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范文10篇

台湾范文篇1

以1987年开放党禁、报禁为发韧的台湾民主进程，迄今已有20年历史。期间的执政党轮替大概是最震撼的成果，但也被视为民主制度的正常现象。但是，自民进党二度执政后，陆续暴露出其民主制度下的种种弊端，诸如上至“第一家庭”、下至方方面面的弊案连连，现行制度对“总统”腐败的无能为力（“立法院”“三罢”不成，代表社会良知的政治家与百万“红衫军”群众的悲情抗议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以及执政党在政绩乏善可陈、全面腐败、其领导人人格破产的情况下，居然基本盘稳固，仍然赢得高雄市长的选举，等等。

台湾的民主进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虽然已经走过了20年，但我们可以说它仍处在民主制度建设的“初级阶段”。因此，对于它的种种“乱象”，此岸的我们宜以冷静客观态度对待之。不过既然我们认为它是“先行者”，就应该认真地分析其经验教训何在，以在此岸的必然的民主进程中避免重蹈覆辙。当前有两种观点是需要克服的：一是一味淡化台湾民主乱象的负面影响和重大教训，认为即使如此也比某某好了许多；二是全面否定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睥睨哂笑道：“你看它乱了吧”，从而为维护此岸的现状制造依据。

从台湾民主乱象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

我以为可以有以下几点：

一、民主制度是防止腐败的最好方法

许多人为台湾在民主制度下出现如此程度的腐败及政府效率低下而错愕，从而对民主制度在保证政府廉洁方面和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作用产生怀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也许正是由于民主制度，才使得台湾的腐败被揭露，被遏制，并且促进民主制度更加完善。

台湾地区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各个层面官员的腐败确实令人触目惊心，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的一个附带品。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看，即便是通过民主方式第一次进入权力中心的政党和其领导人，特别是原来的在野党和其竞选人，也并不一定具备或能坚持真正的责任意识和契约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主制度初期通过民主方式取得领袖地位的可能是投机分子，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楷模），相反，由于其政治“暴发户”的特点，必然会更快速地被权力所腐蚀。从制度的完备性看，这个初生的民主制度也缺乏对其领导人的有效的监督与腐败后的制裁的完善的制度设计。以“清廉”为旗帜赢得人心、取得政权的民进党，如此迅速地腐败变质，再次证明了事物发展往往出现的那种理想、愿望与实际结果之间的一种令人警悚的逻辑——天使变成了撒旦。这是这个党和台湾人民的悲哀，但它也表明了一种在两种制度转换期间必然传承的历史胎记，一种可以降低却不能没有的历史代价。

但是，正是由于民主制度，台湾地区的人民才能更快、更准确、更充分地揭露这种腐败，从而使这种伴随新生制度而来的丑恶和危害性降到最低。如果不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不是在野党的监督和对抗，不是司法的相对独立，或者从根本上说，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意识的提高和这种权力的行使，台湾的腐败就不会被这样迅速地和全面地揭露，其民主制度也不会这样得到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必然会上升到新的水平。

相形之下，此岸的人们不必以“风景这边独好”的优越感和幸灾乐祸的心态嘲笑彼岸。如果我们不那么自欺欺人，其实此岸的腐败程度是远远超过彼岸的。当这种腐败逼迫得中国大陆人民再次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怒吼之时，任何对台湾的嘲笑都不过是“百步笑五十步”。

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会通过这一轮反腐败得以健全，人民会对此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比如“机要费”和“特支费”的使用必然更加规范，官商勾结必然有所收敛，党产来源和使用必然更加严格，台湾的司法独立会更加突出，而且我们可以预料台湾“立法”机构对于地区领导人的弹劾与罢免规定会更加完善。而此岸的腐败甚至还在种种包容与隐藏之中，那些劣迹斑斑的腐败官员也还仍然道貌岸然地招摇过市，既没有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也没有不同政党对执政党的监督，更没有司法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反腐败及其成果的预期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台湾人民政治上的成熟。龙应台女士在台湾第一次罢免案表决日撰文，指出：今天，是一个光荣的日子。将来的历史会写到，在2006年6月27日这一天，台湾人行使罢免权，督促一个总统下台。

不论今天的罢免结果如何，台湾人民又在华文世界的民主进程和宪政史上，竖立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湾一片动荡；人们每天看见、听见，被铺天盖地包围的，是电子媒体的夸张和耸动、街头巷尾的挑衅和喧嚣、丑闻弊案的揭发或遮盖、领导人物的尊严扫地、意见菁英的各说各话。民主似乎堕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尔虞我诈；价值的混淆，是非的颠倒，社会互信的严重腐蚀，使人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见，在这喧嚣混乱的同时，人民在集体补课，补修在威权时代里不准你修的公民课。

每一件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对金融勾结的报道，都使人民对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俩，看穿他的破绽，认清他的品质。不要小看了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在弊案中累积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喧嚣中磨利他对政治人物的判断，在纷纭中加深他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养他对真伪价值的辨识。他挣脱了权威的束缚，实践过选举，实验过公投，现在，他再跨出一步，敢于尝试罢免。罢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经给政治人物一个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选你，就可以罢免你。

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台湾有的，是整个华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体。

龙应台女士的论述是精辟的。但是，面对中国国民的精神特质，我们如果在大陆这边实行民主，考虑到大陆的情况更加复杂，就不能不在起始之时就更加小心。这就带出下面第二个启示。

二、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使得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必须慎重稳妥

鲁迅先生早就深刻地批判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他笔下的阿Q、吃革命英烈人血馒头的看客、祥林嫂和润土兄等，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这种劣根性。无独有偶，台湾的著名作家栢杨著有《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同样痛切地揭露着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大师”李敖尤其看不起台湾人，不断地用种种嬉笑怒骂的方式，批判台湾人的劣根性。其实台湾人的劣根性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劣根性。

这种国民的劣根性，不仅仅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不幸”而“不争”所表现出来的权利意识和斗争精神的缺乏（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公民意识”），而且包括了更多的内容，如自私、冷漠、麻木、偏执、粗俗、浅薄、势利和缺少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等等。

在讨论中国民主改革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是中国人民的民主素质。赞成改革者咸以为中国人民不存在民主素质问题，反对改革者则往往以中国人民民主素质低为理由反对改革。

从台湾的经验看，人民的民主素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实在性。

这从民进党的基本盘也就是绿色选民的特征可以得到佐证。这些选民虽然对民进党特别是陈水扁的腐败不满，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则是：宁可要腐败的本土政权，也不要清廉的外来政权。因此就出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群体政治行为特征：不是以个人利益或“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标准，而是以类似于宗教的偏执和狂热情绪为驱动。这种非理性，占据了台湾地区人民的相当多的比例。

这使我们想到大陆的“”时期人们的狂热。为了一种所谓的崇高的理念和主义，人民既被统治者当成操弄的工具，反过来，在台湾选举民主的环境下，这种狂热又逼迫统治者或领导者更加极端化和权术化。民进党虽然党格尽失，威信扫地，但这部“选举的超级机器”就是摇摇欲坠而不倒，泥牛过海无大失。

虽然台湾“深绿”群体的本土意识有着某种历史和文化的根源，呈现出一种复杂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民的劣根性，造就了民进党这种操弄民心于股掌的劣质党格和丑陋的选举工具理性。上一次高雄市长选举前夜的国民党候选人的诽闻，两年前“总统”选举前夜的“两颗子弹”，此次高雄市长选举前夜的国民党候选人的“走路工”录像，等等，这些令世界理性和善良人大跌眼镜的花招、小动作，都会给民进党带来反败为胜的奇迹。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胜利者身上的卑污，造成了全社会公共精神的错乱和道德水准的下降。如果这一切的卑鄙，都是假专制之名而行之，人们尚能理解。但如果这一切都以民主之名行之，那么，全社会、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损失将是何等创深痛巨！

又岂止是变质沉沦不思悔改的民进党，泛蓝集团表现得又何尝令人满意。以清廉、“不沾锅”为特征的马英九出任国民党首，本来应当被视为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长期贪腐、黑金政治的一种否定，一种新的希冀，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无论是岛内的某种舆论，还是以客观见长的凤凰台诸多资深评论员的意见，都表现了对马英九的一种拒绝，一种刻薄和世故，即认为马英九太过清廉和理性。当然，马英九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不成熟的方面，但是，做为一种理念和人格象征，他被许多人否定，也就是以“马英九太清廉”而被这些人否定，这是一种文化的悲哀，一种中国群体人格的悲哀，一种政治的悲哀。另外，同是泛蓝阵营，在人民利益和政治大局的形势下，却出现诸多不和谐的动作。国民党和亲民党都表现出对一党私利和个人私利的过度算计，从而难以完成整合，宋楚瑜甚至在台北市长选举中打横炮，自相残杀，结果以不自量力的惨败宣布要退出政坛。这种迷恋于自我利益的狭隘器局，使得台湾的民主制度付出了进步的更大代价。其根源，无不在于国民的劣根性。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台湾无论蓝绿其恶劣、可悲或可笑的表现，就不妨回顾龙应台女士在反省台湾那位“元首”恶劣表现时说出的这样的话：

当一个元首成为“千夫所指”时，一个深层问题必须追究的是，这样的元首和他的裙带集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家庭和小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他们的中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公和私的界线要严格分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元首的大学法律系教育，有没有教过他：最大的权力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来承担？有没有教过他韩愈在1200年前说过的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没有教过他萨穆尔•斯迈尔斯在130年前说过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领袖在他身后留给国家的财富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时仿效的榜样”？

他所一路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老师、社区、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有没有给过他一种熏陶，一种教训，告诉他：没有品格，权力可能就是灾难？

培养了他的政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上曾经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个党，有没有认识到，人民当初是因为对这个政党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将权力交给了它，而将来人民还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监督和对抗下一轮可能腐败的新的执政者？

今天拼命为他辩护的人，是为了什么而为他辩护？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里,究竟还算不算数?今天反对他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反对？是真正原则的坚持，还是党派权力的便宜计算？

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党，从来就不曾把品格和教养看做教育的关键内容，如果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把公民素养看做国家的教育大计，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个对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体，那么选出一个无能、无识又严重缺乏耻感的总统，我们为什么惊异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与教养的产物。检讨他、批判他的同时，这个社会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养，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深、深深地思索。

遗憾的是，龙应台女士所指出的台湾社会的缺陷，在此岸不但全部存在，而且更加严重。

在今天，如果此岸的我们不顾国民和社会这种基本的道德水准和素质，不顾政治人物极大可能的品格和道德的缺失，不顾整体社会环境的恶劣，贸然地、急速地进行民主政治，恐怕会带来比陈水扁和民进党与国民党、亲民党更加严重的问题。这种冒进，给中国大陆人民带来的损失，甚至会让我们遭遇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让我再来回忆当年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大学校园涌起的那一股民主化浪潮。作为亲历人，我不得不说，那次民主化运动中，虽然也打出了崇高的理念旗帜，出现了少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也相当多地出现了类似陈水扁的投机分子，出现了许多阴谋诡计，出现了个人利益的太多算计。二十多年后，再看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雨打风吹去。我们可以叹惋中国的一次民主运动的夭折，但我也在想，从某一角度我们也许应该庆幸。那些思想偏激幼稚、政治经验缺乏、有种种人格缺陷的“青年政治家”如果假政治改革机遇上台得逞，必然的结果是造成中国的大乱，人民的沉重的损失。

中国经不起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在这种政治动荡中上台执政的可能是陈水扁式的人物，不但人民会遭受种种损失，国家命运难测。台湾因其地小人寡，情况较为简单，社会同质化程度较高，动荡尚可控制，成本也较低。大陆这边情况不同，地广人多，国情复杂，社会同质化程度较小，一旦动荡，极难控制，国家和人民为动荡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太大。

闲言先生在《“大国崛起”之忧思》一文中说：

前行的路不好走，留在原地也危险重重。在“和平崛起”的繁华背后，危机隐患不少。……今日中国的处境其实是左右皆难。改变政治制度有风险，不变也有风险，差不多是没有可行的选择。这种“两难”说明中国一方面在崛起，另一方面也已陷入某种困境。

我想从另一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的“两难”处境：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能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操作不当，将带来整个社会的动乱。我个人以为，在实际的国情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开放言论，二是在基层实行真正的民主。由此再逐步开放党禁，将民主选举上升到县以上层次。由于这个思路涉及的两个具体内容许多专家已有专文阐述，此不赘述。

三、中国大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需要坚持并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于中国大陆的现实，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批评。但是，无论我们多么义正词严，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在中国，目前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保持基本的稳定，才能在这种稳定中寻求改革与进步，也才能最终实现民主政治。

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共产党不能改善领导理念与执政方式，这种领导也不能持续下去。所谓改善，不仅仅是一种党的领导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整个时代与整个社会进步的潮流中，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公民力量、社会力量、其他政治力量的成长与壮大，允许国家机器中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独立运作，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共产党即便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也不再以党代政，凌驾于公民、国家与法律之上。

当前，中国共产党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方面，它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八年中，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增大，从而保证了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僵化地坚持党的绝对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从而使它的统治合法性受到质疑。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的领袖都认识到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它的既得利益使得任何一个党的领袖都对这种改革采取了一种犹豫和拖延态度。

闲言先生对中国现状改变的可能性很悲观：

从可以预见的时段看，中国改变现行基本路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条路的未来境遇如何，它将把中国人带向哪里？仍然只有天知道。当下对中国最有利的信息是：美国的单边主义进程已经遭遇重大挫折，在短期内难以重整旗鼓；美国新保守主义所热衷的“自由扩展”，也不得不放慢步伐。虽然美国仍免不了要盯紧中国，并且联手日、印制中；但就象9.11时一样，中国又再一次获得了喘息之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英明——多国演义

与闲言先生的悲观不同，我倒与李锐老先生的态度一致：对中国前途不悲观。我特别不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失误和世界局势的风云莫测上。我特别感受到了中国这一代领导人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提出。我在旧文中曾说：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当然，这是一个充满未知因素和后果并不肯定的尝试。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表明以胡温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在以理性和信仰进行一个伟大的新长征。让我们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个机会。如果有伟大的信仰，有伟大的人格，有清醒的认识，有恰当的策略，有坚定的决心，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国政治会展现一个新的面貌。

这样说，并不是把我们的命运交给少数领袖人物。让我们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有觉悟的中国公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中国的改革与进步作出努力。这种努力，不但会促进局部的进步，而且会影响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要在政治上取得哪怕很小的进步，也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甚至代价的。我们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不立即着手循序渐进；既不能否定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又不能不对党的领导进行改革与完善；既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伟大尝试给予肯定与支持，又不能放弃自己的也就是作为党员和公民的应有作为，为促进中国政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我们不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这种可喜的变化，我们对于真正的民主化的进程也需要清醒的认识。即便按照享廷顿对“第三波”的总结和归纳，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也需要诸如经济发展、城市化、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知识与教育的普及与提升、公民价值观和态度的发展等普遍的因素。显然，在现在的中国，这一切都还不完全具备。这就与当年台湾实现民主的社会条件不同。台湾可以说基本具备了享廷顿所说的各种社会因素，再加上当时世界的政治变局与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的政治攻势，促使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进行政治改革，以夺取政治的制高点。

也许当前摆在中国共产党领袖面前的一个问题，与当年台湾国民党与蒋经国先生面前的问题是一样的，这就是：起码从两岸统一和两岸竞争的角度看，此岸的政治制度也必须有一个改革。如此才能争取台湾的人心。形势的严峻性在于：即便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如此腐败无能，但是主张或强烈持有台湾本土意识的台湾人民，并没有减少。在此次北高市长选举中，在传统蓝色的台北，谢长廷居然破纪录地拿下40%的选票。这是一个警讯，表明即便是在学历较高、中产阶级势力雄厚、“外省”出身居民较多的台北市，也增长着与我们的愿望不同的一种政治意识。而在传统绿色的高雄，国民党的黄俊英仅以1000多票败选，似乎是主张统一的国民党的一个胜利。其实，投向黄俊英的选民，也许并不是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是对民进党贪腐的惩戒。

台湾范文篇2

台湾在历史上曾屡遭外来势力的殖民统治,多种文化的影响乃至交融形成了当代台湾文化的“混合”特质。1945年台湾光复后,本应进行的殖民反思和族群融合却因时代局势的风云际会而未能及时展开。时至今日,统、独意识形态分野所造成的族群分裂已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主要症候。对于台湾被日本殖民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经长时间的发酵所引发的后续影响,台湾电影多有涉及。自1987年台湾实施“解严”以来,尘封的历史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随着本土意识的觉醒,对身份的寻求成为台湾电影非常热衷表现的母题。然而吊诡的是,对于另一段殖民经验,台湾电影却很少触及。众所周知,美国对台湾有着“全方位的,持续不断的,有时候是直接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影响”[2]。在整个冷战时期,台湾当局在经济上依赖“美援”,政治和外交上甘当美国反共的桥头堡,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依附于美国。在台美关系中,台湾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美国一方面通过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来控制台湾,另一方面则通过其威力巨大的流行文化将西方的民主观念和生活方式传播到台湾。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对话对台湾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探究台湾电影中的殖民经验和身份认同时,忽略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对台湾殖民经验的塑造是会存在偏颇的。与对台日关系进行反思的电影作品相比,台湾电影对于台美关系的反省并不充分。这自然可以被解释为美国对台湾的影响毕竟只是一种外部影响,与当年日本的直接统治并不相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绝对数量上的差异也可能反映了后殖民主义的又一特征:即殖民者破坏了被殖民者的心灵、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而代之以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被殖民者因而被趋同化了。正如杰姆逊所言:“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3]据笔者的统计,台湾电影中直接涉及台美关系和美国人形象的影片有:《源》(1979年)、《儿子的大玩偶/苹果的滋味》(1983年)、《推手》(1991年)、《喜宴》(1993年)、《袋鼠男人》(1994年)、《少女小渔》(1995年)、《太平天国》(1996年)、《蛋》(2000年)、《双瞳》(2002年)九部影片。而这些影片根据其内容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进行批判;二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对话。通过对上述影片的解读,可以分析台湾电影在后殖民语境与全球化背景下对于自我身份认同是如何表述的。

一、后殖民语境下台美关系的书写

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以后,台湾就成了美国东亚战略的一颗棋子。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和越战期间,台湾因为其战略位置之便,成为美军后勤补给地,这给台湾当局带来了相当的外汇。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发生变化,台湾迎来了其惨淡发展时期。退出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中日以及中美相继建交,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在台湾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台湾一下子似乎成为了世界的弃儿。为了重振台湾社会的信心,国民党当局责成公营的“中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抗日电影,如《英烈千秋》(1974年)、《八百壮士》(1975年)、《笕桥英烈传》(1975年)等。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笼罩整个台湾社会的挫折感,也适时地弘扬了爱国主义乃至民族主义精神。对于美国的“背信弃义”,台湾当局敢怒不敢言,自然只能将怒气全部撒在日本头上。到了1980年代,随着党外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台湾社会氛围有所松动。在电影界,“台湾新电影的横空出世是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一次复归与深化,同时也是对以前台湾瞒和骗的文艺创作理念的一次反拨”[4]。新电影对于许多现实问题并不回避,因此此前难以想象的一些题材也被搬上了银幕,这其中就涉及非常敏感的台美关系。三段式电影《儿子的大玩偶》中《苹果的滋味》一段就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提出了正面的批判与反思。另一部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提出质疑和批判的电影是在十多年后才出现,即吴念真执导的《太平天国》(1996年)。除了仅有的这两部影片,我们发现其它绝大多数台湾电影对台美关系的反省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在阐释边界开放的前提下,笔者倾向于认为,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扈从化,也许由屈服而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无可奈何,乃至于形成一种心灵“内部”的殖民,而这种无意识的屈服正是不正常的台美关系的显影。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影片都将美国人塑造成“他者”进而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从而将本土意识深深地镌刻进影像文本之中。

《儿子的大玩偶》(Son’sBigDoll)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执导,其中万仁执导的《苹果的滋味》的内文本和外文本都值得细读。由于影片涉及不正常的台美关系,台湾制片商害怕影片在当局的审查中引来麻烦,就自行将影片中的一些场景剪掉。这一举动在台湾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并在最后引发成了著名的“削苹果事件”。影片讲述由乡下来台北谋生的江阿发被美国驻台湾的格雷上校的汽车撞断了腿,为了不引起民间情绪,美国驻台办事处把江阿发送到了豪华的美国海军医院,并答应承担巨额赔偿。于是撞人者与被撞者的关系发生了讽刺性的大反转,格雷上校俨然成为了江阿发一家的恩人。不但周围的人对江阿发一家非常羡慕,就连作为受害者本人的江阿发也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幻想中。影片通过很多细节来呈现这种不正常的台美关系。比如在江阿发被撞的场景中,阿发倒在血泊中,格雷上校汽车上的美国国旗则迎风飘扬。在黑暗的美国驻台湾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和格雷上校的通话中,不仅交代了台美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而且通过光影的运用,使这一场景让人联想到美国才是台湾的幕后老板。父亲被格雷上校的汽车所撞,江阿发的儿子们却对自己能因此坐上美军的汽车非常开心,痛苦反倒成为他们向同学炫耀的资本。医院的场景中,影片通过白色墙壁所产生的反光营造了一种天堂般的幻觉,这与江阿发一家居住的脏乱的贫民窟形成鲜明的对比。医院大厅上方的美国国旗高高在上,形成了对江阿发一家居高临下的俯视。在格雷上校给了江阿发五万块钱赔偿并答应送阿发的女儿去美国留学后,躺在病床上的阿发对格雷上校连说对不起,身体和精神上所受的伤害被轻易地遗忘了。至于格雷上校这一形象,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冷静和江阿发一家的急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以一种他者的冷静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在他的眼神中,处处留露出对东方民族的好奇,台北脏乱的贫民住宅区和中国人的家庭结构都令他感到诧异。《苹果的滋味》固然对台美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但由于篇幅所限,其对于这种关系只是做了简要的呈现。对台美关系比较深入地加以剖析的是吴念真导演的《太平天国》。影片的英文名BuddhaBlessAmerica,直译便是“佛祖保佑美国”。这其中充满了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的讽刺与戏谑。影片讲述的是美军将要在台南乡间进行一场军事演习,为了配合这场演习,村民平静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孩子们停课,当局动员全村人搬到小学教室居住。

美军的到来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在美军走后,小乡村已难再回复往日的平静。在影片中,主人公阿盛对美国的科技文明十分崇拜,他自觉臣服于美国的文化霸权,从而重复着“先进的西方,落后的东方”这样的殖民话语。在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机器切去两根手指的阿盛之弟则幻想着美国医生能为其接上手指。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讨好美国,当局有关部门竟在乡间建起了一座专为美军服务的夜总会,学校的教育也教导孩子们从小就要向美国人微笑。影片中,美国人的到来不仅在物质上对村民造成了伤害,如对庄稼和祖先坟墓的毁坏,而且在精神文化上造成了更隐秘的破坏。美国大众流行文化的冲击下,村民传统自足的生活方式被强行拉入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链条中,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被迫发生改变。美国人的到来使“美国货”进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以可口可乐、避孕套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美国人的到来不仅使阿盛在乡民中的威信荡然无存,也让他在家庭中的夫权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在“破坏”的同时,美国人的到来在客观上也给古老的台湾乡村输入了西方文明和现代文化的火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加速了台湾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后殖民论述细致的思考,让我们注意到一个普遍的事实:政治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不代表该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甚至人们的心灵,已脱离殖民状态。”[5]赤裸裸的军事占领和商业掠夺在全世界范围内失败后,殖民主义以新的形态出现。借助于强大的流行文化和国际事务中的话语霸权,殖民主义将其文化塑造成普世价值输出到世界各地,从而在文化思想上控制其他国家。《苹果的滋味》和《太平天国》的编导都敏锐地发现了殖民主义的这一变化。《苹果的滋味》中,导演呈现了殖民主义的影响力是如何已经渗进国民的心灵领域。而在《太平天国》的结尾,导演通过字幕的方式向观众发问:“美国人到底走了吗?”显然,美国人虽然走了,但美国文化却已渗透乡村社会的肌体甚至人们的意识深处,不仅美国货在台湾乡村大行其道,唱片机里的美国音乐更是象征着美国文化的全面胜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殖民批判论述一向将自己置身于弱者的地位”[6],上述两部影片无疑都延用了这一传统。无论是江阿发一家还是以阿盛为代表的台湾南部村民都是社会底层的庶民,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任由国家权力和殖民话语加以规训。萨伊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了“东西方之间力量关系的模式”[7],西方的殖民话语体系中,强大富裕的西方和贫穷弱小的东方形成了一组二元对立关系。在完成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时,弱者的视角容易博得观众的同情,然而弱者叙事的悖论在于:台湾电影在批判和反思殖民主义时,无疑又重复了殖民主义的话语模式和逻辑。

二、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话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话构成了台湾电影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这些影片的主人公一般是一些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他们一方面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和他们的历史与过去的世界存在着某种割不断的联系。长期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无疑体现着一种双重他者的困惑。一方面他们已被西化,自然不能代表纯正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亚洲人显在的外部特征又让他们无法以西方人自居。在一些影片里,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被表现为一种没落的、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文化,它唯有与西方文化相融合才有可能重新焕发生命。前文涉及的几部台湾电影中,直接表现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影片有《源》、《袋鼠男人》、《推手》、《喜宴》、《少女小渔》、《蛋》、《双瞳》等七部影片。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华人生存状态的呈现,这些影片表现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危机。《袋鼠男人》(KangarooMan)是一部带有科幻性质的电影。它讲述了一个男人怀孕生子的故事。影片中充满了大量的中国元素,诸如送子年画、中国庙宇、包饺子、荷花等意象,东西方文化碰撞与对话的主题非常明显。麦克是一位生殖医学专家,他和妻子珍妮已在美国获得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他们也完全融入了周围的白人世界。他们一心想要一个孩子,然而一场车祸却使珍妮失去了生育能力。在寻找代孕妈妈的计划失败后,身为生殖医学专家的麦克决定实验用自己来怀孕生子,一方面是为了巩固与珍妮的爱情,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事业。

麦克怀孕后,家庭权力关系改变,原先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发生了逆转。原先被依赖的对象反倒成了依赖者。影片通过大量细节来展示传统家庭关系和女性地位的变化。怀孕后,麦克性情大变,脸部线条也变得圆润柔和,并且事事依赖珍妮,珍妮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很明显,影片透过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反思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以及中国人传宗接代的婚姻观念。此外,影片还刻画了乔伊丝这一美国人形象:她是一个以工作为一切的生殖科学家,但最终工作上的遭遇让她清醒地认识到现存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的能力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她对男性和家庭有了重新认识。影片以喜剧的方式对传统男权社会进行揶揄,其中暗含着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思考。珍妮和麦克虽然已融入美国白人社会,但他们还是与自己的母国文化存在着难以割裂的关系,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仍然在他们身上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影片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隐喻,有意味的是《袋鼠男人》并没有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男人怀孕的故事本身就颠覆了传统的人伦观,恰恰正是在西方科技的帮助下传宗接代的任务才得以完成。影片重点讲述的是西方科技文明对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带来的挑战,而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李安在《推手》(PushingHands)和《喜宴》(TheWeddingBanquet)中同样表现的是东西方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主题。《推手》的开场,导演通过场面调度为我们展示了我们身处其间的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时代:晓生家中无阻隔的空间象征着全球化时代文化边界的模糊;玛莎打字的声音、父亲走动的声音、电视机的声音,各种声音互相侵入彼此空间;在摄影机的构图中,玛莎和朱老先生却又被限制在由窗户构成的不同景框中。由于文化与语言的隔阂,玛莎和高老先生并不能相互交流。影片还着意表现了东西方教育观念的差异:朱老先生对美国的教育方式表示出赞许,晓生则向父亲大谈美国式民主的优越性。由于与儿媳的文化冲突,朱老先生离家出走,并最终酿成惨剧。只是在影片的结尾,导演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东西方文化和解的意涵:玛莎开始对中国父亲与中国文化表现出理解与尊重(她开始学习做中国菜),父亲的太极拳课堂上也出现了许多外国人的身影。而父亲也逐渐接受了西方文化,在影片的结尾,他含蓄地对孙太太表达出了自己的爱意。两位老人终将摆脱“为老不尊”的传统观念之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喜宴》中,两种婚姻观念的差异成为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焦点,以父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传宗接代的重要性,而在已经西化的伟同看来,婚姻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并不需要对其他人负责,而对同性恋的态度更是挑战着中国传统观念的承受度。在影片中,导演几次运用摄影机造成父亲死亡的假象。这似乎是说父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日落西山,只有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因子,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焕发生机。正是按照这一逻辑,导演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伟同的父亲最终接受了儿子与赛门的关系,伟同、赛门、威威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家庭。在机场,父亲更是举起了双手,似乎在向西方文化举手投降。上面两部电影中,中国传统文化都被表现为一种前现代文化,它与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推手》中,父亲在练习书法时挥洒自如,而在面对代表现代文明的微波炉时却不知所措。《少女小渔》(SiaoYu)同样聚焦在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和融合,并且讲述了在他者文化语境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危机。

在影片的27分钟处,背景音乐中,中国歌曲和西洋歌剧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表现了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对话。而影片一开始,小渔完全没有自我,她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男友姜伟身上。正是在和美国人马里奥的接触中,小渔找回了自我,她最终明白了一个女人应该是自立的、自强的。这里,美国人马里奥扮演了一个启蒙者和拯救者的角色。他告诉小渔要“多尊重你自己,这是你的生命”。与马里奥的真诚相比,姜伟显得自私专断、充满大男子主义。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一种没落的文化,它所推崇的观念与西方社会强调的对个人价值的尊重背道而驰,只有在美国白人男性马里奥的拯救下,小渔才会从她成长的文化中解脱过来,从而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另外,所以将《源》(陈耀圻导演,1979)、《蛋》(王毓雅导演,2000)和《双瞳》(陈国富导演,2002)三部影片也拿在这里分析,是因为这三部影片与前面涉及的几部影片确存不同,但它们也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如果说前面论及的几部影片是将故事背景设置在美国,那么《源》和《双瞳》则回归到台湾本土。《源》讲述的是150年前台湾人开发石油的故事,其中出现了三位美国人的形象:石油工程师简时、洛克以及简时的情妇卢玛。影片中,美国人在情爱方面的开放及其生活方式都与台湾当地人产生了强烈的碰撞。西方人的长相吓到了村民的孩子,导致村民与洛克等人的冲突。但影片的结尾却呈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和解,简时在被吴霖芳身上表现出的牺牲精神所感动的同时也深深地爱上了其守寡多年的儿媳。台湾的现代化进程是和西方文化的参与分不开的,从源头上讲,现代性本身即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源》,本身即有寻根探源的意思,“‘源’既是根源,又是能源的意思,对台湾来说,也是两种特殊的意义的总和”[8]。全球化时代,资本、科技、人才的跨国流动使许多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利,《双瞳》即是这一趋势不断拓展、深化的最佳范例。该片由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投资,整合了好莱坞和港台众多明星,并以亚洲市场为预期。更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影片呈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与跨国想象。我们既能看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乃至超现代在同一空间中共存的矛盾与复杂,也能清晰看到影片为我们构筑的跨国想象图景。与梁家辉的忧郁、戴立忍的暴戾对比,影片为我们表现了美国专家凯文•莱特这一形象的理性与干练,他被塑造成科学与理性精神的代表者。全球化的来势汹汹并不意味着其在任何时候总能够战无不胜。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纠葛中,本土文化总是不断反抗着全球化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话语。凯文•莱特最终的死亡以及《双瞳》所流露出的对都市异化的批判似乎都是对全球化某种程度上的修正与改写。王毓雅导演的《蛋》讲述黑帮小弟关小旦奉老大坤哥的命令,绑架银行家之女方由美到美国换赎金,然而到了美国之后,却变成了劫匪与被绑架者的浪漫爱情之旅。影片中一个有趣的情节是关小旦对迈克•杰克逊和李小龙的模仿。在全球化时代“这一双重模仿其实是一个建构其混合身份的过程,使其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跨国流动中获得了前行的动力和条件”,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台湾、台湾电影人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9]。

台湾范文篇3

在福华饭店提供给客人免费资料中最为醒目的是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的酒店防灾安全措施，它较为生动及详尽地介绍了在“万一发现火灾时”“万一难以逃脱时”“万一发生地震时”的紧急对策。

5月15日正值大会学术报告时，会议在台北市防灾科学教育馆第10层学术报告厅举行。大约上午11时42分，会场上强烈地摇晃起来，其动感十分显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须抓紧扶手，地上的花篮掀翻了。面对此情此景，学术交流仍在有序地进行，全场120名听众基本上无紧张神态。整个地震时间大约持续了25秒。

当学术报告结束后，专家代表们才用手机向各地拨打电话。据悉整个有线与无线系统中断近5分钟。中午12点台湾“气象厅”便报告说此地震震中在距台北市仅60公里的宜兰海上，震级为里氏6．5级。

为什么台湾公众有如此到位的防灾意识呢？这不单单是由于台湾省颁布了综合减灾的灾害防御法，更在于有法制指导下的防灾意识教育。如台北市防灾科学教育馆“9?21”大地震前夕建成并向市民及学生开放，现已开放的防灾科学文化教育课程及展览训练内容有：各种灾害的影像播放厅、儿童专门防灾教室、综合性灾害通报指挥室、气象灾害展示区、地震体验区及紧急救护训练区、火灾体验室及烟雾模拟救难室、高层建筑室外逃生演练装置。

台湾范文篇4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新春佳节又来到了。丁亥除夕的爆竹即将放响，戊子新春的屠苏已然飘香。在这辞旧布新、春满山河的喜庆气氛里，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向广大的台湾同胞——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共同的血脉文化，共同的两岸关系前途，共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远景，把两岸同胞紧紧地连在一起。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岸同胞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我们风雨与共，有力回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的挑衅，维护了两岸关系基本稳定。我们同心携手，大力推动彼此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达到新水平，感情更增进、合作更深化。公务员之家:

台湾范文篇5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台湾出现第一宗对外直接投资案。三年之后，即1962年才出现第二宗对外直接投资案，发展之缓慢可见一斑。直到1973年，投资论文台湾对外直接投资案仅增加到72项，这一状况反映出工业化初期的台湾，经济实力并不强大。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台湾经济稳步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台湾当局改变对外投资政策，规定：“海外投资申请，凡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者，皆可获得批准，一是投资项目有助于资源匮乏的台湾获得所必需的原料；二是投资项目有利于台湾出口商品占领或保护海外销售市场。”由于政策的驱动作用，台湾对外投资趋于活跃，对外投资项目增加到142件，相当于前一阶段的两倍，投资金额也达到1.98亿美元。期间，仅1981和1982两年的对外投资，就超过整个70年代的对外投资总额。

80年代中期以后，岛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经济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在经济方面，出于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迫使新台币大幅升值；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降；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台湾出口产品备受狙击。在政治方面，虽然军事戒严令的解除使得台海两岸出现互动，但李登辉大搞分裂主义活动———不但想分裂祖国，也想分化国民党；陈水扁上台以后，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两岸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岛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恶化，政治风险进一步加大。

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因境和空前孤立的外交困境，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8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当局一再放宽台商对外投资的限制，甚至提出“南向政策”，鼓励台商向东南亚投资。广大台商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乘势扩大对外投资，不过不是向南投向东南亚，而是向西投进祖国大陆。2000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达76.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尤其是对祖国大陆的投资更呈现出不可遏止之势。2001和2002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略有下降，但对大陆投资却继续增长。特别是2002年，对大陆投资大幅增加，达到67.23亿美元，占当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的66.6%。2003年春夏之间，虽然受到“非典”的影响，台商前来大陆投资的热情依然非常旺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是起步比较早，但初期的发展较为缓慢；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出高潮迭起的发展态势；三是台湾作为海岛型与外向型的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受到其自身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制约，也深受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不仅受到各种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岛内外政治局势发展变化的影响。

目前，台湾岛内政治不稳，经济低迷，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期间内将难以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仍需假以时日；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影响也将不断加深。所以，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势头将不会减弱，而且还会继续加强。

二、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至今，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积累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既表现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上，也反映在其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及对外投资的策略考虑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

1、台湾是个海岛，资源贫乏，早期发展加工制造业需要大量原材料，于是当局鼓励厂商对外投资，以获取丰富而廉价的海外自然资源即原材料。但效果并不显著，一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二是70年代经历了两次国际石油危机；三是台湾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还采取各种节能措施，从而使资源开发型对外投资日渐式微。

2、台湾岛内市场狭小，其产品对海外市场存在高度依赖性。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曾高达97%，90年代以后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75%以上。台湾的海外市场又高度集中在美国，最高时曾占台湾出口产品的50%左右，通常也保持在40%以上。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必然波及台湾。80年代中期，经济不景气的美国，竭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使台湾深受打击。台湾厂商先是向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投资，后转赴越南和中国大陆投资，以利用美国提供给这些国家的进口配额，将台湾在第三国(地区)生产的产品销往美国。这样，既绕过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又维护以至扩大了其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

3、随着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台湾劳动力的短缺也日趋严重。其他生产要素，如厂房、土地价格也逐步上升。为了寻找更为低廉的生产要素，节约或降低生产成本，维护台湾产品的竞争优势，台湾厂商也纷纷对外投资。

4、80年代以后，台湾高科技工业突飞猛进。1984年台湾电子电器产品，首次超过纺织品成为最大宗出口产业。2000年，电子电器产品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55%，电子资讯产品中有14项产品产值名列世界首位。至今，台民营企业数额在2亿新台币以上的重大投资案中，有六成以上投向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必须依靠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的支撑。台湾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使人才奇缺更为突出。据有关调查，到2002年止，台湾缺乏高科技人才5.7万多人，2001至2006年间短缺高级管理人才2.1万人。其中高科技人才若依靠台湾自身培养，在未来10年也无法解决。为突破人才瓶颈，台商只好向岛外人才比较集中和充裕的国家和地区投资，以获得人力资源或生产技术。

5、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也给台湾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原有的国际分工模式带来压力和挑战。为了紧跟时代潮流，台湾必须重新安排其生产布局，调整固有的国际分工模式，即既要向发达国家投资开展高科技产业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水平分工；又要凭借自身优势，由台湾接定单，经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大陆加工装配再出口第三地(主要是发达国家)，从而形成国际垂直分工态势；使台湾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变换中变被动为主动。

6、在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中，最具有台湾特色的是，为了维持“中心卫星厂制度”而进行的对外投资。所谓“中心卫星厂制度”，是台湾传统产业中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为了共同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民间性质的非紧密型的合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往往以一家大型企业作为核心(即中心厂家)，周围环绕着一批中小企业(即卫星厂家)。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中心厂家与卫星厂家在经营、管理和生产过程中相互连结，在同一产业的上、中、下游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产销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大中小企业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依存关系与互动关系。这种网络体系，不仅在岛内生产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对外投资中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一旦中心厂家向岛外投资，常常会带动其中下游大批卫星厂家外移；同样，一旦中下游的卫星厂家群对外迁移，也会促使其上游中心厂家联袂行动，一起对外投资。比如宏基电脑到广东投资，中华汽车到福州投资等，都带动了大批配套卫星厂家前往投资。这种群体效应，对于受资地，显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

7、在台湾对外直接投资中，还有两个与政治有关的动因：—个是为了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另一个是为了分散政治风险。所谓为了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即由台湾当局制定有关导向性的政策措施，有目的地指引工商界向有关国家或地区投资。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都曾一再推行“南向政策”，鼓动台商向东南亚地区投资。其目的，不仅是想利用台湾与东南亚的地缘、人缘关系拓展对外经贸关系，改变台湾“国际孤儿”的形象；而且还想利用经贸合作，在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打进楔子；同时，还起到阻挠台商向西———到中国大陆投资的作用。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大多数前往东南亚投资的台资企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搭上了血本。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用行政手段来左右企业的对外投资，如果不是完全徒劳，也是事倍功半。

其一涉及政治动因的对外投资，是所谓的分散政治风险。

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解除军事戒严令，两岸关系出现转机，经贸合作有所发展，势头看好。李登辉对此极度恐慌，抛出“戒急用忍”的杀手锏，妄图扼杀刚刚启动的两岸经贸合作。此举遭到两岸的强烈反对，广大台商尤其不满。陈水扁上台后，将其改头换面，以所谓“灵活运用，有效管理”，对付“入世”后两岸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阻止台商赴大陆投资创业。李登辉、陈水扁均极力否认“九二共识”，拒绝接受“一中原则”，鼓吹“七块论”、“两国论”与“一边一国论”等，极力制造“一台—中”谬论，不断激化两岸矛盾，使两岸关系不时出现紧张状态。在这种氛围下，台湾政局不稳，人心动荡，工商界面临的政治风险日趋严重，整个投资环境急剧恶化。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分散政治风险，台商不断加快对外投资步伐。目前，台湾当局在“台独”路上正愈走愈远，台湾内部的政治风险仍在不断增大，台商为分散和回避政治风险对外投资的步伐不但不会停止，而且还将日益加快。

其二，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区位选择既务实又富有弹性。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基本上是两种：一是防御型投资，即由于台湾的总体投资环境的恶化，而促使企业对外投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和降低生产成本，以力保其竞争力。二是扩张型投资，即为了赢得更加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而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根本目的，是为了排除贸易障碍、拓宽海外市场和获得先进的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台商对外投资主要以防御型投资为主。80年代中期以后，则在继续加强防御型投资的同时，开始重视扩张型投资。

其三，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既富多样性又能因时因地制宜。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所采取的策略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进入方式、股权比重、出资与筹资形式、产品销售、产业布局、技术选择、研究与开发、经营手法，等等。在所有这些方面，台湾对外投资企业都能够因时因地制宜，形成各种各样的策略，使对外投资立于不败之地。

以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而言，其策略就包含了以下三种选择：一是以个人名义或家族名义直接投资；二是借助跨国公司联手对外投资；三是对投资东道国企业进行兼并收购。这几种策略均因台湾企业的不同投资目的或选择不同区位的投资而有所不同。

关于经营手法，台湾采取的策略可用“三低一高”来加以概括。所谓“三低”，一是低经营成本。有关调查显示，关于产品广告费占销售总额的比重，台湾企业与东道国持平，均为3%，而发达国家则为8%。与此相联系，广告费在总销售费用中所占比重，台湾企业为5%，东道国为9%，发达国家为14%。

台湾范文篇6

本文所指的浙江地方金融是指仅在浙江省各级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受浙江各级地方政府行政事权管辖的法人金融机构及其融资业务。因此浙江地方金融机构仅包括以下几类：注册地及法人总部在浙江的银行机构，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及注册地在浙江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一）地方银行业。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浙江省内唯一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自2004年8月建立至今，成长迅速、发展良好，2016年末资产总额13548.55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按总资产位列第131位。资产质量在主要商业银行中保持相对优良水平，2016年不良贷款率为1.33%，低于全国商业银行平均不良率。2016年底存款余额7362.44亿元，较年初增长42.68%，贷款总额4594.93亿元，较年初增长33.02%。城市商业银行：浙江省的城市商业银行大多从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自1996年成立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以来，浙江目前共有12家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12家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超过26000亿元人民币，20年间增长超过100倍。其中，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的发展尤为引入注目，两家银行都已在国内A股上市，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中，宁波银行排名175位，杭州银行排名第209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及其信托、租赁及财务公司。到2016年末，浙江农信系统各项存款余额1642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954.3亿元，存贷款总量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浙江农信系统承担了浙江省二分之一的农户贷款和五分之一的小微企业贷款，支农支小贷款存量、历年增量、服务覆盖面均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民营银行：2014年3月，银监会公布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其中浙江占据两席，分别是温州民商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两家民营银行2015年营业以来紧密围绕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社区居民、三农，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不但经营良好，而且不良贷款率低，其中浙江网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1%，民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为0。浙江省的民营银行发展开局良好。（二）地方证券业。浙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最活跃的省区之一。截至2015年，浙江境内上市公司总数299家，位居全国第二，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6.37%，位居全国第二；创业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0.16%，位居全国第四。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证券公司5家，基金管理公司2家，期货公司12家。得益于浙江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浙江私募基金行业持续发展壮大，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1747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管理资产规模2711.22亿元，位居全国第五。相比浙江规模巨大的证券市场，浙江证券公司数量较少，整体盈利能力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竞争力偏低，综合实力偏弱。（三）地方保险业。截至2016年，总部在浙江的地方保险公司有3家，农村保险互助社1家。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态中，浙江地方保险业规模最小。浙江保险业发展整体环境有待提高，法规体系不健全，导致保险事故认定，事故理赔纠纷问题突出。居民尚无完整的保险观念，对于新颖的投资型商品接受度不高，且大多仍为人情保险，主要是储蓄型商品或佣金导向商品为主。以浙江省省会杭州为例，杭州的保险深度3.2%，而世界平均水平有8%，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则在10%以上。杭州人均长期寿险保单持有量仅0.4件，而发达国家人均1.5件，台湾更是达到人均2.16件。杭州市家庭产险投保率仅为5%，公众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的投保率在80%以上。（四）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概况。浙江省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5年末，浙江省注册为“互联网金融”“财务管理”“投资管理”“金融及金融服务外包”等企业数量近20万家。浙江省拥有全国超过1/3的互联网企业，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源和高新科技。借助于阿里巴巴及旗下的蚂蚁金融的推动，省会杭州更是被称为“中国移动支付之都”，从2011年到2015年，在全国337个城市中，杭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排名第一，其中在移动支付、征信领域、理财业务、网贷和互联网保险等各个领域，杭州都居于全国首位。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有着众多优势，包括政策环境（浙江省政府的全力推动），经济基础（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数量众多，民间财富充裕），基础设施完善（完善的网络设施，发达的网络经济），以及突出的创新创业氛围。浙江互联网金融市场需求庞大，发展前景广阔。浙江省的企业主体99%以上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产生出庞大的投融资需求，而小微企业的融资特点使得浙江互联网金融有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例如，P2P、股权众筹、互联网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平台等企业快速增长。以支付宝、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了“鲶鱼效应”，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未来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将在推动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经营的基础上，着力支撑杭州打造互联网金融中心，促进银行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融合发展。（五）浙江地方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首先，金融产业发展不均衡。浙江地方银行业发展最好，实力最强，以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业盈利能力强，发展迅速，许多指标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浙江地方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滞后，法人机构数量少，综合实力较弱。以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为代表的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相关业务领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也存在蚂蚁金融一家独大，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其次，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市场化，部分金融机构由于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所有人缺位，委托关系不明确，在人事任免、经营运作中仍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第三，浙江地方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和人才短板的问题，而金融行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行业，高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竞争力。以银行业为例，存贷利差依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人才方面，地方银行业缺乏懂经济、法律、会计、产业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了解金融市场和熟练运用各项金融工具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专业型人才。一些金融机构人员在学历层次，知识结构，服务意识上存在不少问题，这在一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浙江证券期货行业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强，不少人才外流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国际化程度高的一线城市。保险业内精通保险、擅长管理的中高端人才，特别是核保、核赔、风险管理等专业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经验型人才缺乏，成为限制保险业发展的主因瓶颈。

二、台湾金融业发展概况

台湾金融业在1990年以前属于政府管制的垄断行业，金融机构多为公营，数量少且享有高获利。1991年开始，台湾开放设立民营银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率、外汇管制逐步放开。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增加，对业务范围的限制也逐步放宽。同时，逐步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鼓励金融机构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增设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放宽其业务限制，核准外汇指定银行设立境外金融业务分行，成立台北外币拆借市场，提升台北的国际金融地位。进入21世纪，台湾当局颁布“金控法”，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推动混业经营，做大做强金融业。截至2016年底，台湾本地银行数量为40家，外商银行在台分行29家，基层金融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及渔会信用部）333家，另有证券公司119家，保险公司49家，金融控股公司16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改革，台湾改变了过去公营银行机构占主导的金融面貌，许多金融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与国际化程度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台湾金融体系已经焕然一新。（一）台湾金融业发展具备的优势。台湾金融业发展起步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使台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台湾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有如下发展优势：1.台湾银行业：台湾银行业历经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业务综合化、资产价格泡沫化的考验，对企业金融、消费金融、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有完整的经验，民营银行在经过消费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培养了大量拓展市场及风险管理的人才。台湾银行机构针对华人社会需要，发展出特有的金融制度，其人才经验，业务经验和系统及服务效率，皆非外资银行可比拟。具体而言，台湾银行业具备如下优势：（1）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相比大陆的金融分业经营，台湾金融业熟悉金融控股运营模式，并具有较强的公司治理机制。（2）金融产品买卖上具有比较优势。台资银行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方面有丰富经验，能为客户提供全功能的资产管理业务，规避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等，建立在全新客户消费观念上的开放式服务模式，使其零售银行业务的品牌运作、人才和管理等都具有一定优势。（3）拥有较高素质的人才。台湾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人力训练投入大，中高级从业人才海外经验丰富，从业人员普遍素质较高。（4）有丰富的农村合作金融经验。台湾农村合作金融历史悠久，在为农户生产和生活筹措资金、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有丰富的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台湾被称为“中小企业王国”，台资银行在其中小企业由小到大、进而成为国际性大企业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台湾证券业：台湾证券业发展时间较长，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证券交易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具有长期的市场经验，金融市场成熟度高，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成本和难度低，台湾当局对证券转换的限制比较少，对投资者的保护也比较完善。许多中小企业都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融资，并且这些上市的中小企业集中于高科技行业，因此证券市场发挥了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相比大陆，证券业者经营成熟，投机性小。3.台湾保险业：台湾保险业在1994年全面开放后，发展迅猛，目前台湾已跻身世界保险业发达地区行业，保险深度居世界第一位。台湾保险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接受各类型之保险商品，居民保险意识强，2011年人均寿险保单达到2.16张，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台湾保险业者具有将商品设计结合市场需求导向的实务经验，若两岸保险业能合作，台湾业者提供经验、创新及人才，大陆业者提供通路，必能共同推升保险市场。（二）台湾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台湾金融机构创新能力相比跨国金融机构较弱，利差依然是银行主要获利来源，证券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经纪业务手续费，缺乏国际资产管理经验、商业咨询服务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设计等。由于台湾市场狭小，推动自由化后金融机构数量猛增，但随着台湾制造业大量外移至大陆及东南亚，导致银行、证券、保险各业都普遍存在客户流失、竞争过度的问题。据统计，过去10年来，台湾银行业净利差平均1%多，2016年为1.38%，在亚洲地区（不含日本）最低，台湾的保险业市场也已达到饱和状态，据统计，台湾的人年缴保险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约为17%，是世界最高。证券业同样也面临产业发展瓶颈，除了内部过度竞争的因素以外，外部影响主要是香港已转型成进军内地市场的一个重要筹资中心，许多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开始至香港挂牌上市，这使得台湾本地的证券业者流失重要客户。此外，由于台湾薪资水平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导致人才流失加剧，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金融业流失1.5万人才，居各行业之首。因此台湾金融业者必须寻求向外发展的机会，而台湾70%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均在大陆，由此可见大陆市场对于台湾金融业者的意义之重大。

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的合作互动

（一）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的意义。台湾金融业发展比大陆早30年，其在金融民营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建设上有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可供大陆同行参考。通过对浙江和台湾两地金融业发展现状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台湾金融业在综合实力、管理水平、服务效率、风险意识和控制、业务经验以及金融人才等领域有比较优势，此外台湾金融机构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熟悉混业经营，在金融品买卖上具备优势。浙商银行正是看重台湾银行机构人才、业务经验及风控方面的优势，与台湾玉山银行在2010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玉山银行协助浙商银行进行人员培训及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管理。浙江地方金融发展虽然历史较短，但伴随着大陆经济的起飞成长非常快，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的资产与存贷款规模已赶上并超过了台湾同行。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家勇于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市场经济之先河，非常适应市场化运作。近年来大陆的互联网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已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浙江是中国大陆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浙江的互联网金融领先于台湾。台湾是浙江省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及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在浙江投资的台商超过6800家，对台经贸合作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不仅有利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加强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的重要推手。通过两地金融业的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能进一步吸引优质台资企业到浙江来投资。而对于台湾金融业而言，浙江金融市场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一方面台资企业众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台商积极转向大陆内需市场的开发，转型升级需要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浙江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发达，居民富裕，金融需求量大，台湾金融机构如若切入浙江市场，能摆脱其在岛内过度竞争的困境，开拓广阔的市场空间。相比一般外资金融机构，台湾金融机构具备文化语言优势，而金融业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行业，人才的沟通交流对合作的达成与成功的取得至关重要。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使得浙台两地金融业更有可能实现深度合作。（二）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已有的合作成果。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产业，浙台两地还没有实现互设金融机构或参股、合资新建等形式的深度合作，目前的合作成果较少，主要有以下几项：1.2010年浙商银行与台湾玉山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议，双方开展人员培训和技术交流合作。2.2012年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台湾）光阳投资有限公司实现股权合作，成立了杭州鑫悦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3.2014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4.2016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隆汽车金融公司”。相比浙台两地紧密的经贸关系，双方的金融合作显然滞后，这势必影响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因而这一领域的合作亟待推动。（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未来合作机会分析。台湾银行机构（及所属金控集团）与大陆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相比，规模小很多。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已经纷纷与外资合作，台资银行机会不多。但浙江地方银行机构目前已经实现与外资合作的银行仅有5家，实现股权方式的深度合作只有3家（见表1）。台湾银行机构平均资产规模略高于浙江同行（表2），此外台资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的股权结构较类似（民营资本为主），客户类型亦类似（以中小企业为主）。因而浙江地方金融机构存在与台资金融机构合作的空间和机会。

四、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业合作互动的途径及建议

台湾范文篇7

关键词：台湾农业发展模式政策调整经验教训

现代以来，台湾农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停滞——转型四个阶段，反映了台湾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兴衰史。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台湾海峡的军事控制，岛内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抗战胜利后，台湾农业开始缓慢复苏，但因内战期间岛内政局动乱，经济发展再度受挫。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经济，实施了休养生息的农业政策，使台湾农业得到了逐步恢复。从1953年起，台湾农业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黄金时期，闯出了一条人多地少、资源有限、市场狭窄且生产力落后地区发展外向型农业的道路。然而，随着台湾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型，台湾农业的比较优势又迅速丧失，并从1969年起进入了停滞阶段。于是，台湾当局进行了多次的农业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本文拟就现代台湾农业发展模式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政策转变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帮助读者了解台湾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

一、通过变革土地管理制度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二战结束后，台湾地区的土地管理制度仍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少数地主(11．7％)占领了大部分(56．0％)土地。据1948年统计，“当时台湾总人口约740万，农业人口约380多万，农民75％是佃农，约有280万，超过当时总人口的1／3。”①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靠租佃地主土地维持生活，佃农通常要将所收获粮食的50％作为租金，其土地较好和肥沃地区，租率甚至高达70％。且不管年景好坏，地租照交不误，农民辛苦劳作一年，只能得到少部分粮食，故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高。解放战争结束后，台湾岛内人口剧增，经济秩序混乱，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于是，从1950年初开始，台湾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农耕的政策措施，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至1951年底，台湾岛内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水稻产量达到148．5万吨，甘蔗产量达到202．2万吨，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3％。②虽然台湾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但仍然无法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于是，在祖国大陆的影响下，台湾当局也着手进行，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①李松林著：《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②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赴台湾现代农业考察团著：《现代台湾农业考察报告》，《中国热带农业信息网》2006年3月。

台湾第一次建立了自耕农土地管理制度。整个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实行“减少地租”政策。1951年5月25日，台湾“立法院”颁布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规定地租最高限额为37．5％。即：佃户在农地年收入总量中扣除25％作为生产成本后，余下的粮食租佃双方按比例分红，佃农占62．5％，地主得37．5％，地主和佃农双方必须订立书面租约，租期不得少于6年，灾歉之年地租减免，因灾歉收获量不到三成者，应予免租。①《减租条例》明确了农地的租率、租期，取消了附带租金，巩固了佃权，改善了佃农生活。据1953年统计，岛内约有26万公顷出租耕地重新订立了租约，受益佃农达29万户。减租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对台湾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1953年1月26日，台湾当局颁布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规定一户地主最多允许保留水耕田2公顷或旱地4公顷，超过部分由“政府”征收，并付给地主补偿金。

补偿金可以领取现金，也可以用土地债券或公营企业的股票结算。一般情况下发给地主70％的实物债券和现金，30％的(农林、工矿、台泥、台纸等四大公营公司)股票。而台湾当局又将征收的土地有偿转让给佃农，原承租者优先购买。征收的地价和佃户承领的地价相同，都按耕地全年收获量的2．5倍计算，分10年付清。台湾的第一年，共征购地主土地13．9万公顷，约占地主原有耕地的30％，19．5万农户购买了土地。②这次历经10年时间，据1963年统计，80％的耕地变更了所有权。“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施，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快速发展。三是推行“公地放领”政策。近代以来，台湾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出现了封建地主、殖民统治者和农民共同占有土地的局面。二战结束后，台湾省政府接管了日本殖民者占有的土地，成为公有土地。从1948年开始，台湾省政府开始将部分公地承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l952年5月30日，台湾“行政院”颁布了《公用土地出卖条例》，全面推行“公地放领”政策，允许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按照现耕农、雇农、耕地不足的佃农、半自耕农的顺序)承领公地，其地价也按单位产量的2．5倍计算，分10年付清。“公地放领”政策一直延续到1976年，共放领公地14万公顷，28．6万农户承领了公地。“公地放领”政策使台湾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农民与“政府”都增加了收入。据l963年统计，台湾地区每公顷稻米产量提高到2600千克，比1948年增产了200多千克，山芋每公顷产量提高到14000千克，比1948年增产了2800多千克。农民平均年收入达到20988元新台币(以1953年价格计算)，比1948年13158元增长了7830元。③台湾第一次，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新的土地管理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快速发展。

①《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民国40年4月7日颁发。

②喻尘著：《铺平腾飞之路》，《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28日。

③李国鼎著：《台湾的现代农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6—67页。

台湾范文篇8

一、岛内企业出现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台湾出现企业财务危机的重要原因是经济不景气。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台湾经济的增长率1998年估计要比1997年低1.4个百分点。由于新台币汇价及台湾股市比1997年7月初下跌近20％，海外市场萎缩，厂商在东南亚的投资失利，导致企业投资减少，民众消费意欲降低，岛内经济景气与1997年相比明显转差。在外贸方面，台湾1998年前10个月的出口总额为912亿美元，比1997年同期减少9％。台湾对亚洲的出口更出现了18.8％的负增长率，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也从1997年同期的50.6％下降至目前的45.2％。正是由于内外需求不振，1998年前8个月，岛内工厂倒闭家数已达3000多家，较1997年同期增加40％左右；其中，金属机械、民生工业、资讯电子业及化工行业分别关闭至少600家以上。台湾失业率在8月份曾超过3％，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据台湾学者估计，农历年关之前台湾还会出现企业倒闭的另一高峰，如果当局处理不当，最终可能会对经济体系构成更大威胁。

在经济前景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岛内企业经营困难明显增加，负债比率偏高者更容易出现跳票危机。当然，企业出现财务危机除了经济环境转差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大致有：

1、不少企业的负责人好大喜功，大肆举债，盲目扩张业务，导致企业财务杠杆放得太大。这一点与韩国的情况有些相似。只不过在台湾，如此不谨慎的企业规模较小、程度相对轻一些而已。岛内财务状况恶化的大企业，大都与过去扩张太快，运用财务杠杆以小博大，以及将短期贷款用于长期投资等行为有很大关系。以发生跳票危机的安锋集团、东隆五金、禾丰集团和新巨群为例，除去其他负债，其银行借贷总额均超过其资本的一倍以上，企业体质如同泡沫经济的缩影，被迫引爆只是迟早的事。

2、企业涉足股市太深，即使靠交叉持股和哄抬股价也很难抵御股市的持续性挫跌。90年代以来，台湾曾致力于抑制过热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成份得以大量消减。但是，企业大量举债与恶性炒股的活动依然存在。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投资法人及股友社还隐身幕后，大玩内线交易游戏（即本港所指的内幕交易），一些具有党政背景的企业也交叉持股，使联盟成员股票的股价被抬高至不合理的价位，最终加重了企业自身的债务负担和投资成本。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台湾股市已持续一年低迷不振，一些涉足股市太深的企业因遭受巨大损失而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之中，并通过企业原有的股权交叉关系及债务链产生骨牌效应，引致一系列的跳票事件。

3、少数企业的管理阶层出现严重的腐败行为。最近一轮的跳票潮，与东隆五金10月22日被停融资券交易有一定的关系。而该公司之所以会受到如此处罚，主要是因为台湾证期会和证交所在查账时发现，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已涉嫌挪用公款53亿新台币。同时，查核人员还发现该公司与一些法人“策略联盟”有交叉持股和哄抬东隆五金股价的行为，而且东隆五金及其他持有该公司大量股份的联盟成员，在东隆股票9月25日挂出跌停板之前，早已趁高大量沽出股票，使无数不知企业内情的投资者深受其害。

二、企业财务危机殃及台湾整个金融市场

企业接二连三的跳票事件很快就波及金融机构。像东隆五金一样，一些也发生财务危机的公司如罗杰建设、安锋集团、万有纸业、联蓬食品、瑞园纺织等，都在中央票券公司有授信额度。外界于是开始怀疑中央票券的偿付能力，银行也要求它增加担保品，并冻结其部份抵用额度。中央票券在克服数次资金周转困难后，终于在11月3日不支，也出现了7亿新台币的跳票行为。由于中央票券信誉受损，许多银行不愿接受由“央票”保证的票券（担保余额为212亿新台币），“央票”保证的企业商业汇票在市场上要加码才能卖得出去，原先持有该类票据的客户便纷纷要求解约，使中央票券公司陷入更大危机之中。继中央票券之后，宏福票券公司也紧接着发生支付危机。该公司11月7日出现了高达29亿新台币的资金缺口，在台“财政部”和许多银行的资助下才暂渡难关。

台湾票券公司出事不是偶然的，除了相当一部分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外，其原因还有如下几点：

1、台湾自1994年开放新票券公司以来，相关的法律尚未健全，存在不少漏洞。如国际上一般不允许票券公司拥有授信业务，而台湾的票券公司则既可以发行票据，又可以为企业提供授信额度，风险程度明显较高。

2、最近几年来，新的票券公司成立过多（设立票券公司仅需20亿新台币的资本额），竞争显得越来越激烈。为了保持一定的业务量，新票券公司一般只能抢到从银行借不到钱的边际客户。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3、在票券公司发行票券的客户，往往把发行票据所获资金投入股市，获得以后再来归还欠款，但如果股市长期不振，或短期炒作失利，则不仅客户自身倒霉，票券公司遭受损失也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中央票券和宏福票券出事之后，岛内银行纷纷冻结了其他新票券公司的抵用额度（作周转金用途的授信额度）。而这些票券公司又是货币市场的重要成员之一，所以台湾的货币市场也迅速卷入开市20多年来最严重的支付危机之中。

由于票券公司地位非同一般，万一倒闭将累及整个金融市场，并出现广大客户群连锁“跳票”的严峻局面。所以，台湾当局非常重视，并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解困措施。但是形势比人强。票券公司问题出现以后，在连锁反应之下，企业财务危机的影响面不断扩大，东帝士集团、中兴纺织和高雄银行因受传言所困，股价下泻，资金周转也渐趋困难。局势的进一步演变，使信用危机迅速从企业和票券公司扩散至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甚至银行体系。

1、股票市场。由于中央票券公司缺钱，依赖“央票”调度资金的新巨群在股票交易时发生了违约交割事件，“国产汽车”也受波及，结果引发11月3日股市大跌146点。其后，台湾股市更因传言部分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欠佳而一路下滑，11月11日共有48家股票挂出跌停板，加权指数跌至6654.79点，比11月2日跌去整整600点，减幅达8.3％。

2、外汇市场。在10月底之前的一段时间，新台币汇价因日元回稳原本已呈逐步上升的势头，但近期在跳票事件影响下却再次向下调整。其中，中央票券出事当天，新台币对美元小贬1.4分，11月5日再贬值近1角至32.56元。

3、租赁公司、投资公司及证金公司也可能因连锁反应而陷入困境。据指出，中央票券的持股人比较分散，许多股东都用“央票”股票作质押向租赁公司借钱，现在“央票”股价下泻，租赁公司可能会因押品不值钱而出现财务危机。对投资公司来说，它向来依赖票券公司，靠取得票券公司保证额度后发行票据来取得资金，然后投入股市；当票券公司缺钱时，投资公司的财务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对证金公司来说，它常常发行可免保证的商业汇票，从货币市场中筹资来买卖股票；如今货币市场信用紧缩，证金公司周转也可能会出问题。

三、台湾银行业面临严峻考验

从企业跳票，到票券公司的财务危机，再发展到整个金融市场都被牵涉其中，台湾银行业自然难以置身事外。一方面，不少企业的财务素质下降，银行如不谨慎放款，资产质量有下降的危险；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企业资金调度紧张，银行如不救“火”，企业出了问题，银行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特别是票券公司出事以后，新票券没人肯卖，企业发新券还旧券的希望不大，对银行信用的依赖程度更大。再加上台“央行”多次劝喻银行要“雨天送伞”，银行肩负的担子越来越重。

但台湾银行业自身的日子明显不如往年，基层金融机构的体质更因金融自由化以后市场竞争过于激烈而有所下降。幸好近年来资讯、半导体等产业成长快速，带旺了股市、贸易和消费行业，金融业才算平安无事。但亚洲金融危机持续一年多以来，岛内经济不景，企业投资缩小，民众消费下降，银行收入也出现大幅倒退，逾放比率则不断上升。

1、逾放比率显著升高。据台“央行”统计，1998年第三季度台湾整个银行体系逾放比率高达4.35％，创下了历史新纪录。这当中，资产在2000亿新台币以上的老行库逾放比率为4.17％，资产不足2000亿新台币的新银行逾放比率为4.99％。另据台湾合作金库的计算，全体农会信用部（共28家）的逾放比率1998年第二季度更高达12.05％。

2、银行回报率衰退。据台“央行”10月15日的资料，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新台币的大型行库1998年第二季度的净值回报率为14％，其他大型行库则为8.6％，分别比1997年同期减少了1.6和0.7个百分点。

3、外资银行开始缩减岛内业务。由于经济不景，金融自由化政策较前收紧，外资银行纷纷裁员并重组业务，有的甚至淡出台湾市场。据报道，瑞士联合、加拿大皇家、美国信孚、荷兰巴林等银行近日纷纷通知客户，将在年底前或明年初收回授信额度，有的甚至裁撤贸易融资部门。其中，加皇裁员近30人，荷银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部门合并以缩减人力，法国兴业和东方汇理则陆续缩减部分商银业务。

4、穆迪评级公司调低台湾十家银行的信贷评级。根据11月20日公布的报告，穆迪认为，虽然台湾的银行不会出现类似邻近地区银行的危机，但由于出口衰退，企业频频发生财务问题，以及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弱点，有必要调低华南商业、第一商业、世华及交通等十家银行的信贷评级（上述四家银行的长期信贷评级分别从P—1调低至P—2）。

四、台湾发生全面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尽管企业的跳票现象已引发票券公司的财务危机，并对岛内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构成一定的威胁，但由于问题的严重性引起当局的高度重视，加上台湾外汇政策比较保守，经济金融的基本要素又相对较好，台湾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1、相对于东盟、日本和韩国来说，台湾经济的基本要素是比较好的。即使岛内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1998年仍可达到5.3％左右，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出口也是一样，尽管下降近一成，但1—10月仍有46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台湾几乎没有外债，外汇储备截至9月底达到842亿美元，与那些靠外债来发展经济并达致国际收支平衡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台湾的产业结构转型比较成功，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比重已升至32.5％，这是支撑目前岛内经济景气的主要动力之一。

2、台湾的涉外金融政策相对保守，国际炒家趁机发起攻击的可能性不大。虽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多年，但外国资本目前在台湾所受规限仍然比较多。按照规定，单一外资在岛内的持股上限仅为15％（1998年8月放宽后的标准），所有外资的上限也只有30％。这一政策导致境外投资者占台湾股市的比重仅3.5％左右，远低于韩国的10％、泰国的34％和印尼的59％。在银行业务方面，台湾不仅限制较多，还经常对外资银行采取查账查税行动。在外汇交易方面，台湾5月25日宣布禁止境内法人承做无本金交割期货合约业务；8月9日出台新措施，规定银行承做个人买汇50万美元以上、法人10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时，必须立即电话报告“央行”；8月22日又宣布禁止所有证券经纪商索罗斯旗下的基金业务。台湾相对保守的金融政策，使当局较易控制金融局势，国际炒家进行操纵炒作的难度极大。

3、岛内金融形势尚未恶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到目前为止，尽管企业的“跳票”现象以及中央票券和宏福票券的财务危机，已产生连锁反应，并对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体系构成很大威胁，但台湾的金融形势尚未到严重恶化的地步。对股市来说，11月上旬的跌幅虽然较大，气氛也不同寻常，但在基本经济要素的支撑下，股市崩盘的可能性应该甚小。对风暴中的票券公司来说，尽管一些新票券公司质素较差，度日维艰，但作为市场主力的三家老牌票券公司（即中兴、国际和中华票券公司）财务状况则比较稳健，逾放比率更控制在0.3％左右。对银行业来说，尽管整体逾放比率创下了4.35％的历史新纪录，但是，除农会信用部外，台湾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尚在安全线之内。

台湾范文篇9

关键词：灯具类;文创品牌;设计意象;体验经济;KJ法

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成为许多国家工业发展的重点，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都极为重视[1]。随着服务经济日益商业化，人们对于商品的选择更加个性化。由此，将目光、消费投入体验经济。体验经济既从生活与情景开始，塑造感官体验与思维，吸引顾客注意力，改变其消费行为，从而找到文创产品新的消费价值[2]。灯具作为我们生活中最常使用的产品之一，其设计与创新在文创产业中具有重要价值。作为文创产品，灯具设计应强调其文化属性，设计意象就变得尤为重要。文章研究目的：透过探讨台湾地区灯具类文创品牌之设计意象，为文创产业工作者及研究者提供设计参考依据。

一、文献综述

（一）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况。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2002年6月将文化创意产业计划纳入重点台湾文创品牌设计意象研究——以灯具类为例ASTUDYONTHEIMAGEANALYSISOFCULTURALANDCREATIVEBRANDDESIGNINTAIWAN——TAKINGLAMPSANDLANTERNSASANEXAMPLE发展工作，提出需以知识附加价值最高的类型设计创意产业为领导核心，重点在于艺术美学创意设计。自21世纪以来，台湾地区文创产业发展呈现出丰富的产业面貌，产品设计产业发展优势较大[3]。近年来，台湾文博会将台湾各个地区在地文化融入文创，以成熟的传统技术结合科技技术，推动文创发展，在文化传承中激发创新[4]。（二）文创品牌。文化品牌可定义为四个面向：识别“具有辨识度的可视化重点”，产品“具有品牌特色，可辨识性的附加价值商品”，服务“以艺术文化知识等方面为主的服务”，营销“以文化艺术知识为前提的品牌与购买者之间的沟通”，展示其竞争优势[5]。品牌能给予消费者信任，为消费者提供质量保障，可突显消费者地位以及对于质量生活的追求，也成为消费者选择和购买商品的方向[6]。文创品牌不同于其他一般大众品牌，它具有地域性、文化差异性及民族性，其核心强调价值观与生活行为，是文化产业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单位[7]。（三）设计意象。意象是感觉与直觉之间综合的表现，商品意象是由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体验与心理所做出的判断。意象设计能激发人类内心的认同感，使文化与生活相结合，并透过商品设计令消费者对于普通的事物有新的感悟与体验[8]。产品在贴近当下发展的需求中应突显出消费者的价值观与个性化特点，设计者可以从感性意象出发，在造型上加以创新，确保产品造型的发展趋势。感性意象可以理解成人们对于某种物体所产生得深层次的情感追求[9]。透过外在造型因素，经过用户的感官系统被其感知后，对于产品的造型所产生的意象，其中包含感觉、感知、风格等，并透过产品的结构、材质、颜色等因素的构成，以及外部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可赋予产品意义[10]。（四）文创灯具类产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灯具类的产品已经不单只是作为照明的工具，设计师与艺术家开始利用灯具类产品进行设计艺术创作[11]。目前文创灯具类设计更注重与科技、人文、情景、体验相结合发展。灯具类文创品牌独特的地域性，文化性也更能够引起消费者购买的欲望。藉由糖葫芦，射日神话等多种在地文化元素作为源物进行LED灯具设计的操作测试。发现台湾文创商品设计上常运用到隐喻手法。从较为抽象的文化概念与具象化的文化器物中提取诠释，可开发出功能、造型、文化意涵相结合的文创类产品[12]。

二、研究范围及样本

研究以普选方式从2017年台湾地区文创博览会展出的文创品牌中选出10家灯具类文创品牌做为研究对象，分别为DnHLoftdesign、大器创意有限公司、沙坦朵安手作坊、卓玉股份有限公司、品研生活美学有限公司、祈乐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格玮国际有限公司、稳得创意工坊、KAMARO＇AN往下来吧、光织屋，见表1。每家品牌选出5件网页营销官网主页中位置最为明显的宣传作品作为本研究的研究样本，共计图片50张，如图1。其余展出的文创品牌不在此次研究范围之内。

三、研究方法及步骤

（一）研究方法。文章以KJ法（亲和图）为研究方法，探究台湾地区文创品牌之设计意象，以灯具类为例，归纳出其意象特征。KJ法又称A型图解法，亲和图法（AnityDiagram）。由东京人文学家KawakitaJiro1964年创始发表，并以他姓名英文的缩写命名“KJ”。KJ法将大量事实如实收集捕捉，透过对于这些事实的组合与归纳，发现问题全貌，从而建立假说或创立新学说，可处理简单或者复杂的问题，使问题内容架构清晰，更容易聚焦掌握。KJ法是从概念出发，对问题进行归纳与质化因素缩减的方法。不需要数理化，以语言文字形式掌握问题，可探索式的发现问题。研究者可以使用KJ法归纳复杂的质性问题。此方法有利与归纳抽象及繁复问题[13]。（二）研究步骤。本研究操作于2019年3月13日下午3：40至晚上22：50，地点为台湾地区某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室。由9位成员运用KJ法以“台湾文创灯具品牌—50个灯具设计意象”为题，进行台湾地区文创灯具品牌设计意象为关键议题进行探讨。研究小组成员筛选标准为具有多年设计美术专业背景学生，年龄介于20-30之间，设置成员编号为1-9。对于研究方法以及台湾地区文创灯具类品牌设计意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KJ法分组以每项约3-5张左右为一组，超过第6张分为第二组，再为每组分类命名（因子命名）。当全部分组小于10个，KJ法操作完成。

四、结果与讨论分析

透过KJ法操作，一共得出视觉色彩、风格特色、产品材质、仿生造形、人文素养五大项目。衍生出明度、物体色、彩度、暗黑、感性、理性、建筑、室设、器具、地科、大自然、生物构造、形状、家庭、情感、文化、宗教、时尚等18小项，如图2。（一）KJ亲和图内容的彼此关系。视觉颜色与风格特色有关系。风格指在某个特定时期的艺术风格或是艺术家作品的特色特征，色彩在不同艺术时期或不同的艺术家面向都有着不同的艺术表现[14]。仿生造型与产品材质有关系。材质与造型之间相辅相成，由于材质的属性与特质，在产品设计中需思考以怎样的工艺能够达到造型的需求。仿生造型与文化、宗教、时尚互为因果。不同文化、宗教中对于生物的寓意有所不同，在仿生造型上的呈现也有所不同。时尚元素多元，受到时代、个人喜好的影响，在仿生造型上多样化。人文素养与视觉颜色、产品材质有因果关系，与风格特色有关系。人文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自然环境与人文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环境（包括色彩）。宗教中的色彩也受到其信仰、传统影响。不同情感的表达可以透过材质展现，柔软的材质常常给人欢乐或开心的、柔软的感觉，尖锐锋利的材质带给人愤怒哀愁的感觉。产品材质上也根据宗教的信仰内涵传达的不同而进行选择。风格受社会及时代与历史的影响，体现出人类在当时社会所表达的社会经历与情感倾向，因此人文与风格二者不可分割。（二）灯具类文创品牌设计之特点。1.视觉颜色。视觉颜色包括明度、物体色、彩度三个方向。在色彩明度中，多为明度、通透度较高的颜色。样本B16（见图1）为“卓玉股份有限公司”灯具《喜乐》，灯罩采用微曲镜PMMA光板，从视觉上具有高明度，穿透感及层次感。物体色为材料本身的颜色，利用原始素材创造出全新的产品，保留物体原有的颜色。样本B11（见图1）为“花莲文创品牌沙坦朵安手作坊”作品。此品牌将废弃物变为设计，渴望地球干净。彩度部分文章样本选择主要包含人为颜色，例如陶瓷烧制釉料颜色。2.风格特色。风格特色包括了暗黑、感性、理性。暗黑风格包含卷曲、凋零、沉重、缠绕、腐蚀、破损等意象。样本B13（见图1）以自然材料与废弃的材料制作而成，造型中多采用铝线制成卷曲的造型，吻合新艺术风格中以自然形态为主、突出曲线形态。感性风格以柔软的材质、女性化的精致、多层次的设计表达。样本B47（见图1）选取于品牌“光织屋”。由一名女性艺术家与一位原住民工艺家共同创作。此系列作品《旅行的梭光》，运用到黄腾、乌叶竹、树皮、草木染、漂流木部等材质。流线的造型，融入编织的竹体，陇上树皮捶打制成的轻柔薄沙，天然草木晕染的色彩。在繁复的造型中带有温柔的材质。理性风格面向在感官上带给人平衡，简约，干净的感受。例如本研究样本中B05（见图1）是品牌“DnHLoftdesign”的灯具作品，为工业风格设计。LOFT表面意思翻译为仓库阁楼，最初起源于欧洲，受到工业化与后现代的碰撞，在20世纪40年代被艺术家与设计师利用进行居住展览社交等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时尚风格。根据现代人审美情趣，LOFT风格逐渐细化，或偏向复古或偏向前卫。并多以简洁、有质感、整洁重复为主要趋向。3.产品材质。产品材质内容方面的元素广泛，包含建筑面向材质，室设面向材质以及器具材质。花瓣、蝉蛹、茧、蜘蛛丝等意象的材质也融入到了本次研究产品材质中。研究样本B50（见图1）为“光织屋”作品《花纹囊体》。选用材质构树纤维制成纸浆，加入苎麻、琼麻、葛藤等植物纤维、手工抄纸。将树皮纤维制作成立体纸行，苎麻纤维勾织不断向外扩散。利用材质的韧性创造出实体空间感的造型。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提到，材质带给她本身与使用者内在的感受与外在的感受。人与材料之间的对话是一种清楚的语言，即与自己对话。整理材料的过程像是整理了自己的内心，使自己变得安定单纯，回到最原始的地方。室设面向内容中多为家中使用用具材质为主，样本B41（见图1）为品牌“KAMARO'AN住下来吧”灯具作品。此品牌坐落在美丽悠久的阿美族古老部落。如同原始祖先一般自给自足的生活，从中获得满足于快乐的设计理念。在山中采藤，在海边拾取漂流木，一切器具依靠双手制作。将工业设计产品工艺化，利用传统的车伞草经过草编结合金属框架制成灯具。器具面向采用环保材质居多。研究样本B22（见图1）《温释手提竹灯》为品牌“品研生活美学”作品，运用生长在台南的枝竹编织而成，兼具东方古典风情与时尚。4.仿生造型。仿生造型包含地科、大自然、生物构造、形状。地科部分包含生活环境社会中景观，研究样本中B27（见图1），运用技术创新产品给予用户欢乐体验的同时，提高消费者对环境社会的认识。生物构造部分利用虚与实的模仿生物的构成。“大器创意有限公司”强调品味设计创造美好事物，运用不同种类，不同典故中“鸟”的造型为主要设计概念。结合传统工艺及现代科技，为使用者提供美好的生活体验。例如样本B10（见图1）运用了东方风格的青花瓷纹样，台湾莺歌镇陶瓷的陶瓷工艺作为飞羽的“羽毛”，将生活点缀的如诗词，如画境。利用音效模仿黄啼的叫声，透过鸟与鸟笼的概念将灯光与声音氛围相结合，仿佛文人雅士在清晨赏鸟闻啼，描绘美好的小生物带给使用者向往温馨生活的温馨画面。形状部分通过曲线、封闭、直线表现设计的延展性，流畅性。样本B31（见图1）利用五金线，多层次构建出东方山水层层迭迭线条之间的虚实交错。5.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包含家庭、情感、文化、宗教、时尚。在家庭项目中，样本B30（见图1）为一个房子造型，材料柔软的手感，可爱的外观带给使用者家庭一般的疗愈与幸福感。情感面向分为喜、怒、哀、乐、欢。文化面向包括东西方思维，东西方节日庆典以及原住民文化。宗教面向佛、道、儒以及西方天主教与基督教。样本B20（见图1）《心莲》为卓玉设计有限公司光明静好系列产品，以激光雕刻，线条简洁，象征智慧、慈悲之心。时尚面向，样本B42（见图1）具有东方风格放射性元素，造型上对称、重复、颜色淡雅更符合当代以“轻”为美的时尚潮流。

台湾范文篇10

从1950年代末以来，海外年轻华裔学子来到台湾完成大学和研究所学业，为台湾高等教育带来一股新气象。其中又以马来西亚（含马来亚、英属婆罗州的沙巴、沙捞越）地区学子在台深造期间，投入创作，发展文学事业，最值得注意。随着这些马来西亚的文艺青年参与或组织文学社团，出版刊物、发表各文类作品、获得重要文学奖项、出版作品集，并展开马华文学的批评和论述，其长期累积的庞大生产与文学效应，显然已在台湾文学场域内形成颇为特殊的文学传统。如此清晰可辨的马华文学社群由此产生，并逐渐以“在台马华文学”型态在华文文学领域占据一个颇受注目的位置。严格说来，“在台马华文学”的发展已有40余年的历史。早期习称的“侨生文学”、“留学生文学”、“旅台文学”，表现了这支从校园到文学奖而崭露头角的文学创作队伍的组成生态。近年经过张锦忠教授以“在台马华文学”为其正名，这支从1960年代渐进形成的文学创作队伍，透过各类型的书写在台湾文坛建立自身的写作传统，替台湾文学形塑一道特殊的文学风景。随着这些马华创作者的两地往返、落地生根或长期迁居，他们的作品持续对南方故乡的回顾与创新，探寻热带雨林的历史伤痕与奇幻想象，辩证族群政治和离散华人的文化和家国认同，以及面对台湾在地经验的撞击与融入，离散、忧患及故乡/异乡的回旋摆荡，奠定了“在台马华文学”特殊的写作风格和蓬勃的生命力。恰恰这样的文学传统和地域风格，在台湾形塑了热带风情与文化想象的文学窗口。早在1960年代、1970年代在台湾大专院校和文坛冒出头的“星座诗社”和“神州诗社”，这两个由马来西亚侨生为主体的社团，开启了马华青年在台湾组织和参与文学社团的传统。他们的文艺情怀，积极投入文学和出版活动，气象颇为壮盛，深刻改变了马华青年在台湾的文学和文化实践意义。在此同时，几位重要的马华小说家李永平、张贵兴和商晚筠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角逐两大报文学奖，并有获奖的记录。他们的早期作品接续出版，李永平的《拉子妇》（1976）、商晚筠的《痴女阿莲》(1977)和张贵兴的《伏虎》(1980)都展露了无比的才气，奠定了这些小说家日后在台湾的写作事业。其中李永平借《拉子妇》的出版，深入描写婆罗州雨林内部的原住民妇女和族群矛盾，算是第一位在台湾诉说雨林故事的马华作者。尔后更以《吉陵春秋》（1986）获中国时报文学奖推荐奖，赢得亚洲周刊读者票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而张贵兴的《群象》(1998)入围第二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决选作品，并获得读者票选奖第一名。二人的小说创作多年持续不辍，既缔造了文字美学形式的高潮，同时也开创雨林的文学视野。二人已是在台马华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作家，同时也是评论家眼里台湾或华文文学领域内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到了1980年代，曾在大学修习园艺，并在1972-1974年任教于台湾中兴大学园艺系的潘雨桐，也在80年代初期进入文学奖获奖行列。其时他已离开台湾且脱离学生身份多年，却重新在台湾文坛登场，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因风飞过蔷薇》（1987）和《昨夜星辰》（1989）。如此经验说明了“文学奖模式”已是新一代马华作者介入台湾文学活动的重要方式。从80年代末迄90年代末的10年间，一批在台湾文坛深耕的马华作者如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林幸谦、辛金顺等人，先后获得多个文学大奖而受到注目，并持续以质量并重的创作，奠定了新世代马华作者的气势和能量。这批作者大多写诗和散文，但其中投入小说写作的黄锦树，则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和马华题材，开拓了独具视域的马华小说风貌。事实上，这批以文学奖崛起的作者也同时代表着另一个世代的马华作家的台湾经验。他们除了写作，同时研究教学，投入马华文学论述的行列。另外，他们来台念书多在80年代中后期，成长和写作背景除了意识到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的族群政治和华人困境，也见证了台湾解严转型的社会脉动。复杂和多重经验使得他们的文学认知不同于之前的在台马华作者，文学想象直视马华政治、族群禁忌、华人文化意识和历史议题，同时也凸显自身流动的离散位置，文字考究的书写形式。在台湾文学视域之外，他们展现了徘徊在南洋性（Nanyangness）和中国性（Chineseness）之间的文学特质。这些创作者成功奠定了“在台马华文学”的作品分量和鲜明风格，先后获得出版社青睐，在不同出版社出版个人作品集。相关的马华文学选集、评论集也陆续获得出版。除此，自1996年不曾留学台湾的黎紫书，以《蛆魇》获得第十八届联合报小说首奖后，20余年间那些没有台湾背景的马华得奖者陆续登场。他们在得奖之后崛起为新一代的马华写作者，作品发表穿梭于台马两地。这带动了更多留台和未留台的写作者投入台湾的文学领域，甚至因此进入台湾出版行列，其中李天葆、陈志鸿、龚万辉、吴龙川（沧海•未知生）、贺淑芳、黄玮霜等人都先后出版了个人创作，小说尤其是大宗。台湾提供了这些马华作者初次出版著作的机会，甚至成了不少作家持续投入写作和参与文学活动的重要地域。近年来，由于数位出版的便利，台湾的出版社经由两地作家、学者的穿针引线，推荐出版或作者自费出版了一些马华在地作家如小黑、朵拉、原上草、吴岸、沙河、陈政欣、许通元、冰谷等人的作品，其中还包括有留台背景的马华作家傅承得、李宗舜（黄昏星）、木焱、邢诒旺、廖宏强等人的著作。除了文学创作，同时有马华文学论述著作，以及规划“马华文学奖大系”的出版，借由新型出版形式不但增加了马华作家的出版机会，也改变了马华文学在台湾的出版生态。这支颇为耀眼的海外兵团，（3）壮大了“在台马华文学”的规模，也持续改变着台湾文学系统内部多元的生产面貌。他们或因此成为台湾的在地作家，或以台湾为出版根据地，形成台湾文学内少见的“附生”或“依存”形态。

二、原乡、雨林、华人：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的马华叙事

论及台湾文学谱系内的马华小说，则以李永平、张贵兴和黄锦树最值得注目。李永平和张贵兴都是出身于英属婆罗州沙捞越（Sarawak）的马华作家。其中张贵兴在1990年代开始借系列雨林故事确立写作风格和叙事类型，成功缔造在台马华文学的雨林标志。他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带有传奇故事的时空体（chronotope），以家族史和国族记忆的格局铺陈离奇故事，具有雨林史诗的架势。从早期带有青春启蒙、梦幻色彩的《赛莲之歌》(1992)，后来演绎华人迁徙、家族拓荒的《顽皮家族》(1996)，以至深入追寻沙劳越共产党历史的《群象》(1998)，或竭尽表现雨林生态和国族寓言的《猴杯》(2000)，或意图在雨林演绎成长故事和传奇色彩的《我思念中长眠的南国公主》(2001)，张贵兴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既引人入胜，又处处凸显其不同于台湾文学现有的元素。这些展示雨林奇幻特色、热带生态、沙共左翼历史，以及带有历史传奇特质的成长小说和华人离散拓荒史的写作，已是华文世界少见的书写。李永平的小说长期经营南洋特质和中国性的辩证，处理婆罗州题材，亦深入台湾都市景观。从《吉陵春秋》（1986）开始，李永平在华文文学领域已受到普遍的注目和赞誉。他以铸造文字般的意念坚持“纯正中文”，追求汉字的美感形式，对中国性/南洋性的离散文化的呈现和展示，既代表了马华在台作家对创作文字的极致实验，亦被归类为台湾现代主义美学写作。尔后的《海东青》(1992)、《朱鸰漫游仙境》(1998)依序实践其“纯正中文”的写作风格，同时铺陈其萦绕不去的原乡乡愁，一个自婆罗州离散的浪子形象，穿梭游荡于台北街头，且设定了朱鸰的倾听者角色。但他在《吉陵春秋》中成功地营造地域模棱两可的原乡，美学化的欲望地理，（4）性、堕落、欲望和原罪的循环辩证和论证，以及受难女性、性别暴力等符号和美学的展演，论者以为这是一部“中国性——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5）精确呈现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特殊的热带景观。“一个中国/南洋小镇的塑像”是大众对《吉陵春秋》的阅读印象，却也凸显马华作家在语言和美学层次意图展示的文字乡愁，一个模仿说书话本腔调世界的“中国性/南洋性”辩证。近年李永平的《雨雪霏霏》（2002）则直接回到婆罗州地景，以忏情的自传色彩开始写作他的“婆罗州三部曲”。到《大河尽头》（2008、2010）上下册的完整出版，李永平以散布在婆罗州地表上的族裔、鬼魅、性欲等传奇元素，揭开殖民和战后的雨林奇观和成长故事，开展雨林书写的大河叙事。从气势磅礡却又幽婉动人的雨林故事，李永平诉说的家乡经历和少年记忆，引导读者走入他的个人成长世界和婆罗州经验。小说的飘零情调和原乡想象，交织着从婆罗州、台湾和纸上中国循环构成的离散的原始激情。这一点恰恰被论者视作20世纪华文文学内独具风格的“浪子文学”。（6）1990年代在台马两地开始为人熟知的黄锦树，他的小说长期表征大马政教环境、华人生存寓言和历史伤痕，关注马华文学生态、华人移民的处境和命运，无论题材和思想，其颠覆、戏谑和后设技法和饱满的历史忧患，既迥异于两岸三地的小说格局，也不同于马华当地以写实为创作主线的小说特色。黄锦树小说已在试探或建立另一种马华小说的写作经验，在审美趣味和文学风格上，皆凸显了马华小说在台湾文坛的特殊位置。他同时在大马及台湾两地推动马华文学论述，成为创作与论述并重的在台马华作家。从《梦与猪与黎明》（1994）、《乌暗瞑》（1997）开始，他的创作关怀与学术眼界交织的复杂脉络——总不自主的边缘意识（客观被迫或主动就位），凸显其双乡的流动身份，以及反骨与颠覆传统的企图心。他的小说挑衅政教禁忌和出入文学史观，引领台湾在地读者进入不甚熟悉却又别具魅力的马华视域。尔后《由岛至岛》（2001）、《土与火》（2005）的出版，展现了种种带有不同流亡和错置脉络的故事，意图重建一个马华文学隐喻式的精神原型：南来与离心。无论是历史性的迁徙，或因为远离中原的境域，或大马政教结构性排挤下的离心，由此生发的悼亡、愤慨、无奈、悲凉等复杂情绪，因而形成抑郁、嘲谑等不同形式的小说面目。然而，这些无法被主流移民史、政治史或文学史表述的“心灵史”，却因此在黄锦树小说世界凸显出值得注意的“流亡症状”和“狂欢形式”。

三、翻译马华与台湾热带文学

在此之外，马华小说的外译也借台湾文学的翻译管道，呈现了叠合和互补的关系。从21世纪开始，经由王德威教授的引介，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和张贵兴的《我思念中长眠的南国公主》透过“台湾现代华语文学”英译计划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7）这是马华长篇小说首次英译，让英语世界读者见识了马华题材作为台湾文学内的华语想象。除此，长期在日本推动台湾文学翻译的黄英哲教授，推介黄锦树的代表作《鱼骸》和黎紫书小说《山瘟》，以日文面貌刊载在《植民地文化研究》（2008、2010）。《鱼骸》曾获得1995年中国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多次被选入台湾的文学读本。此文的翻译，可视作日本马华文学接受的转向，开始借台湾文学的平台，或从台湾文学的视角，评价和阅读在华文文学版图内颇受注目的马华文学成果。有趣的是，马华小说在日本的推介和翻译，除了补强过去对马华文学认知和接受的局限，也同时改变了马华文学的外部视野。这些在台马华小说的翻译，主要是在台湾文学视域，或作为台湾文学参照意义的脉络下被呈现。《鱼骸》和《山瘟》刊载于《植民地文化研究》被归纳的主题是“描写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文学”。虽然《鱼骸》和《山瘟》写作的白色恐怖是马共议题，不同于台湾历史50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但《鱼骸》的主角却是一位背着左翼政治阴影留学和移居台湾的知识分子，而《山瘟》则获得2000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换言之，马共不仅是异地题材，同时在台湾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意义，而白色恐怖时代似已跨出地域，成了台马两地共享的某段历史记忆。如此一来，《鱼骸》和《山瘟》以“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文学”面貌出现在日本，已具体揭示了台湾文学的多元化，同时呈现了台马两地文学重迭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