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范文10篇

唐朝范文篇1

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有：天宝危机、安史之乱、藩镇割锯、宦官专权、唐末农民战争。

要求学生认识：安史之乱、藩镇割锯和宦官专权，大大削弱卫唐朝的统治力量，加深了唐朝后期政治的腐败和国势的衰落;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瓦解了唐朝的统治。

要求培养学生的能力有：引导学生思考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的能力。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同学们曾学习过《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一课。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回答“开元盛世”是指哪个皇帝统治时期史事?开元年间是从哪年到哪年?“开元盛世”的含义是什么?同学回答后教师小结：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年号叫开元，指713年到741年的这段时间。“开元盛世”指开元年间，唐朝在政治上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呈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2.导入新课:

唐朝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写了一首《忆昔》诗，称赞“开元盛世”，同学们还记得这位诗人的名字吗?(杜甫)大家还记得这首诗的内容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答得很好。尽管这首诗不无溢美之处，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事实的。这么一个难得的盛世局面，到了天宝年间竟从顶峰急剧地跌落下来。唐朝由盛而衰从衰落到灭亡。这些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

3.讲授新课

一、天宝危机(板书)请同学们阅读“天宝危机”这一子目的小字，用简短的语言概括“天宝危机”产生的原因。课文P38“唐玄宗与杨贵妃终日饮酒作乐。……”“贵妃的三个姐妹每年从玄宗那里得到的脂粉钱，就有上百万。”这些内容说明了什么?(“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对的，这是白居易《长恨歌》里的诗句。(唐玄宗后期骄奢淫逸，宠爱杨贵妃，重赏其家族，不理政事。)说得很好。接着课文又写道：“那时候，唐玄宗重用的大臣，已不再是贤能之辈，而是一郡巧于献媚，善于逢迎的小人。李林甫达到独揽朝政的目的。”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贵妃的堂兄杨国忠，身兼40多个职务，权倾天下。”这些内容又说明了什么?(玄宗昏聩，奸相当道，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妒贤嫉能，排挤忠良，朝政腐败。)也说得很好。同学们从生动的史事中，概括出了天宝危机的原因。我们把他板书下来：天宝(742—756)年间，玄宗骄奢，宠爱贵妃，不理政事，重用奸相，朝政腐败。因此，预伏着“危机”。历代王朝，无论“盛世”或“危机”的出现，有多种原因，然而，其中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联系着在位皇帝的所作所为。“开凶盛世”和“天宝危机”，同是唐玄宗统治时期，同一个皇帝前后期的所作所为判若两人，不能不对“盛世”和“危机”的出现产生重要的影响。挂出《唐玄宗前、后期行为对比表》：有一名成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唐太宗也曾说过：“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唐朝由“盛世”跌入“危机”的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

二、安史之乱(板书)“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对安史之乱的描写。这动地而来的鼙鼓宛如一股龙卷风，惊破了皇家的清歌妙舞。安史之乱的爆发决非偶然，它有必然的原因。

1.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板书)

根本原因：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内部兵力空虚。

直接原因：节度使势力日益强大。

唐初，为了加强边防，在边地曾设置大都督或都督率兵戌边。高宗时，都督“带使持节”，直接代表皇帝，称为“节度使”，仍不是正式官名。到公元710年，睿宗开始设置节度使。玄宗时，边境设有10个节度使。他们不仅是军事长官，还掌握政治、财政大权。虽然一般还接受唐政府的命令，但是已逐渐形成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封建割据势力。安禄山是胡人，原来位卑官小，由于他以财货贿赂奸相李林甫和玄宗宏爱的杨贵妃，甚至于甘当杨贵妃的干儿子。还无耻地对唐玄宗表白，他的“大肚皮里只有一颗忠心。”取得唐玄宗对他的极度的信赖，不断给他加官晋爵，先任平卢节度使，后来兼范阳和河东节度使，掌握北方三镇的大权。他有近20万军队，成为“兵雄天下”割据一方的势力。从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分析可知，一场节度使企图夺取中央政权的叛乱已是不可避免的。

2.安史之乱的经过(板书)

请同学们阅读P39“安史之乱”一目。然后教师挂出“安史之乱”放大地图。提问：安史之乱是以何人为叛乱首领在何时何地起兵?(755年节度使官禄山在范阳起兵。)请一位同学手持教鞭指着《安史之乱》放大地图，边指图边回答：叛军的主攻路线是哪条，当时玄宗的情况如何?叛军南下洛阳、潼关，长安一片混乱，玄宗携杨贵妃等想向西逃往蜀地。叛军攻下长安。玄宗行至距长安不远的马嵬驿，随行将士们杀死了杨国忠，又逼唐玄宗缢死杨贵妃。玄宗逃往蜀中。P40《玄宗逃往蜀地》就是他们逃难的情景。为什么说杨国忠罪有应得?杨贵妃被缢也不过分?真正造成天宝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谁?杨国忠身兼40多职。在经济上，他搜刮百姓，聚敛财富;在政治上，他排斥异己，专横跋扈，还不惜让几十万人惨死疆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奸相。杨贵妃至少是助长了玄宗的荒淫误国，也应受到惩罚。但是宠信杨氏兄妹，放纵他们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唐玄宗。叛军对待人民的态度是怎样的?唐朝军民是如何反南叛军的?(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唐朝军民进行了激烈的抗击。常山太守颜杲卿率军攻占了井陉关，河北各郡纷纷响应，重新归附唐朝。后来颜杲卿在常山战败被俘，他在叛军面前，正气凛然，至死骂不绝口)。叛军内部矛盾重重有哪些表现?(叛军内部为了发权夺利，相互杀戮。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事隔一年，其子安庆绪杀安禄山即位。史思明是安禄山亲信。突厥族人。安史之乱中被安任为范阳节度使。对安庆绪杀父不服，降唐。不久又起兵反唐，759年正月杀死安庆绪，在范阳称大燕皇帝。761年在洛阳又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之流都是一些见利忘义的野心家，暴虐百姓的刽子手。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乱’必败无疑。)叛军是怎样失败的呢?(唐朝派兵平叛。玄宗入蜀，太子在灵武即位，他就是唐肃宗。肃宗任用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平叛，又借回纥兵帮助，收复了长安、洛阳。后来，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又起兵反唐。直到763年，唐朝才打败叛军。这场持续八年(755—763)的战争——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3.安史之乱的性质和影响(板书)

安史之乱，是一场地方节度使发动的对中央政权的叛乱，它对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安另外叛乱集团代表分裂割据的势力。这就是安史之乱的性质。安史之乱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使北方生产遭受摧残，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长安城内曾是一片火海，黄河中下游“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洛阳周围几百里变成一片废墟。二是导致了蕃镇割据(下面要讲到)的局面。总之，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此唐朝便一蹶不振了。

三、藩镇割据(板书)

同学们知道，玄宗时，边境共设10个节度使。安史之乱期间和以后，唐朝增设了许多节度使。不少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名义上是唐朝的藩镇，实际上是割据势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挂出《藩镇的割据性》表。蕃镇割据性请同学们看《藩镇的割据性》表。藩镇在政治上表现为第“1”、“4”两点，即自行委派官吏和节度使职位传子或部将;在经济上表现为第“2”点，不向中央交赋税;在军事上表现为第“3”点，军队中听中央调动。这样的藩镇实际上处于独立地位，是各自为政的割据王国。同学们看课本P41《节度使出行图》，它说明了什么?(节度使出行，气盛势大，显示其威镇一方，割据称雄。)藩镇割扰的局面，不仅在北方出现，而后遍及全国很多地区，甚至都城长安附近都成了藩镇的地盘。这好比是一个患有四肢肿大症的病人，大脑几乎失去了对四肢的支配能力。藩镇之间、藩镇和中央之间，不断争战，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藩镇割据局面，严重削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力量。

四、宦官专权(板书)

唐玄宗后期，宦官高力士受宠，四方奏章都要先经过高力士审阅。政事一般由高力士处理，大

事才送皇帝裁决。安史之乱时，唐肃宗在位，宦官李辅国开始掌握禁军。后来，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国策的制定，朝臣的任免，皇帝的废立，几乎都由宦官把持。宦官专权加深了唐后期政治的黑暗，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加速了唐朝的衰落。

五、“黄王起兵，本为百姓”—唐末农民战争

1.原因(板书)请同学们看课文第42页的小字：“唐僖宗不理朝政……就命人毒打报灾的人。”同学看完后教师补充指出，灾荒年月照旧催收租税，百姓若不堪言。唐诗《山中寡妇》对此有过描述，它的大意是：丈夫当兵战死，她只能守在茅屋里，身穿麻布衣，鬓发枯黄。养蚕的桑林已经残尽，田地已经荒芜还要交丝交粮。吃的是野菜、树根汤，烧的是带叶的枝条。即使躲到深山无人处，也难逃脱赋税和徭役。请同学们归纳一下唐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唐后期，统治者腐朽贪婪，土地兼并严重，天灾税重，战火连绵，农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2.经过(板书)边指课文P42《黄巢起义流动作战图》(放大)边讲：

(1)875年，王仙芝、黄巢起义在山东，河南爆发。

(2)转战大半个中国(讲时突出流动性)，进入长安，国号大齐。挂出P43《黄巢》放大图。请同学们阅读本面小字：“黄巢是山东冤句人……‘甲第朱门无一半’”。黄巢不愧是一位农民起义的英雄。

(3)起义军没有乘胜追歼唐军，唐僖宗反扑，起义军撤出长安。

(4)884年，黄巢在泰山附近兵败自杀。

3.特点(板书)流动作战。(板书)

4.影响(板书)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瓦解了唐朝的统治。907年唐朝灭亡。

4.巩固小结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安史之乱的原因、经过和影响。挂出《安史之乱图示》，教师边指图边归纳小结。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唐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特点和作用。挂出下列《唐末农民战争表》，请一位同学根据表格复述。

小结;唐朝从618年李渊称帝起到907年唐朝灭亡为止，共存在了将近300年的时间。其前期和后期各占一百四、五十年。唐前期曾出现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盛世景象，唐朝呈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的繁荣局面。唐朝后期，政治腐败，各种矛盾尖锐起来。唐朝从强盛转向衰落，安史之乱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地方上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里出现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加速了唐朝的衰落。唐末，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有农民战争，瓦解了唐政权。最后唐朝被节度使所灭。

唐朝范文篇2

一

先简略谈一下唐代以前戒指的情况。

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就有戒指了。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已有骨戒指出土，有的戒指上还嵌有绿松石。甘肃的齐家文化类型遗址中也已发现了铜戒指[2]。此后在考古发掘中续有戒指出土，值得注意的是新疆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纪年开始，沿丝绸之路，多有铜戒指出土[3]。公元1世纪，在新疆昭苏县夏台乌孙墓曾出土过一枚嵌宝石金戒指[4]。此后似乎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出土的戒指要多于其他地区。比如著名的宁夏固原地区，北周李贤墓曾出土过一枚金戒指[5]，隋史射勿墓也出土了一枚金戒指[6]。在东北，辽宁朝阳市田草沟晋墓（鲜卑墓）一个墓就出土了金戒指19件[7]。这些墓的墓主人大多是少数族，出土的金戒指中有一些已经专家鉴定为西方传入的手工业制品。

那么，戒指的使用在唐代以前具有何种意义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想指出以下几点。

一、《太平御览》卷718《服用部．指环》引《五经要义》说：“古者后妃群妾礼御于君所。女史书曰授其环以进退之。有娠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著以银环进之”。许多学者都以此作为中国古代戒指出现的最初的含义。但这是十分可疑的。首先，如上所述，戒指早在有君主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男女都戴[8]。其次，我们从文献记载上还找不到第二条证明，不知《五经要义》的根据何在，并且考古发现也不能支持这一说法。最后，《五经要义》此段文字只说是“环”也并没有明确说是“指环”。因此我以为，关于戒指用途的这一说法也许是不能成立的。

二、戒指在汉代可能使用的不多，或许仍被视为宝物并用于奖赏。前述《太平御览》又引《后汉书》云：“孙程等十九人立顺帝有功，各赐金钏指环[9]”。查范晔《后汉书》卷78《孙程传》，没有上段引文，只说给孙程他们“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以《后汉书》名书者，除范晔《后汉书》外尚有四家，即华峤《后汉书》、谢承《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薛莹《后汉书》。这五家《后汉书》，《太平御览》都引用过。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现存范晔《后汉书》中没有这一记载就轻易地否定这条史料。特别是将戒指用作赏物，符合戒指出现后所具有的一种文化意义。据布兰奇．佩尼的《世界服装史》，在罗马帝国时期，金戒指“一变而为国家荣誉的象征，作为献给作战有功的官员的一种奖赏”[10]。因此《太平御览》所引《后汉书》的那段话还是有可能成立的。戒指作为赏物的用法可能为南北朝时的北方朝廷所沿袭。前述北周李贤墓中的金戒指，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北周皇室对李贤的赏物”[11]。

因此有一种推测：在汉代，除北方少数族外，戒指还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装饰品。孙机作《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12]没有将戒指归入“服饰”类，而是归入了“金银器”类，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三、戒指在唐代以前似乎还具有一种神秘意义[13]。这在汉代已经是这样了。《西京杂记》卷1记“戚姬以百炼金为环，照见指骨，上恶之”。这种能照见指骨的戒指不知是用什么材料什么工艺制作的（也可能是国外传入的），仅其“照见指骨”一点，就已经透出了十分的神秘。或者正是由于戒指所具有的这种神秘意义，因而我们看到关于戒指的记载，大都与神鬼有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移动大融合的时代。这时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激增，并且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与神鬼与死人有关，有些则与少数族有关。由此或可推知，戒指所具有的神秘意义和胡族[14]色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我们举文献上的一例。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8“鲜卑女”条记：“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鲜卑人戴戒指，前述辽宁朝阳晋墓出土的戒指可与文献互证。此段史料及其他记载告诉我们，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戒指隐含有一种胡族色彩和神秘的意义。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外来文化影响，戒指与婚姻发生了某种关系。前述《太平御览》又引《外国杂俗》云：“诸问妇许婚，下全[15]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引《胡俗传》云：“始结婚姻，相然许，便下金同心指环”。此二条史料当为同源，所述应是中亚习俗，《晋书》卷97《大宛国传》云：“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即可为证[16]。我们知道，西方至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戒指已经和婚姻有了固定的关系。前述《世界服装史》就指出，当时金戒指已代替了铁戒指，成为婚礼上新婚夫妇佩戴的装饰[17]。这一习俗经中亚作为“外国习俗”传到了我国（此外可能还有其他途径，详下文），所以在汉魏以后，戒指与婚姻有了某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不确定的（即不一定用于定婚，详后），而且仍然只是一种“胡俗”。

以上所述唐代以前戒指所具有的非装饰品性质、神秘性质、胡族性质，以及与婚姻之间产生的不确定关系，到唐代变得如何了呢？

二

我们先看一下唐代史籍中的记载以及考古资料情况。

唐代史籍中有关戒指的记载极少，且有数的几条也只出现在笔记小说中。例如有：

A、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玉箫化”条记韦皋与玉箫相约，约定五至七年后来娶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后来韦皋违约不至，玉箫绝食而死。再后来韦皋成为西川节度使，知此事后“广修佛像”。最后玉箫托生为歌姬，又回到了韦皋的身旁。

B、《太平广记》卷340“李章武”条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李章武与华州王氏子妇相爱，临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云云。后来李章武再去华州，王氏子妇已死，二人遂神会于王氏宅中。

C、晚唐谷神子[18]《博异志》“杨知春”条记杨知春与群贼盗墓，为取得墓主人指上玉环，“竞以刀断其指”，结果群贼突然“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

D、《太平广记》卷339“崔书生”条[19]记唐德宗贞元年间崔书生误入北周赵王女玉姨之墓，与玉姨的外甥女欢爱。又与玉姨，“嬴玉指环二枚”云云。

文献资料之外，考古文物资料中有关戒指者亦少。首先，在唐墓壁画和传世绘画中似乎没有见到戒指的图像。其次，出土文物中，戒指也较其他钗、簪等为少[20]。笔者限于条件，没能详尽搜罗，仅对《文物》《考古》杂志1990－1997共八年间公布的唐墓随葬品做了个简单统计。结果是，在公布的127座唐代墓葬中，出土有钗者共11座墓、有簪者5座墓，而出土有戒指者只有3座墓。下面是这3座墓的情况：

甲、河南偃师市杏园村YD1902号唐墓出土有金戒指一件，“环体厚重，上嵌椭圆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浅刻两字，文字为中古时期的巴列维语”。墓的年代推测为盛唐墓[21]。

乙、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一号唐墓出土铜戒指5件；三号墓出土金戒指一枚，同墓还出土有东罗马帝国金币一枚。墓的年代推测在唐中期以前[22]。

丙、江苏徐州市花马庄唐墓出土金戒指一件。墓的年代推测为唐前期[23]。

上述三墓均无墓志出土，因此墓主人的情况不甚明了。

根据以上有限的资料，我们来看看唐代戒指使用上的几个问题。

一、从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奇少，以及考古出土实物也不多的情况看，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区、对大部分人来说，还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装饰品。作为珍宝作为信物使用而并不戴在手指上的可能性很大。例如D条史料中即以玉戒指为赌资，赢了戒指从墓中出来后，“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并没有戴在手指上。同样的例子我们在南北朝时也能看到。前举《异苑》卷6有一条记载说沛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临别时，“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请注意，女子没有将戒指戴在男子的手指上，而是结置于衣带上。说明自南北朝到隋唐，虽也使用戒指，但大部分人并不把它戴在手指上，换句话说，就是当时还没有戴戒指的习惯。前述甲墓出土的金戒指，据发掘报告称，墓主人就是“右手握一金戒指”云云，可见也并没有戴在手指上。当然，不能否认当时也有将戒指戴在手指上的。估计这主要是北边少数族的习俗。前述乙墓出土的铜戒指，发掘报告说就是戴在墓主人手指上的。

二、于是又可指出，戒指在唐代似乎仍是带有浓郁少数族或外来文化色彩的装饰品。前引乙墓除出土了金戒指外还出土有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可知墓主人或是少数族或受外来文化影响甚大。汉代以来，从西北到东北，某些少数族的成员有戴戒指的习俗已为考古发现证明。乙墓所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在唐属营州，是与契丹、奚族活动区域相交叉的地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还曾“为契丹所陷”[24]，开元以后又是“商胡”云集处[25]。我们知道，契丹族可能是戴戒指的。1992年发掘的辽耶律羽之墓，墓主人死于离唐代不远的会同四年（941年，亦即五代后晋的天福六年），墓中就出土有金戒指5枚[26]。而1986年发掘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墓主人陈国公主“十指戴戒指十一枚（有一指上两枚套叠在一起），驸马戴戒指六枚，均为金质”[27]。这些资料或者可以作为契丹族戴戒指的旁证吧。因此，乙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属于契丹族当然也有可能属于“商胡”[28]。此外，甲墓出土的金戒指上刻有中古波斯语，无疑也是西方传入的外域工艺品。文献中也能看出些许痕迹。比如《新唐书》卷83《定安公主传》记定安公主回到太原，“诏使劳问系涂，以黠戛斯所献白貂皮、玉指环往赐”。我们知道，黠戛斯“赤发、皙面、绿瞳”（《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是唐代西北的少数族。又，前述C条史料说墓中戴戒指的女子是“绿发稠直，皓齿编贝”，显然也是一位少数族或外国的女子。总之无论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说明，唐代的戒指仍主要为胡族或受胡族文化较深的人所佩戴。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将其视为一种外域文化色彩浓郁的珍宝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三、戒指在唐代，似乎还是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前述汉高祖恶戚姬“环照见指骨”的说法在唐代仍然流行。假托牛僧孺撰写的《周秦行纪》，说牛在洛阳附近碰见了戚夫人，“夫人约指玉环，光照于座”。刘禹锡更说杨贵妃“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29]。其实史籍中只有杨贵妃戴臂钏而没有戴戒指的记载[30]，刘禹锡这里说“指环照骨明”，不过是借用戚夫人的故事说杨贵妃的首饰珍奇而已。与前代一样，戒指具有的这种神秘性反映在文献中，就是涉及戒指的记载绝大多数都与神鬼与死人有关。前引A、B、C、D四条史料无一例外。这或者也可以间接证明唐代戒指所具有的某种神秘性质。

四、唐代有关戒指的记载又仍然多与婚姻相关。这除了前面所云胡俗的影响外，或者还有佛教的影响在内。现存敦煌文书中有一种被称为《太子成道经》的变文，内容叙净饭王太子的成佛经过。文中说太子长大，净饭王想为他娶妻以使他依恋人间，“太子闻说，遂奏大王，若（与）儿取其新妇，令巧匠造一金指环，（儿）手上带之，父母及儿三人知，余人不知。若与儿有缘，知儿手上金指环者，则为夫妇”。后来摩诃那摩女耶输陀罗说了出来，于是“太子当时脱指环”，娶耶输为妻[31]。《太子成道经》系根据《佛本行集经》演绎而成[32]，在敦煌文书中有八个卷子，可见在当时广为流传。加上变文那种连说带唱的讲经方式，相信这一故事在大众中一定比较普及。因而我猜测，在唐代戒指与婚姻关系的结合中，佛教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33]。

但是戒指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似乎还不具备西方文化中所有的“定婚”意义。因为戒指在当时虽然成了某些男女交往的一种信物，但却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前代如《太平御览》所引《后魏书》，说元树从梁归魏后，将爱妹玉儿给他的金指环“寄以还梁，表必还之意”。这是取指环的“环”与“还”同音。唐代也是这样。B条史料说王氏子妇赠李章武白玉指环，并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这是取指环的“循环”之意。这样，无论“还”还是“循环”，含义都与西方习俗中的“定婚”不同。这或者可以说明，戒指在唐代虽与婚姻有联系，但相对而言，似乎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五、但是到晚唐，可能一些了解西方习俗的士人知道或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定婚”意义。前述A条史料就是典型的一例。史料说韦皋与玉箫告别，“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这里的指环就有了比较明确的“定婚”的含义。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西方戴戒指的习俗是戴在中指上表示已经定婚（也有说表示热恋者）、戴在无名指上表示已经结婚。古罗马庞培城壁画中画的已婚妇女，已将戒指戴在无名指上了[34]。这种习俗晚唐的某些士人可能也已经知道。前述韦皋与玉箫定婚后，韦皋违约不至，玉箫绝食而死。史记玉箫的主人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即视玉箫为已定婚之人，所以才将戒指戴在她的中指上。前述C条史料说墓中的女子“左手无名指有玉环”，说明这位女子是一位已婚妇女。如果说C条史料的作者谷神子（郑怀古）记墓中女子无名指戴戒指尚属不知其所以然的话，A条史料的作者范摅则应该是懂得将戒指戴在中指上所具有的意义的。当然，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在唐代可能很少见（比如前述乙墓的墓主人就是左手戴2个右手戴3个铜戒指），但文献中明确有将戒指戴在中指和无名指上的记载，还是说明晚唐人对戴戒指的外国习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综上所述，戒指在唐代仍然具有神秘性、胡族性的特点。它虽然可能在北方某些少数族中流行，但就唐朝大部分地区而言，仍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装饰品。此外，戒指在唐代依然与婚姻有关，但其含义仍不固定，传统文化意义可能仍然大于外国文化意义。只是到了唐代晚期，才似乎有些士人对外国习俗中戴戒指的意义（如定婚）以及佩戴方式（如戴于中指或无名指等）有了一定的了解。

唐朝范文篇3

关键词：唐朝；农业经济职能

1农业经济职能需求分析

唐朝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职能，加强政府经济职能对推动农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水利灌溉、农业技术和工具、病虫害防治等都是农业生产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想维持农业的生产与再生产，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如土地所有制状况决定的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在地域自然灾害方面的能力是否能保证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来进行干预，政府通过农业经济职能的履行，维持农业生产与再生产所需的平衡条件，从而推动农业的更好发展[1]。

2农业经济职能供给的约束分析

一定时代的政府职能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息息相关的，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的过程中，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所提供的财政供养能力的制约，从而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履行效果。从职能供给的角度来看，政府经济职能的履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熟，容易造成政府经济职能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常态。在农业经济职能履行过程中，政府必须拥有相应的权利，政府只有获得了相应的权利，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规划、组织、指挥、监督以及协调作用，从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小小龙。同时，政府农业经济职能的履行需要一定的投入，而要想提高政府职能履行效果，就必须加大财政支出，为政府农业经济职能的履行提供经济基础[2]。另外，唐朝法律以完备而著称，是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性、代表性，其法典之众、种类之多、条文之密，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唐朝健全的法律法规为唐朝政府的行政管理以及经济职能的履行提供了法律根据，使得政府农业经济职能能够高效执行。

3唐朝的重农职能

在唐朝农业，政府对农业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农业的发展。针对唐朝的经济职能，其在执行过程中主要以行政控制为主，在行政控制的同时，也运用了经济杠杆来调节农业发展，为农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督课农桑，劝农桑是唐朝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政府规定[3]：农桑时节，不得妨夺；州县长官，随时劝课。唐朝政府将劝农职责落实到了各级官吏的身上，将农业发展状况作为考核各级行政官员征集的重要指标。永淳元年，王方翼为夏州刺史，时值牛瘟，无法农耕，“方翼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百姓赖之。”唐后期虽政局发生很大变化，但鼓励垦荒与劝课农桑政策并未废弃。武宗时期，卢库（详）为唐州刺史，“召堰既成，秋日大登，八州之民，咸忘其饥”“劝农力田，兴复破堰，民歌其德。”这些举措都表明了唐朝的在农业上的重视，通过了一系列的措施，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4经济职能的位移

随着国家的发展，唐朝政府权力开始了部分的适度剥离，政府开始从最初的全方位地对农业生产进行干预到退出，这种适度的剥离使得经济能够自主运行，提高了经济运转的自由度。如，均田制→两税法[4]。在唐朝前期，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减少了田产纠纷，有利于无主荒田的开垦，因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到了唐朝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至唐天宝年间，根本无法实行土地还授，在这种情况下，均田制被“两税法”取代。两税法改变了租税徭役据丁口征收，租税徭役多出自贫苦的劳动群众头上的作法，它以财产的多少为计税依据，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相对地使税收负担比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税收负担。同时，两税法简化了税目和手续，有助于解放生产力，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

综上，唐朝农业经济职能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政府经济职能是农业发挥的保障，加大政府经济职能的履行对推动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纵观唐朝农业经济职能履行情况来看，虽然唐朝政府在履行农业经济只能种存在了一些不足，而这些不足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的，忽略这些不足，我国应当看到唐朝经济职能取得了成效，由政府指导的制度变迁愈来愈符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作者:刘芳华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唐朝范文篇4

燕乐继承了乐府音乐的成就，并且容纳了更多的外来音乐的影响，在以音乐为嗜好的皇帝的提倡下，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唐朝时期音乐史中最突出的事件。唐太宗宫廷中也有大规模的音乐舞蹈表演，比如用来宣扬他的武功的《破阵乐》，表演的人数就有120人。再如唐玄宗李隆基，他擅长乐理，能自己作曲还精通打羯鼓，为此，他亲自精选了数百名乐工并在皇宫中亲自任教，被世人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在此时期的燕乐是为鼎盛时期，不仅规模壮观，艺术水平也发展迅速，很多著名的大曲都是出自此时期。唐朝之前燕乐就已经出现，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变，到唐朝时期达到繁盛，燕乐的兴盛离不开唐朝优越的经济与文化支持，同时，后期燕乐的表演形式也融入了很多的唐朝文化元素。在燕乐兴盛的唐朝，音乐风及其盛行，进行燕乐演奏的演唱者繁多，宫廷和官宦家里也频繁进行燕乐表演。燕乐的兴盛催生了众多具有音乐才华的演唱名家，也使演奏乐器实现良好发展，其中，古筝、笛等乐器都对后期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燕乐对民族音乐性质的影响

唐朝时期的社会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各国间的文化交流频繁，在这一过程中燕乐融合了很多民族的音乐特色，这种音乐元素的丰富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由于音乐在传播速度与广度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唐朝以前的多数统治者多利用音乐对人们进行思想教化，以满足其统治需求。在唐朝的音乐发展中，对音乐的看法从上而下得到转变，音乐真正回归其文化艺术传播性，燕乐顺应这种新思潮达到兴盛也是一种必然。唐朝燕乐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为后期民族音乐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燕乐对民族音乐曲牌的影响

中国民族音乐组成中的曲牌主要来自于唐朝燕乐，例如著名的南戏《大圣乐》《剑器令》《八声甘州》等从燕乐中借用单个曲牌；元杂剧中使用的很多曲牌都与燕乐曲名相同，例如《催拍子》《伊州遍》《八声甘州》等；研究表明，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中所涉及的=多个杂剧曲牌大多也来自于唐朝燕乐。

四、燕乐对民族音乐乐舞的影响

霓裳羽衣舞、胡旋舞、天魔舞等都是唐朝燕乐中具有代表性的乐舞种类。戏曲是我国民族音乐的典型代表，传统戏曲子啊表演中也大量采用了也燕乐的乐舞动作。例如北杂剧《锁魔镜》就借鉴了霓裳羽衣舞、胡旋舞的部分动作,使得其艺术形式具有较明显而对特性，进而从众多杂剧中脱颖而出；传统的戏曲歌舞场面中的“扮十长生对子”也是通过燕乐的乐舞风格演变而来，现代的戏曲演员在进行表演的时候也大都会将燕乐乐舞动作进行融合。

五、燕乐对民族音乐结构的影响

宋朝与元朝的音乐结构是在传承唐朝燕乐基础上发展而来。相宋朝与元朝的歌舞乐曲在燕乐基础上对音乐结构进行了简化，不再具有燕乐的庞大结构，更加满足了民族音乐的发展需求。元杂剧的结构与燕乐的结构存在紧密的联系,例如，杂剧的节拍在第1段是引子加散板，第2段是在正曲前半加一板三眼，第3段是在正曲后半加一板一眼或流水板，第4段是在煞尾加散板，燕乐衔接方式的典型代表正是这种散、漫、快、散的结构形式。除了元杂剧运用这种结构方式以外，包括昆曲在内的其他戏曲也对燕乐结构进行了良好的传承。清朝十二木卡姆的结构也受到燕乐的影响,局域结构庞大的特性，例如达斯坦、麦西莱普、大拉克曼是十二木卡姆的结构形式，其中大拉克曼的结构包括器乐、器乐间奏、散板序唱以及舞蹈组歌等多个复杂的部分，麦西莱普的结构主要是三至六首舞蹈组歌，这种结构与燕乐中典型的散、漫、快、散结构非常类似。

六、结束语

唐朝范文篇5

众所周知，水彩画的创作在当下呈现出多元复杂的艺术面貌。不管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形式语言的探索和实验上均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性。概括地说，唐朝晖的取材范围仍属于传统水彩画的题材范畴，主要以描绘建筑、街景为主，延续了水彩创作已有的范式。例如，他以欧洲一些城市的建筑和街道为表现对象，创作了一系列的建筑水彩画。其中有《法兰克福》系列、《慕尼黑》系列、《佛罗伦萨》系列和《米兰》系列等。这些作品不但体现了他对欧洲建筑题材的兴趣，还反映了他试图通过水彩语言来呈现东方画家视野中的西方印象。换句话说，尽管这些题材描绘的是异域的景象，但这些视觉形象却蕴含着中国化的审美特征，反映的是东方审美视域下的视觉景象。以建筑为题材的创作需要画家对表现对象有着充分的理解。也就是说，画家需要掌握描绘建筑的形制、结构和风格，如此才能够准确地传达出建筑的形态特征。因此，这些建筑风景画创作的先决条件是建立在画家对这些建筑、街景的细致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如《法兰克福街区》表现了德国法兰克福城市街区的一角。画家以微观视角呈现了街道拱门下人流涌动的场景，画面各个元素布置得自然和谐，有着强烈的现场写生之感。尤其是画家以轻松的用笔和含蓄的色彩将建筑厚重而坚硬的墙体呈现出来，虽然没有太多的细节刻画，却表现出了一种简洁灵动之感。此外，画家处理题材的手法也颇有新意，显示出他对描绘对象的深度理解与自信。在创作中，唐朝晖大多使用近景的构图手法，主要呈现建筑或者街景的局部，而且画面上往往还绘有人物。在表现对象的选择上，他大多选取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代表建筑，如罗马式教堂、哥特式建筑，或者更为久远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遗迹，反映其试图通过描绘这些有着深厚历史记忆的建筑来呈现这些建筑蕴含的风土人情。换言之，唐朝晖将建筑视为一种承载了不同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的视觉符号，期望通过艺术语言来理解和叙述这些建筑的文化内涵。当然，这种题材选择的寓意也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观众具备相应的题材或建筑的文化背景，或者说促使观众去了解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否则审美欣赏活动就只能局限在单纯的形式语言的层面上，而无法洞察到题材的主题意涵。

色彩语言是水彩画创作的核心范畴之一，直接决定了画面的视觉效果。对唐朝晖来说，他对色彩的运用有着明显的印象主义画派的倾向性，体现为他注重色彩与光线的细微变化，通过色彩的冷暖对比将建筑的沧桑感表现出来。从这个层面来说，唐朝晖对于色彩的运用遵循着某种程度的客观性或者说是写实性，他准确地捕捉到建筑的固有色，并通过丰富的色彩刻画出不同建筑在光线作用下的视觉效果。《佛罗伦萨的街道》即是一幅典型的建筑风景画，表现了佛罗伦萨城市街道的一个局部片段。画家以近景式构图，借助焦点透视把佛罗伦萨街道幽深、狭窄的视觉特点呈现得淋漓尽致，而在色彩的运用上，显示出画家对光线的重视。他以湿画法将赭石、淡黄、砖红等色彩快速地铺陈到画面上，然后以深灰色点缀建筑细节，用笔简练得当，画面色彩润泽通透而又不失含蓄。可以说，画家运用色彩不但生动地呈现出了建筑在阳光照射下的素描关系，还通过不同色调之间的对比，将冷暖关系和空间感呈现出来，而对人物的描绘也为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机。承上所述，唐朝晖水彩画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色彩的运用上。尽管其画面色彩体现了他对印象主义色彩理论的借鉴，但这种写实性的色彩表现也暗含了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因素。黑格尔曾说：“感知色彩是艺术家所特有的一种品质，是他们所特有的掌握色调和色调构思的一种能力，也是再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基本因素。”换句话说，这种主观性主要体现在画家对物象色彩的概括方面，与纯粹的客观再现有着明显差别。具体而言，唐朝晖对色彩的使用既注重遵循视觉对象的总体色彩特征，同时又希望通过特定的色彩烘托出画面的整体情境，为审美情境的建构提供形式基础。又如《慕尼黑的阳光》描绘了阳光照耀下的慕尼黑城市的街道情景。画家采取近景呈现的手法，描绘了慕尼黑老城区的街角的几栋建筑，随意穿梭的人群显示出这幅作品的写生性质，也反映了画家借助了摄影纪实的手法再现了街角的景象。这幅作品突出了阳光照射下建筑外墙呈现的色彩特征，以及阴影覆盖下的明暗对比和冷暖关系。可以看出，画家将色彩作为重要的造型手段，他很少使用笔触勾画建筑的细节，而是通过大面积的色块概括出建筑的整体特征，因此，画面的整体色彩格调显示出较强的主观性倾向。

我们知道印象派尽管标榜自身色彩的客观性，然而却摆脱了画面形体的束缚，最终导致绘画的创作愈加主观化。就唐朝晖的绘画来说，既有鲜明的写实特征，又不乏主观的表现色彩。其中，他对视觉对象形体的表现方式也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在描绘对象时，仍然采用概括性的手法，略去表现对象的次要细节，仅借助简洁的大面积色块把物象的形态与色彩特征传达出来。因此，其绘画在色彩的处理上给观者一种简洁、纯熟的印象，这种表现方式与欧洲传统水彩画的风格比较接近，也与画家对画面笔触和色彩的布置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唐朝晖的水彩画才会形成一种简洁而含蓄的审美趣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画家对这些事物的理解与认知。此外，形式语言也是唐朝晖构建画面审美情境的主要手段。尽管他的画面笔触简洁，却没有给人单调乏味之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画家精心布置了画面上的各种视觉元素，点、线、面的形式与明暗和冷暖关系相结合，使得画面在保持简洁格调下显示出丰富的视觉语言。如《马切拉诺的晨光》，描绘了意大利马切拉诺小城的街道在清晨时分的视觉特点，画面上光线的处理和色彩的运用有着明显的印象主义色彩痕迹。画家运用焦点透视将街道的纵深感表现出来，蜿蜒狭窄的街道进一步强化了画面上空间感和建筑的体积，这种近景式的手法显示出画家对此类构图的兴趣，也反映了画家将其作为一种能够重现建筑和街景的视觉路径。可以说，这幅作品充分地体现了画家在色彩处理上的特点：他先以大面积的暖色块概括出建筑的形体，然后以深灰色、赭石刻画出建筑的背光和阴影，力图通过明暗与色调的强烈对比显示出光线的视觉效果。这幅作品的巧妙之处在于画家在画面的中景，也就是街角的尽头以冷色调绘制了几栋低矮的建筑，他以简洁的块面将建筑描绘出来，没过多的有细节性刻画。这种处理方式不但符合空间距离的营造，而且冷色调的运用还烘托出清晨时分天空与阳光相互交织的微妙视觉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审美情境的建构除了需要丰富的形式语言之外，还需要情感因素的叠加和投射。也就是说，画家要能够利用各种视觉元素的组合激发出观众的情感，能够使观众与描绘的视觉物象产生审美情感的互动，最终才能营造出动人心魄的审美情境。对唐朝晖而言，如何能够借助合适的水彩语言呈现欧洲建筑、街景的视觉特征，并在画面上营造出富有趣味的审美情境是其考虑的首要问题。换言之，他的创作构思主要围绕着借助一系列的形式语言构建有着审美情趣的画面情境而展开。因此，他的表现手法既有明显的写实性，又有着某种程度的抽象概括能力。这些特点不仅反映在他对建筑形体的处理上，还体现在他的色彩表达上，反映了他渴望通过细腻的色彩呈现出不同地域建筑在光线下的视觉效果，而这种思路反映了他对印象主义绘画创作观念的认同。

唐朝范文篇6

马牧业是唐朝国防的物质基础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播。唐朝前期国家安定，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为发展马牧业生产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唐朝的马牧业达到了我国自秦汉以来最兴盛的历史时期。注释

（1）《资治通鉴》卷185，武德元年

（2）《旧唐书》卷2《太宗上》

（3）《旧唐书》卷198，《西戎》

（4）《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四年

（5）《旧唐书》卷140，《高仙芝传》

（6）《金明馆丛稿初编》“议唐代之蕃将与府兵。”

（7）《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

（8）《唐会要》卷95，《高句丽》

（9）《资治通鉴》卷200，龙朔二年

（10）《新唐书》卷37，《地理志》

（11）《资治通鉴》卷221，开元三年

（12）《全唐文》卷301，刘彤“河南府论奏驿马表”。

（13）《唐会要》卷41《断屠钓》

（14）《唐会要》卷66，《群牧使》

（15）《全唐文》卷226

（16）《宋史》卷198，《兵》

（17）《旧唐书》卷106，《王毛仲传》

（18）《旧唐书》卷103，《牛仙客传》

（19）《全唐文》卷361，郗昂“岐、bīn＠（22）、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

（20）《唐会要》卷72，《马》

（21）《晋书》卷65，《王导传》

（22）《新唐书》卷24，《车服志》

（23）《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24）《唐会要》卷31，《舆服上》

（25）《全唐文》卷448，王涯“准chì＠④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奏”。（26）《旧唐书》卷76，《太宗诸子》

（27）《旧唐书》卷183，《外戚传》

（28）《旧唐书》卷113，《裴冕传》

（29）《全唐文》卷33，玄宗“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

（30）《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

（31）《全唐文》卷34，玄宗“诸州府马数缺额以监牧马充chì＠④”。

（32）《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

（33）《新唐书》卷122，《魏元忠传》

（34）《贞观政要》卷6，《论奢纵》

（35）《新唐书》卷50，《兵志》

（36）《旧唐书》卷10，《肃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必

＠②原字山下加昆

＠③原字还改不为回

＠④原字束右加力

＠⑤原字王加灌去氵

＠⑥原字敝下加死

＠⑦原字跑改包为脊

＠⑧原字广下加既

＠⑨原字来右加力

＠⑩原字九右加乌

＠⑾原字艹下加幺幺再下加子

＠⑿原字ㄅ里加山下加ㄅ里加ㄓ去一

＠⒀原字广下加脊

＠⒁原字石右上加山下加豆

＠⒂原字齐右加刂

＠⒃原字西下加厂加炎加刂

＠⒄原字西下加幕

＠⒅原字艹下加离

＠⒆原字革右加毕

唐朝范文篇7

关键词：唐律疏议；化外人

几乎所有全面论述《唐律疏议》的著作、教科书都会谈及其中的“化外人相犯”条，即《唐律疏议•名例律》卷6总第48条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但不论褒贬，对于“化外人”涵义的理解却又往往成为该条争议之焦点所在。

简单来说，“化外人”、“外国人”及“少数民族”的争论可细化为两个问题：一、唐朝周边民族政权及王朝是否属于“化外人”？二、对于唐王朝而言，它们的定性如何，是否属于外国？因此，我们采取的考察方法是着眼于当时唐朝疆域状况，尤其是边疆民族政治状况及周边政权，结合该条条文、疏议及字词意思，来推测唐朝统治者眼中的“化外人”。

从《辞源》、《辞海》及通常理解上，“化外”这个词一般解释为：“旧时指政令教化达不到的偏远落后的地方，是文明地区以外。”而“化”字则包含“教化”、“开化”之意，教化者，即“政教风化或教育感化”，开化者，则为“启蒙、教化”。从这些解释上看，认为“化外人”是以“文化标准”区分的观点是有其道理的，尽管这种标准在可操作性上有所欠缺。大家又发现这种文化的不同常常存在于不同的民族中，于是“族群标准”被引入。事实上，古人以华夏为中，四边有东夷、西狄、南蛮、北胡之说。唐朝时，东北边主要有靺鞨、室韦、奚诸族；北方、西北及西域地区主要有突厥、薛延陀、回鹘（回纥）、黠戛斯、吐谷浑、党项诸族；西南边主要有吐蕃、南诏（乌、白蛮）及牂牁诸蛮；岭南主要有俚、僚等族。这些民族在不同时期大都建立过各自的政权，目前还没找到文献能明确指出其是否全部或哪些属于“化外人”。如果按照民族标准，似乎只要“非我族类”，即为“化外人”。但《疏议》对于“化外人相犯”条的解释，似乎又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即“''''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有人认为，《疏议》已经明确地提到了“国”，这不正说明了“化外人”是以“国籍标准”区分的吗？至此，似乎文化标准、族群标准、国籍标准三者各有道理，相互冲突，使“化外人”陷入一种混乱状态。

但是，其实由于复杂的民族情势、模糊的疆域观念、正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唐朝在对待边疆不同的民族上，是分一定层次处理的：①对于完全降服的民族或部落，设置“羁縻府、州、县”。这是一种不同于内地的行政建制，有着高度的自治，其中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世袭都督、刺史。如室韦、奚、薛延陀、俚、僚等。②对于基本降服的民族或部落，以敕封承认其已有君王爵位，并设置都护府这种特别行政机构来“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等事务。如西域等地即有安西都护府等。③愿与唐通好，列为藩属国，域内基本独立成“国”（王朝），以唐王为尊，纳入唐帝国势力范围。如吐蕃、高丽、百济、新罗等。当然，由于有些民族及其政权时常归附又叛乱，使得它们在上述层次中也在不断变动。再配合上面的层次，有人提出，“总结历代王朝的王权思想与疆域理念，大致可以把他们主张的疆域层次分为三大类型：有效统治范围（政区包括特殊政区）、实际控制范围（属国、属夷、属部、土司、蛮夷长官、藩属）、理论上的统治范围（实际上是中外关系，隐喻理论上应属王朝中国）。”所以，简单的“国籍标准”似乎没法适应这些情况，比如有些民族今天归附、明又自立为国，难不成其今为“化内”，明即“化外”？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唐朝范文篇8

1、唐朝的建立与“贞观之治”

识记唐朝建立和统一的基本知识点，准确掌握“贞观之治”这一历史概念，理解“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正确分析评价唐太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2、武则天的统治

运用发展观识记并理解武则天在位时期所采取的使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评价武则天。

3、“开元之治”

用分析历史问题的一般规律分析“开元之治”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内容(即唐玄宗的主要政绩)及其概念。

重点和难点精析

1、“贞观之治”局面出现的原因

①隋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②隋末农民战争推翻了隋朝，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初的统治者鉴于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③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开明务实的驭政才干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④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是促成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⑤同家统一，科技进步。

2、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比较

(1)相同点：①都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王朝建立初期出现的盛世景象;②都是在大规模农民战争推翻前朝统治，统治阶级认识到农民力量的伟大，并吸收前朝灭亡教训的背景下出现的;③统治阶级都调整了统治政策;④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的局面;⑤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现象，都为后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不同点：①出现的具体朝代不同：前者出现在西汉初期，后者出现在唐朝前期;②调整统治政策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减轻田租，提倡节俭，减轻刑罚等;后者侧重于任用贤臣、善于纳谏、沿用或完善各种制度等;③所处历史阶段不同：前者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时期;后者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3、正确评价武则天

功：(1)政治较清明。这主要表现在武则天提倡科举，能够破格用人。在她统治时期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创立了殿试和武举。并下令九品以上民吏及百年自举。武则天通过科举、自荐和别人推荐，选拔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后来成为开元时期的贤相。(2)经济有发展。武则天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她在位期间继续推行均田制，重视和提倡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3)国力很强盛。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因此，衡量和评价任何一个帝王的好坏、是非功过，都要看其如何处理各民族的关系，能否维护国家的版图和主权。武则天执政的时代，继承了唐太宗的民族怀柔政策和“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对吐蕃、契丹、突劂等族贵族的侵扰和叛乱，采取了坚决抵抗、讨伐的态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在庭州设置北庭大都护府(故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与安西大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南北两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版图完整，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与中亚人民的友谊。

(4)文化已发达。重视古建筑的修建;兼容三教，使其发展;发展科举，提高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开放殿试，增加制举次数和常举难度。

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大肆修建寺庙，晚年奢侈腐化等，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总的来说，武则天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女军事战略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她在各方面都发展了贞观之治，并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当然，武则天在政治上也有黑暗面，经济上也有过财政困难时期等等。但比起她的历史功绩，这些毕竟是第二位的。还应该指出当时经济有发展、国力很强盛，都不是武则天个人的功劳。由于均田制的推选和科举制的勃兴，使世袭贵族势力迅速衰落，中小地主阶层急剧崛起，大批文人学士昂然跻身政坛，这种历史趋势把武则天推上了女皇宝座。武则天顺应了历史时代，又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知识拓展

对封建社会的盛世局面的认识

(1)从盛世局面出现的原因看：盛世局面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是不多见的。①国家统一，社会稳定。②农民战争推动，迫使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与民休息;③统治者勤政爱民、励精图治;④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此外还跟制度的革新、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对外政策等因素有关。

(2)从盛世局面的表现看：一般都表现为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3)从盛世局面的实质看：盛世不是人间天堂，所谓的盛世，都是封建社会的盛世，不能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不能消除封建的剥削和奴役。

(4)从盛世局面的前景看：由于封建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盛世的背后潜伏着危机，盛极而衰是必然的。①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调和;②封建经济分散性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③封建土地私有制必然加剧土地兼并;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极易滋生腐败、暴政。两汉、唐朝统治后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足以证明这一点。

(5)封建社会盛世局面的出现和结束给现在的人们提供的启示：①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②对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③人才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保证;④执政党必须加强自身廉政建设，居安思危;⑤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举;⑥先进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⑦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民族间、国家间经济文化交流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⑧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等等。

师生探究

例1、《贞观政要》一书中记载，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由此可见，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本质是

A、稳定社会秩序B、维护地主阶级长久利益

C、忧怜百姓D、完善各项政策

解析本题答案是B。此题解答的关键先要看懂材料，弄懂“本质”的含义，“本质”即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属性。一般来说，封建统治阶级采取任何措施其根本目的必然反映其阶级属性，维护其阶级的利益，巩固其统治地位。

例2、人们基本上肯定武则天，主要是因为

A、她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B、她替多病的高宗处理政事

C、她统治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D、她重用有才能的人

解析本题答案是C。此题考察学生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对她的评价，用的是生产力标准，历史人物的措施，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历史进步，就要肯定。

例3、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与贞观时期相比，开元时期

A、经济繁荣程度更高B、社会秩序更加安定

C、阶级矛盾更加缓和D、国家政权更加巩固

解析本题答案是A。根据课本中关于开元盛世的概念的表述可知：开元年间，经济空前繁荣，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据此可以判断，与贞观相比的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经济繁荣的程度。故选择A。

例4、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贞观四年，(唐太宗)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按：隋炀帝营建的宫殿，毁于战火)。……张玄素上书谏曰：“……臣闻阿房成，秦人散;……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摘自《贞观政要》

材料二上(唐太宗)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宣即为之罢役。”──摘自《资治通鉴》

材料三(贞观)十一年，(马)周又上疏曰：“……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

──摘自《旧唐书·马周传》

回答：

①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在罢修乾元殿问题上，唐太宗和张玄素取得的共识是什么?唐太宗罢修乾元殿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②基于上述目的，唐太宗采取了哪些重大措施?促成了怎样的局面?

③材料三与材料二相比，唐太宗的统治发生了什么变化?

④综合这三条材料，对唐太宗的统治应如何认识?

唐朝范文篇9

关键词唐朝科举制度作用影响

要想谈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作用及影响，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什么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指官府经过定期举行的科目考试，根据成绩的优劣来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它和以前的选举制度最根本的区别是，凡普通的读书人均有参加官府考试，从而被选拔做官的机会，这就是封建皇朝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拔官员。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它的正式产生一般认为以隋炀帝创制进士科为标志。隋朝建立之初，也实行过九品中正制。但由于这种选官制度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隋文帝很快废除了这种选官制度，把选官任人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朝廷的吏部。摆脱九品中正制的旧路子，开始向科举取士过渡。

隋炀帝大业三年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又将十科减为四科。其中的“文采秀美科，即进士科”。进士科以考试策问为主，可把其作为科举制度正式产生的标志。科举考试取士的特点是录取标准专评试卷，专重资才，而不是由地方察举。这是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一个大分界线。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不过隋代的科举考试尚属开创阶段，还很不健全。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代创设的科举制度，使我国古代科举制度进入鼎盛时期。科举考试制度的开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门阀士族把持选士的局面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了道路，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那么，唐代科举制度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国内影响

1.从政治上看，唐王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大大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选官有统一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以权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大大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像各地方的庶族地主甚至广大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与网络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政权的稳定；科举考试看起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任何人只要好好读书，都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维持130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2.从文化教育上看，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由于选择人才和培育人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因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一定的官职、出身、名位，所以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少年都强烈要求进学校读书。这就从客观上推动了古代学校教育的繁荣和发展；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著作，从学校到社会都重视读书、习文、作诗赋，并钻研儒家经典，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和社会所流行的清谈学风与玄虚思想，对于造成当时“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都具有积极意义；科举考试中有明法、明算、明字、童子、武举等等，这对于当时学校与社会出现的重文轻武、重文轻算、重成人而轻少年儿童的陈规陋习，或多或少进行了冲击，这当然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3.从不良影响上看，科举考什么，学校和社会也跟着注重什么。在学校教育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的情况下，科举考试本身的缺点和弊端，也就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诗赋，考试方法又注重死记硬背，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也就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学风；科举考试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起来，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成为他们取得高官厚禄的最好门路。因此读书进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十载寒窗，一举成名，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为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读书目的与人生哲学，支配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严重地影响着一般读书人的思想；科举考试的最终取舍权是主考官、礼部、吏部、宰相、皇帝等，录取标准又往往以权势门第为转移。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靠山、门路，就很难有被录取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重门第、通关节、贿赂、请托、科考舞弊以及私门谢恩等等风气就公开泛滥起来，这严重地污染与腐蚀着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毒害着学校和社会的风气。

二．国际影响

1.对新罗的影响：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了朝鲜。统一后，新罗和唐经常保持友好的关系，新罗人入唐求学的人很多。公元840年，一年之内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之多。唐朝盛行科举，准许新罗人参加考试，当时很多人考取登第，录取从官，其姓名可考者有金云卿、崔致远、崔匡裕等。崔致远名声最大，《全唐诗》中收有他的诗。不仅如此，新罗还仿唐制实行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公元788年朝鲜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公元918年，高丽王朝建立后，也多次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据《高丽史（卷七十三）·志（卷二十七）·选举（一）》载：“光宗九年（公元958年）五月，双翼献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可见高丽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受唐代影响才实行的。朝鲜前后推行了1100多年的科举制度，直到公元1893年才废除。

2.对越南的影响：公元1010年，越南建立起李氏王朝。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之三）·李纪（二）》载：李仁宗太宁“四年公元1075年春二月，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黎文盛中选，进侍帝学”，此即为越南以儒学为准实行科举考试之始。公元1185年，李高宗“试天下士人，自十五岁能通诗书者，侍学御筵，取邓严等三十人，其余并留学”。陈朝建立后，沿袭李朝，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科举考试制度，《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之五）·陈纪（一）》载，陈太宗建中八年（公元1232年）“二月试太学生。中第一甲张亨、刘琰，第二甲邓演、郑缶，第三甲陈周普”。公元1239年再次开科取士，之后，科举考试按期举行，其科举之法大致和中国相同。直到1915——1919年间，越南才正式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

3.对日本的影响：日本虽然没有像朝鲜、越南那样引进中国的考试制度，但唐朝的科举考试制度依然深深的影响了日本。自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共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其中到达唐朝的为13次。每批遣唐使来华，必派众多的学生来唐朝留学，有时一次多达500多人。日本在天智天皇时（公元676年）设立大学寮。大学寮分经、音、书、算四科，而经科占正科地位，书科及音科为经学的入门。入学的资格及手续、科目考试的内容及方法等，都与唐代科举考试类似。

4.对西方的影响：隋唐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也影响了西方各国。法国思想家魁奈（公元1694——1774年）认为：“中国无世袭贵族，官爵仅靠功绩与才能获得”。他盛赞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工匠的子弟也能当上总督”，借以抨击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腐朽的官僚制度。18世纪末到19世纪，在欧洲各国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也是吸取了中国隋唐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经验。1791年，法国首先实行了文官考核制度，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实行文官考核制度，1855年英国开始推行文官考核制度。当时，在欧洲封建等级制的土壤里，生长出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僚。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越来越来越不适应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构的需要，这就是隋唐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在欧洲引起重视的原因。孙中山先生在所著《五权宪法》中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美国之文官制度最初是由罗德岛的任克思提出的，他于1868年五月呈送到美国众议院的报告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中国之文官制度”。在波士顿市政府于1868年月盛宴款待中国大使馆外交官的时候，爱麦生亦曾赞扬中国的考试制度，他说：“中国现在的政治有一点是我们很感兴趣。我想在座的诸君还记得罗德岛的任克思阁下曾经两度想提到国会通过的那个法案，就是主张文官必先经过考试及格取得学问上的资格，而后始能任职。的确，在纠正恶习这一点上，中国是走到我们前面了，也走到英国和法国的前面了。同样，中国社会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们的前面，这就是中国值得光荣的唯一凭证。”一位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科举制对西方文官体制的影响，是在精神文明领域里中国对西方最宝贵的贡献之一。日本著名史学家福井重雅认为，中国科举考试制度远比造纸、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重要得多，他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最初的模式。它“传到西洋”，打破了中世纪欧洲“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的犹如死水一潭的贵族政治的宁静，激励新生的资产阶级奋发进取、积极竞争的精神，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总之，唐朝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它，既要看到其积极的方面，也要明白其弊端，对其采取正确的态度。

参考书目：

1.《中国文化史论纲》，许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唐朝范文篇10

初唐近百年的平缓发展期

从武德元年（618）到开元元年（713）的初唐近百年，是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巩固和拓展的时期，是步入盛唐人文发皇的准备阶段。“贞观之治”使李唐政治粗安，国力渐趋强大；安西、北庭二都护府远置于中亚地区，“胡越一家”四方辐凑使唐人的政治自负与文化视野大为扩展；经济上承杨隋余惠亦有长足之进步，以户计，则贞观初天下“不满三百万”〔1〕，而中宗朝神龙元年已激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

新王朝＠①＠①欲上的气象感染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创作领域的士人们对梁陈以来“气骨都尽，刚健不闻”的艺术情趣大不以为然，“思革其敝，用光老业”〔3〕以提倡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刚健之美的文艺思想，在这一阶段已经肇兴。这对于初唐艺术的发展，以及在盛唐确立起一种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艺术风格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然而，这种能得风气之先的敏感的思想，在初唐只能是一种预示。它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给其提供更为充分的条件去展开。

唐初佛教，历太宗、高宗、武后朝，尤其是后者，终于取得了立足意识形态的地位。玄奘东归，义净藉东南海道返唐，唐代的译经之风再起。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广泛传播，改变了初期“秃丁之诮，闾里甚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的局面，那种对佛教僧侣公开的贬贱和攻讦开始逐渐消失。士人学子，显宦贵胄游宿僧舍漫论三教已成为一种社会习尚。高宗上元元年诏曰：“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4〕武则天天授二年下制：“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5〕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佛教势力的迅速发展直接促动了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的创作。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一阶段是平缓发展期，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对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壁画的消化和吸收，并在这一基础上作出平缓的推进。

初唐画坛，阎氏兄弟颇负盛誉。李嗣真《后画品录》称：“博陵大安，难兄难弟。自江左顾、陆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号为中兴。”在二阎之中，阎立本的画艺又要高出一筹。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弟》中说：“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阎立本的艺术地位，与其善于多方面的吸收前人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史载“阎师张（僧繇），青出于蓝。”〔6〕“阎立本至荆州，观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复往，曰：‘名下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余日，不能去。”〔7〕阎立本画艺的童蒙学习原本资于其父阎毗的北学传统，南北统一后，他对“南张”风格的学习显然存在一个疑而后学的过程。荆州“三观”，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缩影。

唐初画人对于南北朝以来中国绘画优秀遗产进行吸收消化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当时活跃于佛教寺院壁画创作领域中的范长寿，其风格，其技巧史称其“博赡繁多”〔8〕；靳智导“祖述（曹）仲达”但也能“改张琴瑟，变夷为夏。”〔9〕檀智敏师董伯仁界画，表现建筑的阴阳向背能尽得物理，“屋木，楼台，出一代之制。”〔10〕继承以为发展的创作实践首先在唐初画坛展开了。

唐初画家注重学习前人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合逻辑、合历史的群体行为，它在完成隋代画家所没有完成的熔冶南北朝以来艺术成果的历史课题。唐王朝的再次统一，以及政治的巩固和国势的强大使这批画家生发了极大的热情和自信心，去看待历史上各区域性的艺术成就，去考察、总结并加以融汇。唐代绘画及其寺院壁画对传统的继承，在唐初画家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反映。这种总结和综合给唐代绘画发展奠定了广泛的传统基础，宋人郭若虚指出在“六朝三大家”与盛唐吴道子之间的“二阎”，是中国人物画发展链带上重要的一环。

阎立本以及唐初一代画人在连接南北朝及隋佛教寺院壁画与盛唐佛教寺院壁画中，具有桥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只是一种平缓的推进作用而已。他们注重形似，“工于写真”〔11〕状物高于达意；“骨气不足，遒媚有余”〔12〕还未能脱尽魏晋六朝纤巧萎糜之风，其基本精神是平庸的。阎等人之所以未有被后世论者推为“画圣”，奉为“宗师”，“家样”，不是因为他们的技巧不高，（事实上阎等人的传真技巧是很高的，尤其是阎立本笔底物象能“万象不失”〔13〕）但他们的作品毕竟缺少一种精神。他们在师古、摹古的前代遗产综合过程中走了一条形似多于神似，状物高于达意的创作道路，在对对象世界的表现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因而，关系颠倒了，创作便无法从自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法进入尚意、创意的风格发展阶段。真正的“唐风”在这儿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们是一些批判和整理故旧的综合派人物。

在初唐画苑中还有着一种散发着异域馨香的创作样式，这就是尉迟乙僧的凹凸法。关于尉迟的寺院壁画，朱景玄记曰：“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宅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状万怪，实奇踪也。”〔14〕段成式记其《降魔变》曰：“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15〕尉迟乙僧“师於父”〔16〕家学出身，具有浓厚的西域地区风格。元人汤＠②记其传世卷轴说：“用色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17〕他是一位以色彩为主要造型手段的画家。但他入唐以后，处在汉文化高度发展的长安城中，因此技法也感染了不少中国传统技法。张彦远记其用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18〕张彦远论画的原则是“无线者，非画也”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特征领会很深。其论乙僧线条有小笔紧劲，大笔洒落的概括，可见乙僧画中的线条是一种介于细致臻密的密体与磊落奔放的疏体之间的一种线条。尉迟乙僧这种缺乏风格一致的线型，对于此后中国画的影响甚微。它大概是一种从属于尉迟乙僧色彩造型的不成熟的线条。

尉迟乙僧是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一位重要的画家，其作品形象和造型手段的异域色彩吸引了当时人们的关注。尽管他的作品形象“非中华之威仪”〔19〕但时人仍以“胡越一家”的文化含纳精神，将其作品推于“神品”之位。他所代表的一派对于盛唐大家风格的形成以及造型手段的丰富，影响不小。盛唐画坛上的泰斗人物吴道子也多少吸收了他的凹凸晕染技法，史称吴道子设色“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绢素。”〔20〕这种吴风中的技法当与尉迟乙僧的凹凸晕染法有一定联系。

然而，尉迟乙僧作为一位深染印度佛教艺术的于阗国人，在唐代，他只是以一个异域画人的区域性风格代表进入中国画坛的，终究无法代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绘画，也无法冲破这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创作形式。他以“中华罕继”〔21〕的艺术特点给中国传统画苑吹入了一股新风，然而却又无法深入其核心。他是初唐画苑新风派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