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范文10篇

魏晋南北朝范文篇1

一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

所谓民族史观，这里指人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民族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自然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对“夷狄”这一概念的运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⑴这里的“蛮貊”，“州里”并举，显系一种地理名词；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夷狄”的态度，非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而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拉大，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人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方面。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一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方民族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南北两大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统一问题上。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大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色彩，故而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色。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用；而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一思想领域的对立，一方面是民族斗争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一个中心，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

第二，在民族政策上。受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及自身实力的消长变化的影响，各民族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有时会采取羁縻甚至“永敦邻好”的政策，以求得内部政治局面的稳定。但总的说来，统一性质的战争从未停止过。无论是苻坚的执意南征，还是东晋南朝的多次北伐，都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样，统治阶级的民族观自然以相互的隔阂、敌对心理为主流，夷夏之辨思想空前强化。但与此同时，各民族统治者为加速自身发展而采取的内迁、汉化等措施，则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民族心理，并为新的统一局面下出现“天下一家”的观念铺就了基石。

隋唐皇朝与秦汉皇朝一样，有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要成熟与高明得多。唐高祖曾自信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⑸，太宗更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⑹的观点，并因此而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唐朝初年，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曾达到朝士的一半左右⑺；广泛的和亲政策，成为唐朝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对外政策的开通，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性的都市……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融洽局面。这是在政治统一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民族关系的现状提出与制定适时的认识及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旧唐书·高祖本纪》曾记载了唐高祖李渊关于民族问题的一段见解：“高祖尝谓侍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语述朕此怀也。’”后在裴矩、温彦博的劝说之下，“高祖乃止”。《旧唐书·突厥传》亦载：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曾求援于突厥首领始毕可汗，因此在立国后给了他很高的地位,而始毕在这种情况下，“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与唐朝廷的矛盾不断激化。贞观四年（630），唐师生擒突厥颉利可汗，太宗针对这一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论尔之罪状，诚为不小，但自渭水会面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所以录此，不相责耳”，并“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两条史料结合，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之所以有较之前代开阔许多的认识，是有思想观念上的根源的，即他们均吸取了隋代贪私欲、求虚名的政治教训，代之以相对平等与宽容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以求得“务共安人”的积极效果。应当说，这种观念的产生与相应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与唐初统治者巩固政权，稳定边疆形势的政治目的不无关联，但这一可贵倾向对有唐一代及后世民族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受上述观念影响，唐代统治者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以“信”待之。贞观年间，北方大雪，突厥部落因惧唐师乘机伐之，故而“引兵入朔州地，声言会猎”。大臣因其背约，请太宗发兵征之，唐太宗认为“匹夫不可为不信，况国乎？我既与之盟，岂利其灾，邀险以取之耶？须其无礼于我，乃伐之。”⑻这一原则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影响及于当时与后来的重要政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民族史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式，在史学发展过程中以更为具体、丰富的方式保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史学全貌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魏书》及唐初所修八史是各具代表性的。

二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史学形式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的历史阶段，《三国志》、《后汉书》、《魏书》、《南齐书》与《宋书》等五部正史即成书于这一时期。其中，由于北齐承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而来，它的统治者本身又带有浓重的鲜卑化色彩，故与其他几部史书相较，《魏书》在民族问题上着力最多，它的认识亦较鲜明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民族史观的特点。因此，这里着重从《魏书》入手，以窥得这一阶段史学中民族史观的概貌。

如前所述，“夷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初指的是与中原（中国）相对应的地域概念，或是泛称与“诸夏”相对应的少数民族。而在《魏书》中，所谓“夷狄”，在更大成分上是政治上“僭伪”的同义词，民族观与正闰问题的交织体现得尤为突出与具体。如在编目时，《魏书》将司马睿、萧道成、萧衍等建立的汉族政权，刘聪、石勒、桓玄、苻坚等为首的少数民族政权，与西域、东夷等少数民族事迹，全都不加区分地列入四裔传中，以示其同一性；而在叙事过程中，魏收一方面称司马睿等为“僭盗”，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对其冠以“岛夷”、“海夷”之称，并以汉族士人常用来贬低少数民族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⑼，形容、讽刺司马睿政权的衰弱与名实不符。由此可见，在魏收的观念中，所谓“夷狄”，主要指“非正统”的僭伪政权；而鲜卑族不仅是丝毫不逊色于汉民族的先进民族，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天明命”的拓跋氏政权还是“继圣载德”的正统所在。

受魏晋时期政权林立、各民族地方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书均对民族融合的事实做了不同程度的认可。《魏书》亦认为，“羁縻”才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上策。在《高句丽列传》中，魏收提出：“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的总原则。他称道“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⑽；而“魏氏祖宗”之所以“扬威曜武”，对那些不驯服的民族“驱其畜产，收其部落，翦之穷发之野，逐之无人之乡，岂好肆兵极锐，凶器不戢，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而然也”⑾。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有斗争又有融合的情况之下，《魏书》一方面高扬起民族自尊的旗帜，一方面又对周边民族提出了相当谨慎的处理意见。二者结合，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实政治在史学中的反映及其对史学的制约与影响。在《宋书》与《南齐书》中，这种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对少数民族优长方面的赞许。如《南齐书》承认“中国”在统兵作战、号令严明方面不如少数民族；《宋书·氐胡列传》则明称“虽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财力雄富，颇尚礼文……功烈可谓盛矣”。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反对民族仇杀的倾向。以《魏书》为代表的这一主张，与魏晋时期以怀柔为主的民族政策相比，是吻合的；其在史学上的意义，是为隋唐时期进一步认识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及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作了积极的准备。

再来看唐初所修八史的民族史观。

唐初所修八史是指《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其中，除《南史》、《北史》外，都是奉旨撰修；《南史》、《北史》虽出于李延寿私修，但其借助史馆条件，又得令狐德棻审阅和推荐，并由唐高宗作序颁行，亦可视为官修性质；《晋书》因收入了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还被称为“御撰”。在这种情况下，八史的思想倾向，无疑反映了统治集团的思想倾向。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下达了对唐代史学影响深远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在谈到南北朝时期政权时，诏书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对他们政治上的功绩，李渊都从大一统一的政治局势出发给予了肯定，民族歧视的色彩已经几乎消失了。这篇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作了相对客观认识的诏书，成为唐初诸史修撰的指导思想，并在其中得到具体的反映：

第一，客观记述、评价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这一点在《晋书·载记》及《北史·四裔传》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前者不仅摒弃了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性称呼，而且对他们的历史功绩作了较高评价。如《晋书》记刘渊的好儒学、崇德义，称其为“人杰”；记石勒“雅好文学”，对其“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倡儒学、定制度的情况详加记载，并赞其“天资英达如此”；记慕容廆史事，则嘉其审时度势、慎于刑法、心向教化，以及其从容纳谏的风度；记苻坚，《晋书》更多着墨于其纳谏多谋、志图远略的俊杰风范；就是对颇有微词的慕容德与赫连勃勃，《晋书》也毫不吝惜地分别给予他们“禀俶傥之雄姿，韫纵横之远略……观其为国，有足称焉”，“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姚兴睹之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的赞词。与前代对少数民族种种诬蔑、夸大的记载相较，这不但体现出《晋书》作者在全面、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卓越史识，更体现出他们在民族史观上的可贵的平等倾向。《北史》作者李延寿对隋文帝“奇谋内运，神机密动，遂使百世不羁之虏，一举而灭。瀚海龙庭之地，尽为九州，幽都穷发之乡，隶于编户”的功绩大加称道，但在突厥列传中，李延寿同样直书了“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隋文帝受禅，待之甚薄”，从而导致了边境战事的历史事实。虽然作者于此事未加议论，但人们同样可以明白他的褒贬倾向。从李大师以南北朝时“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立志“编年以备南北”，而最终未能如愿⑿，到李延寿撰成《南》、《北》二史，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史家在追求史书真实性方面的努力，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轨迹。《隋书·经籍志》在霸史类小序中亦提出：自晋以后，少数民族“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在唐初其他诸史中，民族歧视的称呼及思想也都非常淡薄。这从整体上反映了唐初史学中民族史观的进步性。

第二，民族与统一问题的分离。由于隋唐时期统一问题已不再是时代的主要议题，因此，在记述、评价南北朝史事时，唐初史家都能把民族关系与政权正闰区分开来加以讨论。这与《魏书》相较，无论在史学思想还是在民族史观本身的发展中，都具有突出的积极意义。如《晋书》采用《东观汉记》首创的“载记”体例，就不仅仅是立目上的便利之举，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对《魏书》民族史观的纠偏补弊。在《载记》卷首，作者即指出，“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反首衣皮，餐羶饮浊，而震惊中域，其来自远”，把载记的范围明确限定于各少数民族之内；作者还列举了一百余年来各地方政权的名称，其范围大致与今天所言十六国相同，其中包括四个汉族政权。而在编次立目时，除了冯跋、冉闵因为“因鲜卑之昏虐”，已少数民族化，而被附入相关少数民族载记之下以外，前凉政权创建者张寔、西凉创建者李暠及称成都王的谯纵，均因其祖上家门显赫，曾为重臣而归入列传。这一篇目上的安排说明，《晋书》的撰者在著述过程中，是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的：一是所谓载记，主要记述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史事，汉族割据政权则作它类处理；二是不曾建立过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或其部族，采取传统的四夷传方式容纳其史事。这两点表明，在民族与正闰，史料去取与体例安排上，作者的思路都十分清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虽然这种安排仍难免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作者在史识与史才方面的贡献，仍足可嘉道。

与《晋书》的表述方式不同，《北史》在《僭伪附庸列传》中明确表达了对以往民族与正闰问题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反对。“晋自永嘉之乱，宇县瓜分，胡羯凭陵，积有年代，各言膺运，咸居大宝。竟而自相吞灭，终为魏臣。然魏自昭成以前，王迹未显，至如刘、石之徒，时代不接，旧书为传，编之四夷，有欺耳目，无益缃素。且于时五马浮江，正朔未改，《阳秋》记注，具存纪录。虽朝政丛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动天文，大存刊勒，其时事相接，已编之《载记》。今断自道武已来所吞并者，序其行事，纪其灭亡。其余不相关涉，皆所不取。至如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萧詧虽云帝号，附庸周室，故从此编，次为《僭伪附庸传》云尔。”这段话表明，李延寿是以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有无割据建鼎之实为依据，来判断其是否入“僭伪”列传，“僭伪”、“附庸”均指与“正统”相对立的概念，而与民族问题不相关涉。至于因民族隔阂、对立而导致的歧视性编目，他认为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素”的。基于这一认识，他采取《晋书》的做法，亦把民族列传与割据政权分别立目，各叙其事。这就不仅在正闰问题，即政治见识上摆脱了传统夷夏之辨的影响，更在史才、史识上认识到了民族问题对史学任务、作用及其客观性的重要影响。李延寿的这一看法，体现出唐初史家在历史与史学两种形式的民族史观上所达到的水平，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南》、《北》史并非仅为抄撮前史之作，至少在史识方面，它们具有高出前代史著的旨趣与识见，因此其史学地位应有更为公允的评价。综上，是否可以大致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统一问题与民族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议题，隋唐时期史家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如何在史书编著中妥善处理、合理说明这些问题，便成为判断其史著高下的重要标准。《晋书》、《北史》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个疑问，故《晋书》撰成后诸家晋史皆失，《南史》、《北史》刊行后，“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⒀。

第三，相安共处的民族政策。受隋唐时代政治中民族史观的影响，唐初诸史在反映民族政策上表现出一致的思想倾向，即反对逞私欲、好攻伐，主张各民族之间相安共处。《隋书》史论在总结隋亡教训方面着力甚多，在民族问题上，作者对隋朝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八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⒁与此相类，《周书》在《异域列传》中表达了“见机而行”的主张：“若乃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而御之，去而守之；夫然则敌有余力，我无宁岁，将士疲于奔命，疆场苦其交侵”，因而，应采取“使臣畜之与羁縻，和亲之与征伐，因其时而制变，观其几而立权”。这些立足于民族相安共处原则的主张，既是唐代统治者民族史观的体现，同时也是对魏晋时期史学中处理民族问题的主张的继承与发展。

以上仅是对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史学形式的粗浅、概括的探讨。事实上，在唐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潮流中，对民族问题的阐述、认识还有许多有待挖掘之处，如《史通·史官建置》篇，在记述历代史官制度时，对少数民族政权加以同等的考察，就在保存了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反映出刘知几本人在视少数民族政权为“偏隅僭国”的同时，亦明确把他们“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的史迹作为统一国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待的思路。另一方面，不论从历史还是从史学的形式看，隋唐时期的民族史观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有传统的民族隔阂的痕迹。夷夏之辨与徙戎论始终没有消除其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们对民族问题有全面、深入的认识之前，它就会以不同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思维。

三民族理论的新认识

任何一种思想认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完善之后，都会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在当时及后世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随着不同时代民族关系及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动，民族史观的历史与史学形式逐渐归纳为相对集中与深化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分别以江统的《徙戎论》及杜佑的《通典·边防典序》为代表，而唐初诸史的理论探索，则为二者之间的过渡形式。

《徙戎论》产生于魏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之下，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的理论根源可追溯至班固《汉书·匈奴列传》中对夷狄“贪而好利，人面兽心”的总结，阐发；从《徙戎论》本身所具备的理论特点讲，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区分不同民族标准的初步归纳。《徙戎论》的开篇指出：“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点明所谓“夷狄”在地域上及语言、制度、风俗、部族上的不同。在回顾自殷周以来民族政策的得失之后，他还指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这事实上是指明了夷狄与诸夏在心理状态上的差异。以江统所具备的这几方面理论视角，与司马迁、班固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前者的论述已经更为系统与深入了⒂。

第二，对少数民族“性气”的归纳与总结。既然夷狄志态“不与华同”，那么这种志态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江统认为，“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怀柔也。”这些都是夷狄的天性所在，是不可教化的痼疾。这一点成为江统提出“徙戎”主张的理论依据。

第三，对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评价。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认识，江统对三代以来的民族政策作了梳理，认为夷夏由于存在上述种种不可逾越的差距，本不应有种种联系。而汉武帝、曹操迁徙少数民族、使之居于内地的方法是“权宜之计，一时一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因而，为万代千秋的基业考虑，不应让戎狄在关中有容身之地。“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羌、氐等边地民族返其旧土。这样，就会“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江统的认识从识见的高低来讲，逊于孔子的主张，更落后于唐代史家的卓识，在今天看来，无任何可取之处。而且，江统在理论上的这些总结与归纳，还使得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上的隔阂、偏见以貌似“理性”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古训对后世产生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徙戎论”提出之后，并未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赞赏，但“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人服其深识”⒃，就反映了这种影响在当时思想认识领域所起的作用。魏徵不仅在唐代，就是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少有的贤智之臣。他关于封建、教化的论辩，都成为古代历史理论中的名篇，然而在民族问题上，他亦不免受徙戎论的影响。在一次与中书令温彦博的辩论中，魏徵曾提出把突厥余部“遣发河北”的主张，其依据同样是“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⒄。唐代其他重臣如李大亮、褚遂良等亦持相类的观点。这进一步表明，徙戎论的出发点、立论依据及其结论虽然都是错的，但它对后代民族观念、政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唐代在民族理论上的成就时，才更能体会到它的可贵与不易，也更能了解它在中国古代民族理论上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隋唐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的组合、融合的推进，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史著当中，对民族问题出现了更为理性、客观的探讨。《隋书》、《晋书》、《周书》、《北史》均提到地理形势对不同民族风俗、嗜好形成的影响。《隋书·东夷列传》后论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晋书·四夷列传》称“夫宵形禀气，是称万物之灵；系土随方，乃有群分之异。蹈仁义者为中寓，肆凶犷者为外夷，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绝，窥边候隙，自古为患，稽诸前史，凭陵匪一”，强调了地理形势的重要，并进而揭示了“气”对不同民族特性的影响；而在《周书·异域传》中，这种“地气”说得到了更为具体、深入的阐述：“凡民肖形天地，禀灵阴阳，愚智本于自然，刚柔系于水土。故雨露所会，风流所通，九州为纪，五岳作镇，此之谓诸夏。生其地者，则仁义出焉。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沧海交河，此之谓荒裔。感其气者，则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斯盖天之所命，使其然乎”。这里，地理特点与民族优劣、风俗习惯、性格为人都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带有了从物质条件角度谈民族差异的特征。以上认识在杜佑《通典》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通典·礼典》、《边防典》中，杜佑从民族学与民俗学角度，对“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作了一番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他提出：“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⒅。据此，他得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的卓识。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在后世发展的不同状况时，杜佑提出，是地理位置及其“气”的差异导致了这种情况：“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⒆杜佑的这些论点在理论上的成就主要在于说明了这样两点认识：

第一，不同民族在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这一结论不仅是对同时代史家相关论述的继承与突破，而且，与江统“种类乖殊”的

见解相比，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们进一步打破了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即‘中华’一向就是先进的民族，而‘夷狄’从来就是落后的民族；同时，作者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上古之时‘中华’与‘夷狄’本是一家”⒇。

第二，在各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是物质条件而非别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各自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杜佑的观念中，“地”与“气”是造成民族间差异的主要原因。而这二者，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前者无疑属于物质条件的范畴，同时，它对民族特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也符合民族学理论中的相关观点。所谓“气”，从杜佑的论述来看，虽然带有一些先验的与非客观的色彩，但它无疑是从属于“地”这一物质基础的。因此，他的“中华与夷狄同”的结论就具有了更为可靠的依据与基础，同时也使他相对客观的立论角度，对后世具有了重要的启迪意义。

作为一名政治家，杜佑的理论旨在“征诸人事”，为唐统治者提供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据；同时，作为一名在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史学家，他的上述论点又代表了唐代史学中民族理论的最高成就。把杜佑的结论与唐初史家的认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与承继关系，也可以更完整地了解有唐一代，史学中民族史观的进展与成就。

从“徙戎论”到“中华与夷狄同”的理论认识的转变，在民族理论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不仅显现了人们在认识上提高的轨迹，并借助史学这一载体，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不同社会政治形势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及这种思想观念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反作用。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面貌，使其从编纂体例到记载内容、思想认识方面，均体现出新的特点。仅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的历史即是值得认真探讨与总结的。

四小结

从魏晋到隋唐的六百余年间，民族史观的演变及其进步的趋势，在历史与史学两方面都是很突出的，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不仅使隋唐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采取了更为合理的和正确的做法，并为后世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借鉴。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在唐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到思想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是主要通过受各政权实力影响的战争、迁徙、贸易、通好等外在客观形式被动进行的，那么，隋唐时期这一进程不但被从思想观念上得到认可与深化，而且成为受到这个观念支配的一种较为自觉的行为。在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这一转变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其意义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首先，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受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现实状况的影响，以及受史学本身性质所决定，史著成为反映民族斗争、融合的时代主题的重要方面。在这一历史阶段成书的正史中的四裔传，不仅成为记载民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史料，而且，其中所保留的史家及时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见解，同样以更理论化与深入的形式，表现了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面貌，反映了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巨大转变在史学中的映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与社会的结合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强。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在历史形式与史学形式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史学本身的发展上，民族史学是史学史学科的重要方面，而民族史观研究又是民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魏晋至隋唐史著中保留了丰富的民族史观的资料，因而为今天民族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思想成果。而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如徙戎论、地气说及所包含的思想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后世史学在历史编纂的方式、内容及认识倾向的不同特点，有些甚至成为其评价历史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准的。对这一前后相承的演变轨迹的深入考究，同样是我们今天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⑴《论语·卫灵公》。

⑵⑿《北史·序传》。

⑶《魏书·岛夷萧衍列传》。

⑷《晋书·苻坚载记》。

⑸《旧唐书·高祖本纪》。

⑹《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⑺(17)参见《贞观政要·安边》。

⑻《新唐书·突厥传上》。

⑼此言历代解释不一，魏收用于此处，当为贬意。

⑽《魏书·西域列传》。

⑾《魏书·匈奴列传》。

⒀《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杂史类》。

⒁《隋书·西域列传》。

⒂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⒃《晋书·江统传》。

⒅《通典·边防典》序。

魏晋南北朝范文篇2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域外地理/边疆地理

【正文】

中国古代边疆域外地理知识，萌发于先秦，奠基于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外交通并未因长期处于割剧局面而中断，相反的却由于通商贸易的发达和佛教传播的兴盛，使某些地区中外交往至为活跃，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域外地理范围的认识与西汉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地理认识在某些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状况首次见于记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也首次有了较详细地记录。

一、东亚地理知识的进步

中国本土东面的疆域，《史记》和《汉书》都只有《朝鲜列传》。至晋陈寿（公元233—297年）编《三国志·魏志·东夷传》首次设置《倭传》，即日本列传。虽然，日本在中国正史中记载始自《汉书·地理志·燕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但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却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文中云：

“倭人在带方（治所在今朝鲜凤山附近）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指马韩，今朝鲜的京畿、忠道、全罗各道），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dí＠①。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应为“支”字）国，……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庐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有千余户，……东南至奴国百里，……有二万余户。东行至不弥国百里，……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莱，皆徒跣。……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②、抒、豫樟、＠③枥、投＠④、乌号、枫香，其竹筱＠⑤、桃支。有姜、橘、椒、ráng＠⑥苛，……。”（注：引文中的今地名请参见汪向荣等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一书中的注释。）

由上述引文可知，《三国志·倭传》不仅记载了日本的位置、气候、矿物、植物、风俗等，而且记载了3世纪日本西南部主要属国的方位、里程、户数、草木、山川等情况。

据《后汉书·东夷传》和《晋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在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首次派使者来华朝贡。此后，又于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和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4次派使者来华，其中第4次派遣了20人组成的大型使团。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带方郡的使者首次送倭国使者回国。汉至西晋，中日两国使者的频繁交往，极大地增进了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并且在中国正史中留下记录。〔1〕

据考证，陈寿所撰《三国志》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鱼豢于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编撰的《魏略》中的资料写成的〔1〕，但因后者已佚，故《三国志·魏书·倭传》的记载就成为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对3世纪时日本列岛的史地状况，日本没有任何记载，故此文成为世界上研究这段历史的唯一资料；其次，中国历代正史中的《日本传》均是以此文为祖本，再加敷衍增删而成，包括《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传》。

二、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知识的进步

汉代以前，中国对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知之甚少。魏晋以降，通商贸易的发达以及西行求法的兴盛，旅外商人、出使官吏和求法僧人在域外多详记其行经之地的情况及所到国家之风土人情，并著书刊行于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国人对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的认识。

1.南海地区地理认识的进步

我国西南部与域外海上交往始于汉代，至三国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梁书·海南诸国传》记载，东吴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231年），孙权大将吕岱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访东南亚。他们所到过的国家和地区有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岛）”及传闻的国家大秦、天竺等“百数十国”（《南史·夷貊上》）。南朝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宋书·夷蛮列传》）。此外，小乘佛教盛行的南海地区亦是西行求法僧人的向往之地。

（1）记载南海地区的地理书

朱应和康泰出访东南亚后，完成了两部有关南海地区的地理著作。它们是史籍所知记载南海地区最古的资料之一。

《扶南异物志》1卷，朱应撰。《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此书现存各书均未见辑录。《梁书·诸夷列传·海南诸国传》的内容大都依据此书而编纂。〔2〕

《吴时外国传》，又名《扶南记》和《扶南土俗》，卷亡，康泰撰。《隋书·经籍志》未著录，已佚。全书体例无考，今仅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诸书。这些佚文记载了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里程、物产、人口、风俗、气候、贸易、宗教和工艺等情况。

此后，吴丹阳太守万震（事迹不详）撰《南州异物志》1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已佚，仅散见一些书籍的征引。此书虽以异物为名，所述广及方物风俗，而且所记之国林阳、歌营、加陈、师汉、扈利、姑奴、察牢、类人等皆未见记载。如：“林阳（今泰国西部，以及缅甸与马来半岛北部一带）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太平御览》卷七八七）

刘宋时，曾亲至扶南的竺枝也撰有《扶南记》一书。此书卷亡，《隋书·经籍志》未著录，仅散见于后引。所记不局限于扶南，亦包括一些南海中的国家，如，“毗骞国（故地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在马来亚彭亨河口）去扶南八千里，在海中。……”（《太平御览》卷七八八）

（2）首次记载南海的地理情况

南海古代又称涨海或大涨海。汉以前，几乎没有关于南海地理的记载。至三国时，康泰始在《扶南传》中记述了南海地理情况。如海中珊瑚洲地形的概貌：“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太平御览》卷六九）文中的“珊瑚洲”即珊瑚岛与沙洲，露出水面之上，虽高潮亦不能淹没。它们是以珊瑚虫等为主的生物作用而造成的礁块。“洲底”的“盘石”，即火山锥或海中岩石。与康泰大致同时的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从马来半岛的句稚国往中国时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太平御览》卷七六○）文中的“磁石”即南海中尚未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船舶在航行中遇上，就会搁浅遇难，像被“磁”吸引一样，故称“磁石”。上述记载说明，当时对南海中珊瑚岛和沙洲的形态和成因都已有所认识。

康泰在书中还记述南海中某些岛屿的动物和植物：“扶南东有涨海，海中有洲，出五色鹦鹉，其白者如母鸡。”（《艺文类聚》卷九一）“扶南之东涨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树。得春雨时皮正黑，得火燃树皮正白”（《太平御览》卷七六八）。

（3）较详细地记载南海中国家的地理情况

《史记》和《汉书》较少有关于南海中国家的记述。至三国之后，其记述渐多。梁沈约（公元441—513年）所撰《宋书》和梁肖子显（公元448—537年）所撰《南齐书》均在《蛮夷列传》中记述了南海中的国家。其后唐姚思廉（公元557—637年）编著的《梁书·诸夷列传》首次专设《海南诸国传》一章，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对南海中国家的史地认识。它在开首即云：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

《梁书·海南诸国传》中记载的国家有林邑国（在今越南中部）、扶南国（今柬埔寨）、盘盘国（在今泰国南万伦湾沿岸一带）、丹丹国（在今马来半岛）、干＠⑦利国（在今马来半岛吉打）、狼牙xiū＠⑧国（在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婆利国（在今爪哇东之巴厘岛）、中天竺（今印度河流域一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以及今地不详的呵罗＠⑦国、呵罗单国、＠⑨皇国、般达国和dū＠⑩婆婆达国等。书中对这些国家的史地情况都有介绍，其中对不少国家地理状况的概述十分精彩，如：

“林邑国者，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将军马援开汉南境，置此县。地纵广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余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其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

2.最早记载扶南地理篇章的问世

汉魏以来，我国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对扶南国的地理认识有了较大的发展。〔3〕扶南，又作跋南、夫南，古国名。故地在今柬埔寨、越南南部一带，7世纪中叶为北方属国真腊所灭。汉杨孚《异物志》中已有“扶南”之名（《太平御览》卷七九○）。扶南国与我国通使始于三国时的东吴。朱应和康泰出使东南亚时，曾居扶南国多年〔4〕。康泰完成了现知最早以“扶南”为名的地理著作——《扶南记》。又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国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同书《吕岱传》又云：“（吕）岱既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宁附近），复进讨九真（在今越南清化、义静一带），……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故地不详）诸王，各遣使奉贡。”《三国志》是我国正史中最早记载扶南国的史书。至晋代，两国往来已较为频繁。《晋书·四夷传》开始设立《扶南国传》。此传首先概述其国的地理情况：“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湾（指暹逻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南齐书·东南夷传·扶南国传》的记载与其大致相同。此后《梁书·诸夷列传·扶南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该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地理情况：

“扶南国，在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中部）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即湄公河）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①①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

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故地在今缅甸丹那沙林），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顿逊之东界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宁附近），其西界接天竺（今印度）、安息（在里海西南）徼外诸国，往还交市。……

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

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古称），国东有马五洲（故地不详）。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今东印度群岛）。……”

3.师子国的地理情况见于记载

东晋，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始于中国通使。据《梁书》卷五十四记载：“晋义熙（公元402—418年）初，（师子国）始献玉像，经十载乃至。”此后两国通使不断，加之晋宋西行求法僧侣多途经此地，从而使其国地理情况日见明朗。正史中《宋书·东蛮列传》最早设立师子国传，但是未记其地理情况。义熙七年至八年（公元411—412年），法显在赴天竺取经回国途中，曾留居此岛2年。法显在归国后所写的旅行记《佛国记》中，首次记载了师子国的地理情况，书中云：

“其国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及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其国本无人民……因商人来往……遂成大国。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

上文中唯有关于师子国东西与南北长度的记述是错误的（应是南北长，东西短），其它记载都较为准确的。此后，《梁书·师子国传》在正史中首次记载了其国的地理情况，其文字几乎完全录自《佛国记》。

三、西域与中亚地理认识的深入

“西域”主要是见诸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概念。它在广义上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即今称为中亚的部分地区；在狭义上指塔里木盆地其及周邻地区。〔5〕西行求法热潮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西域与中亚地理认识的发展。

自东汉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开辟通往西域之路后，西域与内地交通大开。汉魏以降，佛教兴盛，大批的西域僧人东来传译经法。同时亦有许多佛教徒不满足域外僧人带来的经法，赴西域各地寻求经法。西行求法热潮的掀起，极大地促进了内地对西域与中亚地理认识的发展。

1.西行求法主要僧人事略

西晋至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至为活跃。据方豪统计〔6〕，西行求法可考者有近150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以下人士：

（1）朱士行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282年）因感天竺僧人所译经法“文句简略，意义未周”（梁释慧皎《高僧传初集·朱士行》），遂决定西行寻求梵本。他从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西渡流沙，行1万余里至西域盛行大乘之国——于阗（今新疆和田）。在那里得梵书90章，20余年后弟子方把经卷送回洛阳，他本人则老死于阗〔7〕。朱士行是中国最早西行求法者，但是只达于阗。

（2）竺法护晋武帝（公元265—290年）年间，原籍月氏、世居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沙门竺法护（梵名Dharmataksa，约230—308）曾随师竺高座游西域30余国，沿路译经。〔8〕著有《耆dū＠⑩崛山解》。〔9〕

（3）释宝云东晋隆安（公元397—401年）初，凉州沙门释宝云等“涉覆流沙，登逾雪山”（《高僧传初集·宝云》），至天竺。著有《外国传记》。

（4）法显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偕慧景等4人由长安（今西安）出发，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返回，历时14年，游历约3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翻越西域边境高山而深入印度的少数旅行家之一，也是中国首位由陆路去印度、由海路回国而留下旅行记录的旅行家。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完成旅行记《佛国记》。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首部完整的旅行记，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海、陆交通的最早记录。〔10〕〔11〕

（5）释智猛东晋后秦姚兴弘始六年（公元404年），京兆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沙门释智猛（元嘉末卒）与同志15人，“发迹长安，出自阳关，西入流沙，陵危度险，有过前倍。遂历鄯善（今青海乐都县）、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诸国，……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七百七十里，至波沦国”。又一人止步。“与余四人共越度雪山，渡新头河，至jì＠①②宾（今克什米尔斯那加附近）”。“复西南行一千三百里至迦维罗卫国（今尼泊尔南境）”（《高僧传初集·释智猛》）。再至华氏国（即巴连弗邑），得梵文经书。至甲子岁（公元424年）循旧道返回，唯与昙纂一人回到中国。宋元嘉末年卒成都。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完成《沙门智猛游行外国传》1卷，《隋书·经籍志》等书皆著录，惜今已失传。〔12〕

（6）昙猛后燕建兴（公元386—395年）末，沙门昙猛从大秦路入，达王舍城。返回时，从陀历（故地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达迪斯坦附近）道（为南北交通重要山道）而还东夏（位今陕西延安东延河东岸）。〔13〕

（7）智严大约在公元401—403年，沙门凉州智严“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高僧传初集·释智严》），遂游西域，至jì＠①②宾受禅法，还长安。后因受戒有疑，重往天竺。在天竺邀请其师、高僧佛驮跋陀罗（Buddhabhadra，358—429）传法东土。后与其师共东行，逾越沙险，抵达关中。

（8）法勇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黄龙（今辽宁朝阳）沙门释法勇（即昙无竭，俗姓李），思慕圣迹，招集同志僧猛、昙朗等25人，发迹雍部，初至河南国，出海西郡，进入流沙，经高昌郡，至龟兹。随后法显等人折而向南行。而法勇等则至沙勒诸国，登葱岭过雪山，乘索桥，并传yì＠①③，度石壁，及至平地，已丧12人。余伴相携，进至jì＠①②宾国，学梵书梵语，复向中天竺行进。道路空旷，至舍卫，又死8人。渡恒河，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东还广州（《高僧传初集·昙无竭》）。

（9）道普宋元嘉（公元424—453年）中，高昌国沙门道普受宋太祖资助率书史300人赴西域求经，遍历诸国。在长广郡（郡治在今山东平度）脾舶破伤足，遂以疾卒。著《游履异域传》4卷（染僧《出三藏记集》卷十四）。

（10）道药北魏太武，（公元424—452年）末年，道药（《洛阳伽蓝记》卷四作道荣）从shū＠①④勒（今新疆喀什市）道入，经悬度（即县度，古山名，位于今新疆塔什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为西域重要山道之一）到僧加施国（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及返还寻故道。著有《游传》1卷。〔13〕

（11）法盛宋世（公元420—479年），高昌法盛经往佛国〔13〕。著《历国传》二卷。〔2〕

（12）惠生、宋云后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胡太后命使者敦煌人洛阳崇立寺僧人惠生（亦作慧生）等赴西域朝佛，并遣俗人宋云任使者同行。同年十一月，他们从洛阳启程，西行40余日至赤岭（即今日月山，在青海湟源县西，地当中原通往西南地区与西域的交通要道），西行20余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西行至鄯善城，再西行至左末城，经捍＠①⑤城，至于阗国。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西行登葱岭，复西行至钵盂城。九月中，入钵和国。十月初入＠①⑥哒国。十一月初，入波斯国。十二月初，入乌场国。又西南行至乾陀卫国雀离浮图所。获天竺国国王接见。及返，寻回本路。〔14〕归后，宋云撰《家记》、惠生撰《行记》，《隋书·经籍志》均著录，魏杨＠①⑦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录其部分内容。《唐书·艺文志》另有宋云《魏国以西十国事》，不知与《家记》是否为一书。

除上述人士之外，这一时期撰写西域史地著作的僧人还有〔15〕：晋佛图调的《佛图调传》（见《水经注》）、东晋道安（公元314—385年）的《西域志》、《西域图》和《四海百川水源记》、晋支僧载的《外国事》（见《水经注》）、可能为晋人昙景的《外国传》5卷（《隋书·经籍志》）、刘宋的竺枝的《扶南记》（见《水经注》）、刘宋时人的竺法维的《佛国记》、齐法献的《别记》和齐僧yòu＠①⑧的《世界记》5卷。

2.西域地理分区认识的进步

汉魏以后，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兴盛，使对西域地理分区认识进一步发展。《汉书·西域传》始以通西域的南、北两道记叙其沿线各国情况之后，晋代的《魏略·西戎传》和裴矩的《西域图记》则始分3道记述西域地理。这种分道叙述交通沿线各地地理情况的方法，已具有一定的地域观念。

北魏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太武帝拓跋焘派董琬等出使西域。琬等使还京师后在陈述西域情况时，首次明确地提出西域的地理分区。据《北史·西域传》记载其说为：

“西域自汉武帝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公元435—440年）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塔什干）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

董琬以极为简略的文字记述了西域4个地理区域的范围：第一区域为相当今新疆天山山脉以南的地区，当时主要是许多土著的城郭之国；第二区域丁谦认为指今帕米尔以西至波斯湾一带，〔16〕章巽认为以董琬等人的行踪看海曲不应指波斯湾，而是指今里海南端，这里是当时＠①⑨哒所直接占领的地区。〔17〕第三区域为阿姆河中、上游南、北岸一带地区，当时为贵霜王朝的主要根据地。第四区域丁谦以为两海即今里海及地中海、水泽即今黑海，则此区指今小亚细亚。章巽认为两海仅指巴尔哈什湖和咸海，而水泽则为大泽之误，它可能指今里海的北部。这里一直是游牧生活地区。

3.对中亚地理环境认识的进步

自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原始对西域地理有较多认识。魏晋以降，西行求法的兴盛则使对中亚地理环境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8〕

（1）西域的沙漠区

汉以前对西域的沙漠仅有极少的记载。白龙堆是中亚著名的沙漠之一，对此《汉书·西域传》只有：鄯善“当白龙堆，乏水草”的简略记载。法显等以其亲身经历，在《佛国记》中对其荒凉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沙河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梁僧yòu＠①⑧（公元445—518年）所撰《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释智猛传》亦有生动地描述：“西出阳关，入流沙二千余里，地无水草，路绝行人，冬则严厉，夏则瘴热”。

东晋以后，有关塔克拉玛干沙漠始见于记载。东晋法显在《佛国记》中叙述他在去于阗（今新疆和田）时说：“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南朝梁慧皎（公元497—554年）《高僧传》卷五记载法勇西行求经中，亦说：“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法显和法勇两位高僧西行求法所经过的沙漠即位于今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部地塔克拉玛干沙漠。

（2）帕米尔地区

自张骞通西域之后，葱岭（即今帕米尔）成为中西交通行经之地，但是汉代对这一地区地理情况的描述甚少。东晋高僧法显在赴西域求法时穿越了葱岭，在其旅行记《佛国记》中首次对葱岭地区的地理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记述。首先他记载了葱岭地区的植物情况：“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然后，他对葱岭地区的冰川地貌作详细地描述：“葱岭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②⑩过河”。这里即描述了高山冰裂风化作用所形成的石砾和露岩地面，又生动地记述了具有极强冲蚀力的冰雪融水所形成的峡谷峻削。其后，北魏的宋云在《行记》中也生动地记述帕米尔地区高耸入云、崎岖险阻的地势：“自此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太行孟门，匹兹非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下，实半天矣。”宋云在书中还描述了帕米尔地区的高寒气候：“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

【参考文献】

〔1〕中村新太郎著：《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张柏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页。

〔2〕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569、557页。

〔3〕陆峻岭等编注：《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博塞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21、32—51页。

〔4〕汶江：《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5〕余太山：《西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绪说。

〔6〕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211—212页。

〔7〕梁·释慧皎：《高僧传·朱士行传》，《海山仙馆丛书》本。

〔8〕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5—99页。

〔9〕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页。

〔10〕足立喜六著：《法显传考证》，何健民、张小柳合译，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1937年5月，著者序。

〔11〕杨文衡：《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法显》，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06—209页。

〔12〕长泽和俊著：《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70—489页。

〔13〕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7页。

〔14〕杨＠①⑦之著，范祥雍注：《洛阳伽蓝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111页。

〔16〕丁谦：《魏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见：《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1辑），渐江图书馆，1915年。

魏晋南北朝范文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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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气候/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线/自然灾害

【正文】

1944年，李长傅先生在《淮域形势与》一文中指出：“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1]

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言，当然也不例外。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状况与现今的状况都存在种种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现今的地理状况阐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又魏晋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地理状况，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狭义”的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有鉴于此，本篇略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以供治魏晋南北朝史者。

一、气候形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寒冷的气候既反映在农业物候上，也反映在气候事件的极端情况上。[2]

以农业物候来说，约成书于公533—544年的北朝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颇能说明。作为一部农业专著，《齐民要术》大体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经验。据该书《种谷》记载：“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与现在相比较，当时春季物候推迟了十天至半个月，即春季温度比低，这显然是寒冷期的现象。又《齐民要术·安石榴》：“十月中，以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解放。”现在河南、山东等地石榴树可在露地过冬，无需包裹，这表明当时冬季气温冷于现代。

类似的物候记载在《齐民要术》中还有一些。如《黍穄》：“常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冻树日种之，万不失一”，自注云：“冻树者，凝霜封著木条也。”此种冻树现象即现代的雾淞。当时雾淞现象应该相当普遍，否则贾氏不会以此作为第二年黍子播种宜日的指示现象，而出现雾淞的季节，一般气温较低。

据上，以代表平均状况的物候而论，《齐民要术》所反映的公元六世纪上半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无疑是寒冷的。然而，更能表明此期寒冷气候的，还是一些极端气候事件，如霜雪日期的异常现象[3]：

嘉禾四年七月(235.8.2-8.31)，南京一带陨霜；

泰始九年四月(273.5.4-6.2)，洛阳一带陨霜；

咸宁三年八月(277.9.15-10.15)，河北中部至山东中部暴风寒冰及陨霜；

太康八年四月(287.4.30-5.30)，山东中部陨霜；

光熙元年闰八月甲申(306.9.24)，洛阳一带霰雪；

太宁元年三月丙戌(323.4.30)，南京一带陨霜；

太宁三年三月癸已(325.4.26)，南京一带陨霜；

建元元年八月(343.9.6-10.4)，南京一带大雪；

永和二年八月(346.9.2-10.1)，河北中北部大雪，人马冻死；

永和十一年四月壬申(355.4.28)，南京一带陨霜；

天赐五年七月(408.7.9-8.7)，河北中部陨霜；

义熙五年三月己亥(409.4.11)，南京一带雪深数尺；

太和六年四月(482.5.4-6.1)，河南中部陨霜；

太和九年四月(485.4.30-5.29)，山东中部陨霜；

太和九年六月(485.6.28-7.27)，河南中部、河北中部陨霜；

景明元年八月(500.9.9-10.8)，河南中部暴风陨霜；

天监三年三月(504.4.1-4.29)，南京一带陨霜；

正始二年四月(505.5.19-6.16)，山东中部陨霜；

正始四年九月(507.9.22-10.21)，洛阳一带大雪；

延昌四年三月(515.3.31-4.28)，黄河中上游南部八州陨霜；

熙平元年七月(516.8.14-9.11)，黄河中下游南北地区十一州陨霜。

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极端霜雪现象，具有气候指示意义。一般来说，霜雪初日提早，则秋季气温下降提前，秋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又霜雪终日的推迟，表明春季气温的偏低。以此衡量，上面所列霜雪日期，大部分是接近或超过现代的极端，这说明当时气温较现代低。如吴嘉禾四年七月南京一带陨霜，初霜日至少提前70天，由此推算，该年秋季平均气温要比现代低2.8℃；其它年的资料也可作类似的推算。

当时一些年份霜雪期的延续时间，也反映了严寒冬季的存在。如太元二十一年(396)十二月，南京一带“雨雪二十三日”；元嘉二十九年(452)“自十一月霖雨连雪，太阳罕曜”，次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又建元三年(481)十一月“雨雪，或阴或晦，八十余日，至四年二月乃止”。[4]现代南京一带年雪日数的平均值仅8.4天，以上雨雪日大大超过现代极值，其为严寒冬季无疑。有学者还据此推测，以上东晋南朝时的这三个严寒冬季，苏北沿海或钱塘江等江河可能出现冻结现象，其严寒极端情况，均超过现代气候所见极端现象，而仿佛于明清小冰期时的极端情况。[5](P25)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特征呈现为寒冷的该时期，寒冷程度也有着一定的波动。据《晋书》、《宋书》、《南齐书》之《五行志》、《魏书·灵征志》及相关正史本纪所见资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寒冷低值过程，出现在三世纪八十年代至四世纪四十年代，时间长约60年；在这60年中，寒冷事件的出现频率很高。[6](P26)又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至迟在北魏初年已有迹象，如神瑞元年(414)后，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一带“比岁霜旱，五谷不登”，云、代等郡人民死亡甚多。[7]此后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间，这一带霜雪极端事件屡见记载。据《魏书·灵征志》，太延元年(435)七月，平城一带“大陨霜，杀草木”；太平真君八年(447)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又465、479、483、485等年，情况也都类似。直到太和十七年(493)，“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8]，将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当时平城一带六月雨雪，而现代大同一带平均在阳历4月上旬已经断雪，7月正是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月份，平均温度达20℃左右。又当时长江流域也不例外，如刘宋大明六年(462)，设置凌室于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修藏冰之礼。[9]现代南京一带1月平均气温2℃，河湖结冰时间不长，冰块很薄，不能储藏；当时南京一带既有冰可供收藏，可见当时冬季气温比现在大约冷2℃左右。然则综合有关寒冷事件的各种记载，这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大约延续到了六世纪的二十年代。

以上两个寒冷低值过程，累计170年左右。这170年左右，是时间跨度长达360余年的寒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更为寒冷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另一大要素即湿度，呈现出相对于干旱的特征。统计正史五行志、正史本纪有关大水年与大旱年的记载，大旱年出现的次数稍多于大水年；[10](P408-409)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总体上可以被认作是一个寒冷干燥的时期。

二、动植物资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植物资源，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其中的气候因素）与人为活动的，已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是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又各地区动植物资源及其影响因素，也每有不同。

大兴安岭北段的寒温带林、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温带林，植被发育良好，以森林为主，三江平原则广布沼泽植被。该地区拥有多量的鹿、貂等野生动物资源。

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由于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森林迅速减少，许多平原森林采伐殆尽，不少地方因缺乏木材，不得不远途去外地伐木。另一方面，长期而大规模的战乱，引起大片土地抛荒，变成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魏明帝时(227—239)，荥阳附近千余里因人口耗散，土地荒芜，林木获得，野生动物如狼、虎、狐、麋、鹿又在此栖息。

华北地带的少数山区，出现了“上无草木”的荒凉现象，但大部分山区及一些相对僻远的平原，仍分布着茂密的森林。依赖森林环境的动物，如猕猴、鹦鹉、虎等等，在华北广为分布。据《魏书·灵征志》，直到东魏时，淮北仍可见到从南方来的并不过冬的野象。

相对于华北，华东华中西南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动植物资源更为丰富。以华东言，北部沿长江淮河一带，次生林成为主要的林相，而东部宁绍地区，虽经人类的大肆采伐，原始林木仍多有留存，如直到刘宋时，当地还有先秦的古樟。华中之汉水上游陕鄂边境，“秀林茂木，隆冬不凋”；[11]西南方面，秦岭巴山一带山地仍是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和竹林，三峡地区“林高木茂”[12]，云贵高原植被良好。

今日一些珍稀动物，如犀、象、虎、孔雀、鹦鹉、麋鹿、长臂猿、大熊猫、竹鼠、扬子鳄等，在当时的华东华中西南地区广泛分布。如野象，上至四川盆地，下达淮北江南，南及江西、广西，都曾经见于记载；三峡、湘西、浙西、闽中，处处可见长臂猿的活动；江淮长江中下游活动着扬子鳄；孔雀当时在四川盆地相当常见。动植物资源尤为丰富多彩的地区，是包括今闽南、岭南和滇南的热带林地带。以岭南为例，热带雨林、季雨林发育良好，热带海洋林也有留存。椰子、荔枝、龙眼、榕桂、紫荆、铁力木、八角茴香、沉香等植物品种，犀、象、虎、孔雀、猩猩、马来鳄等动物品种，生长、栖息于热带林中。比如孔雀，在岭南是常见的飞禽，由于容易猎获，大都作为食物，其羽毛则作为装饰品，大量使用。

区别于以上各地区的，是北部温带草原。据《魏书·序纪》，拓跋推寅从大兴安岭以北南迁，经过呼伦贝尔时，这里还是大片沼泽，湖面也比以后大得多，这表明了汉晋呼伦贝尔草原优越的植被状况与湿润条件。今内蒙高原的草原景观，北齐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形象精到的概括。在黄土高原西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直到南北朝时期，森林资源仍十分丰富，《魏书·世祖本纪》载北魏时曾“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可知阴山一带森林的茂密。又河西的植被状况，较之两汉有了若干变化，又仅屯田大多废弃，而且由于从事游牧生活的部族大量进入河西地区，退耕还牧，使畜牧业生产比重大为提高。如北魏平北凉，获“牛马畜产二十余万”[13]，这说明了当地畜牧业已占到了主导地位，由此又可见河西一带次生草原在东晋以后逐渐恢复的事实。在陇右、湟中和祁连山等山区，森林资源比中原丰富得多，《水经·河水注》即称黄河上游“河湟之间多禽兽，以射猎为事”。

三、河流湖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流湖泊，颇有不同于今日之面貌者；与先秦秦汉时期相比较，也有众多的河流湖泊发生了频繁而复杂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仍沿袭着东汉王景公元69—70年治理后所固定的河道。这一河道是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县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入海。这条河道比较顺直，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所以在形成以后的大约800年时间里，河道比较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河道的最稳定阶段，一共只发生了6次河溢，即黄魏时两次，西晋时两次，北魏时两次，平均每60年一次，远远低于王景治河后至东汉灭亡的平均37.5年一次河溢及唐代平均18年一次的河患。

该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东汉以后大批游牧民族入居泥沙来源最多的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原来的农耕民族内迁，中游许多土地退耕还牧，次生植被开始恢复，水土流失相对减轻，下游河道的淤积速度减缓，决溢次数就必然减少了。其次，黄河下游两岸存在着许多分流和湖泊，洪水来时起着调节水沙的作用，减轻了干流的负担。再次，十六国时期下游河道两岸土地荒弃颇多，灌木杂草丛生，对固堤有一定作用。还有下游河道入海比较顺直，水流迅急，可将泥沙大量输送入海，有一段时间可能冲刷超过堆积。还可能有海平面下降等因素，也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干流相对稳定，独流入海。依据《水经·淮水注》的记述，淮水干流源出桐柏胎簪山，上中游流路与今淮河基本一致，下游自今盱胎以下，与今流路完全不同，它穿过今洪泽湖，东北至今淮阴市，沿废黄河流路至今涟水县东境入海。

淮河是一条多支流的河流，这与黄河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下游的分流和汊道逐渐淤浅和减少，南岸分流除了漯水外，主要分流是鸿沟水系，内岸则基本上已无分流和汊道。淮河支流却相当密集。《水经·淮水注》记载的淮北平原，有大小19条支流，自西北向东南流注淮河，如汝、颍、沙、濄、涣、睢、泗、汳、沂、沭、游等水，都属重要的淮北支流；相对而言，淮河以南由于山地丘陵逼近淮河干流，平原狭窄，支流相对较少且多数为短小河流。又淮河支流的历史演变，南岸支流除中渎水外，大体稳定少变，北岸支流则变迁较为频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河水系，演变情况复杂。当西汉时，今海河的五大干流即北运河（汉时的沽水）、永定河（汉时的治水）、大清河（汉时的泒水及滱水）、子牙河（汉时的虖池水）、南运河（汉时的清水），从北、西、南三面分别由天津附近的洼淀分流入勃海，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水系。成书于东汉至三国时期的《水经》沽河云：“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这是海河诸水同归于海的最早记录。东汉末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为了漕运的需要，于建安九年(204)“遏淇水东入白沟”[14]，使东北进入清河，成为日后的卫河，后又凿利漕渠引漳水以增加白沟的水源，为以后南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建安十一年(206)，开凿了一条使虖池水改流向北入泒水的平虏渠，其故道大致相当于今青县北至静海独流镇间的一段南运河，把现在的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等三大海河干流沟通起来。同年，又凿泉州渠，从今宝坻县西的泃河口入潞河，与南来的清河会合，为以后北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以上平虏、泉州等渠的兴建，使得河北平原上几条大的支流相互连通起来；而这时的渤海西岸陆地又向海有所伸展，合流以后的河道，得以转而向东并流入海，即形成了自今天津市的三岔口向东入海的海河尾闾部分（当时称“泒河尾”，是泒河与其它各河汇流后的下游），至此，海河水系得以初步形成。

海河水系初步形成时，南部的淇水虽经曹操导入白沟与清河合，但在淇水以西今卫河上游的清河，仍由朝歌独流入黄河，到东晋十六国时，始导清合淇入白沟，并入海河水系。又北部的鲍丘水（潮河前身）因未与沽河会合，也不属海河水系。及北魏时，漯水（汉时的治水）、沽水在武清相汇，转而东流，与潮流一起循今蓟运河入海。雍丘县以下的潞河，虽有水道存在，但只是一个枯渎，海河水系被分割为南、北两系。据此，北魏时期海河南北两大水系，尚未正式进入合流局面。海河南北水系连成一体、海河水系各大河在天津附近汇流入海局面的固定，要晚到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以后。

黄、淮、海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又一重要河流是长江。据《水经·江水注》，当时仍把岷江作为长江的上源；长江变迁较为复杂者是长江中游的上段即荆江河段。荆江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矶，其江陵以西的荆江河段，最突出的问题是江、沱易位；江陵以东的荆江河段，统一河床的塑造。

所谓江、沱易位，缘于荆江分汊河道的南为江、北为沱。先秦两汉时，江、沱约在今松滋涴市合流，然后沿今江道东流至江陵，当时沮水下游在今江陵西南附近折向东流至江陵城南，又东纳入阳水，即江陵县南的北江尚未形成。及魏晋时，江、沱的分流量逐渐趋于平衡，故东晋南朝之际，江又称为外江，沱又称为内江。内江流量增大的结果，沮水下游东折流路被江水劫夺，江水以此紧逼江陵城南，威胁江陵城的安全。东晋时开始沿江北岸创筑金堤，以策安全，同时逼沮南下，形成《水经注》所记载的江陵西南的北江分汊河道。原来江、沮之间的滩地则被水流冲断，形成一系列沙洲，而沮水也改在今江陵西南附近入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江陵以下的荆江统一河床塑造的重要阶段。魏晋时，今石首境内的荆江河段，开始摆脱湖沼区的漫流状态，塑造自身的河床；这时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仍旧通过云梦湖沼区，尚无独立河床可言，仅有东南方向的大体流路。至南北朝时，荆江河床仍然如此。据《水经·江水注》记载，石首境内的荆江河床形态极为清晰，两岸不但有众多的穴口分流，还有较高爽的自然提供人类定居，江中并有不少沙洲分布；但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几乎不见任何记载，不但没有城邑，连穴口分流和沙洲也不见记载，这反映了当时监利境内荆江河段横穿云梦泽、尚处于漫流为主要形态的情况。荆江统一河床最后塑造完成，是监利境内云梦泽消失的结果，而这要晚到唐宋时期。

由以上黄、淮、海、江的简单叙述，可以大致明了古今河流的变迁概况，然而与河流比较起来，古今湖泊的变迁尤为巨大，竟至每每有面目全非之处。

魏晋南北朝时，反映湖泊状况最为全面的资料，当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共记有湖泊500余个，其名称各有不同，据统计，有湖114，泽100，陂160，池117，淀12，薮11，海7，其它38。实际上，当时许多湖泊还未计入。还由当时比较大的湖泊的古今情况对照，则湖泊变迁之巨大可见一斑。现已堙没或基本堙没的湖泊如：屠申泽（内蒙古磴口县）、芍陂（安徽寿县）、孟诸泽（河南虞城县）、圃田泽（河南中牟县）、黄泽（河南汤阴、内黄一带）、白洋陂（河南杞县）、九泽（山西祁县、介休一带）、王泽（山西新绛县

）、董泽（山西闻喜县）、大陆泽（河北隆尧、巨鹿、任县间）、林台泽（河北魏县、临漳一带）、鸡泽（河北永年县）、天井泽（河北安国市）、夏泽（河北大厂县）、雍奴泽（河北霸州市、天津静海间）、大野泽（山东巨野县）、菏泽（山东定陶县）、雷泽（山东菏泽县）、夷安潭（山东高密布）、都野泽（甘肃民勒县）、泑泽（罗布泊）、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等，现已大为缩小或缩小的湖泊如：洞庭（洞庭湖）、镜湖（浙江绍兴县）、巨淀（清水泊）、震泽（太湖）、参合陂（岱海）、青海（青海湖）、郭薨薮（博斯腾湖）等，彭蠡（鄱阳湖）则现已大为扩大。四、海岸推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岩岸线变化不大，而一些沙质海岸，受河流、波浪、潮汐等动力作用的，岸线较此前此后有所不同。

有关辽东湾顶部海岸线的资料较少。根据今辽宁黑山以南、台安以西、北镇以东的近海地区汉魏时空无城邑的情况，以及晋末到唐初辽东辽西间往返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这一带还是沼泽化滩地。长期的沼泽化，延缓了三角洲的形成和海岸的伸展。辽东湾滨海平原的主要入水道为辽河及大、小凌河，其上源在汉魏时期居住着乌桓族和鲜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原始植被未遭破坏，水土保持良好，河流来沙很少，海岸线因此长期处于较稳定的状态。据，辽东湾顶部的古岸线，在今右屯卫、闾阳驿、杜家台、盘山、沙岭、牛庄、大石桥至盖平一线，这一岸线直到十一世纪，仍无多大变动。[15]

滦河三角洲平原海岸汉末三国时在今河北省昌黎北碣石山南附近，曹操曾登临碣石观海。由于滦河入海尾闾在三角洲上游荡不定，根据《水经注》的有关记载，可知当时的海岸线已在今乐亭县治以南。

渤海湾西部岸线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稳定，这缘于黄河入海口的南撤。公元11年以后，黄河在渤海湾南部的山东入海，渤海湾西部岩线接受黄河来沙显著减少。在供沙不足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贝壳堤，北起天津东郊白沙岭、军粮城，向南经泥沽、邓岭子、上沽村、马棚口、歧口、张百河、贾家铺、狼蛇子一线。该道贝壳堤的主体，代表着1500—2000年前的古岸线。[16](P208-21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尾闾长期稳定在今黄河口附近，今冀鲁交接处海岸线因此向前伸展较快。《水经注》载五世纪时黄河在今山东博兴、利津间以下分汊，一股东南出，是支津，与济水汇合入海，一股是主流，出东北径直入海。当时黄河口是一个扇形三角洲，三角洲南沿的海岸线与相近，三角洲北沿则远在今海岸以内。

苏北海岸线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稳定。较为稳定的原因，仍是由于黄河安流于山东半岛北部，及在苏北入海的河流含沙量较少。南北朝时，苏北海岸线的大致走向为今赣榆、连云港市、板浦镇、响水西、云梯关、阜宁、建湖东、盐城、东台、富安、李堡、如东；当时云台山及其周围以及南通市，都仍在海中，为海岛。

长江口南岸沙嘴，从四世纪起，开始向东推进。自孙吴征服山越和晋室东渡以后，由于大量山地得到开发，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大了固体径流，泥沙逐渐在河水沉积。东晋时期，上海地区的海岸线大致北起娄塘，经嘉定城、南翔、诸翟、莘庄、闵行、南桥、柘林，然后进入杭州湾中的王盘山，再往西则至海盐的澉浦。至于杭州湾的南沿今浙江宁绍地区的海岸，则在现代岸线以南。

五、灾害

自然灾害是指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相当频繁，对此，邓云特有较为全面的说明：“终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中，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疾疫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以言旱灾，则二百年间，见于史书者，凡六十次；以言水灾，亦达五十六次。至于风灾，共达五十四次；次为地震，计五十三次，频度亦密；再次为雨雹之灾，计亦五十三次。此外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他如霜雪、‘地沸’，各仅两次，不足述矣。”[17](P13)又南北朝时期，“所见之灾更多。计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疠诸灾，总共达三百十五次。以与一百六十九年之数目相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详细之，则此一百六十九年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七；雨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歉饥十六次。”[18](P15)

以上有关魏晋南北朝灾害次数的统计，是比较粗略的。以地震为例，据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地震图集（远古至元时期）》，有感地震震级等于或超过4又3/4级者，三国时期14次，西晋时期37次，东晋十六国时期50次，南北朝时期95次，合计196次，这远远超过了邓云特统计的93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不仅次数频繁，而且受灾程度往往非常严重。此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频繁而严重的人为战争，又往往引起歉饱之灾与疾疫之灾。[19]要之，这是一个天灾人祸并作的时期。而天灾与人祸之间，又往往存在着种种复杂的联系，兹举两例如下。

例一，西晋末年，匈奴刘渊立国于今山西，开五胡十六国局面。刘渊的顺利立国，与山西民户的流失、并进而使当地胡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关。山西民户的大规模迁离本土，始自西晋末年，引发原因既有“人祸”，也有“天灾”。“天灾”如元康五年(295)，新兴、雁门、太原、上党大风，伤禾稼；永宁元年(301)自夏及秋，并州等地大旱，并引起大蝗。此后至于永嘉，疾疫兼以饥馑，灾害不断。永兴元年(304)，刘渊遂反于山西，自号大单于。[20]

例二，梁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萧衍接受北魏降将王足堰淮水以灌寿阳之计，征发役人及战士合二十万，筑浮山堰（今安徽嘉山县北淮河上）。天监十五年夏四月堰成，长9里，下广140丈，上广45丈，高20丈。九月，淮水暴涨，浮山堰倒塌，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若无浮山堰之筑，此次水患不致于如此猛烈。

其实不仅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与前述之气候形势、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变迁等等，也都息息相关。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寒冷干燥的气候与五胡的长期入主中原，就不能认为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因为类似的历史大格局的变化，如女真的南下与宋室的仓皇南渡、满洲的入关与明帝国的土崩瓦解，都分别对应着寒冷的气候；或者说，当时气候的日趋寒冷，是促使本来就地处高纬度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个重要动因。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阶段性成果。

【】

[1]求是月刊.创刊号.1944.3.

[2]本节有关冷暖的标准，采用我国1951—1980年平均气候及物候指标.

[3]以下资料来源于《晋书·五行志》、《明帝纪》，《魏书·灵征志》，《太平御览》卷三、四，《南史》卷六.

[4]分见《恶书·五行志》、《宋书·二凶传》、《南齐书·五行志》.

[5][6]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M].安徽出版社.1991.

[7]魏书·天象志·资治通鉴[M].卷一一七.

[8]资治通鉴[M].卷一三八.

[9]宋书.孝武帝本纪[A].

[10]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册[Z]，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

[11][12][14]水经·沔水注、江水注、淇水注[A].

[13]魏书.世祖本纪[A].

[15]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16]在渤海湾西岩宽30—40公里的范围内，由陆向海方向分布着数条贝壳堤，它们是古海岸线停顿的可靠标志。以上所述是第二道贝壳堤。详《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17][18]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商务印书馆.1937.

魏晋南北朝范文篇4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我国古代所谓“三玄”，即老庄、周易、佛。玄学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首先，才性四本之争与文学。才性四本之争，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争论的焦点在才、性的离合异同。性，指人的内在，诸如气质、性情、道德、教养等；才，指人的行为能力，也包括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魏晋思想家因其政治态度与际遇的不同，一派主张才、性统一（即合、同），即主张以外在事功，证明自己禀性的优劣，依附司马氏集团者大都持此种观点。一派主张才、性并不统一（即离、异），即认为外在事功与自己禀性的优劣并无必然联系，依附曹魏集团者大都持此种观点。性至上说或才性离异说的兴起，促使两汉以来注重事功的人生价值观向着魏晋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转化。魏晋之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人物的评议标准、文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诸如神气、神情、神韵、神貌、神明、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遗形取神的表现方法已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相当重视。

其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学意义。就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引发的一场争论，是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在玄学上的反映。在玄学的范畴，正始名士一般都对名教与自然持调和的态度，即言辞激烈的嵇康，亦承认人伦秩序乃是自然秩序的反映。

但在政治的范畴，正始名士愤激于司马氏的以名教杀人，更多的时候则是对名教及名教的思想基础六经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对名教与六经的批判，必然有助于正始文人努力摆脱外在事功与理性规范的束缚，而渴求皈依自然，发现自我。因此这一时期文人创作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自然心性的解放和创作心理的自由。

最后，“言意之辩”与文学。言意之辩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庄子以为道不可认识，更不可言传。但他同时又认为道在万物，人可以借物达道，物因此成为人与道之间的媒介。这是庄子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魏晋之际，言意关系问题随着玄学的兴起，再次引发争论，这对文学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时的文学，因外在功利与传统思想的束缚愈益松弛，作家不独能纵心适意，表现自我，文章的华丽壮大，也超过建安。又因为玄学的影响，这时的论说文章，其观点的新颖和思辨的精微，亦超过以往。同时，这一时期，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也影响波及许多领域和阶层。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影响之大。

魏晋南北朝范文篇5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小学教育；玄学思想；官学；私学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1年），是一个分裂战乱的时期，亦是文化教育走向低潮，往往不为人所注意的时期。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争夺，军事上的战乱，文化上的交流，互相激荡，互相斗争，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在魏晋学术文化的基础上，孕育着新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在教育上产生一些新的因素。这一时期小学教育的发展，又呈现出新的特色。

一、玄学清谈及其对小学教育的影响

魏晋以来，由于连年征战，政权更迭频繁，儒学“独尊”地位丧失，并逐渐由注重章句训诂转丽重义理，成为不复恪守家法师法的“魏晋经学”。但它在政治上仍有重要作用，也仍是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道教起源于先秦、两汉的“长生不死之术”，宣扬炼丹和画符，假借老聃为教主，从仙家扩展而成为一种宗教流派。佛教主张神不灭说与因果报应说。自汉传人中国，西晋以来大获发展，且风行于南朝，并为南梁奉为国教。道学、佛学也成为官、私学的重要学习内容之一。玄学家合《老子》《庄子》与《周易》为一体，名日“三玄”，将儒道糅融，嬗变为玄学清谈，这是玄学内容和清谈相结合的一种思想风气和学术意趣，体现了一种政治上逃避现实、人生观颓废堕落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思潮。玄学清谈，对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有很大影响。

其主要表现是：在教育思想方面，产生了与儒家礼教相对应的放任思想，如当时的玄学家，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主张，虽然以自然放任思想，猛烈抨击乃至全面否定儒家的礼乐名教，对两汉君权神授的儒学思想，对汉儒繁琐章句学问的冲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玄学家往往进而全面否定儒学，甚至要人们放弃学习、抛弃文字，这是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如嵇康说：世俗以“《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而他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明堂为丙舍（墓前小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焦，修辑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在教育实践方面，“矜高浮诞”的玄风形成后，许多士人对儒学失去兴趣，即使入学，也不愿埋首读书，造成了学校教育程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但是儒、佛、道、玄四学并存，既互相吸收又相互论争的态势，不但丰富了当时的教学内容，也影朝换代或战乱的年代，官学受到极大的冲击，私学；响了教学的方式方法。玄学从诞生伊始，就走上了亦儒亦玄，儒玄双修的道路，佛学也渗透到儒、玄学中，儒家学者亦借用佛学来补充儒学教育内容之狭窄。玄学以清谈见长，清谈之风风靡士林，在清谈风气影响下，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时，互相诘难、自由辩论蔚为风气，并常常以此决分高低。在南朝粱武帝时代，儒学重建在教育中宗主地位，但儒学的讲授方法深受玄学清谈影响，清代赵翼在《女儿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中称：“虽事文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

由于分裂和长期战乱，学校废置无常，特别是官学，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了，官学教育总的趋势是衰弱了。但也出现了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南北朝时先后开设儒学、元素学、史学、文学、医学、律学等学馆学科，实施分科教授。

南朝宋明帝时（公元470年）又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南史·明帝纪》）。以“阴阳”立学堪称前无古人。与国子学同年开办的还有医学，此系我国医学专门教育的发端。

《洛阳伽蓝纪》载：“北魏置有国子、太学、四门三门，实仅国子一学。”当时国子学还有“算生博士”和“算生”之设，授《九章算术》，此即后世专设算学之先声。魏晋偏重文学知识，前秦重律学知识，刘宋重史学和医学知识，北魏重算学知识，北周重校书修书知识。这些倾向，在其时分科设学的学校中，都曾得以表现。教育内容与类型上的变动，无疑会给整个这一历史时期的小学教育打上深深的烙印。

二、官私学中的小学教育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由各级政府主持、管理的教育，即官学；一是以私人或私人集团主持、管理的教育，即私学。私学自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之后，延绵不绝，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现象。综观我国古代小学教育史，可以看出，古代的小学教育既要依赖于官学，又离不开私学，它们相互补充，共存发展，促进了我国教育和文化科技的进步。但由于官学时兴时废，尤其是在改却蓬勃发展，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小学教育也主要依赖私学进行。中国官、私学教育源远流长，经过漫长封建社会的洗礼，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或多种教育形式，中国的小学教育就是与此相伴而嬗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学教育制度正是这一独特历史场景的生动写照。

（一）官立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教育，总的形势是时兴时废，似断又续，但仍有小学教育的兴办。东晋以来孝武帝虽于太元九年曾接受了谢石请求普修乡校的意见，实际地方教育仍是各地镇守自动开办。

这时范汪守东阳大兴学校。家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县）的范宣，以讲诵为业，讽诵之声有如齐鲁。

太元年间范宁任豫太守时，大设庠序，改革旧制，远近入学者达千余人。大兴四年（公元321年），鲜卑国慕容魔以儒学刘赞为东庠祭酒，命令世子与国胄前往受业，魔于政事之余也亲临听之。他还著有《家令》数千言。慕容魔子慕容鱿也尚经学而多才艺。他在即王位后，于公元347年命令天下贵族子弟为宫学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亲造《大上章》以代《急就》，以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鱿子慕容俊即位后，“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宴群臣于蒲池，酒酣，赋诗，因谈经史”。旧。此外，十六国时期，刘渊之子刘曜即帝位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石勒兴办学校，重儒崇经，在立太学之后，增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择人教之，这些学校为后赵政权培养着后续人才。

对这些学校，石勒是非常重视的，史载他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北魏时期，由于政府的提倡，在献文、孝武、宣武诸帝年代，地方学校是有所发展的。西兖州（今山东境内）刺史高佑不满足于郡国设学，还于县立讲学，党立小学。北魏孝文帝时期，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后，更励行汉化，禁穿胡服，改用汉语。在学制方面要求完备，下令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到宣武帝时（500年-515年）下诏营建国子学，并大选儒生为小学博士，定员40名，树小学于四门。但规模很小，国子生只有36人。据史料记载：四门小学是依据当时的大儒刘芳的建议而设置的，刘芳则是根据《周礼》四郊小学的制度而提出的。从刘芳的建议来看，四门小学和太学在一起，似国子学在城北、太学在城东旧址，四门小学邻近太学，因为刘芳觉得”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有关四门小学的内容，缺乏可资证明的史料，大致是与其他官学的内容相近似。

上述可知，魏晋南北朝官立小学虽然比较零碎，不够系统，小学的教育教学活动也不够正规，但是，一些开明的君主或贵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在大举兴办高等教育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小学教育。而小学教育的发展很明显地带有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汉化的特点。

（二）私学中的小学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中国历史中”离乱“年代，由于封建割剧、战争长年不断，封建官学时兴时废，这样在无形之中催生了私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儒学独尊的地位被突破，小学教育随着各家争鸣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有了长足发展。

三国时期，战乱频繁，那些淡泊明志的士大夫，都深居简出，以讲学自给。这时的私学，魏国较吴蜀更为发达。私学的课程主要为儒家经典。两晋私学也是比较发达的，就其程度说，有不少属于小学程度，如王育：”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欺欷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育将鬻已以偿之。同郡许子章，敏达之士也，闻而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使与子同学，遂博通经史。“这时期的私学讲授，亦以儒经为主，其次是道家和阴阳五行之学，还包括天文、历算。

如郭琦，”少方直，有雅量，博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谷梁、京氏易百卷。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邛‘祈嘉，”少清贫，好学......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刘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孔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上述可知，私学中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非汉代私学可以相提并论，为学生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训练，不少少年儿童在私学中勤奋好学，为以后的成才打下了基础。

《差山歌》中称：”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我国南朝时期，政局不稳，官学时兴时废，儒学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私学家在深山中设学授徒，南齐朝在老百姓中流行的这首《差山歌》，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它描述了当时各家各派私人讲学授徒风气之盛。南朝私学中儒经仍占相当位置，但玄学，黄、老、庄、释、文、史等学说纷纷兴起。不少学者是儒掺释道，而对于研习儒经则形成了”南人约简，得其英华“的学风。如王僧孺，”年五岁，读《孝经》......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

伏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业，“少为周易生，有口辩，能谈玄理。既长，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后东游，居于钱塘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40张讥，“幼聪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经、论语......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纠北朝私学中进行的小学教育活动相当活跃，尤其燕、赵、魏、冀地区比较普遍。北朝私学与南朝的不同之点是学者多以儒术为中心，私学亦是以儒家经学为主要的教授内容。这与南朝玄学、佛学兴起，居然和儒学争雄的风气殊异。如房晖远，“幼有志行，明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

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叫孙惠蔚，“年十三，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贫苦，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

教授乡里，生徒恒至数百”。马敬德，“少好儒术，负笈随大儒徐遵明学《诗》《礼》，略通大义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沉思研求，尽夜不倦，解义为诸儒所称。教授于燕、赵间，生徒随之者众”。¨引吕思礼，“年十四，受学于徐遵明。长于论难。诸生为之语日：‘讲书论易，其锋难敌”’。

从整体上看，北朝小学教育的重任主要落在私学教育。就人数和规模而言，北朝私学超过南朝。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史略论稿》叙论中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日（北）魏，（北）齐，二日梁、陈，三日（西）魏、周。”可见隋唐制度三源中有两源出于北朝。陈寅恪先生曾反复强调家学和地域之学（实即私学）对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作用，其中当然包括私家小学教育的作用。北朝私学中的小学偏重于经学、经书的教学，重师承，但在一部分私学中也传授其他方面的内容，如沈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靡不毕综”。“他讲课时，儒生、桑门、道士都来听讲，说明教学内容广博包罗。又如刁冲”每师受之际，发志精专，不舍昼夜，殆忘寒暑。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讳、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四方学徒就其业者，岁有数百。“m3这些都说明北朝私学较为广博。此外，北朝私家小学规模较大，人学学生较多，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注重游历教学，虽重师承，但也自由择师，自由讨论，独立思考，一些私学大师严谨教学、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也较为突出。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中比较广泛地开展小学教育活动，其缘由是复杂的，大略而言：其一，国家虽有官学的设置，但主要是面向成人的高等专门教育，且入学名额有限，很难满足众多读书人，尤其是乡村儿童入学的需要；其二，官学入学有等级身份的限制，无门第及贫民子弟无权进入官学学习，只得转而求教于私学大师所开办的私学。一些寒微、孤贫、牧羊放豕的孩童得以入学，说明了私学招生对象上的相对开放性；其三，由于社会动荡不宁，一些专家、学者遂避居山野，授徒讲学，所收学生当有不少未曾发蒙的儿童；其四，北朝实行汉化政策，儒家思想及礼仪的养成，应从儿童开始，官学数量有限，汉化目标的实现，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私学中的小学教育活动。此外，私学办学形式不拘一格，清新活泼。儒、佛、道、玄都办有私学，互相吸收、融合，私学的小学教育一般面向未启蒙的儿童，但也有成人人小学的，如，刘兰”年三十余，始人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除了传授普通知识的小学外，私学中还有专门进行艺术教育的小学，彝兄顺，”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丰奇之白澄日：‘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驯三、小学教材分析古代小学教育的内容是非常广泛而丰富的。

儒家经典、文学艺术、谚语格言、童谣民歌、歌谣口诀、科普读物等等，都是小学教育的内容。不过，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系统的，应该是蒙学课本。它是中国古代小学的通用教材。古代小学教材发轫于西周及秦代，以后逐渐发展。

（一）小学教材概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学教材对于汉代有较大的继承并有所创新。

三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较多地采用汉代教材，尤其注重《论语》和《孝经》。《三国志·魏书》称钟会的母亲张昌蒲“明于教训”，对钟会“勤见规诲”。

钟会年四岁，张即教他读《孝经》，七岁读《论语》，八岁读《诗》，十岁读《尚书》，十一岁读《易》，十二岁读《春秋左氏传》《国语》。她对钟会说：“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汹’她的一个教学原则是“渐”，也就是循序渐进。另据笔者所见材料，三国吴项竣撰有《始学篇》，《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辗本。

内容以各种神话传说为主，有助于激发幼童的学习兴趣和想像力。

晋代的小学教材主要是《急就篇》。晋夏侯湛《抵疑》中说：“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者，皆奋笔扬文，议制论道。”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急就篇》。”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晋人编写的小学教材有以下几种：、王义：《小学篇》l卷；无名氏：《始学》1卷；杨方：《少学》9卷（《唐书》作3卷）；束皙：《发蒙记》卷；顾恺之：《启蒙记》3卷；郭璞：《三苍注》。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谈到南朝的小学教材，不能不数到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它在小学教材的发展方面，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个时期的小学教材，有《训俗文字略》1卷，后齐黄门郎颜之推撰。此外，还有唐写本《开蒙要训》，日本藤原佐式《日本现在书目》小学类列在晋顾恺之《启蒙记》、王羲之《小学篇》后，梁周兴嗣《千字文》前。这本书大概成书于东晋与齐梁之间。

至于北朝的小学教材，多半用《急就篇》《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还有其他的一些私家学派的教材。

（二）《千字文》

据有关学者的考证，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首句的《千字文》乃梁武帝敕令周兴嗣所撰作引。

周兴嗣的《千字文》成文于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3年）。在此之前，三国时期魏国的书法家钟繇曾经书写过一篇《千字文》，在西晋末年兵荒马乱的逃难途中，连同其他书籍一起被大雨淋湿，几至糜烂。后来，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又重新编缀缮写，但是文理、音韵皆不佳。因此，到了南朝时，梁武帝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女，又命周兴嗣再次编纂。相传，当时梁武帝让人先从王羲之书写的碑文中拓下来一千个不相重复的字，每张纸上一个字，杂乱无章地放在一块，然后召来周兴嗣，说：“卿家才思敏捷，就给我编成一篇韵文吧！”周兴嗣奉诏后只用了一个晚上就编缀好呈送给梁武帝，头发和两鬓都变白了。汪¨梁武帝接到了《千字文》后，对周兴嗣赐赏甚厚。这就是历经1400多年仍长盛不衰的千古绝唱《千字文》的出炉过程。

《千字文》全书千字，每句四字，成文押韵，共250旬，基本上无重复字，且内容丰富，通畅可读，毫无牵强硬凑的痕迹。清人诸人槿称《千字文》为”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无疑是对它最贴切的评价。

魏晋南北朝范文篇6

【关键词】三学课堂；初中历史教学

近年来，李庾南老师又从中提炼出了“三学课堂”教学范式，使之也适用于数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这一教学范式与时下流行的培养核心素养和“全面发展的人”的趋势相一致，同时也是落实教育部在2021年7月出台的“双减”政策、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堂教学质效的有效途径。教育教学改革虽已开始多年，但有些教改浮于形式，真正能提高教学质效的并不多。笔者认为，课堂教学形式是要服务于教学内容和效果的，仅仅为形式而形式的课堂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李庚南老师提出的“三学课堂”主要指的是“学材再建构、学法三结合、学程重生成”，它关涉到“课程，教材，教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学材的建构是指要实行单元教学，学材要来自教材，又不止于教材。学法的结合是指“个人、小组和全班学习相结合”，更是指“自学、议论、引导的三结合”。学程的生成要靠师生或生生之间的互动，来实现深度交流和共同发展。“三学”之间相互联系，最终都指向教学的有效性。打造“三学课堂”，主要是从学材、学法、学程三方面入手。

一、学材的重构

“三学课堂”的“学材”，是指一切与学科课程相关的资源，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所提供给学生的相关学习材料。按照“三学课堂”理念，开展历史课堂教学之前，历史教师首先要对历史课本内容进行整合，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突出主干，关注历史学科逻辑，体现出历史教学线索，重视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以培养学生历史素养。建构学材的原则，第一是顺应，第二是调整，第三是同化，最终实现内化。学材的重构首先要顺应学科逻辑与规律、顺应学生认知和兴趣。《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这一课设计时按照学材再建构的顺应原则，首先分析七年级学生学情：七年级的学生通过大半学期的历史学习，已经初步具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探究的思维能力，学生的自学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学生基本会利用课本达到最基本的学习目标；对于一些专有历史概念，学生理解上会有难度，需要教师进行适当的引导，补充适当的资料并设置合适问题启发学生分析思考，再通过小组讨论探究才能达到教学目标。其次，笔者再次对本课教材进行分析：《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这节课是被安排在初一年级上册《中国历史》课本的最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政权分立、民族大交融时期，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并且这一时期的科技与文化发展还带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学材的重构还需要依照教学目标和学生认知水平，对课本内容进行增减，调整各教学内容的呈现顺序与详略。按照2011版初中历史课标的要求，《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一课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北方农业技术的成熟；2.知道祖冲之的数学成就；3.初步认识书法艺术；4.通过本课学习，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加深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按照以上内容，笔者将这一课的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课堂教学从科技和艺术两大方面，分农学、数学、书法、绘画、雕塑五部分，设计本课教学；教学重点确定为贾思勰《齐民要术》、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以及楷书、行书、魏碑代表；教学难点是如何认识书法艺术。学材的重构第三原则是同化，就是在呈现课堂教学材料的过程中，必须尽量做到让学生从旧知到新知，由已知生成未知，自然地把新课知识纳入到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之中，这样的学材建构过程，将有利于学生快速有效地掌握并运用新课所学知识。《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的课堂设计，可以先从学生前面已经详细学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发展情况着手，指导学生在复习中归纳出阶段特征，然后迅速导入新课。笔者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根据顺应、调整、同化，实现内化等原则，适当地额外补充了课本以外的一些图片、文字材料、视频等教学资源，以便于启发引导学生高效达成本课教学目标。

二、学法的选择

“三学课堂”强调的“学法三结合”，指的是要灵活地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让不同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中有机结合。学法三结合，同时也可以是指“自学”“议论”“引导”的三结合，要将这三种教学方法始终贯穿整个课堂，要注重务实高效。李老师认为：“自学是基础，引导是关键，议论是枢纽。”笔者认为学法的选择要多样化、立体化，适合学生的学法才是最佳的。在执教《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一课时，笔者结合本课的课标、学材内容以及学生实际学情，对这节课的教学方法进行了一些选择和调整，充分运用了“自学·议论·引导”，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本课教材呈现了三小目内容，第一目是贾思勰和《齐民要术》；第二目是科学家祖冲之；第三目是书法、绘画与雕塑。在新授本课第一部分贾思勰和《齐民要术》的时候，笔者选择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自主阅读、问题引导、小组合作学习、判断对错等，使学生掌握此时期我国北方农业技术的成熟。开始抛出问题：“北朝时期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达到了什么水平？”以设问引导学生阅读课文，根据课文内容进行自主思考分析，再加上老师的恰当引导，学生最后形成答案。紧接下来，出示三道判断题，让学生结合刚刚所学迅速判断对错，并说明理由：1.《齐民要术》主要讲述了稻麦蔬菜和果树的栽种；2.《齐民要术》总结了我国南方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3.《齐民要术》记录了种植和食用马铃薯的方法。这样，既及时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了检测和纠正，又活跃了课堂气氛，还使得学生从中获得了一些学习上的竞争感和成就感。在新授本课第二部分科学家祖冲之时，笔者调整了教学方法，从提问开始：“祖冲之为什么这么有名呢？你知道他的故事吗？”顺势进入讲故事环节—给学生讲述祖冲之和圆周率的故事，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学生内心对祖冲之的科学探索精神有所触动，进而提问：“祖冲之执着地去研究圆周率，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引导学生从科学发展角度和现实生活等角度，分小组相互讨论，并全班交流。通过这样的活动设计，使学生不仅知道了祖冲之的主要数学成就的来之不易，还理解了其研究价值。新授到第三部分书法这一目时，笔者再次变换教学形式，首先出示电影《英雄》其中一处场景图片，要求学生根据课文内容来辨析影片中的场景设置的错误，电影场景让学生很感兴趣，气氛比较热烈，相互之间立即就讨论起来，很多学生的表情从疑惑不解到最后恍然大悟，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明确了一个认识：书法成为专门的艺术是在东汉以后。接下来，笔者展示了三幅图，分别是楷书、行书、魏碑的代表作品，邀请了解书法的同学上讲台分享相关的书法知识，使学生初步认识到楷书、行书、魏碑等书法艺术的特点。第三步，笔者重点出示王羲之《兰亭集序》摹本（局部），带领全班学生一起进行细细地赏析，再出示名人赏析语：北宋书法家米芾评王羲之《兰亭集序》道：“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无一似。”清康熙帝称赞王羲之书法：“笔势清圆秀劲，众美兼备，古来楷法之精，未有与之匹者。”清乾隆帝称赞王羲之书法：“千古妙迹！”让学生了解书圣王羲之及其代表作品。最后，笔者引用了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的一段文字：“汉末魏晋六朝（主要是指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政治上最混乱和社会上最苦痛的一个时代，却又是精神史上极度自由、极度解放和最富于智慧以及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引导学生结合这段材料和本课所学，谈谈本节课的收获，完成了本课回顾和总结提升部分。通过以上注重“学法”的课堂教学设计，历史课堂就会显得生动多样、自然活泼，一节文化课一气呵成，课堂教学效果好的同时还顺带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将课堂归还给学生，教师的课堂教学负担也相应得到了减轻。

三、学程的生成

“学程重生成”中的“学程”就是学生课堂上学习活动的过程，李庾南老师认为：“课堂中的学程，既指学生个体学习活动的过程，也指群体合作学习活动的过程。”“三学课堂”中的教学活动是以班级为单位的课堂教学活动，是师本、师生、生生、生本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共同发展的过程，要使学生能够生成自我体悟，自主弄懂知识的结构、原理以及应用，这样的生成性学习使得课堂教学有成效、有深度、有创见。我们认为，学程中要有完美自然的“生成”，学材再建构一定要合适贴切，学法的选择也一定要适合恰当。执教《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时，笔者对学材进行了建构，选择了适当的学法，最后在课堂中都落实到学程的生成上。比如，本课的农学这一部分，首先通过课本介绍的贾思勰《齐民要术》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北朝时期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达到了什么水平？”其次再引导学生与之前我国农业发展情况进行对比，从而使学生感受此时期我国北方农业技术的成熟，形成了一个通过互动促进学生自主生成的过程。关于祖冲之的数学成就，教师可以出示祖冲之研究圆周率的相关材料，以及其他科学家研究圆周率的成就和时间，学生自然生成对祖冲之个人精神的感悟以及对其成就价值的认识。此外，一起欣赏《兰亭集序》时，笔者提议：“大家一起来找找一共有几个‘之’字？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学生在找“之”字的过程中自然进行了比对，他们发现这份摹本上有九个“之”字，竟无一个写法完全相同。进而，有不少同学发现图中还有四个“一”字，也各具特色。通过这个过程，使学生从中生成对王羲之书法超高艺术性的认识，进而感悟到《兰亭集序》不愧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在学生感慨王羲之书法艺术之时，就势提问：“你们知道王羲之的书法水平为何能如此高超吗？他为何会被称为书圣？”可以让学生讲述自己听过的一些关于王羲之的故事，比如“练字墨池”“入木三分”“写经换鹅”“竹扇题字”等故事，使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书圣王羲之的了解，并自然生成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的认识：“任何成就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的，任何成就的获得都是长期坚持不懈地勤奋努力的结果。”“一个人品行比能力更为重要。”最后课堂小结时，结合《美学散步》中的一段文字材料，使学生在情感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个人成就的获得，除了靠勤奋努力和品行端正之外，还离不开当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此课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还不断地穿插着一些设问，比如“你知道这个书法摹本是指什么吗？”等等，来适时启发引导学生自发地进行生本互动、生生互动、生师互动，从而达成了一节高效的历史课堂。学生在课堂上的生成一定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个过程是对学材建构和学法选择的最终检验，也是对教师教学功底和课堂教学质效的最好证明。从“学材”“学法”“学程”三方面实践“三学”历史课堂，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在教师的自然引导下有新的生成，从而落实历史课程教学目标，提高历史课堂的教学质效，将“双减”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李庾南．自学•议论•引导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魏晋南北朝范文篇7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十堰；移民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封建军阀割据一方，混战不已。公元208年，曹操在平定北方后将兵锋指向了割据荆州的刘表和依附于刘表的刘备，从此拉开了魏、蜀、吴三国争夺荆州的序幕。十堰境内的上庸、房陵等郡由于在三国争夺荆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一度成为三方争夺的焦点。

一、魏晋战乱与十堰流民播迁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率部夺据汉中，随即刘备命其宜都太守孟达率部曲4000人从秭归北攻房陵，遣其养子刘封自汉中东下配合孟达部队夹攻上庸，攻占两城后孟达、刘封屯兵上庸。七月，关羽率众从江陵北伐襄、樊，由于没有得到孟达、刘封的支援而败亡。次年七月，孟达因惧怕刘备问罪遂率众降魏，被委任为新城太守（今房县、竹山县）。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二月孟达欲起兵叛魏复归蜀国，结果失败，魏将孟达斩首，并迁新城孟达余众七千余家到幽州（今河北汤县一带）。魏重新掌握上庸等郡后，为防止蜀经这里进攻魏，于是调集重兵常年驻扎十堰，并推行屯田制度，以军屯为主，其规模和数量都非常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十堰的农业生产，并带动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的进步。

公元265年（泰始元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晋武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公元279年晋灭吴，重新统一了中国。西晋王朝是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通过政变而取得政权的，因此建国后晋武帝对门阀士族采取了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在西晋政权的保护下，士族大家奢侈成性，贪暴恣肆，胡作非为。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即位的惠帝司马衷更是昏庸无能，“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贿公行”［1］。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迁徙浪潮的开始，此次徙民高潮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从迁徙的方向来看，主要是北方流民向南方迁徙。十堰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沔（汉）水自十堰穿境而过，向北沿沔水支流丹水过武关通关中，向西溯沔水可通汉中、巴蜀，因此在北方流民南徙的浪潮中成为一条重要通道，是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聚集地。根据前人有关研究成果［2］317，两晋至刘宋初，北方流民南迁至今十堰地区者，大致有以下几次：

1.西晋惠帝元康七年至光熙元年（公元297年-306年）“八王之乱”后期，诸王混战，内迁少数民族乘机起兵反晋，关中雍、梁、秦诸州人成批迁入汉中、巴蜀，其中一部分流民辗转迁入十堰地区（以武当、郧乡为主）。另外还有一些流民是从洛阳和中原其他地方躲避战乱而来。

2.西晋怀帝永嘉元年至东晋元帝朝（公元307年-324年）永嘉之乱中，北方流民自汉水上游汉中一带向樊沔迁徙，其中一部分留在十堰。

3.东晋成帝朝至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26年-349年）苏峻、祖约叛乱后，后赵乘机南侵，北方人民于是大批南迁，有一部分迁入十堰。永和十年二月，桓温北伐，收取关中3000余户南返，将其中一部分安置于十堰。

4.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因淝水大捷，苻坚败亡，有大批雍、秦流民向樊沔迁徙，一部分迁入十堰。

5.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收复河南、关中，但不久又相继失陷，此间三辅（今陕西关中一带）流民又成批向包括十堰在内的襄沔地区迁徙。

除了上述几次大规模的、集中的流民迁徙浪潮外，尚有一些零星的或数量较少的流民迁入十堰地区，或在南北战争中被强制迁入，以上流民人口总数约有数十万之众。

为了安置和管理这些流民，东晋政府在十堰设立了侨郡县，如东晋元帝时侨置始平郡（属雍州）于武当，即为了安置流民首领魏该及其所率部众而设，还有梁州及其所属新兴郡（侨置于竹溪县西）、北上洛郡（侨置于郧西县西北）等。不过，这些侨郡县最初并不稳定。由于十堰地处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因此归属不定，一度被后赵、巴蜀李氏、前秦等政权所占据，直到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即淝水之战东晋乘胜自前秦手里夺回襄沔地区后，十堰的侨郡县始得以稳定设置。

当时的乡村社会以宗族、乡里为基础，以大姓豪强为主导。与之相应，以群体方式进行的流民迁徙活动，其基本单位也是宗族、乡里，通常由那些具有一定实力和威望的大族、将帅担任领袖，聚宗族、和乡党，组成带有浓厚血缘、地缘色彩的流寓集团，或称“乡族集团”［3］。正是由于流民往往以乡族集团的形式集结在一起，因此东晋及后来的南朝政府所设立的用以安置这些流民的流亡行政机构——侨州郡县，也是以乡族集团为基础的。侨郡县的基本统治形式为军事管理，其基本特征是：流民组织的军事编制，地方管理的军事化，侨民的准兵户身份。侨郡县，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定居下来的流民武装集团，通常侨立行政机构长官就是那些流民帅。这些大大小小的流民武装集团，便构成了当时十堰的地方社会，是东晋政府一支可资利用但不足信赖的武装力量。

从西晋末年开始的流民大迁徙到南北朝时期进入高潮，当时北方正处于十六国的分裂割据时期，社会更加动荡，北方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南迁移。目前虽无史料可以确切说明南北朝时期南迁人口的准确数字，但大致不会少于百万之众，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十堰地区。

二、南北朝时期商人往来十堰

相对于两汉，三国时代十堰乃至全国的商业活动急剧衰落，一个时期内几乎陷于停顿。东晋、南北朝时期十堰的商业才又有了日趋活跃的倾向。从东晋开始，政府就对商业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到南北朝时期，南北政府“仍崇关廛之税”，即通过征收商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人们歧视商业的心理，客观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于是，地主官僚通过种种方式——“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4］，通过经营商业聚敛财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们“竞相商贩，不为田业”，“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5］，可见，南北朝时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较前大大增加。在这一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十堰的商业也有了较快发展。加之，十堰地处鄂、豫、陕、川之要冲，汉水自西北向东南穿境而过，这就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十堰的商人，往往顺汉水而下，用船只将十堰的特产运送到襄樊、夏口等地，又将外面的货物运回十堰。于是，只见江面上帆樯如林、商旅不绝，一片繁忙景象，一些城镇如上津、武当、上庸、房陵成为各路商贾云集之地。另外，南北朝时期虽然在政治上南北分裂，但南北之间的商业交流并没有停止。当时北朝、南朝历代分别在长安、襄阳等地都设有互市机构，特别是襄阳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成为南北贸易的中心，来往于各地进行贸易的人称“互市人”，经他们之手，商货可自凉州辗转抵达襄阳，而十堰则是这条商业线路的重要通道和商人聚集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十堰商业的发展。

三、移民对十堰经济社会的影响

翻开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大小小、各种性质的战争有几千次之多，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之际，战乱频繁，南北势力相互割据，混战不已。而十堰，由于地处中国南北东西之要冲，加之地形复杂、山高坡陡，往往成为南北军事势力之间的分界线。从军事学的意义上讲，十堰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具有十分重要战略地位的军事重地，控制十堰就等于使自己有了一道安全的保护屏障，同时也可以以十堰为跳板，将兵锋直指敌军，从而对敌军构成极大威胁。关于这一点，早在秦楚相争时就已显现出来。当时，楚国为了与秦国抗衡，不仅在十堰驻扎了重兵，而且还在十堰境内修建了一条长达180余公里的楚长城，这样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迫使秦国只好绕开十堰，从四川进入湖南再攻击楚国的老巢，最后逐步逼楚国就范。三国时期，十堰境内的上庸郡、房陵郡由于地处魏、蜀两国的交界地带，因而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当时，诸葛亮曾为刘备制订了南、北两条进攻荆州及襄阳最后夺取天下的线路，上庸郡、房陵郡就是北线的必经之地和咽喉要道，控制了上庸、房陵二郡就等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然而由于孟达的覆叛，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向刘备提出的经十堰而“跨有荆、益”的方略遂成为泡影，从此魏国牢牢地掌握了对上庸、房陵二郡的控制权，这为后来魏晋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北朝时期，十堰仍然是南北政权对峙的前沿阵地，东晋与后赵、前秦，南朝与北朝各政权之间为了控制十堰，不惜在此投入重兵驻守以期实现一统天下之伟业。

从以上可以看出，十堰的确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南北军事势力都十分注重对十堰的经营，一旦夺取就会在此驻扎重兵扼守。这些军队来到十堰后，一般采取屯田的方式以解决军粮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十堰的农业生产，并带动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的进步，对本地经济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军事战争也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特别是北方人民，由于战争多发生在北方，使得他们经受的苦难更深、更重，他们只好颠沛流离，四处逃亡。而北方百姓每次都把十堰作为最佳的避难场所之一，纷纷逃亡到这里，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一是十堰偏僻荒凉、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不是合适的战争场所，因而受战争的影响较小；二是十堰地域广阔、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加之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可以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

北方民众进入十堰后，对十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第一，充实了十堰的人口。十堰有着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由于地理、交通等因素，人口不足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居民“流荒”、“寡少”，经济“荒弊”［6］，这极大地制约着十堰的发展，使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土地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北方流民的到来，使得十堰的劳动人口大大增加，他们“剪豺狼之林”，垦辟田畴，“勤课农桑”，使“生产始立”［2］320，从而奠定了十堰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二，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相对于全国而言，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长期以来十堰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等各方面的技术都显得比较落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地理和交通因素，陡峭的大山、崎岖不便的山路阻隔和延缓了外部先进文明进入十堰山区的步伐，从而使得十堰的发展经常显得极其缓慢，甚至接近于静止。北方流民的迁入，打破了十堰山区沉闷的社会局面，宛如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体内，为十堰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十堰山区地接豫陕川三省，农业生产技术一直非常芜杂，水旱间作。随着魏晋时期的北人南迁，一些北方作物如麦类、菽、粟、大豆、小豆等被引进十堰。农民还掌握了粮食的储存方法、粪肥的使用以及适于旱地的区种法等农业技术，这些都为十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对世风民俗的影响。西晋以前十堰的世风民俗本来东南西北兼而有之，但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流民的迁入使得十堰的民风变得更加劲悍，俗尚勇武，人习骑射。同时，在服装饰物、房屋建筑、饮食习惯、婚丧嫁娶等方面，也明显地融入了北方人的习俗，如饮食方面，麦类面食、各类粗粮成为人们食物构成的重要成分，薄饼、烙饼等成为时令食物。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军事战争和战乱一般对中国其他地方具有很大的摧残性，而对十堰，却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因为战乱往往造成大量移民的涌入，促进十堰的经济文化发展。所以，十堰的发展总是和中国的整体发展进程显得有些背道而驰，社会越是动荡，十堰的发展就越快；而一旦政治中心确定、局势相对平静的时候，十堰就成为偏居于一隅、封闭落后的下等小州或县。

［参考文献］

［1］匡裕丛.十堰通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149.

［2］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传［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姚思廉.梁书•康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290.

［4］姚思廉.梁书•徐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384.

魏晋南北朝范文篇8

1.北方的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内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种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猪龙两种.勾云形器有玉龟.玉鹊,猪龙有C形墨玉玉猪龙.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苏的吴县,武进,浙江的佘反山,瑶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镯.佩.环,还有蝉.鸟等动物.

3.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随葬用品,另外还有小部分是辟邪.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1.夏商周三代玉器种类有,王室专用的玉圭,玉璋,玉琮,玉柄等.装饰用的玉珠,玉镯,玉管,玉兽面纹牌等,兵器用的玉戈,玉刀,玉戎,玉剑等.

2.夏商周三代玉器的艺术特征,在继承原始社会玉器主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在玉器制作中,采用夸大局部,不求形似,突出神韵的象征,为主要表现手法.使玉器更富有观赏性和装饰性.时代风格表现为崇尚自然,追求真实.富有流畅婉转的韵律感.在商周玉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3.此时玉器的南北之分已经消失,玉器制作艺术,长时间磨和统一,夏商周三代玉器文化的重要特色就是,逐步形成了统一格调的礼玉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文化

公元前770一221年

中国的玉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标准,这就是玉为君子的德玉文化.孔子曰,玉有五德,仁.义.勇.智.洁.这五德.

这一时期玉器有1.主流纹饰,龙首纹,谷纹,内钩卷云纹,蓠纹,2.主流线条,兽面和谷组合纹,谷纹加斜格线的蒲纹,星纹,鱼鳞状的龙纹.3.主流型器,组合佩,双龙佩,带钩,玉剑饰,活连环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多玉质上乘,并且创新了不少新器型,线条运用娴熟,纹饰审美含量增加,刀工遒劲,风格清新潇洒,最著名的玉器就是和氏壁

汉代的玉器文化.

汉代是国大一统的盛世,玉器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古代玉器发展前期的最高水平.

1.汉代出现了玉衣.玉握.玉枕.玉剑,佩玉中有了玉鹰.玉熊.玉仙人.玉辟邪.玉鸠首仗.

有了九窍玉塞,这时的玉壁不再是圆形的也有其他形状.

2.玉器的材质也多样化了,当地的石材和新疆和田玉同时使用,不仅使玉器的数量大大增加,

从质量上也有了根本的提高.

3.汉代的玉器要求写实,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雕琢手法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沟碾法,

反映了汉代玉雕的简洁明快,最著名的有玉仙人奔马.

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的玉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纷纷,玉文化的发展受到抑制,魏文帝曾下令禁用玉衣等大型玉器,民间的玉器用才由玉改为用白石,黄花石,玉器工艺萧条,传世玉器作品也寥落晨星.

做工朴素,精工者极少,主要的三类用途1.生活用品有玉杯.玉带钩.玉印.2.装饰用的有玉衍及其它佩.3.鉴赏用的有玉辟邪.玉瑞兽.

魏晋南北朝范文篇9

1.北方的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内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种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猪龙两种.勾云形器有玉龟.玉鹊,猪龙有C形墨玉玉猪龙.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苏的吴县,武进,浙江的佘反山,瑶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镯.佩.环,还有蝉.鸟等动物.

3.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随葬用品,另外还有小部分是辟邪.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1.夏商周三代玉器种类有,王室专用的玉圭,玉璋,玉琮,玉柄等.装饰用的玉珠,玉镯,玉管,玉兽面纹牌等,兵器用的玉戈,玉刀,玉戎,玉剑等

2.夏商周三代玉器的艺术特征,在继承原始社会玉器主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在玉器制作中,采用夸大局部,不求形似,突出神韵的象征,为主要表现手法.使玉器更富有观赏性和装饰性.时代风格表现为崇尚自然,追求真实.富有流畅婉转的韵律感.在商周玉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3.此时玉器的南北之分已经消失,玉器制作艺术,长时间磨和统一,夏商周三代玉器文化的重要特色就是,逐步形成了统一格调的礼玉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文化

公元前770一221年

中国的玉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标准,这就是玉为君子的德玉文化.孔子曰,玉有五德,仁.义.勇.智.洁.这五德.

这一时期玉器有1.主流纹饰,龙首纹,谷纹,内钩卷云纹,蓠纹,2.主流线条,兽面和谷组合纹,谷纹加斜格线的蒲纹,星纹,鱼鳞状的龙纹.3.主流型器,组合佩,双龙佩,带钩,玉剑饰,活连环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多玉质上乘,并且创新了不少新器型,线条运用娴熟,纹饰审美含量增加,刀工遒劲,风格清新潇洒,最著名的玉

汉代的玉器文化.

汉代是国大一统的盛世,玉器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古代玉器发展前期的最

1.汉代出现了玉衣.玉握.玉枕.玉剑,佩玉中有了玉鹰.玉熊.玉仙人.玉辟邪.玉鸠首仗.有了九窍玉塞,这时的玉壁不再是圆形的也有其他形状.

2.玉器的材质也多样化了,当地的石材和新疆和田玉同时使用,不仅使玉器的数量大，从质量上也有了根本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范文篇10

总之，秦汉时期的音乐教育即使统治阶级在当时曾做过一定的努力，如刘向的理想尚未实现，王莽设立辟雍，东汉设立太学和五经博士，但最终都不能挽回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中分离出去的最终结果，也未能保住音乐教育在官学中的一席之地。当时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努力的不够，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根本变化，这不是某些人努力可以改变的。音乐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方面继承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的基本特征，即从官学分离的音乐教育，主要存在于宫廷官设音乐教育机构和社会娱乐圈的音乐教育行为，另一方面，它在这一特殊时期迁移的独特背景下，致使外域外族音乐对中原音乐产生深刻影响，音乐和传教内容相应变化等。这就是音乐教育的两个主要内容。官学音乐教育的衰退代之以宫廷以及私家歌舞娱乐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社会音乐教育，强化了秦汉以来的“艺”体系，而忽略了“人”的制度体系；此时西域音乐的广泛流传，使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增加了新的元素，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外国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魏晋时期是乐妓音乐歌舞表演为中心的时代，宫廷雅乐衰落，俗乐兴起。清商署作为一个清商乐的管理机构，自魏晋时期，属于宫廷俗乐音乐机构。在汉代乐府的音乐表演中就已经有清商乐节目，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清商乐，无论是继承清商乐的宫调系统，或歌舞表演的学习，肯定会有音乐的传教活动。正是这种音乐传教使汉民族的传统音乐得以流传到后世。清商署中的音乐表演者主要是歌舞妓，也是清商署歌舞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清商乐的表演，主要是供感官享受的娱乐性歌舞表演。因此，清商署所传教的歌舞器乐，也是民间俗乐作品。一直到清商乐音乐进入南方后，吴哥西曲的形成，也属于俗乐的范畴。民族的大融合后，清商乐虽然发展不可能像汉乐府那样拥有社会条件下的稳定，为音乐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在追求感官娱乐的气氛，使清商乐在社会需求中得到自身发展，同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使乐官、乐工和乐妓自觉从事音乐传播和音乐教学工作，使得清商乐流传至隋唐时期，并被隋文帝成为“华夏正声”。清商乐作为魏晋南北朝最有影响力的民间音乐活动，音乐活动中的传教活动，可以说是很常见的，远远超过了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俗乐繁荣雅乐衰落，宫廷雅乐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中。雅乐的传教，官学不存在，即便在宫廷中，往往是处于“古乐音制，罕复传习”的境遇下。（《魏书•乐志》）但在雅乐承担歌功颂德的音乐职能上，雅乐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音乐的传播和交流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是汉族传统音乐和外域外族音乐，北方和南方的音乐交换周期。这种传播的普遍性超越于汉代，而且为晚唐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随着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社会，音乐教育活动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整套官办和层层设置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社会音乐人才，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教育活动的发达。隋王朝建立，汉魏官制在中央系统中恢复，在太常寺建立各种音乐教育是官学教育体系之外的官办音乐教育活动；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国家的政府官员，而是需要为宫廷音乐活动中培养和输送一大批音乐人才。唐代的官办音乐教育较之隋代社会影响更为发达，在重视教育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管理制度，也达到了完善的境地。总体上，隋唐音乐教育主要体现在官办音乐教育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隋唐宫廷音乐的繁荣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促进宫廷与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发展。隋唐宫廷音乐教育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设置了以太常寺为掌管礼乐活动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分层设置，管辖范围甚宽。隋代在太常寺之下，设置有太庙、郊社、衣冠、清商、鼓吹、太祝等署，和宫廷礼仪宴飨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有太乐署、清商署、鼓吹署。太常寺由太常卿、太常少卿负责诸事。太乐署中设有令、丞、府、史、乐正、典事、掌固等官职，又有“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旧唐书•职官志》）鼓吹署设有令、丞、府、史、乐正等官职，其中“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旧唐书•职官志》清商署主要管理教习南朝传下来的清商乐。宫廷音乐机构的编制与音乐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隋唐宫廷音乐机构为培养乐人设立了“博士弟子，第相传教”。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乐人增加到三万人。唐代沿袭隋代音乐机构设置仍在太常寺的领导下，设置下属乐署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等机构，除此之外还创设了教坊和梨园两个音乐机构。我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的发展可以说到唐代达到了最为完备的程度，这是与唐代宫廷音乐高度发展相辅相成的。除从隋代继承下来的乐署以外，唐朝初年开设的教坊属内廷管理的音乐机构，目的是为皇帝提供娱乐性的歌舞表演。唐朝宫廷的梨园，是由唐太宗李隆基亲自在宫廷中组建的音乐团体，一般认为它是宫廷教坊中的一个培训歌舞人员机构，然而并非如此，梨园是具独立行政编制的音乐机构。唐代宫廷雅乐的教育行为不在官学教育系统以内，但是，雅乐的具体实施中，其表演雅乐乐舞从社会功能来讲亦具有艺术方面的社会功能，在乐舞的教习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音乐教育行为。正是实现音乐教育功能才使得这类乐舞音乐可以在历朝宫廷音乐活动中传承下去。因此，也由此产生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对雅乐教育功能的认识。唐代燕乐是宫廷宴飨活动中所使用的乐舞，也被称之为“宴乐”在燕乐中根据不同乐舞的表演方式在教学和管理上加以区别对待，设立坐部伎和立部伎。隋唐时期的燕乐组织结构的另一种划分方式是根据音乐来源地区的不同为依据，形成所谓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燕乐复杂的组织构成和乐种繁多以及相应的乐曲、乐器的表演能够正常开展，实际上是靠相当庞大的宫廷音乐机构对这类活动的管理，以及相应的复杂而细致的音乐教习活动，才能够维持下来，从而满足了宫廷音乐的需要。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育相比，唐代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社会性越来越广泛，它不仅为宫廷音乐源源不断地输送音乐人才，而且在这种传教过程中加强宫廷与民间、汉民族与外族外域音乐之间的传播和交流。综观秦汉至隋唐的音乐教育，我们不难发现音乐教育已从官学中分离出来，并且广泛的吸取了民间音乐的养料。这一阶段的音乐教育经过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在官学教育中一席之地的不可挽回———魏晋南北朝俗乐兴盛而雅乐衰落———隋唐宫廷设立了多种音乐机构，从而推进了宫廷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宫廷与社会之间的音乐传播和交流。自此为止，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基本上实现了一种由宫廷到民间，再到宫廷的轮回。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2]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