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范文10篇

同性范文篇1

关键词：外斜视外科手术

共同性外斜视不仅影响外观，而且常有弱视或双眼视功能异常。多数共同性外斜患者需手术治疗才能恢复双眼单视和改善外观，为了探讨外斜视手术成功的有关因素，对我科1988-1996年住院手术且资料完整的182例共同性外斜病例分析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般情况：男85例，女97例，年龄3-37岁，平均年龄15岁，其中，恒定性外斜视93例，间歇性外斜视89例，本组病例术前斜视角均≥15°。

检查方法：所有病例术前及术后7天，6周、1年、2年、4年常规用角膜映光，三棱镜遮盖法，视野弧法及同视肌检查斜视角和双眼视功能。手术量设计和术后眼位的评价主要根据角膜映光法及同视机检查。

手术方法的选择：按Duane的外斜分类法：（1）分开过强型（AC/A高）行双外直肌后退，不足部分行内直肌缩短。（2）辐辏不足型（AC/A低）行双内直肌缩短。（3）基本型：在单眼（一般在弱视眼）上行眼内直肌缩短术及处直肌后退术，术中对AV现象予以矫正。合并下斜视亢进的行斜肌减弱术。

术后效果评价：术后斜视度≤±5°为正位。±6°--10°者为改善；≥±10°为失败。

结果

病例随访率术后1周为100%，术后6周为72。5%。术后1年为43。2%，2年为30。12%；术后4年为14。35%，把各阶段随诊的病例的发病年龄，斜视类型，斜视度分组及病程等构成比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术后不同阶段的病人，上述各因素构成的差异无显著性（P>0。05），可见客观上种。原因造成随访率的衰减，但他们的构成比符合随访抽样。

本组病例手术正位率（表1）术后1周的正位者共159例，正位率87。3%，改善者为18例（9。89%）。术后6周，随访者共103人，眼位≤±5°者有85例，正位率为82。52%，眼位改善者13例（12。62%）。

表1：共同性外斜视术后近期与远期效果（眼位）

时间总例数眼位≤±5°眼位±6°-10°眼位±≥±10°

例数%例数%例数%

术后1周18215987．36189．8952．75

术后2周1038582．521413．5943．89

术后1周时对159例正位者行同视机检查：其中128例无双眼视，31例有双眼视功能占19。5%。其中有立体视12例占7。55%，术后6周对95例正位者行同视机检查，27例有双眼视功能，其中15人有立体视，占14。56%，术后1年有同时视占25。48%，有立体12。34%。术后2年有同时视27。01%，有立体视11。5%。术后4年有同时视20。83%有立体视占9。38%。

从术后1周获正位的159例中取出记录完整的105例来计算共同性外斜视的手术量，该组病例中单眼后徒+缩短或双眼后徒+单眼缩短手术有55例，平均手术量为14。96mm，平均每后徒有50例，平均手术量为9。5mm，平均每后徒1mm矫正1。05°。如表2

表2：105例外斜视的手术量

手术类型正位眼例数平均手术量平均矫正量每MM矫正量

退缩5514．96±4.0228.01±7.53.87±0.19

单退509.5±2.4218.32±3.011.05±0.11

讨论

共同性外斜视手术效果的评价：本组病例以手术后的斜视度≤5°°作为成功的标准，但对此标准的评价各国作者均不一致。Schwartz等[1]的标准在±15°之内。郭静秋等[2]的手术成功标准为±10°之内。我们的标准与多数作者一致。通常，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术后6周眼位变化趋于稳定，因为术后引起的肌肉变化已不太大，故以术后6周的期限作为评价斜视术后远期效果是恰当的，本组病例以术后1周、6周、1年、2年、4年正位率分别为87.36%,82.52%,81.34%,78.41%,75.23%,其中差异无显著(P>0.05).因此,我们支持以术后6周作为评价远期疗效的时间标准的观点.

影响视功能恢复的因素:眼位偏斜是影响视功能恢复的主要障碍之一,外斜视手术时机的选择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是为手术后是否获得立体视觉,我们对矫正眼位正位的159例,平均年龄在15Y患者在术后1周、6周、1年、2年、4年行同视机检查其立体视恢复率为7。55%，14。56%，12。34%，11。52%，10。93%，其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立体视觉恢复得不理想，根据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患儿年龄偏大，多数已超过视觉以发育敏感期，手术仅能起到美容作用。（2）恒定性外斜视单眼抑制较深，形成弱视，视功能较难恢复。（3）斜视角度大，一般大于-25°。（4）忽视术后有计划的同视机训练。

手术量的问题：关于外斜矫正过程中手术量的问题，国内有许多计算方法，如赫雨时的公式计算，水平直肌后徒和缩短各1MM可矫正5°[3].但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常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尤其是对外斜视者,常常发生欠矫。一般采取的是用常规量退后1MM与切除1MM以矫正3。97°的方法来矫正。在后退术中平均每毫米矫正1。05°。例如：外斜视25°，按文献公式算双外直肌各后退6MM左右即可，而实际上我们常做双外直肌各后退11MM左右，术中我们采取可调整的部分悬吊缝合法。如计划双后退11MM时，缝在肌正端后10MM处巩膜，但放松1MM，先打活结，观察眼位后，再做结扎缝线。又如在退缩手术中，同样以25°为例，按赫雨时的公式计算，则水平肌后退和缩短各5MM即可达到眼位正位。但在我们实际手术中水平肌后退和缩短至少6MM，否则欠矫。在临床手术中，我们对共同性外斜均是全矫，即按最大度数矫正。这与文献上曾提出：“斜视角大小不恒定者，按小度数手术。”[4]有不同，我们曾按小度数手术过4例，手术后均残存5°-10°，没有达到正位的标准。总之，外斜视手术的关键是正确的手术量的设计。除此之外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如直肌的宽窄，厚薄，手术者的技巧熟练程度，以及术后粘连等也可影响到手术效果。

参考文献

1、SchwartzRE,CalhounJH.surgeryoflargeangelexotropia.JPedophthalmolstrabsismus,1980

2、郭静秋，郭素琴，刘家琦。眼外肌后退调整缝线术，中华眼科杂志，1984

同性范文篇2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

pistor,et.al（2000）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法律执行与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对融资的影响更大。

同性范文篇3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际热点,针对国际立法的态度,程度不一的现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热点之外容易被学者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同性婚姻域外效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意见。

二次大战后,同性恋权利运动以世界人权发展为背景迅速成长,同性恋者的呼声由要求社会认可转而要求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他们对婚姻权和配偶权的主张强烈地冲击着以“两性结合”为特征的传统婚姻和家庭制度,并且也给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一道前所未有的立法难题。[1]当下,许多国家的立法已经做出回应,出台了关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和同性婚者的权利义务的法律制度。但是,各国对于同性婚姻态度不一的立法状况和国际人员的频繁流动必然使得这一方面的国际私法问题凸显,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同性婚姻的定义

同性婚姻,或称“同性恋婚姻”或“同性别婚姻”是指两个相同性别成员之间的结合。同性婚姻同样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同性婚姻是指由婚姻法所认可的,并可享有与异性伴侣相同的、全部的配偶权益的同性结合。广义的同性婚姻则指同性伴侣关系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法律承认,可以通过完成登记等程序要求从而可能享有部分或全部配偶权益的结合。需要指出的是同性婚姻中的婚姻与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其概念的外延要广于法定婚姻概念。[2]

二、各国的立法实践

当今社会对于同性恋以及同性婚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许多国家对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主要为以下几种形式:

1.注册伴侣关系(民事伴侣关系,团结契约等)

实质是一种“准婚姻关系”,注册伴侣关系拥有类似于婚姻关系的法律地位,同性婚者被赋予了异性婚者拥有的大部分权利义务,这一模式为大部分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所采用。荷兰作为同性恋立法的先驱,1998年也采用了《注册伴侣法》,用以规范同性婚姻。而且这部《同性伴侣法》不仅仅适用于同性恋者,也同样适用于想要暂时成为伴侣,但是又不想马上结婚的异性恋。[3]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登记伴侣关系与婚姻关系之间并不是等同的,荷兰的《注册伴侣法》便是最好的例证。再完善的伴侣关系法也不能赋予同性婚姻以合法的婚姻地位。这也是为广大同性恋婚者所不满的一点,因为伴随同性恋权利解放运动的发展,同性婚姻要求的不仅仅是法律保障的权利及义务,而是法律承认的与异性婚姻平等的法律地位。

2.同居者关系

瑞典、西班牙的自治区域如加泰罗尼亚、亚拉贡和那瓦拉过去就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立法机关出于对同居者制定一个内部和谐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的目的,用同居关系定义并规范同性婚姻关系。这类法律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性关系或者他们之间的终身结合在一起的承诺,而是在于他们形成或己经形成了一种生活上稳定结合在一起的事实。相比以上两种立法实践而言,这种方式距离同性婚姻的本质更加遥远,在实践中也难以定性“同居者”这一概念,因而被成为同性婚姻立法中的倒退。[4]

3.同性婚姻制度

婚姻是人类社会性最本质的体现,婚姻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婚姻将双方之间以及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到确立。从法律上而言,婚姻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一些特殊的民事权利得以产生,例如扶养,家事权,配偶之间的继承权等。正是因为婚姻关系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20世纪后期以后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便不仅在形式上要求以婚姻形式缔结两性关系,更要求获得异性婚姻中的配偶间相互享有的权利。

正是因为婚姻制度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许多国家以不同的法律形式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合法地位,但是只有少部分国家以同于异性婚姻的婚姻形式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目前,荷兰、比利时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英属哥伦比亚省均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的效力。

三、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问题

对同性婚姻效力的承认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承认同性伴侣根据国内法具有某种法律身份并享有合法的权利和义务,二是承认根据外国法有效取得的某种法律身份及权利义务在内国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前者属于国内立法范畴,由各国根据国内民众对同性恋婚姻的接受情况等条件决定是否承认,何时承认以及以何种方式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地位,在不违反世界人权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他国不得干涉。后者即是同性婚姻域外效力的问题,属于国际法的范畴。一国可以长时间甚至永远回避同性婚姻在其国内的合法化问题,但是由于其他国家就这一方面立法的进行,其不可能回避域外同性婚姻在其国内的效力问题。就现实而言,绝大多数国家都以一男一女的异性结合作为婚姻法的基石,因而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问题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尚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地位的国家更加严峻。

实践显示,完全否认同性婚姻的效力会导致严重后果。国内的同性恋者出于法律规避的目的纷纷前往国外结婚,造成国内公共秩序的不稳定;外国合法的同性婚姻在同性恋伴侣依该外国婚姻法所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成为一纸空文,更为荒谬的是,同性婚姻既然无效,当事人在该国就可以再次结婚,由此产生的事实上的“重婚”问题对保护本国的公共秩序似乎毫无裨益。因而对于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

四、中国的实践与建议

我国目前尚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私以为,对于同性婚姻问题的正视是时间的问题,考虑到立法环境的不成熟是必要的。随着世界同性婚姻立法的发展,摆在我国面前的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但是又容易忽视的问题,即外国同性婚姻在我国的效力问题。作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处理:

1.原则上否认外国同性婚姻在我国的效力

鉴于我国目前并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全盘承认外国同性婚姻的效力将会导致我国同性恋者出于规避法律的目的前往国外登记结婚,不利于我国社会稳定,也会造成贫富同性恋者之间的不公平,因而现阶段对以外国同性婚姻原则上允以否认。对于我国公民在国外缔结的同性婚姻,查明主观上是出于规避我国法律的,应完全否认。

2.慎重使用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保留,一国法院依其所属国的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律,因外国法律的适用会对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适用。[5]因而公共秩序保留并不针对一切违反本国或本法域的婚姻形式,只有在承认这种婚姻形式的后果严重影响到法院地有关婚姻的基本制度的贯彻时,法院才能通过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排除。随意使用公共秩序保留否认外国同性婚姻的效力也会伤害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利于国际关系的发展。

3.区别对待同性婚姻的身份关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他民事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要区分同性婚姻的身份关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它民事关系,如继承,扶养,收养关系,分别处理,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争议内容是关于分身份关系的其它民事关系,同性婚姻仅仅作为先决问题出现,则可以依婚姻缔结地法承认同性婚姻的效力,进而处理纠纷,以避免同性婚者的其它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情况出现。

4.加快同性婚姻的国际私法立法

世界上同性婚姻立法迅速发展与国际人员频繁流动客观上已经将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问题摆在了我国面前,我国必须加快同性婚姻的国际私法立法,用于应对世界形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振栋.《同性恋者人权保护问题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4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14一615页.

[2]王菁.《同性婚姻立法比较研究》,武汉大学法学院,2005年硕士论文.

[3]TheDansihRegsieterdPartnesrhPiAcr.nr360ofjuneZ,1999.

同性范文篇4

[论文摘要]在国外，伴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展，不少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用法律明确了同性恋者的权利和地位。针对我国同性恋者权益受侵害，同时又带来社会危害的现状，笔者主要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来论证为同性恋者立法，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的权利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同性恋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

同性恋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曾存在过：古埃及人曾把喜好男色看得很正常；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与武德、理智、审美及道德等方面的某些美好品质相联系，因而特别推崇；我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的说法，还有“分桃而食”（春秋）、“龙阳君”（战国）、“断袖”（汉）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

虽然同性恋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但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上，其社会地位却经过了复杂的变迁。总体说来，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三次转变[1]：

第一次转变使得同性恋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的罪犯转变为病人。根据《圣经》中的“原罪说”：同性恋是一种罪恶，它违反了婚姻是两性的结合、违反了生育和繁衍的原则，因而它应当受到歧视和惩处。早在公元4世纪，罗马成文法就明确规定同姓恋是违法行为，有些国家还规定同性恋者要受到长期监禁和苦役，甚至要用火刑、绞刑等方法处死。著名的神学、法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同性恋是“违反天性”的行为，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至此之后，随着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的国教，同性恋行为便被普遍地列为犯罪。直到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病研究人员才把“同性恋”归类为疾病，认为它其实是一种性心理障碍。“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一术语也是在这个时期（1869）由德国医生Benkert正式提出。

第二次转变是从认为同性恋是身体或心灵的病态，转变为认为它不是病，只不过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个人倾向。早在1948年，美国金赛博士的《男性性行为研究》报告中，他就对同性恋病理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50年代初，人类学家克利夫兰·福特和弗兰克·比齐在通过对跨文化人类行为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文化训练的产物，人类原始的模糊状态中包含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性倾向能力……将它视为与异性恋并行的正常的行为方式”[2]；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率先作出了将同性恋剔除疾病分类的决定；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2001年4月，在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我国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至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完成了“同性恋非病理化”最为关键的一步。

第三次转变即是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在许多国家合法地位的获得，人们认为它不过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遗憾的是：这一转变在我国还未实现。

二、为“同性恋者”立法的必要性

（一）社会现状

根据1991年至1992年上海中医院和一些香港学者在上海对2190例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男女大学生有过同性恋行为的分别占男女大学生总数的8.3%、9.2%。[3]李银河博士也曾根据国内外的权威调查推测出：在中国，同性恋者有3900万至5200万左右。[4]2004年12月，中国卫生部门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约占男性人群的百分之二至四，以此估算，中国约有五百万至一千万男性同性恋者。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一定比例的同性恋者，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比例已呈现出上升趋势。

一般认为，同性恋者可能造成的危害表现为：[5]（1）同性恋者的性行为通常较为混乱，性对象多变，容易感染各种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2）在现有主流文化下，同性恋者大多具有道德罪感，其心理压力大，承受能力不佳，一旦遇到一些情感问题，容易表现出一些失控行为，如自杀、自伤、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3）一些同性恋者为了满足自身欲望，会采取欺骗、利诱乃至暴力、胁迫等手段，严重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4）一些同性恋者在公共场所（包括监狱、劳动教养场所等）公然进行同性恋行为，同性恋者活动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这些都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5）同性恋本身给自己及其家属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同性恋者所缔结的婚姻则更为不幸。

因而，从法律上关注这类特殊群体，不仅对其本人，对其家庭，而且对全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法理依据

1.平等地关怀与尊重

德沃金在其名著《认真地对待权利》一书中写道：“政府不仅要关怀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这就意味着政府绝不能以某些公民更值得关心而有权获得更多的理由来分配各种利益或机会；绝不能以某团体中某些公民的美好生活概念比他人优越或高贵而限制自由。”[6]据此，针对社会上同性恋者受侵害、受歧视的现象，政府应当通过权力行为（尤其是立法行为）来赋予同性恋者与普通人同样的权利，不能因为同性恋者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性取向）不符合一般人的评判标准就去限制其权利。

然而，个人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一般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一般利益的强大，足以使个人权利的要求落空。因此，在判断个人究竟是否有权利的问题上，德沃金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表述：“在对个人希望有或希望做的事情上，集体目标已不足以成为否认的理由时，或对个人所加的损失或伤害上，集体目标也不足以成为支持的理由时，个人就有权利。”[7]根据李银河教授的调查，人们不接受“同性恋”的理由无非就是觉得恶心，觉得这种现象不符合普遍的道德标准（虽然同性恋与道德无关）。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同性恋爱、结婚并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更不会造成社会风气的道德沦丧。所以，“集体目标”（所谓的不符合道德标准）也不足以成为否认同性恋者权利的理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会影响他人的自由，那么他便享有这个权利。大多数人的喜恶不能作为否认个人权利的唯一立法依据……要认真看待少数人的权利；只要少数人的同性恋行为不有伤风化或损害社会秩序，就应予以宽容与保护，不诉诸刑法，舆论上也不予谴责，生活上不加歧视。”[8]

2．法不禁止即自由

“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是在古希腊的政治准则中最早得以表达。古希腊人把“法律之下的自由”视为城邦的基本要素，并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奉扬。所谓“法律之下的自由”就蕴含着“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要义。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某些自由是依法律无明文规定而存在的，人们可自酌而行之；英国哲学家密尔在《论自由》中也规定了人类自由的三个领域：“（1）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2）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它‘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订自己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3）个人相互间联合的自由。”[9]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同性恋行为加以禁止，从法理的角度来说，既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同性恋爱、结婚又属于公民私权利的范畴，那么法律就应当对此给予宽容、国家权力也不应当不当干涉。

诚然，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并非都具有积极的功利意义；有些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还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当利弊发生抗衡时，立法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针对其中的弊端，法律也只能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避免。

三、立法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同性恋者的法制环境会越来越好：

首先，2001年4月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颁布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称《标准》），其中的同性恋者已不再归类为精神病人，这虽然比美国晚了28年，但毕竟是一种进步。《标准》的颁布不仅显示了我国对同性恋有了更为科学的认知，而且也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其次，中国的立法通常会比较、考察国外法学界的做法。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同性婚姻等问题做出了规定：荷兰《家庭伴侣法》规定，登记的同性伴侣将会和婚姻中的夫妻双方一样，在退休金、社会安全保障、继承和扶养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德国的《生活伴侣登记法》规定，同性伴侣也可以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结为“生活伴侣”，其社会和法律地位与传统的异性婚姻类似；芬兰的法律规定，登记注册的同性伴侣可获得部分同合法异性夫妻同等的权利义务关系。

从严格意义上讲，目前只有在荷兰和比利时承认同性婚姻，其他很多国家只是赋予同性伴侣不同程度的权利，虽然有些国家的规定已与异性婚姻伴侣的权利十分接近，但并没有使用“婚姻”这一概念。李银河教授针对同性婚姻的这一问题曾提出过两个方案：一是修改婚姻法的个别字句。凡是出现“夫妻”两个字的时候就改成“配偶”，第一次出现配偶这个词的时候加一个括弧（性别不论）。另一个方案是搞专门的同性婚姻法案。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二个方案更具有合理性：

首先，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是在男女结合的婚姻制度下繁衍，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这一概念逐渐淡化了宗教色彩，但是，世界各国无论信仰如何，都没有改变一男一女结合的婚姻定义。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而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同性婚姻这一现象，如果国家强制用一部《婚姻法》来同时调整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势必导致绝大多数人的抵制。所以，从我国的文化土壤出发，在大多数人还未接受同性恋现象之前，不宜用婚姻法来调整同性伴侣之间的关系。

其次，《婚姻法》中的某些权利义务也是不宜赋予同性伴侣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有关“收养子女”的规定。笔者认为，同性家庭对子女的成长极为不利。曾有研究结果表明：同性恋者主要受童年环境、青春期经历、环境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而造成性取向出现偏差。长期与同性恋者亲密相处的子女，其身体、情绪必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些子女甚至会认为同性恋是很正常的现象，久而久之，这些本不该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便成为又一批同性恋者。此外，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由于主流文化对同性恋仍然持排斥态度，而这种排斥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子女，使这些子女在受教育、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这些歧视对子女自身而言，将会造成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对社会而言，便造成了犯罪、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之一。

综上所述，国家应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关系，本着对“同性恋者的权益”采取“不歧视更不提倡”的态度，制定专门的《反歧视法》，其内容至少应当包括：第一，明确《婚姻法》中的有关规定不适用于同性伴侣之间，除非《反歧视法》有明确规定；至于同性婚姻，该法也应设置专门的“婚姻篇”，规定同性伴侣在结婚、离婚、财产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二，设置专门的“人格篇”，明确规定同性恋者的人格不受歧视、个人隐私受保护等权利，具体地来说，也即同性恋者有权同普通人一样，公平地获得学习、劳动就业、参加社会活动等权利。禁止任何单位、组织、个人以任何方式对同性恋者进行侮辱；各类传播媒体不得恶意披露某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该同性恋者的资料；第三，由于同性恋毕竟不是婚恋关系的常态，所以，从人类繁衍、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国家应在此法中设置专门的“防治篇”，明确规定对于自愿治疗的同性恋者，有关卫生部门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有关单位特别是学校、军队、监管场所等也应加强防治、宣传措施，从源头上尽可能减少同性恋者的人数。至于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同性性犯罪无法可依的情况，立法机关应出台相应的刑法解释。对于此，《反歧视法》没有必要设置专门的一篇来调整，原因在于该法仅是规定同性恋者的民事权利义务，并不涉及刑罚领域，而且如果在该法中规定刑事责任，势必削弱刑罚的统一性和威慑性。

[参考文献]

(1)李慧波．国外同性恋者生存状态和法律地位(J)．电脑校园，2001（4）．

(2)何东平．同性婚姻合理性的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8）．

(3)刘达临．中国当代性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113．

(4)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5)王延光．同性恋与艾滋病预防对策(J)．浙江学刊，2001（1）．

(6)R.Dworkin,TakingRightsSeriousl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8,page272.

(7)同上，page298.

同性范文篇5

不过，他又绝对不是不性感，《春光乍现》里他有多少萎靡不振，就有多少缠绵低回，他的眼神和嘴唇带着鸿蒙初辟时的柔嫩和恍惚，说不清是男是女，但同时征服男人和女人。因此，他的肉体之美显得非常难以定义，他身上的淫荡显得很天真，他的不负责任显得如此天经地义，他的出现毫无疑问引起了偶像辨别和定义的新问题，尤其是他在最近几次演唱会里的易装而歌，卖弄的无限妖娆令传媒立即感到词汇的左右支绌。而问题的关键是，男人可以倾国倾城吗？

七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鲁道夫·范伦铁诺（RudolphValentino）在纽约的一家医院死于腹膜炎，这个世界因此痛失他／她的第一个情人。整个纽约歇斯底里，百老汇堪倍尔殡仪馆里人山人海，八万名男女涌向教堂跟他们的拉丁情人告别，另有几名年轻人自杀。这个过于美丽的男人在生前饱尝了流言之苦，记者和电台无休无止地问他的性取向，问他双性恋？同性恋？还是性无能？但是，他死了，大雨中的葬礼让整个纽约回不过神来，全世界的电台都在报道"一个风情万种的男人之死"。自然，范伦铁诺绝对不是英雄，也不是超凡脱俗或演技一流的明星，他在演《阿拉伯酋长》前，几乎什么都干过，包括打杂和舞男。但是，他死了，好莱坞想不到一个男人的美可以这么夺取人心，而且，他的美严重地威胁了好莱坞的明星打造方式，他不是硬汉，不是风流倜傥公子哥，即不是温情脉脉的家里男人，也不是众望所归的"大哥"，他逃逸了好莱坞给他定身度量的形象，"一会儿古色古香庄严肃穆，一会儿晶莹剔透美丽绝伦"，他的"不男不女"让好莱坞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让他和蛇一起拍照，为了彰显他的男人气概，可是他和蛇的合影显得如此缠绵悱恻，好莱坞束手无策了。不过，幸亏，他迅速地死了，31岁，范伦铁诺的死很快成了一则男人"倾国倾城"的教训。之后，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变得更加严厉，并且，这种严厉蔓延于全世界。但是张国荣叛变了，就像黑色的迈克·杰克逊要变色，张国荣开口说："我是个同性恋！"而且，他还要穿裙子，还要像女人那样唱歌。

虽然，这早已是一个信仰没落、颓迷喧嚣的时代，但是，男人的色相还是在秩序之外，而张国荣的脸和他的打扮无疑暴露了这个时代极其虚弱的一面：人容易在人的影像里迷失，人容易在别人的伤口里兴奋。张国荣的"自暴自弃"很容易像失血地带一样改变绷带的颜色，所以，传媒惊呼："不可以。"是啊，男人怎么可以这样妖艳这样惑众呢？否则，世界不就如张国荣在歌里唱的，到处"燃烧着野火"，燃烧着"连自己都已不敢去触摸"的火。很显然，这个孱弱的世界倒是很聪明地意识到了应该拒绝和张国荣"再玩"，因为他宣布了"疲惫奔波之后我决定做一个叛徒／不管功成名就没有什么能将我拦阻／我四处漫步／我肆无忌惮／狂傲的姿态中再也感受不到束缚！"

一个世纪的缠绵：电影世界的同性恋歌

1919年8月14日

「与众不同」――第一部以（男）同性恋为主题的电影在柏林上映。这确乎是惊世骇俗的手笔。之前，同性恋只有作为"罪恶"才偶尔获得被表现的资格，但是这部「与众不同」却毫不含糊地正面描写了同志恋情。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ChristopherIsherwood）因此说："柏林是这个世界的性都"，他声称自己后来移居柏林更是因为"柏林意味着男孩"。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与众不同」一般是20分钟左右的片长，里面会出现马格努·黑费尔德（MagnusHirschfeld）的身影，他当时是声名赫赫的同性恋组织领袖。这部电影在柏林的大戏院阿波罗上映后，立即引起轰动，警方马上在维也纳、慕尼黑等地下了禁演令，一年后，在创下接连的票房记录后，该影片被全面禁映，除了"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医生和学医的可以看"，因此莫名其妙的，这部影片与众不同地成了一个科教片。

其实，影片里的有些镜头对今天的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具有挑逗性：一群男女莫辨的人在舞厅里排成一列跳康加舞，一个叫保尔的看中了一个叫弗兰兹的，便把他带回家，一路上，他总试图去抚摸他的胸部。而且，因为扮演保尔的演员康拉德（ConradVeidt）实在有一种魔似的美，一种说不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魅力，让这个本来是控诉同性恋受社会虐待的影片带上了强烈的同性色情。所以，这部影片最后会令人觉得保尔的堕落和死亡都是因为他没有和原来的同性恋人柯特长相厮守，而纵容了自己泛滥的同性情欲。

「与众不同」中关键的一场戏是柯特和弗兰兹打架，保尔冲过来分开他们并和弗兰兹打起来。导演里察德（RichardOswald）非常高明地没有继续表现他们打架的近景，摄影机追踪着柯特脸上的表情，那种绝望和痛苦成了一个世纪的同性恋人的表情。

1923年12月12日

天才诗人雷蒙德·哈第盖（RaymondRadiguet）孤零零地死在巴黎的一间医院里，病因是伤寒。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导演考克多（JeanCocteau）闻讯痛不欲生，从此靠鸦片来麻醉记忆，他说自己"心是空了"。

哈第盖生于1903年，是巴黎一位商业艺术家的长子，十五岁就在巴黎被喻为"诗坛瑰宝"，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二十九岁的考克多。他们迅速为对方的魅力所俘获，相偕旅行，一起写作，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璀璨的时光，但同时也迅速地声名狼藉。哈第盖因为不愿让社交圈的人戏称他为"考克多夫人"，开始独来独往，并很快让鸦片和酗酒毁掉了健康。哈第盖死后，考克多在疗养院用了漫长的时光来恢复健康，此后，他拍摄了几部不朽的电影，包括「诗人的血」，「奥菲」和「奥菲遗言」，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常是一位孤独的、带着自恋（同性恋）倾向的男人，喜欢和镜子或镜子般的东西在一起；而藉此，考克多也创造了电影史上最令人心魂荡漾的一个镜头：主角奥菲向镜子伸出绝望的手，镜子开始波动起来，湖水般波动起来，奥菲的身体也轻盈起来，穿过镜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至于1963年的「奥菲遗言」则成了考克多的绝唱（画家毕卡索也在其中客串演出），之后，再也没有导演象他那样用一种遗世的超现实的美来表现男人在尘世外所唱的歌，而考克多影片中的男性也总是带着某种让同性恋男人怦然心动的气质和容貌。

1931年某个夜晚

第一部女同性恋电影问世。「穿制服的女孩」的故事背景是一所女校，里面的学生都是军官的女儿，恋情发生在学生玛努拉和老师弗劳蕾之间。玛努拉刚刚死了母亲，她象所有的同学一样崇拜老师弗劳蕾――因她是所有教师中唯一不相信棍棒教育的人。但是不久她们便彼此感到异样的吸引，虽然老师不愿承认这一点。一次，在学校的戏剧节上，玛努拉领衔主演了席勒的「唐·卡洛斯」并大获成功。在其后的庆祝会上，当所有的女孩都喝得有点醉晃晃时，玛努拉向弗劳蕾表白了她的爱情。但是不巧校长听到了炽烈的尾声，遂把玛努拉送进了医务室。但是，玛努拉却在校长和弗劳蕾谈话时，从医务室逃出来，爬到了学校楼梯井顶端，打算跳下去，这时，其他的同学和弗劳蕾都赶出来救她。而远处的校长只有一个人慢慢走向走廊的阴影处。

这部德国电影自上映开始，就好评如潮，票房颇佳，而且，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被禁，和第一部男同性恋电影的命运截然不同，虽然里面也有女孩一起沐浴的镜头，只是灯影斑驳，拍得非常抒情。不过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却是影片的真正高潮：弗劳蕾到宿舍去和女孩们说晚安，她在每个人的额头上吻一下，轮到玛努拉时，女孩很兴奋地勾住了老师的脖子，弗劳蕾轻轻地把她的手移开，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漫长特写中，弗劳蕾很不寻常地吻了玛努拉，吻在她的嘴上。所以，玛努拉才会在酒后大声表白："她给了我一个礼物，一件衬裙。我真幸福因为我确信，确信她在乎我、、、、、、"而扮演玛努拉的赫莎（HerthaThiele）自影片公映后，也源源不断地收到求爱信，有男人写来的，也有很多女人写来的。

表现女同性恋的电影在电影史上的命运一向比男同性恋影片好，而有女同性恋倾向的演员也常比男同性恋演员走运。象玛琳·黛德丽和梅·惠丝特这些女明星有时还能藉着身上的男性魅力而走红；但谁又知道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和洛克·赫德森是同性恋呢？

1947年12月3日

「欲望号街车」在纽约戏院公演，一夜沸腾。导演伊力·卡山（EliaKazan）因此写道："威廉斯和我之间有一种默契，那种属于同性恋世界的默契――一种幽闭的默契――把他放在与我特异身份同病相怜的处境。我们两个都活在正常社会以外的世界，美国的生活使我们俩变得特别反叛。"

他说的威廉斯就是美国最有名的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ms）。威廉斯是著名的同性恋者，纵欲无度，但是在认识法兰克·梅格之后，却共同生活了十四年之久，直到1962年法兰克死于癌症。生离死别后的田纳西说"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也随法兰克消逝了"。而介绍法兰克认识田纳西的美国作家图鲁门·卡波提（他本人也是同性恋者）说，田纳西就是他自己笔下的布朗许，即「欲望号街车」的女主角。

「欲望号街车」是田纳西最好的作品，他自己表示，除了卡山外，他不接受任何人改编这个剧本。而卡山则一定要求好莱坞让当时藉藉无名的马龙·白兰度（MarlonBrando）来扮演男主角。这样，卡山给了白兰度20美元，让他搭火车去见田纳西；但是白兰度先把20美金化光了，改坐便车去，花了三天才见到田纳西。也许就是白兰度身上那种满不在乎的气质吸引了田纳西，也许是马龙潜在的同性恋倾向让田纳西很倾倒，反正，威廉斯对白兰度满意至极。而事实上，白兰度身上日后彰显出来的同性恋倾向确实成了「欲望号街车」成功的隐性要素。在戏中，男主角史丹利不但不同情女主角布朗许，反而相当粗暴地和旁观者一起嘲笑这个患有点神经质的女子。而布朗许在戏中的台词――不管你们是谁，我总是依赖陌生人的好心――被卡波提认为是"满腔悲哀，满腔情欲"，说出了田纳西自己的爱恨心酸。

1957年某个夏日

巴索里尼（PierPaoloPasolini）开始为费里尼（Fellini）的「卡比利亚之夜」写罗马方言的对白，从此，他进入电影世界，留下了让世人惊呼不已的许多"可怕"电影，尤其是他的最后一部影片「索多玛120天」，至今还在禁映之列，被称为"电影史上最肮脏的影片"。这部片子的背景是二次大战纳粹占领期间，一伙穷奢尽欲的首脑人物网罗了一批少男少女，在一处隐秘的城堡里穷尽性的所有兽性和残酷，包括同性恋。因此，有影评人说"情色，在巴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夜」里是爱，在巴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中却是恨。"不过，巴索里尼的手笔非凡还在于，在性的激烈到达虚无和疲惫时，巴赫的音乐响起来，越来越响直至结尾，其特殊的惊心动魄处至此超越了美丑善恶的领域。

巴索里尼本人可能是意大利电影史上名声最坏的导演――同性恋、马克思主义者、流氓的辩护人、实验诗人和小说家，他长期是报刊丑闻的主人公，包括他的死亡：他路遇一个男孩，企图挑逗他，被拒绝，最后被杀，而且死状很惨。巴索里尼说他自己总是在最前卫的位置上，当时的一个影评人说："不管是巴索里尼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无法在他的时解他，那要等很久很久。"也许，至今，巴索里尼还在等。

1967年8月9日

英国剧作家乔·奥顿（JoeOrton）和他的同侣肯尼斯·侯利维尔（KennethHalliwell）被发现双双死在乔的书房。他们是在奥顿成名四年后互相殉情，并且死亡的方式几近恐怖：乔·奥顿让肯尼斯用铁锤在他头上连砍九下，侯利维尔随即用葡萄酒吞服了二十二片安眠药。当时，乔三十四岁，肯尼斯四十一岁。他们共同生活，一起写作了十五年，彼此穿对方的衣服，分享一切，包括死亡。

1970年英国出品的「消遣司隆先生」就是改编自乔的剧本。话说有一天，四十多岁的老处女凯斯瞄见身材修长的青年司隆先生倚在墓碑上晒太阳，这个肥胖的老处女便把这个金发俊男收留在家。此外，她家里还有一位同性恋的哥哥艾德和一个老朽的父亲。自然，中年的同性恋者艾德对鲜嫩的司隆很是爱不释手，让他当了家里的司机；而凯斯更是春风解冻般地恋上了司隆，并且怀了孕。家里的这一切颠鸾倒凤的景观终于让沉默了二十年的老父勃然大怒，他告诉儿子说司隆其实是个杀人凶手。老头子的这番话终于让他要了自己的命――司隆趁兄妹俩不在，把老头送上西天。不过，这个凶手的结局却是喜上加喜：兄妹俩把老爸的尸体放在厨房的餐桌上，答应大事化无，只要司隆答应和他们兄妹俩结婚！于是，艾德从老父的手中扯下圣经，先为凯斯和司隆证婚；接着，凯斯如法炮制，帮哥哥和自己的爱人再证一次婚。

乔的不少剧作如今都成了英国剧坛和影坛的精品，包括「赃物」和「领班见闻」，而且里面总少不了同性恋人物；这些人物往往没有家族伦理概念，但是因为他们对伦理的漠视带着点孩子般的天真，所以他们显得并不冷漠。而且因为剧作家自己是同道中人，所以他笔下的同性恋人物总是能获得剧情的庇护。比如「赃物」中的儿子侯尔，他母亲死后，棺材停放在旅店的客厅里，他就和他的同性恋男友设法把抢劫银行的赃款藏在亡母的棺材里，同时，母亲的尸体只好暂时被取出来委屈在运送食物的升降柜里。幽默帮同性恋的罪人承担了罪，所以乔·奥顿总能为他的人类开辟生路。

1979年3月8日

那天，法斯宾德（RainerWernerFassbinder）写到："我该改变我自己了。"这句话标志了一部最重要的同性恋电影的诞生：「葛海勒」（或译「雾港水手」Querelle），改变自让·热内1947的小说，不少大牌国际影星出演该片，包括布莱德·戴维斯和珍妮·摩露。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布来斯特的港口，那儿有家水手们热爱的酒吧，主人是Nono和他风情万种的歌手妻子。这个酒吧有个规则，去那儿喝酒的水手一定得和Nono赌一把，赢了可以嫖妓，输了就得让Nono玩。葛海勒和他的弟弟罗伯特一起来到酒吧，葛海勒故意地输给了Nono，让他玩了他，这是葛海勒第一次和男人做爱。他的弟弟看了很受不了，和哥哥打起来，警察过来劝开了他们，后来警察又和葛海勒有了性接触，这让暗恋葛海勒的船长嫉恨不已。但葛海勒此时又爱上了另一个水手吉尔，当吉尔杀了人后，葛海勒一边帮助恋人逃走，和他深情地吻别；一边却又告诉警察吉尔的去向。最后，影片结尾的时候，葛海勒和船长做了爱，和酒吧老板娘作了爱，而且，老板娘发现罗伯特并不真是葛海勒的弟弟。此时，葛海勒心里感到死亡不远了。

这部影片自上映以来，就受到影评人的热烈欢呼。斯帝夫·杰肯斯（SteveJenkins）说「葛海勒」是"法斯宾德的房间，热内的布局，冯·斯登堡的灯光"。而此部影片和法斯宾德之前电影的最大不同在于：法斯宾德以前的同性恋常带有明显的社会、阶级和种族的痕迹，而「葛海勒」里的同性恋人们却只接受欲望的等级――玩水手的黑人Nono永远是强大的，船长因为爱葛海勒而变得非常弱小，所以葛海勒在输给Nono后说："我只给屁股，不接吻。"因为，接吻在同性恋的世界里意味着一种情感和爱，意味着你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接受。但是雾港很快让葛海勒迷失了自己，他后来既想送走吉尔，又最终去告了密的行为就表达了对吉尔的强烈爱欲――"留下来，永不消失！"

当「葛海勒」享尽声名时，法斯宾德却突然死亡，他的同性恋人汉瑞·拜厄（HarryBaer）不久亦自杀身亡。汉瑞是法斯宾德最心爱的演员，主演了他的「瘟神」，也许是他身上确凿的死神气息让法斯宾德眷恋不已，并在自己的电影中一再表现。

1986年4月15日

让·热内（JeanGenet）死了。同性恋电影世界里的旗手殒落了。这个早年生涯在感化院和监狱渡过的著名小偷、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一生孜孜不倦于同性恋实践，后来多亏西蒙·波夫娃和萨特等人的奔走才使他得以提前脱离囹圄。（女性主义者长期来倒是一直是庇护男同性恋的。）不过，如今"热内"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同性恋电影中的一个专有名词，代表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绪，一个你一旦进入就无法离弃的世界。电影圈里有无数的伟大导演都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在向热内表示敬意，比如大岛渚就在他的名片「新宿小偷日记」里，让他的小偷去偷一本热内写的书。热内摄于1950年的「情歌爱曲」是同性恋电影中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片长20多分钟，被禁于商业院线发行，即使是今天也只能在同性恋电影节这样的时刻才有可能看到，理由是"太艺术了，无法成为春宫片；或者是太春宫了，无法成为艺术。"「情歌爱曲」由四个交织的部分构成，毫不掩饰地歌颂了监狱里缤纷的男同性恋世界。影片开始，狱卒去监狱巡视，他看到有的犯人在手淫，有的在隔墙交谈。然后他走进了关突尼斯人的房间，解下皮带抽打他，可狱卒走后，突尼斯人却满足地笑了；狱卒从又回头，拿一把枪插入了突尼斯人的口中，但是没有扳动机关。然后，影片穿插了一段异常美丽的鲜花场景，在明暗变幻的灯火下，同性恋的做爱场景被渲染得有超凡脱俗的魅力。尤其是最后一段，突尼斯人和另一个杀人犯从监狱里出来，奔跑着，追逐着，把一朵花从你的嘴上传到他的唇间，宛如初恋一般。非常奇异的，热内用这种"罪恶般"的爱把"罪恶"本身变得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此刻的同性恋情，那种带罪的纯洁的确一点都不逊于维斯康蒂的「魂断威尼斯」之美。所以，当时著名的批评家巴蒂尔（GeorgesBataille）说「情歌爱曲」有一种"珠宝之美"，而世人是永无权力"为热内定罪"的。

1991年某日

同性范文篇6

一、同性婚姻立法模式概述

(一)同性婚姻的定义

同性婚姻指两个性别相同的自然人之间结合的一种婚姻形式。从狭义上看，同性婚姻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具有同一性别，同时法律还在其称谓、婚姻有效要件及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方面赋予其与异性合法婚姻无差别的待遇［2］。从广义上看，同性婚姻还包括准同性婚姻，即经由法律认可的有别于婚姻的一种同性身份关系。这类身份关系的法律认可不是绝对的认可，其从称谓到有效要件再到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权利义务等方面，与婚姻相比都有所不同，仅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受到法律的承认，身份关系当事人仅享有部分婚姻权益。综观世界范围内的立法状况，笔者认为对同性婚姻的广义解释更符合基本现实，因此下文将就广义的同性婚姻展开探讨。

(二)国外同性婚姻立法模式概述

1．同性婚姻模式

这一模式直接修改了《婚姻法》中婚姻的定义，取消了性别限制，将婚姻的主体放宽至同性自然人，并直接赋予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同等的法律地位。这一模式对同性伴侣利益的保护给予了法律上直接明确的规定，同性伴侣们能最大程度预见自己缔结同性婚姻关系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

2．注册伴侣模式

这一模式与婚姻具有类似的法律地位。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通过国内立法针对同性婚姻制定全新的法律，或在已有的《婚姻法》基础上针对同性伴侣进行修改，这些法律规定了登记注册形式或其他形式，允许同性恋者以符合法律的形式缔结为家庭伴侣或同居伴侣。这种方式更具灵活性与选择性，能很好地避免国内矛盾，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3］。

3．民事结合模式

民事结合又称公民结合，是指以不变更传统婚姻的定义及其法律地位为前提条件，同性伴侣可以作为合法的民事主体以有效合法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并享有法律赋予的与传统异性婚姻伴侣全部或部分相同的权利和利益。

二、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对同性婚姻的规制

(一)大陆地区现行婚姻家庭法对同性婚姻的规制

我国婚姻家庭法在原则上既否认国内的同性婚姻，也拒绝承认外国同性婚姻在我国具有法律效力。《婚姻法》的条文虽未直接规定婚姻的定义，但总则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分则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以及第8条、第9条规定都从侧面明显地表明我国立法者的态度，即作为我国婚姻法调整对象的婚姻，其主体必须是异性自然人，同性伴侣并非有效婚姻的主体，其缔结的婚姻无效［4］。

(二)香港和澳门地区现行法律对同性婚姻的规制

1979年，《香港婚姻改革条例》第4条对同性婚姻作出了规定，明确指出不论产生于什么形式，不论在何地产生，香港法律都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澳门地区的民法也拒绝承认一切形式的同性婚姻合法。

(三)台湾地区现行法律对同性婚姻的规制

2001年6月，台湾法务部修改完成《人权保障基本法》草案，为台湾地区同性恋群体的人权提供了法律保护。草案中明文规定同一家庭可以由相同性别的自然人组成，且以该种形式组建的家庭中的男女有收养子女的权利。但基于对同性婚姻仍会冲击传统异性婚姻及社会理念的考虑，立法者同时也作出声明，表明该草案仅承认同性之间可以组成家庭，但这种结合并非婚姻家庭法中所承认的“婚姻”。［5］综上，虽然如今社会大众对同性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包容，但我国立法中还是缺乏相应的制度规制同性恋婚姻。

三、我国冲突法领域对涉外同性婚姻的规制

(一)涉外同性婚姻的概念

涉外同性婚姻即含有涉外因素的同性婚姻，包括双方国籍相同，却在本国之外缔结同性婚姻;双方国籍不同，在一方国籍国内缔结同性婚姻;双方国籍不同，且未在任何一方的国籍国内缔结同性婚姻。要分析一国涉外同性婚姻的法律适用，应当从具体情况分别作出分析，而对于我国来说，想要针对不同情况来作出规定是很难的，因为我国的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制度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二)我国涉外同性婚姻的法律适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相关的法律适用制度

我国没有相关立法来规制同性婚姻，也缺乏关于涉外同性婚姻的法律适用规定，所以我国一贯以国内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处理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的问题，这会产生以下不利影响:(1)不利于维护我国及我国当事人的利益对于在他国取得合法婚姻关系的同性伴侣来说，他们无法在我国境内依据明确的法律来指导行为预见法律后果，导致他们必须接受不期待的利益遭受不期待的损失;对于在我国境内以同性婚姻为先决条件而产生的民事合法权益，可能会因同性婚姻的因素而得不到法律保护;对于法官和法院来说，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无法可依最后只能采用国内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而拒绝承认已在他国合法取得的同性婚姻关系，有损我国的法律权威［6］。(2)不利于构建完整的婚姻法律制度我国国内立法在未涉及同性婚姻的同时，又缺乏对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的实践经验，这样的法律空白与实践空白，不利于构建涉外同性婚姻法律制度，原因在于:几千年的传统伦理文化，使国内短期内不会允许同性结合，如果对涉外同性婚姻直接照搬适用涉外婚姻的相关规定，将意味着默认了外国成立的同性婚姻效力，容易引发抵触情绪，不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同时，由于涉外婚姻法所涉及的内容相对广泛，赋予婚姻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对于国内目前的状况来说，不太适合照搬适用。

2．一概以公共秩序保留为由拒绝承认涉外同性婚姻存在着弊端

虽然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当事人规避法律，避免国家利益、基本政策、善良风俗等遭到损害，在世界各国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安全阀”的作用，但一概以该制度来回避涉外同性婚姻的法律适用会产生许多弊端［7］。首先，各国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中的措辞规定不严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几乎成为决定该制度适用的唯一因素，容易造成制度滥用。其次，国际惯例为我国公共秩序保留的对象，导致我国采用该制度排除国际惯例的适用时难以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强调，采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条件是适用该外国法的结果，损害了我国的社会利益，而不是该外国法内容本身损害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法官在处理涉外同性婚姻时，实际上并不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因为同性婚姻属于婚姻家庭法范畴，而作为婚姻家庭法调整对象的婚姻家庭关系，首先是一种人身关系，其次是一种基于人身关系而形成的财产关系，它完全的私人性质决定了其在政治层面的负面影响较小，更谈不上动摇我国在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根本制度或原则问题。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单纯以公共秩序为由来排除国外同性婚姻法的适用是不合理的［8］。

四、我国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制度的完善

(一)初步构建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制度

针对我国缺乏相关的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制度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我国需要开始构建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制度，具体需要分两步走。

1．重新审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在适用中加以区别对待

短期内，要通过立法填补我国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空白不可行，但一味否认国外取得的合法同性婚姻在我国国内的效力也会引发诸多麻烦［9］。所以现阶段应采取保守的做法，考虑如何发挥现行法律在保护同性恋合法权益及涉外同性婚姻当事人利益方面的最大价值。笔者认为，一个合理的方法是重新审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其中关于涉外婚姻的相关规定重新进行评断，判断其是否能够解决短期内可预见的因涉外同性婚姻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判断之前，需要厘清几个问题。第一，从目前立法状况出发，《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暂时没有必要明文增加有关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的规定，但也不应明文拒绝承认在国外合法取得的同性婚姻的法律效力。首先，对于同性伴侣来说，他们对于婚姻权利的要求与异性夫妻之间的要求差别不大，也体现在身份权利和财产权利两方面。身份权利方面，我国同性恋者并未强烈要求法律给予他们等同于异性夫妻的配偶名分，而对于某些异性夫妻才能享有的附属身份权利，可以由具体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或者同性伴侣之间缔结的合同加以规制①。财产权利方面，同性伴侣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可按现行民法中关于共有财产的规定来处理，而继承的权利也可通过公证、遗赠等方式得到保障。同时《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确定了意思自治原则及保护弱者利益原则，不论是利用合同还是弱者利益规则，涉外同性婚姻及依其所产生的继承、收养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故暂时不用新增规定。其次，西方的同性恋群体与我国不同，西方的同性恋问题会涉及宗教问题，不同群体之间会产生激烈冲突，因此同性恋问题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公民权利，甚至以其为衡量国家对人权保护水平的标准。在此背景下，我国一味否认外国法承认的合法同性婚姻，不利于塑造并维护我国在人权保护方面的国际形象与大国地位。因此，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条规定，除违背我国公共利益应予以排除的同性婚姻本身，应该对以涉外同性婚姻成立为先决条件的其他问题给予一定的承认空间。第二，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1条进行重新审视。对于婚姻的实质要件，大多国家的国际私法采用婚姻缔结地法来判断婚姻的有效与否，这一做法的优点在于有关机关熟悉自己的国内法律，工作负担不大，但它容易引发法律规避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法律适用法第21条规定了结婚的实质要件，将共同经常居所地作为连接点，若没有这一连接点来指引选择适用的法律，则根据共同国籍国来选择适用的法律，这样能合理有效地解决我国同性国民规避我国强行性和禁止性法律而故意到外国缔结同性婚姻的问题。但对于两个不具有共同国籍的外国人，其非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缔结同性婚姻后又于我国国内久居的情况，该条规定会因20条的规定而产生漏洞，导致被国外承认的合法同性婚姻在我国国内归于无效②。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21条中“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缔结婚姻”的规定设置为彻底的兜底条款而无需借用20条来进行规制，当然，这种修改的目的，也仅限于确认以同性婚姻作为先决问题的身份权和财产权。

2．建立专门的涉外同性婚姻的法律适用制度

经历了过渡时期，我国应当建立专门的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法，来规制涉外同性婚姻的法律适用，笔者建议以涉外婚姻的法律适用制度为参考依据。(1)涉外同性婚姻本身成立的法律适用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解决涉外同性婚姻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时，以共同经常居所地为连接点来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对于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以同性婚姻缔结地为连接点来选择应适用的法律，这是各国在冲突法领域的普遍做法。(2)以同性婚姻有效成立为先决问题的其他问题第一，涉外同性婚姻的解除。对于该类案件的管辖权，坚持原告就被告的原则，辅以属地原则;对于涉外同性婚姻的解除，则适用法院地的法律。第二，涉外同性婚姻涉及收养问题时，建议参照现行冲突法，将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经常居所地法重叠适用，以保护被收养人这一弱势地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其他问题对于监护、抚养养等关系的法律适用，同样是建议参照现行法律适用法中关于涉外监护、收养的法律适用制度来作出规定。

(二)区别不同情况适用国内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1．原则上不否认在国外取得的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

鉴于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受到法律承认，完全拒绝承认在外法域内有效成立的同性婚姻可能会削弱我国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权力，阻碍各国友好交往以及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2．运用公共秩序制度需小心谨慎

在涉外同性婚姻关系中，只有在发生了较严重的情况下才能将公共秩序保留作为例外来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并且在适用过程中必须遵循“客观说”，即只有在承认涉外同性婚姻所产生的后果严重妨碍了法院地及法院地国有关婚姻的基本制度与政策的贯彻时，法院才能运用该制度③。

3．适用时应当区分不同的民事关系

在运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时，应当对同性婚姻中的身份关系和依附同性婚姻而产生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加以严格区分，不能一概而论。首先，若当事人提出单独诉讼，请求一国法院对其在国外依法成立的同性婚姻予以承认，法院均可以依据承认可能对当地造成的影响来提出公共秩序保留④。其次，若就同性婚姻而引起的继承或抚养等实体问题发生了争议，而争议的处理结果并未直接冲击本国国内的公共秩序，那么该同性婚姻的效力可以作为先决问题得到一国法院的承认。再次，涉及涉外同性婚姻的司法协助，若国外的法院单纯针对同性身份关系做出了司法裁决，那么人民法院可以拒绝承认该裁决并拒绝协助执行，如果裁决中的主要问题是依附于同性婚姻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其他关系，同性婚姻本身只是作为先决问题而受到承认，那么法院可以在不损害本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对主要问题的裁决进行承认和协助执行。

五、结语

解决我国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当充分研究比较外国立法，重新审视现行实体法律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弥补制定专门的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法之前的法律空白，之后通过制定专门的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法，并慎重运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完成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制度的建立，保护好同性伴侣的合法权益，共同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者:张碧江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8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第9条:“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②《香港婚姻改革条例》第4条:“凡于指定日期或该日以后在香港缔结的婚姻须意指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不容他人介入，而且只可按照婚姻条例(第181章)而缔结。”

③《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条:“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④《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1条:“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结婚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

参考文献:

［1］杜新丽．国际私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35．

［2］何群．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12，(10):136．

［3］潘灯．涉外同性婚姻在中国的法律地位［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1):189．

［4］龙湘元．国外同性婚姻在我国的法律适用问题［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5］袁发强．同性婚姻与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J］．河北法学，2007，(3):59．

［6］［德］M•克斯特尔．欧洲同性恋立法动态的比较考察［J］．邓建中，译．比较法研究，2004，(2)．

［7］张莹．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法律问题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0．

同性范文篇7

从人权的观点来看，同性恋也是人，是人权照顾的对象。在宪法上他们也是公民，依法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其中包括婚姻自由的权利。此外由于社会风气问题造成的同性恋饱受歧视与耻笑的问题也应该正视起来。同性恋者也有自己的人格与自尊，他们不应被歧视，这点应该从法律上给予肯定。

4.2是我国社会秩序功能构建的需求

健全完整的有关同性恋的法律法规，有助于实现法律的自身价值提升法的涵盖范围。法的自身价值是它能够用它所仅有的特定的方式构建和维护社会秩序，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加强有关同性恋的立法，可以起到规范作用，为处于无法可依的模糊状态的同性恋者指明方向。于此同时，缺乏相关法律也导致一部分人包括同性恋者，利用法律的空隙对同性恋者或其他人进行伤害而不受任何惩罚。对此立法对于社会功能的细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4.3是实现社会公认价值观念的需求

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它从属于人权的范畴，同性恋享受人权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同一时代的人都应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相关规则指明这种自由的权利主要体现三大方面：第一是否决权，一个自由人有权拒绝不想要去做的某些事，第二是选择权，一个自由人有权选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受任何人约束；第三是创造权，只有创造生活才能成为实际中的价值追求。这三种自由的权利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尤为重要。只要不危害到别人的利益，他们就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模式，充分实现自己的自由价值。在社会范围内公认价值观还有些含糊不清，因此对同性恋现象立法也是实现公认价值观的需求。

（5）对我国同性恋婚姻进行立法的建议（总结）

在中国，传统上的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而成并为社会制度所确认的夫妻关系，这是一种社会功能的体现，而婚姻法是夫妻双方有关择偶、义务、职责、财产、后代等的指导纲领。完整的婚姻是作为，应包含的道德约束并且在体现人权价值的同时而存在的。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关于同性恋现象，应该说是处于保持沉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同性恋进行合法化的确认，也没有任何反对的迹象，这造成了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不健全。

从社会上考虑，大部分人还是从传统观点出发，持有强烈的鄙视心态，这对同性恋者造成了很重的负担，心理压力极大。这种社会现象对社会建设的很多方面造成不小的影响，如人权保护、刑事制裁、婚姻家庭、行政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等，都找不到任何的规定。长此以往社会上必然会出现社会主流民意的强烈的无视法律的倾向，这对法律的尊严来说有一定危害。

对同性恋者来说，仅仅是性心理的问题，也是一种生理问题。这种不同于一般人的区别在他们看来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对社会造成危害，就不应该受到歧视。他们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有自己的自由。

我们都知道同性恋是无法治疗的，那么法律就应当将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不是视而不见。法律可以赋予同性恋者一个身份，可以给他们一个享有权利的机会。从人权社会观点上考虑，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性恋者也是一样的。当前国家正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很多的不适应时展要求的法律条款已经被删除或者修改。我们的法律完全可以依据以往的经验在婚姻法中加上同性恋婚姻这一条的。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章总则.2001年修正版

李银河.同性恋婚姻提案./b35087/d4619682.htm.02-03-18

费曦.同性婚姻之我见./cn/art/doc_437969.htm.2000-10-11

同性范文篇8

关键词:物业服务;合同;性质;效力;认定

随着上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实施，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住房制度的改革，我国房地产经济迅速崛起并得到长足发展。物业服务合同作为涉及物业管理企业及全体业主之间服务关系的纽带的企业综合服务方式，已经成为城市建筑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生活中服务行业的关键地位。在物业合同服务签订的整个流程中，最主要的是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关系，而物业服务合同是两者关系调整的最佳依据。因此，对于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及法律效力理解是当前涉及法律主体的两者所履行责任和义务的界定边线，正确理解并使用法律，才能降低物业服务纠纷事件的发生率，为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一、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

（一）委托合同说。物业服务合同是物业服务管理企业和业主主体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在法律适用范围内签订的协议，主要是物业服务管理公司向业主提供相应的服务体验及业主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为参考内容，对于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进行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确定。法律理论界通常将其认作是委托合同，因其合同服务的内容与委托合同的表现特征相似，以相互信任关系为订立根基达成一致性目的，两者都归属于诺成性合同、有偿性合同和物业合同。笔者自身理解的角度认为物业服务合同归属于委托合同不符合法律规范，因为两者存在较大区别：首先，从委托合同的类型来看，分为有偿合同或者是无偿合同，但物业管理合同却是有偿合同。其次，合同存续期限不同，委托合同中的管理者仅仅采用单一方法处理事务，但是物业服务合同需要提供长久、高效化、专业化的服务，存续时间更久。再次，合同的主体和合同形式有所区别。委托合同只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来往，但物业服务合同涉及到更多的主体者。最后委托合同应当具备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用委托人的费用处理委托事务，行为结果由委托人承担的基本特征。但物业合同是业主支付一定物业管理服务费，由物业服务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对物业进行管理，管理费用原告自行承担，自负盈亏。物业合同不具备委托合同基本特征，不应适用合同法委托合同相关规定。物业合同中业主亦不能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约定随时撤销合同。（二）无名合同说。首先，这种说法是物业服务合同在法律框架内或者是某种领域内的无名合同。从服务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看，混合合同是服务合同的某种象征，虽然与委托合同相比，法律不会凭空创设出多项履行契约，而是根据已经存在在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之间事务要点，来考虑当事人双方共同的利益划分，通常是从给付义务形式出发。对于复杂生活中规定的契约类型做出调整。物业服务合同具有诸多差异化特点，比如期限较长、合同内容涉及方面具有多种类型，包括涉及住宅生活的全部范围等。从给付义务的角度讲，物业管理对于建筑物基础设施之上的管理，区分于居住人群的管理对象，不仅是关于全体业主共有的物业管理，还包括维修、保养及对居住环境的维护。因此物业合同的性质不能简单归属于某种类型的有名合同或者是无名合同，而是带有混合合同性质的合同双方的给付义务。（三）服务合同说。这种合同性质是现阶段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对于物业合同全新的定义，理解为合同当事双方在领域内的交换并且适用于双方彼此需求的服务合同，对于服务内容包括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保证为业主提供最佳的服务体验。对于合同业主来讲，根据服务合同中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是物业合同得以长久延续的中间纽带，物业合同双方都具2018•1（中）有公正平等的法律地位，经过当事双方一致决定，签订并且实施这项服务合同，而这种性质并不是完全归属于物业服务合同，只是在某一方面呈现出服务合同性质的内容，在特定领域划分为服务合同。（四）独立合同说。首先从物业服务合同涉及的当事者物业管理公司所提供的管理和服务上，表现出综合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区分于传统的合同特征，差异变化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业服务合同是相对独立自主的形同性质，不限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任何合同类别，在长久的物业服务合同发展历程中，逐渐变得更加专业化、规范化，在不断演变过程中组成全新的合同形式。

二、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认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提到的合同一般指示，判断合同双方涉事主体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表达出真实的意思，合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规定的影响社会公共利益都关系到合同的认定效力，这三个要素是判断合同效力认定的基本标准。笔者以下将从这三项要素展开对合同法律认定效力的谈论。（一）物业服务合同的当事主体问题。物业服务合同涉及到的主体比较复杂，包括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业主委员会及建筑物建设单位等多方主体者，我们探讨的是设置业主委员会对于物业服务合同涉及当事双方的问题。第一，物业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为业主，物业服务合同提及的业主委员会并不能成为当事者任何一方，这是错误的理解。查阅我国的《物业管理条例》，并没有关于对业主委员会法律地位的确定，仅仅有描述是业主大会的组成部分，有相应的执行权利和自身规定职责，没有确切说明自身独立自主人格的行为能力。第二，参考欧美国家对于管理机关对外的实施行为，全部由管理企业和全体业主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类执行性质类似于我国的业主委员会管理机构。第三，物业服务合同签订的最终目的看，仅仅将业主作为合同的当事人，表明在法律范围内只能约束物业管理公司和全体业主，这显然和签订物业合同的初衷相违背，因为两者共处于法律的平等地位，物业管理公司为业主提供优质专业的服务，而业主需要缴纳一定的服务费用类为自己获得的服务付出相应报酬，这种来往形式才是最终物业服务合同能够得以延续的本质。第四，《物业管理条例》的立法原意来讲，业主委员会是在物业管理公司促成下在全体业主中推举衍生出来的产物，是作为业主代表来共同与物业管理企业履行职责并做出服务的监督，从法律规定看，业主委员会只是代表业主订立合同，但是并不能成为合同的当事人。（二）物业服务合同的当事双方之一为物业管理企业。物业管理企业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才有法律资格与业主签订物业合同。第一，在工商局登记并且获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才能具有法律认定的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成立资格，但传统做法中有关于建筑物开发过程成立的物业管理部成为物业管理公司，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第二，物业管理企业需要经过一系列资格审查才能有所创建，从从事的专业化管理工作出发，掌握一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具备一定规定人数的物业管理队伍人员，同时对于建筑物及公共设施维修有相应的维修技术人才，才能从事物业管理工作。因此，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必须拥有资质证书才能从事物业服务的，必须获得相应的资格审查认定，否则，做出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效力，经过工商局对于资格条件的审查通过并且登记步骤过后获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才能认定具有法律规定的成立资格。（三）物业服务合同当事双方的真实性意见表达。由于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签订服务合同，因此对于是否在职权范围内遵守相应的法律规定而没有超越职权还有待考究。业主委员会对于物业管理企业选聘或者解聘都是需要经过全体业主大会商讨批准的，因此业主委员会代表着全体业主依法签订的物业合同在原则上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几点问题：第一，业主委员会违背业主的真实含义做出的签订物业合同不具有真正法律效力，属于法律上的待定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法律条约上认定这种合同如果没有遵守业主的真实意思，应该按照无权的规定原则来对合同予以处理，不产生法律效力，所有后果全部由业主委员会来承担。第二，业主大会客观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不符合部分业主的表达含义。全体业主选取信任的成员组成业主大会，来对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的合法组织，是法律认可的对于全体业主签订物业服务合同都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在最后表决意见和决议意见产生分歧，那么异议业主反对履行物业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在法律上这部分异议业主的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是违法的，物业管理企业有权进行申诉。

三、结语

同性范文篇9

2014年被称为互联网巨头全面进军电影产业的“元年”，以BAT（百度、阿里、腾讯）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互联网公司，通过融资、并购和战略合作，布局电影产业的速度大大加快，直接冲击和改造着传统影业的格局。这种融合趋势是必然的，根据2017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网民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还在另一个层面上展现了互联网自身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新媒体与电影产业的融合趋势不可阻挡。新媒体给电影产业带来的有利因素几乎遍布电影产业链的整个过程。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互联网不仅可以为其提供诸如IP内容的开发方式并提供制作平台，还可以使用大数据技术监测受众心理基于此生成受欢迎的电影文本；在电影投资过程中，互联网公司通过众筹的方式可以使影迷爱好者成为投资人，投资规模可多可少，使得爱好者能够参与到电影的运营之中；在电影营销的过程中，互联网对电影的影响甚至使电影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电影的营销方式多为海报和预告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传统的宣传方式已经让位于话题炒作和创意营销，电影营销商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电影营销的针对性；在电影发行放映过程中，在线票务不仅可以扩大电影票的购买量，还可以通过购买电影片源实行线上放映，以此扩大电影的收视率；在电影衍生品的生产方面，虽然中国还没有比较成功的衍生品案例，但衍生品对于电影盈利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初现端倪，例如“迪士尼”系列动画电影，其音像制品、书籍、玩具、服装、道具等衍生品甚至能创造超过票房的收入。我国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盈利模式，大部分电影商选择同步推出游戏制品、同名电视剧、电视节目来增强电影的长尾效应，以获取更多效益。

二、中国电影产业“去艺术化”的趋同性表现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媒体的运营模式是存在一些区别的，新媒体的思维核心是流量导入，它主要是从流量中挖掘数据价值，电影产业链、电影生态的打造全部围绕流量进行，而传统的电影主要依靠票房盈利。因此可以说互联网是基于收视率的大小来运营的，而电影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商业价值，还要保持自身的艺术性质。（一）“去艺术化”导致电影内容的趋同。电影的这种艺术性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新媒体环境所消解，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就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欺骗性质，但他那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如今这种新媒体环境，而是工业革命生成的新技术对影视行业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当时社会状态下宏观和微观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显著的一致性，这也就是人们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明显展示出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这种电影产业的一致性趋势不仅存在于工业革命时期，也存在于如今的新媒体环境之中。最近几年在中国影视界兴起的“IP电影”已经逐渐成为电影制作的重要方式，IP（Intellectualproperty）就是知识财产，电影通过搜寻关注度较高的IP，它可能是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漫画作品。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传统电影剧本创作和文学作品改编的制作方式已经跟不上市场变化，放眼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者开始注意到拥有广泛阅读量的网络文学，目前它已经成为电影的重要来源（见表一）。在许多影视公司的剧本库里，30％以上是网络小说，许多电影制作公司也会定期向网络文学网站及出版公司寻求好的作品。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为例，其改编自辛夷坞于2007年在起点中文网首发的《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小说自从在起点网上登载，至今总点击量达到了4063709次，推荐数达到24882次，小说连续7年霸占青春文学销量榜首，再版8次，总销量突破300万册。小说在线上和线下炙热的关注度使得《致青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IP，自2007年起，至电影上映时，累积的庞大读者群和“粉丝”群为电影的票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电影还没有上映前，这些读者群就已经开始在网上讨论小说的内容和对电影的期待，这样的二次宣传使得还没有看过小说的人群对电影产生了好奇，增加了电影的关注度并扩大了收视范围。电影的成功还带动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趋向，2016年由该书改编的电视剧《致青春》播出，剧集由杨文军执导。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影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方式，这种急剧增长的需求的确给电影产业带来了内容创造上的困难，而网络文学以其庞大的读者群和关注度为电影产业提供了新鲜的IP来源，其在电影制造的过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2010年开始，网络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趋势开始出现，2011年、2012年是网络小说集中向电影行业进军的一年，到2013年、2014年改编自网络文学的电影呈直线上升态势，2015年至今，电影产业离不开“网络文学IP”的现象已经将网络文学和电影绑定。在这种看似繁荣的景象下，其实暗藏着对电影行业构成“去艺术化”的威胁。电影虽然是基于大众群体的文化形式，但它的观看价值主要来自于它的艺术性，电影中的艺术表达使得受众能够获得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而这种艺术性主要来自电影制作者自身创造性的迸发。这种创造性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瓦特•本雅明提出的电影通过自动放弃其“光韵”的理论，电影将镜中的影像与人分离，并移动到观众眼前，通过幻觉般的想象和多义的猜测使大众参与其中。技术早已通过拉近电影与大众的距离来消解其艺术性质，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文学IP”则深化了这种消解状态，可以看到比较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大多以青春爱情为题材，这种文学呈现出的是一种大众普遍的价值观念追求，虽然带有一定的社会启示性质，但艺术审美感并不高，在故事的情节设置上往往也比较老套一致，背叛、猜疑、疼痛，甚至堕胎之类的情节充斥在电影之中，这种做作的表达几乎成为了网络文学改编电影的固定模式，受众甚至能够通过前面的内容猜测到最后的结局。这种电影还具有比较大的形式限制，因为网络小说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会设置多个戏剧冲突，它的时间跨度是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在这样一段漫长的故事发展脉络里，读者有足够的时间来累积情感，在冲突发生时才有足够理由产生情感的爆发，而电影在短短一两个小时之内要讲述十几年或者几十年诸多转折性较强的故事冲突，根本就没办法完成情感的积累。以2015年上映的《左耳》为例，虽然电影收获了40514万票房，但电影展现出来的故事遭到了广大网友的吐槽，小说《左耳》在营造人物性格上运用了很多心理描写，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丰富曲折且动人心魄，然而在时长117分钟的电影里，碎片化的故事让人在情节的最高潮处丝毫感觉不到内心的波澜，整部电影看起来就是一个平铺直叙的阶段性故事，有网友甚至评论说现在电影最受不了的就是“青春”“情怀”两个词，这何尝不是如今网络文学改编电影的通病呢？导演越来越注重对文本商业价值的追求，而对电影的内容缺乏把控，在“情怀”的外衣下讲述着并不能打动人心的故事，大同小异的情节脉络使得电影不能在“百花齐放”的环境下得到发展。（二）“去艺术化”导致电影技术使用方式的趋同。现如今，新媒体环境对电影的“去艺术化”还导致了技术使用手法的趋同性，数字化技术使得电影在继续发挥其大银幕高画质的同时，呈现出造就视觉奇观的能力，这种强大的“影像造物主”方式史无前例地把许多以前电影人想过却表现不出来的题材变成银幕上栩栩如生的画面。看过《阿甘正传》的人应该对片头和片尾中出现的展现羽毛飘落的长镜头有很深刻的印象，这种无切换的表达方式不借助数字合成技术是很难完成的，将技术运用于浓厚的诗意画面之中,为影片的情感表达增色不少。新媒体技术进入到电影产业之中,本应该是为电影的叙事提供服务的，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指出了对待艺术的变革性思考：艺术家创作作品实际上是在熟悉沟通和传播手段，通过其使社会的共同意义不断被人体验，这种互动关系是个人意义与共同意义的互联，说明意义与手段不可分割。而《阿甘正传》中正是因为使用了技术合成的长镜头,便能够艺术地展示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导演构建了传播手段与受众之间的共同意义，使得技术成为电影情感表达的重要辅助手段。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技术手段的地位逐渐被改变了，它一改之前的辅助角色,跃升成为电影制作的主要手段，还有什么技术展现不了的电影画面吗？技术甚至成为电影宣传的噱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由郭敬明执导的，于2016年9月上映的奇幻片《爵迹》，这部电影打出国产首创全真人CG技术的宣传口号，在上映之前就引发了强烈关注，诸如《郭敬明导演中国第一部真人CG电影<爵迹>》《国内首部真人CG电影<爵迹>预告片来袭》《<爵迹>为国产真人CG电影开创先河》等类似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然而电影上映之后，CG技术展现的“九头身”形象遭到了观众对人物形态美感的强烈质疑，这种技术的堆砌丝毫不能掩盖电影在内容上的拙劣表达，很多没有看过书的观众不仅没有弄清人物关系，甚至对故事内容一头雾水，更别说展现什么主题思想和社会价值了，这样的电影还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爵迹》的意义不是票房，而是中国电影终于有这个类型了。”这是郭敬明对《爵迹》作出的最新说明。电影的价值的确不是票房可以衡量的，然而也不是有没有使用某个类型的技术能够衡量的，仅仅是为了填补技术制作上的空白，大可以磨练好讲故事的功底之后，再去追求技术上的超越。环顾如今影视业，似乎陷入了技术的怪圈，拍得不好的镜头可以通过后期进行调整，演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利用“抠像”技术嫁接到新的场景之中……这样的技术依赖症在无形之中改变着电影制作者的价值观，所以郭敬明说出这样的话也不足为奇。技术在如今这个新媒体时代被赋予了区别于以前电影制作的意义，技术成为了判断一个电影价值的标准，技术的合理性在当今社会成为高于电影艺术性的手段，这种观点不仅被制作人所接受，而且也被大众所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导致了电影产业对技术运用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影视作品中如果不使用特效，甚至有人会觉得很没档次。在这种思维主导的电影产业中，电影制作人也不得不屈服于对技术的追求，由于技术地位的转换，电影失去了“内容为王”的价值取向，在有限的故事讲述能力下所呈现的对技术的追求，并没有能够超过其他同类电影的闪光点，一提起技术，受众就会想到抠图、滤镜、闪现等手法，这也是技术在弱化电影艺术性的同时带来的趋同化现象。电子艺术“创作”实际上依循的是一种新的原则，就是将业已存在的符码进行再修饰，在不同的选项中作出选择，最后再组合到作品之中，流程上类似现代工厂流水线的组装过程。（三）“去艺术化”导致电影思想观念的趋同。新媒体环境下，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包含商业性质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电影产业是经济领域的一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其必然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8]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进入了世界工厂的运转之中，这种全球化环境对中国的影响是变革性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可以为中国的电影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随着世界工厂的运作，进入到中国电影产业的领域之中，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对电影制作的影响，还有对电影中传达的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有这样一道调查题目：您对电影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单选）A.艺术；B.一种文化商品；C.消遣娱乐的工具；D.精神文化产品调查结果显示，42％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消遣娱乐的工具；30％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一种文化商品；21％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一门艺术。而认为电影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的仅为7％，这反映人们对于电影的认知定位偏向。[9]电影产业所具有的商业性质不可否认，自从电影进入市场环节中，就被赋予了追求利润的目的，但商业性与电影本身的艺术性这两个特性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因为追逐商业利润而放弃自身的艺术价值，放弃电影中对社会思想观念的正确塑造。在世界电影交流越发密切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竞争氛围，各个国家为了占据竞争的制高点，突出发展了对自身文化价值取向的传播，对全球化趋势下的西方思想观念入侵，应该引起电影制作人的重视，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消费观念对中国电影产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这种消费观念正在改变我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方式和思想观念。存在于电影产业制作方式的消费观念集中体现在对广告的宣传上，以电影《美人鱼》为例，这是周星驰在2016年推出的电影，它一共收获了339212.8万的票房。电影中包含了众多植入广告，这些广告已经不再是简单出现在镜头中比较显眼的地方，而是成为了电影中有价值的道具，例如五粮液是作为解药出现在电影中的，并且它的作用在之前也进行了铺垫。植入广告已经让观众习以为常，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在进入市场之后必然要争取更多的资金，广告成为电影得以制作的重要来源之一，依托电影出现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但正是因为这样的融合，使得电影越来越被赋予商业化性质。目前电影中的植入广告大多以生硬插入为主，只有很少的导演能够将广告毫无痕迹地融入电影之中，广告的植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的制作，导演对广告的植入产生了思维上的限制，电影制作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能够心无旁骛地做好故事情节和镜头语言的表达。除了电影制作方式中存在的消费观念，电影本身内容的制作也传递着一种消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以郭敬明2013年出品的系列电影《小时代》为例，它的累计票房达到了4.85亿，在中国本土电影中票房是比较可观的。然而电影中赤裸裸地展现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几乎病态的消费主义价值理念。其构建的甚至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拟世界：大学宿舍和豪宅没有什么差别；时尚总编是人们追求的社会价值最高点；上海只是一个宏观环境，毫无生机；爱情和友情是如此苍白无力；这是个只有物质才能战胜一切的时代，在电影中能够看到的是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物质的确是支撑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这种将物质的作用无限放大的电影，影响的不仅仅是观看者的思维，还或多或少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于物质的看法。在《小时代》构建的世界中，物质成了个人生活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有获得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才能收获友情和爱情，才能站在世界的顶端不受他人颐指气使，这样的生活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三、新媒体对中国电影“去艺术化”现状的启示

新媒体的发展对影视创作者的影响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发展成为一种“去艺术化”的消极观念，新媒体实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虚拟空间、虚拟实境等也具有瓦解主体意识、淡化人际关系、分散社会矛盾焦点的潜在危险。[7]郭敬明曾经影响了一代90后，从2008年《小时代》小说出版之后，他由一个作家成为了导演，他所写的文字也由青春感伤变成了物欲横流，他只是中国本土电影导演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消费主义观念也开始进入我国传统思想观念之中，在这种大环境的竞争中，中国电影已经被悄然改变，然而这种物质性的价值观念是否是我们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人们还没有清醒认识到，在电影的影响下，社会思维的趋同性变化应该值得思考和警惕。当代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电影产业日新月异，但是，这种新媒体技术对于电影的冲击也不能小觑。在不断追逐电影创作的过程中，这种暗藏在表象下的趋势值得被相关的电影工作者所注意。电影作为一种集视觉和听觉为一体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体现为影视创作者的创新能力，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潮流之中，电影的创新性逐渐被消磨，呈现出的同质化趋势是对电影本身艺术性的沉重打击。电影内容和技术使用方式的趋同只是对电影本身的创作形成了威胁，其中所传播出来的趋同性观念却能够与社会相联系，在这种不断兴起的文化环境之中，对于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发展也是不利的。然而这仅仅是新媒体技术对电影产业发展不良影响的表现之一，如何利用技术提高创造性而不是被技术控制创作，是每个影视工作者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一琴.互联网巨头进军电影产业[J].今日中国：中文版，2014,(11):70-71.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7-01-22].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1/t20170122_66437.htm

[3]尤解平.互联网+影视：打造多屏时代的影视生态圈[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13.

[4]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8.

[5]靳斌.重构与融合：电影产业新格局[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48.

[6]张歌东.数字时代的电影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6.

[7]孟建.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8]戴建华.中国影视新媒体发展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7.

同性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际热点，针对国际立法的态度，程度不一的现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热点之外容易被学者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同性婚姻域外效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意见。

二次大战后，同性恋权利运动以世界人权发展为背景迅速成长，同性恋者的呼声由要求社会认可转而要求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他们对婚姻权和配偶权的主张强烈地冲击着以“两性结合”为特征的传统婚姻和家庭制度，并且也给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一道前所未有的立法难题。[1]当下，许多国家的立法已经做出回应，出台了关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和同性婚者的权利义务的法律制度。但是，各国对于同性婚姻态度不一的立法状况和国际人员的频繁流动必然使得这一方面的国际私法问题凸显，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同性婚姻的定义

同性婚姻，或称“同性恋婚姻”或“同性别婚姻”是指两个相同性别成员之间的结合。同性婚姻同样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同性婚姻是指由婚姻法所认可的，并可享有与异性伴侣相同的、全部的配偶权益的同性结合。广义的同性婚姻则指同性伴侣关系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法律承认，可以通过完成登记等程序要求从而可能享有部分或全部配偶权益的结合。需要指出的是同性婚姻中的婚姻与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其概念的外延要广于法定婚姻概念。[2]

二、各国的立法实践

当今社会对于同性恋以及同性婚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许多国家对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主要为以下几种形式：

1.注册伴侣关系（民事伴侣关系，团结契约等）

实质是一种“准婚姻关系”，注册伴侣关系拥有类似于婚姻关系的法律地位，同性婚者被赋予了异性婚者拥有的大部分权利义务，这一模式为大部分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所采用。荷兰作为同性恋立法的先驱，1998年也采用了《注册伴侣法》，用以规范同性婚姻。而且这部《同性伴侣法》不仅仅适用于同性恋者，也同样适用于想要暂时成为伴侣，但是又不想马上结婚的异性恋。[3]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登记伴侣关系与婚姻关系之间并不是等同的，荷兰的《注册伴侣法》便是最好的例证。再完善的伴侣关系法也不能赋予同性婚姻以合法的婚姻地位。这也是为广大同性恋婚者所不满的一点，因为伴随同性恋权利解放运动的发展，同性婚姻要求的不仅仅是法律保障的权利及义务，而是法律承认的与异性婚姻平等的法律地位。

2.同居者关系

瑞典、西班牙的自治区域如加泰罗尼亚、亚拉贡和那瓦拉过去就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立法机关出于对同居者制定一个内部和谐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的目的，用同居关系定义并规范同性婚姻关系。这类法律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性关系或者他们之间的终身结合在一起的承诺，而是在于他们形成或己经形成了一种生活上稳定结合在一起的事实。相比以上两种立法实践而言，这种方式距离同性婚姻的本质更加遥远，在实践中也难以定性“同居者”这一概念，因而被成为同性婚姻立法中的倒退。[4]

3.同性婚姻制度

婚姻是人类社会性最本质的体现，婚姻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婚姻将双方之间以及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到确立。从法律上而言，婚姻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一些特殊的民事权利得以产生，例如扶养，家事权，配偶之间的继承权等。正是因为婚姻关系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20世纪后期以后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便不仅在形式上要求以婚姻形式缔结两性关系，更要求获得异性婚姻中的配偶间相互享有的权利。

正是因为婚姻制度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许多国家以不同的法律形式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合法地位，但是只有少部分国家以同于异性婚姻的婚姻形式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目前，荷兰、比利时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英属哥伦比亚省均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的效力。

三、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问题

对同性婚姻效力的承认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承认同性伴侣根据国内法具有某种法律身份并享有合法的权利和义务，二是承认根据外国法有效取得的某种法律身份及权利义务在内国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前者属于国内立法范畴，由各国根据国内民众对同性恋婚姻的接受情况等条件决定是否承认，何时承认以及以何种方式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地位，在不违反世界人权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他国不得干涉。后者即是同性婚姻域外效力的问题，属于国际法的范畴。一国可以长时间甚至永远回避同性婚姻在其国内的合法化问题，但是由于其他国家就这一方面立法的进行，其不可能回避域外同性婚姻在其国内的效力问题。就现实而言，绝大多数国家都以一男一女的异性结合作为婚姻法的基石，因而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问题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尚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地位的国家更加严峻。实践显示，完全否认同性婚姻的效力会导致严重后果。国内的同性恋者出于法律规避的目的纷纷前往国外结婚，造成国内公共秩序的不稳定；外国合法的同性婚姻在同性恋伴侣依该外国婚姻法所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成为一纸空文，更为荒谬的是，同性婚姻既然无效，当事人在该国就可以再次结婚，由此产生的事实上的“重婚”问题对保护本国的公共秩序似乎毫无裨益。因而对于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

四、中国的实践与建议

我国目前尚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私以为，对于同性婚姻问题的正视是时间的问题，考虑到立法环境的不成熟是必要的。随着世界同性婚姻立法的发展，摆在我国面前的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但是又容易忽视的问题，即外国同性婚姻在我国的效力问题。作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处理：

1.原则上否认外国同性婚姻在我国的效力

鉴于我国目前并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全盘承认外国同性婚姻的效力将会导致我国同性恋者出于规避法律的目的前往国外登记结婚，不利于我国社会稳定，也会造成贫富同性恋者之间的不公平，因而现阶段对以外国同性婚姻原则上允以否认。对于我国公民在国外缔结的同性婚姻，查明主观上是出于规避我国法律的，应完全否认。

2.慎重使用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保留，一国法院依其所属国的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律，因外国法律的适用会对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适用。[5]因而公共秩序保留并不针对一切违反本国或本法域的婚姻形式,只有在承认这种婚姻形式的后果严重影响到法院地有关婚姻的基本制度的贯彻时,法院才能通过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排除。随意使用公共秩序保留否认外国同性婚姻的效力也会伤害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利于国际关系的发展。

3.区别对待同性婚姻的身份关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他民事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要区分同性婚姻的身份关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它民事关系，如继承，扶养，收养关系，分别处理，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争议内容是关于分身份关系的其它民事关系，同性婚姻仅仅作为先决问题出现，则可以依婚姻缔结地法承认同性婚姻的效力，进而处理纠纷，以避免同性婚者的其它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情况出现。

4.加快同性婚姻的国际私法立法

世界上同性婚姻立法迅速发展与国际人员频繁流动客观上已经将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问题摆在了我国面前，我国必须加快同性婚姻的国际私法立法，用于应对世界形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振栋.《同性恋者人权保护问题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4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14一615页.

[2]王菁.《同性婚姻立法比较研究》,武汉大学法学院,2005年硕士论文.

[3]TheDansihRegsieterdPartnesrhPiAcr.nr360ofjuneZ，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