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范文10篇

损害范文篇1

1．起草有关市场运行调节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标准并组织实施。

2．监测、分析全省贸易市场运行和重要商品供求状况，负责市场预测、预警和信息。

3．研究提出市场运行和调控方面的政策建议，组织解决市场运行的有关重大问题。

4．组织实施重要消费品市场调控，负责重要工业品、原材料的进口管理工作。

5．负责肉类、食糖等省级国家储备的收储、投放、轮换等相关工作。

6．负责省级商品猪基地建设；负责屠宰行业管理工作。

7．组织指导“三绿工程”，负责“菜蓝子”产品流通的行业指导和管理。

8．按照国家酒类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协调酒类产销管理工作。

9．协调解决外商投资企业运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10．指导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海外投资和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指导企业对外合作与交流。

11．承担多双边对外经贸谈判和国际服务贸易谈判活动中有关省内政策的协调工作。

12．承担省核事故应急后勤保障的牵头协调工作。

13．承担委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1．贯彻、执行国家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2．按分工研究起草我省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其他贸易救济措施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

3．建立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监测分析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及进出口异常情况对省内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并提出应对措施的建议，产业损害预警报告。

4．配合国家商务部做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其他贸易救济措施案件的产业损害调查。

5．跟踪与评估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对省内产业的影响和效果，提出采取相应措施的建议。

6．负责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其他贸易救济措施特殊用途例外处理的建议和审核工作。

7．指导、协调企业参与国外对国内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和应诉国内部分的工作。

损害范文篇2

一、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

所谓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责任，也可以说是因医疗过程中患者权益受到侵害，侵权人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对于医疗侵权损害，在侵权责任法通过以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分为医疗事故侵权和非医疗事故侵权。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可见，医疗事故以医疗方行为的违法性和过失为必要条件。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3)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4)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5)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6)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另外，医疗事故是排斥故意的，医生在实施诊疗行为时故意造成患者损害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畴。[1]但不可否认，在上述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下，也会给患者造成损害。显然，医疗侵权损害的范围不限于医疗事故损害。即使不属于医疗事故而使患者受到损害的，也应可构成医疗侵权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中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依此司法解释，对于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如果属于非医疗事故侵权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在处理上则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是因为虽然“《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法律位阶低于《民法通则》，但由于《条例》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因此，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条例》为依据，但是，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06条和119条规定处理。”[2]然而，从医疗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上说，一般来说医疗事故侵权比非医疗事故侵权要严重(例外的是在医疗中故意侵权的，不认定为医疗事故，但其性质较医疗事故更恶劣)，但由于对于医疗事故侵权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非医疗事故侵权适用《民法通则》，从而在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得到的赔偿额一般却反而低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侵权的情况下可得到的赔偿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侵权责任法为消除上述不合理现象，在第7章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依该章规定，在医疗活动中不论是基于医疗事故还是非医疗事故，也不论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只要使患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构成医疗侵权的，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赔偿标准是一致的。因此，患者一方要求医疗损害赔偿的，不必再为是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还是医疗损害鉴定而纠缠，而直接根据医疗损害就可以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二、确立了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对于医疗侵权责任是实行过错责任原则还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学者中曾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应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发生医疗损害，不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责任。其主要理由是，患者方属于弱者，医疗方较患者更具有承担损害的能力，同时医疗方可以通过保险等方式转移风险。这种观点并未被接受。因为若实行无过错责任，赋予医疗机构过重的责任，最终并不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不利于让公众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3]《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责任主体为医疗机构，另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是过错责任。从归责原则上说，医疗损害责任不属于无过错责任，而是过错责任，但医疗损害责任中过错的认定不同于一般过错责任。因为医务人员是经过专业资格认证的具有特殊专业要求的专门人员，其注意义务不同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由于医疗过程是复杂的，在不同诊疗阶段，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不同，因此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表现形式会有不同，一些情形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只要实施相应的行为就是有过错的(实行过错客观化，具体可见下一问题)。

一般说来，确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应当以其是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为标准。因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或者不能拒绝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其须承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风险，有些情形下，医务人员明知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医疗是无效的，也须对患者进行救治。因此，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不能以是否达到要求的结果为标准，而只能以是否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为标准。另一方面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和其医疗服务及医学水平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同一患者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就诊来说，不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的标准是不同。就同一医疗结果而言，对于水平较低的医务人员来说是无过错的，而对于水平较高的医务人员来说却会是有过错的。正因为如此，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来确定当时的医疗水平，但是不应考虑地区因素。如果考虑地区因素，那么在任何一个地区的资质最高的医疗机构就会是没有过错，因为它的医疗水平在当地就是最高的。

由于按照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一方应负被告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而医疗服务是技术性很强的专家服务，若由患者一方证明医疗方的过错，会给患者一方造成举证上的困难。因此，《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原则上实行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1)违反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3)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这是因为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则，是对其在医疗活动中应注意的诊疗义务的基本要求，因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诊治活动中只要违反这些成文法规定的行为规则，也就应认定其有过错。而有关的病历资料是记载医疗活动过程的书面证据，是认定医务人员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是否有过错的依据。依《侵权责任法》第61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述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因此，医疗机构只要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或者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也就表明其有过错。

医疗损害责任作为一种过错推定的特殊侵权责任，对医疗机构的过错实行过错推定。因此，在发生医疗损害时，受害人只要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不同情形下有相应的行为，也就证明了医务机构一方的过错。这有利于充分保护患者的利益。同时由于医疗活动是有风险的，只要医疗机构没有过错，即使患者受有损害，医疗机构也不承担医疗损害责任，这有利于保护医疗机构的利益从而最终使公众受益。

依《侵权责任法》第60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1)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因为这种情形下损害是由患者一方自己造成的。但是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医疗机构仍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2)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的诊疗义务。这是因为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也就没有过错。(3)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这是因为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只能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而发生损害，并不是因为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损害，因此，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区分不同情形规定了不同的责任

医疗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形下，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要求不同，患者所受的损害不同，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条件也就有所不同。《侵权责任法》区分了不同情形分别规定了以下责任：

(一)未尽说明义务的医疗损害责任

在医患关系中，患者享有知情权和同意权，医务人员负有相应的说明义务。因此，《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此规定，只要医务人员未按照规定尽到说明义务或者取得患者一方同意而实施手术、特殊治疗、特殊检查的，医疗机构就应对此而造成的损害承担医疗损害责任。唯一的例外是，依《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同意，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在此种情形下，虽然未经患者一方同意而实施相应的治疗，但只要医务人员在实施的医疗措施中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则不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二)未尽与医疗水平相应义务的医疗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7条第1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此规定，不论采取的医疗措施是否经患者一方同意，只要在诊疗活动中，医务人员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医疗机构就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相反，只要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使造成损害，也不发生医疗损害责任。因为医疗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医疗人员只能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因此，不能以“今天”的医疗水平来判断“昨天”的诊疗活动是否尽到应有的诊疗义务即是否有过错。

(三)因医疗用品缺陷致害的医疗损害责任

医务人员在对患者实施诊疗活动中必不可免地需要使用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或者输入血液，因这些医疗用品有缺陷或者不合格，也会对患者造成损害，由此而发生医疗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依此规定，因医疗用品缺陷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有选择权，可以选择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选择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请求医疗机构赔偿的，医疗机构不能以损害是因医疗用品缺陷造成损害而免责，也不论其有无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这样处理既便于保护患者的权益，又明确了最终的责任主体，维护了医疗机构的利益。

(四)侵害患者隐私的医疗损害责任

患者享有隐私权，医疗机构对患者的隐私负有保密义务。《侵权责任法》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害患者隐私的损害不同于其他侵害隐私权的损害，其区别主要在于：第一，患者的隐私是在医疗活动中为医务人员知道的；第二，隐私的侵害是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泄露或者公开患者的病历资料造成的；第三，公开涉及患者隐私的资料未经患者同意。也就是说，只要泄露患者的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患者的病历资料，给患者造成损害，医疗机构就应承担侵害患者隐私的医疗损害责任，而不论其是为何泄露患者隐私的，也不论公开患者病历资料的主要目的为何。

损害范文篇3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如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往往不提贸易损害问题，关注的重点是贸易利益。贸易利益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要素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在有政府政策介入的条件下，在贸易利益中还包括政策导致的利益。与此对应，贸易损害的测量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这意味着贸易损害同贸易利益一样，包含国际贸易活动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主体的各种行为的后果。就目前有关国际贸易中的损害问题的研究来看，人们往往较为关注产业损害问题，而对消费损害等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前面说过，国际贸易中的产业损害仅仅是生产损害的一个方面，它可以用某个行业中生产者剩余的下降来表示。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产业损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忽视由于其它贸易损害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从而不能全面了解国际贸易摩擦的起因，也就难以有效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二，经济变动过程中的贸易损害。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既有静态模型，也有动态模型。不过，不管是哪种模型，对经济变动过程中，利益变化的比较只有一个基点：自给自足状态。这些理论模型都是将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相比较来确认国际贸易利益。不过，关注贸易损害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此不同，这种理论模型不仅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而且把经济变动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除了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外，还对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进行比较，由此来明确贸易损害的起因与程度。例如，两个国家间的贸易状态在开始时，第一个国家对第二个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其后，则对第二个国家出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制品，因而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不仅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而且更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工业制品贸易状态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依据希克斯-萨缪尔森国际贸易理论，在后一状态的评估中，就会出现贸易损害问题。显然，在已经出现国际贸易、且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现实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的比较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的比较，这关系到进行贸易的各个经济主体能否获得它所需要的贸易利益问题。这意味着，从贸易损害的角度来理解国际贸易摩擦，不仅需要全面了解贸易损害的范围，而且需要综述评估各种不同的贸易状态下的贸易利益得失，从动态的角度理解国际贸易摩擦。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三，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

就目前来看，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主要有下列几种：

（1）消费损害机制。一般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消费者能够用更低的价格消费其商品；同时，由于进口更多的商品，消费者的选择更大，从而能够获得来自产品种数增加的利益。因而在消费机制方面，占主要地位的是贸易利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消费者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消费行为，随着国际贸易状态的变动，消费者的约束条件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导致消费者出现贸易损害问题。

（2）生产损害机制。这种机制表现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商品大量的进口，造成国内生产秩序的混乱；二是十分低廉的价格，导致国内生产者出现损失；三是商品替代，外国生产的商品完全替代本国的商品，导致原有生产者破产和失业增加；四是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国内生产者退出生产领域导致的损害问题；五是产业调整，就像格雷哈姆提出的那样，也将导致贸易损害。前面的两种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进口激增引发的产业损害、倾销和造成的产业损害相同。显然生产损害机制的表现较多，是贸易损害的重点。

（3）要素收入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所描述的机制，各种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会在国际贸易状态的不断变化中，出现收入方面的变动，特别是收入减少问题。这必然导致这部分经济主体对国际贸易的反感，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4）政策机制。这是由于相关政策变化引发的贸易损害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补贴造成的损害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一种。此外还有综合机制，即上述几种机制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可能会形成引发贸易损害和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的和特殊的通道。

四，谨慎与合理的经济对策。

损害范文篇4

【关键词】特殊体质；医疗损害纠纷；司法实践

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侵权纠纷不在少数，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着类案异判的问题，在同样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场合，不同的法官对于责任承担的认定却不尽相同。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最高院于2014年1月26日了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案例，根据此判决，在交通事故中如果受害人没有过错，那么其特殊体质不能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但是该判例针对的仅仅是交通事故纠纷领域，而医疗损害纠纷与交通事故纠纷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能否直接适用有待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

试比较以下三个同样涉及特殊体质的医疗纠纷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案例一：孕妇梁某产前在甲医院进行产检，检查结果显示正常，遂选择顺产，结果因为甲医院产前检查做得不够完善，未能正确评估新生儿顾某的体重（产前预估3900克，实际4500克），导致孕妇发生肩难产，之后医方对新生儿的抢救措施不到位，使得新生儿患有脑瘫。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患儿的脑瘫疾病与医院的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主要因素。医院提出受害人特殊体质抗辩。最后法院根据该鉴定判决医院承担全部（100%）责任。案例二：产妇周某临产至丙医院处治疗，因丙医院在周某的分娩过程中对周某的病情认识以及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对患者周某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以及周某自身患有的肾孟肾炎等疾病、胎盘前置等问题，造成了周某死亡的损害结果。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医院过错行为的原因力为同等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医院承担50%的责任。案例三：患者胡某因先天性心脏病到乙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过程中医方存在一定过错，最终因为多种因素导致胡某死亡。经鉴定机构鉴定，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手术的风险性、患者自身特殊体质、手术并发症等原因才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医方的过错行为与胡某的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其过错行为在患者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拟参与度为1%至20%，法院判决医院承担15%的责任。将这三个案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面对同样涉及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不同法院的裁判不尽相同甚至大有异处，跨度非常大，但仔细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又会发现这些案件还是不同的，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受害人特殊体质与医疗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医院的过错程度。

二、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纠纷简述

（一）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内涵。所谓特殊体质，是指与正常体质相对、与常人的身体状况相异的体质，既包括身体方面的特殊体质，也包括精神方面的特殊体质。对于受害人患有的高血压、心脏病以及对某些药物的过敏反应这些是否属于24号指导案例中所称的特殊体质，笔者认为，在案件裁判中只要当事人在答辩时提出了“特殊体质”并将其作为应当减轻责任的事由时，法官在裁判时就不得不回应这个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对于受害人自身体质与医疗损害相结合的侵权案件中，只要受害人自身体质异于常人且当事人作为抗辩事由的，均认为属于特殊体质。（二）医疗损害责任案件。医疗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未尽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技术规范规定的义务，在诊疗过程中发生过错，并因过错导致患者受到人身损害的民事侵权责任。医疗损害责任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医疗技术损害责任、违反告知义务产生的医疗损害责任以及医疗产品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医疗机构或者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存在过错诊疗行为、患者发生了损害后果、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损害责任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医疗活动存在极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触及法官的知识盲区，法官无法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自身所学知识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方面进行判断，因此这些就有赖于医学鉴定机构科学客观的鉴定。

三、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案件司法实践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司法实践的现状。关于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损案件，法官裁判的依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种规则：“蛋壳脑袋”规则和原因力规则。根据“蛋壳脑袋”规则，受害人特殊体质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事由，侵权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根据原因力规则，应当考虑医院的过错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区分过错参与度，根据医院的过错参与度来判定其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不过目前占主流的是原因力规则。（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1．过度依赖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法官并非全能，医疗损害纠纷中确实涉及许多非常专业的问题触及法官的知识盲区，需要医疗机构来进行鉴定，但是司法实践对鉴定意见过于依赖，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案例都是直接根据鉴定意见来进行判决，鉴定意见中确定的责任份额就是实际判决的责任份额。但是就因果关系而言，医疗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更多是从医学方面的角度来考虑医院的过错行为与受害者的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法院的判决在确定责任分配时应当从法律角度出发，在参考鉴定意见的基础上，还应当考虑到医院的过错程度、侵权手段和损害后果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最终确定责任分配，而不是完全照搬鉴定意见。2．类案异判情况广泛。在前文就已提到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官对于涉及特殊体质的医损案件采用的依据不同，蛋壳规则有之，原因力规则亦有之，这就导致司法实践大量存在类案异判的情形，裁判结果跨度很大，这对于司法公正、加强司法公信力是不利的。3．将受害人特殊体质当作受害人过错。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法官将受害人特殊体质当作受害人的过错，以此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的事由，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所谓受害人过错是指受害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特殊体质只是发生在受害人身上的客观情况，不属于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过错”。受害人特殊体质虽然不属于受害人过错，不能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但是在确定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应当被考虑。

四、关于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医疗损害责任案件的几点思考

（一）“蛋壳脑袋”规则与原因力规则应如何选择？医疗损害案件与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不同，医务人员是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进行医疗活动，造成医疗损害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医务人员的过错行为，还包括患者本身疾病的严重程度、诊疗活动如手术的风险性、患者的特殊体质、当地的医疗水平等等，若不加区分地适用“蛋壳脑袋”规则，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医疗机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时候就需要选择原因力规则，综合各种因素判断医疗机构的过错程度即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所起的原因力大小，考虑医疗机构的损伤参与度，并以此来确定医疗机构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这样显然比“一刀切”地由医院承担全部责任要显得公平很多。（二）特殊体质在裁判的哪一个环节加以考虑？由于存在受害人特殊体质这样一个影响医疗损害责任案件审判的因素，那么就要考虑这个因素在裁判的哪一个环节加以考虑。要引入原因力规则，考虑医疗机构的原因力大小，而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与损害后果的发生在客观上是有一定的联系或者说是因果关系，这就势必影响到医疗机构的损伤参与度和责任承担，因此在判断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就应当考虑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三）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对司法实践的考察可以看出，在涉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医疗损害责任案件中，除了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法官在审理中还应当考虑医疗行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的严重性，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还要考虑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以及受害人特殊体质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案例．［2］孙鹏．受害人特殊体质对侵权责任之影响［J］．法学，2012（12）．

损害范文篇5

[论文摘要]目的：探讨西利宾胺对初治菌阳肺结核患者抗结核药物致肝损害的预防效果。方法：242例初治菌阳肺结核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均应用“2HRZS(E)/4HR”方案抗结核化疗,观察组加用西利宾胺，对照组加用肝泰乐。结果：观察组药物性肝损害发生率为6.6%，抗结核化疗中断率为4.1%，调整化疗方案率为1.6%；与对照组的19.2%、14.2%和9.2%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结论：西利宾胺可显著降低初治菌阳肺结核患者抗结核药物所致肝损害的发生率,并可减少因抗结核药所致肝损害而造成的不规则化疗发生率。

肺结核患者在接受抗结核化疗期间可出现药物性肝损害，进而可致部分患者不得不中途停药，影响正规化疗进行。既能有效化疗而又可减少或避免肝损害的发生，近年来，我们对初治菌阳肺结核患者在抗结核药物治疗的同时，予西利宾胺或肝泰乐同服以预防药物性肝损害，并对其效果进行对比观察。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01年1月~2003年12月我所收治的肺结核住院患者242例，男167例、女75例；年龄18~72岁；患者均具备下列条件：①为初治肺结核，临床表现有发热、乏力、盗汗、消瘦等肺结核常见症状，X线胸片示肺部有结核浸润影，痰涂片检查结核杆菌阳性；②痰培养证实结核杆菌对异烟肼(H)、利福平(R)、链霉素(S)、乙胺丁醇(E)及吡嗪酰胺(Z)敏感；③无上述药物及一般抗生素过敏史；④无精神、神经病史；⑤无免疫缺陷病或使用免疫抑制剂史；⑥非孕妇及哺乳期妇女；⑦无心、肝、肾功能异常及糖尿病史；⑧不嗜酒及近3周内未使用解热、镇静剂等影响肝功能的药物；⑨患者同意治疗方案。按1998年肺结核分型标准[1]，Ⅲ型215例、Ⅲ﹢Ⅳ型27例。

242例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122例,男84例、女38例，年龄18~72岁,平均37.2岁；对照组120例,男83例、女37例，年龄19~70岁,平均63.6岁。两组中老年、病情较重及伴有基础病的患者比例相近，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化疗方案：两组均选用2HRZS(E)/4HR化疗方案：H300mg，1次/d；R450mg，1次/d；Z750mg，2次/d；S750mg1次/d或E750mg，1次/d，肌内注射。观察组同时服用西利宾胺(烟台只楚药业有限公司生产)50~100mg，3次/d；对照组同时服用肝泰乐200mg，3次/d。

肝功能检查及肝损害判定：患者均于化疗前检查肝功2次，以除外原发性肝病及乙肝病毒携带者；强化期每1~2周检查1次；巩固期每月检查1次；化疗期间如出现恶心、呕吐、纳差、腹胀等症状时，随时复查肝功。以谷丙转氨酶(ALT)＞30U/L定为肝损害。

1.3中断抗结核化疗标准及重新调整化疗方案标准

以ALT≥90U/L，并经短期强化保肝治疗（强化保肝治疗选用甘利欣、肌苷、维生素C等静脉给药，但观察组仍继续服用西利宾胺）后ALT仍进行性升高定为中断抗结核化疗标准；以应用抗结核药后出现重度肝功能异常以及因肝功异常停用抗结核药物并行保肝治疗后各项指标正常、而恢复原化疗方案后短期内又出现肝功能异常定为重新调整化疗方案标准。

2结果

2.1发生肝损害情况比较

两组肝损害多发生在化疗后1~8周，其中观察组有8例(6.6%)转氨酶升高，升高幅度在56~228U；对照组有23例(19.2%)，升高幅度在88~336U。两组比较，肝损害发生率有统计学差异（χ2=8.61，P＜0.01）。

2.2中断或重新调整化疗方案情况比较

观察组中断化疗者有5例(4.1%)，对照组中断化疗者有17例(14.2%)，两组比较，中断化疗率有统计学差异（χ2=7.42，P＜0.01）；观察组最后调整化疗方案者有2例(1.6%)，对照组最后调整化疗方案者有11例(9.2%)，两组比较，最后调整化疗方案率有统计学差异（χ2=6.74，P＜0.01）。

2.3致肝损害的药物转贴于中国论文联

依据肝功监测和再次投药结果分析，两组共有31例肝损害归因于抗结核药中的Z、H和H+R。其中观察组分别为2例、3例、3例，对照组分别为5例、7例、11例。患者以老年、妇女、病情较重者居多(24例)，一般状况尚好的中青年患者占少数(7例)。

2.4肺结核转归

治疗结束时，观察组有119例按初订方案完成疗程，初治失败及短期复发3例，初治成功率为97.5%；对照组有114例按初订方案完成疗程，初治失败及短期复发6例，初治成功率95.0%。

2.5不良反应

观察组服用西利宾胺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3讨论

异烟肼、利福平及吡嗪酰胺是目前临床推荐的肺结核短程化疗的基本药物，但这3种药物对肝功能有一定影响，可导致药物性肝炎的发生。据统计，应用异烟肼、利福平及吡嗪酰胺治疗肺结核发生可逆性中度转氨酶升高者的比例为15.0%~30.0%；另有报道此3种药物用于肺结核合并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其肝损害的发生率可达50.0%。因此，肺结核患者在抗结核化疗时有重点地选用保肝药物对于减少或避免因抗结核药所致肝损害而造成的不规则化疗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抗结核药引起肝损害大多发生在用药后的1~8周，其机制一般认为是变态反应和毒性反应[2]。而保肝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除抗结核药对肝功能的损害。西利宾胺化学名为水飞蓟宾葡甲胺，主要含水飞蓟素中的水飞蓟宾，临床研究证明，该药可通过抗脂质过氧化反应而维持细胞膜的流动性，保护肝细胞膜，增强肝细胞膜对多种危害因素的抵抗力；同时，该药还能增强肝细胞微粒体酶的活性，加速肝的解毒能力。本文结果显示，在抗结核治疗的同时选用西利宾胺，不论肝损害发生率，还是中断或调整化疗方案率，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性均非常显著，说明西利宾胺能较好地减少肝损害的发生，避免不必要的停药。

据观察，大多数中青年患者服用西利宾胺50mg，3次/d，即可达到防治肝损害的预期效果；而考虑到老年、妇女、营养不良及病情较重患者是发生药物性肝损害的危险群体，西利宾胺可予100mg，3次/d。临床上在强调对患者进行抗结核化疗的同时，加强保肝也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损害范文篇6

关键词：社会损害金融手段第三方连带赔偿责任财务担保

目前，关于矿难、劣质产品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伪劣药品夺人性命、重大环境污染等由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悲剧时常发生。那么，这些损失由谁来承担？是政府？还是由企业的股东、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是政府承担，那就等于由全体纳税人承担，那么这种非自然原因的、由个别企业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人为灾难为什么要由全体纳税人承担后果？而股东、经营者是自然人，能承担的经济责任的能力是有限的。让黑心的矿主、企业经营者以及腐败的政府官员承担刑事责任，也无法对无辜的受害者进行经济补偿，或对污染的环境进行事后治理。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等原因，仅靠政府的直接管制还是不能完全阻止社会损害的发生。本文具体探讨了如何通过采用金融手段保障社会损害得到赔偿，进而有效控制社会损害的发生。

社会损害及其控制

社会损害是指企业的产品或其生产经营活动给社会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包括对环境的损害、对人生命健康的危害以及对财产的损害，这些损害可能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导致的，也可能是产品导致的。这些后果本应由对社会造成损害的企业承担，但由于有限责任制，在损害发生后，往往企业破产，无力对这些损害进行赔偿，最终这些本应该是企业的内部成本就间接转变成了外部成本。

避免社会损害发生的办法有两种：第一，依靠政府采用各种政策、规章、措施进行管制，一般的做法是由各相关部门（如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环保局、安监局等）对企业进行管制；第二，依靠道德教育，提高经营者的道德修养。但是，事实证明，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所以，要更有效地解决社会损害问题，事后的惩罚与事前的管制同样重要，有时可能效果更好。事后的惩罚也有两种：一种是法律严惩，由造成社会损害的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另一种是经济严惩，由造成损害的当事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谁污染，谁治理；谁生产的药品、食品致人死亡，谁赔偿，谁的煤矿发生矿难，谁负责赔偿死难家属。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事后严惩不仅能够惩罚社会损害者、补偿受害者，而且能够警示潜在的社会损害者，促使企业事前采取措施防止社会损害的发生。

采用金融手段的必要性

由造成社会损害的企业承担事后赔偿责任，是一种社会成本的内部化原则。社会成本内部化是指由成本的制造者自己承担成本，不把成本留给社会。这种成本内化原则无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都是勿庸置疑的。内部化社会成本不仅体现了公平的原则，而且还起到威慑作用，警示潜在社会损害者小心防范以避免损害发生。但是，即使是最不容置疑的责任在实际操作中也可能会因为企业破产或公司解体而无人承担。

通常情况下，造成社会损害后的补偿成本都是巨大的，企业无法承担，往往会申请破产。破产后，造成社会损害的企业就不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受损者也就无法得到全部补偿。更复杂的情况是，企业预期到只需承担有限责任，事前就会采取措施，例如增加负债、剥离资产、尽可能多的分配利润以减少利润盈余、避免一体化政策以保持小规模、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以此来增加破产的可能性，避免事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外部化社会损害成本。

企业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损害才会被公众发现。在被要求承担损害责任之前，企业有足够多的时间创造利润（这些利润没有扣除潜在的社会损害成本），并在损害被暴露之前，逐步剥离资产，或者完全解体，清算其资产。

由于破产等原因，企业自身不能承担全部损害成本。如果把这些成本留给社会，显然不公平，也有损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严重的是，如果企业预期到不需为社会损害承担责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不会对社会责任给予足够的关注，反而会肆意的掠夺资源，牟取私利。因此，采用金融手段保障社会损害得到赔偿至关重要，不仅能够弥补受害者，而且能够控制社会损害的发生。

控制社会损害的金融手段

社会损害一旦发生，后果非常严重，造成损害的企业往往会破产，逃避责任。如何解决损害得不到赔偿的问题？事实上，经济的快速发展或多或少都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发达国家解决社会损害问题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政府可以制定法规与政策，间接引导企业采用金融手段保障损害的赔偿，而不是直接处理这一问题。社会损害发生后，可以采用第三方连带赔偿责任、财务担保等金融手段来保障社会损害得到赔偿，并促使企业事前采取充分的措施控制损害的发生。

（一）第三方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企业没有能力承担社会损害的赔偿责任，谁最应该承担该责任呢？那些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得到利益的相关者应该承担责任，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经营者、投资者、产品代言人、产品经销商、原料供应者、控股公司等。这些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受益者，在企业存续期间获得了相应的报酬，而这些报酬中隐含了对社会的损害成本。所以，由这些利益相关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一定的合理性。法律通常也要求这些企业的合作伙伴承担连带责任。而且这些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不以其过错为前提，也不以其行为是否引起了损害为前提，当然其承担责任的大小与其过错程度也不成比例。利益相关者为了避免事后被牵连，事前就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涉及的社会损害进行监管，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损害的发生。

虽然由这些利益相关第三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以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并对损害的发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这一办法还是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这些利益相关者具体应该包括哪些？虽然这些利益相关者事先得到了一定的报酬，但是这些报酬是其投入要素所得，让他们承担多大的责任才是公平的？股东、管理者等个人承担责任的能力是有限的，合作伙伴虽然责任的能力强，但是因为一个企业的行为拖垮了另一个企业，这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其次，这种连带责任会增加契约各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的契约订立成本与事后解决责任分担的成本。最后，连带责任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融资等决策。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财务担保

财务担保指要求可能会对社会造成重大损害的企业事先提供证明，保证其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能够承担潜在的社会损害责任。在财务担保的要求下，经营者只有事先提供了财务证明，企业才能取得合法资格。财务担保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可以采用保险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付款保证书的形式；可以自己提供担保证明，也可以通过购买取得；可以是私人提供，也可以是政府部门提供。财务担保的具体形式有以下几种：

1.保险单。保险单是企业从银行购买的保险合同，企业支付保险费，保险公司承诺按照合同条款约定，赔付社会损害。当潜在的损害不确定时，通常采用保险单的形式。如果采用保险单的形式，那么不管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都负责损害赔偿。

2.履约保证书。履约保证书是一种付款保证书，通常也从保险公司购买。如果购买的是履约保证书，只有在损害企业没有能力承担责任时，保险公司才负责赔付损害。通常在损害结果是确定的情况下采用履约保证书的形式。

3.信用证。信用证是银行依照企业的申请开立的、有条件的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银行一般在开立信用证之前，会根据申请企业的财务状况要求企业提供不同程度的抵押或存款保证金。损害发生后，只要符合信用证条款的规定，银行就要承担付款责任。银行赔付后，再由企业付款给银行。当企业无力偿还时，银行则承担损失。

4.银行存款。有实力的公司可以通过银行存款的形式保证未来的损害赔偿责任。银行存款可以采用现金的形式也可采用其它带息证券的形式。损害发生后，企业无力偿还，这些存款账户将被强制清算，用以赔偿损害。

损害范文篇7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离婚损害赔偿，是夫妻一方违法侵害其配偶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有过错一方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须有法定违法行为。这里的法定违法行为，指新《婚姻法》明确规定的：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且已导致离婚的四种违法行为。这些是严重违背婚姻义务或严重侵害其配偶的人身权益，并造成离婚的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实施的是法定违法行为之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如、吸毒等，或虽实施了前述法定违法行为尚未导致离婚的，均不属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法定违法行为。

第二、须有损害事实。即因夫妻一方实施了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的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至于离婚财产损害，我国学者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离婚财产损害，是指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致其配偶现有财产利益的减少及为恢复损害而造成的财产利益损失等，如拒不履行家庭扶养义务，造成配偶现有财产利益的损失或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夫妻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造成配偶人身或精神上的损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如医药费，误工费等。即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另一种意见认为，离婚财产上的损害，包括所持财产的减少和可能失去的利益，后者如可期待利益的丧失。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之一就是填补损害，故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当然就包含财产方面已发生的现实损害即积极损害；至于可预期利益的丧失，应包括在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内。但配偶继承权等期待权的丧失，则不应包括在内。因为，配偶继承权的实现，除以夫妻身份的存在为前提外，还需同时具备其他法定条件。如夫妻一方死亡，留有遗产，生存配偶未被取消继承权等。也就是说，配偶继承权将来实现与否尚不能确定，保险受益权亦同，故均不宜包括在内。至于夫妻扶养请求权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亦应区别处理：无过错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已经具备受扶养条件，实施法定违法行为的过错一方却不予以扶养的，由此造成无过错配偶应得的扶养费损失，过错一方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如尚未具备受扶养条件的，不宜列入赔偿范围。因为，在我国夫妻一方是否对他方在经济上给予扶养，取决于是否具备法定的扶养条件。凡具备法定扶养条件的夫妻一方，即使离婚后也享有受他方给予适当经济帮助的权利。

离婚非财产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前者指人身受到的伤害，后者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权，自由权，贞操权等）的损害和精神创伤两个部分。精神创伤指因过错配偶实施重婚，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等行为，致婚姻破裂而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痛苦。

第三，须有因果关系。配偶一方实施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遭受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的直接原因。离婚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均属于物质损害，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发生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离婚精神损害，只需确认夫妻一方有法定违法行为而直接导致离婚的，就可以认定。但是，如果违法行为未导致离婚，受害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提出追究过错一方侵权责任的，应按婚内侵权行为处理，不适用离婚损害赔偿。

第四，须有主观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以夫妻一方有故意的过错为主观要件，即夫妻一方故意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如因过失伤害家庭成员等导致离婚的，因不具备主观要件，故不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以上四个要件同时具备，即构成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与一般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界定

从《婚姻法》第46条规定看，虽然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但对如何适用该条文并未作具体规定，这说明《婚姻法》对离婚损害赔偿还是采取了比较模糊的处理方式。按照法律部门的分类，婚姻法属民法。一般来说，离婚损害赔偿具有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特征，但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权利主体方面，离婚损害赔偿主体是夫妻，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和感情关系，一但因一方的过错使对方受损害而离婚，其人身和财产都可能受到损害；而一般民事损害赔偿主体没有特定性，侵权行为人侵权之前没有被特指。第二，在侵权对象方面，离婚过错方侵犯的是夫妻关系，其损害主要表现为配偶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损害；而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表现为公民和法人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损害。第三，在归责原则方面，离婚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在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中均是承担责任的一种原则。第四，在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方面，离婚过错方的侵权行为不仅造成受害方的损害事实，而且导致了离婚事件的发生；而一般民事损害赔偿的过错方的侵权行为导致公民和法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损害。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功能

离婚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主要具有三方面的功能：

第一，填补损害。填补功能是损害赔偿制度作为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救济手段，通过补偿损失，使受害方的权益得到救济和补偿。离婚财产损害赔偿，目的在于弥补财产损失，其赔偿范围应以因离婚所受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为限。在此方面，我国台湾地区、瑞士的立法可以借鉴。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了家庭生活费用请求权、抚养请求权、基于夫妻财产法上请求权，均可因离婚而受损害。至于比较特殊的期待权的损害问题，《瑞士民法典》第151条第1款规定：“因离婚，无过错配偶一方在财产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期待权的丧失包括继承权、保险受益权的丧失等。对财产上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依台湾地区的判例，应斟酌受害人之身份、年龄及自营生计之能力与生活之能力，并考虑加害人之财力如何而定。此外，过错之大小及受损害的程度、婚姻存续期间的长短及夫妻财产分割的结果、受害人的过失等，亦应斟酌。对受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失和精神痛苦的赔偿，也具有明显的填补损害，使该损害得到平复功能。在这一点上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是一致的。

第二，精神抚慰。精神损害赔偿之抚慰金，是一种特殊赔偿金，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双重功能：一是从经济上填补损害，二是抚慰受害方因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之痛苦。因为，对于精神损害而言，不能完全客观的以金钱计量和赔偿。所以，给付抚慰金除尽可能填补损害外，更主要的是使受害人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平息其怨愤、报复感情。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损害范文篇8

关键词：离婚案件精神赔偿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

离婚损害赔偿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根据婚姻法第46条及其《婚姻法解释（一）》第29条规定，权利主体是指离婚诉讼当事人中受害配偶一方即有过错方的配偶，义务主体是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无过错配偶一方。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只能是无过错的配偶一方且对方存在着过错。如果配偶双方均有过错或双方均无过错的，就不能适用离婚损害赔偿。我以为，这里的“过错”应作狭义理解，是指法定的过错即具有《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行为。理由如下：

第一、婚姻是基于夫妻关系的男女两性的自愿结合。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动物。”正因为人具有自然属性，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难免存在着争执与纠纷。在婚姻家庭中，难免会发生一方侵犯他方的合法权益或违背婚姻家庭的法定义务的情形，夫妻双方总会存有或大或小过错。法律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规范的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对婚姻当事人中所有的过错都要进行追究，它只能追究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否则婚姻关系之间就没有是非的标准了。

第二、婚姻当事人存在着的过错，并非都影响到夫妻关系的维系，只有某些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才会伤害夫妻一方的心灵，给夫妻一方的精神造成损害。配偶一方只能基于能对精神上造成伤害的过错行为向另一方配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弥补自己的损害，从而慰抚心灵的创伤。由于人感知能力的差别，对是非评价也有所不同，对于哪些行为是属于危害较大过错，哪些行为是不属于危害较大过错，都应由法律统一来规范，从而有一个直观的、统一衡量尺度。

第三、离婚损害赔偿义务一般主体是无过错方的配偶。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配偶一方作为赔偿义务主体，必须存在着法定的过错行为，即存在着《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中的行为。

1.重婚行为。重婚有两种形式，即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重婚。法律上的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者又与之登记结婚的违法行为。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一般包括两种形式，即通奸与姘居。对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姘居的，过错的配偶一方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在司法实务中已达成共识。但是有配偶者与他人通奸的，过错配偶一方的能否作为赔偿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争议，一种认为是可以，另一种认为不可以。笔者倾向前一种观点。理由是（1）.通奸是指一方或双方有配偶的男女自愿发生的不正当两性关系行为。姘居是指有配偶男女双方或一方为非法的性关系目的但不以夫妻名义临时公开同居。二者的区别在同居是否公开，通奸是秘密进行的而姘居是公开进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4日通过的《婚姻法解释（一）》第2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实际上是指除了重婚以外的姘居、通奸行为。（2）.虽通奸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秘密性，但无过错方配偶知其配偶方与他人通奸，其会感到羞辱、沮丧，在精神上产生一定的痛苦，从而造成一定损害。对其精神的慰抚，需通过一定物质补偿来填补其心灵的创伤。

3.家庭暴力行为。依《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作伤害后果的行为。家庭暴力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概而言之有两种，即精神上的暴力和肉体上的暴力。精神上暴力通常表现为对受害人进行侮辱、讽刺和咒骂等，肉体上的暴力上通常表现为对受害人进行殴打、捆绑、残害等。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虐待”是指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遗弃”是指对年老、年幼、患病或没有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行为。

第四、对于有第三者介入的离婚案件中提起的离婚损害赔偿可以追究第三者的赔偿责任。对于此问题，也有人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不宜追究第三者的责任。其理由是：

（1）.第三者介入他人家庭的主要原因问题是道德问题，不应将道德调整的问题纳入法律范畴；

（2）.第三者不是离婚诉讼的当事人，离婚损害赔偿是基于夫妻权利义务，但赔偿请求人与第三者之间无直接法律关系，如果将第三人纳入离婚损害中，会人为地扩大、激化矛盾，造成离婚不再是配偶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与救济，而是三方甚至多方的事情，复杂了离婚案件；

（3）.在实践中，多数第三者处于隐蔽状态，在离婚判决中不好认定。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可以追究第三者的赔偿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两种同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条件包括：1.有损害后果；2.有违法侵害自然人人格和身份权益的侵害事实；3.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侵权人主观上有过错或过失，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离婚损害赔偿实质是精神损害赔偿，其构成要件应与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一样。无过错方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时，过错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构成要件。

（一）.配偶一方有过错且过错形式必须是故意的。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从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来看，有过错方所持的心理状态都是故意的，并不存在过失的情况。从婚姻法对结婚条件的规定来看，基于婚姻关系的配偶双方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实施婚姻法第46条规定行为，不管该行为是通过作为形式表现出来，还是通过不作为形式表现出来的，行为人应认识到其行为法律后果是什么。因此离婚案件中配偶一方的过错必须是故意的，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二）、有侵害事实即存在着法定的过错行为。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之间为生活目的存在着争吵、纠纷，夫妻一方难免会作出伤害另一方违法行为来，可能使对方的精神受到侵害。法律不可能全面地追究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只能对某些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予以追究。行为是否过错不是某人所言即是而是众人所公认的然后以通过法律来明确。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重婚等四种情形，不仅是违反了婚姻法规定夫妻间应尽的法定义务，而且势必给对方造成一定的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包括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损害，更多的是来自精神上的痛苦，这四种情形可能使无过错配偶一方丧失配偶权，对基于婚姻关系确立起来的配偶来讲，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丧失配偶之痛了。对于过错方配偶只要有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之一的，就可以认定无过错方存在着被侵害的事实。

（三）、配偶一方的过错与另一方所受到损害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不必追问该因果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果关系是指过错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联系。只有配偶一方的受损害的原因是另一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过错方才能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否则，过错方不必对此承担责任。配偶之间的夫妻关系，是基于双方的信赖、自愿、忠诚基础上而建立的，是受法律保护的以人身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身份关系。配偶一方实施了《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必然会损害另一方配偶权，同时也必然给对方造成身体上的损害或者精神上的痛苦。有时有过错的配偶在其实施过错行为时往往不是直接地针对其配偶的，但其的过错行为会伤害另一方的感情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在此情况下，过错配偶的行为与另一方所受到损害之间存在着的只是间接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我们不能否认无过错方享有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假如配偶一方有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过错行为，致使双方的婚姻关系破裂的。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原则上应限制过错方离婚的胜诉权，如果经调解无效的，而判决离婚，为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依法应给过错方这种违反婚姻法规定夫妻间的义务的违法行为予以民事制裁，那就是判决过错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因此，配偶一方的过错与另一方所受到损害之间只要存在着因果关系，不管该因果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过错方配偶就应对另一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四）、有损害后果发生即有损害事实的存在。损害事实是指民事违法行为所致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必须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在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中也一样，只有配偶一方遭受到精神损害事实的存在，才能产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配偶一方有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等可能导致离婚的行为时，就可以说过错方的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例如过错方配偶违反了夫妻之间应尽的法定义务，对另一方不忠实，存在着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间的行为，使得另一方对夫妻感情产生怀疑、沮丧以致要求与过错方解除婚姻关系或过错方要求与另一方要求离婚等。

三、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间问题。

(一)、无过错方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这是婚姻法对无过错方配偶的照顾，体现了法律正义的价值取向。（二）.离婚后一年的涵义。《婚姻法解释（一）》第30条第2项、第3项规定，过错方提出离婚胜诉的，无过错方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离婚后一年”的规定：即1.不能明确“离婚”是指程序上的意义，还是实体上的意义；2.不能明确“一年”是指诉讼时效，还是指除斥期间。笔者以为，这里“离婚”是指实体上的意义，是指通过法律程序对配偶关系的解除；“一年”是指除斥期间。理由是：1.《婚姻法解释（一）》第30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46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如果法院有书面告知当事人关于婚姻法第46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时，这时可以说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了。如果“一年”是指诉讼时效，那无过错方配偶应在法院告知权利义务事项后一年内提出损害赔偿。这与《婚姻解释（一）》第30条的立法原意有悖，所以“一年”是指除斥期间，不存在着中断、中止、延长。2.如果“离婚”是指程序上的意义的话，假如过错方提出离婚诉讼胜诉时，无过错方提出上诉时，离婚案件要经一、二审程程序，一、二审程序审理案件总的期间有可能超过一年，这与《婚姻法解释（一）》第30条第3项的规定存在冲突。（三）.离婚损害赔偿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登记结婚。离婚程序包括诉讼离婚和登记离婚两种法律程序。婚姻法第46条规定，过错方有第46条规定的行为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规定为在哪种离婚程序中可提出，且《婚姻法解释（一）》也作出规定，笔者以为，离婚损害赔偿也适用登记离婚程序中。例如配偶双方私下提出协商离婚的，虽未到民政部门去登记离婚，无过错方也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对于损害赔偿数额问题可由配偶双方私下协商解决。

四、离婚损害赔偿数额评定原则

离婚损害赔偿实质是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损害是无形的，具有不能用金钱评价的性质。《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无过错方可以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于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数额的评算、确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问题。虽然，《婚姻法解释（一）》第28条规定，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有关规定来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但《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只作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比较难以操作，这也许是立法和司法的无奈。笔者以为，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定，可以借鉴外国法的规定，作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原则。

（一）.法官自由裁量原则。《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0条的规定给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提供的立法依据。该解释第10条第（五）.（六）项规定因素的确定方法，实际上是法官自由裁量原则。离婚损害赔偿实质是精神损害赔偿，依《婚姻法解释（一）》第28条规定，处理这类案件时，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有关规定来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二）.适当合理原则。《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0条的规定，实际上是法官自由裁量原则的规范。法官个人认识的差别，内心确认的赔偿数额差距大，容易导致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差别太大，从而影响司法的统一和法律的权威。衡量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尺度是否正确，需一个合理的标准，。赋予适当合理原则，以弥补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所引起的问题，这对于评定精神损害有重要的意义。精神价值的体现是在于金钱数额，只有赔偿数额与受损程度相当，选择一个正当合理的赔偿数额范围，才能体现法的公正、公平。另外，赔偿数额还应结合侵害人经济能力考虑，既不能赔得太小，也不能赔得太大。赔得太小，达不到赔偿的目的，同时惩戒不了侵害人，赔得太大，超过侵害人承担的经济能力，使得判决成为一纸空文，反而破坏了司法的权威。因此，适用适当合理原则，可以惩罚侵害人，同时也不让受害人占经济上便宜，从而达到规范社会目的。适用适当合理原则，还应当结合当事人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来制定赔偿的最低和最高的数额，使赔偿数额具体化和定量化。

（三）、从实际出发原则。由于个案的差别性，即每个案件中，侵害人过错程度、侵权情节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损害后果也是不一样的。无过错方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时，要准确地确定过错方的赔偿责任，就需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评算出赔偿数额。侵害人对损害后果的认识程度及主观故意形态不同，其过错程度也就不一样。如侵害人对损害早已预见且希望后果的发生比侵害人对损害可能预见而只是放任态度的过错程度较深。对于前者承担赔偿责任应要重一些。另外，可以从侵害人的侵权手段、行为方式、场合、范围、次数等认定侵权的情节是轻微，还是恶劣。从婚姻法46条规定四种情形来看，“重婚”与“与他人同居”、“虐待家庭成员”与“实施家庭暴力”的情形相比，前者比后者的侵害情节要恶劣、过错程度要深一点。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前者比后者应重一点。

（四）、个人负责与连带责任相结合的原则。在离婚案件中，由于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占有较大的比例。为了防止第三者非法干预、妨害、破坏他人的婚姻关系，可以援引此原则。婚姻法第46条虽没有规定无过错方可以向第三者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不能以此否定追究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可行性。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同居过错行为的发生，对于无过错配偶来讲，第三者是罪魁祸首。过错方配偶是因婚姻法第46条第（一）、（二）项情形而引起离婚的，第三者应对无过错方配偶丧失配偶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引进此原则，能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使损害赔偿责任更好地落实到过错方。

参考数目：

损害范文篇9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

随着社会技术的不断进步，化的来临，人类的物资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我国正处于快速时期，与此同时，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工业化过程中，造纸、电力、冶金等重污染行业将继续发展，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难度加大；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地表植被受到破坏；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养殖业的发展将使耕地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防治任务更为艰巨，威胁农产品安全；在社会消费转型中，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趋势；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治理任务非常艰巨；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技术、新产品将对环境和健康带来更多潜在风险。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会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法律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一

沱江发源于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顶山，是长江左岸流域全部在四川境内的一级支流，沱江流域也是四川省内惟一的“非封闭型”流域。沱江流经的著名的城市，有果都金堂，重地简阳，名镇资阳，古府资中，甜城内江，酒市泸州等。今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骤然降临在流经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由于排放污水导致下游两岸近百万群众生活饮用水中断26天，鱼类大量死亡，大批被迫停产，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恢复沱江的生态系统至少需要5年。

案例二

TISSO工厂从1908年起在日本水俣市生产乙醛，流程中产生的甲基汞化合物排入大海，在鱼类体内形成高浓度积累。人食用了被污染的鱼类，产生神经系统疾病--感觉和运动发生严重障碍的水俣病，最后全身痉挛而死亡。1953年开始出现这类患者，至1991年3月底，被确认为水俣病的达2248人（其中死亡1004人）。当地法院于1973年3月做出了确认TISSO工厂的责任并令其赔偿损失的判决。至1993年底，TISSO累积支付的赔偿金额为908亿日元，并且每年仍需支付30多亿日元。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在国内外引起过巨大的群体性环境污染事件。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务院、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木喜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虽然有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应有的刑事和行政处罚，但是在此事件中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相关人员和遭受身体损害群众的民事责任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这种恶性污染给人民群众造成的重大损失又应该由谁来主张赔偿？这就需要环保公益维权。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环境)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在我国从事环保公益诉讼既没有法律上的保障，更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这也从客观上助长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的不断滋生。为此，笔者呼吁国家尽快着手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责并举”的环境违法制裁机制，以便更有效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而言，群体性环境污染的法律救济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就环境侵害的排除方式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缺乏中间性的调整形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要么排除侵害，完全停止加害人的活动；要么维持侵害状态，使受害人完全承担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这种思考模式和侵害排除的规定，无法充分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具有显失公平性，在环境侵权救济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法院往往受“经济发展优先”观念的影响，偏向于保护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对侵害排除请求权的重大限制乃至否认，于受害人极为不利。于是，“中间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损害赔偿”等更具灵活性的和制度应运而生，从而在环境侵害排除中可以更好地兼顾产业利益和保护公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的需要。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值得我国借鉴。同时，为了更好的发挥公众在环保中的作用，我国有必要支持公益性环保组织的，依法为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参与环境保护的机会，保障其权利的正当行使。

2.在环境的损害赔偿方面，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损害的范围广泛、赔偿数额巨大甚至近乎天文数字，从而导致受害人一时难以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同时对于加害人而言，他也因为赔偿金额巨大而导致难以维持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有甚者因不能负担而破产或关闭。

这既不利于受害人尽早得到补偿，也不利于加害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社会权益性侵害，其原因事实又具有社会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险性公害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美国三里岛核污染、印度博帕尔毒气外溢）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不再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个别人之间的，而成为社会性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化赔偿制度。损害赔偿社会化，是把环境侵权发生的损害的补偿功能而把惩罚或制裁作用减至最低。

，实现这一机制的形式各国有所不同，如日本是根据《公害健康补偿法》建立补偿基金，对公害健康受害者实行补偿；美国、法国、荷兰等过则以建立各类环境（生态）补偿基金的形式，实行对受害人的补偿。还有部分国家充分利用保险的功能，实行环境侵权救济的保险制度，如责任保险或社会保险等。我国在这方面仍是空白。

3.在确定责任原则方面：由于在群体性环境污染诉讼中被告往往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就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下列具体的建议：

——在环保法中进一步明确有关主体对侵犯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因为诉讼权是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环境公益的诉讼权利应当得到环境基本法的肯定。

——用形式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以诉讼权。不论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均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因为根据我国环保法第6条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律均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要求出现纠纷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否则将丧失胜诉的权利，但在民法通则的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所需，而公益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渠道，也应当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使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

——举证责任应区别诉讼主体而定。在民事诉讼中，作为提出诉讼主张的民事诉讼主体，应当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举证责任应根据环境法和民事程序法中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及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来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应区别诉讼主体而定。

损害范文篇10

酒滥用及酒依赖对神经系统的损害是多方面的，其临床表现大致可分为三类:①急性酒中毒;②与戒酒综合征有关的异常，如震颤、谵妄等;③与长期饮酒及酒依赖有关的异常，包括中枢神经病变、外周神经病变及植物神经病变等。本文集中介绍第③部分内容论文。需说明的是，有些表现的分类较难。

Wernicke(1881)首先观察到一种发生于酗酒者中的三联征:突发意识障碍、眼肌麻痹及共济失调。Korsakoff(1887)描述了一些酒依赖者在其他认知能力相对完整的情况下，出现明显的记忆障碍。后人即以其名字命名上述两种综合征。与此同时，Maudesley(1879)注意到一些酒依赖者出现与老年性痴呆相似的全面的认知功能损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上三种综合征成了酒依赖的神经系统损害的经典描述。此外，震颤也是酒依赖患者的常见神经损害症状，尤其是手及舌部震颤。

Freund等［1］证实，长期酒滥用(其标准为超过80g/d纯酒精，时间超过10年)可使额叶的M型胆碱受体明显减少;他们还证实，壳核处胆碱受体也减少，而苯二氮受体却未受损。组织学研究发现，额叶并无萎缩的表现。提示乙醇不仅具有区域选择性，而且具有受体选择性。近年来的各种研究均提示，对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而言，除长期酗酒所致的营养不良外，乙醇的直接毒性也不容忽视。

综合而言，引起饮酒性脑损害有关的因素:①乙醇对神经细胞(尤其是细胞膜)的直接作用;②乙醇对神经递质、受体及第二信使系统的作用;③饮酒使细胞膜、神经递质或受体产生的长期改变;④进食及吸收不良，产生维生素(主要是维生素B1、B6、烟酸)缺乏;⑤与酗酒相关的代谢性改变；⑥长期饮酒使脑血流减少;⑦酒依赖对其他器官的损害(如肝病)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2］。

二、威尼克脑病［2-5］

威尼克脑病(Wernickeenceph-alop-athy)主要症状为眼肌麻痹、眼震、共济失调及意识障碍。患者常常(但并非全部)伴发周围神经病。近年来，典型的威尼克脑病已日益少见，这部分是由于患者的眼肌麻痹及意识障碍经维生素治疗多可很快恢复。需注意的是，威尼克脑病不仅见于酒依赖，凡可引起维生素B1缺乏的疾病及其他情况(如上消化道肿瘤、血液透析、神经性厌食症等)均可引起此症。

威尼克脑病属于急诊范畴，死亡率较高。应积极救治，治疗措施包括静脉补给充分的维生素B1及其他B族维生素，并加强一般支持疗法。通常于入院后12小时内补给维生素B1100mg。此外，临床上还要注意镁的补充。

研究表明，威尼克脑病的发病基础是维生素B1缺乏，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其病变常累及的部位:①第Ⅲ及第Ⅵ对脑神经核及相邻的被盖区，引起眼肌麻痹症状;②腹侧核团，引起眼震及平衡障碍;③小脑皮质，引起共济失调。

三、柯萨科夫综合征［2,3,5］

许多人把柯萨科夫综合征(Kors-akoff′ssyn-drome)与威尼克脑病视为同一综合征的不同类型或不同发展阶段，盖缘于二者具有共同的病因及共同的病理表现。有人甚至用威尼克-柯萨科夫综合征来命名。但必须看到，并非所有的威尼克脑病都发展为柯萨科夫综合征，且有不少柯萨科夫综合征患者病程中并无威尼克脑病发作史。

柯萨科夫综合征最显著的特征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缺乏记忆。严重者在病房找不到厕所及自己的病室，记不住病友及工作人员的姓氏。远期记忆也变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有些人为了掩盖，会编造或虚构一些情节，但也有许多人并无此症状。有些患者除记忆力受损外，智力的其他方面则相对正常。韦氏成人智力测查(WAIS)的智商正常，患者在数字运算及言语方面正常。瞬间记忆相对完好，但信息的保存时间缩短到只有数分钟。由于患者言谈举止大体如常，故早期易被忽视。

症状明显的患者，除明显的记忆障碍外，常常还并发有其他认知功能缺损，尤其是疾病后期。多数柯萨科夫综合征患者除了明显的顺行及逆行性遗忘外，视觉感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轻度受损。患者遗忘的内容大多按时间先后层次分明，先累及近期记忆，逐渐累及远期记忆。

与其他原因引起的痴呆相比，柯萨科夫综合征患者常伴有表情淡漠、行为缺乏始动性及自知力严重受损。这些均提示病变源于皮质［2］。

柯萨科夫综合征预后不好，且疗效不佳。不过，临床上仍主张补充维生素B1及其他多种维生素，至少可以防止病情恶化。早期有关柯萨科夫综合征预后的报道较为乐观。Victor等［5］认为柯萨科夫综合征患者中约25%可达临床痊愈，50%部分恢复，其余症状无变化。大多数患者恢复很慢，需历时1年以上。

四、酒相关性痴呆［2,3,6］

有关酒相关性痴呆的研究较少，据Lishman等［6］报道，酒依赖者中约8%出现痴呆。这种痴呆与其他原因引起的痴呆之间难以区别。晚期患者常不注意仪表及社会行为规范，并有易激惹、情绪不稳等表现。

痴呆常隐袭发生，早期往往被家人甚至专业人员忽视。因为患者常常大醉，其痴呆表现与普通醉酒不易区别。只有当患者停酒并清醒后，痴呆症状才逐渐明朗。

头颅CT多示脑萎缩，病理检查示点片状或斑块状的神经元变性和死亡，病变弥散于整个大脑皮质。而在早老性及老年性痴呆中常见的具有特征性的老年斑及神经原纤维缠结在酒相关性痴呆中却难以见到。

据统计，酒相关性痴呆约占各种痴呆的7%左右(Herrinton，1988)，在国外与多发性梗死性痴呆所占比例相近。国内尚缺乏这方面资料。

五、酒相关性小脑变性［3,7］

急性醉酒者步态不稳、行动笨拙、口齿不清，这些都是乙醇对小脑作用的结果。酒相关性小脑变性病变多较局限，但却较为持久。表现为步态蹒跚、不稳，下肢的共济失调较重，而上肢的共济功能相对较好。构音困难及眼球震颤则相对少见。共济失调可为威尼克脑病的部分症状，也可独立出现。如果共济失调是威尼克脑病的症状之一，则约50%患者的共济功能可完全恢复，而独立出现者恢复较难。

此症具有特异性病理改变:小脑皮层(尤其是普肯野细胞)的神经细胞变性，且多局限于小脑蚓部的前部及上部。

Estrin［7］按共济失调症状的有无将酒依赖者分为两组进行比较，发现两组在手眼配合及反应时间方面无差异。且饮酒量与共济失调的严重程度也无明确联系。年饮酒量及终生饮酒量甚至有症状组低于无症状组。这提示共济失调的发生与个体易感性有关，或与营养缺乏有关。

小脑变性与威尼克脑病的关系提示维生素B1在病因中的地位。但共济失调症状对补充维生素效果不明显。此外，也有人通过动物实验，认为乙醇可选择性对小脑某些部位产生直接毒性。

六、酒相关性多发性神经病［2］

发生此症的病因目前肯定的是营养(主要为维生素B1)缺乏，此外也有人提出与创伤有关，主要是压迫性神经病变。患者的感觉、运动及植物神经系统均被累及。远端以轴突变性为主，导致继发性近端脱髓鞘。

多发性神经病呈对称分布，从远端向近端逐渐发展。开始时通常先有感觉症状，如轻度感觉异常，症状渐次加重，表现为麻木感、灼热感，直至麻木及感觉丧失，运动觉、位置觉及足背反射消失。

病程进展缓慢，感觉异常部位呈手套、袜套样分布，由远及近。严重病例可累及颅神经。如果患者的症状以近端运动系统为主，则应考虑酒相关性肌病的可能，因为它与多发性神经病可共同存在，但不常见。此症对维生素的疗效尚可，但所需时间较长。

七、植物神经系统［3］

酒依赖者的交感神经功能异常常体现在血压及体温调节上。在戒酒综合征期间，患者常有血压升高、颤抖、多汗、心动过速，这些均与交感神经亢进有关。此外，多发性神经病的患者，四肢累及区域的出汗功能丧失。研究还发现，酒依赖者体温调节功能也比正常人差。

长期酗酒可引起迷走神经变性，造成部分患者吞咽及发音困难。重者心率减慢，且对体位改变及药物(如阿托品)的反应能力降低。

慢性酒依赖者常有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或呼吸障碍，可能与饮酒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及迷走神经的损害有关。酒依赖者的性功能障碍也可部分归因于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紊乱。

八、酒相关性癫痫发作［5,8-10］

据统计，酒依赖者中癫痫发作的患病率约为6.6%～10.6%，比一般人群高，酒依赖者所致癫痫发作的原因:①因中断饮酒所致;②代谢障碍(如低血糖)所致;③颅脑外伤或颅内感染。还应说明的是，有些癫痫发作的原因与饮酒或酒依赖并没有明显的关系［10］。

Earnest等［9］对有癫痫发作史的酒依赖者195例进行分析，其中戒酒者占59%，头部外伤者占20%，血管疾病者占5%，颅内肿瘤者占2%。Victor等［5］也曾对有癫痫发作史的酒依赖者进行研究，他们首先将其他原因(如头颅外伤)引起的癫痫发作除外，结果发现，约90%的癫痫发作发生在断酒后7～48小时，认为癫痫发作与戒酒综合征关系密切。Herrington(1988)也持类似观点，并认为断酒后22小时是癫痫发作的高峰。但Ng等［11］对此提出疑问，认为癫痫发作与戒酒综合征关系不大，相反，他认为癫痫发作与饮酒情况关系密切。他还指出，酒依赖者中的首次癫痫发作有16%不在戒酒综合征期间，其余的发作时间与末次饮酒的关系呈随机分布。在人体及动物身上进行的研究表明，在戒酒综合征期间，中枢神经系统的活性增强，发生癫痫发作的危险性也相应地升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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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llerA.Neurologicaleffectsofdrugandalcoholaddiction.In:MillerN,prehensivehandbookofdrugandalcoholaddiction.NewYork:MarcelDekkerInc,1991.599-624.

3NeimanJ.Alcoholasariskfactorforbraindamage:neurologicaspects.AlcoholClinExpRes,1998,22:346s-351s.

4汤宜朗.饮酒、酒滥用与酒依赖.见：姜佐宁,主编.药物成瘾的临床与治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61-242.

5VictorM,AdamsRD,CollinsGH，eds.Wernick-Korsakoffsyndrome.Philadelphia:DavisCompany,1971.2-50.

6LishmanWA.Alcoholandthebrain.BrJPsychiatry,1990,156:63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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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evatagF,MandichG,ZaiottiG,etal.Alcoholicepilepsy:reviewofaseriesandproposedclassificationandetiopathogenesis.HJNeurolSci,1983,4:275-284.

9EarnestMP,FeldmanH,MarxJA,etal.IntracraniallesionsshownbyCTscansin259casesoffirstalcohol-relatedseizures.Neurology,1988,38:1561-1565.

10Mayo-SmithMF,BernardD.Late-onsetseizuresinalcoholwithdrawal.AlcoholClinExpRes,1995,19:656-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