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监督范文10篇

首先，监督司法，监督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其范围很广泛。司法监督，监督的主体则是特定的，这就是说其主体被限定为司法。这里的司法，可以指司法机关，也可以指司法行为。司法机关的外延，习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这是因为宪法赋予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相应的司法职能。作为一个流程，对司法，曾经有过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说的是经过必要的不同的工序、不同车间而生产出一种产品。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承担原由公安机关主管的间谍、特务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因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因此，国家安全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一样，应列入司法机关范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994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监狱工作”（第10条），“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第2条），故而，司法行政机关同样应列入司法机关范围，也无疑义。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公安机关除了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外，还承担着道路交通安全、消防、边防、社会治安等职能，称其为司法机关未涵盖行政执法职能，故偶尔见有“公安、司法机关”的提法。这里有一个疑问：“司法机关”是不是包含司法行政机关在内?显然，这类提法也不完善。还有将司法仅限于审判机关提法，这与我国的政治体制不符。本文未能进一步展开相应的概念论述，但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都承担有司法职能，这可以达成共识，不会引起争议。

司法行为，是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构成，可以是一个机关的行为，也可以是两个以上机关的行为。司法监督，监督的主体可以指司法机关，也可以指司法行为，主要是从汉语语法意义上说的；从法律意义上，一般指司法机关，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其次，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所指的监督对象不是同一个范围。监督司法的监督对象一般仅限司法机关、司法行为、司法人员。司法监督的监督对象要广泛得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宪法第135条）。互相制约，分工负责，是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宪法第129条）。人民检察院履行的法律监督，涉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是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履行的审判职能，对起诉是监督，这也是司法监督；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机关上、下级的领导或监督，同样是司法监督。此外，在行政诉讼中，审判机关对行政行为评判其是否合法，当然，这也是司法监督。也就是说，司法监督的对象不仅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而且还有行政机关。

同时，应当指出，在三权鼎立的国家，司法机关（法院）可以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是这些国家司法监督的真正含义——政治法律意义。在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中，这一立法行为是司法监督的对象。司法机关借以制约议会的权力，制约立法权。也就是说，纵览各国，司法监督的对象可以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本身。

一、问题

随着《监督法》的深入贯彻与实施，司法监督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在实施“十二五”规划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不适应之处，一些共性的问题比较突出，具体表现为“四多四少”：从监督方式上看，温性监督手段多，刚性监督手段少。在进行司法监督过程中，往往只采取蜻蜓点水式的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视察、执法检查等一般性监督手段，很少或者基本上不启用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罢免等刚性手段，致使监督力度不大，监督效果不明显，体现不出司法监督应有的深度和实效。从监督范围上看，对事监督多，对人监督少。监督的应然原则是扶正、查偏和纠错，但是在司法监督过程中，对查出的问题，只对事、不对人，查的多、纠的少。一般都是要求司法机关自行整改，尤其是很少对相关责任人依法启用刚性手段，往往只强调支持而忽视监督，不能很好地实现监督与支持的有效对接。从监督路径上看，常规性监督多，专题性监督少。目前通常采用的监督方式是听、审、议、决，即：听汇报、听报告，审议工作报告，看典型、看资料，形成决议、决定，很少组织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和专题调查，对发现的问题也多数是通过提意见和建议的方法来解决。从监督效果上看，程序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司法监督工作一般是按部就班进行，多数是表扬肯定的多，批评建议的少；注重程序的多，督促落实的少，在一定程度上存有走过场、图形式之嫌，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司法监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成因

当前，影响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监督的因素是多重的，归纳起来主要源于“四不”：监督主体不主动。主要是监督意识差，这是一个普遍存在并带有共性的问题。有的存在“无位、无为”思想，对于司法监督，尽量能不监督的就不去监督，即使进行监督，也只是实施一般性、常规性、浅表性的监督；有的重和气，讲支持，认为在实施“十二五”规划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司法监督问题都是一些实质性的矛盾，怕影响各方面的关系，怕超越法定职权，怕出现负面效应；有的监督力量薄弱，监督者本身就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缺少监督必备的法律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司法监督的深入开展和有效实施，出现了不想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监督程序不直接。一是监督信息不畅通。目前通行的监督方式是采取听取工作报告和执法检查等这些常规的、宏观的监督方式，而这些信息多数源自司法机关本身，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和笼统性，缺乏应有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二是受任人员不了解。人大常委会对任免的官员实际约束力不强，影响力不大，任免与监察结合不够，对司法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由谁调查、怎样启动调查、调查结果向谁负责不明确，不能实现有效的控制。三是监督手段不直接。根据人大监督权的法律评判，从法律层面上讲，人大监督权侧重于对监督对象起威慑、督促、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评价性、批评性、督促性、通告性的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目的，不直接去纠正、处理违法行为，不直接去对司法机关的审判结果作出任何处理，而只能监督司法机关自己启动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督促其依法予以纠正。监督依据不充分。从工作实践看，《监督法》虽然规范了各种监督形式的大致程序，但是还比较原则，对监督的内容、范围、程序、处置措施、监督机构、监督的权限及其承担的法律后果等，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有的还没有规定。尤其是对刚性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在具体工作中，很难把握好参与不干预、监督不越权、支持不失职的监督原则。监督手段不丰富。目前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仅限于在人代会上、常委会上听取工作报告，然后进行审议，或就某一方面的工作进行简单的听、审、议、决。监督内容单一，监督形式也比较单一。另外，各种监督手段之间缺乏程序上的连续性和衔接性。

三、对策

为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增强司法监督工作实效，必须不断研究和破解工作中的难题。为此，特提出如下对策和构想。

司法监督是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人大司法监督，有利于整个人大监督工作的开展，是促进公正司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我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依法对司法机关开展各项监督工作，有效促进了公正司法、执法为民。但是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是在监督内容上缺乏对司法办案人员的监督；在监督方式上缺乏运用刚性监督手段；在监督程序上缺乏具体、规范性要求；在监督力量上缺乏专业人才。为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索司法监督工作的新途径，增强监督实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加强对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

加强对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就是要实现人大监督权和任免权的有机结合，达到既监督事，又监督人的目的，解决任后监督不力的问题。

（一）建立法官、检察官办案情况跟踪监督制度。每年度选择一批从事一线办案的法官和检察官进行重点监督。监督内容可包括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和社会各界的反映等方面。每半年检查一次，年终综合检查情况，提出意见反馈给司法机关。

（二）建立常委会领导约见司法办案人员谈话制度。一种是鼓励型谈话。即对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两院”人员，在任命通过后，由常委会领导与他们进行个别或集体谈话，提出要求，鼓励其以后更好地履行职责。一种是警示型谈话。对在一年内办理的案件多宗被人大代表或人民群众投诉、被改判或发回重审数量较多的“两院”人员，由常委会领导对其进行谈话，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三）建立对司法人员的任前公示制度。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人大常委会要做好拟任命人员的把关。对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司法人员，任命前由人大常委会将拟任职务等相关情况在媒体公示，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本文作者：叶青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一、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必要性

仲裁的起源是商人们追求效率的结果，起初人们商定将争议交由第三方决断，并凭自觉去履行和维护该第三人的决断。后经过长期的实践，仲裁随着经济的发展被广泛运用的同时，最终亦以一项制度化的司法外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被纳入国家的纠纷解决体系之中，并凭借自身的契约性和“一裁终局”的制度特点被人们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仲裁与国家司法之间的联系与制约也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焦点之一。必须明确的是，仲裁权是仲裁员的权力，而非仲裁员的权利，二者的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作出某项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制度”。而权力是指“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正是由于权力的行使并不像权利一样以他人履行义务为条件，而是可以运用自身的强制力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故权力是一种附有强制性的存在，“在它未受到控制时，可以将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其效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故必须通过另外的权力加以制约。仲裁裁决作为仲裁权体现的最终方式，对其监督则是权力制约必需内涵之一。另外，从仲裁权的来源来看，契约性是仲裁的本质特点，仲裁权是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下以当事人的授权为基础产生的，因此仲裁权的行使不得超出仲裁协议的约定，引申之意就意味着必然需对仲裁权是否属“无权仲裁”或“越权仲裁”进行监督和审查。同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自确立之初就不是无限制的，当事人得“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绝对的，而是要在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才是有效的。”除了个人的意志和社会道德的影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更是由法律规则调整和确认的结果。以此为基础的仲裁，换句话说也是国家法律对当事人选择仲裁意志的肯定。同时，仲裁作为司法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制度化的模式定位亦是为国家法律确立为保障的，《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更是对仲裁权的行使进行了规定，而仲裁权的法律概括授权进一步说明了仲裁应受到国家法律的监督。仲裁领域并不存在“法律真空”，仲裁作为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必然要受到一定法律体系的控制和约束。法院对仲裁的适度监督能够起到促进仲裁发展的作用，不仅是为保证了仲裁的公正性，以获得人们的认可，而且法院的监督本身亦可促使仲裁员审慎仲裁。包括以撤销仲裁裁决的方式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也是许多国家共同的选择。

二、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范围之争——确立以“程序正义”为标准

尽管应对仲裁制度进行司法监督是个不争的事实和结论，然而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却广泛存在着“程序监督论”和“全面监督论”两家之争。“程序监督论”者认为，法院只能就仲裁裁决做出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进行监督，对于仲裁裁决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内容所作的裁决将不予评判；而“全面监督论”者认为，司法监督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屏障，不能因为当事人选择了仲裁，赋予其“一裁终局”的效力，就说明当事人放弃了对争议公平、正义的解决，国家司法权作为正义的最后保障必须给予当事人全面寻求司法解决的机会，尤其在仲裁裁决内容显失公正的时候，对仲裁裁决的正当性给予全面的监督和审查。笔者认为，对仲裁裁决司法监督范围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仲裁性质和特点的具体。而对仲裁性质，尽管学界一直都存在着广泛地争议，“契约性”、“准司法性”、“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的混合型制”是三种代表性的学说，但无论是何种学说，大家都肯定契约性是仲裁最本质的属性。作为仲裁的基础，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在追求自利的动机和目的的前提下针对纠纷的解决为促进彼此协作达成的约定。康德指出：“当某人就他人事务做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当他就自己的事务做决定时，则决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因此仲裁协议中当事人的约定就是仲裁公正性的根本所在。而契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选择，一旦人们选定了仲裁，自然就意味着选择了灵活的仲裁程序和“一裁终局”的制度设计，相关的约定不仅限制了法院的司法审查，亦应排除当事人反悔另行诉讼以求司法解决争议的权利。其次，针对全面监督论者对仲裁公正性的担心，则有必要重新探讨仲裁的公正性。随着滥诉、诉讼爆炸等问题的出现，公正在现代被赋予了更深、更全的含义，公正被认为包括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大方面。“实体公正不再是评价判决公正与否的主要标准，程序公正才被看作是反映司法活动规律和内在要求的价值目标。”程序过程本身就能够发挥给结果以正当性的重要作用，只要程序是正当的并被严格遵守，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这就是英美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人们对结果公正与否的判断将从程序过程以外的客观、实体公正标准转向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合理性标准，即正当程序原则是否被忠实、彻底地得以贯彻。如正当程序原则被忠实、彻底地得以贯彻，则公正得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外在矛盾不复存在，公正与效率通过正当程序原则取得了内在的统一。效率作为程序运作过程中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身就内含着公正的精神，只不过其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诉讼公正的目标。司法与仲裁在实体问题上适用的原则和标准并不一致，审判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在审理过程中仲裁员往往可以参照行业惯例、商业道德准则等进行评价。因此，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干预不仅会侵犯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处分权，而且形成仲裁裁决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冲突，侵蚀仲裁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资源，从而损害法律制度将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性的解纷机制所预期的功能和优势。并且，程序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以“正当程序”为标准对整个仲裁程序设计公正与否的评价，而不涉及实体问题，可排除个案复杂性对具体案件不同处理结果的影响，限制法院对仲裁的任意擅断和因人而异的理解所带来的对评判结果的争议。另外，仲裁程序始于当事人申请，终于仲裁员最终作出仲裁裁决。以程序公正与否评判仲裁的正当性可贯彻仲裁的始终，其坚持和维护为人们追求公正提供了信念保障。

三、国外现行规定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

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

本文作者：杨丽工作单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仲裁作为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调处矛盾,化解纠纷方面,以其快捷、方便、成本低廉的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仲裁制度独立于司法制度,仲裁权独立于审判权,但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绝对对立,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因此,对仲裁有效的监督除了其自身的内部监督和行业监督以外,司法监督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根据《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三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仲裁权有司法监督权,随着仲裁受案数量的上升,人民法院受理的仲裁纠纷也相应增多,如我省法院2的2年就受理涉及仲裁纠纷的案件893件,其中,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3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l件,申请执行仲裁裁决889件,不予执行26件。人民法院对仲裁权的司法监督主要体现在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具体表现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三个方面。但由于《仲裁法》规定较原则,对仲裁权的司法监督在理论和实务中还存在一些巫待明确的问题,笔者借此抛砖引玉,就人民法院对仲裁权进行司法监督中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

仲裁协议是当事人之间就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特定合同关系争议或已经存在的争议而达成的约定。¹这种约定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当事人在商事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它是合同中的一个条款,是在争议发生前,商定合同条款时订立的,是主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当事人就争议解决方式专门订立的仲裁协议书,它是在争议发生后,就争议解决方式专门订立的仲裁协议书,从形式上,它不同于仲裁条款附属于主合同,它一般表现为一个单独的协议。有效的仲裁协议,应当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一般合同成立之要件,如当事人具有缔约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议的形式合法等。二是仲裁协议成立的特别要件,它是指法律在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之外,就仲裁协议特别设定的要件。º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这类要件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协议约定的争议具有可仲裁性。法律规定可以仲裁的争议,当事人方可以协议约定仲裁,这是仲裁协议有效的基础。二是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即协议本身是符合法律规收稿日期:2003.4.17作者简介:杨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¹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º乔世明主编:《合同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定的。由于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依仲裁协议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即被赋予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仲裁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集中体现。仲裁协议被认为是排除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唯一法律依据,也是仲裁庭取得和行使仲裁权的重要来源。»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就是对仲裁庭管辖权的监督,主要表现在人民法院有权对仲裁庭是否享有管辖权作出裁定。《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这是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的法律依据。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有效性及仲裁管辖权在一定情形下享有最终的监督权。有效的仲裁协议产生法律规定的约束力,而无效的仲裁协议则不能实现当事人仲裁的目的。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主要是根据《仲裁法》第16条的规定,审查其是否符合仲裁协议有效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以及特别要件。根据该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仲裁协议是无效的。对此,具有《仲裁法》第17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为无效仲裁协议。该条规定的情形有:(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在审查中,发现仲裁协议虽然无效,但无效的原因是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要求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予以完善,而不是轻易确认无效。只有在当事人就上述问题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无效。司法实践中,认定仲裁协议效力还需特别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处理。1、仲裁协议中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的,法院不宜轻易确认无效。首先由当事人协商确认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协商不成,法院应本着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有利于法院监督和执行等具体情况来确认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受理案件。2、仲裁协议中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不明确,但从文字表述和逻辑推理上具有排它性和特定性,如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是“乐山市仲裁委员会”,但在乐山市只有一家“乐山仲裁委员会”,如果以约定不明确认定仲裁协议无效,显然不符合当事人选择仲裁的初衷,因此,当事人一方以此为由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对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处理。当事人约定的仲裁事项必须具有可仲裁性,《仲裁法》第2条、第3条作了规定。1、主体平等。只有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才能提起仲裁;2、纠纷是合同纠纷和其它财产权益纠纷。由于商事合同都与财产权益有关系,因此,纠纷的性质应该是具有财产性;3、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属于仲裁受理的范围。法院在审查中,发现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的,应当裁定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第三、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的审查。1、仲裁协议必须是以书面形式订立。2、书面形式应符合《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的书面形式的解释。即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后订立的明确含有符合《仲裁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内容的合同书、以及相互往来的信件、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以上述形式出现的仲裁协议,只要符合《仲裁法》的规定,应是有效的。3、口头形式的仲裁协议原则上无效,但在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或者有证据证明口头协议存在的前提下,或者在当事人一方申请仲裁,另一方已对此进行答辩,以行动承认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而后,又请求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

仲裁机构对当事人的实体争议作出裁决后,由于仲裁裁决的生效,将导致强制执行权的产生,»乔欣:《仲裁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错误的仲裁裁决,可能因此损害仲裁当事人的利益。因此(仲裁法)第58条规定了撤销程序,赋予当事人申请撤销权。即任何一方仲裁当事人,如果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在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六十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它是人民法院对错误的仲裁裁决所采取的积极补救措施。在撤销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范围一般只限于对仲裁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通常不涉及对实体的审查,这一点,不同于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不仅包括对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且还要对实体是否错误予以审查。因此,人民法院在撤销程序中,对仲裁裁决的审查主要包括以下范围:第一、当事人之间是否有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真实体现,是仲裁机关行使仲裁权的前提。在仲裁协议中,应有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仲裁事项以及选定的仲裁机构。法院在审查中,不仅要对仲裁协议及其真实性进行审查,而且还要对仲裁事项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可仲裁性进行审查。第二、是否存在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或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的情况。我国目前对仲裁实行的是专门的机构仲裁,因此,在机构仲裁的条件下,要求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选择应当明确、具体。我国《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协议中任意选择仲裁委员会,不受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履行地、财产所在地等的限制。如果当事人不能准确约定仲裁机构,即意味着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不能得到实现。审判实践中,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或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主要有以下情形:第一、仲裁委员会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行使仲裁权。仲裁庭的仲裁权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该仲裁委员会予以仲裁,则仲裁庭无权对当事人的纠纷予以仲裁。否则,违背了仲裁权的本质,也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第二、仲裁庭超越当事人的授权范围或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仲裁权。仲裁协议对提交仲裁的事项作了明确约定,仲裁庭的仲裁范围应围绕当事人的仲裁事项进行,超越这一范围予以仲裁,就是对仲裁权的越权行使。如当事人在建筑承包合同中约定对工期发生纠纷通过仲裁解决。但仲裁庭在仲裁中不仅对工期予以仲裁,而且对合同的效力也进行了审理和裁决,显然是一种越权裁决。另外,法律对仲裁庭的仲裁范围也作了明确规定,即争议须具有可仲裁性,对不属于仲裁范围的事项,如婚姻、继承等人身性质的纠纷,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是被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的,因此,即使当事人在协议中明确将此类性质的纠纷交由仲裁解决,但由于该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仲裁庭无权仲裁。第三、仲裁庭逾期行使仲裁权。包括仲裁庭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或当事人约定的期间内履行仲裁职责以及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事项不裁、漏裁等。审查中,如果发现仲裁庭在仲裁中存在以上情形,则可分别情况,作出全部、部分撤销仲裁裁决或补充仲裁裁决的裁定。第三、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司法实践中,其主要表现在: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中应当回避的没有回避;仲裁庭在开庭前没有将仲裁庭的组成情况、开庭时间、地点等注意事项书面告知当事人;开庭时没有平等保护当事人的陈述权,庭审中提出的证据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仲裁庭认证,即在裁决中有严重违反程序的情形。第四、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应当是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要求仲裁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经仲裁庭开庭查明的事实,而事实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一旦仲裁庭采用了伪造的证据,必然导致事实认定的错误,由此作出的仲裁裁决显然是不公正的,必然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也有损仲裁的权威。(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即直接关系到仲裁裁决的最后结论的证据。这些证据通常与仲裁案件所涉及的争执焦点或重要事实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直接影响着仲裁庭对案件事实的正确判断和公正裁决。(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拘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人民法院在依法组成合议庭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后,查明裁决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予以撤销。但在合议庭审查中,应注意把握这么一点,如果仲裁裁决仅仅是程序上有瑕疵,但这种瑕疵可以通过重新仲裁予以纠正的情况下,法院不宜简单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根据(仲裁法》第61条的规定,可以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给仲裁庭一个自己纠正错误的机会,通过重新仲裁对错误裁决予以补救。当事人对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如何处理的问题。审判实践中,经常有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后,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或在人民法院的裁定生效后,又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通过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对此,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呢?根据我国(仲裁法》第九条规定精神,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后,当事人既可以就该纠纷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7〕5号《关于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或驳回当事人申请后当事人能否上诉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对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撤消仲裁裁决的裁定,当事人无权上诉。法释【1999」6号(关于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法释【20(刃117号(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提起抗诉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撤销仲裁裁决的院不予受理。上述司法解释精神明确了人民法院依法作定提起抗诉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销仲裁裁决的裁定,是人民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活动。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从被撤销之日起就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又回复到申请仲裁之前的状态。但由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所以当事人既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争议。目前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如果确有错误的,能否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进人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现行司法解释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法院在处理此类情况时,有按照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的;也有按直接驳回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处理的;或告知当事人根据《仲裁法》第9条第2款规定,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如果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确有错误,意味着法院的司法监督存在瑕疵,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出发,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社会效果可能更好。但从诉讼成本上,可能会增加法院的司法成本,同时,也与仲裁“一裁终局”以及快捷、方便的的特点相悖。因此,是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进人再审程序,从我国《仲裁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看,由于人民法院对仲裁的监督是一种司法监督,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精神看,“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的仲裁制度,决定了法院对仲裁权的监督只能限于程序上的审查,而不得进行实体上的审查。仲裁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并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法院查明属实后所作出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从而使仲裁庭已作出的生效裁决无法得到实现。但由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所以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于《仲裁法》后于《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作为特别法,《仲裁法》对此未作规定,而根据该法第九条规定的精神,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或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就该纠纷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均通过有关途径进人再审程序,则难以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增加诉讼成本。同时也使当事人的纠纷始终处于未决状态,不利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稳定。因此,是否进人再审程序,笔者认为,在处理上应当慎重,即不要轻易启动再审程序对法院的撤销裁定予以审查。

20世纪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勃兴以及各国对内对外贸易的空前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有力推动下,仲裁作为一种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导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自治性、灵活性、保密性、民间性等鲜明特点赢得当事人的普遍青睐。在仲裁发展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司法与仲裁关系成为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虽然1995年仲裁法对我国仲裁司法监督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但是由于受某些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仲裁法的某些规定并不能顺应司法与仲裁关系发展的国际潮流，有些规定还缺乏可操作性。因此，研究完善我国的仲裁司法监督机制，顺应国际司法审查发展潮流。在仲裁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为背景的今天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仲裁本身没有一个上级主管机关，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也需要享有公权利的法院介入，而法院本身所肩负的责任也要求其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

一、维护仲裁公正

仲裁作为一种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与诉讼并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民间性是其首要特点之一，也正是由于其独立性及裁判终局性而倍受推崇，然而这并不排除司法干预，而且法院有对仲裁进行监督的权力是各国仲裁立法通例。仲裁司法监督是指人民法院对仲裁的审查和控制作用，也就是说仲裁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在物”，它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到法院的约束。在早期，仲裁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道德规范或行业惯例性质，裁决的执行主要依靠当事人对仲裁员公正性的信赖和道德观念的约束，如果当事人不自觉履行，法院也不会采取强制措施。按照我国现行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与行政机关分开，实行自愿原则和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的制度，仲裁机构既无主管机关，彼此之间也不相隶属关系，仲裁庭都是因案而设的临时裁判组织，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如果没有适当的司法监督，仲裁就有可能成为仲裁员恣意裁判的场所。并且，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能绝对排除仲员办错案的可能，要防止和减少种种不良后果的发生，仲裁的司法监督必不可少。对仲裁员是否善用职权，能否公正裁决，也是当事人所关心的，可见，法院监督仲裁是符合当事人愿望的。同时，法院自身所肩负的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保证国家法律统一，维护社会公正的神圣职责，法院对仲裁是不可能放任自流的。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仲裁程序顺利开始和进行，仲裁机构和仲裁庭也需要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其也不希望法院置之不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监督仲裁是法院性质所决定的，是仲裁法律化、制度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维护仲裁公正性的保障。法院开始监督仲裁，即意味着仲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客观上促进了仲裁的发展。

二、救济当事人合法利益

对仲裁实行司法审查和监督，独立、公正、正确地审查仲裁案件，积极支持仲裁事业的发展，宣传以仲裁方法解决民商事纠纷，现已成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法院对仲裁的过程来看，法院的监督隐含着支持，可以说没有法院对仲裁的监督，仲裁就失去了后盾而无法生存。法院作为救济民事争议的重要机构，其代表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力，由于仲裁实行的是一裁终局制，也就意味着当事人丧失了上诉的机会，而司法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在其他纠纷救治系统无法处理或处理错我的情况下，有最终处理并予以纠正的权力。仲裁司法监督就给予当事人在仲裁可能错误的情况下有个救济的机会，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讲，仲裁兼有的契约性、自治性、民间性和准司法性的复合特征，决定了法院司法监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仲裁的发生起源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始终贯穿于整个仲裁的运行程序之中；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作用，主要是依靠国家法律的赋予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仲裁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国家的司法权威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了司法途径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但是，一个有秩序的文明国家，其裁处争议的权力归根结底应当是统一的，即国家的司法权始终且必须是最高的裁决争议的权力。因此，仲裁的准司法性使法院具备了能够干预和监督仲裁活动的权力即司法监督具有了可能性；而仲裁的契约性和自治性又使法院应当对仲裁活动最终结果进行监督，即司法监督具备了必要性。

「内容提要」监督法从制度层面，为个案监督之争画上句号，意味着司法监督制度走向明朗化。个案监督毕竟只能解决个别矛盾，而类案监督则能推进制度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的解决，这正是类案监督优于个案监督的根本所在。

个案监督之争尘埃落定人大对司法机关具体案件实施监督，即人大个案监督，始于1980年代后期。资料显示，人大最早介入对具体案件的监督是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对辽宁省台安县“三律师案”的监督。

1984年年底，辽宁省台安县三位律师因为依法履行辩护职责而被指责犯有包庇罪，两次遭到逮捕，蒙冤长达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受理后，根据常委会领导指派，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一致确认这是一起错案，应予纠正。辽宁省鞍山市检察院于1985年纠正了该案。然而两年之后，鞍山市检察院又重新认定三律师犯有“包庇罪”，第二次将他们逮捕入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多次过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干预下，到1988年12月，鞍山市检察院才彻底纠正了这一错案。

台安县“三律师案”后，地方人大开展司法监督开始提速加力。1987年11月，《辽宁省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暂行规定》率先对个案监督问题作出规定。此后，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甚至市县一级人大常委会相继制定了有关加强人大对重大违法案件监督的规定。其中，广东、江西、江苏等省还专门出台了个案监督的规定。这导致1990年代前后个案监督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广泛开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个案监督的争论，争论焦点是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和运行规程。

支持者认为，宪法和组织法关于人大监督法院、检察院的职权规定，就是人大开展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人大司法监督当然可以包括具体案件。个案监督可以由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人大专门委员会及常委会工作机构分别开展。

反对者指出，个案监督缺少具体而明确的法律依据，人大监督案件会影响司法独立。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缺乏司法实践经验，在常委会会议上讨论一个案件明显不妥，而以主任会议和工作机构的名义对司法案件的定性判决进行督办或施加影响，甚至以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名义批转督办案件，其程序公正性令人怀疑。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

（一）媒体监督道德化立场与司法行为理性化、中立化立场的差异媒体监督更多的是以社会道德为基本立场，以“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身份来评说司法行为，而且，道德较之法律有更广泛的认同基础，打“道德牌”也更容易激起民众的反响。但是，司法裁判对于事实的认定遵从严格的程序过程和严密的证据规范,一切不符合证据规则的事实资料将排除在司法裁判之外,法官只依靠证据来认定事实,因而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着差异。然而,这在法律上是正当的,因为法律强调人的理性与程序正义[6]。因此，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实质上是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二）媒体报道情感宣泄大于理性分析，公众法律素养低，易受影响一方面无论记者、评论员在报道时多么刻意地保持中立的态度，他们都会在报道中影射某些个人观点。而这种立场一经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表现，便会在不自觉中影响大众的判断力。公众很容易把新闻媒体对司法行为的认识与态度误认为是“法律事实”，这也是媒体影响司法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公众对新闻媒体报道的事件，往往倾向于从大众情感、社会伦理和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形成一个非法律职业化的实体性预判，然后对司法结果是否公正合理作出一个道德评判[7]。公民的道德评判与媒体的道德立场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舆论，会对司法机关的审判产生巨大的冲击，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将受到严峻的考验。

平衡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若干建议

（一）完善法律，通过立法明确媒体监督司法的基本原则、范围、方式及不当监督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立法的缺失，是当前我国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基本原因之一。仅仅依靠现有的行业准则和一些规则去调整二者的关系，过于简略、说服力不强，所以经常会发生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事情。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必要的，该部法律可以从媒体监督司法的基本原则、范围及不当监督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规定。比如应保障新闻自由，但是应对自由观公正原则。记者对案件报道时，要客观公正的进行报道和评价，不可偏袒任何一方。维护法律权威原则。新闻媒体在采访时应服从法庭的指挥，严格遵守庭审纪律，避免对审判的不当干扰。适度原则。对除法律规定不应该公开报道的，一律可以公开报道，但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立法应该规定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的范围。明确监督范围是平衡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有效方法。法官一般不应该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以保持中立公正的形象。此外，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刑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案件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不宜列入舆论监督范围。立法应该规定媒体监督司法活动不当所应该承担的后果。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媒体有权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但如果报道失误，媒体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完善其他方面的制度1.法官应坚定自己的中立立场“审判应当是公开的”，“以使社会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8]。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是审判公开的一种方式，但媒体的报道，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舆论的热潮。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时，法官应坚定自己的中立立场，这不仅对法官的专业素养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且也对法官的心理素质有着严格的要求。法官面对舆论，要有坚持自己的判断力并且不受他人意见影响的魄力。正如丹宁勋爵所言“：从职业性质来说，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官不会受他在报纸上读到的或在电视上看到的任何东西的影响”[9]。2.媒体应完善新闻报道审核机制并加强自律在完善新闻报道审核机制时，媒体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审核部门，对每一期要的新闻予以法律层面上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主要是判断是否会干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内容有无违法，是否会对他人权利造成侵害，是否带有编辑或记者个人意见表述，是否会造成群众的抵触心理，对法院权威产生不利影响等。在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普遍不够强,法律的权威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的时候做出限制，“新闻自由必须向公平审判的公共利益让步，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宜做过多限制”[10]。媒体在报道司法活动的过程中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舆论监督不注意维护法院的权威，不注意正确的导向，将会破坏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导致国家司法权威的下降。这种审核主要是法律审，故应有专业的法律人士担任，要在报道前做好最后的把关。3.政府应畅通并完善网络参与渠道与制度规范政府应该积极履行引导公民理性参与网络的职责,使公民都能理性地看待网络世界中的事物，进而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形成良好的网络环境。虽然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的使用，但是我国的网络法律规范还不健全,为了进一步维护我国广大网民的合理利益，仍然需要不断地补充和完善。此外，鉴于互联网在我国的适用时间还不是很长，还没有形成相关的网络道德，因此政府应该履行职责，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互联网环境，使互联网真正惠及广大网民。

我们应该相信，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的。一方面从法律上明确新闻媒体的地位及其基本权利与义务，监督范围，违规报道应承担的责任，既要给予媒体在更大范围内实施监督的环境和条件，又要强化对媒体监督行为的合理化约束，提高监督的总体水平；另一方面要完善司法制度，增强法官办案的独立性，使司法公正尽可能不受舆论监督的不良影响，从而最大程度上实现媒体与司法的和谐发展。

本文作者：乔磊工作单位：西北大学

本文作者：余韬工作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研究室

近年来，我国新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并在行业自律、互助协作、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然而，新社会组织运行中也存在“权力异化”的风险，在对新社会组织的风险防范和运行监督中，司法途径具有其特殊价值。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通过对不同新社会组织管理权的属性分析，立足于当前的社会结构和法律体系，在法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视角下探索一种符合新社会组织发展要求的司法监督模式。

一、背景与问题：新社会组织运行的异化可能

新社会组织是多元化社会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自治性等特点。在我国“政府——社会”范式的治理结构中，新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管理对象、独立民事主体以及自治事务管理者等多个身份参与社会的运行。然而，新社会组织接受政府的管理以及作为一般民事主体参与社会活动都是为实现自治事务管理这一目标服务的，可以说，其运行的核心就是依据其内部规章制度，利用对自治领域的管理权开展各项自治事务的过程。自治事务管理权是新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同时也暗藏风险。以社会性权力形式存在的新社会组织自治事务管理权本身就存在着异化的可能，在我国当前社会自我组织能力有限、健康的公共权威尚未形成的状况下，这一权力更有可能以变态和畸形的形式存在。从内容上看，新社会组织的运行可分为对内维护组织秩序和对外提供公共物品两方面，相应形成的法律关系包括新社会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以及新社会组织与有关公众如公共物品消费者的关系。[2]对于前者，新社会组织以集体名义作出的行为并不总是代表其成员的真实意图，有时甚至是直接违背并对成员个体带来严重损害。对于后者，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新社会组织也极有可能会滥用其优势地位，使新社会组织运行背离其应有的轨道。“毫无疑问，国家既赋予个人和联合以权利，也赋予他们以权力。但是国家为了公正执法，必须对这些权力进行监督。”[3]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新社会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对新社会组织运行的监督特别是司法监督仍处于相对模糊的境地，对组织与成员之间、组织与相关社会主体之间就自治管理权运行中所发生的争议缺乏准确的定位和科学的司法解决模式。为更好地发挥新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研究，为新社会组织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二、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的理论基础

（一）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的必要性新社会组织的自治领域并不与社会割裂，相反，他们之间密切相连并共同存在于法治的光辉之下。通常而言，对新社会组织运行的监督渠道主要有内部程序监督、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和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内部救济机制最为便捷，但作为一种“自我纠错”的方式，对其效果不能有过高的期待，而复议程序属于外部监督的途径之一，在我国社会组织大多属于“政府选择”[4]的背景下，我们应更多地注重维护其自治性而非强调政府的行政监控，以防留下不合理干预的空间。事实上，通过司法监督来保护成员及相关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实现对新社会组织的运行的最终控制是必然的选择。第一，在整个社会控制结构中，司法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司法在同所有其他行为主体的关系中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对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所有主体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监控，[5]司法的裁决具有其他监督方式所没有的效力和地位。第二，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必须为新社会组织成员及相关主体的权利提供最后的救济途径，否则它们将完全笼罩在组织管理权滥用的阴影之中。第三，相对于其他监督方式，司法救济具有较强的谦抑性。司法机关以争议裁判的方式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非经合法诉请不会主动介入，更适合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的需要。（二）新社会组织司法监督的障碍破除寻求新社会组织司法控制的理论基础，除了要从积极的意义上证明其必要性，还要从消极的角度证明其可行性，即排除可能存在的障碍。1.诉讼理论上怀疑与容许阻止司法对新社会组织监督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运行的自治性。新社会组织享有自治权力，而司法监督可能对新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自主领域造成伤害；二是组织事务的专业性。新社会组织的管理领域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司法上的审查可能造成“外行”评论“内行”的局面。对于这样的怀疑，首先，针对新社会组织的自治属性，我们承认，加强和保护新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是我国新社会组织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与“公民权利不是绝对的”一样，新社会组织的自治领域不是正义不入之地或个别人、个别机构的“土围子”[6]，司法监督也并不必然导致自治的损害；其次，专业性同样不能成为回避司法监督的正当理由。正如传统行政诉讼理论中一直有这样的担忧，但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却在世界各国普遍建立，其原因在于司法机关并不是代替行政机关等专门组织进行专业性判断，而是对行为的职权、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新社会组织管理权的司法监督同样如此。2.法律规定中的困境与出路在我国，针对足协、律协等新社会组织管理的起诉并不鲜见，但实践上的难题横亘在前，难以逾越。①在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被告资格是与行政主体资格联系起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虽然有所突破，②但仍限定于“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新社会组织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被认定为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同样，在民事诉讼中，由于新社会组织与成员或服务消费者之间通常并没有明确的合同等民事法律关系的标志，法院一般以“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民事纠纷”为由拒绝受理。在社会需求与法律制度发生冲突时，法官作为“活着的法律宣示者”，有义务予以回应。具体到新社会组织的有关问题，在司法上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以容纳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而不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使其处于法外状态。[2]8在笔者看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除了期待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外，还应积极发现现有法律规则和原则中实现司法监督的空间，将新社会组织管理权相关纠纷纳入司法程序，并通过案件的处理使组织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