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经济思想范文10篇

消费经济思想范文篇1

一、提出打破等级界限的消费标准

在消费问题上，墨子主张打破等级界限，以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消费需求。为此，他提出一个普遍的消费标准：

1．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1）。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讲究五味调和、气味芳香，不招致远国珍贵奇怪的食物。

2．衣服。“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2）“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3）。衣服，冬天用来御寒，夏天用来御暑。凡是缝制衣服的原则，冬天增加温暖，夏天增加凉爽；身体合适，肌肤舒服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

3．房屋。“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4），“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5）。房屋，冬天用来抵御风寒，夏天用来防暑热和风雨，有盗贼侵略能够增加防守的坚固，室内清洁卫生，可以进持祭祀，壁墙足以使男女分别生活，就可以了。

4．交通。“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6），可以“任重致远”（7）。车用来走陆地，船用来行水路，使各地沟通交流。制造车船的原则，就是坚固轻快，可以运重物，行远路。

5．用品。“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革贵]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8）。即一切器物用品应由该业工匠尽其能予以制造，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即可。

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9）。在衣、食、住、行、用诸方面的消费，总的原则是有益于实用。墨子还把这些衣、食、住、行、用方面的消费标准说成“圣王之法”，并把它同当今之主的穷奢极侈的生活相对比，说明这一标准是对所有人的适度消费标准。墨子提出的消费标准，同儒家“用之以礼”严格等级消费标准，是大相径庭的。从当时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看，对统治阶级，这一消费标准是低水平，他们是不愿、也从未遵循的；对广大民众，在生产力发展有限、社会分裂动乱的形势下，又是高水平，是难以企及的。

二、主张以发展生产保证消费、提高消费水平

墨了强调社会消费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要求消费水平必须以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为”和“食”即生产和消费二者的关系，如果“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10）。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裕年景。因此，要保证和提高消费，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墨子常常“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11），怕生产满足不了消费而忧心忡忡。他强调应积极加强社会主要消费品的生产，指出：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12）。

五谷是人民所赖以生存的，也是国君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物质基础。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役使。所以，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

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经济状况，保证民众的消费，墨子抬出古代圣王贤君的治绩加以称颂，以为榜样：

（尧）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13）。

尧命伯夷、禹、稷三君，忧虑勤劳百姓之事：伯夷制定法典，用刑律约束百姓；大禹治平水土，确定山川的名称；稷教导百姓播种，努力生产粮食。他们的成功，大大造福人民。使“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14）。这是说给统治者：必以此为务！

墨子同时主张，消费水平应随着生产发展而不断提高：“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15）。生活诸方面应力求从俭，待生产发展，富裕之后，是可以逐步提高生活水平的。只是因为统治者的奢侈淫靡，将社会财富消耗殆尽，百姓欲求维持仅能生存的消费标准而不能，所以这一提高消费标准的主张就难以上谈。

三、提出节用以保证多数人的长远消费

节用论在墨子经济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16）。墨子认为，圣人治国、理天下，财利可以加倍增长。加倍增长的办法不是对外掠夺土地，而是根据社会经济情况，节约不必要的费用。节用即可使财富“一国倍之”、“天下倍之”，从而保证社会多数人的长远消费。

崇俭或节用是先秦各学派较普遍的主张，但各派此主张在性质和特点方面互不相同。儒家的崇俭或节用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等级性，而且侧重点在反对较低等级的人于消费方面的僭越即超过等级消费标准的行为。与之相反，墨子把节用作为对一切等级人的共同要求，既反对“奢侈之君”，也谴责“淫僻之民”（17）；既劝告圣王人君应当“用财节，自养俭”（18），也要求一般民众不可“恶恭俭”、“贪饮食”（19）。但主要锋芒，还是指向统治阶级上层，指向他们挥霍无度的寄生消费。墨子认为，统治阶级上层的奢侈消费，会使“左右象之”（20），上行下效，造成淫侈的社会风气，其后果就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21），使广大人民更加贫困。“饥寒并至”（22），何谈维持适度的消费标准！因此，他要求统治阶级上层天子、诸侯、王公大人，在消费方面实行全面的节俭：“为宫室不可不节”，“为衣服不可不节”，“为食饮不可不节”，“为舟车不可不节”（23）。平时注意消费方面的节用，发生灾荒时，统治阶级上层应首先降低消费标准：

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匮），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故凶饥存乎国人，则君彻鼎食五分之五（三）（24）。

灾情各异，轻重不一，统治者应视灾情降低消费标准：遇上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减去俸禄的1／5；旱年，减去2／5；凶年，减去3／5；馈（匮）年，减去4／5；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国家遇上凶饥年岁，大家面临饥饿的威胁，国君也要撤掉鼎食的3／5。墨子更明确提出：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25）。

如果把生产上层人物的奢侈品所用的人力、物力转用于生产民生必需品，就不难使一国财富加倍，就不难满足普通百姓的消费需求。显然，墨子不是让普通百姓省去“口中食”，而是要国君、大夫等整个统治集团减少鼎中甘肥、盘中珍馐，是要限制、减损统治阶级的奢侈靡费以增加人民所消费的生产必需品，维护下层人民的长远消费，改善普遍百姓尤其是小生产者的生活状况，所谓“损有余以补不足”。

“节俭则倡，淫佚则亡”（26），墨子把节用看作是有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反复警告统治者，如果在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诸方面“不节”，让“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27）的消费状况继续向两极分化，那么，他们将如杰、纣国破身亡，自食恶果。

四、揭露“三患”使百姓没有起码的消费保证

墨子的理论不会为统治者所接受，不会改变统治者的治政、行事、生活：

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徒役，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殚）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28）。用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的储备置办车马、衣裘和稀奇之物；拿役卒和奴隶的血汗、生命去建造宫室和游观之所。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衣服，修造坟墓。民力用尽，民财耗竭，使得百姓没有起码的消费保证：“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真“民之巨患也”（29）。为此，墨子大声疾呼，“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30）。

为了解决“三患”，墨子主张：其一，“以尚贤使能为政”，实行贤人政治，使贤者治国为官，则“国家治而刑法正”，“官府实而财不散”（31），“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32）。其二，统治者应节约费用，减少浪费；短丧薄葬，停止乐舞；遇有灾荒，当削减官俸，精简国家机构，加强社会救济。这样，则可“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33），保证社会多数人的起码消费，保证普通百姓的生存。其三，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按照尽其能、平均互补的模式进行消费：“有利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认为，此说得行，“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社会安定，百姓乐业（34）。

墨子的“三患论”，反映了战国时期广大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深重灾难，表现了墨子深味时艰、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以及关心人民疾苦、以拯救百姓、兼利众生为己任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加强消费品的积累而应时之急

墨子主张，一个国家应加强消费品的积累，即有“国备”，作到有备无患。这是因为：

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水旱不至哉？然而无冻馁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只有义不能征无义……（35）自然灾害、战争动乱，“此无世而不常有之”（36），因此，要“备粟”、“备兵”。上世圣王也并非无水旱之灾，永是丰年，却“无冻饿之民”，是因为他们务耕种，而自奉俭朴，有剩余积累；禹、汤遭受特大水旱灾害，却“民不冻饿”，是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有充足的储备。

有备无患，无备则亡。墨子以历史事实印证也这个论点：杰、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灭亡于百里之君”，只是因为他们“有富贵而不为备”。结论是：“备者，国之重也”，“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37）。消费品的积累，各项物资的储备，是治国要务。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积累、储备，一旦有战乱或灾荒，国将不国，家将不堪。

六、带有小生产者的理想色彩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是较为进步的，然而统治阶段并不欣赏。《墨子•贵义》篇载：

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惠王。献书，惠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不用，使穆贺以老辞。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贼人’之所为而不用乎？”楚惠王只称赞墨子书为“良书”，却不采用，只是出于礼貌，派穆贺婉言辞谢，这说明墨子的主张不合于统治者的需要，不大受统治者的欢迎。

首先，统治阶级不愿放弃奢侈淫靡的生活方式，不会主动降低其消费标准：“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以为锦绣文彩靡曼之衣”，“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饰车以文彩，饰舟以刻镂”，（38），等等。统治阶级不但“口欲穷刍豢之味”，而且“耳目欲极声色之好，”（39）：“造为乐器”，“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撞巨钏，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于戚”（40），穷奢极欲、醉生梦死。活着奢侈浪费，暴殄天物，死了还要厚葬，继续吞噬百姓用血汗和生命创造的财富：“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甚至于残无人道地数十、数百地杀殉（41）。如此挥霍靡费，必然“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42），使百姓“饥寒并至”。

奢侈淫靡的生活方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老百姓，这是统治阶级的本性。墨子纵“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43），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纷争，是新旧生产关系替代的决战，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不可能兼相爱而停止争战攻伐。频繁的争战攻伐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饮）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失尽不可胜计……”（44）。战争是残酷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是必然趋势，而实行统一，就不可能避免兼并战争。所以，才有齐、晋、楚、越这些“天下好战之国”间无休止的争夺厮杀。

其三，墨子理想的消费模式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统治者却“赏不当贤”，“罚不当暴”，致使“百姓皆攸心解体，沮以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45）。因此，墨子理想的消费模式，是难以贯彻于社会消费生活的。

总之，墨子的消费主张，带有小生产者的理想色彩，在那个时代，以致整个阶级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七、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

在今天，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对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仍有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

（一）遏制消费的两极分化

墨子提出打破等级界限的消费标准，意在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消费需求；也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试想，一个贫富有天渊巨悬的社会，一部分人挥金如土以填欲壑，而另一部分人却求温饱而难得，怎么会有安定的社会秩序？况且，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解决生产力，提供尽可能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当然，消费的高低是由分配的多少决定的，要解决消费的不合理现象，遏制消费的两极分化，必须先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二）消费水平的提高要以生产发展为基础

墨子认识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主张以发展生产为基础提高消费水平。消费经济学向我们表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要生存，就要消费生活资料；而要取得供人类消费的生活资料，就要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和消费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二者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因此，消费水平必须与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近几年，在我国涌起一股“高消费”热，酒店、歌舞厅遍地开花，精品屋鳞次栉比，高档商品雄踞要津。这种情况，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在物欲的享受和满足上，造成一部分人，尤其是一部分青少年“不讲奉献，先要索取”的心态；同时，还引发了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诚然，高档的消费也是一种自然正当的需要，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但应认识到，我们国家还不怎么富裕；如果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超前地倡导享受型、奢侈型的高消费，就会产生反作用力，发生负效应，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自上而下地实行节俭，反对浪费

墨子节用论的锋芒主要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是以限制统治阶级上层的寄生消费为主要要求的。他认为，奢靡无度，暴殄资财，统治者是始作俑者，淫侈的社会风气是由上层统治者一手造成的。上有好者，下必效之。“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君，出以践朝”。“楚灵王好土细要，故灵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46）。上层的示范、影响，即是有力的导向。因此，墨子要求天子、诸侯、王公大人“节于身，诲于民”（47），以身作则，教育民众，全面实行节用。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富国利民。

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勤俭节约作为一种经济法则和道德规范，仍然是必要的。在此，仅以两个简单的例子印证。一曰公款吃喝。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全国大中型酒店60％至80％的营业收入来自公款，达1000亿元。档次不断升级，“鸡鱼鸭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4位数一桌酒席成“家常便饭”，上万元一顿的佳肴屡见不鲜。有一个贫困县，每年吃国家财政补帖4500万元，可公款吃喝竟用去980万元。二曰集团消费。1993年达800亿元。一些党政机关和企业追求高消费，竞相购置高级轿车、电话、空调、彩电。据统计，1993年1月至10月份，我国集团非生活消费按最保守估计，仅党政机关和各类企业更新、购置轿车达500亿元；空调总销量的88．2％为集团购买；名烟名酒集团消费在200亿元。如此巨额奢侈型集团消费，不但加重了财政和企业的负担，而且成为触发物价上涨的强劲引擎，如不尽快纠正，将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鉴此，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自上而下地实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注释〉

（1）（5）（8）《墨子•节用中》。

（2）（4）（6）（9）（16）（25）《墨子•节用上》。

（3）（7）（17）（18）（20）（21）（22）（23）（26）（27）（38）（42）（47）《墨子•辞过》。

（10）（12）（24）（28）（35）（37）《墨子•七患》。

（11）《荀子•富国》。

（13）（14）（31）（32）（33）《墨子•尚贤中》。

（15）刘向《说苑•反质》。

（19）《墨子•非命中》。（36）《荀子•天论》。

（29）（40）《墨子•非乐上》。（30）《墨子•非命下》。

（34）（35）《墨子•尚贤下》。

（39）（43）《史记•货殖列传》

（41）《墨子•节葬下》。（44）《墨子•非攻中》。

消费经济思想范文篇2

【英文摘要】WhenConfuciusfounddisparityexistinginthesoicaldistributionsystemduringtheSpringandAutumnPeriod,heprotestedthatitwasnotrighttogoonenlargingthisdisparity.Withaviewtoachievingthegoalofrunningthestatewellandgivingthepeoplepeaceandsecurity,heappealedtothestaterulerstoeconomizegoods.Meanwhile,healsoadvocatedthatindividualconsumptionbepromoted.Heregardedmen’smaterialdesiresasnaturalandreasonable.And,hehimselfmadealivingbysellingknowledge.Atthesametime,healsostressedthatitwasnecessarytocontrolone’smaterialdesires,advocatingalifeoutlookofviewingspiritabovematerialsoastopurifypeople’ssoulsandheightentheirfeelingstowardseachother.Inthissense,itisofsignificancetodofurtherresearchonconfucias’consumptioneconomicviewpoint,becauseitcanhelppeoplesetupacorrectconsumptionoutlook.

【关键词】差等/精神/劳务

disparity/spirit/labourservic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1—0034—07

孔子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历万古而常新，在我国古代，它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和进步。历史的风风雨雨，使孔子的思想逐渐渗透在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准则和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因此，深入地对这份遗产进行研究，不仅是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而且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今，对孔子的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学者们见仁见智，多方面进行阐释，而对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则涉及较少。现就散见于古籍中的有关材料，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差等结构的消费观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长，体脑劳动分工的明细，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贫富贵贱也相应拉大了差距。对于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这种差等结构，孔子是清醒地认识到并极力地维护其上下尊卑的差等存在的。但怎样处理客观现实中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即通常所说政治层面上的君民关系，经济层面上的贫富关系，对此孔子则有其独特的思考。在政治上，即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上下差等是只能恪守而不能逾越的，而在经济上，即贫富悬殊的物质分配与消费上，孔子面对着剥削者的贪得无厌与奢侈浪费，在社会整体消费的差等结构上，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宏观调控主张。即占有丰厚物质的在上者，要降低消费而“节财”[1]（《史记·孔子世家》），以施惠于民；物质匮乏的在下者，要满足其生活的基本需求而“足食”[2]（《论语·颜渊》），以利于社会的再生产。

这是孔子的民本思想在分配和消费问题上的具体反映，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民为邦本”，春秋的社会实践证明，国人的力量直接影响到王位的继承，人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苟无民，何以有君”[3]（《战国策·齐策四》）的观念，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如果当政者挥霍无“度”，取之于民的赋税徭役没有“制”，在消费问题上不按逆向差等的原则予以制约，那“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2]（《论语·卫灵公》）的犯上作乱就会发生了。所以，孔子才敲响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警钟。但孔子所谓的“均”，不是一拉平的绝对平均主义，更不是要按原始公社的体制去进行分配和消费，而是要求人们在不同差等层面上，各安分于自己的等级名分。对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4]里阐述得最为清楚，他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可见孔子的“均”，是针对统治者对物质财富的疯狂占有欲而言的，以遏制统治者消费的无度性，从而排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就是孔子差等结构消费观的核心与实质，在客观上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好处，对治国者来说，也无疑是一剂苦口良药。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地位高低与财富多少是成正比增长的，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损”上“补”下的目的呢？孔子首先提出了当政者要“爱人”的口号。他说：“为政在人”[2]（《中庸》第二十章，哀公问政），“古之为政，爱人为大”[2]（《礼记·哀公问》）。强调一切在“人”，一切为了“人”，只有具备了这种仁人之心，才有可能做到“节用而爱人”[2]（《论语·学而》），不伤财，不害民；也才会自觉恪守“政在节财”[1]（《史记·孔子世家》）的原则，为政廉洁，严于律己，切实降低消费，减少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而达到补不足的目的。所以，孔子极力主张轻徭薄赋，他说：“度于礼，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从其薄。”[5]（《左传》哀公十一年）这是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而制定的一个理想的消费框架，眼前减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增加，节制的用意在于保证久远的恒稳，对这种“取”“予”的辩证关系，孔子阐释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论语·颜渊》）这种民富为源，国富为流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成为志士仁人反对统治阶级暴殄天物，要求减轻人民负担的锐利思想武器。

从社会消费的总体把握和调控上看，如果说“节财”是通过“自制”以补不足的话，那么“使民以时”[2]（《论语·学而》）和“废山泽之禁”[6]（《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则是使民自富而提高其消费力的美好构想。其实，通过发展生产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他曾大声疾呼当政者要为民众发展生产提供必要的条件，实行“宽民”政策。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活，而发展农业生产与掌握天时至关重要，耕耘、播种、收获，必须按季节进行。所以孔子才要求统治者在役使人民时不要耽误农业生产季节，在时间上提供保证。而对于发展生产的必需资料，孔子面对着全国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按等级、权力，分别享有山泽渔盐之利，肥田沃土之产的事实，则提出了开禁利民的主张，认为“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7]（《国语·周语上》），要求资源共享，要求让利于民，以杜绝自然资源的浪费，使广大人民获得一个生存、生产的有限空间。这是对封建领主垄断经济的公开挑战，也是有效抑制分配、消费按地位成正比增长的得力措施，使社会消费的上下差等不至过分悬殊。

孔子强调从宏观上缩小社会消费的差距，是以承认其等级差异为前提的。因此他强调不同官阶等级的人，应严格按差等进行消费，绝对不允许僭越违礼。《论语·八佾》里有两段记载：一次是身为大夫的季氏在自家庭院里欣赏“八佾”乐舞，由于这只有天子才能享用，所以孔子为此事而愤然作色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另一次是作为宰相的管仲，也只因为是“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将消费等同于国君了，结果又遭到孔子的痛斥，说：“管仲之器小哉！”而地位卑下的寒士，除了“衣敝yùn＠①袍”之外，还要做到“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2]（《论语·子罕》），对社会等级所决定的消费差等，始终保持心态的平衡而安然处之。所以，从“为政”的高度，孔子极力主张缩小社会消费差等；从个人社会地位考虑消费享用，则又极力维护差等的区分。这看来似乎矛盾，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企图将当国者的长远与短期两种利益相结合的一种消费经济思想，其用心是极为良苦的。

孔子哲学思想中，“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他对“礼”的维护，也达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论语·颜渊》）的痴迷程度。众所周知，周初统治者出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把殷商时代的巫卜礼仪改造成一整套具有法制规范和道德规范性质的礼法制度，并大兴礼乐教化加以普及，使人人知礼、守礼，做到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对国家的稳固、社会的安定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孔子认为，这一治国经验是可资借鉴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论语·八佾》）所以，在礼仪上的消费，孔子主张“盛容饰，繁登降之礼”[1]（《史记·孔子世家》），讲究铺张扬厉和形式排场，“子贡欲废告朔之饩羊”[2]（《论语·八佾》），遭孔子反对即为一例。所谓“告朔饩羊”，是古代的一种礼制，即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叫“颁告朔”。诸侯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称“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或“听朔”。其中颁历书与农业生产等问题有关，“视朔”与勤政相联，所以“告朔饩羊”也就包含着运用这种礼仪形式，来敦促执政者以国事为念而不要荒于政理的用意在内。但子贡为了节省羊只而打算取消这一形式，孔子当然不赞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认为事关治国理财的“礼”，在消费上是不能吝啬的。

外事礼仪中，孔子也认为要张扬。作为使臣，在消费上要有阔绰的派头，以显示其威严与尊贵。接待外宾时，除了表情“色勃如也”和举止“足＠②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表现得极为庄重之外，还要特别讲究服饰：“衣前后，chān＠③如也。趋进，翼如也”。[2]（《论语·乡党》）要求着装整齐，得体大度，以便在快步向前中使衣角飘动，两袖舒展，有如鸟儿展翅一般。孔子认为，这是使臣所应具备的，至于开销用度的多少，是可以不必去计较的。如果遇上国君会盟朝聘，那更要不惜一切以张大声势。齐鲁夹谷之会，鲁定公准备赴会，孔子就告诫：“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强调迎接挑战，要不惜代价。对随行人员，也必须按高规格进行挑选，说：“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由于这次会盟鲁国文事武备准备充分，人力、物力、财力铺垫厚实，加上孔子在盟会中的揖让进退据“礼”而行，结果使齐侯自惭形秽、诚惶诚恐，“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史记·孔子世家》）会盟以弱鲁胜强齐而告终。这是孔子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业绩，也是孔子高扬礼仪消费的思想得以实践的一次极好机会。

但几乎与此同时，孔子又提出了礼仪消费应节约的主张，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2]（《论语·八佾》）这指的是一般性的礼仪消费。在孔子看来，礼仪也是有差等区分的，其消费原则应以社会政治功利来划线分界，凡不属于国计民生的礼仪则从俭，还要根据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定。《庄子·人间世》记载：“回之家贫，唯有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正因为家境如此，尽管“礼”尚厚葬，孔子还是反对门人的意见而要薄葬颜回，说：“称家之有无，有，勿过礼。苟无矣，敛首足形，还葬，具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2]（《礼记·檀弓上》）对“不可不深长思”的礼仪尚且如此，那人们的平常日用，孔子则更要求节约从俭，不能与礼仪消费等同。所以他自己安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2]（《论语·述而》）的生活，并高度赞颂禹在消费上的差等安排，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2]（《论语·泰伯》）夏禹个人饮食菲薄，而祭祀礼仪安排丰盛；平时穿得很差，但礼服制作则极为华美；自己居住条件要求低，可兴修农田水利则又全力投入。孔子对夏禹这位为治水而献出毕生精力的古代圣王的追慕与赞美，就在于为有国有家者设计一套理想的消费结构模式，并以此为切入点去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以孔子的差等结构消费观，是以“礼”为准则，以治国安民为目标，以发展生产为导向，以维护等级为前提，而又以缩小差距为手段的一种消费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

孔子从“仁”的哲学思想出发，十分重视人的生存权力。一次马厩失火，他关心的是：“伤人乎？不问马。”[2]（《论语·乡党》）对生命的价值作了最充分的肯定，对人的类存在表现了特有的关切。所以他说：“仁者，人也。”[2]（《中庸》第二十章，哀公问政）这是人类对其本质的自我意识，承认人就是人，要实实在在地吃、喝、住、穿，进行各种物质消费活动，然后才有可能生存、生活与发展，这是无论贵族、平民、农奴都共同具有的生物本性。因此，孔子曾标榜自己是一个“待贾者”，时刻都在“求善价而贾”[2]（《论语·子罕》）。当季氏家臣佛＠④据中牟叛，召他，他想去，子路不赞同，他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论语·阳货》）承认人首先要设法获得生存权的重要，肯定人对“消费物质渴求”和“物质消费需要”的合理性。

所谓“消费物质渴求”，就是通常所说的谋取物质利益，孔子称其为“求富”。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2]（《论语·里仁》），强调爱富贵、恶贫贱是人的自然之性，其实这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属性，特别是随着封建经济向纵深发展，贫富、贵贱则更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孔子及其弟子积极投身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富贵”自然也是他们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论语》中，“直接谈到富贵，贫贱的有二十二章，此外，其字面无贫富，而所言实为贫富问题或与贫富直接有关者，尚有十五章。”[8]可见富贵在孔子心目中的分量，尽管他在不同场合流露出甘于贫贱的志趣，但在潜意识里，那“求富”的热情却始终如一。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2]（《论语·述而》）再次从自我角度肯定求得物质财富的实际利益是“人之所欲”的正当行为。事实上也只有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欲求，社会才能得以安定，因为“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9]（《淮南子·齐俗训》）。但是，社会上确有以不正当手段致富的，这在对财产、权力进行再分配的春秋末世，显得更为突出，人们为攫取权力，获得富贵，往往不择手段，甚至置一切伦常道德于不顾。所以，孔子在承认人对生活资料渴求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更关注“求富”的途径与方法，强调取得富贵要以道义为准绳，坚决反对“不以其道得之”。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论语·述而》）在经济活动中引入这种道德评判，对遏制私欲的恶性膨胀，调整在“求取”之中而失衡的心态，无疑是能起一定作用的。所以，孔子一方面承认“消费物质”占有欲的合理性，并要求通过“富”、“庶”、“教”的经济政策努力发展生产，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又强调取得消费物质的途径、手段、方法一定要符合道义，并以此来规范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防止人的物化，消弭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共同从两个不同向度构成一股合力，为其治国安民的总体政治方略服务。

由于看到了物质占有欲的现实存在性，并承认其占有的合理性，所以对于“物质消费需要”，孔子的主张是“使足”，即让人满足其消费欲望。当然这种“使足”是有差等的，要根据各自等级名分下所占有的物质多少为度，以构成不同消费平台上的“足”。富有的，可以“食不厌精，烩不厌细”，甚而至于“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2]（《论语·乡党》）讲究食品的色、香、味；家贫者，则只能“＠⑤牖绳枢”而住，“箪食”、“瓢饮”为足，他对自己在周游列国中遭到的冷遇、绝粮等困厄，自嘲为“丧家之狗”[1]（《史记·孔子世家》），表现出对物质匮乏的惶惑与不安。所以，在对待物质消费上，孔子与墨子那“摩顶放踵”苦行僧式的主张是不同的，他并不赞成那种脱离具体物质条件而一律要将消费水准降至同一最低线的作法，这应该说是切合客观实际的，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才能为各色人等所承认和接受。如果说“使足”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考虑物质消费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知足”是孔子从心理层面上提出的个人消费原则。孔子认为，社会物质有限，而人的欲求无穷，为了“保证国家有最好的公民”，在物质消费上必须倡导要以现实为乐，以现状为安。正因如此，孔子才特别赞赏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2]（《论语·子路》），肯定这种始终满足于已达到的消费水平的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考察，这种“知足”心态的保持与完善，不但会使人常具有一种愉快感与充实感而知足常乐，而且能幻化出一种国泰民安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政治措施的推行提供有力保证，可见孔子对物质消费问题的方方面面，思虑是多么缜密与深远。

作为社会的人，消费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消费需要的实际内容来看，不外物质的与精神的两大方面。孔子认识到物质消费是人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不是神，不能靠祭肉的香味来生活。但人又是生活在宗法等级有别、尊卑长幼有序的社会结构之中，所以人不能只吃饭穿衣，还必须有道德和具有道德的自觉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孟子·离娄下》）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有无道德观念。所以孔子在强调人的物质消费的重要，主张人要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之外，还强调人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这样才能区别于动物而成为真正的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2]（《论语·阳货》）可见孔子在对整个消费问题的思考中，认为精神更重于物质。

孔子所重视的精神消费，如果从消费需要上考虑，它大体包括了感情需要、尊重需要、思想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求知需要、求美需要等方面。所谓感情与尊重要求，是从社会人际关系着眼的；思想与自我实现需要，是从价值判断上考虑的；求知、求美需要，是以充实和提高自己为目的的一种文化消费。众所周知，人是有丰富感情的，而情感的交流与渲泄需要社会的理解与尊重，于是恪守“言忠信，行笃敬”[2]（《论语·卫灵公》）的诚信原则，具有“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2]（《论语·学而》）的生活作风，就显得特别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心心相印，相互尊重，获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2]（《论语·学而》）的精神愉悦；也才会有“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2]（《论语·公冶长》）的消费方式，而获得个人情感上的满足；最后也才可能出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论语·为政》）的局面，带来精神享受上的超越。孔子不但追求感情与尊重的需要，而且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而奋斗不止。他一生为推行其“道”而栖栖惶惶，以苦为乐，坚韧不拔，积极进取，正道直行，坚持“中正”的思想品格。他强调为了道义，可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2]（《论语·学而》），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2]（《论语·里仁》），甚至不惜“杀身以成仁”[2]（《论语·卫灵公》），以求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2]（《易传》）的理想境界，从而在这与天地同根、与万物一体的同一性中，获得个人道德的崇高感。可以说孔子就是在这种内在生命力量和外在环境变化相交织的深刻体验中，领悟到了人生的尊严、价值和意义。因此，他努力倡导：“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2]（《论语·述而》）的不断追求精神，他称赞学生颜回在物质极端匮乏情况下“不改其乐”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精神生命所寄的文化价值。这种高尚其志，就是人生追求的深层底蕴。事实上也只有“尚志”，才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孟子·滕文公下》），不为物累，超越自我，使精神得以升华；也才能在思考问题时，从社会、国家、民族的宏观规模和长远目标上对待人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论语·泰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但是，要实现人生价值，要不断超越自我，就要不停地去学习和吸收，这样才能将生命的创造历程与人生价值实现的历程完美地结合起来。所以，孔子在精神生活中特别重视读书学习，强调“学而不厌”，要求“学而时习之”，做到“温故而知新”。他一生几乎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读书学习上，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以至读《易》韦编三绝，勤苦如此，堪称楷模。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2]（《论语·述而》）强调了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是须臾不可停止的。孔子的爱好是广泛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要求他的弟子们除了读书外，还要努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各种本领，以适应社会的多种需要。由于在礼乐教化中，音乐所起的作用特殊，所以孔子对音乐是情有独钟，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音乐理论，懂得演奏旋律的变化规律，他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⑥如也，绎如也，以成。”[2]（《论语·八佾》）表现出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个人更喜欢直接参加表演活动，“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2]（《论语·述而》）在歌声中陶冶性情，获取美的享受。而对于欣赏音乐，则是如醉如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乐之至于斯也。’”[2]（《论语·述而》）文化艺术所具有的魅力，使人在生活上获得满足，在精神上倍感充实。所以，在个人消费上，孔子一贯主张重道义轻富贵，重精神轻物质，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论语·里仁》）鄙弃精神空虚，一味追求物质享乐的人。他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富贵，而在于道义的修养，在于具备高尚的思想情操，只有这样才能体味到人生的真谛，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也会充满了快乐。而那些专门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道德修养的小人，他们整日苟营于货利，工巧于心计，总是忧心忡忡，不会有真正的人生乐趣。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2]（《论语·述而》）就是对这不同追求的两种人的心态最恰切的描绘。因此孔子要求人们在日益丰富的物质面前，注意自觉地“克己”，节制物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努力在为群体利益的艰苦奋斗中不断完善自我，这就是孔子重精神轻物质的消费思想的基本落脚点和真正意义之所在。三、劳务交换与劳务消费

春秋时代，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众多荒地得以开垦，经济迅猛向前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多，这就为“隐民多取食焉”[5]（《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提供了条件。所谓隐民就是脱离了生产劳动或失去生活依靠，奔走四方而求食的游民，即自由民，他们向各大氏族投靠，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在政治上，奴隶制逐渐崩溃，周天子开始失势，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这就使原来那些世代相传、为贵族服务的巫、史、卜、祝之类，从宫廷中流落到社会上，扩大了四方求食的自由民队伍，也提高了这一阶层人的整体素质。据《论语》记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2]（《论语·微子》）具体描叙了周王室宫廷中司礼、司乐等一批专家，如挚、干、缭、缺、方叔、武、阳、襄这些人流散到四方各地的情况，有的到了齐国、楚国、蔡国、秦国，有的居黄河之滨，有的居汉水之涯，有的则隐居于海岛之上。这些人都具有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艺，当他们失去宫廷的依傍之后，就靠出卖自己的知识和技艺而维持生活，成了我国第一批自由职业者。这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劳务交换与劳务消费中的“劳务”问题时所说：劳务即服务，“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10]春秋时代这批从贵族宫廷中走出来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就是通过自己在社会上所进行的各种文化服务“活动”，进行着完全独立的劳务交换和劳务消费。据《史记》记载，孔子就曾经跟击磬襄学过琴，向郯子学过古代职官文化知识，当郯子来鲁，“仲尼闻之，见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5]（《左传》昭公十七年）根据这一记载，再联系孔子“无常师”这一点来推断，以知识技能进行劳务交换活动，在春秋时代，已经是较为频繁了。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进行劳务交换和劳务消费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人。他三岁丧父，与母相依为命，苦度光阴，长到十六七岁，母亲又与世长辞，这艰难困苦的生活，锻炼了他的意志，增长了他的才干，也逼他走上了一条靠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而谋生的道路。据他自己后来回忆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论语·子罕》）这类“鄙事”中不但有“乘田”、“委吏”一类的高级鄙事，也包括给人家办丧事，相礼，当吹鼓手一类的活动。所以他年青时代的生活是：“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2]（《论语·子罕》）。而《墨子·非儒》篇里的记载是：“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可见孔子步入社会后，就从事着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所从事过的劳务交换活动。但是孔子又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儒”，因为他除了通晓奴隶主贵族养生送死的仪节外，青年的孔子，就已具备了极丰富的文化知识，并且关心社会，了解时政，有崇高的理想，有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这为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他的一生中，尽管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冷落，到处碰壁，但仍矢志不渝，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努力奋斗。一直到鲁定公九年，51岁时，才第一次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以后又做过小司空、大司寇之类的官，获得过实物薪水“奉粟六万”[1]（《史记·孔子世家》）即二千石俸谷的待遇。但这在他一生中是极为短暂的一瞬，孔子大部分的时间是从事教育活动，这一活动几乎成了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伟大之所在，也是他赖以谋生的一种重要手段，对后者，我想是不必去隐讳的。的确，孔子开创平民教育，主张“有教无类”[2]（《论语·卫灵公》），他的弟子中有贵族，也有比较穷苦的城市平民，如颜渊等，但其中绝不可能有一无所有的奴隶。因为孔子作为社会的人，也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给予的羁绊。所以他的门徒入学时要交学费，“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2]（《论语·述而》），就透露了这一信息。但历来学者说这“束修”，即十条干肉，是很菲薄的一点见面礼，如果认真琢磨，烘干的一条肉，不管它大小长短如何，总得看上去成其为一条肉而不是只有寸来长的一根线才行，这样十条成形的干肉总合在一起，虽然不会很多，但重量也不会太轻，按春秋时的消费水平，也绝非穷到彻骨的人所能拿得出，对于受“礼”者来说，也是可以享用一些时日的。这样说，绝不会否定孔子做为教育家的伟大功绩，因为比起春秋以前，至少孔子收纳了奴隶主贵族以外的“类”，扩大了受教育的面，为学移民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实千百年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在官场之外的谋生之道，就是开馆授徒，孔子不过开其端而已。

众所周知，孔子出生的鲁国，传统文化最为丰厚，周代的各种典章文物几乎都保存在鲁国，浓厚的文化氛围，加上孔子的勤学好问，使他年轻时已很有名望，就开始了收徒讲学的活动，并赖以获得经济上的资助。为了学习周礼和古文献，孔子很想到周天子的首都洛邑去，从曲阜到洛邑，千里迢迢，行程艰巨，他凭现有的家庭经济条件，这一愿望是无法实现的，这时正好鲁国的贵族孟僖子要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孔子答应了。这样南宫敬叔也就因此向鲁君建议，请鲁君帮助车马路费，并表示自己愿与孔子同往。鲁君就“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1]（《史记·孔子世家》）。这是孔子进行劳务交换和劳务消费的一个突出事例。由此可见孔子收徒，还是要讲交换、报偿的，但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经济利益上，而是有他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授业解惑，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对他的弟子循循善诱，做到了“诲人不倦”，关怀备至，师生感情相当融洽。当学生颜回不幸早逝时，孔子呼天抢地，痛哭失声，充满了父子之爱。正是由于这样，所以他才博得了学生们的无比尊重，也才能第一个享受到学生们自觉自愿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劳务消费。

孔子自鲁定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十一年，离开祖国在外奔走了14年。在这周游列国，推行其道的漫长岁月里，不少弟子跟随他，为他提供生活上的各类服务。据崔述说：“孔子之从者不过数十人”[11]（《洙泗考信录》卷之三）。这一行人等与老师同艰共苦，并千方百计地为老师排忧解难，这是学生们对孔子无私教育的一种回报。这一现象如果单纯从消费经济的角度考虑，的确具有劳务交换与劳务消费的实质在，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我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或者同‘我给，为了你给’，是完全一样的。”[12]当然，不能把问题如此简单化，更不能单纯地将它视为一种物质交换关系，但是孔子所提供的教育活动与弟子们所提供的生活服务活动，具有了一种交换的原则，这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弟子们给孔子提供的服务是全方位的，据古籍记载，从替孔子父母垒坟到孔子外出陪同护卫，一直到日常办饭等，几乎都由学生自觉操办。孔子外出，替其驾车，“子适卫，冉有仆”[2]（《论语·子路》），这是一种服务形式；另外设法为孔子提供住宿也是一种方式，孔子到卫国时，就是由子路安排在自己的妻兄颜浊邹家中的，颜浊邹也因子路的关系，在卫灵公接纳孔子这件事上，做了许多工作，促使卫灵公礼待孔子，使孔子留在卫国达五年之久。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2]（《论语·先进》）跟随孔子在陈蔡遇绝粮之难，忍饥受饿的学生，虽然都不在门下了，但老师与学生、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彼此提供劳动服务，却成了孔门的惯例，这也许就是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学生得以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知识与服务的交换，终于使教育在我国第一次跳越了经济的障碍，从而使“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得以付诸实施，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和伟大之处。孔门的传统使弟子们即使成为显赫人物之后，也还是自觉为老师提供各类服务，努力进行回报。象孔子晚年能回鲁定居，就得力于他在鲁国做官的门徒冉有、子贡、樊迟等所提供的各种方便。在孔子死后，许多弟子都服丧三年，而子贡竟在孔子墓旁筑了茅舍连续守丧达6年之久，才离开老师坟墓。后来有些弟子干脆把家搬到墓旁住下来，而形成了今天的“孔里”。这是一种等价的“服务”交换，但更是一种情感的彼此融合和高尚人格魅力的相互浸染，其间有许多的东西，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孔子当然不可能按这样一个系统对消费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认识和概括，但他从分配中所存在的差等现象，看到了消费的差等结构，并主张不要过分扩大这种差距；他从治国安民的高度着眼，要求当政者“节财”，但同时又提出个人消费要“使足”的原则。他肯定了人的物欲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但又强调克制物欲的重要，从而倡导重精神轻物质的消费观。他靠出卖知识而获取消费资料，但又能超越于利害关系，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以升华。所以，深入研究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掘取其合理内核，抹去其历史的尘垢，对于消除目前社会消费中所存在的各种恶劣现象，引导人们树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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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经济思想范文篇3

济发展指导思想和观念的问题

在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把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条件已经具备，扩大消费需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从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角度看，扩大消费需求，把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体现了改善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目的的指导思想

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就在指导思想上为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奠定了基础。观念转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具体又是通过政策措施来实现的。要提高消费需求在社会总需求结构中的比重，首先要改变投资结构，通过增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为提高消费需求创造基础性的条件

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要求我们切实把握扩大消费需求与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力转变之间的关系。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之一。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第一位的要素，是要纠正我们过去主要注重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忽视消费拉动作用的某些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什么来拉动，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观念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拉动力变化的一般规律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是有其客观性的。通常在一国经济起飞阶段，投资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投资的增长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能力的扩大，特别是“出口替代”战略的实施，以轻纺工业产品为主体的出口将会迅速增加，这时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得到明显提升，使经济增长转向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在实现了经济起飞以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国内的消费能力明显增强，这时，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成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并且消费将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拉动力。这是经济增长拉动力变化所表现出的规律性特征。在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把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条件已经具备，扩大消费需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

从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角度看，扩大消费需求，把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体现了改善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目的的指导思想。因为扩大消费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没有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扩大，改善民生就没有了实质的内容。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是我们发展观念的重大转变。我们的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不是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目的，不是以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为成本，不是以影响社会和谐为代价，而是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以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目标。因此，把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既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般规律的要求，也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观念转变的具体体现。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何有效地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需要观念的转变来推进。发展观念的转变实际上是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深化的表现，主观的认识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就越能够有效地推进经济合乎规律地发展。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就在指导思想上为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奠定了基础。观念转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具体又是通过政策措施来实现的。因此，要把着力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政策导向。

一是从供给的角度看，要提高对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投资力度，特别是提高对服务业的投资。要提高消费需求在社会总需求结构中的比重，首先要改变投资结构，通过增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为提高消费需求创造基础性的条件。

消费经济思想范文篇4

今天，经济学不仅是经世济邦之学，个人、家庭投资消费也都要学点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各种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演变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经济学科门类众多，研究范围广泛，有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某一部门或产业经济运行规律的部门经济学，研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中的经济问题的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数量关系的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研究全世界各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世界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研究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厂商（企业）和消费者（家庭）经济活动的微观经济学。

无论是从经济学的产生还是从经济学的应用来看，国家的经济运行与发展需要经济学，实现厂商（企业）利润最大化需要经济学，个人、家庭理财消费同样需要经济学。

据说在西方，最先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意为“家庭管理”。色诺芬写了一部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即OeconomicusorEconomics，中译本译为《经济论》，按希腊文原意是“家庭管理”。所以有人把色诺芬这一著作称作《家政学》，更切书名原意。古希腊思想家都很重视家庭管理问题的探讨。在色诺芬之前，一些思想家已经谈至家庭管理的重要性，但根据有文字可考的文献，色诺芬最早应用经济一词作为书名。现在西方国家英文Economics一词就是从希腊文“家庭管理”这一词演变而来。当然，古希腊思想家所说的“家庭管理”和今天我们所说的“家务管理”或者说“家庭理财”还有所不同，它是为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设立的一门专门学问。可以说这种“家庭管理”就是现在经济学的前身，色诺芬的《经济论》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经济学著作。

那么，今天作为普通老百姓该如何进行家庭投资理财？其实，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学点家庭投资经济学，了解家庭投资理财项目，掌握家庭投资理财方法，规避和分散投资风险，获取投资收益。简单来说，就是要学会投资。家庭理财投资的项目主要有国债与储蓄，股票和基金，商业保险，房地产投资，邮票与艺术品收藏，古董收藏等等，尽管各种家庭投资项目和投资组合都存在着风险，都有利有弊，但是，只要投资者对上述各种投资方式进行对比，从中找出适合自己家庭的投资项目和投资组合，把握投资之道，常怀谨慎之心，就可以带来丰厚的收益回报，增加家庭的财产性收入。

消费经济思想范文篇5

关键词：大学生；消费；拜金；价值观

随着物质经济条件的逐步提升与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大学生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军，据支付宝所提供的相关消费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高校学生平均消费已经突破4万元，其中高端电子产品、品牌服饰、美妆产品深受高校在校学生的喜爱。另外，据调查显示超过76%的在校大学生会参与“双十一”“618”等购物狂欢节并开展“剁手”性消费。由此可见，当前阶段高校学生消费已经陷入居高不下的怪圈，也为缺乏稳定经济来源的高校学生埋下了众多隐患，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的生活理念，培育理性消费习惯已经成为高校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当代大学生消费的非理性状况分析

（一）攀比性消费逐渐增多，并引发了一系列校园问题。以前，高校学生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学业水平、专业能力等方面，但随着大学生关注焦点向物质条件的转移，攀比性消费逐渐蔓延开来。虽然大部分学生都能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理性消费，但仍有少部分学生没有充分考量自身家庭条件与实际情况，盲目扩大消费，最终超过了自我经济极限。一些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会通过信用卡、网络贷款等方式获得更多的资金，但由于大部分学生没有还款能力，最终导致信用失信，为个人与家庭带来严重后果。此外，还有部分学生由于社会经验不足陷入高利贷、裸贷之中，并一步步走向深渊。（二）注重奢侈性消费，思想觉悟逐步下滑。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逐渐传入到我国，并对在校大学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部分学生产生了物质至上的消极消费思维，商品本身使用价值已经不再是决定其消费的根本影响因素，过度关注品牌等商品符号价值，希望能通过名牌产品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逐渐沦丧在奢侈性消费之中无法自拔。奢侈性消费不仅会对大学生形成严重的经济困扰，还会对其思想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在奢侈性消费的腐蚀之下，“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高尚品德将逐渐消融，艰苦朴素的价值观基础也将分崩离析，最终迷失了自我，甚至荒废了学业和人生。（三）冲动性消费对大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冲动性消费是指在外部环境诱导之下而产生的即时性非理性消费行为。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消费彻底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只需要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够完成，变得更简单，大学生所面临的诱惑也逐渐增多。例如，一些电子商务平台与商家会搜索客户信息并不断发送促销广告，大学生作为尚未完全离开象牙塔的“准成年人”很容易出现自制力失控，引发冲动性消费行为。另外，一些学生在浏览电子商务网站时也会被相关信息吸引，甚至会产生“买到就是赚到”的想法。

二、大学生非理性消费成因探源

（一）社会环境的变迁是导致大学生消费观失衡的重要因素。一是我国的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自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群众的物质经济条件显著提升，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加之计划生育政策导致部分大学生是家中的独生子女，从小就享受着父母准备的丰厚物质条件，并逐渐形成了非理性消费的习惯。二是多元文化格局的发展也为大学生消费观培育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勤俭持家、艰苦节约，非理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但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成型，尤其是在网络普及之后，异种文化的入侵步伐逐渐加速，大学生的价值选择标准出现了动摇。例如，欧美文化注重个体体验，并倡导全民消费，部分大学生通过媒体受到了这种思维理念的影响，盲目追求扩大消费。三是信用经济过度宣扬超前消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信用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一些大学生乐于享受信用经济的便利不断提升自身消费能力，而没有意识到信用经济背后的责任意识。（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停滞不前，不注重学生消费观的引导引导大学生形成理性的消费观应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实际上现阶段大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并没有结合时代的发展规律创新发展，依然以心理健康、政治以及社会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基准内容，对消费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无法为学生提供行之有效的引导，使得消费主义的浪潮愈演愈烈，对大学生的影响也逐步增加。另一方面，消费观培育必须要全面渗透到学生鲜活的生活之中，以课堂理论教学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生活人文关怀明显不足，无法引发学生生成理性消费的情感共鸣，更不能让大学生培养起理性的消费观念。（三）大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弱化了消费观教育的效果。新时代的大学生自小就受到更优质的文化教育，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个人主体意识强烈，也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行事风格，在接受思想教育时这种主体性弱化了大学生对理性消费的情感认同，甚至还会造成逆向效应。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形成了攀比性、奢侈性消费习惯的学生，会不自觉抵触消费观教育的具体内容。

三、引导广大高校学生理性安排消费

（一）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塑造良好的勤俭文化氛围。消费观是一种个体消费理念的内在情感认同，消费观的生成受外部环境与个人基本价值导向的双重影响，既不能通过理论学习习得，更不能通过知识灌输生成，必须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情感与价值的认同。另外，大学生不断凸显的主体性也要求高校必须要以消费文化氛围培育作为消费观引导的着力点。勤俭节约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勤俭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为此，高校必须要注重传统文化在学生消费观引导中的应用，坚持以文化“动人”，逐步提升大学生对理性消费观的认同。例如，可以在教室、餐厅等张贴勤俭标语，还可以依托腊八节宣传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理性消费观的形成也有赖于高校的科学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育高校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基本学科必须要把握时展的规律与学生的性格特征，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强化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引导作用。一方面，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教育体系。为配合学生消费观教育任务，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应依托二级学院、专业、班级开展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研究，综合评估校内学生实际消费水平，整合校内既有资源，明确大学生消费观引导的目标与路径，并编制教材，逐步将消费观教育提上日程。另一方面，要加大师资力量投入，提升消费观教育的有效性。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消费观要求教师必须要全面深入到学生生活之中，及时发现问题，扑灭非理性消费苗头。为此，应依托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课教师、心理健康教师组建消费观引导专业化工作队伍，全面实施消费观生活引导工作，确保大学生消费观的良性发展。（三）引导学生参与到勤工俭学实践之中，锤炼学生艰苦奋斗的品格，自觉养成理性消费的习惯。劳动是培养勤劳节俭品格的必由之路，大部分高校学生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体验，经济意识不强，必须要通过勤工俭学项目锤炼其品格。为此，高校可以立足学校实际发展情况与学生实际能力水平推出适合不同学生群体的勤工助学岗位，引导学生在勤工助学中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同时，勤工助学不能单纯以经济资助为核心，更要注重对学生道德修养的引导，让学生明白人生竞争并不是消费的竞争，而在于知识、能力的竞争。（四）优化校园生活配套机制，营造良好的校园消费环境。校园是学生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日常消费的主阵地，消费观引导必须要把好校园消费关，为理性消费观的生成提供必要的实践环境。一方面，结合学生生活实际诉求，完善校园生活消费机制建设，引导学生消费向校内的转移。例如，可以布设自主售货机、超市等生活消费服务设施。学校还应进一步强化对校内商家的管理，坚决抵制商家诱导学生开展消费。另一方面，要严格监管校园信用卡与校园贷款使用情况，避免学生陷入危机。学校应通过社交媒体、讲座、宣传栏宣传信用卡与网络借贷过度使用的危害，号召学生在经济能力范围之内展开消费。对于确实有需求的学生学校应联合金融机构为其提供合理正规的贷款服务。

【参考文献】

[1]妮格拉•阿不都伟力.新媒体的使用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影响[J].传播力研究,2018,2(31):107.

消费经济思想范文篇6

关键词：中学生;循环经济;思想教育育

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针对目前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学生出现铺张浪费，攀比等不良风气，对中学生的循环经济教育思想的指导就显得很重要，学校要承担起学生的思想教育，这对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繁荣稳定也至关重要。

一、中学生循环经济思想教育现状

当前学校对中学生的循环经济思想教育，处于忽视的地位，并不纳入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当中，除了出现不当消费引发的学生冲突事件，班主任才会针对性的进行批评教育，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一切跟考试内容无关的知识，被排除在外，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颠覆，不能只关注成绩，要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这从长远来看，对国家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二、中学生循环经济思想教育途径

课堂教学环节是学校教育学生的主要途径，教师在平时课堂学习和班级管理中，对学生进行循环经济思想教育，比如：可以开展循环节约的主题班会，让学生在畅所欲言中学到知识，得到启发，通过同学们的自我展示，纠正自己不当的消费观念。对于学生的教材可以采用循环使用的办法，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也使学生从中体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此外，作文课和课下指导课，可以让学生查询循环经济的具体事例，谈谈自己体会，语文课堂上的作文训练，就可以以节约为主题，让学生畅所欲言，在学习的同时，也可以更好的体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

三、中学生循环经济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

循环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长远来看，循环经济的思想教育对此具有促进意义。就学生自身而言，对学生进行循环思想的教育，可以养成他们的节约意识，在自己平时生活中也会加以运用，学生的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当中，他们都会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减少铺张浪费带来的不良后果。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学生的消费能力越来越高，有的学生消费看广告，跟名牌，很多购买的商品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在同学面前炫耀，暗自攀比成风。自己买的东西真正的使用价值又不高，造成浪费，不仅浪费金钱，甚至制造垃圾。中学生是未来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价值观的树立关乎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一代人的价值观都崩塌，那国家何以立？中学生的循环经济思想教育是否到位，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中学生的循环思想教育就显得很重要，学校的作用对中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持续繁荣昌盛也起着很大作用。学校要通过对学生进行循环经济思想教育，改变学生的不正当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消费心理，不能盲目消费，跟风消费，攀比消费。要绿色消费，科学合理消费。教师要把循环经济思想渗透到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上，时刻关注学生的行为，对错误的消费观念即使加以纠正。通过学校教育让循环经济思想深入思想内心，根植于他们的思想，引导广大学生节约资源，树立学生的正确的价值观。我国教育是要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使每个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必须有长远的眼光，世界的眼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努力才能完成，那么作为中国的栋梁之才的新一代的学生，就必须在受教育阶段树立正确的三观，在提升自己文化素质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其各方面的能力的培养，那么学校教育就很重要。循环经济思想教育在学校的潜移默化的教学中对学生加以影响，可以使得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循环利用资源，可以锻炼学生理财的能力等等，这些方面能力的综合培养使得在中学生在步入社会时应具备的能力，对中学生的长远发展就有重大意义，未来的几十年，国家发展的主力就是长大成才的新一代，拥有循环经济思想的学生将会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可见，循环经济思想教育在经济领域必将产生很大的作用。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公民，更需要有智慧懂经济的高素质人才。有了学校教育的促进作用，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的公民，那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也是必然。

四、结语

中学生是价值观形成的主要阶段，要让学校担当起教育培养的职责，通过循环经济讲座，生活实践，教材循环使用等办法，让学生在平时的学习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循环经济思想对生活的巨大改善。让学生承担起国家繁荣发展的伟大使命。

作者:陈珊 单位：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参考文献：

[1]杨海燕,刘英娟.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3)．

消费经济思想范文篇7

1.1消费结构多元化。笔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以及实际观察后，发现先进的高职学生消费支出中交际支出约占40%，而穿着打扮方面，女生约占40%，男生约占20%，而生活必要开销约占30%左右，当然还有学习用品、通信费用以及其他额外支出约占10%。在这里我看可以明确的看出对于高职学生来说，交际已经成为了高职学生最重要的支出，而基本的生活开销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这一方面说明高职学生消费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其次，高职学生的消费结构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1]。1.2虚荣消费所占比例上涨。随着生活水平的上涨，高职学生的生活费标准也在不断地上涨，加上现在的高职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因此家长也会给学生较多的零花钱，因此学生的生活费也比较的宽裕。但是，受到现在一些媒体的影响，拜金主义等浮夸风气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在虚荣心的推动下，一些学生开始出现攀比消费等，执着于消费不符合自身经济水平的物品，甚至为了虚荣心而出现校园贷款的现象，严重的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对于高职学生的成长发展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2]。1.3经济、理财意识欠缺。国内的高职学生基本都没有自己赚钱的经验，生活费用以及其他的开销基本全部依赖父母，而且由于多为独生子女，因此也没有吃过苦，缺乏节约的意识，对与自己的生活费也没有理财经验，只知道向父母伸手，经济、理财意识欠缺，而且经济独立意识不强。这部分学生不仅在学校的时候无法做好自己的理财规划，在毕业之后也无法面对社会的残酷，很多学生毕业后不愿意自食其力，不愿吃苦，而是宁愿躲在家里，依然靠自己的父母养活。1.4非理性消费较高。追星、网游、攀比等非理性消费的数额较高。一些高职学生沉迷于追星，会将生活费用全部用于购买明星周边产品，还有一些学生沉迷网游，将生活费全部花在游戏上，还有一些学生为了攀比，将生活费花在一些奢侈品上，这些非理性消费的比例正在不断上涨。其次，人际交往和恋爱消费也在明显上涨，这一方面显示出学生精神世界的空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学生经济独立性的欠缺[3]。

2导致高职学生消费观念偏差的原因

2.1缺乏经济、理财教育。现阶段，高职院校的教学一般以职业教学为主，虽然也会重视学生的思想、心理教学，但是对于学生的经济观念培养却存在较大的空白，教师并不会在课堂上来培养学生的理财观念，更不会设置与经济、理财相关的专业课程。因此，学生缺乏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缺乏正确的引导，导致学生没有经济意识，缺乏经济思维，因此对于消费没有规划，也非常的不理性。2.2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高职学生的三观尚未成型，容易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出现一些错误的观念。例如网上现在流行的“花式炫富”，鼓吹金钱至上，崇尚拜金主义，这种不良风气严重的影响了高职学生的价值观，让学生在这种扭曲的观念中逐渐的养成了不健康的消费观念，在这种风起的带动下，盲目模仿，常常出现不理智的消费行为[4]。

3让高职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的建议

3.1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只有树立了正确消费观念，才能够让学生养成好的消费习惯。因此，就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老师的正确引导，让同学们明白父母的钱来之不易，哪些消费是必须的，哪些消费是可以避免的，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消费行为的不当之处，避免出现盲目攀比，追求流行等错误的消费行为[5]。在学校里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老师，通过老师开展主题班会等一系列活动，强化学生的节俭意识。老师可以通过微博或者QQ群与班内同学进行交流，了解同学们最新的消费动态并予以提醒。提倡同学们观看《感动中国》等教育片，了解其他贫困地区的孩子，成立帮扶小组，鼓励同学们把零花钱捐给有需要的人。3.2开展理财教育。开展理财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理财观，可以利用班团日时间或者开展讲座等环节，进行理财观念的教育。培养大学生对理财的兴趣，掌握理财的基础知识，减少每月的额外开支，并设计自己的理财规划，提交自己的理财报告。这样同学们可以体会父母养家的辛苦，养成自己节俭的好习惯。

4结语

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现如今的消费观念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别，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物质需求的增加，高职学生的消费水平也在跟着提高，消费结构也在随之变化。为了让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就必须要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开展理财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

参考文献

[1]张颖帅.高职院校学生价值观、思想观、消费观调研分析——以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咸宁学院学报,2012,32(06):218-219.

[2]梅磊.大数据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行为分析及其正面引导策略——基于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6,(21):60-63.

[3]李梦远.高职院校学生消费现状调查——以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消费现状为例[J].卫生职业教育,2010,28(19):130-131.

[4]邓金.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行为存在的问题[J].现代交际,2014,(06):209-209.

消费经济思想范文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网络经济；影响；对策

高校大学生有着非常好的技术基础和文化素养，大学生就业和创业发展又是新时期教育和就业指导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网络经济发展，创造性地开展教育实践，培养学生的网络经济发展意识，引导学生合理利用网络，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大时代，实现学生就业和经济发展的互惠共进。

一、网络经济优势和对大学生的影响分析

网络经济对现在的高校影响越来越深远，不仅影响力了学生的思维和生活，更影响了学生的专业选择和未来发展。网络经济对高校学生影响非常深远，主要是因为相对于传统经济有着非常独特的优势，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网络经济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还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到来之前，现在以计算机应用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和产业革命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进步。以信技术和计算机应用为基础的网络经济正是新技术革命在产业中的具体体现，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表现，其先进性、高效性、便捷性非常突出。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更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更是直接而又深入。其次，网络经济突破传统经济的各种藩篱和束缚。传统经济发展了几百年，有些束缚和影响不能克服。竞争过于激励，影响了人们生活和思维各个方面。同行不同利，同行是冤家等，以“买卖”称呼经济，只有简单的买卖二元关系，利益观念非常强。而网络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模式和思维习惯，人与人不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出现了多元化，拥有更多的直接客户，不再是传统的买卖关系，而是更多的服务分享关系。在服务分享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受众，然后再植入经济利益关系，可以不与客户产生直接的经济，让更多的人能够获益。比如，网络即时通讯、网络新媒体经济，是为直接的客户提供更多的免费服务和信息资源，而且是非常高效率的服务，让每个直接客户得到更为便捷的通讯服务，更为丰富快捷的新闻和各种信息，提供更多的便利，然后再与第三方发生广告关系，让人们感受更多的是分享。像阿里巴巴，直接为商家和客户提供各种消费的平台，提供交易担保，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选择帮助以及应用推广，以此来获取相应的利润。让消费者、商家、网络经济体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实惠，共享共赢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理念，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其中，也成为网络经济影响高校大学生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次，网络经济对人才的作用和价值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影响。网络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竞争基础、条件和方式，网络经济中，资本已经不再是最为重要的资源，信息、技术、创意和人才成为最为关键的资源，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才，人才的综合素养影响信息的选择判断、技术的创新发展和设计规划的创想等。这给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高校人才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让那些优秀的人才能够在网络经济中得以大显身手。只要你有创想和技术，就会有市场，就会有更多的资金风投选择你，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这是促进很多高校大学生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网络经济在高校广受关注的原因。

二、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网络经济的有效对策分析

（一）合理引导高校大学生生活消费

网络经济优势明显，对大学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很多大学生不出校门就能进行各种消费，在为高校大学生提供各种便捷的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态度。很多学生沉湎于网购，每天就是在各种网店进行淘宝，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很多学生养成了不良的消费习惯，产生了高消费以及盲目攀比的心理，影响他们的思想理念，不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甚至还会带来更多的危害，影响最为突出的广受关注的校园“裸贷”，有些女生为了消费，不惜借高利贷，不仅增加了还款负担，甚至因为顶不住压力发生了悲剧事件。思想政治针对网络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做好教育引导，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网络经济，合理消费，培养他们健康的消费观。

（二）做好人才教育培养和职业规划

网络经济是更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形式，方兴未艾，需要更多的人才。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学生职业素养和能力培养的重要使命，结合网络经济发展实际，根据他们的专业选择和学习实践做好学生的教育和引导。让学生能够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网络经济发展，围绕自己的专业学习和未来行业发展，不断丰富自己的素养，提升自己的网络经济适应能力，为学生以后更好地就业发展做好准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网络经济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从职业素养、职业规划、人才核心素养等方面做好教育和引导，为他们更好地就业提供各种帮助。

（三）支持大学生网络经济创业实践

网络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进一步突出强化了信息、技术和创想的作用和地位。这对于缺乏传统经济雄厚经济基础，却富有文化、技术和创新思维的大学生是非常好的机遇，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得以大显身手，能够迅速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创业思想和素养优势非常强，结合网络经济发展，针对学生开展创业教育引导和实践指导，能够让学生在网络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乘风破浪，直挂云帆，非常现实有意义。

总之，网络经济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全面而又深远，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密切关注，在实践教学中能够积极及时作出有效回应。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指导实践策略，让更多学生能够成为网络经济的时代弄潮儿，推动更多的大学生就业发展，服务更多的大学生创业成就梦想，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和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创新发展。

作者:张艳 单位:江西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消费经济思想范文篇9

【论文摘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的工业社会对消费的控制，从而产生了消费伦理问题。本文将对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科学技术根源与消费的当代启示以及如何构建合理的社会消费理念进行初步的探索。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马尔库塞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消费伦理是马尔库塞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上，他关于消费的论述是非常经典的，对于当代有不可缺少的借鉴作用。

1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

前工业社会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物质财富匾乏，因此马尔库塞认为，为了文明的进化不受干扰和破坏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必要的压抑。在这点上，马尔库塞是赞同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当代西方社会借助广告等大众传媒，在全社会的宣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需要，使人民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因此，也给现今社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他们为了追求这种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从而产生了伦理问题，消费不从人的利益出发，追求更大的财富的拥有，采取一些非法行为的方式去满足自己最大的需求，从而给消费也产生负面影响。

2马尔库塞消费伦理的科学技术根源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当代工业社会是靠高生产和高消费来维持其存在。无论物质产品的需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都遭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都处于资本主义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工具，并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造成了发达工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些方式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但同时又激起了人们更高的物质需求，使人们处于一种永恒化状态，迫使人们不断去追求更高更新的物质需求。

消费伦理是指消费活动本身的正当性和消费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消费伦理教育是指通过观念，舆论和制度的形式促使消费主体进行合理消费的正当消费。我们可以根据消费主体来归属消费行为的责任问题，在消费伦理教育方式上，我们把它细分观念培养观念培养，舆论谴责，制度惩罚三种。

消费主体不同，消费活动的责任就不同。根据不同主体，我们把消费责任分成政府消费责任，企业消费责任和个体消费责任。目前学术界关于消费伦理或消费责任的讨论，多半是向个体提出消费行为的正当诉求，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思考方式。无论是根据数据还是根据经验来判断，政府和企业的消费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都远远超过个体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消费伦理中的消费伦理观念以节约为基本范畴，但强调的主要应是资源节约。资源主要指那些给生态环境造成压力的物质资源，例如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在人们的消费过程中，占用自然资源的多寡不尽相同，有些占用得多，有些占用得少。传统的节约观没有具体区分消费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占用的不同情况，以致加剧了经济和伦理的紧张关系。要将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经济统一起来，就要在消费伦理观念上教育人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受，鼓励和引导人们使用占用自然资源少的消费方式。

3消费伦理的当代启示

从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中，他的理论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不会必然带来人生幸福。在一个全面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至多能带给人的精神上的愉悦。他的理论还说明，发展虽然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但只有当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资本生活需要，人类才能异化的消费和重占有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而且真正意义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向。

消费经济思想范文篇10

【正文】

在苏维埃俄国1918年夏至1920年底的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形势和支持战争的需要，列宁领导国家政权将经济生活全部转入了战时轨道。在对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和分配”问题上，列宁主张把全国各地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社联合并改造成为统一的分配机关——消费公社，将原地方粮食机关分配食品和日用品的工作全部移交给消费公社，将合作性质的商店、货栈也一律转归消费公社，使全体居民都加入消费公社，成为公社社员，由消费公社下面的分配站向其社员发放消费品。他的这一思想。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消费公社将全体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认为上述列宁关于把“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证明他指望不通过市场使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说他有“直接过渡”的思想。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误解了列宁的思想。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城乡均有消费合作社，参加者达1000万人以上。这种合作社的功能在于组织交换和消费，即社员可以将自己的劳动产品出售给合作社，可以从合作社购回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社会通过合作社进行买卖可以减少商人在流通领域里的剥削。参加这种合作社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但合作社的领导者、管理者却是资产者或资产阶级的管理人员。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鉴于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和十分猖狂的投机倒把活动，主张利用消费合作社对全体居民供应消费品。1917年12月下旬，他在起草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中提出：“全国公民都必须参加当地的（村的、乡的、镇的、或包括城市某一部分、街道某一部分等等的）消费合作社”。“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国有化，并且必须无一例外地接受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12页。）显然，这里的全国居民都必须参加消费合作社的思想，就是将全体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列宁起草的这个法令草案遭到消费合作社一些领导和管理者的反对。这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要求合作社活动的完全独立，不受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苏维埃政权为了达到利用消费合作社的目标，不得不对他们作一些让步。1918年3～4月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政府粮食机构和合作社三方代表举行谈判，重新形成了法令草案。新的法令草案经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讨论和列宁修改后，由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当时，列宁在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对此法令作了评价。他认为，此法令是妥协的产物。因为合作社里的资产阶级管理者不仅参加了法令的讨论，而且取得了表决权；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居民免费入社的原则要求，放弃了同一地区的居民全体加入同一个合作社的原则要求；苏维埃政权放宽了把资产阶级分子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完全排除出去的条文，等等。另一方面，他肯定这个法令的通过“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67页。）。

1918年夏国内战争爆发后，收集粮食并搞好对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分配，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同年12月上旬，为了进一步解决利用消费合作社对全体居民供应消费品的问题，在莫斯科举行了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中，大部分人是布尔什维克，但也有少数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列宁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4月开始，党和苏维埃政权就致力于消费合作社与苏维埃组织的合并，“我们已经着手在全体居民中间组织消费品的供应和分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检查，工作是作起来了，但我们在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特别难做。我们同合作社的妥协从4月就开始了，已经颁布的关于完全合并、组织供应和分配的法令就是建立在这种妥协的基础上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343页。）。针对4月以来工作中不断出现摩擦的事实，针对有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要独立的口号，列宁说：“你们说：我们要独立。无论谁提出这种口号都会引起人们对他不信任，这是很自然的。既然抱怨摩擦，希望消除摩擦，那就首先要丢掉独立的念头，因为在大家渴望加紧合并的时候，谁持这种观点，他就是跟苏维埃政权作对。只要工人合作社坚定地、真诚地、公开地同苏维埃政权合并，这些摩擦就会开始消失。”（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343页。）他的这些论述，既回顾了这个工作的历史，又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还揭示了克服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要知道，我们大家都认为，无论在供应或分配方面，整个社会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合作社。”（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343页。）这说明，他进一步强调了通过消费合作社把全体居民的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

到1918年春，一方面战争的严峻形势和战时经济状况要求利用消费合作社搞好对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和分配，另一方面合作社内部的资产阶级管理者拒绝同苏维埃政权合作，不接受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和政策。鉴于此，列宁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而切实可行的措施，对旧的合作社进行根本性的改造。2月2日，他在起草的有关文件中指出，当前的合作社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它使一批拥有股份的特殊人物得到了好处，保留了一般居民特别是无产者不能参加的特殊机构，分配产品时没有做到半无产者优于中农，中农优于富农，收集食物时没有向富农、中农收净余额等等。由此他提出：“任务的全部艰巨性（以及提到我们面前的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在于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旧的合作社……过渡到新的真正的公社，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61～462页。）这里提出由旧的合作社过渡到新的真正的公社，由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体现了他对合作社的资产阶级管理者的一种强硬的态度。3月上旬，列宁在起草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中又提出，当前所有的分配机构（主要有国家粮食机构、工人合作社、公民合作社等三种机构）弄到的产品，大都是同一个来源，而它们工作过程中的摩擦已成为有效开展工作的严重障碍，所以，“在分配方面必须建立统一的分配机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13页。）。他认为，为了做到这一点，原有的合作社机构需要继续保留，使它成为新机构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分配站（店铺）组成一个统一的分配网。所有三种机构的店铺以及其他方面的店铺（如有的话）都统一起来”（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13页。）。“所有的消费者都按地区编入一个店铺；要强制编入，马上编入”。“统一以后的机关叫消费公社”（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14页。）。在这里，他一是继续强调了统一“供应和分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强调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3月下旬，在列宁提纲的基础上，国家政权通过了正式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通过消费公社对全体居民统一“供应和分配”消费品的方案逐步得以落实。或者说，列宁的这一思想，逐步地变成了现实。

列宁于1919年2月提出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反映了他的上述思想。其中写道：“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10页。）根据他的草案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什维克）纲领》，也相应地有上述这样的条文。学术界的许多人以列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的上述一段话为根据，证明他此时形成了某种特殊的思想（即不通过市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实际上，他这里的思想同上述通过消费公社把全体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关于党纲草案的这个条文，只不过是对现实生活中已有的事物或者说正在出现的事物的反映。

综上所述，列宁关于通过消费公社把全体居民的“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1917年12月下旬他撰写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最初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1919年3月他撰写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则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完全形成。从他的思想看，1917年12月下旬至1919年3月下旬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不可割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是指导党和国家政权有关方面同消费合作社的资产阶级管理者进行较量，有时对他们作必要的妥协，有时对他们作有力的斗争，从而达到利用消费合作社对全体居民统一进行消费品“供应和分配”的目的。

列宁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同产生它的原因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有认真分析产生它的原因，才能真正理解它在当时的意义。

笔者认为，产生列宁这一思想的原因，是十月革命初期以及国内战争时期严峻的军事政治形势和经济生活十分艰难的状况，历史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列宁有关的文献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沙皇政府的将军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军事领导人发动军事叛乱，企图以武力颠覆苏维埃政权。一些立场反动的企业主不接受苏维埃政权的管理措施，造成企业停工停产，企图从破坏生产入手拖垮苏维埃政权。从苏俄的国际形势看，德国帝国主义大军压境，随时有可能对苏维埃俄国发动侵略战争，置苏维埃政权于死地。苏维埃政权要在这样的军事政治环境下立稳脚跟，必须把经济生活调整好，使经济生活有利于军事政治斗争的进行。可是，俄国由于经历了几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又由于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国内的各个方面处于非常状态之下，经济领域里的投机倒把活动十分猖狂。这就使得苏维埃政权必须以非常的措施和办法组织经济生活，以非常的经济生活形式适应非常的军事政治形势。由此，列宁产生和形成了通过消费合作社把全体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例如，列宁1917年12月下旬在《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的开头写道：“由资本家争夺赃物而引起的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经济破坏。而罪恶的投机倒把活动的唯利是图的行为——特别是富有阶级的这种行为——使经济破坏更加严重，使几十万几百万人遭到饥饿失业的痛苦。现在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来救济灾民并且同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因此工农政府制定下列条例，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项法律。”（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12页。）下面紧接着，他提出了使全国居民都参加消费合作社的主张，即提出了把全体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这说明，列宁的这一思想是鉴于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严重的经济破坏、投机倒把活动以及人民生活十分痛苦的状况而产生的，它当时的意义就在于要克服经济破坏、投机倒把和人民生活十分痛苦的状况。

国内战争爆发以后，军事政治形势更为紧张。面对着帝国主义者野蛮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疯狂的反革命叛乱，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强大的红军，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前线需要足够的粮食供应，正在加紧生产军用物质的城市工人也需要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收购粮食的工作越来越困难，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进入1919年以后，供应困难的局面异常突出地摆在党和国家政权面前。列宁1919年1月26日在有关文章中写道：“苏维埃共和国特别困难的半年已经开始。1918年上半年收购了2800万普特粮食，下半年收购了6700万普特粮食（这两项数目之和不到正常情况下年收购粮食数目的1／3，远不能满足全体人民消费的需要——引者注）。1919年上半年将比去年下半年更困难”。“粮荒愈来愈严重了。……必须作出超人的努力，可是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52页。）。正由于这种情况，两天后，即1月28日，列宁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要求“正确地组织供应和分配”，要求粮食人民委员部给苏维埃驻合作社的代表制定工作细则，并保证这一工作细则的贯彻落实，要求有经验的共产党员能够进入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等等（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56页。）。4天后，即2月2日，列宁起草《关于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措施》的文件，提出从旧的合作社过渡到新的真正的公社，实现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一个月以后，列宁起草《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提出了建立消费公社的具体办法。这些事实说明，这一时期列宁关于建立消费公社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主张，或者说通过消费公社（消费合作社）把全体居民的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产生于粮食收购困难和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它当时的着眼点在于克服供应和分配无秩序和紧张的状况。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在《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的开头写道：“由于粮食状况困难，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使国家免于饥饿和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物力。”（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13页。）下面紧接着，他提出了建立消费公社的具体办法。这直接说明，他建立消费公社的出发点，就在于克服粮食和其他消费品供应上的困难以及人民饥饿的状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夕，列宁曾经明确地提出，俄国不可能立即直接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不应该立即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3月，他在即将从西方返回俄国时撰写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指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90页。）在他看来，俄国无产阶级下一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使俄国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促进西方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回国以后，他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注：关于列宁《四月提纲》的基本思想，可参见俞良早文：《“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论列宁的〈四月提纲〉及其有关著作的思想》，《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7年第6期。）。党内有人误解了《四月提纲》的精神，指责列宁“指望”将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论策略书》中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46页。）他认为，他当时所指望的，只不过是由工人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使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一些。同一时间，他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在论及银行国有化和辛迪加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措施（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过）时指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66页。）4月下旬，列宁在为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起草有关决议时还写道：“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42页。）列宁所谓社会主义不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意即俄国不能够立即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同此是一致的。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即从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到1918年夏，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以及镇压剥削者的反抗。1918年4月，建立新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斗争已大体结束，列宁提出，必须转变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重心，把工作重心由对敌斗争转向管理俄国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在这时，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苏俄这一历史时期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重要论断。他说：“国际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困难和危险的；必须随机应变和退却；这是等待西欧极其缓慢地成熟起来的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在国内，是缓慢建设和无情‘整饬’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简单说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革命特殊阶段的特点。”（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86页。）

1918年夏，苏俄的历史进入国内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能否夺取战争的胜利，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因此，在这一时期，苏俄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活动，都无条件地服从战争的需要。如同列宁1918年7月29日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国家又陷入了战争，现在革命的结局完全取决于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我们的全部活动应该完全服从于这个决定着革命的命运和结局、决定着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命运的问题。”（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13页。）由于一切活动服从于战争，正常的经济建设必然地被挤到议事日程之外。列宁7月30日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目前我们还顾不上研究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我们不得不抛开这些工作，而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起码的任务即粮食问题上。”（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18页。）当时，解决粮食问题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把注意力放在粮食问题上，也就是放在战争问题上。

列宁在1919年2月完成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在关于经济部分和土地部分的条文中，提出了比较激进的主张，如要求将工业国有化的工作进行到底，要求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要求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要求在农村建立国营农场、农村公社以及共耕社和协作社等等。如果把这些措施联系在一起，则使人感到列宁已经形成了在苏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即从工业领域到农业领域、从生产领域到分配领域全面进行改造、从而使苏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在这一时期举行的俄共（布）八大的文献中，并不能看出列宁已经提出使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譬如：

第一，列宁虽然提出了上述比较激进的措施，但未论述必须采取这些措施的经济条件上的原因，说明产生这些激进措施的原因是战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包括在工业领域实现国有化，在农业领域建立国营农场、农村公社等等，要求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1919年春俄国生产力的水平同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相比较，并无多大的变化。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不主张在工业领域彻底地进行国有化（他主张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措施），不主张在农业领域建立公有化的国营农场和农村公社。1917年3月和4～5月间，列宁曾先后两次提出过修改党纲的材料，他在这些材料里也未提出上述这些激进措施。只是在1919年2月提出的草案里，才出现了这些措施。考虑到1919年春俄国生产力的水平同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并无多大变化，俄国的经济条件尚不具备实施这些激进措施，而且列宁在提出这些激进措施时并没有论证必须采取它的经济原因，可以认定，是因为战争的形势使他主张采取这些激进措施。这些措施的出现与向社会主义过渡没有直接联系。

第二，列宁在党的八大一系列报告中未明确提出苏俄必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列宁起草的党纲草案，经过同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在党的八大上，列宁作了一系列的报告和讲话，如《开幕词》、《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关于党纲报告的总结发言》、《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闭幕词》等等。在这些报告中，他没有明确提出苏俄必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在国内问题上，他讲到了组建红军的问题、利用旧专家的问题、粮食问题和农村工作问题，在农村工作中主要讲到了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意义以及对待中农正确态度的问题。在《关于党纲的报告》中，他主要讲到了他本人和布哈林之间在党纲的理论基础问题上的分歧，批评了布哈林关于新党纲不要反映资本主义问题的意见。在实践的问题上，他讲到了正确对待中农的态度、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合作社、利用旧专家、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在这些报告中，他没有将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提出来，甚至没有哪一个自然段或一个完整的句子是讲这个问题。可见，从主观上看，他没有考虑到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