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范文10篇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空前统一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关系十分活跃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民族关系的变动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不论是魏晋时期的政权更迭，五胡十六国的骤兴骤亡，还是隋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都与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可以说，从魏晋时期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起着愈来愈重大的历史作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民族史观必然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魏晋时期华夷之辨的声浪日高，唐代“中华与夷狄同”的开阔认识，在中国民族史观发展史上都具有极特殊的意义。这些变化近年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民族史、断代史研究领域都有各种成果问世。在史学史领域，由于民族史学研究起步较晚，这方面探讨尚有待进一步展开。而从史学史角度着眼，剖析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历程，揭示其内容与特征，分析其历史地位，无疑属于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前辈。

一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

所谓民族史观，这里指人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民族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自然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对“夷狄”这一概念的运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⑴这里的“蛮貊”，“州里”并举，显系一种地理名词；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夷狄”的态度，非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而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拉大，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人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方面。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一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方民族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南北两大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统一问题上。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大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色彩，故而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色。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用；而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一思想领域的对立，一方面是民族斗争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一个中心，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

【摘要】商业交通的发达和宗教传播的兴盛，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疆域外地理知识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东亚方面，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问世；在南部边疆和域外方面，多部记载南海地区的地理书完成，南海的地理情况首次见于记载，《梁书·诸夷列传·海南诸国传》已比较系统地概述了南海中国家的史地情况，记载扶南国和师子国的地理篇章先后问世；在西域与中亚方面，以法显为代表的僧侣在赴西域各地求法的过程中，考察和记录这一地区尤其是西域沙漠和帕米尔高原的地理情况。此外，北魏时已出现明确的西域地理分区的概念。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域外地理/边疆地理

【正文】

中国古代边疆域外地理知识，萌发于先秦，奠基于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外交通并未因长期处于割剧局面而中断，相反的却由于通商贸易的发达和佛教传播的兴盛，使某些地区中外交往至为活跃，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域外地理范围的认识与西汉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地理认识在某些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状况首次见于记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也首次有了较详细地记录。

一、东亚地理知识的进步

中国本土东面的疆域，《史记》和《汉书》都只有《朝鲜列传》。至晋陈寿（公元233—297年）编《三国志·魏志·东夷传》首次设置《倭传》，即日本列传。虽然，日本在中国正史中记载始自《汉书·地理志·燕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但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却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文中云：

【摘要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的流路与河性，颇有不同于今日者，湖泊的变迁则尤为巨大，海岸线也与现今多有不同。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并与人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气候/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线/自然灾害

【正文】

1944年，李长傅先生在《淮域形势与》一文中指出：“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1]

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言，当然也不例外。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状况与现今的状况都存在种种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现今的地理状况阐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又魏晋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地理状况，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狭义”的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综观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虽然历时较两汉短，但是剧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朝代更替，则非两汉可比的。这样的现实，对形成于两汉的忠于一国一君的传统，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并由此波及相关的许多道德伦理观念。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动荡带来的不同政策，会对一时期的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统治者的思想也较多地通过这一时期的文学来反映。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因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有着独特的新变。总的来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在这里，我主要来谈一下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这一点。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我国古代所谓“三玄”，即老庄、周易、佛。玄学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首先，才性四本之争与文学。才性四本之争，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争论的焦点在才、性的离合异同。性，指人的内在，诸如气质、性情、道德、教养等；才，指人的行为能力，也包括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魏晋思想家因其政治态度与际遇的不同，一派主张才、性统一（即合、同），即主张以外在事功，证明自己禀性的优劣，依附司马氏集团者大都持此种观点。一派主张才、性并不统一（即离、异），即认为外在事功与自己禀性的优劣并无必然联系，依附曹魏集团者大都持此种观点。性至上说或才性离异说的兴起，促使两汉以来注重事功的人生价值观向着魏晋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转化。魏晋之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人物的评议标准、文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诸如神气、神情、神韵、神貌、神明、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遗形取神的表现方法已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相当重视。

其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学意义。就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引发的一场争论，是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在玄学上的反映。在玄学的范畴，正始名士一般都对名教与自然持调和的态度，即言辞激烈的嵇康，亦承认人伦秩序乃是自然秩序的反映。

但在政治的范畴，正始名士愤激于司马氏的以名教杀人，更多的时候则是对名教及名教的思想基础六经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对名教与六经的批判，必然有助于正始文人努力摆脱外在事功与理性规范的束缚，而渴求皈依自然，发现自我。因此这一时期文人创作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自然心性的解放和创作心理的自由。

最后，“言意之辩”与文学。言意之辩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庄子以为道不可认识，更不可言传。但他同时又认为道在万物，人可以借物达道，物因此成为人与道之间的媒介。这是庄子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魏晋之际，言意关系问题随着玄学的兴起，再次引发争论，这对文学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时的文学，因外在功利与传统思想的束缚愈益松弛，作家不独能纵心适意，表现自我，文章的华丽壮大，也超过建安。又因为玄学的影响，这时的论说文章，其观点的新颖和思辨的精微，亦超过以往。同时，这一时期，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也影响波及许多领域和阶层。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影响之大。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学教育深受学术文化的影响，它的凸折历程及其成就突破了前代的固有模式，形成了官私学并重的格局，其中以私学教育最具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小学教材的编写促进教学活动的进行，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小学教育；玄学思想；官学；私学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1年），是一个分裂战乱的时期，亦是文化教育走向低潮，往往不为人所注意的时期。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争夺，军事上的战乱，文化上的交流，互相激荡，互相斗争，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在魏晋学术文化的基础上，孕育着新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在教育上产生一些新的因素。这一时期小学教育的发展，又呈现出新的特色。

一、玄学清谈及其对小学教育的影响

魏晋以来，由于连年征战，政权更迭频繁，儒学“独尊”地位丧失，并逐渐由注重章句训诂转丽重义理，成为不复恪守家法师法的“魏晋经学”。但它在政治上仍有重要作用，也仍是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道教起源于先秦、两汉的“长生不死之术”，宣扬炼丹和画符，假借老聃为教主，从仙家扩展而成为一种宗教流派。佛教主张神不灭说与因果报应说。自汉传人中国，西晋以来大获发展，且风行于南朝，并为南梁奉为国教。道学、佛学也成为官、私学的重要学习内容之一。玄学家合《老子》《庄子》与《周易》为一体，名日“三玄”，将儒道糅融，嬗变为玄学清谈，这是玄学内容和清谈相结合的一种思想风气和学术意趣，体现了一种政治上逃避现实、人生观颓废堕落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思潮。玄学清谈，对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有很大影响。

其主要表现是：在教育思想方面，产生了与儒家礼教相对应的放任思想，如当时的玄学家，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主张，虽然以自然放任思想，猛烈抨击乃至全面否定儒家的礼乐名教，对两汉君权神授的儒学思想，对汉儒繁琐章句学问的冲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玄学家往往进而全面否定儒学，甚至要人们放弃学习、抛弃文字，这是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如嵇康说：世俗以“《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而他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明堂为丙舍（墓前小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焦，修辑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在教育实践方面，“矜高浮诞”的玄风形成后，许多士人对儒学失去兴趣，即使入学，也不愿埋首读书，造成了学校教育程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但是儒、佛、道、玄四学并存，既互相吸收又相互论争的态势，不但丰富了当时的教学内容，也影朝换代或战乱的年代，官学受到极大的冲击，私学；响了教学的方式方法。玄学从诞生伊始，就走上了亦儒亦玄，儒玄双修的道路，佛学也渗透到儒、玄学中，儒家学者亦借用佛学来补充儒学教育内容之狭窄。玄学以清谈见长，清谈之风风靡士林，在清谈风气影响下，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时，互相诘难、自由辩论蔚为风气，并常常以此决分高低。在南朝粱武帝时代，儒学重建在教育中宗主地位，但儒学的讲授方法深受玄学清谈影响，清代赵翼在《女儿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中称：“虽事文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

【摘要】文化类历史课的教学更应该承担起增强中学生“文化自信”的责任。“三学课堂”理论是由江苏南通启秀中学李庾南老师提出的，与时下流行的培养核心素养和“全面发展的人”的教改趋势相一致，也是落实“双减”政策、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堂教学质效的有效途径。本文试以新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魏晋南北朝科技文化》为例，从学材的重构、学法的选择、学程的生成三方面入手，探讨如何打造历史“三学课堂”，切实提高历史课堂教学质效。

【关键词】三学课堂；初中历史教学

近年来，李庾南老师又从中提炼出了“三学课堂”教学范式，使之也适用于数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这一教学范式与时下流行的培养核心素养和“全面发展的人”的趋势相一致，同时也是落实教育部在2021年7月出台的“双减”政策、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堂教学质效的有效途径。教育教学改革虽已开始多年，但有些教改浮于形式，真正能提高教学质效的并不多。笔者认为，课堂教学形式是要服务于教学内容和效果的，仅仅为形式而形式的课堂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李庚南老师提出的“三学课堂”主要指的是“学材再建构、学法三结合、学程重生成”，它关涉到“课程，教材，教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学材的建构是指要实行单元教学，学材要来自教材，又不止于教材。学法的结合是指“个人、小组和全班学习相结合”，更是指“自学、议论、引导的三结合”。学程的生成要靠师生或生生之间的互动，来实现深度交流和共同发展。“三学”之间相互联系，最终都指向教学的有效性。打造“三学课堂”，主要是从学材、学法、学程三方面入手。

一、学材的重构

“三学课堂”的“学材”，是指一切与学科课程相关的资源，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所提供给学生的相关学习材料。按照“三学课堂”理念，开展历史课堂教学之前，历史教师首先要对历史课本内容进行整合，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突出主干，关注历史学科逻辑，体现出历史教学线索，重视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以培养学生历史素养。建构学材的原则，第一是顺应，第二是调整，第三是同化，最终实现内化。学材的重构首先要顺应学科逻辑与规律、顺应学生认知和兴趣。《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这一课设计时按照学材再建构的顺应原则，首先分析七年级学生学情：七年级的学生通过大半学期的历史学习，已经初步具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探究的思维能力，学生的自学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学生基本会利用课本达到最基本的学习目标；对于一些专有历史概念，学生理解上会有难度，需要教师进行适当的引导，补充适当的资料并设置合适问题启发学生分析思考，再通过小组讨论探究才能达到教学目标。其次，笔者再次对本课教材进行分析：《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这节课是被安排在初一年级上册《中国历史》课本的最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政权分立、民族大交融时期，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并且这一时期的科技与文化发展还带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学材的重构还需要依照教学目标和学生认知水平，对课本内容进行增减，调整各教学内容的呈现顺序与详略。按照2011版初中历史课标的要求，《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一课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北方农业技术的成熟；2.知道祖冲之的数学成就；3.初步认识书法艺术；4.通过本课学习，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加深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按照以上内容，笔者将这一课的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课堂教学从科技和艺术两大方面，分农学、数学、书法、绘画、雕塑五部分，设计本课教学；教学重点确定为贾思勰《齐民要术》、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以及楷书、行书、魏碑代表；教学难点是如何认识书法艺术。学材的重构第三原则是同化，就是在呈现课堂教学材料的过程中，必须尽量做到让学生从旧知到新知，由已知生成未知，自然地把新课知识纳入到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之中，这样的学材建构过程，将有利于学生快速有效地掌握并运用新课所学知识。《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的课堂设计，可以先从学生前面已经详细学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发展情况着手，指导学生在复习中归纳出阶段特征，然后迅速导入新课。笔者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根据顺应、调整、同化，实现内化等原则，适当地额外补充了课本以外的一些图片、文字材料、视频等教学资源，以便于启发引导学生高效达成本课教学目标。

二、学法的选择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造成大量北方人民南移，其中不少进入十堰山区。北方移民的迁入，有力地促进了十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十堰；移民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封建军阀割据一方，混战不已。公元208年，曹操在平定北方后将兵锋指向了割据荆州的刘表和依附于刘表的刘备，从此拉开了魏、蜀、吴三国争夺荆州的序幕。十堰境内的上庸、房陵等郡由于在三国争夺荆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一度成为三方争夺的焦点。

一、魏晋战乱与十堰流民播迁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率部夺据汉中，随即刘备命其宜都太守孟达率部曲4000人从秭归北攻房陵，遣其养子刘封自汉中东下配合孟达部队夹攻上庸，攻占两城后孟达、刘封屯兵上庸。七月，关羽率众从江陵北伐襄、樊，由于没有得到孟达、刘封的支援而败亡。次年七月，孟达因惧怕刘备问罪遂率众降魏，被委任为新城太守（今房县、竹山县）。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二月孟达欲起兵叛魏复归蜀国，结果失败，魏将孟达斩首，并迁新城孟达余众七千余家到幽州（今河北汤县一带）。魏重新掌握上庸等郡后，为防止蜀经这里进攻魏，于是调集重兵常年驻扎十堰，并推行屯田制度，以军屯为主，其规模和数量都非常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十堰的农业生产，并带动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的进步。

公元265年（泰始元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晋武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公元279年晋灭吴，重新统一了中国。西晋王朝是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通过政变而取得政权的，因此建国后晋武帝对门阀士族采取了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在西晋政权的保护下，士族大家奢侈成性，贪暴恣肆，胡作非为。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即位的惠帝司马衷更是昏庸无能，“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贿公行”［1］。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迁徙浪潮的开始，此次徙民高潮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从迁徙的方向来看，主要是北方流民向南方迁徙。十堰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沔（汉）水自十堰穿境而过，向北沿沔水支流丹水过武关通关中，向西溯沔水可通汉中、巴蜀，因此在北方流民南徙的浪潮中成为一条重要通道，是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聚集地。根据前人有关研究成果［2］317，两晋至刘宋初，北方流民南迁至今十堰地区者，大致有以下几次：

一.初期玉器,新石器时代,当时玉器处在原始文化状态,距今有5000一6000年的时间,分为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

1.北方的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内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种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猪龙两种.勾云形器有玉龟.玉鹊,猪龙有C形墨玉玉猪龙.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苏的吴县,武进,浙江的佘反山,瑶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镯.佩.环,还有蝉.鸟等动物.

3.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随葬用品,另外还有小部分是辟邪.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一.初期玉器,新石器时代,当时玉器处在原始文化状态,距今有5000一6000年的时间,分为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

1.北方的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内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种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猪龙两种.勾云形器有玉龟.玉鹊,猪龙有C形墨玉玉猪龙.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苏的吴县,武进,浙江的佘反山,瑶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镯.佩.环,还有蝉.鸟等动物.

3.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随葬用品,另外还有小部分是辟邪.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在我国各个朝代的发展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贯穿于整个中国音乐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经历了“成均之学”为标志的原始萌芽阶段，夏商西周“官办教学”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变革、生产力的提高，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不断下移，音乐教育逐渐由官府下移到民间，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从而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标志着社会文化发生重大的转型。公元前221年，秦朝灭六国而统一天下，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西周时期的血缘宗法分封制度在这一时期彻底坍塌，从而使与其相适应的礼乐制度以及教育制度也必然的发生了改变。从历史发展来看，音乐教育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转型后，体制化的音乐教育，基本上从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的官办教育机构中剥离，而存在于一种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宫廷祭祀庆典礼仪、宴享娱乐的官设音乐机构中。此时的音乐教育目的，并不是原先为统治阶级培养治国人才，而是学艺歌舞技艺等音乐知识，供宫廷娱乐而用。秦汉时期的音乐教育体系正是这一现象的延续。乐府的成立即是音乐教育中心转移的鲜明标志。乐府始于秦代，“汉承秦制”，汉武帝时进行扩充，乐工八百余人，规模宏大。到汉哀帝时取消这一机构。汉代乐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音乐教育机构。它的任务是适应宫廷的需要，收集整理民间音乐，创作歌词、编写曲调，编配乐器以及表演乐器，唱歌等。其教学任务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宫廷的各种音乐活动的需要，提供服务人员，与以前官学中为统治阶级输入治国人才的音乐教育有很大的区别。从概念的界定上讲，乐府已并非是官学性质的音乐教育机构，而属于官办音乐教育。乐府中即使参与祭祀典礼中的音乐活动也大量存在有“以俗入雅”的行为，其实施主要是以娱乐性音乐为主，是以教授乐人技能为主。另外从乐府的领导者以及宫廷皇族出身来看，如乐府领导人李延年乐师出身；还有汉代皇后赵飞燕既是历史上出名的歌舞女子，充分证明了当时音乐教育的演变。与春秋战国以传教为主要手段的私学相比较，汉代社会中私学性质的音乐教育已相当普遍，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私家歌舞教育，培养舞蹈音乐人才主要是为私家音乐娱乐服务，是一种满足自我需求的教育行为；另一个是通过舞蹈音乐的培养，对于贵族和皇家音乐娱乐输送特殊的音乐人才，形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从中获利，具有买卖的商业性质。秦汉私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可以说与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奢糜享乐风气有关。

总之，秦汉时期的音乐教育即使统治阶级在当时曾做过一定的努力，如刘向的理想尚未实现，王莽设立辟雍，东汉设立太学和五经博士，但最终都不能挽回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中分离出去的最终结果，也未能保住音乐教育在官学中的一席之地。当时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努力的不够，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根本变化，这不是某些人努力可以改变的。音乐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方面继承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的基本特征，即从官学分离的音乐教育，主要存在于宫廷官设音乐教育机构和社会娱乐圈的音乐教育行为，另一方面，它在这一特殊时期迁移的独特背景下，致使外域外族音乐对中原音乐产生深刻影响，音乐和传教内容相应变化等。这就是音乐教育的两个主要内容。官学音乐教育的衰退代之以宫廷以及私家歌舞娱乐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社会音乐教育，强化了秦汉以来的“艺”体系，而忽略了“人”的制度体系；此时西域音乐的广泛流传，使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增加了新的元素，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外国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魏晋时期是乐妓音乐歌舞表演为中心的时代，宫廷雅乐衰落，俗乐兴起。清商署作为一个清商乐的管理机构，自魏晋时期，属于宫廷俗乐音乐机构。在汉代乐府的音乐表演中就已经有清商乐节目，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清商乐，无论是继承清商乐的宫调系统，或歌舞表演的学习，肯定会有音乐的传教活动。正是这种音乐传教使汉民族的传统音乐得以流传到后世。清商署中的音乐表演者主要是歌舞妓，也是清商署歌舞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清商乐的表演，主要是供感官享受的娱乐性歌舞表演。因此，清商署所传教的歌舞器乐，也是民间俗乐作品。一直到清商乐音乐进入南方后，吴哥西曲的形成，也属于俗乐的范畴。民族的大融合后，清商乐虽然发展不可能像汉乐府那样拥有社会条件下的稳定，为音乐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在追求感官娱乐的气氛，使清商乐在社会需求中得到自身发展，同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使乐官、乐工和乐妓自觉从事音乐传播和音乐教学工作，使得清商乐流传至隋唐时期，并被隋文帝成为“华夏正声”。清商乐作为魏晋南北朝最有影响力的民间音乐活动，音乐活动中的传教活动，可以说是很常见的，远远超过了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俗乐繁荣雅乐衰落，宫廷雅乐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中。雅乐的传教，官学不存在，即便在宫廷中，往往是处于“古乐音制，罕复传习”的境遇下。（《魏书•乐志》）但在雅乐承担歌功颂德的音乐职能上，雅乐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音乐的传播和交流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是汉族传统音乐和外域外族音乐，北方和南方的音乐交换周期。这种传播的普遍性超越于汉代，而且为晚唐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随着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社会，音乐教育活动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整套官办和层层设置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社会音乐人才，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教育活动的发达。隋王朝建立，汉魏官制在中央系统中恢复，在太常寺建立各种音乐教育是官学教育体系之外的官办音乐教育活动；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国家的政府官员，而是需要为宫廷音乐活动中培养和输送一大批音乐人才。唐代的官办音乐教育较之隋代社会影响更为发达，在重视教育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管理制度，也达到了完善的境地。总体上，隋唐音乐教育主要体现在官办音乐教育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隋唐宫廷音乐的繁荣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促进宫廷与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发展。隋唐宫廷音乐教育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设置了以太常寺为掌管礼乐活动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分层设置，管辖范围甚宽。隋代在太常寺之下，设置有太庙、郊社、衣冠、清商、鼓吹、太祝等署，和宫廷礼仪宴飨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有太乐署、清商署、鼓吹署。太常寺由太常卿、太常少卿负责诸事。太乐署中设有令、丞、府、史、乐正、典事、掌固等官职，又有“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旧唐书•职官志》）鼓吹署设有令、丞、府、史、乐正等官职，其中“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旧唐书•职官志》清商署主要管理教习南朝传下来的清商乐。宫廷音乐机构的编制与音乐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隋唐宫廷音乐机构为培养乐人设立了“博士弟子，第相传教”。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乐人增加到三万人。唐代沿袭隋代音乐机构设置仍在太常寺的领导下，设置下属乐署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等机构，除此之外还创设了教坊和梨园两个音乐机构。我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的发展可以说到唐代达到了最为完备的程度，这是与唐代宫廷音乐高度发展相辅相成的。除从隋代继承下来的乐署以外，唐朝初年开设的教坊属内廷管理的音乐机构，目的是为皇帝提供娱乐性的歌舞表演。唐朝宫廷的梨园，是由唐太宗李隆基亲自在宫廷中组建的音乐团体，一般认为它是宫廷教坊中的一个培训歌舞人员机构，然而并非如此，梨园是具独立行政编制的音乐机构。唐代宫廷雅乐的教育行为不在官学教育系统以内，但是，雅乐的具体实施中，其表演雅乐乐舞从社会功能来讲亦具有艺术方面的社会功能，在乐舞的教习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音乐教育行为。正是实现音乐教育功能才使得这类乐舞音乐可以在历朝宫廷音乐活动中传承下去。因此，也由此产生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对雅乐教育功能的认识。唐代燕乐是宫廷宴飨活动中所使用的乐舞，也被称之为“宴乐”在燕乐中根据不同乐舞的表演方式在教学和管理上加以区别对待，设立坐部伎和立部伎。隋唐时期的燕乐组织结构的另一种划分方式是根据音乐来源地区的不同为依据，形成所谓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燕乐复杂的组织构成和乐种繁多以及相应的乐曲、乐器的表演能够正常开展，实际上是靠相当庞大的宫廷音乐机构对这类活动的管理，以及相应的复杂而细致的音乐教习活动，才能够维持下来，从而满足了宫廷音乐的需要。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育相比，唐代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社会性越来越广泛，它不仅为宫廷音乐源源不断地输送音乐人才，而且在这种传教过程中加强宫廷与民间、汉民族与外族外域音乐之间的传播和交流。综观秦汉至隋唐的音乐教育，我们不难发现音乐教育已从官学中分离出来，并且广泛的吸取了民间音乐的养料。这一阶段的音乐教育经过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在官学教育中一席之地的不可挽回———魏晋南北朝俗乐兴盛而雅乐衰落———隋唐宫廷设立了多种音乐机构，从而推进了宫廷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宫廷与社会之间的音乐传播和交流。自此为止，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基本上实现了一种由宫廷到民间，再到宫廷的轮回。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