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范文10篇

乡镇企业范文篇1

第一条为了保障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乡镇企业高效、持续、健康地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云南省实施，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乡镇企业是指乡（镇）办，行政村、办事处、自然村办，合作社办企业和农村的户（个体、私营）办、联户（农民合作）办、联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等。

第三条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乡镇企业要积极扶持，大力发展。

第四条发展乡镇企业，坚持城乡结合、科技与经济结合、开放与开发结合、农工商技贸一体化的发展路子。

第五条乡镇企业实行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的原则。

鼓励户办、联户办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

乡镇企业实行按劳分配或其他形式的分配制度。

第六条发展乡镇企业，要依靠科技进步，发挥人才作用，采用先进的管理的方法，加速企业现代化。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要领导和组织乡镇企业的发展；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要把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各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工作。

第八条对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做出显著成绩的部门、企业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乡镇企业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九条设立乡镇企业，须经当地乡镇企业主管部门认可，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经核准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后始得营业，并向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

第十条乡镇企业分立、合并、迁移、更名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并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乡镇企业停业、终止，应当依法清理财产和债权债务，处理有关善后事项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再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备案。

企业破产，依照国家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章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

第十二条企业财产属于举办该企业的乡（镇）、行政村、办事处、自然村、合作社范围内全体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村、社的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议）或者代表全体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企业实行承包、租赁制或者与其他所有制企业联营的，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不变。

企业财产属该企业的内部职工所共有的，由企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

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企业的财产属于全体股东按股共有，由股东大会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

其他企业的财产属投资者所有，由该企业的投资者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

第十三条企业所有者的权利：

（一）获得投资收益；

（二）做出关于企业设立、变更和终止的决定；

（三）决定企业的发展规模；

（四）选择经营责任制形式；

（五）确定厂长（经理），并监督厂长（经理）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企业的有关决议；

（六）充任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的发包人或者充任实行租赁经营企业的出租人；

（七）审议企业财务情况，并做作出相应决定；

（八）确定企业利润的分配；

（九）拒绝平调乡镇企业财产和改变企业所有制性质、隶属关系等行为；

（十）决定企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四条企业所有者的义务：

（一）尊重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二）按规定承担投资风险；

（三）维护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及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企业所有者确认的经营者，对企业所有者负责，依法代表企业行使职权。

第十六条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占有和使用企业资产；

（二）依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三）确定企业的经营方向；

（四）依照国家规定多渠道筹集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经批准开展进出口贸易等各种涉外经贸活动；

（五）自主订立经济合同，进行各种经济技术合作和经济联合；

（六）在生产经营决策、产品定价、产品销售、物资采购、投资决策、资金支配、劳动用工、人事管理、工资奖金分配、内部机构设置、选择保障单位等方面享有自主权；

（七）享受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

（八）拒绝各种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举报违法违纪行为；

（九）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七条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缴纳税金及国家规定缴纳的费用；

（二）依法建立健全内部财务会计、审计、统计等制度，按期编报财务、统计报表；

（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依法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和治理污染；

（四）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五）改善劳动条件，搞好劳动保护，实行安全生产；

（六）保护企业财产不受侵犯；

（七）依法履行合同；

（八）加强职工政治思想、科学文化、业务技术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培训，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劳动者素质；

（九）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依法保障女职工的权益，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

（十）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乡镇企业的内部管理

第十八条乡镇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乡镇企业可以依据不同情况，建立和健全有关的民主管理、职能管理和监督机构。

第十九条乡镇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各项基础管理和合同管理。

第二十条乡镇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引进、培养、使用、保护和奖励各种人才。

第二十一条乡镇企业依法建立工会组织。

第二十二条企业招聘职工应当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禁招聘和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

第二十三条乡镇企业对从事高度危险作业的职工，必须为其向保险单位投保。

乡镇企业应当为职工建立养老保险和其他需要的保险。

第五章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展乡镇企业的职责

第二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对乡镇企业实行统筹规划、宏观指导、协调服务、依法监督，组织有关部门扶持发展乡镇企业。

第二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随意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侵犯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保护乡镇企业依照平等互利、自愿协商的原则，同国内外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活动和经济技术合作，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在权限范围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税收、资金、信贷、人才、流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负责对这些政策的执行进行监督和检查。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乡镇企业在资金筹措上采取信贷支持、财政扶持、外引内联、多方集资等办法，扶持乡镇企业发展。

各有关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当积极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资金投放的一个重点。

各级财政要增强对乡镇企业的资金扶持，每年应当安排一定资金，列入财政年度预算，还要按有关规定筹集资金，支持发展乡镇企业。

对乡镇企业新办的技改项目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第二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和个人以多种形式到乡镇企业从事技术开发、技术承包、技术咨询、生产管理、信息服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镇企业的人才培养，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企业工作。

第二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行业管理部门会同乡镇企业主管部门按照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提供服务、监督检查的原则对企业进行管理。

第三十条各级人民政府经济综合部门要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会同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发展项目、资金筹措、资源利用、交通运输、出口创汇、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服务。

第三十一条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开展调查研究，检查督促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向政府提出发展乡镇企业的具体建议，经政府决定后组织实施；

（二）指导企业的财务、统计工作，为政府提供乡镇企业的经济资料和预测分析，为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三）指导和帮助企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开展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和协调发展，促进横向经济技术的联合与合作；

（四）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管理规范化、现代化；

（五）组织对管理人员和职工的教育、培训、帮助企业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六）组织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质量检测及供销等服务；

（七）协调综合经济部门、各行业管理部门、行政监督部门互相配合，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

（八）开展乡镇企业的宣传工作，总结推广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

（九）组织和指导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三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司法、监察工商、税务、物价、环保、审计、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和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保护乡镇企业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保护乡镇企业及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和合法收入；

（二）受理乡镇企业的申诉和控告；

（三）查处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勒索企业，向企业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违法违纪行为。

第三十三条乡（镇）应当设立乡镇企业的管理组织，在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履行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企业因产品质量给用户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厂长（经理）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厂长（经理）和职工因玩忽职守，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重大人身伤亡事故及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乡镇企业范文篇2

第一条为加强乡镇企业档案的科学管理，有效地保护和开发利用，更好地为乡镇企业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结合乡镇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主要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中小型企业。大型乡镇企业，参照《国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第三条乡镇企业档案是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科研、基本建设以及各项管理等活动中形成的，对企业具有查考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维护乡镇企业历史真实面貌、合法权益的历史凭证，是提高产品质量、增长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

第四条乡镇企业档案属企业所有，由企业管理。企业安全保管条件暂不具备、档案安全无保障的，可由乡镇档案部门或县、市档案馆代管。

第五条乡镇企业档案工作是乡镇企业档案工作管理和档案管理的总称，是乡镇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组成部分。乡镇企业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将其列入企业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切实解决档案库房、设备等实际问题，保障档案工作与企业各项工作同步发展，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第六条乡镇企业档案工作在企业内实行统一管理，维护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和安全，便于企业各方面利用的原则。

第七条档案工作所需经费纳入企业财务预算和计划，并予以保障。

第二章档案机构与人员

第八条根据企业规模和需要，建立档案机构，配备档案人员。档案工作由一名企业负责人分工领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应建立企业档案馆。

企业档案机构主管全企业的档案工作，对企业内各部门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统一管理本企业的档案及有关图书、资料和信息，形成企业档案信息中心。

企业各部门应开展档案工作，配备档案人员，形成企业档案工作管理网络。

第九条档案管理人员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政治素质好，并经过档案管理专业培训，熟悉企业职能任务。乡镇企业档案管理人员参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享受和其它专业技术人员同等待遇；保持相对稳定。

第十条企业对管理、保护和开发利用档案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应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危害档案安全的行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第三章文件材料的形成与归档

第十一条乡镇企业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党、群工作文件材料

二、行政管理文件材料

三、企业产权文件材料

四、劳动人事文件材料

五、经营管理文件材料

六、生产技术管理文件材料

七、产品文件材料

八、科学技术研究文件材料

九、基本建设工程文件材料

十、设备仪器文件材料

十一、会计核算文件材料（详见附件）

第十二条凡归档的文件材料，必须字迹工整、图像清晰、签字等手续完备，便于长期保存。

第十三条归档时间

1、各项管理方面的文件材料，在形成的次年六月底前组成保管单位，由产生文件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审定签字后归档。

2、产品、设备、基建、科研等方面的文件材料，在任务完成后或告一段落时组成保管单位，由项目负责人审定签字后归档。

3、产权方面的文件材料，在工作进行完毕或文件正式生效后归档。

4、会计核算方面的文件材料，由财会部门整理立卷，保管一年后向档案部门移交。如有特殊情况，也可以分阶段归档。

第十四条建立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归档制度，并列入管理工作程序，列入企业有关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有关人员的岗位责任制。

第十五条档案人员应参加产品试制定型、创优、科研成果鉴定或评审、基建工程竣工验收，以及引进技术资料验收、设备开箱验收等活动，指导、监督文件材料归档工作。

第十六条企业工作人员，因公外出参观学习、考察和参加会议获得的文件材料，按照归档范围的规定，及时向档案部门归档。

第四章档案的管理与利用

第十七条建立健全各类档案的登记、交接、保管、统计、保密、利用、鉴定、销毁及图纸更改补充等管理制度。

第十八条编制档案及其有关图书、资料、信息等总目录、分类目录和底图目录等检索工具，完善信息查询体系。

第十九条乡镇企业档案分类，依据文件材料形成情况，参照国档发（1991）20号《工业企业档案分类试行规则》进行。档案形成数量少的，可将有关类目适当合并；归档的案卷质量要符合国家标准。

第二十条进行档案收集、管理、利用、鉴定、销毁等情况的统计。

第二十一条根据国家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规定，编制档案保管期限表。档案保管期限分永久、长期、短期三种。确定保管期限的基本原则是：对企业有长远利用价值的档案应永久保存；对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利用价值的档案分别为长期或短期保存；凡是介于两种保管期限之间的档案其保管期限一律从长。

档案鉴定工作，由企业领导、专业人员和档案人员组成的鉴定小组负责进行，逐卷、逐件鉴定档案的价值，并形成鉴定报告。该销毁的档案，编造销毁清册，提出销毁报告，经企业领导审核批准后销毁，并由档案鉴定小组人员监销。

第二十二条逐步改善档案保管条件，档案库房有防火、防盗、防光、防尘、防有害生物、防潮、防高温等安全设施，并定期检查档案的保管状况，对破损或褪变的档案进行修复，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第二十三条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实行档案、有关图书资料和信息一体利用，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经济效益等各项活动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积极配合技术部门参与信息市场和技术市场交流；保护知识产权；严格执行国家和本企业的保密制度。

第二十四条档案管理现代化应纳入企业现代化管理的统筹规划中，逐步采用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方法管理档案。

第二十五条企业实行兼并、破产、产权拍卖和实行承包、租赁、股份制改造以及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等资产产权变动时，档案的处置参照《国有企业资产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执行。其党群工作、行政管理、生产技术管理、经营管理类档案应按产权关系，决定是否向乡镇档案管理机构移交或寄存。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会计档案管理按照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制发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乡镇企业范文篇3

关键词：政府权力；精英关系；乡镇企业改制

一、引言

乡镇企业的改制虽然在几年前已基本落下帷幕，但在其过程中所展示的现象、暴露的问题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却仍然值得探讨。尤其是在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遭受一些质疑、各界对产权改革莫衷一是的情况下，①「2004年8月由郎咸平引发的对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的质疑迅速引发各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烈讨论，足见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分析和检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现象和问题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两个地区农村集体工业（乡镇企业）改制的不同方式——苏南的暗箱操作和不公正的改制与温州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的比较和分析，讨论了不同的约束，尤其是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政治约束）如何决定和影响地方（社区）政府对改制方式的选择。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决定了谁可以参与到改制的过程中来、谁被排除在外，决定了谁是受益者、谁在被牺牲。

改制背后涉及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在这里主要指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指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意义上的政治因素），改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改制涉及到生产性资产的再分配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相关群体的利益；各相关群体也会基于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能力，对改制方式和改制过程施加影响。所以，怎么改制、怎么协调照顾各个群体的利益，都将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

综观近几年国内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我们发现，很少有人探讨改制过程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政治因素。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改制的原因（Whiting，1999；Kung，1999；Hoetal.，2000；Li，2003；Park&Shen，2003；冯曲，2000；姜长云，2000；张军、冯曲，2000；支兆华，2001），改制方式的描述和各方主体的讨论（如秦晖，1997、1998；邹宜民等，1999；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也有关于改制对企业表现（效率）的影响（Li&Rozelle，2003；秦晖，1997、1998；张军、冯曲，2000；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和改制的其他后果的讨论（比如，Ho等人考察了改制对工资结构的影响，见Hoetal.，2002；黄少安等指出持股差距的扩大带来了经营者固化、分工挤压工资等，见黄少安、魏建，1999）。一般认为，乡镇企业转制的根本原因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如市场的逐步完善，竞争的加剧，宏观调控和信贷紧缩等）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结果，尤其是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博弈的结果。

现有的解释至少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很少有人讨论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在改制中的角色和作用。我同意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是改制中的主导利益群体，他们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制的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毫无作用。如果他们抵制或挑战改制，那么改制将不能顺利推进（就像国企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一样）；或者如果乡村政府预期到他们会抵制，乡村政府也不会毫无顾忌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改制。因而，采取什么样的改制方式以及改制能否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人是否接受（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改制方案和（或）政府对工人和社区居民态度的预期。第二，现存的研究不能回答为什么不同地区（尤其是像苏南和温州）会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第三，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没有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去分析改制背后的决定因素。

以上三个不足背后的共同问题是对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关注不足。我的研究尝试弥补此不足，把改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从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寻找原因，以求深刻理解这一现象。正如怀特·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所提倡的，只有当我们把社会现象置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交叉点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Mills，1959）。本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法——即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两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社区样本，以求揭示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

本研究选定的两个样本是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两个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的苏南和温州地区。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和典型代表，其地方政府一直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支配或积极作用（Byrd&Lin，1990；Kung，1999；Chen，2000；Whiting，2001；周海乐、周德欣主编，1996）。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改制前），苏南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是当地政府追求的目标。相比之下，温州则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民营经济一直是当地发展的动力，而地方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①「国内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有浩繁的文献。主要的英文文献有：Nolan&Dong，1990；Liu，A.，1992；Liu，Y-L.，1992；Parris，1993；Whiting，2001.主要的中文文献有：袁恩桢编，1987；张仁寿、李红，1990；史晋川等编，2002.」但乡镇集体企业在温州也是存在的，虽然远不如在苏南那么重要。与苏南相比，温州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改革以后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进程，政府基本无力调整收入分配。两个地方的乡镇企业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行了改制，但采取的方式及结果非常不同。为什么苏南出现了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从而迅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温州则出现了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从而基本照顾和保证了各相关群体的利益？本文将揭示：不同的改制方式正是两个地方过去形成的权力关系的产物。具体地讲，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在改革以后得到加强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两个地方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并均能成功地实施。

文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2001和2002年在上述两个地方进行的田野调查。笔者在了解面上情况的同时，还细致地了解了两地一些乡（镇）和村的改制情况，尤其是苏南的改制。深入访谈了大约200个人，其中有政府官员、原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和改制后的新所有者、工人、社区居民、银行官员等等，他们或者是当时改制的直接参与者，或者是利益相关人，因而都熟悉当时的情况。

本文拟从描述两个地方不同的改制方式过程入手，讨论当地官员对他们所采取的改制方式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出笔者的解释：即地方权力关系是决定两地采取不同改制方式的根本原因；并探讨改制对两地财富分配（阶级结构）和政治前景的可能影响。

二、暗箱操与相对透明的改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以后，苏南的地方（或社区）政府对他们所有和管辖下的集体所有企业进行了改制。①「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经历了两轮。第一轮把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一种基本相似于管理层和工人持股的改制。在这种安排下，管理人员和工人根据他们在企业里的位阶、工作年限等指标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同时政府也保持一定比例的股份。但股份合作制只是暂时的安排。改制很快进入了第二轮，即彻底的产权转移。这主要是通过政府退出其拥有的股份和工人股份向管理层集中实现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了两轮改制。股份合作制只进行了试点，在部分企业里推行。本研究主要讨论最后的改制。」他们首先转掉了小企业，然后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很多地方甚至制订了一个时间表，把企业改制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②「蔡永顺也提到了这种运动式的改制（Cai，2002）。秦晖（1997）、张军等（2000）对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也发现，在苏南一些地方，上级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改制。」

例如，我所调查的一个镇要求在1997年完成乡镇企业改制80%，1998年完成90%，等等（访谈对象57③「访谈对象的编号沿袭了我在论文中的编号。」，镇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易手。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大而赢"和"大而亏"的企业外，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余下的少数企业也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陆续处理。从规模和速度上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相当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大规模私有化，即所谓的"休克疗法".

苏南改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不透明性，可谓暗箱操作，即地方（或社区）①「本文所说地方（社区）政府主要指乡（镇）和村级政府。」政府快速处理了其辖下的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当一个企业改制时，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出席：一是事实上的所有者——地方政府；二是企业经营者；三是工人；四是名义上的所有者——社区居民②；「尽管社区居民对乡镇企业并不享受任何所有者应该享受的权利，也不行使任何形式的实际控制，但还是有合法的理由来宣称他们的所有权资格。这是因为乡镇企业最初来源于集体积累，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得益于工人（大部分为社区居民）的低工资。」五是债权人即银行（如果企业有贷款的话）。但在改制过程中，改制变成了两方的游戏，即政府领导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游戏（邹宜民等，1999），其他几方利益相关者——工人、社区居民和银行——都被关在了门外。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内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只限于几个人，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以无锡的五陶镇③「作者对苏南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为例，据该镇一干部讲，他们镇转制时主要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别人根本没有份儿，识相的镇长和副职们也都有意识地让书记决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不透明的改制带来了背后的操控和讨价还价，结果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在任的经营者，同时也可能为参与决策的官员带来利益。④「我在苏南做调查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些传言，说是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从改制中谋取了不少好处。企业经营者通过向他们的政府主管行贿以求得到有利于他们的改制结果。无锡市检察院公布的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传言。信息显示，从1997年到2000年，检察院收到的关于经济犯罪的公民举报线索中，公有企业的改制和破产占了最大的比重。」表1、2、3列出了该地改制的主要信息。

从表1、2、3中可以看出，在任的厂长（经理）是改制的最大受益者。

在五陶镇，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镇办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那力村更是把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相比之下，苏州的万光镇倒是表现出了一些多样性。23个镇办企业中，有4个处理给了外边的人，其中包括2个外省人。尽管如此，现任的经营者仍然是最大的赢家。如果我们加上其他管理人员，80%以上的企业转给了现任的管理人员。换句话说，经营者买断，或者说内部人私有化，是苏南改制的主要方式和结果。⑤「这一发现与其他发现是一致的，见秦晖（1997）、邹宜民等（1999）、Kung（1999）、Oi（1999）、Li&Rozelle（2003）。」

工人们成了输家。①「国有银行也是大输家。新的企业所有者采取各种手法逃废银行债务，因为银行归中央政府。关于改制过程中的逃废银行债务问题，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同时也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因为大多数的工人是当地居民），工人们没有被征询意见，更不用说参与改制的过程了。他们的利益无从得到保障，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而且，在改制的过程中，关于补偿的动议根本就没人想到或提出过。当我在访谈中提到有关对工人补偿的问题时，访谈对象们先是惊讶，然后随即摇头："补偿？没有补偿，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没这个事"（访谈对象64，镇工业办干部）。在随后的企业人员调整中，工人中的有些人成了裁员的对象。②「当然，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也在改制前后要求新的企业所有者尽量不要裁减工人，以免引起失业上升和社会不安。不过这种要求并没有强制性。」

相比之下，温州乡镇企业改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温州通过相对透明的方法，一个一个逐步地转掉了他们的集体企业。明显的不同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做出最终决定前，不同的改制方案被提出来在员工（包括经营人员和工人）中讨论，只有在基本形成共识后才会进入下一步；第二，一旦决定拍卖，政府会进行公开竞标，因而存在竞争（尽管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人）；最后，根据在工厂中工作的年限，工人们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以温州乐清市虹桥镇的转制过程为例。在80年代，当乡镇企业被叫好的时候，虹桥镇曾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在温州闻名一时（赵顺鹏、朱知喜，2000）。因此虹桥可以说是温州地域上最接近苏南模式的乡镇。从1993年开始，虹桥陆续把镇办和村办企业一个一个地改制。①「除经济原因外，温州的改制主要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当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渐渐有利于民营企业以后，温州就开始为原来的"红帽子"企业摘帽子，同时改革他们的乡镇集体企业。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到2001年底，除2个以外，虹桥转掉了所有镇办企业。从总体上讲，改制的过程是透明的。在任何一个企业改制之前，镇有关部门都会先征询有关各方的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方案来讨论。例如，2001年，当镇政府决定为一个镇办企业改制时，他们提出了三种方案：股份合作制；租赁；拍卖。镇企业办召开了几次会议听取职工的意见，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了解大家的态度，看工人们同意不同意改制、同意以什么方式改制等等（访谈对象176，镇企业办干部）。另一个镇办企业的厂长告诉我，他们厂自1993年改为股份合作制以来一直惨淡经营，但要改制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根据《工会法》的规定，要70%的职工通过才能改制。别说职工了，本厂的支部都通不过。所以也就无法改"（访谈对象174）。只有在达到基本共识以后，改制才能继续。如果决定了拍卖，那么会在镇政府进行公开的招标。尽管招标不对外公开，但至少为企业内部人员提供了竞争的机会。1994年当乳制品厂改制时，当时的厂长和两位副厂长参加了竞标。最后，该厂以4151688.88元成交，比标底价高出了100万元（赵顺鹏、朱知喜，2000：137）。企业被拍卖后，镇政府从拍卖企业的所得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偿工人。工人们得到补偿后，原来的劳动合同宣告终止。新的合同可以在新的所有者和工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重新签订。在虹桥改制的文件里，很大部分是关于给工人补偿的文字，因为每个人都要在收据上签名盖章。例如乳制品厂，工人们根据人头（每人5000元）和在工厂的工作年限得到了从1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补偿。①「这种补偿相似于国有企业改制中采用的买断工龄。」通过事前征询工人们的意见和事后对工人们进行补偿，工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他们的反对因而也被缓解了。补偿也为随后的企业重组和瘦身扫清了障碍。

从表4可以看到，两地改制的主要区别在于过程是否透明，工人们是否被允许参与，以及工人们是否得到了补偿。通过这一比较不难发问：为什么苏南和温州改制的方式如此不同？下面我将首先讨论当地政府官员给出的解释，然后予以分析并作出我自己的解释。

三、地方官员的解释及其问题

在《转型与经济学》中，罗兰得（Roland，2000）列出了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约束，包括财政约束、政治约束、信息约束、管理约束和现金流约束。事实上，这些约束中的大部分都被当地官员提到了，虽然他们使用的是一套他们习惯的表达术语。

在苏南，当我问到当时改制的方式和政策选择的背后原因时，当地官员给出了三种解释。②「访谈对象55、83，政府官员；71、73、74，政策研究人员。」一种解释是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改制方案有更多的考虑和选择。第二种解释是大规模的迅速改制是改制启动后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的反应。第三种解释是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外边的人不敢轻易竞标，从而出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的结果。这三种解释大概对应了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①「现金流约束是指个人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由于以下原因，现金流约束在当地并不是非常严重。第一，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已经催生了一定的个人财富。实行多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集体产权下监督的缺乏等，都为经营者积累个人财富提供了条件（参看邹宜民等，1999）；第二，因为很多乡镇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因而购买并不会涉及很严重的资金约束；第三，分期付款、抵押和其他一些方法可以用来缓解约束。」它们部分解释了改制的规模、速度和现任经营者的优势，但并没有解释采取不透明的改制的必然性，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的改制能够有效执行，没有遇到挑战和抵制。

（一）财政约束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种解释，即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是说，当时问题重重的乡镇企业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和地方（社区）政府的收入。考虑到乡镇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比重，问题就更显严重。在很多乡镇，乡镇工业创造了90%以上的工业产值，乡村政府财政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也来自乡镇企业（Whiting，2001）。而在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债务问题。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苏南改制的直接原因是债务危机（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1992年和1993年高涨的投资冲动在1994年宏观调控和银根收紧以后遭遇了困难，但头脑发热的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转而从别的途径来寻找资金以满足其投资饥渴②「关于形成乡镇企业的投资饥渴机制，参看韩云（2000）。」，这个途径就是集资——通过乡村政府向内部职工、社区居民甚至外界集资，承诺的利率在15%左右（访谈对象24，镇干部）。但这很快被证明是饮鸩止渴，因集资款难以偿还而引发的事件频频发生（史易、赵小剑，2001）。很多乡镇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以昆山为例，改制前乡镇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5%，而那些准备在改制中破产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134%（作者的田野调查）。而昆山的情况还不算差的。乡镇企业严重的债务负担和下滑的业绩不仅影响到地方经济，也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官员们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业绩和职业生涯与经济发展指标密切相关。③「苏南有着可以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干部考核机制。考核指标中经济发展往往占很大的比重（参看Whiting，2001）。」更为尴尬的是，个别乡镇负责人因为政府为乡镇企业的借贷担保而被法庭传唤，如一个镇党委书记在一个月内竟被传唤两次（访谈对象5，学者）。下降的政府收入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和奖金。①「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发展乡镇企业的最初动机之一（参看Byrd&Lin，1990；Oi，1992；Jin&Qian，1998）。」以前曾是"现金奶牛"②「"现金奶牛"为英文Cashcow的译文，意指乡镇企业为社区政府带来了收益。」的乡镇企业，现在却变成了政府的负担。③「国内一些学者或者从理论分析（如张军、冯曲，2000）出发，或者从实证分析出发（如徐志明、张建良，1997），都发现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价值的下降。」这意味着财政约束已经变成了地方政府急于对乡镇企业改制的重要原因。某镇的书记谈了他当时的感受："当时我们压力很大，一上班就怕被人追债。别说政绩了，只要少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大家都感到乡镇企业不改不行了"（访谈对象2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社区）政府匆忙而迅速地对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结果是，时间的急迫性使得更细致周全的计划变得不可能，选择现任的经营者就变成了一个容易而方便的选择。

与其他人相比，现任的经营者对其经营的企业更熟悉，有现成的供销渠道和关系网络，因而政府官员们相信，一旦产权实现变革，现任的经营者们能很快改变企业的经营状况。④「很多人相信，在多数情况下，乡镇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由机制引起的而不是由经营者的无能引起的。因而，通过改变所有权而创造激励就成了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案。」简单地说，这种解释认为，对改变当时经济状况的支配性的考量和时间的急迫性决定了改制方式的选择和改制速度。

这个解释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包括苏南和温州之间的差异和苏南区域内的差异。与苏南不同的是，民营经济在温州经济中贡献了很大的份额，而集体经济的贡献则微乎其微。据统计，1990年民营经济占温州工业产出的比重达到了75%，而在苏南98%的工业产值是由乡镇企业实现的（Whiting，2001：32）。⑤「实际上，民营经济在温州的真正贡献要远大于官方统计所显示的份额，因为有很多所谓的集体企业都是戴"红帽子"的假集体。关于"红帽子"企业，参看Zhou，1996.」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乡镇企业的依赖也小得多。因而，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并没有通过乡镇企业改制而扭转地方经济表现的需求。

即使在我所研究的苏南的两个镇，改制的迫切性和时间压力也因为乡镇企业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不同而有所不同。尽管两个地方在90年代中期以前走了一条相似的发展道路（乡镇企业模式），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外资进入的不平衡，两个镇经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在五陶镇（无锡），乡镇企业仍然是当地工业的主体；但在万光镇（苏州），大量外资的进入使得原来乡镇企业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万光处在昆山，一个因9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外资而著名的地方。一些简单数字可以说明外资在昆山经济中的重要性。2000年，昆山大约60%的财政收入、7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的出口是由外资创造的（访谈对象38，官员）。这意味着外资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分。乡镇企业相应地失去了其以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与五陶相比，万光的经济在更低的程度上受到乡镇企业的影响。这使得万光在乡镇企业的改制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方案的选择和具体实行。事实上，万光在改制中也确实表现出了比五陶更丰富的形式和更长的时间跨度。

五陶基本上把所有的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厂长经理，万光则把镇办企业中的4个卖给了外边的人，其中还包括两位外省人。五陶在3年内将所有企业都完成了改制，而万光则花了5年的时间来做这一工作。

（二）监管约束

第二种解释认为迅速的改制是对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的一种反应。

一旦政府决定要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行政管理方面的约束马上就变得非常突出。让有限的政府管理人员来负责对众多的乡镇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和资产监控，其困难显而易见。例如五陶镇在1997年转掉了13个镇办企业，而监管这些企业的镇工业总公司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

即使这些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也会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当改制在一些企业启动后，其他企业的经营者看到这是最后的转移公有资产的机会，采取各种手段侵蚀公有财产。他们迅速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转移或隐匿资产，混水摸鱼。有几个访谈对象都提到，改制刚开始时还比较规范，改制程序和资产评估也比较认真，但越到后来越混乱"，厂长经理们也越来越少顾忌，越来越清楚怎么转移资产，因为他们清楚以政府有限的几个人手，根本看不住那么多企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与此同时，政府也意识到，如果不改制的话，那些赢利的企业早晚也会变成亏损的企业，因而不得不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也就是说，快速和大规模改制是对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和防止资产进一步流失的应变措施。

反之，从温州的改制看，这个解释也有其道理。温州的乡镇集体企业为数少得多，因而监管上的约束也大为降低。但是，监管约束更多的是不同改制方式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温州逐步地、一个一个地，而不是大规模地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这就把监管约束分散到了更长的时间段里。在每一时间段里，只有几个企业在改制，这就使得政府部门有较高的能力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在温州的改制过程中，至少有两个措施降低了监管约束：第一，竞标的存在降低了现任经营者通过改账侵蚀公有财产的积极性。因为不到改制的最后阶段，谁都不清楚谁最终会得到企业。如果由别人中标的话，现任经营者的努力可能就白废了。第二，在一些将要改制的企业，政府让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大会，以民主的方式，选出工厂资产民主管理小组，对企业的资产进行监管，并参与工厂的对外招标和资产处置（如虹桥钢木家俱厂和交通涂料厂改制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参见赵顺鹏、朱知喜，2000：136）。这些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监管约束和公有资产的流失。

（三）信息约束

现在让我们来检讨第三个解释。正如一个镇干部所说："只有现任的厂长经理才对他们经营的企业知根知底，别人不知深浅，谁敢去冒这个险？再说，你不转给他（现任的厂长经理），他会跟你捣乱"（访谈对象57）。也就是说"，内部人控制"给了现任的经营者更多的优势来得到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和高风险影响了别人来竞标。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企业对现任的经营者更有价值，从而使他成为得到企业的最合适人选。①「当地还有一种想法认为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实际上是对他们以前工作的补偿，经营好的可以从改制中获得以前应得而没有得到的补偿，同时那些经营不好的人也应当接受他们自己创造的烂摊子。」同时，原有企业经营者通过经营实践和长期的关系性投资积累了自己的人力和社会资本，使得他们在购买企业时具备优势地位（谭秋成，1999）。

不可否认，在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内部人控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地方（社区）政府为了激励经营者不得不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和对企业的控制权。①「参看Chen，2000.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推测到市场化和竞争会推动制度创新，包括给经营者更多的控制权和私有化（如Jefferson&Rawski，1994；McMillan&Naughton，1991）。他们的基本逻辑是：市场竞争会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推动企业和政府进行包括技术进步、减少成本和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创新。张维迎、栗树和（1998）也从相似的逻辑推出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其所辖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其中一项控制权力就是经营者对其他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命权，尤其是财务主管的任命权。

据那力村的会计介绍，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乡镇企业里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尤其是财务主管："那时候会计都是村里派的。这是规矩，企业得接受，因为企业是村里的企业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企业厂长（经理）们或者通过把政府任命的管理人员变成自己的盟友，或者通过操控把自己的亲信或家庭成员安排到核心管理岗位上。久而久之，企业就变成了他们的个人王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万光的一个镇办企业里，经理把他的情妇安排为财务主管；在五陶的一个企业，厂长通过活动把他不喜欢的会计撵走，然后换上了自己的人（访谈对象42，村支书）。

"内部人控制"使得外边的人，包括政府主管，很难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企业做假账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学者（如Maetal.，1994）发现很多企业有三本账：一本为自己掌握，一本为政府部门准备，一本为银行准备。有时候企业从外边看起来可能还不错，但实际上可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官员把这种现象称为"马桶现象"（访谈对象24，镇党委书记）。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蹲马桶的时候，他可能看起来还挺体面，但他不能站起来，因为屁股上不干净。乡镇企业即是如此：重大的问题只有在经营者变更的时候才会被发现，因为只有那时才有机会来评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即使是万光镇主管乡镇企业很多年的官员也说，在改制的时候，他才知道很多企业的状况原来那么糟。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说实在的，我管了这么多年的镇办企业，一直认为自己挺了解情况。但改制时才认识到不是那么回事。

有些原来看起来不错的企业其实早就该破产了"（访谈对象30）。例如五陶镇的一个生产电饭锅的镇办企业曾因为产品的商誉和企业的高利润率在该镇名噪一时。作为奖赏，该企业的厂长被提拔为镇工业总公司的经理，随后又被提拔为副镇长。但企业的真实状况在他离开企业以后才慢慢暴露出来。不仅原来的库存被当作实际销售记在账薄上，企业还背负大量的债务。改制时，企业几近资不抵债。

考虑到内部人控制，外边的人可能会因为不知深浅和风险太大而犹豫。另一方面，如果改制不利于现任经营者的话，他可能会不配合或抵制，为新的所有者制造障碍。尽管如此，如果有机会的话，企业里别的经营者很可能愿意参与竞争；社会上也总会有些人愿意参与竞标，因为当时很多人认识到这是占集体便宜的"最后的晚餐"，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事实上，万光发生的一个例外的情况正好反驳了当地官员以上的解释。

威宵是万光镇（苏州）惟一通过公开竞标而改制的企业。当时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想采取一种有别于前任的做法，威宵因而就变成了一个样板。尽管竞争只在企业内进行，它还是吸引了五个竞争者：现任的厂长、两个销售员、一个车间主任和负责保管仓储和原材料的主任。拍卖的起价是（人民币）1090000，几轮下来，涨到了1560000.出价最高的人——车间主任，最终得到了企业。（访谈对象33，该企业现任老板）

非常清楚，"内部人控制"并不能充分地解释苏南改制之所以采取不透明的方式，因而极大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这样一种结局。正像上述这个例子和温州的情况所展示的那样，竞争可以缓解信息的约束。

根本不提供竞争的机会却预测和放大竞争的困难是没有道理的。

上述三个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苏南改制的某些方面，比如速度、规模以及现任经营者在竞争中的优势，但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可以采取那样不透明的方式来改制？为什么工人和社区居民的利益根本就没有被列入考虑范围？为什么改制在当地能够比较平静地实施？如果当地政府采取透明的方式来改制，允许别的管理人员和企业的工人加入到改制的过程中来，最后采取公开竞争的方式选择新的所有者的话，那么管理和信息的约束就会得到缓解。但问题是这些根本就没有被考虑。

四、权力关系作为根本原因

苏南和温州之所以出现如此不同的改制，其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不同的政治约束。这里的政治约束主要指两个因素：一个是政府与人民（或社区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经营者（经济精英）与社区干部（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权力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和让对方产生依赖的能力（Pfeffer&Salancik，1978）。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从而产生权力。一般来说，资源的重要程度、稀缺程度和是否存在替代方式（机会）

是决定依赖程度，因而也是决定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地方社区政府控制和影响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和程度也就决定了该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视角也是理解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权力关系的钥匙。

苏南和温州不同的权力关系孕育于计划经济时期，在改革后由于两地发展模式的差异而更加得到强化。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的制度安排大体一致，但由于各地经济基础的差别、历史文化原因、地理位置（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对于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差异，等等，各地政府能力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完全相同。这些不同的起始条件也正是改革以后各地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

苏南的强政府和精英政治（即少数几个精英主导社区事务）有它的历史根源和当代基础。在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苏南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政府。首先，苏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使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建立起了良好的集体工业基础；而集体工业基础则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其他地区比较，苏南具备众多发展农村工业的优势：发达的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原始积累；地理上接近上海，使它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原材料等；发达的交通，使它更便利地连接原料产地和市场；近代工业的遗产，使它具备必要的管理技能和有技术的工人，等等。这些条件使苏南在集体经济时期就发展了它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最早在50年代末就在苏南出现了（Whiting，2001）。""期间，由于城市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再加上部分上海"知青"到苏南下乡，苏南又藉此便利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队工业。从70年代初开始，其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这种地位一直维持了很多年。1981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了2.78亿元。相比之下，乐清县（温州市下属较大的一个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只有大约2千万（Whiting，2001：130），还不及无锡县的1P10.控制一个发达的集体工业基础，为苏南的强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个强政府必然包含它从社会中摄取资源的强大能力（参见Evansetal.，1985）。在这方面，苏南政府有着非常高的摄取和控制财政资源的能力。由于该地区为富裕地区，而且集体经济发达，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和其他地区相比非常突出。1978年，无锡的人均财政收入高达258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7%（无锡市统计局，2001）；而同年温州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24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0%（温州市统计局，2001）。通过控制集体经济基础和掌握相对丰富的财政资源，苏南的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或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机会，比如干部可以决定谁到社队企业里工作（就业）和群众的收入分配，等等。概括地说，集体时代的遗产赋予苏南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和影响。

其二，苏南在解放前相对而言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生活，使它成为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目标，其结果是导致强政府的建立。苏南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当地曾孕育了很多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族，如荣家、唐家等，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工商业者。如此历史，使苏南在1949年解放后，成为一个在政治上需要特殊处理的地区。以前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成了历次政治斗争的对象。据无锡县史，无锡县有1373个小工业者和小商人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期间被错误地划为资本家（1980年得到平反），这些还不包括那些"符合"这一成分的人（中共锡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99：125）。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被批斗。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强政府得以建立。①「米格德尔（Migdal，1988）在他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强社会和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能力》里曾指出革命是建立强国家的途径之一。」这种政治氛围也催生了该地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干部害怕犯政治错误，尽可能求稳。正是因为苏南地方政府的强势和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该地区成为全国最晚实行农村分田到户改革的地区之一，一直到1983年才全面实行分田到户，比大多数地区晚了3-4年。②「有学者（Jin&Qian，1998）用1983年时没有采用大包干家庭责任制的农户比例来测量社区政府的政治力量（politicalstrength）。基于这种测量，苏南社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影响到改革开放后苏南发展道路的选择。一位在无锡市工作的干部说："历次政治运动使人们对发展私营经济心存禁忌，甚至谈私色变，而发展集体经济则是政治上比较保险的做法"（访谈对象94）。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队企业）和政治（强政府和意识形态的保守性）遗产使苏南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是发展乡村集体企业。这条道路使地方（社区）政府能够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和维持它的权力。①「邱泽奇（1999）曾指出集体经济与地方威权主义和干部权力之间互相强化的关系。」苏南的社区政府和官员继承了集体经济时代的遗产，同时又控制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机会，限制甚至禁止民营企业的发展（新望，2002），他们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来建立和管理工业企业——诸如投资和担保、管理人员的挑选和任用、管理人员和工人报酬总分配的确定、企业之间的资金划拨、税后资金的再分配和运用，等等。②「很多学者都从不同方面提到了社区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作用，参看谭秋成（2003）的文献总结。」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国内外的赞扬，苏南的干部曾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在苏南".而城乡协调发展、工农业协调发展（以工补农）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共同富裕）则是苏南模式受到赞誉的主要原因。但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和干部的益处（Oi，1992；Lin，1995；Lin&Chen，1999；邱泽奇，1999）。发展乡镇企业的结果之一是：社区政府和干部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维持了对当地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安排就业、提供公共福利、调节收入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直到很晚的时期（甚至在改制以后），社区政府还通过企业代扣代缴本地工人的税费（如农业税等）。同政府和干部的强势相对的是社区居民和工人的弱势。他们没有能力对社区事务施加影响，成为既定秩序的消极接受者。一个在党校工作的、长期研究苏南的学者（访谈对象6）称他们为"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在改革后依然存在，甚至还得到加强。

因此，虽然苏南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当地干部和社会舆论也曾经赞扬苏南模式中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然而，表面的平等并不能掩盖背后权力分配的倾斜。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国家及其人——行政官僚（Bureaucrat）和技术官僚（Technocrat）（即所谓"新阶级".参看Djilas，1957）的权力一样（Moore，1987），苏南的集体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加强了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的权力。

在苏南，很多简单的事实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强大的政府和干部的权力。如从壮观辉煌的政府办公大楼到影响极大的地方（社区）干部，从组织严密至村级的各级权力机构到人们对政府权力的认知，等等。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苏南的村级干部一般都享有准国家干部的待遇，他们全职为村里工作。①「村在我国并不是一级正式的政府组织。根据我国宪法，村是自治组织，村干部来自农民，从位置上下来后一般的说会恢复农民身份。但在苏南，村干部享受很多国家干部享有的特权。在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上级政府正考虑为主要的村级干部购买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而这些在过去则是国家正式干部才有的福利。」也就是说，他们是职业干部。苏南的土壤上孕育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地方强人，这些强人影响甚至支配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这种权力关系在干部与群众的日常互动中得到体现。例如，在一次口角冲突中，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对一位村民语带威胁地说："我要你去要饭，你就得去要饭".据该村民介绍，村支书蛮横地对待别人在他们村并不少见，因为"村支书掌握着好多村办企业，他可以让企业雇谁，也可以让企业不雇谁".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乡镇企业经营者与社区干部的关系，即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在苏南，我们观察到两个方面的现象。一方面，两个精英群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而迅速上升，与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

由于乡镇企业集体所有而乡村政府又在许多关键方面对企业经营发挥影响，企业经营者和乡村干部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最简单的事实是，乡镇企业的经营者由社区政府指派，代表社区政府管理企业，他们之间是资产所有者与人之间的关系（principle-agent）。一般情况下，社区干部会尽量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安排到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在相当一些地方，企业经营者或者是社区干部的亲属，或者是他们的朋友或亲信（Ruf，1999；Lin&Chen，1999）。如在我所调查的一个村，村支书把他的哥哥派到村里赢利最好的企业（公墓）做负责人，同时把他的老婆派去做财务；村里的采矿场则包给了他的亲信（访谈对象9，该村村支书）。与此同时，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频繁的流动。在村一级，村干部和村办企业经营者交叉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有相当部分村的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任企业的负责人，或者由企业经营者兼任村干部。①「关于这一现象，请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1999.」在乡镇一级，虽然兼职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流动也是存在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或退下来的村干部（尤其是支部书记），经常会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企业的经营者有时也会被提拔到政府部门工作。例如，在五陶镇那力村，1985年以后先后退下来的6位村支书中有2人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②「当然，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和企业经营的逐渐专业化，这种现象在乡镇企业的后期越来越少。」社区干部和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共同构成了支配当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苏南的经济曾被广泛地称为"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乡镇企业经营者逐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在当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优势变得非常显著，他们同政府和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由于乡镇企业在该地区经济中的比重和重要性，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在地方经济和社区中本来就举足轻重。

这种优势地位，随着他们借助经济地位积累起的在各界的关系网络而加强：他们利用工作和生意关系，加强与生意伙伴的商业网络；通过借贷往来，形成了与银行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从而建立起了在政界的人脉网络。其结果是他们在社区的影响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的经营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把社区干部放在眼里。例如在那力村，村里根本不能节制其最大的企业的厂长（来自访谈对象78，该村会计）；在万光镇，几个大企业的厂长经理也不怎么买镇领导的账，因为他们上可"通天"——认识市里甚至省里的领导（来自访谈对象39，乡镇企业局干部）。有的乡镇企业经营者，利用他们在上级政府那里的人脉关系，左右社区政府的人事任命。我所熟悉的一个村办企业的厂长就通过他跟镇领导的密切关系左右村里的人事安排，不仅村支书要在很多方面让着他，他还帮忙把他的亲戚放到了村主任的位置上（来自访谈对象40，企业厂长；访谈对象80，村主任）。

社区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密切关系影响到改制的方式和参与主体，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不排除两者合谋寻租的可能性，即乡镇企业经营者通过贿赂官员，从而以优惠的价格得到企业。两者的密切关系也可能使他们一起排除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另一方面，经营者们的优势使他们有能力在改制时影响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改制方案。也就是说，经济精英已经可以侵蚀干部的权力，影响政府决策的自主性。

了解到政府和人民之间倾斜的权力关系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与干部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经营者的优势地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制在这一地区会采取这种不透明的方式了。不透明的改制不是偶然和随机的选择，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当地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它是威权体制和精英政治的产物，是经营者与干部密切关系的结果，是经营者优势地位的必然反映。政府相对于人民的强势，使它意识到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不会遇到工人和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挑战，正像过去政府主导了所有重大的决定而没有遭到人民的挑战一样，在他们的记忆中不存在人民挑战的历史，因而才敢于勇往直前。

在五陶镇，党委书记在决定了改制方案后召集了一次政府工作人员的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决定，要求大家理解并支持改制。

虽然一些人私下里对改制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达。这样改制的动员就算开始了。对于工人和社区居民来说，他们连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挑战了。（访谈对象57，镇干部）

相比之下，温州从计划经济时期继承的遗产是薄弱的集体经济和弱势的政府。改革开放后，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则出现了新型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乡镇企业经营者也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乡镇企业经营者那样的优势地位来与社区政府讨价还价。与苏南相反，温州处于原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边沿地带。该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到90年代才通铁路），离中心工业城市遥远，加之曾长期处于对台前线的位置，解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投资微乎其微。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只有6亿多，相当于同时期国家对宁波投资的1P4（单东主编，2000：112）。结果是，国有部门非常弱小，集体经济极其薄弱，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张仁寿、李红，1990）。据统计，1978年温州的人均耕地只有0.52亩，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P3；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13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5个贫困县中有3个在温州（袁恩桢编，1987）；1980年人均财政收入只有30元，相当于无锡的1P10（参看表5）。其发展的最初条件即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和薄弱的集体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连维持基本的职能都很勉强，更不用说发展集体经济了。

温州因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再加上贫困的经济基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不像苏南那样高（苏南长时期以来为政治中心和其他地区提供农业剩余，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从50年代的对台前线，到""中武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些干部死于武斗，省政府不得不一度派军队去维持秩序。参看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1998），一些地方的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无法维持起码的社会治安。一直到80年代初，温州仍以混乱著称。

1981年，曾有两个国家高级领导人指示浙江省解决温州的治安问题（杨海鹏、翟明磊，2001）。温州80年代初的市委书记曾是浙江省主管政法的书记，他到温州的使命之一就是恢复温州的社会秩序。

资源条件和历史遗产迫使温州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南的发展道路。在过去的20多年里，企业家或者说人民一直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如果说苏南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上边（政府和精英）的话，那么温州发展的动力则来自于下边。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发展集体经济，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控制"老百姓自发的"致富"冲动。换言之，政府之弱势控制反而使温州地区的发展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从""后期开始，温州就有人为了生存陆续外出寻求机会，做些城里人不愿干的事，如贩卖小商品、理发、补鞋、做木匠、铁匠等；或者在家里从事地下工业和商业，如弹棉花、搞土纺织等。很多访谈对象都有到外边做小生意的历史。一位60多岁的农民说他早在60年代就外出到江西等地卖糖果和其他小商品。到70年代末期，温州已经有号称"10万大军"的购销员队伍，同时有数十万人在温州从事家庭工业。

用艾伦·刘的话来说，温州的发展可以用三个M来概括：群众的首创性（massinitiatives）、流动（mobility）和市场（markets）（Liu，1992：699-700）。群众的首创性是温州模式的根本特色，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比如说政策上对当地一些比较超前的做法给予合法性支持，帮助企业家获得必要的证照，等等。有些国内的学者和温州当地的百姓甚至认为温州的发展得益于温州政府早期的"无为而治".①「当然，温州地方政府还是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藉此支持和合法化当地群众的社会实践。比如说，他们在早期合法化和规范化了"挂户"实践，后来又通过对股份合作制的有创造性的定义合法化了民营企业。」市场，而不是政府，成为引导和左右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核心机制和力量。市场机制决定了温州人的机会基本平等，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个人能力获得成功，因而出现了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苏南的"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温州的经济被人们称为"老百姓经济"或"人民的经济".

群众首创性的实践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型塑了人民与政府之间新型的经济关系。在政府的控制以外，出现了一个为数众多而又日渐强大的企业家群体。到1986年，已经有大约1P5的人口从事工商业，出现了14603个家庭企业或合伙企业，470个专业市场。民营企业的总数在2000年约达到4.7万家，个体工商户约达到20万户（胡宏伟、吴晓波，2002）。由于民营经济本身的特点，再加上改革早期税收的不完善，人民迅速富裕起来，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在80年代增长缓慢（参看表5）。根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徘徊。②「根据2001年《温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参看温州市统计局，2001）。」袁恩桢也记录了大量关于百姓迅速富裕而政府却相对贫困（民富官穷）的例子。例如，在苍南县钱库镇，1985年实现的工业税收只占当年总销售额的0.767%（袁恩桢编，1987：255-256）。直到今天，虽然很多温州老百姓已脱贫致富，但很多乡和村政府的办公条件仍然简陋得难以想象。在一个村子里，村委租了庙里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所有的办公用品就是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虽然村中家庭电话已基本普及，但村委会连部电话都没有。

在另一个村子里，村支书把厂里的一间房子拨出来作为村办公室（他自己是个老板）。这样的事情在苏南是不可想象的。

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新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影响甚至决定着此地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不同于苏南的威权政府和精英政治，温州逐渐出现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因为人民不是主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生存和致富的机会（即他们不对政府存在依赖），因而也就敢于挑战政府的权威。如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第一次村民成功罢免村主任的事情；第一次农民状告政府"不作为"的案子；等等（胡宏伟、吴晓波，2002）。面对这样的人民，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像苏南的政府那样具有支配地位，他们必须相应地调适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与人民的博弈中达到一种平衡。一位长期在（龙港）镇政府工作的干部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政府在做决策时必须相对慎重，尽可能把各方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在温州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那样的优势地位，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其有限。由于存在众多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经营者无非是无数企业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可能是并不非常优秀的一部分），他们在社区中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以虹桥镇为例，2000年该镇销售额排前20名的企业中，镇办企业只有一家（该企业正酝酿改制。别的已经改制的镇办企业也没有一家进入前20名），其他的都是私营企业。因而乡镇企业经营者根本不可能像苏南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那样通过向政府施加影响，让改制完全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社区政府也不敢做出这样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如果改制不透明的话，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就会挑战："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挣钱，他们却可以通过占集体的便宜而致富呢？"（访谈对象180，民营企业家）结果是，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改制时倒是可以不受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左右，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主性。

虹桥一镇办企业的厂长就曾这样说："改制是政府行为，企业自己做不了主。但政府事太多了，管不过来。元件厂（另一镇办厂）嚷嚷几年了都还没改，我们也只能等着。"（访谈对象174）虹桥镇主管企业改制的官员的话正好揭示了政府的担心和考量。他说他们这里的改制必须公开和公平，如果不公开和公平，工人和当地居民就会有意见，别的私营老板也会有意见，甚至会抗议。"适当的优惠（给新所有者）是可以的，但不能偏得太多。政府部门谁都不敢操纵改制过程，把企业转给他们自己喜欢的人"（访谈对象181）。

事实上，他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对当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认知，基于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前边提到的乳制品厂改制时就遇到了挑战。虽然镇政府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对该企业进行了改制，虽然工人们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但因为中间操作上的瑕疵，工人们认为他们应得到更大的份额，因而进行了抗议，有些人还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要求对改制进行调查。这些抗议使政府在后来的改制中更加慎重（访谈对象181，镇政府官员）。

五、改制方式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同前述的改制结果（怎么转，转给谁）受制于改制方式一样，资产价格也直接受改制方式的影响。在苏南，不透明的改制为现任经营者制造了改账和侵蚀公有资产的机会，客观上激励了转移和隐藏公有资产的行动。其结果是低价出售变成了普遍性的做法。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个后果。一方面，企业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基本确定，几乎没有悬念；另一方面，最后的改制价格由正式的资产评估来决定。这样，几乎所有的经营者都通过改账或别的转移资产方式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操控的手法多种多样，有些人压低资产和夸大负债，有些人把资产转移到下属子公司或关联企业，还有人直接隐藏有价值的资产或设备等，不一而足（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所有这些操控的目的是降低企业的账面资产，以便最后取得好的价格。如那力村一位改制老板（原来村办企业的厂长）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改制时他把账做出了大约25万的净债务，这样在改制后的5年内他就可以免缴土地使用费（以抵消债务）。根据他的看法，改制时没有不做账的，做的"漂亮不漂亮"完全取决于经营者有多"聪明"（访谈对象40）。

从表1、表2和表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后改制时卖出的价格，以及现任的经营者们以什么样的价格得到了他们经营的企业。固定资产大致反映企业的规模，资产-负债数也大致是最后的成交价。如果数字为正，那么新的所有者要拿出资金来购买；如果数字是负，说明该企业负债大于资产，当地政府还需要承担部分债务。在五陶镇，在16个我们掌握信息的镇办企业中，有7个负债大于资产，这意味着镇政府在把所有的资产转移给他们以后，还要帮他们还清多出来的负债（政府一般通过免收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资产使用费来补偿新的所有者）。总体上来说，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18个总固定资产为1个多亿的企业中收取大约2百多万的资金。这些信息还不包括剩下的三个当时还未完成改制的企业，其中有两个严重亏损。最差的一个总负债在1亿以上，镇政府正考虑让它破产，若如此，银行将遭受严重的损失。相比之下，万光的情况要好一点，在我们所调查的22个镇办企业中，13个有净资产，尽管总量并不大。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23个企业中收取667万现金。与此同时，表上未列出的另外两个破产企业总负债达到了3500万。

至此我们可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是一个白送（giveaway）的改制，即新的所有者基本上不用付出什么资本，就白白地得到了企业。当地称这种改制为"零资产转移"，意指新的所有者只需在得到所有资产的同时，承担所有的负债就行了。因而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改制以后苏南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

相比之下，温州的公开竞争则使得这个问题不那么严重。①「有些学者（如张军，2003）认为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企业价值人为低估、集体资产流失的根源并不在改制本身，而在于与改制配套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尚未建立健全。作者对这种论断并不认同。本文力图揭示改制方式影响资产定价这一现象及其成因。」因为现任的经营者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他是否能够在最后的竞标中胜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改账（结果可能是为别人做了一锅饭）。同时，其他方式的资产转移也因为当地政府比较紧密的监控、别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监督而变的不太可行。最后，公开竞争一般情况下都提高了基点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价贱卖公有企业的情况，正像前述乳制品厂的例子展示的那样。这支持了罗兰德（Roland，2000：246）的论断：竞争性的投标能够有效地缓解内部人控制和信息约束的问题。

六、结论

本文分析了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改制背后的政治约束。尽管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能够部分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的不同的政治约束，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两个精英群体（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两个地方政府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和地方权力关系，解释了什么样的改制方案被提出以及有效地得到实行。苏南不透明的改制是当地倾斜的权力关系——地方（社区）政府和社区精英控制和支配了政治和经济资源、大多数人没有参与权力的必然结果。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反映了当地政府和人民之间新型的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群众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和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苏南近乎"休克疗法"的改制似乎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但它恰是过去社会主义时期和乡镇企业发展阶段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改制过程彰显了这种制度安排赋予干部的权力资源和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干部和经营者结盟兑现P消费其权力资源（寻租）的途径。同样道理，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也是其历史遗产和权力关系的产物：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薄弱的集体经济基础使得温州在市场机会来临的时候走上一条自下而上的人民（或企业家）主导选择的发展道路；而恰是这种选择，衍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并开始形成一种精英竞争的阶级关系与社会政治格局。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型表现出了其路径依赖的特征，即：以往的权力结构和制度遗产影响着转型的发展选择及其社会政治关系。

苏南的改制对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改制成了新旧秩序的分水岭。原来乡镇企业里管理者和职工的关系在改制后出现了变化：经营者变成了资产所有者，工人变成了打工仔；两者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如据作者对那力村的调查，1987年村办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大约是工人的5倍；而在2001年，改制后的企业所有者与工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大约30倍，一个厂老板的收入甚至是其150个工人收入的总和（Zhang，2003a）。两者的关系出现了剥夺与被剥夺的质性变化。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一些原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迅速致富，成为当地的富人，苏南原来规模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当地的大企业（资本）家。改制以前社区中倾斜的权力关系逐渐转化成为倾斜的财富分配关系；过去宣称的苏南的共同富裕被一个日益扩大的收入两极分化的格局所取代。

改制方式的选择也可能对两个地方的政治前景发生影响。苏南的历史遗产和改制后迅速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使精英联盟成为可能。①「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对精英联盟的前提、机制和实现路径有详细的讨论（参见Zhang，2003b）。我也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些问题。这里只是粗略谈及改制的政治后果。」如以上所分析的，苏南的政治格局本来就是一个精英政治的格局，改制后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持续并进一步加强。从历史角度看，获致财富的途径使苏南的企业家在政治上容易变得保守。以不公正的方式获致财富变成了苏南"管理型资本家"（即原来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通过改制而变成的资本家）的"原罪"."管理型资本家"不是成为人们羡慕和景仰的对象，而是成了人们憎恨和嫉妒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同政府官员结盟，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就成了苏南企业家的利益所在。

与此同时，苏南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也为精英联盟提供了可能性和动力。处在社会顶端的少数几个当权者和少数几个有钱人总是更容易实现联盟（当然不一定是正式的）。正如奥尔森所分析的，"特殊利益"小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常常能自愿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支持其共同利益（曼瑟尔·奥尔森，1995：30，151）。在苏南，经济精英要保持其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而官员们则希望保持其权威。为达到这一目的，双方都需要将民众保留在原来的位置，防止更多的人参与到当地政治生活中。这种联盟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地方威权主义。苏南仍由政府控制和社区精英主导的村级选举正好反映了这一政治现实（Zhang，2003b）。因此，我并不同意邱泽奇（1999）关于乡镇企业改制宣告了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的论断。事实也逐渐表明，改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传统的领导-从属关系（即乡镇企业受乡镇政府管理、经济精英服从政治精英），使得经济精英获得了更显赫的地位，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较改制前有所疏远，但由于他们的历史性联系，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两个精英群体的相互需要，精英联盟有着非常现实的可能性。①「康晓光（2002）在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时提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联盟已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的研究着重从宏观层面描述，而我的研究则是微观的实证研究。」经济精英需要政治精英帮助他们提供好的经营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对付外在的和上边的掠夺等；而政治精英则需要经济精英帮助他们完成经济发展目标。如在改制以后，苏南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提出了"为企业服务"的口号，把服务企业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苏南在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的干部考核机制则为政治精英同经济精英的结盟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②「据作者对许多地方的研究和观察，苏南的干部评估机制是最强大的。」

相比之下，温州的发展道路及其由此而形成的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则使精英竞争成为可能。温州快速成长的私营企业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成为地方社会治理及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难以替代的力量，对政府行为产生了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如前所述，温州的私营企业是在政府控制之外大量成长起来的。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发展当地经济，特别是发展集体企业，才为私营企业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数量迅速增多，规模日益扩大，企业家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他们对政府治理有强烈的要求，如提高效率、改进服务，获得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等。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由企业家组织的商会和协会，承担了一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协调功能。这说明这种由经济领域的活动向政治空间发展的潜力完全可能变成现实。

另一方面，温州的私营企业家们也没有苏南"管理型资本家"那样的历史和心理负担。他们是靠市场机遇和自己的努力而致富，从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在温州，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往往成为人们羡慕和追求的对象，整个社会对富人和财富的理解和容忍程度也相对较高。这一事实使得企业家阶级更为自信。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竞争。

从社会结构上来说，温州面广量大的企业家阶层（温州的社会结构呈纺锤状，中间大两头小，参看Zhang，2003a；胡宏伟、吴晓波，2002）和社会流动的频繁也使得精英竞争更具可能性。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自成员之间的竞争要比人数众多的自发群体更有可能组织起来并形成联盟。企业家之间围绕着市场、权力、地位、声望等的竞争，促使地方（基层）政治和社会出现了竞争性的格局，如，温州的村级选举正是因为有大量富人的参与才变得非常激烈（Zhang，2003b）。也就是说，不同于苏南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在温州，经济精英对政府加以制约的要求和经济精英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

参考文献：

陈吉元编，1989，《乡镇企业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范从来、路瑶、陶欣、盛志雄、袁静，2001，《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与股权结构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冯曲，2000，《从资金筹集机制看乡镇企业改制：制度变迁动力学的一个案例》，《改革》第5期。

韩云，2000，《乡镇企业积累机制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胡宏伟、吴晓波，2002，《温州悬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黄少安、魏建，1999，《诸城"二次改制"的考察》，《改革》第2期。

姜长云，2000，《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逻辑》，《经济研究》第10期。

康晓光，2002，《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当代中国研究》第3期。

曼瑟尔·奥尔森，1995，《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秦晖，1997、1998，《十字路口看乡企——清华大学乡镇企业改制问题调查研究报告》，《改革》1997年第6期（上）、1998年第1期（下）。

邱泽奇，1999，《乡镇企业改制与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社会学研究》第3期。

单东主编，2000，《浙江非国有经济年鉴》，北京：中华书局。

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编，2002，《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史易、赵小剑，2001，《苏南寓言》，《财经》第5期。

谭秋成，1999，《乡镇集体企业中经营者持大股：特征及解释》，《经济研究》第4期。

——，2003，《转型时期乡村组织行为与乡镇企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

无锡市统计局编，1991，1996，1997，1998，1999，2000，2001，《无锡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谈汗人主编），1994，《无锡县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温州市统计局编，2001，《温州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新望，2002，《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新苏南？》，个人网站。

徐志明，张建良，1997，《乡镇企业资金的高速增长及效益下滑——江苏省苏州市乡镇企业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杨海鹏，翟明磊，2001，《温州"自费"改革的悲喜》，《南方周末》7月19日。

袁恩桢编，1987，《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军，2003，《农村金融与乡镇企业民营化：一个文献综述》，《改革》第4期。

张军、冯曲，2000，《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第8期。

张仁寿、李红，1990，《温州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维迎、栗树和，1998，《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第12期。

赵顺鹏、朱知喜，2000，《超前与裂变：走近乐清的改革开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共锡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顾伟伦、宿浩良主编），1999，《锡山市社会主义道路50年》，锡山：锡山市第二印刷有限公司。

支兆华，2001，《乡镇企业改制的另一种解释》，《经济研究》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1999，《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22村调查报告（1997-1998）》，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周尔鎏、张雨林，1991，《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周海乐、周德欣主编，1996，《苏锡常发展特色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邹宜民、戴澜、孙建设，1999，《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思考》，《经济研究》第3期。

Byrd，William&LinQingsong（eds.）1990，China''''sRuralIndustry：Structure，DevelopmentandRefor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Cai，Yongshun2002，"RelaxingtheConstraintsfromAbove：PoliticsofPrivatizingPublicEnterprisesinChina."As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10，No.2.

Chen，Hongyi2000，TheInstitutionalTransitionofChina''''s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s.AshgatePublishingCompany.

Djilas，Milovan1957，TheNewClass.NewYork：FredrickA.Praeger.

Evans，Peter，DietrichRueschemeyer&ThedaSkocpol（eds.）1985，BringingTheStateBackIn.Cambridge：UniversityofCambridgePress.

Ho，Samuel，PaulBowles&XiaoyuanDong2000，"LettingGooftheSmall：AnAnalysisofthePrivatizationofRuralEnterprisesinShandongandJiangsu."UBCInstituteofAsianResearch，CenterforChineseReserch，WorkingPaper，Vancouver，BC.

Ho，Samuel，XiaoyuanDong，PaulBowles&FionaMacPhail2002，"PrivatizationandEnterpriseWageStructuresDuringTransition：EvidencefromRuralIndustryinChina."EconomicsofTransition，Vol.10（3）.Jefferson，Gary&Rawski，Thomas1994，"AModelofEndogenousInnovation，CompetitionandPropertyRightsReforminChineseIndustry."WorkingPaper#289，DepartmentofEconomics，UniversityofPittsburgh，Pittsburgh，PA.

Jin，Hehui&YingyiQian1998，"PublicVersusPrivateOwnershipofFirms：EvidencefromRuralChina."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3，No.3.

Kung，JamesKai2Sing1999，"TheEvolutionofPropertyRightsinVillageEnterprises：TheCaseofWuxiCounty."inJeanOi&AndrewWalder（eds.），PropertyRightsandChina''''sEconomicReform.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Li，Hongbin&ScottRozelle2003，"PrivatizingRuralChina：InsiderPrivatization，InnovativeContractsandthePerformanceofTownshipEnterprises."TheChinaQuarterly，No.176.

Li，Hongbin2003，"Government''''sBudgetConstraints，Competition，andPrivatization：EvidencefromChina''''sRuralIndustry."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Vol.31.

Lin，Nan1995，"LocalMarketSocialism：LocalCorporatisminActioninRuralChina."TheoryandSociety24.

Lin，Nan&Chih-JouJayChen1999，"LocalElitesasOfficialsandOwners：ShareholdingandPropertyRightsinDaqiuzhang."inJeanOi&AndrewWalder（eds.），PropertyRightsandChina''''sEconomicReform.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Liu，Alan1992，"The''''WenzhouModel''''ofDevelopmentandChina''''sModernization."AsianSurvey32，No.8.

Liu，Ya2Ling1992，"ReformfromBelow：ThePrivateEconomyandLocalPoliticsintheRuralIndustrializationofWenzhou."ChinaQuarterly130.

Ma，Rongetal.（eds.）1994，InvestigationsonChina''''sTVEsinthe1990s.HongKong：OxfordUniversityPress.

McMillan，John&BarryNanghton1991，"HowtoReformaPlannedEconomy：LessonsfromChina."OxfordReviewofEconomy8（1）.

Migdal，Joel1988，StrongSocietiesandWeakStates：State2SocietyRelationsandStateCapabilitiesintheThirdWorld.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Mills，C.Wright1959，TheSociologicalImagina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Moore，Barrington1987，AuthorityandInequalityunderCapitalismandSocialism.Oxford：ClaredonPress.

Nolan，Peter&DongFuren（eds.）1990，MarketForcesinChina：CompetitionandSmallBusinesstheWenzhouDebate.London：ZedBooks.

Oi，Jean1992，"FiscalReformandtheEconomicFoundationsofLocalSateCorporatisminChina."WorldPolitics45（Oct.）.

——1999，"TheDecadesofRuralReforminChina：AnOverviewandAssessment.TheChinaQuarterly159.

Park，Albert&MinggaoShen2003，"LiabilityLendingandtheRiseandFallChina''''s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s."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71.

Parris，Christen1993，"LocalInitiativeandNationalReform：TheWenzhouModelofDevelopment."ChinaQuarterly134（June）.

Pfeffer，Jeffrey&GeraldR.Salancik1978，TheExternalControlofOrganizations：AResourceDependencePerspective.NewYork：HarperandRow.

Roland，Gerard2000，TransitionandEconomics：Politics，Markets，andFirms.Cambridge，MA：MITPress.

Ruf，Gregory1999，"CollectiveEnterprisesandPropertyRightsinaSichuanVillage：TheRiseandDeclineofManagerialCorporatism."inJeanOi&AndrewWalder（eds.），PropertyRightsandChina''''sEconomicReform.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Walder，Andrew1995，"LocalGovernmentasIndustrialFirm：AnOrganizationalAnalysisof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1.

Whiting，Susan1999，"TheRegionalEvolutionofOwnershipForms：ShareholdingCooperativesandRuralIndustryinShanghaiandWenzhou."inJeanOi&AndrewWalder（eds.），PropertyRightsandChina''''sEconomicReform.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2001，PowerandWealthinRuralChina：ThePoliticalEconomyof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Wong，Christine1992，"FiscalReformandLocalIndustrialization：TheProblematicSequencingofReforminPost2MaoChina."ModernChina18.

Xu，Chenggang1995，ADifferentTransitionPath：Ownership，Performance，andInfluenceofChineseRuralIndustrialEnterprises.NewYork：GarlandPublishingInc.

Zhang，Jianjun2003a，"PatternsofDevelopmentandEconomicEquality."AmericanSociologicalAssociationAnnualMeeting，RegularSession，Atlanda，Georgia.

乡镇企业范文篇4

人力资源管理,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舍弃表象因素,对“黑箱”进行解构,揭示不同管理模式的最终决定因素,找出内在的因果关系规律,是目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深化研究的突破点。本文试图采取“先归纳、后演绎”的方法,对东方的日本企业和西方的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先归纳探究其模式产生的根源,再从中国乡镇企业这一特定对象所面临的输入因素出发,演绎推导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输出特征。

一、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特点比较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可以通过配置的方式、管理的手段、使用的原则、激励的措施四方面,进行概括和描述。

(一)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

这里谈到的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的,至今仍是美国企业显著特征,它是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赖外部劳动力市场。美国企业具有组织上的开放性,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作为需求方的企业,几乎任何时候所需任何人才,都可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规范的程序招聘,或通过有目标的市场竞争,从其他企业“移植”,企业过剩的人员,流向劳动力市场。作为供给方的劳动者,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职业,即使从业后对自己潜能有了新的认识,或有了更理想的工作,也会从容迁移。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是简单的短期供求关系,没有过多的权利和义务约束。这种方式的好在于,通过双向的选择流动,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个人/岗位最优化匹配;缺点是企业员工的稳定性差,不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日本企业的职工,有70%在本企业工作时间超过10年,而相应的数字,美国是37%。

2人力资源管理上,实现最高度专业化和制度化。美国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契约、理性,重视刚性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明确的指令链和等级层次,分工明确,责任清楚,讲求用规范加以控制,对常规问题处理的程序和政策都有明文规定。大多数企业都有对其工作岗位所设的《工作岗位要求矩阵》,详细描述每个岗位对人员素质,包括知识、技艺、能力和其他方面的具体要求。企业分工精细、严密,专业化程度很高,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工作,不得随便交叉。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工作内容简化,易胜任,即使出现人员“空穴”,也能很快填充,而且简化的工作内容也易形成明确的规章和制度,摆脱经验型管理的限制;缺点是员工自我协调和应变能力下降,不利于通才的培养形成。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多口进入和快速提拔。美国企业重能力,不重资历,对外具有亲和性和非歧视性。员工进入企业后,拥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人可以直接进入管理阶层,受教育多的人起点也高。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可以从内部提拔,也可以选用别的企业中卓有建树者,一视同仁。员工如果有能力,有良好的工作绩效,就可能很快得到提升和重用,公平竞争,不必熬年头,论资排辈。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拓宽了人才选择面,增加了对外部人员的吸引力,强化了竞争机制,创造了能人脱颖而出的机会;缺点是减少了内部员工晋升的期望,削弱了工作积极性。由于忽视员工的服务年限和资历,导致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

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物质刺激为主。美国企业多使用外部激因,少使用内部激因重视外酬的作用。认为,员工工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物质报酬。可以不向员工说明此项工作的意义,但必须说明此项工作的操作规程,员工可以不理解工作本身的价值,但必须把工作完成好才能获取相应的报酬,员工得到认为合理的报酬后,就不应该再有其他要求了。因此,员工的报酬是刚性的工资,收入的95%甚至99%以上都是按小时计算的固定工资。这种措施的好处在于,企业景气的时候不用考虑对员工有额外的支付,减少了发展

成本;缺点是如遇经济不景气,企业无法说服员工通过减少工资、降低成本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能解雇员工清除剩余的生产能力,导致员工对企业缺乏信任,形成对抗性的劳资关系。

(二)日本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二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形成的日本模式和美国相比,是资本主义灵活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靠内部培训。日本企业具有用人上的相对封闭性,内部培训是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需求的主要方式。认为,高素质的员工,只要经过培训,就能胜任所有工作。所以,在聘用员工时,特别强调基本素质,不看重个人具体技能。由于重素质而轻技能,在培训员工上要花很大功夫,日本企业在职工培训上的投入是美国企业的25倍。培训时不仅要学习技术方面的硬技能,还要学习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上下协调关系等“软知识”和“软技能”。它的一个特点是,职工在本企业继续就业才能发挥作用,一旦离开就会失去,没有市场价值。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员工不愿离开熟悉的企业,企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培养的员工,这有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缺点是增加了培训费

用,阻滞了员工的流动,难以实现社会范围内,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

2人力资源管理上,具有情感式色彩。日本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关系,重视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含蓄的职务主义,侧重于靠人对企业进行控制。一方面有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和含蓄的控制,企业更侧重于通过树立信仰,灌输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的行为,使其自觉地与企业目标和要求保持一致。企业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情感上的互动,是管理的主要手段。日本企业允许而且鼓励职工在精通本职专业技术同时,学习其他专业知识,实行工作转换制。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员工的潜在积极性和创造性,满足了个人爱好和兴趣,有利于专业

的深化,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技术上的创新与开发;缺点是内部容易形成家庭主义纠纷、姑息迁就、公私混同等弊端。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有限入口和内部提拔。日本企业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有新的工作需要时,一是从学校吸收,二是尽可能通过内部调节来满足,因为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的人员,或许只具备新工作需要的硬技能,却大都不会拥有在企业工作需要的软知识和软技能,重新培训已具备软知识和软技能的员工再去掌握新的硬技能,比起招聘外人来得快捷、划算。因而日本企业人才使用的入口狭窄,进入企业必须从基层干起,通过按部就班的培养过程,逐步了解企业、认可企业、完善自身、创造效益,求得提拔重用。对人的评价与提升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和渐进式的方法,不以一时一事取人,侧重于全面、历史地考察。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能够比较客观深入地对人做出评价,鼓励人们踏踏实实工作,树立长远的工作观念,避免短期行为,保证人才选拔的正确性;缺点是缩小了人才选择面,不利于吸引外部人才,不利于企业人才结构的优化。

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精神激励为主。日本企业在重视使用外部激因同时,更多地使用内部激因,发挥内酬的作用。采取终身雇佣制度,不轻易解雇工人,即使企业处于困难时期,它可放假、停工也不会将工人赶出工厂,除非职工犯了严重错误或触犯刑律,才会解职。领导与员工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以及职工之间,除了工作上互相配合、通力协作外,还注重不断增强相互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努力创造一个友好、和谐和愉快的气氛。使员工有充分的安定感、满足感、归属感,在工作中体味人生的乐趣和意义。企业还吸收职工参加管理,使职工不但对企业经营状况能及时了解和掌握,而且能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形成合作性的劳资关系。物质激励也是弹性工资,工人收入的25%左右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得到的红利。这种措施好处在于,精神激励调动了普通职工的积极性和献身精神,工资成本的灵活性使日本企业无需大批解雇工人也能比较容易地渡过经济不景气难关;缺点是淘汰率低容易影响员工进取心,集体决策影响决策的果断性和时效性。

二、中国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

通过对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定性模型:

(y1,y2,y3,y4)T=(f1,f2,f3,f4)T·(x1,x2,x3,x4)

其中,y1,y2,y3,y4分别代表配置、管理、使用、激励四方面特征;x1,x2,x3,x4分别代表文化、技术、产品市场、劳务市场四种因素;f1,f2,f3,f4代表四个函数关系。从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定性模型看出,每一特征都是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当前中国乡镇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因素,也可分析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具备的特点。

(一)当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处于深化阶段,乡镇企业步入“二次创业”时期,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生存空间,相对于发展初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文化上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国文化也属农耕文化,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带有典型的农业文明痕迹。人们讲求“亲缘、血缘、地缘”关系,习惯于家庭式管理,尊重权力,乐于稳定,功利主义较强;讲求互相关心,期望群体对自己关注,相应地,对群体和组织忠诚度也高。同时,农民式的狭隘自私也有充分体现,注重短期的眼前的利益,难以将个人利益同企业兴衰长期统一,“二兼业”的就业形式,使就业相对不稳定,流动性大。

2技术分工不细。目前中国乡镇企业中,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还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低,专业性差。各工种、各岗位之间更需要有效衔接和协调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作用大,技术上不宜分工过细。这对员工素质提出的要求是,能够尽可能全面熟悉企业情况,对各工种操作方法和工艺流程都有所了解,最好是“通才”。

3产品市场不稳定。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经济技术实力的限制,市场份额极不稳定,产品品种结构需要经常调整和改变。相应地,企业的组织方式、决策程序、管理方法也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过分拘泥于严格的规章制度会使企业僵化,降低活力,难以适应不断变动的市场要求。

4劳动力市场欠发育。中国劳动力市场尚处刚刚发育阶段,难以对企业提供有效人才供给。一方面国民教育水平偏低,特别是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相对很差;另一方面,人才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学校培养学生时,对人才需求关注不够。尽管近年来,各省、市人才中介机构,人才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人力资源总量上升,质量提高,但仍呈现出结构性短缺,专业技术人才不足,地域分布不均衡,城乡二元性特征显著。乡镇企业难以吸引和招聘急需人才。另外,劳动力市场需要健全的机制来规范。目前,企业通过市场选择劳动者,存在了解不足、使用不当、从业不稳的顾虑;劳动者通过市场选择企业,也存在缺乏利益保障和长远发展机会的担忧。

(二)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该具备的特点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中国乡镇企业应以自身情况为出发点,博采美日模式之长,融合提炼,形成独具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人力资源配置上,应当以培育为主,引进为辅。乡镇企业员工的文化素质、技能水平普遍低下,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壮大和发展。有限的实力又难以在欠发育的劳动力市场上引进充足的适用人才,全面改变企业员工的素质。因此,从长期看,必须立足于内部培养,企业发展规划要有人力资源开发与计划配套,要把人才培养作为企业领导业绩考核重要指标。对于高级管理人员,要实行继续教育,使其掌握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和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将学习成绩纳入干部考核指标;基层、中层管理人员应全部参加国家承认学历的函授学习,学习成绩作为聘用干部标准之一;对于工作时间长、文化水平低的员工,实行在岗培训,必要时每年选派部分重要岗位职工到大、中专院校学习或到大型企业进修;聘请院校教授和企管专家到企业讲座辅导,提高员工整体素质。从短期看,引进人才是补充,通过招聘、借用等方式,吸纳一部分专才、特才,依托人才引进,带来新信息,启动新项目,开拓新市场,发挥引进人才的技术辐射作用。“引进适用人才,培养未来人才,提高全员素质”,应是当前乡镇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指导方针。

2人力资源管理上,应是制度化加人情式。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很不健全,员工的录用、晋升、辞退缺少规范,随意性很大,导致了员工队伍的不稳定,员工对企业缺乏归属感和安定感。企业的生产、销售、财务等基本制度也不规范、不系统,员工缺乏必要的强制约束。因此,乡镇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人才引进、使用、考评、奖惩规范化,使技术分工条理化、明确化,每位员工都对自己的权利义务责任非常清楚,这有利于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制度化管理的同时,要注入人情式的手段,加强职工的理想信念、人生观、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开掘人的精神潜力,培养企业群体精神。要把企业价值观灌输到职工思想行动中,转化为员工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关心员工生活、工作环境质量,提供条件,满足个人发展期望和精需求。员工情感上的回报会产生极强责任心和巨大创造力,使遵章守纪和自我约束融合,发挥“法治”和“人治”的叠加效应。

3人力资源使用上,应是多口进入,快速提拔。乡镇企业各个层面都存在人才的短缺,所以,要有多个入口,多条渠道。一条途径是与各类高等、中等院校加强联合,使其为乡镇企业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实用人才、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直接进入企业中、高层;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职业学校、短期培训等方式对具有初、高中文化的农村青年进行职业教育,充实到生产一线;还有一条途径,是从大型企业、大专院校的离退休人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进行挖掘。乡镇企业应保持灵活的用人机制,唯才是举,不看学历、资历看实绩,创造人才发挥效能的环境,对有能力、业绩突出者委以重任,快速提拔,激发潜能。同时,也应注重对人才全面的、长期的考察,避免用人失误。

4人力资源激励上,应是物质保障和精神激励相结合。乡镇企业要建立把员工和企业紧密连结在一起的经营方式,通过合同或契约,把实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和提高员工收入、改善劳动条件、增加福利要求的措施具体化,形成人人关心企业前途命运,共谋企业发展大计的局面。股份合作制改造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利益共享、风险同担,有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乡镇企业还应建立员工全方位、多渠道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制度,如职工代表大会制等,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沟通上下关系,协调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情感,正确处理维护员工利益与发展生产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形成精神上的共同体。通过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综合作用,使员工和企业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乡镇企业范文篇5

一、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特点比较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可以通过配置的方式、管理的手段、使用的原则、激励的措施四方面，进行概括和描述。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

这里谈到的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的，至今仍是美国企业显著特征，它是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赖外部劳动力市场。美国企业具有组织上的开放性，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作为需求方的企业，几乎任何时候所需任何人才，都可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规范的程序招聘，或通过有目标的市场竞争，从其他企业“移植”；企业过剩的人员，流向劳动力市场。作为供给方的劳动者，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职业，即使从业后对自己潜能有了新的认识，或有了更理想的工作，也会从容迁移。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是简单的短期供求关系，没有过多的权利和义务约束。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通过双向的选择流动，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个人／岗位最优化匹配；缺点是企业员工的稳定性差，不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日本企业的职工，有70％在本企业工作时间超过10年，而相应的数字，美国是37％。

2.人力资源管理上，实现最高度专业化和制度化。美国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契约、理性，重视刚性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明确的指令链和等级层次，分工明确，责任清楚，讲求用规范加以控制，对常现问题处理的程序和政策都有明文规定。大多数企业都有对其工作岗位所设的《工作岗位要求矩阵》，详细描述每个岗位对人员素质，包括知识、技艺、能力和其他方面的具体要求。企业分工精细、严密，专业化程度很高，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工作，不得随便交叉。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工作内容简化，易胜任，即使出现人员“空穴”，也能很快填充，而且简化的工作内容也易形成明确的规章和制度，摆脱经验型管理的限制；缺点是员工自我协调和应变能力下降，不利于通才的培养形成。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多口进入和快速提拔。美国企业重能力，不重资历，对外具有亲和性和非歧视性。员工进人企业后，拥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人可以直接进入管理阶层，受教育多的人起点也高。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可以从内部提拔，也可以选用别的企业中卓有建树者，一视同仁。员工如果有能力，有良好的工作绩效，就可能很快得到提升和重用，公平竞争，不必熬年头，论资排辈。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拓宽了人才选择面，增加了对外部人员的吸引力，强化了竞争机制，创造了能人脱颖而出的机会；缺点是减少了内部员工晋升的期望，削弱了工作积极性。由于忽视员工的服务年限和资历，导致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

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物质刺激为主。美国企业多使用外部激因，少使用内部激因重视外酬的作用。认为，员工工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物质报酬。可以不向员工说明此项工作的意义，但必须说明此项工作的操作规程，员工可以不理解工作本身的价值，但必须把工作完成好才能获取相应的报酬，员工得到认为合理的报酬后，就不应该再有其他要求了。因此，员工的报酬是刚性的工资，收入的95％甚至99％以上都是按小时计算的固定工资。这种措施的好处在于，企业景气的时候不用考虑对员工有额外的支付，减少了发展成本；缺点是如遇经济不景气，企业无法说服员工通过减少．工资、降低成本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能解雇员工清除剩余的生产能力，导致员工对企业缺乏信任，形成对抗性的劳资关系。

（二）日本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

二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形成的日本模式和美国相比，是资本主义灵活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靠内部培训。日本企业具有用人上的相对封闭性，内部培训是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需求的主要方式。认为，高素质的员工，只要经过培训，就能胜任所有工作。所以，在聘用员工时，特别强调基本素质，不着重个人具体技能。由于重素质而轻技能，在培训员工上要花很大功夫，日本企业在职工培训上的投入是美国企业的25倍。培训时不仅要学习技术方面的硬技能，还要学习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上下协调关系等“软知识”和“软技能”。它的一个特点是，职工在本企业继续就业才能发挥作用，一旦离开就会失去，没有市场价值。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员工不愿离开熟悉的企业，企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培养的员工，这有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缺点是增加了培训费用，阻滞了员工的流动，难以实现社会范围内，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

2.人力资源管理上，具有情感式色彩。日本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关系，重视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含蓄的职务主义，侧重于靠人对企业进行控制。一方面有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和含蓄的控制，企业更侧重于通过树立信仰，灌输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的行为，使其自觉地与企业目标和要求保持一致。企业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情感上的互动，是管理的主要手段。日本企业允许而且鼓励职工在精通本职专业技术同时，学习其他专业知识，实行工作转换制。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员工的潜在积极性和创造性，满足了个人爱好和兴趣，有利于专业的深化，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技术上的创新与开发；缺点是内部容易形成家庭主义纠纷、姑息迁就、公私混同等弊端。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有限入口和内部提拔。日本企业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有新的工作需要时，一是从学校吸收，二是尽可能通过内部调节来满足，因为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的人员。或许只具备新工作需要的硬技能，却大都不会拥有在企业工作需要的软知识和软技能，重新培训已具备软知识和软技能的员工再去掌握新的硬技能，比起招聘外人来得快捷、划算。因而日本企业人才使用的人口狭窄，进入企业必须从基层干起，通过按部就班的培养过程，逐步了解企业、认可企业、完善自身、创造效益，求得提拔重用。对人的评价与提升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和渐进式的方法，不以一时一事取人，侧重于全面、历史地考察。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能够比较客观深入地对人做出评价，鼓励人们踏踏实实工作，树立长远的工作观念，避免短期行为，保证人才选拔的正确性；缺点是缩小了人才选择面，不利于吸引外部人才，不利于企业人才结构的优化。

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精神激励为主。日本企业在直视使用外部激因同时，更多地使用内部激因，发挥内酬的作用。采取终身启佣制度，不轻易解雇工人，即使企业处于困难时期，它可放假、停工也不会将工人赶出工厂，除非职工犯了严重错误或触犯刑律，才会解职。领导与员工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以及职工之间，除了工作上互相配合、通力协作外，还注重不断增强相互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努力创造一个友好、和谐和愉快的气氛。使员工有充分的安定感、满足感、归属感，在工作中体味人生的乐趣和意义。企业还吸收职工参加管理，使职工不但对企业经营状况能及时了解和掌握，而且能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形成合作性的劳资关系。物质激励也是弹性工资，工人收入的25％左右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得到的红利。这种措施好处在于，精神激励调动了普通职工的积极性和献身精神，工资成本的灵活性使日本企业无需大批解底工人也能比较容易地渡过经济不景气难关；缺点是淘汰率低容易影响员工进取心，集体决策影响决策的果断性和时效性。

二、中国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

通过对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定性模型：

（y1,y2,y3,y4）T=(f1,f2,f3,f4)T(x1,x2,x3,x4)

其中，y1,y2,y3,y4，分别代表配置、管理、使用、激励四方面特征；x1,x2,x3,x4，分别代表文化、技术、产品市场、劳务市场四种因素；f1,f2,f3,f4代表四个函数关系。从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定性模型看出，每一特征都是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当前中国乡镇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因素，也可分析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具备的特点。

（一）当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处于深化阶段，乡镇企业步入“二次创业”时期、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生存空间，相对于发展初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文化上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国文化也属农耕文化，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带有典型的农业文明痕迹。人们讲求“亲缘、血缘、地缘”关系，习惯于家庭式管理，尊重权力，乐于稳定，功利主义较强；讲求互相关心，期望群体对自己关注，相应地，对群体和组织忠诚度也高。同时，农民式的狭隘自私也有充分体现，注重短期的眼前的利益，难以将个人利益同企业兴衰长期统一，“二兼业”的就业形式，使就业相对不稳定，流动性大。

2.技术分工不细。目前中国乡镇企业中，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还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低，专业性差。各工种、各岗位之间更需要有效衔接和协调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作用大，技术上不宜分工过细。这对员工素质提出的要求是，能够尽可能全面熟悉企业情况，对各工种操作方法和工艺流程都有所了解，最好是“通才”。

3.产品市场不稳定。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经济技术实力的限制，市场份额极不稳定，产品品种结构需要经常调整和改变。相应地，企业的组织方式、决策程序、管理方法也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过分拘泥于严格的规章制度会使企业僵化，降低活力，难以适应不断变动的市场要求。

4.劳动力市场欠发育。中国劳动力市场尚处刚刚发育阶段，难以对企业提供有效人才供给。一方面国民教育水平偏低，特别是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相对很差；另一方面，人才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学校培养学生时，对人才需求关注不够。尽管近年来，各省、市人才中介机构，人才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人力资源总量上升，质量提高，但仍呈现出结构性短缺，专业技术人才不足，地域分布不均衡，城乡二元性特征显著。乡镇企业难以吸引和招聘急需人才。另外，劳动力市场需要健全的机制来规范。目前，企业通过市场选择劳动者，存在了解不足、使用不当、从业不稳的顾虑；劳动者通过市场选择企业，也存在缺乏利益保障和长远发展机会的担忧。

（二）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该具备的特点

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中国乡镇企业应以自身情况为出发点，博采美日模式之长，融合提炼，形成独具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人力资源配置上，应当以培育为主，引进为辅。乡镇企业员工的文化素质、技能水平普遍低下，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壮大和发展。有限的实力又难以在欠发育的劳动力市场上引进充足的适用人才，全面改变企业员工的素质。因此，从长期看，必须立足于内部培养，企业发展规划要有人力资源开发与计划配套，要把人才培养作为企业领导业绩考核重要指标。对于高级管理人员，要实行继续教育，使其掌握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和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将学习成绩纳入干部考核指标；基层、中层管理人员应全部参加国家承认学历的函授学习，学习成绩作为聘用干部标准之一；对于工作时间长、文化水平低的员工，实行在岗培训，必要时每年选派部分重要岗位职工到大、中专院校学习或到大型企业进修；聘请院校教授和企管专家到企业讲座辅导，提高员工整体素质。从短期看，引进人才是补充，通过招聘、借用等方式，吸纳一部分专才、特才，依托人才引进，带来新信息，启动新项目，开拓新市场，发挥引进人才的技术辐射作用。“引进适用人才，培养未来人才，提高全员素质”，应是当前乡镇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指导方针。

2.人力资源管理上，应是制度化加人情式。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很不健全，员工的录用、晋升、辞退缺少规范，随意性很大，导致了员工队伍的不稳定，员工对企业缺乏归属感和安定感。企业的生产、销售、财务等基本制度也不规范、不系统，员工缺乏必要的强制约束。因此，乡镇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人才引进、使用、考评、奖惩规范化，使技术分工条理化、明确化，每位员工都对自己的权利义务责任非常清楚，这有利于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制度化管理的同时，要注入人情式的手段，加强职工的理想信念、人生观、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开掘人的精神潜力，培养企业群体精神。要把企业价值观灌输到职工思想行动中，转化为员工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关心员工生活、工作环境质量，提供条件，满足个人发展期望和精神需求。员工情感上的回报会产生极强责任心和巨大创造力，使遵章守纪和自我约束融合，发挥“法治”和“人治”的叠加效应。

乡镇企业范文篇6

近几年,我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到1995年全地区共有21809个乡镇企业,职工总人数达到42116人,年产值6.3亿元.固定资产2.881亿元(90年不变价),分别比1990年增长136.6%、284%、271%。总产值占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26.65%。乡镇企业对全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乡镇企业的日益壮大,逐渐暴露出一些影响发展的问题,如人才、资产流失严重,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市场竟争力,企业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分配与积累不合理.还有个别重点企业出现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边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科技进步的速度赶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落实地委扩大会提出的“强农、重工、拓旅、活贸”八字方针,完成地区“九五”计划和201。年远景目标。我们对25个重点乡镇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人才和技术设备问题、新产品开发问题、经济效益问题等,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声对今后依靠科技’盆步发展地区乡镇企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影响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的主要问题

1、观念问题某些领导或厂长(经理)口头上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把产值和速度放在首位,忽视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不注重科技投入和新产品的开发、引进。缺乏超前意识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思想,使企业的发展没有后劲。2、人才问题(l)人才‘匾乏,流失严重。抽查的25家重点乡镇企业中科技人员365人,占职工总数的10.35%,包括管理人员在内有大专及相当大专学历的164人,仅占职工总数的4.6%,而初中以下的达2278人,占73.3写;绝大多数是小学水平,其中还有部分文盲。如此贫乏的技术队伍,近年来又极不稳定,据地区人才交流中心统计资料,1992一1995年引进安排到乡镇企业的人员五分之四以上流失。其主要原因是企业对他们工作上不放心,职责上不放权,技术上不重用,生活上不兑现。工作环境压抑,专长施展不开,对企业失去信心。(2)人才质量低。技术人员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很难保证产品质量合格,有的企业连中专生也没有一个,这是大部分乡镇企业产品质量不稳定、不过关的主要原因。(3)管理人员素质不高。厂长、经理和管理人员多数过去是农民和社队干部,文化素质低,上岗前缺乏必要的基本训练,没有企业管理经验。3管理问题(l)思想陈旧,管理薄弱。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束缚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没有摆脱“小而全”.‘川、而乱”,“小而细”的粗放型模式。管理间题成为影响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的重要障碍。(2)缺乏高效运转的监督机制。部分企业出现了体制上的“家长制”,管理上的“家族化”,财务混乱漏洞大,非生产性开支和消费资金增长过快,结果“富了方丈,苦了和尚,穷了庙”。因内部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漏洞使企业发展严重受阻。(3)职能部门宏观管理不力,把关不严,出现任其发展,形成大起大落。说上一起上,“乡乡点火.村村冒烟”;说下一起垮,所剩无几。职能部门对争原料,争地盘,争市场,互相扯皮,推诊事件处理不力,对任意加大非生产性投资的事件,职能部门由于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制止,造成严重后果。4、技术设备落后(”企业决策人缺乏超前性和科学预测分析,造成决策失误,引进的技术老化,工艺滞后,“八五”期间重点乡镇企业引进技术12项,时隔不到5年,有6项已成为淘汰技术。(2)不考虑企业条件,盲目引进技术。(3)短期行为严重。以劳力投入为主,技术含量很低,能耗高,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产品质量低下。5、信息闭塞,市场预测不准大多数乡镇企业获得信息的渠道靠一部电话,有的企业连电话也没有,仅靠一两份不能准时投递的报纸,生产、销售信息靠耳闻及老客户来往传递。国内市扬,国际市场行情知道甚微,往往造成旺销时上项目,滞销时出产品;旺销时无货,滞销时,一窝蜂上市,产品积压,企业亏损,难以发展。6、资金紧张,科技投人不足多数乡镇企业底子薄,积累少,资金极度紧张,只在极个别企业有极少部分投入用于技术开发,据统计,全地区乡镇企业每年用于科技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资金不足百万元,为年产值的0.14%。7、政策兑现问题我地区在1992年出台了《吐鲁番地区关于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1995年又出台一r《吐鲁番地区发展经济优惠政策》等决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有些企业由于经济落效益差,对引进的科技人员不但没有特殊优惠,连工资都不能按时兑

二、2009年和2010年吐鲁番地区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及科技进步速度预测

1、发展目标预测利用灰色系统模型GM(1,l)预测结果,2000年的乡镇企业总产值为15.16亿元,年递增玲.19%,从业人数6.68万人,年递增9.“%。2010年总产值65亿元.较2。。。年平均年递增15.67%.从业人数15.7万人,比20。。年平均年递增8.43%。“九五”期间至2010年总产值的平均相对误差e一0.21%,准确度E一99.16写,从业人员的平均相对误差e-一0.83%,准确度E一99.16%,以上数据表明预测的可靠性较高。预测模型的历史数据均采用1981一1995年,由于预测期越长,受不可预见的因子越多.因而我们对近期2000年的预测值基本予以肯定,而对远期2010年的预测值进行必要的修正。校正后的2010年总产值为60亿元,从业人数12万人。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历史数据受政策和人为左右,不稳定,不规律.预测的数据与现实脱离太远,没有采用预测值,而是根据发展和可能,将2010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定为15亿元。2000年与2010年科技进步在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中的贡献份额。根据经济发展的速度及有关数据分析,2000年科技进步在乡镇企业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由目前的33.35%上升到42梦书.2010年达到52.56%。2、可行性分析(l)、增长速度的可能性。GM(1,1)预测2000年乡镇企业总产值为巧亿元,“九五”年均递增为17.19%,低于“七五”和“八五”发展速度〔24.64%和28.4惫%),表明“九五”发展速度留有余地。从产值看,2000年的15亿比1995年的6.3亿元增长1.38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为53.57%,符合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应占的地位。2010年总产值预测为60亿元,比灰色系统模型GM(1,1)预测值降低5亿元,年递增速度下降为14.85%,由于基数的增加.速度的下降是必然的,但这个速度是20年内最小的,因而实现的可能性较大。至于60亿的产值能否达到,主要看重点项目的上马情况,如果能保证产值高效益好的项目按时上马,并形成规模,达到60亿的产值是可能的。(2)劳力投入的可行性,1995年乡镇企业的职工总数为4.2万人,预测2000年从业人数为6.7万人,年均增长速度为9.07%,低于1990一1995年的n.97%的年递增量。根据全地区人口发展规划,2000年地区总人口为57万人,农村人口达到37万人,如果乡镇企业增加的从_/业人数全部来自农村,约为2.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占劳力的10一12%,每年平均增加矛魄700人,与“八五”期间年均增加4000人相近。另外,可吸纳内地剩余劳动。预测到2010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将达到12万人,年均增长速度下降到6.32%,年均增加5500人,这样的速度和数量,既不会造成农业劳力紧张,又能满足乡镇企业对劳力的需求。(3)资金投入的可能性。乡镇企业的发展难度最大的是资金。预测固定资产净值2000年为6.5亿,“九五”期间递增速度为13.67%,大大小于“八五”期间递增27.97%的速度。2010年为巧亿,其年递增率又下降到8.72%,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满足年递增速度逐年下降的固定资金投入应该是能办到的。咖由于乡镇企业的特点,筹资渠道可逐渐面向农村,目前农民中十万元户、数十万户已不鲜,通过正确导向,把这部分闲散资金吸引入乡镇企业是可能和可行的。(4)原料的支持作用。乡镇企业中的工业部分绝大部分是以转化原料为主的产业,相对来说吐鲁番地区的化工、有色金属、棉纺、食品加工、煤炭等原料相当丰富,目前不会出现因原料不足而大幅度影响产量、产值和效益,这是吐鲁番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科学管理,方可立于不败之地。(5)市场问题。化工产品从总体分析,只要质量有保证,一般不会出现市场问题。食品加工中的葡萄干一直在全国畅销供不应求;罐头、饮料主要视质量而定;有色金属初加工,深加工的市场广阔;今后列入发展重点的石油化学产品,只要保证质量,更不存在市场问题,要提高产品的竟争力,必须向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方向发展。(6)科技进步在乡镇企业经济增长中的份额问题。“科教兴吐”纲要中指出2000年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为50%.预测乡镇企业为42%.201。年全地区为60%,乡镇企业为52.56%,考虑到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均比全地区低8个百分点,比较合乎实际。3、影响目标实现的主要不利因素(1)技术力量的不足,技术水平的低下.是影响目标实现的首要障碍。技术力量和水平如果仍维持“七五”“八五”的状态和速度,难以完成上述目标。(2)管理水平不适应。宏观管理不力,厂长经理文化素质、技术素质、管理水平较低,不能正确对待分配与积累的关系。(3)资金紧张。从长远考虑,乡镇企业的集资渠道较多,虽有难度,但可以按预定速度发展。然而近期的资金紧张,流动资金严重不足,自我积累意识差,直接影响生产能力的发挥。“三角债”的困扰没有得到改善,更增加了资金紧张的矛盾。

乡镇企业范文篇7

人力资源管理,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舍弃表象因素,对“黑箱”进行解构,揭示不同管理模式的最终决定因素,找出内在的因果关系规律,是目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深化研究的突破点。本文试图采取“先归纳、后演绎”的方法,对东方的日本企业和西方的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先归纳探究其模式产生的根源,再从中国乡镇企业这一特定对象所面临的输入因素出发,演绎推导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输出特征。

一、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特点比较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可以通过配置的方式、管理的手段、使用的原则、激励的措施四方面,进行概括和描述。

(一)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

这里谈到的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的,至今仍是美国企业显著特征,它是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赖外部劳动力市场。美国企业具有组织上的开放性,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作为需求方的企业,几乎任何时候所需任何人才,都可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规范的程序招聘,或通过有目标的市场竞争,从其他企业“移植”,企业过剩的人员,流向劳动力市场。作为供给方的劳动者,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职业,即使从业后对自己潜能有了新的认识,或有了更理想的工作,也会从容迁移。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是简单的短期供求关系,没有过多的权利和义务约束。这种方式的好在于,通过双向的选择流动,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个人/岗位最优化匹配;缺点是企业员工的稳定性差,不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日本企业的职工,有70%在本企业工作时间超过10年,而相应的数字,美国是37%。

2人力资源管理上,实现最高度专业化和制度化。美国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契约、理性,重视刚性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明确的指令链和等级层次,分工明确,责任清楚,讲求用规范加以控制,对常规问题处理的程序和政策都有明文规定。大多数企业都有对其工作岗位所设的《工作岗位要求矩阵》,详细描述每个岗位对人员素质,包括知识、技艺、能力和其他方面的具体要求。企业分工精细、严密,专业化程度很高,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工作,不得随便交叉。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工作内容简化,易胜任,即使出现人员“空穴”,也能很快填充,而且简化的工作内容也易形成明确的规章和制度,摆脱经验型管理的限制;缺点是员工自我协调和应变能力下降,不利于通才的培养形成。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多口进入和快速提拔。美国企业重能力,不重资历,对外具有亲和性和非歧视性。员工进入企业后,拥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人可以直接进入管理阶层,受教育多的人起点也高。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可以从内部提拔,也可以选用别的企业中卓有建树者,一视同仁。员工如果有能力,有良好的工作绩效,就可能很快得到提升和重用,公平竞争,不必熬年头,论资排辈。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拓宽了人才选择面,增加了对外部人员的吸引力,强化了竞争机制,创造了能人脱颖而出的机会;缺点是减少了内部员工晋升的期望,削弱了工作积极性。由于忽视员工的服务年限和资历,导致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

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物质刺激为主。美国企业多使用外部激因,少使用内部激因重视外酬的作用。认为,员工工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物质报酬。可以不向员工说明此项工作的意义,但必须说明此项工作的操作规程,员工可以不理解工作本身的价值,但必须把工作完成好才能获取相应的报酬,员工得到认为合理的报酬后,就不应该再有其他要求了。因此,员工的报酬是刚性的工资,收入的95%甚至99%以上都是按小时计算的固定工资。这种措施的好处在于,企业景气的时候不用考虑对员工有额外的支付,减少了发展

成本;缺点是如遇经济不景气,企业无法说服员工通过减少工资、降低成本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能解雇员工清除剩余的生产能力,导致员工对企业缺乏信任,形成对抗性的劳资关系。

(二)日本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二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形成的日本模式和美国相比,是资本主义灵活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靠内部培训。日本企业具有用人上的相对封闭性,内部培训是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需求的主要方式。认为,高素质的员工,只要经过培训,就能胜任所有工作。所以,在聘用员工时,特别强调基本素质,不看重个人具体技能。由于重素质而轻技能,在培训员工上要花很大功夫,日本企业在职工培训上的投入是美国企业的25倍。培训时不仅要学习技术方面的硬技能,还要学习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上下协调关系等“软知识”和“软技能”。它的一个特点是,职工在本企业继续就业才能发挥作用,一旦离开就会失去,没有市场价值。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员工不愿离开熟悉的企业,企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培养的员工,这有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缺点是增加了培训费

用,阻滞了员工的流动,难以实现社会范围内,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

2人力资源管理上,具有情感式色彩。日本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关系,重视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含蓄的职务主义,侧重于靠人对企业进行控制。一方面有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和含蓄的控制,企业更侧重于通过树立信仰,灌输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的行为,使其自觉地与企业目标和要求保持一致。企业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情感上的互动,是管理的主要手段。日本企业允许而且鼓励职工在精通本职专业技术同时,学习其他专业知识,实行工作转换制。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员工的潜在积极性和创造性,满足了个人爱好和兴趣,有利于专业

的深化,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技术上的创新与开发;缺点是内部容易形成家庭主义纠纷、姑息迁就、公私混同等弊端。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有限入口和内部提拔。日本企业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有新的工作需要时,一是从学校吸收,二是尽可能通过内部调节来满足,因为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的人员,或许只具备新工作需要的硬技能,却大都不会拥有在企业工作需要的软知识和软技能,重新培训已具备软知识和软技能的员工再去掌握新的硬技能,比起招聘外人来得快捷、划算。因而日本企业人才使用的入口狭窄,进入企业必须从基层干起,通过按部就班的培养过程,逐步了解企业、认可企业、完善自身、创造效益,求得提拔重用。对人的评价与提升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和渐进式的方法,不以一时一事取人,侧重于全面、历史地考察。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能够比较客观深入地对人做出评价,鼓励人们踏踏实实工作,树立长远的工作观念,避免短期行为,保证人才选拔的正确性;缺点是缩小了人才选择面,不利于吸引外部人才,不利于企业人才结构的优化。

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精神激励为主。日本企业在重视使用外部激因同时,更多地使用内部激因,发挥内酬的作用。采取终身雇佣制度,不轻易解雇工人,即使企业处于困难时期,它可放假、停工也不会将工人赶出工厂,除非职工犯了严重错误或触犯刑律,才会解职。领导与员工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以及职工之间,除了工作上互相配合、通力协作外,还注重不断增强相互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努力创造一个友好、和谐和愉快的气氛。使员工有充分的安定感、满足感、归属感,在工作中体味人生的乐趣和意义。企业还吸收职工参加管理,使职工不但对企业经营状况能及时了解和掌握,而且能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形成合作性的劳资关系。物质激励也是弹性工资,工人收入的25%左右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得到的红利。这种措施好处在于,精神激励调动了普通职工的积极性和献身精神,工资成本的灵活性使日本企业无需大批解雇工人也能比较容易地渡过经济不景气难关;缺点是淘汰率低容易影响员工进取心,集体决策影响决策的果断性和时效性。

二、中国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

通过对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定性模型:

(y1,y2,y3,y4)T=(f1,f2,f3,f4)T·(x1,x2,x3,x4)

其中,y1,y2,y3,y4分别代表配置、管理、使用、激励四方面特征;x1,x2,x3,x4分别代表文化、技术、产品市场、劳务市场四种因素;f1,f2,f3,f4代表四个函数关系。从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定性模型看出,每一特征都是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当前中国乡镇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因素,也可分析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具备的特点。

(一)当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处于深化阶段,乡镇企业步入“二次创业”时期,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生存空间,相对于发展初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文化上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国文化也属农耕文化,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带有典型的农业文明痕迹。人们讲求“亲缘、血缘、地缘”关系,习惯于家庭式管理,尊重权力,乐于稳定,功利主义较强;讲求互相关心,期望群体对自己关注,相应地,对群体和组织忠诚度也高。同时,农民式的狭隘自私也有充分体现,注重短期的眼前的利益,难以将个人利益同企业兴衰长期统一,“二兼业”的就业形式,使就业相对不稳定,流动性大。

2技术分工不细。目前中国乡镇企业中,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还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低,专业性差。各工种、各岗位之间更需要有效衔接和协调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作用大,技术上不宜分工过细。这对员工素质提出的要求是,能够尽可能全面熟悉企业情况,对各工种操作方法和工艺流程都有所了解,最好是“通才”。

3产品市场不稳定。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经济技术实力的限制,市场份额极不稳定,产品品种结构需要经常调整和改变。相应地,企业的组织方式、决策程序、管理方法也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过分拘泥于严格的规章制度会使企业僵化,降低活力,难以适应不断变动的市场要求。

4劳动力市场欠发育。中国劳动力市场尚处刚刚发育阶段,难以对企业提供有效人才供给。一方面国民教育水平偏低,特别是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相对很差;另一方面,人才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学校培养学生时,对人才需求关注不够。尽管近年来,各省、市人才中介机构,人才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人力资源总量上升,质量提高,但仍呈现出结构性短缺,专业技术人才不足,地域分布不均衡,城乡二元性特征显著。乡镇企业难以吸引和招聘急需人才。另外,劳动力市场需要健全的机制来规范。目前,企业通过市场选择劳动者,存在了解不足、使用不当、从业不稳的顾虑;劳动者通过市场选择企业,也存在缺乏利益保障和长远发展机会的担忧。

(二)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该具备的特点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中国乡镇企业应以自身情况为出发点,博采美日模式之长,融合提炼,形成独具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人力资源配置上,应当以培育为主,引进为辅。乡镇企业员工的文化素质、技能水平普遍低下,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壮大和发展。有限的实力又难以在欠发育的劳动力市场上引进充足的适用人才,全面改变企业员工的素质。因此,从长期看,必须立足于内部培养,企业发展规划要有人力资源开发与计划配套,要把人才培养作为企业领导业绩考核重要指标。对于高级管理人员,要实行继续教育,使其掌握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和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将学习成绩纳入干部考核指标;基层、中层管理人员应全部参加国家承认学历的函授学习,学习成绩作为聘用干部标准之一;对于工作时间长、文化水平低的员工,实行在岗培训,必要时每年选派部分重要岗位职工到大、中专院校学习或到大型企业进修;聘请院校教授和企管专家到企业讲座辅导,提高员工整体素质。从短期看,引进人才是补充,通过招聘、借用等方式,吸纳一部分专才、特才,依托人才引进,带来新信息,启动新项目,开拓新市场,发挥引进人才的技术辐射作用。“引进适用人才,培养未来人才,提高全员素质”,应是当前乡镇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指导方针。

2人力资源管理上,应是制度化加人情式。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很不健全,员工的录用、晋升、辞退缺少规范,随意性很大,导致了员工队伍的不稳定,员工对企业缺乏归属感和安定感。企业的生产、销售、财务等基本制度也不规范、不系统,员工缺乏必要的强制约束。因此,乡镇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人才引进、使用、考评、奖惩规范化,使技术分工条理化、明确化,每位员工都对自己的权利义务责任非常清楚,这有利于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制度化管理的同时,要注入人情式的手段,加强职工的理想信念、人生观、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开掘人的精神潜力,培养企业群体精神。要把企业价值观灌输到职工思想行动中,转化为员工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关心员工生活、工作环境质量,提供条件,满足个人发展期望和精需求。员工情感上的回报会产生极强责任心和巨大创造力,使遵章守纪和自我约束融合,发挥“法治”和“人治”的叠加效应。

3人力资源使用上,应是多口进入,快速提拔。乡镇企业各个层面都存在人才的短缺,所以,要有多个入口,多条渠道。一条途径是与各类高等、中等院校加强联合,使其为乡镇企业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实用人才、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直接进入企业中、高层;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职业学校、短期培训等方式对具有初、高中文化的农村青年进行职业教育,充实到生产一线;还有一条途径,是从大型企业、大专院校的离退休人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进行挖掘。乡镇企业应保持灵活的用人机制,唯才是举,不看学历、资历看实绩,创造人才发挥效能的环境,对有能力、业绩突出者委以重任,快速提拔,激发潜能。同时,也应注重对人才全面的、长期的考察,避免用人失误。

4人力资源激励上,应是物质保障和精神激励相结合。乡镇企业要建立把员工和企业紧密连结在一起的经营方式,通过合同或契约,把实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和提高员工收入、改善劳动条件、增加福利要求的措施具体化,形成人人关心企业前途命运,共谋企业发展大计的局面。股份合作制改造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利益共享、风险同担,有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乡镇企业还应建立员工全方位、多渠道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制度,如职工代表大会制等,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沟通上下关系,协调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情感,正确处理维护员工利益与发展生产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形成精神上的共同体。通过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综合作用,使员工和企业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乡镇企业范文篇8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全市通过营造环境，强化服务，不断提高全市乡镇企业的发展活力和整体竞争力，充分发挥乡镇企业在解决“三农”问题、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实现全市乡镇企业的跨越式发展，进而加快全市经济变“快走”为“快跑”的步伐。

二、发展目标

（一）企业户数：全市乡镇企业户数发展增长6％以上；

（二）从业人员：全市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增长10％以上；

（三）增加值：全市乡镇企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

（四）营业收入：全市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5％以上；

（五）上缴税金：全市乡镇企业上缴税金增长12％以上；

（六）劳动者报酬：全市乡镇企业劳动者报酬增长10％以上。

（七）固定资产：全市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亿元以上。

三、主要内容及措施

全省乡镇企业“创业杯”竞赛活动设“创业杯”奖和组织奖。市政府为“创业杯”奖参赛单位，市中小企业局（乡镇企业管理局）为组织奖参赛单位。为确保在竞赛活动取得好成绩，工作中重点强化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

认真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快速高效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精神，每年专门召开全市乡镇企业工作会议，研究部署落实本年度乡镇企业工作。同时，认真贯彻和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意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市发展乡镇企业政策意见，进一步推进全市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二）健全乡镇企业管理服务机构。

进一步健全市、乡（镇、街）两级乡镇企业管理服务机构，保证乡镇企业管理服务机构健全，人员配备齐全，乡镇企业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按时到位。

（三）开展乡镇企业创名牌产品活动。

针对我市实际情况，组织我市乡镇企业开展创名牌产品活动，并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积极开发和生产新产品，提高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对乡镇企业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和定期检查，确保乡镇企业安全生产，无重大事故发生。

（四）加快乡镇企业发展速度。

通过“创业杯”竞赛活动不断加快我市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力争每年都使我市乡镇企业的总户数、增加值、实缴税金、从业人员和乡镇企业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比等指标都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

（五）帮助企业积极争创部级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充分利用我市的自然资源优势，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规模大效益高，对增强地方经济实力有突出贡献的农产品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并帮助和扶持企业积极争创部级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不断扩大企业的发展规模。

（六）充分发挥市乡镇企业管理局的职能作用。

市乡镇企业管理局要认真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快速高效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发展乡镇企业工作中，要积极主动向人民政府提出发展建议，并认真研究部署落实本年度乡镇企业工作。按时、保质做好月、季、年报的汇总上报工作，并按要求搞好经济运行分析。同时要认真做好市乡镇企业局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着力做好组织企业参加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和市乡镇企业局安排的各类有关展洽对接活动。高质量地完成乡镇企业“蓝色证书”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培训任务，提高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

（七）加大对乡镇企业的宣传力度。

认真抓好乡镇企业宣传报道工作，积极向上级媒体报送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并通过在本级电视台、电台和中小企业网站等媒体开辟专题和专栏，加大对乡镇企业的宣传力度，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乡镇企业范文篇9

乙方：

签订日期：年月日

北京市劳动局制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甲方）与（以下简称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平等协商同意，自愿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条款。

第一条本合同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本合同生效日期年月日，其中试用期日。本合同终止。

第二条乙方担任岗位（工种）工作。

第三条乙方完成的工作数量，达到质量标准。

第四条甲方安排乙方的工作时间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规定，乙方执行的工时制度为工作制。

第五条甲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劳动保护规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防护用品；建立健全生产工艺流程、制定操作规程、工作规范及其标准。甲方负责对乙进行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业务技术、劳动安全卫生及有关的教育和培训。

第六条乙方应遵守劳动纪律、甲方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乙方违反劳动纪律、甲方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甲方可依据本单位的规章制度进行处理，直到解除本合同。

第七条甲方对乙方的工资分配应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遵守北京市最低工资规定。乙方执行工资制，工资支付时间，工资支付按执行；其中试用期工资为元。

第八条乙方的保险待遇按执行。

第九条订立本合同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本合同相关内容。

第十条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可以解除。

第十一条乙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本合同附件中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第十二条乙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北京市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甲方不得终止、解除本合同。

第十三条乙解除本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局面形式通知甲方。乙方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尚未处理完毕或因其它问题正在被审查期间，乙方不得依据本条第一款解除劳动合同。

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以随时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1、在试用期内的；

2、甲方以暴力、威胁、监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3、甲方不能按照本合同规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第十五条乙方有权依据北京市劳动局转发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规定（京劳关发〈1995〉45号），获得经济补偿。

第十六条当事人任何一方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定，给欢欣鼓舞方造成损害或经济损失的，按照北京市劳动局转发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京劳关发〈1995〉163号）执行。

第十七条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八条当事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劳动争议，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要求仲裁的，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当地区、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九条本合同附件包括：。

第二十条本合同未尽事宜或与今后国家、北京市颁布的有关规定相抵触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人（签章）

签订日期：年月日

鉴证机关（盖章）

乡镇企业范文篇10

关键词:乡镇企业与WTO现状调查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一、乡镇企业的特点及自身优势

有人说“乡镇企业就是镇办、村办、户办、连办,四个轮子一起转”,这句话既形象又简练地概括了乡镇企业的组成。乡镇企业就是由镇、村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联合企业组成的,具有规模小、投资少、经营机制灵活等特点.随着乡镇企业转制的实施,其中个体民营企业所占的经济总量正在逐步上升,多种所有制经济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乡镇企业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迅猛,是因为在发展初期有自身的优势.

(一)乡镇企业在制度方面的优势

乡镇企业拥有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的企业机制.乡镇企业的机制优势,可以从其产权结构中得到解释.虽然乡镇企业的主体是集体所有制,同国营企业一样存在产权模糊等缺陷,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的市场适应力.

1、企业经营自主权.经营自主权无疑是保证企业成为市场竟争主体的必要条件.就乡镇企业来说，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游离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国家宏观计划的约束。此外，乡镇企业发展初期政府与企业发展目标一致，也使企业赢得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

2、企业退出机制。企业退出机制包括人员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重组。对人员流动来说，乡镇企业在用工上实行的双向选择，使得其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保证了人力资本效用的最大化。良好的退出机制使得企业充满活力。

3、主管部门的管理效率。从管理体系上看，社区政府管理乡镇企业的层次和幅度都比国有企业要小，再加上社区政府与乡镇在利益上的一致，因而它们比国有企业主管部门更容易做到深入了解企业状况，控制企业行为，其决策更符合企业实际，表现出更高的管理效率。

（二）乡镇企业在市场上的优势

1、潜在市场的广泛性。乡镇企业诞生于农村，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巨大的农村市场需求成为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可以说从其拥有的市场潜力来说，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要比国企优越得多。

2、市场发育的相对完善性。乡镇企业作为传统体制之外自发生成的经济单位，其市场运行机制较国有企业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育。在长期的市场竞争过程中，乡镇企业依靠自身的市场交易地位，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市场行为体系，使得乡镇企业与市场培训基本上保持在同步的良性循环状态。

3区域市场的相对封闭性，加上各地政府的保护主义，使得全国各区域市场呈现相对封闭性。乡镇企业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得益。

（三）乡镇企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

1、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从资源合理配置角度看，其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我国的现实国情是资金缺乏，而劳动力丰富。通过利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优势弥补了资金相对不足的缺陷

2、就劳动力成本的绝对水平而言，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低廉得多。从而在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3、目前城市里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劳动力供大于求。大量的富裕人员涌向社会，而乡镇企业恰恰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减轻了城市人口压力。

二、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现状探析

（一）、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的新优势：

1、大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宽了乡镇企业发展空间。首先按”乡镇企业法“的规定，把一批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个体私营企业列入了重点调动度范围，全区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其次，为提高乡镇企业的外向度，积极引导乡镇企业走引进开放之路。2001年，区镇共引进企业和项目约300项，资金近20亿元。据统计，目前发展乡镇三资企业199家总投资额14712万美元，合同利用外资8549万美元，全市乡镇镜外企业已有8家，出口企业391家，出口产品290多种。有25家企业获进出口权，自营出口达4060万美元。其中乡镇企业的龙头企业有山东晨鸿集团。

2、大力推进改革，强化企业管理，激发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活力。以明晰产权关系为突破口，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因地制宜，积极引导乡镇企业改革多形式推进。到2001年底，改制企业比上年净增198家，增长25.4%。到目前，全区乡村集体企业已有534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制，改制面达到了68.74%，其中股份制企业54家，股份合作制企业34家。在推进改革的同时，还下大力抓了企业管理工作，选择6家企业帮助导入CIS企业形象工程，2001年全区有10项现代化管理成果在省系统获奖。到目前，有12家企业获省级管理示范企业，有8处企业通过了ISO9000认证。

3、不断调整结构，广僻发展途径，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首先，按照“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思路，加快培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全区选择了10个有一定规模和后劲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做为龙头企业。加强扶持和指导，使其尽快发展，并对当地种养业起到辐射带头作用。第二，为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先后召开了全区城乡一体化洽谈会和全区产学研项目15项。与各高校签定各种技术转让`合作协议意向95项，其中11项达成合作协议。第三，狠抓乡镇工业小区建设，积极引导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目前，全区乡镇工业小区已发展到23个。第四，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全市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4、依靠科技进步，加快人才培养，促进了乡镇企业素质的提高。目前，全区已有400多家乡镇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项目已达238项。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效益好的技改项目得到了竣工投产。目前，全区高技术及其生长点企业已发展到21家，如山东齐峰公司开发开发的顺酐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亿元。科技推动的同时，加快了乡镇企业人才开发。对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企业的500名厂长`经理进行了法规`生成经济`企业管理知识培训，对乡镇企业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电算上岗培训等。

（二）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状况

临淄区乡镇企业主要集中在朱台及南王等镇，因此，研究临淄区乡镇企业必须要看朱台镇。朱台镇乡镇企业起步较晚，建镇初期，经济基础薄弱，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仅4040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04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68元。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朱台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执中心，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全镇工业形成了以小化工机械`金属压延制品`建材`食品`纺织`化工`电子大主导行业，乡镇企业稳步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高，至2001年底，临淄区镇村企业达到2966个同比增长11`8%；从业人员总数17375人。乡镇企业产值情况见表

表：临淄区乡镇企业产值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乡镇企业总产值乡镇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利税总额实际上缴税金固定资产原值

2001年29`220`04`8233`91`870`76133`12

同比增长25`8%27`1%33`1%25`8%18`7%19`0%13`5%

从以上数据分析不难看出，临淄区2001年乡镇企业产值各项指标同比增长平均在20%以上，发展讯速，同时，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在2001年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外向经济取得新成绩。2001年底，临淄区乡镇企业出口创汇企业4家。完成出货值1800万元。建成三资企业5家利用外资215万元，并有2家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

2、技改上新步伐加快，重点项目进展顺利。重点骨干企业通过技改上新企业现有多项装备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目前乡镇企业中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达45%，形成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3、人员素质及管理水平显著提高。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宣传，全区乡镇企业加大了教育投入。现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87人；具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690人；引进聘用各类人才202人。拥有全国级及省市级乡镇企业家6人。其中，朱台镇西单村单台阶成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中国知名乡镇企业家，其工农商牧运输一体化经验被李鹏委员长赞誉为中国西单模式。

4、企业改制取得了可喜成绩，第二轮改制进展顺利。截止2001年底，镇直工业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通过改制，有4家企业实行租赁或兼并，共盘活镇直企业资产9000多万元。改制后，镇村集体企业和个体民营企业经济总量比重为51：49；多种所有制经济更加适应市场感经济需求，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产业结构基本合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全区乡镇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2：67：31，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1.5：69：29.5。大力发展乡镇经济，工业形成了小型精细化工、机械、建材、医药、化工、粮食白酒及大棚蔬菜等主导行业。其中：化工产值5.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5.2%。机械行业产值3.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6.9%；建材行业产值2.7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医药化工工业产值2569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5%。

6、乡镇财政收入和职工收入得到提高。2001年乡镇财政收入1830万元。其中：乡镇企业上缴增值税920万元，占乡镇财政收入50.2%，上交地方税882万元，占乡镇财政的48.1%。职工工资总额达8730万元，人均收入5024元，占农民人均总收入14.5%。

7、加强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经济技术合作。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引进人才，先后在全国各地引进机械、化工、电子、冶金等行业科技人才125人。与山大、山工大、山农大等院校合作，建立研究机构，形成引进项目和成果的“绿色通道”。其中优质蔬菜基地—临淄区北羊镇被评为“中国西红柿之乡”，樱桃西红柿已出口日本、美国及俄罗斯等国家。这是北羊镇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的结晶，也是今后乡镇种植业发展的方向。

三、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发展速度趋缓。“九五”期间临淄区经济继续保持了健康、持续、高速发展的好势头，尤其在总书记视察江浙地区乡镇企业重要谈话精神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临淄区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九五”期间临淄区经济发展递增速度保持在43.5%以上，培植形成了一批在全国、省、市有影响的骨干企业和产品，临淄有机化工厂、淄博华齐油脂厂、临淄第二造纸厂、山东西单集团、淄博顺达集团等五家跃居全国乡镇企业经济效益50强。但是，近两年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临淄经济发展增长速度缓慢。

2、投入不足，发展后劲小。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要不断发展、壮大，就需要加大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在这一点上与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明显败下阵来。

3、技术落后，人才缺乏。本来乡镇企业的管理水平就相当落后，再加上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就使得劳动生产率总是低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成本得不到降低，使乡镇企业的产品销路受阻，产品积压造成资金沉淀，更加导致企业资金周转的紧缺。人才缺乏也是多数企业发展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乡镇企业的职工多数来自农村，由于大多数乡镇企业远离城区，多数规模不大，加上当今专业人才迷恋城市的心态，不愿到乡镇农村工作，使乡镇企业很难得到得才兼备的人才，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因此，必须要创造条件，解决好人才问题。

4、环境污染问题。小造纸、小炼油等乡镇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经成为一大公害。解决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关键。

5、经营者的素质问题和观念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营者素质偏低。首先经验者的选择范围很小，多数是从本乡镇以至农村范围内产生，大多数是本地的能人。但是这些能人由于受农村教育水平为初中毕业，小学文化程度占相当大的部分。其次，经营者受政治、业务、文化素质的职业，多数沿袭传统的家长式的领导方式，难以广开言路，难以做到民主决策和科学管理。裙带关系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一大弊病。

(2)众多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乡镇企业经营者缺乏新思想、跟风观念最普遍、最突出。经营者的创新观念淡薄。例如，见别人赚钱，就一哄而上，导致重复建设，产品供求大于需要，从而使企业陷入了困境。总之，目前乡镇企业经营者缺乏先进的质量观念、服务观念、成本观念、科技观念、人才观念、法律观念、信息观念，远远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因此，提高经营着的素质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关键。

（3）“充电”意识淡薄，难留人才，导致技术革新力度不够，效益滑坡。

(4)缺乏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知识。

（5）存在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是，技术落后，二是，严重浪费资源，三是，污染环境。

四、推动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对策

1．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WTO的要求，不断深化改革，营造新型企业的机制和优势。

2．制订切实可行的乡镇企业发展规划。

3．加大投入，缓解乡镇企业资金短缺。

4．优先发展高科技型和出口创汇型的乡镇企业，鼓励乡镇企业出国办厂，兴建跨国公司。

5．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提高经营者的素质。

6．强化内部管理，建立良好的人才机制。

7．乡镇企业发展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国家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8．大力治理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吸取‘先污染后治理’及我国北方地区过度放牧，滥砍滥伐，导致北京及周边省市沙尘暴的教训，建立环保型企业，保持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