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原则范文10篇

司法原则范文篇1

本文作者：施建辉工作单位：南京大学

一、诚信原则的历史、发展、相关原则及其立法宗旨

诚信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之简称。它起源于古罗马裁判官采用的一项司法原则。在罗马法上,本身没有诚信原则之规定,而是裁判官在审理民事纠纷时以诚信原则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和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其时只是一个观念,它从道德观念中吸收而来,用在一般的恶意抗辩诉权中。实际上当时的罗马法盛行合同形式主义,合同的形式甚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真实,故诚信原则只是个别案件的例外适用。将诚信原则作为债务履行原则加以规定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这有两个发展变化期:其一,诚信原则在债法中对当事人提出要求,要求当事人,特别是债务人以善意的心态来履行契约的义务。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3款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亦即诚信原则表现为当事人的善意心态。其时的诚信原则实际是契约当事人的守法原则,其作为司法原则的作用暗弱,因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契约自由是神圣的原则,双方当事人合同的约定可排除诚信原则的适用,故不必说执法者可依诚信原则来探求并干涉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了。其二,除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合同债务时,应持善意、意思表示真实、信用外,在法律未有规定或当事人未有合同约定或合同约定不明确时,要求执法者以诚信原则来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同行为基础及利益的均衡。这一时期诚信原则作为司法原则,其作用表现在执法者可依诚信原则来探求当事人的意思,协调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尽管如此,诚信原则功能仅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补充,并未越出合同自由的范畴。诚信原则作为社会观点来限制私权及私权滥用的是在资本主义垄断时期,最早为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所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条规定:“任何人均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褚尊暴豁麟院9‘届研究生、东南大学法杯讲师‘2’。093,但以不侵害他人之权利与不违反宪法的秩序或道德规范为限。”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信及信用方法为之。”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都重新增补此内容,如日本民法新增第l条第22项之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诚信原则原在债篇中作为债的履行原则规定,该法第219条规定:“行使债权、履行债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后在1982年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总则中的一款,该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以信用诚实之方法。”诚信原则发展至此有以下特点:第一,与公共利益、公序良俗、权利滥用禁止等原则同时规定;第二,其适用范围扩至一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之履行;第三,执法者被赋予一了“公平裁量权”,从而使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司法原则得以完全实施。诚信原则上述的历史发展,可知其功能的逐步扩大。然功能源于内涵,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含义。关于诚信原则的概念,学者们大都在债法中的当事人之间作公平理解。台湾学者认为:“诚信原则乃公平衡量双方当事人利益之准则。”[lj大陆学者认为诚信原则指“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都应当持有.善意。它要求当事人所作的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合法、讲究信誉、洛守诺言、不规避法律、履行义务时考虑他方利益,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阁也有学者以情事变更原则注释诚信原则认为“情事变更原则为诚实原则之具体适用,同时在于消除因情事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匡梁慧星先生理解为道德:“诚实信用原则,旨在谋求利益之公平,而所谓公平亦即市场交易中的道德。”川将诚信原则与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原则相比较,进而在范围上阐述得比较清楚的是台湾的史尚宽先生,史先生归纳的权利义务指导原则有二,即私权不违反公共利益和不违反社会秩序。在社会秩序中又分公的秩序和私的秩序。其中公序良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之简称)纳入公的秩序中,诚信原则纳入私的秩序中。进而指出:“诚信原则,谓一切法律关系,应各就其具体的情形,依正义衡平之理念,加以调整,而求其具体的社会妥当。’硕“以立法者的立场,决定其关系,是诚信原则的要求。”困“此原则具体的适用结果,虽在形式的合于法规或契约之要求或履行.因其有背于此原则而被拒绝,而给付义务亦得超过契约所定之内容,使其扩张、变更、减轻或消灭,所谓情事变更之原则,即系由此演释而来。’胡“诚信原则要求法律关系当事人间权利行使、义务履行之善意,以调整其间之利益,乃系在自由主义之基础上,由内部加以修补,而公序良俗原则,则在同一基调上,自外部加以限制。”闭史先生关于由立法者(通过执法者)决定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排除诚信原则适用无效以及在比较中阐述诚信原则内涵及外延,都是先进的、可取的。但史先生认为诚信原则只在私权的当事人两者之间适用且修补当事人意思自治则是有背诚信原则之历史发展的,也与其自述的“拒绝”之说矛盾,另外,以合同_卜的情事变更原则及债法上的给付来注释诚信原则,也可说明史先生的诚信原则观点在其著作时只涉及了债法领域,事实上当时的台湾民法尚没有第1招条的增补款。笔者认为,诚信原则从债法中发展而来,然后及至一切民事权利义务的履行,故其在债法中的概念和作用是显然的,除此以外,关于诚信原则,尚有以下可作结论:犯、诚信原则与公序良俗、权利滥用禁止等原则规定于民法典的总则中,是立法者考虑到了这些原则产生及适用的社会背景、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2、作海民法的基本原则及功能,诚信原则和其它原则共同构筑成一个私权行使的范围和幅度;3、在私权行使的范围和幅度内,执法者可以诚信原则来续展、扩大、变更、排除私权者的意思自治,从而使之与社会利益不冲突、不危害公共利益,使纯粹私权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平衡;4、以善意、公正、信用之形出现,极富弹性,赋予执法者“公平裁量权”,使法律能够适应社会情况的变化,从而维护经济流转的正常秩序;5、在民法典及其他民事法律规范未曾规范的领域,以诚信原则来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行为基础、价值取向,从而解释法律、引出新义、创设规则、弥补立法不足及滞后,以适应纷繁复杂多变的社会。诚信原则至此不再仅是民事主体的守法原则,而更是一项司法原则,是执法者的一项义务,即执法者有义务从社会观点,公共利益审定具体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限制私权的滥用,维护全社会意义上的公正,以创造民事流转的良好秩序,而不仅局限于私权者之间维持一种公正和利益之平衡。因此,现今意义上诚信原则,其立法宗旨可用两句话概括:1,在大范围上框定私权的范围,使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不损害公共利益,维系整体利益平稳,调节社会经济关系;2,在小范围上,正确处理好具体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实现个人利益的平衡。至于执法者据此原则而解释法律、创设判例、引出一般适用规则以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则是必然的结果。上述诚信原则的论过织寸我国的司法实践尤有指导意义。

二、我国民法对诚信原则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状况

诚信原则,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是作为一刁项基本原则而加以规定的,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除此以外,在单行民事立法中,也有诚信原则之规定,且均置于该单行民事立法的总则中。图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的诚信原则与现行国际民事立法上的原则是一致的,它已不再仅仅适用于债的给付中,也不单单是单行民事立法中的原则,而是其含义和功能适用于一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领域。立法者注意到了诚信原则概念、功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其在限制私权滥用上的作用,而私权滥用的禁止,在缺乏基本法律规定及法律体系的情况下,在私权者之间是不可能通过私权者本人来实现的,尤其当私权者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公共、社会及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此其一;其二,由于我国未有民法典,民法通贝组的性质只是仿照民法总则及对单行民事法规(有限且规定不成熟、不深入)未涉及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来加以补充规定。故存在法律规定原则及现实生活中许多内容无法可依的现象,这就需要执法者以诚信原则来拓展法律的适用范围和深度,特别是从中引申出一般的法律精神和规则来适应变化的社会及法律本身规定的空白部分;其三,在我国广泛地存在不讲“诚信”的现象。我国现处市场经济起步期,存在掠夺、暴利、垄断、恶意、不诚实、不讲职业道德、不讲交易信用、规避法律、假冒伪劣、见利忘义等现象。立法者反复强调、重复规定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执法者予以解决,以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维护公序良俗,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环境。因此,我国的诚信原则既是民事主体的守法原则,更是执法者的司法原则。且在我国,诚信原则的实施贯彻实际上已成为执法者的一项重要义务。这是诚信原则在我国条件下的深入。从上述可知,诚信原则作为我国执法者的一项司法原则,不仅有法律上的依据[l0〕,更重要的是立法者和时代的要求。明确这一点,就得明确承认执法者的“公平裁量权”。事实上,在现实执法中,已有许多的判例证实了这一点。我国的判例虽无判例法上的效力,但这些判例从诚信原则中引申出具体案件的适用规则来,反过来这些规则在类似的案例中得以引用。[,’〕然而,执法者尤其是法官“公平裁量权”的行使是有缺陷的,具体表现为:1、没有遏止住社会上众多的私权滥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就商业信用言,我国的商业信用不普遍、不成熟、甚至欺诈性强,有学者认为是“债法调整在实践中尚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应,需要大大强化商业信用的债法保障。’,[l2〕这方面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执法者就案论案,不从根本_L否定其效力,惩罚其行为,这在客观上纵容了恶意违法等现象,也致使在现实生活中对私权滥用受害者的保护是微弱的。2、没有出现“时势造英雄”式的法官和编纂、解释法律等繁荣景象。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时期,市场经济刚确立,各种新关系、新事物层出不穷,而立法特别是民事立法滞后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从道理上说,既然有诚信原则等可行使“公平裁量权”的规定,那么法官们自会在碰到“前所未有”或“似曾相似”案例时能迅速公正地解决。可惜这种情况直至今日未见高潮。相反,许多显失公平、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不予受理。3、具体合同案例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善用诚信原则来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方面的主要表现为:¹过分强调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部分认为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存有过错、从而认定各自承担责任。在这种情祝下*即使律师指出可依诚信原则略微解释就可得出结论亦会被置之不理。º过分强调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理顺,如在民事诉讼主体的认定上,即使一方侵害(利用规避之方法)了原告方的利益,且可显见只是法人主体不同而实质两个法人主体均是同样股东投资时,也会认为原告和侵害方之间并无合同关系而拒绝列该方为共同被告;在私人有限公司主体认定上,债权人明显受害,公司无偿债能力,而该私人则通过公司取得利益时,却不列私人为本案的被告来清偿债务。»过分强调合同的实际履行,在合同已被预先违约或根本违约时仍被判定继续履行,在违约方履行原定合同义务时,法官也不去引用情事变更原则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4、“公平裁量权”的滥用。诚信原则按其本义和功能在司法原则上是指法官的“公平裁量权”,而非“自由裁量权”。但它作为“地方保护主义”的有效手段,被地方保护主义的法官理解为“自由裁量权”。在我国,地方保护不是公开的秘密。由于以“自由裁量权”为幌子,故它对法制的破坏是严重的。在地方保护主义那里,你不可能谈法律和合同,更不必说诚信原则了。将诚信原则这一司法原贝J理解成保护主义,那是诚信原则在异化和被滥用,比较守法者的违反诚信原则,其后果更是严重。可见,诚信原则在我国立法上的规定是先进的,对民事主体的要求是明确的,但它在司法__仁的适用却是低级的。在大的方面,执法者没有.以诚信原则来限制住私权的无限膨胀及滥用,在具体适用的债法领域,诚信原则的适用程度至多只是对当事人已有的意思表示的补充。至于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而对当事人本来明确的约定以诚信原则力n以限制、否定或被推翻,由于其前提不合法,诚信原则的适用在此已趋向其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东西了。诚信原则既然在我国民法中有广阔的适用领域,那么克服适用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上述缺陷,找到一条扬长避短的正确完全实现其司法原则功能的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笔者认为,在执法者本人方面,应当遵守诚信原则的司法要求,这些要求为:l、提高法律专业知识水平,熟练掌握并应用民法的原理和规定,认识和把握诚信原则在民事立法中的地位、历史发展、基本含义和功能,从而正确地适用之。2、认识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这一阶段由于立法滞后所造成的不规范、无序,特别是商业信用不普遍、不成熟等状态,充分并积极主动地利用诚信原则来否定欺诈、恶意、暴利、假冒伪劣、三角债等民事行为之效力,从而维护公共、大众的利益,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良性形成和发展。3、尊重善意当事人利益,以执法来影响我国正当私权的行使,特别是在商事领域,影响和培育重法律、重合同、守信用、讲道德的成熟的商人队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刚确立,私权的内容、程度及保护都不发达。加上立法滞后,滥用私权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正当私权的发展。因此,我国诚信原则在执法上的要求,应当是从洲言原则的正确适用中引申出一套正当私权的行使规则和方法,从而提高、发展、保护正当的私权。综上,诚信原则在我国既是民事主体的一项守法原则,更是执法者的一项执法义务,既是一项原则,更是一项实践准则,它要求执法者以积极的态度来完全实现诚信原则的功能,从而限制私权的滥用,促进正当私权的发展。

司法原则范文篇2

首先，由于法律原则本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理解法律原则适用的条件时，往往也会赋予其抽象概念，因此对法律原则的定义也各种各样。法律原则的很多概念，法哲学以及法理学界，有很多不同看法，人们尝试着从四面八方的立场和方法作为切入点来进行讨论。如徐国栋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法的效力，是贯穿于民法全过程的根本原则，是对作为民法主要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者们在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体现。①而想要适用法律原则，本人认为对概念达成一致十分重要，如果概念不明晰，不统一，就会在今后的适用过程中产生矛盾和分歧。其次，法律原则适用的根本性条件应该是法律规则的缺失。这种“缺失”包含了应有而没有，也包括有了规则却不明晰或不适宜。如果法律规则规定明确，即使社会舆论的呼声再大，法官也要坚持法律规则的优先性，守住法律的底线。法律原则想要真正进入个案，充当裁判规范和依据，还需要满足其他的外部特定环境条件。法律原则的存在并不是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基础。有些法律原则不仅仅存在于成文法中，还存在于判例中、民间法、宪法法律的基础或推论中，同时也存在于一些事物的本质中。再次，法律原则的适用要与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判断相一致，这是由法律原则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法律原则作为法律规则背后的法理，必然要反映与社会价值观相一致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社会生活中反映的各种疑难法律问题，也就是说，法律原则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与社会历史和伦理道德相适应的。最后，法律原则的适用需要法官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素质，当然，这里的知识不仅仅是指科学文化知识，更多的是指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文化积淀。法官素质不高及其容易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法官即是法律原则的实施者，也是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开启者，只有在法官的素质达到了与法律原则适用的难度相适应时，或者法官已经熟练掌握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积淀以及社会主流道德时，才能更好地适用法律原则，作出更符合公平正义和民意的判决。

二、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意义

首先，法律原则可以对规则的漏涧进行填补。“法律漏洞是指以现行法规定之基本思想及内在目的，对某一项问题可期待规定，而未设规定之谓。”②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法律的制定也需要符合社会发展，但是制定法律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而经济的发展往往快于法律的制定，所以这会导致很多新问题，不能被现行的法律规则所解决，此时，法律原则随即登上法律适用的历史舞台。其次，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具有相对稳定性，至少能做到有法可依，如前所述，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背后的法理，所以应用法律原则所作的判决具有稳定性，这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生活，而这种稳定性，使得法律规则被运用到司法裁判中，得到了一定范围内法律人的认可。再次，法律原则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本身也是一种限制。法律原则选择适用，可以保证法官自由裁量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法律适用的活动，而不是滥用法律职权，法官在法律规则不足或不明的情况下，裁判案件可以不用到法律之外寻找其他方法。因为超越法律会损害现代法治要求的法律形式的要求，法律原则实际上解除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违法造法的嫌疑。最后，法律原则对司法能动性本身也有一定的独立价值。法律原则对司法能动上的启动条件具有限制作用。对司法能动开启后的运作更具有界线上的克制作用。还对司法能动的结果具有检验作用。对司法能动的规范矫正，其本身也当然构成了实现司法能动的有效方式。

三、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方法

(一)从利益衡量角度分析。在利益衡量的具体操作中，法官应当遵循以下标准:第一，坚持基本利益的优先性，基本利益是指人类生存的必须利益，基本利益的优先性是指基本利益要优于非基本利益得到保护。基本利益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范围，法官在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时，可按照相关利益对人类生存的必要性进行排序，对人类生存更重要的利益应该优先予以保护。第二，灵活运用替代性补偿，其指对于在利益衡量中不能被保护的利益，应考虑在其它方面给予一定的补偿。在利益衡量中具有优先性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但是放弃对其他利益的保护也会造成相关损害，为了使利益损害减到最低，法官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应给予不能被保护的利益予以补偿。第三，遵从经济分析法，其是指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利益进行分析，将经济分析的最优结果作为利益衡量的结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将人看作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分析并预测“理性人”的想法与行为。以此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利益衡量与经济学原理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法官在适用法律原则时可以借助经济学的原理来对涉案利益进行分析，以达到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目标。(二)从地方性公民投票角度分析。本文所说的地方性公民投票是专门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的方法所给出的一个概念和定义。地方性公民投票产生的结果既可以作为建议性质来参考，也可以是强制性的被试用，一方面公民投票的结果可以被视为针对某项特定案件所做的民意调查，具有咨询或参考的性质，在条件成熟时，它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法律规则或者政策，另一方面他可以设法律生效过程的一部分，比如有时在修改宪法或法律之前必须得取得多数人的投票同意，才可以被视为有效或具有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性公民投票还具有创制的法律效果，最明显的运用就是指在地方自治层次，公民投票是宪法保障地方公共团体成员权利和地方自治团体直接民主的体现。③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变化。很多法律法规以及法律原则还停留在过去陈旧的年代。这就需要不断的调查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时展的法律规则，才能酝酿出符合社会发展的法律原则，疑难案件中法律规则没有明文规定时，法律原则往往会优先于法律规则而被适用，而如果此时的法律原则也已经被淘汰的话，那么就需要对民意进行调查，还要根据不同的地方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比如一个地方可能有本地的风俗习惯，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该地区的人们进行一定的民意调查，法官进行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时就可以完全参考该地的民意调查，有时法官的能力是有限的，再加上法官的素质良莠不齐。这就更加需要对民意进行调查，来给法官提供一定的思考和建议，同时还能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三)从社会舆论角度分析。社会舆论往往会在案件发生后，尚未形成终局判决时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果法律规则已经有明确的规定，社会舆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一旦法律规则缺失，法律原则上位时，社会舆论的作用则必须重视起来。社会舆论所代表的应该是社会上主流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道德问题充斥着法律的各个角落。④法官在审判前如果受到了舆论的压力，我们由此便会看到社会舆论“绑架”司法裁判的影子。在司法过程中过多的融入公众的意见不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这样的后果有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会破坏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对于法律原则的适用本身也有一定的阻力。社会舆论对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不良作用如下:第一，非理性的社会舆论容易使法官对法律原则的理解先入为主。社会言论往往缺乏监管，容易产生非理性、极端性的舆论观点，其一旦在网络上得到广泛传播，便会形成强大的舆情，现实中法官很难做到完全不关注。第二，社会舆论有时会妨害审判独立从而导致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不自由。舆论对司法活动能够起到一定的社会监督作用，但非理性的舆论会影响到审判独立，还会给法院的审判带来极大的压力，这种情形也被称作“媒介审判”或“舆论审判”。第三，某些偏激的社会言论会降低法律原则的权威。当审判结果没有满足公众的要求时，缺乏专业理性的网民们就十分容易认为判决结果缺乏一定的公平正义。尤其是这种舆论呈现“一边倒”时，往往就会让社会公众认为舆论所代表的才是正义，进而严重影响甚至降低法律原则的权威。我们要正视社会舆论的作用，其促使判决结果更趋合理时的确是保证审判独立的外部力量，但是其过分夸张的适用也可能对审判独立、审判公正和审判权威造成不良影响。当不理性的社会舆论披上社会正义的外衣并凌驾于法律之上，必将导致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的滥用。

四、总结

现阶段，中国法学界对法律原则司法适用问题已经足够重视，但是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仍有许多需要提升和进步的空间。我们必须对法律原则的概念，适用条件和方法进行必要的厘清。每一个法律完善的国家都不会否认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重要性。尤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建设，法治建设的道路仍然崎岖和艰辛，况且影响和制约我国司法公正的因素依然顽固存在，法官滥用权力的现象依然突出，有关社会和谐稳定的许多基础性问题仍然急需解决。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足够重视，同时还要注重法律原则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消弥社会矛盾纠纷，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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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4．

［3］廉思．当代全民公决制度的类型研宄［J］．环球法律评论，2008(5):42．

司法原则范文篇3

关键词：宪法司法宪法的间接援引合宪解释宪法义务合宪性推定

曾经引起法学界轰动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给学界提出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宪法可以司法化吗?“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提法是否妥当?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它的学术价值。

在我国，宪法被明文规定为法律渊源，但是宪法是否可以进入司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等问题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有一些学者不认可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不认为宪法可以被司法适用。笔者也不赞成“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但是并不否认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主张宪法司法适用存在适用的主导：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还应当诉诸于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二是在适用过程中对宪法、法律进行解释时，自觉地行合宪性解释。将合宪性解释从法律方法转化为宪法义务，无论对宪法进行解释还是对法律法规进行解释，合宪性应成为一种解释的主旨，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一、为什么不能称为“宪法司法化”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援引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请示做出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援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明确指出审理刑事案件时不能够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判决依据。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该批复确认了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哪些规范性文件可以被引用，哪些不可以被引用。该文件认可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但是国务院各部委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在法律文书中直接引用。很多学者认为这两个“批复”是宪法不可以在司法中适用的直接硬性的规定，否定了宪法的适用性。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批复，前者否认了在刑事判决中的适用性，后者只是回避了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这两个批复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否认宪法的可诉性。由此，宪法是否具有可诉性以及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的问题一度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2008年12月l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自12月24日起废止2007年以前的27项司法解释。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废除此司法解释又成为新一轮关于“宪法司法化”讨论的导火索。

对于“宪法司法化”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和可接受度，笔者一直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宪法司法化”的说法是2001年原最高院院长黄松有在《人民法院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当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在齐玉苓案二审判决后，在《人民法院报》上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文中认为“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宪法司法化”从此正式出现在法学论著中。这不是一个来自纯粹学者的创造，也不是对国外概念的译介，更不是借用相关理论的跨学科概念。它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还没有被学界细细探究后给其一个准确定位就夭折了。它是特殊的，并非是哪一个法学界泰斗式人物的创新，而是由一个实务界人士提出的。在人们还没有将其理论化、甚至还在对它的产生意义和存在价值疑惑时，学术界似乎已经停止了对它的讨论。2008年l2月，最高院公告将针对齐玉苓案做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予以废止，这意味着“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夭折。这并非是惋惜，而是暗示着它存在的短暂。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些学者将自己的论文题目设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的思考”，也有人在文中不加辩驳地提到“齐玉苓案作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甚至有些人在不明所以的状态下，据此开始讨论中国的宪政去向与出路，其实这个案件并不是中国的宪法司法适用的第一个案件。如果说将这个案件作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是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那么从理论上分析，宪法司法化应包含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但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既没有违宪审查权，也没有宪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不属于宪法解释，那么依据这样的司法解释并不能得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结论。虽然我们可以把学者们的这种状态归结为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脱节，但是不加调查研究就下结论毕竟不利于理论研究。从国内两个案件——钱缘案和齐玉苓案的案情表述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以上说法的合理性。

或许这个案件被称为第一案更多地是受到了最高院为此案做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影响，毕竟，这是国内第一例由最高院出台相关文件涉及宪法适用的案件，我们不否认它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

二、判决可以间接援用宪法

虽然对于“宪法司法化”的说法并不认同，但是笔者主张司法判决中对宪法的间接性援引。

由于《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废止，意味着“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会再出现，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意味着“宪法司法化”的结束。其实这个非学术化的提法经不起学者的考究，迟早会面临被否定的尴尬境地。但是否认“宪法司法化”这个提法，并不否认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只是否认了法院此类判决——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有效性，没有直接否定姓名权在以后案件中被作为裁判的依据，也没有直接否定以后的民事判决中宪法的可诉性。另外，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请示做出的答复，只表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并没有否认在其他民事、行政案件中宪法的可适用性。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应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的司法解释指出，法院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可以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从该条的规定看，这是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适用的范围之外。

但此处并没有明确指出宪法不能适用，这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只是在理论上回避了宪法的适用问题，因此理论上可以在制作判决书时援引宪法。在具体的部门法没有规定相关的事项、而宪法中却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不应该受理这样的案件?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一则相关案例：北京民族饭店的l6名员工以民族饭店侵犯他们作为公民最基本政治权利即选举权为由，起诉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民族饭店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16名工人随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起诉，理由是该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乜我们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规定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规定着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于宪法偏重于原则性、纲领性的规定，人们长期以来并不把宪法看作法，宪法被看作一种政治宣言。实际上，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性规章等，当不对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等进行分阶时，我们说到法律都应该包括宪法。上述案例认为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明显将宪法置于法律之外，这种观点显然不恰当。宪法应当是诉诸司法适用的法，应该是诉讼的法。

当然，很多学者反对宪法司法化，多是从各种角度论述中国不具备违宪审查的制度背景、时代背景等。因此，这里我们要说明：我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条文判案，并不等同于法院享有违宪审查权。有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的最低标准，是把宪法作为裁判的法源；而宪法可诉性的最高标准，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该学者还认为，在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我们现阶段应采用宪法司法化的最低标准，将宪法作为裁判的法源。张千帆认为，宪法“司法化”可以有两种相关但强弱程度不同的形式。它的“弱形式”就是目前所指的宪法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即宪法条文可以被当作法院判案的依据。它的“强形式”则更进一步，要求某个独立于议会的机构能够依据宪法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从而建立宪政审查体制。所以，大部分学者对于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还是认可的，但是，对宪法作为法源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宪法作为法源，又具体为直接性援用和间接性援引。笔者认可宪法的间接性援引，对于宪法的直接援用，持保留态度。

从国内的司法实践得知，我国的宪法可以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出现。一是作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来使用，用以主张自己的权利或否认对方的权利。二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用来分析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是否具有宪法依据。三是出现在判决部分，即根据《宪法》相关条款规定做出判决。童之伟区分了法院审理案件时引用宪法条文的两种情况：一是“遵守性援用”(或称“说理性援引”)。二是“适用性援引”。童之伟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并且他认为对于齐玉苓案的批复就属于后者。显然，童之伟的“适用性援引”指的是以上的第三种情况，而“遵守性援用”则应该对应于前两种情况。而王禹认为，宪法在判决书中所起的作用有的是作为双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依据，如山西闻喜县粮食贸易公司案。有的是作为法院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如赵忠祥案、张学英案、宋修林案、乌苏里船案等。有的是明确作为判决依据的，如齐玉苓案、钱缘案o[I]5我们所谓的“宪法司法化”仅仅指的是王禹归结中的第三种情况——判决中直接援引，是童之伟指出的“适用性援引”。反对“宪法司法化”就是反对宪法的直接援引，而对于宪法的间接性援引——也就是“说理性援引”，笔者认为具有可行性。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一种纲领性文件，提供的是一种原则性的指引，并不是为具体案件的判决提供依据。有各种具体的部门法为案件的判决提供具体判决依据，宪法只需要提供原则性的指引，不需要面面俱到。宪法的地位决定了宪法的权威，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既然是所有法的上位法，那么只要它属于法就可以在司法中适用。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可以诉诸于部门法的时候，就应该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应诉诸于宪法，而不应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而且，此处宪法的法律适用主要是指作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否认对方的权利或者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万不得已才将宪法条文直接引用在判决部分。

三、合宪性解释成为宪法义务

合宪性解释系指司法过程中，当法律规范依字义及脉络关系产生多种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倾向于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合宪性解释适应了战后大陆法系国家借鉴英美宪法解释传统，通过实施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时代要求。合宪性解释虽然在英美传统中发扬，却是源于大陆法系。合宪性解释最初只是在宪法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只是传统的体系解释方法。国内对于合宪性解释大体是遵循了大陆法系，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之一。例如，梁慧星教授在自己的《裁判的方法》一书中提出四个类型——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其中论理解释的类型涵盖了合宪性解释。在黄茂荣教授那里，合宪性因素也只是与文义因素、历史因素、体系因素、目的因素并列的诸种影响法律解释的因素而已。

我们认为仅仅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方法并不、合适，如果是法律方法的一种，那么对于合宪性解释的应用就是一种自发的、有选择性的运用，并非衡量每一个案件时都可以用到。但是当上升为一种宪法的义务，这种解释就成为一种自觉的运用，可以将宪法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案件中。尽可能维护以宪法为基础规范建立起来的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尽可能避免因做出“违宪”判断与决定而引发法律秩序的紊乱，从而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做好铺垫，推进宪政的发展。

司法原则范文篇4

这里所说的灵活司法,是指法官在审判疑难案件时个人智慧的运用,最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拿出让利益各方都满意的方案,或尽可能地让所有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听起来很有柏拉图/理想国0的味道,但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灵活司法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它比自由裁量权的内涵要广,但没那么规范。灵活即多一点/人情味0,把法官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超然世外、死板僵化的机器。当然,法官应当是蒙着眼睛、手拿天平的正义使者,理应有超脱的地位,但法官首先是人,生活在和当事人一样的世界,抛开职业他和普通人没有差别,重点是/法官0要求自身必须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最低要求,更高要求是智慧、德性和威望,这些只有在长期工作生活中慢慢积淀才能获得,这才是判断一个法官成就高低的关键,并能体现法官独特的个人魅力。法治要求下的灵活司法是一个很微妙的概念,如何灵活司法是法官个人的选择,无法明确法官具体怎样去灵活,因为不可能制定一个灵活司法条例出来,而只能从原则上给灵活司法做一些概括要求。

一、坚定法律信仰,追求公平正义,恪守职业道德

法官必须从内心深处坚信自己所做的任何选择,其决定、处理都是从忠于法律的角度出发,因为除了自己没有别人能真正束缚自己,即使外在的客观行为全都符合要求,主观的内心信仰也只能由自己左右,而后者恰恰是关键。没有正确、坚定的信念做支撑,一个法官不能算是优秀的法官,至多称职而已,但如果一个法官能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理想,继而坚定对法律的信心,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将会是一个优秀的法官。因为有了坚定的法律信仰做指引,他所有的行为都将以实践法律为宗旨,自然也就不会违背职业道德。这在哲学上叫主观能动性,大家对这个词肯定都不陌生。虽然这点不能用具体的标准来量化,但无数的事实证明主观思想对客观行动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所以,需要法官对法律坚定的信仰,对职业无比的热爱,这是灵活司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甚至比工作能力等客观因素更为重要。如果缺少它们,灵活司法不仅不会带来益处,反而会变成灾难。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相当多的法官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和追求,比如长期以来没有法律传统、法律教育的缺位、准入门槛低、自身素质不高等,尤其是大量的基层法官,/灵活0过了头,视法律于无物,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现在不允许法官有太多的灵活空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发展:某些法官无视法律)民众不相信法官)法律限制法官的活动空间)法官资源得不到充分发挥-民众不相信法律。法官们要改变在民众心目中的狼藉形象,才能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才能实现法官两字代表的意义。

二、依据常情常理,合乎民间风俗,遵从社会习惯

社会是一张巨大的网,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丝线除了法律,还有众多其他的行为规范。人类进化至今具有高度智能,创造了宗教、礼仪、道德、习俗等等诸如此类没有明文确定却具有深刻的潜在影响力的规则,法律只是居于金字塔顶层的规则之一,所有其他规则都不能解决问题时法律才会出面。法官既然也是这个网的一分子,必然而且必须熟悉所有这些规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灵活运用其他规则,这样才能使司法资源得到最大利用,使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法律最直接的目的同其他规则一样,在于解决纠纷、化解冲突、维护秩序,而/言必称法律0不仅不是法治的体现,而是对法治僵化的理解,使本来简单的问题也变得复杂了。我国近代法律教育学家孙晓楼博士的一段话直白地道出了法律的本意:/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人情便是社会的常识。一个法律问题,都是人事问题,都是关于人干的事体的问题;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开门七件事,所谓吸烟、吃饭、饮酒的问题,所谓住房、耕田的问题,买卖、借贷的问题,结婚、生小孩的问题,死亡分配财产的问题,骂人、打人、杀伤人的问题,偷鸡、摸鸭子的问题,大至国家大事,小至孩童争吵,都是人干的事情。从这些事情里遂发生了许多的法律问题。0这样看来法律还真不是多么高深的东西,法官办案只需以人为本,依据常情常理,尊重风俗习惯,重视社会舆论,这样做出的判决便能为社会所接受,否则便会出现判决虽然完全合法但民众不认可的尴尬局面,反而违背了法律的本意。

司法原则范文篇5

一、什么是经济司法

所谓司法,就是指司法机构和一些相应的组织在办理诉讼案件中的执法活动。司法按其内容不同可分作刑事司法、民事司法、经济司法、行政司法。经济司法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关运用强制力保证经济法规实现的执法活动。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机构和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以及有关专门法院,对经济案件进行检察和审理的执法活动。同这种执法活动紧密相联系的律师工作,公证机关的公证业务,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仲裁机关的仲裁也都是经济司法的组成部分。

二、经济司法的任务

经济司法的任务概括起来是:通过受理经济案件、调整生产和流通领域内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利益和集体、个人的合法权益,处理各种经济纠纷、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济犯罪、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处理涉外经济案件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发展对外经济联系,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在经济司法的多项任务中,以下二个方面的任务最为重要。第一,通过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审判,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审判经济纠纷的经济审判庭机构不健全,任务不明确,许多经济纠纷往往形成扯皮,旷日持久得不到解决。有些争讼,往往在党政部门之间推来推去,久拖不决,给一些单位和个人造成了很大困难,严重的甚至影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一九七九年以后,各级法院相继建立了专门审即经济案件的经济审判庭,从组织上保证了经济纠纷的及时处理。几年来的审判实践证明,经济审判对于解决经济纠纷、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十分重要,是维护经济秩序不可缺少的保障。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经济审判的任务将会越来越重。经济审判庭通过积极开展经济审判工作直接参与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调整和维护有利于经济改革、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这是当前经济司法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二,通过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经济犯界分子是社会主义经济肌体的蛀虫,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而且也直接侵犯社会主主经济基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大量财产损失。因此,经济司法的又一重要任务就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严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经济犯罪,从广义上来讲,包括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侵犯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的犯罪。经济犯罪中危害最大的是那些严重的走私套汇、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三、经济司法的原到经济司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司法机关在适用各种经济法规时,在处理各种经济案件的各个阶段上起着主导作用的准则。它对经济司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体现着经济司法的精神实质。经济司法的原则分为与其他司法制度共有的共有原则和自己本身特有的特有原则,最主要的有以下几项:1、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原则。这条原则的含义是,经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便其职权,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千涉。这是一条宪法明文规定了的原则,旨在保证法律准确无误地实施,排除一切设置在司法过程中的障碍。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原则其实质就是一切服从法律,一切依法办事。它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保证了国家法律的统一买施和严肃性,保证了司法机关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乘公执法、大公无私、敢于向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的合法利益,保证了司法机关实事求是地认定事实、正明地适用法律,从而对讼案作出正确的处理。但是独立原灿不意味着可以不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更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或者摆脱党的领导。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经济司法中无论是惩处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的经济犯罪分子,还是审理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的经济纠纷都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前者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对一切人不管他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身份,特殊的历史功绩,只要触犯了刑律,就必须严加追究,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后者这一原则表现为,经济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谁守法谁就受到保护,谁违法谁就要受到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和权成,它是反对个人特权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是保证正确、及时地处理经济案件的重要条件。3、实事求是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是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在经济司法工作中它的重要性表现的更为突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处理各种经济纠纷案件,各种经济犯罪案件只能以客观事实作根据,不能以主观的想象、推洲或想当然为依据,必须依靠群众调查研究,不能佑听倪信。经济案件一般都比较复杂、牵扯面广,查清事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事实不清,案件就没有办法处理,免强处理了其客观效果也一定是不好的。因此必须坚持调查研究,群众路线,一切从事实出发。以法律为准绳,就是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法律为标准,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国家制定颁布的各项经济法规是以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经济司法必须以国家的经济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不漏不偏、不枉不纵。坚持依法办事就是要求经济司法工作者,有高度的法制观念,有不畏权势的革命精神,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斗争,这条原则是全面完成经济司法任务的重要保障。四、经济司法与其他司法制度的区别经济司法与民事司法、行政司法、刑事司法都是一定的组织或机构执行法律的活动,它们有相同的一面,但由于它们有各自的任务,因而又是不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如下,1、经济司法和民事司法的区别。经济司法的主要任务是审理各种经济组织之间和直接或间接由计划而产生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厂矿企业、生产单位之闻的产、供、运、销合同纠纷以及羞建、财税、专利、保险、商标等经济争议,正确运用法律确定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责及应享受的权利的应尽的义务,用并一定的强制手段来保护当事人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和保证履行应尽的义务,达到调整国家、集休、个人三者的经济关系。从调整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来看,经济法所调整的是生产领域中的商品关系,这种商品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民事司法主要是审理公民公民之间、公民与集体之间、因财产权益、家庭婚姻方面的问题而产生的纠纷案件,民法所调整的是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这种财产关系是属于消费领域的商品关系,是指公民以劳动所得用商品交换形式获得自已所需要的消费品,这种商品关系的基础是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2、经济司法和刑事司法的区别。经济司法所处理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间题。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因而,在经济司法工作中要贯彻调解为主的原则,贯彻说服教育的方针。虽然在经济司法中也有强制执行,这样强制性比较明显的处理案件的方法,但这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补救措施,而且就是在强制执行之前和过程中,执行人员也都要反复向当事人讲解法律,说服教育。刑事司法的任务是打击敌人惩罚犯罪,在刑事司法工作中,坚持的是斗争的原则,运用的手段主要是严厉的刑罚,因此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手段是经济司法和刑事司法的重要区别。3、经济司法和行政司法的区别。行政司法是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活动原则、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行政司法就是一定的司法机关适用行政法律,调整各种国家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的活动。行政司法以上级领导下级、下级服从上级这样的行政关系为基础,而经济司法中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两种司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不同的,因而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依据的原则上都是有区别的。一、什么是经济司法所谓司法,就是指司法机构和一些相应的组织在办理诉讼案件中的执法活动。司法按其内容不同可分作刑事司法、民事司法、经济司法、行政司法。经济司法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关运用强制力保证经济法规实现的执法活动。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机构和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以及有关专门法院,对经济案件进行检察和审理的执法活动。同这种执法活动紧密相联系的律师工作,公证机关的公证业务,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仲裁机关的仲裁也都是经济司法的组成部分。二、经济司法的任务经济司法的任务概括起来是:通过受理经济案件、调整生产和流通领域内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利益和集体、个人的合法权益,处理各种经济纠纷、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济犯罪、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处理涉外经济案件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发展对外经济联系,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在经济司法的多项任务中,以下二个方面的任务最为重要。第一,通过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审判,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审判经济纠纷的经济审判庭机构不健全,任务不明确,许多经济纠纷往往形成扯皮,旷日持久得不到解决。有些争讼,往往在党政部门之间推来推去,久拖不决,给一些单位和个人造成了很大困难,严重的甚至影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一九七九年以后,各级法院相继建立了专门审即经济案件的经济审判庭,从组织上保证了经济纠纷的及时处理。几年来的审判实践证明,经济审判对于解决经济纠纷、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十分重要,是维护经济秩序不可缺少的保障。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经济审判的任务将会越来越重。经济审判庭通过积极开展经济审判工作直接参与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调整和维护有利于经济改革、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这是当前经济司法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二,通过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经济犯界分子是社会主义经济肌体的蛀虫,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而且也直接侵犯社会主主经济基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大量财产损失。因此,经济司法的又一重要任务就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严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经济犯罪,从广义上来讲,包括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侵犯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的犯罪。经济犯罪中危害最大的是那些严重的走私套汇、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

三、经济司法的原到

经济司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司法机关在适用各种经济法规时,在处理各种经济案件的各个阶段上起着主导作用的准则。它对经济司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体现着经济司法的精神实质。经济司法的原则分为与其他司法制度共有的共有原则和自己本身特有的特有原则,最主要的有以下几项:1、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原则。这条原则的含义是,经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便其职权,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千涉。这是一条宪法明文规定了的原则,旨在保证法律准确无误地实施,排除一切设置在司法过程中的障碍。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原则其实质就是一切服从法律,一切依法办事。它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保证了国家法律的统一买施和严肃性,保证了司法机关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乘公执法、大公无私、敢于向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的合法利益,保证了司法机关实事求是地认定事实、正明地适用法律,从而对讼案作出正确的处理。但是独立原灿不意味着可以不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更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或者摆脱党的领导。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经济司法中无论是惩处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的经济犯罪分子,还是审理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的经济纠纷都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前者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对一切人不管他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身份,特殊的历史功绩,只要触犯了刑律,就必须严加追究,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后者这一原则表现为,经济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谁守法谁就受到保护,谁违法谁就要受到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和权成,它是反对个人特权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是保证正确、及时地处理经济案件的重要条件。3、实事求是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是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在经济司法工作中它的重要性表现的更为突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处理各种经济纠纷案件,各种经济犯罪案件只能以客观事实作根据,不能以主观的想象、推洲或想当然为依据,必须依靠群众调查研究,不能佑听倪信。经济案件一般都比较复杂、牵扯面广,查清事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事实不清,案件就没有办法处理,免强处理了其客观效果也一定是不好的。因此必须坚持调查研究,群众路线,一切从事实出发。以法律为准绳,就是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法律为标准,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国家制定颁布的各项经济法规是以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经济司法必须以国家的经济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不漏不偏、不枉不纵。坚持依法办事就是要求经济司法工作者,有高度的法制观念,有不畏权势的革命精神,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斗争,这条原则是全面完成经济司法任务的重要保障。

司法原则范文篇6

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一规定意味着诚实信用是我国民事活动的一项基本准则。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是否就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呢?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其功能和效力应覆盖民法的全部规范和民法实施的全部过程。诚实信用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诚实信用原则仅仅适用于债法领域。只有广义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和效力才覆盖了民法的全部规范和民法实施的全部过程,应将其作为司法原则,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我认为,广义诚实信用原则应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不仅是守法原则,而且是司法原则,并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本文拟就上述观点谈一点看法。

一如何理解广义诚实信用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起源与发展

诚实信用原则最早是作为商业道德存在的,它是市场交易者对秩序要求的升华和体现,在法律问世时逐渐被法律吸收。它作为一项法律规范出现,最早见于罗马法。罗马法中有一种合同叫诚实信用合同,它要求:(1)当事人必须本着善意;(2)当事人必须覆行合同的义务,既包括合同中明文规定的义务,也包括合同中虽未明文规定,但按交易习‘质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善意义务;(3)当这种合同发生纠纷时,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在罗马法中,诚实信用既是守法原则,也是执法原则(或称为司法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也作了类似规定。这两部法典中,诚实信用原则仅存在于债权法中,法官不再拥有自由裁量权,它只是守法原则。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任何人必须诚实信用履行义务。”(日本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也作了同样规定。此时,诚实信用已突破了债法领域而适用于民法的全部规范和民法实施的全部过程。在20世纪后法国、德国也通过司法实践扩展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和效力。

(二)如何理解广义诚实信用原则

从上述诚实信用原则的起源与发展可以看出,在罗马法中,诚实信用原则是债法原则,但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它既是守法原则,也是司法原则。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债法原则,但法官不再拥有自由裁量权,它仅仅是守法原则,这被称为狭义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在20世纪后出现的瑞士、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中,诚实信用原则突破了债法领域,适用于民法的全部规范,而且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这被称为广义的诚实信用原则。那么,何为广义诚实信用原则呢?所谓广义的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应本着善意的心理状态来从事民事活动,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在民事活动中,既要维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也要维系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这里的善意是指应不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民事活动中不允许实施欺诈、胁迫和其他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其他以任何不正当手段实施的行为也不允许实施。要全面理解广义诚实信用原则,还应明确以下几点。1.诚实信用首先是守法原则。作为守法原则,它要求如下几点。(1)尊重他方利益,维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和谐;禁止欺诈、胁迫。(2)尊重社会公共利益,禁止权利滥用,禁止规避法律,维系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3)尊重交易习惯,承担缔约上的附随义务,包括重要情况告知义务、避免错误陈述、瑕庇告知义务、使用方法告知义务、尊重要约规则的义务等等。(4)切实履行合同义务。2.诚实信用是司法原则。作为一项司法原则,它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要求法官从这一原则出发对案件进行自由裁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经历了确认(罗马法时代)一取消(20世纪前)一恢复(20世纪后)的过程。20世纪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有限制的,即必须从广义的诚实信用原则出发。那么,在广义诚实信用原则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1)允许法官从广义诚实信用原则出发来对现有的民事法律进行解释,以精确界定各种法定权利的内涵与界限,以便有关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2)允许法官从广义诚实信用原则出发来解释必要条款不明确的合同,以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志,实现利益平衡;(3)允许法官从广义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对法无明文规定的新型案件作出符合当事人利益的裁量。

二广义诚实信用原则是否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广义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守法原则,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是否将其作为司法原则并赋予法官自由裁t权就有不同看法了。一种认为诚实信用仅仅是守法原则,不是司法原则,不能赋予法官自由裁童权。另一种认为,诚实信用应作广义理解,它既是守法原则,也是司法原则,并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我认为广义诚实信用原则应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理由是广义诚实信用原则与狭义的诚实信用原则相比较,不同之处在于:(1)扩展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领域;(2)隐含了法无明文规定的又符合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权利义务;(3)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从这种区分可以看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广义诚实信用原则本身的内容和要求之一。只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并通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才能将广义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最富“弹性”的原则所隐含的法无明文规定的权利义务得以明示和实现,从而达到平衡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目的。

三广义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司法原则的好处与弊端有哪些

(一)广义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司法原则的好处

1.可以弥补法律漏洞。法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生活具有极强的变动性。即使法律再严密,也可能适应不了变化多端的社会生活,真可谓法网恢恢,疏而有漏。怎么办?这就需要一条弹性规范来适应变化多端的社会生活。广义诚实信用原则正好具备这一功能。2.激发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创造性。将广义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司法原则,可直接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为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发挥创造性提供法律依据。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创造性可以使法官更好地诊释法律的精神,更好地适用法律,充分地实现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3.推动民事立法的发展。民事立法和其他立法一样也具有滞后性。通过适用广义诚实信用原则处理疑、难、新型的民事案件,可为将来的民事立法提供司法实践上的成果,以便将来创制的民事法律规范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推动我国民事立法发展,完善我国民事法律。

(二)广义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司法原则的弊端

将广义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司法原则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弊端。这些弊端也正是我国目前不承认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缘由。这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枉法裁判。将广义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司法原则,意味着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始终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与法官的个人喜好、法制心态、思维方式、道德修养、业务素质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法官的主观臆断完全可能造成枉法裁判,从而背离广义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2.破坏法律实施的统一性。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其发挥的方向、程度、水平总是各不相同的。同样类型的案件在法官手中完全可能作出不同的裁判,尽管裁判的依据都是广义诚实信用原则。这就可能造成执法混乱,不利于当事人利益得到平等保护,从而破坏法律实施的统一性。3.助长司法腐败。严格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属于司法权,它不是法官的个人权利,但是这种自由裁t权一旦到了法官手中,完全可能变成某些法官手中的个人权利。这种自由裁t权完全可能变成某些法官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的自由权和当事人通过司法程序谋取不当利益的自由权,这样的话必将助长司法腐败。

四片义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司法原则如何扬长避短

(一)改善执法(司法)的人文环境

1.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司法活动不仅仅是司法机关的活动,这是由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和司法机关依法共同进行的行为。参与司法活动的公民没有起码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法律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在适用最富“弹性”的广义诚实信用原则时必然造成许多执法上的困难、误解、偏差,这些都可能影响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和案件的公正裁判。2.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业务水平。法官的道德修养、业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准确度。具有较高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的法官可以较准确地理解广义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精神,恰当地把握广义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要求,做到准确执法,公正裁判。

(二)完善监督制度

L法院系统建立内部监督机制。法院系统内部应有一套业务监督制度,监督审判质量。如由审判委员会对本院适用广义诚实信用原则处理的案件进行讨论决定。或者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这类业务案件进行指导监督,如进行复核等。2.由检察院依法实施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可依法对这类案件实行特别监督。3.社会监督。这种监督包括新闻监督和群众监督。除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所有的案件特别是适用广义诚实信用原则处理的案件,应向新闻机构和社会大众公开。通过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来督促法官公正裁判。

司法原则范文篇7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0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司法改革的目标模式。由于依法独立司法原则、司法责任制度,其目的都是为了公正司法,故公正司法原则是这一目标模式的核心和实质,是我国司法制度的总体观,也是我国司法活动的总要求。本文,试就它的深刻内涵、基本特征和实现条件略述管见。

一、中国式公正司法原则的深刻内涵

何谓公正司法?顾名思义,就是公平、正确地依法办案。法字本身具有公平如水、去不直的性质。因此,中国式的公正司法原则,其深刻内涵,就是依法办案,不得有丝毫的偏私。它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的标志之一。在野蛮的奴隶制社会和等级森严的封建制社会,根本谈不到公正司法。那时,专制代替民主,神性压制人性,反映在司法制度上,则是行政统揽司法,皇权至高无上,其一言可以使人获罪,其一言可以使人丧生。尽管在公堂之上挂着/正大光明0或/明镜高悬0的匾额,那只是让人看的。实际上,奴隶制乃至封建制的法,本身就是偏私的,司法不可能公正。比如,达官显贵违法犯罪,可以根据/八议0、/官当0和/赎罪0制度,逃避刑罚,至于/王子犯法,与民同罪0,只是说说而已,绝不可以当真。与此相反,平民百姓稍有违法或本无违法,则要乱施/刑讯0、/神判0,最后落得个屈打成招或乱杀无辜的恶果。中国古文献5曹刿论战6中说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0,既或是明君贤相,也难能做到。因此,从总体上说,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的司法制度,是以专横、残酷、暴戾为本质特征的,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将公正司法作为一条原则。封建专制主义的司法制度,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实行了数千年,其流毒亦非一朝一日所能根除。直到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特务、暗探横行乡里,对人民群众和革命人士施以法西斯式的逮捕、关押、审讯乃至杀害,令人发指、惨不忍睹。在/0那场浩劫中、无法无天,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大搞株连,造成冤、假、错案之多,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公正司法原则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首先提出来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雅各宾派的实际首脑罗伯斯比尔,在5革命法制和审判6中,曾经激烈地评击了封建主义的司法专横。他写道:/,,在专制国家里,法律不过是君主的意志,而惩罚和奖赏与其说是犯罪或善行的结果,不如说是君主愤怒或宠爱的表示:当他施行惩罚的时候,他的公正性本身总是与暴力和压迫没有区别。0¹西方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经常标榜它们的国家实行公平审判原则,也称其为公正司法原则。法院的标记往往是一把宝剑和一架天平。宝剑代表国家权力的威严,天平代表不偏不倚、绝对的公正。并把公平审判或公正司法说成是司法独立、民主、平等诸原则的总体现。至于什么是公平审判或公正司法,资产阶级法学家则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审判或司法合乎正义,就是公平或公正。英国学者端#斯密斯认为,正义在诉讼中主要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审判官不能自己审理自己,不得审理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案件,审判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二是应该平等地通知当事人各方,让他们准备陈述或答辩,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给当事人以同等机会和权利来接受审判。º必须指出,西方国家的公平审判,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质。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案件,有时一方是资产者,另一方则是或相当于无产阶级;而法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律本身就不公平,既或是依照法律审判,怎么能想象会有公平的审判呢?因此,曾经流行过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在西方国家,/偷条铁路做大官,偷块面包要坐监0。美国前总统卡特也不得不承认:/你们可以到佐治亚州的监狱里去,我不知道是否只有穷人才犯罪,但我却知道只有他们是在监狱里服刑。0»这就是说,西方国家虽然早已确立了公正司法原则,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这一原则。我们党和国家把公正司法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模式,既是借鉴了外国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也是对我国法制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更为主要的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我国当前的最大的国情,是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在一定程序上侵蚀了司法队伍的机体,出现了少数司法人员办/人情案0、/关系案0,甚至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导致办案违法和不公,不利于发展、改革和稳定,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所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对司法机关限期集中教育整顿,以便切实做到公正司法。在我国,公正司法应该成为总的司法原则,它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涵盖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原则、司法责任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原则、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辩护制度、制度、调解制度、两审终审制度、陪审制度等,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为了保证公正司法。因此,公正司法原则具有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内涵,是诸多具体司法制度和原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司法制度和原则上保证公正司法,是司法改革的方向和任务。

二、中国式公正司法原则的基本特征

公正司法原则不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社会主义中国也在实行公正司法原则。这两种历史类型的公正司法原则,既有诸多联系,即共性;也有本质的区别,即个性。弄清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即共性与个性,对于我们借鉴外国的司法制度,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共性既然都叫做公正司法原则,那么,就必然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之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文明办案。西方国家的公正司法原则与中国式的公正司法原则,在形式上都摈弃了封建社会的司法专横,不得野蛮、残酷、暴力办案;主张凭证据定案,不允许对犯罪嫌疑人适用酷刑。否则,就是违反民主,侵犯人权,还极易屈打成招,造成冤案、错案。我们有的同志对于公安、司法人员殴打犯罪嫌疑人致伤、致残,竟然认为最后定他有罪,怎么干怎么有理,没有理亏的地方。这是一种误解,是完全错误的。2.依法办案。如前所述,为了保证公正司法,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法律上均确认和规定了一系列司法制度和原则,并且明文规定须依法办案,如依法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等。这里所说的依法,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都必须遵照执行。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有的司法人员,自觉不自觉地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岂不知程序法是确保实体法正确实施的,违反了程序法,很难保证执行实体法不出现错误或失误。这样的实例和教训,办理刑事案件中有,办理民事、经济乃至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过程中都有发生。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3.公开审判。公开的目的是接受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以确保公正司法,这一点也是中、外立法的通例。目前,人们把公开审判称为/在阳光下的审判0或/阳光工程0。落实这一工程,提高诉讼透明度,对于防止/暗箱操作0,防止法官办/人情案0、/关系案0,甚至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都具有重大作用。在1998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0。检察日报还在10月27日头版发表了5落实/检务公开0保证公正司法6的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司法机关为推进司法改革采取的新举措。

(二)个性(或中国特色)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社会制度(或国体、政体)的不同,中国式的公正司法原则与西方国家的公正司法原则,势必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些差别,就是中国式的公正司法原则的个性或基本特征。1.中国式的公正司法原则,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司法。所依何法?当然是社会主义法。社会主义法是被奉为法的人民意志,即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因此,社会主义法本身就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司法不过是公正立法的延伸和展开,必然具有真实性和可行性。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正司法原则所依的是资产阶级法,即被奉为法的少数资产阶级的意志,对资产阶级来说它是公正的,而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则是不公正的。如前所述,依据这种立法司法,怎么能设想会是公正的呢?2.中国式的公正司法原则,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何谓独立?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条款的规定,就是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不是摆脱党的领导,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独立行使司法权。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领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法定程序,把党代表人民提出的主张变成法,成为全体人民一起遵行的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所以说,公正司法与司法机关坚持党的领导是辩证的统一。绝对不可将我们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同西方国家的多党竞选混为一谈;也要把我们党与司法机关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同西方国家的各党派同其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严格划清界限。3.中国式的公正司法原则,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在人大监督下的独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司法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司法机关对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而且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李鹏委员长在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是人大监督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司法机关的主要工作是依法办案,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主要是执法监督,但是也离不开个案监督。0/人大进行个案监督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纠正某个案件,而是通过个案监督,督促和支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0西方国家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0原则,它们的司法独立是/法官独立0,中国式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与此截然不同。在这一点上,中、外两种公正司法原则,也是根本不同的。

司法原则范文篇8

[论文摘要]法独立最早是作为一种观念被用作对抗王权的专横和对民众权益的保护。司法独立原则在现代各国宪政中得到普遍尊重和确认，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原则，尽管各国的立法和制度设计有所不同，但基本认为其指法院、法官独立地行使司法权，法院、法官的审判活动只服从法律与良心，不受外来干涉。

关于司法独立，在以下几个方面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达成共识：司法权由法院、法官独立行使，上下级法院之间在行使审判权时也彼此独立；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与良心，不受法院外和法院内部其他法官的影响，在这层面上司法独立也就是法官独立；法官依严格的法律程序任命、升迁、免职，享有优厚稳定的待遇，在审判活动中所发表的言论和所作的一切行为不被追究法律责任，法院的人事、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受到法律保障。

一、德国司法制度下的司法独立

1949年德国基本法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法律。联邦宪法法院的成员半数由联邦议院选举，他们不得听从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政府以及州有关机构的指示。德国在一系列制度设计上确保法官的独立，在对法官进行选任、培训、监督的同时尽量确保其独立性。法官的独立包括法官职务和人身上的独立性和法官本身的独立性。法官在德国属公职人员，但区别于一般公务人员，1961年德国《法官法》对法官这种特别的法律地位作了确认。确保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都建立在这种区分上。

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干涉法官的审判，无论是其顶头上司（法院院长）还是其他国家机关，司法部长或者政府，或者是议会。

院长要根据法官的知识和业绩定期对法官进行评定，作出“职务鉴定书”，这是法官申请其他职位所必需的材料。这是院长履行职务监督权的一个体现。为了尽量防止这种监督妨碍法官内在的独立性，法律给予法官不受秘密鉴定的保障，即被鉴定法官有权要求鉴定作出者宣布并通知鉴定结果。

为了解决监督与独立的冲突，德国设立了纪律法院，法官法规定法官有权对一项监督措施向纪律法院起诉，以判定其独立性是否受到侵害。

德国主要从制度设计上来排除对法官审判独立的外来干预。较美国而言，德国的法官人数比较庞大，法院的管理需要法院院长兼管法院行政事务，这就使法院带有一定的行政性。同时政府行政官员对法官的行为也有一定约束力，这就造成行政权与司法权一定程度上的紧张。

二、美国的司法独立原则

美国的各级法院法官大多是从开业律师中选拔出来的。联邦法院的法官，从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到最高法院，都是由总统提名，交由国会参议院认可同意由总统任命的。至于各个州，有的采选举制，有的采任命制，有的实行选举与任命的混合制。在美国，高级法院法官极少数是由下级法院法官升任的。

美国的法官尽管也有级别之分，但在工资收入方面区别不大，在履行审判职责时法律地位更趋平等，法官的独立自主性也更强，等级色彩尽管存在，但相对弱化。

美国的政治制度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非常弱，加上松散的二元法院体系，所以司法中更强调法官独立性而不是对法官的监督。由于在美国担任法官要经过长期的律师或其他法律工作生涯，只有优秀者才能进入法官队伍，在各个法院中也没有明显的行政首脑，法官只要认真履行法官职责便可有丰厚的报酬，不用担心会被免职或追诉，所以司法独立的原则体现得更为彻底。这也是有别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显著之处。

三、我国司法制度下的司法独立

我国建国后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原则，我们长期持否定或批判的态度。我国的司法机关不单指法院，也包括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宪法规定还是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法律监督，这种监督的方式除对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对生效或未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提起抗诉外，还包括对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提出纠正意见。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核心是法官独立审判，而我国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意味着我国独立审判的主体是法院而不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有如下具体体现：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每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或审理结束判决做出前要将拟好的司法文书交所在业务庭或分管本庭的副院长审批；审判委员会对重大复杂案件的讨论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造成审和判的分离，违背亲自审理原则；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指示汇报制度，这本身并无法律依据，但下级法院为防止判决被上级法院改判或驳回而长期实行，错案追究的推行使其更加泛滥。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造成法院的严重行政化。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原因，主要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一直将司法机关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其管理也与行政机关大同小异，而忽视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性质与职能的重大区别。司法独立原则的重心在于确保法官在审判时不受外部干扰，审判机关的独立只是为排除这种干扰创造一个具体的场所，真正的独立还有赖法官的独立。

在司法改革的议论声中，司法的真正独立在学界已达成共识，这除了司法独立本身的合理性外，也是解决司法腐败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司法独立的确立需要一定的体制环境，需要配套设施的改革，而不只是某些条文的装饰。司法独立和司法受制也需要一定的平衡，我们在法律制度上更接近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在该原则的制度设计上的利益权衡我们也需要加以借鉴。司法独立制度上的确立比起观念上的确立其价值还在其次，司法审判人员必须精英化、职业化，这样才能建立对司法的信心和尊重，司法独立才能真正体现其制度上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科，庞德著，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司法原则范文篇9

自从1997年新刑法明文把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以来,罪刑法定原则已成为人心所向,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这一原则都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就未免太天真了。

事实上,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远没能彻底贯彻,有些时候甚至还把它当作神高高挂起,好看而不起作用。罪刑法定原则首先是立法原则,人们对此似乎没有什么疑问。我们所熟知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禁止扩张解释、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不定期刑。

无疑都是在立法上明文体现的,也是可以通过立法条文明白无误地予以表达并禁止其相反情景出现的。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立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在1997年新刑法中虽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却也留下了不少不甚明确之处。且不说刑法分则中为数众多的界限不明的情节严重等模糊字眼,就是看起来一些很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生出许多理解上的歧义。笔者曾遇到过一个案例,某合资企业的一位聘用人员,利用因公使用企业一面包车的机会,以2余万元的价格将该车卖掉,然后携车款到另一地方开办自己的企业。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一案件时,争议很大,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按企业侵占罪处理,但有人指出该企业为合资企业,中方为国有单位,根据刑法第271条第2款的规定,该行为应属贪污性质,但由于该行为人为聘用人员,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因此,不能构成贪污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按刑法第27条侵占罪处理,但也有人指出,该条中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中的保管,仅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委托保管,不能包含合法使用中的保管职能,否则,就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中静止扩张解释的精神。我们暂且不去论理上述各种意见的合理谬误,仅从立法条文是否满足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来看,也确有距目标相对还远的一面。指出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体现不充分的一面,并非是为了找出现行立法的不足,不难看出,笔者的用意在于说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并非易事。

事实上,新刑法在贯彻明确性要求方面,确实是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无需笔者在此细说,而是法学界司法实务界所公认的了。笔者在此强调的是,立法上的巨大进步,已使得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更多地不是一个立法上问题,而是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与体现的问题。罪刑法定原则更应该是一项司法原则。立法的本意在于司法。罪刑法定原则的任何立法上的贯彻,本意上都是为了更好的司法贯彻。我国刑罚第3条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如下表述: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段表述仅从字面上就能看到,罪刑法定原则其实是对司法活动作要求和限制的原则,要求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要依照法律规定来司法;限制法律没有规定的,不得司法,这里暂且把司法理解成为对犯罪的人适用法律予以处罚。

这种表述,似乎无意中道出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罪刑法定原则最终是靠司法实践活动来实现的。而问题就在于此。尽管有刑法第3条的规定,我们还是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发现诸多罪刑法定原则不起作用的时候。试举几例,其一,某法院一法官,担任一审经济案件合议庭成员,在一审结束后,受朋友委托,向二审法院主审法官打听过二审情况,后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为一审败诉一方挽回了1万余元的经济损失,该方认为系其所委托的一审法官起了作用,拿出1万元感谢该法官。案发后查清两件事,一审中该法官未与当事人有任何接触,二审中该法官仅限于打听案情未向承办人提任何要求,二审判决结果实属公正。结果,该法官被以受贿罪判处了刑罚。其二,某私营企业一部门经理,在负责该公司某种成套设备进口时,有意瞒报设备的价值,造成少缴关税1万余元人民币的严重后果,某法院为了达到重判的目的,认定其为个人走私,理由是刑法第153条第2款规定的单位走私中的单位不包括私营企业。其三,某个体经营户,在近三年的经营中,一直未向税务机关作任何纳税申报,后司法机关在查处其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犯罪时,发现其所偷税额占其应缴税额的5%,共计达到8余万元,遂以偷税罪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并罚处罚。

司法原则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法独立最早是作为一种观念被用作对抗王权的专横和对民众权益的保护。司法独立原则在现代各国宪政中得到普遍尊重和确认，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原则，尽管各国的立法和制度设计有所不同，但基本认为其指法院、法官独立地行使司法权，法院、法官的审判活动只服从法律与良心，不受外来干涉。

关于司法独立，在以下几个方面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达成共识：司法权由法院、法官独立行使，上下级法院之间在行使审判权时也彼此独立；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与良心，不受法院外和法院内部其他法官的影响，在这层面上司法独立也就是法官独立；法官依严格的法律程序任命、升迁、免职，享有优厚稳定的待遇，在审判活动中所发表的言论和所作的一切行为不被追究法律责任，法院的人事、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受到法律保障。

一、德国司法制度下的司法独立

1949年德国基本法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法律。联邦宪法法院的成员半数由联邦议院选举，他们不得听从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政府以及州有关机构的指示。德国在一系列制度设计上确保法官的独立，在对法官进行选任、培训、监督的同时尽量确保其独立性。法官的独立包括法官职务和人身上的独立性和法官本身的独立性。法官在德国属公职人员，但区别于一般公务人员，1961年德国《法官法》对法官这种特别的法律地位作了确认。确保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都建立在这种区分上。

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干涉法官的审判，无论是其顶头上司（法院院长）还是其他国家机关，司法部长或者政府，或者是议会。

院长要根据法官的知识和业绩定期对法官进行评定，作出“职务鉴定书”，这是法官申请其他职位所必需的材料。这是院长履行职务监督权的一个体现。为了尽量防止这种监督妨碍法官内在的独立性，法律给予法官不受秘密鉴定的保障，即被鉴定法官有权要求鉴定作出者宣布并通知鉴定结果。

为了解决监督与独立的冲突，德国设立了纪律法院，法官法规定法官有权对一项监督措施向纪律法院起诉，以判定其独立性是否受到侵害。

德国主要从制度设计上来排除对法官审判独立的外来干预。较美国而言，德国的法官人数比较庞大，法院的管理需要法院院长兼管法院行政事务，这就使法院带有一定的行政性。同时政府行政官员对法官的行为也有一定约束力，这就造成行政权与司法权一定程度上的紧张。

二、美国的司法独立原则

美国的各级法院法官大多是从开业律师中选拔出来的。联邦法院的法官，从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到最高法院，都是由总统提名，交由国会参议院认可同意由总统任命的。至于各个州，有的采选举制，有的采任命制，有的实行选举与任命的混合制。在美国，高级法院法官极少数是由下级法院法官升任的。

美国的法官尽管也有级别之分，但在工资收入方面区别不大，在履行审判职责时法律地位更趋平等，法官的独立自主性也更强，等级色彩尽管存在，但相对弱化。

美国的政治制度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非常弱，加上松散的二元法院体系，所以司法中更强调法官独立性而不是对法官的监督。由于在美国担任法官要经过长期的律师或其他法律工作生涯，只有优秀者才能进入法官队伍，在各个法院中也没有明显的行政首脑，法官只要认真履行法官职责便可有丰厚的报酬，不用担心会被免职或追诉，所以司法独立的原则体现得更为彻底。这也是有别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显著之处。

三、我国司法制度下的司法独立

我国建国后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原则，我们长期持否定或批判的态度。我国的司法机关不单指法院，也包括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宪法规定还是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法律监督，这种监督的方式除对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对生效或未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提起抗诉外，还包括对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提出纠正意见。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核心是法官独立审判，而我国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意味着我国独立审判的主体是法院而不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有如下具体体现：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每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或审理结束判决做出前要将拟好的司法文书交所在业务庭或分管本庭的副院长审批；审判委员会对重大复杂案件的讨论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造成审和判的分离，违背亲自审理原则；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指示汇报制度，这本身并无法律依据，但下级法院为防止判决被上级法院改判或驳回而长期实行，错案追究的推行使其更加泛滥。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造成法院的严重行政化。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原因，主要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一直将司法机关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其管理也与行政机关大同小异，而忽视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性质与职能的重大区别。司法独立原则的重心在于确保法官在审判时不受外部干扰，审判机关的独立只是为排除这种干扰创造一个具体的场所，真正的独立还有赖法官的独立。

在司法改革的议论声中，司法的真正独立在学界已达成共识，这除了司法独立本身的合理性外，也是解决司法腐败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司法独立的确立需要一定的体制环境，需要配套设施的改革，而不只是某些条文的装饰。司法独立和司法受制也需要一定的平衡，我们在法律制度上更接近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在该原则的制度设计上的利益权衡我们也需要加以借鉴。司法独立制度上的确立比起观念上的确立其价值还在其次，司法审判人员必须精英化、职业化，这样才能建立对司法的信心和尊重，司法独立才能真正体现其制度上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科，庞德著，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