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前奏与序曲

摘要：台湾电影创新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王菊金等导演在对电影语言及人性主题的探索中，创作出带有前奏性的作品。尽管这股创新力量单薄并逐渐淹没于商业片洪流中，但展现了潜在的电影变革力量。其后，台湾中影公司的改革为新电影发展创造了条件，其制作的《光阴的故事》成为台湾新电影的序曲。此片叫好又叫座，为台湾本土电影打开了发展空间。

关键词：台湾新电影；创新；中影公司；《光阴的故事》

一直以来，台湾本土电影游走在政治与商业两极：政宣类电影强化当局意识形态，美化现实；“拳头加枕头”的商业片过度追求娱乐，逃避现实。台湾电影“始终消耗着过去十几年来所开发的类型公式，没有更大的突破……社会依然转变，新的社会心理元素却未能添加进来，赋予影片新生，终于导致整个类型市场的迅速枯竭”①。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性登场展现出新的美学形态与价值追求，其中既有谋求电影发展的行业性因素，更是台湾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使然。尽管《光阴的故事》被公认为台湾新电影的序曲，但此前的前奏性作品不容忽视。

一、隐现的前奏：台湾电影的创新尝试

台湾电影中的创新尝试在台湾新电影之前已出现，但在其尚未产生足够影响与共鸣时，就淹没在了商业片的洪流中。其中的原因或如台湾著名影评人詹宏志所言：“台湾的电影工业还没有坏到《光阴的故事》前夕的景况，变的理由尚未成熟。”②其时，台湾商业片还有市场空间，因而台湾电影缺乏变革的决心，而仍以保守态度维系着既有的商业电影生产格局。不过，以王菊金的《六朝怪谈》（1979）和《地狱天堂》（1980）、林清介的《学生之爱》（1980）及侯孝贤的《在那河畔青草青》（1981）等为代表的有创新意味的电影的出现，反映出台湾电影变革的内在诉求，也意味着新的电影美学意识形态已然暗流涌动，只是这股力量单薄，在商业力量裹挟下如昙花一现般地转瞬即逝。这些带有变革端倪的影片是台湾新电影出现前的前奏性作品。台湾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末凸显经济繁荣中的文化窘境，一系列政治、外交与民主运动事件使台湾社会在迷惘中充满躁动，高涨的本土意识加速了社会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传统台湾电影所呈现的遮蔽现实的内容越来越不满，期盼电影变革，而僵化的台湾电影创新乏力。彼时的那些前奏性影片因积极探索电影语言和人性主题，而有别于传统台湾电影。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将王菊金、林清介与香港新浪潮导演谭家明、蔡继光等进行比较，认为王菊金等新生力量“正在酝酿、冲击，迫使比较保守的台湾电影制作也逐渐打破成规，采取较为大胆的姿势，迈向国际电影的行列去”③。台湾电影评论界认为王菊金是台湾第一位“新锐导演”④。他曾反思台湾电影现状并指出：“我们在内容方面缺乏文学性，另一方面缺乏人性基础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我们流露出来的情感总是不真实，过分流于低俗。我们必须把电影和文学拉在一起，在电影中表现此时此刻的文学精神，小说或诗所表现的东西，在电影中一样可以表现。”⑤这种注重提升电影的文学性与艺术表现力及强调人文精神的思想，也是后来台湾新电影的重要印记。影片《六朝怪谈》和《地狱天堂》融合了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资源和日本电影美学。《六朝怪谈》包含三段故事，《马女》讲述了少女与马的意乱情迷，《古刹》涉及叛乱武士与亡灵的厮杀，《镜中孩》描写了虚伪禅师在镜中孩的惊吓中而殒命，每段故事都有很强的表征性，艺术手法独特。影片《地狱天堂》在“勾魂”“离魂”与“还魂”的桥段中，讲述了书生与女鬼的爱情悲剧。不过，与当时主流怪谈鬼片不同的是，此片超越了惩恶扬善的道德言说，关注人的生存困境，片中书生的境遇暗喻了台湾社会逃避现实与精神迷失的现状。林清介的《学生之爱》与侯孝贤的《在那河畔青草青》都是现实题材电影，以较强的本土意识表现出对个体成长的关注，以写实性影像呈现了台湾社会现实，反思与批判意味浓厚。虽然这两部影片与王菊金作品的题材不同，但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形式探索与价值追求意图。《学生之爱》涉及青春期爱情与叛逆，影像语言丰富，“镜头流畅，格调清新脱俗，有一种诗化的韵律和美感”⑥。《在那河畔青草青》没有沿袭当时主流商业片的叙事套路，而在电影形态与内容上推陈出新，生活化的叙事和表演呈现了时代变迁下的台湾乡土生活风貌，展现出创作者对电影变革的锐意进取的态度。《六朝怪谈》曾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地狱天堂》曾亮相多伦多和芝加哥影展，《学生之爱》曾参加休斯顿影展及香港首次举办的台湾电影展，而《在那河畔青草青》也曾获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提名。这些影片的创新价值值得肯定。

二、新电影的契机：中影公司中的新旧势力博弈

台湾的“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即中影公司）作为台湾的公营电影机构，在推动台湾新电影的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影公司隶属于“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与隶属于台湾当局“国防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和隶属于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的台湾电影制片厂，共同构成台湾公营的三家电影公司。这三家公营电影公司虽在拍片内容上各有侧重，但“大抵依循恢复传统道德，强化社会教育的原则，意识形态比较保守，一般都是拍推行国策的影片，以完成潜在的宣传使命”⑦。中影公司属于台湾当局的党营电影机构，是台湾规模最大的电影公司，主导了近半个世纪的台湾电影事业发展，其涵盖了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在内的电影全产业链，具有完备的电影垂直整合系统，在电影生产经营上具备充分的资源优势。中影公司对当局政策亦步亦趋，缺乏足够的市场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经营窘境，债台高筑，发展举步维艰。在此局面下，中影公司开始尝试改革，由此为台湾本土电影发展带来契机。台湾中影公司冲破传统保守势力的阻碍，大胆启用新|RADIO＆TVJOURNAL2018.11人担任导演，改革电影制片机制，推动了新形态电影的制作。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小野说：“公司决定拍《光阴的故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过程荒谬，结局圆满。”⑧在中影公司的改革中，吴念真、小野先后以编剧和作家身份加入中影公司编创部门，之后陶德辰、杨德昌等有留学背景的年轻人也进入中影公司。中影公司制片厂在1982年春节期间举办了恐龙大展，“明总经理忽然灵机一动想拍一部怪兽片，没有人附议，只有陶德辰认为，并且去片厂实地勘察场地……原来他的鬼点子是，用很低的成本拍片厂内的恐龙和猩猩，可以省去不少费用，而且用四个导演（新老导演结合）来联合拍摄”⑨。其实，陶德辰的隐性意图在于谋求拍片机会。当明骥征求作为制片企划部主管小野的意见时，小野认为陶德辰的想法不可行，他认为新老导演组合的可行性不大，不过小野“趁机向他建议用四个年轻导演，一人只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比较保险，而且可以储备导演人才”⑩，这个建议被明骥接受了。之后制片企划部通过作品选拔了四位年轻导演。经过初选讨论、作品观摩及激烈的辩论等流程之后，最后确定了陶德辰、柯一正、杨德昌和张毅四人。制片企划部上报的企划案中包含了童年、少年、青年和成年四段故事，其主题分别是：人际关系的演变、人与动物关系的演变、异性关系的演变和时代的变迁四部分。该企划案上报后顺利通过，片名经陶德辰建议，取自当时由罗大佑创作并被张艾嘉唱红的歌曲《光阴的故事》，此名契合了影片故事中的时代变迁感。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次冒险尝试，谁也没预料到这竟然改变了台湾电影的面貌。在中影公司的这次改革尝试中，新鲜血液流入了僵化的公营电影公司体制内，新的影片内容突破了保守的制片取向，影片关注个体成长与社会变迁，主体意识与人本主义精神浓厚，台湾新电影的历史帷幕由此开启。

三、变革的序曲：《光阴的故事》及其双重收获

影片《光阴的故事》被公认为台湾新电影的起点，具有开创性特征：一是对形式有着前所未有的自觉；二是改变了生产工具；三是有着不同的戏剧观念且题材有较多的现实主义倾向輥輯訛。这部影片的“身份”在企划宣传中被描述为台湾公开放映的艺术电影，彰显出美学与文化上的追求。影片包含四段故事，分别是陶德辰的《小龙头》、杨德昌的《指望》、柯一正的《跳蛙》和张毅的《报上名来》。拍摄过程中，陶德辰和张毅按照申报计划拍了各自的部分，杨德昌和柯一正更改了原先的拍摄计划。拍摄期间，四位年轻导演与中影公司的摄影、美术等剧组成员屡有观念冲突，后经制片人协调及更换摄影师，才使拍摄工作顺利进行。《光阴的故事》在不断地冲破保守势力的阻碍后，终于破茧而出，开启了台湾电影的新时代。影片《光阴的故事》作为台湾新电影的开幕序曲，不仅获得超预期的票房，而且收获了好口碑，在台湾媒体与电影评论界赢得广泛好评。“一般同意的看法，都把《光阴的故事》当作起点，像是近代史的鸦片战争一样。《光阴的故事》的确有资格做这个新时期的起点，因为它彻底地用了与传统国片拍摄对抗的方式。”輥輰訛这部电影故事反映了台湾人所经历的时代变迁，让台湾观众感同身受。《小龙头》既批判了“父权制”的家长行为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又表达了对孩童般真挚情感的期盼，表征意味浓厚；《指望》是青春期女生的情感故事，表现出对个体成长及意识成熟的关注；《跳蛙》展现了大学生忙乱却又缺乏方向的努力状态，“跳蛙”既是对主人公的隐喻，也暗喻了台湾青年人的境遇；《报上名来》呈现了年轻夫妇的日常生活，表现了都市人的忙乱与迷失，反思意味较强。影片《光阴的故事》让观众和电影公司都看到了台湾本土电影的发展潜力。《光阴的故事》所取得的叫好又叫座的效果，改善了中影公司的境况，让年轻导演获得机遇，更为台湾本土电影打开了发展空间。此后，参与创作《光阴的故事》的年轻导演都获得了继续拍片的机会，他们或留任中影公司或接受其他民营电影公司的邀请，拍摄了更多类似题材的新电影。柯一正为台湾新艺城电影公司拍摄了《带剑的小孩》，张毅在佳誉电影公司拍摄了《野雀高飞》，而杨德昌为中影公司和台湾新艺城电影公司合作拍摄了《海滩的一天》，陶德辰为星运电影公司拍摄了《单车与我》。中影公司借机继续启用年轻导演又陆续拍摄了《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等影片，受到市场欢迎。这些电影共同推动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展，为台湾电影带来新气象。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创作群体中汇集了两种力量———海外留学归来的年轻导演和成长于台湾本土电影制作环境的年轻导演，他们都具有生活于台湾的本土成长经验，但是不一样的教育背景及后来的差异化生活经验，使他们在电影创作中呈现出不完全一样的台湾经验和视角，这也使台湾新电影呈现出乡土台湾和现代台湾的多样化形态。

四、结语

台湾新电影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其中包含了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台湾电影的形式探索与文化反思在《光阴的故事》之前已有端倪，台湾新电影的发展提升了台湾电影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回顾台湾新电影肇始的前奏与序曲，能增强我们对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性认知。

作者:曹荣荣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