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经济思想范文10篇

实学经济思想范文篇1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一、宋学的“实学”倾向与“践履”同“事功”之分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2）北人勇悍则武将多由是出。朝廷用人方略对区域性文化的影响颇为明显，这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使然。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仁宗以后“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此后南人取士更多，有“重南轻北”之说（《渭南文集》卷3）。宋初重臣几尽北人，而至神宗朝南人为相居于主导，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到南宋，吴潜说：“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许国公奏议》卷1）就学风而言，陈造说：“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江湖长翁集》卷23）朱熹批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朱子语类》卷124）晁说之作《南北之学》提出南北学风不同古人，屡屡讲到大抵自魏晋以来如此“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景迂生集》卷13）宋代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士人实现政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

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9)

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9）。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政中十分重要，以宣和元年（1119年）为例，达4,435,788余贯匹两，居全国第一位。（见《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宋史•地理志四》）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宫室，顷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眈眈拟侯王……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陶谷的《清异录》卷一记载当时天下“九福”其中有“吴越口福”之说。这里的人对商业不鄙视，“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苏舜钦说：“越俗浮薄，节行不坚”（《苏舜钦集》卷13《杜谊孝子传》）。《梦粱录》记杭都盛景，多处讲到这里风俗奢侈，骄奢淫逸，“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卷1《八日祠山圣诞》）

区分两浙的东、西是区域史研究中似应注意的。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浙东山地贫瘠，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庄绰：《鸡肋编》卷上）；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嘉定赤城志》卷13）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许景衡：《横塘集》卷18）。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程俱：《北山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制》）。“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易旁郡为苦。”（陈傅良：《止斋文集》卷51）到明万历时修《温州府志》还讲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乾隆《温州府志》说这里的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这里风俗却好奢，杨简作《劝农文》说这里“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慈湖遗书》卷5）《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等不同。

就当地经济结构来看，这里酿酒、产盐、造纸、采矿、漆器、制瓷、造船等是重要行业。韩彦直《桔录》记载“桔出温郡最多种”，“岁当重阳，（桔）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当时有“永嘉之桔，为天下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的说法。另外，“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方勺：《泊宅编》卷3）据研究，南宋盐利占国家财政的百分之48.4至54.2。(10)时人说：“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3）造纸业也很发达，两浙嵊县的剡纸，余杭的由拳纸都很有名，而“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说郛》卷20），两浙纸大量外销，“两浙笺纸三暖船”入汴河上京（彭乘：《墨客挥犀》卷5）。温州的漆器长期占据东京市场，《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宣德楼前专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雨伞也是古今有名之物。温州还是造船基地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宋哲宗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这里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年）及元代先后置市舶司于温州，当时，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11)。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讲“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水心文集》卷9）。“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永嘉学派所在的温州地区“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宋本方舆胜览》卷9）时有“温州多士东南最”（真德秀语）之说。据统计《宋元学案》所载两浙学者中浙东七州共534人，浙西八地共146人；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状元总数49人）福建13人居次，两宋状元合计也是两浙30人居首位。《宋史》正传与《循吏传》统计两宋南方为官者以两浙最多（250人），超出第二位的福建（124人）一倍多。最高层次的人才是宰相，两浙先后有29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18人远多。(12)

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浙东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也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有关此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3)但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将经济思想的系统考察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并与实学研究及后世近代化的结合研究大抵阙如。“古典的功利主义把行为的或规则的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平均的功利主义把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功利。”(14)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为基础。作为事功学派，其经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核心甚至标识；而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处但不突出，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了亘日持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其经济思想却不够系统，不足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叶适的经济思想则较为丰富而系统，且具有其特色和思辩性，成为研究的重点。三、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学术氛围与思想特色

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

宋代文官政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的政策，促使有宋一代人才辈出，鼓励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激励着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政的时代潮流。“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11）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卷37）。熙（宁）（元）丰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大变革。(15)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16)今人有统计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记录，(17)这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

反传统精神在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更是鲜明。如“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受到严厉批判，范仲淹为商人鸣不平，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集》卷16），吕陶建议“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净德集》卷3），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1、《奏议集》卷12），王安石曾提出“罢榷茶之法”（《王临川集》卷70）等等；都是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传统的义利观也有较大的突破，如李觏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29）司马光提出“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9），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佑集》卷8）义利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这些思想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义，许多观点属于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价值，对于促进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浙东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123）。“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朱子语类》卷12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及渊源前人作了许多研究，黄宗羲《宋元学案》分立相关各门学案析其源流、阐其特征，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今人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设有“浙学”篇，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是研究专著。何先生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19)

金华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号为东莱先生。隆兴时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历太学博士，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等，著述丰瞻，家富中原文献之学源远流长，吕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与永康、永嘉等学者至交，又同朱熹等理学家友善，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金华学者趋于事功，吕祖谦在所上札子中讲：“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与内兄曾提刑》中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在《太学策问》中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5），其经济思想主要有货币的起源及功能的认识、币制利弊分析等方面，《文献通考•钱币二》有载。

永康之学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后不久逝世。他力主抗金，《宋史•陈亮传》称他“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他气节高迈，终生极论时事，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有黄百家案语：“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虽然陈亮的观点颇多新见，但其学说不够系统。

实学经济思想范文篇2

一、宋学的“实学”倾向与“践履”同“事功”之分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2）北人勇悍则武将多由是出。朝廷用人方略对区域性文化的影响颇为明显，这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使然。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仁宗以后"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此后南人取士更多，有"重南轻北"之说（《渭南文集》卷3）。宋初重臣几尽北人，而至神宗朝南人为相居于主导，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到南宋，吴潜说："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许国公奏议》卷1）就学风而言，陈造说："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江湖长翁集》卷23）朱熹批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朱子语类》卷124）晁说之作《南北之学》提出南北学风不同古人，屡屡讲到大抵自魏晋以来如此"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景迂生集》卷13）宋代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士人实现政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

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9)

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9）。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政中十分重要，以宣和元年（1119年）为例，达4,435,788余贯匹两，居全国第一位。（见《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宋史·地理志四》）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宫室，顷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眈眈拟侯王……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陶谷的《清异录》卷一记载当时天下"九福"其中有"吴越口福"之说。这里的人对商业不鄙视，"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苏舜钦说："越俗浮薄，节行不坚"（《苏舜钦集》卷13《杜谊孝子传》）。《梦粱录》记杭都盛景，多处讲到这里风俗奢侈，骄奢淫逸，"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卷1《八日祠山圣诞》）

区分两浙的东、西是区域史研究中似应注意的。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浙东山地贫瘠，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庄绰：《鸡肋编》卷上）；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嘉定赤城志》卷13）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许景衡：《横塘集》卷18）。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程俱：《北山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制》）。"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易旁郡为苦。"（陈傅良：《止斋文集》卷51）到明万历时修《温州府志》还讲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乾隆《温州府志》说这里的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这里风俗却好奢，杨简作《劝农文》说这里"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慈湖遗书》卷5）《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等不同。

就当地经济结构来看，这里酿酒、产盐、造纸、采矿、漆器、制瓷、造船等是重要行业。韩彦直《桔录》记载"桔出温郡最多种"，"岁当重阳，（桔）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当时有"永嘉之桔，为天下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的说法。另外，"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方勺：《泊宅编》卷3）据研究，南宋盐利占国家财政的百分之48.4至54.2。(10)时人说："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3）造纸业也很发达，两浙嵊县的剡纸，余杭的由拳纸都很有名，而"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说郛》卷20），两浙纸大量外销，"两浙笺纸三暖船"入汴河上京（彭乘：《墨客挥犀》卷5）。温州的漆器长期占据东京市场，《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宣德楼前专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雨伞也是古今有名之物。温州还是造船基地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宋哲宗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这里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年）及元代先后置市舶司于温州，当时，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11)。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讲"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水心文集》卷9）。"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永嘉学派所在的温州地区"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宋本方舆胜览》卷9）时有"温州多士东南最"（真德秀语）之说。据统计《宋元学案》所载两浙学者中浙东七州共534人，浙西八地共146人；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状元总数49人）福建13人居次，两宋状元合计也是两浙30人居首位。《宋史》正传与《循吏传》统计两宋南方为官者以两浙最多（250人），超出第二位的福建（124人）一倍多。最高层次的人才是宰相，两浙先后有29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18人远多。(12)

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浙东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也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有关此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3)但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将经济思想的系统考察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并与实学研究及后世近代化的结合研究大抵阙如。"古典的功利主义把行为的或规则的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平均的功利主义把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功利。"(14)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为基础。作为事功学派，其经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核心甚至标识；而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处但不突出，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了亘日持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其经济思想却不够系统，不足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叶适的经济思想则较为丰富而系统，且具有其特色和思辩性，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学术氛围与思想特色

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

宋代文官政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的政策，促使有宋一代人才辈出，鼓励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激励着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政的时代潮流。"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11）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卷37）。熙（宁）（元）丰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大变革。(15)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16)今人有统计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记录，(17)这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

反传统精神在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更是鲜明。如"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受到严厉批判，范仲淹为商人鸣不平，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集》卷16），吕陶建议"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净德集》卷3），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1、《奏议集》卷12），王安石曾提出"罢榷茶之法"（《王临川集》卷70）等等；都是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传统的义利观也有较大的突破，如李觏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29）司马光提出"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9），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佑集》卷8）义利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这些思想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义，许多观点属于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价值，对于促进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浙东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123）。"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朱子语类》卷12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及渊源前人作了许多研究，黄宗羲《宋元学案》分立相关各门学案析其源流、阐其特征，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今人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设有"浙学"篇，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是研究专著。何先生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19)

金华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号为东莱先生。隆兴时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历太学博士，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等，著述丰瞻，家富中原文献之学源远流长，吕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与永康、永嘉等学者至交，又同朱熹等理学家友善，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金华学者趋于事功，吕祖谦在所上札子中讲："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与内兄曾提刑》中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在《太学策问》中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5），其经济思想主要有货币的起源及功能的认识、币制利弊分析等方面，《文献通考·钱币二》有载。

永康之学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后不久逝世。他力主抗金，《宋史·陈亮传》称他"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他气节高迈，终生极论时事，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有黄百家案语："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虽然陈亮的观点颇多新见，但其学说不够系统。

经济思想方面，陈亮在《四弊》中提出了他的行业分工认识："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这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他主张富民，为富人说话，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反对"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批评王安石变法"惟恐富民之不困也"，"惟恐商贾之不折也"，要求朝廷保护富民。在义利观方面倡言功利，提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他说"人生不能无欲"，（《龙川文集》卷23）与要求"去欲"的观点不同；《四弊》中有"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他与朱熹进行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长达数年，相关材料主要在《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和《龙川文集》卷二○（《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中，是其义利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不满朱熹规劝其为"醇儒"、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等，复信反驳，《又甲辰秋书》重申"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故亮以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二人互辩不已。此后，陈亮又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陈傅良在《答陈同甫》中，概括其主张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卷36）邓广铭先生认为他的归纳有悖陈亮原意，邓先生指出这场争论"是因为陈亮不承认朱熹说他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而引起的，这场笔墨官司虽是不了了之的，但朱熹也不再把这一主张硬栽到陈亮身上了。……我们只应当把陈亮称做''''王道霸道一元论者''''和''''仁义功利一元论者''''，而决不应再跟在朱熹后边，称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者，或称他为''''功利主义者''''，像《宋元学案》的编纂者们那样。"(20)

"王霸义利之辨"一般被认为是理学与事功之学"义利观"的争辩，不过理学家并非全然否定人欲功利，程颐讲"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河南程氏遗书》卷18）又说"仁义未尝不利"，"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同上，卷19）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24）他对义利的看法是："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集注·孟子》）"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朱文公文集》卷76）但他又说过"圣人岂不言利？""''''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朱子语类》卷36）"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朱子语类》卷51）他把义与利视为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如同一根棍子，半截是义半截是利，二者的关系则是"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只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朱子语类》卷68）在朱熹思想中，顺循天理就是"义"兼得"利"，"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朱子语类》卷37）朱熹不否定从"义"出发的"利"，而反对从"欲"出发的"利"。经济思想中义利观问题值得深入研究。(21)

四、叶适经济思想的要点与价值

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屡奏言复兴，要求抗金。《宋史·叶适传》称"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开禧北伐时，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战功；又在江淮屯田练兵修垒筑堡，防御金兵进犯；到韩佗胄败后，他因"附会用兵"被革职。叶适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他批评"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张"黜虚从实"，修实政、行实德、实事实功(22)。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案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实际功效是衡量道义正确性的指标。

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发展"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留茂潜语："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想家的研究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

叶适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122）早年他还在朝中为朱熹理学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政，"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水心别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年）的《廷对》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水心别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反对空谈倡言功利。此书"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对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并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23)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①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②本末观

"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主要倾向。叶适则讲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19）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指出"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自利"，当时"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水心别集》卷2《国本下》）他要求政府改变政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1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中国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承其学，并有光大。叶适生前对他褒奖有加，在《题陈寿老文集后》中夸陈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别集》卷29）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约五百余年，(24)浙东实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

③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问题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25)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要通过理财来进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赞成官营禁榷行管桑之术，认为："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为"欲收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

他对当时财利匮乏的认识也别具一格："盖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论点。不过，叶适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即关键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而不应"奉头竭足以较锱铢"。他提出入宋以来财入数倍发展"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贫乏越重。指出"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尤其针对越来越多的财入，说是"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减财入，减轻民众负担，这与他的富民思想分不开。(26)

④富民观

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他反对"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说："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他认为"不可以为井"、"亦不必为井"，因为"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再就是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应实行，因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对于豪强恶霸则应当"教戒"使之"自改"。在叶适的认识中，富人的社会功能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作为国家的根基，富人当然应当受到保护，不容抑制损伤。"富人代天子养小民"之说有特殊意义，说明宋代国家与自耕农及佃农的关系变化。"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反对夺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数世之富人，食指众矣，用财侈矣，而田畴不愈于旧，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贬损而还其初乎，是独何忧！虽然，盖未有能之者也。于是卖田畴鬻宝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水心别集》卷2《财计下》）"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护求富，与儒家传统的"不富不贫"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了。叶适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包括了地主、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整个民众在内，他把富民作为富国的基础，但并非从"国"与"民"的分配关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强调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国家是以民众为基础的，这也是古代中国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富民思想，如叶适这样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时先生十分重视"富民论"，认为主张国家应保护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观点，"这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当时除了其（指苏辙）兄苏轼以外，司马光也持论相近，南宋叶适则发挥得更多。但这一新观点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中叶以下。"(27)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主要讲明清时代，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实际上，宋代为富人辩护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对政治的反抗过程相一致，成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卷13《蕃民之生》）并发展为"安富"思想；他也反对抑制富人"乃欲夺富以与贫以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籴之令》）王夫之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名也"（《黄书·大正第六》），"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卷2），抑兼并是"犹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宋论》卷12）明清以后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普遍，成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反映。

⑤人地观

人口问题也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问题，而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显出来，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28)叶适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也很独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谓"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优化配置。当时宋金战争疮痍遍地，人口大规模南移，两浙人口"百倍于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叶适说："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于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勉为其难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强，反有贫弱之实见于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还徒耗财富，应当"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税增，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产密集生态破坏，叶适十分忧心："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办法，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务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人地优化配置方案，来解决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问题。

吴越之地数十年无战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冲突；而荆、楚之地到汉末还很兴盛，唐、五代后才"不复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实在是傻事；后者有广阔的开发复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从生态平衡角度分析闽、浙集约式经营有伤地力，不解决会"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张，发展了苏轼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对"适度人口"理论的较早理解。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习惯，减轻发达地区压力，开发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叶适注意发挥人口的生产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还提出了招徕农民开垦各州荒地等主张，想既可解决土地问题也可缓和贫富对立，还可增加国家税收。统筹全局合理分布，缓解人地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效益；并使发达地区免于盛极而衰，使落后地区重振优势，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货币观

宋代的货币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都有其独特地位。"钱荒"是宋代货币问题的焦点，(29)北宋人论钱荒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尽管交子在四川发行，但与"钱荒"关系不大。到南宋则不同，纸币已较为广泛地流通，"钱荒"的内容复杂得多，不单纯指流通中必要货币量不足，还包括几种货币的相互关系。因此，南宋人的货币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中有独到价值。

叶适的货币思想主要集中在《财计中》、《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以及《文献通考·钱币二》所载文献中。他的反传统倾向在货币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现，他提出"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中》）对几乎众口一辞的"钱荒"提出质疑。他认为并非真的"钱荒"，从物价变化来考察铜币购买力来看，不是"钱重物轻"，反倒是"钱轻物重"，说是"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他考察历代米价变化来证明"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认为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价上涨的普遍要求，使不断扩大的铸币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铜币购买力下降钱多物少，必然形成钱贱物贵，钱多反而物贵，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比单纯从货币绝对量看问题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证地观察货币量与物价变动关系，且较为符合当时无价变动的实际。叶适这里讲的是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不能满足物价上涨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认为是"钱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尽管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而实际流通中的量却不足，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发行排斥了铜币，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说：由于钱币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形成"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结果是"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今日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认为纸币的流通，加速本来就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铜币退出流通领域，而纸币贬值使持有者受损失，还使人们不愿将商品多上市──一系列恶果。他不仅认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必然规律："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赉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这就是"劣币驱除良币规律"！货币理论史上称为"格雷欣法则"，认为是十六世纪英国人格雷欣（ThomasGresham,1519─1579）首先发现的。不过，李约瑟（J.Needham）考证哥白尼（N.Copernicus1473─1543）不仅创立了"日心说"，写出过震撼世界的《天体运行论》，还写过《论铸币》的重要论文，陈述了"劣币驱除良币规律"。(30)而叶适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这一规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认识到此规律，他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73《便民疏》）只要并行几种质量不同的货币，就会出现上述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对上述规律的认识，如汉代贾谊（前200-前168）"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新书》卷4《铸币》）南北朝时颜竣"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钱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宋书·颜竣传》），但都不及叶适"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楮行而钱益少"（均出《财计中》）明确，叶适的货币观是较为先进的。

总的来说，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自然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统研究。

本文通过以四个部分，阐释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反传统倾向与务实重用特征；考辨其赖以产生的地域经济文化与学术思想变迁，涉及与其并存的理学及诸相关问题。试图从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宋代实学尤其是浙东实学经济思想进行初探的尝试。

注释：（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夹注）

(1)葛荣晋：《中国实学导论》，载其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同上，第205页。

(3)参见田浩（H.C.Tillman）著、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页。

(5)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98-4。

(6)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一书中，记述历代南北文化观主要论点和史料，参见台湾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丛书》14。

(7)参见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丁文江：《汉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载《科学杂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参见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0)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页。

(1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12)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页。

(13)参见陈国灿：《80年代以来南宋事功学派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6─3。

(14)艾伦·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译：《伦理学、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5)参见拙著：《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页。

(17)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页。

(18)参见拙撰：《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吕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何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204页。

(20)参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1-543页。

(21)参见拙作：《论"利"》，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8-2。

(22)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记叶适治边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坞、守江北等修实政、行实德的行谊。

(23)有关叶适经济思想，可参见拙作《叶适经济思想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第183-185页。

(25)参见拙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

(26)胡寄窗先生认为这"标志着传统经济观点的一种重要转变和时代的新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27)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他注释说明"关于这一问题，可看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节《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页85-92。"还说1994年4月他在东京大学讲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相关问题可参考拙作：《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载《浙江学刊》92-1。

(28)参见拙作：《论宋代的生产力思想》，载《生产力研究》89-6。

(29)参见拙作：《论宋代"钱荒"》，载《中国史研究》91-2。

实学经济思想范文篇3

一、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1］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2]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创业从政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们撰写的《大明日历》100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3］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0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等人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备的封建国家机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颁布了各种法令，规定诸司规章，这些法令和规章文书本身原不是史书，但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资料。如1367年开始制定，后经屡次改定，最后于1392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律》以及为解释补充明律而编成的《大诰》、《大诰续编》、《三编》，1393年翟善完成了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职掌作了详细叙述的《诸司职掌》十卷，都属于此类资料。

明代前期的史学是宋元理学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理学化程度比宋元时期还要高。经过长期的角力，叙事史学范型早已为学者所否定，理学化史学观念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正统论的起伏，直接制约了修史活动。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就炽热，重新改写历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务。在明代前期的理学化程度比较高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纲常史学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实录》、方志没有完全理学化，他们的编纂水平可能不高，但总算保住了传统叙事史学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纲常目标，只是没有学者走得那么远，程朱理学化学者追求永恒的道德标准，而政治家更注重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是双方行为不同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外国史地学的异军突起，多少给沉闷的史学局面带来一丝生机。不过，这种成分在当时的史界占的份额不大，因而难以有大的作为。[5]

总的说来，明代前期虽然也出了一些史著，但是不十分理想。原因在于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思想一统，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史学的理学化扼杀了前期史学的生机与活力，从史家队伍结构来分析，前期史加主要是史官，每次官修，都动用了大批的史官。史官之外的出身低层官员的史家队伍十分小。也就胡粹中、范理、陈诚、费信、蒋谊、许浩等人，他们的地位不高，作品微不足道，根本无法与后期的史家群体相提并论。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群体消失了，学术自然也难以有大的作为。

（二）明中叶，史学转型

嘉靖至万历初年，是明朝史学的转型期。史学由理学向非理学转变。一方面，理学化史学依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通史、断代史的改写方面，纲常正统论仍是其指导思想。

宋元史的改写，是这个时期的热点。成书不少，至今留下来的仍有《宋史质》、《宋史新编》，此外，五代史方面还有《唐余纪传》，通史方面有《弘简录》、《左编》、《函史》，这些作品的指导思想，其一是化繁为简，以适合当代读者阅读；其二，是宣传华夷之辨，振兴民族精神。[4]《宋史质》、《唐余纪传》、《弘简录》比较典型。《宋史质》在讲道德正统之余，能兼顾到学术性，这是它的长处，也是此书仍受今人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左编》是一部讲治理的书，同时贯穿了较强的正统思想，是一部政治化、正统化比较高的史著。《函史》是一部从理学家提倡的天人相应关系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史著。有较强的正统、道德色彩，同时也讲道德评判。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作品，这些作品得存在，表明宋明以来理学化史学仍有较大的市场。

另一方面，叙事考信传统受到学者的追捧。正统、嘉靖年间，是明朝学术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时期。经济的进步，引起了学术上的变化。程朱理学受到挑战，王学开始崛起。在这个大背景下，理学受人鄙视，传统的经史文重新受人推崇。这也就是明中叶所谓的史学复古，史学复古就是否定理学化史学，提倡传统的叙事考信史学。

新范型史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理学化史学。正德、嘉靖时期，代表人物是“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万历初期，有王世贞，此外，李梦明、杨慎等人也有批评宋学的言论。批判旧范型史学，为新范型史学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第二，考信的兴起。考信由古籍考据开始，进而延伸到当代史领域。前者的代表是杨慎，胡应麟，后者的代表是王世贞。考信的兴起，表明了明代史学的学术色彩强了。

第三，叙事理论受人重视。新史学的确立，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明中叶以来，虽然没有产生《史通》那样的史学理论专著，但明中叶的史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或改编汉唐经典史学理论之作《史通》，如陆深《史通会要》；或对历代名著编纂的得失进行系统的思考，寻求合适的修史模式，这方面梁梦龙、卜大有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或汇编，宣传传统史学名著中蕴含的理论精义。明中叶人“取节”古人的史学理论，偏重史法、史体、考信、纪事。这些思想遗产的吸收，对明代史学的转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四，新范型理论下的编纂实践。明中期的当代史编纂，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陈建为代表的编年史派，讲究资治，以继《通鉴》为已任；一是以郑晓、王世贞、魏显国为代表的马班风格派，以恢复综合体为已任。[6]“新史学”讲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也注重学术研究，史学的社会功能、学术功能结合得比较好，从影响来说，这一派显然占据上风，作品也多。程朱理学一统局面的打破，为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学术文化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学者群体得以崛起。从史学队伍结构来说，中期已不同于前期，以官员型学者为主，说明这一时期史学的转型是由一批上层学者带动起来的，学者群体的崛起，是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使中国史学走上了正常发的道路。公务员之家

（三）明末清初，史学日趋多元化

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官修本朝正史开始，至清朝康熙十八年（1629年），官修《明史》开馆，是我们所说的明未清初时期。这个时期，从政治上来讲，经历了明清两朝的更替，统治民族也经历了汉族与满族之间的交替。但从史学的发展来说，它们之间却是连贯的。

明末清初史学的主旋律无疑是明史（当代史）的编纂。万历年间官修本朝史有两项重大的活动：即重修《大明会典》和政府主持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四年（1576年），明神宗下会重修《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修成，共二百二十八卷。与以前的《明会典》相比，万历重修者增加了正德至万间事例。它以六部为纲，详述了诸司职掌与事例，内容丰富，“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万历中期，大学士陈于陛建议政府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明神宗遂命陈于陛、沈一贯、冯琦等人负责，开馆纂修。“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二十四年陈于陛病死，所写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宫内三大殿发生火灾而烧毁，修史工作没能继续下去。这次纂修本朝史，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此基础上却留下了两部书，即《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五卷，附录一卷，它在著录书籍时，注重分类，颇有参考价值。《国朝献征录》是一部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按官爵、地位分列，收录了洪武至嘉靖年间的人物，材料相当丰富。

万历朝官修本朝史的失败，促使私人纷纷代庖；明清易代，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也促进了明史的编修。在通史、断代史编纂方面，成绩仍不理想，因为正统论是宋明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到了晚期，它并没有随着实学的兴起而退出历史舞台，在部分学人那儿，反而越陷越深。叶向高认为“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统之害，及于人心也道者尤其。”［7］徐奋鹏、郑郊是二统论者，在他们的著作《古今治统》、《史统》中，他们将正统论付诸了实践。

晚明史中出现了不少新的史学现象，李贽是明代启蒙史学思潮的第一人。《童心说》不仅表现了李贽的文学思想，更重要地是系统阐述了李贽的启蒙思想。张燧是一个实学化的学者，《千百年眼》是介于史考与史评之间的晚明史学杰作。钟惺的《史怀》是晚明优秀的史评著作。钟惺以破坏纲常出名，在晚明和李贽齐名，被顾炎武、王夫之认为是“导天下于乱的洪水猛兽式人物”。《史纠》开了历代正史研究之先河。

此外，晚明史学工具书的编纂、科学文化下的教科书编纂、通俗史学走向民间值得注意。明代编纂了不少史学方面的工具书，其中，晚明王光鲁的《阅史约书》最值得注意。王氏是专门编纂工具书的学者，于此可见，晚明的工具书编纂有专业化、职业化趋势。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应试的群体数量很大，所需要的应试用书市场也很大，为适应种种科考局面，晚明出现了不少的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学术水平不高，但它传播历史之功不可忽,这是促使史学走向民间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通俗史学兴盛，通俗史学的主要形式是讲史与历史演义。高层次的史家往往不屑通俗史学，不过，也有人肯定其通俗手法，甚至借助其形式，创作历史味更浓的意义。

谈到明末清初的史学，不能不提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家，黄宗羲的学术史成就，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顾炎武的考据学成就，无疑给中国史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修史队伍来看，私修强、官修弱是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从私修队伍结构来看，晚明史家群体官员型史家与职业史家群体并重，职业史家群体的崛起，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明代史学日趋多元的原因

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以后，史学何以出现多元化的发展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普及、出版业的发达、实学思潮、启蒙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官修正史的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明清朝代的更替；则促进了当代史编纂的繁荣。总之，自明中叶社会松动以后，统治者就再也统不住了，于是各种思想就显得异彩纷呈了。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史学的转型

文化的变化，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寻找来源，明朝中叶史学领域的变化，是由明代中期剧烈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明朝经济，在停滞了100多年以后，到了弘治时期，开始繁荣。“至于弘治，盖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细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8]到了正德末、嘉靖初，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苏州“出吴阊门，迤月城而南，当商货孔道，五民薄城而居，列肆栉比，人习市侩，操奇赢以为常。”正德后，南京“商贾挟货，大者巨万，少者千百”城内各种商行，多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点”嘉靖间，杭州“四方商贾咸辏焉”[9]因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达，嘉靖以后，明朝社会出现了很多的现象，贫富分化，“高下失均”如皖南地区“出贾既多，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已猾侵牟”[10]追求物质欲望似乎成了时尚。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魔力越来越大，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变化。

有诗云：“君不见，长安城内大户家，昔日贫贱今豪华。方其贫时，穷巷人不知，即今富贵年，海内慕其贤。周身皆绮罗，结室亘术陌，出门拥车骑，入门奏管弦”。五侯夜过骅骝马，七贵夕开玳瑁筵。旧时贫贱相交客，今日不敢论畴昔。人生意气当如此，何为贫困守经史！君不见，杨子草玄遭客骂，稽康养生亦横死。明朝拔剑拂衣去，不作寻常儿女子。”[11]这首《行路难》可以看出崇尚财富，已成当时的一种时尚。

相应地，知识分子对于金钱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李贽说：“县城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结于卿门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12]当时，部分文人，不仅观念变化，不再羞于言利，而且也投身商业活动。“至今，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今天，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我们发现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认识明朝社会，也许会更准确一些。贫富分化、靠能力吃饭、追求物质生活、金钱崇拜、知识分子不再羞于言利，所有这些，正是市场经济下才有的现象。具体来说，在史学上表现为经世史学，这是促使明中叶史学由理学化史学走向非理学化史学的重要因素。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社会的进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变动。正德、嘉靖是明代学术新旧更替时期，表现为旧的宋学受到挑战，各种新的学风不断涌现，哲学上，王学兴起，文学上表现为复古行动，这些因素，促成了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二)文化普及，出版业发达，使史学真正走向民间

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大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制度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大多数）平均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间，每三年290名和150名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到了明朝的后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也与之相等”[1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启蒙史学思想家李贽的《藏书》首次在南京出版，由于李贽的新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在封建社会的死潭里，吹起了一股新的浪花，立刻在知识分子圈内引起轰动。据朱国祯讲，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以为奇货，“全不读《四书》本经。”平时聊天，“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这一方面反映了李贽的新论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另一方面我们也正看出明代的出版业发达，给史学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试想，若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又怎能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呢？

(三)实学思潮、启蒙思潮的影响，推动了明代史学的多元化

从明中叶至清中叶，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与宋明理学末流相对应的进步的实学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空淡心性，具体表现为四种精神：1、批判精神；2、经世思想；3、科学精神；4、启蒙思想这四种精神可谓给沉闷僵化的明代史学带来了一些凉爽的风。[14]

当时地主阶段中的社会改革派，认为要拯救社会危机，必须批评“空寂寡实之学”，提倡“经世之学”。于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一个“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实学思潮，乃是明中叶的社会需要。

在考据学和诸子学上，明代进步学者从“明道救世”目的出发，针对明儒“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的恶劣学风，开始复兴子学，倡导考据之风。杨慎（1488—1559）广搜见闻，考证事物，考据之学已开其端，梅鹜针对经书的绝对权威，著有《尚书考异》、《尚书谱》，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以为是孔安国和皇甫谧伪作。陈耀文著有《正杨》、《翼杨》等书，以纠杨慎之谬。万历年间，又出现了陈建（1493—1567）、陈第（1541—1617）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考据学家。陈建著《学部通辨》指斥王学骛虚好高之弊，痛斥王学剿窃禅学，“乱道误人”。陈第著《毛诗古音考》、《杂封传古音考》、《谈诗拙言》、《屈宋古音考》、《尚书疏衍》等。他在经书的真伪、传注等方面，反对“匡坐而谈，暝目而证”，主张用“本证”，“旁证”等科学方法给予考证。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所撰写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两部主要的实学之作。他集中阐述了“六经皆史”的基本论点。他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他还是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命题，黄宗羲治史也着眼于经世，他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术所以经世，亦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史学经世和“六经皆史”的论点，是明清进步思想家投向经学的一把匕首，为清代浙东学派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

从纵向层面看，明清实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其它社会思潮（魏晋的玄学思潮等）一样，有其产生、发展、鼎盛和衰颓的过程，它只是明中叶至清中时这一时期内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市民意识的表现和反映，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实学思潮对明代史学到底产生多大作用时，要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明清实学的社会内容和它赖以产生发展和存在的时代，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是实学思潮反映着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内容。而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史学就把这种时代精神就寓于实学思潮之中。明清史学的变迁过程和实学思潮的演变过程是统一的。

谈到明代的启蒙史学思潮，不能不提到李贽，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史学家。“李贽读书治学，追求不求甚解，注重宏观思考；强调自得，“以我观之始得”。关键的是，李氏论史，有市民思想和基础。[15]李贽生活的嘉、隆、万时代，正是江南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使江南地区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市民阶层逐步成长。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必然会产生新思想，即市民思想。新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就出现了市民文学艺术和市民史学等。李贽生活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家族又有经商传统，这些大小环境的熏陶，就使李贽思想打上了浓厚的市民思想烙印。可以说，没有明朗化的市民思想作基础，李贽就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启蒙色彩的历史学家。启蒙史学思潮反映的是市民思想，因而他必然会为广大的人民接受，因而促进了明代的史学真正走进了市民阶层，对史学的普及功不可没。

启蒙史学流派是符合史学近代化趋势的，中国史学如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条件还不成熟，时代还不允许启蒙史学存在。李贽的思想是一种“空谷足音”，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思想较合拍，而在中国，则超前了近3个世纪，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多跟不上。最后，李贽成为中国启蒙思想发展道路上的祭品，也是情理当中的事，但他毕竟出现过，从李贽开始，晚明的史论史考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眼前。张大龄《玄羽外编》、贺祥《史取》、张燧《千百年眼》、王志坚《读史商语》、钟惺《史怀》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史论作品。其中的钟惺，对纲常的冲击，仅次于李贽。“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四)官修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促使晚明私修本朝史

在上一节中，我提到了官修正史的失败，促使了明代私修的发展。如果说官修本朝的史促进了这一时期私修本朝史的发达，那么嘉靖到万历时期两次重录各朝实录的工作尤是促进私修本朝史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实录，前后历时二年。到万历中期（16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1588年，内阁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政府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1951年完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誊写，但因为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完全是为了学术目的，抄写经常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有了这样的改变，当然也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

实录的大量流传，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资料之便：另外，它也刺激了人们私修本朝史的欲望。因为官修实录的记载受当时政治时局、人缘关系影响，存在许多失实的现象。比如太祖实录曾修三次，“在第三次修改当中，纂修者秉承朱棣旨意，将朱元璋沉韩林儿以及建国后杀戮功臣等事实完全隐瞒不书。特别是与靖难之役有关的人和事，其中所记更严重失实。”[16]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各朝实录中时有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有责任感的史家注意，促使他们希望重修本朝史，纠正官修史书的谬误之处。加之当时的野史，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抱有成见而著书，使之“挟隙而多诬”，有的缺乏史学修养而著书，使之“轻听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诞”。这也使有责任感的史学家深感重修合乎事实的本朝史极为重要。这样，明代后期撰修本朝史的活动，便不仅在民间蓬勃开展起来。而且，出现了注重史实考核的可贵风气，从而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的当代史著作。在这些著作当中，比较有名的是：王世贞的《龠州史料》一百卷，《龠山堂别集》一百卷，它们将永乐时期国修太祖实录而湮灭的太祖、建文两朝的一些事实等考证、记述下来，有许多方面可补实录之不足。

(五)明清易代，促使明代后期史家群体出现

17世纪中叶，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清时统治者乘机进关入京定鼎中原，这使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明清之际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对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史学上，便是当时出现了私人撰写明史的热潮。不同际遇的人士，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撰写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种著作。

这一时期私人进行明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7]

第一，在国破家亡之时，许多人站在遗民立场上的史学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对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朝覆亡的历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总结，其中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使明清之际的史学具有显著的民主性，将传统的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分析明朝上层建筑出发，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为天下三大富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重要主张，在《置相》篇中，他指责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危害性，主张恢复和加重相权，用以限制君权。“反对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主张将最高的权力下移到内阁和培养人才、评议朝政的学校。他的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第二，许多汉族文人站在明朝遗民的立场上，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将耳闻目睹的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加以记录，整理成书，以此来鞭鞑他们感情上的敌人，即满州贵族和农民起义军。并对刚刚灭亡的南明政权，表示哀悼。这样，当时的私人著述中，便出现了如下三大类史书：一是揭露清军入关残暴的，如《扬州十日记》，一是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情况的，如《绥寇征略》、《明季北略》等，一是专记南明史和抗清斗争的如《国寿录》、《隆武纪平》等。

第三，许多人按照自己的看法，研究和撰写有明一代史，当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体裁的有明一代史著，如纪传体，明代史有张岱的《石匮藏书》，傅维鳞的《明书》、查继佐的《罪惟录》，编年体史著有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史著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未》，这些著作作者是以不同身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写明代历史，所以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史学价值。

三、总结

尽管明代的史学出现了进步的因素，但明代史学也有其不足之处，明代史学的局限在于它是封建的史学，由理学化史学到非理学化史学是封建史学的内部范型的转变，不是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这就注定了明代史学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18]

首先，史学的思想是封建的卫道的。顾炎武、王夫之是令人推崇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二，但是他们思想却是落后的、卫道的。他们坚决维护纲常,视李贽、钟惺为天下第一号、第二号异端人物。这样的大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学者更可想而知了。落后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价值观念也是落后的,视野、方法是单一的。

其次,表现为纲常致用的理念太强,学术色彩不够浓。史学有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引导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指挥棒是致用,学术研究气息在大部分时期不够浓,明代史学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决定了明代史著的风格。明代通史、断代史大部分属于改编。所谓“改编”,并不是学术自身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纲常的需要。另外,纲常功能观决定了史著内容的选择及历史评判的标准唯一。晚明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本来是完全可以写出《史记》式的货殖列传,可惜在纲常思想指引下，丰富多彩的时代内容在国史中得不到体现。《皇明书.货殖列传》等货殖列传重点不是宣传这些工商地主是如何发财致富的,而是写他们“富而好德”的事迹。因此,晚明时期的史学风格虽有所变化,但主要反映在形式和治史精神上,在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为了不折不扣的贯彻纲常精神,史书的书法越来越讲究,越来越严，历史学成了评判过往人物忠奸、善恶、是非的法庭。

史学作为学术,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近代史学学术理念发达,而传统史学相反,致用理念发达，史学失去独立的学术价值,史学自然难以有大的发展。总之,明代史学中旧势力太强,尽管出现了启蒙史学思潮,但很难发展为近代史学。

参考文献：

[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14

[2]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2

[3]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2

[4]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5

[5]钱茂伟《论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

[7]叶向高《季汉书序》(《明代史家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386)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9]何塘《柏斋文集》卷7《浙省北新郑部分司题名记》(《明代史学的历程》P.101)

[1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11]张治道《太微集》卷3《行路难》

[12]李贽《焚书》卷2《又与焦弱候》

[1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P.777

[14]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月P.145-154

[15]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342

[1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5

实学经济思想范文篇4

一、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1］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2]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创业从政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们撰写的《大明日历》100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3］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0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等人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备的封建国家机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颁布了各种法令，规定诸司规章，这些法令和规章文书本身原不是史书，但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资料。如1367年开始制定，后经屡次改定，最后于1392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律》以及为解释补充明律而编成的《大诰》、《大诰续编》、《三编》，1393年翟善完成了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职掌作了详细叙述的《诸司职掌》十卷，都属于此类资料。

明代前期的史学是宋元理学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理学化程度比宋元时期还要高。经过长期的角力，叙事史学范型早已为学者所否定，理学化史学观念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正统论的起伏，直接制约了修史活动。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就炽热，重新改写历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务。在明代前期的理学化程度比较高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纲常史学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实录》、方志没有完全理学化，他们的编纂水平可能不高，但总算保住了传统叙事史学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纲常目标，只是没有学者走得那么远，程朱理学化学者追求永恒的道德标准，而政治家更注重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是双方行为不同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外国史地学的异军突起，多少给沉闷的史学局面带来一丝生机。不过，这种成分在当时的史界占的份额不大，因而难以有大的作为。[5]

总的说来，明代前期虽然也出了一些史著，但是不十分理想。原因在于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思想一统，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史学的理学化扼杀了前期史学的生机与活力，从史家队伍结构来分析，前期史加主要是史官，每次官修，都动用了大批的史官。史官之外的出身低层官员的史家队伍十分小。也就胡粹中、范理、陈诚、费信、蒋谊、许浩等人，他们的地位不高，作品微不足道，根本无法与后期的史家群体相提并论。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群体消失了，学术自然也难以有大的作为。

（二）明中叶，史学转型

嘉靖至万历初年，是明朝史学的转型期。史学由理学向非理学转变。一方面，理学化史学依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通史、断代史的改写方面，纲常正统论仍是其指导思想。

宋元史的改写，是这个时期的热点。成书不少，至今留下来的仍有《宋史质》、《宋史新编》，此外，五代史方面还有《唐余纪传》，通史方面有《弘简录》、《左编》、《函史》，这些作品的指导思想，其一是化繁为简，以适合当代读者阅读；其二，是宣传华夷之辨，振兴民族精神。[4]《宋史质》、《唐余纪传》、《弘简录》比较典型。《宋史质》在讲道德正统之余，能兼顾到学术性，这是它的长处，也是此书仍受今人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左编》是一部讲治理的书，同时贯穿了较强的正统思想，是一部政治化、正统化比较高的史著。《函史》是一部从理学家提倡的天人相应关系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史著。有较强的正统、道德色彩，同时也讲道德评判。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作品，这些作品得存在，表明宋明以来理学化史学仍有较大的市场。

另一方面，叙事考信传统受到学者的追捧。正统、嘉靖年间，是明朝学术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时期。经济的进步，引起了学术上的变化。程朱理学受到挑战，王学开始崛起。在这个大背景下，理学受人鄙视，传统的经史文重新受人推崇。这也就是明中叶所谓的史学复古，史学复古就是否定理学化史学，提倡传统的叙事考信史学。

新范型史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理学化史学。正德、嘉靖时期，代表人物是“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万历初期，有王世贞，此外，李梦明、杨慎等人也有批评宋学的言论。批判旧范型史学，为新范型史学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第二，考信的兴起。考信由古籍考据开始，进而延伸到当代史领域。前者的代表是杨慎，胡应麟，后者的代表是王世贞。考信的兴起，表明了明代史学的学术色彩强了。

第三，叙事理论受人重视。新史学的确立，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明中叶以来，虽然没有产生《史通》那样的史学理论专著，但明中叶的史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或改编汉唐经典史学理论之作《史通》，如陆深《史通会要》；或对历代名著编纂的得失进行系统的思考，寻求合适的修史模式，这方面梁梦龙、卜大有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或汇编，宣传传统史学名著中蕴含的理论精义。明中叶人“取节”古人的史学理论，偏重史法、史体、考信、纪事。这些思想遗产的吸收，对明代史学的转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四，新范型理论下的编纂实践。明中期的当代史编纂，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陈建为代表的编年史派，讲究资治，以继《通鉴》为已任；一是以郑晓、王世贞、魏显国为代表的马班风格派，以恢复综合体为已任。[6]“新史学”讲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也注重学术研究，史学的社会功能、学术功能结合得比较好，从影响来说，这一派显然占据上风，作品也多。程朱理学一统局面的打破，为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学术文化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学者群体得以崛起。从史学队伍结构来说，中期已不同于前期，以官员型学者为主，说明这一时期史学的转型是由一批上层学者带动起来的，学者群体的崛起，是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使中国史学走上了正常发的道路。

（三）明末清初，史学日趋多元化

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官修本朝正史开始，至清朝康熙十八年（1629年），官修《明史》开馆，是我们所说的明未清初时期。这个时期，从政治上来讲，经历了明清两朝的更替，统治民族也经历了汉族与满族之间的交替。但从史学的发展来说，它们之间却是连贯的。

明末清初史学的主旋律无疑是明史（当代史）的编纂。万历年间官修本朝史有两项重大的活动：即重修《大明会典》和政府主持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四年（1576年），明神宗下会重修《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修成，共二百二十八卷。与以前的《明会典》相比，万历重修者增加了正德至万间事例。它以六部为纲，详述了诸司职掌与事例，内容丰富，“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万历中期，大学士陈于陛建议政府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明神宗遂命陈于陛、沈一贯、冯琦等人负责，开馆纂修。“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二十四年陈于陛病死，所写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宫内三大殿发生火灾而烧毁，修史工作没能继续下去。这次纂修本朝史，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此基础上却留下了两部书，即《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五卷，附录一卷，它在著录书籍时，注重分类，颇有参考价值。《国朝献征录》是一部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按官爵、地位分列，收录了洪武至嘉靖年间的人物，材料相当丰富。

万历朝官修本朝史的失败，促使私人纷纷代庖；明清易代，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也促进了明史的编修。在通史、断代史编纂方面，成绩仍不理想，因为正统论是宋明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到了晚期，它并没有随着实学的兴起而退出历史舞台，在部分学人那儿，反而越陷越深。叶向高认为“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统之害，及于人心也道者尤其。”［7］徐奋鹏、郑郊是二统论者，在他们的著作《古今治统》、《史统》中，他们将正统论付诸了实践。

晚明史中出现了不少新的史学现象，李贽是明代启蒙史学思潮的第一人。《童心说》不仅表现了李贽的文学思想，更重要地是系统阐述了李贽的启蒙思想。张燧是一个实学化的学者，《千百年眼》是介于史考与史评之间的晚明史学杰作。钟惺的《史怀》是晚明优秀的史评著作。钟惺以破坏纲常出名，在晚明和李贽齐名，被顾炎武、王夫之认为是“导天下于乱的洪水猛兽式人物”。《史纠》开了历代正史研究之先河。

此外，晚明史学工具书的编纂、科学文化下的教科书编纂、通俗史学走向民间值得注意。明代编纂了不少史学方面的工具书，其中，晚明王光鲁的《阅史约书》最值得注意。王氏是专门编纂工具书的学者，于此可见，晚明的工具书编纂有专业化、职业化趋势。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应试的群体数量很大，所需要的应试用书市场也很大，为适应种种科考局面，晚明出现了不少的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学术水平不高，但它传播历史之功不可忽，这是促使史学走向民间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通俗史学兴盛，通俗史学的主要形式是讲史与历史演义。高层次的史家往往不屑通俗史学，不过，也有人肯定其通俗手法，甚至借助其形式，创作历史味更浓的意义。

谈到明末清初的史学，不能不提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家，黄宗羲的学术史成就，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顾炎武的考据学成就，无疑给中国史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修史队伍来看，私修强、官修弱是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从私修队伍结构来看，晚明史家群体官员型史家与职业史家群体并重，职业史家群体的崛起，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明代史学日趋多元的原因

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以后，史学何以出现多元化的发展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普及、出版业的发达、实学思潮、启蒙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官修正史的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明清朝代的更替；则促进了当代史编纂的繁荣。总之，自明中叶社会松动以后，统治者就再也统不住了，于是各种思想就显得异彩纷呈了。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史学的转型

文化的变化，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寻找来源，明朝中叶史学领域的变化，是由明代中期剧烈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明朝经济，在停滞了100多年以后，到了弘治时期，开始繁荣。“至于弘治，盖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细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8]到了正德末、嘉靖初，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苏州“出吴阊门，迤月城而南，当商货孔道，五民薄城而居，列肆栉比，人习市侩，操奇赢以为常。”正德后，南京“商贾挟货，大者巨万，少者千百”城内各种商行，多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点”嘉靖间，杭州“四方商贾咸辏焉”[9]因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达，嘉靖以后，明朝社会出现了很多的现象，贫富分化，“高下失均”如皖南地区“出贾既多，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已猾侵牟”[10]追求物质欲望似乎成了时尚。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魔力越来越大，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变化。

有诗云：“君不见，长安城内大户家，昔日贫贱今豪华。方其贫时，穷巷人不知，即今富贵年，海内慕其贤。周身皆绮罗，结室亘术陌，出门拥车骑，入门奏管弦”。五侯夜过骅骝马，七贵夕开玳瑁筵。旧时贫贱相交客，今日不敢论畴昔。人生意气当如此，何为贫困守经史！君不见，杨子草玄遭客骂，稽康养生亦横死。明朝拔剑拂衣去，不作寻常儿女子。”[11]这首《行路难》可以看出崇尚财富，已成当时的一种时尚。

相应地，知识分子对于金钱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李贽说：“县城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结于卿门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12]当时，部分文人，不仅观念变化，不再羞于言利，而且也投身商业活动。“至今，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今天，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我们发现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认识明朝社会，也许会更准确一些。贫富分化、靠能力吃饭、追求物质生活、金钱崇拜、知识分子不再羞于言利，所有这些，正是市场经济下才有的现象。具体来说，在史学上表现为经世史学，这是促使明中叶史学由理学化史学走向非理学化史学的重要因素。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社会的进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变动。正德、嘉靖是明代学术新旧更替时期，表现为旧的宋学受到挑战，各种新的学风不断涌现，哲学上，王学兴起，文学上表现为复古行动，这些因素，促成了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二)文化普及，出版业发达，使史学真正走向民间

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大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制度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大多数）平均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间，每三年290名和150名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到了明朝的后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也与之相等”[1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启蒙史学思想家李贽的《藏书》首次在南京出版，由于李贽的新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在封建社会的死潭里，吹起了一股新的浪花，立刻在知识分子圈内引起轰动。据朱国祯讲，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以为奇货，“全不读《四书》本经。”平时聊天，“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这一方面反映了李贽的新论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另一方面我们也正看出明代的出版业发达，给史学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试想，若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又怎能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呢？

(三)实学思潮、启蒙思潮的影响，推动了明代史学的多元化

从明中叶至清中叶，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与宋明理学末流相对应的进步的实学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空淡心性，具体表现为四种精神：

1、批判精神；

2、经世思想；

3、科学精神；

4、启蒙思想这四种精神可谓给沉闷僵化的明代史学带来了一些凉爽的风。[14]

当时地主阶段中的社会改革派，认为要拯救社会危机，必须批评“空寂寡实之学”，提倡“经世之学”。于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一个“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实学思潮，乃是明中叶的社会需要。

在考据学和诸子学上，明代进步学者从“明道救世”目的出发，针对明儒“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的恶劣学风，开始复兴子学，倡导考据之风。杨慎（1488—1559）广搜见闻，考证事物，考据之学已开其端，梅鹜针对经书的绝对权威，著有《尚书考异》、《尚书谱》，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以为是孔安国和皇甫谧伪作。陈耀文著有《正杨》、《翼杨》等书，以纠杨慎之谬。万历年间，又出现了陈建（1493—1567）、陈第（1541—1617）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考据学家。陈建著《学部通辨》指斥王学骛虚好高之弊，痛斥王学剿窃禅学，“乱道误人”。陈第著《毛诗古音考》、《杂封传古音考》、《谈诗拙言》、《屈宋古音考》、《尚书疏衍》等。他在经书的真伪、传注等方面，反对“匡坐而谈，暝目而证”，主张用“本证”，“旁证”等科学方法给予考证。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所撰写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两部主要的实学之作。他集中阐述了“六经皆史”的基本论点。他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他还是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命题，黄宗羲治史也着眼于经世，他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术所以经世，亦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史学经世和“六经皆史”的论点，是明清进步思想家投向经学的一把匕首，为清代浙东学派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

从纵向层面看，明清实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其它社会思潮（魏晋的玄学思潮等）一样，有其产生、发展、鼎盛和衰颓的过程，它只是明中叶至清中时这一时期内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市民意识的表现和反映，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实学思潮对明代史学到底产生多大作用时，要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明清实学的社会内容和它赖以产生发展和存在的时代，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是实学思潮反映着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内容。而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史学就把这种时代精神就寓于实学思潮之中。明清史学的变迁过程和实学思潮的演变过程是统一的。

谈到明代的启蒙史学思潮，不能不提到李贽，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史学家。“李贽读书治学，追求不求甚解，注重宏观思考；强调自得，“以我观之始得”。关键的是，李氏论史，有市民思想和基础。[15]李贽生活的嘉、隆、万时代，正是江南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使江南地区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市民阶层逐步成长。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必然会产生新思想，即市民思想。新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就出现了市民文学艺术和市民史学等。李贽生活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家族又有经商传统，这些大小环境的熏陶，就使李贽思想打上了浓厚的市民思想烙印。可以说，没有明朗化的市民思想作基础，李贽就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启蒙色彩的历史学家。启蒙史学思潮反映的是市民思想，因而他必然会为广大的人民接受，因而促进了明代的史学真正走进了市民阶层，对史学的普及功不可没。

启蒙史学流派是符合史学近代化趋势的，中国史学如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条件还不成熟，时代还不允许启蒙史学存在。李贽的思想是一种“空谷足音”，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思想较合拍，而在中国，则超前了近3个世纪，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多跟不上。最后，李贽成为中国启蒙思想发展道路上的祭品，也是情理当中的事，但他毕竟出现过，从李贽开始，晚明的史论史考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眼前。张大龄《玄羽外编》、贺祥《史取》、张燧《千百年眼》、王志坚《读史商语》、钟惺《史怀》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史论作品。其中的钟惺，对纲常的冲击，仅次于李贽。“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四)官修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促使晚明私修本朝史

在上一节中，我提到了官修正史的失败，促使了明代私修的发展。如果说官修本朝的史促进了这一时期私修本朝史的发达，那么嘉靖到万历时期两次重录各朝实录的工作尤是促进私修本朝史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实录，前后历时二年。到万历中期（16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1588年，内阁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政府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1951年完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誊写，但因为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完全是为了学术目的，抄写经常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有了这样的改变，当然也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

实录的大量流传，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资料之便：另外，它也刺激了人们私修本朝史的欲望。因为官修实录的记载受当时政治时局、人缘关系影响，存在许多失实的现象。比如太祖实录曾修三次，“在第三次修改当中，纂修者秉承朱棣旨意，将朱元璋沉韩林儿以及建国后杀戮功臣等事实完全隐瞒不书。特别是与靖难之役有关的人和事，其中所记更严重失实。”[16]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各朝实录中时有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有责任感的史家注意，促使他们希望重修本朝史，纠正官修史书的谬误之处。加之当时的野史，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抱有成见而著书，使之“挟隙而多诬”，有的缺乏史学修养而著书，使之“轻听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诞”。这也使有责任感的史学家深感重修合乎事实的本朝史极为重要。这样，明代后期撰修本朝史的活动，便不仅在民间蓬勃开展起来。而且，出现了注重史实考核的可贵风气，从而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的当代史著作。在这些著作当中，比较有名的是：王世贞的《龠州史料》一百卷，《龠山堂别集》一百卷，它们将永乐时期国修太祖实录而湮灭的太祖、建文两朝的一些事实等考证、记述下来，有许多方面可补实录之不足。

(五)明清易代，促使明代后期史家群体出现

17世纪中叶，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清时统治者乘机进关入京定鼎中原，这使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明清之际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对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史学上，便是当时出现了私人撰写明史的热潮。不同际遇的人士，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撰写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种著作。

这一时期私人进行明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7]

第一，在国破家亡之时，许多人站在遗民立场上的史学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对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朝覆亡的历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总结，其中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使明清之际的史学具有显著的民主性，将传统的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分析明朝上层建筑出发，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为天下三大富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重要主张，在《置相》篇中，他指责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危害性，主张恢复和加重相权，用以限制君权。“反对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主张将最高的权力下移到内阁和培养人才、评议朝政的学校。他的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第二，许多汉族文人站在明朝遗民的立场上，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将耳闻目睹的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加以记录，整理成书，以此来鞭鞑他们感情上的敌人，即满州贵族和农民起义军。并对刚刚灭亡的南明政权，表示哀悼。这样，当时的私人著述中，便出现了如下三大类史书：一是揭露清军入关残暴的，如《扬州十日记》，一是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情况的，如《绥寇征略》、《明季北略》等，一是专记南明史和抗清斗争的如《国寿录》、《隆武纪平》等。

第三，许多人按照自己的看法，研究和撰写有明一代史，当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体裁的有明一代史著，如纪传体，明代史有张岱的《石匮藏书》，傅维鳞的《明书》、查继佐的《罪惟录》，编年体史著有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史著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未》，这些著作作者是以不同身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写明代历史，所以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史学价值。

三、总结

尽管明代的史学出现了进步的因素，但明代史学也有其不足之处，明代史学的局限在于它是封建的史学，由理学化史学到非理学化史学是封建史学的内部范型的转变，不是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这就注定了明代史学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18]

首先，史学的思想是封建的卫道的。顾炎武、王夫之是令人推崇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二，但是他们思想却是落后的、卫道的。他们坚决维护纲常，视李贽、钟惺为天下第一号、第二号异端人物。这样的大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学者更可想而知了。落后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价值观念也是落后的，视野、方法是单一的。

其次，表现为纲常致用的理念太强，学术色彩不够浓。史学有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引导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指挥棒是致用，学术研究气息在大部分时期不够浓，明代史学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决定了明代史著的风格。明代通史、断代史大部分属于改编。所谓“改编”，并不是学术自身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纲常的需要。另外，纲常功能观决定了史著内容的选择及历史评判的标准唯一。晚明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本来是完全可以写出《史记》式的货殖列传，可惜在纲常思想指引下，丰富多彩的时代内容在国史中得不到体现。《皇明书.货殖列传》等货殖列传重点不是宣传这些工商地主是如何发财致富的，而是写他们“富而好德”的事迹。因此，晚明时期的史学风格虽有所变化，但主要反映在形式和治史精神上，在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为了不折不扣的贯彻纲常精神，史书的书法越来越讲究，越来越严，历史学成了评判过往人物忠奸、善恶、是非的法庭。

史学作为学术，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近代史学学术理念发达，而传统史学相反，致用理念发达，史学失去独立的学术价值，史学自然难以有大的发展。总之，明代史学中旧势力太强，尽管出现了启蒙史学思潮，但很难发展为近代史学。

参考文献：

[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14

[2]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2

[3]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2

[4]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5

[5]钱茂伟《论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

[7]叶向高《季汉书序》(《明代史家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386)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9]何塘《柏斋文集》卷7《浙省北新郑部分司题名记》(《明代史学的历程》P.101)

[1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11]张治道《太微集》卷3《行路难》

[12]李贽《焚书》卷2《又与焦弱候》

[1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P.777

[14]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月P.145-154

[15]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342

[1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5

实学经济思想范文篇5

市：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造就有真才实学、能真抓实干的干部队伍。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云川书记来廊坊调研时所提要求的理解，进一步认识到真才实学是干成事、干好事的基础和关键，只有打造一支“有真才实学，能真抓实干”的党员干部队伍，才能不断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一是努力提高驾驭工作的能力。注重强化政策理论学习，注重抓好教育培训，注重实践锻炼，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二是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作风。坚持用最实的办法解决最难的问题，制定完善党政领导班子考核评价办法，坚持“用成果说话，让群众来评”去衡量干部工作业绩，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努力树牢真抓实干的作风。三是凝聚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从抓市委班子自身建设入手，引导各级班子积极进取、创优争先，努力在全市上下形成真抓实干、争先创优的工作局面。

市：只有找准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如果把解放思想比作钥匙，必须弄清楚锁在哪里。到目前为止，大家认识比较集中的障碍沧州发展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虽然沧州地处沿海，但由于历史上有海无港，再加上滩涂是烂泥滩，沿海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利益，人们对沿海没有任何向往，海洋意识比较淡漠。直到今天，一些干部对沿海意识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发展沿海经济，仍感到无所适从。二是我们身处沿海开放的一线地区，早在1988年就被国务院列为沿海开放城市，但我们的开放意识、开放思维以及开放的能力，与沿海的区位很不相称，甚至与最狭义的建设沿海城市的要求都不适应。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在一片荒滩、一张白纸上起步的滨海港城，仍旧盖出了一片片“火柴盒”。三是全市上下加快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有些干部在优化发展环境上“叶公好龙”，酒足饭饱后常常大声疾呼解放思想，张口闭口河北不如山东解放，沧州不如德州解放，而一遇到具体问题，则左顾右盼，久拖不决，再也想不起山东和德州。如果再涉及到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则一根毫毛都动不得，拿着红头文件办傻事甚至办坏事，既不是上级发改部门不批，也不是上级环保部门限批，而是自己憋死自己、自己卡死自己。四是今天我们是在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发展，但在许多同志的潜意识中，仍存有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中遇到的问题却总是习惯从带着计划经济烙印的经验中寻找答案，结果处处碰壁，使许多简单的问题一筹莫展。五是在许多民生问题上，一些干部无所作为，其中既有客观上受“吃饭财政”制约、心有余力不足的问题，也有认识不到位、感情不到位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说明，解放思想仍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通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扫平坎坷成大道”，真正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市：坚持把解放思想的落脚点放在破解难题上，以思想解放引领发展，以发展实践检验大讨论活动成效。解放思想既是认识过程、思维过程，更是实践过程。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就是要解决问题，查不出问题就是“走过场”，不解决问题就是“空对空”。针对“八大难题”，分别明确牵头领导和责任部门，制定整改措施，强力推进落实。对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我们要求每个单位都要结合实际，找出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列出单子，拿出方案，上报市委、市政府。活动开展以来，针对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提出“三管齐下、突破东部”，在基础设施、财力支持和干部使用等方面突破常规向东部倾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针对钢铁、煤炭占经济总量23%以上、产业结构偏重问题，我们提出结合节能减排，突出做好延长钢铁、煤炭产业链条的大文章，积极发展装备制造、煤化工等下游产业，去年全市新兴产业项目投资占总投资比重达23.5%，比上年提高13.5个百分点，初步测算全市万元GDP能耗比上年下降6.46％。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我们投资1.8亿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行政服务中心，59个部门正式入驻，元月2日开始运行。我们还提出民生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制定了《民生工程三年规划》，提出三年时间办好38件实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实学经济思想范文篇6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市五次党代会、区五次党代会精神，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总要求，以“夯实基础、强化服务、加快发展”为主题，以“四落实、四服务”为载体，联系街道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街道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努力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强堡垒、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确保街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推进街道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方法内容

（一）动员布置。及时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制定学习计划，发放学习资料，提出指导意见。

（二）组织学习。做到“三落实”，即：①落实学习人员。这次学习活动的范围是街道三个支部党员，通过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发放学习资料等多种形式，抓好党员干部的学习，确保学习质量。②落实学习内容。要按街道制定的学习计划逐篇进行学习，并努力在学深学透上下功夫。③落实学习制度。坚持每周一政治理论学习，抓好中心组、党支部、党小组的学习，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吸收和借鉴好的经验、好的做法。

（三）保证效果。采取专题辅导、经验交流。组织举办科学发展观专题辅导会及街情教育。交流心得体会，相互帮助，提高认识。

三、学习内容

（一）政治理论学习

充分利用每周一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时间，学习省、市、区关于深入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相关文件精神，《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省第十次党代会、市第五次党代会、区五届三次党代会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区委近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

（二）中心组学习

三月份：学习《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

四月份：学习《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1-25页。

五月份：学习十七大报告、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六月份：学习《、邓小平、论科学发展观》

七月份：学习《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77-112页。

八月份：学习《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三）党支部的学习

机关三个支部要制定学习计划，利用支部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及个人自学的方式组织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学习。

（四）专题辅导学习

以“夯实基础、强化服务、加快发展”为主题，结合街道实际，围绕科学发展观、街情、治庸治懒等作专题辅导。

3月23日：街道党工委书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同志作科学发展观专题辅导。

4月6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同志作街情专题讲座。

4月20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同志作“治庸治懒”专题讲座。

4月27日：请党校专家作专题讲座。

实学经济思想范文篇7

在学习中，紧紧围绕学理论、学典型、学先烈，我参加了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做到了四个落实：一是落实了学习内容。按照支部要求，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逐篇通读。集体讨论。认真领会，把握实质，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达到以学习促工作的目的。二落实学习制度，每次学习教能积极参加，无请假现象。三是落实学习形式。不仅学习理论，而且还到镇平彭雪枫纪念馆学先烈，听马庆德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专题学习后，能够积极开展讨论，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讲感受、谈体会。四是落实学习效果。在学习《读本》中，能认真做好摘要，提纲携领，帮助理解领会；在听党课和报告中，能写好听课笔记，并按时完成了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的学习、撰写，从而使自己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收获。

通过学习教育活动，使我对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即：一是要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坚定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保持清醒的政治敏锐性和敏感性，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表率。二是要有较强的党性。时时刻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洁奉公，在工作和生活中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三是要有良有好的作风形象。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求真务实，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浮夸，热情为基层服务，为“科技兴宛”和“工业立市”服务。四是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创造优良的工作成效。以改革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树立全局观念，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勤勤恳恳，任营任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结合人事工作实际，就是要以开拓创新的思路，以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服务我市经济建设作大文章。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认为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工作。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工作上开拓进取，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二是要有较强的党性观念。时刻牢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切工作和生活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实学经济思想范文篇8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实现幸福乳山建设做出积极的努力。

二、学习时间

学习时间：将每周五下午确定为定期的集中学习时间，每次学习时间不少于两小时，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安排学习配档，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

三、学习内容

1、政治理论学习。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央及各级的重大决策、政策法规，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及上级重要会议、文件精神。

2、法律法规学习。学习依法行政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认真研究机关各项规章制度。

3、业务知识学习。围绕我局中心工作，重点在金融、上市、重点项目管理、跑上争资、农业、医改等方面的内容，认真组织学习讨论，不断增加全体党员干部的综合能力和业务素质。

4、国家政策、产业政策学习。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提高对经济形势的预测和分析能力；紧跟国家产业政策步伐，保证及时提报国家支持、鼓励的项目；熟悉掌握市情，认真学习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思路、目标、任务、方法和途径，不断提高用知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水平。

5、廉政知识。学习相关政策法规，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要求。重点学习中纪委十七届六中全会及省市纪委全会精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

6、其他。法律法规、计算机网络知识、健康保健知识等知识。

四、学习形式

1、集中学习。利用每周五的学习时间，认真组织，保证每周的学习时间不少于2小时，并留有学习记录。

2、登台讲学。认真开展“人人登讲台”活动，由党员干部自行确定题目，登台讲课，每名党员干部每年至少要围绕围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讲课一次。

3、自主选学。组织干部自主选学培训。借助报刊、杂志、网络等，不断学习各项业务知识，留有不少于5000字的学习笔记。

4、调研践学。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和单位重点工作，安排干部到基层进行调研，每名干部撰写一篇有价值的调研报告。

5、定期考学。结合单位实际，建立干部学习考试制度，开展学习测试，每季度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1-2次测试。

6、专家讲课。聘请业务专家，围绕国家最新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思路，对我局党员干部进行专题讲解，以提高干部职工对经济政策的了解，把握全市经济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五、学习要求

1、严肃学习制度。要自觉遵守有关学习的纪律或规定，建立严格的考勤制度，由办公室统一考核，确保学习时间、内容的落实。因故没有参加学习的人员必须向分管领导请假，个人自学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自学时间和学习内容。

实学经济思想范文篇9

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战略思想，是党中央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发展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每位党员同志必须落实的政治任务。流动党员作为党员队伍的一个特殊群体，开展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意义重大而深远。下面，我代表##市人事局党委，就如何在人事人员党员中深入开展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谈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大意义

积极参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每位党员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党性原则和修养，提升干事创业本领的重要思想源泉，是加强流动党员队伍和党组织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流动党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客观需要。流动党员是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广大流动党员必须充分认识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以高度自觉的态度参与到活动中来，切实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各自岗位上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明确步骤，精心组织，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根据市人事局党委的统一部署，本次学习实践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其中，学习调研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统一思想，紧密联系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和流动党员思想实际，夯实学习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分析检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照学习调研情况，紧密联系实际，找准问题、分析原因，理清思路、明确措施，认真搞好分析检查。整改落实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整改方案确定的各项措施，逐一抓好落实。

三、灵活方式，狠抓落实，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落到实处

本次学习实践活动，我们将坚持集中学与个人学相结合，以个人自学为主；现场学与网上学相结合，以网上学习为主；现场讨论与在线交流相结合，以在线交流为主的原则进行。把网上学习作为学习的主要形式。“##人才”网是流动党员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主要载体，广大流动党员及时登陆网站，了解活动动态。按照人事流动党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的部署和要求，自觉学习相关书目和资料，自觉记录学习笔记，切实把自己的思想、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上来，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四、加强领导，多措并举，推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面开展

##市人事局党委对做好流动党员的学习活动十分重视，把开展流动党员的学习实践活动作为全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进行部署，因地制宜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是人才服务中心党支部成立了流动党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并安排专职人员为流动党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提供帮助和服务，加强对活动的指导督察，落实学习计划，确保流动党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实效。二是结合流动党员人员分散，大块时间少，集中学习难度大等情况，在##人才网站建立了党员学习平台，利用网络快捷、方便、低成本、高效率等特点，向流动党员发送学习计划、时间配档表、阅读材料等，并通过网络交流学习体会，确保让每一名党员都参与到活动中来。三是组织党员骨干集中学习培训，把骨干培训作为搞好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发挥骨干的带动影响作用，促进活动各项内容的落实。四是开展评选学习标兵活动，调动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五是组织流动党员参加革命传统教育，净化心灵，陶冶情操，解放思想，干事创业。

实学经济思想范文篇10

一、加强学习，寡欲清心。

人生不可能不学习。特别是作为一名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学习能使自己认识世界，学习能明确人生的方向，学习能使自己寡欲清心。年，按照局党委的安排，我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扎实学习和践行科学发展观，对当前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和油田发展充满了信心。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一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们党和国家、我们的民族经历了罕见的磨难和悲伤，经历了伟大的自豪与喜悦，经历了重大的挑战和考验，也经历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击与拼搏。出口受阻，失业率上升，经济下滑，可以说是历史罕见，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顽强拼搏，及时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实现了gdq增长8%的目标，夺取了抗击严重经济危机的重大胜利，事实再次证明了我们党的英明伟大，为此，我为党的正确领导深感无比的自豪和幸福。盘点油田各项事业的发展，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无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原油生产，职工生活等都取的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这都与局党委和管理局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我为有如此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深感无比的自豪和幸福，另外，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各方面有一个适应过程，经过一段时间后慢慢就适应了，刚退下来时，有些茫然，好像失去了人生前进的方向，现在想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到一定年龄必然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耳鸣眼花，腰酸背疼，势必影响工作，退居二线正是体现了组织的关怀和爱护，还有什么不痛快的呢，再说老年工作处给与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按时安排健康疗养，健康查体及各种活动，也使我们收获了愉快和温暖，知足长乐，在此，我要感谢老年工作的领导及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是他们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二、廉洁自律情况

严格按照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提出的“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要求，努力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严格执行“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搞阳奉阴违、自行其是；重大事情和工作及时向党组汇报；没有收受礼金和有价证券，配偶及子女无经商办企业行为。按照提出的“八荣八耻”，生活简补、清正廉洁、没有发生任何违法违纪的行为。

积极参加了“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活动”，认真学习了“、邓小平、论科学发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通过学习，认识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最新成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真正把思想方法转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我时刻牢记党的宗旨，自觉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警钟长鸣。加强政治思想修养和党性锻炼，严以律己，做到自觉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认真执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若干准则》的要求，不断增强廉洁从政意识，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按普通党员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生活上追求享受、作风上华而不实、政治上原则性差的不良作风。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切实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励。

年，我积极履行岗位职责，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和党纪政纪，思想认识有了较大的收获和提高