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赔偿制度十篇

损害赔偿制度篇1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表明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崭新的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人们更加注重精神领域的生活质量，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侵害而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方式进行救济的民事法律制度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仍存在严重的缺陷,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焦点问题,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不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为人格标价，而是从法制经济的角度为人格树立尊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进一步贯彻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有效地制止侵权行为，充分保护当事人的人格权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精神人格权益损害赔偿发展完善

精神损害赔偿是救济人身权利损害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现代法律人性色彩的集中体现，也是各国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表明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崭新的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人们更加注重精神领域的生活质量，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侵害而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方式进行救济的民事法律制度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被认为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萌芽，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则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仍存在严重的缺陷,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1.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概念探讨

“精神”一词，涵义颇丰，从本质上看，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成果的总称。（1）哲学上的精神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精神生产,二是精神活动。（2）但法律上使用精神这一概念,并不包括哲学上精神概念的全部内容，而主要是指精神活动，并且通常与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联，法律上的精神活动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活动以及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更多的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及其与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志的关系。

精神损害一词来源于罗马法中的“侵辱估价之诉”，在罗马早期的《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私犯”中的第一条规定“以文字诽谤他人或公然歌唱侮辱他人的歌词的，处死刑”。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最初萌芽。英文对精神损害赔偿一词有多种表述，它们都具有“精神损害赔偿”之意，日文将精神损害赔偿称为“慰籍料”，原意为一种慰抚金，它是指对精神损害以金钱估计而构成的损害赔偿。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对于流内殴议贵者、殴言内外亲戚、殴言父母祖父母、殴言姑舅、奴婢言旧主等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均规定予以刑罚制裁。对于什么是精神损害、其性质是什么、哪些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数额如何确定等问题，目前我国法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笔者认为，精神损害又称“非财产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它不是表现为受害人财产利益的减少，而是表现为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减少。其中，精神痛苦是自然人这一法律主体可能遭受的精神损害，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自然人或法人等组织人格利益与身份利益的丧失。由此可以得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害者进行赔偿的民事责任。其涵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

精神损害的无形性，主要表现为精神损害不象物质损失那样清楚明了，人们可以较为准确地衡量其损失的程度，从而判定赔偿的数额。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程度的大小，与侵权的程度、受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方面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侵权行为，如侵害他人的权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可能会伴随人的一生，即使用再多的金钱赔偿也难以弥合其心理的痛苦。这是精神损害不同于物质损失的一个明显特征。

损害赔偿制度篇2

关键词：环境损害赔偿、环境利益原则、体系

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已是全民共识。而环境权的确认、保护与实现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反观我国的环境法制现状，诸多的立法缺位使环境权益的实现状况不尽如人意。没有救济权的权利结构是不完整的，至于环境侵权领域，一方面是环境损害的严重化，另一方面却是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落后（不仅落后于社会生活；同时也落后于其他国家，如瑞典有专门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德国也颁布了《环境责任法》等，严重碍于环境保护的国际接轨）。由于各国不同的法制背景和环境问题的强烈地域性特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大不相同，我国的环境损害赔偿法的学理研究和立法，应当以“国内法”为最终目标，以提供解决环境损害赔偿事项的合理答案为目的。本文对于环境损害赔偿法制的反思和制度设计，追求体系化的目标，重于实体方面的探讨而很少涉及程序内容。

一、研究范围之界定

一般而言，环境责任是一种综合责任，在民事、刑事、行政领域各有其表现。“以承担民事责任的方法为标准，民事责任可以分为排除侵害与损害赔偿。”（1）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但是排除侵害由于操作性难以掌握，只能发生于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场合中（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65条之规定），而损害赔偿则可以适合不同的损害情形，因此，损害赔偿是民事责任的主要承担方式。环境损害赔偿作为环境侵害的主要救济方式，是为了填补平权主体间因环境侵害而造成环境权益所受的损害，因此环境损害赔偿法主要着眼于环境侵权责任的实现，寻求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环境损害赔偿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法律确认的关于环境损害赔偿成立基础、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方法等构成的各项制度的综合。

二、环境损害赔偿的基础

有权利即有救济，有环境侵权造成损害方有环境损害赔偿的发生。由于环境侵权加害行为的特殊性，危险责任论已经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核心归责原则，指导着环境损害赔偿的进行。因此，环境损害赔偿法以危险责任论为理论基础，以环境侵权行为为事实基础。

（一）理论基础：危险责任论

Saleilles 和Tosserand等主张：人类生存于社会中，凡对他人创造危险，必须对于其后果负责。危险责任说本于公平原则，不问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而以行为人之行为客观是否创造危险为责任构成基础，其基本思想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危险责任说所以获得共鸣，因自动力发明后，机器逐渐代替人力，企业家利用机器营运，工人组织团体抗衡，因平衡机器营运之危险与团体抗衡之困扰，提供保险制度开发之契机，危险责任论在机器、团体与保险三者互动之中，自1892年方而脱颖而出。”（2）危险责任论是在产业革命背景下大机器工业时代的理论产物，而此时也是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工业企业的强势地位日渐加强，环境污染社会关系中的不均衡地位也引起人们的警惕。

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在于环境侵权损害的造成须以环境为媒介，即是环境加害行为对于自然环境作用，而后由于环境的生态作用而导致人身财产的权益损害，而且损害往往是由于污染的长期积累而造成的；另一方面，环境侵权多与现代工业化生产中高科技应用相关，由此造成的环境损害蕴涵着复杂的科学技术和专业化的知识问题，加上工业化生产中自动化以及组模化设计从而导致加害行为构成具有复杂性，可见在环境侵权中，环境侵害的加害行为具有间接性、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由此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工艺流程的保密性往往造成被害人获取证据不能，若依传统的过失责任理论，要证明环境侵权加害人有主观的故意过失难上加难，而加害人则可能证明其已尽一切的注意义务损害仍会发生。环境侵权中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均衡地位带来传统侵权行为法的困境遭遇，建立在可非难行为原则基础上的过失责任论已不能满足调整环境侵权关系的需要，而危险责任论的出现则解除了传统过失责任论的尴尬境地，它但求“创造危险”的存在，不问加害人的主观状态，适合了保护环境利益的需要。

在危险责任论下，环境侵权行为只要造成环境利益的危险状态，即须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科以加害人多的注意义务与举证责任，校正了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利于环境侵权民事赔偿的实现，同时也给加害人形成压力，有利于实现预防效果。

诚如曾世雄先生所言：“民事责任之基础并非单一，而系复数。”在环境民事责任社会化（3）语境中论及环境损害赔偿成立之基础，不能忽视强制责任保险机制与环境整治基金的运用，作用在与对处污染源不明确情势及赔偿范围确定困难、赔偿责任过大等问题，其实质是将环境损害加害人的责任限于“危险”所及的一定范围之内，避免责任过巨而使环境侵害加害人不堪承受，有碍于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环境损害受害人得到迅速合理的赔偿。

综述之，环境损害赔偿以危险责任论为基础，借助于其与环境整治基金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互动而实现，同时兼顾了环境侵权加害人与受害人的利益，达成双赢之局面。

（二）事实基础-环境侵权行为

环境侵权，有学者称之为“环境侵害”。“指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以至于危害居民的环境权益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侵权行为”（4）虽然传统民法理论关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向来有“三要件说”“五要件说”“七要件说”之区分，但是国内通说以为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需具备四个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但在环境侵权场合，“损害通常无法完全归咎于人类之错误行为，而可能系基于潜在危险之机器设备操作不当所致，其所涉及的是潜在危险之实现”（5）因此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不要求侵权行为主观上有过错；另一方面，环境损害并非全由违法行为而引起，通常导致环境损害的活动与设施如工业生产、汽车尾气的排放等往往与生活密切相关，不属违法，但这些设施及活动的行为人为获取个人利益而损害了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法益，将责任转嫁给社会。如果不要求其赔偿，必然有悖于公平、正义原则。因此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不要求行为的违法性，合法的行为只要造成环境危害后果也要承担环境民事责任，此即“合法侵权行为”（6），体现了环境民事责任违法性的社会化。关于环境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由《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前者有违法性的要求而后者没有，但是《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相比与《民法通则》可视为特别法规定，优先适用。对于此等碰撞式的法律漏洞，需要相关的法律修订。

由此可归结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

1、须有危害环境的行为存在

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要素的总和，任何行为只要造成环境要素的损害，使环境结构和状态发生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变化以及环境功能的耗退，最终危害居民的环境权益，即为危害环境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2、须有环境损害事实的存在

将在后文环境损害中专门论述

3、危害环境的行为与环境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该因果关系是指危害环境的行为与环境损害事实间的逻辑联系。因果关系属于辩证法范畴，具有哲学意味，所蕴涵意义自然广博，因此虽然任何国家法学领域中均不能回避因果关系问题，却很少见到有成文法典对因果关系作出具体规范。理论的研究从直接因果关系说到相当因果关系说乃至预见说等都无法自足。至于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问题多因高科学技术而引起，有时候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方显示损害，造成证明的困难；另外，环境损害的致害原因极具复杂性：有的损害是有多个的污染源排放物质而引起，在某些情况下，污染源排放的多种物质单个并不损于环境质量，而是经过聚合分解等物理化学变化，产生了致害物质而造成环境损害，在大气污染中甚至还会出现扩散作用下的远距离环境损害问题，由于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哪怕是同一致害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的损害结果。这种复杂性也使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困难重重。因此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采取“原因推定理论”（ursachenvermutungstheorie），即“当一个设施根据个别事件的情况适于成为所形成损害之原因者，则此设施被推定为造成损害之原因”，也就是说造成环境损害的设施的经营者要免除责任就应当举证其行为与环境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意见》第74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但在下列的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关于因果关系的原因推定原则，可以减轻环境损害受害者的举证责任，给污染设施的经营者造成压力，以尽力减少或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形成预防效果。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可以利用学术机构的鉴定，采用表现证据（7），运用事实推定、疫学等相关科学方法。

三、环境损害赔偿的原则

民事赔偿以损益的填补为终极追求，但是在环境损害赔偿领域，由于环境侵害的复式结构，它除了有加害人、受害人基本当事人以外，更是以环境为媒介，没有环境的破坏便没有受害人环境权益的损害，因此，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也是多层次的：既有受害人的财产、人身的利益损失，也有因对环境的损害而致的不同时空人们的利益损失，这就需要救济层面的制度设计进行多方面利益的考量，以环境利益为中心构筑环境损害赔偿法的体系。同时，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还要以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社会目的，以抑制环境侵权行为、补偿环境侵权受害者损失为一般目的，又要以环境侵权人的经济状况为实现条件，由此确立如下原则。

1、环境利益原则

法国法上有句格言：“无利益即无诉权”（Sans intteret pas diaction）。笔者以为，利益除了其经济内容以外，更体现了一种社会关系。在环境侵权中，环境利益在本质上体现了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受害人以及作为媒介的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环境损害赔偿应该着眼于从这多重的关系中找出利益的损失予以填补。由于环境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导致环境损害也是多层次的：既有环境损害，也有以环境损害为媒介而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既有现有利益的损失，也有可预期利益的损失；甚至于既有当代人环境利益的损害。也有对后代人环境利益的损害。以环境利益原则作为环境损害赔偿法的核心原则，明晰了环境侵权关系以及损害的范围，有利于环境损害的填补。同时，环境作为一种内部结构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具有广泛性，囊括了多个利益主体，即只要造成环境利益的损害，利益相关者就可以环境损害赔偿，这样既便利环境侵权受害人获得赔偿，也解决了跨时空领域的环境侵害，既维护当代人环境利益，也追求代际公平，更重要的是，环境利益原则确立的环境利用主体和损害范围的广泛性，施以污染者更大的压力，符合预防为主的原则，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

2、全面赔偿原则

全面赔偿即有环境损害即须赔偿，既要赔偿环境侵权造成受害人的直接损失，也要补偿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失，更要兼顾虽造成环境损害而未明确造成对人们的损害场合下的环境利益的补偿。

3、限定补偿原则

由于环境侵害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多元性、持续性，其赔偿数额往往难以确定，在能确定的情况下，其数额也必将巨大，势必会使加害人不堪重负。从而影响工业企业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的经济活动。因此。有必要对加害人的赔偿数额予以限制，实现对环境侵权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平等保护，至于限定范围之外的损害，可以通过强制责任保险予以弥补。如果说全面赔偿原则涉及的是赔偿范围的规定，限定赔偿原则涉及的是具体数额的确定；如果说全面赔偿原则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失，限定赔偿原则则是兼顾了环境侵害人的利益。

4、惩罚性赔偿原则

虽然环境侵权归责以无过失责任原则为基本理念，而不问加害人是否有过失，但在具体的赔偿过程中不加区别有无过失的情形，显然不符合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有必要对有过失的环境侵害行为施以更重的责任，予以惩罚性赔偿；这将课以危险事业经营者更多的谨慎注意义务，对其造成压力，体现环境法的预防原则。

5、考虑当事人经济状况原则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确定和具体执行时要兼顾环境侵权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赔偿数额方面要合理，在诉讼的执行措施中也有执行终结等制度进行利益调和。（8）

四、环境损害赔偿主体

民法理论认为，侵权行为赔偿权利人为行为的直接被害人，而在环境侵害中，不发生侵害行为与受害人的直接指向关系。从环境利益原则出发，前述指向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利益关系，且具高度盖然性即可成立，因此，环境侵害赔偿权利人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如《1970年密执安环境保护法》第2节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空气、水体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公共信托客体，使其免受污染，任何个人、合伙、公司、社团组织或其他法律实体均得在据称的违法行为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具有管辖权的巡回上诉法院对州的分之机关，任何个人、合伙、公司、社团、组织或其他法律实体提起谋求宣告或衡平救济的诉讼”，甚至也有代替后代人请求抑制环境侵权的判例出现，

环境损害赔偿的义务人为环境侵权加害人。环境侵权的实质为因一定设施或行为而造成环境影响所致的他人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的损害，因此，该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成为环境损害赔偿的责任人。

1、设施的概念和范围

一般而言，设施具有广泛的意义，但是在环境法领域，设施是指地点固定之设置，包括机械、器具、运输工具和其他地点可以变动的技术上之设施，以及具有在一个空间或运输技术上的共同关联性且对环境影响之形成具有重要性之附属设施。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包括正在营运的设施，还包括尚未完成或已经停止运转的设施，如果这些设施的运作造成了环境影响，其经营者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设施的具体类型和范围，可以由法律参照社会生活作出限定。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及理论研究，设施可以分为：（1）热力、矿业、能源类；（2）石头及土壤、玻璃、陶瓷类、建材类；（3）煤、铁及其他物质类；（4）化学产品、药物、石油提炼及再加工类；（5）木材、纤维类；（6）食品、饲料、农产品类；（7）废弃物及残余物质类；（8）物质装卸类；（9）其他类。（9）

2、设施经营者

设施经营者是指直接管理运作该设施从中受有利益的人，因为其直接管理便负有注意义务，其又因从设施营运中获取利益，当然就是设施造成环境影响而致损害的环境赔偿的责任人。设施经营者不同于设施所

有者，因为可以发生所有与占有分离的情形。在损害环境设施确定而经营者与所有者无法区分的时候，应由该设施的经营者和所有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共同致害的赔偿义务人

民法理论的共同侵权要求多个加害人有共同的故意或过失，有相当的意思联络，而环境侵权不以故意、过失为要件，在环境利益原则下，某环境行为或设施只要对环境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某环境损害是因多个环境加害行为而引起，则这些行为人和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一条河流的污染，下游的养鱼人受到损害，是由上游的多家工业企业的排污造成，则这些排污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德国水法》第22条规定：“所有排放有害物质的设备所有人，被视为连带责任”

另外，在限额责任以外的环境强制保险中，损害赔偿的保险金是有所有的环境投保人共同负担的，因此，这些人可以视为环境损害赔偿的潜在赔偿义务人。

五、环境损害范围之确定

“损害乃财产或法益所受之不利益”（10），环境损害即是环境影响（Umwelteinwirkung）所造成的损害。鉴于环境侵权的复杂性，如前所述，在环境利益原则下，环境损害也是多层次的：即有环境损害，也有人身、财产损害。有人认为：“环境损害既包括由于排放污染物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海洋污染而导致的危害，也包括发射噪声，产生振动、放射性、电磁辐射、热能，阻挡日光等对财产和人身健康造成的损害。还包括由于建设和开发活动对生态造成的破坏”（11），笔者以为，环境影响的造成不以以上列举之环境要素为限，环境损害的范围也是具有开放性的，立法应当考虑社会生活、经济 科技的发展以及环境状况而将其具体化。

六、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

1、一般认为，损害赔偿范围应当包括（1）直接损失，指既得利益的丧失，现有财产的减损；（2）间接损失，指可得利益的丧失；（3）证据费用、律师费用等合理费用，主要有律师费用，调查取证或制止侵权等所支付的差旅费和报酬，为查阅收集证据材料支付的费用，鉴定费用、咨询费用等；（4）精神损失。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也应及于上述四项，不仅包括因环境影响而致使的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相关的合理费用，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类型有财产赔偿和非财产赔偿，上述前三项即属于财产赔偿，以弥补因环境侵权造成的财产人身损害；而非财产赔偿主要指精神损害赔偿，发生与环境侵害对人生理和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使受害人遭受巨大痛苦情形下，例如环境噪声使人失眠，记忆力减退，食欲下降等的精神痛苦。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发生于人格权利人格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对于没有造成人格利益损害时，法律明文规定的几种精神痛苦才发生精神赔偿，主要是因为精神痛苦的衡量是一种主观的标准，难以把握。但是环境侵权中，加害行为通常针对的不是特定的主体，而且环境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其造成的精神损害范围广，程度深，精神赔偿不以人身、健康受损害为前提。

2、限额责任的规定

如前所述，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与责任保险制度衔接而互动的，这一衔接点便是最高限额责任，即是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上限。在最高限额之外，是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的投保范围。德国环境责任法第15条规定：“赔偿义务人对死亡、身体和健康负担赔偿之最高金额为一亿六千万马克，对物之损害赔偿之最高金额亦为一亿六千万马克，只要此一损害由同一环境影响所造成。当由于相同环境影响造成多数必须给付的损害，其赔偿数额超过在第一段所称的各项最高金额，对各单一损害 赔偿依其总额对本条所规定最高额之比例减少之。”

3、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民法通则》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财产的损害，不管环境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如何，应当全部予以赔偿。对于因环境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应根据人身受损害的程度确定赔偿的范围，对于经过治疗可以恢复的健康的一般损害，应当赔偿医疗费、住院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护理费，治疗期间的交通费和误工工资等。对于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人参残废的，还应当根据其劳动能力的丧失程度和收入减少的情况，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和残废者生活补助费。对因环境侵权造成死亡的，侵权人除了应赔偿死者在死亡前因医病或抢救其生命所花的医疗费外，还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

4、精神损害赔偿金

追究精神赔偿的目的在于救济肉体痛苦和心理痛苦，抚慰创伤，化解悲痛。“抚慰金是借助货币的心理功能，达成人道主义目的”（12）。精神损害赔偿金形式上主要有，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其他精神抚慰金。起数额的确定不易掌握，应当视当事人具体情况，照顾当地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符合比例原则。

七、环境损害赔偿的方法

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十种。但以民法视角，侵权损害赔偿的方法有回复原状或金钱赔偿，“以回复原状为原则，金钱赔偿为例外，明白无争”（13），而其他方式，如停止侵害、排除危害等，“系以损害赔偿为主干，分流而下所衍生之各项课题”《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了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两种责任方式，与环境侵权造成损害的多层次对应，环境民事责任实现的方法也应多样。但是环境损害赔偿实现以回复原状，金钱赔偿既已足够。

1、回复原状

意在对于造成环境功能结构损害不利益的弥补。关涉到不特定公众乃至后代人的环境利益，对于造成环境损害者，其应通过各种努力，以恢复环境的应有功能和结构状况，以求代际平衡；在环境影响而致财产侵害所生害情形下，回复原状的费用为环境侵权行为加害人主要负担，因治理环境需要高额投入而环境侵害财产的主体不是单一主体，因此，加害人必须预先支付回复原状的费用。

2、金钱赔偿

金钱赔偿通常发生于回复原状不能的情况下，在所生的环境权益不能回复应有状况时，如造成财产灭失、健康损害时，受害人可以要求以金钱弥补其损失。

八、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效

由于环境损害具有隐蔽性，有时还具有一定潜伏期，其危害结果并不能短期的显现。时效的功能在于敦促受害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因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

但是从环境法角度看，更应将弥补环境权益的损害放在首位因此，应该规定较长的时效期间。我国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短期时效期间为3年。长期时效为20年，与德国《水法》规定的30年的长期时效相比，似乎显短。

九、环境损害赔偿法体系建构

一个完整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必须能同时兼顾环境损害被害人与加害人两方之权益：一方面能使被害人能真正获得赔偿，另一方面使加害人确实对其造成的损害负责，以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

如前所述，环境损害赔偿法是与环境整治基金和环境损害强制保险相结合互动的。环境损害赔偿法赋予环境损害受害人的请求权，是环境损害赔偿法体系的基础。同时，为了避免损害数额过大导致污染制造者无力赔偿的情况，实行责任保险制度，分散风险，同时保护受害人和污染者。在不明污染源所致污染损害场合，采用环境整治基金机制，及时弥补损害。三项制度相互配合，彼此配套，补漏洞，形成完整的环境损害赔偿法体系。

    参考文献：

（1）曾世雄著《损害赔

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4页。

（2）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4页

（3）现代工业社会中，法制社会化的背景之下，环境法作为社会本位法而出现，环境民事责任呈社会化的趋势，如兼顾社会环境利益、无过失责任的发展、违法性、因果关系、损害赔偿以及责任承担的社会化等。

（4）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152页。

（5）陈慈阳著《环境法总论》（2003年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38-339页。

（6）邱聪智著《公害法原理》，1984年5月初版，第91页。

（7）是一种以单一的间接事实为基础适用经验法则推定主要事实存在的证明方法，如果原告以一定的盖然性，对推断被告过失能够成立的话，只要其后被告不能证明是例外，便不能推翻其推定。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该条文要旨在于执行中维护被执行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而不至于赶尽杀决，无力为继。

（9）陈慈阳著《环境法总论》（2003年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34页。

（10 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27页。

（11）王灿发著《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第23页。

损害赔偿制度篇3

关键词违约形态损害赔偿范围损害赔偿计算

一、违约形态的划分

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是指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应依法赔偿对方当事人所受损失的财产责任。就责任方式的选择而言,赔偿责任是违约责任中较为普遍的方式,也是一种终极的方式。因此,赔偿责任在违约范畴中具有重要地位,而违约行为是承担赔偿责任的首要条件,因此,首先必须对违约行为进行准确的划分,以明确在不同违约形态下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违约形态大致为:第一,违约行为总体上分为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第二,实际违约可分为:不履行即完全不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履行和其他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第三,不符合约定的履行可分为:迟延履行、质量有瑕疵的履行、不完全履行(包括部分履行、履行地点或履行方法不当的履行);第四,其他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主要是指违反法定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行为。

在理论界,我国学者关于违约行为形态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Www..cOM如:有的学者认为违约行为大体上分为不履行、履行迟延、不完全履行和预期违约四种。《民法》一书中,将违约行为分履行迟延、瑕疵履行、不完全履行(一部份履行)、拒绝履行与履行不能诸种。有的学者将债务人违反履行义务的形态为分三种,即给付不能、给付迟延及不完全给付,对于给付拒绝是否为其第四种形态,学者一直有争论。不过,近些年来,随着对违约行为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及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司法实践的日趋完善,我国学者关于违约行为形成的看法己越来越趋于一致。这可从目前我国学界对违约行为形态所作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分类中可以看出:一种观点首先将违约形态从总体上分为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两类;其次将预期违约分为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将实际违约分为不履行(完全不履行)、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其他不完全履行行为,最后又将不履行(完全不履行)、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其他不完全履行行为再次细分。另一种观点将违约行为形态大体上分为先期违约和实际违约,然后将实际违约又分为不履行(完全不履行)、迟延履行、瑕疵履行,最后将不履行(完全不履行)、迟延履行、瑕疵履行又具体分类。很显然,两种观点都将违约行为分为先期违约和实际违约,并将实际违约又细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且其中的不履行和迟延履行也基本一样,唯一的差别在于:前一种观点将不履行和迟延履行以外的违约行为分为不适当履行和其他不完全履行,而后一种观点则将它们统统归入到瑕疵履行中。比较起来,前一种分类更为详尽,笔者基本上赞同前一种观点,但认为其他不完全履行完全可以并入到不适当履行中,即将实际违约分为不履行,迟延履行及不适当履行三类。

二、我国关于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合同法》的这一规定是我国法律首次明确规定赔偿范围除直接损失外还包括可期待利益即可得利益的损失。这一突破对切实保护合同守约人的合法权益,杜绝违约行为的发生及指导审判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表明我国也用“合理预见规则”限制了可得利益损失范围的扩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对欺诈实行双倍赔偿。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法国关于违约中有关欺诈的规定,将惩罚性违约损害扩大到其它合同领域,以利于更好的保护非违约方的合法权益。

三、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一)损害赔偿额计算的一般方法

各国法律普遍承认的计算损失的方法有两种,即主观计算法和客观计算法。主观计算法又称具体计算方法,它是指根据受害人具体遭受的损失,支出的费用来计算损害额。客观的计算方法又称抽象计算方法,指按照当时社会的一般情况来确定损害额,而不考虑受害人的特定情况。两种计算方法的主要区别是是否将受害方的主观的或特别因素加以考虑。主观计算方法旨在恢复权利人实际遭受的全部损失,它着眼于具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以合同未违反情况下非违约方的应得到的全部利益为其损害额。客观计算方法并不注重非违约方的特定损失,但却给予当事人一种合理的补偿。对同一损害事实,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其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笔者认为在计算损失数额时应以主观法为主,客观法为辅。因为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合同利益,一方的违约必然会导致另一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以至于丧失很多机会利益,法律应该对权利提供救济,法律权利也应该是法律救济所派生的,正如英国法谚所说“救济走在权利之前”。也就是说,法律应该侧重对权利人的保护,使权利人获得最充分的保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的计算方法能否由非违约方自行选择?笔者认为应该赋予非违约方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对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恢复其所受的实际损失是十分有利的。

(二)各种违约中的损失计算

1.预期违约。在预期违约情况下,受害人有权就其因为对方的违约所遭受的各种为了准备履行合同的必要费用支出要求赔偿。对该损失的计算,应该采主观计算法,即应以当事人因信赖合同而支付的各种必要费用为标准。当然对此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它必须是合理的,即一个合理的交易当事人在同样情况下也会支付的各种必要费用。

2.实际违约。(1)拒绝履行。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卖方无正当理由不交货;;二是买方收货后无正当理由不付款;三是买方无正当理由不收货。第二种情况较为简单,一般各国法律规定以一定标准利率计算利息,以该利息加货款视为权利人的损失额。此处不以叙述。在买方无正当理由不收货或卖方无正当理由不交货时,按客观计算方法,受害方的损失计算应以货物的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计算标准。在计算损害赔偿额时应考虑可以节省的各种费用和应予减少的损失。当然,采客观计算方法并不排斥主观计算方法,假如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转售或者该批货物无法在转售,导致非违约方损失巨大,那么也可以按主观计算方法来确定损害额。(2)迟延履行。分为买方迟延履行和卖方迟延履行。

买方迟延履行情况下,其损失 计算 方法与上述买方拒绝履行的方法大致相同,此处不再重述。卖方迟延履行,指卖方超过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交货。此时买方的损失额以应该交付时的市场价格与实际交付时的市场价格之差额为计算标准。如果货物价格一直上扬,则买受人在价金方面没有损失。如果货物价格一直下降,则合同约定交货日之前和卖方实际交付以后的价金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但合同约定交货之日与卖方实际交货之日的价金损失则由卖方承担,合同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则是无关紧要的。在某些情况下,迟延履行的受损害方有权得到合同标的物的合理的租赁价。如果这一价值无法计算,则赔偿金可计为受害方投入的资金的通行的利息率,如果买受人因出卖人迟延履行而遭受其他损失,也是可以一并要求补偿的。(3)不适当履行。在不适当履行情况下,如果卖方交付的有瑕疵的货物可以修理,则买方损失额依修理标的物所需要的合理的修理费和开支来确定,另外,卖方还要赔偿标的物修理期间,因标的物不能使用而造成的损失。第二种方法是以卖方交付的有瑕疵的货物的实际价值与如果它们符合合同应该具有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计算标准。但在具体数额的计算上,又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714规定的,以与合同不符的货物价值和与符合合同担保的货物价值之间的绝对差额来计算。另一种是《销售公约》是50条规定的,减价以实际交付的货物在交货时的价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当时的价值两者之间的比例计算,即按比例减少合同价金,然后再计算损失额。笔者认为,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的计算方法更为直观、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如果瑕疵货物需要作降价处理时,我们可以 参考 英美法系的做法,即“如果出卖人交付的货物在质量上有瑕疵,买受人应可得到已交付的货物的价值和他应该受领的货物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值得探讨的是,在要求减价的同时,非违约方是否可以就可得利益损失请求赔偿?笔者认为,非违约方在要求降价后仍有权就可得利益请求赔偿。因为即使获得该价值的差额,非违约人的合同利益仍无法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失去意义了。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多种不适当履行的情况, 法律 也不可能把每种不适当履行的情况都一一作出规定,我们在具体分析时应坚持以主观计算法为主、客观计算法为辅的基本方法,最大限度的保护非违约人的利益。

总之,笔者认为,我们不可能对各种违约形态都给出一个固定的计算模式,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新的违约形态,一旦程式化某种东西那么就会出现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全部赔偿为理念,但也不是对该原则毫无限制。纵观各国立法,由于违约行为极具复杂性,它不仅涉及违约方的过错程度、违约行为的表现形态和因果关系等等,因此,各国合同立法及司法实践都对损害赔偿作出限制,以作为对全部赔偿原则的补充。目前主要采两种方式,即约定限制,按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的赔偿额进行赔偿;另一种是法定限制,如合理预见规则、过错相抵规则、损益同销规则。笔者认为在计算每种违约形态时都要考虑到这些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再去进一步计算违约的损害赔偿额,以使双方利益都得到公平的保护,更好的实现法的公平和秩序的价值。

综上所述,损害赔偿是民法的核心违约损害赔偿作为一种主要的违约补救措施,在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损害赔偿制度内容十分广博,现实生活又是如此复杂多变,要准确把握违约损害赔偿的原则、规则和计算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并非易事。特别是在我国现行民法中的违约损害赔制度并不是非常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本文对损害赔偿制度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对该理论在实务中的运用有所助益。

注释:

王国金.论违约赔偿责任.江苏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 版).2001(1).

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梁慧星.民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404页.

损害赔偿制度篇4

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少代表提议要修改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纳入《国家赔偿法》（1），以适应日渐昌明的民主社会保障人权的需要。这触发了笔者写作此文。本文即从《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分析入手，逐步探讨完善相应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了完善《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 精神损害 国家赔偿 完善

作为与公民等主体的人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部法律，1994年正式通过，1995年1月1日起颁布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其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督促国家机关依法办事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亦是功不可没；同时，由于本法已颁布十余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条文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及时予以修改，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与物质损害赔偿制度相适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甚少，存在诸多缺漏。针对此问题，笔者拟从对《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分析入手，来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完善。

一、《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分析

精神损害，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身权，造成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活动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2）

根据导致精神损害的原因行为不同，精神损害可大别为民事侵权精神损害和国家侵权精神损害（3）。民事侵权精神损害存在于平等地位的民事主体之间。而国家侵权精神损害则发生于具有命令—服从关系的公权力活动中，指因国家侵权行为侵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人身权等权益，致使其产生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丧失或者减损。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执行职务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其精神损害，应承担金钱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精神补救义务以抚慰当事人的一种制度。

我国《国家赔偿法》关于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仅见于第30条：，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3条：(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第15条：(—)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已经执行的。有以上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4）

由此可见，我国《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是很少的。这必然导致其存许多的缺陷，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5）相比，其具体缺陷表现如下：

1、赔偿范围过窄。《国家赔偿法》上仅规定名誉权，荣誉权，而未包括生命权、身体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而民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则宽泛得多，除名誉权和荣誉权之外，还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和人格利益，以及亲权等身份权，具有人格因素的某些特定纪念物品等财产权都在保护之列。

2赔偿方式显然存在重大缺漏。《国家赔偿法》仅仅规定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几种纯精神抚慰的方式，没有规定集具克服被害人精神上所受损害、抚慰缓和当事人精神痛苦、惩罚制裁不法行为人、法官赖以调整数额以达求公平正义之目的的金钱赔偿方式（6），实数一个重大缺陷，几乎背离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的本意，难怪乎有人戏称为《国家赔偿法》为“国家不赔偿法”。而与此相成对比的是，我国的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则规定了金钱救济的精神损害赔偿方式，也无怪乎学者赞最高院出台的“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为“继1986《民法通则》后我国人身权民法保护的第二个里程碑。”（7）这是民法的光荣！

3 无具体的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国家赔偿法》未规定具体的赔偿参照标准；而《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虽未规定具体的赔偿数额限制，但允许法官参考以下因素并通过自己的良知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细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这实际上意味着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必须考虑的三条原则：第一要考虑对受害人是否起到抚慰的作用，第二是要考虑对加害人是否起到制裁的作用，第三是能否对社会有一般的警世作用。（8）

4 对违法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具惩戒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虽对侵权行为人有一定的惩戒作用，但是相对于金钱赔偿来说，以上三种方式则作用相当有限，对一般的侵权行为人的惩罚也是无关痛痒的，这样非但起不到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有的惩戒，制裁的作用，反而会纵容违法者的再犯，从而更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国家赔偿法》应借鉴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钱赔偿的方式，以求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近年来的一些案例，让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的立法缺陷日益凸现出来。2001年陕西一位叫麻旦旦的女子被公安屈打成招诬为并被关押，后来麻以自己是处女的医学证明才洗刷不白之冤。不过，这起震惊全中国乃至世界的荒唐事件，却以麻旦旦获得74.66元的“国家赔偿”了结。这起荒唐的“处女案”给麻旦旦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至于本案，被害人麻旦旦被刑讯逼供，精神遭受极大痛苦，一审、二审判决都是赔偿74.66元，这种判决结果，不仅原告难以接受，法学界及关注此案的公众也难以接受。在受到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执行职务行为侵害时,受害人受到的侵害,不仅表现在肉体上,同时表现在精神上。当侵权行为纠正以后,仅给受害人物质损害补偿,不给其精神损害补偿的做法是不公正的。虽然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并不违背现行法律，但法律的正确执行，并不代表事实上的公正，立法上的残缺必将导致执法上的狭隘。此案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我国国家精神损害救济制度立法的不完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不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予以完善，必将影响整个《国家赔偿法》的进一步贯彻实施。下面我们来进一步研究于《国家赔偿法》中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二、《国家赔偿法》中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在本部分中，作者拟从五个角度来表述《国家赔偿法》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一＞从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之对比的角度

作为一个自然人，财产权与人身权都是其享有的基本权利。前者是作为人生活的物质基础，而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没有人身权，就不可能再去享有财产权，财产权的存在是以人身权为依据的，而人身权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财产的协助的。这两项权力只有得到了保护，才能使人自身生存活动和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基础和社会评价得到满足和实现达到“完美”。在现实生活中，对两者损害前者是有形的，而人身权的损害出身体权，健康权之外，名誉权，人格权等大多是无形的，二者的主要区别就是前者可用金钱数字衡量而后者则无法衡量。

正是由于二者的区别及计算的差异，各国立法一直重视物质损害而忽视精神损害，从法理上讲是不公平的，因为有损失即有赔偿，人身权受到损害，精神受到伤害应该予以赔偿。

＜二＞从民法对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的角度

众所周知，“精神损害赔偿”已列入民法的赔偿范围。作为民事主体之间因侵犯人身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侵权者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我国民事诉讼案件中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作为公民，自己的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都会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作为国家更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首先，国家及其权利的执行机关其宗旨本是为民服务的，由人民公仆之称，而其行为非但违反了其职责而且给行为相对人造成损失，承担责任是应该的。其次，个人是以个人财产承担责任的与国家相比财力是小之又小的，国家以其财力有限为由来拒绝赔偿时有欠妥当的，因为国家虽然没有能力去满足行政相对人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赔偿请求，但完全可以根据其国家财力来确定一个在器材立刻接受范围内的数额标准，这样不仅可以使受害人得到物质上的补偿更能使其得到精神上的抚慰，使其对国家的制度更加信任，而从心底感到慰籍。而要是像秦都区法院那样对麻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完全置之不理，不但会使受害人心灵上的伤口难以愈合，更会使民众对中国法律之权威产生怀疑。再次，从民法的角度和国赔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受到了平等主体的侵害，精神遭受损害的可以得到赔偿，而当这个人作为行政相对人受到国家的侵害时，其精神损害若得不到赔偿或补偿的话，那对于这人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这也是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中的一对矛盾，因此，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也是必要的。

＜三＞从相对人合法权益之保护的角度

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及人权意识的增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对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行政相对人在遭受不公正的行政制裁或行政处罚之后。其受到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不管对其精神的打击或大或小，或轻或重，其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精神上的损害，对于那些严重侵犯精神的行为，进行适当的赔偿，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若仅对其物质损害进行赔偿而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无法弥补相对人的真正损失，无法使其合法权益受到应有救济。

现代社会人们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愈来愈多，人们的生活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国家的法律也应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使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更加完善。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建立国家赔偿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保护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的人格能够健康发展，保证其人格和身份不受侵犯，这样其才具有真正的人格，担负起国家主人的重担。如果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对其来讲，作国家主人只是一纸空谈。所以，建立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对行政相对人是一种保护，对国家的地发展和繁荣也是一种保障。

＜四＞从对国家机关滥用权力的角度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是健全的，完备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因此法律难免有一些漏洞，我国更是如此。尤其是我国现阶段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法制意识还很淡薄的情况下，国家侵权行为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大量存在的。表现为行政机关的侵权和司法机关的侵权。前者如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违法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后者如对没有犯罪事实错误逮捕的，刑讯逼供或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伤害或死亡的等等。

以上种种国家侵权行为都是会引起国家赔偿责任的，虽然国家对于国赔采取的是“国家责任，机关赔偿”的形势，但仅有物质赔偿没有引起权力机关的重视，这些物质赔偿对有些国家权力机关来说甚至是微乎其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权力机关滥用权力或忽视自己的责任，放任一些责任较差的人员依“法”欺“民”不但没有达到有效的控权的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践踏了法律，也不利于对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

因此，有必要通过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运用其惩戒作用，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样可以有效的制止其权力滥用，当起滥用权力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制裁时，其才会真正意识到法律赋予他们的不仅仅是权力更重要的是责任。

〈五〉国际通行做法及发展趋势的角度

从西方国家对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进程上看，其都经历了一个不承认到承认，从最初的采取限定主义原则到后来的非限定主义原则的过程，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又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各国对精神损害的国家侵权责任基本持肯定的态度，只是在责任的范围和标准等问题上存有不同而已。

可以说，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建立及范围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标志。我国目前正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努力完善各项民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国家赔偿法》，健全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体现在更高意义上对人民权利的保护，正逢其时，恰逢其势 。

三、完善《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告诉我们，要完成一项任务，制定一项决策，不仅要看其行动的必要性，而且要在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充分注意其可行性，如果盲目作为则势毕碰壁。只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二者兼具时，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科学性。那么，于《国家赔偿法》中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究为可行吗？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当初《国家赔偿法》中未规定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主要基于两条原因：

第一， 制定《国家赔偿法》的时候，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不成熟，〈民法通则〉规定的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损害赔偿制度，在理论上还在争论，而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则尚未出台，因此只规定了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可以予以适当赔偿工资的损失。

第二， 出于保护国家利益的考虑，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可以低于一般的侵权赔偿标准，因为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无法承担过重的赔偿负担。（9）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富的增长，社会各项法律制度的健全，当时的原因已不成其为“原因”了，我们已经有了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物质、思想、法律基础及可资借鉴的国际立法例了，分别表现如下：

〈一〉 物质基础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较以前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国家的财力已经提高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国家完全有能力用金钱给付的方式来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以财政制约、国库有限为由来拒绝对国家侵权领域中的受害者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做法，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

〈二〉 思想基础

当人们不再停滞和满足于近代法律对财产权及外部物质世界的保护，转而更关注于人身权不受侵害及内心精神世界安宁的呵护时，这使现代法律确立了另一座法律里程碑：必须注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和保护。（10）

当前，我国人民在物质上获得了一定保障后，正在渴望民主，希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感受国家对自己的关怀，追求精神世界的进一步富足。国家作为人民的国家，应该顺应民意，满足人民的这种需求，以求公民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以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于是，完善《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有了可靠的民意思想支撑。

〈三〉法律基础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一定的国家赔偿法律制度，国家赔偿的措施积累了不少经验，尤其是号称中国民法保护人身权两个里程碑的〈民法通则〉和2001年〈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运作经验，为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充分、确实的依据和有宜的经验。

〈四〉 国际借鉴

法国，德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都肯定了国家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立法例。

法国于1964年11月24日在公共工程部长诉勒都斯兰德案件的判决中认为：尽管缺乏物质损害，儿子的死亡给父亲造成的痛苦是可以作为给父亲赔偿的充分的理由的，从而在国家赔偿中承认了精神损害赔偿。

〈德国国家赔偿法〉第7条明确规定：对于损伤身体的完整，健康，自由，或者严重损害人格等非财产损害，应根据责任大小予以金钱赔偿。（11）

另外，俄罗斯，美国，瑞士等国家也都主张金钱方式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国家的立法当作我国今后完善该制度的重要参考。

四、立法建议

基于二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可知：在一定程度上，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比民事损害赔偿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权力的暴力性质决定了其侵犯自然人人格权的可能性更大，机会也更多，因此，为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促使公民与政府间新型平等关系的形成，以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以人为本，需要在《国家赔偿法》的修订中，全面肯定和规范精神损害赔偿。（11）

有感于此，立足于以上三部分的分析，针对《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漏，我认为，应在借鉴民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下面，笔者拟从赔偿范围、赔偿原则、赔偿方式、赔偿标准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 赔偿范围

如上所言，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0条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名誉权和荣誉权，相对于对高院颁布的〈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而言明显过窄。国家侵权与民事侵权不应因主体的不同而使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范围有如此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救济的范围应在吸收《解释》中关于民事精神损害救济范围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进一步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以及发明权、发现权等权利被非法侵害时，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名誉权受到非法侵犯时相对人有获得精神损害救济的权利。

〈二〉 赔偿原则

现行赔偿法总则将违法责任原则规定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的共同原则，但刑事赔偿范围中又规定有不以违法为前提的不少事项。这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我国赔偿法原则的热烈讨论。现在看来违法责任范围过于狭窄，并且将虽不违法却明显不当的行为赔偿责任排除在外，法律中肯定的某些行为有时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损害，而根据归责原则又找不到承担责任的根据，很明显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赔偿的权利，违反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8] 因此，国家赔偿法修改时应当确立违法责任原则为主，公平原则、无过错原则为辅的归责原则，以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和建立责任政府的光辉形象。

〈三〉 赔偿标准

在许多要求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中，诉讼请求人因无法定标准而诉请几使元到几百万元不等的标的额，这对于法官断案，对当事人来说都很困难。因此，须有一定的标准才能使赔偿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

我认为，基于我国的国情和各案的差异，笔者认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不应规定上下限，其赔偿具体数额应根据以下因素，依照自由裁量来确定： 1． 侵权行为的严重性程度即侵权具体情节，如手段、场合、行为方式、持续状态或时间； 2． 受害人的心理素质 ；3． 受害人的谅解程度 ；4． 受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年龄、性别、职业等与精神利益相关的因素；5． 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6． 国家财力充裕程度 ；7． 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 。

五、结语

精神损害赔偿是积极的，它的目的在于帮助受害人建立一个比较充裕的物质基础，帮助受害人战胜精神损害，尽快恢复心理上和精神上各种平衡，从而创造出新的精神生活。

因此，尽快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充分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彰显时代的进步。可谓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大事。望当局者“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参考书目

1、参见05年3月7日〈法制日报〉

2、杨立新等著〈精神损害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年

3、马怀德、张红 〈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北大法律信息网

4、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5、主要参见最高院2001年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6、参见王利明 〈人格权法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

7、杨立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释评〉〉

8、杨立新 〈人身权法论〉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修订版

9、杨立新 〈国家赔偿法没有理由不规定精神损害赔偿〉

10、李岑 〈精神损害之国家赔偿〉载于〈法制与经济〉 06年第3期

损害赔偿制度篇5

摘 要 商标侵权损害赔偿中的法定赔偿在近几年司法实践中的不合理运用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本文通过对法定赔偿适用过滥原因以及制度本身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得出法定赔偿适用应该审慎而周密,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关键词 商标侵权 损害赔偿 法定赔偿

法定赔偿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法院已经了认定侵权行为的存在,但难以计算具体赔偿数额的情况下,提供法律依据。以避免有侵权行为发生,但因当事人提供的赔偿证据不足而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的现象发生。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赔偿制度,法定赔偿本应是在侵权所得或者被侵权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才适用的,但在实践中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补充作用的范围,成为确定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方法。

一、法定赔偿适用过滥的原因

司法实践中,相当多的案件适用法定赔偿。但是,当我们翻阅适用法定赔偿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我们会发现大量的判决在证据分析和说理部分对侵权的认定倾注了厚重的笔墨,但到了损害赔偿部分,一般均未具体分析确定赔偿额所酌定的因素及其作用,有的法院甚至不表述斟酌了哪些因素。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由于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确实非常困难或当事人怠于举证,从而导致审判实践中,原告方面损失的证据不足,被告一方违法所得的证据也无法采信,由于都是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的事实,法官只能适用法定赔偿来判决①;第二,在我国法院系统目前的法官考核制度设计中,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及改判的案件数量是其中一项量化的考核指标,所以在这种制度设计之下,法官必然会想方设法避免自己所审的案件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而至于判决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时,法定赔偿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上级法院在适用法定赔偿同样也是酌定一个数额,所以只要没有充分的理由,适用法定赔偿判决的数额是不会被改判的。从我们的统计数据亦可清楚地看到,案件的上诉率趋于正常水平,但是改判率却低的惊人,比如北京的上诉率为25%,而其改判率竟然为0%,无一例改判,可想北京下级法院法官的业绩。第三,由于法律对法定赔偿规定得比较抽象,没有一个具体、准确的数额,需要法官根据各种因素在法定幅度内酌定一个合理数额,赔偿数额的确定,是法官通过心证行使自由裁量的结果,而这种心证的过程在判决书中比较难以表述,由于担心“言多必失”,只好一笔带过②。

二、法定赔偿本身存在的问题

(一)自由裁量变为恣意裁量

法定赔偿方法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比较广泛,鉴于确定赔偿数额的难度,法官根据各种相关因素酌定一个合理数额,是为了提高审判效率、做到相对公平的一个较好的方法。但是,由于法定赔偿额幅度较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较大。不同法官的素质不同,侧重不一,认识有别,在确定赔偿数额上可能会有较大差异,有时还会导致赔偿数额与实际损失失调。例如,在几乎同一时期,被侵权注册商标同为LV,而侵权人的销售时间、销售数量及价格远低于秀水市场的情况下,路易威登马利蒂(法国)公司却在上海联家超市(家乐福超市经营者)的商标侵权案件中获赔人民币30万元。缺乏明确、统一的判断标准,易使判决发生与法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以及个案的公证性和合理性的价值取向相违背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如何在法定赔偿幅度内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予以必要规范。

(二)法定赔偿限额问题

如果被告侵权获利较大,侵权人只要故意隐瞒、销毁证据,阻碍取证,就很可能适用法定赔偿。而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50万标准太低,有时并不足以弥补被侵权人损失,反而成为侵权人的庇护伞。也就是说,被告只要阻碍举证,则为自己找到了法定限额的保护。由于销售数量、金额等资料都由侵权人控制,侵权人如意图阻碍取证是很容易做到的,易产生道德风险。

理论上讲,如果与上述情况相反,权利人受到的损失较少,则原告也可能借口取证困难而疏于举证,请求适用法定赔偿,原告同样有道德风险。但这与上述情况的区别在于,被告只要阻碍举证,能够可能达到赔偿额封顶的结果,而原告虽然能够消极举证、请求法定赔偿,但法院一般情况并不会判五十万元,而是需综合各种因素对赔偿额进行判定,判令的赔偿额一般远低于五十万元。和被告相比,即便同是恶意利用法定赔偿,原告也是受很大制约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原告获得超过实际损失的赔偿额的可能性不大。

因此,在侵权程度严重的情况下,法定赔偿限额的规定反而易被侵权人所利用,起不到保护权利人的效果。

三、结语

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是商标侵权行为经人民法院认定后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无法保护商标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也无法真正制裁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更会损害到司法救济制度的合理性评价。因此,作为目前赔偿数额主要计算方法的法定赔偿适用应该审慎而又周密,从而实现民事诉讼对因侵权行为而造成利益失衡状态的矫正功能,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注:

损害赔偿制度篇6

【关键词】精神损害；侵权；赔偿

引言

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课题引起了各方强烈的关注。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规定还不详尽，保护范围过窄，许多案件中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导致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制要求。因此，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已是大势所趋。

一、关于精神损害问题

（一）何谓精神损害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精神损害做出明确界定，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仅仅提出了这一概念，也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根据民法通则精神，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不法侵害，致使受害人的人格受到非法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不法侵害人对这种损害所造成的后果，要依法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四种人格权”，没有包括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这里精神损害，既包括积极的精神损害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包括消极的精神损害即知觉丧失与心神丧失。[1]

（二）我国学者对精神损害概念的看法

一般将损害分为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前者指的是所有金钱与物质上的损害，例如商业利益的丧失或医疗费用的支出，后者包含了所有不是发生在个人的金钱或物质财产上的损失，例如肉体上的痛苦或感情上的伤害。作为金钱上的损失，前者能够用金钱加以计算，尽管有时在难以证明的情况下这种计算必定是粗略的。然而，后者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金钱不是作为其他金钱的替换品，而是对其他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的替代：这是法院所能采用的最好办法。”[2]对精神损害的概念，大陆学者尚未达到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上的精神损害概念系指不法侵害他人人格权，受害人因此而蒙受的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痛苦。”[3]

第二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的人身权，造成的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和减损。” [4]

第三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两个方面，损害是非财产损害的一部分，非财产损害除了精神损害之外还包括死亡、人身伤害、社会评价降低等。” [5]

第四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只能理解为精神活动因不利影响而造成的不良状态，和‘非财产损害’‘人格损害’含义不同。精神活动的任何不良状态，都属于精神损害。因此，精神损害可以有多种表现，如忧虑、焦急、失望、绝望、沮丧、抑郁、悲伤、恐慌、烦恼、怨恨、愤怒、痛苦、麻木，等等。”[6]

综上理论，对精神损害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两方面的损失。狭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损害。本文认为，广义学说对精神损害的涵义理解较狭义学说更为全面、合理、更为科学，更加有利于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符合现代法律发展的需求，更加有利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三）现行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在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损害这一非财产性损害的赔偿，所以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非财产赔偿。而综观相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和其特点，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更为合适。因为：

1.《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害。所以，从法律规定上讲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财产赔偿责任。

2.《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可以作为精神损害的救济方式。但这只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与赔偿并无关系，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只有通过财产的方式才能得以落实。

3.精神损害确实属于一种无形的损害，但这很难用金钱等有形财产来体现；所以在各种救济手段中，金钱赔偿无可厚非才是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损失的最好方式。在民事侵权法赔偿理论中，平服和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是其中的核心部分，所以将精神损害赔偿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最为正确。

二、如何建立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一）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司法建议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的，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赔偿。国家赔偿有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但国家赔偿仅限于当事人的物质损害，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自《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以来，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争论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当今，很多人都认识到，精神损害在国家赔偿案件中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情况下，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等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是极不公平的。

第一，国家必须正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

第二，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理障碍。虽然有人认为国家侵权和个人侵权有所不同，但是国家侵权与个人侵权只是侵权的主体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认为公民侵权应承担责任，而国家侵权则以国家的身份自居而免责。事实上，国家侵权所给公民带来的危害，不比公民侵权的程度低，甚至更为严重，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恶意侵害公民权益的行为，更会危害到国家社会、政权的稳定。所以，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这不仅是一般的法律赔偿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他们认为，不是国家权力产生了公民权利，而是公民权利产生了国家权力。所以这些人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地位高于一般公民，对公民权利受到的损害可以视而不见。其实，他们恰好颠倒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意识不到国家对其给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的重要意义。

第三，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不存在特殊的操作上的困难。国家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和公民侵权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操作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可以使用相同的规则。当然，其中的具体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

（二）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1.立法对精神损害的保护客体不够全面

我国立法对精神损害的保护客体不够全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任何权利问题都具有历史性，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侵权法的整个历史显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些被认为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在此之前通常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也就是说现在没有受到保护的利益以后会受到保护，现在的保护不够完善的，以后会受到立法全面具体的保护。所以，必须通过总结司法判例而完善保护客体。

第二，立法规则本身不全面。作为成文法，具有其确定性的特征，为了保证立法的科学和正义，应当列举更多的规则，但由于立法者本身思维的局限性使得不肯能把所有的规则都列举出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得民事主体的权利保护方面新问题层出不穷，由于精神损害本身流动性较大，立法无法及时与之相适应。

精神损害赔偿客体范围的设立和实施应采用以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和司法实务创造性运行相结合的模式，并借助司法解释适时对法律的具体适用问题作出解释，尽量避免执法的随意性。我们在主张司法实务创造性运行的同时，强调这种创造不能违背《民法通则》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与个案公正。

2.明确违反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

增加公众反映激烈的隐私权、休息权、环境权、知情权等普遍认可的权利，并将之与现有的权利客体一并以例示方式在规范性文件中予以规定。此处需强调的是例示，而非现行的列举方式。现行的法律规范以列举的方式界定客体，范围受限，不能适应及时、全面救济受侵害权利的需求。因此，采用例示方式，以便留下适度空间，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不妨明确公序良俗违反的标准，即受害人因他人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善良风俗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精神痛苦，则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方法有以下三方面好处：其一、《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解释》第三条亦规定以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等，死者近亲属可请求赔偿，因此，这一标准的确立，是对已有法律法规精神的承继与发展；其二，可避免判断标准不一带来的执法不统一；其三，可防止因客体范围的过度扩张，致使人们行为之自由受到过分的限制。

3.应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为了全面我国的法律制度与体系，应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尚未规定基于违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从实践中来看，应当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1）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在云南李某等12人诉云南某旅行社旅游活动中违约，减少旅游景点赔偿纠纷一案。原告李某等12人利用国庆假期，参加被告云南某旅行社组织的海南7日游活动。被告在其广告上称游览景点有12处，但游览开始之后，景点仅有8处，且住宿条件极为恶劣（男女6人混住一室）。于是原告诉诸法院要求返还全程旅游费、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及重游未观赏4个景点之误工费。法院只支持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退还部分旅游费。法院认为：“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本案的这种情况下，虽然被告的违约给原告会带来一定的精神上的不愉快，但并不构成民法通则所指的精神损害，所以原告这方面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被告的违约行为不仅使原告失去了应有的精神享受，还使原告在旅游途中遭受了精神的痛苦，仅仅退赔部分旅游费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原告在履约过程中并未受到财产损害，无法依据当前法律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所以，通过此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

第一、违约行为确实可能导致精神损害，有时甚至是巨大的。这些精神损害有些是由于违约过程中的侵权行为，有些是违约行为直接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不承认违约责任中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仅仅依靠侵权责任的规定，寻求精神损害赔偿是不能充分保护受害人利益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在举证责任、过错责任、举证时效、赔偿范围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之处，在违约产生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要求受害人只能寻求侵权的救济是不能完全保护受害人利益的。

第三、对于违约中的精神损害是否给予赔偿，法院的判决极为混乱，给予赔偿的判决往往法律依据不足，不给予赔偿又显得判决结果有失公平。

第四、法律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阙如，在现代社会显得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法律应加快关注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确认对某些特定的违约引发的精神损害给予物质赔偿，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

（2）我国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

第一，确立对违约精神损害给予赔偿是一般原则。在存在精神痛苦的情况下，如果这一精神痛苦是由违约直接引发的，是违约的必然结果，那么，对这种精神痛苦就应该给予金钱上的赔偿。

第二，制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原则。对违约中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也应有所限制，毫无限制的精神损害赔偿，动辄要求巨额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不利于交易的进行。 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是由于违约直接引起的，如果只是在违约的过程内出现而并非必然在违约中产生的，就不应该要求违约方给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 如果精神痛苦只是轻微的，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也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合同法规定受害方有义务尽可能地减少所受到的损失，受害方不履行此义务的，增加的损失由受害人自己承担。因此，受害人遭遇精神损害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将精神损害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赔偿当然也就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了。 要求违约之精神损害赔偿，双方当事人必须在签约时能够预见违约将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这种预见并非现实的预见，而是依据通常的分析，应当预见精神痛苦的发生。 根据合同法理论，双方当事人都存在过错时，违约方承担的责任要与受损方的过错相抵，减少赔偿责任。在精神赔偿上也应如此，一方的过错当然地减少另一方的赔偿责任。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应是一般原则，凡受到精神损害都可能获得物质赔偿，究竟能否获得赔偿，则要看其是否在限制原则之内。只有不在限制原则之内的精神痛苦，才会最终获得赔偿。

4、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适用的主要局限在于其适用仅仅限于民事领域，而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均采取回避态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不仅应体现于其所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其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日趋合理上，更应体现在其所适用领域的不断突破上。目前，我国刑事和行政领域涉及的赔偿基本上适用《国家赔偿法》，或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提出民事赔偿。

第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刑事、行政领域中已建制度并无冲突和矛盾。 从赔偿范围来看，《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据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而法律又规定，此条中的合法权益不包括受害者的精神利益，即《国家赔偿法》仅赔偿财产损失，而不赔偿精神损失。从赔偿主体看，根据《国家赔偿法》，赔偿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在刑事和行政领域，赔偿主体是侵害受害人的公检法机关，或是侵害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机关；而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则不然，在刑事领域，受害人既可向侵害其精神利益的国家机关提出，亦可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如果二者对受害人都有精神损害，应赋予受害人向双方提出赔偿的权利。在行政领域，侵害受害人精神利益的可能是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可能是行政复议机关，也可能是行政诉讼中的司法机关，但不论是哪种情况，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都不会和《国家赔偿法》相重复、相矛盾。

第二、刑事、行政附带民事赔偿具有局限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规定了民事救济手段，“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从中可见其救济的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失，而对于精神损失未有提及，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仅仅适用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其也仅仅救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而并不包括精神损失。在民事审判领域，我国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那么在行政审判领域，当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受到行政侵害而产生精神损害时，作为以保护权利主体人身权利为己任的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

综上，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和已建制度两者并不矛盾。

结语

法律应当与时俱进，理应给公民人身权益造成精神损害进行赔偿，顺乎民意，顺应潮流，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参考文献】

[1]唐德华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2] harvey mcgergor, mcgergor on damages,16th.ed. london,sweet & maxwell (1997),25.

[3]：《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 页。

[4]杨立新、薛东方、穆沁：《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页。

损害赔偿制度篇7

关键词：船舶油污 损害赔偿

大部分海运国家加入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公约体系①，作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的美国则制定了国内油污立法。②公约体系和美国油污法均提供两重赔偿主体机制，赔偿范围不断扩大，赔偿限额逐步提高。我国是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成员国，适用于具有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关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专门规定，无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我国《海商法》）等国内立法。为适应不断增加的索赔需求，国内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专门法的制订已进入酝酿阶段。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作为特殊损害赔偿法，需解决四个基本：适用何种损害？由谁来赔偿？赔偿什么？赔偿多少？规范这四个基本问题的基本制度即适用范围制度、赔偿主体制度、赔偿范围制度和赔偿限额制度。

一、适用范围制度

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需对一些关键概念加以定义，以明确适用范围。

1．“烃类矿物油”

对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所适用的油类加以定义，需解决三个问题：(1)是否包括动植物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条例》（以下简称我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五条对“油类”做出了相同的定义：“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这一定义范围非常广泛，烃类矿物油、动物油和植物油都包括在内。鉴于动植物油和烃类矿物油的经营是由不同行业来承担的，而且动植物油所造成的损害小于烃类矿物油，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所适用的油类应仅限于烃类矿物油即石油。(2)是否包括非持久性烃类矿物油？从我国船舶油污损害情况来看，虽然非持久性烃类矿物油造成的污染损害没有持久性烃类矿物油那么严重，但也不容忽视。在特定条件下，漂浮在浅水区的非持久性烃类矿物油会对海上环境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在发生非持久性烃类矿物油溢出事故后，采取防止污染措施是必要的，应支持对此类措施费用的赔偿。持久性和非持久性烃类矿物油都应包括在内。(3)是否包括燃料舱中的燃油？船舶燃料舱燃油溢出所造成的污染损害不容忽视，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所适用的石油应包括船舶所载货物石油和船舶燃料舱所载燃油。综上所述，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所适用于船舶上的“烃类矿物油”，包括船舶所载石油货物和燃料舱所载燃油。

2．“船舶”

我国《海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对与油污相关的船舶加以特别规定，仅有《防止船舶污染海域条例》第四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的一切船舶，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本条例的规定排放油类、油性混合物、废弃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该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船舶是“指一切类型的机动和非机动船只，但不包括海上石油勘探开发作业中的固定式和移动式平台。”第五十五条规定：“海港中的军事管辖区及军用船舶的内部污染管理，由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本条例，另行具体规定。”《防止船舶污染海域条例》规定的船舶范围相当广泛，只是将军用船舶排除在外。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作为民事损害赔偿立法，其所适用的船舶不仅应将军用船舶排除在外，而且应将政府公务船舶排除在外，所适用的“船舶”限于商业船舶。

3．“事件”

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所适用的“事件”应为：造成污染损害或产生污染损害严重危险的任何事故，或者由于同一原因所引起的一系列事故。将污染损害危险包括在内，旨在保证溢油前的防污措施费用能够得到赔偿，污染损害危险的程度应为严重危险。

4．“污染损害”

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所适用的损害应为“污染损害”，其定义应为：不论泄漏或排放发生于何处，由于船舶泄漏或排放石油，在船舶之外因污染而造成的损害或损失。包括清污费用、预防措施所支出费用、清污和预防措施所造成的进一步损害和损失；财产损害以及因财产损害造成的损失；因油污直接造成的收入或利润损失；受油污损害的资源的恢复费用、不能行使受油污损害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的损失、不可恢复的自然资源损害、自然资源损害估算费用。

5．适用的地理范围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所适用的地理范围是指油污损害发生的地理范围，而不是溢油事故发生的地理范围。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所适用的地理范围应为：发生在我国领海和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临近岸线和专属经济区的污染损害，以及为防止油污损害的发生，在任何地点采取的预防措施。

二、赔偿主体制度

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关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主体的专门规定，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为规范保险人代位行使赔偿请求权，对此作了规定，“对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受损害人可以向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提出。”仅由船舶所有人及其保险人或财务保证人来充当赔偿主体，不能充分赔偿油污损害，也不能充分转移和分散油污损害。船舶油污损害涉及船舶方和货物方，建立我国油污损害赔偿主体制度，应考虑由双方分担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各自建立分散损害赔偿风险的机制。

1．民事责任主体制度

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关于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主体的规定。确定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主体，需明确两个问题。首先，是否将货物一方也包括在内？其次，具体的民事责任主体该如何确定？如果将货物一方作为民事责任主体，有利于激励货物一方采取措施预防油污事件的发生，但是，在实践上很难确定具体责任人。不论是将托运人还是将货物所有人作为民事责任主体，对于油污损害的索赔者而言都是难以确定的。确定托运人必须要石油买卖合同，而这类合同的签订与他们是无关的。要确定货物所有人也是不容易的。在运输过程中，可能经过转让提单，货物已经几易其主。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的宗旨在于保护油污受害人，将货物一方作为民事责任主体，将使得受害人在确定索赔对象时困难重重，不利于索赔的进行。因而，将船舶一方确定为民事责任主体是可行的方案。

关于具体的民事责任主体，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确定为船舶所有人，原因在于船舶所有人容易认定，对于索赔者而言，确定赔偿义务人无疑是索赔的首要问题。而“船舶经营人”的概念是含糊的，其定义难以确定，不便于适用；而且，将民事责任人确定为船舶经营人将使得证书的提交和更新变得频繁，从而增加公约成员国的行政管理负担。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进一步明确地将船舶所有人的服务人员和人等六类人员排除在责任主体之外。美国《油污法》将民事责任人确定为造成污染的船舶一方，但具体的民事责任人却与《民事责任公约》不同，包括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或光船承租人，如果船舶的所有人、船舶经营人或光船承租人能证明，溢油或溢油危险和由此产生的清污费用和损害完全是由第三方的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或完全是由于其作为或不作为与不可抗力或战争行为所共同造成的，该第三方应被视作民事责任人。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光船承租人都可能参与船舶的经营活动，将他们作为民事责任人，会激励他们避免溢油事件的发生，而且一旦发生溢油事件后能迅速采取清污防污措施，能够充分发挥侵权法的损害预防功能。《燃油公约》将船舶的登记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和管理人、光船承租人确定为民事责任人，他们对燃油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宜借鉴美国《油污法》和《燃油公约》的规定，将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和光船承租人作为民事责任主体，以激励他们避免溢油事件的发生，一旦发生溢油事件后能迅速采取清污防污措施。民事责任主体在无过错责任基础上对油污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在油污事件发生时，或者如果该事件包括一系列事故，则自第一次事故发生时起，船舶所有人应对该船舶因此事件所造成的任何污染损害负责赔偿。

2．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我国当前立法中没有广泛建立船舶油污强制保险制度，船舶投保油污责任险完全本着自愿原则。由于船舶方油污责任保险意识淡漠，保险市场油污责任保险服务还不完善，我国不适用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强制保险规定的船舶，大多没有取得油污责任保险，这些船舶一旦发生油污事件，没有责任保险人作为赔偿主体，民事责任人赔偿责任的履行得不到保证。为保障民事责任人赔偿责任的履行，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有必要建立强制保险制度。保险金额与民事责任最大限额一致。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或光船承租人负有取得财务能力证书的义务，政府主管部门签发财务能力证书的前提是船舶登记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和光船承租人取得油污损害责任保险。每一船舶的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和光船承租人只需取得和保有一份财务能力证书。财务能力证书的领取和保管人为船舶经营人。

建立强制保险制度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保证索赔者享有向油污责任保险人直接索赔的权利，保险人享有与民事责任人相同的抗辩权。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公约和美国《油污法》明确规定油污受害人对责任保险人的直接索赔权。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受损害人可以向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提出。”上述规定应是源于《民事责任公约》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我国提供船舶油污责任保险的机构主要为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公司）和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人保财险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油污责任附加险条款”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必须先行付清或解除由于被保险船舶油类的泄漏所产生的费用和责任。”“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保险条款2003”第八条第五款规定：“除非本协会董事会另有决定，会员根据投保条款向本协会取得有关责任、费用的赔偿前，必须首先履行那些责任和付清费用。”上述保险条款排除了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索赔。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应明确赋予索赔者向油污责任保险人直接索赔的权利。

3．赔偿基金制度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公约和美国油污立法均建立起赔偿基金制度。由石油货物所有人缴纳摊款建立赔偿基金，充当继民事责任人及其责任保证人之后的第二重赔偿主体。通过由污染人缴纳摊款或税款建立赔偿基金，实现对环境损害受害人的充分赔偿。

我国未来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也应建立赔偿基金制度。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资金来源应为：向水上石油货物的接收者征收的摊款、对污染船舶的行政罚款、基金收益等，石油货物摊款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由于我国石油货主的摊款能力有限，不宜采用美国溢油责任信托基金的做法，将基金的资金规模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宜采用国际油污赔偿基金的做法，根据基金潜在的最大赔偿限额、油污事件的发生频率和损害大小、石油货主接受的石油货物数量，确定一个基本的年度摊款数额，如果发生大型油污事件，再另行收取大型油污事件摊款。由部和海事局负责建立船舶污染基金管理中心，作为独立的法人，对赔偿基金进行管理和处分。此外，设立油污基金理事会，理事会为非常设决策机构，由石油货主代表、财政部、交通部、海事局、国家环保总局、农业部的代表和专家组成，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由船舶污染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召集。理事会的职责是：决定摊款额；提出对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的修改建议；对中心的管理进行评估、监督并提出建议；

三、赔偿范围制度

船舶油污所造成的损害类型，除了传统的财产损害，还包括船舶油污特有的损害类型，包括清污费用、纯损失和资源损害。现有法律制度仅针对财产损害形成完善的赔偿制度，对于船舶油污所致清污费用、纯经济损失和自然资源损害则没有明确规定，需要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来加以明确。

1．清污费用

清污费用赔偿应包括：在发生溢油事件后，为防止或减轻污染损害所采取的合理措施费用；当存在发生溢油事故的严重危险时，为防止溢油事件发生而采取的合理措施费用；防污或清污措施造成的进一步损害或损失。对于防止或减轻污染损害的救助措施费用，也应予以适当赔偿。

清污、防污和减污措施是否合理，通常需要对溢油反应加以技术评定，对措施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应是客观的，需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在当时所能获得的信息和技术指导。如果在措施明显无效的情况下继续操作，清污措施费用索赔不能获得赔偿。各类清污措施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结合技术专家的意见。防污和减污操作通常由船舶所有人或救助人来完成的，对于这些措施的合理性很少发生争议。

2．纯经济损失

我国现行立法没有对纯经济损失做出规定。船舶油污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多与财产损害无关，属于纯经济损失。受害者主要分布在渔业及其相关产业、业及其相关产业，还有少量是与港口和航运相关的。对于这些纯经济损失是否赔偿？赔偿范围如何确定？这两个基本需要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来加以解决。

我国船舶油污损失赔偿立法需建立纯经济损失赔偿制度，肯定对纯经济损失的赔偿，并且建立赔偿标准。纯经济损失包括因油污所造成的利润损失或收入损失。如果仅以事件、损害和因果关系三要素来确定纯经济损失赔偿，难以对纯经济损失赔偿范围加以限定。国际油污赔偿基金纯经济损失赔偿标准是个极好的范例，值得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加以借鉴。我国船舶油污纯经济损失赔偿标准应是考虑具体因素的合理近因标准：在污染和索赔者所遭受的纯经济损失之间必须存在合理的近因关系。在适用合理近因标准时，应考虑以下因素：索赔者的活动与污染之间在地理上的近因关系；索赔者在经济上对受污染资源的依赖程度；索赔者取得其他来源供给的程度；索赔者的商业活动是否构成受溢油地区的经济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应考虑到索赔者减轻其损失的程度。在适用上述标准时，应考虑到每一起索赔在特定环境下的自身特点。

3．自然资源损害

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的自然资源损害估算范围应以受损自然资源的恢复费用为主。由于自然资源不存在市场价值，对自然资源损害加以估算是非常困难的，而建立在抽象模型基础上的损害估算又很难为赔偿主体所接受。将自然资源损害估算范围限于自然资源恢复费用无疑能避免抽象估算所带来的操作困难和分歧。我国未来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还应建立自然资源恢复措施的合理性标准，该标准可参照国际油污赔偿基金索赔指南设定的标准。

自然资源损害还应包括不能行使受损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损失。例如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荒地、滩涂的使用权人（如承包人）利用荒地、滩涂从事种植或养殖业，在种植物或养殖物遭受油污损害后，作为种植物或养殖物的所有权人有权获得财产损害赔偿，同时作为荒地、滩涂一定期间的使用权人，有权就无法继续从事种植或养殖活动而获得使用权损失赔偿，自然资源使用权损失的估算应以使用权人在使用期间需交纳的使用费用为基础。

对于不可恢复的自然资源损害，如油污事故造成动植物的大规模毁灭，从技术和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些动植物的恢复是不可能的，我国未来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也应提供赔偿救济，可以通过价值估算的方法来估算损害。如果恢复措施费用与损害期间和范围显著不成比例，则应对二者加以衡量，确定合适的损害赔偿额。

四、赔偿限制制度

鉴于我国目前的船舶油污损害以及索赔水平与国际公约所提供的赔偿限额相比，存在较大距离。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应根据我国油污损害现状和未来一段时期的趋势，确定应有的赔偿限额，在民事责任主体和赔偿基金之间进行分配，从而确定民事责任主体和赔偿基金的最大赔偿责任限额。如果民事责任人的故意不当行为造成油污损害，则失去限制责任的权利。民事责任人的最大责任限额和赔偿基金的最大赔偿额的确定，一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公约或外国立法，从公约的发展来看，当原有的赔偿限额不足以补偿损害时，才予以进一步提高。而美国一直从其本国的油污损害现实出发，竭力促成公约提高赔偿额，在意识到公约所规定的赔偿额不足以赔偿其国内油污损害时，才着手制订了本国油污法。我国油轮多为小型油轮，造成的损害额一般低于公约的赔偿额，规定过高的赔偿限额将给船舶所有人和赔偿基金的摊款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不应仅考虑我国现阶段航运业和石油业存在的困难，忽视油污受害方的利益和自然环境。需考虑到未来五至十年我国海上及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可能发生的最大油污损害赔偿额，即根据最大载运油轮可能造成的损害来加以，确定责任人的最大责任限额以及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最大赔偿限额。

根据我国船舶石油运输现状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运输发展状况，建议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限额为：沿海航区500总吨以下船舶，民事责任人的责任限额为200万元；内河航区100总吨以下船舶，民事责任人的最大赔偿限额为50万元，101-200总吨的船舶，民事责任人的最大赔偿限额为100万元，201-500总吨的船舶，民事责任人的最大赔偿限额为150万元。500总吨以上船舶每总吨增加2，500元，沿海航区民事责任人的赔偿额最高不超过2，500万元，内河航区最高不超过1，250万元。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对沿海航区船舶油污损害的赔偿额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内河航区最高不超过2，500万元。以上为持久性烃类矿物油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限额，非持久性烃类矿物油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限额为持久性烃类矿物油的一半。根据船舶油污损害索赔和赔偿需求，对以上赔偿限额逐步提高。

我国有必要尽快出台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建立适用范围、赔偿主体、赔偿范围和赔偿限制制度，以实现对船舶油污损害的充分赔偿。

注：

损害赔偿制度篇8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契约;构成要件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02(C)-0051-01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源于19世纪西方社会的婚姻关系“契约说”。最早对离婚过错赔偿制度进行规定的是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其第151条规定:“(一)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二)因导致离婚的情形,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基金作为慰抚。”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都采用婚姻关系“身份说”的理论,在我国的婚姻立法历程中一直没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规定。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指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应当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这是我国婚姻法首次涉及有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2001年4月28日公布施行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了两个司法解释,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具体适用时的若干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规定。至此,我国立法中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基本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于我国的法治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效弥补了道德手段的不足,是对现有法律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使婚姻法能从不同的角度对侵犯婚姻权利的违法行为进行调节、规范和制裁。另外,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它有利于保护离婚时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达到婚姻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离婚损害赔偿属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可适用一般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应满足以下条件:

1、有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的存在。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配偶一方和第三方行为的违法性,就要看其是否实施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1)重婚;(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如果实施的是这四种情形以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均不会引起离婚损害赔偿。2、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导致了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要求必须有离婚这一结果要件。如果配偶一方实施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但并没有因此而离婚;或者虽然离婚,但配偶一方并没有实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虽然离婚,并且配偶一方也具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均不能提出离婚损害赔偿。3、离婚造成了当事人的损害。损害事实是构成损害赔偿的要件之一。如果没有财产的或人身的损害,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也就无从谈起。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配偶一方实施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并因其而导致离婚的,都会给另一方的非财产利益造成损害后果。4、违法一方主观上有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在配偶一方实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行为时,要求其主观上具有过错。民法和婚姻法上的过错不是单纯指行为人主观状态上的过错,而同时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道德,并造成对他人的损害,过错体现了法律和道德对行为人行为的否定评价。

三、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例日益增多,但无过错方真正得到赔偿的却寥寥无几。虽然该制度对进一步保护公民特别是妇女的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体现了惩罚、保护与补偿相结合的功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修正和完善。

1、放宽请求权主体范围。《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将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范围限制为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即请求权主体只能是夫或妻。但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行为的侵害对象并不仅限于夫或妻,还有可能是与婚姻关系当事人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子女、岳父母、公婆等。因此,要充分发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就应当扩大损害赔偿的请求主体,还应包括与婚姻当事人双方共同生活的,受婚姻过错方暴力侵害或虐待,遗弃的其他家庭成员。2、拓宽赔偿义务主体范围。《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仅规定无过错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而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向谁提出赔偿请求,即未限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但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一)》第二十九条却把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限定为过错一方,而排斥了婚姻当事人以外的破坏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笔者认为,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力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所以,把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同居的故意侵害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范围之内,是非常有必要的。3、增加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列举了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但现实生活中,情况是复杂的,列举的四种情形不可能全部涵盖所有的重大过错,例如发生婚外但未达到“同居”程度而对配偶以防造成严重伤害的,应不应该赔偿?《婚姻法》规定的可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有需要加以扩大。笔者认为,对诸如通奸,长期吸毒,等重大的,情节严重的其他过错行为,也应赋予婚姻关系另一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以维护法律的尊严,更好的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3]杨遂全著.《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损害赔偿制度篇9

    一、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涵义

    (一)我国关于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涵义

    关于精神损害的涵义,理论上我国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争议的学说。广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公民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心理、生理上的痛苦,导致公民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指公民和法人的人身利益遭受侵害。狭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公民因其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上、心理上的损害。也就是说因公民的人格权遭受侵害而使其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的情绪,在学术上统称为精神痛苦。这两种学说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精神损害是否应当包括精神利益或称为人身利益的损失。第二,法人是否具有精神损害。按照狭义说,法人是没有精神痛苦的,因而不存在精神损害问题;而广义说认为法人虽然没有精神痛苦,但也有精神损害。 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不承认法人存在精神损害,因此,我国精神损害的涵义使用狭义的学说。从这可以看出,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当事人由于遭受精神痛苦而获得的损害赔偿请求。

    (二)国外一些国家关于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涵义

    从国外一些国家的法典来看,如英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涵义规定了比较宽泛的内容,即只要亲身经历了灾难事件,并遭受了创伤性神经机能病痛,任何主体都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德国民法典》则称“精神损害”为“非财产上的损失”,南斯拉夫《债务法》第155条把“精神损害”规定为:“对于他人造成的心理的、生理的或引起恐惧的损害”。

    二、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最初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民法通则》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中重申和阐发了第120条的精神,基本上肯定了该条是作为侵害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荣誉权产生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同时公布了“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和“赔偿精神损害”的两个司法解释:一是1993年8月7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其中第10条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二是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一解释针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标准和数额确定、审判实践等社会各界长期存在的理解不一致、适用法律不统一导致的对当事人利益的司法保护不够统一和均衡等问题确定了法律依据。

    三、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

    (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目前,根据《解释》的阐述,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份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遭受他人侵害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2.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3.侵犯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死者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4.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物品所有人可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5.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在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当公民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生命及健康权受到损害时,还可以对其近亲属遭受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创伤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予以抚慰。

    (二)国外一些国家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从外国立法来看,《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项规定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具体人格权受到侵害后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权利种类上欠缺名誉权等人格权。二战以后,德国人的人格遭受侵害的度也大大增强,他们开始意识到人格权保护的意义,因而民法典中人格权条款的欠缺也就日显其弊。于是法官通过具体判例创设了一般人格权制度。所谓一般人格权是指:权利主体依法所享有的人格利益的抽象概括,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格权的各种属性和联系的抽象。一般人格权可以说是一种渊源权,由此引导出各种具体的人格权。一般人格权已经成为德国判决的依据,由其发展而来的可以获得抚慰金赔偿的具体人格权有肖像权、谈话的权利、名誉权、秘密权、尊重私人领域的权利、尊重个人感情的权利等 ,这与我国目前规定的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格权范围相比有着更加宽泛的边界。而《法国民法典》1382条规定的请求赔偿范围不仅包括了能以金钱计算的损害,也包括那些不产生物质后果,但确实能引起受害方巨大精神痛苦或个人尊严的损害,如对信仰、名誉、美观的损害和感情损害等。同时,法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因违约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获得赔偿。此外,《日本民法典》710条更是规定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受到侵害产生精神损害时,可以提出抚慰金赔偿请求权,基于这一点认识,日本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客体已经扩大到了无形损害的领域,这是在我国法律中所没有规定的。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比较狭小,立法上的缺陷较多。

    四、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

    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主体的范围有着一定程度的限制。

    (一)关于自然人赔偿请求权的问题

    自然人请求主体主要是直接受害人,而对间接受害人的保护有较多的限制,而间接受害人也仅仅限于近亲属,近亲属也只有在直接受害者在交通事故中重伤或死亡、侵害死者人格权以及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这三种情况下给死者近亲属造成损害的,才可以获得精神赔偿。而从美国保护的范围来看,不仅规定了直接和间接受害人可以请求赔偿,而且对于间接受害人的请求权也并不局限于近亲属,它还包括了旁观者,即目睹直接受害者受伤或死亡造成精神损害的,也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律不应局限于直接受害人及以上三种情形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请求赔偿,而应扩大一些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请求赔偿的适用范围以及间接受害人的范围。

    (二)关于法人赔偿请求权的问题

    法人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这个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而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并没有规定法人享有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在《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否定了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2001年的《解释》第5条中也明确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但是笔者认为,《解释》未将法人纳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欠妥。首先,法人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另一类民事主体,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受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之所以能够独立地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是因为它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因此法人就其本质特征而言,体现为团体和独立的人格性。法人的一般人格权的主要是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这一人格权主要包括姓名权、商业信誉权、荣誉权、企业秘密权等。而法人的拟制人格权在本质上与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份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有着相似之处,其人格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所以根据一般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原理可得出,法人一般人格利益受到侵害,也可以用精神损害的方法进行民法救济;其次,法人人格权侵害的实质是无形损害,可能表现为财产损失,也可能不表现为财产损失,各国实践中也将法人的名称、商誉等人格利益作为无形资产。当无形资产受到侵害时,可以产生无形损害。精神损害也因其本质的无形特点才与自然人的生理特征相结合,发展成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将侵害法人人格权的情况定性为无形损害,既可以避免强行套用自然人精神损害制度的法律障碍,也可以使法人的人格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和救济。 再次,虽然法人不具有象自然人的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不会产生精神和生理上的痛苦,但其毕竟还是由若干自然人组成的统一体,这些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主要存在经济利益关系,同时也会存在感情上的依托关系。假如法人的商业信誉权、荣誉权、企业秘密权等受到了侵害导致法人各方面情况出现问题时,自然人,尤其是法人代表就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紧张和焦虑,最终的后果是社会会对法人产生一种不良的评价。可以说法人的这种损害与自然人因精神损害所带来的痛苦是十分相似的。因此,法人也应该存在着精神损害,其法定代表人也理应可以代表法人要求精神损害的赔偿。

    五、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的确定

    (一)我国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考虑的因素

    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是指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所应折价的数额。当前,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之中并没有规定出具体的赔偿数额的标准和额度,而只是通过《解释》规定了赔偿数额所应考虑的因素: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此外,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明确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来确定赔偿数额。

损害赔偿制度篇10

一、将权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精神赔偿解释》第一条规定了对人格权益的保护范围，第一款分三项列举了现行有关民事法律规定的具体人格权，例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以及具有一般人格权意义的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但没有关于权的规定。我国法律对权的保护，是采用公法的形式，如刑法对侵犯权的行为予以刑罚制裁，行政法对侵害权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但是对于这种民事权利恰恰没有规定民法的保护方法，没有规定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比如行为和猥亵行为给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这种损害往往要比侵害名誉权、肖像权严重得多，而侵害名誉权、肖像权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为什么被侵害权的受害人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呢？

最近，一起堪称中国大陆首例女青年受损精神损害赔偿案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位化名为王丽的女青年在参加一俱乐部活动时结识了一澳大利亚籍华人男子，后被带到其住处遭到。法院认定该男子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而王丽以权受损害为由提出精神损害赔偿10万美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却被法院以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物质损失为由驳回。王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把精神损害索赔降至人民币45万元。深圳罗湖区法院认定，被告的犯罪行为实质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判处被告赔偿王丽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8万元。原被告方均对此判决结果不服。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权是否是一项独立的诉权？受侵犯，可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何为，在学说上尚无一权威的定义被人们所接受。在英美法上，是指一种不为非法的纯洁状态。日本法则认为，是不贞的对立，也是指公民性纯洁的状态。在我国民法理论界，对的界定有两种。台湾学者认为，不为婚姻外之，乃良好之操行，遵守此操行，谓之。广义言之，不独女子有，男子亦有，然男子不如女子之重要。大陆学者认为，是不为婚外的操行，是对男女双方共同的要求。有的学者认为，作为权的客体，具有三位一体的内涵，即具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法律因素。就生理因素而言，是指公民的性自由，即任何人不能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其意志实行；就心理因素而言，权主体因其保有性自由，通过对象的选择，而获得一种内心快乐体验和美的享受；就法律因素而言，性自由的行使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超越法律范围的即是不法。笔者认为，是指男女性纯洁的良好品行。权是指公民保持其性纯洁良好品行，享有所体现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其特征是：1、权是一种以性为特定内容的独立的人格权。权的核心内容——性，不可能简单地由身体利益、健康利益、自由利益、名誉利益所涵盖，因而，权以此与其他所有的人格权相区别，为一种独立的以人的性为特定内容的人格权。

2、权以人的为客体。对性器官的侵害，如无以损毁性的纯洁为主观意图，虽也以性为内容，但因不是以性纯洁为对象的侵害，因此只是对身体健康权的侵害。

3、权以人的性所体现的利益为具体内容。权与名誉权不同之处就在于，权的内容以实体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复合形式构成，以实体利益为主导，而名誉权主要是精神利益，体现于社会对特定公民的评价。

4、权是权利人享有适当自由的人格权。自由权是一种不受拘束，不受限制的状态，而权要受法律、道德的约束，不得违反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尤其在己婚男女之间，还要互负义务。这是权不同于自由权的表现。

5、权的主体是所有公民。从司法实践来看，男子的性权利，尤其是未成年男子的性权利同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已经为许多国家法律所证明。同样，权作为公民的具体人格权，为所有的公民平等享有，不论结婚与否，平日作风如何，是否剥夺政治权利，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等，皆平等享有权。

但我国民法通则未认定权为独立的人格权。刑事立法把14周岁以上女子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14周岁以下女子的身心健康作为保护的客体，把严重侵犯权的罪、奸淫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但是，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却没有把以上犯罪行为侵害权造成损失的情况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畴。学说上，己有借鉴国外的立法和理论，认定权为独立的人格权，其民事救济手段与自由权的救济手段相同。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提出完整的侵害权的损害赔偿理论。在实务上，一方面，对于罪、奸淫罪等严重侵害他人权的行为，均给予严厉的刑事制裁；另一方面，对于被害人人格上、精神上、经济上造成的损害，却不能给予任何的民事救济，这种立法实践、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相脱节的现状，是值得法学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以及立法机关认真重视的。笔者呼吁立法早日承认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使其能够成为侵权行为的客体，运用损害赔偿的法律武器，保护公民尤其是妇女的权。这是因为侵权行为法对于权的保护，具有刑法等其他部门法难以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对于严重侵害权的犯罪行为，还是对于一般侵害权的违法行为，都可以通过使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给其以经济上的制裁，对受害人的权利给予民事救济，使受害人在经济上得到补偿，精神上得到抚慰。这样做，对于全面保护人身权利，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应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追求体系完整，应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一般来说，违约造成的损害不适宜于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现行《精神赔偿解释》中，均未规定基于违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从实践中来看，应建立违

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一）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李海健等9人诉广州羊城旅游公司在旅游活动中违约，减少旅游景点赔偿纠纷一案。原告李海健等9人利用春节假期，参加被告羊城旅游公司组织的南岳衡山4日游活动。被告在其广告上称游览景点有8处，但游览开始之后，景点仅有3处，且住宿条件极为恶劣（男女8人混住一室）。于是原告诉诸法院要求返还全程旅游费、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及重游未观赏5个景点之误工费。法院只支持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退还部分旅游费。法院认为：“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本案的这种情况下，虽然被告的违约给原告会带来一定的精神上的不愉快，但并不构成民法通则所指的精神损害，所以原告这方面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被告的违约行为不仅使原告失去了应有的精神享受，还使原告在旅游途中遭受了精神的痛苦，仅仅退赔部分旅游费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原告在履约过程中并未受到财产损害，无法依据当前法律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由上述案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1、违约行为确实可能导致精神损害，有时甚至是巨大的。这些精神损害有些是由于违约过程中的侵权行为，有些是违约行为直接导致的必然结果。

2、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不承认违约责任中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仅仅依靠侵权责任的规定，寻求精神损害赔偿是不能充分保护受害人利益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在举证责任、过错责任、举证时效、赔偿范围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之处，在违约产生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要求受害人只能寻求侵权的救济是不能完全保护受害人利益的。

3、对于违约中的精神损害是否给予赔偿，法院的判决极为混乱，给予赔偿的判决往往法律依据不足，不给予赔偿又显得判决结果有失公平。

4、法律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阙如，在现代社会显得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法律应加快关注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确认对某些特定的违约引发的精神损害给予物质赔偿，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

（二）我国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

1、确立对违约精神损害给予赔偿是一般原则。在存在精神痛苦的情况下，如果这一精神痛苦是由违约直接引发的，是违约的必然结果，那么，对这种精神痛苦就应该给予金钱上的赔偿。

2、制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原则。

对违约中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也应有所限制，毫无限制的精神损害赔偿，动辄要求巨额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不利于交易的进行。

（1）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是由于违约直接引起的，如果只是在违约的过程内出现而并非必然在违约中产生的，就不应该要求违约方给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

（2）如果精神痛苦只是轻微的，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也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3）合同法规定受害方有义务尽可能地减少所受到的损失，受害方不履行此义务的，增加的损失由受害人自己承担。因此，受害人遭遇精神损害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将精神损害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赔偿当然也就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了。

⑷要求违约之精神损害赔偿，双方当事人必须在签约时能够预见违约将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这种预见并非现实的预见，而是依据通常的分析，应当预见精神痛苦的发生。

⑸根据合同法理论，双方当事人都存在过错时，违约方承担的责任要与受损方的过错相抵，减少赔偿责任。在精神赔偿上也应如此，一方的过错当然地减少另一方的赔偿责任。

总之，笔者赞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应是一般原则，凡受到精神损害都可能获得物质赔偿，究竟能否获得赔偿，则要看其是否在限制原则之内。只有不在限制原则之内的精神痛苦，才会最终获得赔偿。

三、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适用的主要局限在于其适用仅仅限于民事领域，而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均采取回避态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不仅应体现于其所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其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日趋合理上，更应体现在其所适用领域的不断突破上。目前，我国刑事和行政领域涉及的赔偿基本上适用《国家赔偿法》，或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提出民事赔偿。

（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刑事、行政领域中已建制度并无冲突和矛盾。

1、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国家赔偿法》各有适用的范围和条件。

（1）从赔偿范围来看，《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据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而法律又规定，此条中的合法权益不包括受害者的精神利益，即《国家赔偿法》仅赔偿财产损失，而不赔偿精神损失。

（2）从赔偿主体看，根据《国家赔偿法》，赔偿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在刑事和行政领域，赔偿主体是侵害受害人的公检法机关，或是侵害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机关；而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则不然，在刑事领域，受害人既可向侵害其精神利益的国家机关提出，亦可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如果二者对受害人都有精神损害，应赋予受害人向双方提出赔偿的权利。在行政领域，侵害受害人精神利益的可能是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可能是行政复议机关，也可能是行政诉讼中的司法机关，但不论是哪种情况，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都不会和《国家赔偿法》相重复、相矛盾。

2、刑事、行政附带民事赔偿具有局限性。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规定了民事救济手段，“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

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从中可见其救济的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失，而对于精神损失未有提及，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2）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仅仅适用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其也仅仅救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而并不包括精神损失。在民事审判领域，我国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那么在行政审判领域，当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受到行政侵害而产生精神损害时，作为以保护权利主体人身权利为己任的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

综上所述，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和已建制度两者并不矛盾。

（二）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在刑事、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有损害即有救济”的原则。

当一项侵权行为损害了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时，即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成为必要，当侵权的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构成犯罪，在予以刑事处罚的同时，理应承担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而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传统的国家绝对权观念的存在，行政侵权给被害人带来的精神痛苦一直被忽视，而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侵权中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精神利益，亦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2、在刑事领域和行政领域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公法、私法效力位阶平等的必然结果。

侵害人的犯罪行为和行政侵权行为会给侵害人带来刑事责任或国家赔偿责任等公法责任，但从民事法律角度讲，他们又是侵权行为，即有可能给侵害人造成精神损害，当此种精神损害达到一定程度，属于《精神赔偿解释》的保护范围之列，受害人亦可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而侵害人据此所承担的即为私法责任，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并存是公法、私法法律效力位阶平等的必然结果，且不相矛盾。

3、在刑事领域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公民人身权的保护更应优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充分体现法治精神，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的财产救济制度。将“精神损害制度”建立于刑事和行政领域，将更有利于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救济和保护；同时，该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具有了公法性，所谓的“公法性”，也就是刑法的干预性，其区别于民事领域内的“精神损害赔偿”表现于它的不可调和性。这样一种公法上的关系，将会使对受害人的保护更具力度。

（三）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笔者认为，在相关的立法上，首先应当规定刑事精神损害和行政精神损害的概念，从而确定赔偿主体；其次，应当规定相应的精神损害范围，可以参照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采用列举和概括并用的立法方式；再次，应当明确举证责任的承担；最后，也应当对请求数额有上、下限的规定。

四、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立法对保护客体不能穷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任何权利都是历史地生成的，侵权法的整个历史显示一个倾向，那些被认为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在此前往往没有受到任何保护。它也表明这样的可能性，即现在没有受到保护的利益以后会受到保护，现在没有受到完善保护的，以后会受到全面的保护。但权利的生成并非是立法者的“顿悟”，而往往是通过司法判例来发展的。

二是立法规则本身的不周延性决定的。作为成文法，具有确定性的特征，为保证立法的科学和正义，应尽可能列举更多的规则，但立法者本身的局限性使得它永远没有能力把所有的规则都列举出来。同时由于精神损害本身具有较大流动性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得民事主体的权利保护方面不断出现新的问题，立法无法及时与之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