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范文10篇

网络空间范文篇1

关键词：网络信息；网络空间；安全

目前信息网络逐渐代替传统通讯技术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日常生活中网络的利用扩大了网络的应用领域。近年来新闻媒体上不断播出有关网络安全、保护隐私的案例，这使大部分的人民群众对信息安全更加注重，这些案例发生的原因大部分相同，因此给民众造成了一定的认知偏差，对信息安全与空间安全的概念有所混淆。现代社会中信息网络被大范围的普及，想要确保网络信息的安全就需要技术操作人员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维护和保障。

一、信息安全的概念

信息安全的概念首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其主要是指保护隐私和防止未经授权进入信息系统。网络空间就是信息的生存环境，是将所有信息进行整合的环境，因此网络空间的安全既有效保证人生产生活安全，有保证了信息安全，其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人与信息相互影响构成了影响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因素。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综合了所有信息、系统，显得更加庞大，一旦出现问题，将更加难以治理。网络空间安全相对于信息安全更具体化、专业化，其主要用于培养“互联网+”技术，以促进社会紧跟时展共同进步，引领国家网络领域的安全，同时还可以利用网络空间进行管理与规划，开发与网络相关的软件，更新硬件设备，逐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不管是信息安全还是网络空间安全都需要具有创新思维和探索能力的高级网络工程人才进行维护，网络空间是继陆、海、空之后的又一新型战略空间，其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文化的传播，还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国民信息的安全，容易造成财产损失与综合国力下降等的问题。因此为了应对网络空间在信息交流各环节面临的危机，需要对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和保护机制，有效保证信息的产生、传导、存储、再现。同时对传统信息安全所研究的内容进行高度保密，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还涉及到对网络空间的各项基础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与备份。信息安全与网络空间安全都属于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其核心目标就是为了保证信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更侧重对设备与服务的监督。目前大多数人早已离不开网络，使其成为娱乐和工作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群众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朋友圈、观看视频或者网络购物时会进行实名制，如不注意信息安全就会使不法分子利用民众的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导致个人名誉受损。

二、对信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有效保护的建议

（一）提高科学技术。想要维护网络空间及信息安全，需要我国在技术层面上进行研发与升级，做到高级防护。信息安全技术在我国各高校被广泛关注，因此培养高科技操作人才是提高科学技术的首要前提。我国网络空间安全的管理起步较晚，各种技术达不到安全防护的功效，因此造成了信息泄露以及产生了一系列的安全问题。所以在利用网络传输数据的同时应当对先进技术进行学习与应用。目前的各大通信运营商需要防止电信诈骗的出现，进一步追加安全技术投入，以加强用户信息安全和网络环境的绿色发展；我国当前的互联网公司研发诸如微博、微信等大型生活应用类网站和App，这就需要网络公司定期对平台进行更新与维护，研发高科技安全技术对平台流量与数据进行保护，避免出现服务器被复制的现象，同时还需要各个互联网平台加强合作，在保护网络与用户安全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另外国家层面应该重视培养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为研发新科技提供资金支持。我国还存在一些专门的维护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公司，国家应当给予资金与政策扶持，维护企业的稳定发展，为我国网络安全提供技术保证。（二）完善法律法规。我国虽然制订了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环境，但对某些领域仍存在法律漏洞，不够完善。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买卖个人信息产业链、网络高利贷等现象仍不时的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个人隐私被暴露在阳光下，导致公民受到人身财产安全的威胁。因此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与法律部门需要尽快落实对网络安全的法律条款，严厉打击网络黑色产业链，还人民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法律需要给信息安全及网络空间安全提供理论上的引导和规范，国家立法部门应当高度重视我国的信息安全及网络安全，结合当前我国网络空间的实际情况完善相关法律条款，如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处罚力度，对企业和个人的网络信息进行有效保护。当前我国针对网络空间的法律条款几乎没有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这使许多信息倒卖、网络诈骗、冒用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猖獗，其犯罪成本低廉是首要原因。当前大部分安全问题是由于外部恶意攻击或者是违法人员法律意识不强造成的，因此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细化每一条法律内容，明确具体的保护方法与应用技术，从根本上杜绝安全隐患。由于网络违法行为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高昂报酬，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会导致一些人对网络信息与安全进行破坏，我国需要针对当前网络现状考虑追究责任人，对信息丢失人进行合理的赔偿。对于公民信息的泄露渠道进行追踪，切断黑色产业链的信息交换，震慑违法犯罪行为，净化网络空间。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信息技术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果，特别是对网络空间系统与基础设施的高效研发，为我国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技术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相信在未来我国网络空间安全一定能得到有效保障，促进我国社会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景义.“互联网+”时代中学信息技术安全教育分析——评《网络基础与信息安全技术研究》[J].安全与环境学报,2019(4):1481-1482.

[2]刘书军.基于互联网+时代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及防护策略探析[J].信息周刊,2019(3):1.

网络空间范文篇2

一、网络空间简释

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又译为电脑空间、赛博空间等，最早由加拿大科学幻想小说家吉布森（WilliamGibson）（1984）所造，本意是一种能够与人的神经系统相连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产生的虚拟空间。10多年来，计算机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空间逐渐变成现实，网络空间的概念也不断得到新的拓展。为了廓清网络空间这一核心概念，本节将简要叙说网络空间的缘起、网络空间的诸定义、网络空间的技术背景和网络文化现象及其理论研究，冀图以此获得关于网络空间及其技术文化背景的唯像认识。

1．网络空间的缘起

在科幻小说领域，吉布森和斯特林（B.Sterling）等人于1980年代中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赛博朋克"（cyberpunk）运动。1984年，吉布森发表了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首次提出了网络空间的概念。吉布森的网络空间的基础是全球电脑网络，他称之为基质（matrix，又译为点阵、矩阵，吉布森赋予它的新意涵为电子交感幻觉世界），人可以通过电极使神经系统与之相连，用意念控制其他事物，并产生各种脱离躯体的交感幻觉。吉布森认为：

"网络空间是成千上万接入网络的人产生的交感幻像……这些幻像是来自每个计算机数据库的数据在人体中再现的结果。"5

显然，吉布森的网络空间是一个人的精神意念完全浸入的人机交感空间。赛博朋克小说的共同之处是，主人公可以将自己的大脑与全世界的电脑网络联通，在高度信息化的神奇灵境里随意漫游。

仅从虚构叙事的角度来看，吉布森笔下赛博朋克的网络空间无疑是魔幻性的，但其意义绝不止于文学领域，其中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深入探讨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正在出现的现实的网络空间的理解。赛博朋克的网络空间的基本特点有二6：其一有条理的信息构成了一个非物质的虚拟的空间；其二身体的虚拟化。由此，网络空间被设想为网、基质、逻辑网格（latticesoflogic）等由信息构建的场域，此场域虽非物理意义上的场域，却是赛博朋克们可以感知的。

吉布森的网络空间集中体现于其著名的"点阵三部曲"（MatrixTrilogy，亦称"漫生三部曲"（SprawlTrilogy））《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1984）、《数零》（CountZero，1986）和《蒙娜·丽沙超速档》（MonaLisaOverdrive，1988）中。吉布森的网络空间有四个特点。其一，脱离了躯体的知觉能够在其中独立存在。吉布森认为，网络空间实际上就是人类知觉的极端简化，人的知觉通过神经电连接而脱离躯体，"飞"入网络空间，寻找和运用各种数据。其二，网络空间可以突破物质束缚，飞越摩天大厦、横穿网格。其三，网络空间由信息构成，这使得有操纵信息能力的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其四，进入网络空间者可能获得永生。在每部小说的结尾，好几位主人公都放弃了躯体，通过信息存储器，以纯粹的精神形式成为网络空间中的天使。更为激进的是，吉布森笔下的一些赛博朋克实际上是人机合一的电子人（Cyborg）7。

同时期的科幻小说家斯第芬森（Stephenson）笔下的网络空间被称为"变体"（metaverse），为地理空间所阻隔的人们可以用"化身"（avatar）代替他们自身，进行相互交往。在吉布森的网络空间中被弃置的身体，在斯第芬森的网络空间中得到了"保留"，当然，这些"化身"并非身体本身，而是在网络空间中用程序建构出的某种较为固定的在线人格（onlinepersonality）。

吉布森与斯第芬森的网络空间尽管以幻想的形式出现，但它们在现实的网络空间出现以前引起了人们对网络空间的思考，电子人和"化身"等所昭示的可能性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透过这些未来时态的叙事，人们得以进一步思考主体性、自我、身份、肉体、灵魂等人性的要素在网络空间中可能会发生哪些深刻的变化。无疑，首要的是对网络空间的定义加以更为严格的界定。

2．网络空间诸定义

在较早的网络空间的定义中，受到吉布森等人的科幻小说的影响，想像和抽象性的成分较多。波特（Bolter）提出的逻辑空间较有代表性。他的逻辑空间是"一个抽象的、几何的和数学的场域，程序设计者可以在其中建构数据结构。"8这显然与吉布森描述的基于可感知的抽象数据空间有诸多类似之处，它们都是从电脑技术人员的角度提出来的，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计算机网络会成为普及性文化这一事实。

从1980年代末开始，互联网迅速发展，现实的网络空间逐渐形成、不断拓展，一些网络文化的研究者开始对网络空间提出各种定义。1991年，MichaelBenedikt在他主编的《网络空间：第一步》中指出，尽管成熟的网络空间仍然只是科幻故事或少数人的想像，但它已经在建构之中。他列举了关于网络空间的九种描述式的定义9：

（1）基于计算机和联网而生成的一个与物质宇宙并行的新宇宙；

（2）任何接入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计算机可以到达的一个无限的场域；

（3）一个无所不在又无处可在的世界，一个无物会被忘却，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的场域；

（4）一个公共的精神交感环境，一个流动着数据与谎言、心智与记忆和千万种声音与千万双眼睛的地方，一场可询问、交易，追逐共同的梦想和直接拥有的无形的"音乐会"；

（5）哪里有电子与智慧的交汇，哪里就会形成网络空间的通道，哪里有数据的聚集和存储，哪里就有网络空间的房间，每一幅图象、文字和数字，每添加一次数据、每贡献一份思想，都会增加网络空间的深度；

（6）通过无数不停歇地工作的视像头，使遥远的地域和面孔，无论当下或恒久、无论真实或虚假，都能召唤在一起出场；

（7）网络空间使人类的组织变成了有机体：金钱在流动，义务和契约在汇集，人们面对电子界面进入虚拟的空间；

（8）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可以发现每一项与个人和组织生活有关的重要信息；

（9）纯粹的信息王国，对物质世界的信息抽象。

他对网络空间总的描述是：

"一个由计算机支持、联接和生成的多维全球网络，或’虚拟’实在。在这一实在中，每个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由此所见所闻的对象既非实在的物体，也不一定是实在物体的形像。在形式上，其所涉及的符号或操作，都由数据和纯粹的信息构成。这些信息一部分源于与自然和物质世界相关的运作，而更多的则来自维系人类的科学、艺术、商业和文化活动的巨大信息流。"10

显然，Benedikt的定义依然受到了吉布森的影响，并试图调和幻想与现实，因此他的定义仍是一种未来取向的假定。

迈克尔·海姆（MichaelHeim）在1993年出版的《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对网络空间的定义是：

"数字信息与人类知觉的结合部，文明的’基质’，在其中银行交换货币（信用）而信息寻访者则在虚拟空间中存储和再现的数据层中航行。网络空间的建筑物也许比实体的建筑物具有更多的维度，而且它们也许会反映出不同的实存规律。网络空间无所不在，你打电话时，到自动取款机取钱时，都能体会到它的存在。电子函件在那里传送，它就像动画片《兔子罗杰》（RogerRabbit）卡通城似的。"11

迈克尔·海姆的定义意味着网络空间已经垂手可及，他将吉布森笔下可知觉的抽象数据流动与通俗化的虚拟实在的概念相结合，因而，尽管他也在定义中强调语言和数据的电子存储和传输，但虚拟实在与网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

现实的计算机网络在90年代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计算机媒介通信（CMC）和计算机网络通信使交往成为首要的主题。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通信方式使我们自身与他人相关联，利用计算机媒介通信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有别于日常物质世界的空间12。KatieHafner和JohnMarkoff在1993年出版的《赛博朋克：电脑前沿的违法者和黑客》中，他们这样描述一位进入网络主机的黑客：

"一俟进入计算机网络，他就不再打游戏，而开始操纵真实的机器，执行真实的任务。他可以同时无所在又无处不在。面对计算机屏幕，他能够开启窗口解决问题，获取东西。尽管屏幕上的什物不过是像素的聚散，但还是可以想见它们在某处存在。网络，这个传统地理间隔无法制约的空间，已成为自我控制的天地，越来越多的计算机迷将其称为网络空间?13无疑，在此定义中，虚拟实在不再是主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网际交往。

网际交往与其他交往一样需要践履，以网际交往为内核的网络空间概念的真正的传教士是巴洛（JohnPerryBarlow）。他是著名的美国电子边疆基金会（EFF）的发起人之一，也是著名的网上社区全球电子链接（theWELL）的董事会成员。他指出："因特网及随网络而生之种种现象的功用，在于制造出能够提供互通经验的环境。"14

他强调，人们应该相信计算机的联接的确已经使得网络空间变成了现实，并可以用任意暗示具有空间性的名称相称谓15。他认为，电子通信绝不仅是通信高技术，而已衍生出一个区间──网络空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和"边疆"，它需要一套新的隐喻，呼唤一套新的规则和行为16。巴洛和他的电子前线基金会是网络空间的激进的捍卫者，他们认定网络空间是反地理主权的。这种立场是互联网络发展的结果，网络空间越来越与网际交往相关联，已经成为网络亚文化的生长环境。

网际交往的发展导致了网上虚拟社群的出现，这使得网络空间的概念中虚拟交往空间和社会空间等意涵进一步强化。斯通（A.R.Stone）将网络空间视为一种社会空间，他指出：

"五花八门的电子网络正在形成一种人际互动的模式，它与人们熟知的集会、通信组和罗斯福式的壁炉谈话等类似，是社会空间的一种新形式。我们不妨称之为’虚拟’空间──一种由共识形成的想像中的交往处所。其最近的发展表明，’距离’、’内外’乃至’躯体’等概念都被赋予了新意涵，这种变化往往令人不安。"17

与之类似，在1993年出版的《虚拟社区：电子边疆的家园》一书中，莱恩格尔德（HowardRheingold）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概念空间，通过计算机媒介通信（CMC）技术，文字、人际关系、数据、财富和权力都能在其中得到显现18。

以上网络空间的诸定义的发展表明，网络空间的定义经历了一个由幻像描述而现实概括的过程，人们对网络空间的理解是从不同的维度逐渐展开的。有的将网络空间等同于虚拟实在，有的强调信息的存储和流动，有的从计算机媒介通信（CMC）和计算机联网的角度定义；有的视其为个体的概念空间，有的则突出其社会互动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有二，一是交互性，即网络空间是一个交往空间；二是虚拟性和匿名性，其主要表现是网际身份认同这一网络空间所独有的问题。显然，对网络空间中的网际交往和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应以对网络技术和网络亚文化的理解为前提。

3．网络的技术背景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人们的生活，网络空间的技术背景决定了网络空间的一些基本方面，在此扼要简述的是直接影响到人的网际生活形式的信息网络技术。

电信、传媒和计算机多媒体网络通信

电信和传媒技术主要包括电报、电话、无线电、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卫星通信、移动通信、传真等。它们都以电信号或光信号传输信息，主要的技术指标是频率、带宽（单位时间信息传输量）和总频道容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所提供的主要的通信方式是几乎无延时的（实时）双向一对一声音传输和单向的一对多声像传播。

随着计算机技术升级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计算机多媒体网络通信得到迅速发展。多媒体网络通信的实质是将图、文、声、数统一转化为数字信号加以传播，传统的电信和传媒技术也可由此纳入网络通信，此即所谓计算机网、电信网和广播电视网的三网融合。网络技术的瓶颈是传输线路的带宽，网络传输的速度和需要传输的信息量是一对矛盾：一方面信息量增多会促使网络速度加快，另一方面网络速度加快又会刺激信息传递需求的激增，这就是我们后面将要分析?技术螺旋"。到目前为止，通过互联网主要可以实现实时或非实时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交互式文字和静止画面传输，由于没有足够的带宽支持，动态图象的实时交互式传递尚难普及。从交往的角度来看，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文字为主要媒介的虚拟匿名交往方式。与虚拟匿名交往有关的互联网技术互联网之所以能够提供虚拟匿名交往，有其技术上的根源。其中尤为重要的技术有：TCP/IP协议，WWW，Telnet，FTP，E-mail，新闻组，BBS，IRC，MUDs和加密技术等。

TCP/IP协议即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是互联网实现不同网络互联的统一标准，也是互联网所采用的数据交换协议的统称。TCP/IP协议采用包交换技术。所谓包交换主要指在通信网络中将信息分割成若干信息包传送。每一个信息包就像一封信，其中有要传送的信息和需要送达的目的地址，此外还有一个代表这个包在整个信息流中的位置的号码。任何包如果丢失或阻塞，可以重新发送。当所有的包都抵达目的地时，它们又会重组还原为完整的信息。TCP/IP协议赋予每一台联网计算机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址，任何计算机只要采用该协议与互联网中的任一主机通信，都可以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互联网是一个开放、无中心和用户驱动的"网际网路"。所谓开放，即互联网允许任何局域网和计算机的加入，完全不受地域、身份等因素的制约。所谓无中心，是指互联网采用网络整体传播方式而非中心辐射式线路传播，这又进一步使得互联网实行分散化管理和自律管理。所谓用户驱动，是指互联网关键在于用户的共同建构，互联网的价值来自用户的规模，著名?梅特卡夫定律"声称："网络价值＝上网人数的平方"。这些特点使权威机构对互联网的严格控制难以实施。

WWW即万维网。万维网首先是一种客户/服务器结构的交互式自动信息查询系统，用户作为客户方，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浏览器软件，该软件就会根据用户的查询条件自动地到各地的万维网服务器上查找信息。其次，万维网使用超文本（hypertext）格式显示信息。所谓超文本格式就是将文字、表格、声音、图象甚至影象等多媒体信息组合起来，并在有关联的信息之间建立联想式的多媒体超级链接（multimediahyperlinks）。这样，每一个进入万维网的人打开任一网页，也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虚拟超文本网络空间，通过搜索和链接行走其中。

Telnet，FTP，E-mail，新闻组，BBS，IRC，MUDs提供了诸多网际通信和交往形式。Telnet即远程登录，用户利用这一服务可以登录远程计算机。FTP即文件传输协议，利用相关软件可在互联网上传输任何文件。E-mail即普通人熟知的电子邮件，由于可以随意地化名免费申请这项服务，电子邮件一方面如同一种传输速度极高的传统邮件，能便捷地传送信息，另一方面显然支持匿名通信。新闻组又称邮件组，是一些关于某个主题的公开邮件系统，参与者可以发表意见，同时也能够接受新闻组中其他成员发表的意见。这是一种多对多的非实时交往方式，有些新闻组有信息把关人，但许多是无控制的，一切都由参与者决定。BBS即电子公告牌，是网上的非实时匿名公共留言区，是自由言论的场所，虽一般设有信息把关人，但恐打击参与者的积极性，很少采取强制删除行动。IRC即网络聊天系统，其实质就是实时一对一、一对多或多对多匿名交谈。MUDs即"多用户地牢"，起初是一种实时的在线多人虚幻角色扮演游戏，后又有许多演变为各种社会论坛19。

加密技术对于保护隐私和信息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一般的加密措施由共用密匙和个人密匙组成，当我们向某人发送信息时，可以用他的共用密匙对内容加密，他本人收到信息后再用他的个人密匙解密。使用高位密匙（如128位）者可以完全免于各种形式的监视，这引起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不安。他们所主张的解决办法有二：一是限定密匙长度，使之在必要时易于破译，二是使用密匙者向第三方提供一套密匙，必要时安全部门可以获得这套密匙。

4．网络文化及其研究

网络文化已经发展为一种重要的亚文化形式，是理解网络空间的重要语境。在此，我们先叙说网络文化现象，再简介网络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网络文化缘起于黑客文化和吉布森等人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黑客最初是一群无组织的编程迷。大约在1959年左右，MIT就出现了第一批黑客，还提出了所谓"黑客伦理"：反对集权和权威主义，强调人们拥有绝对的信息自由和使用计算机的权利，主张利用计算机过上更好的生活20。1970后随着微机的出现，黑客多为通过个人计算机和联网入侵和破坏计算机与网络的个人，黑客文化被视为反文化。在吉布森等人的科幻小说中，赛博朋克、电子人（Cyborg）和能够形成交感幻觉的网络空间等假想物本用于反讽信息技术的发展，但却对网络空间和网络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网络文化的内涵早已超越了黑客文化和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朋克的范畴，发展为一种与计算机媒介通信和在线交流相关的文化形式。网络文化不仅包括与网际行为有关的规范、习俗、礼仪和特殊的语言符号形式，还包括网际欺诈（flaming）、信息滥发（spamming）、网上狂言（ranting）等现象。随着网民的增多，网际逐渐形成社会连接感，网络社会学和网络文化的研究者提出了网络社区/社群21（communitiesincyberspace）的概念，并认为存在交易的网络社区、旨趣的网络社区、交际的网络社区和幻想的网络社区等四种网络社区22。虚拟社区/社群（virtualCommunity）23、电子村（electronicvillage）24、网际社会（cybersociety）25等概念因此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网络文化也出现了前卫和反文化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中既有前卫的黑客、虚拟实在的迷恋者和"网虫"，也有吸毒和吸食致幻剂者、神秘主义者、网络者、邪教与政治狂热分子。因此有人将与此相关的网上社区称为"网络溺河"（Cyberia）26。

网络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有二：媒介文化理论和后现代文化理论。

从媒介文化的角度来看，网络是麦克卢汉意义上的电子媒介的最新形式，是一种具有全方位整合力的媒介。在麦克卢汉等媒介文化研究者看来，媒介即讯息，新媒介就是主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新延伸，并将媒介的历史划分为部落文化阶段的口头传播，古登堡阶段或个人化阶段的印刷媒介以及新部落文化阶段或电子文化阶段的电子媒介27。循此进路，美国学者波斯特（MarkPoster）认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28，由此提出了与生产方式类似的概念"信息方式"，并将信息方式分为符号互应（symboliccorrespondences）的口头传播阶段、意符再现（representationofsigns）的印刷传播阶段和信息模拟（informationalsimulations）的电子传播阶段。但是，波斯特所关注者，不再是进步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发展阶段29，而是主体如何通过信息方式在交往行动和交往结构中被构成。他不再从麦克卢汉的"人的延伸"的理路，仅将网络的出现视为主体的感觉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而是进一步将阐示的对象聚焦于主体本身：当身体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的位置时，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因此，波斯特认为，网络等所带来的是以双向去中心化的交流为特征的第二媒介时代30。另一些媒介文化研究者则直接关注网络空间本身。Strate指出网络空间意味着类推式（如音像等）和数字式通信方式将大行其道31。而Meyrowitz的"媒介生态"（mediaecology）理论则指出网络空间使我们进入"无感觉地带"（nosenseofplace）32。在媒介文化研究者看来，网络空间里不仅正在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空间"中的文化的前提，我们会日益发现主流文化将以各种方式效仿网络文化。

黑客和网络朋克无疑揭示了网络文化的后现代文化属性，而实际上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一直是当今后现论所关注的焦点。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33（1979）中谈到了所谓信息学权霸，即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影响到了知识的传播，使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被当作有用的知识。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在《仿真与拟像》34（1983）和《象征交换与死亡》35等中论及的仿真和超真实等概念显然包含了对虚拟实在的思考。政治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Jameson）则将后现代文化、晚近资本主义和网络联系起来研究。德里达36和利奥塔37还专门讨论过"电子书写"。德勒兹在《千座高原》中，将后现代社会视为去中心化和去主体化的，认为"游牧式思维"（nomadicthought）将替代"国家式思维"（statethought），杂多的非权力"聚合体"（assemblages）将对国家等权力"聚合体"产生有效的抵抗38。这令人联想到网络空间对现实社会空间的逃逸式抵抗。值得指出的是，在许多有关网络的讨论中，被后现代主义自身作为理论资源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也被视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网络空间中的交往

现实电子信息网络的发展使网络空间成为一种新的交往空间，网际交往是一种亟待深入研究的新的交往方式。从某种角度来讲，网络为人们的传统交往提供了一种新的通信工具，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本身已由通信工具发展为交往工具，进而形成了网络亚文化群的网际交往形式。为了讨论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本节首先分析网际交往的内在动力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网际交往的若干逆悖性特征，然后，探讨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和爱欲，及由网际交往衍生的网上与网下的群体行动，以此分析网际交往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

1．网际交往的内在动力机制

美国网络社会学专家莱恩格尔德（HowardRheingold）在谈及他长期的网际生活体验时指出："在网络交往所形成的网络社群中，明显地受到了经济旨趣的影响，其中可能包括大量以信息作为商品的交易，然而，网络最终所能带来的社会变化并不只是建立一个信息市场，而在于形成长久的个体关系与群体关系。"39事实表明，人们正在使网络由通信工具发展为交往工具，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空间中展开交往行动。那么人们为什么对网际交往有如此热情呢？依据相关研究，促成网际交往的动力机制包括四个方面：寻求注重内涵的交往、建构新的社会网络、确立网际社会地位和形成网络亚文化群体。寻求注重内涵的交往

一般来讲，人们之所以愿意相互交往是由于他们能够取得信息、获得他人的物质与情感支持、与他人形成伙伴关系以及获得群体归属感。从理论上讲，一般人都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实现这些愿望。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交往要受到性别、种族、资源、社会地位等身份因素和个人的相貌、体态、表达能力等交往条件的制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上述意愿。这其中的根源就涉及到了交往中的吸引力这一问题：人们总是愿意与那些自己感觉喜欢的人交往。而吸引力最初无疑来自外表和气质，然后是资源的占有和社会地位，最后才是知识、智慧、修养等更为深层面的内涵。正是这一排列秩序，使许多内涵不错但外表或社会资源欠缺的人在日常交往中处于劣势，在生活中难以挥洒自如。

网络所起的作用是改变交往中作为吸引力来源的诸要素的排列秩序，进而使一些由于外在因素欠缺而在交往中相形见绌的人重新获得交往的自信心。美国心理学家PatriciaWallance在《互联网心理学》中谈到了一个典型案例40：

一个相貌平平的学生在网上找回了自信。他说过去因为自己相貌平平，在面对面的课堂讨论时总不爱回答问题。由于人们总是忽略他做的评论，他就干脆不再发表意见。但他发现互联网却是一个不以貌取人的地方。第一次参加网上讨论，就表现出深刻的思想且不乏幽默。一两天的时间内就有好几个人回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在辩论中站在他一边。这是在教室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互联网为他提供了一个使他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公平竞技场，使他拥有足够的自信心证明自己的资质，甚至改变了他对待实际生活的态度。

由于很多人在现实社会交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自卑心理，当他们看到网际交往不再首先强调一些外在因素时，就对其注重内涵的风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人也许会指出，网际交往对言语表达能力的强调又会使那些不善于言语表达者感到自卑。但这种自卑比面对面的交往中的自卑容易克服：一方面，不善辞令者可以不伤体面地作为沉默的潜伏者；另一方面，可以寻求旨趣接近，语言表达水平和习惯相似的人进行交往。另一种担忧是，为了加强吸引力，网际言语表达会庸俗化而不再富有内涵。但由于所谓内涵并无单一的标准，过于追究也无必要。建构新的社会网络

直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们一直担心现代技术的发展会使人们失去传统社群，成为大众社会中的孤立的个体。后来许多研究发现社群连接依然存在于都市邻里和亲友关系之中，而且随着汽车、飞机、电话等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出现，人们可以超越时空的制约而互相支持，这样一来，社群不再仅是固定的邻里关系，而且还实质性地存在于那些分散于各处的亲友和同事所构成的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s）之中。而建构尽可能广泛的社会网络是现代社会交往的主要目标。无疑，网络交往和网络社群的建立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参与者希望借此建构一种新的跨越时空制约的社会网络。由此，网络社会学家BarryWellman和MilenaGulia指出，网际的电子邮件、BBS、MUDs、新闻组和聊天室（IRC）以各异的形式构筑了一系列计算机支持的社会网络（CSSN）41。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伙伴关系、社会支持、信息以及意义归属等社会化资源，吸引了许多人参与到网际交往之中。

至少在表面看来，这种社会网络的建构是安全和便捷的，其成本较其他社会网络的建构更为低廉。通过网际交往，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直接建构新的社会网络。恰如莱恩格尔德（HowardRheingold）所说：

"在虚拟社群中，我们可以直接进入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所在之处，和那些与我们分享情感或那些以文字打动我们的人成为熟人。就这种感受而言，话题就是地址......"42

众多的主题将分散在各个终端的人群联系在一起，技术、政治、社会、休闲等各异的话题导向的讨论组，各种网上互助群体（如酗酒、吸毒者的互助治疗），对突发事件的关注等等使人们获得了来自他人和群体的精神甚至物质支持。

网际交往所构建的社会网络的便捷性和杂多性使人们成为众多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actor），由此这些行动者获得了高度的异质性，而行动者异质性越高，他们在生活中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就越多，他们的生活就越具有可塑性与不断创新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一些网际社会网络可以与现实社会网络形成互补，甚至转换为介于网络与现实之间的某种新型的社会网络。确立网际社会地位在人际交往中，主体自然地将他人视为对象，希望在群体中确立一定的社会地位。这是人性所固有的权力意志，其基本表现由强至弱大致可分为引起他人的注意、对他人产生影响力和拥有控制他人的能力等三种情况。网际交往的匿名性使许多有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的暗示被屏蔽，为许多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权力角逐的空间。

以权力和地位角逐的视角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一些网际行为。黑客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典型的以技术能力确立网际地位的举动。许多黑客都为自己起了十分离奇的网名，在攻击成功之后还不忘留下大名。在为了避免网络安全人员的追踪而不得不更改网名时，他们常常很不情愿。几乎所有的网上免费资源的之类?义举"的背后都潜藏着者对网际名誉和地位的追逐，而其实这些免费资源本来也是从网上淘来的，将其给别人只须轻轻地点击一下鼠标，由此或许能获得某些资源渴求者的溢美之词，又何乐而不为呢？

许多人之所以追逐网际社会地位的一个内在驱动力是，他们认为网际的社会地位也可能转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之中，改善他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力状况和社会地位。而那些在现实社会中居于有利社会地位的人，特别是所谓名人，也纷纷以其名人效应向网络拓殖其权力。由此可见，网络并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区域，而是一个权力角逐的新战场。权力博弈的结果，处于有利地位的仍然是少数个体，这些个体会以一?垄断一切"的强烈的权力意志，同时在网上和网下两个领域中玩弄各种确立个体地位的"修辞"游戏，以赢得更多的注意力，而注意力的获得是网络时代通往财富的捷径。也许有人认为，地位卑微的网民可以拒绝那些地位显赫的网民，但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网际地位和获取实际上还不单纯是个人魅力所决定的，许多网际名人都是投入了大量的现实社会资源之后才获得其网际名声的，例如各大网站的总裁，当然他们如此投资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多的资源。形成网络亚文化群体

网际交往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内在动机是，形成区位化（nichification）的网络亚文化社群。所谓区位化来自"区位营销"（nichemarketing）理念对现代消费社会的认知：现代社会在职业专业化的同时，也出现了消费的区位化，既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已经分化为诸多泾渭分明的小群体。网络所提供的高效率匿名沟通手段，使"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成本大大降低，在网络中迅速地生长出众多旨趣各异的亚文化群体：网络将在真实生活的群体中相互隔膜的孤独者联系起来，使他们超越地域限制方便地交流，共享价值和意义，获得某种由团体化所拥有的被社会正视的权利。

网络亚文化群体的形成使人们在实体性群体之外，可以获得一些保持并发展其独特旨趣的交往空间，而不再需要克服自己的偏见、先入为主和固有的思维方法。对此，不难得出较为悲观的看法43：

（1）区位化的网络亚文化群的兴起，意味着虽然网络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量的增加，人们共享的信息却愈来愈少；

（2）网络使那些孤僻的个体和团体聚集到一起，形成更加紧密排他的组织，即未能孕育出包容的社群而只是促成了狭隘的亚文化群的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网际交往的匿名性和隐蔽性与一些难以融入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群体的认同需求不谋而合。这些亚文化群体的行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怪异性、沉溺性、反潮流、标新立异、非正常心理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属于少数族群。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行为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标准，甚至可能危害正常的社会秩序，他们很难进行群体的交流活动。这些现实的"压制"使亚文化群体对网际交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黑客、同性恋者、性倒错者、神秘主义者和邪教组织、各类瘾君子都纷纷上网呼朋引伴，在网络中建立了各种相关网站。各类同道只要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词就立即可以找到成千上万含有这些内容的网页。然后，他们既可以在网际便捷地交换心得、有偿或无偿地提供各种相关需求的信息，也可以在网下聚会、直接交易或协作行动。可以说，以现有的社会控制能力，根本无法竭制这些网络亚文化群体的发展。

虽然我在这里忽视了那些建设性的网络亚文化群体，如生态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社群互助者，但那些非建设性的网络亚文化群体的确是更值得关注的方面。对此，电子领域的开拓者戴森（EsterDyson）曾指出：

"（与其他有力工具一样）网络的好坏两种用途都值得大书特书，它对无力的资助是不对称的。它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坏了中央的权威，统一了分散的力量。换言之，互联网对宣传来说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工具，却是同谋犯罪的理想国?44

简言之，网络所带来的自由度，使网络亚文化群体找到了一种低成本扩张的捷径。特别是那些有极端倾向的团体和个人，很容易利用匿名电子邮件等方式迅速传播极端言论和泄愤。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必须防止这种扩张危及基本的社会秩序。但是，对于一些并不直接危害他人的亚文化行为，现代社会的立场依然只能在冷漠的宽容和强制的干预之间徘徊。

2．网际交往的悖逆性特征

网际交往是一种与日常交往极不相同的交往形式，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一些矛盾性的特征同时存在于其中。我们将网际交往中的悖逆性特征主要概括为赠予与索取、信任与怀疑、合作与冲突、游离与沉溺等四个方面。无疑，在日常交往活动中，这四种矛盾性的共存的现象也可能发生，但并非本质性的特征。然而，在网际交往中，其固有的虚拟性、匿名性等不确定因素，使人们无法在这些矛盾的方面作出准确的判断，进而使这种悖逆性共存变成了网际交往的本质性特征。赠予与索取

网络社会学家莱恩格尔德（HowardRheingold）认为，网络社群的人际互动遵循一种"礼物经济学"（agifteconomy），人们相互提供帮助或信息而不求直接的回报45。即便是在几乎完全匿名的情况下，如邮件组（Usenet）中，许多人为素昧平生的他人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帮助。由此，可以认为礼物替代了商品成为网际交往的纽带：

"这是一种不用文字和言语的社会契约，是动机各异的人们之间的紧密与松散结合的折衷，它要求人们付出，以便他们能够得到。"46

同时，这也极其容易使人想到这是利他主义和追求集体成就感的表现。但较为谨慎的一种解释是，这是一种随意的善举──互联网的风格之一47。

正如莱恩格尔德所承认的那样，网际赠予实际上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由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网际交往中所赠予的帮助和信息大多数是成本低廉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赠予的目的首先是希望这种善举能够影响到网络社群中其他的成员。其基本心态是：你所帮助的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报，但其他的人或许会这么做。其实质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它并不是人们热衷于讨论的利他主义、利己主义或两者的结合，而是一种新的思路：我将礼物送给大家，大家会送礼物给我吗？如果能够得到回报，我就继续我的善举；如果在我所能够忍受的限度内得不到回报，我就放弃善举；由于这些善举几乎是无成本的或干脆就是一种随意的"粘贴"式转移，我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们可以将这种悖论背后的交往态度称为"回声式"立场。在这种"回声式"立场下，交往的结果是开放的，或者说是不确定与无保障的。一旦群体中单向索取行为多到一定的程度，或者热衷赠予者突然间失去兴趣之时，群体很快就会瓦解。由这种"回声式"的立场可推知，网际交往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人性试验。

信任与怀疑

网际交往的一个神话是它令我们相信陌生人，但实质上，在网际交往中，我们无时不在信任与怀疑之间徘徊。

尽管人类天生擅长说谎，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处于人证与物证的包围，人们不得不尽可能地减少那些被揭穿后蔽大于利的谎言，以维持其基本的体面。但是在网际交往中，谎言对说谎者几乎是无害的，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欺骗。这样说似乎有武断地贬低人性的嫌疑，但我们可以换一种较为谨慎的说法：在网际交往中，网络的匿名性使人们没有必要说真话；换言之，网际交往的基本游戏规则是，人们所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一旦人们选择了这一游戏规则，他们就不再能够指责对方不讲真话是不道德的。加之完全揭示真相的成本过高，人们就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在信任与怀疑之间徘徊。从理论上讲，似乎说谎者总会暴露出蛛丝马迹，拥有慧眼的人能够以其经验识别真伪。但是，由于所有的观察几乎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在作怪，判断的准确性是没有保障的。例如，在MUDs中，人们常会以刻板印象判断性别的真伪。一位游戏者说：如果一个女性表达了对智慧和性的看法，人们就会认为他实际上是个男性。48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交往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它显示了人类交往方式的游戏化倾向。但由于人的许多现实利益并不是随意性安排的游戏，所以在这种交往方式下，一边给人以较大的愚弄他人的自由度，一边又增加了自己被愚弄的风险。

互助与争斗

在网际交往中，寻求互助几乎是每一个上网者的初衷之一。人们在网上帮助他人的动机除了建构一种互助的环境，使自己能够从中受益之外，还有许多与权力意志有关的动机，如扩大个人影响、确立网际地位、发表个人高见等使个人获得心理满足与潜在利益的诉求49。这类诉求就使得网际互助具有内在的竞争性，潜藏了强烈的争斗因素。由于网际交往的匿名性，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交际礼节都失去了约束力。这使人们一方面更易于直接对他人发出挑战和攻击，另一方面对于攻击和挑战更为敏感，并往往采取过度的报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挫折感的心理阈限变得极低。由于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行为倾向是善意的，特别是在网络中作出随意的善举时，更无法容忍他人各种程度的"冒犯"，互助时常最终演变为相互的争斗和攻击。加之网络信息传播不畅所导致?难以容忍"的等待，以及冲突双方由于无法面对面而相互作出的恶意揣测，网络几乎成为人们随意宣泄怒火的场所。在一个网际交往攻击心理的研究案例中，一位滑雪新手在BBS上发了一个帖子，寻问"哪位可以给我介绍一间不错的滑雪学校？"，立即就有一位"滑雪运动员"推荐了一所学校，而紧接着，又有一位"滑雪博士"推荐了另一所学校，结果两位帮助他人的人发生了争执，争斗从对学校的贬抑开始不断升级，最后成了两人的互相攻击50。

游离与沉溺

从理论上讲，人们似乎可以与网络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随时可以从一个网页跳到另一个网页，也可以随时选择离线。人们在网络中出现、组成共同体等都是一种偶发行为，人的旨趣的改变会使人成为网络空间中的游客，网际交往因而成为游离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人们却极容易沉溺于网际交往之中。那么，游离与沉溺何以共存呢？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空间中的游离感，使人觉得网络能够赋予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力，网际交往是一种自主的暂时性交往。但另一方面，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四处游离，又向他们展现了更为广阔的交友面，网络空间四处可见的各色人群使游离者产生了一种厌倦了过客身份，而寻求某种归属的意趋。这样，一方面，旨趣大致相同者就开始人以群分，互通有无，结为某种网络社群；另一方面，旨趣互补者也可以互为供需，形成某种生态性链接。当现实生活无法提供这样的共识群体和互补关系时，人们就可能因感觉到网络给予他们融入其中的快意而沉溺于其中了。

另外，从人际交往心理学来讲，任何人之间的关系都有主从特征，即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如果双方相互依附，交往就成为强连接；如果双方互不在意，两者的关系就是游离的。而实际交往中的大多数情况是，双方在一段时间内相互依附，然后一方居于主动，另一方居于依附，最后两者关系逐渐淡化。在网际交往中，这种淡化过程可能会被拉长，结果便出现了一方含糊游离，另一方迷惑沉溺的情形。当然，也可能出现一方突然消失的情况，这难免会使另一方产生失落感甚至痛苦。

3．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和爱欲

网络空间的隐秘性使它天然地成为铺陈情感和爱欲的空间。网际交往中的情感包括一般的网友关系和更进一步的网恋关系，网络中的爱欲主要包括网络性幻想和网络。客观地讲，在网络聊天室、新闻组、MUDs、BBS等中，与情感和爱欲有关的内容是网民不断扩张的内趋动力之一。值得指出的是，本文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研究网络情感和性文化，而是讨论这些亚文化现象的社会动力机制。我的主要观点是，其主要动力来自整个社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消除社会不满力量的社会整体需要。在这样的动力机制下，网络空间的情感和爱欲将会愈演愈烈，现代社会主流文化对这些亚文化的指责其实是虚伪的：一方面消费社会将情感和爱欲作为诱饵引诱人们不断地追逐消费；另一方面，又将网络中的情感与爱欲视为另类。而这实际上又增加了网络情感与爱欲的诱惑。网络空间中的情与爱

网络空间的情与爱缘起于现代人的生活形态。现代社会为了追求效率而将人变成了所谓的自由人和原子人，人在钢铁丛林中忙碌而又孤独地生活。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愈来愈大的距离以及家庭成员各自愈来愈强烈的独立性，使现代人愈来愈渴望亲密感。具体来讲，对于没有建立婚姻与准婚姻之类的亲密关系的青年和青少年来说，情感沟通的机会常常不能满足他们对亲密感的渴求；那些建立了家庭的人们，由于工作繁忙而减少了与家人沟通的时间，闲暇的时间多半花费在担负基本责任和电视等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消费上，与家庭外的世界接触的机会甚少，故即便在婚姻与小家庭中，亲密感的需求依然无法得到满足51。

网络的出现显然为寂寞的现代人提供了寻求亲密沟通的新途径。这种沟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最初一般是在偶尔的沟通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言语表达感兴趣，双方开始互通邮件地址，进行私下的电子邮件和交谈，然后是进一步的互动，如亲昵化、电话往来、交换照片、见面等。如果不涉及面对面这一环节，网际的友情与爱恋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共同想象关系。在现实浪漫关系（较亲昵的友情和爱恋）中，外表和长像是关键性的因素52。在网际浪漫关系中，交往者则以文字表达等非外表因素共同建构对方的形象和外表。如果双方决定仅维持网际关系而不见面，那么这种想象关系将持续下去，直到其失去魅力。许多一般性的网友大约就是这种情况，聚散只在一念之间。

但是，现代人对亲密感的渴求往往希望将网上关系搬到网下。由于网际的浪漫想象常常会倾向于建构理想化的形象和外表，许多网际爱恋关系由频繁的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系准备发展为面对面关系之前，双方常常会形成强烈的焦虑感：担心对方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也担心自己不符合对方的想象53。因此，许多网际关系增添了交换照片这一中间环节。见面之后，想象与现实差异过大的网恋关系可能告吹，彼此认可者会立即进入亲密会谈状态，既有的强烈的亲密感可能极容易跨越想象，热恋和亲密行为都有可能迅即发生。

然而，由于虚、实交往方式的冲突，许多网际爱恋关系可能会很快崩溃。在可以面对面交往之后，原来的电子邮件通信的隐秘性所带来的快感可能立即消失，频繁的电子邮件与电话往来现在变成了恼人的不正常行为。网络的面纱褪去之时，网恋的游戏就难以为继了。

回顾整个网际爱恋过程，对于当事人大多只是一种情感的游戏，其实质性结果就是使情感和爱恋游戏化。换言之，网际情感和爱恋成为一种时髦的交往形式。与现代社会所建构的其他时髦一样，网际情爱不过是现代社会所设计的一场巧妙的骗局：它先制造感情匮乏，然后让人们为虚拟的感情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其效果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网络可以吸引大量的有形财富和无形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使都市孤独者沉迷或沉溺于若隐若现的情感世界，分散其对社会公正等危及社会既有权力架构的关注。这场骗局的高妙之处是它已经被虚构为一种新奇的网际亚文化，诱使更多人参与其中，其唯一的赌注是参与者的幸福感。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可以为我们带来财富但不能带来实质的公正，可以带来丰裕的消费社会却并不能对个体的幸福作出承诺。网络空间中的情欲和性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网络空间是性幻想的世界，成人信息传递几乎是维系网络产业的一大支柱。在网络空间中的情欲和性方面，主要涉及网络色情内容、网络（包括特殊性偏好）两种。

色情内容对人的诱惑力在于它能够给人带来十分具体的性幻想，由于许多色情内容违背正常的性伦理、甚至含有暴力内容，由此导致的性幻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否有害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美国猥亵与色情委员会的逻辑是："科学证据并不能证明色情内容有害，市场上的色情作品都具有非暴力和两相情愿的多样性。"54但我们可以坚持的一个立场是：至少不能证明它们是完全无害的。如果色情内容被搬到网上，很容易成为广为传播的公共物品。可以说，网络的出现使所谓的成人文化一夜之间得到了普及，同时也丧失了其低品味的趣味性。关于网络成人色情内容是否应该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立场，但有一点共识是应将儿童屏蔽于其外。为此，美国政府于1996年提出了《正当通信法案》（CommunicationDecencyAct，CDA），后被最高法院以违反美国宪法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为由驳回。然而，对互联网进行严格限制以保护青少年的立法努力并未中断。1998年，克林顿签署生效的《儿童在线保护法案》（COPA）规定任何出于商业目的故意向青少年传递色情内容的行为均被视为对青少年的侵害。在我们看来，这种保护显然是极不够的，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却对此提出了抗议。在此态势下，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色情内容必然会更加严重地影响到儿童。

网络有文字图片方式、文字图片加假具和虚拟实在三种。它们实质上是介于实际与自慰之间的一种性行为（包括特殊性偏好行为）。实质上，网络是一种人工性行为，即以人与机器的性行为替代人与人的性行为，它是现代消费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现代消费社会围绕着身体的安逸制造层出不穷的消费，性几乎成为大多数商品与服务的潜台词，这使现代社会充满难以克服的性诱惑，人们或多或少地成为商业化的性模式的模仿者。网络是现代消费社会所推出的又一项登峰造极的圈套：一方面它可以带来巨额的商业利润，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作为消费社会动力和安全阀的性欲宣泄行为的社会成本大大降低，因此，网络在西方社会被称为安全性行为（显然与人们对艾滋病的惧怕有关）。在国内，网络也已发展为聊天室中的节目，这是走向现代消费社会的标志之一。值得关注的是，青少年可能是网络的积极尝试者。他们可能先在网络中探索人类的亲昵行为，然后再付诸实践。人们的主要担心是青少年会过度沉溺于其中，或者遭遇到蓄意的诱骗。网上与网下的冲突作为一种新的情感关系方式，网络情爱可能导致网上与网下的情感冲突。无论人们对情感与性的态度多么宽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爱恋伙伴能够在承诺期内相互信赖、保持忠诚与专一。但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游戏规则。电子邮件的隐秘性几乎成为现代偷情者的超级红娘，真实的情人即便坐在对面，对于情感不满足者仍然可以?电子情人"发出情书，甚至偷偷地进行虚拟。由此导致了许多新问题：虚拟情爱是否构成对真实情爱的背叛？虚拟情爱关系有无责任与义务、忠贞与背叛等观念？如果情感的独占性完全不再存在，情感与游戏有什么差别？忠贞是在于身体还是在于心灵？显然，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答案的，但至少需要双方的约定或默示。

网上与网下的冲突的焦点是虚拟与真实的冲突，或者说是真实与虚拟生活中的规范与标准在转换中造成的失序。特克介绍过一?网络恶棍"的案例55：

WELL中有一个"女性专用"的集会场所，几个女人在其间比较她们为网络空间爱情生活所做的笔记。结果发现勾引她们、再将她们抛弃的（有些是虚拟的始乱终弃，有些则真正地赔上了肉体）原来是同一个男人X先生，其中一个女人称他为"网络恶棍"。随后，她们与更多的女人讨论这事，结果发现"网络恶棍"活动的范围比她们原以为的广泛得多，而且有惊人的类似性。其中的一个女人在WELL上建立了一个名为"你认识这个骗子吗？"的讨论区，不到十天，跟贴达千余份。有些人支持这些上当者，有些人则认为整个讨论无异?一次高科技的私刑"。其中，认为X先生有过错的人的观点是，X先生混淆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问题不仅是他以虚拟世界中建立的关系在真实世界中干坏事，而在于他将虚拟世界的关系视同真实世界的关系来对待。X先生本人则认为自己没错，认为网络空间的规则允许他涉入多重和自发的两相情愿的关系。

在此案例中，涉及三种关系类型：真实生活关系、（真）人与虚拟他者的关系以及虚拟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真实生活关系的伦理原则是既有的，后两种关系的规则与虚拟程度即我们前面所讲的身份透明度有关：虚拟程度低、透明度高的应接近真实生活关系规则，虚拟程度高、透明度低的则应遵循纯粹的游戏规则。?网络恶棍"案例中，WELL是一个虚拟程度低、身份透明度高的网络空间，绝大多数人创造的电子人物与其生理实体是同一经验的人物，因此X先生的行为是在制造混乱，被大多数人认定为欺骗。

4．以网络为中介的群体行动

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交往也会以群体行动的方式显现出来。在此我们主要讨论公共参与、共同抵制等二个方面。这些以网络为中介的群体行动，都会在网络之外产生现实性的后果，即使群体的意愿和力量得到显现。

公共参与

所谓网络中的公共参与又被称为电子民主（teledemocracy）。90年代初期，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风靡一时，它向人们所展示的美好前景之一就是电子民主或数字民主（digitaldemocracy）。其宣传力图使人们相信信息高速公路为人们提供的广泛的服务将赋予公民更大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参与公共决策的全过程。这使人们想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一些人认为网络真的能够带来一种无视等级、允许质疑公众关注领域和具有包容性（inclusivity）的公共空间。但当时很快就有人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如果一些市民无法接入网络、获得其信息服务，反而会在我们的社群中导致"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haves）和"信息贫乏（者）"（informationnots）的分野，进而加剧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更深层的批评则指出，由网络的主要投资者和使用者的社会阶层就可以判断出网络依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产物（developmentfromabove），而非自下而上的产物（developmentfrombelow）56。

有一些电子民主的设想相当激进，也很不现实。1992年，美国人鲁特·佩罗（RoutPerot）提出了"电子市政厅"（electronictownhall）的设想，认为网络基础设施可以实现直接民主。软件专家兼空想政治家蒂姆·斯特里克（TimStryker）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超级民?计划：美国政府的司法和立法两个分支应该由一系列永不停息的公民投票制度来代替，在此制度下，对每一款法律提案和每一个案件的判决，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57。一些地方政府在网络化方面进行了尝试58。其主要内容包括：

（1）建构社区信息中心，协助民众进入网络；

（2）推行电子民主计划，建立民众与市议员之间的电子邮件和BBS等通信渠道；

（3）实施电子公开计划，使民间个人与团体的建议以及官方或非政府组织的最新信息得到及时公布。

这些计划的实施对公众参与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下面，我们通过"低收入者住房开发网站"（/jervay）案例来分析网络对加强公共参与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美国北卡罗来那的维明顿（Wilmington,NorthCarolina）拟推行一项低收入房屋开发计划。这项计划的服务对象是非洲血统的美国女性（单亲家庭）。这些居民觉得她们不应完全依赖地方房产开发当局所提供的信息和技术方案，而希望积极地参与到计划之中。但是，由于当地没有能够为她们提供相关信息帮助的组织，她们无法拿出自己的设计和选址方案。这促使当地居民想到利用社区大学的联网计算机为此建立一个网站。她们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城市规划和建设专题讨论组。她们向三个网上的相关讨论组发出了帮助请求，在两周内得到了23个个人与组织的响应，其中包括10名建筑师、2名熟知低收入住房开发律师。然后，她们在3个房屋建筑公司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专项设计网站。在这个网站上，她们将房屋开发当局的设计和选址用三维图显示了出来，供居民们在网上发表意见。在讨论中，许多与当地历史文化有关的因素以及单亲家庭的发展有关的具体问题都被考虑在内。3个建筑公司依据她们的讨论绘制了草图，再逐步与居民通过网上磋商不断修正，最后，居民们拿出了自己的方案。59

在这个案例中，核心的问题是一个群体通过网络获得了与其他组织打交道的知识，进而使公共参与成为可能。这个案例表明，网络确实改变着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但是社会知识－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非洲血统的美国女性所获得的帮助并不是有保障的，她们所获得的帮助也未见得是中立的，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单亲家庭中的黑人妇女的计算机拥有量、上网比例、上网能力以及历史文化与建筑知识，人们就不会夸大这个案例的象征意义。我们的观点是，由于网络技术是既有知识－权力结构的产物，仅从网络技术本身是推不出电子民主社会的结论的；在公共参与这一群体行动中，比"民主"的网络和民主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参与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

共同抵制

虽然网络空间中的公共参与是一种容易被夸大的神话，但利用网络空间进行共同抵制却十分有效，这是由信息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特点造成的。

信息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特点有二。其一，信息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快速、高效、低成本地传播。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不仅在于网络具有快速处理大容量信息能力，而且更主要的原因是网络中的信息经过了区位化的分类处理，能够迅速地直达那些对某方面感兴趣的网民。其二，信息在网络空间中的快速传播往往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由于网络是全天候的媒介，网民对信息随时更新的要求十分强烈，往往是先无条件地接受信息，再考量其精确性，故信息者为追求信息的速度而使信息失真时有发生。

众所周知，在群体中，由于从众心理、团体认同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人们更容易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事物形成较为偏执的立场。信息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两个特点表明，网络群体在行动时所依据的信息传播快、区位化且容易易失真，这可能进一步使得网络群体的偏执性得到极度的放大，而形成强烈的关于共同信念的集体想象。这种对群体观念的认同一旦形成，就可能左右群体中的网民的意志，令其以想象的共同信念替代对信息的负责任的独立思考。同时，鉴于网络空间中的意见表达的操作成本很低且不会对个人产生直接危害，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更容易以游戏的态度随意地表达意见。这样一来，特别是当所谓的共同信念与其他事物相对抗时，在网络空间中发起的共同抵制往往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声势和规模。抵制Marketplace行动是网络空间中共同抵制的一个典型案例60：

1990年4月，美国著名的软件公司莲花公司和拥有消费者信用数据的伊奎法克斯公司联合公布了一种名为Marketplace:Household的产品。这是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商业信用数据库，它包括8000万个家庭成员的姓名、地址、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购物习惯和收入水平等信息，还用50种图案形象地对每个人的个性特征作了标识。商家可以根据需要购买这些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活动。然而，这个产品未待正式推出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消费者个人、团体甚至计算机专业工作者社会责任委员会都站到了反对者的行列。他们反对这个产品的理由十分简单：它违反了消费者的隐私权。

由于美国人喜欢将隐私权意识形态化，在互联网上立即形成了一场强大的抵制运动。在网络论坛上，有人煽情地指出："我感到吃惊，居然有人想象用这种塑料的东西，来控制整个世界……"虽然没有任何核心领导，但是经过粘贴、复制、增删之类的简单步骤之后，反对的声音在不同的论坛之间得到了频繁的传递。尽管并非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莲花公司的产品会威胁隐私权，但或许是群体的旨趣左右了他们，也或许只是为了起哄，抵制很快就成了气候。更有人将莲花公司的电话、地址和执行总裁的电子邮件地址公布于众，其后果可想而知。莲花公司在网上举办了新闻会，对反对者给予了回击。但是，由于无从了解反对信息的来源，他们无法平息风波。在整个抵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参与者如何判断信息的可信度？一个反对者说他的信息"来自网上有声誉的人"。由此可见，网络空间中迅速崛起的抵制行动是轻信和对信息的随意加工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反对者不过是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在反对什么。最后，在1991年1月23日，莲花公司宣布取消这个产品，并称其原因是"公众的关注、对产品的误解以及引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费用超过了最初的设想……"

这个案例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1）由于缺乏把关人，信息在网络中传播，与谣言的传播十分相似，试想，如果有人借网络传播谣言，在某些偶然情况下，可能会酿成巨大的混乱；

（2）如果有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网络开展抵制活动，其强度可能更大，甚至连国家机器都难以对其加以控制；

（3）网络空间的去中心性使得破坏性和对抗性的群体行动较建设性的群体行动更容易进行，如果任其发展，网络解构性和破坏性将远远大于建设性和整合性。

三、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认同

网络空间带来了一种有别于物理空间的交互性，网际交往因此成为一种特异性的交往方式，而在此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认同。所谓身份认同（identity），简单地讲就是每个人对其自身的身份和角色的理解与把握，身份认同是个体进行活动的基础，在网络空间中也是如此。在网际交往中，准确地认定他人的身份和稳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依然是相互理解和评价的基础。

由于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和匿名性，身份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物理空间中，身体的相对稳定性使每个人的身份是单一确定的，但在网络空间中，所有的感知都要通过信息方式传达，信息可真可假，身份成为信息虚拟的产物，而不再是单一确定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每个人都可以制造出多重身份，但这种身份虚拟又不会是无限度的，一方面，身份的制造者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构造力、知识和阅历，使其虚拟身份为他人认可；另一方面，虚拟身份者能够适应拥有多重身份的生活，对自我形成某种具有相对一致性的认同。

1．网络社群中的身份虚拟

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空间成为许多网民的交往空间，一些较为固定的网际交往形式在网络空间中导致了网络社群（community）的出现。在日常人际交往中，人们只有在确认对方身份的前提下，才能够理解和评价交往的意义。在网络社群中，尽管交往活动对身份的要求远不及日常交往严格，但参与者的身份认同仍然是网际交往的基础。

在网络社群中，参与者的身份是虚拟的。所谓网际身份的虚拟首先表现为身份的电子文本化，即利用以文字和图符为主的一系列信息来描述主体的身份，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电子书写。这实际上可称为一种虚拟实在，即以作为主体拟象的电子文本对主体进行的仿真，或者说主体通过其书写的电子文本确立其网际身份。对此，马克·波斯特的评价?在主客体的边界上书写"。他指出：

"人类面对机器，其关系像照镜子一样，令人焦虑：电脑作为机器以它的非物质性模仿着人类。电脑的这种镜像效果（mirroreffect）使得书写主体双重化；人类在机器可怕的非物质性中认出了自己。"61

网际身份的电子文本化进一步导致了网际身份虚拟的另外两个特征：其一，身份的流动性（identityfluidity），即在线（online）身份是建构性的而且不一定与离线（offline）身份（真实身份）相近；其二，等级重建（renovatedhierarchies），即在线社会等级关系的出现重建了一种与离线社会等级关系不同的等级。这三个方面是我们讨论身份虚拟过程的主要思考向度。身份的电子文本化

从每个网民最初上网的那一刻起，网民的身份就开始电子文本化，其过程一般是匿名的，结果导致了身份的虚拟。

首先是注册。网民不论是申请邮箱、论坛会员或成为其它用户，都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而后他们才能在网络上占据一席之地。在这些最初的电子数据中，仍然可以找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痕迹。以邮箱地址为例，许多政府机构、研究机关和教育等组织的邮件服务器的帐号往往表明拥有者的现实身份与这些组织有一定的联系；而后发展起来的网络服务商提供的邮件地址则可能体现出拥有者对某些服务商的偏好。然后是自我描述。在许多虚拟社群中，进入者除了要选择网名，还必须作自我介绍性的描述。例如，在全球电子链接WELL中，每个成员都要写一个自传，以便别的成员了解他们，这类描述实质上反映了参与者的书面杜撰能力62。当电子文本所显示出的主体身份反映出某种鲜明的个性时，这种身份就会被社群成员所接受。换言之，虚拟社群是为个体展现其以电子文本虚拟身份的能力而建立的。

以电子文本虚拟身份会导致两个问题：身份的透明度问题和身份的稳定性问题。所谓身份的透明度，是指在线身份与离线身份的关联性而言，直接关联的即为完全透明，没有任何关联性的即为完全不透明，更多的情况下是部分透明。身份的稳定性一方面指某一虚拟身份的内涵随时间变化的相对不变性，另一方面涉及相对稳定的虚拟身份的维持时间。

身份的透明度是在虚拟身份间的虚拟交往中被双向揭示的。一方面，主体可以以其生活经验虚拟出某种身份，也可以尝试性地在虚拟他者的身份的过程中积累作为他者的经验；另一方面，主体的所提供和表白的各种电子文本本身又要接受其它成员的解读，在交往中，仔细解读这些电子文本，往往能够觉察出电子文本的书写者有意隐藏的一些内涵。这样一来，主体所蓄?书写"的身份与他人所解读的身份之间就会出现十分微妙的关系。

由此使身份的透明度又涉及一对伦理范畴：信任与欺骗。信任的获取在网络中有时是很困难的。例如，如果你想假冒黑客或对高技术上瘾的"geek"将是十分困难的。但反过来，在网络社群能够容忍和感到安全的范围内，获取他人信任或信任他人往往并不复杂。无疑，当主体以电子书写的方式描述其身份时，他所进行的活动实际上是虚拟某一个能够为社群所接受的身份。那么什么是能够为社群所接受的身份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能依靠生活阅历，而生活阅历所告诉人们的往往是某些刻板印象。例如，在网络上有大量的性别交换游戏做得十分成功。其原因十分简单：在很大程度上，性别本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即所谓社会性别（gender）。又假使有一位女士在聊天室中以性开放的口吻说话，网友们会怀疑她的女性身份──这不是他们所认同的女性。

值得指出的是，身份的透明度是一个与技术情境密切相关的问题，不同的网络社群对于身份的透明度有不同的要求。虽然网民对信任和欺骗并不如真实世界中那么认真，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依然难以容忍某些欺骗。在著名的"电子情人案例"中，身份的电子书写制造了一个令当事人对网络社群的可信度大感迷惑的骗局63：

1982年，一个网名为朱利叶（Julie）的残障女士出现在电脑服务网（CompuServe）的聊天系统中，这个系统具有实时信息交换和功能。朱利叶自称是一个女精神分析师，在一次车祸中受伤变哑并惨遭毁容，因而自惭形秽，不愿与人面对面交往。正当她处于绝望的边缘、甚至萌生自杀念头时，一个朋友教会他上网，她自如地在网上冲浪，忘却了身体的痛苦。不久，她就成了网上的红人。她主持了一个关于妇女自杀问题的讨论组，帮助那些有自杀倾向的妇女摆脱绝望和对药物的依赖。她在网络社群中获得了成功，她交了很多朋友，并试着网上做爱，成了一?电子大众情人"。在离线的生活中她也获得了新生，她嫁了一个十分出色的丈夫、四处旅行、还重操旧业。然而，在此过程中，她一直拒绝与网友见面。逐渐地，人们开始觉察到她的改变难以置信。这时，灾乱从天而降，朱利叶突然罹患致命的疾病。尽管虚拟社群的成员对此表示极大关注，朱利叶的丈夫根据她的意愿依然拒绝了网友的探视。旋即，朱利叶又奇迹般地痊愈了。但是当有人去医院打听此事时，却查无此人。很快，真相大白，朱利叶消失了，以电子文本书写这个角色的不过是一位男心理学家Sanford。而他之所以布出此局也实属偶然：他在网上聊天上，一个女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女精神分析师，对他亲密有加……

"电子情人案例"会使人获得许多道德方面的思考：朱利叶一度鼓励了许多无助的妇女，甚至成为网络精神的象征，但却在人们开始依赖"她"的时候，将人们的美好想象击碎，这个社群中的人的信任感因此丧失殆尽。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在完全以电子文本虚拟身份的情况下，人们仍然需要某种相对真实性的东西。

虚拟身份的流动性

虚拟身份的流动性不是无条件的，有其内在的实现机制。

关于虚拟身份的流动性，最为流行的一个寓言是："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使许多人相信在线的身份可以任意选择且与离线身份无关。对于他们来说，身份就是不断地以电子书写的方式重新定义，然后以此电子文本所虚拟的身份参与网络社群的活动。据此，一些人在想象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邮件组（Usenet）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角色John.Gilmore曾指出：

"在因特网上，完全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晓你的种族和性别。这种肤色盲和性别盲对很多人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大受欢迎。对于残障者也是如此。"64

然而，在网络空间中实际上并不能消除种族、性别和是否残障等身份要素，消失的只是它们的物理形式，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它们仍然存在而且不可能完全摆脱离线身份特征的影响，只不过建构方式与离线有所不同。最简单的一些例子是，在聊天室里，打字速度这一离线身份特征远较嗓音重要；在网恋中，做文字游戏的能力固然能替代阴柔和阳刚诸身体气质，但如果进一步发展为面对面的交往，这些潜藏的身份特征就重新成为关键因素。由此，我们看到，在线身份的建构实际上是对主体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的重组，有些资源在离线身份中不甚重要或被隐匿，在虚拟身份的建构中却变得十分重要，另一些离线身份的要素在虚拟身份中则被隐藏，但它们在两种身份交汇时仍可能发生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在线身份与离线身份之间必然具有一定的弹性。在"电子情人案?中，Sanford之所以拒绝与网友见面，是因为他知道他与他的化身（avatar）朱利叶之间的差距难以被网友接受；而网友们在受到欺骗后也无可奈何，因为网络的游戏规则就是允许这种差距的存在。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受愚弄的感觉呢？问题出在事情始料未及地超越了分寸，以至Sanford想让朱利叶"死掉"都十分困难。

因此，虚拟身份的流动性的根源是网络为身份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资源，这些资源与真实身份的原有资源的重新排列组合，既为虚拟身份的流动性开拓了可能性空间，同时也界定了流动性的制约条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相互照面，会获得某人年轻或苍老之类的印象；在网络空间中，网友们则会从.edu或.gov大致揣摩对方的身份，还可能进入某人的主页通过网页内容或设计感悟其风格。这是一种对文本的解读，解读的结果是将虚拟身份的电子文本转换成某种离线状态下的印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对号入座"。作家和导演总是在劝说读者和观众不要"对号入座"，但这种劝说本身即是一种吊诡：不管真实的生活渗透了多少虚假的想象成分和教条式的刻板印象，它始终是基础性的东西，作品的创作和虚拟身份的建构源于此，又通过解读还原于斯。

有人可能会由虚拟身份的透明度和真实身份要素对虚拟身份的流动性的制约得出一个结论：虚拟身份最终可以划归为真实身份的衍生物。而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妨讨论一下网络中的性别转换（genderswitching）现象。

在所有的虚拟身份的要素中，性别是最令人关注的。几乎所有上网聊天的人，都会忍不住寻问对方的性别，而对方的回答又是文字的，无从验证。常见的一个现象是，许多假扮女生的男生，会得到众多男生的殷勤关照，若一旦坦诚自己的真实性别，马上就门可罗雀，甚至遭到指责。在所谓真实性这个问题上，人们所采取的实际上是双重标准。在《生活在屏幕上：网络时代的身份认同》（直译名）一书中，雪利·特克（SherryTurkle）讲述了一个叫大卫的人在多人角色游戏MUDs扮演女生的苦恼：

"其他玩家开始不断把金钱送上来帮助你，但在我扮演男性人物时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施以援手。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可以有权一直缠着你，当你离开他们自行探索时，他们会觉得受到伤害。然后当他们找到你，而你无法挣脱时，他们会觉得你很奇怪，并且说出那句名言’你有什么毛病？这不过是个游戏而已。’"65

这真是真真假假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呢？冲突的根源来自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将网络交往作为对物理时空的突破，把网友视为其真实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另一种态度是仅将网络空间当成一种幻想（fantasy）空间，将网络中的行为当作游戏和演戏。在两种立场下，对在线身份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行为态度是"作为其所是"（intendto"be"），故推及他人的身份也应该是其所声称的身份；后者的行为态度是"成为其所扮演"（intendto"perform"），推及他人的身份亦为其所幻想成为的身份66。

因此，对于在线身份来说，与其用真和假加以区分，不如以"作为其所是"和"成为其所扮演"进行区分。换言之，不论人们实际上在"真实"和"幻想"之间如何纠结不清，参与者首先要选择游戏规则：在线身份是"真正的真实"还是"真正的幻想"。当所有的参与者视虚拟身份为一种表演和戏剧的时候，不论是虚拟身份的流动性还是性别转换都是可以接受的。此时，由于身份虚拟成为一种真实的谎言，其流动性将只受到建构者的虚构能力及解读者的解读认同所制约，身份的虚拟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的建构。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书面语言并不总能完整地表达内涵，加之电子书写固有的复制性，在线虚拟身份往往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它们要么是夸张和变形的描述，要么是通俗文化甚至黄色等庸俗文化所粗制滥造出的刻板印象，即便偶有原创性东西，也很快遭到扮"酷"者的复制。因此，所谓虚拟身份的流动性，如性别转换之类，不过是一种超身份和超性别的仿真，极可能导致身份的同质化（homogeneity）而不是个性化。

身份虚拟与等级重建

在关于网络空间的想象中，网络社群常常被设想为某种内在的双向去中心化（decentred）和反等级的（anti-hierarchism）的社群。其主要逻辑是TCP/IP协议等网络技术具有去中心和反等级的特点，必然会导致网络通信也具有去中心和反等级的特点。令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网络技术使虚拟身份具有流动性，人们可以利用网络多对多地通信，使新闻审查无法进行。这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技术决定论的逻辑：TCP/IP协议成了人们获得自由的工具。不论其结论是否正确，其逻辑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在任何社群中，身份与等级密切相关，在线虚拟身份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离线等级被打破，而且还意味着等级的重建。身份的建构发生在交往之中，其实质是主体自我表现的过程，也是主体获得对社群成员的影响力的过程。即便是从网络空间的角度进行价值评估，由于个体之间在资源占有和表现能力上的差异，虚拟身份之间必然会重建某种等级联系。因此，网络空间并不是天然平等的"无知之幕"，而是一个新的名利场。

在网络社群中，等级依然在不断地建构，只不过等级建构所依赖的资源和建构方式与离线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线等级是在身份虚拟的同时被建构的：借助电子文本的签名（signature）、风格（style）、特殊的代码以及其他可以提供的资源，人们依靠电子书写的内容而不是演讲能力、性别等获得其在线地位。由此，一些人在网上获得了普遍的尊重，人们首先读他们的邮件，相信他们所发的帖子中的忠告或积极跟贴，欣赏他们提供免费资源之类的侠义行为。总之，在线身份与在线地位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有一批人会生逢其时而风行网际，也有人成为不发表意见或无人理睬的"潜伏者"（lurkers）。

实际上，身份的虚拟化对网络中的等级关系的影响是两面的。如同身份的虚拟一样，在线地位的建构是对在线和离线资源的重新整合，因此，虚拟身份并重建等级秩序的结果究竟是强化等级还是反等级不能一概而论，而与具体的情境相关。

一方面，身份的虚拟化对离线状态中的等级秩序具有一定的动摇作用。首先，在线身份的虚拟使人们在有关公共事务和工作方案的讨论中更加开诚布公；其次，身份虚拟使知识权威的地位弱化，专家的意见可能受到其他专家的质疑，人们因而可以获得较中肯的建议；其三，身份的虚拟使人们更易于打破等级观念，以电子邮件等便捷的形式帮助他人。

另一方面，虚拟身份的在线地位与真实身份的离线地位可能发生相互转换，使等级秩序得到强化。许多网上名人获得一定声誉以后，会公布他的离线身份，将在线地位转换为离线地位；同时，离线地位高的名人在线时往往并不虚拟身份，而希望直接将离线地位移植为在线地位。

2．多重自我及其认同

当人们谈到自我的时候，其唯一性往往不言而喻。但实际上，在现代生活中，个人经常会通过与多重经验相对照的多种行动逻辑，调动不同的形象，在日常生活的多种活动场景之中恰如其分地行动。由于这些形象所具有的性格、欲望、兴趣、认同以及所利用的认知和情感的资源不同，打破了个人在时间中的连续性和空间中的统一性，形成了所谓的复数的自我。换言之，网络空间中虚拟身份的流动性导致了自我的多重化，这使得多重自我的认同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角色扮演与平行生活

在每个人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中，角色扮演游戏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心理分析学家艾利克森（ErickErickson）认为，游戏是一种"玩具情结"，它使我们得以在非实际的情况下"揭示"并交付出我们自己67。在网络空间中，匿名和虚拟身份的流动性使人能够比较自由地变换角色，既可以与真实生活中表现出的自我极为接近，也可以凭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特别是在俗称"泥巴"的多人角色扮演游戏MUDs中，游戏者"想当什么人就可以当什么人"。多人角色扮演游戏中的游戏者的心态各异，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心态是希望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发现自我中未曾被探索的部分。全球网络链接WELL中的成员认为，在WELL上，他们可以释放自我的不同面向，重新认识内在的不同的自我。一位MUDs的参与者表达了这种心态：

"我不是一个什么，而是许多什么。在进入’泥巴’以后，我的许多部分都能够较在真实世界中得到更全面的表达。因此尽管我在’泥巴’上扮演不止一个自我，当我在扮演这些角色时，我觉得更像’我自己’。"68

这位参与者认为她的生活世界过于狭窄，无法让她显现自己拥有的人格的某些层面，只有当她戴上虚拟的面具时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自我，因此，她将创造屏幕人格作为一种自我表现的机会。

第二种心态是利用角色扮演游戏使自我在维持本色的前提下，获得某种心理补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些人喜欢通过在"泥巴"中扮演英雄而获得网友的仰慕与尊重；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理想和愿望难以实现，通过角色扮演游戏获得了补偿。例如：

一个叫马休的青年，母亲十分善良，但父亲因全心工作不顾家庭，而且酗酒并对母亲不忠，只是由于父亲在当地的地位，一家人表面上还是维持和睦。马休在高中时追求一个女生，受母亲的榜样影响，他自认为是女友的保护人和老师，女友拒绝他的帮助他就会大发雷霆，这使对方难以接受，感情告吹。苦闷中的他发现了"泥巴"。由于他对真实世界中的父亲感到不耻，在"泥巴"中扮演了一位慈父；同时，虽然真实生活中的女友拒绝了他的强制性帮助，但他在网上却成功地扮演了助人为乐的侠士。在游戏中邂逅的一些女子希望他能够在游戏中和游戏外的世界与她们交往，他每周要花十五至二十小时进行这种令他极为满意的游戏。69

在这个案例中，自我不仅得到了心理补偿，而且还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第三种心态是借助角色扮演游戏重新创造自我。这种心态的格言是："你扮演什么，你就是什么。"这令人联想到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效应。一些在真实生活中不善于交际的人，在网络上却如鱼得水；在真实生活中找不到女朋友的人，在"泥巴"中能与"心爱的女人"举行温馨的婚礼。这一切都是他们在游戏全改变了自我性格后的结果。这种创造自我的活动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可能会起到心理治疗的作用，使参与者树立起改变自我，开创美好生活的勇气；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参与者沉溺于游戏中不能自拔，而同时对真实生活中的问题采取更为消极的态度。

在上述三种心态下，会产生一种平行生活观：生命似乎是由许多视窗组成的，真实的生活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视窗而已。许多人一直在?泥巴"，即便是在与工作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也会巧妙地安排他的化身入睡，让游戏随后能够继续。像这样长期在在线与离线之间跳来跳去，个体就会形成对多个平行的自我的认同，这种平行的视窗转换，使得扮演成为扮演者生活的一部分。这使得一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这些平行的自我如何共存于一个主体之中呢？对此，如果我们所取的视角不同，可能获得整合与分裂两种不同的结论，下面我们将分别予以讨论。

整合：自我多元化及其统一

如果我们从主体的开放性自我建构的角度来分析自我的多元化，将可能看到自我统一的可能。其基本结论是，多元的自我可以并行，多元自我向真实生活中的自我?滑移"以及同一自我风格的形成将使自我重新实现统一。

美国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G.H.米德（G.H.Mead，1863～1932）在对自我的社会建构的过程的研究中，给多元化留下了一个位置：

"我们保持人际关系根据不同的人而变化；我们对这个人是一个东西，对另一个人又是另一个东西。同样，在自我中有一些部分是仅仅相对他自己而存在的。（……）对应于不同的社会反应自我存在着很大的多样性。（……）多重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正常的。"70

在米德看来，多元的自我通过某种机制，最终能够在"一个完整的自我"中相互协调。

在网络中，自我的多元化是一个事实，角色扮演游戏的参与者并非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一个事实，他们共同表明身份多元与自我的统一可以并行不悖。此时，如果仍认为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真的自我存在，这一现象是无法得到解释的。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认为71，自我多元化及其统一既不需要给定的实体作为其前提，又不是必然对立的论题，而是在日常互动的过程中构造的相互补充的产物，因此，自我不是在事件的背后半遮半掩的一个实体，而是通过这些事件，以自我经营为目的的变化着的程式。由此，我们可以将网络中的自我多元化视为自我的在网络这种新的实践领域中的拓展，即自我多元化所显示的一个事实是自我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实体，多元的自我以互补的方式整合为一个开放的自我统一体。

当我们不得不面对网络空间中自我多元化的倾向时，诉诸自我整体不变的独断论或对宗教教义有关自我不变性的信仰都不是解决之道，人们必须寻求一种使不确定的自我健全发展的方法。分裂的自我显然是一种过度的自由，它会使人们丧失最基本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多元的自我必须寻求某种整合，建立某种相对统一的自我意识，就像海神普罗透斯（Proteus），可以随意变形，但其根本保持不变，并且具有道德感。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多元自我的整合有无可能？对此，特克指出，在虚拟的多元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存在着一种滑移机制（slippage）：

"在创造形成的人物与真正的自我之间，有形式上的不同。但我们很快就会碰上滑移──这是一些角色扮演与自我会合之处，是多重人格与玩家所认为的真正自我结合的妥协之道。"72

在前述三种多人角色扮演游戏者的心态中，虚拟的自我都与真实生活中自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其中起作用的就是滑移机制。滑移机制表明，真实的生活依然是最为基础性的。全球电子链接WELL的一些成员表示，他们喜欢扮演与真实生活中的自我截然不同的人物；但另一些成员则表示扮演与真实生活中的自我差距太大的角色必须耗费大量?精神能量"，故他们宁愿将较真实的自我显露出来；第三种立场颇具反思性，认为网络空间使人有机会展现自我的更多层面，这些层面并非完全陌生，并有可能在真实生活中发生。

由第三种立场，我们可以将网络作为自我认同的实验室。许多人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他们会记住（甚至用书面）他们在BBS、聊天室和MUDs上的电子踪迹，其初衷是为了角色扮演的连续性，但很快会发现一些他们难以克服的毛病。它们之中既有在真实生活中屡犯的错误，也有在新的网络生活中展现出的难以容忍的缺陷。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它们就是所谓?风格"或精神气质，它们是每个人所独有的人格内涵，正是它们的存在使自我虽然多元化却仍具有某种内在的同一性。在"风格"或精神气质中，蕴涵有各种价值诉求，形成"风格"与精神气质的过程就是建构自我的价值取向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较单一的真实生活复杂，仍然可以由主体的努力建构出多元而健全的自我。

分裂：界面上的自我幻像

如果从他人对主体的影响即交互主体性的视角来分析自我认同，将发现：自我不完全是主体独立想象的自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文化群体的集体幻像；自我的多元化虽然能够导致多种可能的生活，但其所带来的不一定是统一的自我，而可能形成分裂的自我。

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无深度（depthless），其二为情绪真实感的式微或情感消逝（awaningofaffect）。从生活形态来讲，接入网络空间实际上是与流动性的网页界面相遇。由于这一界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直接脱域73（disembeding）的机制，人们一扫不信任的态度，专注于屏幕上的界面，依据界面来理解世界、展现自我、与世界照面。

当自我不再怀疑网络空间的界面的无深度性和真实性的时候，界面作为视窗的隐喻就得到了认可，世界成为一种没有深度的想象物。当他人由界面上的电子文本呈现在自我面前的时候，他人的形象还要进一步由自我的想象加工来完成。反过来，关于自我的想象也可以通过在界面上的电子书写获得他人的认同。在界面中想象自我的程序是，主体首先假想自己是他人，然后再以他人的视角想象自我。即自我在以电子文本书写自我时，实际上是在将自我作为他者来描述的。故关于自我的电子文本所表达的毋宁说是主体对自我的想象，不如说是主体假想他者对此文本的诠释。因此，网络界面不仅是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成为主体之间寻求相互理解、形成交互主体性的界面。

当界面成为交互主体性的界面时，在界面中想象自我的过程类似于精神分析大师拉康（JacquesLacan）所说的"镜像阶段"74。镜像阶段理论认为，由于人类的特殊性，人类的欲望与动物欲望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本能地想要得到他人的承认，希望成为他人所欲求的对象，同时欲求他人所欲求的东西，故主体最初是借助于他人构筑其自我形象的。

具体而言，这一过程过程是利用镜子来完成的：主体不是独自，而是与他人（如母亲）共同立于镜前，由于主体所关注的是他人的承认，成为他人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像他人一样生活，所以主体只是留意于"他者作为自己的形象"，并想象"自己作为他者的形象"，而自我形象本身却被忽略了。最后，自我变?自己的他者"或"他者的自己"，由此所认同的自我形象不过是想象与虚构。显然，这种想象中的自我形象并不是对主体的映象，或者说并不需要固定统一的主体作为原型或基础，而是基于主体间性的虚构，其实质没有一定的结构（未结构，nonstructure）。

由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我们受到的启发是，在界面上想象自我的过程实质上是从他人的角度获得自己的身份。界面上想象的自我是没有深度的自我，它不是笛卡尔强调认知的自我，也不是梅隆－庞蒂强调知觉的自我，而是由主体际无反思地任意虚构的自我。这种自我想象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群体性的想象，或者说是个体对群体的屈从。

鉴于网络界面上自我想象的形式是电子书写，故它又是一个共同创造符号和相互交换符号的文化过程。而符号的使用，则进一步使得在界面上的自我想象发展为一种象征性的活动，它们不仅仅是对真实生活的仿真，而且会导致对新的集体生活形式的共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共享是亚文化群体层面上的共享，其基础是对某种亚文化群体的想象性认同。

因此，网络中虚拟自我的形成是人们在彼此"复制对方的大脑"，在自我之中充斥?来自不同个体的声音"。这个时候所产生的是群体无意识的幻像：

"当我们吸收他人各式各样的步骤与想法时，他们即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同样的，我们也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充斥各种声音的多元文化社会，使人们浸淫在不一致与风牛马不相及的自我语言中。"75

网络空间范文篇3

但是教育方面的进步是什么呢？在2500年后，我们仍旧是把学生安排在一间教室里，让一个权威性的人物按规定的时间给他们讲课。我们和苏格拉底及其所使用的教育范例相差无几，没有什么进步。高等院校现在的教育像是判处监禁：我们上耗时每小时3学分的课程，教师像是典狱长，而教室像是牢房。教育变成惩罚。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把打开牢房，释放犯人——学生——让他们进行终身学习的技术钥匙。应该承认，改革、改善和把保证质量的教育与培训推广到全球人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进行教育改革，克服传统教育模式的种种限制是比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长城和埃及的字塔加在一起还要更加艰巨的任务。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可供在世界各地进行教育的新的强有力的技术。它表明这个任务不仅能完成，而且要完成。如果大学不迅速改革，它们将很快衰退到失去用途。本文将提出在21世纪改革和复兴高等教育的10步计划。这个蓝图能让我们对当前世界上受到很少教育的20亿人口进行教育。它通过释放每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以及开发集体协作的才能和互相促进的判断思维，使我们可以作到对更多的人进行更加有效的教育。令人感到惊异的是，所有这一切可以在比现在花费更少的情况下完成。

改革1：放松对教育的控制和引进竞争机制

新的学习模式特别是在远程教育方面的突破、网络空间的相互促进、终生学习和自适应或实验性教育很少是来自一流的教学中心。对于一些教育界的精华，如著名的以研究为目的的大学来说，要他们重新彻底改造自己或是改变他们的教学体系促进因素太少、抑制因素太多了。所以无怪乎新的教学模式和范例不是来自名流大学，而是来自像国立科技大学（NationalTehnologicalUniversity）、开放大学（TheOpenUniversity）、欧洲进度（EUROPACE）、安大略电视大学（TVOntario）、西方认知网络（TheKnowNetworkOfTheWest）、琼斯网上大学（TheMind-ExtensionUniversityOfJonesIntercable），甚至于凤凰大学（TheUniversityOfPhoenix）和以因特网为基础的许多教学计划这一类教学团体。这些教育界的竞争者最终将使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研究方法产生根本变化。如果传统的名流大学在竞争的挑战下不更快地进行革新的话，那么建立在过时的、以个人的成就和竞争为基础的教学观念就可能妨碍这些学校学生的进步。

改革2：重新定义学习

我们应该给学生灌输集体协作、判断思维和终生学习的观念。今天多数的教育体系有碍于以集体协作为基础的学习，然而，对于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来说，要想获得成功，集体协作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全面质量管理和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管理都强调集体协作和交流，所以学生需要一种能够培养他们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和进行判断分析的教育。不论在教室中或是在相互影响的网络上这些方面的根本是集体协作。但是传统的教育却正相反，它鼓励独自工作而不是互相协作的学生之间的竞争。简言之，未来的教育必须着重教会怎样学习。在一个信息的增长是人口增长20万倍的环境中，自适应学习和判断思维是对人进行教育的关键。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工作者需用新的计算机软件、新的光盘只读存储器和以互联网络为基础的体系，开发出新的交互式系统，以培养学生判断思维、终生学习和协作的能力。这些技能需要通过课堂练习、人际活动和电脑网络来加强。

改革3：利用全球教育网络

自古希腊以来，我们世界累积的信息估计已经增加了1000万倍。到下个世纪很可能还会增加1000万倍。有些观察家认为，这只能是意味着更高度的专业化和文艺复兴时想完人的死亡。信息的巨大增长（其中也包括媒体扔向我们的乱七八糟的没用信息）可能会使我们越来越难得到真正需要的信息。如果一些个人作为个人无法了解所有问题的话，那么由相关的人组成的集体肯定能设法做到这一点。例如，一个具有规模不大的网络、跨学科的大学就能作到既有重点，又有多种学科的参与。如国际空间大学拥有借助于电子互相联系的、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近30所交互式的或卫星大学。这个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以集体协作方式工作，进行跨学科的设计研究，甚至还通过电子活动合作中心考虑未来的空间任务。他们创建了一个21世纪的以空间开发、应用和研究为重点的近似于跨学科和多学科的交互式电脑。

改革4：取消学分时和学位

教育工作中的最糟糕的发明可能是分数；其次是高级学位。在许多领域中，一个高级学位往往经5—10年就过时了。忙于应付考试并取得高分的学生常常没有保留下多少他们学过的东西。有些最好的企业家或事业家在当学生时学业成绩都不好。有博士学位的专家常常不善于进行全面分析。看来在越来越窄的专门知识领域授予学位的想法最终是自招失败的。装备有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和越来越大的存储库的智能机非常适合于成为一个“准博士”——21世纪的专家。但是人类仍然具有在推理、判断、关键性分析和进行联系等方面的长处，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加严格和挑战性更强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

改革5：重新创建学术研究

我们必须改革“要么发表，要么毁灭”的范例。高等教育很难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学术活动供养了一个巨大的研究／开发综合体。那些最著名、最大的科研大学已深陷于一个生产专门信息的行业中，但是这个行业却和教育过程没有多大关系。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科研计划能够和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终生学习和重发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证书的制度也成为必要。大学学位的声誉和重要性可能会受到通过培训和颁发证书的挑战。为了开设广泛得多的课程，高等院校可能要彻底地改造自己。与此同时，商业机构也可能会闯进教学这个过去高等院校认为是只归属于他们的领域。

改革6：强调经验学习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那种把课堂讲课作为获得知识的手段的作法。网络空间和学习将会使我们放弃关于课堂的概念，在这种课堂里，教师在单调地唠叨着要作什么，而完全不让学生自己去体验学习。如琼斯网络大学等一些改革者已得出结论，一个包括有录像带、读物与光盘只读存储器或是网址进行的人机对话以及电子邮件交谈小组的混合体，能够教授比教师在课堂讲授更多的内容。学生能够利用网络空间学习系统，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得更快和更好。

改革7：使用新的教育技术

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开始崭露头角的新的信息技术及其应用包括电子导师和智能网络、“InternetLite”个人终端以及可以在教室中和远距离使用的交互式多媒体系统。早在大约20年前克拉克就提出，电子导师在销售额上可能成为和微机相抗衡的全球性大众消费品。电子导师的原型可能是可对因特网进行廉价访问的裸机——3W接入装置InternetLite。这种电子导师的设计主要是通过增加存储功能、更新磁盘驱动和使卫星传送数据。实现网络空间教育的实际关键是因特网。如果你能够把同样的信息装到因特网上，并且可以随意更新，那又何必将光盘只读存储器升级和改型？如果你利用因特网可以获得运算能力、高速模拟以及其他的更多东西，那又何必花高价使终端设备具有极大的运算能力？在今后10年内肯定将会有许多新的网络空间技术及其应用，它们将使传统的大学显得笨拙而且过时。今天濒临危机的大学需要有在新技术方面，特别是在交互式多媒体应用方面的应急速成课程。

改革8：注意“万能培训”的危险

因特网的谈话小组、3W信息中心、交互式光盘只读存储器和其他的现代电子教育系统工具使一些观察家们产生极深的印象，以至于他们建议我们关闭中学和大学，让新技术进行教学工作。诚然，像西雅图具有革新意义的“交互式医药技术”这种自动化培训系统表明，这些效果十分显著的培训系统是可能开发出来的。许多大的公司都倾向于把资金投放到自动化培训系统上，而不是投放到公众教育和大学上。这里隐藏着很大的危险。靠老一套和反复重复的培训而不注意对基础的理解是危险的。它对民主过程、自尊和对公司的成就的长期承诺都有危险。这样的“万能培训”会使工人技能退化和感情疏远。

改革9：使高等教育与社会的需求相关联

任何用回顾过去来展望未来的精神，那就是高等教育。许多大学的教育工作者都以他们是属于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定和最没有变化的机构这个事实而感到骄傲。每当出现新的研究领域时，几乎总是要经历一个固定仪式化的过程：人们对新的学科先是轻蔑看待，然后是怀疑，再后是勉强地接受，最后是奉为圣明。计算机科学完成这样一个痛苦的历程大约花了40年。网络空间教育有助于大大地改变大学内的教学过程。回避新技术和忽视教育网络化的威力的院校将会看到支持它们的基础将削弱。忽视这个警告信号的名牌大学将会逐渐衰退。

改革10：适应即将到来的全球电脑化时代

全球网络化和在全世界范围普及教育的经济意义及其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它将受到语言、文化和社会规范的严重挑战。要解决内容、软件和教育过程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时间。在世界各地建立具有用户终端的分布网络极为困难；编制教学系统的软件和内容也将遇到更大的问题。或许，更令人气馁的问题还在于联合国最近的调查结论是，在今后30年内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数比人类有史以来曾经受过教育的人数还多！然而，现在使当前几十亿根本不曾受过应有教育的人接受教育的前景却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光明了。网络空间大学长期以来中小学和大学都被定义为有教室、教师和学生的建筑物。在未来的网络空间教育、交互式学习和学习过程的全球化时代，这些准则行将改变。砖墙和灰浆砌就的校舍花费金钱、消耗精力，而且还要求复杂的交通系统来往返运送学生。没有院墙的中小学校、用电子设备互相连接的大学以及建立在新的教学范例基础上的学习系统的观点在21世纪是很难被轻易否定的。现有教学机构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了。斯坦福大学已经采用远距离教学方式，正在通过卫星在全美播送它的课程。国立科技大学也得到了资助，把它的卫星传布网扩展到太平洋彼岸。

像国际空间大学和西印度群岛大学的网络空间教学计划将是明天教育工作中主流过程的原型。一些革新的学校和大学，如伦塞拉尔工科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魁北克远程教育大学，都正在校园内外实验以多媒体为基础的教学班组。这些作法包括研制传统课程的数字式版本：学生不是坐在大教室里，而是使用同样的内容，将更多时间用在解决问题上。这样，学生就从被动的学习模式转变成主动的学习模式，而且是在一个更熟悉的学习环境中学习。当把这种学习模式转换成光盘只读存储器时，学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在自己所感兴趣的专门领域中学习。这种机制可以既作到效率高，也作到成本效

网络空间范文篇4

关键词：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犯罪；路径选择

一、两种路径选择

（一）路径一：网络空间立法。我国现行刑法中与制裁网络犯罪的罪名相关的共有四个条文，涉及8个罪名，分别为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二百八十六条之一、二百八十七条、二百八十七条之一和之二规定的：（1）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3）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4）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5）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6）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7）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8）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其中，前五个罪名主要制裁的是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犯罪工具的传统网络犯罪，而后三个罪名是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体现了刑法对网络空间秩序的高度关注。可以说，《刑法修正案九》顺应了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的发展要求，将刑法调整的范围扩展至网络空间，这是刑事法律惩治网络犯罪的一大进步，但是目前我国刑法没有单独的罪名规制网络空间犯罪，面对网络空间犯罪手段的多样化，以及网络空间出现的新事物，我国现有的刑法罪名不足以回应网络空间犯罪的危害。大数据，大挑战，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贯彻网络安全法的有关精神，扩大立法范围，增设网络空间犯罪罪名，防止漏罪出现，是制裁网络空间犯罪可选择的路径之一。我国现有刑法对网络空间犯罪的规制仅见于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这样的规定明显不够全面，也不足以制裁数据时代复杂多变的网络空间犯罪，应当进一步扩大立法范围，单独设立网络犯罪方面的罪名。这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具体步骤如下：（1）将网络犯罪罪名集中化，对网络犯罪专章规定、集中化设置、体系化整合；（2）网络犯罪类型化，将网络犯罪罪名类型化为主观恶性较重的网络犯罪与普通网络犯罪，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划分，这不仅是现代各国的通行做法，也符合当代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3）将网络犯罪罪名阶梯化，在集中化、类型化整合的基础上，应对网络犯罪从定罪阶段到量刑阶段进行阶梯化排列，对不同类型网络犯罪罪名进行归纳整理，区分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较重的网络犯罪和主观恶性较轻与社会危害性轻的网络犯罪，并设置分级、阶梯化的规定，体现一定的幅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对各类网络犯罪做出量刑上的阶梯化排列。根据上述三点立法思维，可将我国现有的及今后增设的网络犯罪设计为：（1）网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2）网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3）网上破坏经济秩序犯罪；（4）网上侵犯财产权利犯罪；（5）网上侵犯人身权利犯罪；（6）网上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打造一个全新的用于网络社会的罪名体系，使罪名设置逐步由“系统、软件思维”转向“网络思维”，安全防护由“数据思维”转向“空间思维”，逐渐与数据时代网络空间变迁相契合，抵御数据时代网络空间风险，严厉打击侵害网络空间法益的犯罪行为。完善立法，增设制裁网络空间犯罪罪名是应对网络空间犯罪的路径之一，但网络空间立法不是简单的事情，立法模式还直接影响着网民生活、网络空间建设和国家法治建设。为此，网络空间立法既要考虑法治建设问题，又要考虑网民权益问题［1］（P47）。（二）路径二：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扩大解释刑法分则条文，使现行的条文体系和罪名体系适用于网络空间犯罪，以充分增强我国刑法在数据时代的生命力和适用的可能性及延续性。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网站”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场地（物理场地），即“虚拟网站”与“物理场地”同作为场地；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明确规定网络空间、网络秩序具有公共场所、公共秩序的属性，这两个解释的基本方向就是将现实的物理空间扩展至网络空间，进行了扩大解释。中国政法大学于志刚教授认为，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财产”等关键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往往会影响对特定罪名的选择和适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基本依据。因此，如何解释这些“关键词”就成为决定传统刑法的罪名体系能否延伸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关键［2］。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犯罪映射出的“场所”（包括公共秩序、公共安全、财产）是传统犯罪的延伸，将现有的刑法分则条文作扩大解释可以满足网络空间犯罪，使传统刑法中诸如“公共秩序”“公共安全”“财产”“个人信息”“他人信件”等刑法所保护的对象在适用于网络空间犯罪时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且不违背民众的预测可能性，从而在观念上达成共识，使生活现实与法律术语在语言表达上实现一致，最终使扩大解释的现有刑法分则条文在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有效地贯通。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是制裁网络空间犯罪的路径选择之一，但解释应抓住重点，不能全覆盖，应根据现阶段网络犯罪的基本类型划分定位指向方向，重点关注某一网络犯罪类型的代表性刑法保护的对象，并逐步推进产生于农业社会、成熟于工业社会的刑法条文和罪名体系［3］（P51）能通过对刑法保护对象的扩大解释而得以在数据时代准确、有效地适用。

二、两种路径之评析

网络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网络空间犯罪制裁力度的不足，两种路径到底哪一种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是我国刑法应该选择的，能有效制裁网络空间犯罪的路径呢？网络空间不是法外空间，所以其无疑应适用我国现行刑法，但网络空间毕竟又不同于现实空间，其具有不同于现实空间的构造与利益。因此，如何识别和保护网络空间中的法益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4］，以便找到适合的路径回应司法实践难题，解决我国网络空间犯罪问题，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网络强国。（一）路径一评析。网络空间立法能够及时适应现阶段网络空间犯罪问题，适应现阶段的刑事政策，有利于打击犯罪，保证网络空间犯罪制裁有法可依，从而实现网络空间秩序的制度化、法律化，主动适应网络空间犯罪，填补网络空间相关法律的空白，以网络空间立法回应社会关切，向民众传递政府维护信息网络安全，确保社会安全的信号。但从以往的实践来看，网络犯罪立法欠缺实质效果，网络犯罪罪名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情况很不乐观，1997年至今，我国网络犯罪罪名的使用率极低。所以，一味地进行网络立法会导致网络犯罪罪名的扩大，从而产生由网络空间风险引起的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东南大学的刘艳红教授认为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有三点：（1）象征性刑事立法服务于安全的目的损害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2）象征性刑事立法因谦抑不足而损害法的人权保障功能；（3）象征性刑事立法因执行不足损害了刑法的实用主义功能［5］。笔者认为，刘艳红教授的观点非常正确，在网络空间发展初期“匆忙出台”的网络法律规则通常不成体系，流于形式，无法产生实效，如立法层次较低、宣言性的东西较多、内容尚未形成体系，甚至可能会给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二）路径二评析。扩大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方法，虽然具有较强的维护刑法适应性的功能，但也面临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的风险［6］（P95）。在中国现行的刑事法治条件下是否应该对现有刑法分则条文做扩大解释去适应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犯罪问题，应该从扩大解释本身去探究，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持否定说者认为，刑法不能进行扩大解释。因为扩大解释是对刑法规定的内容范围扩大解释，扩大范围的内容不是刑法规定的内容。因此，最高司法机关不能对刑法规定的原本内容作扩大的司法解释［7］。也有学者认为，司法解释只能对法律条文作限定性的解释，不能对法律条文的含义作扩大范围的解释，对法律条文含义作扩大范围的解释，是一种造法行为，它违背了立法权与司法权分离的基本原则［8］。所以按照否定说，不可以对现有刑法分则条文做扩大解释去适应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犯罪问题。持肯定说者认为，刑法能进行扩大解释，具体又包括以下几种观点。（1）法官适用刑法解释必须遵循立法原意，这是法律适用的原则要求，但也不否认，在少数情况下，如果立法原意明显存在缺陷或难以适应社会需要时，法官可以对立法原意进行扩大解释［9］（P17-18）［10］；（2）原则上讲扩大解释不是严格解释，法官有义务严格禁止不利于被告人规定的扩大解释，但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根据有利于被告原则，法官可以做出宽松的、扩大的解释［11］；（3）禁止扩大解释是不现实的，其实质上是对绝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又一个翻版，只要能坚持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扩大解释是有现实意义的［12］。所以按照肯定说，可以对现有刑法分则条文做扩大解释去适应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犯罪问题，但不能机械地适用罪行法定原则，应通过解释发挥刑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三）我国制裁网络空间犯罪应选择的路径。上述两种路径各有其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基于我国目前的刑事法治现状，我国应该选择哪种路径，就笔者而言更倾向于路径二，即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理由在于现行刑法分则条文经过十个《刑法修正案》，不断调整与完善，截至目前我国总共有469个罪名和452个条文，共涉及10个种类，包括（1）危害国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安全罪；（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4）侵犯公民人生权利、民主权利罪；（5）侵犯财产罪；（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7）贪污贿赂犯罪；（8）渎职罪；（9）危害国防利益罪；（10）违反军人职责罪。无论是刑法条文数量还是罪名种类，对数据时代出现的网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网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网上破坏经济秩序犯罪、网上侵犯财产权利犯罪、网上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网上扰乱社会秩序犯罪等侵害不同网络空间法益的犯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进行制裁，不必再进行网络空间立法。近年来，网络犯罪持续上升，约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但网络罪名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率极低，被寻性滋事罪，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破坏生产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集资罪等罪名所取代，使得被寄予厚望的刑事法安全体系在维护网络安全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法律得不到适用就等于没有法律，对法律权威性无疑是一种折损，所以通过扩大解释去释放现有刑法分则条文还未用尽的“内存”，让现有刑法分则条文继续发挥作用满足网络空间犯罪，实现数据时代制裁网络空间犯罪是有据可循的。通过时代性的扩大解释去拉长分则条文的打击半径，让整个刑法分则条文体系和罪名既正常使用于现实社会，也能够延伸用于网络社会，似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13］。也有学者认为，回顾网络犯罪的立法回应历程，我国刑法的立法指向主要以增设罪名以应对网络犯罪的反应模式为主，这在以往的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犯罪对象的网络犯罪阶段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但在数据时代，网络成为犯罪空间后，通过扩大解释补充罪名体系去适应网络空间，不失为一条可选性较高的路径，对严密法网也具有积极意义［14］。无论是路径一还是路径二都是数据时代制裁网络空间犯罪的方法，但是路径二较路径一更有效，如果采用路径一，即网络空间立法，不仅会导致我国刑法罪名膨胀以至于损害刑法应有的功能，而且会产生很多新的罪名，立而不用成为“僵尸罪名”，进而折损其刑法应有的权威性，同时，这些罪名的存在主要是发挥宣誓作用，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离，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没有实质意义；如果采用路径二，即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不仅能抑制数据时代由于网络空间风险引起的不必要的象征性立法，而且可使传统刑法分则条文体系和罪名焕发新的生命力，防止出现僵尸条文和罪名，使立而不用的刑法分则条文重焕生机，发挥起应有的作用。制裁网络空间犯罪，并不仅仅是因为网络资源信息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更因为它们背后隐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关系国家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所以要选择最科学的制裁路径。

三、结语

随着数据时代的全面来临，网络空间犯罪逐步表现出“烽火狼烟四起”的高发态势。数据时代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拓宽了法律的调整范围，使得中国刑法面临着严峻的时代挑战，制裁网络空间犯罪愈发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刑法必须承担起制裁网络空间犯罪的时代使命，对数据时代制裁网络空间犯罪作出更有效的路径选择，扩大解释现有刑法分则条文去适应变幻莫测的网络空间，全面维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空间，为建设网络强国扫清障碍。

参考文献

［1］韩德强.网络空间法律规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于志刚.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与刑法分则的转型路径［J］.法商研究，2014，（4）：44-53.

［3］于志刚，郭旨龙.网络刑法的逻辑与经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4］欧阳本祺.网络空间的法益识别与刑法保护［J］.检察日报，2018，（3）：1-3.

［5］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J］.法学，2017，（3）：74-76.

［6］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周其华.刑法司法解释应遵循的原则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6）：31-37.

［8］李俊敏.对司法解释工作进行法律监督若干问题初探［J］.人大研究，2003，（9）：36-37.

［9］张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10］卢勤忠.刑事法律解释的若干问题思考［J］.上海法学，2003，（2）：114-116.

［11］包雯，魏健.论刑法适用上的个案解释［J］.河北法学，2004，（8）：40-43.

［12］陈鸿杰.罪刑法定与司法解释［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2）：65-67.

［13］李源粒.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制裁思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4，（10）：100-120.

网络空间范文篇5

1、网络信息空间的信息表征及其用户认知模式

1.1网络信息空间信息表征方式及特点

目前，网络信息空间最核心的信息表征方式是超媒体方式，即通过链接方式将离散的信息单元或信息结点连接在一起来表征信息的一种非线性方式[1]。超媒体中，信息实体可被分割成小的信息片断，其形式可以是文本、图形、音频、视频、动画、图像和可执行文档等。各片断以结点的形式表示出来，各个信息结点之间又依据其意义联系建立起非线性链接（超链接），形成网状结构，用以表示不同结点信息间的关系。概括地说，超媒体信息表征方式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1.1.1多样性和集成性超媒体系统通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数字化技术手段集成了多种媒体手段，实现了文本、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和动画等多种信息表征方式的有机结合，可以提供多感觉通道的刺激，能更精确地呈现真实世界的物体、过程、任务情景等[2]。

1.1.2灵活性和联想性超媒体信息表征方式将基本信息单元作为结点进行非线性链接，信息结点之间不是按照预设的路径线性排列，而是依照人们的“联想”关系表示概念间的联系，灵活建立不同的通达路径。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路线在网络空间中较为自由地访问有关信息。

1.1.3个性化和即时性超媒体信息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更富个性化并能支持多种交流方式，既支持同步交互，又支持异步交互；既满足一对一交流的需要，也可以满足一对多、多对多交流的需要。而且超媒体信息具有可分解性，用户可按照自己的需要、兴趣和要求，以不同的信息提取方式获取所需的信息，并以自己习惯或喜好的方式有选择性地呈现信息。

1.1.4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在较为复杂的超媒体系统中，用户浏览的自由度大，可以任意跳转，使用户的行为变得不确定。此外，信息间的联系复杂，众多的因素非线性地发生作用，并因此导致一个不可预测的结果。超媒体信息空间的这种特性使用户的思维处于一个完全开放的状态，为思维的创新和发散提供了环境。

超媒体网络信息空间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深刻影响着用户认知信息的内部机制，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用户与网络信息空间的交互方式及信息行为。可以说，网络信息空间的超媒体表征方式大大扩展了用户的认知方式和能力，也由此改变了用户在网络空间的地位和认知投入程度。

1.2用户认知信息活动的一般模式

基于超媒体的网络信息空间用户认知活动与超文本信息环境下的用户认知活动有许多共同之处。超文本信息环境下的用户认知信息活动基本模式由三个彼此垂直的维度构成：①结构反应。即用户对超文本信息环境提供的信息组织方式的反应。②目标指向。反应用户认知信息活动中对信息需求表述方式的差异，主要有浏览、搜索、寻找三种。③交互方法。反映用户在超文本信息环境获取信息时的认知风格。

基于超媒体的网络信息空间用户认知信息模式也同样建立在这三个维度基础之上，不同的是，超媒体是超文本的多媒体扩充，它既可以处理文本、图像等静态信息，又可以处理声音、视频、动画等动态信息，是一种以全新的方式组织信息并对相关信息提供关联的技术集合。在功能上，它既保留了超文本灵活、非线性的信息管理优势，又利用了多媒体生动、自然的表现特点，不仅使信息的交互程度和表达思想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且使交互界面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更加友好。

2、超媒体网络空间中的交互作用机制

2.1行为控制维度

网络信息空间交互作用的主体是用户，而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浏览和查询。超媒体信息表征方式为用户的浏览/查询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权、更便捷的信息访问手段、更多的信息选项和更丰富的非线性表征的机会，因而增加了用户浏览/查询过程的复杂性。用户在交互过程中要根据信息需求设定访问的目标，选择符合访问目标要求的信息内容，制定合理的浏览/查询策略和计划，在浏览/查询过程中随时对进程进行有意识地监视与控制，合理控制浏览/查询的时间和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确定的浏览/查询目标得以实现。

在超媒体系统中，一般用户要经历一个由他控到自控的过程。在浏览之初，用户的浏览较多地受外界因素的干扰，网络信息空间的组织方式和导航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用户的浏览/查询效率。随着浏览/查询过程的继续，用户会逐渐适应环境的特点，学会设定访问目标，并按照访问目标的要求对浏览/查询内容进行取舍。由于加强了对自己浏览/查询活动的监视与控制，用户就会逐渐摆脱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信息获取过程也逐渐由他控变为自控。

网络空间中信息之间的联系有些是显在的，即由设计者建议或提示的信息链接和探索路径；更多的信息单元之间的关联则是内隐的或默会的，信息单元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序列，也没有严格限制用户的浏览/查询路径，而将在网络环境中搜集、组织和分析信息的责任赋予了用户，用户可根据需要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信息；也可以根据问题求解的要求，按照自己的认知水平、认知风格选择相应的信息内容以及与之匹配的路径，以合适的浏览/查询速度进行搜索、思考和判断，建构出自己的认知语境。

2.2认知加工维度

网络环境的超媒体信息表征对用户的信息加工具有多方面的潜在支持作用。超媒体可以利用文本、声音、图形、图像、动画等不同的表征符号，从不同维度，在不同的情景中利用不同的表征系统表达信息，使用户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中多次通达同一概念，多个感觉通道同时作用，平行处理的信息量更加巨大，有利于激发并调动用户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验，来选择、探索、加工新信息，建构其意义，形成能适应复杂的、不规律的应用情景的更富弹性的知识结构[1,3]；在超媒体环境中，超媒体的非线性网络结构与人类认知和记忆的语义网络系统更为匹配，减少了记忆存储中的信息转换过程，更有可能促进用户的记忆；超媒体系统允许用户根据需要非线性地访问信息，并根据个人特点同时对多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进行并行加工，符合人类学习中分布式认知的特点，能提高用户工作记忆中的信息量、信息滞留时间以及长时记忆中可利用的与任务有关的信息，有助于提高认知加工的深度和效率[4]。

关于超媒体信息空间，用户的要求是：需要通过配置和综合与当前用户认知任务有关的各种媒体信息并显示关于当前任务的内容信息，以此为手段，增强认知信息过程中的感知与理解能力。多媒体技术可以改善用户对相关内容信息的理解，内容支持技术有助于解释与当前认知任务有关的信息，而目标提取与目标生成技术则有助于改善用户对不够明确的目标所进行的预测。

2.3动机维度

超媒体信息表征与人的“联想思维”的相似性，使其可以较为逼真地模拟现实世界，从而能有效地向用户呈现当前信息与用户已有认知语境及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将源领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领域，从而达到重新认识目标领域特征的目的。同时还可以激发用户的内部动机，进而提高用户的认知投入程度。由于超媒体环境赋予用户更多的信息加工和获取责任，用户在对结果进行归因时，更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或能力等内部因素，从而有利于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增强用户的认知投入和交互的主动性。

3、基于语义的用户与网络空间信息交互的语境效果

可以说，超媒体信息表征方式赋予了网络用户信息活动的主体地位，使用户在与网络空间的互动中具有了更大的潜能优势。而“语境效果”的获得使用户的这种潜能不断得以延伸，形成双螺旋式的上升态势。因此，可以说“语境效果”是网络空间交互能力得以不断提升的一种动力。

3.1语境效果

美国语言学家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认知语境（cognitiveenvironment）的概念，认为在语言交际中的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construct），是存在于听话者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5]。语境不仅包括交际时话语的上文、即时的物体环境等具体的语境因素，也包括一个人的知识因素，如已知的全部事实、假设、信念以及一个人的认知能力。

Sperber和Wilson认为新的信息和现有认知语境具有三种关联方式，因而产生三种语境效果：①新信息与语境相互作用产生语境效果；②新信息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以加强已有语境；③新信息与已有语境相矛盾因而放弃原有假设。其中的“语境效果”是指新信息与已有的旧信息相互作用产生新的语境含义，即在交互中已有认知语境发生改变，产生新的认知语境[6]。在交互过程中，认知环境中的已有信息和交互过程中的新信息不断地相互作用，构成了关联信息。相关的程度与所获得的语境效果、处理时所付出的努力这两个因素有关：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相关性越强；在同等条件下，处理所付出的努力越小，相关性越强。

网络空间中用户与超媒体的交互可以视为一个双向的信息交流过程，在语义理解上具有和语言交流相同的共性，因此我们不妨用语言学理论来阐释网络空间的交互及其效率问题。特别是“语境效果”对于分析用户与网络空间信息的交互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2网络空间交互中的隐喻及其语境效果

网络空间中用户的交互行为从实质上说是一种寻找关联信息的过程。关联是以语境为基础的。在网络空间中，有些语境因素是具体直观的，是以现场的时空、人物、情景的前台环境形式存在的，有的语境因素则是以与前台场景相联系的背景形式存在的，是抽象、潜在、隐形的，比如这里要谈到的隐喻。隐喻是以一事物描写另一关联事物的思维和认知方式，隐喻意义是基本语义与语境作用的结果[7]。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知，隐喻是取得语境效果的较好途径。

人们的认知特点，决定了人们往往需要用一种手段来帮助自己在用语言思考所感知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时，能从原先的互不相关的不同事物、概念和语言表达中发现如同Internet中的链接点，建立想像丰富的联系。新的关系、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由此而来，这便是隐喻。隐喻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将源领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领域，从而达到重新认识目标领域特征的目的。这一映射取决于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人们可以依靠事物之间已被感知的相似性或将原来并不被以为其间存在着相似性的两个事物的并置来构成隐喻，获得对其中某一事物的新的观察角度或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与已有的认知语境相互作用就要产生新的语境含义，即在交互中已有认知语境发生改变，产生新的认知语境，从而获得语境效果。在网络空间中，用户认知语境层次的提升，增强了其网络交互的水平及能力，从而建立起更丰富的隐喻联想，产生新的认识。可见，隐喻通过用户语境效果的获得，可有效地促进网络空间的互动，提高网络知识利用的有效率。

4、网络信息空间交互的导航支持

超媒体信息表征方式赋予用户信息行为的主体地位和认知优势，但这些潜在优势并不能自发地转化为实际的交互效果，在实践中会受到用户认知水平、网络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有效的引导措施——导航是发挥潜能优势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增强网络空间与用户认知活动交互作用必不可少的因素。

4.1网络信息空间交互的导航需求

超媒体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人的认知灵活性的特点，使网络空间的交互作用越加明显。但因此也出现了用户超媒体使用过程中的迷航（disorientation）和认知超载（overload）现象。研究表明，迷航与认知超载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浏览者的原因、设链者的原因以及系统的原因[8]。浏览者可能不熟悉所访问的信息空间环境；或者系统设计者没有遵循大多数用户的浏览/查询规律来组织和表征信息，导致使用上的不便；缺少有效的导航机制，给用户的浏览/查询造成困难。可见，迷航与认知超载现象的发生不仅与用户的信息认知水平相关，就其内部过程和机制而言，用户的信息获取也需要来自外界的直接支持与引导，而提供这种支持和引导的主要方式就是导航。在网络空间超媒体环境中，导航设计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对网络空间中的交互过程及其典型问题进行分析，发现网络互动中主要涉及两类关键认知活动，而与这两类认知活动相对的是网络互动中极易出现的两类问题。

目标关注：在网络空间交互中，用户为了达到浏览/查寻目标，在超媒体系统中寻找并选择与目标有关的信息结点。但由于超媒体呈现的信息量极大，分心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用户会因为大量与查找目的无关但对其具有吸引力的信息而分心，并有可能完全迷失与目的有关的结点。

空间定向：交互活动需要用户在已经发现一条有用的信息后，可以从超媒体系统的任意一点再次访问这一信息。超媒体独特的链接方式构成了一个具有空间伸展性的多维的环境，因而在空间定向方面很容易造成“空间迷航”或“超空间迷失”现象，导致用户在漫无目的的网络漫游中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上述两类问题是交互过程中两个关键的认知活动，因此也就成为了智能导航研究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4.2网络信息空间交互的导航支持要素

超媒体对用户认知活动的基本影响要素包括：环境感觉、空间能力、任务切换及用户对导航支持的控制[9]。这些认知因素不仅对用户认知信息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智能导航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在对这些要素的分析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网络信息空间智能导航支持要素。

4.2.1目标背景和优势效应目标背景作用指的是在视觉认知加工过程中待识别目标周围的信息可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在很多目标识别过程中，在加工特征分析信息的同时均要用到背景信息。以下面的文字所示的一组手写体字母数字为例：

附图

图1一组手写体字母数字示例（略）

最上面的刺激可以看作是“15”，也可以看作是“is”，这依赖于它的背景信息。认知心理学家将背景分析对识别结果产生有利影响的现象称之为“优势效应”[10]。

4.2.2超媒体元认知提示在网络信息空间中植入元认知提示，即在设计导航时插入一些问题，提示用户注意自己所处的位置及自己的浏览/查询目标或任务，并监控自己浏览/查询任务的完成情况。例如：要求用户回答“你解决该问题的计划是什么？”、“你为什么要选择该选项？”等。研究发现，在导航中植入元认知线索可以引导用户对自己的信息搜索过程进行监控，对问题解决过程进行反思，可减少迷航和分心现象[11]。

4.2.3可视化导航机制信息可视化的目的是使用户提高对复杂问题、模型或系统的洞悉能力，其核心是把网络空间信息、用户提问、各类信息浏览/查寻模型以及用模型进行交互的过程中不可见的内部语义关系转换成图形，展示在一个低维的可视化空间中，更接近用户的认知风格。可视化智能导航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可以提供形象化的信息、使用户更快地达到兴奋点，有利于用户发现新的浏览/查寻途径，激发用户进一步探索的能力。可视化的图形特征，如高度、颜色及位置等都能有效地帮助用户快速找到感兴趣的信息。更主要的是可视化信息便于用户对浏览/查寻结果进行动态的调整和过滤，帮助用户决定自己的检索策略，增加了用户与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使用户的认知能力发挥到最大程度。

目前在可视化信息的研究上已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东京理科大学信息可视化中心研究开发的可视化检索工具WIDAS（WWWInformationDiscoveryAssistantSystem）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2]。WIDAS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可以过滤不感兴趣的结点，即与用户查询相关性不大的内容。不感兴趣结点的过滤使用域值衡量，匹配度低于域值的结点即可被过滤掉。WIDAS综合文档的超链接和语义内容方法进行检索结果的可视化，专门设计实施了网络浏览器与可视化检索过程进行交互的系统，使用户不仅可以察看所访问的网站文档结构图，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适当的过滤和调整，增加了与用户的交互性。可以说，WIDAS在网络空间的认知与互动方面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证性研究依据。

5、结语

目前从网络信息空间信息表征方式与用户认知的交互作用角度研究导航还很薄弱。用户在网络信息空间中的认知主体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因此，智能导航对于网络空间交互的支持能力尚待提高。笔者引入了关联理论中的语境效果，目的是提供网络空间交互研究的新视角，扩展用户信息认知活动研究的范围，为智能导航的研究提供语用学维度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TerganS.Multipleviews,contents,andsymbolsystemsinlearningwithhypertext/hypermedia:Acriticalreviewofresearch.EducationalTechnology,1997,37（4）:5—18

[2]苗逢春，张文青.超媒体信息表征与网络学习.中国电化教育，2004（6）:15—19

[3]SpiroRJ,JehngJC.Cognitiveflexibilityandhypertext:theoryandtechnologyforthenonlinearandmultidimensionaltraversalofcomplexsubjectmatter.In:Cognition,Education,andMultimdia,ExploringIdeasinHighTechnology（eds.NixD,SpioRJ）.Hillsdale: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1990:163—205

[4]WhalleyP.Modelsofhypertextstructureandlearning.In:DesigningHypermediaforLearning.（ed.JonassenDH,MandlH）.Berlin:Springer-Verlag,1990

[5][法]SperberD，[英]WilsonD著，何自然，冉永平导读.关联性：交际与认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6]何自然，冉永平.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54

[7]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8]毕强，刘甲学，杨晓丹.Web信息空间导航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03（8）:73—78

[9]毕强，宋绍成，杨达等.超文本信息环境用户认知活动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图书情报工作，2003（12）:77—81

[10]王树根.基于认知心理学的模式识别框架.武汉大学学报，2002（5）:543—547

网络空间范文篇6

【关键词】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传播学；意识形态

指出，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运用和普及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当前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一、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传播学分析

CNNIC第45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已高达9.04亿。这也就意味着网络化生存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必须切实加强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传播学与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2]，传播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没有传播，人们难以发生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在于提升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效的传播是提升人们思想交流和认识水平的重要途径。只有充分把握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传播学特点，才能更好地推进网络空间的治理。（一）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身份的双重性。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是指政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等，对广大网民进行有目的的引导，使其形成一定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是相关信息在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而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相互作用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传统媒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媒体理论认为，“受众完全是消极的，媒体传播什么，受众就接受什么，没有任何主体性”[3]。也就是说，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信息传播主体到客体的单向传播行为。而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单向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网络空间中的主客体之间实现互动，信息传播主体由传统的“灌输者”变为“对话者”，信息接受的客体由被动接收变为互动的主体。互联网使主体与客体都成为信息发送与接受的基站，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接受者、传播者。互联网使主客体之间实现信息共享，“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信息传播结构的平等性和信息关联无中心化”[4]。因此，网络空间中主客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共同参与网络空间的话语建设，打破了现实社会传播的身份限制。而这种互动性决定了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身份的双重性，也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二）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介体的开放性。互联网像一台时空压缩机，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可以全天候、跨区域地随时交流，地球成为一个“村落”。人们不分种族、国家、职业、社会地位等，都可以在网络空间自由交流。网络空间的信息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互联网宣告“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的到来，决定了网络空间信息准入门槛极低，海量的信息和多元观点充斥在网络空间中。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也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客体之间都获得了空前的能动性，使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充满互动性和沟通性。（三）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场域的虚拟性。相较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互联网营造了一个虚拟的信息传播场域，即“特指当代的数字化的表达方式、构成方式和超越方式，是现时代数字化的存在方式、发展方式和创造方式”[5]。互联网信息传播场域是由“比特”构成的数字化的电子虚拟空间，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具有本质性的不同。在现实的伦理秩序中，人们的交流、交往都是以较为真实可靠的特定身份出现。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信息传播的主客体形象、身份及行为都被数字化了，信息传播的全过程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活动，网络空间的信息交流成为符号之间的互动。网络空间的符号代替特征使之失去了现实空间的确定性与稳定性，人们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文本、图片、音视频等来塑造自己（2020•9）XINWENAIHAOZHE的形象和身份。这种虚拟性为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张力，同时也增添了不确定性。

二、互联网信息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相对于传统媒体，互联网引发的是一场传播革命，给人类信息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仅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也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平等性和主动性。但是互联网信息传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增加了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风险和难度。（一）网络空间的信息膨胀弱化了党的正面宣传。为保证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必须对广大网民进行持续、稳固的影响。而网络空间是极度开放的，所承载的信息是极度膨胀的，根据“注意”“记忆”及“遗忘”的规律，信息传播的多元性不利于广大网民的“注意”和“记忆”，反而有利于“遗忘”。互联网以其海量的信息及强大的搜索能力，使人们获得了空前的信息支配权，但是信息的快速更新所造成的信息过载使信息的驻留时间减少。信息的多元性又使不少网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状态。网络空间信息浩如烟海、良莠不齐，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甄别信息真伪的时间和精力。在这种多元的网络空间信息结构中，不少网民丧失了自我，陷入了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之中，很容易受到不良舆论诱导，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的正面宣传。（二）互联网信息传播公信力不足。加大了“把关人”难度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角色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传统媒体环境下，话语权是由大众传媒牢牢掌握，通过分级、分类管理，记者、编辑、总编辑等都扮演着“把关人”角色，可以在信息的上游过滤掉不良的信息，把控舆论的方向，进而影响受众。但是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中，每一个人都是舆论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影响舆论走向的“把关人”面临弱化和解构的风险。第一，互联网信息传播面临普遍的社交焦虑。信息传播的主客体之间建立信任是思想政治工作产生实效的重要保证。相较于现实社会，网络空间的交往活动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彼此熟悉、信任的基础之上，网络行为是一种匿名性和间接性的松散交往活动，难以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面临强烈的“认同焦虑和隐私焦虑”[6]。第二，互联网信息传播面临着信息芜杂、质量不高的问题。网络空间的信息准入门槛几乎为零，降低了网民的“道德耻感”，不少虚假、不健康的信息充斥其中，增加了信息鉴别的难度，网民思想极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第三，互联网信息传播规范的建立任重而道远。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匿名性、开放性等特点，也就打破了外在法律和内在道德的有效约束，网络行为的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亟须增强公信力，重塑“把关人”的影响力，进而增强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三）互联网信息传播面临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开放性，使网络空间成为一个跨国家、跨民族的巨大话语场域。一些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是当前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7]一些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兜售其价值观，抹黑中国发展成绩，“‘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甚嚣尘上”[8]，搞所谓的“颜色革命”，以影响我国网民的基本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认同，严重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严重污染了网络空间，影响了我国网民的正常价值判断。

三、传播学视角下加强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特殊的传播活动，基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对于加强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启发。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意识形态。”[9]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做得好可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守护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凝聚广大网民的共识和力量，实现网络空间思想工作功能的最大化。（一）研究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客体。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在于引导广大网民，对其进行持续、稳固的正向影响，以凝聚共识与力量。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广大网民的特点与需求，可以有效提升传播的针对性、有效性。第一，要深入研究广大网民的需求心理。根据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社会或心理上的需求”[10]。也就是说，受众是以自己的偏好和需要来选择信息。“社会参与论”则认为“参与是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传播民主化的体现”[11]，因而在传播形式上要充分注重受众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意愿，以提升传播效果。因此，在开展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要根据广大网民的需求，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用文字、图片、视频等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广大网民进行全方位、立体性的引导。第二，要充分研究教育客体的差异性，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对象因兴趣爱好、价值观等的不同具有明显的差异，分属于不同的圈层，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要充分关注这种差异性，创设具有针对性的教育环境，激发网络空间不同圈层受众的学习主动性。（二）加强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建设。互联网传播内容的建设是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高质量的内容，可以形成信息传播的公信力，培养受众的黏性，以提升正面宣传的力度和效果。第一，有效发挥先进文化的浸润作用。加强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用先进文化占领网络空间，培育积极向上向善的网络道德正能量，培育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氛围，加大先进文化精品等的内容供给。第二，明确定位，紧扣时代步伐。互联网内容建设必须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以及时展趋向、现实的热点问题等，与受众建立情感和兴趣的同频共振，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社会正能量。（三）整合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传播渠道。互联网信息传播渠道具有多元性，各种论坛、贴吧、音视频网站等，都有其兴趣点、价值观等相近的较为稳固的受众。因此，必须重视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传播渠道的整合，以便与教育客体交流对话。第一，突破信息与情感的圈层，进行全平台精准引导。多元的互联网信息传播渠道建构了一个个信息的茧房，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主体只有深入到各个传播平台中去，才能了解受众的情感、偏好及舆情发展趋势，做到精准引导。第二，积极搭建官方网络宣传平台。加强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更多的、高质量的主旋律宣传平台，将党的先进文化传播出去，让主流意识形态充满网络空间。官方网络宣传平台在信息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可以更好地引导网络舆情的走向。第三，搭建官民沟通的桥梁和渠道。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凝聚人心，增强网民政治认同的倾向性。因此，我们党和政府必须加强网上党建工作，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开展网上信访、网络政治监督等工作，搭建起更多的官民沟通渠道和平台，增强与网民的有效互动和对话，引导广大网民正面参与网络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官民之间的摩擦。（四）净化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传播环境。传播的效果深受传播环境的影响，传播环境是传播活动顺利进行的多种条件和状况的总和。推进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净化互联网传播环境，加大“把关人”的工作力度，是规范网民行为及应对外来意识形态渗透的关键。第一，营造平等交流的网络氛围。为增强网络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平等性和互动性，建立“主—客—主”的反馈型关系模式，充分尊重受众的主动性，建立教育主客体的平等关系，让受众真实发声。第二，加强互联网监管。必须加强网络舆情管理，拓宽监督渠道，利用技术、法律等手段去伪存真，进一步推动网络管理常态化、规范化。对网络舆情实施全方位动态监控，及早发现苗头性问题，以有效引导网络舆情走势，营造公平正义的网络空间。第三，进一步完善网络立法。加强网络立法建设，加大网络空间法律供给，明确网络空间的法律边界和责任，提升网络空间的法律效力、法律惩戒、警示程度，规范网民的网络言行，培育网络行为的合法合规性认同，坚决打击网络犯罪及敌对势力的渗透行为，以营造安全、健康、和谐的互联网传播环境。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42.

[2]杜亦平，等.思想政治工作小百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643.

[3]褚亚玲，强华力.新媒体传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8:63.

[4]王光艳.文化传播与媒介研究：基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考察[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07.

[5]谭志敏.网络文化与伦理概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16-17.

[6]王逸芸，张明新.“看不见”的紧张和不安：微信朋友圈中的社交焦虑[J].新闻爱好者，2020（5）：53.

[7]寇雅楠，等.网络技术及其军事应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37.

[8]鲁佑文，刘思含，聂明辉.“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定位与机遇[J].新闻爱好者，2020（3）：21.

[9].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42.

[10]陈柏霖.身体与心灵的延伸：社交媒体中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8:35.

网络空间范文篇7

一、网络空间简释

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又译为电脑空间、赛博空间等，最早由加拿大科学幻想小说家吉布森（WilliamGibson）（1984）所造，本意是一种能够与人的神经系统相连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产生的虚拟空间。10多年来，计算机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空间逐渐变成现实，网络空间的概念也不断得到新的拓展。为了廓清网络空间这一核心概念，本节将简要叙说网络空间的缘起、网络空间的诸定义、网络空间的技术背景和网络文化现象及其理论研究，冀图以此获得关于网络空间及其技术文化背景的唯像认识。

1．网络空间的缘起

在科幻小说领域，吉布森和斯特林（B.Sterling）等人于1980年代中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赛博朋克"（cyberpunk）运动。1984年，吉布森发表了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首次提出了网络空间的概念。吉布森的网络空间的基础是全球电脑网络，他称之为基质（matrix，又译为点阵、矩阵，吉布森赋予它的新意涵为电子交感幻觉世界），人可以通过电极使神经系统与之相连，用意念控制其他事物，并产生各种脱离躯体的交感幻觉。吉布森认为：

"网络空间是成千上万接入网络的人产生的交感幻像……这些幻像是来自每个计算机数据库的数据在人体中再现的结果。"5

显然，吉布森的网络空间是一个人的精神意念完全浸入的人机交感空间。赛博朋克小说的共同之处是，主人公可以将自己的大脑与全世界的电脑网络联通，在高度信息化的神奇灵境里随意漫游。

仅从虚构叙事的角度来看，吉布森笔下赛博朋克的网络空间无疑是魔幻性的，但其意义绝不止于文学领域，其中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深入探讨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正在出现的现实的网络空间的理解。赛博朋克的网络空间的基本特点有二6：其一有条理的信息构成了一个非物质的虚拟的空间；其二身体的虚拟化。由此，网络空间被设想为网、基质、逻辑网格（latticesoflogic）等由信息构建的场域，此场域虽非物理意义上的场域，却是赛博朋克们可以感知的。

吉布森的网络空间集中体现于其著名的"点阵三部曲"（MatrixTrilogy，亦称"漫生三部曲"（SprawlTrilogy））《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1984）、《数零》（CountZero，1986）和《蒙娜·丽沙超速档》（MonaLisaOverdrive，1988）中。吉布森的网络空间有四个特点。其一，脱离了躯体的知觉能够在其中独立存在。吉布森认为，网络空间实际上就是人类知觉的极端简化，人的知觉通过神经电连接而脱离躯体，"飞"入网络空间，寻找和运用各种数据。其二，网络空间可以突破物质束缚，飞越摩天大厦、横穿网格。其三，网络空间由信息构成，这使得有操纵信息能力的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其四，进入网络空间者可能获得永生。在每部小说的结尾，好几位主人公都放弃了躯体，通过信息存储器，以纯粹的精神形式成为网络空间中的天使。更为激进的是，吉布森笔下的一些赛博朋克实际上是人机合一的电子人（Cyborg）7。

网络空间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传播；网络空间；特征变化；优化策略

互联网对公众生活的全面渗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传统的以广播、电视、报刊为主导的公共政策传播体系面临结构性挑战，并且传媒业态与受众的接收方式和阅读习惯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网络空间成为公众沟通乃至公共政策传播的重要阵地。随着中国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迅速提效，强化对政策传播舆论治理的高度重视，有效管理网络空间传播特征的变化，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积极作用、有效提高公众的国民自信心、有效控制政策传播风险、准确阐释与解读政策并快速获得共识与反馈都极为必要。

一、公共政策网络传播的新特性

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政策的传播环境，由原来单一定向的传播体系转向了多向、多元化、高交叉的交流新特征。从核心要素上存在以下重要变化。1．多圈层发声成为常态，影响力持续分散和外扩。大量的自媒体和互联网群组平台使社会各类圈层都有了即时发声的优势，这让每个公民都可以成为信息者，并在群组内和群组间产生交流互动。这意味着对特定事件，如公共政策从政策的制定到执行、反馈、完善的整个流程更加多元和复杂，个性化的诉求可能产生快速叠加的巨量信息，并获得即时的放量传播，甚至影响其他群组以及个体的判断。这一方面引起了管理难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促使社会群组与圈层之间的沟通变得更为迅速，更年轻圈层的态度更生动、更完整地出现在公众传播的主体视野中。2．私域空间成为政策传播关键的“最后一公里”。随着网络平台的不断融合发展，公众信息接收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虚拟社群广泛崛起，使信息传播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往往在私域空间内完成，公共政策由于公众较高的关注度而表现尤为明显。特别是新的公共政策，因新鲜度以及敏感度的高企，使其在私域空间内的传播、解读和公众反馈中处于“高频复杂”状态。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策制定者及执行者准确捕捉分析政策的难度，政策解读阐述的反馈度、全面性均面临着新环境的挑战。3．意见领袖的边界特征发生转变。传统公共政策的解读者和意见领袖具有文化精英和体制内身份双重特征，自媒体时代意见领袖的组成中增加了更多的平民视角，甚至娱乐化特点。虚拟社区的活跃分子、专业人员甚至娱乐明星都可能成为某项公共政策的“解读者”，其影响力的根本特征可能来自于公众对其专业度的认可，但这一专业度与其解读公共政策的维度是否一致则没有本质关系，而是与其影响力的本体，如其所拥有粉丝量，以及粉丝的盲从和弱分辨力有关。但意见领袖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不能仅根据粉丝转发行为和传播量来看，还需要根据影响力产生的要素以及对该意见领袖行为的专业度评价多维度控制要件来辨别。以上所述传播环境三个方面的变化，是政策制定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也对高效的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公共政策网络传播中的问题表征与机遇

网络空间具有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和多维覆盖的普遍性，其中充斥着危险的同时，必然也会产生解决问题的机会，为公共政策的控制与效率提升带来契机。从表象上看，主要呈现以下几种表征。首先，平衡和降解公众的负面情绪残留相对困难。某一时期公众的负面情绪产生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而负面情绪一旦产生，更容易在网络空间进行传染。公共政策传播的监测机构不能及时反馈，很容易造成大面积负面情绪的发酵，逐步扩散多圈层传播。其次，多元参与主体为追求轰动性内容传播。普通大众的参与意味着多元意见的表达和诉求，同时也带来了对政策误读或断章取义的可能，部分商业机构过度追求眼球经济所带来的商业利益，无形中加剧了这种倾向，如突出放大甚至无限联想部分字眼、使用轰动的标题进行表态等。另外，某些个案被自媒体平台放大激发受众情绪失衡。自媒体对舆论带来的重要特征是个体行为会衍生成全民关注的社会影响，地方问题可以迅速获得全国性的热点关注。某些特征独特的个案的发生，对公共政策整体的影响较大。比如，2021年3月18日，西安市第八医院隔离区一名检验师刘某确诊为肺炎病例（普通型），在此之前他已完成疫苗两针接种，该消息一经便引起公众对疫苗效果的强烈质疑。但此时国内接种人次已达10241.7万次；且科兴疫苗对重症和住院的保护效力为100%，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所以西安案例虽属于独特的个案，但却引发了群体情绪失衡。因此，针对此类个案放大的情绪失衡要尤其注意，公众包括专家学者对该事件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解读，会产生各种维度的影响力，可能引起公众对过往部分公共政策执行和制定环节的质疑，处理不当可能引发负面舆情，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三、公共政策网络传播中的应对与优化方案

针对上述传播环境的变化和受众行为特征，借鉴此次疫情期间危机控制的逻辑成果，笔者提出以下应对建议，以期提高公共政策在网络传播中的效率和控制能力，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提高公共该政策传播的有效性和政策闭环的准确性。一是充分发挥各圈层意见领袖的作用，在第一时间掌握各圈层对政策的正确解读权，避免误读。有学者提出微博作为主要政策传播渠道之一，相比于政务微博账号和媒体微博账号，意见领袖账号在政策传播过程中触达受众广、活跃度高、交互性强、网络议程设置效果更为显著，因此，要有效发挥意见领袖在政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垃圾分类政策出台之后，尤其是意见领袖类微博账号的传播效果最佳。此外，意见领袖在进行政策解读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坚持专业表述和增加政策可读性，最大程度压缩公众对政策的猜测和想象死角，以及杜绝含混不清的表述。二是应当保持追踪、评估、研判政策传播的弹性，不应当“一策盖之”，应根据大数据呈现的特征进行策略调整，以共情为基础设置与不同公共圈层的沟通方式，协调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参与到网民的实际讨论中。三是对于出现极端负面的个案，应当提前制定危机处置方案，提前进行预演，保证在第一时间获知、介入并掌握信息权。方案应就公众对政策接收层面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准备合适的沟通方法与控制要素，充分利用各网络平台表达、阐明适合各圈层高效接收的政策解释，积极主动掌握信息解读的正面引导权。

参考文献

[1]张淑华．新媒体语境下政策传播的风险及其应对[J]．当代传播，2014(05)．

[2]刘淑华，潘丽婷，魏以宁．地方政府危机治理政策传播与信息交互行为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视角[J]．公共行政评论，2017(01)．

[3]万旋傲，谢耘耕．网络舆情传播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研究[J]．编辑之友，2015(08).

网络空间范文篇9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三、美国的经验

四、总结

美国历来是一个重视言论自由的国度，它不仅将言论自由规定在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而且一直致力于探索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并先后形成了“危险倾向原则”、“煽动原则”、“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等一系列适用原则。随着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技术与传统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凸现出来。那么，究竟应该在网络世界中对言论自由施以什么样的法律限制呢？美国作为网络的发祥地和世界上在网络立法上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网络基础设施还是在网络立法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而言，美国在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方面取得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论文。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在美国，人们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是非常宽泛的，除了口头言论之外，书面表达、音乐、绘画甚至行为，都有可能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这或许与修正案的表述有关：“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2根据修正案的这一表述，除了出版、集会、结社、请愿，其他表达公民意见的行为都可以涵盖在“言论自由”这一范畴之内。正是由于对言论自由的认识如此宽泛，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实际上将“言论”分为三类：纯粹言论、象征性言论（symbolicspeech）以及附加言论(speech-plus-conduct)。所谓纯粹言论是指“口语、文字、图画、音像、肢体语言等纯粹用于表达、展现思想、技艺等而不与外界或他人直接发生物理学意义上冲突的形式、手段”；象征性言论则是指“所有目的在于表达、沟通或传播思想、意见等观念性质的因素的行为”，如焚烧国旗、佩带黑纱等；而附加言论即语言加行动，它是指“在设置纠察线（或警戒）、游行、示威时，言论混合着行动的情况”。3由于这三种言论给社会秩序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大小不一，因此法院对它们形成了不同的法律界限。

在这三者之中，纯粹言论被认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象征性言论被认为“非常近似于‘纯语言’”，4而附加性言论则被认为应受到最严厉的限制，因为“它是在没有交流作用的行为环境中的语言表达形式”5。由于纯粹言论的保护原则较其他两种复杂，因此本文将首先讨论象征性言论和附加言论的法律界限。象征性言论与附加言论在保护原则上有着重合的地方，即它们均可以适用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形成于1968年的“合众国诉奥尔布莱恩”一案。在该案中，首法官沃伦代表最高法院首先提出了在把言论和非言论结合在行为中时，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对非言论部分进行限制才是合宪的：（1）规定必须促进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2）政府的利益必须与压制自由表达无关；（3）对所提出的自由带来的附带限制不得大于促进政府利益所需要的程度。6尽管“奥尔布莱恩原则”既适用于附加言论也适用于象征性言论，但二者在适用条件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附加言论的案件一般都适用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如果政府对象征性言论的限制已经构成了内容限制，7那么法院将转而适用严格审查标准，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证明审查中的法律是严格地为实现政府首要的或切身的利益而制定的。8另外，在实践中，尽管在这种“附加言论”案件中采用了利益平衡原则，但最高法院往往赞成对附加言论实行管制。9由此可见，法院对待附加言论的态度要比对待象征性言论严厉的多。

如同上文所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纯粹言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那么，对于纯粹言论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呢？首先，法院将言论分为可以根据其所传达的信息进行限制的和只能进行“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之所以对言论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因为人们认为第一条修正案只对能够促进它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提供保护。因此，凡是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第一条修正案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如淫秽言论、虚假陈述、商业广告等，要么不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要么只应受到最低的保护。对这些言论，法律得根据其内容对其进行限制。同样，对于这些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高价值言论”和“低价值言论”。10其中“高价值言论”指的主要是危险思想和信息，如呼吁人们抵制征兵等；“低价值言论”则是指商业言论、不正当言论等蕴含第一条修正案价值较少从而也应受较少保护的言论。11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这一问题上，如何对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设置法律界限构成了宪法学者和法院探索的重点，同时也构成了美国法院“对限制的限制”的原则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现行的对这类言论进行法律限制的原则主要包括霍姆斯——布兰代斯原则（即“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模糊和过宽原则以及事前审查原则。12但是，两相比较，法院在对待“低价值言论”的法律限制上比对待“高价值言论”的态度要宽容的多。至于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保护的言论，法律对其进行限制的理由则必须与其所传达的内容无关，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法进行限制，如禁止在医院附近进行嘈杂的演讲。13当然，根据ACAv.Dounds14一案所确立的“逐案权衡”原则，政府如果能够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15

众所周知，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上历来有两种态度，即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而不论是从各国立法、各种人权公约，还是从学者们的论述来看，相对主义都可以说占据着主导地位。16即使是绝对主义论者，如米克尔约翰，也并非认为无论对什么样的言论都不能施以法律的制约。17既然相对主义已成为各国的共识，那么必然会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界限才不会侵害受到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这一问题。为了寻找合宪的法律界限，各国一般采取的都是利益衡量的方法，即将某一言论可能促进的利益与可能损害的利益两相比较，从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限制的方法。然而，面对不同类型的言论，人们所面临的具体的利益选择也将是不同的。以政治性言论和商业性言论为例，人们一般都认为对于政治性言论应给予最高的保护，而对于商业性言论的法律限制则是更为可以接受的。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对各种言论进行科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言论确立不同的保护原则。比如上文所讲到的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的几种类型的划分及各自的保护原则，就是美国人根据自己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所最终确立下来的。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其中某些具体的观点，如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将行为归入言论自由的范畴之中，也可能会不赞同对不正当言论提供保护，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对言论进行划分的方法与我们笼统地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方法相比，是更有利于保护言论自由的。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进入20世纪之后，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广播、有线电视、电影、直至今天的国际互联网，这些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大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给言论自由的保护带来了许多难题。象1969年的RedLionBroadcastingCo.v.FCC案18、1978年的FCCv.PacificaFoundation案19，以及Kovacsv.Cooper20案等都是新的传媒与言论自由传统的法律界限产生冲突的实例。与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广播、有线电视及音像相比，网络对人类的通讯传播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更为革命性的，因此它与言论自由的传统法律界限所产生的冲突也将更为激烈。

在网络产生之初，由于对这种新兴的传媒的发展趋势缺乏认识，以及考虑到网络对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特殊要求，各国并没有针对网络进行专门的立法；同时由于司法机关和学者们对于既存法律是否同样适用于网络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导致了网络实际上处于法律规范之外，这也就是所谓的“Non-regulation"时代21。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网上、色情、暴力、宣扬种族歧视等的言论泛滥。根据2000年召开的“防止利用互联网传播种族仇恨”大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95年互联网上仅有一个传播种族仇恨的网站，到2000年中期此类网站已经超过2000个，仅德国就有500多个这类非法网站。22鉴于这种情况，各国逐渐认识到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也需要法律的规范，从而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加强网络立法的工作，一系列电信基本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保护知识产权和信息自由的法律法规等相继在美、英、德、俄等国出台，网络开始由non-regulation时代走向regulation时代。但是规范网络世界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基于网上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信息的传播，网络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网上的言论（或信息）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而由于网络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要规范网络言论就不能套用传统的模式而必须寻找新的法律界限。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网络具有以下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

一、网络是“无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也就是说，网络向所有人开放，在网络上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不需要所谓的把关人（gatekeeper）,23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同时既可能是信息的使用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提供者。因此网上信息源的数量“只受到希望进入（互联网）的用户人数的限制”24，在互联网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趋于无限的信息提供者，或称信息源。这也就意味着在网络上信息的多样性可以达到最大化。而传统的媒介则与互联网完全不同。以广播为例。广播领域中几乎所有的信息内容都是在外部被中介人所拥有，他们控制着内容的生产和选择，还有的步骤、次序和时间。25这样，广播所传播的信息的多样性必然大打折扣。而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多样化，即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无论是密尔的自由论还是霍尔姆斯的“自由市场论”，都强调意见或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对于获知真理的重要作用，而获知真理正是言论自由的主要价值之一。26因此才有学者认为信息源多样性的最大化是言论自由发挥其价值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27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做到信息多样性的最大化，从而也决定了网络在所有的传媒中最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

二、网络具有交互性的特点。所谓交互性指的是由用户控制信息的交换而不是中介人，28这也就意味着用户有可能对自己接受的信息进行选择。根据罗杰?菲德勒对传媒的划分，传媒一般可以分为人际领域、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29一般而言，只有人际领域才存在着互动的特点。传统的媒介，例如广播、电视或书籍、报纸、杂志，都只能归入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而在广播和文献传播领域中，信息总是从发送者流向接收者，用户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接受信息的，因而在这两个领域中不具有交互性的特点。30只有网络可以涵盖所有这三个领域，也只有网络的用户才可能主动的选择甚至影响所接受的信息。例如网上聊天就是一种典型的交互式传播方式。考察以往美国政府以立法规范传媒的历史，法院之所以认为这种限制言论的立法符合宪法，主要是因为身处传统的媒介中用户无法控制信息的交换，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的其他利益，这种限制才显得尤为必要。31而网络用户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用户，网络信息的交换可能由用户来控制，这就为控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网络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仅其载体具有多样性，其内容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传统传媒，如广播，只能以声音的形式传播信息，电视也至多只能结合图像与声音两种形式，而网络除了可以传送文本之外，还可以传送声音、图像和影片，并且可以建立超文本链接。网络言论载体的复杂性决定了网络言论法律界限的复杂性。另外，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网络涵盖了人际、广播和文献三个领域，如聊天室应归入人际领域，网上电视节目的实时播放应归入广播领域，而新闻组、资料检索系统等又似应归入文献领域。而法律对这三个领域的言论进行限制时的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法律对广播领域的限制要较文献领域为严格，而对文献领域的限制又较人际领域为严格。同时，网上既存在着一般的言论，如聊天室和电子邮件，也存在着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言论进行法律限制时也必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网络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如果要对网络言论实施某种法律限制，如何划定这条法律界限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这也是对于网络不可以机械套用以前的法律界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网络用户具有匿名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用户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的身份可以与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毫不相干，因此一旦用户匿名上网，政府将很难查出用户的真正身份。而在美国，用户在网上隐匿自己身份的权利已经通过ACLUv.Miller32一案得到了联邦地区法院的确认。由于网络是无中心化的，任何用户都可以在网上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针对网络言论制定了法律加以限制，而某个用户的言论也确实触犯了这一法律，但如果该用户隐匿了自己的身份，政府也将难以找到该言论的负责人，法律也就会失去意义。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法律来控制网络言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对待网络这种高科技的产物，更应辅以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的确定的确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那么，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究竟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法律界限呢？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来，美国的学者对此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有的学者坚持对网络言论无论其内容为何都只能进行“内容中立”的限制，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限制；33也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人们完全了解因特网和在下级法院的有关判决经受了考验之后，国会或最高法院才能制定有关限制规范（definiteregulation）。34

笔者较为赞同这种谨慎的态度，因为首先网络言论主要是以文字、声音、图片、影片等形式表达出来的，不可能涉及行为，因此可以肯定的说，网络言论都属于纯粹言论。根据最高法院对待纯粹言论的传统态度以及纯粹言论本身的性质，即使存在以立法限制网络言论的必要也必须非常谨慎。其次，对纯粹言论的分类也应该适用于网络言论，对于不同种类的网上言论应该适用不同的保护原则。例如对于商业广告、“不正当言论”（indecency）等“低”价值言论，就可以考虑以比较宽松的原则进行法律限制。至于淫秽言论等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即使是在网络空间中也是不应该受到保护的。而对于属于“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在制定法律进行限制时就应主要进行“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

总的说来，由于我们目前对于网络的认识仍然较少，而网络基于其无中心化的特点又较其他的传媒都更加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因此我们在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不可操之过急而必须小心谨慎。

三、美国的经验

尽管学者们对于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存在许多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随着网络的发展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无疑能够在这场争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会和最高法院。同时，由于美国特殊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说这场争论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最高法院的手中。考虑到Renov.ACLU一案所涉及到的CDA法案35是国会规范网络最早的努力之一，以及CDA被判违宪后产生的重大影响，下面笔者将首先就该案具体介绍一下最高法院对待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的态度。

CDA是《1996电信法》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CDA宣布通过网络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猥亵言论或‘不正当’信息（indecentmaterial）"的行为属刑事犯罪，可被判处两年以下监禁及250,000美元以下的罚款。36而根据以往的宪法判例，“不正当言论”与猥亵言论（obscenity）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猥亵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不正当言论”却是受到保护的。37很明显，该法案是国会企图以未成年人保护为突破口，像以往对待广播一样以立法对网络言论实施控制的一个尝试。如果法院判决ACLU败诉，那么政府的这一尝试就获得了成功，网络也就将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如果法院判决政府败诉，那也就等于同时宣告网络言论是不受政府干涉的，或者至少是不受到政府严厉干涉的。

1997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对Renov.ACLU案做出终审判决，CDA最终被判违宪。笔者认为，在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判决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首先，法院充分注意到了网络这一新兴科技的产物，并对其做出了中肯的评价。鉴于该案发生于1997年——网络发展的初期，法院对网络所作的这些评价在现在看来虽然可能有欠深入，但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在该案判决词第一部分中，法院首先对因特网作了一个整体的评价，称其为“一种独特的、全新的全球通信媒介”。紧接着，法院又对网络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方式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将其分为电子邮件、自动邮件列表服务（mailexploders）、新闻组、聊天室、和万维网（即网络的搜索功能）。这一分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适用的。同时，法院也注意到了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指出“在网络上没有哪个组织可以控制用户的接入，也没有哪一个中心点（centralizedpoint）可以将任何私人网站或服务商（individualwebsitesorservices）从网络上驱逐出去。”可以说，法院的这些评价不仅构成了进行该案判决的基础，也为我们探索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反驳政府关于援用有关广播的宪法判例以说明自己有权对网络这一传媒进行控制的观点时，史蒂文斯法官代表最高法院阐明了网络应该有其独特的适用原则。史蒂文斯法官认为，最高法院以前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政府有长期以来对广播业实施比较广泛的控制的历史；第二，广播的所需占用的频道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第三，广播具有“侵略性”，即用户对信息的接受是没有控制权的。虽然在历史上存在着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的宪法判例，但同时也有判例表明不同的传媒基于其各自的特点应该适用不同的原则。而广播所具有的这些导致政府控制的特点在网络空间中并不存在：第一，政府并没有对网络控制的历史，相反，政府对网络自其诞生之日起一直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第二，网络不像广播那样具有“侵略性”。在这里史蒂文斯法官特别强调指出网络上的信息不是不请自来地“入侵”用户的家庭或出现在其电脑上的，用户不大可能“偶然”地接触到某些内容；第三，与国会当初制定规范广播业的法律时不同，网络不应被当作一种“稀缺”的昂贵商品；网络为所有的人提供了一种相对不受限制的、低廉的交流途径。因此，史蒂文斯法官最后总结到：“我们的判例并没有提供允许政府对这种媒介（指网络，笔者注）进行审查的程度的标准。”

最后，法院再次表明了对言论自由的价值的重视和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这也就意味着，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否则法院是不会允许国会对网络言论基于其内容而以立法的形式加以限制的。如同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提到的，政府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对“内容中立”言论进行基于内容的限制，但是如果政府可以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在本案中，政府为了证明CDA的合宪性，提出自己制定CDA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正当言论”的侵害，如果法院判决CDA违宪，那么未成年人的利益就将无法得到保护。这时，法院就必须运用“逐案权衡”原则判断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与政府所谓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何者为重。如果判决CDA合宪，就意味着法院认为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不足以与其他利益相抗衡，这样政府在以后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就将会有可能为了其他利益而轻易牺牲言论自由；而如果判决CDA违宪，政府亦将有可能在制定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时裹足不前。最终，法院还是选择了言论自由。这也就相当于向世人宣告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应该具有最高的价值。正如最后史蒂文斯法官在总结部分所写道的：“作为宪法传统，在缺乏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对网络）进行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只会限制思想的自由交换而不是促进它。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与控制言论所能带来的理论上的、未经证实的利益相比，促进表达自由的利益要重要得多。”

在Reno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及其下级法院又在ACLUv.Miller、MultnomahCountyLibraryv.U.S.A.、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v.U.S.A.、Ashcroftv.ACLU等一系列案件中延续了最高法院在Reno案中的判决思路，38相继判决CIPA（《儿童在线保护法》）、COPA（《在线儿童保护法》）等有关限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违宪。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CDA等法案最终被判违宪，但是最高法院也并非主张对“不正当言论”等不良信息应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它只是反对以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至于通过“过滤技术”39、授权父母等方式来保护未成年人及网络用户还是得到法院支持的。40当然政府也不得强制用户使用“过滤技术”，否则也将构成对第一条修正案的违反。41同时，法院认为对于网络上与聊天室等不同的部分，如商业站点等，还是可以以法律来规范的。42

从Renov.ACLU到Ashcroftv.ACLU这一系列的案件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法律慎行（只允许内容中立的法律限制）、倚重技术、授权父母（用户控制）。

四、总结

上面我们从Renov.ACLU案出发，简略地阐述了一下美国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自由的态度。其实不独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在对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网络立法开始较早的德国为例。德国以其《多媒体法》而在网络立法领域著称于世。这部《多媒体法》在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主要表现在对青少年的保护上。43它采取了分阶段的方法，将有关青少年保护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禁止刑法上、违反秩序法上违法的产品、服务；第二阶段是以联邦检查处列举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产品、服务，散布者必须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第三阶段是课服务提供商以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之义务。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首先该法将可能遭到限制的内容分为“禁止的”和“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两种，从而为保护网络言论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要求散布者“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和“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的规定都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网络特殊性质的考虑。除德国外，澳大利亚的分级管理制度和新加坡的行业自律及用户自我负责的制度也是比较有特色的。44

反观我国的网络立法，我国虽然注意到了网络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立法空白，从而对《著作权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并针对互联网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但无疑仍存在着立法规格较低、质量不高的缺点。随着网络在我国的普及以及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以法律的形式对网络进行规范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以上对各国网络立法，尤其是对美国最高法院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的态度的分析看来，笔者认为，我国将来在制定法律以规范网络言论的时候，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首先，美国等国家在对待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网络言论上的谨慎态度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论是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德、法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都认为言论的多元化是民主社会的根本要求，言论自由不仅应该保护主流意见和观点，更应该保护少数的、边缘的和非正统的意见。45因此，德国《多媒体法》中才会对“禁止的”和“有害但并非禁止的”内容做出区分。而正如前文所说，网络是一个可以使言论达到最大程度多样化的空间。如何才能做到既防止不良信息的泛滥，又不破坏这种多样性，就成了各国在制定法律以限制网络言论时所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诸如前文所列举的德国的《多媒体法》、美国的CDA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对CDA的违宪判决，都是这种思路的具体体现。而我国在网络立法上却仍然延续了传统的思路，在对言论内容的限制上可以说都只是做了笼统的规定。46殊不知这样的规定很可能会损害网络言论的多样性。且不论我们与历来以对待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的严厉态度著称的美国相比存在的差距，即使是对网络言论内容进行了较多限制的新加坡，它的立法与我国相比也要严谨得多：《新加坡因特网运行准则》第4条“禁止的内容”在前两款详细规定了应受限制的内容之后，又在第3款规定：“更进一步的标准是，内容是否具有内在的医学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在第4款规定：“ICP持照人如果对节目内容是否属于被禁止产生怀疑时，应提交广播委员会认定。”47这种更为严谨的规定无疑更有利于保护网络言论的多样性。

其次，美国注意到了网络特殊的性质并认识到网络需要适应于这种特性的保护原则，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Renov.ACLU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政府将广播领域中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沿用于网络空间中的企图，并且指出：“我们的判例并没有提供允许政府对这种媒介（指网络，笔者注）进行审查的程度的标准。”48从而表明了网络空间中的言论自由需要自己的法律界限。其实，在网络热刚刚兴起的95—97年间，我国台湾学者中就曾有人撰文探讨了将广播、有线电视、邮政、电话、出版业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应用与网络空间中的可能性，其结论是虽然每个领域都看似与网络有着某种相似性，但仔细分析，又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如电话的经营商就不可能和ISP一样知悉用户传递的信息的内容。因此，这些法律界限都无法单独应用与网络空间。49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必须适用其特殊的法律界限。同样，根据罗杰?菲德勒对传媒的划分，我们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50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践看来，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纵观我国几部有关网络的行政法规，在涉及到网络言论的内容限制时其表述的文字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而这些文字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五条、《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条、《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等有关言论自由限制的法律法规的表述存在着雷同的现象。这一点在将来制定相关法律时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三，美国等国家开启了网络言论保护的新思路，即不仅仅依靠法律，而且注重发挥技术及用户控制对规范网络的作用。加拿大学者就认为，网络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自治”的色彩，因此，我们在探寻如何以政府管理的方式对网络社会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和尊重网络“自治”的传统，发展其他的辅助手段，如自我管理（包括用户控制——主要是授权父母和过滤技术）、私人管理（指服务商、社会机构和域名管理系统的管理）和制度化方式。51美国最高法院在Reno案中就肯定了自我管理的方式。笔者认为，具体到网络言论的规范问题上，这些辅助手段主要可以发挥以下作用。首先，我们有望通过技术来区分用户的身份，尤其是区分用户是否未成年人，从而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辅助手段。例如德国的《多媒体法》在青少年保护第二阶段上就要求散布者以技术手段防止某类信息被青少年获得。虽然目前技术在区分用户是否未成年人上的作用也许还很有限，但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它终将会做到这一点。另外，虽然过滤技术在过滤暴力信息上的表现还很难说令人满意，但它在过滤色情信息上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52。其次，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基于网络交互性的特点，由用户来控制信息的接受很可能会构成网络言论规范的一条新的途径。虽然完全寄希望于用户控制是不现实的，但是在青少年保护的问题上，授权父母来控制某类信息还是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在这方面，《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OPPA)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由于网络技术更新速度快以及前面所提到的匿名性的问题的影响，如果单纯以法律去规范网络言论，很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但是如果我们能有效的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则很可能会做到事半功倍。

最后，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其他国家的成绩和经验固然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由于各国对言论自由的含义和价值的认识不一致，我们也不可照抄照搬。例如，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不论其内容为何，政府都不得对网络言论进行基于内容的法律控制，这一点就是笔者所不能苟同的。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本国法律所历来排斥与法律保护之外的言论以及所参加的人权公约认为得以法律禁止之的言论，如鼓吹战争、鼓吹种族歧视等的言论，即使属于网络言论政府也得以法律限制之。总之，鉴于国情的不同，我们应该在了解网络性质的基础上，从我们具体的实际出发，有效地借鉴美国及其它在网络立法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的经验，寻找我们自己的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2001级硕士研究生。

1美国于1996年制定了新的《电信法》，在该法中国会试图对网上的不正当言论(indecency)进行限制。

2[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附录，第325页。

3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4[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5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6参见下文的“纯粹言论”部分。

7[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8[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第189页。

9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0GeoffreyR.Stone,LouisM.Seidman,CassR.Sunstein,MarkV.Tushnet,???????????????????,AspenLaw&Business,ADivisionofAspenPublishers,Inc.,1999,pp.16—17.

11Stone&others,????,at19,161,214。

12Stone&others,????，at23—61，105。

13Stone&others,????，at16—17。

14339U.S.94(1950).

15[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1616候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4页；第100-101页。

18395U.S.367(1969).

19438U.S.726(1978).

20Chapterv,sectionAsupra.可参见Stone&others,?????,at499。

21张西明：《从Non-regulation走向Regulation——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自由》，载《法学》，2001年第7期。

22张西明：《从Non-regulation走向Regulation——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自由》，载《法学》，2001年第7期。

23把关人：即控制信息和娱乐的选择与流向的个人或组织。传统的把关人有政府机构和大众媒介组织。参见[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24JerryBerman&DanielJ.Weitzner,??????????????????????????????????????????????????????????

??????????????????????????????????????????????????????,104YaleL.J.，1623-1624(1995)。

25[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2页。

26候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3页。

27Berman&others,?????,at1622.

28[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29[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30[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9，41页。

31参见FCCv.PacificaFoundation,438U.S.726(1978).

3296CV.2475MH(1997).可参见MarkMikulaandL.MphoMobund,Editors,AllisonMcClinticMarion,AssociateEditor,???????????????????????????(Volume1:IndividualLiberties),TheCaleGroup,1999,pp.434-437.

33Berman&Weitzner,supra,at1634,seeStone&others,????,at501.

34OwenFiss,????????????????????????????,104YaleL.J.1616-1617(1995).

35美国国会曾于1996年通过《1996电信法》，其中的第502节和507节又被称作《通信规范法》，即本文中所提到的CDA。

36如未特别注明，与本案有关的资料均来自。(其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37Sable,492U.S.at126,Careyv.PopulationServicesInt''''l,431U.S.678,701(1977)。法院认为不正当言论只会使人感到尴尬，因此是受到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

38可分别参见96CV.2475MH(1997),No.01-CV-1322,No.01-CV-1303,或参见网址

39如v芯片、网上保姆等。

40来自

41见MultnomahCountyLibraryv.U.S.A.,No.01-CV-1322.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v.U.S.A.,No.01-CV-1303。另可参见网址：42来自43有关《德国多媒体法》的内容均参见谢铭洋、陈晓慧：《德国对网路服务之新规范——咨讯服务与通讯服务法（多元媒体法）》，载《月旦法学杂志》，第36期，1998/5。

44可参见陈一榕、徐远峰、梁陈剑译，吴贤伦校：《澳大利亚1999年广播及网上服务法》，钟新译：《新加坡因特网行业准则》，载陈晓宁主编：《广播电视新媒体政策法规研究——国外法规与评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第11—17页，第97页。

45候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1，101页；另可参见张志铭：《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4期。

46可参见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47王宇丽译：《新加坡因特网运行准则》，载陈晓宁主编：《广播电视新媒体政策法规研究——国外法规与评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页。

48来自

49刘静怡：《电脑网路性质及其可能适用之管制模式概述》，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9期，1996/12。

50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网络特殊性质之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网络空间范文篇10

关键词：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全球治理；网络空间主权；命运共同体

一、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问题的缘起

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不断革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强化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于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和跨国界性特征，单靠一个国家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正因如此，网络空间必须通过国际合作而实现全球治理。[1]但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在实践层面往往难以有效推进，根本原因是人们对于如何在国际法上界定网络空间的性质有较大分歧：网络空间是“全球公域”，还是国家主权管辖的范围？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明确网络空间治理主体、制定网络空间治理规范以及确立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是极为必要的。解决网络空间治理的上述问题，首先要准确界定网络空间赖以存在的信息环境，其次要正确认识网络空间的技术特征与社会特征。信息环境由基础层、逻辑层和信息层构成。网络空间不能简单理解为物理基础设施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规则组建起来的系统，也包括众多用户的网络行为。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网络空间的特征如下：第一，虚拟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从技术层面来看，网络空间是一种立体网状结构，这种结构打破了信息传输的时空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没有边界的虚拟存在。然而，网络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实世界而存在，比如，网络空间是由客观存在的光缆、服务器、交换机、计算机等网络设备构成的，而且，不管虚拟空间的形象多么美好，人们都得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也就是说，网络空间本质上是现实社会的反映。第二，开放性。网络的无界性源于其开放性这一社会特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互联网使整个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经济、文化和社会借助互联网获得了全新的特质。互联网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但是，“互联网+”却具有神奇的力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必须接入互联网。因此，互联网的开放性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第三，网络用户自治的传统。尽管互联网是受到美国用于军事目的阿帕网启发的，但是之后互联网则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性，比如，网络协议及其他网络标准是由非政府行为体来制定的，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国家力量的控制。目前，网络空间的国际法地位存在较大争议。关于网络空间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网络自治说。这种观点认为，网络是没有边界的，即便一个国家能够管辖其国内的每一个网络节点，但是，互联网协议地址作为逻辑地址，是可以更改的，而网络设备的物理地址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这就给政府依据互联网协议地址进行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基于计算机的全球性互联网络超越了国界，营造了全新的人类活动空间，基于地理边界的传统法律能否适用于网络空间受到质疑。因此，网络空间超出了传统国家的主权管辖范围。这种观点还认为，开放性和多元性是网络空间的重要特质，因此对网络空间进行规范的是用户而不是政府。互联网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在相关规则的基础上，网民能够自主地管理网络空间。然而，网络空间的“法律真空”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因为，信息基础设施都位于特定国家的境内，网民也无法摆脱国家的管辖权。网络技术先驱者所设计的网络技术的基本框架主要考虑的是信息交换和传输效率方面的问题，但是这种便利性却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全因素，甚至已经影响到国家安全。网络自治只能理解为权宜之计，而非互联网发展的常态。第二，全球公域说。这种观点认为网络空间与公海、外太空、南极等一样属于全球公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尽管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能够控制信息终端（如计算机、手机等），从而管理和控制信息，但是网络标准化协议却使得信息传输难以有效管控，而且由于几乎所有国家均已经接入全球互联网，一个国家很难将其网络空间与全球网络分开。故而，全球网络空间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力对其提出主权要求。全球公域并非一种单纯的自然状态，而是需要由国际法来认定。对于网络空间来说，即使各国尚未就网络空间主权问题达成共识，也可以将其看作尚未完全明确权属的共同财产。第三，混合场域说。一些学者提议，我们可以参考公海和南极洲等的治理经验，把网络空间分成全球公域和国家管辖两部分。其中，支持整体互联网运转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规则层可以看作联合国管理的全球公域，而各个国家接入互联网的各种设备和内容层可以划分为本国政府管辖的范围。确实，网络空间的存在依赖于物理基础设施，但网络空间更是一个基于物理基础设施的虚拟空间。如果将物理基础设施、代码和规则与信息内容进行割裂，也就不存在所谓网络空间了。因此，混合场域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第四，国家空间主权说。俄罗斯、中国等国主张网络空间主权是存在的。2011年，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将四国起草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作为大会正式文件散发，这份文件多处提及国家网络空间主权。2016年11月，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将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列为立法宗旨之一。从网络运行的实践层面来看，虚拟的网络空间不可能摆脱支持其运作的物质基础设施，后者属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所以，网络空间主权实质上是国家在网络空间行使主权的表现。网络空间的国际法属性的争议反映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形成了三种治理模式：第一，网民自主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主张，网络用户就是网络主权者，网络应该由用户自主治理，而不需要国家公共权力的干预。但是，从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国家公共权力对网络空间的介入，网络空间就会处于完全失序的原始丛林状态，网络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3第二，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以美国为首的网络发达国家强调网络空间的全球公域属性，认为对网络空间治理应当实行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支持者认为，自网络产生之初就由政府、商业部门、学者、技术专家、网民等各方共同努力制定出了相应的网络标准和规则，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代表诸多网络行为体的不同利益。其实，互联网是否全球公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所以，网络空间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缺少充分的理论支持。第三，多边治理模式。中国、俄罗斯等国认为网络空间应当根据国家主权原则，置于国家单独或联合管控之下。在此前提下，应秉持政府主导、多边参与、民主决策、透明有效的原则，通过国际条约确认各国的权利和义务。当前，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着严重的权力不对称现象，网络欠发达国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此背景下，多边治理模式极为必要。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空间中的许多问题只有在主权国家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治理。比如，域名所有权问题、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网络犯罪问题等，这些问题只有政府权力介入才能得到解决。[2]

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的目标指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变革了社会生产方式，但是并未根本改变国际政治秩序。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东西矛盾和南北差距，这迫切要求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在网络空间治理理念上，东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中国、俄罗斯等国倡导在维护各国网络主权的前提下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而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则强调网络空间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认为国家不应当对互联网实施干预。另一方面，南北国家因经济水平不同，而在网络发展方面形成较大差距。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网络空间治理理念。网络发达国家因其拥有技术方面的优势，故而强调技术规范的重要性；而网络欠发达国家则更多依赖法律规范来治理网络。[3]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4]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子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目标，国家治理和国际问题的治理都离不开法治，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是实现网络安全和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5]法治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必须依赖法治。网络空间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法治化是毋容置疑的。[6]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体现在：第一，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可以解决网络发展不合理所带来的问题。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生存空间，互联网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当然，全球互联网发展存在着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即为“数字鸿沟”。网络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先发优势，把握了互联网的规则制定权和网络话语权。网络发展中国家无法平等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各项事务，技术上受制于人，经济上受到遏制和盘剥。这反映了网络空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有助于在全球网络空间建立公正合理的规则和机制，有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网络空间事务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网络空间可持续发展。第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有助于解决网络规则不合理所带来的问题。在信息时代，信息安全尤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网络空间也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战略空间。为了占据网络空间的制高点，美国奉行网络霸权主义，将本国有关网络空间方面的司法判例，通过各种措施对国际法律体系施加影响。美国甚至调整其核武政策，降低核武器使用的门槛，提出只要其信息关键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攻击，就运用核武器进行反击。对此，只有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依法规范网络空间各行为主体的行为，保障各个国家的网络安全，而不是只保障某一个国家的个体安全，才能实现网络空间的共享共治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第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可以解决网络空间秩序不合理的问题。如果没有法治的约束和规范，网络空间秩序不合理现象就在所难免。比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军队对其他国家进行网络攻击、对网民实施网络监控、运用各种网络传播手段搞所谓“颜色革命”等，这些行为对全球网络安全和他国网络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此外，网络恐怖主义在网络空间肆意蔓延，越来越呈现出智能化、跨国性、线上线下互动等特征。与此同时，传统刑事犯罪网络化也呈现高发的态势。可以预见，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大面积推广，会使得网络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甚至可能成为困扰全人类的难题。只有建立普遍适用于网络空间的行为规范，才能将网络犯罪问题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各国之间也才能依据国际法统力合作，建立公正、民主、法治的网络秩序，保障网络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5]第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是应对风险社会挑战的必然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的状态，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多，核扩散、经济动荡、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信息化加剧了社会风险因素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在此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受到推崇。这一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环境变得十分脆弱，社会存在着大量不安全因素，社会对个体的控制难度大大增加，工业社会之前那种超稳定的状态已经不复存在，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对于安全的需要大幅度增加，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相比较现实社会，网络空间充斥着更多的风险因素，网络安全甚至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7]在此背景下，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公民参与，政府也需要更加注重法治化和制度建设。在国际层面，面对风险，绝非哪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应对，需要各国携手共治，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法治化。第五，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网络空间中，要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必须有相应的保障措施，法治化无疑是这些保障措施中最为有效的。与行政、经济、道德等相比，以法治维护网络安全，成本较低而且效率较高。当前，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领域最主要的矛盾，特别是网络时代使得间谍活动迎来了“黄金时代”。“棱镜门事件”暴露了网络空间所面临的严峻的安全问题。由于美国拥有信息技术的优势，同时掌握着互联网关键资源，因此，它完全可以对其他国家实施网络监控。这样一来，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完全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反对美国的网络霸权主义，有助于保障包括我国在内的网络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安全。第六，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有助于保障公民权益。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被人们所认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大数据也不例外。大数据技术可用于分析和处理相关事务，防范和打击威胁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的各种犯罪行为。但是，由于手机、传感器、监控器等大数据收集和传输设备的普遍运用，公民的个人信息经常被随意收集和超范围使用。比如，运用数据挖掘技术甚至能够从海量信息中获取某个人的各方面信息，从而预测其未来的行为或者向其推送有针对性的广告。公民个人隐私泄露，会造成财产、人身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可以依法惩处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的行为，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5]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必须遵循如下基本原则：第一，主权平等原则。主权是一个国家以自己的意志处理本国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平等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均有权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互联网构建了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虚拟空间，可以称为网络世界。网络空间是一个全球性的虚拟世界，并不存在明确的国家边界。而且，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同于现实世界，很可能是跨越国家边界的，网民的身份也不同于公民，因此，无论按照属地还是属人原则，一国都很难完全对网络行为主体及其行为实施管辖。尽管主权平等原则在网络空间的实现遇到困难，但是网络空间得以运行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基本规则都与现实世界紧密相关。网络行为主体与现实世界的法律主体是一致的。网络空5间活动也应受所在国政府管辖，并遵守当地法律。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网络空间治理必须遵循国际法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8]在全球网络事务方面，世界各国都能够平等参与。各国有权利确立适合自身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合法行使网络管理权，同时也有义务尊重他国网络空间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不对他国发动网络侵略。第二，和平安全原则。联合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成立的国家间组织，它所倡导的和平安全原则是世界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然涉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均衡，因此必须依靠国际法来维护网络空间的基本秩序，确保网络空间安全目标的实现。各国应坚持以和平手段来处理国家之间有关网络事务的分歧和冲突，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他国的网络霸权主义，以及片面强调自身安全而以牺牲他国网络安全为代价的自私自利行径。[5]第三，国际合作原则。互联网是人类共同智慧的产物，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理应为全人类共享共治。当前，防范和打击网络犯罪要求各国携起手来，加强国际合作，实现网络法治，推动互联网健康有序的发展。[9]在国际合作中，由于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发展的差异，各个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世界已经借助互联网结成了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网络发达国家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积极引导制定有助于网络空间合作治理的规则，确保互联网发展利益由各国共享、互联网事务由各国共同参与、网络安全由各国共同维护，并最终推进互联网稳定、持续、协调、有序的发展。第四，共管共治原则。美国凭借在网络信息技术方面的先发优势，将本国的网络治理理念强行推销给其他国家，引发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刻意突出网络空间的全球公域属性，反对其他国家在网络空间行使主权，以利于其利用互联网推行其价值观并对他国实施“颜色革命”。同时，美国宣扬所谓“网络自由”，在全球网络空间不愿意接受任何约束，为实现美国利用互联网控制全球的目的奠定法律基础。但是，当国际社会提出要求美国向联合国相关机构转交互联网管理权时，美国又公然提出互联网是美国发明的，否认互联网的公共属性，拒绝交出互联网的实际管控权。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实质上是其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典型表现，目的在于将美国的主权扩展至全球网络空间。针对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共识匮乏的情况，最为有效的解决分歧的措施就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并将其纳入公认的国际法体系，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5]

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是由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法律和政策来共同保障的。从国际层面来看，需要在联合国主导下制定有关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法律体系；从国内层面来看，要把网络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确保国家网络安全法律和政策的落实。要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其具体路径包括：首先，国际社会应倡导在网络空间中各国一律平等，坚决反对网络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反对利用互联网搞意识形态输出和网络军备竞赛；其次，改变不合理的网络空间治理秩序和规则，赋予网络发展中国家更多权利，确保每一个国家都能平等地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各项事务；再次，平衡各国自身网络安全与全球共同网络安全的关系，反对不顾他国网络安全甚至牺牲共同网络安全而单方面强调自身网络安全的极端安全主义。[5]当前，国际网络空间秩序仍然存在网络霸权主义的威胁。[10]以美国为首的网络发达国家打着维护全球利益的幌子，不顾网络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把符合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做法变成网络规则，从而把握网络话语权，压制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必须强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由这些组织制定有关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规则，同时在这些规则指导下发挥地区性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作用。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并从立法基调、基本框架、立法技术等层面做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工作。此外，还必须强化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信息基础设施是网络正常运行的物理保障，一旦其受到威胁或打击，互联网将中断服务，6网络空间即不复存在。因此，必须加强立法，严厉惩处破坏信息基础设施的行为，保障信息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只有实现网络空间法治化，才能确保网络空间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增强网络空间治理能力，优化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供法治前提。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第一，必须明确治理主体。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主体除主权国家之外，还有国际组织、非营利机构、技术社群、私营企业和网民等。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应坚持多边参与和多方参与相结合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吸纳各个方面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第二，提高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能力。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是提高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能力的前提。当然，网络空间治理并不能仅仅通过技术发展来实现。技术发展本身也应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单纯技术治理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三，应高度重视公民的权益保护。互联网发展应当以人为本，网络安全治理也应当以人的安全为中心。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过程中，对于公民的隐私权、财产权、名誉权、知情权等，均应重点保护。随着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所掌握的个人数据会更多，这些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和监督等问题均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以往的技术发展实践证明，如果没有法治的规范，技术很可能被不当利用，甚至给人类带来灾难。网络空间的安全和发展与技术创新息息相关。要推动技术创新，必须加强技术和技术标准的创新力度，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提升网络安全水平，利用新技术促进网络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区块链技术是一项前沿技术，可以运用于网络空间治理。在信息时代，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特征，信用资源尤其稀缺，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也受到限制，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开发出更为先进的信用体系。另外，也应关注与技术发展伴生的伦理问题。比如，人工智能的运用就可能挑战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为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变革，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涉及网络安全问题，更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开展网络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必须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各国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要建立公正合理的网络规则体系，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够平等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各项事务，公平地享受互联网发展红利，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消除数字鸿沟。可以考虑在防范网络恐怖主义、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等争议较少的领域优先开展国际合作，积累经验，取得共识，不断扩大合作的范围，为其他领域确立共管共治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规则提供借鉴。[5]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国际合作与承认国家对网络空间的主权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如果没有网络空间主权对各个国家网络空间权益的维护，网络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有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的动力。就网络空间的现实状况而言，全球互联网虽然在理论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支撑网络运行的物理设施却分属不同国家管辖，而且网络终端也是由各国网络用户使用的，这些都证明网络空间必须依赖国家和政府的管辖。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与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关系和活动都需要国家通过法律加以规范和约束。另外，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网络信息必然会对社会治理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对网络空间进行法治化管理是其实现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承认并尊重各国对网络空间的主权是确保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合作顺利推进的前提和保障。其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愿意承认网络空间主权，目的很明显。他们就是要凭借其技术优势，将符合自身利益的互联网技术规范变成国际规范，以确保自身安全，并将本国意志凌驾于他国意志之上。但是，如果否认网络空间主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难题就不可能化解。比如，一旦某国遭受网络攻击，要找到网络攻击者，就需要实施网络攻击行为所在地国家的配合。因此，必须确认网络空间主权的国际法地位，并且明确各国有相互协作的义务。全球问题的治理离不开国家之间的合作。目前，以全球性协议方式来达成多边治理尚不具备这种条件。一方面，网络技术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如果通过条约来固化网络行为，就可能会妨碍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如果网络发达国家反对，要缔结有实际约束力的全球性网络公约也不现实。所以，当前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只能逐步推进，可以考虑先制定网络规范和原则，待条件成熟后，再来制定全球性的网络公约。这也是国际法实践的一般经验。互联网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反之，在各国经济高度融合的条件下，全球化也有助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的开展。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文化融合的催化剂，也不可避免地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在网络时代，网民的要求超越了国家边界，进而对全球性公共物品供给提出了一定要求，这种要求只能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来满足。互联网的全球化对民主也进行了重新定义。比如，网络空间的虚拟社群就提出了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要求，这与现实社会的治理主体有着不同之处。另外，全球化在促进全球治理层级化的同时，也可能会放大既有的霸权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在网络空间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等西方网络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技术先发优势，利用互联网推行其价值观，对其他国家进行舆论控制。互联网的普及度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但是，网络发展中国家也不会任由美国等西方网络发达国家在网络空间肆意妄为，而会团结起来，一致反对网络霸权主义。总之，建立在互联网发展基础之上的全球化，一方面是网络空间问题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的融合，国际合作的开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然走向法治化。[2]

参考文献：

[1]李传军,李怀阳.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问题刍议[J].电子政务,2017，(8).

[2]郭炯,洪永红.全球网络治理的法律困境与出路[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3]孙南翔.打造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的中国方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9-15(004).

[4]李传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秩序变迁与模式构建[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5]曹雅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网络空间法治化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8，(3).

[6]黄志雄.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秩序构建中的规则博弈[J].环球法律评论,2016，(3).

[7]李传军.国家战略视角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3).

[8]李传军,李怀阳.基于网络空间主权的互联网全球治理[J].电子政务,2018，(5).

[9]李传军.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合作[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