能让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的困境。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正当程序

在前一个问题里笔者已经阐述过，由于证据的难以取得，导致了榆林土地权属争议的难度之大。而这其中，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土地登记制度，由于在榆林当时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而导致了现在的榆林土地登记管理的混乱。再加上争议标的潜在利益的巨大和争议强度大、利益主体多元化造成了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困难。在针对这类案件如何判决或者说在证据缺失、法律依据缺失的情况下，法官将如何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榆林市政府拟设立土地权属纠纷案件处理联席会议制度。［6］在陕西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榆林市土(林)地行权属案件情况调查》中最后一段这样写道:(七)政府与法院建立土(林)地权属案件处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讨论土(林)地权属案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沟通行政、法院两方面的意见。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加强联系，及时沟通，互相配合，加大力度，从行政、司法两个渠道促进土(林)地纠纷的处理。在2011年暑期榆林市土地权属争议研讨会上，讨论稿里提到:“各级政府与法院要建立土(林)地权属纠纷案件处理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由政府分管领导负责，法制办、中院、国土局、林业局、畜牧局、司法局和纠纷发生地乡镇政府组成，设立办公室，负责协调处理重大疑难案件。具体工作:一是法院提前介入，参与政府讨论研究复议、确权案件协调处理方案，并参与具体处理工作，及时沟通行政、法院两方面的意见，互相配合，形成化解纠纷的合力。二是加强联系，定期交流，讨论土(林)地权属案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对策意见，为政府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前述表明，榆林市拟设立土地权属纠纷案件处理联席会议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在于:让法院提前介入具体的土地行政纠纷的处理。而政府在土地权属纠纷中是其中一方当事人，这类案件中，政府的胜诉会为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显而易见，政府通过更为隐蔽的手段绑架了法官。以研究问题，提供咨询的漂亮名义先入为主影响法官对案件的考量。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Pascal)在他有名的著作:《箴言》中写道:“世界上最公正的人也不允许他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在英国，这一短语被最先表达为“正当法律程序”。在其英国渊源中，正当程序保障(或者王国的法律)是对君主的一种限制，设计这些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公正。在《柯克论利特尔顿》(Co．Litt)中，柯克大法官最终将这个原则确立为英国法律上的箴言:一个人不应该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种思想影响了美国，成为司法审查的奠基。［7］虽然正当法律程序是英美法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是，正当法律程序所体现的价值具有普世性，是每一种法律制度都应当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的。在我国，这一原则未被普遍确立，但是，法官应该毫无保留的捍卫这一原则，因为，在这一原则中:权力，而不是程序，才是问题的核心。［6］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为公民权利可能遭受行政侵权提供事后救济;二是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这两个功能都是通过具体个案审判予以实现的。法院在个案处理中已经通过联席会议方式提前介入，对于已经包含了行政处理决定意志的法院，相对人起诉到法院进行救济的效果是可以想象的。行政机关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也就谈不上了。这是以牺牲司法最终独立审判为代价的。司法独立审判的精要不仅在于其是法律专家，更在于其判断立场的中立。而法院的这种提前介入彻底混淆了其立场。对于经联席会议决策又诉至法院的行政案件，法院已经丧失了独立判断的基础和能力。因为行政审判过程中已经由行政机关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了。即使案件再困难，法院也要避免与行政机关合作，法院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不能由于案件的复杂，法律的缺失事先对案件放弃。尤其是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所做的案件，一旦与行政机关合作，法院不仅对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为虎作伥，也将失去自己的公信力。

三、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法律价值取向

尽管《行政诉讼法》没有把“调解”作为一种基本结案方式，但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一直把协调当作妥善处理行政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经法院协调做工作后被告改变行政行为或者满足原告诉求后原告撤诉，甚至成为一些法院行政案件主要的结案方式。[1]从而似乎出现了立法上明文禁止与实践中大量运用之悖论。那么，这真是一个“悖论”吗？如果是，悖论原因何在；如果不是，制度理性何在？……，一系列的疑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对湖南三级法院协调解决行政案件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揭示行政案件协调撤诉的运作动因与实践图景，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以期有益于行政审判实践和协调撤诉机制的完善。

一、法院对行政案件积极协调的动因

调查表明，之所以法院对行政案件热衷于协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导向。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在司法审判中尽力用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切实达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目的，有力促进社会和谐。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最高法院也强调，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要按照“坚持合法审查，促进执法完善，依法规范撤诉，力求案结事了”的原则，积极探索行政案件协调处理新机制。[2]这说明协调处理行政争议是党和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解纷方式。“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协调的方式化解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矛盾，对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法院有必要在这方面做大胆的探索，不断积累经验，推进行政审判工作进一步发展。

其二，绩效考核的压力，成本收益的考虑。当前，各级法院普遍有绩效考核制度，对案件的上诉率、执结率、申诉率、上访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3]而法院（法官）面对的现实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呈现相对复杂、尖锐的特征，导致上诉率、申诉率、上访率走高。，全国法院三大诉讼一审的1000多万案件中，行政案件不到2%，但是行政申诉案件却占全部申诉案件的18%。湖南法院的情况基本也亦是如此，、、、行政申诉案件所占比重，亦占全部申诉案件的10%以上。申诉上访案件多，显然会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影响工作绩效。相反，对行政案件进行协调，促使被告改变行政行为或者满足原告诉求后原告撤诉，能够使行政纠纷得以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当事人的实质问题解决了，意味着不会上诉申诉上访，法院也不用为执行伤神，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也处理好了，绩效指标亦好看，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其三，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局限性。法院不是万能的，其解决纠纷的能力有限。这在行政审判中更为明显。行政审判只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受案范围有限、审查强度有限、裁判方式也有限，刚性的行政裁判往往难以达到定纷止争、息事宁诉的效果。因为很多情况下，即便是法院判决行政行为违法，撤销该行政行为，行政纠纷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老百姓打官司是为有效解决问题，而不仅仅为获得一纸判决书。这种期待从《行政诉讼法》文本上有时是不可欲的。为缓解当事人较高的解纷期待与行政审判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促使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在办案过程中，法院不仅要考虑法律文本的规定，而且要考虑执政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不仅要解决合法性问题，而且要关注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解决案件本身的问题，而且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好案外协调工作。

××××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行初字第××号

原告……（写明起诉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写明姓名和职务）。

法定人（或指定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土地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土地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简称土地林地权属争议，是指行政机关对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通过调查和调解工作，最后对土地林地权属作出处理决定。此类案件起诉到法院，应作为确权案件来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裁判的土地林地行政案件一直排在行政案件的第一位。据统计，最近几年的比例在宜昌市各法院中占前位；在湖北省山区县（市）法院中亦占前列。2001年共受理各类土地林地确权行政案15件，占行政诉讼案件总数的43%；2002年共受理13件，占总数的38%；2003年共受理12件，占总数的36%；2004年共受理6件，占总数的60%.4年共受理46件，平均占总数的67%.笔者通过分析审结的这些土地林地确权行政案件，得出其特点为：一是土地林地权属争议，必须由人民政府处理后，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不服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二是争议的土地林地权属处于不确定状态，当事人对其权属不明确，由于历史等原因，缺乏有效证据，长期以来形成争议。三是此类属于裁决类案件，诉讼中均涉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上述特点，处理土地林地确权行政案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诉讼主体问题

首先，县（自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委托县（自治县）级以上国土资源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权属争议，国土或林业主管部门能否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理决定的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只有乡（镇）级以上人民政府有权作出土地林地权属处理决定，国土资源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理决定。此外，人民政府处理权属争议有个处理权限问题，单位之间的争议只能由县（自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的争议可以由乡（镇）级人民或者县（自治县）级人民政府处理。总之，土地林地权属处理决定只能由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国土资源部门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无权处理，否则属超越职权。但是，依照《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四条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县（自治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土地权属争议、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林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和调解工作，对需要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只能拟定相应的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确权处理决定。

其次，农村集体土地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主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