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范文10篇

问责制范文篇1

西方民主政治国家很早就有责任政府的观念。以“主权在民”、“公民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和法制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确立了责任政府的理论基础。这主要是西方国家控权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上运用的结果。早期的政治思想家就已经对政府责任有深刻的理解。洛克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选举的结果，政府权力是由人民委托赋予的，政府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被赋予相应的责任。政府与人民通过选举构成了一种契约性权责关系，政府的责任是人民赋予政府权力的伴随物，即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同时来源于人民，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在新公共行政理论中，其代表人物弗德里克森教授认为公共行政应该把社会公平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在他看来社会公平是包含着一套价值偏好，组织设计偏好和风格管理偏好的词汇。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服务的公平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的决策责任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在其所著的《公共行政的精神》中也特别强调：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任何政府都需要建立一套责任机制，这样才能获得广泛地社会支持。对任何民主社会来讲，责任都是一个基本要素。政府和公民之间可以视为是一种委托-关系，因此，政府必须在征得公民的同意基础上进行治理并对公民负责。

二、问责制在当代中国建构责任政府中的发展现状

问责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自古有之。从历史上看，我国自古以来对失职官员的惩戒几乎从未间断。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时期的问责在本质上不同于现代民主社会时期的问责，而“”时期的问责也是变了形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行政现代化中，我国也逐步引入责任政府的概念。在2000年1月召开的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朱镕基指出：政府一定要廉洁、勤政、务实、高效。这初步表达了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2003年以来，面对非典型性肺炎的挑战，新一届政府总理在有关讲话中表明了面对新时期各种挑战，中国政府建立坦诚、负责政府的决心。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政府问责制开始在中国全面推行。2004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该文件对官员辞职和问责的内涵、情形以及追究方式给予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做出了严格规范。《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制度的建立，从实质到程序逐步确立起政府的法律责任，尽管这些法律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中国正在向行政现代化方向不断迈进。

从事故、污染到日常行政管理行为，从追究“有错”到鞭策“无为”，中国的问责制度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已逐步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从事故多发部门向其他领域和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推进的趋势,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问责的制度框架,人民群众对此普遍认可。

三、通过完善政府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

（一）完善政府问责制的相关法律

我国虽已制定了一些有关问责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到目前为止，尚无全国统一的关于政府问责制的法律。各地标准不一，甚至无法可依。而已有的法规、条例多散见于一些政策、文件中。这些规定在问责的范围、惩处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律，可以使问责的法律依据标准更加明确。属于集体负责的范围应由集体来承担相应责任，属于个人的责任则应由个人承担。

（二）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扩大公民的参与，逐步完善政治问责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府即国务院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以此类推，各级政府都要承担对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立法机构，具有对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的法定权力。同时，人大只有产生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才能不辜负人民的重托，因此，相对人民来说，人大与政府应该具有连带责任关系。可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是实现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措施。要进一步加强政治问责的力度，就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组成人员政治责任的追究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预算控制权。其次，要完善人大罢免权，对启动罢免的情形、罢免案的提出、罢免案的审议与表决程序要予与明确的法律规定。三是完善引咎辞职制度，对有关引咎辞职的具体规定要用法律的形式给与明确，增加可操作性。此外，还要健全与完善不信任投票制度等等。

（三）完善行政道德责任机制

政府官员对政务的负责精神与政府官员的从政道德具有密切的联系，政府官员政德的自觉性，对于忠实履行政府责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具有崇高政德的政府总是负责任的政府，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深刻地影响政府的负责态度。1999年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特别会议的主题定为“公共行政中的责任：民主、效率和道德的整合”确切地反映了责任政府与民主、效率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责任政府的建设与政府官员从政道德的建设必须有机统一起来。要对公务员的道德责任提出明确的要求，如忠诚于国家和社会、服务于人民的价值观、权责并重的理念等等。加强公务员个人伦理建设，有必要制定一部公务员道德法，把对公务员的道德规范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为依据，对政府公务员实行严格的道德问责制。使公务员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和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从而让公务员有正确的伦理定位和价值取向。将政府所承担的责任通过公务员对其职业道德规范的认同，内化为公务员的主观责任则更应该是一个责任政府。

（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

实行问责制中关键的是要有一套科学的界定责任的方法，其前提就是政府职能的清晰化和职能分工的明晰化。只有在准确界定政府职能精确划分其职能边界，政府内部职能分工明确清楚的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科学的责任分担体系和责任追究机制，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实现责任政府的重要保证，政府是不是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将不再是政府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公民来评估，而公民评估责任政府的标准自然是政府是否及时回应了他们的需求，是否提供了令他们满意的服务，当公民对政府的服务不满意时就说明了这个政府没有进的应尽的责任，该政府就要承担相应的失则之后果，这是实实在在的责任追究机制，而不像管理型政府下，由于政府绩效的难以量化而使责任追究机制相同虚设。

参考文献：

[1]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陈国权.政治监督论[M].学林出版社，2000.

[4]司林波，韩兆柱.政府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践形式[J].理论探索，2007，（5）.

问责制范文篇2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行政首长问责制，是指县人民政府对县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领导）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第三条行政首长问责制依照行政机关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工作规则执行，坚持实事求是，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对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在追究行政责任的同时，被追究对象应当主动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尽量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四条行政首长违反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要求，发生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和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造成重大失误的；

（二）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引发群体事件或导致群众集体上访闹事的；

（三）不顾本乡镇、本部门公共财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盲目投资兴建基本建设项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四）随意安排财政和各类专项资金或处置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第五条行政首长违法行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制定、与法律、法规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命令的；

（二）违法设定或者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越权批准土地征用、征收，违反规定划拨、出让、出租土地，擅自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强令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侵害农民合法土地承包经营自主权的；

（四）私设“小金库”，截留、滞留、挤占、挪用国债、救灾、扶贫、教育等财政专项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干预建设工程、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投标或者金融机构信贷活动的；

（六）干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或者干预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并影响公正执法的；

（七）瞒报、谎报、虚报、迟报突发公共事件、重大安全事故、重大疫情或其他重要情况、重要数据的；

（八）重要政务不公开，重大承诺不兑现，政府采购和工程项目应公开招标而不实行公开招标的；

（九）因违法行政，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六条行政首长对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上级国家机关的决策和部署执行不力、效能低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不及时贯彻落实或者拒不执行的；

（二）对本级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目标、交办的事项，态度消极，措施不力，未在规定时间完成的；

（三）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及时改进，拖延懈怠、推诿塞责的；

（四）因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落实的。

第七条行政首长不认真履行职责，治政不严，监管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责任意识淡薄，管理措施不到位，导致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整体工作严重滞后的；

（二）未按照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的有关规定及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有效处理重大灾情、疫情和组织有关救援工作，或处置失当造成不良后果或重大损失的；

（三）因行政措施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群体人员闹事并干扰和影响了上级党委、政府部门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

（四）因疏于管理，致使机关工作人员2次以上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五）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第八条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四至第七条之外的其他违法违纪或不良行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应当问责的，依照本办法问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相应机关作出处理。

第九条对行政主要负责人的问责，由县政府常务会议或县长确定，也可根据其他县政府领导、上级或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新闻媒体曝光、工作考核评估结果以及实际工作情况启动问责程序。县政府办公室负责调查核实，在45天内写出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县政府，县政府视情况确定是否进行责任追究。如行政问责的方式涉及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的，按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

第十条行政首长问责的方式分为：

（一）通报批评；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在县级新闻媒体公开道歉；

（四）诫勉谈话；

（五）给予行政处分；

（六）停职反省；

（七）责令其引咎辞职；

（八）建议免职。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合并使用。

第十一条经调查核实，其行政过失是因外部干预或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可免予责任追究。

第十二条行政问责调查处理实行回避制度。有关工作人员与行政问责对象有血缘、亲戚关系或者是问责案件的当事人，以及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县人民政府在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行政问责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问责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并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同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四条行政问责当事人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起15日内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复查，县人民政府应在收到复查申请报告的30天内作出复查决定。其中对行政处分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在复查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复查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问责制范文篇3

(一)澳大利亚教育问责制。教育问责制是澳大利亚政府对教育领域进行质量监控、提高教育绩效的主要途径。《学校问责框架2002》是澳大利亚教育问责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内容包含确保每一名学生入学，尽可能发挥每一所学校的效能，满足学生需求;提高教师质量，保证每个教师均为称职的合格的且富有责任心的，保证与家长和社区的合作，使公众更好地了解学校的成就和标准。评价与问责属是负责教育问责的具体机构，是澳大利亚政策、规划与问责司的一个分支机构。主要负责对澳大利亚地方、国家和国际学生以及公、私立学校的考评;开发和实施学校问责的框架，提供有关学校问责和绩效研究;为教育部门收集有关学校、教师、学生的统计资料等。自我评估是澳大利亚教育问责框架的核心，绩效报告是问责的主要手段。教育问责主要是对学校的评估、对教师的评估、对学生的评估;学校评估以自评为主，辅以外部评估(主要是学区和董事会的问责)。根据《学校问责框架2002》《学校验视架构2005》所确立的澳大利亚教育问责的框架模型来看，对学校的评估由五个部分构成。成功的学生、学校改善循环、学校的运作、绩效报告、学校审查等。最终的评估结果将会以绩效报告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便于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加强学校自身的约束。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片面地将问责与惩罚相挂钩不同，澳大利亚教育问责并不仅仅局限于如何去“问”，而是通过“问”发现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和计划，最终提高教育绩效，提升学生素质，这也是澳大利亚发展教育问责的最终目的［1］。(二)澳大利亚中小学师德问责制。中小学教师师德问责是教师评估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自我评价与外部考核及评估。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问责发现教育者本人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办法，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育效率，提升学生素质。1．入职前接受严格的准入制度的评估。根据2003年颁布的《教师专业标准国家框架》，澳大利亚对教师入职前、入职中、入职后三个阶段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标准。建立了一套详细的贯穿教师职业生涯的教师准备、临时注册和完全注册三个阶段资格注册制度。在完成这三个阶段的考核后才能获得正式的教师资格。之后澳大利亚中小学教师还要参加教师注册局每五年进行一次的考核，来完成教师资格的重新认定。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与注册制度的结合，将进一步规范教师职业标准，建立教师行业的社会声誉与公信度［2］。另外，澳大利亚2011年颁布了《职前教师教育认证标准和程序》，严格选拔职前教师，为培养优秀教师打下良好的基础。2．入职后接受学校、学生及社会的评估。对教师教育评价大约有五种形式:有政府的评估、专业的认证、州和地区的认可、媒体和独立机构的排名、教师教育提供者内部的评估。其中内部评估主要指校长负责的“教师绩效评价”，其中师德更是评价的主要方面。整个评价过程校长为主要负责人，负责评价的开展，并向州教育和培训部门汇报评价结果;校长助理和骨干教师作为评价者，组织三次对教师的正式访谈，指导教师对自我绩效和专业发展陈述进行完善。在对老师的评价中，学生意见占很大比重。如果学生对老师的总评很低，这名老师就极可能被降级甚至解雇。在澳大利亚，学校是开放性的，家长可以随时参观和参与教师的教学活动并进行评判。同时，各专业协会也会开展调查研究与广泛咨询，重视教育质量的监控;比如由澳大利亚教学标准与领导协会在进行专业评价时会包括:书面评价、通过观察一些视频或活动进行评价、通过对学生进行调查问卷进行评价以及对课堂进行观察进行评估等。

二、澳大利亚中小学师德问责制的主要特点

澳大利亚属于联邦制国家，共有6个州和两个领地，中小学和职业院校的教育问责评估由联邦政府统筹、各州负责。澳大利亚中小学师德的问责主体多元，既有来自于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的问责，包括联邦政府、州和地区政府、教育组织和学校;也有来自于利益相关者的问责，比如学生、家长、社会和媒体等。(一)全国统一教师专业标准使问责制有法可依。1999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表了《21世纪国家学校目标宣言》，也称作《阿德莱宣言》，将教师专业发展作为“21世纪国家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提升教师质量并应“全面、充分地发展所有学生的天赋和能力”。《澳大利亚政府优质教师计划》(AustralianGovernmentQualityTeacherProgram)(简称《优质教师计划》)是自2000年正式实施并延续至今的投入了巨大财力物力、并且耗时极长的政策之一，其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为教师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3］。2008年联邦政府公布了《澳大利亚2020》(Au-stralin2020)规划纲要，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所有中小学都追求卓越的教育体系，让每个儿童都接受到最优质的教育。2003年颁布了《教师专业标准国家框架》，树立了以职业发展阶段和专业素养构成的为基础的二维评价框架。2010年，澳大利亚公布了新的《全国教师专业标准》(AustralianProfessionalStand-ardsforTeachers，)，对2003年的国家标准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它的基本理念是:促进高质量的教学，为教师质量提供全国性的基准，提升教师的职业期望和专业成就，促进统一的教师认证与注册体系的建立等。(二)注重教师可持续发展，提高教师质量。200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了关于新教师入职辅导的重要文件《一种值得关注的道德———对新教师的有效计划》(AnEthicofCare_－－EffectivePro-gramforBeginningTeachres)。该计划从“加强大学与中小学协同”的角度，提出了入职辅导的创造性改革建议，制定了新专业主义的政策改革措施，认为教师新专业主义是一种综合体，除了不断提高的教学实践，还必须体现公众责任和道德行为标准;《全国教师专业标准》是由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领导协会颁布的，该标准为教师专业提供了坚实的国家基础，规定了教师专业“三大专业领域”，包括专业知识、专业实践、专业发展;制定了“七项评价标准”，包括了解学生如何学习、了解教学内容和方法、计划和执行情况、创建与维护支持性的安全的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反馈与报告、积极参与专业学习与反思、为学校和专业共同体作贡献［4］;划分了“四个发展阶段”，由新手教师到熟练教师再到高成就教师最后到主导教师。2014年12月颁布了《立即行动:培养有准备的教师》(Actionnow:ClassroomReadyTeachers)，其中第五部分“支持新任教师(SupportingBeginningTeachers)”着重聚焦新教师启导的相关问题。2016年，澳大利亚颁布了《从毕业到熟练:澳大利亚教师入职启导指导纲要》，其主要目的是以实践为导向，帮助新教师完成从“新手教师”向“熟练教师”的转型。新手教师要实现自身发展就必须投身到日常实践中，实践指导教师更有职责与义务帮助新手教师在实现由“新手教师”向“熟练教师”的转变过程中，不断地提升教学技巧、获得教学经验。同时实践指导教师要鼓励新手教师进行反思。反思其教学环境、教学行为、教学策略、学习结果，不断提高自身质疑和探索发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实现专业发展。另外对新手教师的考评中非常重视运用档案袋作为评估依据(也称有依据的绩效评估)，新手教师需要发展档案袋来证明他所达到的“专业水平”，高等教育提供者和学校也会帮助初新手教师收集有关教学能力或影响学生学习及发展的证据。(三)明确的行为准则，使问责具有可操作性。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的职业道德，澳大利亚各州在联邦政府制定的专业标准中对教师职业伦理有要求之外，各个州均重新做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国家层面的《教师伦理准则》奠定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行为准则和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之上，各州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教师行为规则》，进一步明确了教师在何种情况下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即便是遇到突发的事件，也标注清楚了教师应求助的对象。在实践中，很多规范与政策的形成是基于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教师真实需求的汇总;澳大利亚首都地区2006年颁布了《教师专业实践规范》，主要从四个方面强调了教师需要遵守的职业操守:要求尽量避免个人利益同专业职责的冲突;对待学生既要保护又要尊重，并要根据学生的需求给予恰当对待;对家长要进行开放性的交流，响应所有涉及孩子教育的合理要求;对待同事要帮助并以最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方式相合作。有的州非常详尽地对教师的行为进行解释并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和案例。新南威尔士州对此还做了更加明确的规定:“礼品金额少于10澳元，且家长和学生出于友情而送，教师不会因为接受了该礼品在决策和行为时会有妥协，教师可以接受，反之，金额超过10澳元，或者家长和学生出于功利目的而送，接受了礼品的教师在决策时有可能会有相应的妥协，这时教师就不得接受该礼品。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5］

三、澳大利亚中小学师德问责制对我们的启示

澳大利亚实行教育问责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虽然在中小学师德问责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一)完善中小学师德问责制相关的法律制度。多年来，我国对教育问责存在偏见，认为师德问责就是对教师的惩罚与监督，师德问责没有形成系统的评估，而是主要靠教育行政部门的集中检查和学生及家长的举报，因此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师德问责制发展的成功经验来改变教师对问责的认识，使其树立正确的师德问责观，逐渐认识到师德问责制的目的在于反思自身不足，查找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从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并不只是惩罚和监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师德规则政策有相关的法律、条例、意见、纲要、规范标准、办法、禁令等八种形式，共26项之多［6］，比如《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严禁教师违规接收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等等。但有些内容抽象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比如2008年修定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六条内容;2012年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教师专业标准中提出的: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幼儿、小学生、中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怎样算讽刺?怎样算体罚?没有明显的界定。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标志着我国中小学师德问责已有法可依，但具体的细则还需进一步落实。(二)完善中小学教师准入制度。我国《教师法》规定:我国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具备本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都可以取得教师资格。1995年国务院颁布《教师资格条例》，但是目前我国教师资格考核机制“行政化”倾向明显，教师资格证书获得较为容易，应考人员的短期应试准备，绝大多数都能通过，教师资格认证变成了走走考试过场，完全流于形式主义。同时由于考核内容不能全面体现应考人员的道德水平，师德评价标准不清晰不科学，导致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堪忧。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里重点提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严把教师的入口关。201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颁布，再次要求全面实施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三)完善中小学教师考核和师德监督机制。当前我国对中小学学校教师的考核，主要是由各学校依据国家、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精神自行制定考核细则、自行组织完成考核;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定期开展师德专项治理工作，尽管教育部门一再强调要把师德考核纳入考核体系，但在现实中考核的内容多是课时数量、学业成绩、升学率等，师德考核流于形式。因此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和师德监督机制是约束教师行为、保证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师德考核应充分尊重中小学教师主体地位，建立健全教师个人师德档案，以教师定期注册工作为带动，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学习态度和关爱学生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完善教师考核评价标准。建立由第三方评价机构、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委员会代表参与的评价管理网络，全程参与、管理教师师德考核过程。2013年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勾画出涵盖中小学师德教育、宣传、考核、激励、监督、惩处、保障等长效机制［7］，师德规则开始融入师德惩处的机制中，我们期盼着上述规定一一落实。

四、结语

教师是教育的根本，师德是教师的灵魂。我们在学习澳大利亚在中小学师德问责方面的经验时，更应注意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切实可行的中小学师德问责制度。

参考文献:

［1］郑宏宇，张颖．澳大利亚教育问责制度研究［J］．教育评论，2011(2):162－164．

［2］马健生，吴佳妮．标准•绩效•协同—21世纪初澳大利亚教师政策的核心［J］．教育科学，2012(12):72－75．

［3］杜静，颜晓娟．政策群视阈下的21世纪澳大利亚教师教育改革及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4(10):43－49．

［4］宋怡，王萌萌，马宏佳．澳大利亚新教师入职启导:关键领域、实施策略与启示［J］．高等理科教育，2018(1):43－49．

［5］田爱丽，引领、规范和保障:澳大利亚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考察与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3(6):52－56．

［6］王毓珣，杨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师德规则政策的变迁及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17(5):91－96．

问责制范文篇4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就是承担责任的种类与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进行损害赔偿,行政人员违法造成的损害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第二、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第三、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第四、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很不完善。虽然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够科学；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行政问责,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五，行政问责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使得很多官员思想深处依旧是官主民仆，官贵民贱，官贤民愚，也就造成了官员没有问责的习惯，老百姓因为"畏官""惧官"心理，而缺乏问责的勇气，从而缺少了行政问责任文化的根基与氛围。所以，在我国要追究权力者的责任，行使行政问责制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问责文化的缺失与落后也就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第六、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开始，还未真正成熟，因此，必须在实施进程中进一步完善，理论上深入探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和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促进政府行为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晰，公信力更加提高。

第一、要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

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结合具体的工作部门明确问责范围、对象和条件，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党政交叉任职的情况,明确政府官员分工的同时,应该公布党委负责人的分工,并接受与政府官员同样的问责和追究；明确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确定接受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其行政人员应该追究何种行政责任。

第二、完善异体问责。

积极推行和构建以人大为主导，司法机关、派、公民团体、新闻媒体、公民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协调的异体问责体系。首先，强化人大的监督制约职能。限制、减少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完善人大的质询、罢免和引咎辞职制度，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审查权。其次，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增强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加快保障新闻自由报道的立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再次，要强化派、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对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其参政议政的职能。最后，加强党内监督，保障党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第三、拓宽问责范围。

应关注百姓民生问题，突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将管理不善、政绩平平、用人失察、决策失误、行政不作为也纳入问责范畴；建立重大（下转第76页）（上接第74页）决策的执行跟踪制度；实行决策效果的评价制度；把对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的问责结合起来；问责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问行政责任，还要问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第四，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有鉴于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第五，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行政人员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施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要重新审视权与法、与民、与责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级负责、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等障碍。

参考文献：

[1]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3）。

[2]方舒: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9）。

问责制范文篇5

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涵盖三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是行政监控机制的一种表现,主要是为实现行政本身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从问责对象和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一种由政治理念、法律、规章所规定的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行政问责制”的重点是“问责”。在法治社会，权力意味着责任，职权意味着职责，有多少职权就要承担相应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职能部门有多大的权力就意味着对民众应有多大的责任担当，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就必须实现责任追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日常化。这既是公权力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方面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之前，行政问责基本上不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当中。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地方陆续在行政问责方面展开了一些探索，在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行政问责的制度性文件。

2003年5月12日，中央颁布《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2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不可否认，行政问责的推行带来了成效，机关的行政效率有了很大提升，行政监督发挥了作用，人浮于事的不良风气得到遏制。但是，行政问责在其推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①行政问责主体单一。一直以来，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总是局限于同体问责，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首长（省长、市长）或上级行政主管机关。而对于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异体问责主体的规定则十分缺乏，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对于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政协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制等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的异体问责制度基本上没有涉及。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制度设计，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行政问责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②行政问责客体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各地方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中只将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纳入行政问责的对象。而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没有纳入行政问责法律中，而是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的条例予以规定，造成不同标准的行政问责。其次，行政问责对象与主体不能相对应。目前看来，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三大类。这三类客体与行政问责的三个主体并不是对应关系，而是交叉关系。换言之，行政问责的每个客体都要接受来自于不同问责主体的问责与监督。这样既浪费了行政资源，也降低了问责的效率。

③行政问责方式的不恰当。首先，行政问责是政治问责，而从一定层面上看，政治责任即为宪法责任，但在现在的行政问责中，我们很少甚至是没有看到《宪法》被运用到问责中，很少看到人大及其常委会参与到行政问责当中。其次，对各行政问责方式适用的范围没有做具体规定。当前，各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基本上只给出了行政问责的几条方式，但是，具体到问责客体的哪些行政失职行为对应什么样的行政问责方式，在各地则没有做太多的规定。再者，对行政问责方式的规定模糊。各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对行政问责方式基本上是作出一般性的规定，而没有解释问责方式的具体操作内容，容易造成问责流于形式。

④行政问责程序不健全。一方面，行政问责程序确认制度模糊。各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给出行政问责程序在何时开始启动。一般的规定是由人民政府做出，或者是由行政首长（省长、市长）做出。这样一来，行政首长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行政问责客体存在的意义，或者，可以这么说，行政首长处于行政问责的真空状态，只有他问责别人，却没有别的机关来问责他。另一方面，行政问责缺乏救济制度。现阶段，每出现一桩重大责任事故，党委、政府就会在第一时间出面追究责任，有时仅仅是为了“平民愤”找一些替罪羊来问责，这样就导致了不该被问责的被问责，而我国现在的行政救济无论是制度设计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还存在种种不足，无法充分有效地保障这些人的合法权益。

3对改进行政问责制的一些建议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发现：行政问责并非简单的确定问责主体、客体，按事问责，它可以影响到涉及政府公信力、执行力、社会政治文明、政治管理制度再设计等。行政问责的开展无疑将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监控的愿景，推进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

①行政问责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明确人大、政协（各派、无党派、工商联人士）、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在行政问责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保障。转变“人大、政协代表举举手、投投票、鼓鼓掌”的消极参政模式，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使其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每一次行政问责当中；鼓励各新闻媒体以其看待事物的敏锐性参与行政问责，提高行政问责的社会公信力；对广大人民的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民生问题，敢于接受群众代表的质询，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随着近年来政治文明建设，有关部门把群众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对话与协商、信息公开与权益保护取代了传统的堵、压、瞒，这表明相关部门处置理念正在发生转变。比如，在2008年11月发生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市委书记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为事件的妥善解决奠定了条件。

②明确行政问责客体。首先，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将党群机关与政府机关的领导者共同界定为领导者，纳入同一体系中，接受同样标准的行政问责；将各机关（包括党群系统）公务人员共同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之下，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其次，明确各行政问责客体与行政问责主体间的对应关系，尽量减少客体与主体间的交叉对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行政制度的优越性，以充足的行政资源来提高行政问责的效率。

③规范行政问责方式。第一，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行政问责即为宪法问责”的意识，提高宪法在行政问责当中的运用程度，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行政问责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实现行政问责“异体问责”的同时，实现行政问责方式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第二，明确规定各行政问责方式适用的范围。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对问责客体的具体行政失职行为确定对应的行政问责方式。第三，必须对行政问责方式的内容加以明晰。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社会行为，各地可制定一些融合有地方实际情况的问责制度，对问责的方式作出具体解释，防止行政问责“走过场”。

④科学设计行政问责程序。提高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科学确定行政问责程序的启动时间，摒弃长期以来由政府机关行政首长签定的做法，将政府行政首长置于行政问责的有效管辖之下，杜绝真空状态的出现。这一措施在我国部分地区已逐步开展实施，2008年10月1日，中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生效。这是“首次进行集中、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有助于推动中国其他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步伐，为国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积累了经验”。另一方面，从行政问责制度与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间的衔接关系入手，明确行政问责的范围、对象等各因素，完善行政问责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使行政问责救济制度趋向完善和健全。

参考文献：

［1］鲁丽莎.行政问责制之困境及对策探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8).

［2］陈静.试论行政问责制主体的界定[J].铜陵社会科学,2008,(1).

［3］普永贵.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研究综述[J].行政论坛,2008,(4).

［4］姜裕富.论风险社会中的行政问责制[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8,(1).

［5］肖光荣.近年来国内政府官员问责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政治学研究,2007,(3).

问责制范文篇6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就是承担责任的种类与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进行损害赔偿,行政人员违法造成的损害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第二、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第三、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第四、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很不完善。虽然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够科学；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行政问责,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五，行政问责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使得很多官员思想深处依旧是官主民仆，官贵民贱，官贤民愚，也就造成了官员没有问责的习惯，老百姓因为"畏官""惧官"心理，而缺乏问责的勇气，从而缺少了行政问责任文化的根基与氛围。所以，在我国要追究权力者的责任，行使行政问责制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问责文化的缺失与落后也就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第六、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开始，还未真正成熟，因此，必须在实施进程中进一步完善，理论上深入探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和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促进政府行为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晰，公信力更加提高。

第一、要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

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结合具体的工作部门明确问责范围、对象和条件，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党政交叉任职的情况,明确政府官员分工的同时,应该公布党委负责人的分工,并接受与政府官员同样的问责和追究；明确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确定接受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其行政人员应该追究何种行政责任。

第二、完善异体问责。

积极推行和构建以人大为主导，司法机关、派、公民团体、新闻媒体、公民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协调的异体问责体系。首先，强化人大的监督制约职能。限制、减少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完善人大的质询、罢免和引咎辞职制度，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审查权。其次，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增强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加快保障新闻自由报道的立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再次，要强化派、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对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其参政议政的职能。最后，加强党内监督，保障党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第三、拓宽问责范围。

应关注百姓民生问题，突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将管理不善、政绩平平、用人失察、决策失误、行政不作为也纳入问责范畴；建立重大（下转第76页）（上接第74页）决策的执行跟踪制度；实行决策效果的评价制度；把对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的问责结合起来；问责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问行政责任，还要问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第四，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有鉴于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第五，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行政人员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施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要重新审视权与法、与民、与责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级负责、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等障碍。

参考文献：

[1]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3）。

[2]方舒: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9）。

问责制范文篇7

2.扎实开展“城乡互联、村企共建、百村结对、万户帮扶”活动，针对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和不同岗位党员的特点，开展组织创优强村富民、服务便民、创业惠民活动和党员争先先锋岗、示范岗、师德标兵、岗位能手活动。

3.总结典型经验，做好申报评优工作。

4.培育宣传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致富带头人、优秀大学生村(居)官等先进典型。

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社会

1.建立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基层调研和学习考核制度。县级领导干部年内安排2个月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形成2篇重点调研报告，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15天以上，撰写1篇调研文章。

2.领导干部带头撰写心得体会和宣讲辅导，每年不少于1次。减少应酬，留足学习时间，完成全年12本书籍的阅读任务，至少做1万字以上的读书笔记。基层党员群众要养成“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良好习惯，每年完成6本书籍的阅读任务，至少做5000字的读书笔记。

3.充分利用中央、区、市、旗召开各类重大会议和“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采取举办专题报告会、形势政策教育、主题宣讲、专题讲座、各类讲坛论坛等学习方式，每年至少12场，调动干部群众学习的积极性，推动形成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

千名党员领导干部下基层和五联一包活动1.县级领导干部包镇联系嘎查村，实施两大战略，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迈进;指导基层工作，引领发展方向，承包经济发展项目，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引导广大群众拓宽增收渠道，增强致富本领，力争年内全旗农牧民收入突破1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元。

2.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帮助联系点党组织创新工作方式，增加基层党建活动的生机和活力。

3.开展社会矛盾化解专项整治行动，推动基层综治工作站建设，协助嘎查(村)、社区建立健全各项维稳制度和措施。

4.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构建民族团结、共谋发展的和谐局面

5.继续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养老保险全覆盖、进城农牧民社保全覆盖;向基层群众广泛深入宣传市委、政府关于社会保障“提标扩面”的优惠政策

万人评议机关作风整改整改活动自4月下旬开始，到9月底结束，分为动员部署(5月10日以前)、查找问题(5月10日至6月10日)、制定整改措施(6月11日至7月1日)、整改落实(7月2日至8月16日)和总结提高(8月17日至9月30日)五个阶段进行。

党务公开

设立党务公开栏，召开党员大会和居民(职工)大会。召开民主听证会。设立党务公开网站。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其他党内法规要求公开的内容都要在适当范围内公开;凡是本级党组织制定的，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事项要主动予以公开;凡是党员、群众要求公开的事项，特别是那些容易出现以权谋私、滋生腐败、引发不公的事项，经党组织研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四权四制”村治新模式按照地缘、血缘、居住情况等自然形成的条件，5至15户推选一名村(居)民代表，经过代表区域内村居民签字确认，制作村民代表证，刻制代表印章，健全党组织履行组织权、村民代表履行表决权、村委会履行实施权、村民履行监督权制度，畅通民意渠道，规范议事程序，落实村居民知情权、参与权，引领社会正义，弘扬时代新风，扩大基层民主。

党员激励关怀

1.结合“城乡互联、村企共建、百村结对、万户帮扶”活动，全面推行干部、党员岗位服务承诺和下基层帮扶承诺，并在单位和所联系的嘎查村社区公开，完善党员联系困难群众关爱弱势群体制度;完善民情恳谈制度，党员干部进村(社区)入户每年不少于4次;各镇党员领导干部每年不少于8次恳谈活动。

2.健全困难群众就业及生产扶助长效机制。每年组织困难群众免费参加1-2次由各镇或社区组织的就业培训班，帮助其掌握1门以上的业务技能。

3.完善党员政治关爱机制。全面推开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推广公推直选基层党委书记经验。

4.推行全方位党员思想关爱机制。推行组织部长下基层约谈制度;办好12371党员咨询服务平台。

5.构建党员经济关爱普遍机制。建立党员关爱帮扶基金;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社区、村镇服务中心建立“爱心超市”。

党员干部素质提升工程

1.全旗各级党组织都要建立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制度，促进学习规范化、长效化，促进学习成果转化。

2.旗党校、电教中心每年要推出一批党性教育、岗前培训、公务员技能素质培训方面的网络课程，实现党员网上学习;全旗各级党组织要借助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党员手机信息平台等信息化教育手段，提高党员学习的效果。

3.各级党组织每年组织不少于10%的党员干部开展体验式教学(体验国情、民情、市情)。科级领导干部每年下基层时间应不少于不少于1个月，普通党员干部每年要撰写1篇调研报告，完成6本书籍的阅读任务，至少做10000字的读书笔记。

4.实行社区结对联系进城务工党组织和党员制度。每季度至少同流动党员联系一次。

5.充分利用《XX区干部教育培训登记管理系统》软件全面登记掌握党员干部培训学时、次数、内容等情况，推行“述学”、“评学”、“谈学”、“写学”、“考学”办法。

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工程

1.建立党员管理信息网。

2.建立伊金霍洛党建网站。

3.充分利用党建网站“网上党课”栏目和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系统、党员手机信息平台开展党员教育培训活动。

4.充分整合利用远程教育系统、党员手机信息平台、媒体党建专栏、党建网站各类资源。

人才培育工程

1.从选聘到村和社区工作的大学生中，通过考试、考核，招录到各镇和旗直机关工作。从优秀大中专毕业生中“聘”、从机关干部中“派”、多渠道选拔嘎查村、社区基层干部。

2.每年力争培养和引进一批具有重要研究成果的专家学者、成绩显著的自治区级优秀人才和市级拔尖专业技术人才。

3.结合全市新技师培养带动计划和技能就业计划，实施百名新技师、千名高级工、万名新型产业工人培育工程。

4.选派规模以上优秀年轻企业高管到国(境)外培训、中层经营管理人才国内培训，企业内训经营管理人才不少于800名。

5.逐级建立乡土人才档案。推荐选拔各项条件优秀的乡土人才担任嘎查村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构建城乡统筹党建工作格局

1.树立城乡统筹的党建工作新观念，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统筹城乡党建工作的认识，转变城乡分割的思维模式。

2.全面开展“城乡互联、村企共建、百村结对、万户帮扶”活动，举全旗之力构建互联共建机制，实现城乡资源的流动共享。全面整合党建领导和工作力量，形成统筹城乡党建工作的强大合力。建立健全务实高效督查指导制度，定期检查落实。

3.探索城乡统筹的组织设置新模式;探索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推广在嘎查村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产业链、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相对集中点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加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中介机构、协会、学会以及各类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力度，建立覆盖广泛的城乡基层组织体系。推广村村联建、村居联建、村企联建、村企共建党组织等模式，建立功能互补的城乡基层组织体系。

4.开辟城乡统筹的人才选拔任用新通道。拓宽农村牧区基层干部来源，加强嘎查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推进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鼓励转业退伍军人到嘎查村工作。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工作。选拔主动承担工作任务、深入基层投入艰苦复杂环境磨炼的优秀年轻干部。

构建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格局

1.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建立稳定规范的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制度。2010年底基本完成嘎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农村牧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建设任务。按照“一定三有”的要求，建立嘎查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按照“三有一化”的要求，推进社区党建工作。构建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格局

2.落实党委书记抓党组织书记责任制，推行党建工作专项述职制度。在全旗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现场会上，各镇党委书记向旗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作专项述职，接受评议。

3.建立和落实嘎查村党支部书记党建工作“双向述评”制度。

4.上级党组织要跟踪督查述职整改意见落实情况。一年内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基层党建工作专项督查不少于两次，把党组织书记履行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干部实绩考核的内容之一，予以一定的分值。公务员之家:

2010年基层组织建设现场会

1.在现场会上表彰一批基层党建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并在各级媒体上进行宣传报道。旗委组织部各基层党委

2.确定一批典型事迹材料，向市委组织部推荐。

旗委常委会研究党建工作制度旗委常委会每季度要召开一次会议，专题研究党建工作，旗委常委会要向全委会报告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

党建工作纳入实绩考核

党建工作纳入实绩考核，将基层党建工作细化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项目，逐项分解量化，变“软任务”为“硬指标”，分类确定工作要求和完成时限。

党建工作责任制度各基层党委(党组)书记是本地区、本部门抓基层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总责;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具体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关心和支持基层党务工作者开展工作制度关心和支持基层党务工作者开展工作制度。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定期与党务工作者谈心。坚持在高校、党校定期培训党务工作者，推行新任党务工作者上岗培训，每3年安排基层党务工作者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到旗级以上党校轮训一遍。

问责制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基本内涵；问题；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同时还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就是承担责任的种类与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进行损害赔偿,行政人员违法造成的损害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第二、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第三、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第四、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很不完善。虽然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够科学；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行政问责,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五，行政问责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使得很多官员思想深处依旧是官主民仆，官贵民贱，官贤民愚，也就造成了官员没有问责的习惯，老百姓因为"畏官""惧官"心理，而缺乏问责的勇气，从而缺少了行政问责任文化的根基与氛围。所以，在我国要追究权力者的责任，行使行政问责制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问责文化的缺失与落后也就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第六、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开始，还未真正成熟，因此，必须在实施进程中进一步完善，理论上深入探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和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促进政府行为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晰，公信力更加提高。

第一、要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

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结合具体的工作部门明确问责范围、对象和条件，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党政交叉任职的情况,明确政府官员分工的同时,应该公布党委负责人的分工,并接受与政府官员同样的问责和追究；明确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确定接受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其行政人员应该追究何种行政责任。

第二、完善异体问责。

积极推行和构建以人大为主导，司法机关、派、公民团体、新闻媒体、公民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协调的异体问责体系。首先，强化人大的监督制约职能。限制、减少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完善人大的质询、罢免和引咎辞职制度，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审查权。其次，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增强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加快保障新闻自由报道的立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再次，要强化派、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对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其参政议政的职能。最后，加强党内监督，保障党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第三、拓宽问责范围。

应关注百姓民生问题，突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将管理不善、政绩平平、用人失察、决策失误、行政不作为也纳入问责范畴；建立重大（下转第76页）（上接第74页）决策的执行跟踪制度；实行决策效果的评价制度；把对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的问责结合起来；问责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问行政责任，还要问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第四，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有鉴于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第五，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行政人员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施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要重新审视权与法、与民、与责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级负责、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等障碍。

参考文献：

[1]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3）。

[2]方舒: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9）。

问责制范文篇9

《问责规定》的基本内容：分为“总则”“问责的情形、方式及适用”“实行问责的程序”“附则”共四章二十六条。同时明确地划分出问责对象范围、坚持的原则、问责的情形、问责的方式、被问责后的使用和问责方式与党纪政纪处分的关系等。第一章规定了《问责规定》的立法目的、问责对象、实行问责的基本原则、问责与党纪政纪处分以及刑事责任追究的衔接。第二章规定了问责的情形、问责方式、党政领导干部被问责后如何使用。第三章规定了问责的程序，包括问责情形的发现、调查、提出问责建议、作出问责决定、执行、受理不服问责决定的申诉等内容。第四章规定了除第二条规定的问责对象外的其他适用和参照《问责规定》的人员范围。

《问责规定》的一个亮点是将党委系统纳入问责体系，补充了以往只在行政系统问责、而同样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委系统却置身事外的弊端。《问责规定》的颁布实施说明了党的领导干部一方面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要对领导范围承担一定责任。

问责的情形上，做到了一方面使党政领导干部清楚地了解到出现哪种情形应当被问责，以促使其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也对在何种情形下应当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予以明确，有利于避免问责的随意性。某种情形采取哪种问责方式，由问责决定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对党政领导干部被问责后如何使用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既考虑了问责阶段民众对问责对象的情绪反映，又体现了最大限度地教育和爱护干部，而不是将被问责的干部简单地视为一无是处，一棒子打死。问责决定的公开透明，有效防止了“带病复出”的现象。

问责制范文篇10

第一条为严格执行稽核制度，增强稽核人员的责任意识，规范稽核人员行为，提高稽核工作质量，根据《××市农村信用社稽核管理暂行规定》、《××市农村信用社稽核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稽核工作坚持谁分管谁负责；稽核检查实行主查人负责制，坚持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稽核问责实行一级对一级负责，上级对下级层层问责的追究机制。

第三条稽核工作问责对象：区（市）县联社领导班子及分管稽核工作的领导、稽核部门负责人、稽核人员。

第四条对稽核工作的问责，应依据责任人对稽核工作的职责，坚持实事求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视其性质、情节、后果、影响程度追究相应的责任。

第二章稽核工作职责

第六条稽核工作职责分为县级联社领导班子及分管领导的领导责任、稽核部门负责人管理责任、主查人和检查人员的检查责任。

第七条县级联社领导班子对稽核工作的责任

（一）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以及分工合理、职责明确、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提供发挥稽核监督的有效性的必要前提条件。

（二）按照“内控优先”的原则，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

（三）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报告和纠正机制，确保业务部门、稽核部门和其他人员发现的内部控制问题，均有畅通的报告渠道和有效的纠正措施。

（四）督促业务部门对各项业务的经营状况和例外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建立横向与纵向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

第八条县级联社分管稽核工作领导的领导责任。

（一）加强稽核队伍建设，按照《××市农村信用社稽核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健全稽核工作管理体制，配齐、配强稽核工作人员；定期组织稽核人员开展专业培训，提高业务工作能力。

（二）强化稽核工作领导，为稽核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环境，严格要求稽核人员廉洁自律，为稽核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协调与各职能部门关系，督促做好内部同级部门的稽核工作。

（三）制定和完善稽核工作的基本制度，监督年度稽核工作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检查阶段性稽核工作的实施情况，对稽核部门工作业绩和制度执行作出评价。

（四）对稽核发现的问题及时准确地作出处理。

（五）及时通报稽核处理决定。

第九条稽核部门负责人岗位责任

（一）组织稽核人员学习。定期组织稽核人员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办法。

（二）制定稽核工作计划。根据上级和本联社领导的意见，结合全辖业务发展情况，科学合理制定年度、季度和月度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定期总结本部门工作，编发、上报稽核工作简报，及时向领导和上级稽核部门报告工作。

（三）提高稽核工作质量。坚持按程序开展现场稽核工作，明确稽核人员业务分工和岗位职责，审核稽核工作报告、稽核结论和稽核处罚意见，并报联社分管领导批准后实施。

(四)对稽核结论和处罚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五）加强稽核人员管理。提出稽核人员调整的建议和意见，每年度对稽核人员的工作业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十条主查人的岗位责任

（一）制定具体项目的稽核方案，做好有关文件、报表资料的收集、分析工作。

（二）规范稽核工作行为，自觉做到廉洁自律。

（三）及时提交稽核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发现的问题，客观公正地作出稽核结论，提出整改和处罚建议。

（四）加强稽核档案管理，及时整理稽核记录、稽核报告等资料，做好稽核档案和各类文件的归档。

第十一条检查人员的岗位责任

（一）根据稽核工作计划，保质保量完成稽核工作任务。

（二）严守稽核工作程序，完整、全面编写稽核工作底稿，合法取证，对稽核中发现的问题，深入检查、延伸稽核，发现重大问题及时汇报。

（三）规范稽核工作行为，自觉做到廉洁自律。

（四）加强稽核档案管理，及时整理稽核记录、稽核报告等资料，做好稽核档案和各类文件的归档。

第三章稽核人员的权利

第十二条稽核人员在执行稽核任务过程中具有下列权力：

（一）检查权。有权要求被稽核单位如实提供有关稽核资料；有权查阅被稽核单位各类凭证、账簿、报表、文件及会议记录等资料；有权检查被稽核单位的库存现金、有价单证、抵（质）押物品、重要空白凭证、各种业务印章及联行密押等管理及使用情况；有权检查被稽核单位有关工作人员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的情况等。

（二）制止权。有权制止、纠正、处理被稽核单位违反财经纪律和管理制度的行为，制止无效时有权要求终止有关当事人的职权，必要时可采取临时的先封后查措施。

（三）建议权。稽核人员就稽核发现的问题，有权建议被稽核单位按有关规定限期予以纠正。对不适合在原岗位工作的人员，有权建议进行调整。对违反金融法规、业务规章制度的被稽核单位和有关责任人，有权按照规定提出经济处罚、行政处分和其他处理的建议。

（四）越级报告权。稽核中发现重大问题时，在逐级报告的同时，有权越级报告。

（五）其他权力。对稽核中发现的问题，有权向稽核单位和有关人员质询，并有权索取有关资料；有权要求被稽核单位报送整改结果。

第十三条稽核人员行使上述权力时，任何单位、部门和人员不得设置障碍或故意刁难，阻挠、干扰正常的稽核工作；对打击报复稽核人员的，严肃查处。

第四章稽核问责范围

第十四条县级联社领导班子及分管稽核工作的领导问责范围

(一)违反保密规定，擅自透露有关稽核内容的；

(二)对稽核报告反映的问题和建议未及时处理，酿成案件或造成经济损失的。

(三)对稽核报告反映的问题，未及时处理，或擅自调整、修改、删除稽核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存在应反映未反映问题的。

(四)帮助被稽核单位徇私舞弊、隐瞒问题，弄虚作假的。

(五)有其他违规违制行为的。

第十五条稽核部门负责人问责范围

(一)执行稽核工作不力，未按时完成稽核任务的；

(二)违反稽核工作程序的；

(三)违反保密规定，擅自透露有关稽核内容的；

(四)未按规定实施后续稽核，影响整改效果的；

(五)擅自调整、修改、删除稽核报告中反映的问题，致使上报的稽核报告不真实、不完整的。

（六）帮助被稽核单位徇私舞弊、隐瞒问题，弄虚作假的。

（七）有其他违规违制行为的。

第十六条主查人问责范围

(一)执行稽核工作不力，未按时完成稽核任务的；

(二)违反稽核工作程序的；

(三)违反保密规定，擅自透露有关稽核内容的；

(四)在稽核方案规定范围内，应发现问题而未发现问题的；

(五)稽核中发现性质严重的违规问题，未按规定报告的或稽核报告严重失实的；

(六)稽核报告有遗漏或忽略了稽核检查中发现重大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帮助被稽核单位徇私舞弊、隐瞒问题，弄虚作假的。

（八）有其他违规违制行为的。

第十七条检查人员问责范围

(一)执行稽核工作不力，未按时完成稽核任务的；

(二)违反稽核工作程序的；

(三)违反保密规定，擅自透露有关稽核内容的；

(三)丢失被稽核单位提供的重要资料的；

(四)对稽核发现问题的整改意见不明确或督办不力，致使整改不到位的；

(五)未按安排实施后续稽核，影响整改效果的；

(六)在稽核方案规定范围内，应发现问题而未发现问题的；

(七)稽核中发现性质严重的违规问题，未按规定报告的或发现重大问题不及时上报，造成严重后果的

(八)帮助被稽核单位徇私舞弊、隐瞒问题，弄虚作假的。

(九)有其他违规违制行为的。

第十八条有上述行为之一，区别情况进行如下处理:,

（一）情节较轻未造成后果的，给予通报批评或经济处罚；

（二）因稽核监督不力，导致经济案件和重大责任事故发生，未造成经济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

（三）因稽核监督不力或处置不当，导致经济案件和重大责任事故发生，造成经济损失的，除给予经济处罚外，还应给予记大过以上处分。

(四)稽核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共同违规的，视其在违规行为中所负责任大小分别给予处分。

第五章执行和免职

第十九条责任追究应坚持按干部管理规定的处分程序操作，稽核部门对稽核人员有经济处罚权，有给予纪律处分和其他处理的建议权。

第二十条被责任追究的人员对处理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联社提出书面申请复议，联社应在收到复议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期间不中断原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二十一条免责认定，依据下列情况对责任人进行免责认定。

（一）责任人提出了履行稽核检查职责的书面材料，或向上级联社如实反映情况和陈述意见，并有相关记载予以证明的。

（二）因被稽核单位提供虚假材料故意隐瞒问题的，致使检查人员未能发现问题的。

（三）内部合规合法操作，却因突发事件、外部难以抗拒因素造成问题或案件的。

（四）其他符合条件的免责认定。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二条对于本制度未规定的违规行为，可以比照本制度同类或相近条款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