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范文10篇

思索范文篇1

思索之一电视精品节目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机制

所谓的“电视精品节目”是在电视节目中评选出来的优质品，从这个角度来讲，精品节目是个相对的概念，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是绝对的。六七十年代评出的精品节目，可能早被九十年代的电视工作者不屑一顾；国内的精品拿到国外也不一定能得到认同，可见衡量电视节目是否是精品的标准也在不断地提高与变化。那么我们国内现阶段电视精品节目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有人会说这太简单了，要立场正确、有思想性、选题新颖、切入点独特、要用好电视语言、要包装精美、制作精良、要……，很快一整套，要求明确，逻辑严谨的标准便被制订出来。可是笔者不仅要再问一句，这些标准由谁来制订，我们的精品节目又是怎样评出来的呢？我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现阶段我们的精品节目是由专家和大师们评选出来的。标准也是由他们制订的。一个节目一提是精品，必先说获过什么奖，大部分电视台实施的精品战略工程也只不过是要求获得几个一等奖，几个二等奖……，诚然，专家和大师们是行家，他们具有常人所不及的见识和眼光，他们所选出的精品也确实具有代表性，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电视是大众传媒，而非专家传媒、大师专媒。对于这一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刘春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电视是大众传媒而非大师传媒，电视人首先是职业电视工人而非孤独的艺术家，电视节目首先是文化消费品，而不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品……作为个体有选择孤独拒绝大众的权利，然而一个电视台，一个大众传媒要这么做就奇怪了……常有人把电视与报纸相比，得出的结论是电视比报纸肤浅，因而电视人也比报人‘傻帽’，这种风靡一时的论调其实是谬论，中国电视的毛病是不敬肤浅，肤浅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大众统统喜欢……”。这话可能过于偏激一些，但确实指出了电视是面向大众的传媒这一根本特性，确实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思索：专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电视受众的意愿呢？我们评选电视精品的标准中是否应加入“观众收视率”这一项呢？怎样才能真正客观公正地获得收视率，从而建立起一套评选电视精品节目的科学的体制与标准呢?

思索之二电视节目成为精品应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果大家都能认同电视是一种大众传媒，观众是上帝的话，那么电视节目要成为精品应当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设备档次、制作工艺、还是选题，切入点等处理角度技巧……?电视精品的生产要有个艰苦的过程，这其中每环节都是构成精品的要素，都要精益求精，千锤百炼。从这个角度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不断变化，不胜枚举的，但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好传播效果。因此电视节目成为精品的关键问题可用一个词来描述，那就是“雅俗共赏”。在艺术上人们追求和谐，和谐产生美感；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讲究中庸之道，不走极端；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之中，正确的、完美的事物总是处于矛盾中的平衡点……。对电视的精品节目而言，当然也不例外，它要“和谐”、要“中庸”、要在“雅”与“俗”这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把他们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受到大众的喜爱，受到专家的好评。《望长城》这部纪录片您一定还记得吧！专家们可以从历史的、文学的专业角度去欣赏，从形式上、编排上、主持上、摄像上，各个侧面去研究；老百姓可以从飞机上、山脚下饱览长城美景，从焦建城，黄宗英朴实而饱含深情的解说中了解祖国的灿烂的历史。这部纪录片被称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雅”与“俗”完美的统一在了一起。因此电视节目要成为精品，所有的要素，所有的环节都要围绕着“雅俗共赏”这个中心，这个目的在此基础上，选题上要高一些，切入点要巧妙一些，表达要通俗一些，制作要精良一些……我想，我们制作一个电视节目就好比在塑一个头像，不能只是片面地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刻一双最美的眼睛，捏一个最挺拔的鼻子，画一张最动人的嘴唇……如果缺少一种和谐，那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会是最美的头像吗？

思索之三电视精品的极品化趋势

我国现阶段的电视产业，对外部来讲它是一种大众传媒，而对内部来讲可以说正在成为一种生产精神产品的企业，它要遵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划，要明白生产与销售、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说到家要以成本核算为中心。我们之所以强调电视要出精品，就是要让电视节目这种产品“销售”得好，但一定要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否则不计成本，只抓质量，有可能销售的越好，亏损得越多，我们抓质量要精品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电视产业能够更快速地持续发展，因此追求电视节目的精品与名牌一定要符合这个原则，不能认为追求精品是要越精越好，还要根据自身媒体的情况。我们不应要求每个媒体都要造出表中的“劳力士”或汽车中的“劳斯莱斯”，电视媒体既然是大众文化消费的生产者，就要生产大众消费的精品和名牌，要生产“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电视节目精品化决不应向“贵族化”、“极品化”发展。

思索之四电视精品创作靠什么

一个电视媒体，如何提高宣传质量，实现精品节目的创作要依靠很多因素，比如：环境机制、人员素质和设备水平。现在人们普遍特别重视后两个因素，一提地方台的节目不及中央台，首先想到的设备有差距；一提抓精品就是要提高队伍素质。当然，设备水平的客观限制会对精品节目的制作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大中型电视台之间的这种设备水平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对创精品的影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队伍素质对创作精品节目的影响可就十分巨大了，一支高素质的创作队伍是作出精品节目的保证，但提高队伍素质的途经并不只是加强专业技能培训这么简单。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当强，他的素质能否很快的提高，取决于他愿不愿意为此而付出努力，而调动他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关键在于体制。只有体制合理了，有才能的人就会脱颖而出，整日无所事事的人才会为创优而绞尽脑汁。中国电视行业正在一种转型期，它在从上层建筑中的事业单位向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单位转变的过程中，许多体制并没有理顺，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而正是这些不合理之处压抑了电视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助长了人浮于事，无欲无求的风气。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除去技术人员只有87人，却支撑着两套节目的运作，其中每周28小时的自制节目，这在内地的电视媒体中简直是不可想象，有趣的是凤凰台中从上到下的工作主力如：王纪言、李一萍、杨澜、许戈辉、窦文涛等都是从内地传媒过去的。与他们原来的工作效率比，何止提高了十倍，可见体制对于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提高队伍素质，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我们是否能这样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电视行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这一转变带动了电视行业从体制结构，到运作模式的一系列改变，而呼唤电视精品，正是这种改变的一种表现！

思索范文篇2

摘要摘要：在我国，企业的资信往往和企业的整体实力相挂钩，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效益越好，企业经营状况、盈利能力越强，银行贷款风险就会越小，企业便可以获得较低的贷款利率；反之，一旦企业经营惨淡，盈利能力下降，资金周转不灵，企业的资信状况就会下降，这将导致企业贷款利率的提高。若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将未到期的债务提前偿还，这就涉及债务的评估新问题。

一、负债公允价值的涵义

债务的评估不同一于资产的评估，其评估比较复杂。首先，我们先明确一下负债的公允价值。谢诗芬（2004）曾经介绍了负债公允价值的含义，她指出摘要：负债公允价值有三种含义，①作为资产的公允价值，指其他人愿意据以持有该负债为资产的金额；②交换的公允价值，指债务人将不得不再资产负债表日支付给接收该负债的第三方的金额；③和债权人清算中的公允价值，指债务人将不得不支付给债权人以清偿该债务的金额。

第一种和第三种含义，都涉及了债权债务双方，第一种较为简单，即正常的偿还债务；第只种是债务人非正常（提前偿还或发生债务困难）偿还债务的情况。第二种含义中除了涉及债权债务双方，还涉及了第三方，即愿意接收原债务人债务、承担该负债的单位（或人）。第三方可能是现在需要现金，愿意接受这笔负债摘要：债权人不乐意接受提前偿债蒙受损失，而愿意更换新债务人，接受其日后的偿还；原债务人能以低于原债务账面价值的金额偿还债务，或多或少产生一定的重组收益。

二、债务评估新问题分析

（一）对债务评估的理解

债务重组事项中涉及到的债务评估新问题，要比上述负债公允价值的范围窄。重组事项中的债务评估属于上述三种定义中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摘要：即债务人发生债务重组这一非常事项时，要么和债权人直接清算偿还其债务，要么寻找第三方，转移债务。债务评估后得到的公允价值是指估计目前所需资产的价格以便和债权持有者结算债务或将该债务转移给另一家资信状况相当的主体的金额（FASB，2000）。债务的评估，需要考虑债务主体的资信状况。当主体的资信状况发生变化时，债务的公允价值就会发生变化。例如当主体的资信状况由于种种原因下降时，将导致债务价值的降低，从而导致一定资产状况下负债价值的降低和股东权益的增加。

在利用现值对债务进行评估和计量时，债务只能向同等信用条件的企业转让，并且对债务评估的会计处理将轻易产生“信用不良企业受益”的现象，即出现“奖懒罚勤”不良的社会现象。

（二）债务向同等资信状况的企业转让探索

首先，先看一个案例，[例1A公司有5年后支付B公司500万元的债务，由于A公司进行债务重组，A公司考虑把该债务转给第三者。该债务评估的前提是债务有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未来支付金额（500万元）贴现而得。资信越高的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低，贴现率就低，如C公司，若A公司将该笔债务转移给C公司，C公司接收该债务，A公司需付给C公司374万元，显然，A公司是不愿接受的，A公司多付的34万元就是资信状况改善的加成；资信越低的企业，银行贷款利率高，贴现率就高，如E公司，若A公司将该笔债务转移给E公司，A公司只需付给E公司310万元，这时，由于A公司将债务转让给比自己资信低的公司，A公司将获得30万元的债务转让收益。资信状况和A公司相当的企业，如D公司，若A公司将债务转让给D公司，A公司付给D公司340万元，D公司日后偿还债务的现值也是340万元，债务负担完全相同。所以，用公允价值来转让债务，需接收方和转让方有相同的资信状况，这样才是真正的公允。

同样的道理，假如A公司进行债务重组—修改了债务清偿条件，假如A公司的资信状况下降的话，这将意味着A公司将以较重组前更高的贴现率计算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即公允价值），这样的话，A公司重组后债务的公允价值将比资信状况没下降时计算的公允价值低，甚至低的多，也就意味着A重组前后债务的入账价值的差额就越大，重组产生的重组收益就越多，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就越多。所以，就会产生“奖懒罚勤，奖坏罚好”的不公平现象，不利于企业的再发展。例如例1中，若A公司发生了债务重组，由于A资不抵债，营运状况不好，导致A的资信状况下降，而资信状况的好坏直接体现在市场利率中，并和市场利率成反比，所以，引起该公司贴现率由原来的8%上升至10%。所以，这笔五年后到期500万元债务重组后的公允价值就变成了310万元，A公司由于资信状况的下降导致获得重组收益30万元（340-310）。

（三）资信不良者受益现象的思索

利率市场化和严格的资信制度是债务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条件，资信状况影响折现率，折现率应由市场价值来确定，而最能说明市场价值的是企业的债务再发行利率。金融机构认可的发债利率取决于企业资信，而企业的资信除了金融机构自身对企业信用的考察之外，像美国的穆迪公司那样公认的权威资信评级机构公布的“企业债券信用等级”也很重要。对于信誉好、等级高的企业，再融资利率就低，折现率就低；反之，则再融资利率就高，折现率就高。当市场条件成熟、具备可靠的评估等级时，根据评估等级就可以确定再融资利率，不同的评估等级对应不同的再融资利率。目前在国际上通用的信用等级主要有九级摘要：AAA级，最高信用等级摘要：AA级，仅次于AAA级的信用等级，偿债能力较强；A级，虽属于高信用等级，但受部分因素影响，偿债能力比AAA和AA稍差。BBB级，属于中档偏上等级，必须采取一定的保障办法；BB级中档信用等级，偿债能力有限摘要：B级，中档偏下信用等级，投机性较强，偿债能力不太可靠；CCC级，低级偏上信用等级，信用度不高，存在违约可能性；CC级，低级信用等级，投机性极强，违约可能性极大；C级，最低信用等级，风险极大。企业一旦和信用等级挂上钩，折现率新问题也就不再是新问题，债务的评估也就变得公允、公正了。

在我国，信用评估风险等级体系没有形成规模，加之企业再融资现象不普遍，使得我国不能像国际尤其是美国那样，根据信用等级确定再融资率，进而可以得到可供使用的折现率。所以，我国在采用现值法对重组债务进行评估时，往往不能得到可靠公允的价值。06年债务重组准则规定以重组时债务的公允价值作为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将使债务人获得因资信状况下降和债权人让步而产生的重组收益。谢诗芬（2004）文章中指出，当市场中不存在活跃市场时，需要用现值技术估计债务的公允价值，偿债个体须用有法律义务披露的所有信息来估计市场债务的公允价值，并且债务要在其公允价值中反映有义务支付个体的资信状况。当市场中存在活跃市场，则市价便会自动反映偿债个体的资信状况及其变化，不须在进行调整和反映。所以，在06年重组准则中增加了一条披露，明确要求重组企业披露公允价值确认的方法和原则。

尽管现在的市场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刚刚引入公允价值时的市场相对成熟和活跃了，但是，对于公允价值的合理获取以及现值估计技术的使用对于市场要求的更加地严格。在市场不足够完善和成熟的条件下，债务的评估就不能在市场中自动获取，更多地借助于估值技术。而各企业由于其存在环境、债务性质、规模等情况的复杂性，也增加了估计的难度。而我国又没有公认、可信赖的评估机构，没有形成像美国那么完善的信用风险评估体系。当务之急就是提高现值估计技术；构建信用风险评估系统，增强评估机构的评估力度；披露详尽的有关债务评估的所有信息，加强监督和约束管制。

三、结束语

修改后的债务重组准则是有利有弊的，而此准则的完善，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有着重要功能。目前，债务重组准则虽然已经过修改，总体上较之以前更趋于合理，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我国债务重组准则的全面改进仍任重道远，这不仅需要我们努力构建活跃市场，为公允价值的广泛使用创造条件；还需要我们不断加强评估机构的执法公正公平性，创建公认的资信评估体系，使资产公允价值获取和债务评估新问题迎刃而解摘要:另外，加强债务重组信息披露，提供准确、有价值的信息，为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提供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摘要：

[1陈晨.新会计准则中债务重组新问题的解析.财会探究,2006,(06)

[2李利.新《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变化及特征.商业会计,2006,(13)

[3曹阳.新旧债务重组准则差异分析.会计之友(上),2006,(10)

思索范文篇3

一、追求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在感受着时代带给我们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遭受了身体和心理上的重创。于是消费者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开始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屈臣氏个人护理店以“探索”为主题，提出了“健康、美态、快乐”（health,good,fun）三大理念，协助热爱生活、注重品质的人们塑造自己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屈臣氏的产品处处传达着三大经营理念：药品和保健品保留着创店以来的特色，倡导“健康”；美容美发及护理用品占比重最大，种类也最繁多，表达着“美态”的概念；而独有的趣味公仔及糖果精品则传递着乐观的生活态度。为了配合这三大理念，公司的货架上、收银台和购物袋上都会有一些可爱的标志，“心”、“嘴唇”、“笑脸”，给人以温馨、愉快的感觉。

二、感性消费

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购物过程中更容易受到直观感觉和环境的影响，她们对商品的名称、款式、包装、色彩、以及购物环境中的商店装饰、布局、色调和气味都非常敏感。屈臣氏个人护理店以蓝色为主色调，简单大方的布局和装饰，营造了一种和谐、温馨和休闲的购物气氛。零点调查公司对900位女性的调查资料显示，18岁~35岁的女性有高达93.5%的女性有过不同种类的冲动消费，并且冲动消费的金额占到女性消费总支出的20%以上。许多女性在逛商店的过程中，即使事先并没有打算购买的商品，也会顺便买一些打折商品或者日常用品，并为自己的“满载而归”产生成就感。为此，屈臣氏实施“加1元多一件”、“全线八折”、“买一送一”等促销力度大的优惠策略，吸引顾客眼球。此外，屈臣氏注重对女性消费者心理的研究，发现开展新奇刺激的活动对有“小资情调”的白领一族更具有吸引力，屈臣氏就推出“60秒疯狂抢购”，抽奖获得者可以在卖场对指定的货架商品进行“扫荡”，60秒内拿到的屈臣氏店内的商品都属于获奖者，这样的方式让消费者因体验新鲜刺激而津津乐道。

三、多样化的商品需求

由于女性消费品品种繁多，加之女性特有的细腻、认真，因而她们在选购商品时比较细致，注重产品在细微之处的差别，即更加“挑剔”。屈臣氏产品包罗万象，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有化妆品、药品、个人护理用品、时尚饰品、糖果、礼品等两万五千种，使得顾客在店内找到“逛”的感觉。据个人护理店对600多位女性顾客的调查显示，有超过85%的人认为屈臣氏产品丰富和精致是吸引她们来此购物的首要因素。根据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屈臣氏还推出了更多的自有品牌，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在中国市场，屈臣氏的自有品牌数量为700多种，相当于所销售总商品数量为20%；在销售价格上，自有品牌大约比同类其他品牌便宜20%-40%。而且在推入市场之前先由员工试用，再让员工向消费者宣传，这样员工就成了最好的代言人，能够进行有效的口碑传播。

四、注重便利、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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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与习作

举行有益的活动是课内语文的扩展．是语文能力的综合运用、活动能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培养团结合作的精神，有助于提高学生语文实践能力学生们去过青屏山．基于学生枯燥乏味的课业负担．决定“放飞”笼中鸟，让他们回归大自然。仅就青屏山的美景，学生就能巧妙地和《桂林山水》及《林海》有机地结合起来作家陈淼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而学生则说“新密青屏美景佳”学生在文中写道：“青屏山自山脚到山顶长满了万古长青的松柏，放眼望去，林边的残雪不是泛着白色的浪花吗?”没有讲过以上两篇文章，没有亲眼目睹青屏山的芳容，没有身临其境，能有文美与景美的交融吗?沐浴隆冬的寒风．滑冰场上棉衣尽甩．散发着热气的头发下面是一张张像熟透了的苹果一样的脸蛋．学生们尽情地滑翔，忘情地呼唤，滑冰场成了青屏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生的习作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好像翱翔在太空中的苍鹰．宛如掠过湖面的轻燕．仿佛出色的芭蕾舞演员……而我们则像刚啄破蛋壳的小鸡．在老师的搀扶下迈出了永远铭记在心的第一步”。

二、阅读与睿智

勤奋的语文教师可以教好文字、语法与解题技巧，但语感、情趣和学生的素养是永远不能“教”出来的．而聪明的教师常常解除学生的束缚．让其自由觅食．即“杂食博取”——大量的包罗万象的课外阅读．才能真正构建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和思维品质。语文学习“三分靠课内，七分靠课外”．“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他们的内心有着无穷无尽的稀奇事：酷炎的夏日．远行者在沙漠中行走，忽然突发奇想：把自带的水和面和成糊状，在沙漠中烙成了散发着浓烈的烤饼香味由此．他们知道沙漠是用之不尽的热能资源。1973年的某一天．印度东南部的孟加拉湾海水燃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00颗氢弹爆炸时产生的能量．海水燃烧的原因是因为飓风掀起的狂澜与海水摩擦产生大量易燃易爆的氢气和能助燃的氧气而造成的……聆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大自然的奥秘．令我瞠目结舌．师不“学”反要被学生“教”．教学相长是也学习语文重在积累，要积累就必须多读，读文学、读历史、读天文、读地理、读经典名著、读诸子百科、读报刊杂志、读辞典文献学生在读中滋养自己的精神。在读中修整自己的语言。“笔参造化神始足，腹有诗书气自华”。

三、教师与学生

思索范文篇5

剪辑，是影视生产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依据影视片的总体构思，运用蒙太奇技巧，对镜头进行有机的衔接，组合，调整和修饰，促使整部影视片达到节奏明快，结构严谨，语言生动流畅，并对深化主题，突出人物性格有着积极的作用。剪辑的本质是运用蒙太奇的法则和手段对主体动作进行分解组合，对镜头语言和视听语言进行再创作，从完成蒙太奇形象的再塑造。剪辑的性质决定了剪辑艺术的特征，使它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同时又是影视艺术特别是导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剪辑的功能和作用，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即：正确、合理、高明的剪辑，能够增强影视片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反之，错误、平庸、低劣的剪辑，就会减弱甚至破坏影视片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2剪辑的内容和任务

剪辑的性质决定了剪辑工作的具体内容和主要任务。概括地讲，是以下五个方面。

2．1使用剪辑素材。剪辑地首要任务，就是对大量地原始素材画面进行准确地选择，正确地使用而在进行素材画面选择使用时，要充分认识，正确把握动作、造型和时空这三大因素，才能得心应手，恰当合理。不过，一些剪余镜头和备用的镜头也不要随便丢弃，有时还有再选用的价值。

2．2制定剪辑方案。剪辑方案是剪辑师进行艺术再创作得蓝图，这要有一定得精确性，同行『生和稳定性，但也可以根据影视片拍摄的实际情况予以必要的改动。

2．3确定剪辑手段。对于不同题材和不同风格，样式的影视片，要选用确定不同的剪辑手段。用错了剪辑手段或者在几种手段之间游移不定，将会引起影视语言的混乱，导致影视制作上的失败和挫败。影视剪辑手段是复杂丰富的，如画面剪辑有挖格省略法，拼接延长法等等，声音剪辑有删挖，串改移位法之类，还有平剪，分剪，插接，移植等各种手段。

2．4选择剪辑点。在进行镜头组接时，剪辑工作的关键环节是寻找，选择到准确的剪辑点。剪辑点选准了，镜头之间衔接切换就有机合理，流畅自然，剪辑点的选择，包括画面和声音两个方面。就画面剪辑而言，最常见的剪接点是动作剪接点，此外还有情绪剪接点，节奏剪接点等。

2．5把握剪接基调。不同题材、样式、风格的影视片里有不同的剪辑基调。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往往采用雄浑凝重的剪辑基调。而喜剧片的剪辑基调则往往轻松明快。剪辑基调的决定l生因素是掌握好全片的总节奏。

3剪辑的原则

剪辑工作者的职责首先是把分别拍好的镜头按照分镜头剧本的总体设计和排列次序，将每场戏以至整部影片组接起来，使人觉得这是个连贯的故事。这是起码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标准。要做到情节连贯，叙述顺畅，应遵循以下两条原则：第一，要使情节连贯，就需按照分镜头剧本规定的场景和镜头次序进行组接；第二，使镜头中的一切运动和动作都衔接得很舒服、自然，而且不产生分散观众注意力的跳动感。

4剪辑的技巧

技巧是为情节，结构服务的，也是为方法、风格服务的。影视的剪辑技巧要符合全剧的方法、手法的运用，要符合全剧特色、风格的确定。好的影视作品不单单是故事情节好，还要从剪辑的角度来表现，只有剪辑得生动多彩，才能体现一部作品的优秀。镜头的视觉代表了观众的视觉，它决定了画面中的主体的运动方向和关系方向。无论是静与动，还是长与短、快与l曼的对比部要注意每个镜头的时间长度。确定每个镜头的持续时间，这样的对比技术使得视觉更富有冲击眭。在电影镜头的转换中常用不同的光学技巧和手法，以达到剪辑影片的目的，称之为剪辑技巧，如叠化、切人切出等。常用这些剪辑技巧表现剧中人物的回忆、梦境、虚幻想象、神奇世界等。掌握了这些剪辑技巧后，再结合故事情节就能完成作品的剪辑。剪辑声音效果也是剪辑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声音效果，必须有重点、有层次、有取舍，才能达到艺术上的效果，避免机械地配合画面，干扰语言和音乐。

5剪辑的创造性

在影视制作剪辑上，关键在于活学活用，创造}生工作，切忌生搬硬套。即便是叙述f生的剪辑也可以发挥剪辑的创造陛。一般地讲，采用蒙太奇方法进行拍摄的影视片多半戏剧性较强，矛盾冲突比较激烈，或者是全戏最高潮的地方。比如，表现争论、斗智、吵架、打斗、追逐、屠杀和战争等场面。因此可以说，剪辑用蒙太奇方法创作的场面要比剪辑一般的叙事性场景难度要大些。与此成正比，剪辑者发挥想象力和创造眭的可能也就大些。通过创造『生地运用蒙太奇手法和剪辑手段来加强戏剧效果，增强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效能也会大些。

6影视后期剪辑注意事项

剪辑是电影的后期制作流程之一，是一部影片从拍摄到完成的一次再创作。在后期制作中，影视剪辑需注意如下几点事项：

1)不能有硬伤。就是不能出现逻辑上混淆和基本的技术错误。例如，在—个人某个指头上戴着的戒指，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又没有任何交代的换到了另外的手指上。

2)要保持风格上统一。很多片子在观赏上可能会给观众一种前后不协调，或者局部不协调的感觉。要想片子风格统一就要统一片子的运作方式和手段。

3)要保持内在节奏的协调及同步协调。同步指的是与观众的观赏习惯、视觉需求、感官刺激、情节欲望基本相—致。

思索范文篇6

1稻田条件

用作养殖泥鳅的稻田水源为松花江水，水源充足、水质良好、进排水方便、土壤腐殖质丰富，以利于泥鳅的天然饵料繁殖，田埂无渗漏，保水性要好。稻田选定后，要加高加固田埂，使埂的高度高于水面40厘米左右。在田埂内侧衬1层尼龙薄膜埋人土中30厘米左右，上端可覆盖在埂面上。田埂要整齐坚实，防逃设备高出埂面50厘米，田块的四周及中间可以开挖“田”、“井”字形沟，沟宽I．5米，深30～50厘米，在进排水口挖鱼坑3—5平方米，深度80厘米，并且沟坑相通，同时安装进排水管道，并在进排水1：3设置防逃护栅。田间的沟坑面积要占稻田总面积的10％-25％。开挖沟坑是为了盛夏时泥鳅可人沟避暑栖息，增加活动空间，秋季便于捕捞。

2稻田插秧与泥鳅种放养

水稻品种选择生长快、抗病害、产量高、抗倒伏的优质良种，栽后用20毫克／千克生石灰水溶液泼洒消毒，1星期后注人新水30～40厘米。同时施腐熟发酵后的有机肥3吨／公顷培肥水质，为泥鳅苗种下田提供生物饵料。放养的鳅苗要求体形匀称、肥满、大小一致、体色新鲜、精神好，规格要在4~6厘米以上，可在当年养成商品泥鳅。投放时间以5月末至6月中旬为宜。每亩(667平方米)放养300500尾，放养前一定要用3％一5％食盐水浸泡1O～15分钟消毒。为尽快让其适应人工饲养，应加以驯化。下田前在暂养池里让其饿上3～4天，使其腹中残留食物消化掉再投放。

3日常管理

在鳅苗投放后的前15天饲料以投喂粉状配合喂。随着泥鳅的生长发育，豆饼、米糠等植物性饲料加上鲜活小鱼虾或者其他动物的内脏下脚料剁碎，再拌上配合饲料，配合饲料中植物性饲料和动物性饲料比例大约在3：2。养殖中后期要以动物性饵料为主，或者增加动物性饲料的投喂量，以利于成鳅增肥。上午、下午各投喂1次，一般以l～2小时吃完为宜，投喂量不可过多，否则鳅苗贪食，会引起消化不良。每天的投喂量占泥鳅苗种总重量的4％7％。应根据天气、温度、水质等情况随时调整，当水温高于30％或低于12℃时少喂或不喂。在田问沟坑中设置食台，距底部5厘米，圆形直径3040厘米，用编织袋做成即可。要将泥鳅驯化到食台吃食，以观察吃食情况。坚持三看，即看水质、看天气、看长势。饲养期间，除了坚持每天巡田，清除敌害，特别要注意水质变化。要经常加注新水，每次l0厘米左右，如果田水呈现褐色应立即换水，每次换1／4～1／3为宜。稻田养泥鳅，盛夏酷暑，稻田水温较高而不利于泥鳅生长时，可采取注水提高水位和勤换水的方法加以调节。水质要求达到“肥、活、嫩、爽”，透明度在1520厘米，定期施有机肥，培肥水质，施追肥应做到既要满足稻田生长的需要和使用水有一定肥度，又不能伤害泥鳅。可施腐熟的有机肥或化肥，施追肥每次施量不要过大。以尿素、钾肥等作追肥时，可先放干稻田水，使泥鳅集中于沟、溜内，然后全田普施，使之迅速与田土结合，以更好地为水稻根部吸收。平时要勤巡田，勤观察。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可及时处理，特别是要做好泥鳅的防逃工作，下大雨时特别注意不能让水漫过田埂，以免泥鳅随水逃逸。对稻田里的老鼠等敌害生物及时清除驱捕。每天检查吃食情况、水质状况，做好记录。做好防病治疗。…般泥鳅病害少，主要是赤皮病、打印病、烂鳍病等，定期用生石灰水200～300千克／公顷或2毫克／千克漂白粉化水泼洒预防。施药时要加深田水，最好分片施药。

思索范文篇7

一、技术措施

1．制定标准，分类报废。任何机器都有寿命，农业机械也不例外。机器寿命包括自然寿命、经济寿命和技术寿命。自然寿命是指设备从开始使用到由于磨损破坏造成不能继续使用为止所经历的整个时间。经济寿命是指设备从投入使用到因继续使用会造成经济上不合理而退出服务为止所经历的时间。技术寿命是指设备从投产使用到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使其丧失使用价值而被淘汰为止所经历的时间。一般设备的最佳使用寿命应综合三者来考虑。另外还有一个寿命就是法定寿命，它是指国家对某些设备明文规定其使用寿命，超期使用则强制报废。综上所述，农业机械报废标准的制定要考虑农机的特殊性，分类制定，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具体来说，对于固定式农业机械因不属于强制报废范围，故推荐按经济寿命制定标准，允许按自然寿命使用，采取一般的安全监督，只要它搞好安全防范措施，让它自生自灭，自行报废，问题不大。而对于移动式农业机械的报废标准却要严格、具体，要按法定寿命来使用。这是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实行强制报废制度，达到报废标准的拖拉机不得上路行驶。

2．提高监理装备水平，加强监测手段。由于技术资金等多方面原因，绝大多数农机部门对农业机械年检只局限于移动式作业机械，且只通过简陋的工具和眼看、耳听、鼻闻等原始手段来判断，检测设备落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机械越来越先进，过去的那套传统方法已不再适用了，必须使用先进的检测工具和检测标准。因此，各级农机部门要加强监理装备的建设，按照农业部《农机安全监理配置装备标准》来配好监理装备，切实提高检测手段。同时要严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搞好农业机械检测，确保检测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特别是对上路行驶的车辆必须上检测线检测，对濒临报废或申请延期使用的拖拉机更是检测的重中之重，严把农机安全生产关，切实抓好农机报废的第一道防线。

二、管理措施

1．建章立制，加大宣传力度。农业机械之所以报废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级农机部门对农机报废工作还没有制度化、正常化，群众对农机法规及报废制度知之甚少。为此，各级农机部门要把农机报废作为农机安全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农机报废制度，促使农机报废工作正常化。同时，要在宣传方面下功夫，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宣传媒介，散发宣传资料，展示事故车辆图片，努力创建“农机安全村”活动，多渠道，多方面宣传农机法规、安全知识和报废制度，提高农民的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此外，县级农机部门要积极寻找突破口，大张旗鼓地举办农用车辆报废现场会，当场报废解体一些达到报废标准的农用车辆，扩大影响，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改变群众“一机用到不能动为止”的传统观念，说服群众，消除他们抵触观望的思想，争取社会支持，全民参与，最大限度地消除农机报废的障碍，打开农机报废工作滞后被动的局面。

2．加强安全监理和牌证管理，切实抓好报废整治工作。农机监理是保障农机安全生产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要抓好农机监理除了对农业机械和机手加强监管外，还须对车辆的牌证加强管理，全面实现电脑联网，保证车辆信息资料齐全，翔实可靠，以便及时掌握车辆性能和到期报废车辆的信息。将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作为重点对象，每年要列出清单，跟踪、检查、监督和强制落实报废措施，决不能有漏网之鱼。

思索范文篇8

（—）

十八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个今人兴奋而又焦虑不安的时期。启蒙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美国革命的实践，似乎向欧洲的知识分子表明，一个他们翘首盼望的以自由民主为标志的新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无异于证实了这个时代的到来，然而它并未给欢呼的知识分子带来他们向往的一切。不错，革命的确推翻了一个专制王朝，但它也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动荡、血腥的屠杀和前所未有的集权与专制。一个十分今人震惊的现象是，一大批狂热追求自己理想的法国知识分子，却把自己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这种任何智者在事先都不曾预见的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在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由支持革命变成了反对革命。

对法国大革命的总体评价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对法国大革命反思乃至攻击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毋庸讳言，这是一股保守主义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有迈斯特尔、博纳尔及著名的埃德蒙．伯克等人。随著时光的流逝，其他人的言论己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伯克的观点成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主要财富之一。

伯克认为：“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今人震惊的事。”虽然他支持北美独立战争，谴责英国在印度的暴行，但却不喜欢革命，因为法国革命破坏了他所了解的关于人类本性和政治的常识。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中，他阐述了他的政治学观点。他十分尖刻地指出，启蒙运动通过其对人的简单抽象的概念，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秩序的乌托邦式的要求，最终把法国引向了一场灾难。它把人类的虚妄称为理智，把人类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智慧，如宗教、传统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联系通通抛弃，而代之以人权之类的抽象口号，结果导致了不信上帝的人们互相屠杀。由此，伯克在很简单地回答了当时困惑著人们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一大群本是追求光明与理想的人们为什么会在转瞬之间变得如此冷酷无情？

伯克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抛交了传统，抛弈了人类世代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说：“你们将看到，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国政制的一贯政策是提倡和维护我们的自由权，把它们看我作我们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把它们看作特别属于这个王国的人民的财产，而不必以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优先的权利为依据。由于这个缘故，我国的政制虽然在其各个部分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别，但它却保持着协调一致。……“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深思热虑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顺乎自然的美妙的结果，因为自然是不需要思索而又超越思索之上的智慧。革新的精神一般是自私心理和狭隘见识的产物。……”（i）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继承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自由”。人类的权利不是来自学者们形而上学的假设，而是来自传统与经验。而这一点，恰恰是启蒙学者们所忽视的。

伯克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革命者，他们都抛弃了传统，认为这不过是一堆破旧的废物，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传统的基础下埋设一个即将爆炸的地雷。在一次巨大的爆炸中，所有人类获致的东西，所有的先例，所有的宪章，所有的议会法令，都会化为灰烬。他们有“人权”，反对者肯定是瞎眼的；他们不承认调和与妥协，任何与他们的全面要求有所保留的事物，对他们而言那是丑恶与非正义的。结果只能是摧毁一切，他们的人权没有留下政府来保证其行政持续性的安全、正义和仁慈……”2伯克由此指出，启蒙运动最大的虚妄在于对民主的幻想，事实上，民主已由法国革命的事实证明，它必然导致暴政，结果是对社会的毁灭。

伯克认为，政府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聪明的设置，这种设置不仅要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必须控制群众疯狂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只能通过群众自身之外的权力机构才行，靠民主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意愿的约束，对自由的控制，并不是社会对他们的压制，而是他们自己享受的权利。人们形成现存的政治社会并不是先知的设计，而是经验、历史与宗教的产物。换言之，人首先是宗教的产物，其次是历史的产物，空洞的自由民主只能是学者的想象，只能导致混乱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因此，伯克坚决反对“民众的意愿就是对的”这一假设前提，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推卸政治责任的方法。如他当选，他将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对国家的利益负责，而不管这些看法是否同选民的意愿一致。他指出，议员并不是以选民为师去向他们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他还以雄辩的方式证明，任何严肃的政治家，必定具有他认为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的想法，公开宣布他的想法，由此而寻求实施其政策的手段。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使伯克怀疑一切理性和形而上学的论断，乃至对单凭理性的决断产生了某种恐慌感。他担心完全置于个人理智审度下的社会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多数人的理性之和也未必一定正确，而这恰好是民主的基础，如果多人的判断失误，所造成的灾难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由此可见，伯克极力反对民主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性不完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既不反对人权，也不反对社会变革，只是反对那种按多数人的狂热决定办事的危险倾向，希望在继承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在世世代代积累下的智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等级的宽容的社会。

伯克特别讨厌那些一刻不停，跳来跳去的政治社会发明家，他们毫无耐心去思考或寻找他们祖先的智慧，就急急忙忙地试图按照他们的发明把整个社会推倒重建，似乎人类诞生以来，只有他们才是第一个会思考的人。正因为他努力地捍卫传统来对抗抽象的人权和民主，他曾被形容成为“权威的卫士”，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伯克的思想是深刻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却是在与那个时代的潮流作对。正如阿克顿勋爵后来承认的，革命“教会人民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看作是衡量自己权利的最高标准。”④除此之外，很多知识分子虽然认为伯克的话有道理，但仍然希望，革命能在摧毁旧的一切后，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政府与社会。这是一种纯洁的，可以理解的想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并未体验过真正的大众民主，也很难完全相信民主就是法国式的鲜血与恐怖。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创造一个真正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这成为1830年，尤其1848年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

（二）

1830年的法国革命实质上是由共和党人，即巴黎革命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核心部分所发动的。革命的结局是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为国王的七月王朝，受益者则是银行家、商人和新崛起的工业家。对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这场革命对于他们的理想只不过是再一次的梦幻而已。于是，他们继续为努力建设一个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种努力的一个历史性成果，便是1848年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绝不会是单一因素的产物，1848年法国革命当然也不会例外。然而，法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添加了至关重要的燃料——为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1848年的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这种思想准备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历史似乎又跟争取民主的知识分子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这次法兰西共和国不是被反动阶级的武力摧毁，而是被其自身创建的民主选举制度摧毁的。在年轻的共和国实行普选后，占选民大多数的农民投了路易·波拿巴的票。而波拿巴当选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大权完全抓到自己手中，实行了军事独裁，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民主的理想被民主的制度所摧毁，这对充满热情、高呼口号的知识分子无异于当头一棒。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发现了一个悲哀的现实：他们有太多的白日梦和模糊的公式，而太少慎密的思考了。于是，人们便自然地回忆起伯克那令人不太愉快的忠告，并再次对民主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一次，欧洲知识界出现了两位思想巨匠，那就是托克维尔和穆勒。

在1830年至1848年的两次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就已去过美国，他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实践，思考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民主这种似乎不可阻挡的洪流，如何才能与自由和欧洲的传统文明协调起来。野蛮的群众暴动是否会摧毁文化？是否会导致新的暴政？托克维尔用一种实证考察方式得出了如下两点至为重要的结论：“要想在自由中寻找别的什么东西的人，生来就是侍候人的。”“威胁民主制度生存的两个主要危险，是立法权完全屈从于选举团的意见及立法权集中了政府的其他全部权力。”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指出民主可能成为多数人暴政的人。他认为，任何民主制度都会导致中央集权，因而会导致某种专制制度，有蜕化为个人专制的危险；即使用三权分立来制止个人独裁，也无法制止多数人的暴政。因为任何民主制度的假设前提都是，多数派总是对的，少数派因而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自由不被多数派所剥夺。不幸的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结局似乎证实了托克维尔的预见，而穆勒在此基础上的继续探索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也许法国革命民主进程的悲剧性结局给穆勒的最大启示是让他认清了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现象：在社会的人口构成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因此，当知识分子将辛苦奋斗争得来的普选权交与民众时，无异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了他人摆布。如果说君主专制下，个人的冤屈还可通过种种方式如司法、公共舆论等可望昭雪的话（因为即使是君主的权力也不可能不受到某些制约），那么，在多数人的专制下，少数人的冤屈几乎无处可伸，因为这是以一种完全合法的形式强加于人的。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前景，穆勒因之在他著名的《论自由》一书中，对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进行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探讨。

穆勒对自由关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典自由主义关心的政府权威与个人之间的平衡，而更关心一种不易觉察的对个人自由的侵蚀。这种危险是自法国大革命就开始出现，然而却一直未引起学者们真正从学理角度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虽然伯克和托克维尔对此也很焦虑），那就是由人口构成的多数可以以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名义压制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我们今天将之称为社会对于个人的压制），因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一致，因而比暴君的统治更可怕，因为它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和言论方面也强求一致。换言之，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而自由精神，其载体是单个的人，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穆勒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自由精神活耀的时期，第一是宗教改革时期，第二是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第三是十八世纪后半叶德国思想解放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冲破了一切精神伽锁，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与自由。正是这种精神的自由，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6当今的世界，不是个人自由太多，而是社会控制对个人自由形成的威胁。现在人们巳不再问，“我选择什么？”、“什么合乎我的性格和气质？”人们的心灵已“趋向于合乎习俗”、“人性枯萎了。”因此穆勒重申他要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再度力主自由精神。”7与此同时，穆勒按自己的意思解释了社会自由。这就是在不妨碍或损害他人条件下的个性自由。在社会生活中，个人自由必须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障碍。但如果一个人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不妨碍他人，那么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行动，同样也不应受到妨碍。

因而，在穆勒这里，自由已不再是与哲学上必然性相对的自由，而是实实在在的行为准则。它包括两条基本的原则：①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他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社会或他人对此不得妨碍；②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时，社会与他人的干涉才是正当的。这实际就是穆勒提出的调整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二者关系的准则，也即是个人自主权利的原则。按此原则，穆勒认为，“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就应当给予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该给予实跆的证明。这种“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社会福祉的首要因素之一”。8

穆勒的思想标志着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知识分子对民主认识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说伯克对民主的恐惧还主要是出于直觉和经验的判断，而穆勒则将这种判断的前提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由于穆勒的努力，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极大地深化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所指的民主要是指遵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那么，现在人们则意识到，一个理想的政府，主要就是应该帮助或至少不妨碍个人的自由发展。国家应当采取的措施是防止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不是简单按多数人的表决行事。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民主在尊重多数的同时，必须保护少数的权利。这不是因为社会的精英与知识分子永远处于少数，而且具体到每一个人，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随时有从多数转变为少数的可能。也许，穆勒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无论是君主的专断还是多数人的表决，却是不应当被剥夺的。

（三）

虽然穆勒的思想是精辟的，然而在实践中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随着德意志的统一．欧洲各民族国家要求民主与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英国本身的选举权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大众民主不可阻挡的势头下，怎样才能使之合乎理性的规范，并确保文化层次较低的多数不至伤害文化层次较高的少数，成为令知识精英们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命发生了。这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并在某种程度是预示出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

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已为世人所熟知，然而他并不是首先提出进化论的人，不少学者早在他之前已提出了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了物种的多样性与复杂性；②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并证实了它。这后来往往被简化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达尔文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自己也未曾料想到，他的观点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整个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在此之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产物，无论是知识、政治制度，还是正义原则等，都在新的生存原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为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过是生存的工具而已。人类的一切崇高原则，民主也罢，自由也罢，乃至真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都只不过是进化选择的要素而已。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牙齿锋利，爪子有力，谁就应该主宰一切，这就是新的法则：丛林法则。而民主在这种原则下，未免显得可笑了：因为狮子要吃掉兔子，并不需要与它们商量或是征得他的同意。对“强权”或“英维”的颂扬声开始高涨。德国首相俾斯麦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依靠演说和多数票所能解决的，”9不仅显示了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全德的决心，而且明显地表明了一种新的思想发展?飨颉U庵智飨蚓褪侵斗肿佣悦裰鞣⒄谷找娓械浇孤牵遣皇窍M悦裰髟蚪行拚褪歉纱喾炊悦裰鳌?/P>

很多人开始认为，将民主简单地视为一种群众原则和人数原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它既可很容易地转变为无政府状态，又可转变为新的独裁，甚至还可使人丧失一切道德水准，变成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于是，柏拉图对民主的攻击再次不断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人们在各种刊物上可以不断看到对民主的这样的评论：“群众是一种谎言”，“民主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就连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克里孟梭也承认，“假如说我是民主派的话，也是没有热情的。”10对精英而不是大众的颂扬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的主题，而对民主公开表示敌意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尼采。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大众统治是将文化降低到大众水准的一种精神坠落形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只有通过由超人掌舵的国家才可以治好。超人通过强大而无情的手段，驱使群众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

与传统的民主观念相反，尼采认为，“少数人永远是对的。”他根据进化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动植物界中，凡进步都只靠著更高级的个别范型，这种范型为数稀少，却很坚强，复杂而有生产能力。”因此，人类社会的目标不是去追求什么民主，而是“应该不断地勤劳地产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物，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11。一句话，民主是将杰出人物拉至一般群众的水平，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不符合进化原则的，只有靠伟大的超人和杰出的人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自尼采之后，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异常强大而持久的精英思潮，其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彻底否定了民主原则。

第一位应该是乔治·索雷尔，他对马克思与尼采都十分欣赏。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仇恨国家和强制，不赞成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他赞成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旗号下，由一小撮革命的精英集团用暴力横扫资产阶级文明。他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幻想，认为他们是支未受污染、具有英雄气质而能无情地冲击腐败旧秩序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尼采原始生命冲动力的影子。索雷尔认为，文明必须信仰某种东西，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却使人们丧失了这种信仰的能力，只有无产阶级尚未被污染，因为他们至少还信仰革命。

列宁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的意志，但仅仅是潜在的，它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精英的另一种形式）改造和组织起来。先锋队必须将先进的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因为无产阶级自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存在的，但必须通过这个机敏的精英集团去发现，去理解。历史并不创造自身，它是由人创造的，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必须即时举行革命。被精英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有极高的效率和坚强的意志，能够领导这种革命并开拓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列宁坚决反对西欧社会人通过议会斗争获取胜利的做法，认为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民主腐蚀了。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计划周密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已的使命。12

当列宁和索雷尔从革命的意义上否定了民主的价值时，另一批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在做同一件事。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承认政治非理性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他对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发展以及政治领导的形式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著名的合理化原则。他的合理化合义是指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朝著组织化和有秩序、有规则的发展过程，并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原则。无论从何种浪漫主义或神秘的形式开始，这些事物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定的例行过程。例如，音乐从一种艺术成为一种科学，政府则成为官僚机构。在这一过程中，自发的冲动消失了，人们不再抱有幻想，老练的专家取代了自由的精神，于是，现代社会便丧失了它最伟大的灵魂，产生出一大群公务员式的小人物而不是英雄，与此同时，效率获胜了。但是，权威的组织化与官僚化也有其限度，它不能应付紧急情况，只有在稳定时期才能协调地工作。在危机时刻，我们则需要一种完全相反的领导，韦伯将其称之卡里斯马，伟大的人物出现了，通过他的个人魅力和天才指挥人们渡过历史的难关。而当危机过去，卡里斯马的创造性又逐渐被制度化，最后成为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事实上，我们恪守的习惯与传统都是昨日非凡人物的创造，而我们自己却不知不觉丧失了这种创造的精神。13

韦伯的结论是十分明显的，是英雄和杰出人物，而不是平庸的大众在创造历史。因此，他实际上是从社会学与合理化的角度，证实了尼采超人思想的“合理性”。在尼采与韦伯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精英理论的是莫斯卡与帕雷托。与韦伯等人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重视对社会学的微观研究，而且特别强调统治精英的作用。自近代初期，就有不少知识分子期望，随着民主的到来，社会将由“人民”进行统治。但帕雷托与莫斯卡却指出，选举出来的精英与传统的统治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政府只能是适合小部分人工作的机构，而且永远有一种向独裁和寡头发展的趋向。只有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纷争，才是人民自由的唯一可靠来源。帕雷托认为，一个社会总是分为两类人，一类为狐狸型，狡诈、大胆、机敏、迷恋于创新。另一类为狮子型，踏实、保守、尊重传统，喜欢靠实力而不是靠机敏办事。两类人都可能上升，当代表对制度和思想进行创新和重组的基质占优势时，狐狸型的人上升，成为统治者；当代表崇拜、捍卫现存秩序冲动的“保持群体的基质”占优势时，就会把狮子型的人推上台。而一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则是在两类人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此外，也可从另一角度将社会分为两类人，即杰出分子与非杰出分子。杰出分子又分为执政型与非执政型，非执政型杰出分子即指各行业中上升到顶端的成功者。因此，既有律师和工程师中的杰出分子，也有小偷和妓女中的杰出分子。引人注目的是，帕雷托完全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一现象，他认为，这些杰出分子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循环，每个社会都是个人不间断地从下层上升到上层，因此，每个杰出分子最后都会归于消灭。这样，他就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历史是贵族社会的坟地”。凡是想阻止杰出分子循环的社会都会停滞和凝固，最后不可避免地毁灭。帕雷托相信杰出分子的循环同人们积累财富的容易程度成正比，因此，一个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利于社会的福利。14

当然，帕雷托最关心的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杰出分子，不论如何流动，始终有一部分杰出分子处于执政地位，他们的行为对社会至关重要。所有的执政集团都兼用武力和承诺来进行统治，但武力应占首位。他认为，当一个统治集团不能用强制来进行统治时，它就应被推翻，由另一个愿意用武力来统治的集团取代。这个新阶级不仅推翻了旧的杰出集团，而且还从肉体上消灭掉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执行一件有益的公务，为社会去掉一块腐肉。因此，帕雷托认为在某种悄况下使用暴力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常的。帕雷托在反对迷信、虚伪和成见以及提倡社会科学的客观态度上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然而，他与莫斯卡却不约而同地反对民主制度，强调政治行为属于非理性的性质，都认为智力活动是由少数杰出人物垄断的。帕雷托与莫斯卡的看法绝不是孤立的。

在二十世纪初，他们表达了一代“文化失望”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都对民主感到失望，谴责新的大众野蛮主义的入侵。于是，认为社会就是应该不平等，上等人就是应该统治下等人的呼声日趋高涨。而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的出笼，则标志著这种思潮发展到丁一个新的高峰。米歇尔斯是韦伯与帕累托的朋友，他认为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政治寡头铁律”。他宣称这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构成铁律的基本因素是组织的成分。在近代社会中，没有任何运动不通过组织而能成功，而组织实际就是“政治寡头”的化名词。由于运动的扩大组织也相应膨胀，必然要委托一个内层官员和领袖担当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而普通成员则逐渐丧失了他们直接选举和控制官员的机遇。结果这些官员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拥抱自已的既得利益决不放手，而组织最初的宗旨完全被抛到一边去了。这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群众的素质。米歇尔斯认为人类的大多数是迟钝、冷漠、有劣根性的，他们需要领导．甚至愿意舔压迫者的靴子，领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特性来使自己继续当政。他们可以通过漂亮的讲演来煽动群众拥护自已的激情，也可以装作受迫害来博取群众的同情，还可贪天之功装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来征服群众。由于这些因素在加强寡头政治的力量，社会改良运动的进程几乎变成一种讽刺。国家除了是一个少数集合的组织而外，绝不能是任何别的束西。改革家们可以为社会改良的崇高纲领而奋斗，但远在他们达到目的地以前，一切领导集团所共有的罪恶将袭击他们并把他们征服。于是，米歇尔斯得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者可能胜利，但社会主义绝不可能获得胜利，因为，社会主义“将在它的皈依者取得胜利的瞬间归于湮灭”。革命确实在发生，暴君也常被赶下台去，但新的专制又接踵而至。于是，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失望，因为世界无情的运转似乎总在毁灭人类的梦想。寡头、精英、超人、先锋队，以及创造性的少数，在1914年前的欧洲政治分析中成为常用的术语，对暴力和强权的崇拜成为新的时尚。这的确有点奇怪，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渴望的民主进程当时正在大部分西欧国家节节推进。当胜利的曙光初露时，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心情，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最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点。

而当大战爆发，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后悔反对了民主，因为在战争结束期间，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摧毁了民主，并产生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政治制度。以至米歇尔斯在比较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选择民主制度，因为它是所有恶魔中邪恶最少的一个。”

对欧洲知识界对民主认识这一曲折历程的反恩，我们也许不难得到这样一些有益的启示：

①自由相对民主而言，属层次更高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获取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终日的。正因如此，在某些能保证人们社会与经济自由的国家与地区，尽管长时期没有民主，社会却照样可以发展得繁荣昌盛，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无民主有自由”的显著例子。

②自由，从个人享有的角度看，只要它不触及他人的利益，就是无限的，而民主却是有限的。这有两层含义：其一，只要个人参与了某种民主程序，他就得按秩序行事并遵守这种程序所做出的决定，换言之，他的自由受到了约束；其二、正因如此，对民主应该进人的领域必须进行限制。在一些完全和本来就属于个人的范畴的事，决不能让民主“侵犯”。例如，个人的隐私权，无论是通过专制还是“民主”的方式，都不得予以侵犯。

③民主不是一种绝对理想的制度，要避免民主的弊病，最重要的措施也许是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帮助大众“脱贫”，使他们不致用手中的民主权利去交换别的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民主是一种“富有”的产物而非贫困的结果。在贫穷的基础上，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往往是畸型和不能持久的。富裕不会自动产生民主制度，但它却经受得起实现民主的“折腾”，支付得起实现民主的代价。如果说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前者显然应置于更优先的地位。“穷折腾”误国误民，己为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④实现民主是一个与传统契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传统文化载体与新文化开创者两重身份的知识分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代表人物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导向某种程度上决定著民主进程的命运。民主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精英”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民众”思想。

思索范文篇9

（—）

十八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个今人兴奋而又焦虑不安的时期。启蒙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美国革命的实践，似乎向欧洲的知识分子表明，一个他们翘首盼望的以自由民主为标志的新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无异于证实了这个时代的到来，然而它并未给欢呼的知识分子带来他们向往的一切。不错，革命的确推翻了一个专制王朝，但它也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动荡、血腥的屠杀和前所未有的集权与专制。一个十分今人震惊的现象是，一大批狂热追求自己理想的法国知识分子，却把自己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这种任何智者在事先都不曾预见的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在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由支持革命变成了反对革命。

对法国大革命的总体评价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对法国大革命反思乃至攻击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毋庸讳言，这是一股保守主义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有迈斯特尔、博纳尔及著名的埃德蒙．伯克等人。随著时光的流逝，其他人的言论己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伯克的观点成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主要财富之一。

伯克认为：“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今人震惊的事。”虽然他支持北美独立战争，谴责英国在印度的暴行，但却不喜欢革命，因为法国革命破坏了他所了解的关于人类本性和政治的常识。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中，他阐述了他的政治学观点。他十分尖刻地指出，启蒙运动通过其对人的简单抽象的概念，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秩序的乌托邦式的要求，最终把法国引向了一场灾难。它把人类的虚妄称为理智，把人类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智慧，如宗教、传统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联系通通抛弃，而代之以人权之类的抽象口号，结果导致了不信上帝的人们互相屠杀。由此，伯克在很简单地回答了当时困惑著人们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一大群本是追求光明与理想的人们为什么会在转瞬之间变得如此冷酷无情？

伯克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抛交了传统，抛弈了人类世代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说：“你们将看到，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国政制的一贯政策是提倡和维护我们的自由权，把它们看我作我们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把它们看作特别属于这个王国的人民的财产，而不必以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优先的权利为依据。由于这个缘故，我国的政制虽然在其各个部分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别，但它却保持着协调一致。……“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深思热虑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顺乎自然的美妙的结果，因为自然是不需要思索而又超越思索之上的智慧。革新的精神一般是自私心理和狭隘见识的产物。……”（i）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继承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自由”。人类的权利不是来自学者们形而上学的假设，而是来自传统与经验。而这一点，恰恰是启蒙学者们所忽视的。

伯克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革命者，他们都抛弃了传统，认为这不过是一堆破旧的废物，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传统的基础下埋设一个即将爆炸的地雷。在一次巨大的爆炸中，所有人类获致的东西，所有的先例，所有的宪章，所有的议会法令，都会化为灰烬。他们有“人权”，反对者肯定是瞎眼的；他们不承认调和与妥协，任何与他们的全面要求有所保留的事物，对他们而言那是丑恶与非正义的。结果只能是摧毁一切，他们的人权没有留下政府来保证其行政持续性的安全、正义和仁慈……”2伯克由此指出，启蒙运动最大的虚妄在于对民主的幻想，事实上，民主已由法国革命的事实证明，它必然导致暴政，结果是对社会的毁灭。

伯克认为，政府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聪明的设置，这种设置不仅要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必须控制群众疯狂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只能通过群众自身之外的权力机构才行，靠民主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意愿的约束，对自由的控制，并不是社会对他们的压制，而是他们自己享受的权利。人们形成现存的政治社会并不是先知的设计，而是经验、历史与宗教的产物。换言之，人首先是宗教的产物，其次是历史的产物，空洞的自由民主只能是学者的想象，只能导致混乱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因此，伯克坚决反对“民众的意愿就是对的”这一假设前提，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推卸政治责任的方法。如他当选，他将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对国家的利益负责，而不管这些看法是否同选民的意愿一致。他指出，议员并不是以选民为师去向他们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他还以雄辩的方式证明，任何严肃的政治家，必定具有他认为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的想法，公开宣布他的想法，由此而寻求实施其政策的手段。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使伯克怀疑一切理性和形而上学的论断，乃至对单凭理性的决断产生了某种恐慌感。他担心完全置于个人理智审度下的社会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多数人的理性之和也未必一定正确，而这恰好是民主的基础，如果多人的判断失误，所造成的灾难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由此可见，伯克极力反对民主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性不完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既不反对人权，也不反对社会变革，只是反对那种按多数人的狂热决定办事的危险倾向，希望在继承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在世世代代积累下的智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等级的宽容的社会。

伯克特别讨厌那些一刻不停，跳来跳去的政治社会发明家，他们毫无耐心去思考或寻找他们祖先的智慧，就急急忙忙地试图按照他们的发明把整个社会推倒重建，似乎人类诞生以来，只有他们才是第一个会思考的人。正因为他努力地捍卫传统来对抗抽象的人权和民主，他曾被形容成为“权威的卫士”，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伯克的思想是深刻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却是在与那个时代的潮流作对。正如阿克顿勋爵后来承认的，革命“教会人民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看作是衡量自己权利的最高标准。”④除此之外，很多知识分子虽然认为伯克的话有道理，但仍然希望，革命能在摧毁旧的一切后，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政府与社会。这是一种纯洁的，可以理解的想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并未体验过真正的大众民主，也很难完全相信民主就是法国式的鲜血与恐怖。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创造一个真正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这成为1830年，尤其1848年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

（二）

1830年的法国革命实质上是由共和党人，即巴黎革命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核心部分所发动的。革命的结局是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为国王的七月王朝，受益者则是银行家、商人和新崛起的工业家。对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这场革命对于他们的理想只不过是再一次的梦幻而已。于是，他们继续为努力建设一个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种努力的一个历史性成果，便是1848年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绝不会是单一因素的产物，1848年法国革命当然也不会例外。然而，法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添加了至关重要的燃料——为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1848年的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这种思想准备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历史似乎又跟争取民主的知识分子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这次法兰西共和国不是被反动阶级的武力摧毁，而是被其自身创建的民主选举制度摧毁的。在年轻的共和国实行普选后，占选民大多数的农民投了路易·波拿巴的票。而波拿巴当选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大权完全抓到自己手中，实行了军事独裁，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民主的理想被民主的制度所摧毁，这对充满热情、高呼口号的知识分子无异于当头一棒。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发现了一个悲哀的现实：他们有太多的白日梦和模糊的公式，而太少慎密的思考了。于是，人们便自然地回忆起伯克那令人不太愉快的忠告，并再次对民主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一次，欧洲知识界出现了两位思想巨匠，那就是托克维尔和穆勒。

在1830年至1848年的两次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就已去过美国，他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实践，思考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民主这种似乎不可阻挡的洪流，如何才能与自由和欧洲的传统文明协调起来。野蛮的群众暴动是否会摧毁文化？是否会导致新的暴政？托克维尔用一种实证考察方式得出了如下两点至为重要的结论：“要想在自由中寻找别的什么东西的人，生来就是侍候人的。”“威胁民主制度生存的两个主要危险，是立法权完全屈从于选举团的意见及立法权集中了政府的其他全部权力。”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指出民主可能成为多数人暴政的人。他认为，任何民主制度都会导致中央集权，因而会导致某种专制制度，有蜕化为个人专制的危险；即使用三权分立来制止个人独裁，也无法制止多数人的暴政。因为任何民主制度的假设前提都是，多数派总是对的，少数派因而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自由不被多数派所剥夺。不幸的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结局似乎证实了托克维尔的预见，而穆勒在此基础上的继续探索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也许法国革命民主进程的悲剧性结局给穆勒的最大启示是让他认清了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现象：在社会的人口构成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因此，当知识分子将辛苦奋斗争得来的普选权交与民众时，无异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了他人摆布。如果说君主专制下，个人的冤屈还可通过种种方式如司法、公共舆论等可望昭雪的话（因为即使是君主的权力也不可能不受到某些制约），那么，在多数人的专制下，少数人的冤屈几乎无处可伸，因为这是以一种完全合法的形式强加于人的。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前景，穆勒因之在他著名的《论自由》一书中，对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进行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探讨。

穆勒对自由关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典自由主义关心的政府权威与个人之间的平衡，而更关心一种不易觉察的对个人自由的侵蚀。这种危险是自法国大革命就开始出现，然而却一直未引起学者们真正从学理角度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虽然伯克和托克维尔对此也很焦虑），那就是由人口构成的多数可以以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名义压制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我们今天将之称为社会对于个人的压制），因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一致，因而比暴君的统治更可怕，因为它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和言论方面也强求一致。换言之，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而自由精神，其载体是单个的人，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穆勒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自由精神活耀的时期，第一是宗教改革时期，第二是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第三是十八世纪后半叶德国思想解放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冲破了一切精神伽锁，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与自由。正是这种精神的自由，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6当今的世界，不是个人自由太多，而是社会控制对个人自由形成的威胁。现在人们巳不再问，“我选择什么？”、“什么合乎我的性格和气质？”人们的心灵已“趋向于合乎习俗”、“人性枯萎了。”因此穆勒重申他要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再度力主自由精神。”7与此同时，穆勒按自己的意思解释了社会自由。这就是在不妨碍或损害他人条件下的个性自由。在社会生活中，个人自由必须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障碍。但如果一个人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不妨碍他人，那么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行动，同样也不应受到妨碍。

因而，在穆勒这里，自由已不再是与哲学上必然性相对的自由，而是实实在在的行为准则。它包括两条基本的原则：①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他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社会或他人对此不得妨碍；②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时，社会与他人的干涉才是正当的。这实际就是穆勒提出的调整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二者关系的准则，也即是个人自主权利的原则。按此原则，穆勒认为，“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就应当给予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该给予实跆的证明。这种“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社会福祉的首要因素之一”。8

穆勒的思想标志着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知识分子对民主认识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说伯克对民主的恐惧还主要是出于直觉和经验的判断，而穆勒则将这种判断的前提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由于穆勒的努力，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极大地深化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所指的民主要是指遵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那么，现在人们则意识到，一个理想的政府，主要就是应该帮助或至少不妨碍个人的自由发展。国家应当采取的措施是防止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不是简单按多数人的表决行事。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民主在尊重多数的同时，必须保护少数的权利。这不是因为社会的精英与知识分子永远处于少数，而且具体到每一个人，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随时有从多数转变为少数的可能。也许，穆勒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无论是君主的专断还是多数人的表决，却是不应当被剥夺的。

（三）

虽然穆勒的思想是精辟的，然而在实践中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随着德意志的统一．欧洲各民族国家要求民主与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英国本身的选举权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大众民主不可阻挡的势头下，怎样才能使之合乎理性的规范，并确保文化层次较低的多数不至伤害文化层次较高的少数，成为令知识精英们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命发生了。这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并在某种程度是预示出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

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已为世人所熟知，然而他并不是首先提出进化论的人，不少学者早在他之前已提出了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了物种的多样性与复杂性；②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并证实了它。这后来往往被简化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达尔文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自己也未曾料想到，他的观点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整个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在此之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产物，无论是知识、政治制度，还是正义原则等，都在新的生存原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为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过是生存的工具而已。人类的一切崇高原则，民主也罢，自由也罢，乃至真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都只不过是进化选择的要素而已。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牙齿锋利，爪子有力，谁就应该主宰一切，这就是新的法则：丛林法则。而民主在这种原则下，未免显得可笑了：因为狮子要吃掉兔子，并不需要与它们商量或是征得他的同意。对“强权”或“英维”的颂扬声开始高涨。德国首相俾斯麦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依靠演说和多数票所能解决的，”9不仅显示了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全德的决心，而且明显地表明了一种新的思想发展?飨颉U庵智飨蚓褪侵斗肿佣悦裰鞣⒄谷找娓械浇孤牵遣皇窍M悦裰髟蚪行拚褪歉纱喾炊悦裰鳌?/P>

很多人开始认为，将民主简单地视为一种群众原则和人数原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它既可很容易地转变为无政府状态，又可转变为新的独裁，甚至还可使人丧失一切道德水准，变成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于是，柏拉图对民主的攻击再次不断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人们在各种刊物上可以不断看到对民主的这样的评论：“群众是一种谎言”，“民主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就连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克里孟梭也承认，“假如说我是民主派的话，也是没有热情的。”10对精英而不是大众的颂扬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的主题，而对民主公开表示敌意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尼采。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大众统治是将文化降低到大众水准的一种精神坠落形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只有通过由超人掌舵的国家才可以治好。超人通过强大而无情的手段，驱使群众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

与传统的民主观念相反，尼采认为，“少数人永远是对的。”他根据进化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动植物界中，凡进步都只靠著更高级的个别范型，这种范型为数稀少，却很坚强，复杂而有生产能力。”因此，人类社会的目标不是去追求什么民主，而是“应该不断地勤劳地产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物，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11。一句话，民主是将杰出人物拉至一般群众的水平，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不符合进化原则的，只有靠伟大的超人和杰出的人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自尼采之后，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异常强大而持久的精英思潮，其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彻底否定了民主原则。

第一位应该是乔治·索雷尔，他对马克思与尼采都十分欣赏。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仇恨国家和强制，不赞成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他赞成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旗号下，由一小撮革命的精英集团用暴力横扫资产阶级文明。他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幻想，认为他们是支未受污染、具有英雄气质而能无情地冲击腐败旧秩序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尼采原始生命冲动力的影子。索雷尔认为，文明必须信仰某种东西，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却使人们丧失了这种信仰的能力，只有无产阶级尚未被污染，因为他们至少还信仰革命。

列宁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的意志，但仅仅是潜在的，它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精英的另一种形式）改造和组织起来。先锋队必须将先进的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因为无产阶级自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存在的，但必须通过这个机敏的精英集团去发现，去理解。历史并不创造自身，它是由人创造的，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必须即时举行革命。被精英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有极高的效率和坚强的意志，能够领导这种革命并开拓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列宁坚决反对西欧社会人通过议会斗争获取胜利的做法，认为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民主腐蚀了。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计划周密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已的使命。12

当列宁和索雷尔从革命的意义上否定了民主的价值时，另一批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在做同一件事。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承认政治非理性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他对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发展以及政治领导的形式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著名的合理化原则。他的合理化合义是指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朝著组织化和有秩序、有规则的发展过程，并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原则。无论从何种浪漫主义或神秘的形式开始，这些事物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定的例行过程。例如，音乐从一种艺术成为一种科学，政府则成为官僚机构。在这一过程中，自发的冲动消失了，人们不再抱有幻想，老练的专家取代了自由的精神，于是，现代社会便丧失了它最伟大的灵魂，产生出一大群公务员式的小人物而不是英雄，与此同时，效率获胜了。但是，权威的组织化与官僚化也有其限度，它不能应付紧急情况，只有在稳定时期才能协调地工作。在危机时刻，我们则需要一种完全相反的领导，韦伯将其称之卡里斯马，伟大的人物出现了，通过他的个人魅力和天才指挥人们渡过历史的难关。而当危机过去，卡里斯马的创造性又逐渐被制度化，最后成为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事实上，我们恪守的习惯与传统都是昨日非凡人物的创造，而我们自己却不知不觉丧失了这种创造的精神。13

韦伯的结论是十分明显的，是英雄和杰出人物，而不是平庸的大众在创造历史。因此，他实际上是从社会学与合理化的角度，证实了尼采超人思想的“合理性”。在尼采与韦伯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精英理论的是莫斯卡与帕雷托。与韦伯等人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重视对社会学的微观研究，而且特别强调统治精英的作用。自近代初期，就有不少知识分子期望，随着民主的到来，社会将由“人民”进行统治。但帕雷托与莫斯卡却指出，选举出来的精英与传统的统治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政府只能是适合小部分人工作的机构，而且永远有一种向独裁和寡头发展的趋向。只有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纷争，才是人民自由的唯一可靠来源。帕雷托认为，一个社会总是分为两类人，一类为狐狸型，狡诈、大胆、机敏、迷恋于创新。另一类为狮子型，踏实、保守、尊重传统，喜欢靠实力而不是靠机敏办事。两类人都可能上升，当代表对制度和思想进行创新和重组的基质占优势时，狐狸型的人上升，成为统治者；当代表崇拜、捍卫现存秩序冲动的“保持群体的基质”占优势时，就会把狮子型的人推上台。而一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则是在两类人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此外，也可从另一角度将社会分为两类人，即杰出分子与非杰出分子。杰出分子又分为执政型与非执政型，非执政型杰出分子即指各行业中上升到顶端的成功者。因此，既有律师和工程师中的杰出分子，也有小偷和妓女中的杰出分子。引人注目的是，帕雷托完全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一现象，他认为，这些杰出分子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循环，每个社会都是个人不间断地从下层上升到上层，因此，每个杰出分子最后都会归于消灭。这样，他就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历史是贵族社会的坟地”。凡是想阻止杰出分子循环的社会都会停滞和凝固，最后不可避免地毁灭。帕雷托相信杰出分子的循环同人们积累财富的容易程度成正比，因此，一个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利于社会的福利。14

当然，帕雷托最关心的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杰出分子，不论如何流动，始终有一部分杰出分子处于执政地位，他们的行为对社会至关重要。所有的执政集团都兼用武力和承诺来进行统治，但武力应占首位。他认为，当一个统治集团不能用强制来进行统治时，它就应被推翻，由另一个愿意用武力来统治的集团取代。这个新阶级不仅推翻了旧的杰出集团，而且还从肉体上消灭掉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执行一件有益的公务，为社会去掉一块腐肉。因此，帕雷托认为在某种悄况下使用暴力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常的。帕雷托在反对迷信、虚伪和成见以及提倡社会科学的客观态度上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然而，他与莫斯卡却不约而同地反对民主制度，强调政治行为属于非理性的性质，都认为智力活动是由少数杰出人物垄断的。帕雷托与莫斯卡的看法绝不是孤立的。

在二十世纪初，他们表达了一代“文化失望”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都对民主感到失望，谴责新的大众野蛮主义的入侵。于是，认为社会就是应该不平等，上等人就是应该统治下等人的呼声日趋高涨。而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的出笼，则标志著这种思潮发展到丁一个新的高峰。米歇尔斯是韦伯与帕累托的朋友，他认为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政治寡头铁律”。他宣称这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构成铁律的基本因素是组织的成分。在近代社会中，没有任何运动不通过组织而能成功，而组织实际就是“政治寡头”的化名词。由于运动的扩大组织也相应膨胀，必然要委托一个内层官员和领袖担当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而普通成员则逐渐丧失了他们直接选举和控制官员的机遇。结果这些官员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拥抱自已的既得利益决不放手，而组织最初的宗旨完全被抛到一边去了。这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群众的素质。米歇尔斯认为人类的大多数是迟钝、冷漠、有劣根性的，他们需要领导．甚至愿意舔压迫者的靴子，领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特性来使自己继续当政。他们可以通过漂亮的讲演来煽动群众拥护自已的激情，也可以装作受迫害来博取群众的同情，还可贪天之功装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来征服群众。由于这些因素在加强寡头政治的力量，社会改良运动的进程几乎变成一种讽刺。国家除了是一个少数集合的组织而外，绝不能是任何别的束西。改革家们可以为社会改良的崇高纲领而奋斗，但远在他们达到目的地以前，一切领导集团所共有的罪恶将袭击他们并把他们征服。于是，米歇尔斯得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者可能胜利，但社会主义绝不可能获得胜利，因为，社会主义“将在它的皈依者取得胜利的瞬间归于湮灭”。革命确实在发生，暴君也常被赶下台去，但新的专制又接踵而至。于是，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失望，因为世界无情的运转似乎总在毁灭人类的梦想。寡头、精英、超人、先锋队，以及创造性的少数，在1914年前的欧洲政治分析中成为常用的术语，对暴力和强权的崇拜成为新的时尚。这的确有点奇怪，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渴望的民主进程当时正在大部分西欧国家节节推进。当胜利的曙光初露时，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心情，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最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点。

而当大战爆发，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后悔反对了民主，因为在战争结束期间，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摧毁了民主，并产生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政治制度。以至米歇尔斯在比较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选择民主制度，因为它是所有恶魔中邪恶最少的一个。”

对欧洲知识界对民主认识这一曲折历程的反恩，我们也许不难得到这样一些有益的启示：

①自由相对民主而言，属层次更高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获取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终日的。正因如此，在某些能保证人们社会与经济自由的国家与地区，尽管长时期没有民主，社会却照样可以发展得繁荣昌盛，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无民主有自由”的显著例子。

②自由，从个人享有的角度看，只要它不触及他人的利益，就是无限的，而民主却是有限的。这有两层含义：其一，只要个人参与了某种民主程序，他就得按秩序行事并遵守这种程序所做出的决定，换言之，他的自由受到了约束；其二、正因如此，对民主应该进人的领域必须进行限制。在一些完全和本来就属于个人的范畴的事，决不能让民主“侵犯”。例如，个人的隐私权，无论是通过专制还是“民主”的方式，都不得予以侵犯。

③民主不是一种绝对理想的制度，要避免民主的弊病，最重要的措施也许是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帮助大众“脱贫”，使他们不致用手中的民主权利去交换别的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民主是一种“富有”的产物而非贫困的结果。在贫穷的基础上，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往往是畸型和不能持久的。富裕不会自动产生民主制度，但它却经受得起实现民主的“折腾”，支付得起实现民主的代价。如果说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前者显然应置于更优先的地位。“穷折腾”误国误民，己为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④实现民主是一个与传统契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传统文化载体与新文化开创者两重身份的知识分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代表人物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导向某种程度上决定著民主进程的命运。民主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精英”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民众”思想。

思索范文篇10

（—）

十八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个今人兴奋而又焦虑不安的时期。启蒙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美国革命的实践，似乎向欧洲的知识分子表明，一个他们翘首盼望的以自由民主为标志的新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无异于证实了这个时代的到来，然而它并未给欢呼的知识分子带来他们向往的一切。不错，革命的确推翻了一个专制王朝，但它也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动荡、血腥的屠杀和前所未有的集权与专制。一个十分今人震惊的现象是，一大批狂热追求自己理想的法国知识分子，却把自己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这种任何智者在事先都不曾预见的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在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由支持革命变成了反对革命。

对法国大革命的总体评价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对法国大革命反思乃至攻击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毋庸讳言，这是一股保守主义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有迈斯特尔、博纳尔及著名的埃德蒙．伯克等人。随著时光的流逝，其他人的言论己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伯克的观点成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主要财富之一。

伯克认为：“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今人震惊的事。”虽然他支持北美独立战争，谴责英国在印度的暴行，但却不喜欢革命，因为法国革命破坏了他所了解的关于人类本性和政治的常识。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中，他阐述了他的政治学观点。他十分尖刻地指出，启蒙运动通过其对人的简单抽象的概念，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秩序的乌托邦式的要求，最终把法国引向了一场灾难。它把人类的虚妄称为理智，把人类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智慧，如宗教、传统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联系通通抛弃，而代之以人权之类的抽象口号，结果导致了不信上帝的人们互相屠杀。由此，伯克在很简单地回答了当时困惑著人们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一大群本是追求光明与理想的人们为什么会在转瞬之间变得如此冷酷无情？

伯克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抛交了传统，抛弈了人类世代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说：“你们将看到，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国政制的一贯政策是提倡和维护我们的自由权，把它们看我作我们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把它们看作特别属于这个王国的人民的财产，而不必以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优先的权利为依据。由于这个缘故，我国的政制虽然在其各个部分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别，但它却保持着协调一致。……“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深思热虑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顺乎自然的美妙的结果，因为自然是不需要思索而又超越思索之上的智慧。革新的精神一般是自私心理和狭隘见识的产物。……”（i）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继承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自由”。人类的权利不是来自学者们形而上学的假设，而是来自传统与经验。而这一点，恰恰是启蒙学者们所忽视的。

伯克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革命者，他们都抛弃了传统，认为这不过是一堆破旧的废物，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传统的基础下埋设一个即将爆炸的地雷。在一次巨大的爆炸中，所有人类获致的东西，所有的先例，所有的宪章，所有的议会法令，都会化为灰烬。他们有“人权”，反对者肯定是瞎眼的；他们不承认调和与妥协，任何与他们的全面要求有所保留的事物，对他们而言那是丑恶与非正义的。结果只能是摧毁一切，他们的人权没有留下政府来保证其行政持续性的安全、正义和仁慈……”2伯克由此指出，启蒙运动最大的虚妄在于对民主的幻想，事实上，民主已由法国革命的事实证明，它必然导致暴政，结果是对社会的毁灭。

伯克认为，政府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聪明的设置，这种设置不仅要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必须控制群众疯狂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只能通过群众自身之外的权力机构才行，靠民主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意愿的约束，对自由的控制，并不是社会对他们的压制，而是他们自己享受的权利。人们形成现存的政治社会并不是先知的设计，而是经验、历史与宗教的产物。换言之，人首先是宗教的产物，其次是历史的产物，空洞的自由民主只能是学者的想象，只能导致混乱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因此，伯克坚决反对“民众的意愿就是对的”这一假设前提，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推卸政治责任的方法。如他当选，他将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对国家的利益负责，而不管这些看法是否同选民的意愿一致。他指出，议员并不是以选民为师去向他们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他还以雄辩的方式证明，任何严肃的政治家，必定具有他认为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的想法，公开宣布他的想法，由此而寻求实施其政策的手段。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使伯克怀疑一切理性和形而上学的论断，乃至对单凭理性的决断产生了某种恐慌感。他担心完全置于个人理智审度下的社会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多数人的理性之和也未必一定正确，而这恰好是民主的基础，如果多人的判断失误，所造成的灾难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由此可见，伯克极力反对民主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性不完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既不反对人权，也不反对社会变革，只是反对那种按多数人的狂热决定办事的危险倾向，希望在继承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在世世代代积累下的智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等级的宽容的社会。

伯克特别讨厌那些一刻不停，跳来跳去的政治社会发明家，他们毫无耐心去思考或寻找他们祖先的智慧，就急急忙忙地试图按照他们的发明把整个社会推倒重建，似乎人类诞生以来，只有他们才是第一个会思考的人。正因为他努力地捍卫传统来对抗抽象的人权和民主，他曾被形容成为“权威的卫士”，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伯克的思想是深刻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却是在与那个时代的潮流作对。正如阿克顿勋爵后来承认的，革命“教会人民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看作是衡量自己权利的最高标准。”④除此之外，很多知识分子虽然认为伯克的话有道理，但仍然希望，革命能在摧毁旧的一切后，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政府与社会。这是一种纯洁的，可以理解的想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并未体验过真正的大众民主，也很难完全相信民主就是法国式的鲜血与恐怖。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创造一个真正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这成为1830年，尤其1848年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

（二）

1830年的法国革命实质上是由共和党人，即巴黎革命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核心部分所发动的。革命的结局是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为国王的七月王朝，受益者则是银行家、商人和新崛起的工业家。对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这场革命对于他们的理想只不过是再一次的梦幻而已。于是，他们继续为努力建设一个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种努力的一个历史性成果，便是1848年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绝不会是单一因素的产物，1848年法国革命当然也不会例外。然而，法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添加了至关重要的燃料——为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1848年的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这种思想准备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历史似乎又跟争取民主的知识分子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这次法兰西共和国不是被反动阶级的武力摧毁，而是被其自身创建的民主选举制度摧毁的。在年轻的共和国实行普选后，占选民大多数的农民投了路易·波拿巴的票。而波拿巴当选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大权完全抓到自己手中，实行了军事独裁，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民主的理想被民主的制度所摧毁，这对充满热情、高呼口号的知识分子无异于当头一棒。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发现了一个悲哀的现实：他们有太多的白日梦和模糊的公式，而太少慎密的思考了。于是，人们便自然地回忆起伯克那令人不太愉快的忠告，并再次对民主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一次，欧洲知识界出现了两位思想巨匠，那就是托克维尔和穆勒。

在1830年至1848年的两次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就已去过美国，他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实践，思考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民主这种似乎不可阻挡的洪流，如何才能与自由和欧洲的传统文明协调起来。野蛮的群众暴动是否会摧毁文化？是否会导致新的暴政？托克维尔用一种实证考察方式得出了如下两点至为重要的结论：“要想在自由中寻找别的什么东西的人，生来就是侍候人的。”“威胁民主制度生存的两个主要危险，是立法权完全屈从于选举团的意见及立法权集中了政府的其他全部权力。”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指出民主可能成为多数人暴政的人。他认为，任何民主制度都会导致中央集权，因而会导致某种专制制度，有蜕化为个人专制的危险；即使用三权分立来制止个人独裁，也无法制止多数人的暴政。因为任何民主制度的假设前提都是，多数派总是对的，少数派因而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自由不被多数派所剥夺。不幸的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结局似乎证实了托克维尔的预见，而穆勒在此基础上的继续探索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也许法国革命民主进程的悲剧性结局给穆勒的最大启示是让他认清了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现象：在社会的人口构成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因此，当知识分子将辛苦奋斗争得来的普选权交与民众时，无异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了他人摆布。如果说君主专制下，个人的冤屈还可通过种种方式如司法、公共舆论等可望昭雪的话（因为即使是君主的权力也不可能不受到某些制约），那么，在多数人的专制下，少数人的冤屈几乎无处可伸，因为这是以一种完全合法的形式强加于人的。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前景，穆勒因之在他著名的《论自由》一书中，对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进行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探讨。

穆勒对自由关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典自由主义关心的政府权威与个人之间的平衡，而更关心一种不易觉察的对个人自由的侵蚀。这种危险是自法国大革命就开始出现，然而却一直未引起学者们真正从学理角度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虽然伯克和托克维尔对此也很焦虑），那就是由人口构成的多数可以以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名义压制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我们今天将之称为社会对于个人的压制），因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一致，因而比暴君的统治更可怕，因为它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和言论方面也强求一致。换言之，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而自由精神，其载体是单个的人，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穆勒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自由精神活耀的时期，第一是宗教改革时期，第二是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第三是十八世纪后半叶德国思想解放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冲破了一切精神伽锁，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与自由。正是这种精神的自由，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6当今的世界，不是个人自由太多，而是社会控制对个人自由形成的威胁。现在人们巳不再问，“我选择什么？”、“什么合乎我的性格和气质？”人们的心灵已“趋向于合乎习俗”、“人性枯萎了。”因此穆勒重申他要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再度力主自由精神。”7与此同时，穆勒按自己的意思解释了社会自由。这就是在不妨碍或损害他人条件下的个性自由。在社会生活中，个人自由必须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障碍。但如果一个人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不妨碍他人，那么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行动，同样也不应受到妨碍。

因而，在穆勒这里，自由已不再是与哲学上必然性相对的自由，而是实实在在的行为准则。它包括两条基本的原则：①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他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社会或他人对此不得妨碍；②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时，社会与他人的干涉才是正当的。这实际就是穆勒提出的调整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二者关系的准则，也即是个人自主权利的原则。按此原则，穆勒认为，“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就应当给予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该给予实跆的证明。这种“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社会福祉的首要因素之一”。8

穆勒的思想标志着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知识分子对民主认识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说伯克对民主的恐惧还主要是出于直觉和经验的判断，而穆勒则将这种判断的前提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由于穆勒的努力，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极大地深化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所指的民主要是指遵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那么，现在人们则意识到，一个理想的政府，主要就是应该帮助或至少不妨碍个人的自由发展。国家应当采取的措施是防止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不是简单按多数人的表决行事。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民主在尊重多数的同时，必须保护少数的权利。这不是因为社会的精英与知识分子永远处于少数，而且具体到每一个人，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随时有从多数转变为少数的可能。也许，穆勒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无论是君主的专断还是多数人的表决，却是不应当被剥夺的。

（三）

虽然穆勒的思想是精辟的，然而在实践中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随着德意志的统一．欧洲各民族国家要求民主与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英国本身的选举权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大众民主不可阻挡的势头下，怎样才能使之合乎理性的规范，并确保文化层次较低的多数不至伤害文化层次较高的少数，成为令知识精英们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命发生了。这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并在某种程度是预示出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

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已为世人所熟知，然而他并不是首先提出进化论的人，不少学者早在他之前已提出了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了物种的多样性与复杂性；②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并证实了它。这后来往往被简化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达尔文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自己也未曾料想到，他的观点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整个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在此之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产物，无论是知识、政治制度，还是正义原则等，都在新的生存原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为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过是生存的工具而已。人类的一切崇高原则，民主也罢，自由也罢，乃至真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都只不过是进化选择的要素而已。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牙齿锋利，爪子有力，谁就应该主宰一切，这就是新的法则：丛林法则。而民主在这种原则下，未免显得可笑了：因为狮子要吃掉兔子，并不需要与它们商量或是征得他的同意。对“强权”或“英维”的颂扬声开始高涨。德国首相俾斯麦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依靠演说和多数票所能解决的，”9不仅显示了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全德的决心，而且明显地表明了一种新的思想发展趋向。这种趋向就是知识分子对民主发展日益感到焦虑，他们不是希望对民主原则进行修正就是干脆反对民主。

很多人开始认为，将民主简单地视为一种群众原则和人数原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它既可很容易地转变为无政府状态，又可转变为新的独裁，甚至还可使人丧失一切道德水准，变成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于是，柏拉图对民主的攻击再次不断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人们在各种刊物上可以不断看到对民主的这样的评论：“群众是一种谎言”，“民主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就连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克里孟梭也承认，“假如说我是民主派的话，也是没有热情的。”10对精英而不是大众的颂扬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的主题，而对民主公开表示敌意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尼采。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大众统治是将文化降低到大众水准的一种精神坠落形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只有通过由超人掌舵的国家才可以治好。超人通过强大而无情的手段，驱使群众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

与传统的民主观念相反，尼采认为，“少数人永远是对的。”他根据进化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动植物界中，凡进步都只靠著更高级的个别范型，这种范型为数稀少，却很坚强，复杂而有生产能力。”因此，人类社会的目标不是去追求什么民主，而是“应该不断地勤劳地产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物，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11。一句话，民主是将杰出人物拉至一般群众的水平，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不符合进化原则的，只有靠伟大的超人和杰出的人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自尼采之后，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异常强大而持久的精英思潮，其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彻底否定了民主原则。

第一位应该是乔治·索雷尔，他对马克思与尼采都十分欣赏。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仇恨国家和强制，不赞成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他赞成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旗号下，由一小撮革命的精英集团用暴力横扫资产阶级文明。他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幻想，认为他们是支未受污染、具有英雄气质而能无情地冲击腐败旧秩序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尼采原始生命冲动力的影子。索雷尔认为，文明必须信仰某种东西，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却使人们丧失了这种信仰的能力，只有无产阶级尚未被污染，因为他们至少还信仰革命。

列宁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的意志，但仅仅是潜在的，它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精英的另一种形式）改造和组织起来。先锋队必须将先进的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因为无产阶级自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存在的，但必须通过这个机敏的精英集团去发现，去理解。历史并不创造自身，它是由人创造的，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必须即时举行革命。被精英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有极高的效率和坚强的意志，能够领导这种革命并开拓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列宁坚决反对西欧社会人通过议会斗争获取胜利的做法，认为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民主腐蚀了。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计划周密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已的使命。12

当列宁和索雷尔从革命的意义上否定了民主的价值时，另一批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在做同一件事。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承认政治非理性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他对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发展以及政治领导的形式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著名的合理化原则。他的合理化合义是指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朝著组织化和有秩序、有规则的发展过程，并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原则。无论从何种浪漫主义或神秘的形式开始，这些事物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定的例行过程。例如，音乐从一种艺术成为一种科学，政府则成为官僚机构。在这一过程中，自发的冲动消失了，人们不再抱有幻想，老练的专家取代了自由的精神，于是，现代社会便丧失了它最伟大的灵魂，产生出一大群公务员式的小人物而不是英雄，与此同时，效率获胜了。但是，权威的组织化与官僚化也有其限度，它不能应付紧急情况，只有在稳定时期才能协调地工作。在危机时刻，我们则需要一种完全相反的领导，韦伯将其称之卡里斯马，伟大的人物出现了，通过他的个人魅力和天才指挥人们渡过历史的难关。而当危机过去，卡里斯马的创造性又逐渐被制度化，最后成为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事实上，我们恪守的习惯与传统都是昨日非凡人物的创造，而我们自己却不知不觉丧失了这种创造的精神。13

韦伯的结论是十分明显的，是英雄和杰出人物，而不是平庸的大众在创造历史。因此，他实际上是从社会学与合理化的角度，证实了尼采超人思想的“合理性”。在尼采与韦伯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精英理论的是莫斯卡与帕雷托。与韦伯等人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重视对社会学的微观研究，而且特别强调统治精英的作用。自近代初期，就有不少知识分子期望，随着民主的到来，社会将由“人民”进行统治。但帕雷托与莫斯卡却指出，选举出来的精英与传统的统治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政府只能是适合小部分人工作的机构，而且永远有一种向独裁和寡头发展的趋向。只有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纷争，才是人民自由的唯一可靠来源。帕雷托认为，一个社会总是分为两类人，一类为狐狸型，狡诈、大胆、机敏、迷恋于创新。另一类为狮子型，踏实、保守、尊重传统，喜欢靠实力而不是靠机敏办事。两类人都可能上升，当代表对制度和思想进行创新和重组的基质占优势时，狐狸型的人上升，成为统治者；当代表崇拜、捍卫现存秩序冲动的“保持群体的基质”占优势时，就会把狮子型的人推上台。而一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则是在两类人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此外，也可从另一角度将社会分为两类人，即杰出分子与非杰出分子。杰出分子又分为执政型与非执政型，非执政型杰出分子即指各行业中上升到顶端的成功者。因此，既有律师和工程师中的杰出分子，也有小偷和妓女中的杰出分子。引人注目的是，帕雷托完全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一现象，他认为，这些杰出分子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循环，每个社会都是个人不间断地从下层上升到上层，因此，每个杰出分子最后都会归于消灭。这样，他就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历史是贵族社会的坟地”。凡是想阻止杰出分子循环的社会都会停滞和凝固，最后不可避免地毁灭。帕雷托相信杰出分子的循环同人们积累财富的容易程度成正比，因此，一个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利于社会的福利。14

当然，帕雷托最关心的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杰出分子，不论如何流动，始终有一部分杰出分子处于执政地位，他们的行为对社会至关重要。所有的执政集团都兼用武力和承诺来进行统治，但武力应占首位。他认为，当一个统治集团不能用强制来进行统治时，它就应被推翻，由另一个愿意用武力来统治的集团取代。这个新阶级不仅推翻了旧的杰出集团，而且还从肉体上消灭掉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执行一件有益的公务，为社会去掉一块腐肉。因此，帕雷托认为在某种悄况下使用暴力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常的。帕雷托在反对迷信、虚伪和成见以及提倡社会科学的客观态度上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然而，他与莫斯卡却不约而同地反对民主制度，强调政治行为属于非理性的性质，都认为智力活动是由少数杰出人物垄断的。帕雷托与莫斯卡的看法绝不是孤立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二十世纪初，他们表达了一代“文化失望”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都对民主感到失望，谴责新的大众野蛮主义的入侵。于是，认为社会就是应该不平等，上等人就是应该统治下等人的呼声日趋高涨。而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的出笼，则标志著这种思潮发展到丁一个新的高峰。米歇尔斯是韦伯与帕累托的朋友，他认为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政治寡头铁律”。他宣称这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构成铁律的基本因素是组织的成分。在近代社会中，没有任何运动不通过组织而能成功，而组织实际就是“政治寡头”的化名词。由于运动的扩大组织也相应膨胀，必然要委托一个内层官员和领袖担当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而普通成员则逐渐丧失了他们直接选举和控制官员的机遇。结果这些官员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拥抱自已的既得利益决不放手，而组织最初的宗旨完全被抛到一边去了。这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群众的素质。米歇尔斯认为人类的大多数是迟钝、冷漠、有劣根性的，他们需要领导．甚至愿意舔压迫者的靴子，领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特性来使自己继续当政。他们可以通过漂亮的讲演来煽动群众拥护自已的激情，也可以装作受迫害来博取群众的同情，还可贪天之功装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来征服群众。由于这些因素在加强寡头政治的力量，社会改良运动的进程几乎变成一种讽刺。国家除了是一个少数集合的组织而外，绝不能是任何别的束西。改革家们可以为社会改良的崇高纲领而奋斗，但远在他们达到目的地以前，一切领导集团所共有的罪恶将袭击他们并把他们征服。于是，米歇尔斯得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者可能胜利，但社会主义绝不可能获得胜利，因为，社会主义“将在它的皈依者取得胜利的瞬间归于湮灭”。革命确实在发生，暴君也常被赶下台去，但新的专制又接踵而至。于是，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失望，因为世界无情的运转似乎总在毁灭人类的梦想。寡头、精英、超人、先锋队，以及创造性的少数，在1914年前的欧洲政治分析中成为常用的术语，对暴力和强权的崇拜成为新的时尚。这的确有点奇怪，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渴望的民主进程当时正在大部分西欧国家节节推进。当胜利的曙光初露时，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心情，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最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点。

而当大战爆发，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后悔反对了民主，因为在战争结束期间，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摧毁了民主，并产生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政治制度。以至米歇尔斯在比较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选择民主制度，因为它是所有恶魔中邪恶最少的一个。”

对欧洲知识界对民主认识这一曲折历程的反恩，我们也许不难得到这样一些有益的启示：

①自由相对民主而言，属层次更高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获取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终日的。正因如此，在某些能保证人们社会与经济自由的国家与地区，尽管长时期没有民主，社会却照样可以发展得繁荣昌盛，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无民主有自由”的显著例子。

②自由，从个人享有的角度看，只要它不触及他人的利益，就是无限的，而民主却是有限的。这有两层含义：其一，只要个人参与了某种民主程序，他就得按秩序行事并遵守这种程序所做出的决定，换言之，他的自由受到了约束；其二、正因如此，对民主应该进人的领域必须进行限制。在一些完全和本来就属于个人的范畴的事，决不能让民主“侵犯”。例如，个人的隐私权，无论是通过专制还是“民主”的方式，都不得予以侵犯。

③民主不是一种绝对理想的制度，要避免民主的弊病，最重要的措施也许是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帮助大众“脱贫”，使他们不致用手中的民主权利去交换别的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民主是一种“富有”的产物而非贫困的结果。在贫穷的基础上，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往往是畸型和不能持久的。富裕不会自动产生民主制度，但它却经受得起实现民主的“折腾”，支付得起实现民主的代价。如果说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前者显然应置于更优先的地位。“穷折腾”误国误民，己为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④实现民主是一个与传统契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传统文化载体与新文化开创者两重身份的知识分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代表人物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导向某种程度上决定著民主进程的命运。民主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精英”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民众”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