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范文10篇

晚清范文篇1

一、学术史回首：晚清财政史研究概述

应该说，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书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家支考》(林乐知译)，该书虽冠名“中国家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分外是晚清的财政。该书的目录较为繁芜，共分为“泛论”、“当局疆吏外交”、“直省解京款子”、“漕运京饷”、“分外京饷”、“海关洋税”、“岁人泛论”、“地丁银”、“漕粮”、“盐课盐厘”、“百货厘金”、“新关洋税”、“常关税”、“土药税厘”、“杂税”等36目。仅从繁杂的目录来看，《中国家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色彩。虽然，其资料也弥足宝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①，并称晚清户部的陈诉，“多脱误，外人指其差异”，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展现出《中国家支考》的史料价钱。字串8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书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举行了开真个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1914年铅印本)，则是国人从团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著作，对晚清财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书的王振先《中国厘金标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标题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时期的外洋学者的注意。②以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著未几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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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国用四”；卷68，“国用六”，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排本。

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在引用时作者记为“哲美森”，卷68则记为“遮密孙”。

又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8在叙述光绪朝财政时，还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著作，并称：“吾国财政向无陈诉，国人鲜有知者，比年始见预算案，然肯仔细研究者亦纷歧二，觏日本人根岸佶为同文会会员，于吾国生存状态钩稽之勤，用力之久，远驾吾国人士之上”。

②如木村增太郎《中国财政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版)就引述过王氏的著作。按：《中国财政论》原名《支那财政论》，“支那”一词，在历史上，有对中国的蔑称之嫌，因此，通常在20世纪初至40年月初出书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用“支那”作书名的，同等译作“中国”。但为了制止杂乱，著名的资料书如《支那经济全书》，仍依其旧。据倪建周、冬明《“支那”源流考》(《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称，“支那”原是“Cina"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日本辞书《广辞苑》也有这种表明。不外，在笔者看来，从读音上看，“支那”(日语读音作“席那”)更靠近于拉丁语系的读法，在西班牙语中“China”读作“齐那”。笔者曾学过几年的西班牙语，特予展现。权作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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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罗著对晚清厘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孝顺，是20世纪上半叶清代财政史范畴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别的，侯厚培的《中国近代经济生长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是国内体系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是书对财政标题也赐与了肯定的存眷，分外是对晚清的币制改造，有较好的叙述。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头脑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开了研究晚清经济头脑的先河，此中的“增岁人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对视察这暂时期财政头脑很有启发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专著虽未几见，但有关著难堪刁难晚清财政多有涉及。这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驻足于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晚清的财政标题举行回首性研究。

如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专列一章“财政之沿革”，对清代历朝的财政分别加以叙述，此中，对光绪朝财政的叙述尤详，细分为“光绪初年之财政”、“光绪中年之财政”、“光绪末年之财政”三个部门。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对晚清财政的追溯或比力。叶元龙《中国财政标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也涉及到晚清财政。又如陈沧来《中国盐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叶标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权时《现行商税》(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金国宝《中国币制标题》(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荫溥《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辑颜《中国金融论》(平明书局1936年版)，分别对晚清的盐税、茶税、商税、钱币等干系标题举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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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财政通史著作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晚清范文篇2

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有益于中国人开阔眼界，启迪心智，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

“西学东渐”，首先碰到的是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其中必然会有一个同化的过程，这就是翻译。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曾就古印度最早期文献《奥义书》的翻译，谈到其困难以及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从原文看，翻译很难，几乎不可能，但从功能或作用看，翻译却又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若没有翻译，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以至各时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冲突会合缺了文献这个层次，都不可能完全，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也没有高层了。”［3］李提摩太在他的一生中用去了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了翻译和著作事业，其成果卓著，是同时代同类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他涉及的面很广，有宗教的、教育的、西学的、经济的、科技的、时局的、史志的等等。他不仅将西学介绍到中国，而且还将中国的佛经和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传向西方，真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的作用。李提摩太最早翻译的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贝拉米(E•Bellamy)的小说。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刊登了《回顾》(LookingBackwand)的节译，译名为《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将其易名为《百年一觉》，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原小说1888年在美国初次发行，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波士顿的青年人，从1887年沉睡到2000年，当他醒来时，看到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已被消灭，由国家管理一切生产和分配，产品由全体社员共同享有，社会实现了完全平等。此书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康有为的《大同学》(原名《人类公理》)和谭嗣同的《仁学》都受其影响。康有为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的影子。”谭嗣同也说:“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4］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当然有他的目的，因为原作的核心是描述未来社会理想的经济架构，以此来影响预期接受者，这当然主要是晚清思想开明的高层官吏与思想文化界的精英。李提摩太除选择作品下一番工夫外，在翻译手法上更见他的独具匠心。1898年，他与任延旭合译了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薄柏的名诗《天伦诗》(AnEssayonMan)，为适合普通知识阶层和信仰基督教的民众的阅读水平和兴趣，他采用了浅显的语言和四言古诗形式，竭力使译文的形式和内容贴近中国文化的传统，消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促使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无意识地接受译者的思想和意图。从《天伦诗》的结尾，我们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咏天伦，作此诗歌。后人咏之，当知此诗，非由己意，乃宴汝情。以汝圣人，为我师友。我明汝道，以著我诗，非讲诗学，乃讲实学。非悦人心，乃化人心。人心如镜，不平者多。以心烛物，不得真形。天心照人，面目始真，故知万事，当效天心。人心不平，往往怨天。岂知天定，天理人欲，殊途同归，皆能益人。世人当知，当自爱者，必真爱人。理无二致，惟有德者，为能福人。人生学问，第一功夫，全在知己，万事顺天。［5］很显然，李提摩太采用如此直白的语言抒发的是他要传达给人的“因文见道，同心救世”的胸臆，并且纳入到了他的宣传基督教的文化策略之中。

李提摩太对于近代西方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就更为重视。他1899年9月发表的由他与蔡尔康合作的《性理学列传》，介绍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主要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例如，他称康透(康德)是“德国大名士”，“传康氏之学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费德(费希特)，一曰鲜麟(谢林)，一曰海格(黑格尔)，皆卓然有声于时，泰西各国人士，无不读其书，亦无不服其说理之精”。［6］(657)如果摒除他的神学说教之外，把这些西方哲人及其学说介绍到我国来，对于国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十分新鲜的。应该说，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就彻底否定了传教士坚信的上帝的存在。但是李提摩太在蔡尔康的协助下，还是把英国社会学家、进化论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翻译成《大同学》介绍到中国。英文原书1894年出版，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发表了前4章译文，后来广学会将全书10章全部校刊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首次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介绍，当然那时的译法与我们现在通常译的不尽相同，可这是我们目前所知国内刊物上第一次提到的。他把社会主义称为“安民新学”，马克思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资本论》为“主于资本者也”。文中还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人权，用以安民而救世。”［6］(614)不难看出此段文字实际上阐述的是马克思关于垄断资本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最终会引起人民革命思想的要点。在李提摩太译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还要数历史方面的《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的原作者麦垦西(当时译为马垦西)，书名原为《十九世纪史》，1889年在伦敦出版，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在《万国公报》上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首次刊行，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取名为《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和译本后序也在《万国公报》上推出。此书以国别为经，以史实为纬，详细分卷论述英法等国家的现代史。全书24卷，共8册，正文23卷，附记1卷，每卷分为若干节。出版后风行一时，官私盗印本很多。此书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以英法历史为最多，这对中国人了解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阔眼界、启迪心智的作用。当然不会如译者所标榜的那种程度:“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家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7］(219)不过著名学者梁启超还是做了客观评价，他在《读西学书法》中称赞该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8］恭亲王回答俄国公使提问时，也说该书“对中国来说，是一本有用的书”。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提摩太用19世纪的欧美和印度等国的发展史实，归纳出的近代化程度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让中国人“知今日兴国之道，有断不可少者四大端:道德一也，学校二也，安民三也，养民四也。凡精于四法者，其国自出人头地，不精或不全者，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则更在后矣”。［9］1895年光绪的师傅孙家鼐，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皇帝讲论了这部著作。光绪这样有兴趣，也从某个侧面说明，此书对他了解世界，参照已经见效了的其他国度的改革，对他所决心从事实现现代化的变法是有所作用的。综上所述，李提摩太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宗教的目标驱使他要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他不但从事了文化传播，而且参与了中西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的改造工作，这就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入到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涵化过程，这对开阔中国人的眼界，启迪民智，促成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向前进的作用的。

二、为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面貌和进程

19世纪90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法安南之战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和决心，士绅文人又从传教士那里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李提摩太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官场内外的改革派领导人物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尝试改革是很有效的。因为他所接触的这些人物比中国当时的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成员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密切相关，并更加能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李提摩太最早与官场内接触的人物是李鸿章，那是1875年，李鸿章到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为了治疗李鸿章的很多士兵患的热病和痢疾，李提摩太将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1880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接见了路过的李提摩太。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说过“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由此使李提摩太深刻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写《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出版时改为《救世教益》)，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李鸿章问了“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在这本书中，李提摩太和盘托出他的改革理念:“今之五洲中西大事有四要焉。一曰养民，一曰安民，一曰新民，一曰教民。”［6］(108)也正因为有如此友好的交往，所以1890年7月通过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等人推荐，李提摩太获任《时报》的主笔，从此他利用这一传媒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发表了大量文章，1894年结集名为《时世评论》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还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作序。［1］(204)李提摩太就是这样通过结交权贵而进入了清朝权力上层的。除李鸿章外，他还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袁世凯、恭亲王、庆亲王等打过交道。在官场外，李提摩太给予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就更为具体和直接，甚至为他们的变革方案提供了蓝本。“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10］这是历史学家的客观叙述。据李提摩太本人的回忆，他是1895年10月7日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协助他在京期间工作的，除自告奋勇，表示愿为其服务的梁启超而外，尚有文廷式、谭嗣同和陈炽等。［1］(234—235)这些都说明李提摩太与改革派的关键人物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观点和思想的一致性。面对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等人寻觅救国之路，李提摩太的言论和著作，给他提供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良方。这些我们从康的“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变法纲领和李氏的言论和文章对比的相似性中可以一目了然。康有为上书中指出清廷应“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7］(246)李提摩太看了康有为写给皇帝的请愿书后，曾给他妻子写信时说道:“我惊奇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共同观点。”［2］(205)1895年10月12日翁同龢口头提出要他写一份“改革计划”，以便呈献给光绪帝，［11］现在我们看到的发表在《万国公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上的《新政策并序》就是那份改革计划的详细内容。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李提摩太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再有，从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新政诏令中，决定采取“广开言路”，“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12］“除外国人加入内阁一条外，李提摩太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确实得到了实施”。［7］(243)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提摩太著书立说、奔波劳碌所取得的效果。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仍然写信给李提摩太，请他予以关注和帮助。梁启超在信中说:“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康有为则请李氏:“转求贵国公使电达贵政府主持公道，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7］(25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梁对李的信任程度和把保卫变法成果的希望寄托于他。综上所述，在中国风云激荡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维新变法运动，是由国内外出现的多种矛盾而造成的。李提摩太在这当中发挥了不同于他人的带有个性特征的作用，他结交官场内外的士绅文人，以人际交往独特的魅力和除旧革新的理念，影响着与他接触过的人的思想和行动。他把西方进步的强势文化引进中国来，不可否认，由于他传教士的身份，贯穿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意图，以及掺杂了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的想法，这些又必然受到当时客观实际的限制。我们对其积极的方面给予的肯定，只是表明与过去形而上学猖獗之时的全盘否定相区别而已。

三、主持广学会的工作，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登上论坛，增强他们变革现实的责任心

晚清范文篇3

一京剧在晚清上海发展概貌

上海开埠前，处在发达的江南文化影响之下。在元代，上海就已经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戏剧活动；开埠后，经济日益繁荣，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化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与此相对应，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也兴盛起来。上海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它得以避免清末几次大的国内战争，因此积聚了大量财富，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日后京剧表演提供了优越条件。

京剧的起源，始自徽班进京。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以高朗亭为首的扬州徽班“三庆班”进京向皇帝祝寿，之后“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陆续抵京。徽班初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诸腔并奏的戏班。清乾嘉年间，汉调传入北京，汉戏伶人搭入徽班演出，徽汉两调在艺术上逐步融合，出现“徽汉合流”局面，从而丰富了剧目，充实了表演技术，诸腔杂奏变为皮黄为主，舞台语言以中州韵为规范，沿用部分湖广音。由此，在北京民风习俗影响下形成一种新的演出格局，大约在道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剧种，由于主要曲调是西皮调和二黄调，故时称“皮黄戏”。皮黄戏在北京广泛流传开来，并逐步向全国传播。京班初到上海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五年（1866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在公共租界南靖远街（今福建路广东路口）营建了一座仿京式茶园，名“满庭芳”。次年春天，“满庭芳”从天津邀请来皮黄戏艺人演出，尽管只是二三流角色，票价也较昂贵，楼上楼下统售一元，但因为这是京班破天荒第一次到上海，所以“沪人初见，趋之若狂”。[8]p3紧接满庭芳而起的是刘维忠开设的“丹桂戏园”。刘维忠派人到广东置办华丽行头，且有银鼠雏凤袍靠给伶人严冬穿用，倍极奢华。刘维忠亲自入京邀来“三庆”、“四喜”等班的名角，组成强大阵容。1867年冬，丹桂开锣营业，票价比“满庭芳”便宜，楼上楼下售洋八角，一年中丹桂获利丰厚，挤垮了“满庭芳”。刘又在小东门开了分园“南丹桂”，不久，升平轩、金桂轩等京班戏园相继开设。

皮黄戏形成为一种新的独立剧种后，在北京有很长时间仍称徽班，有时也称乱弹或二簧戏。京班南来之前，上海的戏剧舞台几乎是徽班的天下，京班把皮黄剧传到上海后，为了与上海原有的徽班戏相区别，一般以京班或京调称之。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初二《申报》发表一篇题为《图绘伶伦》的文章，称：“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始能成班，俗呼台柱子。”这是目前见到的“京剧”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以后“京剧”之称开始流行，并流布全国。

京剧来沪后，逐渐风行，而微调式微，上海戏园出现“京班出而徽班皆唱二簧”[9](p33)的情势。京剧场面宏伟热闹，武戏技击精湛、惊险刺激，文戏悦耳动听，角色齐整，名伶荟萃。京剧以此优势迅速挤压了徽班而在上海剧坛独占鳌头。时人竹枝词曰：“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10]

同治末年，上海戏园普遍陷入经营困难境况，而此时西方赛马、魔术等娱乐也传进上海，夺走了一批看戏的观众。随后，同治帝后去世，全国进入“国丧”期，禁止演戏，使上海戏园雪上加霜，很多戏园难以支撑而闭歇。京班戏园纷纷寻找出路，“当时如丹桂、天仙诸茶园尚溶化昆、徽、京三剧于一团”[11](p456)，这种试验使它们得以度过危机生存下来。在它们的示范下，采取与其他剧种合演的方式来吸引观众成了众多戏园的选择，而这一为生存不得已的选择却改变了京剧在上海的命运，也使上海京剧一开始就显示出开放的姿态和胸怀。从1867年到19世纪末期间，京剧在上海经历了京昆合演、京徽合演、京梆合演，吸收融会了昆曲、徽戏、梆子的艺术精华，形成了南派京剧。

京昆合演。昆曲在上海受到各种新兴戏剧的竞争，日趋衰落，京剧来沪给昆曲带来新的压力，“仙乐如闻出帝京，当筵高唱遏行云。从今压倒昆山部，不数红墙玉笛声”。[12]“丹桂茶园金桂轩，燕歌赵舞戏新翻。人人争看齐称好，闲煞笙箫山雅园。”[13]从这些当年的竹枝词中可以看出南下的京班压倒昆班、京剧兴昆腔衰的情况。为挽回颓势，昆曲尝试与京剧合演，1876年1月，大雅、全福两昆班在三雅园演出，排《五福堂》新彩灯戏，并邀请著名京剧伶人孙菊仙等插演京剧，初试合演。昆曲在逆境中仍坚持演出，然难以挽狂澜于既倒，昆曲的最后阵地三雅园虽然“皆吴下旧伶”，可是“惜知音鲜矣”[9](p33)。观者寥寥，改弦更张，为大势所趋，在生计压力下，昆班艺人纷纷改入京班，如昆班名角邱阿增、姜善珍、周凤林、小桂林、小金宝等分别加入天仙茶园、大观茶园、新丹桂茶园，与京班艺人合演。京昆合演使京剧吸收了昆曲优秀剧目，一批昆班名角如周凤林等后来也是京剧名伶，在昆曲启发下，京剧也开始排演灯彩戏，以至后来发展为机关布景。

京徽合演。1869年开设的“金桂轩”茶园是上海京徽合演的主要场所，“金桂轩”的前身是上海最大的徽班戏园一桂轩。京班戏园出现后，金桂轩无力竞争，邀来京班艺人与原金台班徽班合演，以图发展，园中京、徽艺人各占其半。“金桂”脚色齐整，拥有众多武生、武旦，遂以武戏闻名沪上，与丹桂茶园齐名，所谓“文丹桂、武金桂”，堪称上海戏园中之巨擘。继金桂之后，升平轩、丹凤、同乐、天仙、宜春、一洞天等茶园均实行京徽合演。合演的结果：一是徽戏的剧目和唱腔（如［高拨子］、［吹腔］）带入京班，经加工后变成京剧的剧目和唱腔，丰富了上海京剧的剧目和唱腔。二是不少徽班伶人转入京班，改唱京剧，王鸿寿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开创的以关羽为主人公的红生戏成为上海京剧的一大特色，他也成为早期上海著名京剧伶人代表。

京梆合演。京剧来沪后，京班戏园园主经常邀请山陕梆子和直隶梆子的梆子艺人南下献艺。同光年间，北方频遭灾害，山陕梆子和直隶梆子艺人纷纷南下谋生，搭京班戏园演出。时人云，“近有梆子腔附丽于京调，独出冠时，其声呜呜然，如大声疾呼，如痛哭流离，悲伤噍杀，感人最深”。[14](p156)当时因旦角戏最受沪人欢迎，故应聘南来最多的是旦角伶人，如十三旦两次来沪，第二次演于丹桂茶园，以《辛安驿》等剧享名一时，据说他“甫一登场，掷缠头如密雪……不数月，累累者已盈巨万，乃重返都门”。[15](p179)十三旦的成功，刺激了其他梆子艺人南下，到了光绪中叶，丹桂、金桂、大观、天仙、天福、”的态势，“戏馆京徽接比邻，其中梆子最分明。都因爱听新翻曲，冷落梨园旧谱声”。[16]京梆合演时间长达40年，梆子班的优秀剧目为上海京剧吸收并转为其传统剧目，一批梆子伶人的加入充实了上海京剧队伍，如李春来成为南派京剧武戏创始人，张国泰和毛韵珂等推进了南派旦行艺术的发展，其他方面如郑长泰、郑法祥父子刻画的孙悟空形象，在京剧猴戏表演上自成一家，创立南派猴戏。

京剧在上海与昆曲、徽戏、梆子同台合演，不断吸收、改造、融化其他剧种，受上海的人文、经济等社会环境影响，形成了具有地域色彩的流派——南派京剧。

晚清时期，京剧流行和上海城市化进程相伴，故以京剧为经纬可以勾勒出一幅晚清上海社会色彩斑驳的图画，借此一窥晚清上海社会变迁概貌。

二京剧与城市大众娱乐

1867年后的四五年里，京剧风行，茶园斯盛，租界内的茶园发展到三十几家，这些大大小小的戏园“大多日夕演剧，观者云集”。[17]此后，戏园有增无减。据统计，从1843年至1911年，上海正式的营业性戏园先后有120家之多。[18](p665～675)时人感叹道：“洋场处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19]营利性戏园的增加，是上海城市化的需求，作为商业化的城市，上海最早推动戏剧走向市场。听戏观剧从宫廷贵族和富贵官绅的专有享受，逐步走向世俗的商品市场，演变为市民大众的公共消费形式，戏园渐成市民大众娱乐的公共空间，“桂园观剧”[20](p112)被推崇为晚清上海租界的十大景观之首。

为吸引和招揽观众，有实力的戏园大多穷极奢华，所谓“群英共集画楼中，异样装潢夺画工。银烛满筵灯满座，浑疑身在广寒宫”。[13]而且采用了当时从西方引进的最先进的煤气纱罩灯，悬挂于戏园大门口和戏台前，作为照明工具，每当夜戏开演，观众坐在戏园里，但觉“最为巧妙绝烟氛，地火光明面半醺。上下楼台都照澈，暗中机括熟能分”。[21]

上海戏园建立之初就为观众提供了安全、舒适的观剧休闲娱乐的场所，并且不断改进。戏园内有为阔绰主顾们设置的“官厅”、“包厢”，也有为普通观众安排的“楼厅”、“边厅”。不同档次座位戏价各异。同光年间戏价为：“正厅包厢，每客售洋八角，廉者四五六角不等。起码则青蚨百文或数十文；正厅设于楼上，每客日售钱二百文，夜二百八十文，厢楼每客日售钱一百二十文，夜售钱一百八十文。”[22](第1卷第1期)不同的戏资享受不同坐席，舒服程度不同。戏园的服务有时真是别出心裁，如“备有木制之小搁脚凳，作优待女宾之需”。[22](第1卷第3期)戏园除有茶供品尝外，还有瓜子、点心供应。戏园热闹非凡，“丹桂园兼一美园，笙歌从不间朝昏。灯红酒绿花枝艳，任是无情也断魂”。[23]

早期京班戏园价格是比较贵的，“四元在手邀花酒，八角无踪入戏场”。[9](p49)同治中叶上海的大米市价为两元一担，市上大饼和馒头每个只三四文小钱，普通平民人均生活费每日为十几文小钱。八角的戏资加上戏园里面瓜子、水果、糕点、手巾等小账费用显然是不菲的消费。据当时报纸记载，上海“戏馆每二人戏资，可为每一月五名寡妇养赡之费”。[24]由此可见，到京班戏园看戏是一项奢侈的享受，戏园在清末有“销金窟”之称，时人认为：“窟之大者有三：曰妓馆，曰戏馆，曰酒馆，一日夜所销不下万数千元焉。”[25]尽管耗费很大，当时很多富商在看戏时还叫局邀妓助兴，“竟把黄金视作灰，纷纷舆马戏场开，兴豪正桌居然坐，还写红笺叫局来”。[19]有的干脆直接携妓到戏园观剧，“包定房间两侧厢，倚花傍柳大猖狂，有时点出风流戏，不惜囊中几个洋”。[19]以致此种消遣娱乐，渐成风气，不仅富人为之，只要手中有点铜板的人也起而效尤，终致“戏园中携妓观剧者，纷如也。翠袖红裙，环坐几无隙地”。[20](p115)妓女在戏园往还匆忙，应接不暇，成为早期戏园一景，“一阵花香香扑鼻，回头行过丽人来。吴娘唤到淡妆同，醉脸霏微浅露红。隔座忽传鸳牒下，花香钗影去匆匆”。[26]妓女进出戏园，更增添了娱乐色彩，营造了娱乐氛围。

光绪年间，中小型的京徽、京梆合演的戏园大量出现，使得票价得以下降，观众群体进一步扩大。到宣统年间，京剧有时只卖一二角，比外国影戏便宜，无怪乎戏园每天“京徽争哄，士女纷纭，错坐几无缝”。[20](p114)

晚清上海受租界西人影响，有礼拜天休息日，闲暇时间增多，娱乐也频繁，看戏是最时尚的娱乐，“第一关心逢礼拜，家家车马候临门。娘姨寻客来相请，不向书场向戏园”。[27]

京剧逐步成为晚清上海城市流行文化，市民在欣赏京剧过程中产生一种新的娱乐：捧角。

捧角伴随京剧流行而兴盛起来。当京剧表演中名角制产生后，一些著名的京剧角儿成为戏迷们追捧的对象。捧角作为城市社会的大众娱乐，达官贵族，社会名流，平民百姓，都疯狂地投身这一娱乐之中。

有钱有势的名流自视捧角为高尚娱乐，捧角成为他们业余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满足虚荣心理的手段。驰骋商场的商人借捧角放松紧张的精神、缓解疲惫的身心；文人以捧角附庸风雅，消解落寞的情怀。而其他诸如官僚、贵族捧角更是为了寻欢作乐，为此，他们花钱如流水，也借此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从而获得心理满足，所谓花钱买乐子。

一般市民把捧角当作闲暇里的消遣。女伶登台演剧扩展了戏剧舞台对美的展示范围，进一步增强了戏剧娱乐功能。于是人们对女伶演戏趋之若鹜，以求声色之娱，此种享乐迅疾风靡沪上，君不见“红氍贴地，翠袖场（扬）风，绕梁喝月之声，拨雨撩云之态，足使见者悦目，闻者荡心……名园宴客，绮席飞觞，非得女伶点缀其间几不足以尽兴”。[28]晚清，上海妇女是戏园重要的观众，就整个女性群体来说，她们进戏园看戏的历史是很短的，艺术欣赏水平自然低，娱乐是主要目的。“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29](p115)妇女们对名伶风采极其羡慕和崇拜，她们不仅捧女伶，更捧男伶。“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10]像杨月楼一样的京角很多，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和矫健、英武的形象，吸引了很多女性观众，她们拥进戏园，以致“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沓来纷至。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30]在女性观众捧男伶的同时，很多男性观众去捧女伶，“寻常一辈少年郎，喜为坤伶去捧场。金字写来如斗大，崇衔唤作某亲王”。[31](p285)这同样是为了娱乐。

晚清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商业社会是享乐主义的社会，它需要丰富而刺激性的文化娱乐作为生活的佐料，需要文化为消闲、享乐服务”。[32](p134)捧角带有很强的商业色彩，金钱支配下的娱乐难免出现低格调，低格调捧角是为色而乐，有首新乐府嘲讽捧角家说：“林黛玉十八扯，怡园电灯亮如水，大家争把正座包，万头耸动如毫毛。齐齐心，喊声好，喊破喉咙我不老。眼波溜，眉峰锁，右之右之左之左，老哥适才瞧见否，黛玉分明望着我。”[33]穷形极相，捧角者寻欢作乐的心态直露无遗。捧角是在商业氛围中成为城市大众娱乐文化的，这种娱乐文化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捧角到极端不可避免地与色情相撞，这是通俗文化为追求消费效果的必然结果。

除了捧角，玩票也成为部分市民孜孜以求的娱乐。京剧在上海流行后，票友、票房也应运而生，票房拓展了以京剧为娱乐的空间，如果说戏园是大众以戏为乐的园地，那么票房则是少数“有闲阶级”借戏为乐的天堂。

票房的存在满足了城市中富裕有闲阶层的娱乐需求。这个阶层是在上海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像一般市民那样去戏园看看戏，而要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娱乐享受：看戏，懂戏，研究戏，还要演戏，从中展现自身才华，陶冶性情，体验表现自我的愉悦，于是，玩票之风渐起。潘光旦认为，近代娱乐方式虽多，但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满足一般人的胃口：一是必须本人能参加，二是个人可以自由参加，不必组织团体，三是要具备相当的艺术意味。[34](p234)当票友恰恰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当票友最初大都为游戏娱乐，陶冶性情。票友在社会上有令人羡慕的职业，谋生的技能，家给人足，衣食无忧，他和职业伶人心态迥异，伶人以唱戏为生，“对社会上无论何人要周旋‘人缘饭’，票友则不然，大不了无人请教、不能过戏瘾。但闭门自唱自听，人又奈何哉。内行唱戏必关注社会风气，票友则我行我素，不管流行”。[35]说到底，票友图的是快乐，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正当娱乐，而不是把学京剧当作谋生的技艺。

票房是票友高尚娱乐的处所。“盖海上票房大都以消遣娱乐当前提”[36](第1卷第2期，p23)，几个兴趣相投的人集中起来，创办一个票房，求哼唱之娱，享丝竹之乐。“久记社”的成立即源于九个志趣相投的商人对于京剧的业余爱好，戏瘾渐深，租赁一屋成立票房，其目的就是闲暇时娱乐，不刻意求精求深。“雅歌集”也是为了同人公余借丝竹弦歌“洗涤嚣声以遣逸兴”。[37]票房为票友提供了一个娱乐的空间，每日公余之暇，大家集合一处，或一起吊嗓、清唱，或一起彩排，你方唱罢我登台，全身心放松。

在票房的定期彩排是票友的集体娱乐。“能够称为一个完整的票房，至少需要三部分人的参加：唱的，伴奏的，在一边‘看着玩儿’和‘瞎起哄’的”。[38](p109～110)三部分人组成了娱乐集体来进行一场集体的娱乐，角色不同，目的一致，各得其乐。定期彩排是每个票房的基本活动，通过彩排来检验票友的技艺，相互交流帮助，在实践中提高演唱水平。而票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充分体验参与的乐趣，享受展现自我的愉悦和满足。

另外，参加堂会也是票友自娱、娱人的娱乐活动。一些富裕之家每遇喜事即举办堂会，邀请票房参加串戏，票友也乐于在这种场合表现自己，和亲朋好友一起娱乐。

围绕京剧而展开的娱乐活动是晚清上海城市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京剧与城市女性解放

京剧表演中本无女性演员，京剧女伶是京剧在上海嬗变过程中出现的，上海京剧女伶的重要来源是从髦儿戏（“髦儿戏”也称“毛儿戏”、“猫儿戏”）班演化而来：同治初年，一个京班二路丑角李毛儿，在上海创建了一女子童伶戏班，学艺者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年龄在10至16岁，这个女戏班不进戏园，专应富绅官宦家的堂会，李毛儿借此获利丰厚，引发他人纷纷投资创办女戏班，以图获利。上海就有谢家班、林家班、朱家班、清桂班等许多髦儿戏班，这些戏班不仅承应官绅富商宅第堂会，而且在上海的张园、徐园等园林舞台公开献艺，至“光宣间，猫儿戏渐见发展”。[39](第11册，P5051)为扩大影响，一些班主延请京伶对髦儿戏伶人悉心教授京剧的唱念等基本功，培养出一批色艺俱佳的女伶，女伶开始崭露头角。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的二马路石路口（今九江路福建路口）出现了第一家京剧女班戏园——美仙茶园，其后又有霓仙、群仙、女丹桂、云仙、玉仙等女戏园开办，自此髦儿戏班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女伶正式登上城市戏剧舞台。

髦儿戏起初以武旦为多，上海在光宣年间，即有郭凤仙专演武旦兼工武生，“这是上海坤角演武戏之嚆矢”[40](p170)，到了清末，老生、青衣、花旦、丑角人才辈出，上海髦儿戏班日臻完备，艺术大见提高。法租界群舞台（后称共舞台）有老生恩晓峰、花旦张文艳、武生小宝珊；宝善街丹桂茶园有青衣刘喜奎，武生牛桂芬，老生桂云峰，花旦白玉梅；群仙茶园有文武老生小长庚，武旦一阵风，花旦小金仙，一时云蒸霞蔚。“所有后来在京剧界成名的女伶人，十九来自上海，因而追本溯源，上海可称得上是坤角的发祥地。”[40](p171)此时王家班在沪法租界共舞台原址开设凤舞台，添聘王克琴、恩晓峰等著名坤角，售价之昂、叫座力之强不亚于大新等清一色的男伶舞台，“沪上坤伶当以此时为最极盛时代”。[41](第1卷第5期)1911年后，坤伶在沪之势力日见衰落，难以独自成班，随着专门的坤班戏园闭歇，坤伶纷纷走上男女合演之途，重新崛起。

上海女伶登上戏剧舞台打破了清朝禁例，它凸现了上海社会变迁之深刻，也表明上海走在妇女解放的前列。

在晚清上海，女子不可抛头露面、应足不出户、在家相夫教子的陈腐观念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女伶的出现也就引起一些守旧士大夫的不满，他们或吟诗作赋，对这一现象加以讽刺、丑化，或写文递书吁请禁止，企图在社会舆论上形成一股贬斥、蔑视、抵制女伶的氛围。如《花鼓戏·髦儿戏》云：“异处求工，淫呈妖姬逛呈童。花鼓新腔送，卖眼春心动。咚！丑态帽儿同，干戈虚弄。一样排场，难把周郎哄。君看轻薄桃花总是空。”[9](p66)在这里，有女伶表演的戏剧只是卖弄淫姿丑态，为士大夫所不齿。上海道台和租界当局也屡屡发出禁令。1890年1月27日，《申报》刊登《英租界谕禁女伶》，报道英租界会审官以毛儿戏班艺人演剧“伤风败俗”为由，会同巡捕下令停演。同样，“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等观念在晚清上海残存着，男女同台演出自然遭到攻击和禁止。

尽管遭禁，女伶终究登上了城市戏剧舞台，逐步为社会所接受、欢迎，这是女性解放的初步成果。女伶在上海出现之时，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东南沿海被迫对外开放，上海首先笼罩在欧风美雨中，资本主义的文明冲击着中国原有道德价值体系，女性解放、男女平等观念也传入中国。以往人们考察妇女解放习惯于关注重大政治事件和革命运动中妇女的表现，实际上，晚清上海女伶出现及其作为，也是妇女解放的重要一面。源于对妇女的歧视，在很长时期内，人们认为妇女上戏台、进戏房会带来不祥之灾，如有人误犯，必须举行破台典礼来禳解灾难。女伶登台，戏台和戏房禁止妇女光顾的迷信之风也就自动消亡了，这也是对束缚妇女的陈规陋习的沉重一击。戏剧舞台上长期是“以男扮女”，对女性伶人的排斥就是“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在作祟。1909年，丹凤茶园添聘男伶人，实行男女合演时，在布告中强调此举为“开通风气”，男女合演即是实践男女平等。在中国古代，“娼”和“优”是联系在一起的，清季豁贱为良后，在社会上，伶人属三教九流，女伶地位更加低贱了。晚清上海女伶队伍的壮大、女伶登上城市戏剧舞台，走向社会，其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地位有所提高，社会开始逐步认同和接纳她们。女伶登上舞台“反映了女艺人已开始进入戏剧这种以往基本由男人独霸的娱乐行业，为女子的社会就业开出了又一条渠道”。[5](p371)有了职业就有经济保障，妇女才能真正独立。19世纪中叶以来，江南受到外国商品和资本输入严重影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日益破产，迫使大批女性离开农村流入城市，脱离家庭走向社会。开埠较早已渐显繁华的上海城对她们自然最具诱惑，大批妇女涌进上海，她们多数没有受过基础教育，适合她们的职业岗位毕竟有限，而且大多是对技能和力气要求不高的服务行业，娱乐业就是其一。于是许多妇女利用其自身的优势纷纷跻身戏剧行业，并且逐步得到社会认同，唱戏表演作为谋生自立的一种职业成为众多女性的选择。晚清上海“梨园之盛，甲于天下”[42]门的女班戏园建立，独立售艺后，“常得保有其沪上剧业五分之一地位，男京班外，即当首数坤班”。[43]

女伶在为社会大众提供娱乐享受的同时，也肩负启迪、教育民众的任务，这是时代变革赋予她们的使命。1904年11月，陈去病发文，鼓励上海女伶演出《瓜种兰因》、《长乐老》、《玫瑰花》、《缕金香》、《桃花扇》等新戏，以便“开通这班痴人，唤醒那班迷人”。[44]这代表了社会给予女伶较高的期望，希望女伶投身社会改革，利用舞台影响社会、教育大众。此外，女伶还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扩大影响，如举行义演。字林西报曾经报道：著名中国女伶40人在英租界大马路市厅演剧补助华洋公会，筹集赈款。[45]由此可见，在社会进步思潮熏陶下，女伶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自身解放和社会的关系。

四京剧与上海社会变革

晚清上海的京剧舞台是伶人谋生的天地，是伶人争取生存和人格尊严的舞台。觉醒后的伶人开始奋争。伶人从被统治者定为贱民到争取人格尊严、要求基本权利、投身社会变革，他们的辛酸史折射出社会的变迁。

在戏园这个公共空间中，伶人首先为自身生存而向传统伦理秩序发出挑战。清朝时，皇室重要成员死了，谓之国丧，清朝定制，全国在限定期内禁止演戏娱乐，初为三年，后渐减为一年、100天。国丧禁戏，给伶人造成很大生计困难，遭到伶人抵制。同治十三年（1874年）年底同治皇帝驾崩，接到京师哀音，上海各戏园一律停演，但丹桂、金桂、一桂、山雅、久乐、富春等戏园要求上海道台准予开演，“谓班中人数颇多，且均系贫苦之辈，若历久停演，未免糊口无资矣”。[46]没有得到官方准许，1875年2月13日，宝兴茶园遂以国丧期间遏音乐不遏歌唱为由挂牌清唱，其他戏园纷纷效仿，挂牌清唱。1881年慈安太后死去、1908年光绪帝去世，上海各戏园继续抵制禁令、冲破阻挠，照旧演戏。伶人为自己的生存而集体挣脱传统禁锢，向统治者挑战，这是史无前例的。

伶人进一步的奋争就是要求平等、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

清朝，由于严禁官吏嫖妓，“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47]①在北京出现了相公堂子，一些清秀如女子的男童在相公堂子里学唱男旦，他们任务之一就是为官吏侑酒，经常遭到他们的猥亵，此种际遇如同上海妓女出局应客。夏月珊兄弟鉴于京师私房也是伶人一部分，而为人侑酒，其贱等同娼妓，于是建议梨园公会，设法将此例革除。至宣统年间经过梨园界和社会共同努力，全力压迫，终将此陋习革除。“追厥原始，夏月珊昆季之功不可湮没也”。[11](p501)尊重戏剧伶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是20世纪初期戏剧改良者主张之一，陈独秀大声疾呼：“人类之贵贱，系品行善恶之别，而不在于执业之高低”，“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48]陈去病呼吁有志青年：“不如牺牲一身，昌言堕落，明目张胆而去为歌伶。”[49]这些倡导提高伶人社会地位的呼吁，对于唤起整个社会改变歧视伶人的陈腐观念，具有积极意义。

上海京剧改良与晚清社会变革密切相连。失败后，一批爱国知识分子鼓吹文艺的社会教育功能，而戏剧被他们当作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手段，如王钟麒呼吁：“欲改革政治，当以易风俗为起点；欲易风俗，当以正人心为起点；欲正人心，当以改良戏曲为起点。”[50]他们主张戏剧为革命服务，为革命摇旗呐喊。上海京剧界纷起响应，编演了大量具有革命思想的新戏。汪笑侬，满清贵族，具有进步思想，“尝编《党人碑》剧，以刺满清之捕杀民党；编《哭祖庙》剧，以刺权奸之卖国求荣；编《洗耳记》以刺官僚之争权夺制”。[51](p334)汪笑侬希望以此来唤醒沉睡的人们，激发人们革命的决心。新舞台及其伶人群体在晚清上海社会变革中有着重大影响，新舞台建于十六铺，之所以选址于华界南市，用意在通过开办娱乐业，带动南市以至华界的经济繁荣，抵制西方势力的扩张。新舞台伶人和革命党人交往密切，辛亥革命中，新舞台京剧伶人还参加了攻打南市高昌庙制造局的战斗。

晚清范文篇4

关键词：晚清；商务英语；中外贸易；兴起与演变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中西方远洋贸易量扩大，广州、上海等港口成为中外商埠重要贸易集散地。英语逐渐取代其他外语成为商务主要交流语言，导致社会急需一大批懂英语的人才。为此，民间商务英语学堂开始兴起。

一、晚清民间商务英语兴起的社会基础

随着天朝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开始从广州、上海等地进入内陆，日益开放的观念和外贸需求为英语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在广州、香港、上海等重要通商口岸，英语作为通商公共语言使用频繁，让人们对外语重要性有了新的认知，促进了商务英语学习风潮兴起。

（一）内外驱动力对晚清商务英语热潮的作用

引发商务英语热潮的内驱力来自晚清政府洋务运动和现代化经济需求。当时传统工业、商业、制造业都在西方现代化工业面前全面溃败，如不能及时遏制经济颓势，整个国家经济将落入西方手中。为了兴办近代工业、制造业，就要大力购置引进西方技术、设备。无论采购、安装、操作是监管这些新技术，都需要大量懂外语人才。而与之相关联的港口、码头、海关、船运、电讯、报表、通关文书、商品登记造册等报关单也多以英文填写，如果在办理过程中因语言障碍造成交易失败或商品货物积压无法出关，会带来很大经济损失。因此，当时对英语人才渴求是非常迫切的。在晚清推动洋务运动同时，西方商人在我国海港口岸开设的与商业相关的洋行、商行、金融、制造、航运等外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大量商业往来日趋频繁。大量懂外语的国人在外企做事，成为在华洋商的高级雇员，负责商务翻译、记账、谈判、文书等工作。在西方人开设的企业、公司中还大量雇佣普通员工，这些人虽然达不到翻译水平，但也要掌握英语中的日常用语，应付简单数据和商品管理等商务英语。这也成为外企雇员最基本的录用硬指标，这种商业英语的需求刺激了商务英语学习，在内外驱动力支配下，英语在晚清成为近代化必备的交流语言工具。

（二）商务英语的商业价值带来学习热潮的直接动因

在晚清全力开办洋务运动之时，英语所具有的商业需求潜力被放大，社会对英语人才需求不断增多。除了通商口岸和外企之外，在晚清邮政、铁路、电报、政府机关中通晓英语者的职位和薪资待遇优势明显，一时间通晓英文者在各行业中都属于受重用的精英人才。如在洋行中能帮助文书看英文账单的职员，工资薪水就比别人高一倍不止，在外企中懂英语的雇员除了薪水高外还有专门的语言津贴，申报曾评论：“华夷杂处，……以租界以为活者，……不下数百人；一公司之买办也，而岁得数千金；一洋商之西崽也，而月得数十金。得西文之浅者，已足以糊其口。”这种薪资差异带给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学会英语就能谋得高薪要职已成为社会共识。相反，在海关港口中任职的不通晓外语人员，待遇低很多，更是难有升职空间。如果不能掌握英语，只能在下层职位上碌碌一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刺激下，英语成为个人谋生的重要能力筹码，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随着社会商业化推进，商务英语交际能力成为成功进入商业圈的通行证。

二、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形式和演变

晚清中外贸易增加刺激了英语学习热潮。学习商务英语成为民间广大知识分子谋职发展的现实诉求，商务英语教学也随着社会需求发生转变。

（一）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机构特征

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机构根据内容侧重点不同，主要分为“兼授”“专授”“培训班”“夜校”几种。“兼授”商贸英语的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英语，同时包含近现代实用商业内容。同期的各种商业英语短期培训班在广州、上海等外贸港口出现，短时间内为中外海洋贸易提供了大批掌握初级英语人才。1865年传教士傅兰雅联合华洋绅商共同创办的上海英华书馆，有着西方宗教背景的英文学校，于1874年开始开设夜校专门讲授商务英语，并持续近六十年，直到1932年学校关门才停止，是晚清民国时期英文夜校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上海同文馆创办于1893年，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民间商务英语学校，由英国人布茂林创办并担任首席教授讲授英文、地理、西方历史、物理、西方算学等。上海同文馆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成绩突出，在当时上海西文学校成绩中位列首位，其开设贸易英文专科与传统英文分讲。除这两家英文学校讲授商务英语之外，英文商务学院、中西贸易书院、商务捷径英文书馆、教习生意英文书馆、英文商务书馆等都开设专门课程讲授商务英语。这些沪上英文学校成为近代我国最早的一批商务英语学校。这些商务学校的创办为晚清中外贸易交往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缓解了中外商贸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体现了中外贸易持续扩大、社会对商业人才和外语的重视，个人也能通过商务英语学习和掌握近代商业运作技能和规则，并从中获得较好的薪酬和地位。

（二）商务英语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

晚清商务英语学校的全程教学以英文为主，在讲授商务英语过程中还传授与商务有关的知识内容，如英文信件书写、英文翻译、货物报关账单、提货单书写提交流程等。英华书馆英文夜校主要教习英文语言、算学、账目、书信、文法等。上海同文馆商务英语课程以英文基础为主，侧重公文翻译，承接官商不同内容，涉及英文的信件、文件、机器说明等各类涉及英文翻译业务，在教学中也逐渐扩大学习范围，加入西学算术、历史、地理科目，在学校高年级增添了普通科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晚清商务英语学校在兼授商务英语课程中突出英语语言技能如英文口语、文字速记和书信。对有关商贸内容课程重点讲授与贸易相关的商务流程、贸易捷径、洋行的生意做法，也讲解涉及贸易交往的算学和规则课程。这些教学内容非常切合实际商务应用，特别注重实用性。当时的学生通过英语教学和商务英语应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大都成为商贸领域重要人才。

（三）晚清商务英语学校师资力量

由于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几乎都属于民办，对这些学校师资、生源情况记录极少，地方志中也缺乏详细记录，仅能从当时报纸中的招聘广告中窥见一斑。从晚清商务英语学校创办情况看，创办者多数为洋人，后期有华人参与。教师主要来自西方，后期增加华人教师参与教学。由于英文学校创办没有明确严格的目标制定，对师资力量门槛要求不高，最初的英语教师多数来自租界内的西方人。这些人身份各异，唯一的资质就是受过正规教育。为突出自身师资力量雄厚，提高公信力，各个英语学校开始对师资有更高要求，在招生广告中也特别提到这些洋教习自身素质和教习能力，在洋教习名字后面常常有“著名传教士”“通晓东西方文化的西方人士”“著名翻译官”“伦敦有名的知识分子”等注解说明。对于华人教习的介绍主要有“华人教学英才”“海外游学归国学子”“在西方学校任职的华人教习”“洋行中的华人翻译”等。从这些教习身份的介绍看，他们能基本满足英语教学需求，但在商务英语教学上仍然有教学质量高低之分。随着英语学校办学深入，不具备教学能力的教习逐渐被淘汰，民间商务英语学校师资力量也逐渐得到增持和保障，教学水平得到稳定发展。

三、晚清商务英语属性及社会价值

晚清时期参与民间商务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能力相当有限。为满足不同级别学习者需求，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会根据商贸专业知识内容进行不同级别设计。这也体现了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属于有针对性的非正规教育。因此，晚清民间商务英语开设对象大多是洋行职员和中外贸易中需要英语商贸知识的特殊群体。从晚清商务英语兴起演变上看，它是正规与非正规教育间的一种教育过渡，其招收的学生有无法进入官办学校的普通学子，也有不愿意进入教会学校接受基督教义的学员。更多的是想进入洋行、商行的人，或是海外通商相关单位的在职员工。其教学并非以基础英语为主，更多是针对商务贸易、金融需求的英语技能培训，教学内容更是以社会上缺什么学什么为中心，教会学生直接参与商务英语技能培训，以此快速提升学员职业技能。这让学员能随着社会商务变化不断更新知识，不断获得商务技能，是一种非常注重实用性和适应性的教学形式。这种民间商务教学更具灵活多变性，打破了官办学校固定古板教学模式，课程设计也会根据社会需求进行改动而非连续性，有着丰富多变特征。这种不固定课程结构，能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更多学到实用技能，但很难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

即便如此，这种教学形式是社会急需，保证了其生源持续不断之所在。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开创了我国近代商务英语教学先河。它从教学目标设定到培训过程，体现了一种开放式教学模式，发挥了社会服务功能，在当时培养了一批社会急需英语商务人才，缓解了中西商务交往语言障碍带来的各种压力。民间商务英语教学也促进了更多国人了解世界，有力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西贸易的有序进行。由于社会环境和师资力量的局限，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并非正规语境下的教育，仍属于纯粹工具性教学，缺乏文化积淀。其教学内容仍主要是贸易货物、商人间的交易语言。虽然在社会需求下这类商贸英语学校在上海较多，但教学仅能满足商贸知识层面，教学方法仍采用汉字注释发音的洋泾浜英语的学习方法。这为我国后来外语学习方式提供了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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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红.晚清官办英语教育中的商务英语教学[J].兰台世界,2015(4).

晚清范文篇5

[关键词]预备立宪；宪政；政治近代化；民主政治启蒙教育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始终没有跳出“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与“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循环往复的怪圈。每隔三五百年，就要在经济大萧条当中，通过暴风雨式的起义和革命实现改朝换代。大清王朝也毫不例外，在历经康、雍、乾三代的兴盛和繁荣之后，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为了减轻和消除人民反抗斗争的“心腹之害”和外国侵略的“肘腋之忧”，也为了适应阶级力量对比发生的明显变化，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对上层建筑实施某些“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01年，清政府终于宣布实行“新政”。先是照搬大陆法系模式进行法律修订，若干年后又推出“预备立宪”。试图通过法律的变革和“宪政”的允诺最终实现“皇位永固”。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没落与灭亡之路。但是，清末修律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基本完成了从古代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转变。而对于晚清预备立宪活动，学术观点颇不一致，多数学者往往从保守性和欺骗性角度出发加以批评和否定，笔者认为，事实并非仅仅如此。

一、晚清预备立宪概述

晚清预备立宪实际上就是晚清政府政治上预备实行宪政的活动。宪政（ConstitutionaiPolitics）指的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它源于古希腊文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意为“人民的权力”。宪政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应受制于宪法以及公民权利的广泛保护。

晚清政府之所以实行预备立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国际环境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他们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迫使他们转而采取“保全”、扶植清朝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从而维护其殖民利益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就国内形势而言，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兴起，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与不断高涨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锐；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蓬勃发展，而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也积极活动，企图通过立宪分得一点权力。不愿接受任何变革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震撼下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苟延残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而所谓“善后之策”，就是“一曰用严峻之法，摧锄逆拭氛，二曰行公溥之政，潜消戾气”，即在加强镇压的同时，用“政治上导以希望”的策略，欺骗人民，瓦解革命，拉拢立宪派。

对于立宪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直接原因却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1]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2]。于是，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因为日本于明治十五年曾派员赴欧洲考察宪政。清廷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3]建议进行“立宪”。但是，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4]清朝统治者看中的正是“预备”两字。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由此而来。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一、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咨议局作为各省的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是，它的权力受到本省督抚的严格限制，同时也是极少数有产阶级上层男子的代表活动场所，它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地方议会的性质。资政院于1907年开始筹建，它的宗旨是“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议会，从它的人员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看，它是完全受制于皇帝、毫无实际权力的一个御用机构。二、制定颁布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清政府在宣布预备立宪之初就采取了无限拖延的策略，但慑于革命运动和为了拉拢立宪派，不得不于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并同时公布了“宪法大纲”，作为今后的制宪刚领。大纲的精义有三：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是君主独揽统治权；三是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义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没有实质意义，并成为清朝政府预备立宪最后走向跛产的记录。

二、晚清预备立宪评析

对于晚清预备立宪的保守性和欺骗性，频频见诸专著、教材和学术论文，这里不再赘述，笔者认为，这项政治活动除了具有它的保守和欺骗的一面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它的积极意义。这场宪政改革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造成极大混乱的同时，直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并为摧生新的政治制度作好了准备，在客观上开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给国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政治启蒙教育。

（一）预备立宪的直接后果：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

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

1、督抚离心。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地方督抚迅速崛起。他们手中握有地方的政权、军权、财权，几乎不受中央控制，清王朝从此呈现出强枝弱干的局面。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央政府在一系列内外战争中威信及政治意志力不断衰弱，清王朝后半期的统治就严重依赖汉族督抚来支撑。这种情况当然为中央政府所不容。从1901年实行新政开始，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而把它集中于满人之手。1903年，设立练兵处，企图控制各省编练的新军。实行宪政改革后，这种情况明显加剧了：1906年设立陆军部，由它统率帝国的全部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这样陆军就全部由满人统率；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宪政改革越往前推进，汉族官僚手中的权力不断丧失，而中央政府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的十三名成员中，满人八名，并且皇族就占了五名，汉人仅四名，载沣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着陆军和海军。这样，行政和军事大权就全部集中于皇室之手。汉族官僚普遍感到被欺骗了，他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表现出来。

2、立宪派的背弃。绅士是传统社会的精英。一方面，他们有传统的科举功名，或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在地方社会有着显赫的地位，对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晚清，绅士们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是清朝统治的基石。另一方面，清政府也给予绅士种种特权，如减免税负，可以出入官厅、参与地方审判等。因此，绅士和清政府可以说是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关系。一般来说，绅士是保守的，他们比较倾向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与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但在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后，他们终于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于是逐步放弃了过去保守的观念，致力于兴办新学、投资实业。有些人成为实业家，有些人还出国留学、游历或进新学堂学习，因而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发生了变化。这表明，绅士阶层已经从一种传统社会精英向现代社会精英转变，正在成长为新绅士。在清末新政之前，绅士们虽然在地方上有着巨大影响，但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预备立宪给他们登上全国舞台提供了机会。朝廷设立咨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并使绅士阶层实现了全国性的集结，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立宪派。他们以咨议局和资政院为阵地，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务和舆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立宪派形成后，怀着对国势日衰的深切关注，他们急切希望在中国能实行宪政，以抵制日益严重的革命，并在宪政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同时，他们对满洲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越来越不满，在咨议局和资政院会议上他们同清政府不断发生激烈冲突。为了速开国会，1910年他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当“皇族内阁”成立之时，他们感觉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许多人转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对立面和掘墓人。立宪派的离心倾向和最后对清政府的绝望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武昌起义爆发的7个星期内，15个省以咨议局为中心纷纷宣布独立，立宪派抛弃清政府是个很大的因素。

3、农村骚乱。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费用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再加上许多官吏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百姓负担不断加大，许多处于绝境中的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起义113起，1910年285起。[5]清政府在农村推行禁种鸦片、人口普查、革除陋习等运动也引起了极大的骚乱。例如在1909年至1911年中，浙江、甘肃、贵州、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骚动；同一时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1906年以后各省因人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起事者捣毁公共建筑、辱骂、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6]民众力量的不断打击，动摇了农村中旧的生产关系，并瓦解了清政府在农村地区政权的根基。

（二）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它缩小了皇帝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调整和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冲击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近代化建制迈进。

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之后，逐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行宪政改革。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由“君上大权”14条和“臣民权利义务”9条组成。该法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它规定君主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也是该法颇受世人诟责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纲》的公布，这本身就是对在中国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否定。因为从此之后，皇帝的权力就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它已不再是“至高无上”了。该法明确规定由议院制订法律，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变法律。它的确缩小了皇帝和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这无疑在当时是进步的。该法还规定了广大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财产、居住、人身自由；有诉讼、依法担任官吏及议员的权利，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及处罚。这表明，清政府在近代化价值取向上的进步，同时，中国政治近代化也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09年10月，各省（除新疆外）咨议局先后成立。咨议局是省立法机构的前身，由地方士绅选举产生，可以就本省的预决算、税收与公债、地方性法规、资政院成员的选举及其它改革事宜作出决议。这种决议如督抚无异议时，应负责执行；如督抚表示异议时，应重审；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时，应征求资政院的决定。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咨议局的会议。因此，咨议局还算不上是一个立法机关，只能算是绅士们的表达意见机构。但是，“咨议局的出现完全可能约束各省督抚专断地使用他们的权力。”[4]因为，绅士在地方上有重要的影响，他们是督抚在地方社会和经济的支柱，就是在以前，督抚们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咨议局的成立，给督抚的压力无疑是增大了。绅士们不断地利用咨议局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反映民意，维护公众利益，日益影响着地方政局的发展。同时，绅士们的实践，又不断地提高了自身的民主自治能力和参政水平，这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派迅速接管地方政权打下了基础。

为了适应立宪政体的需要，清政府对行政和司法机关进行一系列改革。首先，精简了许多臃肿的国家机构。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都被并入礼部，旧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合并成陆军部，户部和财政处被改组成度支部，刑部被改组为法部。为了明确责任，各部改原来的双头领导制为单一领导制。在各部之外还单独成立了大理院、审计院和资政院。大理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与之相适应的，在省的各级还设立了审判厅。审计院则是负责审计各部帐目的部门。而资政院是国会的前身，由它制订法律，为将来实行上下议院打基础。这些措施，显然都有利于建立一个高效、清廉、责任明确的现代政府。到1911年5月，旧内阁、军机处和政务处都被撤销，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由一名总理大臣和两名协理大臣，以及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和外务部各部大臣组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立宪制政府，尽管它因为五名皇族入阁而颇受非议，但它却是中国用责任内阁制取代君主专制，以和平方式改造专制政体的第一次大胆尝试，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还有必要指出，这场宪政改革并未因为其失败而失去意义，因为革命不能代替宪政。所谓宪政，亦即立宪政体，是指由社会多数人制定的或被多数人承认的宪法性法律（通常指成文宪法），所确立的公共权力的组织、相互关系、职责权限、活动规则，以及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法体制。[8]立宪政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使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中国要实行宪政，并不仅仅针对皇帝，即使打倒了皇帝，也还是要实行宪政。宪政是对权力的限制。无论掌权者是谁，以什么样的名义掌握权力，其手中的权力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而在革命没有推翻君主专制之前，改变君主专制而实行君主立宪的进步性更不容否定，人们没有理由放弃努力，坐待民主共和的到来。

（三）预备立宪大大传播了宪政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海内外立宪派欢呼雀跃，热烈拥护，他们纷纷组织政党性质的团体，准备投入到宪政运动中去。当时规模较大的有海外的帝国宪政会和政闻社，国内的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讲习会等。他们通过出版宪政刊物、书籍，举办法政讲习所，从事调查并编辑法律等形式，大力宣传宪政知识，培养司法和地方自治人才，为宪政出谋划策。清政府成立咨议局、资政院和推行地方自治，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知识阶层的参政热忱，他们纷纷投入到议员的选举中，把其作为参政的阶梯。以江苏省咨议局为例，第一届常年会共收到议案184件，其中属议员提95件，占一半以上，还有71件是人民清议案。[9]说明议员极具参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说明各阶层群众也把咨议局看成反映意见进而采纳他们意见的民意机关。正是通过咨议局的议政实践，立宪议员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民主意识和管理水平，为辛亥革命后迅速从政打下了基础。1910年，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掀起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参加者达20万人，第二达30万人。[10]这是一场群众性的爱国的、冲击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运动。它沉重打击了清朝专制政权的权威，给人民以普遍的民主教育，并把宪政知识广泛地传播到知识群体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末预备立宪为我国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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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范文篇6

就地方行政单位而言，清代县级衙门确是最低一级的单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州县官署的职官设置，除正印官县令或知州之外，还有佐贰官（县丞与主簿）和属官（典史、巡检等）之设。其中主簿为知县佐官，与县丞分掌一县之粮马、征税、户籍、巡捕诸事；典史则掌监察狱囚诸事，他们的官署通常在县城县衙之内〔3〕。对本文课题来说值得重视的是县丞与巡检，县丞是一县之中仅次于知县的官员，为正八品官，与县主簿分掌一县之粮马、税征、巡捕、户籍等事务。与主簿不同的是，县丞不仅设有专署办公，而且一部分县丞署不设在县城，而设在县内其他重要城镇。如湖北天门县县丞署，始设于县城，乾隆九年迁至岳家口〔4〕；来凤县丞署在大旺司〔5〕。均是各县城以外的重要城镇。这些设于县治所以外的县丞署，有其固定的辖区，实际上可发挥一个次县级行政管理单位的功能，因而民间俗称其为“二衙”，是我们考察清代国家的基层行政控制网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官署。不过，县丞不是一个普遍设署的行政职位，到光绪时期，湖北省设有县丞的县只有18个，全国共设县丞缺只有345个〔6〕。

巡检司的设置比县丞广泛，清代州县巡检司缺合计千余个。作为知县的属官，巡检司为从九品官，掌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职。巡检司署通常不设于县城，而是在关津要冲之地（关隘）和离州县治所较远的繁华市镇地方，因治安缉捕的需要而设立。江苏江都瓜洲巡检司，设于仙女庙镇；江苏甘泉县的邵伯巡检司所在地邵伯镇，为水陆通道和商业集散地，据县城45里，还兼辖邻近的黄钰镇。〔7〕巡检司不仅有固定的治所，而且一些繁杂地方的巡检司也有明确的辖境，如广东番禺县设有4个巡检司，除县治所（捕属）外，全县各乡均属各司管辖，茭塘司所属有乡或村164个，沙湾司属112个，鹿步司属314个，慕里德司属525个〔8〕。南海县除捕属与九江主薄所辖之外，另设有五个巡检司，各管辖5～28堡不等〔9〕。湖北江夏县也设有四个巡检司，其中鲇鱼司在县南，距县城5里，水陆所辖计120里；金口司在县西南，距县城60里，水陆所辖计150里；山陂司在县城南120里，水陆所辖150里，浒黄司在县城北30里，水陆所辖100里，各司所辖的乡、里甲及场集明确〔10〕。从以上的举征可见，巡检司虽然只是县令的属官，其官署是县衙的派出机构，但事实上在部分基层墟镇中已形成一个有明确辖境的行政单位。如同治《番禺县志》统计该县社仓储谷量均以巡检司属为单位〔11〕。巡检司署设置较长久稳定的地方，民间也有以巡检司为区域单位的概念，如太平天国时期清军捕获的起义红兵，在审讯中不少自称为XX县XX司属XX乡人氏。〔12〕可见在官府及民间，巡检司实际上具备有某种基层行政单位的作用。

巡检司的职责虽以缉盗诘奸为主，但不同于驻防地方的绿营“营汛”，后者属于军队，而巡检是知县或知州的属官，仍是行政官员，其所依赖的缉盗的武装是本地“弓兵”，属于民兵。各巡检司拥有弓兵少则十数名，多则上百名〔13〕。这种拥有一定民兵武力的基层行政官署的存在，作为国家机器深入地方社会最基层的设置，对保障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贯彻执行和维护地方秩序有重要作用。一位曾在江苏靖江县任巡检的官员称：“巡检之设，职专缉盗诘奸，故其署多抗扼津要，……其阶虽卑，而责实重。虽列县属，而实有专制之权。盖许其摘发机密而望以曲突徙薪之功也”〔14〕。而且，巡检司除执行缉捕外，作为出现在乡村墟镇的国家官署，往往还协助知县履行其他职能，如调解民间纠纷，司法及社会救济等。一些巡检还有权对基层的粮食仓储——社仓进行监管。雍正二年广东社仓条约规定，对强借和不肯按时归还者，负责社仓的社正与社副可禀请巡检司追究，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各地的巡检司或者直接“董其事”，或者监督主持社仓的士绅，协助追回拖欠未还的仓谷〔15〕。从地方历史文献中还可看到巡检司赈济灾害、安定民心和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布告，其官印在基层集镇也具有官方权威，显示了巡检司对乡村社会的多方面行政管理职能〔16〕。《江夏县志》总结了巡检司在该县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该县设有四个巡检司，“以四境辽阔，知县不能日遍历於乡村，故以耳目寄之四人，各察其所分治之地以告於知县，岁有丰歉，田有肥硗，民有秀顽，俗有美恶，皆其耳目所闻见；知县复从而审察之，则巨细无遗，可以不劳而理。”〔17〕

简言之，巡检司在关隘及墟镇的存在，代表了国家机器对基层社会实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设置。巡检司有固定辖境和治所，甚至筑有小城〔18〕，承担了多方面的社会控制职能，是清代州县以下最重要的一级基层行政设置，在功能上已颇类似于民国时代次县级行政单位的“区”的建制。由此看来，通常所认为的清代皇权统治只达于县级衙门的看法，并不十分准确。州县以下的巡检以及少数设治于墟镇的县丞署，把国家的法律控制带到远离州县城的墟镇，并向周边乡村辐射，构成清代乡村社会控制网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二、基层官缺的设置与裁废

清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和基层社会控制的复杂化，清朝国家如果要维持和加强其在基层的行政控制网，就必须相应扩大它的基层“管民之官”的官缺设置。在郡县制之下，这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其一是增加县级行政建制，其二是在州县以下析分出次县级基层行政单位。

从前一途径来看，自秦汉郡县制确立以来至19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至少7倍（从汉代全盛期的6千万增至晚清时的4亿多），疆域也扩大数倍，县级行政单位的数目却没有相应增加。汉代全盛时期，有1180个县，每县人口约5万人。如果按此县辖人口的比例，到晚清应有8500个县。但略为考察各朝代的县数可以看到，自汉以后的1800余年间，县级行政单位的数量十分稳定，就各朝代全盛期的大约县数来看，隋朝为1255个，唐代为1235个，明代为1385个，清代雍正时期仅为1360个。考虑到随疆域的扩大与新县的设立，施坚雅认为，原有定居地区的县数量实际有所减少，不但很少析分新县，而且县的规模随朝代的更迭逐步扩大〔19〕。到19世纪县级行政单位平均所辖人口已超过30万，辖境也远远超出汉代县的面积。这一历史现象表明，历代统治者都没有通过增置县级行政单位来扩大其基层管理体制的规模。

既然县级行政单位大体稳定，没有随人口增长而相应增加，那么，随着19世纪以来人口增长与乡村社会的动荡不安，县以下增设基层理民之官，不仅为加强清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所必需，而且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缺的存在及在乡村社会控制中所承担的实际职能也表明，析分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咸同时期关于加强地方行政管理的改革呼声中，有不少士人提议在州县之下增设“乡官”，加强官府对乡村社会的行政管理〔20〕。冯桂芬在《复乡职议》中更提出了一套变革基层行政体制，重构乡村社会控制体系的改革方案。他提出大幅度扩大巡检司的设置，州县以下，每五千家设一巡检，每千家设一正董，每百户设一副董，由这些乡官来公断民间纠纷，协助政府征收赋税和维护地方治安〔21〕。可见，在晚清关心地方吏治的士大夫眼中，增置县以下基层行政建制势在必行，且借鉴已存在的巡检司，也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查考地方历史文献却会发现，巡检司等基层官缺不仅没有随晚清人口的增长而增设，反而减少。以县丞署而论，在湖北省即先后至少有五个县（蕲水、罗田、广济、石首、来凤）的县丞缺被裁废，其中两个是咸丰年间裁废的，一个为乾隆年间裁废，另两个裁废时间不明〔22〕。在整个清代县丞官缺数目都较小，且只有一部分县丞署驻于县城以外的基层地方，因此这个“二衙”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设立于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行政单位，在清代乡村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

巡检司的数目较县丞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重要性也大得多。但其官缺在清代设裁无常，也没有普设于所有州县，因而其总数少于州县数。据《光绪会典》所载巡检司缺，全国巡检司总数为1029个，不及县级行政单位数目（至光绪时期县级行政单位为1500多个），这表明并非每个州县均下设巡检司。在各省的分布也极不均衡。人口密度较大、社会治安较差而又有足够财政供养能力的省，巡检司缺较多。如巡检司缺数目最多的广东省有152个，在明代即是全国最动荡不安的省，据一项依据地方志记载进行的计量研究显示，明代广东民变的频率居各省之冠〔23〕。同时广东也是经济较发达的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到清代已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这些因素可能是广东省维持巡检司官缺数目最多的原因。

各州县巡检司设置的数目也不一，有的不设，大县则多者5个。以湖北省为例，据《湖北通志》记载，有11个州县没有巡检司缺，26个州县设1处巡检司，23个州县设2处巡检司，7个州县设置3处巡检司，两个县设置4处巡检司。各州县巡检司的设置与否或设置的密度，大体上是以地理位置、管辖面积、重要程度及地方事务之繁简而定。考察湖北不设巡检司的11个州县可以看出，除武昌为繁、难二字中缺外，其余10县均为简缺，而设置有3、4个巡检司的县，则均为要缺或最要缺的县。同一资料来源还显示，自明代至清，湖北先后设立的巡检司合计101个，绝大多数是在明代设立的，清代延续下来，少数于清初新设，清中叶已不再有新增设者，只有裁废者。注明裁废的巡检司共25个，裁废的时间：记清代者4个，太平天国时期或其后裁废者8个，其余13个情况不详。此外。还有8个巡检司虽然没有裁废，但无官署，僦居民房或租用民房办公，注明的原因有三种情况：其一是一直没有建署，其二官署毁于水患后无力重建；其三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毁后没有重建〔24〕。

湖北巡检司设置与兴废情况是否具有代表性？我们可将其与其他省份的情形加以对照。据浙江嘉善、镇海、桐乡、定海、余杭、龙游、平阳、青田八县志，该8县先后共设巡检司17个。其中有9个被裁废，另有两个无官署，赁民居办公，也没有清中叶以后添设者。此外，温州府明代共设有巡检司11个，清代从顺治九年至康熙二年先后裁废3个，雍正时添设1个，此后至清末无增减，维持9个，总数比明代少两个〔25〕。从上述各州县来看，浙江巡检司设置情况与湖北大体相同。可以认为，以上所举证的湖北与浙江巡检司设置的情况，大体上反映了各省的一般情形。总之，以捕盗缉奸、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司官缺，并没有随着19世纪以来社会动乱的加剧而加强，反而还被削弱，其官缺被裁废及部分巡检司无署办公，即反映了这一情形。

三、基层官缺萎缩的原因

晚清以来，当乡村社会动荡不安，民变四起，对清朝国家而言迫切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控制之时，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责职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缺却在逐渐萎缩，成为一个无足轻重、不为人所注意的职位。至清末民初，或者为新设立的警察分局所取代；或者为乡镇自治机构所取代。专注于皇权集权统治的专制者为什么不适应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扩大和强化它的基层行政建制？清朝统治者为何对曾经在乡村社会控制网中承担重要职能的巡检司署，听任其萎缩不振？

历史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已证明，清代从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家机器，地方士绅与乡族组织不仅是乡村礼俗控制的承担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控制的执行者。清朝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们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管理，然而士绅与乡族礼俗与法律控制功能的发挥，是建基于一定的物质资源之上的。在农业生产技术并无突破性发展，农业生产力没有大的提高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的剩余并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相反，在耕地面积与农业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越大，消耗掉的农业产品越多，剩余越小。这样，国家若需根据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需求来加强社会控制与管理，无论增置县级行政单位，还是析分次县级行政区划，增加巡检司等基层官缺，都意味着基层衙门与国家官僚队伍的巨大增加，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扩大赋税征收以供养庞大的衙门与官僚队伍。但扩大赋税征收，必然影响地方士绅与乡族的利益，尤其在清代实现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以后，地主士绅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加大赋税必然削弱他们的物质基础，并引起其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清代国家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若大力扩大其基层行政体制，由国家设置官署直接控制乡村社会，势必加重地方士绅与乡族的赋税负担，引起后者的不满，削弱了朝廷在乡村社会的基石，从而增加社会控制的难度；若指望和依赖士绅与乡族承担部分社会控制职能，就必须承认其利益，这样国家赋税的增加就必须受到限制，国家的行政管理编制也不可能随人口增长而扩大。清朝统治者显然是选择了后者，有清一代地方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并无扩充，而地方绅权与族权逐渐扩大，士绅与乡族对土地的占有不断增加。

衡量清朝州县地方的财政能力，可为上述推理提供一些佐证。清初以来清朝政府通过设立奏销制度，实行了财税管理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化。清朝政府既要维持轻徭薄赋，不致大幅度提高对乡村的财政榨取，又要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因而往往裁扣地方经费，从而使清代地方经费在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降低，州县地方财政基础十分簿弱。州县官员通常要以征派差役与加收耗羡等等非法途径来获得地方行政经费及个人收入。雍正年间实行了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使早已由地方官吏私征的“耗羡”制度化与规范化，其收入主要用于地方官员的养廉银与地方政费，使地方财政有了基本的保障。但耗羡作为田赋正税的附加税，一般只为正税的10～20％左右，数额有限〔26〕。对清朝政府而言，如果适应人口与基层社会的发展而在县以下增设基层行政官缺，必将意味着地方官吏规模的巨大增长，超出既有的财政税收能力。清朝政府既不可能削减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例，也不可能开辟新的税源或增加田赋，那么便宜的选择当然是限制地方行政官缺的数额，以节省开支。

对州县正印官而言，由于地方财政大体上实行州县官包干制，赋税征收也是州县地方官的私利所在，在财政方面他们所依赖的是本地胥吏与私人幕僚。据估计，到19世纪末，各级衙门胥吏与幕僚的人数已达150万人，其中一半是负责财政事务的〔27〕，不仅国家难以控制，而且作为正印官属吏的巡检司等县以下基层行政官员，也难以染脂。巡检司虽然是基层社会控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设置，但它是作为县令的属官，其经费靠县衙门拨付。巡检为从九品官，年薪仅为31两5钱，养廉银60两5钱〔28〕。这样的处于官僚等级中最低一级的小官，若在任职地既无社会联系，又无较强的财政资源，往往会难于开展工作。上面征举的湖北与浙江部分巡检司无力修建其衙署，而需借用民居办公，即反映了其困顿情形。同治年间任湖北应山县平靖关巡检司的谢超描述他走马上任时的情形：该处虽地处要冲而设巡检以镇抚之，但当谢氏上任时，“问官设则乌有也，问吏胥则寥寥也”，连置办日常生活用品也很困难。谢氏只得自己筹款兴建署所〔29〕。一些无力建官署的巡检司，甚至常寓县城“营差自润”，难以履行其职责〔30〕。可见，巡检司这类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缺，虽然根据地方捕盗诘奸的需要而设，但能否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地财政情况限制。

与晚清以来基层巡检司的萎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本地士绅和乡族组织领导或官督绅办的各类非官方机构，在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太平天国起义后，乡村社会动荡不安，民变四起。巡检司等基层官署面对大动乱，基本上束手无策，相反，由本地士绅组织领导的团练被视为是平定动乱的“济变之略”和“安民靖寇”、“除暴安良”的良法〔31〕。各地士绅和乡族纷纷以团练自救，在乡村墟镇构筑堡寨，设立团练公局或公所等机构。这些获得清朝官方认可的团练局所，可以从地方筹措经费，从本土本族招集子弟，训练自卫的民兵，因而在晚清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实际上已取代了官方机构。如前面举证过的广东番禺县慕德里司，即是一个巡检司的辖区，该司在两广天地会起义期间设立有3个团练局（分别称为慕德里公局、安良局和安和局），他们均执行了本属巡检司的捕盗缉奸的职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内，3个团练局捕除的人犯达5800多人〔32〕。与巡检司在经费上的困顿情形相比，由地方绅董控制的团练局所建基于本地绅权根基之上，往往能以按户派捐或按粮征收附加税等方式筹措到较充足的经费。

与此同时，团练局所的功能也进一步扩大，除了组织对基层社会实行保甲控制和地方防卫、配合清军镇压叛乱之外，团练绅董们还往往履行乡村社会控制的其它职能，负担起社会救济、教化等事务，诸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如湖南龙山县在动乱平息后，团绅们即组织社会救济和善后，一面进行平粜，一面进行善后，拟定“抚恤难民，缓收兵谷，收瘗暴骸，清查掳掠，弥补公项，修葺考棚，布置边防”等七条善后措施〔33〕。浙江桐乡县青镇，旧设有巡检司，太平天国后于同治三年，设立了官督绅办的善后局，善后局由绅董办理，经禀明官方同意，筹款派捐，负责处理战乱后的善后事务〔34〕晚清著名督抚胡林翼曾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无绅士而有为”〔35〕。事实上，太平天国以后，掌握地方各类公局、公所、乡局之类绅局机构的绅董，已成为联接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在功能上已取代巡检司等基层官缺，且其在乡村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效能远远超过没有财政来源的巡检司。因而同治中兴时期，一些地方督抚加强基层行政管理的改革中，注重的往往是利用本地绅董。如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曾经推行过吸纳地方士绅，加强乡村社会控制的措施。其内容包括“严治盗贼以弭隐患”，办法是“既养捕役以治其标，又择团长以治其本”，团长由州县官选择本地“贤士”，由官府派充，优加礼貌，并给薪资。此外，还奖励地方人才，依赖其推行教化，“端本善俗，以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36〕。这些措施实际上只是对太平天国以后乡村社会控制中出现的新变局的认可，并将地方绅董已承担的职能官僚化。从这一变局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中叶以后，基层社会动荡不安，而一些巡检司反被裁废或事实上瘫痪的原因。四、结束语

晚清以来地方吏治的腐败、基层社会秩序的失控、地方绅权及乡族主导的自治化与官治的竞争及矛盾等，使重新探讨和批评清朝地方政治，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并最终在清末汇集成声势颇盛的地方自治思潮。对清朝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县以下缺乏相应的基层建制，如康有为于1902年在探讨清朝官制得失的《官制议》中即指出，清朝“区划治地设官分职之谬”是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他总结清朝地方官制有“三失”，第二失即是区划不当，县以上有府、道、省，其下却无乡邑小区；县官之上有府、道，有司及督抚等层层钤制，而县官下却无乡官，他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墙高峻天，而无分村之基；头大逾斗，而无纤细之跌”〔37〕。清朝统治当局在清末推行地方自治时也说，“亲民之职，古今中外，皆所最重”，但清朝却是管官之官多，管民之官少，“以州县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又无分曹为佐”〔38〕。类似的言论还多见于《皇朝经世文续编》等晚清文集中，这些反映晚清地方情形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民国以来关注基层社会的研究者，本文对巡检司等基层官缺的粗略考察表明，皇权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完全留给地方绅权与乡族。在清朝前期中期，位于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署，在部分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晚清，随着太平天国后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获得官方认可的权力机构，在功能上才完全取代官方的基层行政官署，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清末民初以后地方自治的推行，更进一步确认了地方绅董的权力，使之完全掌握了县以下的区乡镇政权。因而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官治与绅权自治的消长，应看成是一个渐变的动态过程。

四、结束语

晚清以来地方吏治的腐败、基层社会秩序的失控、地方绅权及乡族主导的自治化与官治的竞争及矛盾等，使重新探讨和批评清朝地方政治，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并最终在清末汇集成声势颇盛的地方自治思潮。对清朝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县以下缺乏相应的基层建制，如康有为于1902年在探讨清朝官制得失的《官制议》中即指出，清朝“区划治地设官分职之谬”是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他总结清朝地方官制有“三失”，第二失即是区划不当，县以上有府、道、省，其下却无乡邑小区；县官之上有府、道，有司及督抚等层层钤制，而县官下却无乡官，他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墙高峻天，而无分村之基；头大逾斗，而无纤细之跌”〔37〕。清朝统治当局在清末推行地方自治时也说，“亲民之职，古今中外，皆所最重”，但清朝却是管官之官多，管民之官少，“以州县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又无分曹为佐”〔38〕。类似的言论还多见于《皇朝经世文续编》等晚清文集中，这些反映晚清地方情形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民国以来关注基层社会的研究者，本文对巡检司等基层官缺的粗略考察表明，皇权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完全留给地方绅权与乡族。在清朝前期中期，位于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署，在部分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晚清，随着太平天国后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获得官方认可的权力机构，在功能上才完全取代官方的基层行政官署，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清末民初以后地方自治的推行，更进一步确认了地方绅董的权力，使之完全掌握了县以下的区乡镇政权。因而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官治与绅权自治的消长，应看成是一个渐变的动态过程。

〔摘要〕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关键词〕皇权巡检司社会控制团练局绅权绅董注：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6页。

〔2〕JosephW.EsherickandMaryBuckusRankineds.,ChineseLocalEliteandPatternsofDomina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Introduction,P.3.

〔3〕参见刘鹏九：《明清县衙建筑规制及建筑物功能考》，《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第85页。

〔4〕《天门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5页。

〔5〕〔22〕〔24〕〔29〕《湖北通志》卷26，民国10年重刊本。

〔6〕〔37〕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职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55页。

〔7〕乾隆《江都县志》卷19，光绪七年重刊本；《增修甘泉县志》卷2，第3页。

〔8〕《番禺县续志》卷2，宣统三年修，民国十七年刻本，第1～21页。

〔9〕《续修南海县志》卷3。

〔10〕〔17〕《江夏县志》卷1，第15～16页。

〔11〕同治《番禺县志》卷19，第22页。

〔12〕见广东文史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9、108页。

〔13〕参见《靖江县志》卷7（民兵），第10页；河南《陕县志》卷11，民国25年刊，第1页；《平阳县志》卷14，民国14年刊，第178页。

〔14〕江苏《靖江县志》卷2，光绪五年刊，第11页。

〔15〕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6〕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9页。

〔18〕湖北襄阳县双沟巡检司署，位于县城北60里，即有小城。见《湖北通志》卷26，第38页。

〔19〕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注：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6页。

〔2〕JosephW.EsherickandMaryBuckusRankineds.,ChineseLocalEliteandPatternsofDomina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Introduction,P.3.

〔3〕参见刘鹏九：《明清县衙建筑规制及建筑物功能考》，《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第85页。

〔4〕《天门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5页。

〔5〕〔22〕〔24〕〔29〕《湖北通志》卷26，民国10年重刊本。

〔6〕〔37〕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职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55页。

〔7〕乾隆《江都县志》卷19，光绪七年重刊本；《增修甘泉县志》卷2，第3页。

〔8〕《番禺县续志》卷2，宣统三年修，民国十七年刻本，第1～21页。

〔9〕《续修南海县志》卷3。

〔10〕〔17〕《江夏县志》卷1，第15～16页。

〔11〕同治《番禺县志》卷19，第22页。

〔12〕见广东文史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9、108页。

〔13〕参见《靖江县志》卷7（民兵），第10页；河南《陕县志》卷11，民国25年刊，第1页；《平阳县志》卷14，民国14年刊，第178页。

〔14〕江苏《靖江县志》卷2，光绪五年刊，第11页。

〔15〕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6〕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9页。

晚清范文篇7

20世纪初期,晚清政府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变革内容涉及财政、军事、法制、教育等社会众多方面。无论从这次社会变革的规模还是深度来看,均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所未有过的。在这次由晚清政府发动的社会变革中,法制领域的改革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它开启了中国法治近代化的历程。本文以晚清司法改革为视角,剖析司法改革的动因,展示司法改革的成果,最后对晚清司法改革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思考。

一晚清司法改革的动因

晚清时期进行的司法改革,有着其特定历史背景。既有传统司法制度落后与专横,也有西方列强攫取领事裁判权的冲击。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实行的是行政与司法合一,在审判过程中官员主观断案、任意援引比附,贪赃受贿、严刑逼供,受理案件时互相推委,/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县0,/但求出门,不求了事0。一旦审理,又是/一概磨折洞喝0,/一家文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0。孙中山痛斥清代司法制度,是/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0[1]。伴随着西法东渐,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不断地传入中国,通过中西之间的比较,人们认识到传统司法制度弊端丛丛,如,行政与司法不分,审级过多,没有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区别,司法不独立等等。沈家本在5裁判访问录序6指出:/西欧司法独立,无论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虽以君主之命、总统之权,但有赦免而无改正。中国则以州县而府道而督抚而部,层层辖制不能自由。从前刑部权力颇有独立之势,而大理稽查,言官纠劾,每为所牵制而不免制肘。0[2]由于传统司法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使其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在知识界一直有批评、否定之声,甚至不少朝廷官员也主张对其进行改革,例如,张之洞就提出要禁讼累、省文法、省刑责、重众证,以改革现行司法制度。清廷对传统司法制度进行改革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领事裁判权,使清政府逐渐丧失司法主权。1843年,中英5虎门条约6第13条规定了/英人华民交涉词讼0的处理办法,/凡英商禀告华民者,比先赴管事官处投禀,侯管事官先行查明谁是谁非,勉力劝息,使不成讼。间有华民赴英官处控告英人者,管事官均应听讼,一例劝息,免致小事酿成大案。其英商欲投禀大宪,均应由管事官投递,禀内倘有不合之语,管事官即驳斥另换,不为代递。倘遇有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又不能将就,即移请华官共同查明其事,既得实情,即为秉公定断,免滋讼端。其英人如何科罪,有英国议定章程、法律,交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0[3]在随后的条约中,列强又进一步取得了租界司法权和观审权,于是,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0的现象。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认为中国法制不符合文明国家的标准。概而言之,他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中国法制不完全,尤其刑事,以拷问为常事,行复仇主义而不以为怪。又有因故不能将犯人直接科刑时,则实行连坐办法,使血统上或社会上有关系之第三者强行负责,代受刑罚。2、中国裁判官法律上智识不足,德义心又极薄弱,以贿赂公行为常态。3、中国人目外国人为蛮夷,亦不据法律为治蛮夷之方法。0[4]随着/苏报0案等中外交涉案件中暴露出的中外诉讼管辖权之间的冲突问题日益严重,清廷也认识到领事裁判权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巨大破坏,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愿望也日益强烈。此外,在新的世界形势下,西方列强也开始关注领事裁判权对所谓/法治化0带来的消极影响。于是,1902年中英在5中英续订通商行船条约6中规定:/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0[5]其后,美、日、葡等国也先后表态,表达同样的愿望。正是由于传统司法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和西方诸国/允弃治外法权0的承诺下,收回领事裁判权、拯救统治危机,就成为晚清朝野上下进行变法修律、改革司法制度的共识与动因。

二晚清司法改革的成果

1902年清廷颁布了变法修律的上谕,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修律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先后修改了旧的律例,参照德、日等国制订出新的法律。同时,作为宪政改革重要内容的司法领域改革也在不断地进行,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确立司法权的独立,设立大理院。传统的司法体制是行政与司法合一,而晚清的法律改革是在仿行宪政的政治改革的背景中进行的,实施宪政的前提是按照权力分立的原则创建一套新的机制,使立法权、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鉴于日本立宪前期先后进行了两次官制改革,因此,当时清廷将改革官制作为政治改革中心。在司法领域就是设立专门的司法机关执掌司法权。1906年,清廷下诏厘定官制,宣布/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0[6],将刑部改为法部,专司司法行政,不再具有审判职能;原来专司复核的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在法部设置总检察廷,作为最高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在5大理院审判编制法6中明确规定:/自大理院以下及本院直辖各审判厅司,关于司法裁判,全不受行政衙门干涉,以重国家司法独立大权,而保人民身体财产。0关于独立审判权,5法院编制法6规定:/其属于最高审判及统一解释法令事务,即有大理院钦遵国家法律办理。所有该院现审死罪案件,毋庸咨送法部覆核,以重审判独立之权。凡京外已设审判厅地方,无论何项衙门,按照本法无审判权者,概不得违法收受民刑诉讼案件。0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司法独立作出第一次明确的法律规定,大理院的设立改变了传统司法体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一的弊端。2、各级地方审判厅的设立。除了在中央设立大理院之外,各地也先后进行了地方审判厅的筹建。按照规划,在各省分别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从而建立四级法院体制。由于,地方各级审判厅的设立受制于地方官职改革进程和地方财政状况,因此,各省进度不一,至1912年在全国建立了124个地方审判厅,179个初级审判厅,初步建立起近代法院体系。3、相关组织法与程序法的制订,使司法权独立行使有法律的保障。在设立大理院和各级地方审判机构的同时,清廷也先后制订和颁布了相关法律以保障司法改革。在组织法方面,制订和颁布了5大理院编制法6、5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6,5法院编制法6、5法官任用考试暂行章程6、5司法区域分划暂行章程6等相关法律,使整个新的审判机构在组织上有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保障。在诉讼法方面,借鉴西方诸国实体法、程序法分离和民事、刑事诉讼分离的原则,制订和颁布了5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6、5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6、5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6、5大清刑事律诉讼律草案6等法律,以保障审判机构能够正常履行其审判职责。4、移植、借鉴西方的诉讼法律制度与法律原则。改革传统司法制度,除了建立新的司法机构之外,还必须要改变旧式的审判方式,因此,借鉴、移植西方国家的诉讼制度与原则就成为改革传统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针对旧式的纠问式审判,在1906年的5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6和1910年的5法院编制法6中确立了律师制度,明确规定了诉讼中公开辩论原则及律师资格的取得、律师的基本权利、律师从事业务活动的行为规范等内容。此外,还移植了公开审判制度、罪刑法定、陪审制度等司法制度;移植时效制度、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民事法律原则。5、建立法官考试、任用制度,实行司法职业专业化。鉴于传统司法制度中,司法官员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法律知识的状态,因此,实现司法独立的一项重要环节就是建立专业化的司法官员队伍。通过司法考试,录用司法从业人员成为当然的制度选择。1910年秋,法部举行了第一次法官考试,考试内容涉及宪法、刑法及法律章程。这次考试录取了561人[7],这些人先后被分发到各省审判厅担任推事之职。此外,清廷还制定了法院书记员、承发吏的考试录用办法,1911年京师高等审判厅举行承发吏考试,共录取177人[8]。

晚清范文篇8

[摘要]晚清时期东北地区的乡约具有发展迅速、普及面广、组织形式相对比较单纯、官役化色彩比较浓和衰落得比较快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晚清东北乡约带有新兴垦区烙印的组织形式和突出的行政管理职能，说明它与关内乡约明显不同，而其旋兴旋废则说明，放弃乡约的教化和自治传统而一味强化其行政管理职能的乡约实践是失败的。

Keywords：LateQingdynasty;northeasternChina;Xiangyue

Abstract：Xiangyue,alocalorganization,wascharacterizedbyhigh-speeddevelopment,broadadaptation,comparativelysimplerelationwithotherlocalorganization,andmarkedadministrationinlateQingdynastyintheNortheasternChina.ThecharacterofitsorganizationandfunctionshoweditsdifferencefromtheXiangyueintheotherareasofQingdynasty.Anditwasabolishedsoonafteritwasadoptedextensively,whichproveditsinevitablefailurewithoutitseduca-tionandself-governmentalfunction.

清代关内的乡约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作为乡规民约或《圣谕六条》、《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的乡约；二是指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乡约；三是指作为基层社会组织首事的乡约。而清代东北地区的乡约普遍是基层社会组织的首事。晚清东北地区的乡约是在新兴移民垦区上设立的，具有十分明显的垦区乡约的特点。因而研究晚清东北地区的乡约，对于探讨清代乡约的类型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尚无人研究晚清东北乡约的情况。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晚清东北乡约，探讨乡约官役化背景下的东北乡约发展模式。

一

晚清时期，乡约在东北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从附表一可以看出，清代盛京有明确推行乡约记载的29个州县中，道光之前出现乡约的州县只有3个，道光至同治年间新出现乡约的州县有8个，光绪年间新推行乡约的州县有17个。经过道光以后的快速推广，光绪年间乡约在东北各地达到了普及的程度。在1905年盛京所辖的39个州、县、厅中，有29个州、县、厅已设有乡约。另有兴仁、东平、柳河、彰武、镇安、辽源等6个州县，虽无直接的关于当地推行乡约的记载，但它们分别是从设有乡约的承德县、海龙府、通化县、新民府、广宁县、奉化县析出的，应该也设有乡约。附表二则表明，1909年吉林省所辖的11府中，至少有10个府设了乡约。此外，东北开禁后，在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移民中也设立了乡约。譬如，档案中有关于“宽城子回民乡约沙振邦”[1](p100)的记载。延吉朝鲜族设有“越垦各社乡约”[2](p331)。农安县的13社均设有乡约，其中“农惠社系隶回民，有名无定所，散居四镇”[3]。可见，清末乡约在东北的推广已经达到了普及的程度。

晚清东北乡约的推广是以当地增设州县为契机的。道光以后，东北“设府县百余”[2](p1127)。伴随着州县的大批增设，东北地区掀起了推广乡约的高潮。这一时期不少地方的乡约就是随着州县的增设而出现的。譬如，通化县“设治为光绪三年……是年即到县丈放荒地，勘定城基，设五十三保”[15]，每保设乡约、保正。光绪年问，“设西安县……既划东吉、西宁、南康、北寿四保以名四城谯楼，复就围分为十六社”[17]，每社设有乡约。安东县同治年间设治时，“分全境为六十四牌，各置乡约、保正一名”[14](卷四)。此外，在原来已经设置乡约的地区，随着新的府、州、县的设置，乡约数量进一步增加。譬如，“五常堡原有5个社，五常厅建立后，又增加6个社，共十一个社”[35](p72)，每社均设有乡约。绥芬厅设立后，“对管内进行区划，宁古塔地方分为9个甲，三岔口地方分为五个社，穆棱河地方为1个社。每个社选出乡约1人，倡办地方公益事务和应付官家交办事项”[33](p124)。可见，州县的增置，确实带动了东北乡约的推广。

东北乡约的推广，也是伴随着移民的大批涌入而出现的。道光年间，东北已经处于弛禁状态。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对东北的封禁政策正式解除，关内移民潮水般涌向东北。移民的涌入，促进了垦区的发展，但许多地方在“开放之初，尚未设有地方官，而民间遇事亦不可略无管束”，因而各地在放荒时普遍“先验放乡约”。[36](p387)移民的涌人之所以会带动乡约在东北的推广，主要是因为官府需要依靠乡约来加强对移民社会的管理。长期的封禁政策，造成东北开发较晚，地广人稀，官治十分薄弱。开禁后大批流民的涌入，使新兴垦区迅猛发展与当地官治十分薄弱的矛盾更加突出，从而导致东北各地社会失控，土匪横行，“东三省乃始成为胡匪世界”[37](p5331)。垦区迅猛发展与官治十分薄弱的矛盾的另一个后果，是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咸丰、同治年间，东北各地普遍爆发了农民起义，并延续到光绪年间，甚至出现“奉天四境，盗贼蜂起”，“所至千百成群，官不能制”[38](p98)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迫切需要通过建立和健全基层行政管理组织，以加强对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管理。徐世昌就曾说：“咸同以降，汉民私出关外，旗民杂居，民无拘束，而乡约之制又起。”[2](p1127)民国《绥化县志》作者也说：“良以地大物博，棼然难举……于是乎乡必有长，而社必有约。”[39]由此可见，晚清时期东北推广乡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填补新兴移民垦区基层行政管理的真空，使官府能够对当地的移民社会实行有效管理，从而解决因大批移民涌入而出现的垦区迅猛发展和官治十分薄弱的矛盾。

二

不仅晚清东北乡约的推广进程与东北新兴垦区的崛起关系密切，而且其组织形式和职能也与东北新兴垦区的发展有关。

清代关内的乡约既有按自然村设置的，也有按含有若干自然村的村庄群设置的，情况较为复杂。[40]而晚清东北乡约是在新兴移民垦区上设立的，因而多按垦区的地理区划设置，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按界设置乡约。譬如，东丰县“南、北两围合并一乡，南界色力巴围……北界依拉齐勒克围……均有乡约、会首”[25]。在东北地区，界的单位并无统一规定。譬如，绥中县“六股河西仅分二十五界，设立乡保，供应奔走。而于户口之多寡、界面之大小，二百年从未厘定”[41]。二是按段设置乡约。譬如，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有关于“格木克段乡约”陈九锡、“本段乡约梁文广”和“甘沐林子段乡约”[1](p228,420,171)的记载。段的单位大小也无固定标准。譬如，呼兰厅所属地面“按照开垦区域，分为十二段……段设乡约”[42](p59)。三是按区设置乡约。譬如，盖平县在“前清有乡约时代，划为九十六区域。至光绪末叶，改为九十四区”[43]。朝阳县“有南八牌设乡约一名，牌头八名，即第一区；有北七牌，即第二区，设乡约一名，牌头七名；有东八牌，即第三区，设乡约一名，牌头八名；有地□里十牌，即第四区，设乡约一名，牌头十名；有喀尔喀牌设乡约一名，牌头三名，即第五区”[44]。朝阳县各区牌数不等，说明区的单位大小也不统一。尽管东北各界、段、区的单位大小都不统一，但东北普遍以垦区的地理界限来划分乡约，这与关内乡约明显不同。

关内约保的组织关系复杂，有的乡约按保设置，有的乡约下辖保甲，有的则是保辖乡约[40]。而在东北，保辖乡约的现象十分罕见。这主要是因为东北保甲的首事已沦为官役，其性质与关内的地保或地方相似；而东北地区的乡约虽已官役化，但由于传统的影响，其身份和地位仍比属于官役的保甲首事高，由保的首事下辖乡约并不合适。因而东北约保的组织关系只有两种类型：一是乡约下辖保甲。譬如，长春“乡设乡约。每乡分若干甲，甲设甲长。每甲分若干牌，牌设牌头”[27]。在吉林府和伯都纳地区，每十户“公举牌头一名，十牌立一甲长，十甲设一乡约”[24](p357)。关外这种乡约下辖保甲的方式基本与关内情况相同。二是乡约和保甲首事平行设置。这种设置方式又分为约保按社设置和约保按牌设置两种方式。晚清各社普遍设有乡约和保甲首事。譬如，金州厅“各社乡约一名，保正一名”[9]。盖平县“每社设乡约、保正各若干人”[4]。至于按牌设置乡约和保甲首事的现象，关内不曾出现过，是东北乡约独特的组织形式。譬如，安东“县境区分为四十八牌，各置乡约、保正一名”[14](卷四)。但东北地区的牌并非关内的十户一牌。譬如，凤凰城“向分九十八牌，因溪岭以分界，借山水以命名，各有乡约、方长以约束之……大牌周或百里，人民不过一二百家；小牌周三四十里，人民仅百家内外……其南牌地势稍平，颇成村落，然亦不过数十家，牌之大者，或有三百余户”[45]。按牌设置约保，主要是因为随着移民的持续涌入，作为保甲基础单位的牌的户数不断增加，为加强对移民的管理，约保也就按牌设置。由此看来，关外约保的组织关系也不像关内约保的组织关系那样复杂。

东北乡约不仅设置方式与关内乡约不同，而且职能也与关内乡约有别。关内初设乡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教化，后其职能普遍经历了由主要负责基层教化到主要负责基层行政管理的转变。[46]而东北乡约“原为组织地方行政而设”[32](p2622)，没有经过一个职能转型的过程，因而其行政管理职能与关内乡约相比明显强化。东北乡约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突出表现在调解纠纷、征收赋税和维护治安等方面。

虽然调解民间纠纷是清代全国各地乡约普遍具有的职能[46]，但东北乡约这方面的权力明显要比关内乡约大得多。徐世昌曾说：临江乡约“武断乡曲，私刑擅捕”[2](p1122)。宾州乡约也“擅受民词，拿赌勒霸，凶暴如虎……其会房门亦悬虎头牌，立军棍焉”[34](p59)。流传于奉化县的《梨城谣》生动地描绘了乡约调解民间纠纷时的威严：“些小事村三家，乡约老爷威坐衙。”[47](p426)所有这些都说明，东北乡约基层司法行政权力之大，远非关内乡约可比。东北乡约基层司法行政权力的膨胀，也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官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有限。清末人们在分析东北乡约权力膨胀的原因时就说：“边塞穷荒，从前一乡约、地保之役，往往权倾县令。”[47](p143～144)

尽管清代各地里甲催粮办差的职能普遍已向乡约转移，但关内一些里甲还具有催科的职能，里甲的里书普遍得到保留，土地的过割、登记一直由里书负责。[46]而在东北地区，里甲组织原本就很少，因而不仅征派赋役由乡约承担，而且土地的丈量、登记、过割、上报也都由乡约来负责。譬如，《东三省政略》记载，临江乡约不仅“掌理催征关于税捐及地方公费”，而且“掌理调查户口、地亩及报告等事”[2](p1122)。阿拉楚喀档案记载：当地摊派捐款以前，要“札饬老八牌乡约等，务按前报厅属旗地化名、垧数清册，照录各一分(份)，先行送署”[48](p311)。清代东北的土地分为钱粮地和纳租地两种。东北的钱粮地和关内一样，由乡约和保甲首事负责催缴赋税；纳租地要上交大租和小租，大租归国库，小租归地方官府支用，但这两者都归乡约征收。譬如，三姓副都统衙门土龙山和英格图两地欠租之户，由“乡约尽力催令交租”[29](p213)。朝鲜族“越垦各社乡约……有代收租稞(课)及管辖韩民之责”[2](p331)。宾州“催收学警垧捐、大小租赋、田房契税等事，向归乡约经理”[34](p7)。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甘沐林子段乡约曾将“抗租不交、反行豪霸之佃民史裕如、孔继利两名”禀送官府；放荒地的押租，“催令各牌乡地严传来局交纳”，并将抗租者“送厅押比”[1](p171)。可见，东北乡约的催科职能明显比关内乡约强化。

东北乡约与关内乡约一样，具有稽查奸宄的职能[47]，但与关内乡约相比，东北乡约承担了许多本应由官役承担的稽查任务。随着开禁后大批流民的涌入和垦荒事业的迅猛发展，东北土匪猖獗，因而协助官军清剿土匪成为乡约的一个重要任务。譬如，长春厅木德乡七甲遭到胡匪抢劫，乡约侯永卿即与“宽城子回民乡约沙振邦所管回民十余名”[1](p100)共同追捕逃匪。东北的练长多由乡约兼任，且练长被称为“武乡约”[2](p1133)，进一步说明协助官军清剿土匪成为晚清东北乡约的一项重要职能。另外，由于东北地广人稀，官役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有限，其他一些本属官役的稽查任务，也由乡约来承担。譬如，“山海关外往来解送人犯住居歇店”时，由“乡约按户派夫，帮同押解兵丁看守支更”[49](p451)。东北出现电线后，官府“责成乡约、地保人等，分段分杆，认真梭巡保护”。近代化大型煤矿出现以后，为防私开小煤窑给大矿开采带来危险，乡约要查禁私采滥挖。[24](p431,451)所有这些都说明，清代东北乡约的稽查职能比关内乡约明显扩大。

由于关内外乡约的职能有所不同，因而两地约保的分工也不一样。关内乡约和保甲的职能各有侧重，保甲以稽查为主，乡约以教化为主。[46]而关外乡约和保甲各自的职能侧重并不明显。譬如，三姓地区各社设乡约、地方，“以束乡民而供差遣”[29](p208)。梨树县“以乡约、保正专任乡村之公役”[12]。另外，东北乡约对保甲首事有明显的领导作用。在乡约下辖保甲的地方，东北乡约与关内乡约一样对保甲首事有指挥之权。比如，临江县各地的会首乡约“指挥牌头、外柜办理本堡一切官私事件”，牌头“由会首指雇”，“承会长之命令，办理本牌一切官私事件”。[2](p1121)与关内乡约不同的是，关外约保即使并行设置，保甲首事也受乡约领导。比如，无常厅“各社乡约、地方，即各社办公人之一正一副”[31](p477)。吉林府的乡约虽与保甲首事并行设置，但“凡地方、保长皆隶之”[50](p129)。在宾州府，“乡约……其手下又有地方、甲长、牌头、内外柜等人”[34](p10)。在乡约和保甲首事平行设置的地区，乡约之所以对保甲首事具有领导作用，也是由于乡约的身份和地位比属于官役的保甲首事高。

由东北乡约的职能可以看出，东北乡约的行政管理职能明显强化了，甚至可以说东北乡约已经出现了官役化趋势，这势必改变乡约的传统性质，使东北乡约与官府的关系复杂化，并进而影响东北乡约的走向。

三

晚清关内旋兴旋废的乡约都是教化型乡约，官役化的乡约则因受到官府的青睐而普遍经久不衰，其中一些甚至延续到民国年间。晚清东北乡约虽然也是官役化乡约，但它们在清末衰落得很快。在清朝灭亡的前几年，东北各地的乡约普遍被裁撤，一些乡约甚至是在设置不久就被废除的。[46]清末东北乡约很快普遍被裁撤，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与乡约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有关。

首先，东北乡约在清末普遍被裁撤，是由其官役化后的普遍腐败所决定的。乡约在管理职能强化以后，多依仗官势，勒索乡民。譬如，巴彦苏苏拉三泰地区有一丈地委员到界，“乡约借预备公馆，苛派钱一千余吊，并各要毗连钱五吊”[1](p126)。宾州“乡约于每年春、秋两季泼牌两次，少者每垧抽钱四五百文，多者一吊有余。此就人人所知者而言，其它项勒索，尚不在此数”[34](p38～39)。东北乡约剥民严重，主要是由于官府对乡约的管理薄弱造成的。譬如，档案记载：“吉林乡约，贿和人命，借差科派……其弊由于公举时之徇情，验放时之失察，而尤在丁书之勒索规费。”[50](p129)对乡约管理的缺失，是晚清东北移民社会失控的大背景所决定的。譬如，宾图王旗七大屯乡约被官府斥革后，当地“恃本旗遥远，无人管束”，“十余年抗不保充”，[2](p1707～1708)致使官府不敢放手对乡约进行管理。徐世昌述及临江乡约时说：“闻之酋长之制，自为部落，戴强者以为王，生杀予夺，恣其所欲……今之乡约即其蜕体”，或“由本堡花户推举，或自行谋充，禀准县令，或擅充者有之”。[2](p1121)另外，乡约官役化后“向不发给工食”[34](p10)，只好向民户摊派，从而加重了乡约的腐败。譬如，临江乡约每人“劳金年额”白银“一至二百两”，“俱由花户摊派”，以致“每年苛派于民者，就其可知者言之，已浮于正供数倍”。[2](p1122,1108)正是因为乡约行政职能扩大后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已无可救药，清末东北各地普遍将其废除。譬如，鉴于乡约弊端重重，清末吉林省宾州府的官员主张“将乡约及其附属人一律裁汰”[34](p10)。宣统《西安县志略》记载：“奉省整顿吏治，如乡约……等，皆已裁改。”[17]宣统年间，吉林通化县也“裁撤乡约，立碑严禁苛派”[15]。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乡约官役化后引发的乡约腐败，是导致东北乡约衰亡的重要原因。

其次，东北乡约在清末的衰亡也与其官役化后自治职能的弱化有关。乡约本有自治性质，但其官役化后的遴选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其素质因而参差不齐。《退耕堂政书》记载：“其更代之法，有一年一易者，有轮流充当者，有由地方官札谕派委者，而以公众推举者为多。所遴用者，或为生员，或为职衔军功人员，或为平人。”[32](p393)随着乡约遴选方式的多元化和乡约素质的下降，乡约普遍只图借公谋私，其在基层社会的号召力随之下降，其乡村自治职能因而大受影响。徐世昌曾说：“今之乡约，勒派地方之财，供应地方之官差，习惯上充地保者也，不得与自治团体同年而语。”[2](p1121)尽管东北一些乡约仍有倡办地方公益事务之责，但乡约行政管理职能强化以后，乡约在办理自治事业时往往表现出官役作风，乡约的自治功能最终也受到损害。宾州乡约举办练会的例子就非常典型。“宾州前有所谓练会者，就表面上观察之，似俨然一公共团体，有自治性质……其苛敛之巨，一垧地有摊派中钱二三百吊至四五百吊者。出钱稍迟，练勇即将摊户锁禁会房，私刑拷掠。故小民之畏练会，大甚官署……并擅受民词，拿赌勒霸，凶暴如虎……其会房门亦悬虎头牌，立军棍焉。种种不法，不可胜举。”[34](p59)东北临江乡约的自治事业也以乡约敛钱肥己、劳民伤财告终。徐世昌说：该县“每年由花户纳之于乡约者……三倍于正供。苟使乡约所办之事，诚于地方有实益，犹可言也。乃观夫要道，山无磴级，水无桥梁，披荆涉冰，莫名艰险，纯任天然，毫不整理。此治乡治国最公要之事而犹若是，他于学堂、社仓、救贫、育婴、医药卫生、公共建筑、水利组合等地方团体应办之公共事业一无所有，更可知已(矣)。惟日孜孜于当差敛钱，蹂躏乡里……公益不见于地方，摊款三倍于正供，良懦远避，刁悍谋踞，亦可见一斑矣”。因此，清末有人就指出，“按乡约之事务、情弊，又征其资格及会账收取法，所谓供官差之地保，与立宪自治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有主张积极的消极主义，将满洲全地之乡约……尽行裁撤”。[2](p1122～1128)由此可见，东北乡约在清末的衰亡，确实与乡约行政权力扩大后自治职能的弱化有关。

另外，晚清东北乡约的衰亡还与乡约官役化后与官府的矛盾有关。乡约官役化后之所以会与官府发生矛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乡约权利膨胀，引发乡约权利和官府权利的矛盾。徐世昌曾说：“今之乡约，所谓地保也，皆官应治之事，因无官治，官不愿或不能治，而乡约乃分东省数百年政治之席，直接临民，置地方官于间接地位，为乡约之傀儡”，以致乡约“武断乡曲，私刑擅捕，把持地方，违抗功令”，“与官分治”。[2](p1121～1123)二是乡约权力扩大引发的乡约腐败，影响了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从而导致两者的矛盾。东北设置乡约的目的，旨在令其“奔走公务，为民问解纷排难，非使之鱼肉乡愚、借公肥己也”。而乡约普遍剥民严重，以致官府也感到：“长此不已，民何以堪?”[34](p38～39)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也说：临江县“每年由花户纳之于乡约者……三倍于正供……无怪抗税闹捐，日见黎民之扰乱无状也”[2](p1125～1126)。三是乡约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办理公务时难免要与官府发生矛盾。比如，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记载：“交纳钱财之事，不但民户不服命令，则乡约亦不为之办理。”[48](p311)道光年间，吉林官府要求五甲溪浪河界内乡约协同官役催民户纳租，而乡约江兴久等“坚不协同催办”[28](p75)。另外，官府以贱役对待乡约，进一步加剧了乡约和官府的矛盾。譬如，奉天一名叫任文幅的农民不愿承充乡约，官府派遣委领催阿金太前去锁拿，阿金太将任文幅锁于火炉上，“并以必须说朋友话之言索诈”。于是任文幅在被迫“借钱二十千文与阿金太收受，又代阿金太认还店房钱二十余吊”后，“自缢身死”。[51](p45)任文幅的案子说明，对那些老实本分的乡约来说，乡约的官役化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从而加深了他们与官府的矛盾。由于以上原因，在东北一些地方，乡约与官府的矛盾很深，以致最终只好借由乡约的裁撤，求得矛盾的彻底解决。比如，清末试办巡警以后，乡约和官府矛盾的加剧：“警费为艰，因有会账……况警兵为官之资格，操纵进退较易乡约百倍。”因而各地在试办巡警之后，乡约就被“尽行裁撤，归入巡警”。[2](p1122～1128)乡约在清末试办巡警后先后被裁，说明乡约官役化后与官府的矛盾是清末东北乡约衰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由上可知，晚清东北乡约具有发展迅速、普及面广、组织形式相对单纯、官役化色彩比较浓和衰落得比较快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其中官役化色彩比较浓是东北乡约的最基本特征，晚清乡约之所以在东北快速、普遍推广，主要是因为官府要以此来强化对迅猛发展的移民垦区的行政管理，乡约组织形式的相对单纯也是和其浓厚的官役化色彩相适应的，而乡约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造成了乡约的腐败、乡约自治职能的削弱和官府与乡约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它在清末的速亡。晚清东北乡约的这一基本特征，不仅使它与关内的教化型乡约、自卫互助型乡约、宗族型乡约和民办乡约明显不同，而且也使其与关内的官役化乡约有别，因为关内的官役化乡约都经历了一个由教化型乡约向行政管理型乡约的转变过程，东北乡约则不仅行政管理职能明显强化，而且没有经历一个职能转型的过程；东北乡约突出的行政管理职能使其在晚清时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旋兴旋废过程，这说明放弃乡约传统的教化和自治优势而一味强化其行政管理职能的乡约实践，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注定要很快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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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范文篇9

作为修律大臣的沈家本“是深了解中国法律而且明白欧美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他对西方的民法知识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并以较为中国化的方式在人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进步主张(2}。在主持修律的过程中沈家本以“会通中西”的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具体的修订民法的建议。对于民法的性质沈家本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开馆日期并拟办事章程折”中说岁民商各法意在区别凡人之权利义务,而尽纳于轨物之中本末洪纤条理至密非如昔之言立法者仅设禁以防民其事尚简也。”‘3}他认为,民商法是用来规定普通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而这类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涉及面广且其理论博大精深与以往仅用来防范人民犯罪的刑法是不同的启比开日法要复杂得多。有鉴于此沈家本对民法的制定非常慎重尤其是对民事习惯的调查非常重视。他在上述同一奏折中主张“广罗英彦朋定职司,以专责成而免旷误。……拟设二科分任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之调查起草,’(4},并在其后的奏折中指出岁中国现定民商各律应以调查为修律之根抵此事极有关系。”(5}然而中国地大物博洛地风俗习惯差异较大,民事习惯的调查也非易事对此沈家本也有清醒的认识她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上奏的“法律馆咨议调查章程折”中称:臣等自开馆以来督同提调各员听夕考求悉心体察。凡关于东西各国法制先以翻译最新书籍为取证之资事虽繁重,尚有端绪可寻。惟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纤悉周知恐创定民商各法见诸实行必有窒碍。与其成书之后多所推求局若削简之初加意慎重。臣等公同商酌谨拟咨议调查章程分缮清单恭呈御览。……其调查员即由臣等随时遴派期收广集众思之益。‘。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沈家本又与俞廉三以及各军机大臣商议民商各法的修订宗旨扔强调了习惯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各地习惯多不相同,又由于国家交通不发达六口流动和社会交往相对较少在短时间内各地习惯难于统一在修订法律之时先将部分局部习惯予以吸收等到国家发达、新的法律体系形成之后再注意对一般习惯的吸收。《东方杂志》第六卷第七期对此记载如下:人类通行之习惯各因其地局反而行之则必为人所摈弃而不相容。故各地方之习惯亦有强制力含其中者,是以国家法律承认之或采之为成文法。然所谓习惯者肩一般习惯与局地习惯之不同。一般习惯可行于国内之一般局地习惯只行于国内之一部。国家当交通机关未发达时代往往局地习惯多于一般习惯。我国现时修订法律J以宜承认局地的采为成文法庶得因应而便实行。侯各省一律交通法律逐渐改良然后注意一般习惯于修订法律甚为便利。团宣统二年(1910年)在总结商事习惯调查的基础上,民事习惯的调查正式开始。此年正月沈家本上奏:窃维民商各律意在区别凡人之权利义务而尽纳于轨物之中,条理至繁关系至要。中国幅员广远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洞澈无遗恐创定法规必多窒碍。……而民事习惯视商事尤为繁杂应法事拒阿敢稍涉粗疏。臣等公同商酌拟选派馆员分往各省将关系民律事宜详查具报。并分咨各省督抚伤司暨新设计之调查局造具表册随时报馆庶资考证。‘纷随后修订法律馆制定了《调查民事习惯章程十条》重申了民事习惯调查的重要和复杂提出了具体的调查方法。‘9}可见沈家本不仅认识到民事习惯调查对民法制定的重要,制定了具体的民事习惯调查的方法和步骤,而且对于中国民事习惯调查的困难以及立法对习惯采纳的困难已经了有较理性的认识。在具体的民事立法技术上尤其是民法典应采取“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沈家本也有自己的主张。在此问题上,翰林院内阁学士朱福铣奏请采纳日本民法学家梅谦次郎的学说将民法和商法合一编纂并延聘其来华主持修纂。沈家本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对此作出了回应:臣等伏查欧洲法学统系碑勺分德、英、法为三派,日本初尚法派近则模仿德派心慕力追原奏所陈确有见地,臣等自当择善而从酌量编订。总之无论采用何国学说均应节短取长J滇防流失。原奏又称日本修正民法时梅谦次郎曾提议合编,以改约期近急欲颁行而不果户国编纂法典之期后于各国而采主义学说不妨集各国之大成,为民商法之合编等语。查自法国于民法外特编商法法典洛国从而效之均别商法与民法洛自为编。诚以民法系关于私法之原则,一切人民均可适用,商法系关于商事之特例了准商人始能适用。民法所不列者如公司、保险、汇票、运送、海商等类则特于商法之中规定之,即民法所有而对商人有须特别施行者加商事保证、契约利息等类亦于商法中另行规定凡所以保护商人之信用而补助商业之发达,旨非民法之所能从同。合编之说似未可行。10也就是说沈家本认为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从法国创立开始,得到欧洲各国的仿效其原因在于民法是私法一般法适用于所有的普通民众而商法是私法特别法只适用于商人,商法中的一系列特殊规定不是民法所能代替的因此反对民商合一的模式而采民商分立的模式。

二、张仁葫的民法观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大理院正卿张仁葫向清廷上奏了一封关于修订法律办法的长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民法观念。其奏折云:一明订法律宗旨也。国之所与立者惟民厂国之民必各有其特性应法者未有拂人之性者也。西国法学家亦多主性法之说放一国之法律必合乎一国之民情风俗加日本……民法五编除物权、债权、财产三编采用西国私法之规定外其亲族、相继二编,旨从本国旧俗。……特闻立法者必以保全国粹为重而后参以各国之法朴其不足。此则以中国法系为主而辅之以罗马、日耳曼诸法系之宗旨也。一讲明法律性质也。中国法律J准刑法一种而户婚、田土事项亦列入刑法之中是法律既不完备而刑法与民法不分尤为外人所指摘。故修订法律必以研究法律性质之区别为第一义而区别之要有四:一、国内法与国际法之别二、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别三、公法与私法之别四、主法与助法之别。盖此四者不外乎国与国国与人六与人三种关系。……人与人之关系则属乎私法。……私法如民法、商法是,……而修订法律之要者观日在主法与助法之别盖主法为体助法为用如刑法及民法为主法而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为助法是也。有主法而无助法,则徒法固不足自行主法虽精而助法未臻完善其行之也犹不能无弊。且也主法不可纷更而助法则可以屡变盖主法一有改移观日于人民权利之得失多少罪罚之轻重出入,即相悬殊屡事纷更是使民无所措手足也。……一编纂法律成典也。……近者修律大臣等所订之民刑诉讼法,本甚简略而窒碍难行者,已复不少。且民事诉讼法,当以民法为依据冷既未修订民法则民事诉讼法将何所适从未免先后倒置。至民法为刑措之原小民争端多起于轻微细故于此而其平则争端可息不致酿为刑事。现今各国旨注重民法谓民法之范围愈大则刑法之范围愈小,良有以也。……凡民法商法修订之始,旨当广为调查各省民情风俗所习为故常而于法律不相违背且为法律所许者即前条所谓不成文法用为根据加以制裁而后能便民。此则编纂法典之要义也。洲从此折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在民法制定与民情风俗的关系上,张仁葫认为立法应合乎一国之民情风俗,并举日本民法亲属、继承二编的编纂为例加以说明主张中国注重礼教道德的传统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法系的特色之一应法应当以保全此国粹为重。第二在民法的性质问题上胀仁葫认识到中国民法不发达,民刑不分的缺陷提出要根据不同法律的性质分别立法。他认为刑法是公法规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民法为私法规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法律的主从或者说体用关系,认为民法、刑法等实体法是主法规定人民之权利多少、罪罚之轻重因此不宜多变而宜稳定诉讼法等程序法是从法规定办事程序应随时随事予以改进因此变动可以较频繁。第三在立法顺序问题上胀仁葫认为立法应遵循一定的次第加果无民法则民事诉讼法即无存在和推行的依据因此应先有民法而后有民事诉讼法清廷先定民事诉讼法而后定民法是先后倒置。第四在民法的社会作用问题上胀仁葫认为“民法为刑措之原”,民法的调整和适用范围愈广刑法的调整和适用范围就愈窄如果小的纠纷能够以民法来解决就不会酿成刑事纠纷而带来刑杀。最后对于不成文的民事习惯胀仁葫肯定了其作为裁判依据的效力提出,只要是与法律不相违悖且为法律所允许的民事习惯可以作为不成文法用于裁判这样做可以方便民众。

三、俞廉三的民法观

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民律前三编告成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上折呈请皇帝御览在此折中修律大臣对于民法之性质、民法典内部之体系以及民法典编订之宗旨做出了论述。其内容大略如下:窃维民律之设乃权利义务区判之准绳凡居恒交际往还无日不受其范围。探厥旨要尤在存诚去伪阜物通财捉使国民日臻上治劝用之宏既较刑事等律为纂切撰述之法实较刑事等律为更难。况我国幅员寥廓迈越前朝南朔东西启为风气若不注重酬一诚恐将来颁布难获推暨之功。到官曾经延聘法律学堂教习•日本大审院判事•法学士松岗义正协同调查并遴派馆员分赴各省采访民俗习惯,……依据调查之资料渗照各国之成例并斟酌各省报告之表册……初称完备呈由臣等复核。夷考吾国民法,虽古无专书然其概要备祥,……至今未替此为中国固有民法之明证。各国民法……其编纂配置肩主张人事法与财产法前后之别者加拉丁派与日耳曼派所争之主意是。有主张物权、债权前后之别者加日耳曼派中所争之主意是。而法族之异同复分拉丁系、日耳曼系、折衷系、俄罗斯系四种。……折衷者如日本民法以财产法为先瑞士民法以人事法为先而物权先于债权,则为二国之所同。各系以形式论,旨依罗马不过大同小异,以实质论洛按己国之民族不无彼此之殊。凡此旨中外民法源流之大较也。此次编辑之旨约分四端:一、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赢海交通于今为盛凡都邑、拒埠无一非商战之场而华侨之流寓南洋者生齿日益繁庶技国际私法向据其人之本国法办理。如一遇相互之诉讼被执大同之成规我守拘墟之旧习利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是编为拯斯弊凡能力之差异买卖之规定,以及利率时效等项悉采用普通之制,以均彼我而保公平。二、原本后出最精之法理。……各国法律愈后出者最为世人注目,义取规随,自殊剿窃,良以学问乃世界所公并非一国所独也。是编关于法人及土地债务诸规定采用各国新制既原于精确之法理启无凿柄之虞。三、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立宪国政治几无不同而民情风俗厂则由于种族之观念厂则由于宗教之支流则不能强令一致在泰西大陆尚如此区分月其为欧、亚礼教之殊六事法缘于民情风俗而生启不能强行规楔致贻削足就展之俏。是编凡亲属、婚姻、继承等事除与立宪相背酌量变通外或取诸现行法制或本诸经义或参诸道德务期整伤风纪,以维持数千年民彝于不敝。四、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匡时就弊贵在转移拘古牵文无裨治理户国法制历史……以私法而论脸之社交非无事例征之条教反失定衡改进无从逞谋统一。是编有鉴于斯特设债权、物权详细之区别庶几循序渐进冀收一道同风之益。……‘,刁此折发出的时候已是清朝覆亡的前夕,从清廷宣布变法修律到此时,已历近十年的时间西方以及日本的民法知识已经在晚清人士中间传播开来尤其处于变法修律活动中心的法界精英们对于民法也已有了较为系统和科学的认识。在此折中渝廉三等首先对民法的性质和目的进行了界定,认为民法乃是区别权利义务的准绳启规范人民的日常生活制定民法的目的在于“存诚去伪”、改善民风、促进经济的发展。接着,阐明了民法制定过程中需要对民俗习喂加以调查和吸收否则难于适用的观点。随后他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考察从为中国虽无民法专典但是有关婚姻、债负等民法规范是有的只是散见于各种典章当中。此外对于民法典的内部体系结构渝廉三在考察了法国、德国以及日本、瑞士等国后认为人法与物法、债权法与物权法的先后次序根源于本民族的传统段有也无须整齐划一,中国可根据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安排法典的体系结构。最后渝廉三等给出此次民法编纂的四项宗旨,分别是“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即是为保证国人在对外交易的过程中能获得公平利益在制定民法典时肩关行为能力、买卖、利率以及时效等问题的规定,要与世界通行的法律规则相一致岁原本后出最精之法理”,即是法律学说并非一国所私,中国制定民法典在有关问题上可以采用本于最新法理的各国新制,这样就不会与之格格不入了岁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即是由于中国民情风俗不同于他国在人事法即亲属、婚姻、继承等问题上除了与立宪根本相背的需进行一定的变通之外,主要内容仍应本于道德经义,以维持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岁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即是法律的制定不可拘泥于既有的规范,而应以有利于治理为目的进行改进,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四、总结

晚清范文篇10

一、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主权（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

（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推翻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