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总量范文10篇

投资总量范文篇1

一、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政投资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表1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乘数的

单位：亿元

年份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GDP21617.826638.134634.446759.458478.168593.874772.079553.0

GDP增量8245.75020.37996.312125.011718.710115.76278.24781.0

城乡居民消费品总额9704.812462.116364.720620.024774.127198.929152.9

城乡居民消费额增量1459.12757.33902.64255.34154.12424.81954.0

边际消费倾向0.290.340.320.360.410.380.40

投资乘数1.411.521.471.561.701.611.6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9）有关资料计算。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

投资总量范文篇2

一、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政投资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价

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

投资总量范文篇3

林业投资问题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基本问题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分别对林业资金的特征、林业资金结构和使用效率、林业投资与林业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宏观投资体制改革条件下的林业投资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曲折(1989)认为森林资源再生周期长、投入多、效益低下等特点构成了林业投资与林业经济增长的矛盾;李开平(1988)认为林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的不断投入的资金来源,林业只有高投入才能高产出;张大红(1995)以及廖士义、陈建(1997)认为中国林业发展存在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投入的利用效率低等问题;田国强(1995)对中国林业经济增长问题作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第一次对建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林业经济增长和投资结构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张彩虹(1997,2001)对中国林业投资与林业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刘国成(2002)研究了公共财政体制下的林业投资体制改革问题;谢志忠(2001)、田治威和麦家松(1994)研究了林业资金市场化运营问题。而此后类似研究就鲜见了。本文作为上述研究的延伸和深化,以1950—2005年相关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对我国林业投资机制生成机理和规模变迁进行数量分析,对营林投资的森林资源发展绩效进行初步评价,并结合林业投资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林业投资性质与投资机制转变

(一)林业投资性质、机制及挑战

林业投资指投入林业的各种资财和要素的价值量。林业作为具有基础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性质的综合行业,决定了林业投资具有产业性和生态性双重属性。从三次产业分类和森林客观功能分类角度理解,林业产业性投资主要是促进和支持林业第二、三产业即森工产业和林业服务业的资金投入;从广义上理解,生态性投资则主要是促进和支持林业第一产业即营林资金投入,而营林投资中的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投资则属于狭义上的生态性林业投资。在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我国林业投资方向发生了深刻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生态性投资日益成为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之一,且支持力度逐渐加大。从全国范围来看,1993年前生态性林业工程投入中财政资金占重要地位,1993年后财政资金投入绝对量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年均20%,其他投资的增长速度25%。林业生态性投资财政机制的转变,为我国林业主导功能由产业型向公益事业型转变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受国家财政总量供给结构非均衡性影响,生态林业建设资金面临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的竞争,林业生态性资金总量需求和结构性供给矛盾突出,林业生态性财政资金投入占国家公共财政投入总量比例增长乏力。以“三北”防护林为例,根据国家林业局统计,截至2000年底,“三北”工程建设共完成投资72•67亿元(不含群众投工投劳),为规划投入的87•99%,其中国家投资37•69亿元,占实际投资的51•9%。而根据估算,“三北”建设1970—2000年的第一阶段三期工程群众人工造林用工量合计折合约439•57亿元,远远高于国家投入资金的水平;1991—1997年,国家预算投入在林业重点工程总投资中的比重下降了55•4%;尽管1999年国家相继启动了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财政对生态林业的投入呈现出跳跃性增长,但仍集中在工程建设上,而投向后续管护的资金比例很低,资金结构性短缺问题仍然未有效解决。因此,在新的国家公共财政支出体制下,林业生态投入资金筹措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二)林业生态性投资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带有明显林业生态性质的林业投资发生于1981—1995年。这期间林业投资的整体特征表现为:林业投资总量稳定上升,营林投资增长率逐步超过森工投资增长速率,基本建设投资的营林取向得到显著强化(见表1)。

1979—1993年,我国先后启动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平原绿化以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六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项目,推动了营林投资生态化进程。在营林投资中,生态建设工程的投资占林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稳步上升,逐步达到1993年的15%,生态投资总量达到0•92亿元,生态投资增长速率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以1997年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以及1998年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1999年退耕还林工程三大林业生态工程启动为标志,我国林业投资的生态化特征终告形成。1996—2000年林业投资总额突破300亿元大关,营林生产投入比例超过森工投资比例,达到83•56%,营林投资平均增长速率第一次超过60%(见表1)。同时营林产值总量和比重继续超过森工,产值的增长速率大幅度攀升。在林业基本建设投资中,生态专项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与“七五”相比,“八五”期间生态投资总资金突破30亿元,期间增长速率突破400%,“九五”期间生态投资总量超过281亿元,“十五”期间超过1481亿元,分别较前一个五年增长752•87%和427•05%,创造了历史最高增幅记录。生态专门投资占林业基本投资比重也快速上升,“九五”期间生态投资比例超过60%,“十五”期间继续增加到84•68%。以年度生态投资增幅来看,年度增幅以1998年为最大,达到127•17%。1996—2005年10年间生态投资总量超过1763亿元,为新中国以来生态投资总量的97•8%。上述生态投资中的80%以上的资金均来源于国家财政性支出,且主要支持林业十大生态重点工程建设。林业建设的重点向生态工程项目迅速转移标志着中国林业生态性投资财政机制逐步走向成熟。

三、林业投资规模、结构、营林资金增长及资源绩效

(一)林业投资规模变化

本文仅以林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量作为替代指标分析我国林业投资规模的变化情况。1950—2005年我国林业投资规模呈现逐步上升的总体变化趋势(见图1)。分阶段看,“五五”计划以前,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相对缓慢,从“六五”计划开始,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加速,到“八五”期间总投资第一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而达到近155•4亿元,“九五”期间超过440亿元,“十五”期间接近1750亿元。林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我国财政能力以及政府对林业建设和发展的重视程度的变化,林业投资规模的增长为中国森林资源规模增长和质量改善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林业投资产业结构与营林资金增长

1950—2005年我国林业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上表现为森工投资比重逐步下降,营林性投资总量和比重逐步上升并超过森工投资水平。1950—1990年,我国50%以上的林业投资用于森工企业建设,营林资金的投入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八五”计划,我国营林建设的投资总量第一次超过森工投资,投资总量突破80亿元大关,“九五”和“十五”期间分别突破360亿元和1700亿元(见表2)。营林投资增长率以超过森工投资增长率的速度攀升,这一趋势在“八五”计划期间尤为显著,增长幅度达到92•43%,“九五”和“十五”期间呈现爆发式增长,期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60•03%和364•42%(见表2)。除1991—1995年期间出现的补偿性投资大幅度增长之外,从1963年开始,森工产业投资总量和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总体态势,在“十五”期间投资总量和增长幅度下降到1986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见表1、表2)。营林资金的增长主要是满足我国人工用材林造林、抚育以及采伐迹地更新改造的需求。到“九五”计划末期,营林资金增长以生态资金的增长为主要特征,生态性营林投资总量和比重明显增加。另外,从营林资金总量和增长的总体情况分析,用材林等商品生产性的营林投资总量也同样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其在营林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开始逐步下降。

(三)营林投资增长与森林资源发展

营林投资总量以及增长速度的持续上升对我国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历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森林覆盖率的变化趋势与林业投资总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森林资源质量方面,从1973年开始,我国森林蓄积量增长速率持续下落(见表3)。主要原因是,森林采伐量大大超过了森林资源再生速度,致使1984—1988年蓄积增长率达到历史最低点的1•11%。而同期森林面积的增长率却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的8•7%,这主要是期间新造林面积大幅度上升。统计数据显示,1981—1985年我国新造林面积达到31520万公顷。其中,1984年和1985年新造林面积就分别达到8253万公顷和8336万公顷,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当年造林面积最高记录(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2003年)。值得关注的是,1977—1981年我国森林面积和覆盖率均出现负增长,但同期的森林蓄积量却出现了3•45%的增长。从1989年开始,我国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以及森林蓄积量呈现“三增长”的现象,基本扭转了资源总量和质量下滑的被动局面。1999—2003年我国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尤其是林业生态建设专项工程资金大幅度增长,我国森林面积、森林质量均保持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其中森林面积增长幅度最大。但是与同期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和营林投资增长幅度相比,我国森林资源面积和覆盖率的增长似乎没有达到应有的增长水平。1994—1998年和1999—2003年两个区间反映森林质量的蓄积量增长率分别为11•88%和22•12%(见表3),而几乎同期的1996—2000年和2001—2005年两个区间营林资金增长幅度均超过360%(见表2),而且期间我国木材采伐计划大幅度下调,不存在历史上出现的过量采伐导致森林质量下降的情况。但是从总体上看,营林投资与森林资源增长呈现一致性,营林投资有力地推动了森林资源的培育和保护工作。

四、主要启示

1•创新林业财政筹资策略,提高林业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力不断提升,客观上增强了我国生态性林业建设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可能性。林业是我国生态建设的主体,同时又是一项传统基础性产业,应当成为政府公共财政生态建设投入的重点领域。要科学规划林业投资项目预算,在保持国家预算内资金投入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努力将林业生态建设、营造林资金、林业行政事业单位经费、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建设资金、各类林业产业发展资金全部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支出范围。还需要根据生态林和商品林均具备生态防护功能的客观实际,积极探索商品林生态性经营可行方案,力争将商品林生态性经营资金纳入林业生态性投资范畴,进而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支持体系。同时应充分运用森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切实加快配套行政法规立法步伐,通过法律机制来完善林业生态性财政投资机制,保证林业生态保护性资金的可持续供给。

2•以生态建设和保护为主线,拓宽林业生态性投融资渠道。当前,我国对林业生态性林业财政投入主要是以工程项目的形式予以支持。工程项目建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工程建成后,林业生态性资金的后续投入需要有新的资金来源形式,单靠政府有限的生态补偿(补助)资金作为生态工程后续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考虑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国内和国际两个渠道解决我国林业生态性投资的可持续性问题,着力探索市场机制聚集资金的模式,努力争取国际生态资金援助,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投资总量范文篇4

作者厉以宁，1930年生，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我国现阶段，在运用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中，利息率作用是不大的。这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与当前条件下利息率与投资，储蓄，与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特点紧密相连。本文不准备讨论体制方面的原因，而专就利息率投资、储蓄、消费的关系作一些分析。

一

在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有关宏观经济调节的理论中，假定投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而消费(连同储蓄)则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弹性。这些假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中央银行调整利息率对经济的调节，也往往以这些假定作为制定具体措施的出发点。然而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却很可能与此相反，即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弹性，而消费（连同储蓄)却有较大的利息弹性。如果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的利息弹性较低，那么银行提高对生产单位放款的利息率，就不大可能起到紧缩投资，从而使总需求减少的作用；或者，想要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调整投资额，就要使利息率有较大幅度的升降。利息率升降的幅度与投资调整的幅度是不相称的。如果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那么银行想要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刺激总需求或压缩总需求的话，就可以通过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来做到这一点。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只有低利息弹性)和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利息弹性的主要原因进行探讨。

投资之所以缺乏利息弹性，无疑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假定企业并未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那么利息率的调整和企业的利息费用的变动不可能成为调节企业投资额的重要因素。但我在这里不准备就体制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我想要探讨的是体制以外的原因。比如说，如果实行体制改革以后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投资是否不再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的利息弹性就会立即变得较大了呢?看来未必如此。这是因为，在一个可供信贷的资金总量有限，而企业又几乎普遍地迫切需要增加投资，以改造旧技术、旧设备，购买新技术、新设备的环境中，对企业来说，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取得银行的贷款。至于需要为这些贷款支付多少利息，以及由此而付出的利息费用是否会成为企业的过重的负担等等，则是次要的问题。假定企业认识到利息率的上升会使企业成本增大，从而会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的话，那么企业很可能主要采取这样的对策，即加速企业资金的周转，降低生产资源伪消耗，改进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等等；但企业是不愿放弃可以取得信贷的机会，而减少投资的。这种情形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工商业户、农村专业户等自负盈亏的单位对待银行贷款和利息率的态度上，则反映得比较明显。所以说，在我国现阶段，即使通过体制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仍然可能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没有理由认为投资的利息弹性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是把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并不排斥这一现象的存在，即少数全民所有制企业会把利息率的变动当作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首要，因素，或比较重视企业的利息费用的增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佯的看法：

第一，如果企业迫切需要增加投资，而投资资金的供给总量却是有限的，那么企业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资金的筹集，而不在于取得资金的代价。因此，投资将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利息弹性。

第二，如果企业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潜力，而只要增加投资就能够使这种潜力发挥出来，使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由可能变为现实，那么企业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投资以后的实际收益，而不在于取得资金的代价，因为前者将大大超过后者。这种情况也会使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

正由于上述情况在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而且短期内不会消失，所以即使我们想通过利息率调整来调整社会的投资总量，那么效果也不会如某些同志原来预料的那样显著。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情况可能稍好一些，但仍不宜寄以较大的希望。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必注意发挥利息率调节投资的作用呢?不是这样。对不同类别的工商贷款实行差别利息率政策是必要的，加收逾期贷款利息和对挤占挪用银行贷款实行罚息的做法也会起一定的作用。但它们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而不在于调节社会的投资总量。这就是说，在我国现阶段，对生产单位的贷款的利息率调整，主要的作用表现于微观经济领域内，然后通过生产经营单位经济效益的提高面间接地影响宏观经济，而不是直接表现于宏观经济领域内对投资总量的调节，并通过对投资总量的调节而影响总需求。我认为，这是我国在利息率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方面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对这一特点的认识是有政策意义的。

那么，我国的中央银行主要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来影响投资总量的变动以控制投资总量呢?我的看法是：就现阶段而言，在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者只有低利息弹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把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作为调节投资总量的主要金融手段。下一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上述有利于发挥利息率调整在影响投资总量变动方面的作用的条件的形成，也就是随着投资的利息弹性的逐渐增大，中央银行可以把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和调整利息率二者并重，使它们共同成为控制投资总量的有效手段。再下一个阶段，投资的利息弹性更大一些了，我们才有可能把利息率调整作为控制投资总量的主要手段。在讨论中央银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及其措施时，应当考虑上述的阶段性。这一点正是从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中央银行用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的方式来影响投资总量的变动，是现阶段可供选择的较好方式呢?这是因为，在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低利息弹性的情况下，对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直接控制与利息率调整方式相比，不仅在影响投资总量的变动方面有它的优点，而且在影响部门，地区、企业之间的投资分配比例方面，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部分的分配比例的直接规定也将会优于差别利息率的政策。再以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控制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比较，尽管前者涉及的是流量分析，后者涉及的是存量分析，后者可能是一个比前者更能广泛地反映国民经济状况的指标，但前者却明显地具有以下两个优点：

第一，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部分定义比较清晰，计算起来比较简便，而货币供应量及其增长部分在定义上还不是十分明确的，例如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的不同含义（M1，M2，M3……）还需要探讨；相应地，货币供应量的计算也比较复杂，因为这也涉及货币的不同含义问题，不宜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Ml，M2，M3……的解释和计算方法。

第二，由于这里所论述的是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也就是通过对投资总量的调节而对总需求进行调节，所以对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控制要比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更能收到这方面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场合下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控制都比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有效。关于这一点，下面在分析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时，将会加以阐释。

二

让我们接着考察我国现阶段利息率与储蓄、消费之间的关系。

消费(连同储蓄)之所以有较大的利息弹性，是与我国现阶段消费和储蓄的特点有关的。我们不妨先对储蓄进行分析。要知道，假定居民的储蓄存款是准备用于养老、生活保障、子女未来受教育等方面的，那么这一部分储蓄存款对于利息率变动的反应是不敏感的。因为储蓄者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由于利息率的上升或下降而立即相应地改变自己储蓄的目的和变更储蓄存款的数量。另一方面，假定居民的消费习惯已经形成，消费结构已经定型，或者居民对生活需要的一些耐用消费品的持有量已经接近于饱和状态，而把手头的货币作为消费后的真正余额而存入银行，并不因利息率的变动而在消费与储蓄之间重新作出选择，那么这一部分储蓄存款也是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的。此外，还应当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假定储蓄存款的持有人或现金的持有人对经济失去信心或对吸收储蓄存款的银行不再具有信任感，那么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利息率的变动也不可能使储蓄存款的持有人继续保持其储蓄存款，也不可能使现金持有人将手头的现金存入银行。尽管上述这些只是纯理论的考察，但对我国现阶段利息率与储蓄、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仍是有用的。

目前我国居民的储蓄，不论是来自劳动的收入，继承性的收入还是其他收入(利息、股息、房租收入等)，其中确有一部分是准备用于养老，生活保障，子女未来受教育等方面的。利息率变动对这一部分储蓄存款调整的作用不会很大，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所了解。但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部分以外的储蓄存款的预定用途，在于居民的消费现状。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作为消费后的真正余额的货币存入银行后可能不受利息率变动的影响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那么，并非作为消费后的真正余额，而只不过是作为消费的暂时替代形式的储蓄存款，对于利息率的变动又将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一部分储蓄存款显然会有较大的利息弹性。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突出。这是因为，随着近几年来经济的增长和居民平均收入的上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于变动的过程中，居民的旧的消费习惯正在逐渐让位于新的消费习惯，而居民所爱好的，愿意购买的耐用消费品仍然供应不足，居民对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持有量远没有接近饱和。因此，作为储蓄存款的货币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消费后的真正余额，而只是一种对未能及时满足的消费的暂时的替代。对储蓄存款者来说，这种性质的储蓄存款就是一种暂时被延期的消费支出。即使我们也可以把准备用于养老、生活保障、子女受教育费用等方面的储蓄存款看成是一种延期的消费，但它们是正常的延期消费，而上述性质的延期的消费则是暂时的，只要利息率有所变动，这种储蓄存款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动。

暂时延期的消费或者转化为储蓄存款，或者变为现期消费，或者以现金的形式保存在居民手中。它们究竟以哪一种形式出现，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居民对经济的信心和对吸收储蓄存款的银行的信任程度。这种信心或信任程度将使居民决定是否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或变为商品，是否把储蓄存款变为商品或现金。这里所说的对经济的信心实际上包括了对价格的预期，对市场上商品供给数量的预期，对个人持久性收入的预期等。这里所说的对银行的信任程度，除了也包括对价格的预期而外，还包括对银行储蓄和利率政策的预期等。如果居民缺乏信心或信任程度不足，那么他们必然减少储蓄存款，甚至减少手头的现金，而增加对商品(包括暂时不需要的或并非称心如意的商品)的购买。

第二，市场上受消费者欢迎并且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相称的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包括商品化的住宅)供给数量的增长率。如果这些消费品的供给迅速增长，那么居民将在手头保存较大数额的现金，准备随时购买；反之，如果其增长率较小，居民则倾向于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也就是把现期消费变为暂时延期的消费。但只要居民认为这些消费品供给数量是会持续增长的，而且认为它们的价格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那么居民手头的现金持有与储蓄存款二者之间的转化将依市场上消费品供给数量的增长情况而定。

第三，储蓄存款的利息率。储蓄存款利息率能否起到调节社会消费支出的作用，与上面提到的两个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居民对经济失去信心，对银行缺乏信任，或市场上受消费者欢迎的消费品供给数量迅速增长，那么储蓄存款利息率在现金持有与储蓄存款之间的转化，现金持有与消费支出之间的转化中所起的作用就会减弱；反之，居民对经济有信心，对银行有信任，而市场上受消费者欢迎的消费品的供给数量虽然在持续增长，但增长率较小，那么居民仍会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这时，储蓄存款利息率就能在这一转化中起到较明显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储蓄存款和取款需要现金持有者和储蓄者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所以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储蓄存款利息率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平，才能吸收居民的储蓄存款。如果储蓄存款利息率低于这一水平，它就起不到这方面的作用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调节社会的消费支出方面，储蓄存款利息率的调整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在储蓄存款方面实行差别利息率政策，那么这一作用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但即使没有利息率的差别，只要在居民手头的现金持有额较大时提高储蓄存款利息率，仍然可以促使居民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即把现期的消费转化为暂时延期的消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

三

关于利息率与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关系，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根据上面所谈到的，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调节现期的社会消费支出。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这就是：通过储蓄存款利息率的调整而对消费支出的调节，不等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增长过快，是宏观经济不协调的显著标志。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利息率的调整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要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可以分解为居民的消费支出、居民的储蓄存款和居民手头的现金持有额三大部分。上面所谈的通过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而进行的调节，是指对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内部三个组成部分(即消费、储蓄存款，现金持有额)之间的比例关系的调节。这种调节虽然是宏观经济调节的一个方面，但它不等于对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即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而对其总和的调节应当被认为更加重要，因为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基金失控，首先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失控。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为既定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必要去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所以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利息率能否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如果能起作用的话，那么它将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我的看法是：就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言，利息率调整可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确有一部分来自居民的储蓄存款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使居民的利息收入增减，从而可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量。但利息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远有一部分来自居民的经营收入，例如个体工商户、专业户等的经营收入。其中有一些经营者从银行得到贷款，如果银行调整对他们的放款的利息率，可以影响他们的经营收入，从而也可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量。不过，这方面的影响也有限。至于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相当大比重的工资和奖金收入、退休金和其它社会福利性的收入等，则很难认为与利息率的调整有直接的或明显的联系，因此也就难以运用调整利息率的方式来调节。

正如对社会的投资总量的调节既可采取财政手段，也可采取金融手段一样，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同样可以采取财政与金融两种手段。就金融手段而言，前面在分析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时已经提到，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应是现阶段的主要手段，利息率的调整是次要的。只有随着投资的利息弹性的逐渐增长，利息率的调整才会变得日益重要。我认为，在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时，除了运用财政手段以外，就金融手段而言，现阶段的有效手段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虽然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也可以影响投资总量，但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它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影响。

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以国民产品的净增长率为依据。把货币供应量增长与国民产品净增长直接联系在一起，并由后者来决定前者，可以使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有一个可靠的物质基础。尽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二者的增长并不十分一致，存在着货币供应量变动的滞后问题，但只要事前考虑到这种滞后性、并且不一定按照长期不变的固定比率来确定国民产品净增长基础上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是根据国民产品的不同构成情况来确定国民产品净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不同比率，那么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不是随意性的。

为了使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不至于过度，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除了需要运用财政手段而外，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将发挥其作用。这就是说，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必须以国民产品的净增长为先决条件，而且必须被严格限制在国民产品净增长水平以下。如果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超出了这一预定的范围，那就意味着超出了货币供应量增长所容许的限界，从而国民经济中就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的情况。即使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的不足并不直接影响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的生产单位关于增加工资和奖金的决策，但就整个经济来说，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受到了限制，经济趋于紧缩，这就有可能防止消费基金的继续增长及其继续给予市场以压力。反之，如果不实行以国民产品净增长为基础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那么一旦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超出了上述国民产品净增长的限界，消费基金的失控将会加剧，由此造成的需求膨胀也必将引起通货膨胀。这正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一调节方式的优点。

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到此为止。由于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是以国民产品净增长率为依据的，所以在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超出国民产品净增长所容许的限界之后，货币供应不足将不可避免。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应不足不仅会增加产品实现的困难，而且还会影响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促使生产单位对生产、销售和成本进行调整和重新安排，至少可以防止经济中继续发生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超出国民产品净增长所容许的限界的现象。换言之，只要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只要企业之间的竞争真正给予企业以压力，那么每一个使本单位职工工资和奖金过度增长的企业都会感受到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不足条件下自己的相对不利的处境。而在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的环境中，企业却不易察觉这一点，或者，即使能察觉，它们也很有可能利用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客观形势来摆脱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过度增长所带来的成本提高等等困难。

按照国民产品增长率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率，在居民叮支配收入总量的其他组成部分不变的前提下，工人工资和奖金收入的过度增长，就会因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的不足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种收入过度增长的现象逐渐消失后，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以国民产品净增长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将使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不足的状态不再存在。利息率的变动是起不到这种作用的。

四

可以把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调节中的有效的金融手段归结如下：

第一，鉴于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应当把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作为投资总量调节的主要金融手段。

第二，鉴于消费基金的失控主要来自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和奖金部分的增长超出了国民产品净增长所容许的限界，在金融方面应当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参照国民产品净增长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第三，鉴于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可以采取调整储蓄存款利息率的方式来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各个部分(消费支出，储蓄存款、现金持有)之间的比例。这表明存款利息率的调整是可以起到某种作用的。但应该注意到，这仅仅指影响消费支出，储蓄存款，现金持有之间的比例而言。它还不可能直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增长，从而也不可能直接影响消费基金总量的增长。这一点又表明了利息率在宏观调节方面的作用的局限性。

投资总量范文篇5

大家上午好！全省统计工作会议刚刚落下帷幕，我们就立即召开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制度改革推进会议，并且请各市局分管局长参加会议，可见会议之重要，任务之紧迫。这次会议是经省局党组研究同意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全省统计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建设领域四季度数据联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做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起报点的提高和年投资基数调整工作。下面我结合全省统计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建设领域四季度数据联审会议精神，着重就推进投资统计制度改革，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承前启后，投资统计工作将面临新挑战

年是我省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奋力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仅圆满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也使全省十一五规划目标划上了圆满句号。在已经过去的五年中，我省经济发展实现重大跨越，综合实力明显提升，地区生产总值由2005年的5350.2亿元增加到去年的12263.4亿元，连续跨越7个千亿元台阶，年均增速达13.4%；工业增速连续5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化率由34.3%提升到43.7%；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城镇化率由35.5%提高到42.1%以上。取得这样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投资的巨大拉动作用，五年间，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6990亿元，年均增长37.3%,是改革开放以来投入最大的时期，也就是说，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增强全省经济发展后劲、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促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推动和引擎作用，这一点毋容置疑。

目前，我省已经进入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已经站在继往开来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迈入一个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正处在全面转型，加速崛起，兴皖富民的重要时期，各地都在紧紧抓住国家促进中部崛起和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积极贯彻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力争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开好头，起好步。由此可以预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综合试验区和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建设将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对外开放合作也将加快步伐，基础设施建设将继续加大力度，社会事业的发展将更加给力。在这种万马奔腾、你追我赶，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各地抓项目建设的力度不会减，扩大投资规模的势头不会弱，各级党政领导对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的关注度不会低，对投资数据的需求不会少。我们各级统计部门和从事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同志，也将面临着更高的要求，更大的压力，更新的考验，更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大家认清形势，振奋精神，充分准备，迎接挑战，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实事求实的统计理念，做好投资统计工作，提高投资统计数据质量，更好地为党政领导决策提供优质服务。

二、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投资基数调整的必要性

年月下旬，投资司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建设领域四季度数据联审会议，会议邀请了十个省区的分管局长参加，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点任务就是布置投资起报点提高后固定资产投资基期数据的调整工作。省局非常重视，会议结束后，立即与省发改委沟通情况，得到省发改委的有力支持和赞同，投资处着手进行了试测算。省局主要负责人明确要求我们要根据全国建设领域数据联审会议精神，全力做好投资基数的调整工作。

1、调整投资基数是抑制数据不匹配的重要举措。根据近年来的情况看，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省区，投资总量相当于GDP总量的比重偏大，造成数据之间不协调，我省更为突出。国家统计局投资司一直在想方设法，力求从制度方法上予以解决，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决定从年定报开始，投资起报点由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与此同时，为了同口径对比，必须对年投资年报和月报数据进行调整，以此作为年年报和月报的对比基数。这是投资统计制度方法的重大改革，是解决数据不匹配的重要举措，对减轻基层负担，提高投资统计数制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投资基数调整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投资起点提高了、统计范围改变了，如果基数调整不到位，不合理，数据依然衔接不上，由此计算的增长速度就不能正确反映投资发展趋势。因此希望大家高度重视投资基数的调整工作，按照新的统计方法制度要求，对500万元以下项目以及不应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的项目（包括单纯购置旧建筑物和旧设备、单纯土地交易、单纯土壤改良土地整理、单纯装饰装修、单纯拆迁支出、大修理性质支出、统计起点以下不应打捆项目）进行认真清理，确保基期数据与报告期数据的合理衔接，同时，要以此次提高投资起报点、调整投资基数为契机，切实解决好投资总量相当于GDP总量比重偏大问题。

2、调整投资基数有利于提高我省投资数据的协调性。连续多年以来，我省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备受国家统计局的关注，主要原因就是我省的投资数据与外部数据确实存在不协调、不匹配。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GDP比重偏高，用营业税推算的建筑业营业收入占全社会建安工程投资比重偏低，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偏低，城镇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占城镇项目投资比重偏低，形成了“一高三低”，该低的不低，该高的不高，去年有六个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超过了本市GDP总量，全省如包括农户投资，也已超过GDP总量，形成这种局面，既有行政干预、执行制度不严等客观原因，也有基础工作薄弱，业务水平不高等主观原因，同时更不能排除个别地方作风不实、职业道德缺失，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关于全省建设领域统计存在的问题，我去年在六安召开的年全省建设领域统计工作会议上已经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状况不下决心加以扭转，将带来很大麻烦。现在有种奇怪的现象，都拍着胸脯说自己的数据质量经得起检查，但无论哪个地方哪次检查都能查出问题，有的甚至较为严重。去年投资司抽取包括我省在内的六个省进行投资统计检查，查出的问题不小，有的性质还比较严重，在全国建设领域联审会上，投资司进行了通报，个别问题还同我单独打了招呼，可以看出，我省投资数据统计还问题多多，形势严峻。现在国家统计局提出提高起报点，调整年投资基期数据，完全有利于我们降低投资相当于GDP的比重，提高我省投资数据的协调性和匹配性，从而扭转被动局面。

3、调整投资基数有利于拓宽我省十二五投资数据的空间。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曾明确指出，任何地方投资统计总量不得超过GDP总量，这是底线，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而我省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GDP比重高达90.5%（省用数占比更高，为96.6%），去年有六个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超过了本市GDP总量。大家可以简单算一笔账，无论哪个市，GDP增幅按最高测算，一般不会超过20%，投资增幅按最低测算，一般不会低于30%，这样两个增幅长期保持下去，不出几年，投资总量相当于GDP比重失衡的状况不但不能改变，而且呈恶性加剧的趋势，投资统计数据的空间越来越小，统计部门还怎么去做投资统计！还谈什么统计的科学发展和统计公信力！又怎么通过投资统计数据反映十二五的发展成就！因此，当前“十一五”刚刚收官，“十二”五刚刚开局，两个五年规划处在交替之时，在这个时间段提高投资统计起报点，调整投资基数，恰逢其时，既不影响反映十一五收官之年的成绩，又为整个十二五的发展留下了增长的空间，也可以使投资统计轻装前进。所以各市务必充分认识到投资统计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抓住有利时机，调整好本地投资基数，做好投资统计制度改革的各项工作。同时要向当地政府领导和发改委宣传好、汇报好，取得政府领导对这项改革的重视支持，取得发展改革部门的理解和配合。

三、坚定不移，扎实推进投资统计制度改革

投资统计制度改革，无论是国家统计局领导还是省政府领导或是省局党组都十分重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投资司呈送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尽快布置落实，多措并举，认真治理，问题严重的要予以曝光。省长在省统计局的报告上也作了重要批示。省局办公会议专题听取了汇报，并对我省投资基数调整方案和各市调减的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审议，要求尽快召开会议部署。投资基数调整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按国家调整方案，我省应按国家认定数调减投资额总额的18%以上。

1、基数调整工作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公平原则，即调整前后各市投资额总量在排序上不出现大的变化；二是普调原则，即不论调整前投资总量相当于GDP总量的多或少，都要分不同比例进行调整；三是有所区别的原则，即根据投资总量相当于GDP总量大或小决定调整的幅度，有的肯定超过18%，有的低于18%，尽最大努力完成国家下达的调整任务。从各市上报的情况看，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从11849.4亿元调减到9503.2亿元，调减了2346.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从96.6%降至77.5%，原来设想全省调减幅度约在21%以上，从各地反馈情况看，压力较大，我们权衡再三，充分考虑各地的困难，现在按省用数调减幅度控制在约19.8%，如按国家核定数，与调减目标仍有一定差距。这样做就是便于各市向市政府汇报，尽可能减轻各地压力。根据目前这个调整方案，调整后各市固定资产投资排位保持相对稳定，有11个市的投资总量排名没有变化，有4个市的排名前后仅相差1位，只有个别市排名变动稍大，投资处及时作了沟通。各市调整数据省局已基本审定，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请你们抓紧时间，根据省局认定的基期数据对县区调整数据进行分解认定，严格审查，为对比分析奠定坚实的基础。

2、做好数据衔接，正确反映投资增长趋势。由于此次数据调整力度大、牵涉面广，在今年的工作中尤其要注意统计口径变化后的数据衔接工作，确保投资起点提高后报告期和基期统计口径的一致，正确反映全省及各地投资增长趋势。

3、要统筹兼顾做好建设领域各项统计工作。关于年建设领域统计工作任务及其要求，已经在去年月底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全面部署，不再重复，投资处还会进一步要求。借这个机会，把钱局长在全省统计工作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中，对建设领域统计工作提出的任务和大家重温一下，钱局长要求：投资统计要坚定不移推进“档案盒”管理，规范投资统计基层基础工作；加大对投资项目监督检查和审核评估力度；做好投资起报点提高后的基数调整和数据衔接工作；开展固定资产投资当月统计，继续实施建筑业在地统计和联网直报工作，完善建筑业增加值核算方法。希望各地投资统计工作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按照全省统计工作会议和钱局长的要求，做好全年工作。

投资总量范文篇6

1.服务业利用FDI的总量变动分析

从总量变动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呈逐年上升之势,2001年为17.24亿美元,2008年为68.3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8.79%(见表1)。

2.服务业FDI占FDI总量的比重变化与贡献分析

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FDI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39.25%上升到2008年的67.78%(见表2),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利用外资的比例总体上为55.67%。进入2003年以来,这一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2007和2008年,比重达到了60%以上,这与全球性的FDI流向服务业的趋势相符。

为了分析服务业FDI对FDI总量的贡献,应该计算FDI总量增长速度,服务业FDI贡献度和服务业FDI贡献率。

FDI总量增长率=当年FDI总量的增量/上年FDI总量(1)

服务业FDI贡献度=服务业FDI增量/上年FDI总量=(服务业FDI增量/上年服务业FDI总量)x(上年服务业FDI总量/上年FDI总量)(2)

由(2)式可见,服务业FDI对FDI总量增长的贡献度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服务业FDI的增长速度,二是服务业FDI在FDI总量中所占的比重。

由(1)式和(2)式可推导出服务业FDI对FDI总量增长的贡献率。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服务业FDI的贡献率=当年服务业FDI增量/FDI总量的增量(3)

根据(2)式和(3)式可以计算上海服务业FDI对FDI总量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见表3)。

从数据可以看出,2002年FDI总量增长率14.53%当中有3.73%来自于服务业,相应的增长率为25.71%,而到了2004年贡献率则跌至了-60.64%,2006贡献率年又上升到了357.20%,2008贡献率又降到了70.24%,可见上海服务业FDI对FDI总量的贡献比较的不稳定。

3.上海三次产业利用外资的增长分析。这里主要上海2001年以来三次产业各自利用FDI总额、占FDI总量的比例、年度平均额、年均增长率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见表4)。

从结构比重来看,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占绝对优势,高达55.66%,远远高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总和。八年来,服务业利用外资年均额为37.41亿美元,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总和。从增长速度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利用外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8.79%,高于第二产业FDI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FDI总量平均增长速度。

4.服务业利用FDI的业绩分析

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服务业FDI的流入量占FDI流入总量的比重除以服务业GDP占GDP总量的比重。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服务业FDI业绩指数=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服务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4)

根据(4)式可以计算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利用FDI的业绩指数(见表5)。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2001年～2008年上海市服务业FDI业绩指数基本保持在1左右,服务业FDI流入量与其GDP规模基本相当。2008年上海FDI总量业绩指数为2.4(上海FDI总量业绩指数=上海FDI总量占全国FDI总量比重/上海市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比重),服务业FDI业绩指数为1.26,低于同期的FDI总量业绩指数1.14个百分点,表明与利用FDI总量的业绩相比,服务业引资规模还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

5.上海服务业利用FDI的特征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对2001年以来上海市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特征总结如下:从总量变动情况看,上海市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呈上升—下降—再上升的“N”型变化特征,2005年以来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上升速度加快。

2001年～2008年服务业FDI占FDI总量的比重,超过55.67%。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的变化与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服务业FDI对FDI总量的贡献率极不稳定,2008年服务业FDI对总量FDI的贡献率达到70.24%,远超过第一、第二产业FDI对总量FDI的贡献,上海市服务业FDI对第一、第二产业FDI存在挤出效应。同时,从服务业利用FDI的业绩和FDI总量的业绩比较来看,上海服务业引资规模还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上海服务业利用FDI的实证检验

为了从定量的角度研究上海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本文考察了1989年～2008年的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以服务业FDI为解释变量,服务业增加值为被解释变量。其中衡量服务业FDI的指标采用历年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上海利用FDI的总额的比重来表示(以下简称F),衡量服务业增加值的指标采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以下简称S).在检验过程中,分别对F、S取对数(LNF,LNS),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1.ADF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不平稳的,若直接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因此应先进行平稳性检验。

本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检验结果表明,LNS,LNF均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变量。三者的原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法通过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后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说明三个变量都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注:*表示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表示变量在1%显著水平通过检验。

2.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关系是非平稳的单整变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其经济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他们是协整的,则他们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在ADF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LNF与LNS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通过估算可以得出,两个回归函数的可决系数分别达到了0.464894和0.931553,这说明拟合程度较好。当确定5%的显著水平时,rk(A)=0时,迹统计值为20.46137大于临界值15.41,所以拒绝零假设rk(A)=0;接下来进一步检验,因为2.013747小于临界值3.76,所以接受零假设rk(A)≤1,从而说明LNF和LN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法检验LNF与LNS之间,LNF与LNI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如表7所示。

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LNS与LNF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LNS→LNF的单向因果关系表明表明上海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

三、结语

通过对上海服务业FDI的现状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上海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近年来外商投资的重中之重,其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的变化与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同时,我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上海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引资政策,并设计有效的制度体系;优化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逐步向服务价值链的高端提升,进一步提升上海服务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上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庄丽娟陈翠兰:FDI对广州服务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8(3)

[2]戴枫: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5(3)

[3]王小平: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5(9)

投资总量范文篇7

一、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总体运行情况

上半年，全县固定资产施工项目186个，比去年同期多32个，增长20.8%；完成投资额114750万元，同比增长60.1%。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00060万元，占总量的87.2%，同比增长59.0%，农村非农户投资14690万元，占总量的12.8%，同比增长67.6%。按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较少，上半年完成投资2050万元，占总量的1.8%，同比增长12.6%；第二产业完成投资59210万元，占总量的51.6%，同比增长74.9%，其中工业性投资56500万元，所占比重为49.2%，同比增长66.9%；第三产业完成投资53490万元，所占比重为46.6%，同比增长56.9%，其中房地产投资完成14000万元，同比增长102.9%。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的特点是：

1、工业性投资增长较快。上半年完成工业性投资56500万元，同比增长66.9%。在工业性投资中，制造业完成投资51290万元，占工业投资的91%，其中中能安驰汽车项目完成投资23000万元，占全县总量的20%，占工业投资的40.7%；金冠面粉项目完成投资2800万元，恒瑞面粉完成投资1800万元，许疃煤矿完成投资1700万元。

2、大项目是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原因。在186个投资项目中，今年完成亿元以上的项目1家，5000万元以上项目2家，分别是安驰汽车产业、移动公司G网工程建设和工业园区征地及基础设施建设，分别完成投资23000万元、9400万元、7000万元。完成500万元及以上项目21家，累计完成投资34310万元，占全县投资额的30%。

3、非国有投资增长快速，民间投资活跃。上半年国有经济投资36000万元，占全县总量的31.4%，同比增长49.5%。非国有经济投资完成78750万元，占全县比重为68.6%，增长65.5%。

4、房地产投资规模偏小。今年上半年，全县上报开工建设的房地产项目3个，分别是：金色家园商住小区、润尔·帝景苑及和谐家园，以上三家累计完成投资11000万元，其中金色家园6000万元、润尔·帝景苑4000万元（主要是购地款）、和谐家园1000万元，三项占总量的9.6%，同比增长102.9%。增速虽高，但总量少，说明去年同期的总量更少。目前我县真正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只有金色家园小区一个，其余5家土地虽已购买，但相关手续未办好，主体工程均未动工。

二、上半年我县与市内其他县区投资完成情况对比。

（一）投资项目偏少。上半年，全省完成固定资产3752.6亿元，同比增长33.5%。全市施工项目740个，其中：谯城207个，涡阳190个，利辛129个，我县186个。低于涡阳4个，高于利辛57个。全市累计完成投资668017万元，同比增长65.1%，其中谯城179274万元，增长69.7%，涡阳160617万元，增长74.7%，利辛113706万元，增长106.4%。

（二）房地产投资规模小。1-6月份，我市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67008万元，同比增长19.5%，增速回落明显。我县1-6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1.1亿元，同比增长102.9%，增速高，但总量却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三）工业性投资所占比例较低。上半年，谯城工业投资9.6亿元，增长151%；涡阳5.8亿元，增长72.5%，其中煤矿及蔡袁煤矿铁路专用线完成26642万元，占本县工业总额的45.9%；利辛6.6亿元，增长133.1%，其中国投辛集集团板集煤矿上报完成34846万元，占本县工业的52.8%；我县为5.65亿元,增长66.9%，其中许疃煤矿完成1700万元，占工业的3.0%。

三、重点工程的投资完成情况

民生工程：1、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已有48个村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750万元，已完成520万，其中今年开工建设31个，完成投资380万元。2、七个乡镇兽医站项目建设，计划总投资160万元，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88万元，已完成4个，完成投资80万元。3、坛城、楚村、板桥三镇文化站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110万元，其中板桥集镇文化计生综合服务站已完工，另两个项目主体完工。4、篱笆、王集两个乡镇的农村沼气池项目建设，到目前已完成1535个，每个池子上级财政补助1700元，共补贴260.95万元，农户自己配套的工程大部分都没有做。5、板桥、许疃、楚村三个镇的计生服务站建设，计划总投资180万元，已基本完工。6、全县15个农村敬老院建设，计划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上级拨付资金270万元。

09年十大城建工程：目前正在建设的有五项，三项正在做主体工程施工前的准备，二项处于工程的前期筹备阶段。分别是：1、汽贸广场综合开发和广场西北侧的盛世家园商住小区项目，目前正在做二期、三期拆迁，应拆162户，已拆72户。2、开发区扩区项目，今年已完成扩区征地2160亩，开发区道路网正在建设。3、蒙凤路加宽改造项目，目前已完成2公里的路面铺设工作，但是道路两侧的房屋拆迁工作进展缓慢。4、安康小区廉租房建设，位置在东升食品公司西边，目前2栋楼主体工程已完成80%。5、城市天然气项目，已完成投资1800万元，正在进行主管网铺设，入户安装和汽车加气站建设。6、垃圾填埋场项目建设，该项目综合办公楼及调蓄池主体工程接近完工，工程进展缓慢。7、一院住院大楼目前正在进行桩基勘测工作。8、庄周农民安置小区、污水处理厂管网、北关旧城改造三项工程，目前主体工程建设都未进行。

房地产开发项目。今年我县县城共实施房地产开发项目6个，分别是：金色家园、和谐家园、润尔·帝景苑、盛世家园、一中学府、学子家园6个项目，计划房屋开发面积47.7万平方米。09年上半年上报3家项目，目前主体工程正在建设的只有金色家园一家，已开工13万平方米，和谐家园已上报完成征地6000万元，5个项目均完成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预计年内开工建设。

三、投资项目的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

本次调研共排查出152个投资项目报送单位，比原上报数多50个，施工项目239个，比上报数多53个。计划总投资490188万元，已累计完成投资285685万元，其中今年完成投资125401万元，比上报数多出10651万元。分行业具体情况是：第一产业施工12个项目，比上报数多5个，完成投资3660万元，比上半年报多出1610万元。第二产业施工43个，与上报数一致，当年完成额54266万元，比上报数少4944万元。第三产业有项目单位195个，比上报数多142个。当年完成额67635万元，比上报数多14145万元。

（一）各乡镇重点项目完成情况。

全县239个施工项目中，乡镇共有101个，具体分布是：漆园办事处17个项目，许疃镇9个，坛城镇、庄周办事处各8个，双涧镇7个，马集镇6个，篱笆镇、板桥集镇、乐土镇各5个，白杨林场、范集工业园区、三义镇、小辛集乡各4个，立仓镇、城关镇、王集乡各3个，楚村镇、岳坊镇、小涧镇各2个。通过调研发现，各乡镇都有漏报项目，漏报的项目主要是乡镇村村通公路、农村卫生院、村级卫生室、敬老院、饮水工程、沼气池、改厕、兽医站、文化站和计生服务站项目建设等属于中央扩大内需的民生工程，漏报的原因主要是单个项目不够50万元，但全县打捆后超过50万元，应该上报。上述项目各建设资金由财政拨款和自筹两部分组成。各乡镇项目完成情况详见乡镇重点项目一览表。

（二）开发区项目建设情况。县开发区内的18个投资项目，目前停工2个（雪茄烟厂、安东工贸），完工3个（安驰皮卡、兴元电器一期、九龙泉纯净水），正在建设的13个。其中总投资1.2亿元的安驰SUV皮卡汽车项目，今年上半年已全部完工，位列单个投资项目完成额之首，加上安驰二期完成的1.1亿元，共计完成2.3亿元，占今年我县工业投资完成额的42.4%。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上报完成7000万元，主要是征地和标准厂房建设。汽车4S店今年完成投资2000余万元。今年新开工的金峰财富特种车辆厂，计划投资8000万元，由港商投资，上报完成2500万元，实际完成数比上报数小的多。雪茄烟厂新址计划投资4000万元，至今未动工。安东工贸公司的厂部已停工。山东诸城客商在开发区内投资的旭日机械厂已建至第三层。南京雨润集团在蒙投资的宏健食品厂新址，计划投资额大、征地多，但建设速度慢，目前该公司在开发区新厂区的累计投资也不超过2000万元。兴元电器厂早已建成，但一直未生产，房屋已出租。

四、存在主要问题

（一）大的投资项目少，投资总量小。从上半年我市三县一区完成数据对比看，我县只比利辛多出800万元，远低于谯城和涡阳，更无法与临近的凤台、怀远相比。

（二）部分重点投资项目进展较慢。如雨润宏健休闲食品，安东工贸灯具生产、雁湖面粉二期工程、天源太阳能二期、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等。

（三）少数乡镇和部门对上级的政策认识不到位，宣传力度不够，民生配套工程自筹资金不到位，例如农村沼气池项目建设，农村改厕改水工程等。

（四）农村自来水工程建成以后利用率较低。如白杨林场的自来水项目已建成将近一年，至今未投入使用。篱笆的自来水厂已建成也未正式投入使用。双涧、坛城也有类似情况。

（五）少数村级卫生室、敬老院建设存在用地协调困难。

（六）各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及时，致使部分项目乡镇不能及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乡镇低于50万元的单个投资项目，存在许多漏报问题，主要是打捆项目，如农村修路，农田水利建设，村级卫生室，敬老院建设。县直有关部门不按时上报统计局，有的单位催了多遍只报年初计划数，不报进度。

（七）一些企业缺乏资金投入，原因是新厂没有房产证和土地证，银行不给抵押贷款。

五、对我县下半年投资前景的预测

投资总量范文篇8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水泥熟料、钢铁、玻璃、印染、电力、造纸、化工、电镀、有色金属冶炼项目、年综合能耗2000吨标准煤（或年电耗300万千瓦时）以上或年耗水15万吨以上的各行业、以及其它需要联合审查的工业投资项目（含内外资，以下简称项目）。

第三条建立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合理用能与排污总量控制联审协调工作小组，联审协调工作小组由市政府、市发改委、市经委、市环保局和各县区政府的分管领导组成，下设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合理用能与排污总量控制联审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联审办），办公室设在市经委。

市联审办由与工业投资项目密切相关的部门业务骨干组成，负责日常具体事务，联审工作协调小组负责重大项目的决策。

第四条符合审查范围内的项目，业主在申请项目报批、核准或备案时，应提交合理用能与排污总量控制专篇。合理用能与排污总量控制专篇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项目概况；

（二）项目所在地能源供应条件；

（三）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

（四）能耗指标主要包括年综合能耗、单位产品(产值)综合能耗、分品种实物能耗总量、按单一能源品种考核的实物单耗、主要工序(工艺)单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和主要工序(工艺)单耗指标与国际、国内对比分析等；

(五)排污指标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防治措施和总量控制方案等；

（六）项目主要工艺设备的能效指标，主要工艺流程采取的节能减排先进工艺、技术及效果分析。

第五条项目合理用能与排污总量控制联审的主要内容包括：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规划及排污总量控制要求；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及标准，用能总量、能源结构是否合理；项目能效指标和污染物排放指标是否达到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有无采用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落后工艺、设备；项目采用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等情况。

第六条年综合能耗2000吨标准煤及以上或年耗水在15万吨及以上的项目，应当对项目合理用能和排污总量控制专篇进行评估。

评估意见应对合理用能与排污总量控制专篇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能耗指标和排污总量控制水平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包含采用的标准和数据是否正确、主要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措施是否科学合理进行分析比较等内容。

第七条各级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部门，应认真甄别项目，对需要提交节能减排专篇的项目，应在受理项目的同时，将项目资料转报市联审办。市联审办在接到申请后的5个工作日内对提交的项目材料进行联审，出具联审意见；对需要评估的项目，市联审办应在接到申请后的10个工作日内委托有关机构评估，并出具评估意见；如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项目，市联审办应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专家论证时间不计入上述时限内；对意见分歧较大的项目，提交市联审协调工作小组讨论决定。

市联审办不向项目业主收取项目评估和专家论证费用。

第八条各级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部门，对未按规定取得市联审办出具的合理用能与排污总量控制专篇审查批准意见的项目，不予报批、核准或备案。对擅自投资建设的，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各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九条经批准（备案）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确需变更建设规模、建设内容、节能技术方案、污染物排放总量等重大内容的，项目业主按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在办理有关变更报批核准备案时，提交变更后的合理用能与排污总量控制专篇，通过合理用能与排污总量控制审查。

第十条项目业主应当按照经批准的合理用能和污染防治及排污总量控制专篇所提出的合理用能和污染防治措施，委托有工程设计资质单位进行工程设计。

项目设计单位应当按照经批准的合理用能和排污总量控制专篇要求进行设计。

项目业主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合理用能和污染防治设计文件，降低节能减排污染防治标准；项目建成后，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节能设计规范和排污总量控制要求的，不予验收；在项目竣工验收时，应当包括合理用能和环保竣工验收等专项记录。

第十一条各级节能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组织对项目的节能措施、能耗指标、污染防治及总量控制等落实情况进行监察。对未按节能减排标准和规范建设、设计的项目，有权责令项目业主、设计单位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追究项目业主或设计单位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承担合理用能和排污总量控制评估的机构，违反职业道德、弄虚作假，致使合理用能和排污总量控制评估意见失实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联审人员，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对在审查过程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国家、省合理用能和排污总量控制新规定出台后，按新规定执行。

投资总量范文篇9

【关键词】货币资金政策金融

一、货币资金运行(政策)的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高效率地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促使最终支出和名义收入等最终目标逐步达到均衡,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从货币管理当局确定货币政策后,现实地进行操作开始,到实现其预期目的之间,所经过的各种中间环节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因果关系的总和。理论上,货币政策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传导。下面就利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方式分析其与宏观金融效率的关系。

利率途径一贯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流动性偏好下,货币冲击通过改变资产市场的均衡,来影响消费意愿和投资支出,最后影响整个经济的产出和价格。

凯恩斯认为金融市场的所有资产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货币,另一类是债券。人们在这两类资产之间进行资产组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打破两者之间的均衡,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率的相应变化使金融领域重归均衡;同时利率的变化会在真实领域里通过资本成本效应引致投资变化,再通过乘数效应导致社会总支出的更大变化,从而影响产出和价格。这一传导机制的核心就是流动性效应。

利率传导机制受到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会对宏观金融效率产生影响:

第一,利率传导渠道在经济萧条时期是低效率的。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低下和流动性陷阱的存在。

第二,利率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干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对利率的最初冲击效应和最终效应可能不一致。

第三,利率传导过程的推进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主体的预期以及由此造成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市场上存在的闲置资源的状况等。

第四,利率信息的不充分性。

第五,利率管制会扭曲和切断利率传导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六,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制约利率传导渠道的效率。

其传输的效率则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现有资产数量的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程度。

其二,现有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一般说来,资产价值的变动程度越高、融资消费比重越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越短,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于消费活动和总需求波动的影响就越大。

其三,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首先,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不同形式的投资行为。一般地,长期投资比短期投资具有更高的利率弹性,私人投资比公共投资的利率弹性高,投资活动的外源融资比内源融资的利率弹性高。其次,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资产持有者和资产发行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收入状况。

结合宏观金融效率可以看出,在资产市场上,如果融资消费大、长期投资、私人投资以外源融资所占比重较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短,货币政策通过财富渠道发挥的效率就高,反之亦然。

二、影响贷款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

1.金融中介体系的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不能为金融中介体系所认同,那么,货币政策就未必会有效地影响到金融中介体系的贷款活动,如商业银行可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抵消准备金调整等货币政策的效率。

2.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结构。即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和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首先,若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在整个社会信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于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则试图影响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货币政策必然是低效的。

其次,如果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与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存在替代关系,则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抵消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如果这种替代关系是完全充分的,则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动就不能影响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率。

3.资金需求者的行为。只有在相当比例的资金需求者依赖于银行贷款,同时在银行紧缩贷款时难以获得其他资金来源时,货币政策的效率才会较高。如果企业寻求其他资金来源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导,就是指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影响到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从而影响到借款人的投资活动。影响资产负债表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格的波动。由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内在风险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威胁,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格外注意对风险的调节和防范。公务员之家

三、货币政策时滞与宏观金融效率

在宏观金融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确定调节目标、选择政策工具、筛选中介指标、调整政策工具等环节。这些环节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这就是宏观金融政策的时滞。一般而言,政策时滞越短,宏观金融效率就越高。同时,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也必须以准确把握宏观金融政策时滞及其变动规律和趋势为前提。

1.时滞的多主体决策特征增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决定时滞的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等诸多主体,如果调控当局无法有效把握时滞的形成规律,则货币政策效率将受到影响。

2.时滞较长且多变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宏观金融政策时滞长且易变,中央银行很难准确地预测名义国民收入水平变化趋势、时滞变化趋势和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影响时滞的诸多因素也多处于变化之中,这也会对时滞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金融政策效率。

3.不均匀、不确定的时滞分布制约了金融政策效率的提高。实际表明,金融政策时滞分布极不均匀,十分容易受到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对于宏观当局来讲,准确地掌握货币政策措施实施后在每一个政策时距内所产生的影响、影响的力度等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行为有时不仅难以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显然,宏观金融效率也无法提高。由此可见,尽可能缩短时滞,减少时滞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投资总量范文篇10

一、充分认识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是加强节能工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我区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和能耗总量的过快增长，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是实施节能降耗源头调控的第一关。2011—2012年，市政府下达给我区的新增能源消费总量为208.6万吨标准煤，到2012年底含齐鲁石化和华能电厂在内全区耗能总量不能超过1634.47万吨标准煤。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区新增能耗量就达93.8万吨标准煤，下半年新增能耗空间非常小，不利于“十一五”节能目标任务的全面实现。就当前形势分析，“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继续实行区域能源消费总量收紧政策，新增能源消费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从源头上严格控制能耗总量和高耗能行业的过快增长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严格执行节能评估和审查程序

（一）建立能耗预审制度

从2012年下半年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必须首先执行能耗状况预审查程序。企业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能耗状况核查申请（各一式三份）等书面材料报区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将联合有关部门和专家组成节能专项审查组，对项目的能源利用状况及能耗指标进行预审核查，经核实能耗符合要求后，报请区政府批准再进行项目节能评估审查的其它程序。

（二）节能评估和审查的一般程序

经区政府预审批准后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照《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办法》规定，及时办理节能评估和审查手续。对“双高”行业、投资额5000万元以上或年综合能耗2000吨标准煤以上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由区节能主管部门进行节能评估初审后报市节能主管部门，其他项目由区节能主管部门负责节能评估审查。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必须进行节能预审和审批后，再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进行审批、核准和备案。

三、严格明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范围和工作重点

根据《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办法》规定，年综合能耗1000吨标准煤以上的工业固定资产项目，必须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

在节能预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一律不得进行项目的节能审批和经投资主管部门进行的审批：

（一）项目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最高能耗限额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二）单位产值能耗指标大于上年度全区万元产值能耗指标90%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三）能耗总量超出区域能源消费容量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四）采用的工艺技术落后和设备用能水平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五）被实施节能降耗调控预警的企业项目;

（六）其它情况。

2012年底前，对高耗能项目一律不再进行审批。未按照要求办理节能评估手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进行审批，企业不得开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