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范式范文10篇

新范式范文篇1

“意象”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表意范式，是中国先民生存实践的结晶。古人通过观察万象、体悟“大象”，“法象天地”，最终创造出“易象”———以阴阳符号及其计算推演，建构世界、表述世界的象数符号系统。易象的传受是“意会”的。意会过程中的主观情感和主观体验与客观物象交互作用，形成了特定的艺术表意范式，中国古代文论用“意象”来指代这种在艺术审美过程中，主体不断凝结印象材料以构造对象、认知世界和构成世界的精神活动中的产物。“意象”（Image）一词在西方艺术理论中晚出，西方艺术一向以摹本、再现为表意范式。以狄尔泰的生命美学为发端，西方美学从模仿美学转向体验美学，美学研究的注意力从审美对象转移到审美主体，移情说、直觉说、距离说、内模仿说等等推波助澜，使意象走向了显学。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揭示了意象产生的心理机制；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提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是“与情感和生命的形式相一致”的“有意味的形式”；20世纪初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正式提出“意象是主客观‘熔化’、‘转化’契合的过程，给外部的事物以意象的形式”。虽然“意象”诞生于西方的逻各斯与科学心理学文化土壤中，但是，意象作为艺术表意范式的功能机制，却获得了东西方美学的共识。“意象”是立足与主客、心物交感来完成审美及信息传受的。任何艺术品都是由“意”和“象”两者交融而成，艺术品通过符合美的形式规律的“象”，表达人对存在的感受与反思相关的“意”。由于人类生存感受的共通性，“意象”便具备了揭示意识及一切现象并构成世界的秩序的“符号”能力。作为符号的意象，必须能为某一“类”事物或某一类力的作用方式赋予具体的形式。艺术中的意象本身就是陈述，它包含并展示出它想要陈述的意义，因此它的可见形式与它要表达的内涵息息相关。艺术“意象”是艺术存在的根据，人们因为它们而确信艺术品、艺术意味、艺术价值的存在，并运用意象建立所谓第三秩序。意象离不开客观物象，但它又是“意”中之象，传统艺术中意象的接受与感知，是建立在人的体验、情感、想象之上的，是审美主体精神操作的结果，是审美主体的内在心象。因为它在意与象上体现了双重的“真”，因而“最大程度地拥有了对象的全部内容，保全了对象的气足神完”。

二、仿像：西方艺术表意范式理论的新变

“仿像”概念来自希腊文，其原意一方面表示图像，另一方面又表示模拟。早在公元前460年左右，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就已经使用eidolon表示物质世界的形式复本以及由我们的感官所接受的某种知觉形式，柏拉图将这一观念用于他对世界的阐述，认为理念是世界的原本，现实世界是理念的摹本，而艺术是摹本的摹本。艺术摹本的意义在于，它是人们对天国的回忆，是天国在灵魂中的痕迹的外化，它召唤人们回归理念世界的秩序。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人对自然的模仿，认为艺术仿本的意义是以与自然同构的秩序彰显自然的本质。千载而下，西方文论在模仿说的基础上，一直标榜艺术的模仿、再现特征。某种意义上说，“仿像”在西方文论中，一直在与真、自然的二元关系中被作为“假象”，其本身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波德里亚第一个对其进行了本体研究，以Simula-tion（仿像）替换了eikon，创立了“仿像”理论。他认为，与摹本的区别是，仿像无“客观本源”。波德里亚特别强调仿像的虚幻性，“人类建构的各种巨大仿像从自然法则的世界，走到力量和强力的世界，今天又走向心象与物象二项对立的世界。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能量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非决定论和符码的形而上学。自动控制模式生成、差异调制、反馈、问答等等：这就是新的操作形态”，波德里亚用“符码”翻译了仿像的整个历史秩序。在波德里亚的语境里，符码意味着所生产的客体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摹本，在那里，摹本就是源头的、自然的、客体的摹本。可见“仿像”与“摹本”的不同就在于，“仿像”不是对现实世界秩序的描摹，其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一个世界。

三、计算艺术“仿像”的新格局

如果说波德里亚是以电视媒介文化为本体提出的批判的仿像论，他对仿像的揭示出于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虑，那么计算艺术则是运用了数字媒介，为艺术开创了一种新的“仿像”表意范式。计算艺术讲求的是数据处理和创造性编码。在探寻和检测“美”的过程中，运用能够刺激人类审美神经的编码排列，在大脑潜意识中形成一种直观的数学模型，我们在这模型里衡量间隔、比较比例、翻译算法，并且进行一系列的情感计算。人们常常被数字艺术的视听效果所震撼，实质上，那些令人们沉浸的意境，其本源魅力来自于“Photoshop”图像效果处理、“Shrek”3D动画此类软件深层结构的算法的美。以分形艺术为例，分形的本质就是标度变化下的不变性，分形艺术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和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资讯。我们生活的世界看似纷繁复杂、毫无规则、支离破碎，分形几何提供了一种描述这种不规则复杂现象中的秩序和结构的方法，它研究无限复杂但具有一定意义下的自相似图形和结构的几何学，揭示了世界的自然原貌。如今计算机和数字技术逐渐形成了人们创作、体验和接受艺术的媒介，计算艺术与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相关联，追求更好地实现客观物理和主观心理之间的复杂交互。可以说，计算艺术就是物理上的深度仿真对心理上的潜层意识的映射。计算艺术提升了传统艺术意象范式的“意”与“象”转换能力、直观化了转换效果，并在此之上产生了意义的“函数”级的扩展，由于这种数字仿像的虚拟现实特征改变了意与象的格局，促成了“意象”向“仿像”的变革。审美意象的表意范式源于“象”的普遍性和“意”的独特性，就“象”能“类万物之情”而言，审美意象的产生不是仅仅借助于逼真的模仿物象就能做到，而必须把握表现在事物变化中的阴阳的结构、关系、功能和运动。意象范式中最高的美学境界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追求的是“唯变所适”的和谐之美。传统艺术的意象化表达在于具象与抽象的流转之间，是将主体的情感、认识投射到客观物象之中，并以一定的表现手段对客观物象进行主观化概括，形成一种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主观化物象空间。其“不似”指具象的形，其“似”指内在的神，形不似而神似，构成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意象。计算艺术的仿像化表达在于算法中规则元素的不规则运动之间。计算艺术令人可以察觉到模式化元素的运动之美，创造出一些不寻常的效果，在这种模式下，映射出人类意识流动、生命结构的艺术“仿像”能够给人带来深度的审美共鸣。如果说传统艺术中通过“意象”间接完成的“移情”，在数字艺术中变为由“仿像”直接生成的“植情”———人们不仅是将此“情”移置到对象中，而且是将此“身”移植到对象，或者就寄生于对象本身。计算艺术创造的“仿像”使意象不再停留在内心视象的精神操作，而是使主体的精神在与现实世界实现了同构关联的同时，与世界互动创化、生生不息，这是以意象为表意范式的传统艺术力所不及的。主体必须调整艺术认知思维和行为，以适应这种离散式、跨时空、可参与、互动式、直观化的，体现人类感觉的延伸和人为感觉的、艺术表意范式的新格局。

四、仿像：基于象数思维的“意象”范式的数字化表达

首先，以象数关系建构世界是人类上古时代独特的诗性思维方式。以数为本源，以数的运算为法则，以数与物象的关系秩序世界，这是东西方先哲试图表述世界的方法之一。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通过数字和图形、数字和音乐等关系的研究发现“，一切其它事物都表明,其整个的本性都是对数的模仿”，数是宇宙的本源，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或谐音是时间之数,几何是空间之数,天文是时空之数⑩。一定的数与某些物象，由于一定的比率的关联，而产生了“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可以触摸的宇宙，总之，具体可感的宇宙是最高的美”。宇宙内的各个天体因此处在数的和谐秩序中，这就是宇宙谐音。亚里士多德的象数关联在他逻各斯哲学思辨中的灵光一现，是他对宇宙的诗意凝望。中国先民则依象与数的关系，建立了独特的“象数”思维方式，创造了一套完备周密的象数逻辑。它融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及直觉思维方式于一体，以卦象、爻象为思维出发点和先验模式，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象数”艺术思维架构輯訛輥。如果说传统艺术媒介下，象数思维的诗性表达创造了艺术的“意象”表意范式，那么计算艺术创造的“仿像”，则是象数思维“意象”的数字化表达。计算艺术理念与象数美学思维是相通的，都是由“数“的“易”衍生出“意”的“象”，“意”就是在内心中演数（度量和计算）；“象”，则是由数理关系转化而来的直观显现（形象、表象）。象数思维的实践步骤包括取象法和运数法。象数思维把物象符号化、数量化，用以推测事物关系及变化，而计算艺术的创造中，我们可以将对自然物象的捕捉理解为“取象”，把将其编程的工作理解为“运数”，就可以清晰见出其数据编码与直观呈现的对应关系。无论是象数思维还是计算艺术，其表意过程均是通过数与象的关系创造外在直观显现，计算艺术之美在于，它在虚拟与现实的中介层面，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因适度而和谐的惬意，数与象之间、算法与形式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各种形成的交换是美的基础。计算艺术将“数”转化成了“象”的存在。由此说来，“仿像”是“意象”思维的数字化表达。

第二，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宇宙可以由几组简洁的方程式所建构，以简洁与精确的方程描述世界，表征了计算艺术的诗性美。象数思维的“阴”、“阳”对立观与计算思维的“0”和“1”二进制算法同样是以简单化为诉求的计算诗性的体现。计算艺术“仿像”，可以说是意象的运演方式的数字化表达。“象数”和“算法”理解世界的出发点都是极简化的“是”与“否”抽象辩证观。《周易》认为阴阳是构成世界的基础，先人不断地使用“阴”、“阳”这两个数字单元，进行组合与再组合，由阴阳而八卦，推衍出六十四卦，并由卦爻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的变化规律。而“由于所有事物奇妙的互相联系，使得明确地用公式阐述各个事物的特征数字极为困难，”为此，莱布尼茨创造了一种精美的技巧，“通过它，确凿的诸关系可以用数字加以表达和固定，然后又能在数字计算中进一步加以确定。”輰訛輥这个技巧就是“0”和“1”逻辑原理。象数思维中的阴阳能量就像电脑中的二进制一样，真实地构筑了我们纷繁复杂的万有世界。“阴”与“阳”、“0”和“1”，就是通过数字来表征物象，通过计算来描述事物的关系，并通过给定的条件和参数模拟推衍未知事件变化的规律。这两种来自于中西方、不同时代的理论体系表明，“在追求简单美的心理驱动下，科学探索者们会从心底涌起一种渴望与冲动，这种无形的力量迫使他们这样而不是那样去衡量已有的知识和创造新的知识，从而使简单性原则具体化为思维动力”輱訛輥。世界任何复杂事物归结起来，都可以用阴或阳、“0”和“1”的进行运算组合来表述，任何事物都是数学的、可量化的、可转换的。通过这种简化原则科学计算所求得的美，便是世界与人类之间、束缚与自由之间的合适的“度”、“黄金分割点”，由此使人获得悦情、悦志、悦神的和谐之美。

第三，象数语言系统与计算语言系统都具有纵向的层级性。计算艺术“仿像”的创造与传统艺术的“意象”都是依靠其语言的层级系统来传递和接受的。《周易》推理系统包含三种语言。1、对象语言：卦象爻象，《周易》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符号推理系，它的核心部分是六十四个六爻卦；2、语法语言：例如,六、九、初、上、阳爻、阴爻、内卦、外卦、经卦、复卦、本卦、之卦、位、中、应、乘、承、据、比等等；3、自然语言：卦名、卦辞、爻辞。它们构成了一个明晰的、层级式的“象、数、辞”系统。《周易》中数、象、辞复合符号系统的操作程序是：因数定象、观象系辞、玩其象辞而定吉凶輲訛輥。计算机语言也包括三个层级：1、机器语言，是指一台计算机全部的指令集合，使用二进制数；2、汇编语言，为使计算机语言更便于使用，人们用一些简洁的英文字母、符号串来替代一个特定的指令的二进制串；3、高级语言，它接近于数学语言或人的自然语言，同时又不依赖于计算机硬件，编出的程序具备通用性，就形成了高级语言，如C++、JAVA、VB等。不难发现，象数思维和计算思维存在着相似的纵向表意系统：从对象语言的最基层编码的极简化到语法语言指令的明确化，再到自然语言使用的人性化，这是一个规划合理的由抽象向具象、由数理向艺术转化的表意过程。第三，基于象数思维的“意象”与算法思维的“仿像”都具有动态生成性。《易•系辞》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易思想将宇宙万有理解为一个由无到有、由有到无的不断往复的循环，我们均生存在这个过程之中，宇宙总是处在推陈出新的旺盛的生命期。任何事物本身都存在矛盾，且矛盾转化的条件系统处在不断的运动发展之中，这种描述和表现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运动之美的方法，可以视为艺术的“有机的尺度”輳訛輥。因此，艺术“意象”正是人类与变动不居的大千万有互动兴会的产物。而计算艺术“仿像”更是处于一种流变、未完成的状态，其美学效果和艺术成品均取决于操作环境和操作主体，不变的只是算法的规则，这与象数思维中的“易”是同样的动态模式。“意象”是参照不同条件系统下人的情感、愿望和意向所作的价值判断，审美主体只能“观变”与“适变”，而“仿像”的动态生成性更有主体控制的特点，“仿像”变化的结果更多掌握在主体的手中。

新范式范文篇2

外部根据、等级性以及循环一般而言，欧美各国的现代法治秩序（特别是宪政体制）主要是以普世不朽的“自然法”观念为价值根源的。自然法被理解为存在于国家法的外部作为检验国家法是否符合正义的尺度。在这里，正义带有神圣色彩，是一种超越于此世的理想。虽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正义界定为一国人民相互间的纽带，强调合法正义的重要性，至少把正义的某种形式与群众的多样化状况和存在条件联系在一起，但他最大的贡献却被认为是提出了作为“超越成文法律的正义”的衡平概念。

外在的自然法与国家法内部之间当然需要有连接点，这就是社会契约的假定及其现实的表现形态-宪法，因而具体法律规范的正当性判断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转换成合宪性判断，外部根据与内部根据在这个顶点上合而为一了。其结果，现代法治的构成原理似乎是以效力的等级性为基础的，呈现出凯尔森（HansKelsen）所描述的那样的以宪法为顶点的“金字塔”型结构。从宪政设计的角度来看，上述表面上的特征也不妨概括为“国家权力结构多元化，法律规范体系一元化”的公式。

从外观上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传统恰恰相反：权力结构是高度集中的，而规范体系的形态则与家喻户晓的阴阳两仪“太极图”颇类似，在德与刑、礼仪与律令、政策与法规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解决方式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动态，公共秩序的构成原理是以周而复始、物极必反的循环性为基础的。作为正当性判断标准的“道”，不是国家法之外的超越力量，而是体现为内部循环运动中的“非常道”-“反者道之动”这一句话就把道与自然法之间的本质差异表述得淋漓尽致。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意味着“上德”、“无为”，往往表现为以物极必反的转折点、个别性承认的累积以及社会舆论鼎沸等方式对国家的强制力进行限制。

清末的宪政运动由于对上述等级性与循环性之间的区别缺乏透彻的理解，导致人们大都没有真正跳出中国传统的“权力一元化，规范多元化”思路，也未能发现在既定条件与改革的目标模式之间进行结构性连接和转换的可能性，结果不是盲目地接受“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语出一九0六年九月一日预备立宪诏）即为宪政的官方定义，就是激进地号召立即改换统治者，以直接民选的总统来代替君主行使统一的实权。当时的朝野各派都忽视了宪法的本质在于一种特殊的规范结构（constitution）和公正程序，而不仅仅是个强权归谁、舆论倾向哪一方的问题。即使民国前期的“五五宪草”（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也是名为权能分治，实则“以党治国”、“万能政府”、总统****，宪法的最高效力以及规范体系的整合性始终没有获得必要的保障。这样的概念误解以及其他前提条件注定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立宪和行宪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在今天我们重新考虑推行宪政之际，有必要对中国与欧美之间在国家、社会以及法律制度方面的阴错阳差进行重新认识，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反思需要指出，把“金字塔”与“太极图‘’所隐喻的关于法治秩序的不同范式揭示出来

之后，也许会给中国法学界造成更大的困惑、更多的烦恼。既然两者之间在构成原理上存在着这么大的悬殊，如果不彻底改造其中的一方甚或双方，要推行宪政岂非缘木求鱼？！针对这样的疑虑，我们不妨以根本规范的根据为线索，重新认识现代法治秩序的本质以及中国社会结构转换的可能性，寻找宪政体制与文化传统的适当结合点。

在宣扬宪法尊严的时候应该充分留意到，宪政的灵魂其实并非依附在单纯的强制力上，而是寄宿在正当化机制之中。因此，不能五条件地强调宪法的最高效力和强制作用。根本规范之所以成其为根本规范，必须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根据，自然法以及能够表现为个人诉求的自然权（人权）就是这种根据。然而，从自然法到自然权，中间发生了思维方式上的微妙变化。在自然法时代，存在着一个默示的假设，这就是对造物主或者上帝第一推动力的承认，能从外部观察世界的只有诸神。但到了自然权（或者笛卡儿之后的自然法）时代，个人作为自律的主体而重新定位，一方面仍然属于此世秩序，另一方面却俨然是诸神共同体的成员，也能够把此世秩序作为观察的对象-虽然未必人人都一身二任，但具备认知能力而从事外部观察者实际上也就享有替天行道的特权。

因此，在法学世界观取代神学世界观之后，特别是被隐蔽的特权地位也动摇之后，当为（sollen）与实存（sein）、规范问题与事实问题的严格区分以及社会功能的分化就具有更关键性的意义。凯尔森正是以这样的二项对立图式为前提，把复杂的现象以及无序化的各种契机排除在规范世界之外，把观察和理解的作业排斥在规范和价值判断之外，确立了法律体系的封闭型等级结构的。但是，这样的区分却并没有充分解释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的法律现象本身的认知性以及适当性等方面的问题，不能适当处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

卢曼（NiklasLuhmann）在凯尔森的思路上继续前进，似乎发现了在规范与事实的边缘上存在的“曲径通幽”的门扇，即法律体系的自我指涉、自我塑造式的反思机制。在他看来，法固然呈现出封闭型等级结构，但却有启阖自如的灵巧之处，即具有以封闭结构为前提的开放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规范层次是封闭的，在认知层面是开放的”。也就是通过理性来正确把握外部环境的事实性变化及其影响，并把这些认识都被转化成系统内部的因素并对变化了的规范关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根据我的理解，在事实问题与规范问题之间的反思化过程不断反复，当为／实存的二项对立就会化解到无限循环的回路之中，并表现为法律规范的根据就是把法律作为规范的根据这样的循环论证过程，其结果，封闭型等级结构被转化成似乎没有顶点和层次的、“反者道之动”那样的流体。因此，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其实可以被看做“金字塔”与“太极图”的媒介或中转站，能够提供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秩序构成原理之间互相沟通的线索和桥梁。

宪政的本质是试错的制度化以反思机制为基础而形成的循环式构成原理意味着规范的正确性和妥当性是由试行过程决定的，是暂时的、可变的……因而卢曼把正义的概念表述为“法律系统的适当的复杂性（adequatecomplexity）”，颇有那么一点儿“道法自然”、“维恍维惚”、“非常道”的趣味。与此相关，

法律是否符合正义也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根据事实反复进行检验和调整，这样的思维模式显然与牛顿力学、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的决定论以及公理体系大异其趣。问题是这种循环的秩序观能否与宪政设计相洽？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有一定的保留条件。

虽然从规范效力等级的外观上看，宪政和法治的体制好像一座巍然耸立的金字塔。但它其实是

或者说可以转化成一个动态系统。正如宪法学家卡尔。路易温斯坦（KarlLoewenstein）在《比较宪法学说绪论》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宪政民主对人类最终状态（应该包括历史终结、终极真理之类的神话在内-笔者注）持怀疑态度，而力图在不断的社会经济实验中通过试错过程来发现法治以及保障人权的更好的方式方法。因此，在宪政拥护者们看来，制度安排归根结底是具有暂行性的，始终存在着改善的余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路易温斯坦否定宪法的刚性和安定性，提倡某种朝令夕改的任意态度。他要强调的是立宪没有尽善尽美的目标模式，行宪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宪法文本不仅是可以修改的，而且也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修改。在这层意义上，宪政体制在本质上也处于不断生成和重构的循环性动态之中。与中国传统的“太极图”式秩序观或者现代的法律试行制度或多或少有些相通之处。

但是，从这样的动态观点来理解宪政，必须把程序公正作为构成原理的基础，即采取新程序主义宪政观-这就是我的保留条件。如果说在自然法的时代，规范的正当化是把上帝、造物主或者诸神共同体作为以不变应万变的原点（theunmovingmover）或终极价值，那么也不妨认为进入自然权时代之后，特别是在社会变迁日益加速的当今世界，程序（更准确地说是把个人按照一定的角色定义进行编排以便进行合理而公正的选择的法律程序系统）逐步取代上帝成为对法律的正确性进行判断的根据。如果说自然法是外部根据，那么程序就是具有反思性、超越性的内部根据。这一点可以从现代社会的改宪动议能否通过完全取决于程序安排、根本规范的效力由违宪审查程序来保障等现象上看得很清楚。改宪动议-议决规则-规则合宪性的审查-司法规则-司法规则遵从立法-立法遵从议决规则-改宪动议，如此等等周而复始，这显然是一种循环动态。也不妨直说，程序的结构性特征就是“圜道”。

固然，提供了审议和决定的程序性条件并没有解决实质内容的问题，作为结果的法律判断还有赖于某种共同体或者民族国家的一般性合意或者历史传统，所以程序不是万能的。但程序越来越成为最基本的价值根据并反过来对实质内容本身也施加深远的影响，这确实是当代世界具有普遍性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比其他社会具有更迫切的需求。

宪法解释和宪法改正的区别从周而复始的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宪政体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研究宪法和行政法的著名学者美浓部达吉对耶利内克（G.Jellineck）的“宪法变迁”概念的再定义。他修正了耶利内克在政治与法律之间关系方面的悲观论，反过来积极肯定国家权力的非正式行为在一定条件下的法源性以及宪法解释的正当性，提出了宪法规范更新和发展的三阶段公式，即：（一）宪法条文丧失实效；（二）宪法规范力发生异常（该条文以外的事实具有实效）；（三）宪法变迁，包括在现行文本框架内的解释以及突破条文的宪法修正案这两种方法。人们通常所说的宪法变迁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包括判例宗旨的阐述评论在内）的变化来实现的，只有在这样的微调机制不能解决问题的场合，才不得不以改变成文的方式来修正宪法的条款。一方面，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来看，宪政是生生不息的；另

一方面，从宪法文本改订的角度来看，宪政应该更具有稳定性、恒久性-正是在这一动一静之间、暂行与持续的交替过程中社会渐臻大治。

但当前，根据现行制度，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均无权解释宪法，惟有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享有宪法的解释权。立法机关只有采取补充或改变宪法文本的抽方式来行使宪法解释权。所以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基本上没有区分，至少很难在两者当中划出明确的界限。因而想通过宪法解释来推动宪法变迁也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既然宪法只剩下修改这一条路，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难免会在文本与修正案频仍之间进退失据，修宪成习而流于轻率也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即使仅仅为了满足具体落实宪法内容的要求，也有必要承认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解释宪法、运用宪法的权力，进而可以推论司法审查制度的关键性。对于缺乏外部根据和“金字塔”式法律观的中国社会，司法性机构对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程序更是推行宪政的首要条件。

从矛盾论到法治对抗轴从反思和程序的角度来理解宪政体制，就会发现秩序构成原理上的等级性与循环性之间的区别是可以扬弃的，按照新程序主义的宪法学范式在中国建构民主法治国并非痴人说梦。尽管如此，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的循环动态之间的差异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的<矛盾论》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里所表述的政治哲理是对传统的“太极图”以及阴阳互动的思维方式的批判性继承和发挥，实际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使科层制和规范体系增加许多横向互动、讨价还价以及阶级斗争的变数，把循环性编织到等级性之中。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宪政改革，能否找到若干有力的杠杆可资利用？回答是肯定的。例如矛盾的普遍性和相互转化的命题可以通过批判和重新诠释，为民主宪政中所需要的对抗轴的设置提供某种有利的契机。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对抗轴是社会运动的推进装置，舍此不能进行真正的竞选和投票，人治以及其他制度上的惰性和缺陷就难以克服或纠正。因而要在政治改革中为意见竞争、集团竞争确立对抗轴，不妨把这项制度创新作业与的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命题以及施米特（CarlSchmitt）所说的区分敌友的公式等结合起来。相应地，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对抗轴主要体现为法治精神与公民抵抗权之间的张力，如果没有类似的张力，如果缺乏抵抗性的前提条件，法治秩序就无从建构、也难以维持下去。

一般而言，在宪政体制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假定状态下，公民抵抗权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发生的。承认抵抗权就等于承认宪政体制本身并非终极真理，只有通过试错过程逐步改进之，而违背行为可以成为宪政自我革新的参照指标和驱动装置。在这个意义上，抵抗权的存在不仅不是对宪政的否定，恰恰相反，是宪政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现。其实也只有宪政体制才能从抵抗权的高度来承认并发挥公民异议和不服从运动的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抵抗权或者类似的在一定限度内许可异议和违背的制度性装置，法律规范体系的反思机制以及在生生不息的循环性动态中维持正义的安排就势必分崩离析。

围绕抵抗权的程序安排抵抗权思想的萌芽早在孟子革命论、萨里斯伯利（John.fSalisbury）的基督教反暴政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经典性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但宪法学的主流过去始终认为人民对暴政和恶法的斗争只是一种极端的自卫手段，是一种不能制度化的超国家性权利。在承认外部根据的欧美思想传统中，这样的理解和宪政设计并无大碍。然而，随着正当性判断的立足点从彼世转向此世，如何为国家体制和法治秩序设定妥当而有效的内部根据就是题中应有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纳粹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批判和否定提供了转折的契机，导致超越性抵抗权的制度化、实定化，成为法律规范体系的内部根据。有的国家（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开始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抵抗权，而更多的国家制定了具备足以抗衡立法权的效力的人权法典，或者加

入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在其他部门法

领域中则表现为刑法上的正当防卫权和拒绝作证权、民法和家族法上的自我决定权、劳动法上的团结权、集体交涉权、罢工权等等。抵抗权的发展轨迹是：从自然法意义上的外部根据演变成在自然权意义上的作为主权者的个人诉求的机会，再转化为法律体系内部的一般性规范，进而逐步发展成一套可以援用法律条文来主张和行使的基本人权或者政治性权利。

显而易见，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包含着矛盾、张力甚至自我否定契机的。按照法治的精神，任何个人和团体都必须遵循国家的实在法规范，但抵抗权思想却承认公民个人在确信法律或者政府的命令、政策有违社会共有的正义价值时可以有权拒绝服从并要求变更有关的规则。在个人行为的层面，这意味着少数者或者弱势群体对多数者或者强势群体的正式决定的挑战。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抵抗权也可能造成在投票结果安定化和内在化方面的两难困境。当这种少数者或弱势群体的异议表达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形成相当规模的群众抵抗运动时，对社会秩序和现行体制当然是会构成威胁的。

新范式范文篇3

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以及具体解题的模型和范例①。它作为“学科基质”主要包括四种成分②：1、共同体成员能无异议也不加怀疑地使用的公式；2、共同体成员共同承诺的信念；3、共同体成员广泛共有的价值；4、共同体成员在问题解答时共同使用的范例。范式的建立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通过范式提供的价值、理念、方法，该学科的共同体成员才能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答问题，即才能进行他们的研究，也就是解题活动。然而，由于范式的自足性、封闭性特点，它并不能总是完满、有效地解答它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反常现象（即已确立的范式所不能解答的现象和问题）从范式建立那一天起就不断地出现，并随着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越积越多，从而最终导致范式危机。面对危机，原有范式无能为力，因为这属于范式自身引起的危机，不抛弃原有范式就不会得到解决的。于是，更能解决新问题、新危机的新范式的提出、挑战并最终取代旧范式，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由于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根本对立的，因此这种范式转换将是一个残酷、漫长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样，范式转换体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绝不是积累式的，而是突变式的。这就是库恩范式理论的基本思想。现在我们结合库恩的范式思想，去构建道德教育的范式。道德教育是教育实践者在充分了解受教育对象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选择一定的道德内容，对受教育者实施道德影响的活动。道德教育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所以有人把它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即德育学。

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当某一学科的研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时，说明它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范式：1、成功地聚集了一大批信奉者、实践者；2、他们之中有共同信奉的研究信念、价值和方法（范例），以作为他们解答问题时可以不加怀疑地使用的第一原理；3、该研究留有层出不穷的有待解答的问题。范式确立后，这些信奉者就组成一个“科学共同体”，该研究也成为一个“常规科学”。依据以上三个条件，我们发现道德教育的范式意蕴是极为明显的，它有一大批的信奉者和实践者，研究中有共同的理念、价值和方法，还有一大堆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那么道德教育范式由哪些部分构成呢？范式是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库恩把牛顿理论称为牛顿范式，把爱因斯坦理论称为爱因斯坦范式，但范式又有自身的结构与共性，而且还先于和高于所有的理论而存在③，因此牛顿理论、爱因斯坦理论又只能从属于范式理论。道德教育范式也一样，首先它应该适合所有的道德教育理论，其次它又超出所有的道德教育理论而处于统领和诠释的地位。由此我们认为它由四个部分构成：1、对人性的预制；2、对教育目的的预制；3、对教育内容的预制；4、对教育方法的预制。首先，是对人性的预制。对人性的认识与预制是道德教育的前提，没有这种认识与预制，道德教育是难以想象的。人性具有矛盾性、复杂性、易变性，而对人性的认识与预制要成为道德教育的第一原理，必定不能存在逻辑矛盾，而且还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为此这种认识与预制只能择取人性的某一部分特性，并不得不忽略其他方面的特性，从而建立逻辑一致的稳定的道德教育理论前提。当这个理论前提建立后，我们只能预设它是普遍正确、不可怀疑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以后的研究中把它当作原理、公式来运用。因此在这里，对人性的认识与预制是给定的，我们可以给出不同的认识与预制，而不同的认识与预制会导致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目的，从而有可能导致一个新的道德教育范式的形成。正由于人性预制的这种关键作用，我们把它当作道德教育范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对教育目的的预制。对教育目的的预制为道德教育指明了方向，没有这种方向，道德教育将是盲目的。道德教育可以有多个相互冲突的目的，但在范式的建立中我们只能选择和预制其中的一个作为我们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否则道德教育在逻辑上便不能相容。而一旦这种选择和预制给定，它就构成道德教育不可怀疑的理论前提，同样，只要我们对这个目的的认识和预制不同，就会导致道德教育理念和价值的改变，从而导致一个道德教育理论范式的改变。

因此，对教育目的的认识与预制，构成了道德教育范式的又一个组成部分。最后，是对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预制。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是道德教育最经验、最实质的部分，缺乏这部分道德教育就徒有形式了。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法，都是丰富多样、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在道德教育活动中我们会根据对人性以及教育目的的预制，来选择、预制一定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预制性主要体现在内容的选择和主次的安排上。尽管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预制并不像人性和教育目的的预制那样具有先在性、根本性，相反它们是由后者导出的，但它们在道德教育范式中不仅不可或缺，而且也会反过来反映、体现道德教育范式，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体现的往往是不同的道德教育范式。因此，对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预制也构成了道德教育范式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之所以认为道德教育范式由这四个预制构成，是因为这四个预制正好勾勒出一个完整的道德教育理论，它系统地回答了我们出于何种目的，以何种道德内容，通过何种手段，对何种人施加了道德教育的活动，由这些回答构建的理论是系统、完整、独立成科的，正因为这样，这四个预制构成了道德教育的范式。

二、四种道德教育范式及其结构

库恩认为，每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多个相互竞争的范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哪一个范式是永恒、万能的，我们之所以在某个历史阶段采用某一个范式，是因为这个范式在那个历史阶段恰好比其他范式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而我们却误以为这个范式是唯一正确的，足以解决任何问题）。道德教育范式也一样。我们认为道德教育领域至少存在过四种相互竞争的范式，即宗教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国家主义道德教育范式、理性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和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范式。

1、宗教主义道德教育范式

宗教主义道德教育范式是宗教统治时代人们信奉的道德教育范式，目前也存在于宗教领域的道德教育活动中。首先，这个范式以人性对超自然物、超自然能力的崇拜与皈依为根据，预制每个人都具有神性，或都是神的子民，并且无限突出人性的这方面特性，排斥与之不相容、特别是相对立的人性的其他方面特性，比如人的理性、社会性，等等。其次，这个范式以使人对神的服从、信奉、皈依为根本目的，凡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一般都是善的，反之都是恶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甚至会容忍、鼓励一些明显的不道德行为，比如屠杀异教徒。再次，这个范式教导的内容，多是从它对人性以及教育目的的预制推导而来，因此诸如诚实、圣洁、信仰，一般能成为它教导的内容，而与这些认识与预制相违背的道德原则，比如自主、理性，则受到排斥。最后，这个范式采用的教育方法，也根据它对人性以及教育目的的预制而来，因此它不会采用逻辑思辨或理性反思的教育方式（因为这恰好与它的认识与预制相反），而是采用忏悔、冥想、参加仪式等方式，教导人树立信仰、服从教义、践行教规。因此以上四个预制，即人的神性本质、皈依神的教育目的、神学的教育内容、重仪式的教育方式，构成了宗教主义道德教育范式的理论前提。宗教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就是在这些理论构筑的范式中进行的。宗教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在唤起人的灵性，给予人精神慰藉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它在宗教时代（比如西方的中世纪）赢得了统治地位，并支配了那个时代的道德教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自由、主体性日益得到人们的肯定与重视，从而这个范式对人性以及教育目的的预制开始失效，从此宗教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开始走向了衰败。

2、国家主义道德教育范式

国家主义道德教育范式一般会在集权的国家里得到奉行。首先，这个范式以人的社会性为依据，预制人的本性就是他的社会性，从而突出人的这方面特性，忽视人其他方面的特性———比如人的主体性，或者仅仅把它们放在次要的地位。其次，这个范式以培养人对国家的服从与奉献为根本目的，从而维护、促进国家的统治与发展，凡与此目的相契合的，一般会得到鼓励和肯定，反之则受到排斥或忽略（尽管它不会像宗教主义范式那样严酷地排斥异己）。再次，这个范式的教育内容，多是强调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强调爱国主义、利他主义、奉献精神等道德原则，而诸如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我实现等道德原则，往往受到它的忽略甚至排斥。最后，这个范式采用的教育方法，一般是说教、灌输，甚至是强制的方式，这与这个范式过高、过于理想的道德要求有关，当人性的现实达不到范式对人的要求时，为了达到教育目的，就只能采用强制、灌输的教育方式了。因此，人的社会性本质、服务国家的教育目的、强调奉献的教育内容、说教的教育方式，构成了国家主义道德教育范式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构成了国家主义道德教育的范式，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就是在这个范式中进行的。在封建专制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奉行德治主义的时候，国家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往往会得到奉行，而在一些集权的现代国家，这个范式也会得到奉行。国家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在培养人的爱国情操、维护民族团结、促进人的社会化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意识、权利意识、自我实现意识的高涨，人的社会性预制以及单方面服务国家的教育目的，已不太符合人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因此这个范式越来越显示出阻碍人全面发展的趋势，从而它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

3、理性主义道德教育范式

理性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得到广泛的实行。首先，这个范式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他的理性，理性是人的本质，意志只能是遵从理性的意志，情感作为理性的对立面，则被认为是人非本质的、应该被压制的东西。这就是该范式对人性的认识与预制。其次，这个范式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实现人的理性本质，认为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他的理性，人的意义、价值、尊严全赖以他理性上的自我实现，而诸如人的情感等一些非理性的东西，则应该在教育中被限制和超越。再次，这个范式的教育内容围绕人的理性展开，凡是体现人的理性的诸多素质，比如自主、独立、思辨等，以及经得起理性推敲和反思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都是它的教育内容，反之则成为它批判和排斥的对象。最后，这个范式的教育方法采用逻辑思辨和理性反思的方式，以培养人的道德理性思维，增强人的道德选择、道德推理能力，而诸如灌输、说教、强制性的教育方式，一般会受到它的抵制和反对。以上四个预制，即人的理性本质、自我实现的教育目的、体现理性的教育内容、思辨的教育方法，构成了理性主义道德教育范式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理性主义道德教育范式，理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就是在这个范式中进行的，并因此区别于其他的道德教育范式。理性主义道德教育范式随着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理性、自由等）逐渐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得到广泛的实行，随着全球化趋势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这个范式也在其他一些国家得到人们的响应。理性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在维护人的自由，发展人的理性，促进人的自我实现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认识的改变，特别是后现代思潮兴起后，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倾向于一种非本质主义、去中心主义，因而这个范式对人性以及教育目的的预制开始走向失效，人们越来越认为这个范式也并不能真正有利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从此理性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在现代社会的支配地位开始被动摇。

4、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范式

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建立在后现代思潮的基础上。首先，这个范式对人的认识是一种非本质主义、去中心主义，它把人看成是不能简化的整体，把他当作是具体、现实、可变的，既不卑微，也不唯我独尊，它反对抽象的人性论，反对人的理性本质预制，反对把人当作自然、宇宙的中心。其次，这个范式以实现人的整体性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教育目的，反对把人当成工具的教育目的，也反对宣扬人类理性主义、中心主义的教育目的。再次，这个范式的教育内容以人对自身的整体性认识，以及对自然的负责任态度为主，它强调谦逊、宽容、尊重多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道德原则，强调人对动物、自然界的维护与尊重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态度。最后，这个范式在教育方法上反对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也反对纯思辨式的教育方式，而主张把人带入具体的道德情景中，引导他根据自己的道德认知、道德判断，作出自己的道德选择，因此它反对知识化、规范化的道德教育方式，认为它远离了人的道德生活，限制了人在道德生活中的选择与创新。可见，人的整体性预制、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教育内容、尊重个人实践的教育方法，构成了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系统地构成了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的范式，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就是在这个范式中进行的。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范式批判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人的异化和对自然的掠夺，主张一种非本质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回归生活世界的道德教育观。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范式在反思、批判现代社会，促进现代道德的革新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与促进作用。而由于后现代思潮还处于批判与解构的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理论体系，因此导致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范式也还处于不稳定的阶段，它只是不自觉地散落在人们的道德教育活动中。

三、道德教育范式的表征及提出的意义

库恩认为：“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④在自然科学中一个范式在某个历史阶段可以完全击败与之竞争的其他范式，以至于后者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个范式至多可以在某个历史阶段取得主导地位，与之竞争的其他范式不仅与之共存，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挑战它的权威。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就不像自然科学范式那样明晰了，道德教育范式也这样，但尽管这样，道德教育的范式意蕴依然是明显的（事实上库恩也经常提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它依然具备库恩所说的那些范式的基本特点和表征⑤：首先，道德教育各个范式对人性以及教育目的的预制是对立的，它们几乎没有共存的可能。比如，我们不能把人的本质看成既是神性的又是理性的，或者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我们也不能把教育的根本目的看成既是为了皈依上帝又是为了发展人的理性，等等。当然在主次意义上它们可以共存，关键是两者产生矛盾时我们把哪个看作是第一位。其次，各种道德教育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由于对人性以及教育目的的预制不同（这些预制都有自己的理由和根据），道德教育各种范式之间的交流和争论没有一个统一的高一级的标准。每个范式在争论时都使用自己特有的理论和言说方式，每个范式都认为其他范式是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比如，宗教主义道德教育范式与理性主义道德教育范式之间，或者理性主义道德教育范式与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范式之间，就存在这种不可通约性，它们之间的输赢不是由交流和辩论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和现实来选择。再次，道德教育范式之间进行转换时，也出现库恩所说的那种类似于“视角格式塔转换”⑥的现象，即当道德教育从一个范式转到另一个范式时，它的人性认识，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整个道德教育理论像发生了“视角格式塔转换”一样变了个样。比如，当道德教育范式从宗教主义范式转向理性主义范式时，或者从理性主义范式转向后现代主义范式时，都会发生这种现象，我们似乎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道德教育世界。当然在范式转换时，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会有许多重合的部分，但即使是这些重合的部分，也已不是原来范式的那个意蕴，比如“诚实”这个道德规范，在宗教主义范式中具有的意蕴肯定不同于在理性主义范式中或国家主义范式中具有的意蕴，其他重合的部分也一样。那么，道德教育范式提出的意义在哪里？它能给我们哪些关于道德教育的新认识呢？我认为这种意义和新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我们客观认识道德教育理论。库恩认为，当某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成后（也就是该学科的一个范式成熟时），该理论的奉行者往往不加怀疑地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是唯一正确的，足以解决该学科面临的一切问题，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只被认为是暂时的、终会被解决的。这种对理论体系的迷信和固执同样存在于道德教育中。但从范式的角度看，任何道德教育理论都有它的预制前提，预制意味着把本来多样的、可以有多种解释的东西设定为单一的、只有一种正确解释的。尽管预制对任何理论体系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⑦，但它也意味着一种严重的偏颇与失真，因此建立在预制基础上的任何道德教育理论也必然有它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它不可能是唯一正确的，更不能解决所有的道德教育问题。这是道德教育范式给我们的第一个认识。

第二，有利于我们树立道德教育的改革意识。道德教育理论的局限性导致道德教育的危机，当危机增多并逐渐变得严重时，就会导致原有道德教育理论的失效，从而引起道德教育范式的转换。范式转换是道德教育不断适应现实的关键，但这种转换却是艰难的，当危机出现时，先前理论的奉行者“虽然他们可能开始失去信心，然后考虑别的选择方案，但他们决不会抛弃已导致他们陷入危机的范式”⑧。这种固执同样存在于道德教育的改革中。每当道德教育出现危机时，我们只会以原先理论提供的思路去解释、解决它，把它看成是暂时的但终究会得到解决的。但危机反映的恰是理论体系自身的危机，而不是理论体系尚未解决的危机，因此不实行理论改革、不实现范式转换就不会得到解决的。这是道德教育范式给我们的另一个认识。

新范式范文篇4

关键词：新文科；商务英语；课程范式

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HiramCollege)首次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其主要做法是通过新技术将跨学科知识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实现文理交叉，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1]。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在天津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旨在切实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同时将2019年定为新文科建设启动年。中国新文科建设应基于社会发展新需求、学科交叉融合新趋势与科学研究新成果，深化专业改革，加强文科专业的内涵建设[2]。商务英语课程作为普通高校外语类专业商务英语方向或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兼顾英语语言与技能和商务实践能力培养，在商务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商务英语课程目标定位一直在姓“商”还是姓“英”之间徘徊。但不管侧重“商务”还是“英语”，在新时代、新目标、新标准、新技术的影响下，都不可避免地迎来新挑战和新机遇。

1商务英语课程的现实性反观

1.1教学目标设计与教学内容实施不一致

商务英语课程的目标定位是学生英语基本功的培养、商务专业知识的系统传授和商务职业素养的培养。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商务英语课程确立的教学总体目标是以“语言技能-商务知识-商务技能-商务思维-商务应用”的学习路径为基础，培养学生在国际商务领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技能进行商务交际的能力[3]。商务英语课程教学内容要求按照商务活动为主要场景进行模拟教学，组织案例学习，主要涵盖语言技能、商务知识以及主要英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业文化等。从课程实际教学实施状况来看，由于师资、教学硬件、实训条件等的限制，这些设定目标与具体教学目标之间差距很大。在商务英语课程教学实际中，“重英语，轻商务”“重理论，轻实操”“重知识，轻文化”等问题普遍存在。

1.2理论教学与实践实训不对称

目前，商务英语课程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针对商务实践的训练相对较少，未能有效体现商务英语的工具性和应用性功能。表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则是缺乏实践性环节或实践性课程比例偏低，表现在教学过程上则是教师常常淡化实践性操作环节，将教学重点放在英语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和商务基础理论知识上，而商务实操环节则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缩水现象。商务英语不同于单纯的语言技能课，它涉及很多跨学科、跨文化知识与专项能力。因此，理论教学不能脱离实践教学环节而独立存在，而应该将实践教学环节作为商务英语教学的核心和重点，强化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

1.3教师英语能力与商务能力不平衡

从事商务英语教学的教师大都只具有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语言学或翻译学等语言文学学科背景，缺乏商务实践和商务经历，也鲜有接受商务实践方面的培训或挂职锻炼。这种专业背景的差距直接导致教师在教学中侧重语言教学，无法有效区分英语和商务英语的差别，更缺乏分析商务案例和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教师传授的商务知识往往仅限于教材，很难将实用性和时效性强的商务知识或案例引入课堂，更无法指导学生在特定的商务环境中运用恰当的商务语言进行有效的商务洽谈或沟通。由于无法有效地归纳、分析教学内容和实践案例，教师的教学方法往往局限于传统模式，把商务英语课程上成了讲解商务知识的语言课程，而非用英语讲解商务知识、训练商务实践能力的商务综合课程。

1.4教学过程与评价过程不对应

作为教学环节的有机组成部分，教学评价一般分为终结性评价（summativeassessment）和形成性评价(formativeassessment)两种。终结性评价是针对课堂或课后学习结果进行的阶段性或学期学业评价。形成性评价是指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为了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发现问题以便激励学生高效学习而进行的过程性考核或评价。商务英语课程教学评价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终结性评价占课程评价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与评价内容不一致，评价过程滞后于教学过程或缺乏过程性评价，评价结果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地应用等。对照教学目标中设立的语言知识、商务知识、商务技能等方面的多元化形成性评价普遍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教学评价给予教学过程的激励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2新文科建设赋予商务英语课程建设的新机遇

新文科之“新”与大外语之“大”为商务英语课程的求变之路提供了建设方向和发展空间。新时代、新理念等给传统商务英语课程带来巨大挑战，也为商务英语课程变革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新文科思想在发展方向、技术革新、评价机制等方面赋予商务英语课程新的内涵和发展活力。“课程思政”明确了商务英语课程建设的定位与方向；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赋予了商务英语课程多元化内涵；新技术、新平台、新手段给予商务英语课程更加灵活自主的教与学的方式和空间。跨文化交际能力、母语文化自信与自觉的培养与提升也为提高学生综合素养、促进文化传播交流与增进商务沟通等提供了动力。创新创业、商务技能竞赛、跨境电商等为商务英语实训、实践搭建了有效的训练平台。新文科背景下，商务英语课程建设应该践行“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产教融合，对标设立可衡量、可实现、可评估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借助新技术、新手段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线上与线下联通、校内与校外协作的有效育人机制，采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方法，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专业教学的有效融合。综合运用探究式、合作式、体验式学习模式，突出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商务实践能力、思辨能力、信息化素养、创业意识和创新能力等，提升学业挑战度，培养学生高阶性自主持续学习能力和行业实践能力。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商务英语课程建设被赋予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需求等多重内涵和使命。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现代翻译技术的更新、智慧教学手段的创造性普及给商务英语课程范式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持，丰富了商务英语课程的建设方式并拓宽了建设空间。跨境电商、物联网、国际物流等为商务英语实践平台拓展和跨学科能力培养提供了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由此，商务英语课程建设在商务与英语、商务与技术、商务与文化等方面将衍生出更多的相互融合机会和发展领域，为实现跨界、跨学科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商务英语课程新范式构建

3.1创建新课程，搭建新平台

3.1.1构建基于OBE理念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OBE教育模式旨在面向行业需求，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培养或培训，使学生获取与教育目标、社会需求相一致的知识、能力和素养。OBE教育理念导向下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须以学生为中心，以实践能力产出为导向，促进学业能力、行业能力和动手能力的提高，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同时，学校和教师还要不断拓宽实践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模式，做好引导和监管，确保实践成果产出。因此，构建基于OBE教育理念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需要首先考虑学生“英语”和“商务”两个方面的预期成果产出。这就需要从校情、学情和课程建设实际出发，规划设计核心专业能力和必备核心素养目标，从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教材建设、“双师”建设、实习实训等方面实现多维度建设。在此过程中，要加强对学生商务实践能力和跨学科能力的培养。3.1.2建设“英语+商务+贸易”课程群商务英语专业主要培养能够用英语实现商务跨学科、跨行业、跨文化知识能力的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构建“英语+商务+贸易”的课程群能够有效支撑人才培养中理论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建设目标，对培养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至关重要。课程群中既要包括培养英语基础技能的课程和外贸函电、国际贸易、商务礼仪等商务课程，也要包括市场营销、跨境电商等实践课程，同时通过增加案例分析和商务情景实训类课程群提高实践类课程比例，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置于课程群下的商务英语课程建设，在目标导向上更加明确，在内涵上更加充实，在外延上关联性更强，更利于培养专业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3.1.3搭建四个平台搭建多维度教学与训练平台，为商务英语课程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根据各校人才培养目标，结合新时代育人新要求，选择适当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平台，是建设新文科商务英语课程的必要途径。一是通过智慧教学手段，形成教学团队，建设慕课、微课等网络示范课程教学平台，学生可以通过平台实现自主学习，也可以在教师指导下分步训练。通过智慧教学延展学习空间，增量专业训练，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成效。二是搭建商务英语实习实训平台，通过网络模拟或现场实训，解决商务实践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强化训练实践能力。通过综合实训，提高学生适应商务综合型岗位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进一步巩固商务英语教学和实训效果。三是建设包括理论知识、操作流程、案例分析、策略研判等素材在内的网络教学共享资源库，逐步形成课程教学资源的历史积淀。资源库类型可以包括语言知识与技能考练、国际贸易、跨文化商务沟通与谈判、跨境电商、国际商务礼仪等模块，不断积累教学与实训经验，丰富教学和学习资源。四是建设产学育人平台，通过校企合作，在项目共建、专业实操等方面与相关企业进行合作。与此同时，各平台均要在教学或实训环节，以适当方式体现“五育并举”“思政育人”“文化教育”等新文科建设思想，有效实现跨学科融通与融合[4]。

3.2培训新教师，培养新学生

进入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为特点的新经济时代，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共识和新趋势[5]。“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是培养复合型新学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集交叉性、应用性、综合性、兼容性于一体的商务英语学科要求其专业教师不仅要具备普通英语教师所应掌握的语言知识，还需具备一定的国际商务理论知识及较高的实践技能水平[6]。商务英语师资培训要围绕商务英语专业和课程的本体性、行业性和工具性知识与能力对教师加强训练，包括商务英语英语、商务基础知识、商务文化、跨境电商、外贸函电、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知识和模块化行业实践能力培训。

3.3创建新模式，实施新评价

建设基于产出的有效教学评价模式是商务英语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鉴定方式，更是激励学生进行下一环节学习的有效手段。在模式上，不仅应该包括终结性评价，更应包括形成性或过程性评价，加强教学过程中的诊断性评价，突出形成性评价在教学整体评价中的地位。这种评价不仅仅是老师的评价，还应包括学生的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实践环节组办方评价等。评价内容可以涵盖课堂理论学习、实操效果、网络自主学习、竞赛获奖、行业证书（如BEC）等，将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评价有机融入商务知识和能力评价中，突出专门用途（ESP）的功能性特色，加强对学生解决专业复杂问题能力、综合素养和思辨能力的评价，促进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

4结语

传统商务英语课程在理念革新、教学过程与评价等方面的确存在一系列不符合新时期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及行业需求的问题。新文科建设给商务英语课程建设带来了新鲜的创新元素和良好的发展机遇。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教育理念，确立课程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机制，坚持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专业技能与跨学科素养培养并进的育人模式，是合力培养符合新时代社会需求的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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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岩.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3）：3-7.

[3]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4]赵亚翔.文科高校本科教育的“专创融合”：框架建构与教学实践[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9，21（4）：118-129.

[5]刘强.基于OBE理念的“软件工程”课程重塑[J].中国大学教学，2018（10）：25-31.

新范式范文篇5

1健康模式转变理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生率降低、死亡率降低、期望寿命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慢性病的作者简介：冯显威，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社会学。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这种变化称为健康模式转变。1964年，Stolnitz在“人口模式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一文中，全面概括了人口模式变化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指出世界所有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会经历这样一种转变过程。1971年，Omran提出“流行病模式转变”这一术语，把人们对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认识，从生物学因素扩展到社会、经济及心理学方面，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1973年，Lemer提出“健康模式转变”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和行为因素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健康模式转变是由人口转变和流行病学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健康模式转变还会引起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健康问题的差异和变化等。健康模式转变包括人口模式转变、流行病学模式转变和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3个方面的内容。人口模式的转变与人口老龄化。近十几年来，我国生育率水平逐步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模式的转变。人口构成趋向老年化，医学敏感人群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从40％上升到60％，将严重影响人群健康模式和卫生服务需求的变化。流行病学模式转变。伴随着人口模式的转变，人群死亡年龄构成变化导致了死因谱的变化，被称为“流行病学模式的转变”。导致流行病学模式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①感染性疾病的下降导致疾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转变；②由疾病危险因素改变引起某些疾病死亡率的绝对上升。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我国城乡居民传染病死亡率下降70％，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明显上升。此外，职业危险因素等的发生，也导致了许多与行为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病和死亡率的上升。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污染，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迁移加速，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流行，导致不同疾病的危险因素发生改变。

2健康生活方式理论：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到威廉•科克汉姆(Wmiam．C．Cockerham)

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机会所选择的与健康相关的行为的集合。健康生活方式的问题，要从德国社会学家MaxWeber的理论说起。在(EconomyandSociety)这本著作中，Weber在论述“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阶级、等级、政党”时，引入了生活方式的概念，他对生活方式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解。我们知道，生活方式是人们长期受一定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家庭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生活习惯、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是不同阶层人群在其生活圈、文化圈内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Weber将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阶层和地位之间的差异上，他指出，阶级是基于经济的划分，“等级是根据其货物消费的原则来划分的，表现为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任何等级的社会都是靠惯例即生活方式的规则维持其制度的，因此在经济上制造着不合理的消费条件”引。Weber认为，阶层是社会生活的客观维度，以一个人拥有多少金钱和资产作为象征；而地位是主观维度，包括别人对其的尊重程度。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其受他人尊重的基础。地位群体之间的差别取决于人与消费资料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的生活方式，显然与社会底层群体及中产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不同，在同一地位群体当中的成员享有相似的生活方式。Weber还注意到社会经济状况是决定人们特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他用“生活机会”来解释获得特定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即一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生活方式，必须有资金、地位、权利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上层及中层的群体拥有充分的资源支持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由此实现健康生活方式的机会更大。但Weber也认为，虽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相互分隔，但生活方式也可以跨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阶层。Featherstone的研究证据表明，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原先产生于中上阶层的强调锻炼和运动、合理饮食、避免吸烟等不健康行为的健康生活方式，已经开始传播到所有社会阶层中。美国著名医学社会学家wili啪．C．Cockerham指出，Weber生活方式的概念也适用于健康生活方式，因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时，就是这个人在尝试按照自己的动机、努力和能力水平产生良好的健康状态。Cockerham概括了Weber的观点对健康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总结了Weber以后的研究进展。从Weber到Cockerham逐步发展起来的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其基本概念框架可进一步概括如下6点。@Weber发展了社会学中“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人社会阶层地位的根本反映。Weber认为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定位不仅仅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是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地位3个因素的综合作用。②生活方式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Weber认为，生活方式基于人在消费什么而不是生产什么，当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为了获得健康时，人们的活动目标最终就是一种消费性活动，即人们努力获得健康来达到延长寿命、享受生活和继续工作等目的。③生活方式是以选择为基础的，但是这些选择取决于个体实现某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取决于这个人的社会经济环境。④特定的生活方式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的特点。健康生活方式似乎是上层及中层的特点，但它具有超越社会阶层界限影响到全社会的潜力。⑤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决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除了社会阶层因素外，还应该重视年龄和性别等其它因素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⑥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明显标志，是无论属于哪个社会经济阶层，人们都会在环境和机会允许的条件下接受健康生活方式。

3健康的社会阶层差异理论：社会阶层与健康

社会阶层是由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确定，这3个因素综合起来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阶层或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从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3个因素分别来看，它们都对健康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且它们之问还存在着相互影响。收入水平与人们的消费能力、生存条件、生活水平、营养和医疗保健状况等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是决定人们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低收入人群中最为明显。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机会、生活压力、心理影响等，对人们的健康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健康状况是随着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改善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通常有较多的自主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安全的居住环境、购买有营养的食物，更有条件投资于健康。职业地位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职业活动范围和性质、工作压力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的情况，决定了相关的收入水平。不同的职业类型所接触到的职业健康危险因素和相关的工作压力是不同的。职业场所和组织机构、管理方式及人事关系也会影响人们的健康。职业地位的差异不仅与健康危险因素有密切联系，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压力，决定着人们能否有足够的收入用于医疗保健和维护自身的健康。受教育程度对人的文化知识、技术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价值观等有直接影响，并且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受教育程度代表着人们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能力，决定着人们的收入水平，是影响人们健康的最大因素。教育还能提高人们获取和了解健康资讯的能力，帮助人们保持或改善健康。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接触到更多的健康相关知识，更了解健康生活方式的优点和预防保健的重要性，从而帮助他们采取健康行为，降低危险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当发生了健康问题时，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医疗卫生资源。社会阶层与健康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人群健康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同一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健康状况不同，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健康状况要好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阶层影响人们获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低社会阶层的人和高社会阶层的人相比，较少利用医疗保健服务，很多经济上有困难的人他们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去就医。例如，我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将调查对象按收入水平分为5个收入组，结果不同收入水平居民之间的卫生服务利用差异明显，未就诊率、未住院率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由于经济困难，应住院而未住院患者比例达70．0％；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率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异较大。此外，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并不是低社会阶层的人较少利用医疗保健服务的唯一原、因，由于职业地位的差异和相关危险因素的影响，低社会阶层的人本身就不如高社会阶层的人健康。国外许多研究表明，社会阶层和健康状况之间的差异是社会经济因素中不平等分配的结果。1999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RichardW．Wilkinson教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对人口健康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作了权威性的论述。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流行病学和人口健康研究中心的JaneDixon在为该书写的评论中指出，人群之间健康的差异是由于社会特征的差异，而不是卫生保健方面的差异。健康梯度不单独是一个贫困问题，穷人健康状况不佳，健康不平等，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分层结构问题。总的来说，健康不决定社会地位，是社会地位决定了健康。Wiliam．C．Cockerham也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如果社会阶层差异减小，人群的总体死亡率也将会下降。为了考察这一假设，Cockerham从Wilkinson的研究中找到了支持的证据。Wilkinson回顾了多项国际性研究后发现，一个社会在社会地位和经济上愈平等，该社会的总体健康水平就愈高；在每一个处于向高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类型转变的过程中的国家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财富增长了，健康水平却没有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该国家人口中社会地位和经济享有的公平程度；如果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即使这个国家总体上健康状况比较好，但社会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健康不公平性。如果上述差距明显减小，社会中的健康不公平性也会显著降低Ⅲ。社会阶层与健康的研究，有助于调查发现社会阶层中各种因素与健康或疾病的关系，有助于调整社会阶层结构、缩小社会阶层差异和改善高危人群的健康问题，对完善医疗卫生和保健政策，提高健康的公平性和人群的健康水平等都有重要意义。

4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

健康的决定因素复杂多样，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将除那些直接导致疾病的生物遗传等因素以外，由人们居住和工作环境中社会分层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条件不同所产生的影响健康的因素，统称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作为人们的社会环境特征，作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全部社会条件，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阶层、权力和财富的不同地位。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其行为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不同，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总体健康状况比社会阶层较高者差。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往往患不同的疾病，社会阶层越低的人期望寿命越短，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健康状况越好，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最有害于健康。健康不平等是由社会造成的人群总体健康差异和不公正。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Sen认为，卫生服务的公平分配关系到政治权利问题，健康的不平等与人的权利不平等相关。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健康公平。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还认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导致疾病的“原因的原因”，以往的卫生政策模型只考虑直接导致疾病的生物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重视健康损益背后的社会性机制。

健康决定因素的社会本质表明，政府不仅仅要关注特定公共卫生问题对人群造成的危害，还必须主导维护国民健康的社会性政策措施，从影响健康的“原因的原因”入手，把实现健康公平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健康公平是从社会的、经济的、人口统计的和地理的角度定义的人群健康公平和无差异状态，是政府政策选择的伦理基础，政府和有关机构应该把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健康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关注点，建立健康公平的政策行动框架，降低健康不平等，实现健康公平。正如MichaelH．Merson所说，健康问题是一个与政府相联系并以社会公平性为支撑的领域，“政府在其中至少起到了两方面的关键作用。首先，政府设计和实施公共政策以改善社会和环境状况，如就业、住房和污染控制等。其次，政府提供特定的计划和服务，特别是针对最需要的人，保证他们平等地享有正当权利和健康状况。

5健康权与政府责任理论

新范式范文篇6

中国人民银行于4月27日提高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由原来的5.58%提高到5.85%,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保持不变｡此前,2004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5.31%提高到5.58%｡再回顾从1996年到2004年10月,中央银行连续8次下调商业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以及其他相应市场利率,幅度最大为1.5%,最小为0.25%,并具有调整幅度逐渐减小的趋势｡2004年10月28日央行上调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为8年来市场基准利率第一次向相反方向的调整,2006年4月27日中央银行又以相同幅度上调市场基准利率,因此显示出国际上各国中央银行普遍采用的具有前瞻性和规则性的利率平滑操作模式正逐渐进入我国中央银行的视野中来,成为我国中央银行遵循货币政策操作规则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新范式｡

一､利率平滑的操作机制

根据定义,可以把“interestratesmoothing”翻译成利率平滑｡笔者以为,较之翻译成“微调”更为恰当,“微调”只能表达一次性的小幅调整,表达不出同一方向上连续调整的含义,而平滑不仅表达了每一次微幅调整利率的含义,还表达出利率调整的规则性､方向性和连续性｡利率平滑的理论基础或其操作机制是基于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以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稳定所形成的政策规则,即经过扩展的包含利率滞后项的泰勒规则,其模型表达式为:

it=ωit-1+(1-ω)(πt+int)+(πt-πT)+φ(yt-ypt)

其中,y-yp代表产出缺口,π代表每季度末的通货膨胀率,πT代表目标通货膨胀率,ω､和φ为政策反应结构参数｡

根据这个货币政策操作的政策规则,当期市场基准利率决定于滞后一期的利率it-1,经济达到均衡时的真实利率int,通货膨胀率πt,通货膨胀目标πT和产出缺口yt-ypt｡规则中的系数0<ω<1称为平滑系数,测度的是赋予滞后利率项的权重,表达了市场基准利率对其他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发生变化后所做出的部分调整的反应程度,即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会引发市场基准利率在同一方向上做出一系列的调整以使得重要宏观变量向潜在值或者目标值回归｡系数和φ则表达基准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整体反应程度｡给定ω的值,系数和φ的值较小,则利率调整的幅度就可以较小,形成较小的利率波动方差｡因此,政策规则中的系数ω与和φ就蕴含着利率平滑操作运行机制的两个重要方面的含义:市场基准利率的渐进调整和对于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有限制约束的整体反应｡

对各国中央银行政策操作的实证研究表明,各国中央银行对于利率平滑具有明显的偏好,扩展的含有滞后利率项的泰勒政策规则能够更好地拟合各国的实际经济数据｡

二､利率平滑操作的政策效应

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的金融创新和始自1970年代末期的金融自由化,使得各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越加困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利率变动的“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这些促使美联储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适应经济形势变化放弃货币总量政策,转而将调控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过市场价格调整将宏观经济逐渐引向均衡状态｡因应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利率调整可以采用不同的调整方式,既可以采用“一步到位”,也可以分步渐进调整,不同方式给经济运行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中央银行对经济中的各种冲击和变化做出反应,在实践中逐渐地舍弃“一步到位”的大幅调整方式,而转向以平滑方式调整基准利率,最主要的驱动力是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是中央银行对于经济运行不确定性以及政策调整对经济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谨慎性反应,以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经济造成的冲击,降低经济波动幅度,平滑经济波动,使经济运行状态平滑过渡,平稳运行｡同时,利率平滑操作还是宏观经济总量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价格发现机制,能够稳定金融市场,降低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调整成本,减少政策调整的动态不一致,增加货币政策可预测性,增进中央银行信誉等｡

(一)降低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

中央银行政策变动所依据的数据是经过汇总统计出来的,所依据的宏观经济模型则是估计出来的,有可能存在数据和模型结构参数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果因为市场成熟度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中央银行并不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经济结构真实情况,也不能够及时掌握经济运行形势,这样货币政策就是在存在各种不确定的环境中执行的,中央银行利率调整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确定,因此在经济运行不确定的情况下,冒进的“一步到位”利率调整方式只会增加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化的不确定性,利率平滑就成为经济不确定环境下中央银行面对复杂而又不确定的经济状态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将宏观经济逐步引向均衡状态的一种最优操作方式｡

中央银行渐进平滑地调整市场基准利率,能够使中央银行观察到利率微幅调整的作用和影响,掌握每次微幅渐进调整利率后的宏观经济运行发生变化的情况,获得更多的有关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新信息,在新的经济运行信息集内决定政策调整的时间和幅度,从而降低中央银行政策调整对经济运行影响的不确定性,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经济运行造成的冲击和波动｡

假定中央银行对经济结构的估计以图1中的实斜线表示,而实际的经济结构斜率有可能如两虚线,政策调整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在“一步到位”的调整方式下会随着利率调整幅度的增加而增加｡

图1图2图2描绘的是一步调整和动态调整的区别｡由于需求关系的斜率不确定,中央银行期望由当前利率水平iC到i1的一步调整会带来产出的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调整利率水平从初始点iC到i2的部分调整会降低产出的不确定性程度,特别是利率调整到i2以后,中央银行会观察或者了解到利率调整到i2对产出的作用和影响,能够掌握更多关于需求关系的信息,对需求曲线的估计就更准确,真实需求曲线反映的需求关系的不确定性会降低,然后利率水平由i2再调整到i1,由于需求关系的信息掌握得更多,利率调整的幅度也减小了,产出的不确定性也缩小了｡

(二)宏观经济引向均衡的价格发现机制

利率平滑操作方式是中央银行在将宏观经济逐渐引向均衡状态的过程中搜寻宏观资金总量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价格——长期自然利率水平的价格发现机制,是一种均衡价格搜寻路径逐渐收敛的价格发现机制｡中央银行调整市场基准利率,确定宏观资金总量供给和需求的基准价格,就会通过利率传导渠道改变整个宏观经济中的利率水平,影响市场中资金总量供给和资金总量需求的对比关系,使微观主体调整各自的生产投资和消费等行为,改变宏观经济运行路径,将宏观经济引向均衡状态｡但是,利率调整方式会极大地影响经济趋向均衡的进程｡基准利率的大幅频繁反复的调整会使经济在波动中难以确定经济运行趋向均衡的方向,也难以确定市场中资金总量的供给和需求的余缺程度,确定宏观经济均衡的总量资金价格水平,微观主体更加难以形成宏观政策调整方向的预期,来进行生产投资和消费等决策,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利率平滑操作则能够使中央银行观察到每一次政策调整以后宏观经济变化的新情况,能够获得宏观经济运行面临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压力程度的新信息,并决定是否在同一方向上继续调整利率,以渐进收敛的方式搜寻到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的宏观总量资金的价格水平｡

(三)稳定金融市场,降低经济波动幅度和市场参与者的调整成本

中央银行进行利率平滑操作,微幅调整市场基准利率,可以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市场的冲击程度,减少经济波动,降低因经济波动产生的福利成本,使得经济运行由一种状态平滑过渡到中央银行所期望的状态;有利于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减少金融机构没有预期到的因政策调整导致的资产价格变动,减少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利率期限结构配置不合理甚至错配所导致的经营风险,避免政策变化所带来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减少利率变化引起的汇率波动,避免公众减少本币持有意愿,导致私人和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危机｡利率平滑操作还有利于消费者和企业在政策连续微幅变化的时间区间内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调整自己的消费和生产投资等行为,从而能够降低因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微观主体经济行为调整的社会和经济成本,降低因政策调整导致的福利损失｡

(四)建立中央银行规则操作形象,增加货币政策可预测性

中央银行在政策规则指导下进行利率平滑操作,在同一方向上连续调整利率,能够使基准利率的未来变化更具可预测性,有利于市场形成一致的预期,能够更加有效地平稳调控宏观经济,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建立和增强中央银行信誉｡中央银行进行利率平滑操作,避免频繁进行逆向调整,是因为这样会被具有前瞻性的市场参与者视为操作失误或者成为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证据｡如果政策逆向调整频繁,会造成市场预期混乱,不能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响应,市场中不同的预期和经济行为会相互抵消,达不到货币政策操作的目的,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会降低公众对中央银行操控经济能力的信心,也会降低中央银行目标的可信度,造成货币政策绩效差的结果｡所以,中央银行对经济变化谨慎反应,对冲击的信息掌握得足够多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以避免随后短时间内再进行逆向调整｡

一旦中央银行为自己建立起平滑操作的形象之后,市场参与者在这种规则操作环境中会逐渐增强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前瞻性能力｡中央银行只需使目标利率在同一方向或者相反方向上做一微幅变动,就能将政策调整的意图准确地传达给市场,影响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和预期,用小的政策变化就能够实现调整经济运行态势的宏观目标,将经济逐渐引向均衡状态｡

三､利率平滑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

平滑调整目标利率,实际上是一种“钉住利率”的货币政策,使名义目标利率靠近长期自然利率｡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由调控货币总量转向以平滑方式调整利率代表着各国货币政策操作理念的根本转变,目的是追求“中性”的货币政策,以取代过去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达到使实际利率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的目的｡利率平滑操作能否有效运用,依赖于很多市场和经济条件的配合｡经济中具有影响广泛的市场基准利率､市场成熟度高､通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市场主体对政策调整等经济信号的敏感性､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强和货币政策趋向中性等都会影响到利率平滑操作方式的实际效果｡

我国1990年以来历次市场基准利率调整对经济的冲击都很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利率调整幅度大时间间隔长,利率调整本身又成为加剧经济波动的一剂猛药｡近年来的几次中央银行首先从转变利率调整方式入手,谨慎行事,微幅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分别以0.27个百分点上调基准利率,这是中央银行释放政策调整信号､调整市场预期趋向一致､限制经济增长速度､减少经济波动,将经济运行调至良性轨道的典型渐进操作,显示我国中央银行正在逐渐将利率平滑操作方式运用到货币政策的调整和执行中来｡

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经济金融体制中很多重大关系尚未理顺,对进一步运用利率平滑操作方式仍构成障碍:1)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而非利率为中介目标,市场基准利率还未形成,中央银行以一年期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作为调控经济的政策基准利率只是权宜之计,利率体系还没有实现市场化;2)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处于改革之中,人民币利率与汇率的联动关系还不顺畅,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元悖论越发清楚地表现出来,制约着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3)我国经济仍处于转轨期,经济运行可能遭受来自供给､需求､体制和国内国际环境的各种冲击,货币政策因应各种冲击,需要进行相机抉择和规则操作的权衡选择;4)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不顺畅,利率变化等货币政策调整对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效应不同,政策调整可能会给一些企业造成冲击,而对另一些企业却影响不大;5)我国经济内生增长能力不强,地区分布也不均匀,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宏伟目标中仍要发挥推动作用,要求实际利率要低于自然利率,维持经济发展的资金低成本,增加了经济趋近于均衡的困难｡这些不利条件势必会制约中央银行利率平滑政策的施行,影响利率平滑调整的政策效果｡

我国中央银行继续采用利率平滑操作方式并逐渐形成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是中央银行建立适合我国的最优货币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系统运用利率平滑操作方式,中央银行需要适当调整操作思路和方法,短期内继续技术性地运用利率平滑操作,以培养市场预期能力,建立中央银行规则操作形象,长期内系统性地建设市场和经济环境,促进其他市场经济条件的形成和改善,逐步形成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在规则指导下系统地执行利率平滑操作方式｡中央银行应加快促进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将利率平滑操作工具转移到真正合适的市场基准利率上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理顺利率体系,简化利率期限结构和层次,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利率渠道更加顺畅;加强“窗口指导”,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建立货币政策与公众的沟通机制｡另一方面,应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各类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敏感性,使各类企业在同一竞争环境中公平竞争,增强我国经济内生增长能力,从微观角度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执行最优的利率平滑操作政策,调控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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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范式范文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实际行动，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深层次全方位改革，打破了政治经济不分的一元化从属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确立，使各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步入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领导下正在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党政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机关内部、政企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的重组、配置，都开始朝着合理化、合法化的方向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知识、技能也有所提高。由此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前所特有的、与社会生活实际不相一致的非常态政治参与范式也出现了向常态政治参与范式转换的基本取向。

一、从传统的革命型政治参与向建设型政治参与范式转换

“革命”是本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态和主旋律，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工具性、价值性手段。革命型参与范式的特点之一是它以大规模群众性、周期性政治运动为参与的基本形式。就其功能而言，它曾为中国社会形态的更替、人民政权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和动力支持，但在建国之后却给远未成熟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冲击和破坏，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特点之二，革命型政治参与以对原有的政治秩序、政治格局和政治体制的否定为取向。从维护法制的视角来看，革命型政治参与的发展进程总是有“非法”或“违法”参与和暴力或准暴力参与相伴随。这既体现了革命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也集中反映了人们对“革命”含义的一贯理解。对剥削制度而言，革命型政治参与是必需的，但以此来“变革”革命自身发展结果的新制度则不符合逻辑。特点之三，革命型政治参与以“先破后立”的思维逻辑安排政治运行秩序。“从乱到治”，从“大乱达到大治”被看成是政治发展必然的常态现象。因此，崇尚参与的无序性、自发状态及其所具有的极大冲击力，并以此作为政治跳跃式发展的先决条件便成为革命型政治参与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条件的变化使革命型政治参与范式的终结成为必然，取而代之的则是建设型政治参与范式。尽管这一范式离成熟状态还相差甚远，但其标志性主要特征却已显露出来。

首先，在参与取向上我国公民表现出积极的建设性心态和行为模式。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其在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层面上尚不完善，但却为现阶段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基本框架和保障。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来看，除1989年政治风波中极少数人提出否定我国基本制度的主张外，应该说，20年来不论是通过协商对话、建议批评，还是以新闻媒介或其他形式表达自己思想和见解的政治参与，坚持基本制度不动摇已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一些地方因农民负担不合理、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出现的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因下岗而导致的部分职工生活上的暂时困难等，都曾引发过诸如集体上访、集会等形式的公民政治参与。尽管其参与的具体要求各不相同，但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来完善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性心态和行为模式则是一致的。

其次，坚持政治参与方式的合法性。以合法方式、和平手段、合法渠道进行政治参与，通过影响政府权威性价值、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建设型政治参与范式已为多数人所认同和运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它一方面是基于人们对过去所出现的“非法”或违法参与而使公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的沉痛教训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初步形成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为公民合法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准则和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基本路径。同时，历次全国性的普法教育、新闻媒体传递的大量的有关信息以及人们的实践经验等也使参与行为合法性成为一种共识，非法参与则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再次，在参与目标的选择上以“利己而不损人”为准则。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被消灭，公民的绝大多数已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由于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和市场经济的推动，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利益多元共存的格局。通过政治参与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并以“利己而不损人”的公民权利准则看待他人利益已是当今人们的全新意识。因此，在政治参与中绝大多数公民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国家的制度化利益整合，追求公正、公平，而不再将无视其他社会主体合法利益的行为看作常态现象。

最后，政治参与被当作推动政治渐进性发展的工具性手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以“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取代了“先破后立”的传统政治变革模式，避免了由“先破后立”而在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的、易于造成不稳定的“体制转换空白期”。这是政治发展模式上的创新，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变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质的规定性。当然这也是在政治参与基础上以持续性发展来安排制度变革。它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与意识起到了引导、规范的重要作用，使大多数公民在政治参与中把“建设”、“合作”、“渐进”、“秩序”放在首位并作为自己遵循的行为准则。

二、由动员型政治参与向自主型政治参与范式的转换

动员型政治参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颇具特色的参与范式。它以党自上而下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坚持不懈的科学理论的宣传与灌输、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技术，激发人民的政治热情、思想觉悟和参与欲望，并使之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去。动员型政治参与范式的产生和应用与旧中国那种人民一盘散沙、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参与意识淡漠、参与技能极其低下的实际是相吻合的。建国后，动员型政治参与范式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为党和政府配置政治资源、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实现强有力的政治整合、使自己的重大决策付诸实施并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动员型政治参与范式制度化本身的弊端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如长官意志、家长作风、官本位现象、忽视公民权利和利益行为以及唯上、政治依附、参与的被动性和盲目性等等。这种以对公民政治参与自主性的否定为特征的体制性缺陷，严重地阻碍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动员型政治参与向自主型政治参与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契机和动力。首先，“政社合一”体制的废除为广大农民政治上的自主参与创造了条件。在时期，农民是公社组织共同体的成员，“社员”更多的是政治身份而不是利益主体。[1]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归集体所有，农民仅仅是劳动者，并通过参加集体劳动由集体组织向农民个人分配生活资料。在经济利益的获取上广大农民成为集体组织的附属物并有着很强的依附性。以此种经济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权力与权利关系格局和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管理，以极强的组织和动员功能抑制了农民的自主性参与并限制了其以此来维护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可能性。废除“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通过获得完全的经营自主权而成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同时，国家从立法上对村民自治权利的确认与规定，使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得以建立，农民的自主性有了物质和法律的保障。虽然村民以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和社会主义的身份对社会基层事务的参与并不是政治参与，但这种参与有利于广大农民形成参与的意识和习惯，积累参与的知识、技能和资本，为自主性政治参与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基层事务参与是农民走向政治参与的大学校，是自主型政治参与范式形成的必要准备。

其次，工人自主型政治参与的范式正在探索之中。工人阶级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阶级，是中国政治参与的中坚力量。与农民相比较，建国后工人在政治参与中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工人有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即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工会，它是工人利益的直接表达者和维护者；从过去到现在，历部宪法都规定来自城市的各级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量要低于农村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量，从而使更多的工人代表进入各级人大；“”中工人代表被派驻大学、科研机构，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以至在党的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担任重要角色，行使直接的决策权，使工人的政治参与达到顶点。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态参与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工人政治参与层次回落，频率降低。同时，企业改革、承包、租赁、股份制改造等所强调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又使工人对经营决策权难以施加较大影响。特别是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中，工人对关系自身利益的企业决策权影响更小。[2]基层社会事务参与空间的狭窄，使工人的社会参与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严重削弱。尽管工人也通过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其他法定权利和利用工会、新闻媒介等进行政治参与，但就总体而言，工人政治参与的经济社会条件与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完全适应。因此，如何利用企业内部的党组织、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实现工人政治参与并通过改革创造工人参与的新机制，在实践中有效确认和保障工人政治参与的权利以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最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将为自主型参与范式的形成提供制度化的基础。商品经济的原则是等价交换，由此决定，平等和自由是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上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3]（P197）从经济决定政治的视角来看，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作为经济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平等、自由意识与行为，必然在政治参与中以自主性特征表现出来，即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民的政治参与完全由公民个人来决定。而当社会上的多数人在市场经济体制运作中逐步确立起这样的意识和行为时，自主型政治参与范式就会形成。当然，在现代社会，动员型政治参与并非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受历史发展和各种因素的制约，对任何政治体系来说，保持其有效运作仍然需要有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动员性参与，它还是政治资源配置的支持条件之一。我们这里所称的“转换”，是就参与范式的主导倾向而言的。

三、从激情型政治参与向理性型参与范式的转换

激情型政治参与是以朴素的政治感情和政治热情为基础的参与范式。参与者的大多数对政治制度性质的了解还停留在表面的简单常识的层次，对政治体制及其运作程序的了解和认识就更少，甚至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参与行为、后果以及应负责任缺乏理性审视。浓厚的感情色彩成为参与的支撑点。理性参与是在参与者的大多数具有一定的参与知识、技能和资本基础上形成的参与范式，人们对参与的规则、方式、后果有正确或接近正确的认识。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出现了从激情型参与向理性参与范式转换的基本趋势。主要表现是：

1.参与从无序向有序方向发展。建国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动乱”都有着无序参与的基本特征。作为参与规则被践踏条件下出现的政治行为，无序参与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保障系统的破坏是致命性的。同时，它也使政治参与的后果与参与者的初衷背道而驰。这种沉痛教训使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有序参与替代无序参与的普遍意识和要求。而且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化安排以及人们在其运行中对其规则、准则的体认，则进一步强化了对有序参与必要性、合理性的认识。特别是随着国家和社会生活法制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以有序参与为表征的理性政治参与范式正在初步形成。

2.注重政治参与的实际效能。就公民个人而言，政治参与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如何提高政治参与效能是公民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一点也为我国公民逐步认识。具体表现在，其一，公民在参与方式的选择上以效能为基点。现阶段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一般不再追求具有大规模、表面上轰轰烈烈、形式主义的和造成短时轰动效应的参与模式。除直接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具有必要的参与的普遍性以外，其他类型的政治参与则更多地表现为公民的个人行为与过程，即便是具有群体性的参与行为如集会、游行和示威，其规模和烈度也大大降低。参与方式选择上的转变，是由于人们已经意识到“轰动模式”往往是两面有刃的武器，它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带来一定效应，但从长远看，则弊大于利。其二，在参与渠道选择上考虑效能因素。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之一。同时，向党政机关提出建议、意见、申诉、控告和进行检举，通过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社会团体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向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问题并经过其向特定国家机关提出，通过新闻媒体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及公共利益等等也是政治参与的基本渠道。选择何种渠道能最方便、最快捷和最有效地实现目标而不使自己的参与成为无效参与，在实践中许多公民已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识。其三，在政治参与目标的确定上，那种一厢情愿地追求超越现实可能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已不受推崇，追求所能达到的基本满意状态则逐步成为共识。参与的理性范式表明了公民意识的成熟。

3.注重政治参与“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利益是政治参与的价值性目标和驱动力。利益包括公民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后两种利益的关怀是公民社会正义感、责任感的体现。没有对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有参与的动机与行为。同时，人们在实践中也认识到政治参与本身也需要付出，即时间、精力、金钱等资源的“投入”。这种投入既有参与者个人的投入，也有国家为保障参与权利、整合参与要求所需要的投入。就一般参与者而言，他们更多地考虑的是个人“投入”与“产出”即参与所带来的利益之间的比率。如果以“利益和正义”所标明的“产出”高于个人“投入”，参与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如果相反则可能被看成是无谓参与。与建立在政治热情和朴素感情基础上的参与相比较，注意到政治参与“投入与产出”比率意味着公民政治参与范式开始出现理性化的趋向。

4.由“过度”参与向适度参与发展。我国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民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不完善又制约着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我国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一对矛盾。如何在解决这一矛盾时做出科学抉择，我们有着深刻的教训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曾从社会主义性质的一般理论原则出发绝对地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的量的规定性，并且将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政治参与都理解为向全民性扩张的群众运动式政治参与，而且以此作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根本性指数。结果使“过度”参与即超出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机制负荷能力的政治参与曾长期伴随我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参与层次和范围上的过度性，使国家机关对超过自身负荷能力的信息难以进行及时、科学地处理，公民利益、愿望和要求得不到有效整合，致使公民政治参与成为无效参与。更为严重的是，“过度”参与所特有的难以控制的张力常常转化为具有负效应的破坏力，迫使国家机关的工作不得不陷于停顿或瘫痪状态，政治不稳态却不正常地成为一种常态现象，政治发展停滞不前乃至出现倒退。

对任何国家而言，依据本国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发展水平，引导和规范公民进行适度的政治参与都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因为这是给政治制度的完善能提供较为宽松环境的良性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开始出现适度政治参与的基本态势。其表现一方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性安排使广大群众的注意力从“集中于政治”转移到现代化建设的广阔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之中。政治参与不再是绝大多数公民经常性的活动重心。除每隔几年举行一次的县级以下人大换届选举其投票行为具有普遍性政治参与特征以外，对作为群众角色的公民而言，其他类型的政治参与则基本不具有普遍性，而完全是少数公民的个人行为。如公民通过行使批评、建议、控告、申诉、检举权等进行的政治参与就属于这种情况。至于以集会、游行、示威形式进行的集体性政治参与，其参加者更是公民中的极少数。这与发达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情况基本一致。比如美国在反越战的年代，参加过游行示威的人只占公民人数的0.5％；即便是1968年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只有8％的人参加过某种示威。[4]（P295）应该说，除选举之外其他类型的政治参与只是公民中极少数人的行为，这是政治参与中的常态现象。我国公民将参与的注意力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广阔领域，不再将政治参与视为唯一的参与活动，是适度参与态势形成的基本条件和表现。另一方面，人们对自身政治参与条件和政治活动特性的重新审视，也加速了适度参与态势的形成。从法理上讲，我国民主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公民的绝大多数有着政治参与的法定资格。但是，在参与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政治参与也需要公民具有非法定素质作为支持条件，如参与的知识、技能、经验等。在国家决策、政府行为的科技含量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许多人深感自己参与素质的不足，甚至在参与中无法作出应有的判断。受此影响而自外于政治生活的公民不在少数。这种建立在对自身素质正确认识基础上的远离政治参与的行为，起码不能看作是非理性行为。同时，许多公民在实践中还体会到，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不同，政治的公共性质也会给不介入政治生活的公民带来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加之人们普遍具有的对党和政府的良好信任感，也使游离于政治参与活动之外被部分公民视为现实的选择。这样，就使得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社会逐步形成了适度政治参与的客观环境，并出现了向其发展的新态势。

总之，在当代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要求和现阶段我国社会实际的公民政治参与及其基本范式，正在发生着悄悄的但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替代性变化。可以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我国的政治生活将会在全新参与范式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的态势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1]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1998（10）.

[2]杨龙.近年来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J］.理论与改革，1998（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曾繁正，等.西方政治学［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

新范式范文篇8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3]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4]

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5]

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准确”。[6]

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7]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及其反动政权鼓吹”。[8]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9]

《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那么，贯穿这些演变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说法，所谓“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10]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闻史叙事

革命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构成近代社会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澜就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12]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基本矛盾决定，具体体现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的“两个过程论”。这样一来，由“革命”这个基本概念，在“两个过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4]。

作为历史学的一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经历过革命范式主导时期。并且由于《大公报》民间报纸的定位，这一范式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运用为以是否“革命”来划分《大公报》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为评价《大公报》的标准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报史》把该报的言论定性为“文人论政”，而不同阶段的言论思想则概括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几篇指责国民党当局的言论”、“由亲苏而厌苏，由亲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转变立场”等等。再如对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始人的评价：吴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16]，张季鸾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17]。虽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没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晓林的《张季鸾》一文率先肯定了张季鸾作为“著名的记者和报刊评论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之一”。[18]方汉奇认为，“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社会现实上看，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与新学重建等等，均使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革命范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虽然的确抓住了本质，然而单纯以阶级划分来评价报刊、新闻人物则又未免简单化，而发展到极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代化范式——新闻自由的发展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20]他介绍美国汉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而之后中国革命“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

那么何为现代化范式？罗荣渠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1]李彬认为“现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实即走向西方）”为核心论述，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这一范式关键词为“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利”等。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其中，“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尤其成为左右新闻史发展的两大枢机。

在对《大公报》的研究中，这一范式也开始崭露头角，而且日趋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和《〈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这两本专著。前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热潮的逐渐消退，社会价值取向渐趋缓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一贯坚持以自由主义立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公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续刊并得到发展”，“一以贯之体现于《大公报》的是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22]。后者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彻于现代化的过程中。”[23]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乃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同历史进行的对话，是历史理解与现实理解的共鸣或共识。从这个角度，当不难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发动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或历史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和平改良与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革命知识分子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买办走狗。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占主导的趋势也就自然成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社会发生急剧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现代化语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与之对应，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了范式的转变。

摆脱了“革命”范式的单一，“现代化”范式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又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从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类似现象。在一篇题为《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报》誉为公民精神的舆论领袖，至于“四不”方针，则更是“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从此《大公报》撑起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半边天地，掀起了公共舆论的阵阵狂澜”，“当年的《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的《纽约时报》，不仅得到了国际新闻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而且连‘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每天看的第一张报纸，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是其对手《新华日报》，而是代表了社会公共舆论的《大公报》”。[24]对于这一系列溢美之词，只有放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内涵。

民族国家范式——认同感确立

民族国家，不是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简单说，民族国家是一种遵循启蒙理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组织，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的国家疆域、独立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25]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并且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6]

美国学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27]里提出一个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针对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现代媒介的普及与发展，由于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随后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达，人们才可能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想象为声气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近代历史的要义首先还不在于“革命”或“现代化”，而在于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革命”或“现代化”都只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虽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以“拥蒋反共”为核心的，[28]现在却认为“存在着明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纯青也评价道：“《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确实十分重视抗日，这个内容也许是主要内容。用俗话说，就是笼统反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它是爱国的，符合于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避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但据此达成的“爱国主义”共识不足以解释纷繁芜杂的动乱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大公报》评价的纷纷攘攘，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而在这背后，既有时代变革的烙印，也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注释：

[1]徐铸成著：《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2]《与大公报论国事》，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转载自《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册第9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107页。

[4]《在野党的特权——再论大公报社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7月16日，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5]德山文：《旧大公报剖视》，《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第25～32页。

[6]谢国明文：《“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年第1期。

[7]刘自立文：《“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报》1998年8月1日。

[8]吴廷俊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9]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10]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1]周正华：《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中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二），《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3]胡绳著：《中国近代史诸论》，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学习委员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讲座报告记录》（1955年2月11日）。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4]张亦工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7页。

[15]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8页。

[16]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页。

[17]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8页。

[18]《新闻界人物》（1），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04、143页。

[19]方汉奇著：《序言》，转载自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20][美]德里克（ArifDirlik）文：《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春季卷。

[21]罗荣渠文：《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总第17期，第44－45页。

[22]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23]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摘要。

[24]许纪霖文：《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转载自/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979。

[25][美]艾凯（GuyS.Alitto）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26]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27](美)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吴瑞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8]最具代表性的阐述便是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先生的信》。在该社评中，张季鸾写道：“我们在今天，只希望认识一点，就是：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绝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组织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我们希望认识蒋委员长十几年来全力拥护此国家中心，决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中国建设国家的基础。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29]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30]周雨著：《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3]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

[4]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5]李彬著：《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新华出版社，2005年。

[6][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7]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8]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新范式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诠释意义

国际法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出现与频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它可以诠释国际法的产生、效力依据等问题，从而消除了国际法理论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

1．对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诠释。首先，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并规范国家行为。在此推动下，战后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并成立了国际联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手段，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注重国际制度，促成了国际经济立法的繁荣，WTO的成立，各种经济合作协定的制定都与此有关。再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属于一种规范，即社会认同，该理论把国际法上升到观念的高度，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从而使国际法作为一种规范的国际地位被广泛接受。

2．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诠释。理想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把国际法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来看待，这带来了战后国际立法的繁荣。建构主义理论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属于各国共同意志的表达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它将对各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强制性效果。各国对国际法的观念和意识，属于“文化”范畴，是具有权威效果的非物质力量，应充分重视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法视为观念，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使国际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对国际法发展动力问题的诠释。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诸如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可能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认为观念因素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观念帮助治理世界，原则化观念指导国际法的具体领域的制度建构，可见，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一种理念性的动力作用，国际法就是由观念上升而来的。任何一项国际制度首先都是一种观念，当它被国际社会接受后，上升为制度，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可见，利用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的一些宏观问题，可以使人们对国际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具体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国际法的诠释

1．博弈论诠释了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中制定最优化策略的理论。博弈论认为国际法是各国博弈后所达成的一致，关键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法便确立；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国际法无法确立。这在WTO国际立法中显得比较明显。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如果最终达成一致，则可以消减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等；而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补贴等方面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无法确立规则。可见，国际法的产生就是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

2．相互依存理论诠释了国际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渴求。国际法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它受国际社会需求的制约。晚近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乃是出于各国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国际法立法范围也朝着诸如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现议题多元化的趋势。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可以解释国际法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道出了国际法存在的国际社会基础，任何制度不是无端凭空存在的，它必须有依存于当下的社会建构，制度的供给要受社会需求的制约。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国际法是根据国际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

3．国家利益理论诠释了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所在。国家利益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无论哪种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对国际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对国家利益范畴的不同观点，对国际法作为利益实现的工具这一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说，国际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利益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法最终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国家利益是达成国际立法的动力，一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国际制度来作为手段，这使得国际法得以产生；其次，以国际法为手段追求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当下的主要趋势，例如在WTO的体制中，各国利用WTO规则，要求他国消减关税、放开市场等，都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以往的靠武力攻占、开拓殖民地等传统手段；再次，没有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即使国际法还具有维护国际秩序之类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因此没有利益存在，国际法也就不会存在。公务员之家

三、结语

国际关系理论是诠释国际法的新路径，它对国际法之外而影响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与考察并得出结论，进而再用这些结论来论述国际法，开阔了视野，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国际关系理论也影响国际法的发展，是国际法发展的理论条件，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新范式范文篇10

一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有如休斯(OHughes)在《公共行政与管理》一书中所说:“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曾经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形式。后者并不是一种改革事务或管理方式的微小变化,而是政府作用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一种深刻变化。传统的公共行政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受到怀疑。新公共管理的采纳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中新范式的出现。”①

作为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一种新理论以及新实践模式,“新公共管理”范式有不同的名称,如“新公共管理(NPM)”(Hood等,1991年)、“管理主义”(Pollitt,1993年)、“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Lan,ZhiyonandRosenbloom,1992年)、“后官僚制模式”(Barzelay,1992年)、“企业化政府”理论(OsborneandGaebler,1992年)等。尽管这些名称不同,但基本上都表示同一种现象,即由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及实践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的转变,并被人们描述为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转移。

“新公共管理”理论代表了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的新阶段,它是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批判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70年代以前,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一直是政府研究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导范式。它有自己一整套的理论、原则、假定和方法以及范式特征。按照休斯的说法,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如下四个永久性的原则:

第一,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官僚体制(科层制)的原则建立,即政府管理体制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或模式为基础,严格坚持这一原则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运作的最佳方式。

第二,一旦涉及政策领域,那么,它将通过官僚机构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换言之,只能由政府机构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第三,主张政治事务与行政事务分开。行政是执行命令的工具,而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则是政治家们的事,据说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可以保证责任制的落实。

第四,行政被当做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因此需要职业化的官僚,他们终身受雇,并可以一视同仁地为不同的政治领导人服务②。

作者本人曾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信念或范式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采用制度或法理的研究方法,并以正式的政府组织机构(官僚体制)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

二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成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础;

三是致力于行政管理的一般或普遍原则的探索;

四是强调以效率原则作为最高标准③。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及实践模式是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但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这种理论及模式就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在当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假定、原则或信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基石的官僚体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的、僵化的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这种等级划分、权力集中、控制严密的官僚体制的组织模式在50、60年代的私人部门管理(工商管理)中首先被打破,然后在70、80年代的公共部门中逐步被打破,新的组织模式及类型,如参与型组织、学习型组织、自主型组织以及各种独立机构相继出现。

其次,官僚机构或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惟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私人部门中发展起来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被应用于公共部门之中;政府通过补贴、规划、委托和合同承包等方式间接运行,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务而展开竞争;市场机制在公共部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再次,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早就被人们批评为一种不真实的假定,政治事务(政策的制定)与行政事务(政策的执行)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的。在当代,公共官僚(文

①②③详见拙作《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载《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OwenHu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2nded.).MacmillanPressLTD.,ST.Martin

sPressInc.,1998,p.1.OwenHu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2ed.).MacmillanPressLTD.,ST·Martin

sPress,Inc.,1998,p.1.

官)日益卷入政策决策事务之中,他们既是政策提案的重要来源,又是行政法规制定者;与此相联系,文官的政治中立性信条也已被打破。文官向来难以做到政治上的中立,而且在当代,文官的政治化趋势以及高层文官的政治任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最后,公共人事管理的体制及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务员(文官)的永业观念已被打破;合同雇用、临时雇用等的出现使雇员的解聘更容易,业绩评估和绩效工资制成为一种主要的报酬方式;传统的片面强调对人的控制的人事管理模式正在向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转变。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西方各国政府改革运动的深入展开,“新公共管理”作为政府管理领域(公共行政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的新范式以及政府管理实践的新模式形成和发展起来了。“新公共管理”范式的特征和内容是什么?西方公共管理学者及实践者们作了不同的概括和描述:按照波立特(CPollitt)在《管理主义和公共服务:盎格鲁和美国的经验》一书中的说法,“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由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强调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及特征刻画为如下七个方面:

(1)向职业化管理的转变;

(2)标准与绩效测量;

(3)产出控制;

(4)单位的分散化;

(5)竞争;

(6)私人部门管理的风格;

(7)纪律与节约。

英国学者温森特·怀特认为,“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强调职业化的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绩效评估;以结果而不是程序的正确性来评估管理水平;看重金钱的价值;对消费者而非公民的需要保持敏感,强调公共服务的针对性而非普遍性。罗德斯(WRhodes)指出,“新公共管理”有如下几个中心学说:

以管理而非政策为焦点,以业绩评估和效率为焦点;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成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竞争;一种强调产出目标、限制性项目合同、金钱诱因和自由裁员的新管理风格。

经合组织(OECD)1995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把新公共管理的特征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1)转移权威,提供灵活性;(2)保证绩效、控制和责任制;(3)发展竞争和选择;(4)提供灵活性;(5)改善人力资源管理;(6)优化信息技术;(7)改善管制质量;(8)加强中央指导职能。

根据上述学者的概括以及其他新公共管理文献资料,我们将“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的研究纲领或范式特征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

1.强调职业化管理。“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必须清楚自己做什么、如何做和向谁尽责,让公共管理人员成为管理者,而不是传统的仅仅听命于别人的行政官员。“新公共管理”强调部门管理权力的下放,这也意味着部门领导要负更大的责任,他们要参与更多的公共决策事务,日益卷入政治事务之中,要更经常地对相关的事务负个人责任。现在公共管理变成了政治管理的一种形式,与政治领导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尽管最终还是政治领袖说了算,但传统的政治与行政的虚假二分已被抛弃。

2.明确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关注产出或结果,而非投入和过程。“管理主义”强调个人和机构的业绩(绩效)。各种公共机构被要求制订出业绩指标,以此作为衡量目标取得情况的标准;职员个人的业绩也较之以前被更系统全面地加以衡量。绩效评估系统旨在评价职员个人的业绩,评价的结果将是个人晋升、工资福利待遇等的主要依据。

3.项目预算与战略管理。在“新公共管理”中项目预算系统取代以往的“一线项目”预算。传统的行政管理关注的焦点是投入而非产出。现在,项目预算系统根据机构的具体项目来分配资金,要列出项目、子项目以及更低层次项目的所有成本;人员的配给不再由人事部门来决定,它成为项目预算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政府部门要决定组织的使命或长远的目标,预测目标的获取,考虑组织如何适应环境以及它在环境中的优势和劣势、机会和成本。这种重视战略管理的途径通过将结果与资源分配尤其是与项目预算的结合,促进了资源的更好利用。

4.提供回应性服务。传统的行政管理抹杀了个人、家庭和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无效率地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扭曲市场法则,对消费者(顾客)提出的要求不敏感,追求整齐划一的服务,忽视公共服务的多样化;公共物品的生产不是消费者说了算,而是生产者说了算,这就造成公共物品生产与供给的高成本、低效率和浪费。“新公共管理”则强调顾客至上或顾客导向,它通过把公民变成消费者(顾客),以市场取代政府,提供回应性服务,满足公民(顾客)的不同需求。它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公民参与管理、公共服务提供的小规模化等措施,给公民(顾客)提供“以脚投票”即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机会,征求他们对公共服务的意见和要求,并测量其满意程度。

5.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变革在于,建立执行机构或半自治性的分散机构,让它们负责公共项目的执行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由一个部长负责的庞大的部(委)结构被分解成许多执行机构,每个机构负责一个或数目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部里仅留下少数文官负责制定政策、计划和协调工作。分散化的优点是缩小官僚机构的规模和集中化程度;它通过“一步式商店”(“一站式服务”)而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效率;将这些提供公共物品及服务的部门与转移支付的形式相结合,可以取得规模经济的效益;它还是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观念的一种修正。一旦提供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机构是在明确的合同之下运作的,那么就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说明它们为什么一定非是政府机构不可(以及它的职员非得是公共雇员不可)。

6.竞争机制的引入。长期以来政府被当做校正市场制度、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的主要途径;现在反过来,“新公共管理”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展开竞争,以缩小政府规模,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竞争机制的引入带来了公共部门服务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形成了市场检验、优胜劣汰的局面。

7.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方式。引入当代私人部门管理(工商管理)所发展起来的管理经验、理论、方法及技术,管理主义者相信公共部门管理与私人部门管理是相似的,其差别仅仅表现为次要的方面;私人部门的管理比公共部门的管理要优越得多,效率也高得多。因此,他们主张采用私人部门管理的经验、原则、方法和技术,用私人部门管理的模式重塑公共部门管理。“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所采用的项目预算、业绩评估、战略管理、顾客至上、结果控制、合同雇佣制、绩效工资制、人力资源开发和组织发展等原则或措施均主要来自于私人部门的管理实践。这也导致了公共部门管理与私人部门管理在理论和方法上出现新的融合。

8.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关系的改变。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中,官僚(公共管理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是狭窄的、技术性的关系,即主人与奴仆(发号施令者与惟命是从者)的关系。在“新公共管理”的模式中,公共管理者与政治家建立起一种更密切和灵活的关系,公共管理者日益卷入公共政策制定和通常的政治事务之中;公共管理变成了政治管理的一种形式,公共管理者日益变成官僚政治家。同时,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中,公共管理者与公民的关系也出现了变化。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顾客至上、结果导向等原则的采用改变了公民的纯粹被动服从地位,公民变成顾客,要求公共管理有更明确的责任制,听取公民的意见,满足公民的要求,提供回应性的服务。

二

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已历时二十载,对于它的理论纲领和实践模式,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是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次“无声的革命”,在实践上也取得巨大的成功;有人则认为它不过是“管理主义”在当代的翻版(是一种“新泰勒主义”、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上带来大量的新问题。那么,应当如何评价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的范式呢?

应当首先指出的是,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着的公共管理新理论范式以及实践模式,“新公共管理”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公共部门改革的必然产物,与当代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与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来临密切相关。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出现与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如“滞胀”、政府失败、政治和社会矛盾与冲突)分不开,但它也反映了当代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对各国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所提出的新要求,表明了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上的管理体制和模式的过时或失效。

“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构成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的严峻挑战,它改变了传统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主题、方法、学科结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日益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主流。“新公共管理”有其新颖、合理之处,它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新成就。也可以说,它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实践在理论上的总结,反过来成为政府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相比,“新公共管理”范式具有一系列的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